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发展史大全11篇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1）

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心得体会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立于我国由大向强新的历史方位，高瞻远瞩面向未来，体现出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结了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贯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升华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点亮了强国复兴的“思想灯塔”,成为新时代具有开创意义的开篇巨作，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最具创新特色、最具时代价值、最具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成果。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我就这个问题谈一点学习体会。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展开，体现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要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具有鲜明的主题和主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两个最核心的概念。而对这两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此外还有自己的原创性贡献，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又提了两个有关“中国”的概念，一个是“中国话语”，一个是“中国方案”，我觉得这样更有整体性，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大智慧、大思考、大逻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多方面为党的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渊源、历史根据、本质特征、独特优势等作出了深刻回答;对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一系列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观点，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成为这一思想的重要支柱。一是新时代观。新时代观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新时代观的核心内容，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二是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追求中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中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发展，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国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三是新党建论。主要体现在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致力于长期执政，进而开创根本区别于西方的政党政治的发展道路。都是新党建论的重要内容和特色，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四是新全球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重大问题的回答。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2）

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能够在XXX市委党校与在座的各位见面。首先，请允许我代表XXX市委党校诚挚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从中国和世界两个区域视角来讲解。不同的取镜，就会呈现不同的直观感受和解读。那么，中国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发展史又会让我们产生怎样的感触与思考呢?根据XXX书记的指示，结合自身的研究方向，接下来我所要授课的主题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不吝指出问题。现在，课程开始。

一、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开篇序言

任何一部历史的撰写，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可以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也有它蹒跚学步的前奏。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百年黑暗近代史的序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恶化的过程之中，我国人民任人宰割，身陷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期间，多少仁人志士慨以当慷、前赴后继，为拯救国民探索出路、四处凿壁、呼号奋战。然而，由于他们始终奔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之上，终究未能在救国之路上走通、走成、走完。

1917年十月革命为满目疮痍的中国送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已麻木的广大工人、农民脱下沉睡的外衣，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发出摆脱压迫与剥削的呐喊与警醒。这个时候我们国人才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跟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事件再次印证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大胆尝试与无限智慧。随后，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顽固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的伟大胜利。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论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插上指路牌。可以说，国人也曾在1949年10月1日前思考过诸如新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应该建成什么性质国家等问题。庆幸的是，革命的成功让人们对资本主义道路报以坚定的否决。可是，除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外，新中国难道要选择封建主义吗?就在国人议论纷纷、迷茫困惑之际，我们党伟大领袖毛主席大笔一挥，著文《论人民民主专政》，旗帜鲜明地告诉国人：“走俄国人的路。”没错，这就是最终的答案，即社会主义道路。由此，新中国的历史随着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书写同步进行，开启了中国人民的新历史。

二、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篇章基调

新中国的成立虽然成功搭建起社会主义发展主体框架，但还缺乏社会主义制度主心骨的支撑。因而，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新中国致力于打造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主心骨。

1949年至1953年，中国陆陆续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剿匪除恶霸、抗美援朝等一系列事件，有力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切实恢复了残破的国民经济。

1953年至1956年，中国通过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3年，我们党适时提出渡时期总路线，指出国家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所谓的“一化三改”。期间，我们党依据当时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一化三改”运动之中。1956年，新中国基本完成三大改造。这标志着我们这样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新民主主义大国，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内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的变革，更是一个国家历史基调的奠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整体上来说，在一个4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制度转型，促进工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不得不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石。

三、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曲折探索章节

新生事物的成长难免遭遇碰壁和挫折。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经过了两个曲折的探索阶段，虽然有所失，但也有所得。总体来说，这是一种曲折的前进。

1956年至1966年，新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十年。需要着重指出的是，1956年毛泽东主席《论十大关系》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树立了一个良好开端。不同于苏联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新中国准确判断社会主义社会状况，表明敌我矛盾并非社会主流，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确实占了主体。这一论断在当时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起到了振聋发聩和独树一帜的作用。但是，1956年苏联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了世界性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由此，新中国1957年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发动进攻。进而，国内的反右派斗争被扩大化，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被当作敌我矛盾。在这样的国内外不稳定发展趋势影响下，我们党在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但却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催生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因此，我国被迫在1959年至1961年进入生产生活困难时期，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好在国家领导人及时调转航舵，通过1960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及1962年“七千人大会”，国民经济得到顺利恢复与发展，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6年至1976年，新中国迎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曲折十年。不得不承认，这十年间的探索虽然防止了像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但付出了较为惨重的代价。我们应该看到，国家领导人发动思想文化领域革命运动的初衷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便证明了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具有战略意义，富有远见。而且，这种思想至今仍不失深远意义，应该给与肯定。只是，探索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和指导方略缺乏科学的分析，使党和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理应加以抛弃。当然，在这十年间也取得不少成绩，如：三线建设、两弹一星、中美中日恢复外交关系。这些都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腾飞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四、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起承转折段落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哲理同样适用于勤劳、勇敢、奋斗的中国劳动人民身上。当新中国沉浸在碰壁、迷茫、挫折的困境之中时，改革开放一声炮响，将步履蹒跚的中国推向新世纪的迎风潮头。

1978年，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伟大决策扭转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进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钥匙打开了人民群众身上的教条主义枷锁，让人们的内心从曲折的过去解脱出来，重新面对新时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完善社会主义及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创造新动能、提供新动力，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再次节节高升、蒸蒸日上。

198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加上“特色”内涵。我们根据国情实际和时代特点，通过艰辛探索赋予了鲜明的中国发展特色。自此，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愈加“特色”、更加闪耀。由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逐渐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理论、基本道路、基本路线。在这里，我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毛泽东主席时期开始探索的，但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机制，则是在邓小平同志时期完成的，两者属于前后继承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始于毛，成于邓”这个说法。

新时代，我们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经济上，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及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在文化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红色革命文化为基因，同时吸收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中积极内容的文化制度。经过实践的证明以及时间的见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已经成熟，有力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受住了国际复杂形势的考验。因此，我们充满了新时代的自信心与自豪感。

同志们，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一段从建立到建设再到完善的历史，是一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社会主义事业在探索中发展、在挫折中前进、在困难中成长。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劳动人民的汗水与心血，让我们为国人、为自己鼓掌致谢。

同志们，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世界上的不平凡历史。我们经历多少风风雨雨，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经历多少坎坷磨难，才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逐步强起来;我们经历多少泪眼婆娑，才最终走向了伟大复兴。应该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我们走对了。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3）

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所以，他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依次发展的三个阶段。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第三个阶段”，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第一部系统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著作，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片断和论述。2008年是这部伟大手稿产生150周年，学习和重温手稿中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论述，可以指导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现时代的基本特征。

一、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

马克思认为，一方面，资本主义超越了历史；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必然又会被超越。他说：“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一方面，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3]所以，马克思在手稿里特别论述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形式的论述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主线，由生产力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马克思认为，无论人类最初的迁移时代还是终于定居下来，像古代东方亚细亚自然形成的氏族和部落都是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第一个前提。“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4]单个人的财产是无法同共同体的财产分开来的，个人仅仅是公共财产的占有者。共同占有土地成为原始时代或人类社会上的第一种所有制形式。如同罗马、希腊和犹太人那样以城市作为农民即土地所有者的居住地，属于所有制的第二种形式。公社组织的基础，既在于它的成员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即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所组成，也在于农民的独立性是由他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由家庭组成的公社组织，公社财产即公有地，是和私有财产分开来的。公社成员的身分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成员，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他把自己的私有财产看作就是土地，同时又看作就是他自己作为公社成员的身份。为了保卫公社财产，同时也为了保卫公社成员自己的耕地，由许多个家庭组成的公社又是一个军事组织。像中世纪的日耳曼那样以劳动的个人即自给自足的公社成员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为特征，是所有制的第三种形式。在这一发展形式中，公有地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并且只有当它被当作公共占有物来保卫，以不受敌对部落的侵袭时，它才表现为财产。所以，事实上，每一单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

马克思说：“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发展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是有局限的，而随着这种局限的消除，基础就崩溃和灭亡了。”[5]马克思以罗马为例，奴隶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的集中、交换、货币关系、对殖民地的征服，等等，都在破坏原有的和传统的经济形式。马克思认为，“旧共同体的保存包含着被它当作基础的那些条件的破坏，这种保存会转向对立面”。[6]历史上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必然是旧形式的重新生产，同时又是旧形式的破坏。以生产力发展为主要推动力的各种因素的成长和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带动新形式逐渐取代旧形式。例如，因为人口增长引起向外扩张和征服殖民而产生奴隶，而奴隶的出现则改变了共同体的原来的社会结构，出现贵族与平民、奴隶与奴隶主，等等。再比如，因为生产率的提高，新的劳动方式，新的劳动结合，都会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也都会破坏共同体旧有的经济条件。马克思说：“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变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7]

马克思从人类劳动条件方面对历史进行考察，人们最初是在自然形成的基础上从事劳动，后来，这个基础被扬弃，原有的基础逐渐转变成为对于不断前进和发展的人群的过于狭隘的基础，经济形式就将发生变化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8]

二、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仍然以考察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变化为主线，论述自然形式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必须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方面是自由工人，自由得一无所有，即没有个人财产，只好出卖自己的劳动；劳动者也摆脱了自然的和宗法的依附关系，自己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有出卖自己的劳动的自由。另一方面是资本，不是以追求使用价值而是以价值增值为目的。马克思认为，这样的生产条件是以促使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发生解体的历史过程为前提的。就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来说，第一，是历史上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劳动者已经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已经不能自然地以土地为劳动条件来谋生。第二，劳动者是生产工具所有者的那种经济关系的解体。劳动者已经不能像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手工劳动者那样使用自己的简单的劳动工具和依靠自己的技艺谋生。第三，劳动者没有生活资料的储备。劳动者已经不能像历史上土地所有者在生产前就储备了新的一个生产周期的生活消费品，城市中行会师傅也具备了自己和徒弟的生活资料。第四，劳动者的依附关系的解体。劳动者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劳动者属于自由人，可以自己决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在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工人和资本家的交换是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双方都得到一个等价物，工人得到的是货币，资本家得到的是对工人的某一种劳动能力的支配权。工人得到的货币是补偿和保持其天天都需要的生命力，这是需要每天都必须以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才能维持的一种活动。资本家得到工人的劳动力以后，就可以合法地支配工人从事某种生产劳动，而且能够支配其生产出补偿购买工人劳动力的同等价值和这个价值以外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如果维持工人整个工作日的生存，假使只需要半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家在价格中只支付了半个工作日，也就是说，他在交换中对后半个工作日什么也没有支付。使它成为资本家的，不是交换，而是这样一个过程：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交换就得到了物化的劳动时间及一定量的价值。因此，价值之所以得到增加，只是因为获得或者创造了一个超过等价物的价值。剩余价值绝不会从等价物中产生，因而不会起源于流通，他必须从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它维持生命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

在原始的历史形式中，资本起初零散地或者在个别地方出现，与旧的生产方式并存，但逐渐地到处破坏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造就大工业，逐渐把全部农村纳入到不再是生产使用价值而是生产交换价值的生产中。资本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是理解资本主义时代历史进步的最为核心的内容。马克思曾经向恩格斯解释说：“资本向地产的转化同时又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形式的地产是资本对封建地产和其他地产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转化不仅是辩证的转化，而且也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地产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建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9]传统时代地产所有者向租地农场主转化、农民向雇佣劳动者转化，社会最后变成仅有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个基本阶级。资本在一个国家站稳脚跟后，其无限扩张的本能和冲动必然要求向国外发展。世界贸易是资本的世界市场。资本向国外发展和建立世界市场，同时也把固有的矛盾和危机带到海外和世界市场。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资本的作用。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在于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的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而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社会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种生产和交换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比它更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自然界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一切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的目的都是要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的限制。马克思接着说：“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0]

马克思科学评价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11]

三、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

在马克思的时代，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多如牛毛。这些社会主义都会拿出许多改良社会的方案，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但是，从不设想未来是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接受并共同遵守的一份宝贵遗产。黑格尔说：“哲学是探究理性东西的，正因为如此，它是了解现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的，而不是提供某种彼岸的东西，神才知道彼岸的东西在哪里，或者可以说（其实我们都能说出），这种彼岸的东西就是在片面的空虚的推论那种错误里面。”[12]为了与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主义。

但是，马克思一生的斗争和追求，可以说就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未来。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对未来的认识问题上，不是预料和推测，而是通过对现实的科学批判。1843年，刚刚投入革命斗争和科学研究的马克思就说：“……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3]马克思逝世后，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帕给恩格斯写信要求为其准备创办的《新纪元》杂志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基本思想。恩格斯回答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14]恩格斯摘抄的这段话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过替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细节。马克思为了不引起误会，在其著作中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的概念时，即使像《共产党宣言》那样经过反复推敲的严肃著作，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用极为模糊的语言以表述其逻辑关系。个别情况下，马克思会使用“联合体”或“共同体”[1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经用过“自由人联合体”[17]。19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的工人运动越来越多地把自己争取政权的斗争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才把马克思的有关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思想统称之为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和发展概括为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依次出现的三个阶段，并用“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8]来概括社会主义。手稿中有大量这方面的论述，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全面发展的个人、共同劳动和自由个性，则是理解社会主义的几个关键词。下面介绍比较集中阐述的一些段落。由于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许多相关的论述都属于文献史上第一次出现，有的甚至于是马克思唯一的一次论述，笔者尽可能使用马克思的语言。另外，文稿属于手稿性质，主要是记录作者的思想过程，难免凌乱和重复。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成的一种经济关系，当这一经济关系还没有产生和没有达到一定的阶段的情况下，是不会有社会主义的。马克思说，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有大量对立的社会统一形式，这些形式的对立性质决不是通过平静的形态变化就能炸毁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珂德的荒唐行为。[19]社会主义需要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点以后，“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用暴力消灭资本……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这里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的范围和广度”[20]。

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蒲鲁东要资本、不要资本家，幻想保留交换制度却消灭货币的荒谬性时指出，“在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不是任意的事情，它以物质和精神条件发展为前提”。[21]马克思接着说：“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已建立在全面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22]

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交往的普遍性和世界市场，都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认为，资本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都成了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的基础。马克思说：“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3]

马克思批判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时指出，包括资本前在内的那些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社会一个共同的局限是，资本决不能全部被使用，总要有一部分资本固定起来，丧失价值，不生产。马克思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这些限制，还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是以前的那些已经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但是这些限制并不是生产本身的规律。一旦交换价值不再成为物质生产的限制，而物质生产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那么，这全部历史及其痉挛和痛苦也就终止了。”[24]

与资本的生产不同的是，共同劳动一开始就是共同体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资本生产是以单个人的独立生产为出发点的，是建立在以商品交换、交换价值、货币和市场等等为媒介的基础上，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为一般劳动。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共同性生产是基础和前提，单个人的劳动必须一开始就不是特殊劳动，而是一般劳动或社会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一开始就构成一般生产的环节。马克思说：“因此，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形式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因此，它不需要去交换特殊产品。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在这里，交换价值的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分工不再存在了，代之而建立起来的是某种以单个人参与共同消费为结果的劳动组织。”[25]

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进步也为社会主义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表现为社会劳动量，劳动成为社会财富的尺度。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能力，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和增加剩余劳动，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自觉和强制性的动力。科学巨大发展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也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26]“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27]

四、结束语

第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完成。手稿中有不少关于未来社会的语句和段落，但是，没有一条是马克思特意论述未来社会的。这些论述，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某个方面而得出的结论或观点，都是为剖析资本主义或者为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观点服务的。

第二，马克思一直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特征持有十分谨慎的态度。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未对这个问题给予过专门的研究。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有关论述并不是系统的、逻辑的和连贯的。而且，马克思讲述这些论点的目的主要地还不是为了传达有关“自由人的联合体”或社会主义的信息和认识，而是为了更透彻地理解和分析资本的特征与本质。所以，即使把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当作是对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的规定，其中仍然缺乏前提和环节方面的许多条件。所以，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应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世界观的高度概括上来把握。

第三，马克思以考察劳动的客观条件和劳动关系为主要依据，把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相互衔接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从原始人类以自然占有土地等自然条件和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氏族或部落开始，发展到像日耳曼那样以家庭和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共同体，都属于人类利用和适应自然条件为特征的历史。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不可逆转的发展，从第一历史阶段的社会内部生长出以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为特征的社会阶段，这就是第二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与人类最初完全依赖于自然所不同的是，这个阶段中以物（经过人的劳动创造的）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马克思把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统统称之为第三阶段。

第四，马克思特别地强调和多次论述了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为第三阶段创造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在资本主义内部生长着否定它的因素，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这些因素和条件不是别的，是资本内部生长出来的先进生产力、全面的交往关系、经济组织和社会机构，以及自由发展的个人和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条件如具有现代意识的观念和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等等。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是狭隘的，但它具有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方式和生产阶段所具有的力求全面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在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的自由的、毫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这种趋势既是资本所具有的，又是与资本的本性对立和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较高的层次并最终导致其解体。由于新阶段的社会因素生长于资本内部，所以，这一解体过程和解体条件也是自然发生的。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也用“地雷”、“炸毁”、“暴力”等词汇，却又说“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

第五，马克思通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形成了“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28]的研究顺序。这是研究的理论逻辑，也是资本发展的历史逻辑。资本在一个国家的形成和取得胜利仅仅是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本来就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之中。资本用自身的历史证明了它的崇高。资本一直在生产和交换的范围方面追求一个更高的境界，以实现其固有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资本的伟大文明已经超越了人类以前所表现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要求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马克思认为，资本冲破国家的界碑，扩展到全世界，使整个世界连成一片，同时也把资本固有的矛盾和危机也扩展到全世界。那时，才是资本的总危机和资本的解体，才是工人阶级的胜利。资本在其早期阶段，最先在欧洲一些国家产生的同时就开始了寻找世界市场的历史。但是，资本主义创造世界市场的过程不仅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取得胜利的时期没有结束，在马克思的时代没有结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结束。目前，资本的世界市场体系还没有形成，全球化的趋势仍在行进的状态中。

第六，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人类历史的第三阶段即社会主义，不仅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全面交往的社会关系为前提，而且是以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在第三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个人全面发展、共同的社会生产和自由个性是其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是无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和精神条件，都是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由资本关系发育和形成的，“隐蔽地存在”并不断地成长着的。当所有这些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珂德的荒唐行为”。100年前的俄罗斯和50年前东欧国家，都还属于以小农为主的农业国家，不用说绝大多数国民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联系，就是国内资本主义市场也尚未形成。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国家的剧变，远不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理论的失败，那充其量不过是一次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但是，即使如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然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苏东国家在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时期内培育和生长了许多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物质与精神条件。

第七，马克思揭示的社会主义和有关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的理论是从人类大历史的视角提出来的。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时，人类已经有了几十万年的历史，仅有据可考的文明史也有数万年。马克思把这样长的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而马克思在世时历史也仅处于第二个阶段。所以，这样的历史时期不是以20、30年为单位计量的，甚至于也不以100、200年为单位进行计量，这是一个大时代的概念。我们还处在资本改造旧世界的时代。这是一个资本继续成长和社会主义因素发生的时代，是一个社会主义成分迅速成长和资本主义为自己的解体培育物质和精神条件的时代。

历史正在实践马克思的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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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永佶，梁中堂.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人类社会内在和客观规律的要求[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5）.

注释：

[1][17]马克思.资本论[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2、11.

[2][3][4][5][6][7][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上)：104，458，472，485，494，494，497.

[9]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4月2日）[A].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31.

[10][11][18][19][25][2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上):393，287，104，106，119，221，218-219.

[1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0.

[13]马克思.“德法年鉴”的书信[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416.

[14]恩格斯.致朱泽培卡内帕[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9）：189.

[1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273.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4）

 

社会主义发展史心得体会1    只有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够更深刻领会精神，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献策献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的政治宣言，是举旗定向、谋篇布局的奋斗纲领，是凝心聚力、兴党强国的行动指南，是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指路明灯。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坚持学、认真学更要学以致用，用新思想去开创新局面。

   在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最根本的在于我们党确立了总书记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于有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进入新时代，实现新的目标任务，必须始终终坚决维护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我们要认识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高度自觉地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切实把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应用。要学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要认清新时代背景下的的阶段特征、主要矛盾和使命担当，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努力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

   我们要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具体部署，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要总览全局、把握方向;要坚定信心，继续推进;只有将新目标、新要求、新举措与新时代结合，才能实现对具体同坐的再梳理、再谋划和再提升，只有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加强理论武装、加强自身建设，才能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有新境界、新担当、新追求。在学习过程中不要追求形式花哨，要真正学懂弄透，用新思想理论实现政治觉悟、履职能力、作风标准的新提升，在树牢“四个意识”、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好表率;在学以致用、真抓实干，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地见效上做好表率;在强化政治责任、转变作风、严于律己上做好表率，发挥好领导带头作用，形成了努力、自由、乐观的氛围，提升了大家对于新时代的期许。

社会主义发展史心得体会2    通过认真学习党的奋斗历史，我进一步深刻认识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担当的本质内涵，我们要发扬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要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革命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坚持不懈，用革命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校准前进的方向。

   通过认真学习党的奋斗历史，我进一步深刻认识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没有脱离于群众之外的特殊利益，党员没有超越群众之上的特殊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就是一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历史，就是一部服务人民、以民为中心的历史。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历史的大视野中回看自己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读史使人明志，鉴以往而知未来，滋养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5）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抓住了“资本主义”这个时代的唯一问题，不仅发明了“资本主义”这个词，《资本论》的贡献，更在于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揭示了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这个发现的意义，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 可以毫不客气地这样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终结了古典经济学，而在第三卷中，他实际几乎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在马克思身后，经济学讨论中那些最有价值的内容，无非就是围绕《资本论》第三卷进行的辩论而已。 当然，马克思去世后所形成的各种学派，根本就不承认这一点，不管这里的原因有多少，但如果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说，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对马克思的误读。或者说，这就是因为人们往往只是读了《资本论》的第一卷，就以为已经了解了《资本论》、就已经彻底读懂了马克思，甚至已经“终结了马克思”（当然，还是需要考虑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连第一卷也没读过）。《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资本”马克思主义最通俗的阐释者是恩格斯，但是，马克思真正的、或曰最好的读者却并不是恩格斯，这是因为：恩格斯对于“资本”的理解，其实不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资本”，即那种必须通过“商品与劳动”才能实现的资本——是那种只有在工厂里活动着的资本。恩格斯以为：资本家就是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但马克思却认为：资本家是以货币为工具的投资者，而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只是“企业家”而已。 马克思这样解释“资本家”与“企业家”的关系说： 货币所有者，当作这个运动的有意识的负担者，就成为资本家。他的人身，或者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与复归点。那个流通的客观的内容——价值的增值——是他的主观的目的；抽象财富的递增的占有，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推动的动机时，他才是当作资本家或当作人格化的有意志有意识的资本，来发生机能。使用价值，绝不是资本家经营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个别的得利，而只是牟利行为的不懈的运动。这个绝对的致富冲动，热情的价值追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共有的。但货币贮藏者只是疯狂的资本家，资本家却是合理的货币贮藏者。价值不息的增值，是货币贮藏者所欲的，因为他要在流通面前救出货币，但也是精明的资本家所成就的，因为他不断地重新把货币投入流通中去。（《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158页） 马克思在这里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经营者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即转化为商品与劳动力的时候，他只是“企业家”，只有当他把这种经过生产和销售而增值了的“现实资本”，再次转化为货币资本，并且从中获得了利润的时候，他才是“资本家”。 资本表现为货币资本、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而且，这三者之间是互相转化的。货币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这就表现为金融资本的运动，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这就表现为产业资本的运动，但是，它们的运动规律却又是相反的：产业资本遵循的是“贱买贵卖”的原则，即遵循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规律，但是，金融产品遵循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运动规律，即金融资本“追涨杀跌”的规律，一般的商品一旦涨价，其购买者就少，迫使其降价，而金融投资品则相反：某金融产品涨价，人们便纷纷跟进，一旦跌价，人们则纷纷抛售。 这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面教导我们的。 无论虚拟资本还是现实资本，都是货币资本转化来的，它也还要转化为货币资本才能赢利。因此，只有银行家才是最大的资本家。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企业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资本家，或者说：是“辛辛苦苦的资本家”罢了，虽然“使用价值，这个绝对不是经营的直接目的”，但对企业家而言，剩余价值的索取，却只能通过商品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才能实现。因此，企业家的全部罪恶，也不过就是剥削工人，这种剥削从来只是局限在工厂和企业内部，因而是很明显的，是很容易被识破的。金融资本才是“霸权”的基础对于资本的活动，对于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恩格斯只是理解了 “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的那一部分，这也就是恩格斯所津津乐道的那个简单公式：G－W－G''所表述的。但是，这一部分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提出过的，只不过他们的分析没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得更透彻、更彻底罢了。 而“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虚拟资本”，才是马克思开创性的贡献，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使得资本主义真正得以成立的东西。”可惜，恩格斯并没有抓住这一点，而一举便抓住了马克思思想中这一部分的是列宁，具体说——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篇宏文。 资本活动的起点不是现实资本，而是货币资本，因为是银行家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或者是虚拟资本。前一个转化形成了产业资本，后一个转化则形成了金融资本。 那么，20世纪的金融资本，或者由资产阶级银行所掌握的“货币资本”投向了何方呢？列宁指出：这种货币资本的转化或者“流向”，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拟经济领域，即投资于股票、期货和债券。最简单地说：私人银行和资产阶级金融家们，先是通过发行信用，将社会资本集中在自己手里，然后再通过信用的大规模缩水，将社会财富化为己有（列宁将其称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剥夺积累”）。第二个方面，金融家总是最为积极地投资于军事工业，以此服务于对外扩张、争夺世界市场的目的。第三个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便宜，更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缺乏，所以，国际资本家集团就更加缺乏向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投入资金的动力，而是通过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即热衷于通过向发展中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放贷，以获取高额利润（卢森堡将其称为“过度积累”）。 列宁当年说的这些话，不但今天依然有效——而且，它更胜过无数政客和理论家的胡言乱语。 通过将“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相联系，进一步阐释了“资本”、“帝国”和“霸权”之间的关系，思想使得列宁主义的分析更加清晰化了。 而如果最简单地解释什么是“霸权”，我们可以这样说：葛兰西指出，对权力的服从有两种，一种是被迫的服从，这个叫作“强制”；一种是自觉的服从，这个叫作“认同”；而“霸权”就是指为被统治者认同的权力，是被统治者自觉服从的权力。 关于什么是被统治者自觉认同的权力，理论家们一般认为，这就是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它的载体：教会、学校、媒体。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体制之下，统治阶级唯一可以不用强制的方式（包括采用强制灌输和洗脑的方式）实现的权力，同样的——也是那种唯一为被统治者所自觉认同、深信不疑的权力，其实也就是“钱”，是占统治地位的私人银行发行的纸币。 宗教改革运动废黜了教会的赎罪券，但是，资产阶级却把银行当作了教会，把私人银行发行的通货当作了赎罪券。 因此，马克思方才这样说，西欧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基督教—犹太教的产物，它的基础是迷信，“经济学”乃是资产阶级的新神学，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它与其说是显学，还不如说是巫术和迷信罢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一个“头足倒置”的结构。 要理解马克思的视野，我们首先必须重新认识世界史，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世界起源”。 与我们惯常的“世界史”叙述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并不是在西欧建立起来的，更不是在西欧“内部”独自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美洲的发现，如果为了不绕过世界上最顽固的封建堡垒，如果不是为了避开欧洲野蛮的封建宗教统治，如果没有宗教战争迫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得不去打开封锁，使自己从“欧洲这个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角落突围出去”，美洲也就不能被发现。如果美洲不能被发现，那么，欧洲就不能积累起后来摧毁内部封建宗教堡垒的力量——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世界”，即欧洲的“外部”、而不是“内部”建立起来的，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过了。 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指出过的是：仅仅依靠西班牙征服美洲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与东亚建立联系，如果不打倒直到1900年依然还占据世界GDP首位的中国，欧洲资本主义的霸权依然不能建立。 实际上，西欧要想取代中国霸权，这仅仅靠船坚炮利是做不到的，自1500年到1840年长达340年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无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还是英吉利，他们在“天朝”眼里与安南和日本的海盗“倭寇”没有区别。当然，靠传播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这种西欧“意识形态”、靠传播这种“普世价值”，那就更是做不到的。 西欧能够取代中国成为霸权，靠的其实是白银，更准确地说：就是“天朝”对于白银这个真正的“霸权”的需求和认同——尽管欧洲所掌握的白银主要是从美洲那里抢来的。 因此，真正使得西欧资本主义成为一个“霸权”的，就是它对白银的掌握，但更是以中国为首的“旧霸权”对于白银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构成了“自觉的服从”，因此，掌握着白银霸权的西欧方才开始真正成为一个“霸权”——这正如后来的英国之所以成为大不列颠，乃是由于世界对于金本位制的认同，而今天的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霸权，则是由于世界对于美元的认同。 以为今天的美元霸权乃是建立在美国的经济实力、生产能力之上的那种观点，不仅是极其可笑的，而且也是荒谬的。同样的，以为美元霸权仅仅建立在美国的超级武力和武力镇压之上，那也只有部分的真实性。“美元霸权”之所以是霸权，简而言之，就是因为它的霸权地位是全世界人民自觉认同的，正像人们认同美联储、世界银行、WTO、G8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者一样。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体制是以“金融”为核心的扩张，货币积累，而不是“原始积累”和“现实资本”的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形态。金融资本才是资本的核心。“不均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企业主的私有制”，向着企业联合体、股份公司和社会融资的发展，对于这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均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过，恩格斯却“创造性地”认为：这个“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它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终于被“生产的社会化”所代替，而社会所有制，又被资产阶级国家所有制代替，最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夺取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就将实现。 但是，列宁却指出：与恩格斯的美好期望不同，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根本就不会自动起来资产阶级国家，恰恰相反，他们会成为“工人贵族”，会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会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殖民地的工具。因此，如果不摆脱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对于社会主义的那种社会主义“空想”（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很策略性地用卡尔•考茨基替换了恩格斯的大名），如果不另外独辟蹊径，依然还在那里为跨国公司和华尔街大唱赞歌，那么，所谓“人类历史不可避免前途”就绝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就是联合和集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集中、财富由多数人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最终，社会联合为两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列宁（也包括罗莎•卢森堡）则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分离、对立和分散，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并不是矛盾愈来愈集中于核心地区、发达国家“内部”，而是日益把危机和矛盾（同时也把革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转移出去，转移到“外部”。 卢森堡率先提出了“过度积累”的概念，所谓“过度积累”，就是指资本家宁肯向海外投资，利用海外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也不愿意给国内工人提高工资、促进国内消费。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正是这种海外投资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分散”或者“扩散”到了海外，同时，也把内部“革命”的可能性分散、转嫁和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从而既促进了那些地区的民族矛盾，也促进了阶级矛盾。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分散和扩散，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但却使得边缘地区日益成为革命的中心。 列宁的这个论断一定会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吃一惊。《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说：宣言“用德文、丹麦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公布于世”，这就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无产阶级，其实也就是“欧洲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绝不可能在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发生，更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发生——但是，历史证明，他们错了。 他们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仅仅看到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而没有看到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没有看到“不均衡发展”才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正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均衡，所以才会出现卢森堡所说的“过度积累”，它才促发了不发达地区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从而使得那些地区成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火药桶。 因此，列宁说：在帝国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空喊“民主”、“人权”的口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们即使需要一个建立在商品“平等交换”基础上的形式上的民主，也必须首先通过无产阶级的形式，摧毁现存的资产阶级垄断统治，然后，才能实现那种建设在“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同时，也只有打倒帝国主义的掠夺，才能恢复一个真正公平的“世界市场”。同样的，只有给予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才能在此基础上重建各民族平等的联合，以打倒帝国主义。于是，列宁指出：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所要追求的“当务之急”，恰恰不是抽象的“民主主义”和“人权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和“支持民族自决权”。 列宁说，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普遍”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方法，也不是“普遍的世界交往”，而是根据生产方式的不同、根据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互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 实际上，今天的情况不也是差不多的吗？难道在英法、特别是美国与德国、俄国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吗？这种矛盾，如果不是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与产业资本主义、能源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如果这种矛盾不是“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的矛盾，那它究竟又是什么呢？ 同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不也就是扶植和利用那些国家的反对派，用他们来镇压那些国家的人民，并以此来控制石油资源吗？今天，如果美元不等于石油加大炮，那么它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吗？如果美元不与石油和大炮相联系，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傻瓜会蠢到去积累这些废纸吗？而美元可以转化为石油和大炮——这不就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吗？这种转化，难道不就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运动的一般逻辑吗？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绝不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超级帝国主义”，相反，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按照马克思和列宁所揭示的资本运动规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划分为针锋相对的“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和“产业资本集团”，表现为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正是这两大资本集团的斗争，导致了世界大战。思想“现代世界”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中国宋代，以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变法”为标志。从那时起，不但出现了一个与大地主、大封建领主相对抗的国家机器，而且，这个国家机器还日益采用着具有近代色彩的“重商主义”方式与大地主的剥削形式进行斗争（举凡免役、市易、青苗诸“新法”之实质均在乎此）。伴随着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的扩大、煤铁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地方割据的封建势力的消失，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最终是第一个世界贸易体系以朝贡贸易的方式，以中国为中心形成。 随着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和大规模的白银开采，随着1567年明代中国开放“银禁”，西方世界开始“挤进”原有的朝贡贸易体系；从那时起到1900年，西方后来居上，以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以炮舰政策，最终摧毁了朝贡贸易体系，建立了以西方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北美、欧洲和日本）支配世界的过程，与衰败的过程是同步的。 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其特征是产业无产阶级（立足于欧洲坚实的工匠传统）、商人阶级（其最初兴起的动力也包括海外传教）和金融阶级（滥觞于地中海地区白银资本的运作者）——这三者之间的结合与互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手推动了西方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西方现代化—工业化的后果是暧昧的。它既带来了无产阶级的成熟和日益壮大，但是，西方工业化一开始就与剥夺和外部、排除和外部地区工业化的世界不平等体制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诞生在这个历史阶段。其核心是揭示并分析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之间的结合与对立，并在社会发展运动的意义上，描述了这种结合与对立的直接表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现代世界进程”的第三个阶段表现为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这个双向进程。为列宁所揭示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对发达国家内部日益成熟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回应，而世界革命则是对帝国主义的回应。这个阶段从20世纪开始。 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最后一场发达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随后爆发的是：1905年“半”的俄国革命、1907年的伊朗革命、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革命的基本目标都是地区的现代—工业化。 历史证明：垄断资本主义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代价，度过了它的严重危机，而地区的现代—工业化则随着1980年代“万隆”和“万隆体系”的崩溃，以及1991年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告一段落。 以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黄金本位制瓦解为标志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由三个主要特征构成：（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实现人类共同发展，而是使世界人口的80％长期处于贫困和被剥夺的境地——这已成为世界共识。（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最新、也是最后的阶段，即完全放弃和排斥实体经济和生产劳动，金融资本、虚拟资本成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成为资本积累的根本动力。（三）随着金砖国家的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18世纪以来形成的东西方实力对比，第一次出现了“逆转”之势。 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历史的创生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十分悠久的国家，中国的长期衰落与再次兴起，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今天，一切不持偏见者均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现代兴起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结果，而思想则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与运用，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和“天下兴亡”之鉴。 国家、民族和人民，这是思想的三个关键词。将其概括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比马克思更为强调国家和国家的“独立性”。这是由于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宰制下，长期丧失国家的悲惨处境所决定的；与西方资产阶级不同，中国资产阶级（其主体是买办阶级）没有建立和建设现代国家的能力，而相对于西方为经济权而斗争的无产阶级而言，争取国家，这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要务”，而且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第一要务”。 所谓“国家要独立”，不仅是指国家要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国家应担负起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对内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的任务，而且，国家还要独立于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因此，将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修改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所谓“民族要解放”，是指民族的政治解放必须伴随着文化的解放，这种解放又是双重的：即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和旧的传统文化这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努力去创造出服务于民族政治解放的新的、现代的、民族的新文化。 所谓“人民要革命”，这里的人民专指“劳动人民”，这样的“人民”对上述国家、“民族”构成了根本性的规定：即人民要管理国家（不仅仅是埋头于生产和物质利益之中），“民族”必须与“阶级”相结合（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国家、民族和人民——在思想中形成了彼此规定、互相推进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的制度性实现或体现，就是毕生最杰出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新中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就是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6）

我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深刻体会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不断深化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锤炼了个人党性。

一、学习党史，让我进一步理解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回望我们党百年奋斗史，只有“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努力做到客观了解过去，才能正确认识现在，科学把握未来。我们从哪里来的呢？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只有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才能做到不忘历史、不忘初心。今天，我们这一代人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就是“我们要往哪里去”。今天，我们仍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仍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也是要不得的。因此党员干部要带头自觉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大力弘扬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二、学习党史，让我进一步懂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铸就了我们独特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气度。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100年的奋斗史和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史，则是理解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反复提出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古人有云，读史明志，鉴往知来。我们透过波澜壮阔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隐约可见，那就是一个民族百余年来最伟大的梦想，那是几代人为之舍生忘死的事业，那也是我们这代人努力奔跑的方向。我们作为一名党员，理应继承百年大党的历史经验，牢记我们的初心使命，在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中吸取营养，积蓄力量，奋发有为，让我们伟大的党和祖国必将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三、学习党史，让我进一步增强了政治定力，政治上更加清醒。学习让人明理，读史让人明智。以历史视角看，愈是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就愈能真正体悟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就愈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之美、使命之重、志向之崇、来路之艰，让我增加了个人政治上的思想认同和行动认同，进一步理解我们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共存，更需要我们政治上清醒，行动上成熟，准确把握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历史走向，始终做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初心不改、使命不移，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人民立场，涵养人民情怀，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起点之上做出一名党员应有的贡献。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7）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职业院校世界历史教学，应不失为一种教学思路，尤其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教学中更有借鉴之处。本文就如何把科学发展观引入课堂，讲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做些有益的探索。

1 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这就要求我们用科学发展的观点，宏观把握，系统考察，分段理解，认识问题，任何事物都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一波三折，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世界历史教学，审视、梳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轨迹，会给我们以更多的启示。以科学发展观总结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会提供一种更崭新的思路。

2 用科学发展观梳理社会主义运动史

2.1 阶段科学划分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具有世界性的科学社会主义已有一百六十年的历史。期间，国际社会主义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发生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阶段，是从1848年到1917年，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主要任务是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二阶段，是从1917年到1978年，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科学到实践的飞跃，主要任务是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形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以来，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飞跃，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辟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2.2 宏观审视与梳理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第一阶段，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一系列革命成果，特别是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1917年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而且又是一个国家单独举行革命，巨大的历史飞跃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难题，由此引起的争论贯穿于以后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列宁毅然实行了向新经济政策的战略转变，继续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构想，其实质在于探索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民族振兴的非资本主义道路。[2]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这一探索未能在俄国结出应有的果实。

第二阶段，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起，斯大林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这次转变的结果，是建立起了斯大林模式，即后来持续存在了半个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大到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尽管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相同，但其基本框架则是一致的，都是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等。

第三阶段，随着剧变，国际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甚至低谷，经历一个重新分化组合之后，社会主义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缓缓回升结束了震荡期，进入调整期，并在总体低潮中出现了局部复兴。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领导中国人民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十六大、十七大以来，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整的新思路、新方略。这些新思路、新方略，既承载着浓浓的历史厚重感，也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新要求，这是对社会主义实践规律认识的深化，又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我们相信“只要中国不垮”、“旗帜不倒”，“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3]“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4]我们应当站在这种政治高度，来看待与认识科学发展观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目前的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在世界有目共睹，其发展成果越来越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认可、接受，甚至学习。

3 展望未来，教育学生坚定信念

由此观之，近一百六十年来，一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从总体与发展趋势上看，虽跌宕起伏，但仍在曲折中前进。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审视、梳理这段历史，进行教学。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一把好钥匙，更具有指导作用。它要求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科学的思路，以人为本的理念教育学生，使广大学生不仅能掌握历史知识与能力，更要展望未来，坚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形成科学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信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目前的低谷――调整――局部复兴，必将走向伟大的复兴，直到最后的胜利。把科学发展观引入课堂教学，必将推动高职院校历史教学与改革向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14.

[2]李红庆.世界近现代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005重印），168.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8）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008-03

中共中央总书记在201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这段话，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据。

正如科学理论既从实践中来也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来一样，正确的道路也是既从实践中来也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来。

一

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哪些宝贵资源呢？

（一）天人合一，互相协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重要内容。荀子在《天论》中指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主张天地万物和谐统一。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德。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而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西方又有所不同。就是西方人总是企图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而东方先哲却告诫我们，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周易・系辞》明确指出：“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季羡林先生对“天人合一”的解释是：“我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2]14。“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2]15。张岱年指出：“《周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是一种全面的观点，既要改造自然，也耍顺应自然，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的愿望，既不屈服于自然，也不破坏自然。以天人相互协调为理想。”[3]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珍爱自然、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就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

（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民为贵”的思想。《尚书》中阐述过“重我民”、“唯民之承”、“施实德于民”等记载。《左传》中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孟子・尽心下》中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得乎丘民而为天下”。《荀子・王霸》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老子》中说：“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强社会建设、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以和为贵，追求大同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坚持和谐，看重中道。《论语・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礼记・礼运》这样描述“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说明，“大同社会”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人人都能受到全社会的关爱；二是人人都能安居乐业；三是货尽其用，人尽其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体现了这样的社会理想。

（四）致思路线，实事求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实事求是有明确的阐述。实事求是出自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河间献王传》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如果说，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还侧重于做学问的风气的话，那么儒家的内圣外王则有了治理社会的方式方法。顾炎武首倡“经世致用”之风，龚自珍抨击“万马齐喑”的局面，魏源高呼“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等，都是在看到了社会发展的桎梏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改造社会的方法。我们抛却这些方法的科学性和彻底性，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前人实事求的思维方法，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蕴含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体现了这样的致思路线。

（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指天体运行是没有终止的，君子也应该效法天，自强不息。这是人们应对困难的基本原则，也是积极人生态度的理论概括。自强不息的精神，强调每个人都要有独立意志，此正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礼记・儒行》亦提倡“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的不屈精神。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讲：“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正是自强不息的体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产生发展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重要条件。

二

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哪些历史经验呢？

（一）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梦”的最高层次

中共十闭幕不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说：“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4]。

“中国梦”是一个总体概念，有多个层次。我认为，中国梦有如下层次：一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是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梦想；五是家庭梦、个人梦。在这五个层次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最高层次，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就是探索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先进中国人不断探索、顽强奋斗。正如国家主席说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5]。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角度看，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中国梦”最高层次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从“中国梦”的角度看，“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5]。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这既是现实的要求，也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探索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是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但是，选择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却不能仅仅靠逻辑的推演、学理的论证，而必须是实践的探索、理论的总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到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将马克思主义从其他改造中国的方案中区别开来，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期间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正如在《论人民民主》中所说的：“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6]1469，1470。

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仅仅是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关键的一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更关键的一步。这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要求。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但是如果不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是不能发挥指导作用；能不能自觉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正如邓小平在1956年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7]258-259

（三）革命、建设、改革都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道路

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也是最重要的结果。正如所说的：“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1]。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能不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是革命、建设、改革能否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也是最重要的标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我们找到了一条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条道路保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

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拓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使中国成功地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也力图找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8]10。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断探索，不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主文明的正确道路。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历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哪些借鉴呢？

（一）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几乎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出现过失误，中国也是如此。1958年后的20年，中国社会“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9]264。“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9]223。出现这些状况的原因，归根结底，与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认识不完全清醒有关。正如邓小平说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9]63。所以，解放、发展生产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探索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二）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生产力、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最关键手段

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知道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论断的产生和被人们接受，是经过了多么艰难的历程，这个论断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过多么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将执政前行之有效但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革命方法运用到建设中来不能成功；执政后确立的纲领、方针、政策不能适应发展变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能成功。这是发展生产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即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现实发展的要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出现这些变化，就是由于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正由于此我们才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10]7。

（三）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改进党的作风

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紧紧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投身到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来”[1]。这是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今天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关键环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员的行动，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发展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党的建设中，要更加深刻地认识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

（四）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把握国内大局，这已经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也是我们比较一致的认识。同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际局势的发展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能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把握世界大势，将其和国内大局结合起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党和政府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N].人民日报，2013-06-26（1）.

[2]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1）.

[3]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

[4]深情阐述中国梦[N].人民日报，2012-11-30（1）.

[5].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3-18（1）.

[6]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9）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初步奠定基础

如何科学看待市场机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逐渐转变为全国执政，在对待市场经济问题上表现出历史的、客观的审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已经看到同市场关联的私有制经济的两面性。依循这一理论，建国初期允许私有制经济存在，但对市场经济整体上持否定态度，对市场机制持谨慎允许态度。其间，形势发展要求对市场经济采取过相对缓和的战略策略，但仍然不免将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吃人”的邪恶面相联系。这种总体认识，同中共中央那一时期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认同有着密切联系。特别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中苏两国政治和军事同盟地位巩固之后，仿照斯大林模式对中国私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6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宣告“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实践中问题的解决。20世纪50年代中叶，随着波匈事件和苏共二十大的消极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中国刚刚建立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泛起了“涟漪”。 一方面，我们突出国家计划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力和掌控力；另一方面，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等价值法则对经济发展有着无形的影响。两种力量在“共存”中“交锋”。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这种排斥市场手段从而单一依赖计划手段的经济运行机制模式，自身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在农业方面，“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命令现象，规定土地入股的分红比例偏低，对社员入社的耕畜、农具作价过低”，使有些农户变相破坏生产工具；在手工业改造方面，“例如，北京有四五十万辆自行车，修理自行车的也很多，每条马路都有，很方便。后来……统统合并起来，高级化了，结果老百姓很不方便”；在民族工商业方面，“北京有名的老字号‘全聚德’烤鸭，由于合营后轻易改变原料供货渠道和制作方法，品牌效益比过去降低了”[1]340-356。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面世为标志，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主要指向。《论十大关系》著作本身，并未直接涉及更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具体内容，而其中经济思想和理论，则从经济哲学层面阐述和回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和道路问题。此文主要阐述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十对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思路。在分析经济领域诸多矛盾关系过程中，着重阐述了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理论逻辑问题，阐述了解决经济领域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方法论问题，阐述了通过次要矛盾的解决推动主要矛盾的思路问题，如此等等。这些具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思想，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统筹兼顾思想和辩证统一思想，成为当时共产党人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理论武器。虽然并未动摇刚刚依据苏联斯大林模式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及其计划经济主导的经济运行体制，但是，不可否认，在斯大林迷信破除后，在社会主义各国探索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特色道路的氛围下，毛泽东这些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不仅对国内，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亦具有思想引领意义。

在毛泽东倡导的“探索中国特色道路”的理念引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大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重要十年（1956-1966年）。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同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进一步反思苏联模式，反思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致力探索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性，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受此影响，作为党内出色的经济理论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大胆破除党内以往对斯大林经济理论模式的过度依赖，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为补充。当然，由于历史固有的局限性，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在运用市场机制方式和道路上继续深入发展，但这种开创新路的大胆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理论生长点”。

比如，在所有制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一点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思想。1958年后的大跃进时期，针对如何走出中国经济困境，在中共中央高层和思想理论界，曾产生过关于“是否可以运用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争论。毛泽东对这一时期有关“消灭商品生产和交换”“否认价值规律”的思潮提出批评，并指出“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进而认为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并由此主张“应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2]。

又比如，毛泽东在1959年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批评了当时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的“一平二调三收款”。很多农民对此采取了对生产的粮食“瞒产私分”，拒绝缴纳相应比例的“征粮”，以此方式加以对抗；更有甚者，为了缓解当时的生活困难状况，有的农民直接到农村粮库“抢粮”。为缓和诸如此类的紧张关系，毛泽东提议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并建议“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发展农村经济的思想理论观点。

再比如，毛泽东曾指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是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即使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很不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可能存在。”[3]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印证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一定历史阶段不可能做到完全排斥非市场因素而形成“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这为后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借鉴。

另外，在分配制度方面，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利益兼顾、按劳分配等思想；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的管理方面，毛泽东主张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了要科学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扩大地方权限的思想，等等。

纵观毛泽东关于发展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相关论述，有很多“真理颗粒”，但遗憾的是这些“真理颗粒”并未继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1956-1966年的十年间，由于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模式与中国发展的实际和理论的背离。对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秉持实事求是精神，不断地针对出现的偏差进行自我纠正，有失败的教训，更为重要的是积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步经验。针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很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相反，1966-1976年的十年间，毛泽东经济思想被“左”倾错误思潮淹没。自由市场、按劳分配、商品经济等同市场经济联系密切的诸多要素，在“集体非理性”的宣传氛围和盲目实践中，被当做同“资产阶级法权”相联系的灰暗事物――并遭到批判。毛泽东晚年经济理论中“真理颗粒”的光彩，也被其晚年错误思想理论的阴霾所遮蔽。应当说，在毛泽东领导下集全党智慧孕育生成的思想理论生长点，相应表述并非尽善尽美，但这些“真理颗粒”在改革开放时期重新焕发活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丰富思想养料，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中弥足珍贵的“源头活水”。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改革开放时期不断成熟发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的艰难探索中，逐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又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这一时期，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与经济发展中模式，面临国内国际一系列质疑和挑战。如何认识市场机制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始终是中共中央不可回避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了“战争与革命”，成为时展主题；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也在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重点。中共中央立足、因应执政方位的历史变化，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生活问题作为党的工作重要内容，并试图引入市场的力量助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针对过去长期以来人们对外资的恐惧思想，突破将外资同资本主义罪恶无限联系的“左”的思想，提出“要积极引进外资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的思想理论观点。由此，“1978年3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1978年至1985年）引进规模由65亿美元增加为180亿美元”[1]1002。这种思想理论认识，突破了“资本主义国家市场要素不能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思想理论禁区，为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宽松的政治和文化社会环境。这场实践和论争，促进了中共中央和思想理论工作者关于商品经济、开放经济、市场经济的认识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重新恢复了毛泽东极力倡导的的“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社会主义改革与开放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更加果断地提出运用市场机制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的交互作用中，重新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新的经济发展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探索和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论基础。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这次会议涉及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从这次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在制定经济战略设想和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制等相关问题时，开始突破原来单一公有制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逐渐将过去被长期排斥的私有制经济形式，如劳动者个体经济、外资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农村改革成为市场要素引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并且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动力的较早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这一探索的典型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经营权则由集体经济组织按户均分包给农户自主经营，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承包合同履行的监督，公共设施的统一安排、使用和调度，土地调整和分配，从而形成了一套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政策从1979年到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行，对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繁荣和发展农村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为保障此轮改革中农民土地经营权，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198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法律规定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这两个法律法规，对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法制保障。加之这一时期，对于农村集贸市场的鼓励和引导，使得在农村区域依靠市场要素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产生广泛影响，农民的市场意识伴随收入增长而增强。

这种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农村向城镇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领域产生着变革性影响：在经济领域，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增长较快；政治领域，人民公社体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各级乡镇党委、政府机构的设立和各级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成立；在社会领域，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和各种交易市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流动在区域、产业之间不断加速，人们的社会关系更加丰富和宽泛；思想文化领域，人们的开放意识、商品意识、市场意识等不断增强。这种影响，使得基层民众自觉认为：我们的社会正在悄然发生着深刻变革。与此同步，中国改革开放快速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开放逐渐铺开。1984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等14个港口城市。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增辟了海南经济特区，海南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199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着眼，又作出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相伴启动。

回溯这段波澜壮阔的改革画面，随着实践和理论发展呈现出“轮廓”到“细节”到“系统”的进化描摹：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从理论上开始确认价值规律和市场对生产、流通的调节作用，并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重新界定了商品经济，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强调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判断。这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制度和运行机制的理论创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对此，邓小平后来高度评价该《决定》的历史地位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4]

在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科学总结毛泽东时代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新的理论，又将新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加以检验、运用、发展。特别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将改革开放理论进行系统提炼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构了较为成熟的框架。这一思想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性质的界定上，认为市场经济不独属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也不独属于社会主义，两种经济运行机制都可以作为调节手段同时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第二，在对商品经济形式的理解上，认为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存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由于其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因此商品经济的形式不会背离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要鼓励其不断发展。第三，在对价值规律的把握上，认为我们要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把它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征和要求相结合，积极探索利用价值规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和途径，并致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特别是在关于上述市场机制、市场要素、市场法则姓“资”还是姓“社” 判断上，应该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这些系统理论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历史贡献。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经历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动荡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以邓小平南方谈话要点为核心内容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在十四大上作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定。之后，以调动市场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和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相关理论内涵进行深入研究，最终达成“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多方共识。这些思想理论的继续拓展，使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市场要素理论逐步丰富。由此，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活动，需要遵循价值规律所要求的供求关系、价格杠杆、竞争机制；需要通过价值规律的调节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经济领域和环节中去，给基层经济单位传导市场信号，使企业回归主流经济，运用市场对经济信号反映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协同协调。当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实践，我们也进而认识到：过于依赖市场机制调节经济发展也不科学，也需要同时发挥长期坚持的国家宏观调控作用，以此调和市场调节本身存在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理论的演进顺应实践的要求。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之前探索中遇到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一步总结提炼，勾画出更加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蓝图。正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前提，既致力于推动和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又致力于运用市场这只“看得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现了理论丰富和实践发展。

走进21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方位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各种市场要素的快速流动，“四个多样化”特征――中国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已成为中共执政历史坐标的重要内容。如何应对市场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成为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将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有序推进。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体现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既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市场改革方向，又注重制度建设、强调体制创新；既坚持以人为本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又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合力作用，为改革注入强大动力；既坚持通盘考量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又坚持突出重点、稳步推进改革；既坚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又协调好改革进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合法诉求；既坚持社会发展中的人的主体地位，又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决定》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立场和总体方向，重点突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市场经济的关系等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回答，取得了理论上的新突破。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更加丰富、更加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更加灵活、更加充分，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基础――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致力创新发展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三年半时间，以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倡导问题意识、底线思维，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一些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6]，这样的表述迅速引起世界范围的深度解读。所以引起如此广泛关注，是因为看到中国经济的主流趋势和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因为中国市场和经济脉动会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

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宏观调控作为看得见的手，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必然都不可或缺。随着中国制造推向国际市场，中国同世界经济发展联系日益密切，中国是否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愈加受到关注。国内外学者运用各自话语体系所确立的相应指标体系，评价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结论是截然不同。2005年，国内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73.8%，明显超过60%的市场经济国家临界水平。但在2004年听证会上，美国代表认为中国距离市场经济标准还有很大差距；2006年，欧盟贸易代表曼德尔森明确表态短期内不会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7]。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国际经济领域没有及时得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认同，固然有很多国际政治因素，但这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思想理论认识也存在一定关联。

毋容置疑，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实践和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中国经济凭借制度优势、改革红利、人口资源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理论创新、机制模式，皆为世人无法小觑。尤其中国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经济治理的影响权重日益提升，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也扩大了认知和认同。在此历史节点，以中共中央全会形式，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并作为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理论指引，不仅符合中国党情、国情、世情，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顺应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当代中国发展的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还是以民为本的道德经济；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不仅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互统一和协调推进的改革，还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思想先导、创新引领”的改革。这些既“集中体现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8]，又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走向新经济、新常态、新动能的高度融合。注意到这些背景与趋势的格局之 “变”，自然就要注意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之“变”。根据这种变化，可以从中循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第一，全新定位市场作用，由原来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9]76。之前，基于大国经济转型不能操之过急的考虑，才出现由单一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加以辅助，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当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认识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是大国执政党理性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表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利于促进中国和世界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第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在统筹兼顾的战略安排中，积极发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双重作用。市场作用代表经济发展中看不见的手，政府调控代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的手。如何有效发挥二者作用，既能发挥自由市场活力和政府调控稳健，又避免市场盲目和调控滞后的局限性，是各国执政党和理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交接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一直注重二者的有机结合，同时又有所侧重。认为，“只要市场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10]。同时，也要看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9]77。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一个重大判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同时，围绕劳动、资本和效率三因素，在理论上作出“供给侧”的创新性概括；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在政策上作出系列前瞻性安排。最显著特征是，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上，突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些举措体现出大国执政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建立完备现代市场体系的最大关联性和最大通约性，任何一方“失调”都将导致“失序”。只有科学做好顶层设计，把政府“有形手”的作用定位合理、发挥正常，以有效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才能为市场作用发挥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同时，也只有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无形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激发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活力，从而使“两只手”作用发挥配合得当。值得肯定的是，“两只手”的观念已成为目前的发展共识和经济常识。

第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高度重视社会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以来，在经济体制和机制改革转型中，我们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跨越。然而，中国市场经济制度仍处于趋向健全与成熟的阶段和水平。面对经济发展瓶颈凸显的情形，如何树立问题导向、解决问题，以推动中国市场改革步伐，本身也是巩固大国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9]77。2016年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反腐败斗争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也有利于净化经济生态，有利于理顺市场秩序、还市场以本来的面目，把被扭曲了的东西扭回来。这是首次提出的论断，从中可以看出发挥好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深化改革的高度关联性，它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领域的结构性调整，而且愈加深入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的建设方面，是问题意识、底线思维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又一实证。这也充分表明，“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9]86。

第四，因应把握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强调推进依法治国，提升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其中蕴含着掌握运用法治思维和发展方式的重要指导。“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9]77。简言之，就是要“简除烦疴，禁察非法”，对该管的事和该放的权加以厘清，进而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第一次把“法治经济与法治社会”相提并论，统一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诠释了“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的最新论断。第一次提出“厉行法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落脚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体现了法治自身的规律性和能动性；第一次提出“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落脚在“实现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体现了法治对于发展“可靠保障”的制度化、常态化；第一次围绕“发展”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体现“改革、发展、法治”新的辩证统一，使“稳定”这一侧重主观的意愿转化为侧重客观的“法治”的方式，隐含“中国理论”的创新和“中国制度”的实践。“因时而变，随事而制”，深化和丰富了三中四中全会的“姊妹”关系和“动力”机制。这些思想观点，也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市场主体的行为导向”中得到充分体现，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协同推进，有利于正确把握历史、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充分发挥独特的中国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10）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全球化；社会发展问题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2-0012-05

一、全球社会发展的矛盾分析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它衍生出的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在其对立面双方的共生和冲突中达到对自身的促进，也实现了对社会的推动。全球化把社会整体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和更为复杂的联系中，社会发展的矛盾也从过去的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的对立统一变成了跨越国际甚至是洲际的对立统一。对全球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进行分析虽说是千头万绪，但究其实质，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即所谓表层和深层。

 

所谓表层的全球社会发展矛盾是指全球发展与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和世界系统即全球化，带来了一个了巨大的悖论：一面是世界日益一体化的趋向，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甚至生活方式和趣味流行全球；另一面是世界多极多元和分裂分离的趋向，一改过去一种力量一统天下的格局。从一体化的趋向上来讲，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跨越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上的联系得到加强，一张复杂的跨国组织与规则的网络把它们连接成一个真正的国际共同体。人们已有的实践甚至信仰正在从他们过去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被综合进全球性的世界新形象和国际新关系的塑造中。从多极化的趋向上来讲，全球化实现了最大范围的交往流通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移民、难民还有外籍工人共同改变着当代民族认同的特征。加之以市场的全球化，也必将把多元多极、兼容并包的精神带到所有受市场化冲击的领域。

 

全球化的变革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分裂，也实现了重新的整合。跨国公司、大国集团和覆盖全球的大众传播系统成为全球社会发展的首要力量，它们不仅创造出跨国联系的资本基础，还试图把不同于市场万能神话的观念、理论统统解构，以此来催生一种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大众消费主义文化。而“这些实践、思想和创意虽不嵌入任何背景，但它们像货币一样在世界消费文化市场上可以交换”[1]（p.17）。市场力在赢得其国际性质之后，地方政府往往对它就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了。在一个被大众电子通讯连接起来的、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在其中奔走穿行的世界里，国家的权力与合法性受到了威胁。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压力下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过了时的政治组织形式，一些人宣告民族国家的时代结束了。但是事实上，大量的跨国公司既无法控制，更无法超越民族国家。这就是全球社会发展和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它是趋势与逆流间的冲突，也是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对峙。当我们深入思考世界性的联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产生出至高无上的文化认同来与民族国家的认同相竞争甚至替代它们时，我们发现它只是某些国家主导的虚假整体意义框架，并不是全球的利益和追求。而如何在全球化的迷局中找到清醒而积极的民族观点和立场是我们面临的任务。现代化和西化不是不可分割的，现代化也有多样的、不同的选择。“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性绝不是指保守，而是指创造性；世界性则指现代性和进步性，是对旧世界的批判性。

 

拨开沸沸扬扬的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争执，潜藏在背后更深刻的矛盾即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力量与人类自身发展的主观力量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就显露出来。全球化从最初的主观努力变成了最终的客观力量，不仅实现了人类自我力量的确证，也带来了人类始料不及的新生活的内容——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挑战全球化的矛盾。鲍曼通过区分“世界化”与“全球化”来探讨全球化过程中的客观力量和主观力量之间的矛盾。“世界化”传达了人类建立一种普遍的、世界性的、真正全球规模上的秩序的意图和决心，表示了要把对世界的改造和改善推向全球、推向全物种的坚强意志。“全球化”则是一种“效应”，不是我们“所希望从事的东西”，而是“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的东西”，是一种“来源不明之力”，超越了任何人的计划和行动能力所及。就如福山所说：“我们不可能打碎技术套在人类文明头上的枷锁，也不可能摧毁科学复制自己的能力。”[2]（p.99）正因为认识到技术也许是使地球变得再次适于人类居住的唯一途径，所以人类在每次灾难之后对现代自然科学的依赖性反而更大了。但是人毕竟是有理性的，他通过对自身消极本能的反抗来使自己变成一个自由的人、真正的人。人在历史上创造的新的需要具有无限的弹性，而且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满足，因为在满足每一个需要的同时就创造了一个新的需要。卢梭认为真正人的需要其实很少，其余的都来自人的虚荣心，这为人类今天的技术性生活的困境点破天机。但是，卢梭由此主张人必须从现代科技的要求和创新的无限循环中解放出来，恢复自然状态的人的完整本性，却不是智慧之路。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1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结果，探求其发生发展的合理的历史根据，也必须从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视角去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最明显表现为二元社会格局的出现：一方面，孤岛般、畸形繁荣、新事物纷然出笼的通商大都市崛起，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体之乡村的发展迟滞、日渐贫困、挣扎于生存危机。这种二元格局从不同的层面制约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变革，也许只有从城乡二元及其内在关系的维度才能更为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意蕴。本文主要从城乡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的角度，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一、乡村危机·土地革命及其现代意义

近代中国90%以上的人口为农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着主要地位，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为土地变革，毛泽东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故要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合理的历史根据必然离不开对农村演化的分析。过去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都重点分析了农村的状况，本文认为这种分析是必要的，但需指出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决不等于农民革命或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具有多重意义，既有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民生存危机、进而动员广大贫苦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直接动因，更有从根本上为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开辟道路最终完成从农业向工业国转型的伟大目标。土地革命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服务于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公平与现代化社会的历史使命。

近代中国乡村情况如何？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过去一般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农业落后农民生活困苦，没有什么进步。近几年又出现一些稍新的观点，认为近代中国乡村有一定发展，而不是一直萧条。本文则基本倾向于传统的观点，并用乡村危机来概括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且坚信这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乡村危机早在乾隆中后期就已开始，鸦片战后，外国的入侵激化了本已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酿成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旧式农民大起义。但太平天国运动没有导致王朝的更替，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仍然存在，也未造成政府休养生息政策的执行，只是部分缓和了过去极为紧张的人地关系。随后，由于对外赔款的增多、政府举办洋务的展开等种种因素，乡村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从过去的周期性爆发转变为持续性存在，不仅有绝对的生产不足而出现物质匮乏，且有一定程度的生产过剩危机征象，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部分。（《王亚南文集》第3卷，第28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

近代乡村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农业生产的落后和发展迟滞。近代中国农业经济虽然局部地区呈现一定程度的商品化、区域化格局，但从总的来讲，近代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没有多少质的进步。农村基本仍沿用传统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即使在中国相对先进的通商口岸地区，“古老的耕作方法依然占支配地位，复种轮作没什么创新，农民普遍使用的仍是浪费体力的古老农具，农民依旧依靠传统农家肥，改良种子和新品种的引进有名无实”，“新式农具、化学肥料和新品种的采用等新因素所起作用微不足道。” （章有义:《海关报告中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状况》，《中国农史》1991（2）。）农作物产量从总体上讲，部分年份有所增加，但单位亩产量并未提高，相对于鸦片战争前夕，总体上看有下降的趋势。若以1821~1830年间亩产量指数为100，1831~1850年则为92，1871~1890年为80，1891~1911年为78。（珀金斯:《1368～1968中国农业的发展》，第3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931年粮食作物亩产量平均仅为270.09斤，比清代中叶的367斤下降了26.2%，1947年的亩产量甚至低于汉代264斤的水平。（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205～206页，农业出版社，1985。）总产量的增加主要靠耕地的增加（开垦东北及西南边疆等）及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种植。农业的衰落还表现在大批无地农户无力租种土地，导致废荒耕地不断增多。耕地荒废面积的增加率若以1914年为100，1930年则已达323。（《王亚南文集》第3卷，第277页。）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式农场，不仅稀少，且在30年代逐渐衰落。总之，近代农业生产在诸种因素阻碍下，仍维持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没有出现什么质的进步。（2）农民生活贫困化加剧与流民增多。近代农业的稍许进步所得并没有归劳动人民所有，而是通过种种剥削流进了地主、商人、官僚、资本家及外国侵略者手中，且农村货币不断流入城市，导致近代农村金融枯竭，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力量。近代中国农民负债者不断增加。三十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22省850县所做的调查表明，借钱户占全体农民户数的56%，借粮户占48%。（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2卷（13）。）当时高利贷盛行，贫困的农民在恶性循环中难以摆脱困境。许多农民在难以生存的情形下，走上背井离乡、出外谋生的道路。据1933年21省有报告资料的县份计，离村农户均占该县农户总数的4.8%，高者达12.2%。（赵德馨主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第26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由于近代工业不发达，进城而难以发生角色转换的农民，或沦为乞丐与娼妓，或加入黑社会扰乱一方。也有不少青壮年男子进入部队充当士兵，更有一些破产农民结伙为盗、占山为匪，成为社会的赘瘤。广大农民处于生存危机之中，为生存而斗争构成起伏不断的农民运动的主题。

阻碍近代农村生产力发展导致农村发生危机的因素是多重的。帝国主义对华勒索巨额赔款及其商品剥削、历届反动政权对农村征收沉重的赋税和摊派徭役、腐败统治下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一直存在的人地紧张关系等，都构成近代乡村不断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这里主要对导致农村危机的根本障碍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对农村生产力阻碍做些说明。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为主的封建土地制度。大土地所有制与个体租佃小农经营体制的结合，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极不利于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在土地买卖兼并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货币，以致土地所有者难以向农业生产进行大量投资，同时由于大土地所有者采取租佃经营，只重视农业产品的再分配而不重视农业的再生产，不愿对生产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土地耕作者，在沉重剥削下，缺乏再生产能力，劳动积极性也受到打击。因此，这种土地制度在中国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及生产力极其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出现，可说是一个怪胎，构成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总根源，使中国长期徘徊于治乱循环的周期性危机之中。进入近代以后，封建土地制度没有改变，军功地主增多下土地兼并仍有不断加剧之势，导致无地农户增多，这在东南沿海省份表现得更为突出。以1905～1924年江苏昆山为例，1905年自耕农(包括地主和富农)占各类农户的比例为26%，1924年则下降为8.3%；佃农则由1905年的57.4%，上升为1924年的77.6%。（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76页，科学出版社，1955。）土地集中并未带来经营方式的变化，相反，由于广大农民日益贫困，无力耕种更多的土地，以致土地使用日益分散。据1922年对浙江等五省九县田场大小的统计，平均使用10亩地块以下的农户，竟占全体农户的58.1%，11～25亩的占24.1%，26～50亩的只有9.4%，使用51亩以上的农户仅为8.3%。（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81页。）近代以来，中国人地比例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出现竞租现象。据章有义的最新研究，中国人均耕地从未超过3亩，1928~1936年仅为2.77亩。（章有义:《近代人口与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耕地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在竞租耕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形成地租上涨趋势。据江苏9县调查，1922~1927年间，实物定额租增长了37%；苏、皖两省4县的调查，分成租额增长了172%。据江苏27县调查，1922~1927年间货币地租增长了129%。（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04～305页。）近代中国的地租一般占产量的一半左右，有的高达八成甚至100％以上。如昆明三村租额为107％，浙江义乌为121％，福建长汀为100％。（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04～305页。）在商业性农业区，地主往往提高种植经济作物土地的地租率，将佃农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所得的收益剥削去大部分，影响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地主还通过押租、预租以及各种附加租和劳役等手段， 加强对一般农民的剥削，将广大农民推向生存危机的境地。由于高地租的影响，一方面导致各色地主将农民劳动成果大部剥削归己，严重影响直接生产者小农的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从而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进步，同时也导致社会大量货币向土地转移，或将地租转化为高利贷和商业资本，而不是投入到现代产业中去。

可见，近代中国农村生产力与封建的生产关系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要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进步，必须彻底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统治。把农民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下解放出来，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当时促进农业发展的最基本的举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正是将广大农民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进而为中国工业化的大规模展开奠定基础。

乡村危机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背景，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民主主义，不是一般的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它已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相联，是促进中国工业化进步的必要前提。因此，土地革命的性质与作用决不是传统的农民革命所比拟的。土地革命只是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共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建立新型制度、完成工业化、最终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革命道路和手段。关于土地革命对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中国共产党虽然出现过错误的认识，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则对此认识不断深入。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指出土地革命的意义在于“农民得解放”、“增加生产力”、“保护革命”。（《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3。）1936年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10页。）1944年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更为明确指出:“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 第183～184页，人民出版社，1996。）事实上，近代中国农村的状况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盛衰有着根本关联，限于篇幅，这里不准备详谈。

二、现代化与革命的内在互动

真正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性质，如果仅从衰落的农村一元去观察是极不全面的，还必须考察拥有现代生产方式及新的思想价值观念、代表时展潮流的城市，从根本上讲，正是后者的参与，才使得中共革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导致革命发生及其性质变化的更为根本的因素是现代生产力及在此基础上社会诸领域现代化因素的不断发展与壮大。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历史的事实是：现代化因素的不断积聚及其受压，是导致革命发生的最本质因素，革命又是为社会现代化开辟道路。这里主要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障碍作些分析，以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式生产力的互动关系。

不断发展的新生产力与占统治地位的旧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是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与条件，也是一场先进的革命发生发展的最根本的历史根据。对此，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做过大量的论述。（张福记：《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政治革命观的重新理解》，《山东师大学报》1998（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做过经典性的概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这一段话论述了研究革命的基本方法，明确指出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始动因素，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并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冲突的基础上，革命才有可能发生，并取得发生发展的合理的根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总的趋势看一直处于曲折发展之中。具体来说，1911~1922年不断发展，1923~1925年发展出现一些危机、1925—1931年是相对发展较快的几年，1931—1935的四年间，由于种种原因，不少民族资本企业陷入困境，不过自1935年底始，大部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走向恢复发展的阶段，1936年及1937年又有较大的发展，随后则由于日本的大规模侵略而打断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从部门上看，一些新兴的行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如化学工业中的橡胶、酸类制品发展极快，机器造纸业、水泥、火柴业、电力、通讯、交通运输、金融、现代商业等基本处于较顺利的发展之中，没有出现很大的波折，但过去一向发展较快的几个行业如棉纺织业、丝织业、卷烟业等基本陷入困境中，但在曲折中也仍有一定的发展。所以，这十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非全面的萧条与破产，从整个来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

外国在华的产业资本及官僚资本在总的数额上仍超过了民族资本，不过民族资本在1920—1936年间，虽然经历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但其产业资本的增长率仍达8.21%，专就工业而论则达9.37%，比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的增长率4.31%和官僚资本的增长率7.78%(均不计东北)都高。（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726—727页。）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却异常的艰难，面临种种障碍，其中根本障碍还在于外资在华企业及外国商品的竞争与冲击和国民党政权对民族私人资本的压制，自然也包括前面所述的封建土地制度及乡村危机。

虽然外资在一定时期曾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起过刺激和示范作用，但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发展，刺激示范作用逐步为压迫与竞争所代替，尤其是1929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国家一方面大力向华倾销剩余商品，另一方面则提高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在中外贸易中，中国入超值日益增大。1931年入超升至81641万多元。（《财政年鉴》上册,第444、463～476页。）二三十年代，在华外资在煤矿、钢铁、石油、电力及卷烟等许多行业占有绝对优势和垄断地位，（详见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统计资料选辑》，123~124、127~128页。）从而构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中国发展较快的新兴行业，也多是在与外资拚死竞争下求得一定发展的。如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历经磨难才有所进步的。而一度发展的民族橡胶业，则在日资企业及走私制品的打击下濒于破产。（《上海民族橡胶工业》, 第35页，中华书局，1979。）

脆弱的民族资本企业面临强大外资企业的竞争，亟需政府的大力扶植，但南京国民政府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国民党政权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但据现有研究成果看，该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讲不能归功于国民党政权，尽管它也起到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比较起来阻碍作用更大。纵观国民政府十年的所作所为，它不仅无力解决中国社会所积聚的各种社会矛盾，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而且在根本方面排斥着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收回关税自主权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国民党政权的利益，但是并未完全达到有效保护民族资本的目的。当时日资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但国民党为了尽快实现关税自主的目标，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与民族资本的利益，与日本妥协，答应日本的一些特殊要求，以换得日本对中国关税自主形式上的承认。在关税税率的制订方面，国民政府对日本棉织品、面粉、海味等62种产品，在1～3年内保持了原有低税率；再就是关税改革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对奢侈品等税率提高较少，而对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需要的机器产品等却加以重征。1932年生活必需品的进口税率水准约为从价的30.3%，奢侈品的进口税率为从价的32.4%，而1933年必需品的平均税率提高到53.9%，奢侈品只不过为34.3%。1936年，前者为83.7%，后者仍只有38.1%。（郑友揆:《我国关税自主后进口税率水准之变迁》, 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39。）所以国民党政权几次修订税率，主要的着眼点是保证关税收入的增加，并不是真诚地、尽力地利用关税税则保护本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

从国内税收政策来看，1927~1937的十年中，民族资本企业的税负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超过了北洋时期。裁撤厘金本是为广大工商业者所欢迎的，但为补偿裁厘而带来的政府税收减少问题，国民政府设立了特种消费税。特税消费税种类繁多，节节设卡，成了变相的厘金。统税的实行，从理论上讲，简化了收税手续，可以避免苛捐杂税的泛滥，且外货除纳进口税外，也要同样交纳统税，这将有利于国货的竞争能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税率的高低。实行统税的行业，税负较过去普遍加重。以卷烟统税来说，1928年开征统税后，起初税率为22.5%，以后不断提高，至1931年增加到50%。在这3年期间，税率提高了100%以上。（捐税繁重与民族产业之没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火柴统税高达成本的60%，水泥税捐占售价的53%。（《财政年鉴》第1编,上册,第949页。）国民政府的统税收入不断增加，并在国民政府税收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1927年统税占国民政府所有税收的比例为2.9%，1931年则占14.4%，1934年1935年分别为27.6%和39.6%，而民族资本企业此时正处于发展危机之中。（杨荫溥:《民国财政史》, 第4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还需注意的是，对于该时期国民党政权采取的一些曾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政策与措施， 诸如关税自主、裁厘改统、币制改革等，不能孤立在去考察，应把握国民政府经济政策中影响全局的主导倾向，从而把这些政策放在总的倾向中作整体分析与评价。纵观国民党政权的十年经济政策，其主导倾向是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有从这一总体倾向出发，去理解国民政府的诸多政策，才可能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也才会明了，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同时也是国民党政权垄断全国经济诸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步骤，而不是从根本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开辟道路。（详见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 第256～28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正因为有不同的主观动机，才使得一个具有多种作用与影响的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日益朝着不利于民族资本主义进步的方向发展，而逐步成为国民党政权扩张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方案中的实际步骤。

总之，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失去革命精神、维护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的军事独裁政权。虽然它容纳了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人物，但在当时多是蒋介石为方便获得军费或装点门面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在国家决策中不起作用。蒋介石政治上依靠传统的姻亲关系、地缘关系、师生关系等，结成帮派，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实行封建的家族式的独裁专制，经济上则依赖对民族资本的剥削及发展国家垄断资本，在农村则继续维护封建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所以它所维护的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旧制度，与新质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制度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正是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才日益壮大，才有可能由日益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敢于与之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南京国民党政权经历了了一个由信任至失望、由依附到抗争的过程；而无产阶级及其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则在革命联盟破裂后，坚持革命精神对反动制度进行了全面的革命。自然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还会促进新式教育的发展，导致生活方式的变革，促发新的价值观念的生长与发展，这一切都会形成对占统治地位的旧制度、旧风俗、旧道德的冲击，构成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限于篇幅，下面主要从民族实业资产阶级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要求参政与政的历史事实中，加深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进步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权益曾进行过不同方式的抗争。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商会等组织为依托，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参政议政，曾一度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国民党当政后，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幻想在新政权中占有一定席位，但历史很快证明，国民党政权实行的是一党专政，不容其他阶级与阶层分享政治权力。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表现在抵制国民党政权增捐加税、要求参政预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几个方面。

1927年后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身上，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从投靠蒋介石集团的第一天起，就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其后税负不断增加的事实不断打破民族资产阶级人物的幻想，抵制国民党政府及各地军阀增捐加税，就成为资产阶级各类团体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之一。早在1927年，不少企业就对蒋介石的一次次财政摊款进行了抵制，拒绝认购库券。为此蒋介石采取杀鸡给猴看的方法，以荣宗敬甘心依附孙传芳为由，查封其产业，并通令各军侦缉，直到荣氏认购库券50万元才取消通缉令。（《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96～197页。）民族资产阶级不满于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上海市商会等团体曾掀起反对1934年国定税则的运动。（《四川经济月刊》,第2卷,第1期,1934年7月。）这一时期，有关实业界向政府请愿要求降低税率活动的记载特别多。可见，1927～1937的十年间，虽然国民政府在实现关税自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离民族工商业者的要求相差很远。

为从根本上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优越环境，民族资产阶级以各种形式进行了争取民主参政权利的活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28年全国商会联合会独自预选10名立法委员，请求从中遴选5人。（《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 第56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该事件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强烈的参政与政愿望，这自然为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所拒绝。民族资产阶级各团体为争取商会的选举权，也一度与国民党政权展开了斗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27）,第576页。）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国内要求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报刊纷纷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一党专政”，要求实行宪政，还基于自身的利益和民族的前途，积极参加了一系列反帝爱国与抵制内战运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一大批民族资本企业毁于炮火，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日益增加。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及抗日行列中。1932年4月，上海成立的中社开会讨论参加国难会议之事，黄炎培、史量才、刘鸿生、荣宗敬等多人，宣布不参加国民党主持的国难会议，以示抗议，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确保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实行地方自治，筹备宪政，限八个月制定民主主义之宪法宣布之。（《救亡通信》第11号,1932年4月22日。）集中反映了当时广大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全国人民的政治主张，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追求独立、自由、民主的理想与愿望。1932年5月，在上海的全国商联会和市商会、银行公会等发起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

虽然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一些问题的实质，但他们还是不敢参加革命，只能提出一些一厢情愿的改良的办法，自然难以实现。但是基于自身发展的种种困境及国民党政权对外妥协对内压榨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身为国民政府官员的民族实业资本家穆藕初思想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在国立暨南大学演讲中指出中国棉业不发达的致命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穆藕初文集》，第332—337页。）对农村衰落也有较深的认识，指出中国农民的致命伤在于全国农村中之农蠹。（《穆藕初文集》，第468页。）在这里，对“农蠹”即农村的土豪劣绅的封建剥削与压迫是导致广大农村衰落的根源有了一定的认识。1932年发出了改良政治的呼声。“非改良政治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之侵略，不足以保护我尚在幼稚时期之纺织工业。”（《穆藕初文集》，第352—353页。）以后又提出，中国进行生产建设，必须先解决一些先决条件，“对内急应铲除建设之各种障碍，对外则应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之束缚是也。”（《穆藕初文集》，第483页。）至此，身在官场、且以实业救国为志的民族资产阶级人物，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高度，认识到国民党政权与北洋军阀毫无二致，其对国民党政权所抱的幻想日渐破灭，得出了要发展实业，必须首先扫除经济发展前进的一切障碍，必须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资产阶级实业家兼民主派人士章乃器的思想认识更为彻底。在《改造中国经济的正路与歧路》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利害相同，阻碍民族中心经济建设的进行，要搞经济建设，就必须解决一个前提即先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章乃器文集》上卷, 第186页，华夏出版社，1997。）1937年撰文指出：“农村的破产和中产阶级的没落，表明中国的社会必然的要发生革命，也可以说革命早已经开始。”（《章乃器文集》第107页。）

这些资产阶级人物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及对国民党政权统治的观察，得出了与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一致的认识，值得深思。可见在旧中国，要发展生产力，首先要实现政治变革，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由此也可明了，中共领导的革命决不是少数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与利益。不过，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直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其自身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不愿也无能力领导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与工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战场上冲锋陷阵。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乡村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的历史使命，只能落在先进的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实际上正是在完成民族资产阶级想完成而靠其自身而无法完成的使命，从而为当时中国先进的生产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使其由依附被动的发展状态，导向独立自主的发展轨道。也正是由于以上所述的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其继续进行的内在根据。

自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当时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为发展受阻的现代生产力开辟道路、更快地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历程，一度犯了左倾错误，但此时革命的基本点始终未偏离反帝反封建这一根本任务，同时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对革命的性质与意义也不乏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使得左倾错误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并不能因左倾错误的发生而否定其为生产力开辟道路的历史作用。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与传统社会的危机有关，更与社会现代化因素的进步相联，是乡村生存危机与新生产方式不断进步及受阻综合作用的产物。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解为单纯的农民运动或者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社会主义革命都难寻其本质。基于中国国情而进行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既是为了消除传统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推进农业发展及农村社会的重建，同时又为新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顺利成长开辟道路。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大限度地将二元对立的社会整合在一起，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注重公平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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