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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7 16:40:48

社会教育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篇(1)

二、“新”教育社会学发展趋势及其批判

(一)“新”教育社会学的学科融合

吴康宁教授认为,从60年代末开始,西方教育社会学逐渐繁衍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出现了形形的学派,从而使教育社会学进入一个学派争鸣的时期。而到了90年代以后,教育社会学虽然存在多元化发展,但各学派之间的论争渐渐少了,出现了多元共存共融和形成教育社会学共同体的发展态势。米歇尔·扬的《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的新方向》一书将教育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作为传授知识主要渠道的学校课程纳入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在70年代中期,美国一些学者也参加了“新”教育社会学的讨论。如阿普尔作为课程论领域中的政治———社会派激进主义的“重构概念论者”运动的领袖出现的,他是从课程论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开始的。在70年代末,他在《新教育社会学:分析的文化与经济再生产》一文中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激进的教育社会分析概括在“新”教育社会学之中。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社会教育论文篇(2)

2大学生公德缺失原因的分析

首先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大学生多数为90后,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父母对孩子的宠爱造成孩子自理能力差、自我中心意识强。并且社会责任感降低。经常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这样的孩子走入大学校园,很难适应大学生活,遇到集体活动表现得不够积极,集体宿舍里表现得孤立、格格不入。经常被称作有个性一族。这种社会意识、集体意识薄弱的群体在走入社会后也经常表现出团队意识、合作意识不强。其次,学校对学生公德的培养欠缺,长久以来的教育体制中,注重学生的分数,忽视道德教育。学生进入初高中后,这一点更为明显。曾在2009年,湖南省一私立中学下晚自习后发生踩踏事件,8名学生遇难,26人受伤。这一事件在向我们说明学校的教育中欠缺了对学生公德意识的培养,在公共场合,楼道里行走要靠右通行,缓慢通行不推撞,互相谦让不喧哗。在学校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也更多关注成绩,最终能否考入理想的大学是由成绩决定的。而在大学开设的两课中,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生旷课、课上不听讲等现象屡见不鲜。认为思政课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其他认真听课的学生也往往是知而不行。例如课上讲到要爱护公物,课下就有在课桌上乱写乱画的。所以说培养社会公德的意识并没有落实到践行环节。所以在学生心目中考试始终是划分课程重要程度的唯一标准,这是长久以来教育体制遗留下来的阴影。再次,社会上不良环境影响。大学生在年龄上进入成年人行列,但是在思想意识上受外在环境影响较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出现形形的不分美丑、善恶现象。例如金钱至上、权钱交易、制假造假等等丑恶现象,它使得大学生容易走向功利化、世俗化。大学校园经常看到四六级替考、卖答案、毕业论文等广告。这些背离诚信、亵渎知识的行为在诱因着青年一代。势必对其社会公德的养成起着严重的负面影响。最后,信息时代网络的冲击。在信息时代极大发展的前提下,人们生活空间由现实社会已经扩展到了虚拟空间中来,当代的大学生对于网络的依赖程度超乎想象,作业、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很多情况下不经过独立思考,直接到网上抄袭。网络聊天、购物、冲浪游戏占据了个人大部分生活空间,在一个没有严格制度约束的自由空间里,道德主体需要用自律意识去约束自己的言行,可是对于各种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却缺乏明确的道德判断标准的主体来讲,自律意识显得那么薄弱。所以在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沉迷网络、欺骗、制造谣言、浏览等等行为。

3当代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手段

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社会公德是衡量其个人品质的重要标准,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自我价值,而在于他的社会价值,这一点不仅指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更在于他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要提升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公德意识。笔者认为高校尤其是思政课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站在前沿阵地笔者也试图探索出能内化道德行为意识,外化道德行为习惯的一种模式,从根本解决问题。

3.1教与学结合,注重细节

高校开设“两课”,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门课程站在理论前沿,对于加强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具有战略优势,高校要抓好时机,利用教的优势,培养学的兴趣。主要体现在课堂的教学环节,要坚持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站稳大学生思想阵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培育学生。在教学方法上要选取真实且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例如在讲授文明过马路时,选取中国式过马路的惊险片段播放,以此加强学生对社会公德的敬畏意识。让教与学间有结合,让学生体会学的必要性、紧迫感。所以要抓住教的细节,切忌过粗、过于形式化的泛泛而谈。文明出游、餐桌礼仪。握手礼仪、水电资源的合理利用、助人为乐等等教学环节。尤其要强调对细节的关注。

3.2信与守统一,坚守信仰

在社会生活中,当面对道德困境时很多大学生往往表现出困惑,例如当问道“有老人路边被撞倒,你是否敢扶?”时,大家会联系到2008年彭宇案,大学生扶老人被判赔7.9万元。同样在2014年,发生在武汉街头,一老人骑车摔倒手骨折,“最美女生”勇敢扶起。所以善恶美丑的鲜明对比更有利于锤炼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要广泛开展学习先进典型和道德模范、最美人物和身边好人活动,用人们信服的榜样进行引领,用令人敬仰的模范先进示范,形成见贤思齐、尊道尚德的浓厚氛围。使大学生群体坚信社会的道德主流是向善的,培养大学生对社会公德的坚守。提高其道德信仰。

社会教育论文篇(3)

2社会教育职能的再认识

社会教育,顾名思义,是面向全社会及其成员的教育,是开放式的,不同于学校象牙塔阶段式的教育模式。“据记载,1835年德国的教育学者狄斯特威格在其《德国教师陶冶的引路者》一书中最早使用‘社会教育’一词。”①一般认为,“社会教育这一概念是从日本传入我国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我国学界开始以日本为媒介大面积地学习西方,许多新的名词纷纷传入我国,留学日本的许多学者纷纷撰文介绍日本的教育学说。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日本教育学界被广泛使用的‘社会教育’一词,经日文转译传入我国。”②曾经留学德国的蔡元培先生曾积极推动社会教育,认为教育不局限于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兴办了一批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展览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并将其定位为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就图书馆而言,长期以来主要是收集、整理、保管并利用图书情报资料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而开展社会教育的功能和职能未充分发挥,使得普通公众对公共图书馆的认识不甚全面。改革开放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发展较快,而社会教育相对滞后。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教育加以阐释,比如,有从教育对象进行分析的,也有从教育内容本身解释的,还有从教育功能视角论述的,无论从何种角度考察社会教育,都不可离开教育的本体和本义,即,教育是教养和培育。东汉大文人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中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20世纪初,随着现代学校体系逐步建立“,教育”一词成为中国社会常用词。我国学者的论述多见于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与各类学校的教育职能的相异性,试图严格区别二者,或者视二者为互补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从教育本义而言,二者应是互通互融的,或者说相互交织互动的,很难说,受学校教育的社会成员无需受到公共图书馆所提供的社会教育影响,也不能说,二者是两个独立的阶段。当然,这并非将二者混为一谈。当前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受诸多条件限制,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虽然各种信息技术手段不断更新,并应用于开展读者服务,但还是以静态的实体书籍资料或电子文本文献提供的便利性为主要目标。这就相当于图书馆这一知识平台由传统地域限制转变为地域限制模糊化,能为更多人提供知识服务,但仍然是在网络信息技术条件下“加工—保存—提供”的传统工作循环。国际图联明确提出公共图书馆应开展社会教育,作为其基本职能之一。近些年,国内有条件的公共图书馆,从社会各界邀请相关专业人士,开展诸多讲座,或开设讲坛,组织基本技能培训等,但缺乏连续性,或者间隔周期太长,类似“蜻蜓点水式”的读者服务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教育效应比较有限。内在因素是公共图书馆本身缺乏一套相关授业队伍,更多的从业人员是转为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从事图书资料的编目、加工、保存和借阅等流水线工作。基于这种现状,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难以有效发挥,因此,要从根本上改观这种局面,应从内部革新着手,吸纳、训练、培养一批具备相关领域授业水准的专门人才队伍,以确保作为社会文化教育机构的主体地位和实施科学的社会教育活动;另可结合现代远程教育模式,开展远程网络社会教育,从而拓展公共图书馆实践社会教育职能的空间,为施教者和受教者之间减少物理距离并节约耗费时间。如此,社会公众对公共图书馆的认识势必会更全面,其社会认知度也随之提高,社会教育实践的有效开展可持续性增强。

3社会教育职能的人文关怀

上文提及公共图书馆应结合现代科技,吸纳、培养专门的社会教育施教队伍,有效履行社会教育职能,那么,面对十分宽泛的社会教育内容,应以何种取向为主是题中应有之意,应注重其中的人文关怀,或者说人文理性,引领真、善、美的价值诉求。14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思想文化运动兴起并于16世纪盛行欧洲各国,这一时期,突出人文主义传统,造就了数百年科学与艺术的革命。人文关怀恰恰发端于此,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新世纪以来,科学发展观倡导“以人为本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之为人,不单纯是作为生物体的物质形态而存在,更是作为具备思维、理性和价值精神诉求的文化存在。公共图书馆馆藏各类学科门类齐全的书籍资料,具有天然的资源信息优势,既有翔实的科学资源,又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因此不同于学校基础教育中的人文课程,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中的人文关怀具备更广阔的视野和天地。关注人文精神,追求人文理性,挖掘和利用这些人文资源,将其实践于社会教育中,应该说是公共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的重点。我国教育界有不少学者担忧学生群体的人文素养不丰厚,尤其是现代科技产品充斥着,排挤了人文理性培育的空间。显而易见的情况是,现代科技产品的原创设计绝大多数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无疑都十分注重人文精神,正式这种人文精神激发了其不断创新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而发展中国家,只能充当产品生产和加工的场所,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只能重复进行这种循环往复的劳作,从而沦为廉价劳动力。我国一直呼吁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科技理性指导下的科技进步呈几何级增长态势,而人文关怀、人文思想、人文精神的培育却是潜移默化的。人文关怀总是和人文理性联系在一起的。“人类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及文明的进展,科学固然功不可没,但其首要因素不是科学,而是人文价值观,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璀璨夺目的人文思想。当它们被人们转变成富有生机、处处体现着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秩序时,只是在此时,科学才闪耀出了它光芒四射之魅力”③。公共图书馆如果能在具备专门的社会教育施教队伍的基础上,将人文关怀、人文理性作为施教的价值取向,那么这将弥补正规学校教育人文精神训练的不足,抑或在原有基础上加强人文熏陶。

社会教育论文篇(4)

2教育内容

在社会教育中,教育内容的调整与变动,是教育者的革命诉求和群众生活需求之间矛盾与博弈的结果,最终体现为对需要与自愿原则的贯彻与落实。教育者急需具有政治觉悟、抗战技能和文化知识的个体参与抗战洪流,而当时的边区,生产力极其落后,群众温饱尚未解决,群众迫切需要学习的是生产生活知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从表1中可以看出,文字教育、抗战教育、政治教育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这直接表达了革命者的诉求。依据此冬学课表,民众一周七天均要参加冬学,除去晚自习,每天学习6小时,1周42小时,其中涉及军事、文字、政治教育内容至少占据37小时,占88%之多,而事关群众急需的知识如珠算为2小时,仅占4%。可见,冬学教学内容明显遮蔽了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与民众日常生活习惯、思想认识相距甚远,民众怀疑这是变相的练兵和培养“公家人”,对社会教育抵触情绪极大。其它教育形式的内容规定大抵如此,这是前期社教工作出现各种问题,群众抵制、逃避社会教育的重要原因。面对群众的抵制与逃避,教育者不断调整教育内容,教育内容的调整就是践行和贯彻需要与自愿原则的过程。在《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下册中,1942年以前,边区政府和教育厅各种指示信、通令、通知、决定、总结、办法、单行本共计34份,在教育内容上突出强调文字、军事、政治教育,对群众生产生活急需的教育内容基本不涉及。1942年以后,在边区教育厅的关于教育内容的指示中,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得到了逐渐重视,军事、政治教育内容逐渐淡化,仍然强调文字教育,但文字教育和生产生活教育逐渐走向平行并重的态势。1942年,在《根据去年经验教育厅发出冬学指示》中规定:“兹根据实际需要,规定冬学课程为:新文字(或汉字)、卫生常识、珠算、时事、唱歌,其中心以新文字(或汉字)为主,至少要占全课程的五分之二……教卫生常识和珠算各占全课程的五分之一。”[5]1761944年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教育必须要尊重教育对象的需要,要求“目前根据地的普通教育,就应该按照现在的群众教育和干部教育的这种需要,而进行全部的重新调整。既然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基础是家庭和农村,我们的群众教育,无论是对儿童,对成人,对妇女,就应该时时刻刻照顾到家庭和农村,家庭生活和农村生活中实际所需要的知识,就应该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或全部内容……”[8]文教大会召开后,群众生产生活知识更成为教育的中心内容。教育内容逐渐契合群众需要,激发了群众学习热情,他们由被动接受教育转变为主动自愿参与学习,通过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的满足逆向实现扫除文盲的教育目标。如赤水周家山冬学教员黄森总结经验谈到:“张福,是个文盲,我的意见是要他以识字为主,但在他的意识中,却认为学算盘比学字用处更大。开始我没有了解群众这点,主观地强要他识字,结果弄得他情绪不高。后来根据他的要求,教他学算盘,他的热情马上沸腾起来,表现了惊人的用功,在二十天内将全部珠算的加减乘除学会,同时还学会了笔算的‘+-×÷’以及简单的小数,附带还认会了二百个字。他原来连算盘和阿拉伯字母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能在这短短的二十天中,学会了这样多的东西,的确是惊人的成绩。”[4]248又如刘家城开办妇女冬学,群众不支持,组织者也没有信心。教员通过调查,发现当地“儿童死亡率占百分之五四还多”,苏铁匠的婆姨生了13个娃,死了10个,当教员动员她参加冬学时,她就很痛心地说:“我的心事不在这上头哩!”于是教员决定将冬学转变为卫生冬学,确立了“卫生第一,识字第二”方针,坚持“妇女卫生为主,一般卫生为辅”,从卫生教学中进行识字的原则。新的教学内容切合群众现实需要,家人支持,妇女自愿参加冬学,人数很快达到70人。妇女们用在冬学学到的知识生养孩子,母子健康大大提高,用活生生的事例说服了群众,大家都认为冬学有用,同时,“因为解决了妇女的主要问题,识字的情绪也提高了,在两个月中,最多的能识下二百余字,一般的能识一百字,五十个左右。”[5]214-220社会教育内容对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需求的满足,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识字教育,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需求的满足中,群众切身感受和认识到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生成了拥护党和边区政府的心理态势,并通过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落实边区各项政策,从而真正完成抗战动员和政治认同的社教目标[9]。米脂农民高玉声所编的秧歌就是很好的印证:“(1)一盆莲花院里开,我请自卫军听话来,自卫军配合了八路军,军民联合打日本。(2)一棵白菜三条根,自卫军看见八路军,我问同志那里去?打倒日本享太平。(3)腊月里来又初五,八路军把守了东河口。自卫军就是好邦①手,盘查放哨又实受。(4)自卫军真正好,扛起红缨枪耍大刀,这是共产党领导好,这是咱计划高。(5)众位同志听分明,只要咱们一条心,实行减租又生产,盘查放哨多操心,每年的生产更要好,丰衣足食迎新春。”[4]147抗战时期,边区社会教育在不断探索建立符合群众实际的教育组织形式和满足群众需要的教育内容的同时,社教工作者不断修改教材,使之适合成青年特点与需要;不断总结和使用适合群众实际的教学方法;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教员的教学水平,优化学员的学习条件……这些要素有效形成合力,建构了符合需要与自愿原则的立体教育体系,让社会教育最大程度满足群众的各种具体需要,激发群众学习兴趣,变被动接受教育为自愿主动学习,并在学习中获得了直观可见、可感的好处与利益,最终有效实现了教育目标。没有需要与自愿原则的贯彻与落实,社会教育不会取得成功。

社会教育论文篇(5)

“应试”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却“屡禁不止”,说明有其深层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衡”,“求”一直远远大于“供”。

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本应同步发展,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从精英教育变为大众教育,在学人数占适龄人数的比例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以上为大众教育阶段。据统计,我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为4%左右,远低于1994年的世界平均水平(15.3%),而我国愿意上大学的生源数量远远超过大学的招生数量。很明显,高等教育在中国目前尚属稀缺资源,这必然要形成“过度竞争”,无论人们多不情愿,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过度竞争自然要向中、小学蔓延扩展。由于大学容量太小,高中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致使多数初中生无法升入普通高中;为了上大学,人们只有千方百计考上高中,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要上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又要千方百计上重点初中;要上重点初中,就必须“从小抓起”,结果本应天真浪漫、嬉戏玩耍的儿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学习负担。这种过度竞争持久不退说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度膨胀,但反过来看,这种“需求高度膨胀”又恰恰是高等教育大发展强大、积极的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动力,高教反而难以发展。这说明,近20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教育此时面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转变,也只有高等教育大众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

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大力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过半是私立大学,从哈佛、耶鲁到庆应、早稻田……私立大学可说是高等教育的顶梁柱。中国一直有私立办学传统,所谓“私塾”曾是教育的主流,近代虽引入现代化学校、建立现代化学制,国家对教育取得主控地位,但私立学校仍有不小的空间,不仅有大量的私立中、小学,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私立大学,如南开、燕京、辅仁、金陵、圣约翰、光华、中法、之江、复旦、齐鲁、协和、湘雅、华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教育实行“全包下”的方针,从1950年起开始接收私立大学,到1952年私立高等院校的接收、改造全部完毕,高等教育完全由国家垄断。这种高等教育体制,与逐步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但最近20年,中国进行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使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迅速膨胀,而高等教育制度实际却仍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虽然从80年代中期起国家重新允许创办“民办大学”,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中,民办/私立大学的大发展毫无可能。除去政治的、观念的原因(如所有制、计划体制、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等)外,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严重限制。城乡“二元化”,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点。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1958年通过“户口登记条例”,这种二元结构被固定下来,公民因此被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而占人口少数的“非农业人口”一直享受着由国家提供的比“农业人口”多得多的各种“优惠”。几十年来,要想“农转非”几乎“难于上青天”,而考入中专以上的学校,则是广大农村青年可以凭自己努力“农转非”甚至“当干部”、改变“身份”的少数渠道之一。然而民办大学则无此功能(权力),不能转户口、没有干部指标……农村学生考上民办大学虽然能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但目前国家批准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也只有24所),但仍然无法改变其“农民”身份,更难成为干部/公务员/官员,而私立大学的学历目前仍未得到国家承认,其他更不必论。所以,这些学校根本招不到较好的生源,也无法大发展,这样怎能产生与北大、清华比肩而立的民办/私立大学呢?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民办/私立大学才能获得质、量的大发展:或是它们获得与国立大学同等的权利/权力,或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从根本上废除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的“身份制”(如果说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为了加速工业化还有一定合理性,现在则很难说“合理”,甚至已成社会发展的障碍,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亦证明了这一点)。否则,民办/私立大学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高教大众化也难以实现,应试教育也不可能根本改变。

应该认识到,民办/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的区别只在于投资渠道的不同,二者在其他方面应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国家应公平对待民办/私立高校的师生,其学历证书具有与公立高校同级同类学历证书同等效力。当然,国家要对民办/私立大学进行严格的审批、监督,严格、科学地对其办学水平进行监测。但这种监管(不是具体管理、干涉学校内部事务)的目地是为了促进民办/私立高校的健康发展,而不能将其视为“另类”加以歧视。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国家更应对民办/私立高校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其用地、用人给予适当优惠。总之,要用政策导向使社会和私人资本流向教育领域。

进一步说,民办或曰私立大学是否发达,也是“社会”是否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衡以中国之现状,我们只能说,中国尚处为时不短的社会转型期,“公民社会”才刚开始产生。

二、考试的是与非

中国社会“二元制”结构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变革,教育的格局也难有根本性变化。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长期将均属“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制的“制度设计”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更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背景。离开这一基本背景来谈论“教改”,如果不使情况更糟,起码是难中肯綮。

从原则上说,所有适龄青少年都有分享这种稀缺资源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分享的机会,因此不得不设计出种种方法、制度选拔少数、淘汰多数。可以“举荐”,如凭血统、家庭出身、家长的政治权力、本人的表现(古时是“举孝廉”,现在是“三好生保送”)等作为推荐的标准;可以考试,以考分作为选取的标准;可以用金钱购买,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可以抽签,如现在某些地方小学升初中实行的“电脑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学”。虽然种种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种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历史表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是利大于弊。

当然,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对此确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当年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诞不经、费尽心机地要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并想以此来补考试之弊,这的确是“吃错了药”。“推荐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一个完全公正无私,能了解、洞察学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扰、压力,将最优者推荐上去的“推荐者”。但实际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推荐者”,因此,“推荐”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废除考试、实行“推荐”的“教改”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还有少数“推荐”名额,原本是为补考试之弊,但在许多地方实际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亦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有人提出扩大高校招生自、扩大校长的招生权来补考试之弊,但这种观点忘记了中国的大学并不“独立”,而同时还是一个行政单位,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如果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原本是一些地方为减轻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但在实际中,凡有权力有关系者,子女统统成为“择校生”,广大没有关系、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交钱,让自己的孩子“择校”。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择校”严格说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没有“关系”有钱也交不上,用广大家长的话说就是“拎着猪头也找不着庙门”,“想交这几万块钱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据“关系”的亲疏、权力的大小决定“择校费”的多少,少则几千元,多则好几万元。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即便在美国,收费昂贵的私立中学也十分注重考试,贫寒人家子女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费(免学费甚至免食宿费)被“择优”录取。教育产业化无疑是教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正确方向,但这就更要有考试制使贫家子女能凭高分享受优质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种特殊商品,这不仅是国家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种基本权利;同时,要防止现在已很严重的一些学校滥卖文凭和某些权势者拿公款买文凭的现象在“教育产业化”的名目下合法化。

也就是说,如果真想以“推荐”、“扩大校长招生权限”、“电脑派位”、“就近分配”等方法来补考试之弊,如果要使教育产业化改革健康发展,那实际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要对现在的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作相当大的改变。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而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径依赖”,当所依赖的路径并不存在时,改革实际无从下手;若不考虑“路径”问题而执意“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达,甚至与原来的目标南辕北辙,所付成本之巨将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

考试制度确有十分严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推荐”弊端丛丛,远不如考试,所以在几千年前选拔官员时就以考试的“科举”取代了推荐的“举孝廉”。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把个人的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会”的否定。而推荐制的实行,恰恰是使一个阶层可以相对流动的社会向阶层壁累森严的“身份社会”的倒退。当然,考试的成败对某些个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总体而言却是公平、正常的。对少数因偶然性而落榜的考生来说,的确不公,但若因此而否定考试,则会对绝大多数考生更为不公。当然不能说每一个考分低的学生就一定不如每一个考高分的学生,但如果作群体性比较,高分群体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确高于低分群体。现在有种颇为流行观点,将“高分”等于“低能”;还有人认为:“那些在历次考试中获胜的学生,他们的证书文凭是以牺牲创新能力为代价而取得的。”照此逻辑,本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专科生,专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落榜生,而创新能力最低的应是北大、清华的学生。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事实说明,从总体上说,考分就是考生水平、能力的体现。

由于考试的优点明显,所以这一方法被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面对的考试会越来越多,几乎各行各业都要经过考试才能获得上岗的资格。如开车的要考驾照,想开出租车更要考“五证”,当厨师的要考级,烧锅炉要考上岗证,工人学完徒要有出师考,更不用说会计、出纳、护士……种种数不胜数的专业考试和职称考试,乃至最近才有的选用官员的公务员考试。虽说这些考试不胜烦琐,但考试却有自愿性,能使“人尽其才”,使应试者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同时,考试又有筛选性,把不合格、不适宜者淘汰。正是这种自愿性和筛选性,避免了“分配工作”的强迫性和任意性。只要不健忘,总该记得当年“招工”是如何分配工作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分配你干什么你就必须干什么。同时,如果有关系,不论是否合适,想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做什么,端看你的“关系”有多硬,“路子”有多野,“后门”有多宽。所以,当时知青从招工返城到分配工作,几乎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拉关系、趟路子、走后门,因为这是早日回城、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的唯一办法。可以说,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的失范,实际是从那时开始的,是从废除考试制度开始的。人类社会的实践表明,尽管十分无奈,但我们今天还不得不面对的考试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这本身就说明考试制度位居社会结构的核心之内,因此对考试制度的废与立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动,而不仅仅是一种教育体制的变化。所以,三十年前“”开始时第一个被废除的制度就是考试制度。同样,近二十年前“拨乱反正”时首先恢复的制度还是考试制度。一个正常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考试社会”;一个废除了考试制度的社会,必然会使社会价值体系严重紊乱,必然会由失范、失序而渐渐演变成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混乱世界。

社会教育论文篇(6)

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是2006年3月4日,同志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提出的“八个为荣、八个为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公民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对荣誉、耻辱的根本观念和总体态度;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总书记要求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针对性,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员,我们理应践履笃行,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思想保障。

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国家正处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处在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当中,他们选择的自我生活方式更加自由。这种多样化的社会存在必然产生多样化的观念形态。虽然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团结互助、诚实守信是我们社会精神风貌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没变。但我们同时应看到,不知荣辱、不明真假、不辨善恶、不分美丑的现象还大量存在。这不仅严重败坏社会风气,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甚至这样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将影响社会稳定,威胁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文化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打着各类旗号、利用各种手段和一切机会对中国进行思想渗透,企图西化、颠覆中国。如利用网络的开放性、隐蔽性、殖民性和便捷性直接或间接向中国大量输送文化产品,以中国为幌子输入西方价值观等。美国总统布什说,同中国贸易不仅对农场主、企业家有利,同时也可推行民主价值意识。美国还利用巨资向中国传播宗教,想以“西方基督羊羔征服中国巨龙”等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用优秀民族知识和先进文化来教育学生,守住国家文化安全。“八荣八耻”旗帜鲜明地把思想道德领域的是非、黑白、美丑、善恶划分开来,成为社会公众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的标杆,成为社会风尚倡导什么、抵制什么的卡尺。我们需牢记“八荣八耻”,决不能让西方那些小小光盘打败。

艺术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之一。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他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人才培养目标是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艺术是人类一种基本的和经常的精神活动,是人类成为人类的重要原因。艺术促进人类文化的形成,同时也是文化的核心。同样的,艺术促进民族文化的形成,也是民族文化的核心。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民族生存之根,没有文化传承,民族很难维系。

艺术教育是人类重要的文化教育活动,是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纵观我国艺术教育的发展,其最早被主观追求的教育目的是道德教育功能。早在《左传》就有“使民知神奸”来强调其道德教化作用。这一重要思想,被古代先贤们承袭下来并发扬光大。后汉王延寿认为其功能是“恶以诫世,善以示后”;南齐谢赫则要求绘画“明劝戒,著升沉”;唐代张彦远则也明确提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诸如此类见解,在我国古代画论中屡见不鲜。近代,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影响深远,鲁迅先生更是深刻指出“美术可以辅翼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相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翼道德以为治。”可见,艺术教育自古就有教人明真假、辨善恶、分美丑的教化作用。因此,我们今天艺术教育不仅仅是培养艺术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着力培养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服务人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社会主义价值观,始终追求真善美理想,努力创造体现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和智慧的艺术作品的艺术青年。即我们艺术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不仅要使学艺青年成才,更要使其成人。然而,目前我国艺术教育状况并不令人乐观。艺术教育因为一些教育者没有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自身正经受着“病魔”的侵袭。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在别有用心的蓄谋下,对我们艺术界不断进行影响和干扰,致使许多艺术家的审美理想跌落,并逐渐臣服于他国文化,走向“主张绝对张扬的个人主义自我表现,逆反一切传统文化、道德、价值和秩序,追求病态扭曲的内心叙事和惊世骇俗的怪异表现,怀疑和嘲笑真善美的理想,对生活、生命和人类的未来失去信心,最后只有无奈地沉沦于颓废和皈依的消极精神境界。”①“知耻者为荣”“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等等,这些是先人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珠玑名言。从古到今,中华文明始终都是通过强烈的耻感意识来维系基本的文化价值。如古代伯夷、叔齐耻食周粟的铮铮傲骨就是源于中国文明的耻感意识。可惜,今天我们诸多世人面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品对社会主义审美原则的背叛与反动,面对反文化、反艺术、反审美的艺术陷阱。他们麻木不仁,竟以它为“先进文化”进行效仿。美国多年来一直注重在中国扶持政治波普艺术,扶持破坏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系统的行为艺术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是美国文化(转第39页)(接第33页)殖民策略下的一个后现代艺术陷阱。2005年中国某艺术院校就出现四十几位男女学生集体,进行“行为艺术”,2006年出现美院女生自拍下体作某艺术作品展等。可悲的是我们一些艺术教育者对此没有批评,反倒颇为赞同。我们不禁发问,本该传道授业解惑的艺术院校,你们在如何体现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如何让幼稚无知的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如何把学生引向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正确方向?耻感不在,何以为荣?一个民族的伟大繁荣,不仅需要经济的富足,更需要“彰善瘅恶”的民族精神。良好的道德传承是中华文化之宝,是中华社稷之基,是民族精神之魂。可见,我们真该坐下来认真反省思考中国今天的艺术教育了。

我们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艺术教育实行的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的科学艺术教育体系,“因为它符合人性和艺术发展的规律”。但是,“这些最基本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问题,现在被搞得很混乱”,因此亟待振兴。

我们认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我国社会主义艺术教育,有实效性和紧迫性,它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要求中国艺术教育工作者既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又要保持和发扬本民族艺术教育优良传统;在教学实践中努力探索并力求找回中国艺术教育方式,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同时,它要求我们积极吸收世界民族文化艺术精华和当代优秀艺术成果,与时俱进,勇于改革,探寻一条符合中国艺术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艺术教育之路。随着广大艺术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共同践行,我们深信,社会主义荣辱观必将成为引领社会主义艺术教育的一面旗帜,激励我们奔向新的精神高地,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这需要我们在艺术教育实践中坚持不懈地努力与追求。

注释:

①《美术》2001.7.P30.王仲语

参考文献:

《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读本》本书编写组编红旗出版社2006.3

社会教育论文篇(7)

(一)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次深刻的法律和体制变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就要与之相应的法律来保障。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维持国家稳定的客观需要。社会的和谐发展,呼唤着法治的建设,同时法治的建设又促使了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要加强立法工作、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修改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依据各项基本法律所需的具体条件,建立一个相对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法律体系。一是要树立全新的立法理念。“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句话对法律的认识虽然具有片面性,但也说明了法律与道德具有一致性,法律与道德是相辅相成的,法律不能脱离道德的基因,法律是“正义”的体现。基于构建和谐社会角度分析,要注重树立现代法治理念,将社会主义道德因素与依法治国思想结合起来。二是要完善立法程序、提高立法质量。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过程中,要严格执行《立法法》及立法程序,不随便简化立法程序,加强立法工作的相互协调,实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建立多种渠道,让广大公民参与到立法之中。同时,要加强科学论证、进行全面调研,提高立法的质量。三是要注重法律的实效性,注重法律清理工作。要基于提高立法质量的前提,及时做好现行法律的清理工作。目前我国现行的有效法律中,有些法律需要进行一步完善和修改,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难以通过国家强制力实施。另外,一些地方法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不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有的规定则与上位法相关规定不一致,有的法规缺乏实用性、形同虚设,因此要全面、集中清理现行的法律法规,把重新确定修改、废止旧法规与制定新法规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四是要考虑法律的前瞻性和适度性。制定法律法规时,要考虑到现实可行性,要以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但同时在立法、执法过程中,不能朝令夕改,这就要求法律具有前瞻性。因此,要把握好法律的现实可行性与适度超前性的关系,法律必须符合当前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又要留有一定的空间。

(二)健全和完善法律运行机制

一个国家“法治”建设是否成功,不是看规定了什么,而是要看在社会中如何实施这些法规。因此,法律要运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治理中更为重要,其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要从以下方面健全和完善法律运行机制。一是要改革执法体制,实现规范、公正、科学执法。依法行政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法制健全与否的重要标尺。实施有效的行政执法活动,能够将抽象的法律规范转换为具体的社会行为,发挥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作用。二是,改革司法体制,切实解决司法公证问题。这就要实现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独立。比如,审批机关的人民法院就要优化法院的职权配置,确保下级法院能够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确保上级法院监督指导下级法院的范围,完善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构建科学的审级体系。三要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相关部门要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引导公民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强化公民的法制观念,使得公民能够知法、守法和用法。然而,提高全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有多种途径,除了相关政府的普法教育,还要可加强法学教育和研究,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和司法实践来进行普法教育。

社会教育论文篇(8)

(二)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首先,我们考虑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关关系。运用计量软件Eviews7.2,对社会教育组织(SJZZ)、学校教育(XXZZ)、高等学校(GDXX)、中等学校(ZDXX)及小学校(XXX)的时间序列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到它们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具体到各层面,社会教育与中等学校及小学校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小学校与中等学校、高等学校三者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其中,高等学校与中等学校的相关性高于高等学校与小学校相关性,但小于中等学校与小学校的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教育与小学校的相关系数一样,这主要是因为小学校的数量在学校教育中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小学校数量几乎等于学校教育总量。虽然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但它们之间具体相关关系的得出,需要对它们建立合适的回归方程。具体步骤为:第一,检验原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方法对小学校、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及社会教育组织,4个变量的原时间序列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1%、5%、10%三个显著水平下全部包含单位根(见表2),表明原时间序列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第二,检验一阶差分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对4个变量的原时间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并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在1%、5%、10%三个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序列(见表2),即4个变量都是I(1)过程(即一阶单整),可进一步对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三)模型的建立及协整关系检验首先,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并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来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在LR、FPE、AIC、SC、HQ等5个评价最佳滞后期的指标中,有4个显示最佳滞后期数为3,据此建立VAR(3)模型并对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首先计算回归方程的迹值,然后与不存在协整关系、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和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等假设前提下的迹值比较,如果回归方程的迹值大于假设条件下的临界值时,那么就拒绝其前提假设;反之,则接受其前提假设。Johansen协整关系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知,在显著性水平5%下只拒绝了4个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也就是说在5%的水平下有且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对于最大特征值的统计量检验也得出相同结论。进行回归分析后结果得到表5所示结果,据此可以写出社会教育与其他变量的协整方程。这个方程是长期均衡方程,u^t是误差修正项。从所估计的方程中可以看出,中等学校和小学校对社会教育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中小学的数量庞大,分布较广所致。由上文可知,学校主要为社会教育提供师资和场地,因此其规模越大,能够为社会教育提供的资源就越多,就越能促进社会教育发展。在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不变的情况下,小学校增加1%,则社会教育组织约增加78.5%。在高等学习和小学校不变的情况下,中等学校增加1%,则社会教育组织约增加267%。高等教育则对社会教育有很强的抑制作用。这可能是高等学校的建立需要太多的资源从而挤占了社会教育的资源所致。在中等学校和小学不变的情况下,高等学校增加1%,社会教育将减少22823.35%。不过由于小学数量大大超过中学的数量,所以虽然其增加比率较小,但从总量来看,其对社会教育产生的作用比中学产生的作用要大。而高等教育由于总体规模不大,其对社会教育的总体影响也不大。

(四)Granger因果检验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社会教育组织、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校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并没有得出4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变量社会教育组织、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校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选择由VAR(3)模型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表6结果。根据检验结果,在5%的显著水平上,小学校是中等学校变化的原因,中等学校也是小学校变化的原因。小学校是社会教育变化的原因,但社会教育不是小学校变化的原因。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学校教育对社会教育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中又以小学校对社会教育的影响较大,是社会教育的Granger原因。社会教育对学校教育具有较弱的影响,不是学校教育的Granger原因。这与上述相关系数的检验结果相呼应,也符合两者关系动态变化的事实,即虽然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具有互补性依赖,但是双方依赖的强度是不一样的,社会教育显然更加依赖于学校教育。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对资源决定权控制的集中和资源对组织的重要性共同决定了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程度[4]。社会教育向提供学校教育提供的某些资源并不是关键或必须的,如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等等。而有些资源对学校教育来说可以从很多渠道获得,如研究材料的来源和验证的场地、就业和实习机会等等。社会教育仅是社会活动中的极小部分,对学校教育的发展不能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而学校教育则是社会教育存在的基础,学校教育提供的理论来源、师资、场地和设备等等,都是社会教育所必须拥有的。其中最重要的师资,绝大部分都是由学校培养或直接提供。因此,社会教育对学校教育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学校教育对社会教育的依赖程度。也就说学校教育对社会教育的影响要远大于社会教育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其中又以小学校对社会教育的影响最大,这是由两者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社会教育的一大任务是要对失学成人开展补习教育。而这些失学成人之所以失学,主要原因便是小学教育不发达,义务教育没有得到切实的实行。从这个角度看,两者应该是一种竞争关系,即小学校的发展会抑制社会教育的发展,但是上述协整方程的结果告诉我们小学对社会教育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小学校与社会教育历年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两者之间也不是一直呈现反向变动的趋势。如图1所示小学校与社会教育的相对规模变化呈现4个比较明显的阶段:1912—1928年,1928—1936年,1936—1940年,1940—1949年。在4个阶段中,只有第一阶段和第四阶段符合小学校对社会教育具有抑制作用的竞争性特征,即呈现负相关。但在第二和第三阶段,小学校表现出对社会教育具有促进作用的特征,即呈现正相关。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动态关系变化可知[3],在弱共生阶段,即在1912—1928年和1940—1949年两个时期,小学校对社会教育表现出抑制性,而在强共生阶段,即1928—1936年和1936—1940年两个时期,小学校对社会教育表现出促进作用。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社会教育对学校教育特别是小学校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小学校是社会教育的Granger原因,而社会教育不是小学校的Granger原因,双方的竞争性与共生性关系的变化趋势,解释了两者的相对规模变化趋势。

社会教育论文篇(9)

内涵本质指的是反映一个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社区教育的内涵本质是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特征和特性。“社区教育”这一概念已为大家所熟悉,对于社区教育是大教育、社区教育的本质是教育和社会的结合、社区的教育目的是实现教育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教育化,以及社区教育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区的进步等问题在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社区教育的本质和内涵是什么、社区教育的实施主体究竟是政府还是民众等问题仍存在诸多争议,不同社会背景、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此都有着各自侧重的定义。甚至有些学者在研究社区教育时只停留在理想层面的探讨,并没有以社区教育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因而难以体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目前学术界对社区教育内涵本质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社区教育属于教育体系的范畴,即社区教育是教育的下位教育类型。比如:厉以贤在其《社区教育本土化》一文中指出,社区教育是为了提高全体社区成员的综合素质,进而提升他们生活质量并推动整个社区发展的一种社区内的教育活动和过程。(厉以贤,2004)黄云龙认为:现代社区教育的本质属性是社区成员接受到的一种以社区学校为主体的有组织、有形式的教育活动。(黄云龙,2006)陈乃林认为,社区教育从根本上说是社区范围内的全民终身教育,是一种教育形式。(陈乃林,2003)很多社区教育工作者也认为,社区教育其实就是在社区中进行的教育活动,即教育在功能和表现形式上的拓展———为社区服务。因此,社区教育在实践中常以政府举办、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社区组织动员居民参加的形式开展。二是认为社区教育属于社区发展范畴,即社区教育是社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吴遵民认为,我国的社区教育应当向政府推动和社区居民自治相结合的方向发展,社区教育应当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活动。(吴遵民,2003)杜幼文指出,社区教育首先是一种社会教育,我国构建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的总体目标要求社区教育为这一“社会”构建目标服务。(杜幼文,2013)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台湾社区教育学者林振春,他认为,社区教育是一种过程,社区发展的过程即是社区教育的过程。(沈光辉,蔡亮光,2010)社区教育已经超过了教育的范畴,是一种由社区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为实现社区发展和社区居民进步服务的社区发展活动。三是认为社区教育属于组织管理范畴,即认为社区教育是一种教育协调管理组织。比如,梁春涛在《中国社区教育导论》一书中提出:社区教育是旨在提高全民素质、共同建设区域文明、促进社会和教育协调发展的教育社会一体化体制;是在一定地域内,由主导机构组织协调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相互结合,双向服务,实现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的一种机制。(梁春涛,1993)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社区教育是一种社区管理组织,主要工作重心就是协调社区内的各个部分,形成学习型社区,促进全民终身学习。综上所述,社区教育的几种范畴说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认识社区教育的内涵本质的。从社区发展历程来看,其初始阶段都是在社区居民之中开展以教育为主的活动;随着社区的发展和结构的不断健全,教育对社区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终身教育理念的指导下,社区教育在将来必然成为社区发展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对于社区教育的主体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首先,受教育主体应是社区居民,这点已是共识;但对于教育主体,或者说管理主体而言,仍存在较大的争议。结合我国社区发展现状来分析,目前各地社区的发展并不平衡,发达地区社区发展虽较完善,但仍没有达到自主管理的程度,更不用说不发达地区和农村。再加之我国社区的管理机构仍是政府及其延伸部门,因此目前社区教育的管理主体仍应是政府,由政府部门主导,发动居民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教育,如果只是强调社区居民的自发性和自主性是不切实际的。但是,随着未来社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社区的管理主体将最终由社区居民承担,社区教育作为社区建设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未来发展趋势也将逐步走向社区居民自治的社区发展活动。

(二)关于社区教育的功能定位

功能定位是指确定事物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明确社区教育的功能定位就明确了社区教育未来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功能定位决定了社区教育实践的内容和方式。传统的教育是“教师教,学生学”的被动传授知识的过程,这种教育方式可以迅速增长和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识与技能,但也有可能压抑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终身教育的理念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应当摒弃学校教育中过于重视知识与技能传授的弊端,把重点放到人的自我完善上。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社区教育的功能应是提供促进人的自我完善的教育,是以非功利教育内容为主的。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社区教育的实用性目的是提升本地居民的人力资本,有效提高居民的生存发展水平,进而促进社区的健康稳定发展,即认为社区教育应提供开发社区人力资源的教育,是以功利性教育内容为主的。持非功利主义社区教育观点的主要是一些理论研究者,他们在终身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认为社区教育的功能应当是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在其《学习型社会》一书中指出:“在21世纪,教育或许可以最终实现自身的目的。”他认为,教育没有“实用的”目的,教育的目的是人性,而非人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报告中指出,如果接受教育与培训需要一定的报偿来维持的话,任何一个国家也难以承受学习型社会的教育供给及其收益补偿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只有当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时,才能从根本上回答学习型社会的动力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国内外许多学者都以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的理念为出发点,认为社区教育应提供促进人的全面完善的学习内容,因此非功利性是社区教育功能的主要特点。持功利主义社区教育观点的主要是一些实际工作者和部分学者。他们认为,社区教育应当将培养社区居民获得生存发展能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进社区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目的。厉以贤认为社区教育应通过提高社区居民文化水平和职业技术能力来推动人的发展。(厉以贤,2004)邵泽斌将“发展社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社区教育的内在要求,将“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全民素质”作为社区教育的现实要求(邵泽斌,2006)。大部分社区教育的实际工作者从提高社区教育的实际效果出发,普遍认为社区教育工作的重点是开展提升居民生存技能的教育培训,指出只有提升居民的工作技能,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才能促进居民安居乐业,从而保障社区的安全稳定和健康发展。谢家超认为,从社会体制的角度出发,社会要为个体提供适合生存的环境,并通过广义的教育使之具备生存发展的能力。(谢家超,2011)从上面的两种观点可以看出,争论的焦点在于社区教育主要是应提供促进人的全面完善和发展的教育,还是应当提供开发社区居民人力资本、促进地区经济进步的教育。从本质上来看,社区教育理应提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内容,但在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和社区管理体制下,社区的管理机构从权力和能力两方面都无法承担起这个重任,完全非功利性社区教育的实际开展过程中,政府或者社区教育的提供者压力是比较大的,可以说是比较理想化的社区教育。因此也有学者提出,在提倡非功利性社区教育的同时,不能排斥功利性教育的内容。如吴遵民认为,社区教育的非功利是它的本质规定,但功利能维护社区安定、促进社区居民安居乐业,不仅十分有益而且实属必要。(吴遵民,2003)邱建新等指出,社区教育应当在培养人们获得生存发展的能力、形成社区成员对社区的归属感和依恋感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邱建新,陆军,2001)

(三)关于社区教育的发展模式

模式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者说可供重复套用的结构、框架。社区教育模式可看做是社区教育系统中各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关于社区教育的发展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方法,其中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一是按照地域划分的社区教育模式:大体可分为城市型社区教育模式、市镇型社区教育模式、乡村型社区教育模式等三类;二是按照不同管理主体划分的社区教育模式:大体可分为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教育模式、以学校为中心的社区教育模式、以社区大学为中心的社区教育模式、以社区居民为主导的社区教育模式等四类。(杨燕燕,2001)应该说,按照地域划分的教育模式是比较模糊的,因为随着城市的扩张,很多城市中还存在着城中村形成的社区,它们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一种社区,再者是城市也有一级城市、二级城市、三级城市等分别,它们的社区发展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同理,市镇和乡村也有不同。因此,有学者主张按照管理主体来划分社区教育模式。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教育模式。它是目前我国社区教育的主要模式,其组织者、实施者、监督者、协调者是政府或相关部门,如街道、乡镇等行政编制内的单位。这种社区教育模式主要以完善社区服务水平、美化社区居民居住环境、提高地区综合竞争力为目的,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文化活动。该模式的主要特点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带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色彩。二是以学校为中心的社区教育模式。这里的学校主要指社区内的中小学校。学校通过充分、灵活运用自身的教育资源和优势,对在校学生和社区居民进行校外教育。该模式具有学校主导、资源共享、社会参与等特点。但总体而言,这种模式带有浓厚的学校校外补偿教育性质,目前由于学校的主要财政来源是政府,所以常因资金问题难以开展活动,局限性较多。三是以社区大学为中心的社区教育模式。社区大学作为社区教育活动的办学机构,对社区居民进行文化性、职业性、专业性的社区教育。社区大学通过专业开办、课程开设、项目开发等多种形式来开展社区教育教学活动。但目前我国的大部分县区和社区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开办,一般是借助电大或者其他职业院校开办社区大学。此模式目前在上海、江苏、福建等发达地区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四是以社区居民为主导的社区教育模式。它是社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存在于由社区组织和居民自主管理的社区中。社区教育的总体协调和具体策划均由社区组织和居民组成的社区教育协调委员会负责。其运作方式为:由本社区较有影响并且热心教育的单位或群体牵头组成专门机构,利用各自的影响和资源开展“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式的社区教育活动。(岳杰勇,2006)从以上各种模式可以看出,目前前三种模式都在政府行政主导之下,无论是以政府主导还是以中小学为中心的模式,其办学主体其实都是政府,目前社区大学为中心的模式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也难以运作。因此,以政府主导模式为主的阶段仍是中国社区教育发展不能超越的历史阶段,政府在当今社区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仍是主要力量,担负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难发现,以政府为主导组织开展的社区教育难免形成社区教育模式单一化的局面,社区居民很难真正从社区教育中获益,甚至成为旁观者,主动性和积极性都无法调动。并且各职能部门受政府委托,在开展和督促社区教育的过程中,常出现相互推诿、资源浪费、重复建设、利益争抢等方面的问题,使得社区教育趋于形象工程。从社区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它的最终目标将走向由社区自主开展社区教育的方向。

二、基于学习型社会理念的社区教育理论研究热点问题总结与探讨

美国学者哈钦斯在其著作《学习型社会》中第一次提出了“学习化社会”的概念。学习化社会即大家所熟悉的学习型社会,是指社会全体成员都自觉地开展学习活动,并且能够随时、随地接收到所需的各种教育资源,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风气。社区是社会的组成“细胞”,要想建成学习型社会,首先就必须从社区入手,从创建学习型社区破题。因此,基于学习型社会理念的社区教育是以提高人的全面素质和推动社区进步为目的的,涵盖功利性和非功利性的教育内容,能够为社区内全体成员提供“人人、时时、处处”的学习机会,最终实现社会的教育化和教育的社会化的活动。根据以上述评与总结,本文就这三个社区教育理论研究热点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社区教育的内涵本质:强化教育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融合

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系统,它首先承担育人的功能,并通过育人功能实现其社会功能,通过培养人力资源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影响和保障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因此,教育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并且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不仅要引导人们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而且还要强化“社会”的学习功能。从社会发展的客观状况与需求来看,教育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教育化趋势辩证统一于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之中,并且在价值层面上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从国内外社区教育的历史沿革来看,社区教育来源于社会教育。学术界曾出现不少富有探索性的见解:一种理解是把社区教育划分到“民众教育”一类,如北欧诸国;一种理解是把社区教育定义为社会教育,如日本的社会教育几乎是社区教育的同义词;还有一种理解是把社区教育界定为向社区提供教育服务的非正规教育,如美国的社区教育就被认为是为社区不同种族、性别、年龄、职业的所有成员提供非正规的社会教育服务(陈元姝,2009)。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建立学习型社区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同时,社区教育既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基本形式,又是推动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社区教育的发展与完善,代表着教育变革与创新的方向,同时也是推动教育与社会(社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基本、有效的手段与途径之一。一方面,社区教育从本质上讲是培养人的活动,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目标。因此,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学说为指导,大力发展以人为本的社区教育,为各类社会成员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满足社区成员终身学习、提高素质、提升生活品质和质量的需要,为惠民、安民、乐民提供服务。另一方面,社区教育与传统教育的本质区别在于教育与社会的联系紧密性和结合一体化,它是学习社会化和社会学习化的集合体和统一体。社区教育既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沿革看,社区教育来源于社会教育,美国学者杜威在20世纪初就提出“学校是社会的基础”的思想,我国古代的“乡校”、“乡规民约”和“社学”等形式也是社区教育的雏形。从社区教育发展趋势看,强化教育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融合,进而实现社区教育从教育主体本位向社会主体本位的转变,是未来社区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第二次飞跃。

(二)社区教育的功能定位:坚持非功利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统一

在学习型社会中,全体社会成员都能随时、随地接受到所需的各种教育资源。而这种学习需求,既包括丰富精神生活、提高素养的社会生活休闲教育内容,还包括提高职业技能、促进社区居民获得生存发展能力的职业教育内容。从终身教育的理念出发,社区教育强调的是培养自我完善的人,是为人的未来生活做准备,而不是为职业做准备,教育的内容偏向非功利性。而功利主义强调以实际功用作为社区教育实践的指导原则,主张实施有利于人们当前职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实用技能。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来看,这种教育内容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实际上,从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社区教育从无到有的过程就是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目前社区教育的发展阶段也必须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社区教育的功能定位必须符合现实社会发展水平。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有些地区居民已经达到了小康社会的标准,可有些地区居民还生活在温饱线上。运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分析,只有当人的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以后,高层次的需求才会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各地开展的社区教育也应因地制宜,既要有提高居民收入的就业指导、职业培训等的功利主义的教育内容,使社区居民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也要有提升精神素养的各种生活教育、道德教育等非功利主义的内容,保障居民在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能够得到更高层次的需求提升。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争论,其实是受到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影响。社区教育研究中功利主义和非功利主义价值观都有其存在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只有将这两种价值观结合在一起,才有助于社区教育的发展。社区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非功利主义强调的坚守终身教育理想的问题,有其合理性,但这种理想必须通过实践来实现,即社区教育的发展只能通过市场、社会等实际需求来实现,因此功利性也是无法避免的,它是开展社区教育的动因之一,也是社区教育不断发展的现实基础。社区教育必须通过功利性的手段来实现发展终身教育的根本目的,无论它们的出发点是功利的还是非功利的。在社区教育的研究中,既不能一味强调终身教育的理想,批判社区教育实践中功利主义的存在,也不能只停留在满足社会功利需求上,而忽视了终身教育的核心价值。

社会教育论文篇(10)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为社会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合格人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德育工作如何顺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承担起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是摆在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和紧迫任务。

一、德育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一)德育角度下的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社会结构中以人为主体的各层面、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相互通融、彼此协调的状态;道德则是人类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者关系的伦理智慧与行为规范,是以一种非强制性的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人类良知以及教育去调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保证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精神力量。无论社会多么进步,法制多么完善。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无疑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感的社会。

(二)德育的和谐价值

新的社会发展观、发展模式赋予现代德育新的意义,它是通过对人的道德的、善的品质的塑造,赋予人以智慧和道德力量,使他们在一切生产的、生活的社会活动中,有可能按照道德的、人性的要求去做出价值的定向,使人不仅能按照物的尺度去认识世界,而且能按照符合人自身的善的尺度去改造世界;不仅懂得世界是怎样的,而且懂得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从而使他所塑造的世界更具人性,更适合人自身的需要与发展,而不是背离人的需要与发展。从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出发。德育的价值也主要表现于人自身价值的提升、人的各方面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与增强。因此。站在人的和谐发展的高度,我们有必要对德育的使命和功能进行再认识。要让我们的社会成员具备和谐社会中的“和谐人”所应有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在制约社会和谐的各种力量中,由道德价值观凝聚起来的精神上的和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只有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面对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才能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凝结意志,协调行动,步调一致。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

二、和谐德育-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

(一)和谐德育的特征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德育的根本目的在育人,和谐德育必须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德育。在教育目的上,突出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理念,把促进学生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目的和归宿;在教育对象上,突出个体价值、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把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发展学生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二是遵循科学规律。首先要遵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根据受教育者年龄、心理、阅历、个性特点,选择适当的德育内容和方法;其次是遵循德育工作的规律,充分认识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在德育实践中的内在本质联系,按规律办事。三是体系完整。协调推进,协调发展。和谐德育应该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的具有确定特性和功能的个完整体系,而不是单一方面;应该是作为个完整体系良性运行。

(二)和谐德育观念的创新

和谐观念是构建和谐社会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与前提,又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谐观念,就是要把和谐的意识、和谐的价值取向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形成和谐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氛围。在当前社会,要教育学生增强以下和谐意识;1.开放式的德育理念。德育工作者应把封闭式德育变为开放式德育,把学生德育“小课堂”同社会德育“大课堂”结合起来。新时期德育的根本任务,不是培养单纯的书生,而是培养品格健全、学识广博的人才;不是限制学生成长,而要培养他们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2.诚信意识。诚信是现代社会中做人立世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善、相互信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每个人都要恪守诚信,信义相交。坦诚相待,做到“言必信,行必果”。3.确立“以人为本”的德育观。当今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意识、心理素质、价值观与以往相比已大不相同,所以德育方式的选择必须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是否受学生欢迎,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生动活泼,能使受教育者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下愉快地接受教育,从而得到情感的陶冶和知识的建构。(三)和谐德育方法创新

一是要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及建设内容纳入学校的学科教学与德育课程之中,注重德育内容的现实性。首先要从理论与历史二个维度结合人手,在各科教学及德育课程中,有机穿插和引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思想文化资源,并及时宣传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引导学生做好人好事,学先进等行动。其次是内容的现实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德育必须适应客观现实的需要,并与学生的发展需要相一致,才会被大学生所接受。因此,高校德育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立足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实施人文关怀。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高等教育和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学生,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二是充分整合学校、社会、家庭在德育方面的影响力量,使之形成合力。一个优化的社会关系环境,有利于德育有效性的实现和提高,从而有利于德育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下的高校德育环境,需要学生、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学生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学校要努力创设和谐统一、融汇多种价值的校园环境;社会要根据德育与人才培养的目标,系统调整社会结构,改变社会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持续优化的社会教育环境。

总之,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重在教育者以“和谐”为目标,给学生更多的鼓励,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体验机会,使他们既关爱自己、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勇于超越自己,逐渐实现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

参考文献

[1]杨德广,朱炜.“以人为本”的教育观述略[J],现代大学教育,2004,(4).

[2]刘平秀,新世纪德育人性化的走向[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3]李忠杰,建设和谐文化的核心是倡导和谐的价值取向[],光明日报,2006-07-25.

社会教育论文篇(11)

简单来说学校体育是体育与教育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学校对学生进行全面教育所不可缺少的内容,是为社会培养出合格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学校体育教育学生懂得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必要性帮助学生树立终身体育锻炼观。

社会体育也称“群众体育”、““大众体育”。是与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对应的概念。由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城镇居民与农民,为达到健身、健心、健美、娱乐、医疗等目的而进行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身体锻炼活动。社会体育是指在闲暇时间里,居民自愿参加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增添情趣,增加交往,增长技能为主要目的的自主性体育活动。它既能够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又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体育最明显的特点是具有公益性和社会性。它是促进国民素质提高,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之间的关系

(一)学校体育“社会化”

体育是一种以人为实践对象的实践学科,它所涉及的任何理论与模式都必须付诸实践才能够得到检验。通过系统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的思维方式,从体育活动主体、体育活动条件和体育活动形式这三个方面来对学校体育认识是符合社会学、文化学、体育学和逻辑学的有关原则的。

学校存在于社会之中,因此学校体育对于社会体育具有辐射作用和服务功能。学校体育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寻求与社会体育的有效结合点,让学校体育能够在健康第一、终身体育思想的指导下逐渐成为社会体育发展的基础。同时学校体育社会化也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所决定的,也因此学校体育必须打破围墙,主动拓宽空间,以社会体育发展为动力,来激发出学校体育活力,同时还能够使学校体育能够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来开发出社会体育的潜在市场,从而为学校体育的发展开拓出新的空间。

长期以来学校被传统的组织管理和制度从社会中隔离出来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使得学校体育不能够够与社会体育进行良好的互动,发挥作用时不能够很好的进行互动。因此,学校体育逐渐的开始习惯于稳定、规范和单一的封闭式管理体系,与社区体育不能够很好地进行很好的衔接,这就导致了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在目标、内容、形式上存在着诸多不同,因此出现了体育人力资源等的闲置、浪费。原有的学校体育教学内容也多为竞技体育项目,教学内容大都“难、繁、偏、旧”,这使得很多学生生对体育课失去兴趣,最后当他们走出校门的时候就会中断体育锻炼。为了能够适应体育事业的发展,学校体育必须要树立起全民健身的观念,改变学校体育在社会体育中的传统角色,由客体变为主体,由被动变为主动,树立为社会服务的观念,建立起有效的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互动模式。这样可以使得学校体育由封闭转向开放,逐渐的将自身纳入到活跃、合作和多元性的社区体育空间之中。这样做虽然在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对徐诶奥体育以及学生带来各种冲击与影响,但是却能够给学生提供多视觉多方位的观察、接触对象与事物的机会,同时也为学生全面、准确地思考与判断事物提供了事实依据,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观念和意识。

(二)社会体育的“学校化”

这里的社会体育“学校化,并不是指的将社会体育纳入学校体育的范畴。它主要指的是以下的一些方面。

社会体育的发展必须与学习兼容。社会的快速进步使得社会体育的发展十分的快速,其中很多发展都与学校体育有关,对于学校已有的场地设施社区不应重建和重购,而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要发展那些学校没有的、学校和社区都急需的体育设施上。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将社区用来发展的资金融入到学校体育事业发展的规划中;当学校在规划新建体育场馆的时候,社区可以提供计划用地给学校,共建共用。

社区能够主动的争取到学校对体育活动的指导。学校的体育力量是现成的,同时学校体育也拥有着十分雄厚的实力,完全有能力对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进行指导。因此,社会体育“学校化”要求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应尽可能借用学校体育力量进行培训、组织和指导,使得社区体育活动能够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同学校的指导,可以使得社区体育活动取得有益于身体锻炼的价值,并能够活跃活动气氛,激发群众进行体体育锻炼的兴趣,达到吸引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目的。

社区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学校所组织的体育活动中去。学校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因此其组织的各种体育活动项目较多,社区可以多和学习进行联系,并积极的组织织项目爱好者参与到学校的体育运动之中,例如学校组织的运动会,可组织专项运动队与师生进行比赛等,这样不仅可以起到活跃气氛、增进居民与师生之间的友谊,而且会推动社会体育运动的发展速度。而学校所组织的各种活动,社区在参与时,应该给予经费上的一些支持,或者是提供一些必要的奖品。

(三)终生体育是两者之间的接口

终身体育源于终身教育,是指一个人终生接受体育教育,始终进行体育参与的一种身体教育过程。即一个人从诞生到生命结束,都要适应环境与个体发展需要,进行体育锻炼,获得生活和学习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终身体育在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联系中,充当纽带作用,相联于二者,相融于二者。

首先,在学校体育课程改革中,终身体育已经作为一个基本改革理开始念贯穿于体育教学课程改革全过程中。《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学校体育是终身体育的基础,运动兴趣和习惯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坚持体育锻炼的前提。学校体育有着严格的规范,它是一个规范的体育教育过程,可以起到培养身心全面健康的人这一目的。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激发和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力争使每个学生在中学教育结束后,掌握一到二种体育技能,增强体育锻炼能力,养好良好体育习惯,形成终身体育信念。

第二.终身体育在社会体育学的学科结构中,充当体育参与角色。利用参与这一角色作用,整合诸如参与主体、时空,以及财物等必要因素,形成相对完整的社会体育运行体系。体现以健身、娱乐为主的社会体育功能,实现其社会价值。

第三.终生体育是学校体育的直接目标,是学校体育的始终追求。除此之外,终身体育在社会体育体系中,保持着参与主体的恒久性,包容着参与形式的多样性,整合着参与客体的资源性,维系着社会体育发展的动力性。

三、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学校体育肩负着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重大使命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指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部队体育以及群众性体育中从事技能传授、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与增进公民身心健康、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他们对推进社会体育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体育指导员可以分为健身健美类、医疗保健类、竞技运动类、休闲娱乐类这几类。这四类指导员都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够对社会体育事业起到良好的推进作用。而高校则可以系统的培养出这些专业人才,促进社会体育事业的发展。

(二)学校体育是社会体育的能源补充

学校体育的普及性和基础性这两大特点,使其教学活动不仅仅是培养竞技体育人才,同时还可以促进社会体育人才的培养。我国传统的教育方针中体育一直都排在德育和智育的后面,这并不标明体育比这两项所占的分量要小。相反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必须按照一定课时数接受体育教育。如果没有一个号的体魄又如何能够发展其德与智。众所周知学校教育教学的对象主要是儿童和青少年,这一部分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得比例十分巨大,这也就使得体育能够尽最大可能的被普及,这些都是任何群体都无法企及的。同时由于学校体育的系统性与规范化,可以对人的身心素质发展形成一个良好的促进作用,对学生养成锻炼习惯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通过学校教育使其掌握一定的终身受用的体育技能与健身方法,也有利于提高我国居民整体运动技术水平。因此我们说学校体育是社会体育的能源补充。

(三)社会体育对学校体育进行了延伸

社会体育活动穿插在居民的工作学习、生产劳动、甚至家务劳作之余,它是在居民自由支配的时间里可以从事的一种或几种健身活动,不具有任何强制性,且活动内容自选,形式也多样灵活,不仅仅非常符合广大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同时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通过社会体育活动有利于培养广大青少年的对体育活动的终身意识。促进社区体育的发展,逐步形成学校、家庭、社区融合状态下强健学生身心健康的新局面。另外,那些走出学校步入社会的人,社区体育为他们提供了健身、娱乐的场所,使得他们继续了学校体育的延伸,实现了终身体育。

(四)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互相影响

学校体育资源丰富,能够为社区体育提供支援,改进管理方法并进行适当的投资,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活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体育设施支持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这样做不仅能够解决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紧缺的问题,也能为学校带来一些经济效益。作为学校体育延伸的社会体育,它的发展使学校体育能朝着教育社会一体化方向发展,以优势弥补不足,有针对性地改革教学模式与教学内容。通过社区体育,促进学校体育更加贴近生活,反过来也利于社区体育的开展。

(五)两者结合能够为两者带来不可想象的作用

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进行契合对学校体育的转型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学校体育可以引入社会体育的思想,使得学校体育能开发出新的教训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将会更加的注重对学生的个性的发展,能够学生更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给他们提供一个健康、活跃的氛围。同时还能够促进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能够使得学校的师资力量得到充分的合理的利用。还能够促进学校体育的管理水平不断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