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发展史大全11篇

篇（1）

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心得体会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立于我国由大向强新的历史方位，高瞻远瞩面向未来，体现出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结了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贯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升华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点亮了强国复兴的“思想灯塔”,成为新时代具有开创意义的开篇巨作，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最具创新特色、最具时代价值、最具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成果。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我就这个问题谈一点学习体会。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展开，体现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要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具有鲜明的主题和主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两个最核心的概念。而对这两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此外还有自己的原创性贡献，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又提了两个有关“中国”的概念，一个是“中国话语”，一个是“中国方案”，我觉得这样更有整体性，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大智慧、大思考、大逻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多方面为党的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渊源、历史根据、本质特征、独特优势等作出了深刻回答;对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一系列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观点，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成为这一思想的重要支柱。一是新时代观。新时代观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新时代观的核心内容，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二是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追求中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中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发展，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国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三是新党建论。主要体现在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致力于长期执政，进而开创根本区别于西方的政党政治的发展道路。都是新党建论的重要内容和特色，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四是新全球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重大问题的回答。

篇（2）

中图分类号：K2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0-0256-02

一、历史最终会走向共产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看作是一部自然史的过程。在《资本沦》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面透视和解析，科学地论证了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其实完全可以等同于一部自然史。即是指，只要人类和自然界都一直存在的话，人类历史就不会有终结的一天。若要把历史划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话，历史的最终结局将会是共产主义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度发展和资本积累日益严重，大量的资本会集中到少数资本家的手里，无产阶级日益贫困。这将更是激起了无产阶级反抗的决心，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永远稳固地屹立下去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样，只是历史发展的一段普通阶段。他们的普通主要在于，他们都没有摆脱一个阶级压迫另一阶级的命运。而只有共产主义才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状态，“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除了他们的锁链外没有可失的。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赢得一个世界。”[1]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是终将胜利的，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历史最后的选择。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终结理论

（一）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理论的破灭

当今西方世界，不免会有些学者不断吹鼓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甚至觉得资本主义社会将会是一种恒久的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就鼓吹西方国家正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将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即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福山指出：“常识告诉我们，自由民主与其20世纪主要竞争对手：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比具有很多优势。”[2] 福山虽然言之凿凿，但也没有明确地指出他是根据什么“常识”来推导出这个结论的。另外，福山认为，“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战争和血腥的革命的方法的终结。”[2]的确，在经济高速发展，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谁也不愿意支付大规模战争所要付出的代价。就像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可以通过地理分离、退出、对话和暴力来解决个人间、文化间的冲突。”[3] 经济全球化今天，地理分离、退出早已经不可能，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已紧密联系在一起且息息相关，全都无条件地被卷入现代经济社会中，人类社会逐渐放弃了战争的方式改变，却没有说我们的人类历史就此就不再进步了。马克思曾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里，“这个曾经魔法似的造成了那样强大的生产手段与交换手段的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魔术师一样，已经不再能控制他用咒语呼唤出来的地下怪力了。”[1] 资本主义生产日益扩大，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繁华的表面下，资本主义矛盾日益显露出来，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不同规模的经济危机就像是瘟疫一样在全球各地屡禁不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用来打到了封建主义的武器，现在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是自己死亡的武器；它还造成了将要使用这些武器的人――近代的工人，无产者。”[1]。而此时的无产者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强大，他们也开始不断发展起来，已经完全意识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反抗资产阶级。

2009年8月，福山在接受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专访时，重新审视了中国的发展，并将中国称之为“负责人的权威体制”，是西方难以企及的高度，并表达西方民主可能并未进入“历史的终结”。至此可以说，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理论完全破灭了。

（二）黑格尔的历史终结理论

福山以黑格尔为同道中人，认为自己的思想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关系最为密切。而安德鲁・甘布尔把历史终结分成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最为概括，是多年前亨利福特所阐发的，即‘历史是废话’，它奠定了我们时代主流的后现代叙述方式。第二种意义与弗朗西斯福山密切相关。1989年，福山在毫不怀疑的公众面前，重新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这一说法，使历史的终结与意识形态的终结成为同义词，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代替物――成为同义语。第三种含义是黑格尔所认为的那种历史终结：历史的终结是已被揭示出来的意义，是我们现代世界的性质。”[4]显然，黑格尔的所指与福山的大不相同。安德鲁・甘布尔又解释道：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不过是意识形态终结的代码，而意识形态终结又是社会主义终结的代码。”[4]对黑格尔而言，与其说历史终点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至顶的时代，不如说是一种思想境界的至高峰。例如，个人主义、私人领域的重要性、自由与平等、从国家的高度承认每个公民的平等价值、普遍认知的政治。精神的自由是历史最终要追求并企图要到达的目的，这就是黑格尔所意指的“历史的终结”。黑格尔明确的说过：“这个形式上绝对的原则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5]黑格尔对当时社会的过高估计，表现出其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指的时代只是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并不是终点，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甚至变革的东西，人类历史是要不断奋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的。

三、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困境及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发展

据新华社信息，近年来，中东北非等地区持续动荡的局势，看不到尽头欧债危机，经济增长变数犹存的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又一直困扰着一些新兴经济体遭遇。忧患不断的世界亟需谋划新方略。在此困窘背景下，于2012年1月25日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第42届世界经济论坛，其关注点也从单纯的经济问题扩大到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层面。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主席施瓦布说，经济危机凸显资本主义制度亟待改革，试图使用过时的制度解决现实问题，只能使世界陷入新一轮危机，造成经济螺旋式衰退、社会动荡、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无论是这些资本家是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修正还是改革，都已经说明他们已经发现该制度并非是理想的或是有所欠缺的。奥拉郎指出，当前的危机本质上是分配危机，工资份额的下降和剥削率的提高是当前全球危机的主要因素。因而克服危机不能靠金融体系的完善，而必须通过政治斗争改变分配关系[6]。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已经日益暴露，它绝对不会是“历史的终结”。

不免有人会质疑，上个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又是怎么解释？新生事物符合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而旧事物丧失了存在的必然性，失去了生命力和发展前景。但是，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初来乍到无法和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苏联的剧变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从斯大林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始终没能从根本上摆脱执导思想上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束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又从“左”的极端一下子跳到了“右”的极端，表现为全盘否定了苏联的历史，导致全国极度混乱。另外，苏联与美国的军备争霸逐渐拖垮了苏联经济，其中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又不乏影响。综上，这一切这并不能说明是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相反，它恰恰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苏联所走的“弯路”，我们拿来借鉴，社会主义制度一路走来所缴的“学费”，恰恰给我们新中国提供了新的探索道路。

几年来，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稳定，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位于世界前列，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全球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社会主义国家的出色表现和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大大提升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的范例和模板，让自剧变以来一直心灰意冷的世界社会主义者感到振奋，看到了未来。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会出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同样出问题。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应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共创祖国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 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30-60.

[2]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25-352.

[3] [美]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9：23-24.

篇（3）

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能够在XXX市委党校与在座的各位见面。首先，请允许我代表XXX市委党校诚挚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从中国和世界两个区域视角来讲解。不同的取镜，就会呈现不同的直观感受和解读。那么，中国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发展史又会让我们产生怎样的感触与思考呢?根据XXX书记的指示，结合自身的研究方向，接下来我所要授课的主题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不吝指出问题。现在，课程开始。

一、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开篇序言

任何一部历史的撰写，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可以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也有它蹒跚学步的前奏。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百年黑暗近代史的序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恶化的过程之中，我国人民任人宰割，身陷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期间，多少仁人志士慨以当慷、前赴后继，为拯救国民探索出路、四处凿壁、呼号奋战。然而，由于他们始终奔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之上，终究未能在救国之路上走通、走成、走完。

1917年十月革命为满目疮痍的中国送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已麻木的广大工人、农民脱下沉睡的外衣，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发出摆脱压迫与剥削的呐喊与警醒。这个时候我们国人才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跟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事件再次印证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大胆尝试与无限智慧。随后，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顽固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的伟大胜利。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论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插上指路牌。可以说，国人也曾在1949年10月1日前思考过诸如新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应该建成什么性质国家等问题。庆幸的是，革命的成功让人们对资本主义道路报以坚定的否决。可是，除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外，新中国难道要选择封建主义吗?就在国人议论纷纷、迷茫困惑之际，我们党伟大领袖毛主席大笔一挥，著文《论人民民主专政》，旗帜鲜明地告诉国人：“走俄国人的路。”没错，这就是最终的答案，即社会主义道路。由此，新中国的历史随着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书写同步进行，开启了中国人民的新历史。

二、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篇章基调

新中国的成立虽然成功搭建起社会主义发展主体框架，但还缺乏社会主义制度主心骨的支撑。因而，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新中国致力于打造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主心骨。

1949年至1953年，中国陆陆续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剿匪除恶霸、抗美援朝等一系列事件，有力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切实恢复了残破的国民经济。

1953年至1956年，中国通过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3年，我们党适时提出渡时期总路线，指出国家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所谓的“一化三改”。期间，我们党依据当时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一化三改”运动之中。1956年，新中国基本完成三大改造。这标志着我们这样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新民主主义大国，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内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的变革，更是一个国家历史基调的奠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整体上来说，在一个4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制度转型，促进工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不得不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石。

三、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曲折探索章节

新生事物的成长难免遭遇碰壁和挫折。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经过了两个曲折的探索阶段，虽然有所失，但也有所得。总体来说，这是一种曲折的前进。

1956年至1966年，新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十年。需要着重指出的是，1956年毛泽东主席《论十大关系》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树立了一个良好开端。不同于苏联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新中国准确判断社会主义社会状况，表明敌我矛盾并非社会主流，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确实占了主体。这一论断在当时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起到了振聋发聩和独树一帜的作用。但是，1956年苏联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了世界性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由此，新中国1957年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发动进攻。进而，国内的反右派斗争被扩大化，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被当作敌我矛盾。在这样的国内外不稳定发展趋势影响下，我们党在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但却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催生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因此，我国被迫在1959年至1961年进入生产生活困难时期，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好在国家领导人及时调转航舵，通过1960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及1962年“七千人大会”，国民经济得到顺利恢复与发展，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6年至1976年，新中国迎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曲折十年。不得不承认，这十年间的探索虽然防止了像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但付出了较为惨重的代价。我们应该看到，国家领导人发动思想文化领域革命运动的初衷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苏东剧变便证明了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具有战略意义，富有远见。而且，这种思想至今仍不失深远意义，应该给与肯定。只是，探索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和指导方略缺乏科学的分析，使党和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理应加以抛弃。当然，在这十年间也取得不少成绩，如：三线建设、两弹一星、中美中日恢复外交关系。这些都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腾飞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四、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起承转折段落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哲理同样适用于勤劳、勇敢、奋斗的中国劳动人民身上。当新中国沉浸在碰壁、迷茫、挫折的困境之中时，改革开放一声炮响，将步履蹒跚的中国推向新世纪的迎风潮头。

1978年，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伟大决策扭转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进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钥匙打开了人民群众身上的教条主义枷锁，让人们的内心从曲折的过去解脱出来，重新面对新时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完善社会主义及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创造新动能、提供新动力，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再次节节高升、蒸蒸日上。

198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加上“特色”内涵。我们根据国情实际和时代特点，通过艰辛探索赋予了鲜明的中国发展特色。自此，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愈加“特色”、更加闪耀。由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逐渐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理论、基本道路、基本路线。在这里，我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毛泽东主席时期开始探索的，但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机制，则是在邓小平同志时期完成的，两者属于前后继承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始于毛，成于邓”这个说法。

新时代，我们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经济上，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及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在文化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红色革命文化为基因，同时吸收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中积极内容的文化制度。经过实践的证明以及时间的见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已经成熟，有力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受住了国际复杂形势的考验。因此，我们充满了新时代的自信心与自豪感。

同志们，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一段从建立到建设再到完善的历史，是一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社会主义事业在探索中发展、在挫折中前进、在困难中成长。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劳动人民的汗水与心血，让我们为国人、为自己鼓掌致谢。

同志们，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世界上的不平凡历史。我们经历多少风风雨雨，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经历多少坎坷磨难，才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逐步强起来;我们经历多少泪眼婆娑，才最终走向了伟大复兴。应该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我们走对了。

篇（4）

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所以，他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依次发展的三个阶段。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第三个阶段”，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第一部系统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著作，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片断和论述。2008年是这部伟大手稿产生150周年，学习和重温手稿中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论述，可以指导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现时代的基本特征。

一、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

马克思认为，一方面，资本主义超越了历史；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必然又会被超越。他说：“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一方面，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3]所以，马克思在手稿里特别论述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形式的论述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主线，由生产力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马克思认为，无论人类最初的迁移时代还是终于定居下来，像古代东方亚细亚自然形成的氏族和部落都是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第一个前提。“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4]单个人的财产是无法同共同体的财产分开来的，个人仅仅是公共财产的占有者。共同占有土地成为原始时代或人类社会上的第一种所有制形式。如同罗马、希腊和犹太人那样以城市作为农民即土地所有者的居住地，属于所有制的第二种形式。公社组织的基础，既在于它的成员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即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所组成，也在于农民的独立性是由他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由家庭组成的公社组织，公社财产即公有地，是和私有财产分开来的。公社成员的身分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成员，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他把自己的私有财产看作就是土地，同时又看作就是他自己作为公社成员的身份。为了保卫公社财产，同时也为了保卫公社成员自己的耕地，由许多个家庭组成的公社又是一个军事组织。像中世纪的日耳曼那样以劳动的个人即自给自足的公社成员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为特征，是所有制的第三种形式。在这一发展形式中，公有地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并且只有当它被当作公共占有物来保卫，以不受敌对部落的侵袭时，它才表现为财产。所以，事实上，每一单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

马克思说：“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发展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是有局限的，而随着这种局限的消除，基础就崩溃和灭亡了。”[5]马克思以罗马为例，奴隶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的集中、交换、货币关系、对殖民地的征服，等等，都在破坏原有的和传统的经济形式。马克思认为，“旧共同体的保存包含着被它当作基础的那些条件的破坏，这种保存会转向对立面”。[6]历史上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必然是旧形式的重新生产，同时又是旧形式的破坏。以生产力发展为主要推动力的各种因素的成长和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带动新形式逐渐取代旧形式。例如，因为人口增长引起向外扩张和征服殖民而产生奴隶，而奴隶的出现则改变了共同体的原来的社会结构，出现贵族与平民、奴隶与奴隶主，等等。再比如，因为生产率的提高，新的劳动方式，新的劳动结合，都会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也都会破坏共同体旧有的经济条件。马克思说：“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变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7]

马克思从人类劳动条件方面对历史进行考察，人们最初是在自然形成的基础上从事劳动，后来，这个基础被扬弃，原有的基础逐渐转变成为对于不断前进和发展的人群的过于狭隘的基础，经济形式就将发生变化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8]

二、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仍然以考察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变化为主线，论述自然形式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必须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方面是自由工人，自由得一无所有，即没有个人财产，只好出卖自己的劳动；劳动者也摆脱了自然的和宗法的依附关系，自己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有出卖自己的劳动的自由。另一方面是资本，不是以追求使用价值而是以价值增值为目的。马克思认为，这样的生产条件是以促使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发生解体的历史过程为前提的。就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来说，第一，是历史上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劳动者已经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已经不能自然地以土地为劳动条件来谋生。第二，劳动者是生产工具所有者的那种经济关系的解体。劳动者已经不能像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手工劳动者那样使用自己的简单的劳动工具和依靠自己的技艺谋生。第三，劳动者没有生活资料的储备。劳动者已经不能像历史上土地所有者在生产前就储备了新的一个生产周期的生活消费品，城市中行会师傅也具备了自己和徒弟的生活资料。第四，劳动者的依附关系的解体。劳动者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劳动者属于自由人，可以自己决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在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工人和资本家的交换是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双方都得到一个等价物，工人得到的是货币，资本家得到的是对工人的某一种劳动能力的支配权。工人得到的货币是补偿和保持其天天都需要的生命力，这是需要每天都必须以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才能维持的一种活动。资本家得到工人的劳动力以后，就可以合法地支配工人从事某种生产劳动，而且能够支配其生产出补偿购买工人劳动力的同等价值和这个价值以外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如果维持工人整个工作日的生存，假使只需要半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家在价格中只支付了半个工作日，也就是说，他在交换中对后半个工作日什么也没有支付。使它成为资本家的，不是交换，而是这样一个过程：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交换就得到了物化的劳动时间及一定量的价值。因此，价值之所以得到增加，只是因为获得或者创造了一个超过等价物的价值。剩余价值绝不会从等价物中产生，因而不会起源于流通，他必须从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它维持生命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

在原始的历史形式中，资本起初零散地或者在个别地方出现，与旧的生产方式并存，但逐渐地到处破坏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造就大工业，逐渐把全部农村纳入到不再是生产使用价值而是生产交换价值的生产中。资本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是理解资本主义时代历史进步的最为核心的内容。马克思曾经向恩格斯解释说：“资本向地产的转化同时又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形式的地产是资本对封建地产和其他地产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转化不仅是辩证的转化，而且也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地产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建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9]传统时代地产所有者向租地农场主转化、农民向雇佣劳动者转化，社会最后变成仅有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个基本阶级。资本在一个国家站稳脚跟后，其无限扩张的本能和冲动必然要求向国外发展。世界贸易是资本的世界市场。资本向国外发展和建立世界市场，同时也把固有的矛盾和危机带到海外和世界市场。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资本的作用。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在于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的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而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社会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种生产和交换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比它更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自然界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一切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的目的都是要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的限制。马克思接着说：“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0]

马克思科学评价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11]

三、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

在马克思的时代，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多如牛毛。这些社会主义都会拿出许多改良社会的方案，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但是，从不设想未来是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接受并共同遵守的一份宝贵遗产。黑格尔说：“哲学是探究理性东西的，正因为如此，它是了解现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的，而不是提供某种彼岸的东西，神才知道彼岸的东西在哪里，或者可以说（其实我们都能说出），这种彼岸的东西就是在片面的空虚的推论那种错误里面。”[12]为了与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主义。

但是，马克思一生的斗争和追求，可以说就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未来。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对未来的认识问题上，不是预料和推测，而是通过对现实的科学批判。1843年，刚刚投入革命斗争和科学研究的马克思就说：“……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3]马克思逝世后，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帕给恩格斯写信要求为其准备创办的《新纪元》杂志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基本思想。恩格斯回答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14]恩格斯摘抄的这段话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过替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细节。马克思为了不引起误会，在其著作中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的概念时，即使像《共产党宣言》那样经过反复推敲的严肃著作，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用极为模糊的语言以表述其逻辑关系。个别情况下，马克思会使用“联合体”或“共同体”[1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经用过“自由人联合体”[17]。19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的工人运动越来越多地把自己争取政权的斗争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才把马克思的有关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思想统称之为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和发展概括为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依次出现的三个阶段，并用“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8]来概括社会主义。手稿中有大量这方面的论述，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全面发展的个人、共同劳动和自由个性，则是理解社会主义的几个关键词。下面介绍比较集中阐述的一些段落。由于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许多相关的论述都属于文献史上第一次出现，有的甚至于是马克思唯一的一次论述，笔者尽可能使用马克思的语言。另外，文稿属于手稿性质，主要是记录作者的思想过程，难免凌乱和重复。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成的一种经济关系，当这一经济关系还没有产生和没有达到一定的阶段的情况下，是不会有社会主义的。马克思说，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有大量对立的社会统一形式，这些形式的对立性质决不是通过平静的形态变化就能炸毁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珂德的荒唐行为。[19]社会主义需要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点以后，“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用暴力消灭资本……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这里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的范围和广度”[20]。

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蒲鲁东要资本、不要资本家，幻想保留交换制度却消灭货币的荒谬性时指出，“在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不是任意的事情，它以物质和精神条件发展为前提”。[21]马克思接着说：“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已建立在全面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22]

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交往的普遍性和世界市场，都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认为，资本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都成了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的基础。马克思说：“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3]

马克思批判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时指出，包括资本前在内的那些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社会一个共同的局限是，资本决不能全部被使用，总要有一部分资本固定起来，丧失价值，不生产。马克思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这些限制，还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是以前的那些已经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但是这些限制并不是生产本身的规律。一旦交换价值不再成为物质生产的限制，而物质生产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那么，这全部历史及其痉挛和痛苦也就终止了。”[24]

与资本的生产不同的是，共同劳动一开始就是共同体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资本生产是以单个人的独立生产为出发点的，是建立在以商品交换、交换价值、货币和市场等等为媒介的基础上，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为一般劳动。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共同性生产是基础和前提，单个人的劳动必须一开始就不是特殊劳动，而是一般劳动或社会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一开始就构成一般生产的环节。马克思说：“因此，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形式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因此，它不需要去交换特殊产品。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在这里，交换价值的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分工不再存在了，代之而建立起来的是某种以单个人参与共同消费为结果的劳动组织。”[25]

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进步也为社会主义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表现为社会劳动量，劳动成为社会财富的尺度。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能力，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和增加剩余劳动，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自觉和强制性的动力。科学巨大发展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也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26]“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27]

四、结束语

第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完成。手稿中有不少关于未来社会的语句和段落，但是，没有一条是马克思特意论述未来社会的。这些论述，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某个方面而得出的结论或观点，都是为剖析资本主义或者为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观点服务的。

第二，马克思一直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特征持有十分谨慎的态度。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未对这个问题给予过专门的研究。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有关论述并不是系统的、逻辑的和连贯的。而且，马克思讲述这些论点的目的主要地还不是为了传达有关“自由人的联合体”或社会主义的信息和认识，而是为了更透彻地理解和分析资本的特征与本质。所以，即使把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当作是对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的规定，其中仍然缺乏前提和环节方面的许多条件。所以，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应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世界观的高度概括上来把握。

第三，马克思以考察劳动的客观条件和劳动关系为主要依据，把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相互衔接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从原始人类以自然占有土地等自然条件和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氏族或部落开始，发展到像日耳曼那样以家庭和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共同体，都属于人类利用和适应自然条件为特征的历史。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不可逆转的发展，从第一历史阶段的社会内部生长出以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为特征的社会阶段，这就是第二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与人类最初完全依赖于自然所不同的是，这个阶段中以物（经过人的劳动创造的）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马克思把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统统称之为第三阶段。

第四，马克思特别地强调和多次论述了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为第三阶段创造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在资本主义内部生长着否定它的因素，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这些因素和条件不是别的，是资本内部生长出来的先进生产力、全面的交往关系、经济组织和社会机构，以及自由发展的个人和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条件如具有现代意识的观念和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等等。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是狭隘的，但它具有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方式和生产阶段所具有的力求全面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在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的自由的、毫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这种趋势既是资本所具有的，又是与资本的本性对立和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较高的层次并最终导致其解体。由于新阶段的社会因素生长于资本内部，所以，这一解体过程和解体条件也是自然发生的。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也用“地雷”、“炸毁”、“暴力”等词汇，却又说“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

第五，马克思通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形成了“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28]的研究顺序。这是研究的理论逻辑，也是资本发展的历史逻辑。资本在一个国家的形成和取得胜利仅仅是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本来就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之中。资本用自身的历史证明了它的崇高。资本一直在生产和交换的范围方面追求一个更高的境界，以实现其固有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资本的伟大文明已经超越了人类以前所表现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要求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马克思认为，资本冲破国家的界碑，扩展到全世界，使整个世界连成一片，同时也把资本固有的矛盾和危机也扩展到全世界。那时，才是资本的总危机和资本的解体，才是工人阶级的胜利。资本在其早期阶段，最先在欧洲一些国家产生的同时就开始了寻找世界市场的历史。但是，资本主义创造世界市场的过程不仅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取得胜利的时期没有结束，在马克思的时代没有结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结束。目前，资本的世界市场体系还没有形成，全球化的趋势仍在行进的状态中。

第六，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人类历史的第三阶段即社会主义，不仅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全面交往的社会关系为前提，而且是以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在第三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个人全面发展、共同的社会生产和自由个性是其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是无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和精神条件，都是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由资本关系发育和形成的，“隐蔽地存在”并不断地成长着的。当所有这些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珂德的荒唐行为”。100年前的俄罗斯和50年前东欧国家，都还属于以小农为主的农业国家，不用说绝大多数国民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联系，就是国内资本主义市场也尚未形成。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国家的剧变，远不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理论的失败，那充其量不过是一次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但是，即使如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然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苏东国家在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时期内培育和生长了许多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物质与精神条件。

第七，马克思揭示的社会主义和有关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的理论是从人类大历史的视角提出来的。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时，人类已经有了几十万年的历史，仅有据可考的文明史也有数万年。马克思把这样长的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而马克思在世时历史也仅处于第二个阶段。所以，这样的历史时期不是以20、30年为单位计量的，甚至于也不以100、200年为单位进行计量，这是一个大时代的概念。我们还处在资本改造旧世界的时代。这是一个资本继续成长和社会主义因素发生的时代，是一个社会主义成分迅速成长和资本主义为自己的解体培育物质和精神条件的时代。

历史正在实践马克思的理论。

参考文献

[1]关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J].马列著作编译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

[2]马丁尼古拉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看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黑格尔的关系[J].马列主义研究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

[3]A科甘.〈资本论〉的初稿——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的出版（摘译）[J].马列主义研究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2).

[4]王锡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珍贵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简介[J].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117).

[5]梁中堂.马克思主义和现时代[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6]刘永佶，梁中堂.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人类社会内在和客观规律的要求[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5）.

注释：

[1][17]马克思.资本论[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2、11.

[2][3][4][5][6][7][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上)：104，458，472，485，494，494，497.

[9]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4月2日）[A].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31.

[10][11][18][19][25][2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上):393，287，104，106，119，221，218-219.

[1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0.

[13]马克思.“德法年鉴”的书信[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416.

[14]恩格斯.致朱泽培卡内帕[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9）：189.

[1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273.

篇（5）

关于“社会主义”的最早使用，通常认为是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起初，这个词含有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词，则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有时统称为“社会主义”，有时则加以区别。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作了科学解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无产阶级开始独立的政治斗争以后，资产阶级经常利用“社会主义”来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曾指出：“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5日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分别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赋予了科学的含义。不过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从此以后，作为思潮的名称，“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但是，“社会主义”仍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和用法。

马克思、恩格期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19世纪中叶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归纳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的集体主义理想。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必定也有其可取之处。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设想一种理想的社会以宣布历史的终结最后总是陷入虚幻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它只是人作为真正人的起始点。所以社会主义的真正韵味应当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现实运动中。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凝固的社会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不但对资本主义实施否定，而且时时都处在自我否定中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社会主义不断地获得它崭新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某个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进行描述只能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并且这种描述越是具体，空想的成分就越多。由此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19世纪早期，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著名代表人物，他们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圣西门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人类合乎理性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现在看到的比比皆是的消极和丑恶现象被洗涤殆尽，人们迎来的是幸福美满的新生活。他们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发展规律，不懂得阶级斗争，不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当无产阶级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就需要有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革命理论来代替它。在经济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淋漓尽致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揭露了这种新的私有制度所造成的贫富对立和无产者受奴役、受剥削的悲惨状况；在政治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人民的奴役实质；在意识形态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利己主义”的基本根源。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些揭露和批判，对于揭露私有制社会的黑暗与被超越的必要性，促发人民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存在的、无产阶级先驱者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终结于19世纪30至40年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成长时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对立的反映，是在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思想体系。它分三个阶段。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只是一种文学描述；提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但还是一个粗糙而简单的轮廓；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方案时以手工工场为原型。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莫尔、闵采尔为代表。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认识进入理论探讨和论证阶段，并用“法典”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对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对私有制引起的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论述，对过去所有的国家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并为富人服务的分析等，已经接近历史的实际；有了初步的阶级观点，绝对平均主义的、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其突出特点；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时，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场为原型。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摩莱里、巴贝夫为代表。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他们甚至进行了社会实验，1824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实验，但实验以失败告终。

篇（6）

 

社会主义发展史心得体会1    只有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够更深刻领会十九大精神，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献策献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的政治宣言，是举旗定向、谋篇布局的奋斗纲领，是凝心聚力、兴党强国的行动指南，是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指路明灯。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坚持学、认真学更要学以致用，用新思想去开创新局面。

   在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最根本的在于我们党确立了总书记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于有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进入新时代，实现新的目标任务，必须始终终坚决维护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我们要认识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高度自觉地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切实把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应用。要学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要认清新时代背景下的的阶段特征、主要矛盾和使命担当，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努力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

   我们要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具体部署，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要总览全局、把握方向;要坚定信心，继续推进;只有将新目标、新要求、新举措与新时代结合，才能实现对具体同坐的再梳理、再谋划和再提升，只有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加强理论武装、加强自身建设，才能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有新境界、新担当、新追求。在学习过程中不要追求形式花哨，要真正学懂弄透，用新思想理论实现政治觉悟、履职能力、作风标准的新提升，在树牢“四个意识”、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好表率;在学以致用、真抓实干，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地见效上做好表率;在强化政治责任、转变作风、严于律己上做好表率，发挥好领导带头作用，形成了努力、自由、乐观的氛围，提升了大家对于新时代的期许。

社会主义发展史心得体会2    通过认真学习党的奋斗历史，我进一步深刻认识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担当的本质内涵，我们要发扬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要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革命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坚持不懈，用革命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校准前进的方向。

   通过认真学习党的奋斗历史，我进一步深刻认识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没有脱离于群众之外的特殊利益，党员没有超越群众之上的特殊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就是一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历史，就是一部服务人民、以民为中心的历史。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历史的大视野中回看自己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读史使人明志，鉴以往而知未来，滋养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

篇（7）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抓住了“资本主义”这个时代的唯一问题，不仅发明了“资本主义”这个词，《资本论》的贡献，更在于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揭示了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这个发现的意义，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 可以毫不客气地这样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终结了古典经济学，而在第三卷中，他实际几乎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在马克思身后，经济学讨论中那些最有价值的内容，无非就是围绕《资本论》第三卷进行的辩论而已。 当然，马克思去世后所形成的各种学派，根本就不承认这一点，不管这里的原因有多少，但如果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说，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对马克思的误读。或者说，这就是因为人们往往只是读了《资本论》的第一卷，就以为已经了解了《资本论》、就已经彻底读懂了马克思，甚至已经“终结了马克思”（当然，还是需要考虑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连第一卷也没读过）。《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资本”马克思主义最通俗的阐释者是恩格斯，但是，马克思真正的、或曰最好的读者却并不是恩格斯，这是因为：恩格斯对于“资本”的理解，其实不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资本”，即那种必须通过“商品与劳动”才能实现的资本——是那种只有在工厂里活动着的资本。恩格斯以为：资本家就是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但马克思却认为：资本家是以货币为工具的投资者，而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只是“企业家”而已。 马克思这样解释“资本家”与“企业家”的关系说： 货币所有者，当作这个运动的有意识的负担者，就成为资本家。他的人身，或者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与复归点。那个流通的客观的内容——价值的增值——是他的主观的目的；抽象财富的递增的占有，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推动的动机时，他才是当作资本家或当作人格化的有意志有意识的资本，来发生机能。使用价值，绝不是资本家经营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个别的得利，而只是牟利行为的不懈的运动。这个绝对的致富冲动，热情的价值追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共有的。但货币贮藏者只是疯狂的资本家，资本家却是合理的货币贮藏者。价值不息的增值，是货币贮藏者所欲的，因为他要在流通面前救出货币，但也是精明的资本家所成就的，因为他不断地重新把货币投入流通中去。（《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158页） 马克思在这里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经营者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即转化为商品与劳动力的时候，他只是“企业家”，只有当他把这种经过生产和销售而增值了的“现实资本”，再次转化为货币资本，并且从中获得了利润的时候，他才是“资本家”。 资本表现为货币资本、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而且，这三者之间是互相转化的。货币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这就表现为金融资本的运动，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这就表现为产业资本的运动，但是，它们的运动规律却又是相反的：产业资本遵循的是“贱买贵卖”的原则，即遵循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规律，但是，金融产品遵循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运动规律，即金融资本“追涨杀跌”的规律，一般的商品一旦涨价，其购买者就少，迫使其降价，而金融投资品则相反：某金融产品涨价，人们便纷纷跟进，一旦跌价，人们则纷纷抛售。 这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面教导我们的。 无论虚拟资本还是现实资本，都是货币资本转化来的，它也还要转化为货币资本才能赢利。因此，只有银行家才是最大的资本家。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企业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资本家，或者说：是“辛辛苦苦的资本家”罢了，虽然“使用价值，这个绝对不是经营的直接目的”，但对企业家而言，剩余价值的索取，却只能通过商品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才能实现。因此，企业家的全部罪恶，也不过就是剥削工人，这种剥削从来只是局限在工厂和企业内部，因而是很明显的，是很容易被识破的。金融资本才是“霸权”的基础对于资本的活动，对于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恩格斯只是理解了 “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的那一部分，这也就是恩格斯所津津乐道的那个简单公式：G－W－G''所表述的。但是，这一部分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提出过的，只不过他们的分析没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得更透彻、更彻底罢了。 而“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虚拟资本”，才是马克思开创性的贡献，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使得资本主义真正得以成立的东西。”可惜，恩格斯并没有抓住这一点，而一举便抓住了马克思思想中这一部分的是列宁，具体说——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篇宏文。 资本活动的起点不是现实资本，而是货币资本，因为是银行家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或者是虚拟资本。前一个转化形成了产业资本，后一个转化则形成了金融资本。 那么，20世纪的金融资本，或者由资产阶级银行所掌握的“货币资本”投向了何方呢？列宁指出：这种货币资本的转化或者“流向”，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拟经济领域，即投资于股票、期货和债券。最简单地说：私人银行和资产阶级金融家们，先是通过发行信用，将社会资本集中在自己手里，然后再通过信用的大规模缩水，将社会财富化为己有（列宁将其称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剥夺积累”）。第二个方面，金融家总是最为积极地投资于军事工业，以此服务于对外扩张、争夺世界市场的目的。第三个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便宜，更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缺乏，所以，国际资本家集团就更加缺乏向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投入资金的动力，而是通过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即热衷于通过向发展中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放贷，以获取高额利润（卢森堡将其称为“过度积累”）。 列宁当年说的这些话，不但今天依然有效——而且，它更胜过无数政客和理论家的胡言乱语。 通过将“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相联系，进一步阐释了“资本”、“帝国”和“霸权”之间的关系，思想使得列宁主义的分析更加清晰化了。 而如果最简单地解释什么是“霸权”，我们可以这样说：葛兰西指出，对权力的服从有两种，一种是被迫的服从，这个叫作“强制”；一种是自觉的服从，这个叫作“认同”；而“霸权”就是指为被统治者认同的权力，是被统治者自觉服从的权力。 关于什么是被统治者自觉认同的权力，理论家们一般认为，这就是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它的载体：教会、学校、媒体。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体制之下，统治阶级唯一可以不用强制的方式（包括采用强制灌输和洗脑的方式）实现的权力，同样的——也是那种唯一为被统治者所自觉认同、深信不疑的权力，其实也就是“钱”，是占统治地位的私人银行发行的纸币。 宗教改革运动废黜了教会的赎罪券，但是，资产阶级却把银行当作了教会，把私人银行发行的通货当作了赎罪券。 因此，马克思方才这样说，西欧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基督教—犹太教的产物，它的基础是迷信，“经济学”乃是资产阶级的新神学，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它与其说是显学，还不如说是巫术和迷信罢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一个“头足倒置”的结构。 要理解马克思的视野，我们首先必须重新认识世界史，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世界起源”。 与我们惯常的“世界史”叙述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并不是在西欧建立起来的，更不是在西欧“内部”独自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美洲的发现，如果为了不绕过世界上最顽固的封建堡垒，如果不是为了避开欧洲野蛮的封建宗教统治，如果没有宗教战争迫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得不去打开封锁，使自己从“欧洲这个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角落突围出去”，美洲也就不能被发现。如果美洲不能被发现，那么，欧洲就不能积累起后来摧毁内部封建宗教堡垒的力量——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世界”，即欧洲的“外部”、而不是“内部”建立起来的，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过了。 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指出过的是：仅仅依靠西班牙征服美洲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与东亚建立联系，如果不打倒直到1900年依然还占据世界GDP首位的中国，欧洲资本主义的霸权依然不能建立。 实际上，西欧要想取代中国霸权，这仅仅靠船坚炮利是做不到的，自1500年到1840年长达340年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无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还是英吉利，他们在“天朝”眼里与安南和日本的海盗“倭寇”没有区别。当然，靠传播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这种西欧“意识形态”、靠传播这种“普世价值”，那就更是做不到的。 西欧能够取代中国成为霸权，靠的其实是白银，更准确地说：就是“天朝”对于白银这个真正的“霸权”的需求和认同——尽管欧洲所掌握的白银主要是从美洲那里抢来的。 因此，真正使得西欧资本主义成为一个“霸权”的，就是它对白银的掌握，但更是以中国为首的“旧霸权”对于白银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构成了“自觉的服从”，因此，掌握着白银霸权的西欧方才开始真正成为一个“霸权”——这正如后来的英国之所以成为大不列颠，乃是由于世界对于金本位制的认同，而今天的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霸权，则是由于世界对于美元的认同。 以为今天的美元霸权乃是建立在美国的经济实力、生产能力之上的那种观点，不仅是极其可笑的，而且也是荒谬的。同样的，以为美元霸权仅仅建立在美国的超级武力和武力镇压之上，那也只有部分的真实性。“美元霸权”之所以是霸权，简而言之，就是因为它的霸权地位是全世界人民自觉认同的，正像人们认同美联储、世界银行、WTO、G8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者一样。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体制是以“金融”为核心的扩张，货币积累，而不是“原始积累”和“现实资本”的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形态。金融资本才是资本的核心。“不均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企业主的私有制”，向着企业联合体、股份公司和社会融资的发展，对于这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均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过，恩格斯却“创造性地”认为：这个“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它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终于被“生产的社会化”所代替，而社会所有制，又被资产阶级国家所有制代替，最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夺取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就将实现。 但是，列宁却指出：与恩格斯的美好期望不同，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根本就不会自动起来资产阶级国家，恰恰相反，他们会成为“工人贵族”，会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会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殖民地的工具。因此，如果不摆脱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对于社会主义的那种社会主义“空想”（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很策略性地用卡尔•考茨基替换了恩格斯的大名），如果不另外独辟蹊径，依然还在那里为跨国公司和华尔街大唱赞歌，那么，所谓“人类历史不可避免前途”就绝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就是联合和集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集中、财富由多数人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最终，社会联合为两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列宁（也包括罗莎•卢森堡）则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分离、对立和分散，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并不是矛盾愈来愈集中于核心地区、发达国家“内部”，而是日益把危机和矛盾（同时也把革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转移出去，转移到“外部”。 卢森堡率先提出了“过度积累”的概念，所谓“过度积累”，就是指资本家宁肯向海外投资，利用海外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也不愿意给国内工人提高工资、促进国内消费。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正是这种海外投资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分散”或者“扩散”到了海外，同时，也把内部“革命”的可能性分散、转嫁和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从而既促进了那些地区的民族矛盾，也促进了阶级矛盾。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分散和扩散，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但却使得边缘地区日益成为革命的中心。 列宁的这个论断一定会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吃一惊。《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说：宣言“用德文、丹麦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公布于世”，这就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无产阶级，其实也就是“欧洲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绝不可能在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发生，更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发生——但是，历史证明，他们错了。 他们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仅仅看到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而没有看到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没有看到“不均衡发展”才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正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均衡，所以才会出现卢森堡所说的“过度积累”，它才促发了不发达地区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从而使得那些地区成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火药桶。 因此，列宁说：在帝国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空喊“民主”、“人权”的口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们即使需要一个建立在商品“平等交换”基础上的形式上的民主，也必须首先通过无产阶级的形式，摧毁现存的资产阶级垄断统治，然后，才能实现那种建设在“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同时，也只有打倒帝国主义的掠夺，才能恢复一个真正公平的“世界市场”。同样的，只有给予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才能在此基础上重建各民族平等的联合，以打倒帝国主义。于是，列宁指出：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所要追求的“当务之急”，恰恰不是抽象的“民主主义”和“人权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和“支持民族自决权”。 列宁说，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普遍”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方法，也不是“普遍的世界交往”，而是根据生产方式的不同、根据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互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 实际上，今天的情况不也是差不多的吗？难道在英法、特别是美国与德国、俄国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吗？这种矛盾，如果不是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与产业资本主义、能源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如果这种矛盾不是“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的矛盾，那它究竟又是什么呢？ 同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不也就是扶植和利用那些国家的反对派，用他们来镇压那些国家的人民，并以此来控制石油资源吗？今天，如果美元不等于石油加大炮，那么它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吗？如果美元不与石油和大炮相联系，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傻瓜会蠢到去积累这些废纸吗？而美元可以转化为石油和大炮——这不就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吗？这种转化，难道不就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运动的一般逻辑吗？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绝不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超级帝国主义”，相反，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按照马克思和列宁所揭示的资本运动规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划分为针锋相对的“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和“产业资本集团”，表现为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正是这两大资本集团的斗争，导致了世界大战。思想“现代世界”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中国宋代，以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变法”为标志。从那时起，不但出现了一个与大地主、大封建领主相对抗的国家机器，而且，这个国家机器还日益采用着具有近代色彩的“重商主义”方式与大地主的剥削形式进行斗争（举凡免役、市易、青苗诸“新法”之实质均在乎此）。伴随着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的扩大、煤铁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地方割据的封建势力的消失，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最终是第一个世界贸易体系以朝贡贸易的方式，以中国为中心形成。 随着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和大规模的白银开采，随着1567年明代中国开放“银禁”，西方世界开始“挤进”原有的朝贡贸易体系；从那时起到1900年，西方后来居上，以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以炮舰政策，最终摧毁了朝贡贸易体系，建立了以西方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北美、欧洲和日本）支配世界的过程，与衰败的过程是同步的。 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其特征是产业无产阶级（立足于欧洲坚实的工匠传统）、商人阶级（其最初兴起的动力也包括海外传教）和金融阶级（滥觞于地中海地区白银资本的运作者）——这三者之间的结合与互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手推动了西方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西方现代化—工业化的后果是暧昧的。它既带来了无产阶级的成熟和日益壮大，但是，西方工业化一开始就与剥夺和外部、排除和外部地区工业化的世界不平等体制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诞生在这个历史阶段。其核心是揭示并分析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之间的结合与对立，并在社会发展运动的意义上，描述了这种结合与对立的直接表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现代世界进程”的第三个阶段表现为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这个双向进程。为列宁所揭示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对发达国家内部日益成熟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回应，而世界革命则是对帝国主义的回应。这个阶段从20世纪开始。 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最后一场发达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随后爆发的是：1905年“半”的俄国革命、1907年的伊朗革命、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革命的基本目标都是地区的现代—工业化。 历史证明：垄断资本主义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代价，度过了它的严重危机，而地区的现代—工业化则随着1980年代“万隆”和“万隆体系”的崩溃，以及1991年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告一段落。 以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黄金本位制瓦解为标志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由三个主要特征构成：（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实现人类共同发展，而是使世界人口的80％长期处于贫困和被剥夺的境地——这已成为世界共识。（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最新、也是最后的阶段，即完全放弃和排斥实体经济和生产劳动，金融资本、虚拟资本成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成为资本积累的根本动力。（三）随着金砖国家的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18世纪以来形成的东西方实力对比，第一次出现了“逆转”之势。 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历史的创生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十分悠久的国家，中国的长期衰落与再次兴起，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今天，一切不持偏见者均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现代兴起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结果，而思想则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与运用，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和“天下兴亡”之鉴。 国家、民族和人民，这是思想的三个关键词。将其概括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比马克思更为强调国家和国家的“独立性”。这是由于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宰制下，长期丧失国家的悲惨处境所决定的；与西方资产阶级不同，中国资产阶级（其主体是买办阶级）没有建立和建设现代国家的能力，而相对于西方为经济权而斗争的无产阶级而言，争取国家，这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要务”，而且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第一要务”。 所谓“国家要独立”，不仅是指国家要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国家应担负起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对内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的任务，而且，国家还要独立于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因此，将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修改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所谓“民族要解放”，是指民族的政治解放必须伴随着文化的解放，这种解放又是双重的：即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和旧的传统文化这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努力去创造出服务于民族政治解放的新的、现代的、民族的新文化。 所谓“人民要革命”，这里的人民专指“劳动人民”，这样的“人民”对上述国家、“民族”构成了根本性的规定：即人民要管理国家（不仅仅是埋头于生产和物质利益之中），“民族”必须与“阶级”相结合（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国家、民族和人民——在思想中形成了彼此规定、互相推进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的制度性实现或体现，就是毕生最杰出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新中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就是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篇（8）

中图分类号:F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8-0013-03

在论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时,人们更多地注意到邓小平对创立这一理论的贡献,这是必要的。但是,任何思想的形成,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 从思想史视角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陈云的“三主三补”等思想在体制改革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中具有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终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作用不容忽视。撇开了前面的探索过程,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

20世纪50年代末,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实践中,针对“”和化运动中理论界出现的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通过研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结合中国实际,着眼于经济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起了奠基性作用。

论述说,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195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因此必须扩大商品生产。提出:“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 [2], “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2]“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 [2] 他批评一些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经过此后多年在消除商品经济思想支配下,逐步缩小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范围的实践,这些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为“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他提出的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2],“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 [2],“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2]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确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重要依据和思想基础。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他指出,不承认商品生产,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他肯定价值规律法则的那段著名的话:“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2] ,对于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

晚年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说,我们建设了一个如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对于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必须在无产阶级下加以限制。这表现出了着眼于经济发展与着眼于政治和社会发展思考问题时所得结论的不同。发展商品经济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与其造成的社会后果和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距离是矛盾的。他在解决这一矛盾时,着眼于政治和社会发展,更多时候所表现出的限制和逐步取消商品经济的愿望,掩盖、窒息了他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极其宝贵的思想。当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则是制度方面的原因。

二

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在完成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等任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中国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陈云根据他当时觉察到的问题,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了“三主三补”的思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3]。这些思想对于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促进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由于过去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所形成的许多不合实际的僵化观念,使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现。

经济体制改革伊始,陈云即集中精力探讨如何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经过对几十年计划工作全面深入的反思和研究,陈云抓住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1979年3月写出《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该文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起了思想奠基作用。

陈云溯源说:“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 [3] 回顾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他肯定地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1917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1949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 [3]。历史上,由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经济在“二战”前十多年一直高速发展,战后经济恢复也迅速,并长期居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地位。中国通过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通过低消费、高积累战略,也获得了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较快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当然说明了马克思的理论、苏联和中国的实践是正确的。陈云的这一结论性认识是对历史实践的正确概括。但问题还有另一面,陈云指出,由于我们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从理论上“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 [3],导致计划工作制度中“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一缺点造成计划工作在实践中偏离了预先设计的按比例发展的目标,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各个工业部门之间、工农业之间等都比例失调;“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3] 忽视市场调节,造成经济计划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市场经济虽具有盲目性,但由于客观规律作用,能够最终实现按比例发展,也不会出现产品单调现象。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人们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因而在经济体制上所有制过度集中统一、忽视市场机制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陈云切中要害,他强调地指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从这两部分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看,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是必需的、有益的补充 [3]。确立两种经济并存观念,意味着对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观念的突破,是人们转变传统观念的重要一步。

陈云展望说,今后的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从计划与市场比例看,“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3] 当人们深刻认识到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形成“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的共识后,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的比例必然会有增加。在当时尚未摆脱传统观念束缚的情况下,这是对计划与市场发展趋势的富有远见的前瞻性表达。在稍后的1982年,陈云进一步将其概括为“鸟笼经济”。

陈云从理论源头上阐述了计划经济的根源性,又在对经过多年发展的计划经济的弊端深刻反思的前提下将市场调节看做是根据实际对马克思原理的发展,论证有力,易为人们所接受。这些理论认识和思想观点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期一段时间的重要指导思想。但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在旧体制框架内修补和改良,只让市场调节补充其不足,不能解决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根本改变原框架,形成新思路,成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前进的迫切要求。

三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没有局限于从保持计划经济体制框架的视角看问题。他思维的逻辑基点是发展生产力。他就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4] 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他的计划与市场“结合论”、“方法论”思想愈益明显。1979年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做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4] 他赞成陈云当时提出的“主辅论”思想。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经济体制改革还只是试点,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也只是开始,“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 [5] 他认为,我们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6] 这与陈云当时的认识也具有一致性。但在陈云沿着“主辅论”的思路思考问题时,邓小平一直思考的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提法,思考和认识的结果就会出现差别,这种差别逐渐显露出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明显加快,大量的社会经济活动由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市场调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邓小平认为,经济加速发展的成就,是由于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路子。1985年10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6] 这里,结合论、方法思想已经非常清晰。邓小平领悟到,多年的改革过程,就是市场的意义和作用不断提升的过程。实践已经表明,凡是注重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市场作用发挥较充分的地方,经济就更有活力,生产力发展就比较快。当继续加大市场取向改革力度,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根本性改革,成为改革实践中亟待科学解决的一个焦点问题的时候,结合论、方法论的思路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1987年,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关于十三大报告起草情况时的一番谈话表明他已经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问题。他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6] 1989年6月,邓小平再一次重申,“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6]

但是,理论认识的不彻底性是很难保证改革总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八波后,在经济领域里又对私有化和市场化进行批判。对市场化的批判却表明把计划经济看做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观念根深蒂固,从社会制度本质上对问题进行理论阐发才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邓小平在提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病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后,1992年的南巡谈话对问题进行了一揽子解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6] 计划与市场手段论与社会主义本质论,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共同构成了对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问题的系统的彻底的解决,解除了人们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导致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担心。摒弃集中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十四大明确提出的改革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9.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973-981.

[3]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47.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6-314.

[5]陈云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93.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373.

What’s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ory

JIA Meng-xi

篇（9）

我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深刻体会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不断深化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锤炼了个人党性。

一、学习党史，让我进一步理解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回望我们党百年奋斗史，只有“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努力做到客观了解过去，才能正确认识现在，科学把握未来。我们从哪里来的呢？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只有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才能做到不忘历史、不忘初心。今天，我们这一代人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就是“我们要往哪里去”。今天，我们仍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仍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也是要不得的。因此党员干部要带头自觉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大力弘扬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二、学习党史，让我进一步懂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铸就了我们独特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气度。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100年的奋斗史和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史，则是理解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出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古人有云，读史明志，鉴往知来。我们透过波澜壮阔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隐约可见，那就是一个民族百余年来最伟大的梦想，那是几代人为之舍生忘死的事业，那也是我们这代人努力奔跑的方向。我们作为一名党员，理应继承百年大党的历史经验，牢记我们的初心使命，在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中吸取营养，积蓄力量，奋发有为，让我们伟大的党和祖国必将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三、学习党史，让我进一步增强了政治定力，政治上更加清醒。学习让人明理，读史让人明智。以历史视角看，愈是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就愈能真正体悟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就愈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之美、使命之重、志向之崇、来路之艰，让我增加了个人政治上的思想认同和行动认同，进一步理解我们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共存，更需要我们政治上清醒，行动上成熟，准确把握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历史走向，始终做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初心不改、使命不移，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人民立场，涵养人民情怀，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起点之上做出一名党员应有的贡献。

篇（10）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职业院校世界历史教学，应不失为一种教学思路，尤其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教学中更有借鉴之处。本文就如何把科学发展观引入课堂，讲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做些有益的探索。

1 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这就要求我们用科学发展的观点，宏观把握，系统考察，分段理解，认识问题，任何事物都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一波三折，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世界历史教学，审视、梳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轨迹，会给我们以更多的启示。以科学发展观总结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会提供一种更崭新的思路。

2 用科学发展观梳理社会主义运动史

2.1 阶段科学划分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具有世界性的科学社会主义已有一百六十年的历史。期间，国际社会主义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发生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阶段，是从1848年到1917年，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主要任务是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二阶段，是从1917年到1978年，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科学到实践的飞跃，主要任务是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形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以来，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飞跃，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辟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2.2 宏观审视与梳理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第一阶段，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一系列革命成果，特别是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1917年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而且又是一个国家单独举行革命，巨大的历史飞跃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难题，由此引起的争论贯穿于以后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列宁毅然实行了向新经济政策的战略转变，继续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构想，其实质在于探索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民族振兴的非资本主义道路。[2]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这一探索未能在俄国结出应有的果实。

第二阶段，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起，斯大林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这次转变的结果，是建立起了斯大林模式，即后来持续存在了半个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大到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尽管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相同，但其基本框架则是一致的，都是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等。

第三阶段，随着剧变，国际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甚至低谷，经历一个重新分化组合之后，社会主义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缓缓回升结束了震荡期，进入调整期，并在总体低潮中出现了局部复兴。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领导中国人民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十六大、十七大以来，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整的新思路、新方略。这些新思路、新方略，既承载着浓浓的历史厚重感，也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新要求，这是对社会主义实践规律认识的深化，又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我们相信“只要中国不垮”、“旗帜不倒”，“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3]“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4]我们应当站在这种政治高度，来看待与认识科学发展观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目前的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在世界有目共睹，其发展成果越来越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认可、接受，甚至学习。

3 展望未来，教育学生坚定信念

由此观之，近一百六十年来，一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从总体与发展趋势上看，虽跌宕起伏，但仍在曲折中前进。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审视、梳理这段历史，进行教学。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一把好钥匙，更具有指导作用。它要求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科学的思路，以人为本的理念教育学生，使广大学生不仅能掌握历史知识与能力，更要展望未来，坚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形成科学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信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目前的低谷――调整――局部复兴，必将走向伟大的复兴，直到最后的胜利。把科学发展观引入课堂教学，必将推动高职院校历史教学与改革向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14.

[2]李红庆.世界近现代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005重印），168.

篇（11）

“党史文化”是一个颇为新鲜的概念，然而，却不是一个为“党史”加上“文化”标签的概念。从知识价值体系来看，文化与历史是一个整体，两者相互依存，互为存在条件。国学大师钱穆曾用体相辨析揭示了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文化是体，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文化即是“党史文化”。概括而言，党史文化即是党和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创造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结晶，蕴涵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具体而言，党史文化一般表现在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上，其中以精神层面为核心。物质层面包括的范围比较广，举凡党的行为作风，党旗党徽的颜色、形状、图案，建筑物风格，庆典、礼仪活动的仪式，党内惯用的语言、词语，党的历史上的英雄模范人物，党史著作、革命历史文献档案、理论著作、文学影视作品以及为纪念党在革命征程中发生的某些重大事件、召开的重要会议而形成的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地等，都可包括在内。制度层面则包括价值观、信念、规范、意识形态等。例如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纪律、制度规范等。精神层面即是指党的历史上所形成的优良作风、革命传统等精神文化，如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无私奉献、团结友爱、勇于牺牲等等。

简单了解了党史文化的概念与内涵之后，使人很容易想到一个并不陌生的概念——“红色文化”。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为主题的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使红色文化以铺天盖地之势，进入国人视野。那么，“党史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关联是什么？ 在进行文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为什么要提党史文化而不是红色文化？原因主要在于“红色文化”发展中面临的困境。

红色文化的困境

党史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关联，可以简单表述为前者是后者的历史根基，后者是前者的当代呈现。根据环球舆情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七成的受访者对红色文化活动持肯定态度。然而，红色文化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业已引起理论界的担忧。

内涵的模糊界定。从符号学角度而言，“红色”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指作用，是革命的象征符号。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主题即是革命与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革命文化”仍是主流的文化形态。适应当前的形势，已有不少论者提出“红色”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词，并不是仅仅代表着革命、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还包括幸福、和谐、积极和健康等元素。但是，当下大部分的群体，对“红色文化”都片面地理解为“革命文化”的代称。与此同时，在客观上我们所不能忽视的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尤其是十年“”时期，“红色文化”跟极左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同样分享了“红”这个概念。

外延的无限扩大。这主要表现在红色文化的庸俗化，如所谓红色饮食、红色养生、红色企业、红色经典餐厅、红色传说等等，不一而足，大有“红色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之势。这些显然伤害了“红色文化”的严肃性和教育性。

功能价值的异化。红色旅游是当前红色文化兴起的主要契机，其本意是要寓教育于旅游。《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发展红色旅游的首要意义是“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感情，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这也是红色文化应有的价值功能。然而，这一价值功能已出现异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红色文化的娱乐化。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其代表作《娱乐至死》中指出，有两种方式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具体到当前如火如荼的红色文化，当其被杂糅于娱乐狂欢和视觉盛宴中时，所满足的只是人们的猎奇与娱乐，而失去了其应有的教育价值；二是红色文化的形式化。从以红绸缎裹树搞红色主题包装到红段子创作大赛，从监狱服刑犯人唱红歌可以减刑、保释到用红歌来治疗精神病患，这种红色文化的形式化已经影响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共识。

上述种种问题的存在，表明当前红色文化的发展出现了零散化、感性化、表层化的特点，并已经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产生了妨碍。因此，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史文化应该有所担当。

党史文化的担当

相对于红色文化，党史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主要是：

科学性。党史文化的概念更为具体。党史文化即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文化。这一界定的具体化，使其不至于泛化，不至于被随意当做“便签”处处张贴。

真实性。党史文化真实可信。构成党史文化的事件、人物、时间、地点、经过、结果都有历史的记录，有证可找，有案可查，许多重大事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一部分尚健在的老同志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因此党史文化的信誉度较一般红色文化要高。

纯洁性。用千百万共产党人的鲜血和生命铸成的党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最重要的内容，它以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轴心，涵盖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大力倡导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内容，因此，它是当代文化中最健康、最圣洁的部分。

严肃性。党史文化是我们党的历史的文化反映，它宣传真理，弘扬正气，唱响主旋律，是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它可以通过各种传媒，适时地传向四面八方，从而给群众带来重大的影响。

党史文化是一座极为丰富的精神宝藏。党史文化建设这项工作如何，在一定意义上讲，关系着我们党的先进文化的建设问题，关系着我们党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因此，全社会都应当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党史文化建设，使这一巨大的精神资源，造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首先，要做好党史文化的研究工作。没有对党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党史文化的社会功能。同时，党史文化的传承不能老是局限在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层次上，而需要更加关注、尊重、贴近人性，要能够给一代又一代人新鲜的、具有时代气息的东西。

其次，要做好党史文化成果的转化工作。党史文化的研究必须与具体的文化实践相结合。否则，坐而论道，理论必然流于形式，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指导功能。当前，要特别加强党史研究与红色旅游的结合工作，要将党史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与红色旅游做到有机的结合，以避免不准确的党史轶闻或不恰当的“红色传说”损害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