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景观遗产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30 11:28:15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073-02
2011年3～4月，在西安市发改委的精心组织下，西安市“城市交通综合改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在美国进行了为期25天的培训学习。在美国期间，我们学习了美国的城市交通规划设计、不同交通模式管理、交通预测需求分析等，对美国的城市交通体系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一、 主要参观的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及人文历史景观
美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具有国家历史性的标志建筑，有历史意义的遗址、建筑物、房屋、军事设施、军营以及战场遗址，还有美国历史上伟人的住所与工作场所、杰出的设计和建筑物、体现民族生活特征的地方、考古遗址和不同民族崇拜的圣像和雕塑等。
笔者主要参观的文化遗产保护及人文历史景观项目有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越战韩战纪念碑、华盛顿纪念碑、国会艺术馆、航空航天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林肯纪念馆、罗斯福公园，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时代广场、世贸大厦遗址，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金门大桥、九曲花街，夏威夷的珍珠港遗址及其博物馆等。
二、 相关单位所在城市的交通规划
美国的历史虽然较短，但它重视保护历史文物及其运用，并使其历史焕发新的生机。根据2007年的统计成果，全美国登记在册的历史文化遗址达8万多处，其中500个历史文化遗产是整个小区或城镇。
为了既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又能充分利用这些文化遗产开发旅游项目，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激发国民爱国热情，美国政府部门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制定了非常翔实、周密的交通旅游规划。如在拜访华盛顿交通局时，笔者了解到，华盛顿特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共分为七个小区进行，这七个小区在进行前期的规划时就紧紧把握了以下几点：第一，是完全保留保护好全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对象，不能有丝毫损坏，这是编制一个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第二，是要充分考虑到城市交通中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可能性；第三，是要以人为本，考虑到城市行人行走的便利性；第四，是做好相关单位周边的绿化规划，保证城市绿地面积；第五，是城市的总体规划以促进该地区社会和经济的繁荣为最终目的。以此类推，全美国的城市交通规划理念基本与此相类似。
三、 相关单位附近的交通模式
交通模式是判别城市交通整体状态的关键性概念，更是综合交通规划与政策研究的首要战略性问题。
陆锡明在其编著的《亚洲城市交通模式》中指出，交通模式是城市交通系统中不同交通方式所承担的交通量的比例关系。而交通模式的比例关系，则反映了不同交通方式在交通系统中的功能与地位，更重要的是标志了城市交通系统中一定交通需求在一定供给平衡下的本质特征。常常用它来表征城市交通发展整体水平和特点，也经常用它来作为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目标，对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个城市中有多少种交通工具就应该有多少种交通方式。在研究中，为了方便、清晰地进行交通模式统计和计算，需要将各种交通方式进行适当归类。
从全世界大城市的交通系统来看，一般将通勤铁路、地铁、轻轨、有轨电车归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与无轨电车、公共汽车、缆车、轮渡一起归为公共交通大类；私人小汽车、单位小汽车和摩托车归为个体机动大类；助力车、自行车和步行归为慢行交通大类。
四、 相关单位周边的交通特点
（一）大都市市区的公路系统非常发达
美国公路分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为高速公路，包括州际高速公路和其他快速车道；第二个等级为主要干道；第三个等级为集散路；第四个等级为地方公路。2000年，高速公路占公路里程总长的1.4%，主要干道占9.6%，集散路占20.1%，地方公路占68.8%。在这种等级制公路系统中，通向居民区的地方公路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因此，这种放射状的、越来越分散的、在固定的空间里日益稠密的公路系统占用了较多的土地资源。
（二）停车场占地面积大，地面停车场比较多
美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装在车轮上的国家”，约3亿人口，却有各类车辆2.4亿多辆，人均汽车拥有量居世界第一。美国人出行都是以车代步，而且大多数人都自己开车。所以美国停车场密布，可谓无所不在，是几乎所有建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旅馆商店，无论是出租公寓还是娱乐场所，都附建有停车场。有的停车场面积巨大，全国各地仅停放汽车的停车场就占据了相当大的土地资源。
（三）多数道路边设有专用的自行车道
近年来，为了缓解汽车增长带来的油价上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大力发展自行车交通，鼓励使用自行车这种交通模式。主要采取的方式是在城市设立自行车免费租赁店、临时停放点、修建自行车专用道等。
（四）在一些大城市的主题公园内，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参观需求，多种交通模式同时并存
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并列出现的交通模式有汽车、自行车、马车、徒步几种，即在一条单行线上，依次划分出汽车、马车、自行车、徒步四条道路。
（五）以人为本的道路交通管理理念
首先，美国政府十分注重培养行人和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在美国城市的大街上，人们抢行、闯越红绿灯的现象非常少见，驾驶员在十字路口都要减速，礼让行人，即使深夜遇到红灯，照样停车等待。其次，体现在交通法规上，强调行人优先权和方便残疾人士。在加州所有的公共场所，最方便的停车位都是留给残疾人士的。第三，为了照顾老弱者和贫困阶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公交巴士一般由当地政府投资，委托私营运营公司经营，由于客流不足，几乎所有巴士公司都处于亏损经营状态。为此，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拿出大笔资金补贴各巴士公司，以维持其正常运作。
五、可吸取的经验
第一，美国国土面积大，山地、沙漠化土地较少，人口不多，土地资源储备丰厚，这是美国人能够发展高速公路的资源条件。我们国家高寒冻土、山地、戈壁沙漠化土地所占面积较大，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稀少，发展多车道、放射状高速公路的土地储备不足。具体到西安，为了保证基本的可耕地数量，我们不可能发展如此模式的高速公路系统。
第二，单行线的交通体系能有效缓解城市交通中的拥堵行为，宽阔的临时停车点不会影响正常车道的车辆通行。目前，国内已经对一些大城市的部分路段实行单行线交通管理，具体到西安市，大部分的临时停车点已经吸取了美国的先进经验。
第三，居高不下的城市容积率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拥有像美国那样规模庞大的停车场。我国现正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日益增多，人口密集，可耕地面积有限，土地资源十分宝贵，因此，私家车不宜成为解决群众出行的首选，汽车停车场更不应该与城市人口抢占已经不太富裕的土地。建议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人口、资源、土地、环境因素，对私家车的拥有量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适度进行调整。
第四，大力普及自行车交通。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前的自行车、摩托车逐渐被汽车代替。就西安市来说，以前的自行车、摩托车停车点数量锐减，这应该引起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一定要保存并预留出足够的自行车停车点，否则，骑自行车的人会因为无处停放而改变交通工具，造成城市交通工具的无序发展，引发交通拥堵现象。
为了普及自行车交通，要做到以下几点：保留自行车停车位；引进自行车免费租赁业务，现在在西安部分人文景观附近已经有自行车免费租赁，但仍需要扩大此项业务；扩大宣传力度，鼓励市民骑车出行；采取措施限制小汽车的快速增长。
第五，在参观面积较大、土地资源充裕的旅游景点，应该鼓励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交通体系。目前西安市正在进行的世界银行工作组的西安城市综合交通改善项目子项目未央宫汉代道路一期保护工程中就应该设计成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旅游线路，此条参观通道上亦可设计成四股道，分别可用汽车、仿汉马车、电瓶车、徒步。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篇（2）
Abstract：Cultural Landscape is one of the terms from the German academic dictionary， Landschaft.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is te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rman academic background. Basically， Landschaft is based on the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and German history， especially the history of German industry. It is key part to make clear that this term on the context of the German development， not only for 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but also for the China’s Landscape study and World Heritage application.
Key words：cultural landscape;German;representation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04-41（5）
作为文化遗产理论重镇的德国，一直以来，对“文化景观” （Cultural Landscape）概念的研究和实践上的运用都深深植根于本国的文化传统，并深刻地影响了当代遗产保护界对“文化景观”概念的解读。概括来说，德国学术界对于“文化景观”的阐释，一是源于德国人文地理学和古典主义哲学传统，二是基于德国近代工业化的现实语境。理解文化景观的德国解读，对于目前中国进行的文化景观的研究和世界遗产的申报都将有所启迪。
1 文化景观的“德国血统”
1.1 文化景观的概念缘起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的概念来源于1925年Carl O. Sauer的文章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文中他对“文化景观”做了如下定义―― “The cultural landscape is fashioned from a natural landscape by a cultural group. Culture is the agent， the natural area the medium， the cultural landscape is the resul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given culture， itself changing through time， the landscape undergoes development， passing through phases， and probably reaching ultimately the end of its cycle of development. With the introduction if a different C that is C alien culture，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sets in， or a new landscape is superimposed on remnants of an older one.”①
Carl O. Sauer的观点，正如他在文中指出的，是源自于德国地理学者Schlüter提出的“景观”（Landschaft）概念。在德语词汇Landschaft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将文化的视角带入了自然景观的研究中，探索人对于大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并探讨文化对于自然造成的不同结果。这样的观点是不同于以往的“人和文明是被环境决定的，会出现什么样的文化是受到环境形塑影响却没有办法去改变环境”的论断。他指出了文化的能动性，将塑造景观的动力由自然环境移到了文化。文化是动力，自然环境是文化展演的舞台或是素材，而文化景观则是呈现出来的结果 。②
1.2 UNESCO对文化景观类型世界遗产的分类
如果说“文化景观”的“德国血统” 具有明显的哲学意味，那么当代的“文化景观”的“UNESCO解读”则具有显著的现实诉求。
文化景观是1992年12月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讨论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文化景观代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文化景观的选择应基于它们自身的突出、普遍的价值，其明确划定的地理――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及其体现此类区域的基本而具有独特文化因素的能力。它通常体现持久的土地使用的现代化技术及保持或提高景观的自然价值，保护文化景现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在世界遗产的体系中，文化景观可分为以下3个主要类型：
a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它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
b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它又包括两种次类别：一是残遗物（或化石）景观，代表一种过去某段时间已经完结的进化过程，不管是突发的或是渐进的。它们之所以具有突出、普遍价值，还在于显著特点依然体现在实物上.二是持续性景观，它在当今与传统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社会中，保持一种积极的社会作用，而且其自身演变过程仍在进行之中，同时又展示了历史上其演变发展的物证。
c关联性文化景观。这类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
2 源于德国哲学传统的文化景观的解读
2.1 自然与文化――谁包容谁？
德国的文化景观的教育，以笔者的经验，是从“自然与文化――谁包容谁？”这个问题开始的。在学术界提出并讨论“是自然包括文化？”还是“文化包括自然？”这样看似抽象的题目后，引导出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个理论：二十世纪初的“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和1940年代的“环境可能论”（Environmental Possibilism），二者基本上都保持了自然环境中心论的看法，将文化视为环境允许下所展演出的戏码。
而居于这两个理论背后的，与此相对的是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特别是康德哲学。
康德（1724-1804），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康德通过强调“判断力”的重要性来驳斥经验主义的论调。康德认为，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之如其所是的样子（作为物自体），而只能认识事物如其显现的样子（作为现象）。我们感知到的客观对象，但并不是真正认识它们，因为我们面对的只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其本质。当我们运用判断力，尤其是审美的判断力时，我们仍然为现象所困，但却又可以（可能）从中找到一种一瞬间窥见实在界的方式。
康德哲学理论在19世纪以“德国唯心主义”闻名的哲学运动中得到了重新界定。唯心主义否认“物自体”的存在，认为世界是我们的感知而存在。
2.2 作为方法论的文化景观
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观出发，德国文化景观是以“文化包括自然”为基础的。这种“唯心主义”的景观论，与IUCN和UNESCO③主导的以自然遗产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景观论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种区别就是，文化景观的德国解读带有更多的方法论的特质，而不是遗产类型的特质。
作为方法论，文化景观首先是一个价值评估的方法。文化景观是从一个整体来考虑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在具有统一意象、共同主题的景观里，每一部分的分散价值远远低于作为整体的文化景观的价值。
作为方法论，文化景观还有判断遗产外延的要求。这种对外延范围的划分，既考虑遗产地的生物多样性的维持，也要考查遗产地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不仅要把“核心遗产”――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其周边自然环境所形成的“缓冲带”，也要考虑“核心遗产”周边的非物质空间环境（Intangible Setting），要明确这种文化环境是否本身就是“核心遗产”的一部分。
3 基于德国工业传统的“工业景观”
3.1 工业景观和工业遗产
如果按类型来分，文化景观既可以按照世界遗产的分类方法（如前所述），也可以简单分为工业景观、农业景观、历史遗址景观、历史设计景观等几种类型。而工业景观是与工业遗产密不可分的。
工业遗产是一个孕育于上世纪50年代、成熟于二十一世纪初的新概念。在50年前，即使是欧洲国家也不把19世纪、20世纪的工业类建筑和景观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和文物看待。1970年代以后，德国等欧洲国家开始倡导工业遗产、工业景观，并逐步定型“工业遗产”的定义大体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工业遗产是指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出现的各种产业类历史建筑和相关的产业景观，它们与建筑学、考古学、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景观和产业景观相联系，具有建筑、规划、景观、考古、技术、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价值。而工业遗产的狭义理解则是依据这个概念产生的背景，将这个概念基本限制于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拥有工业、仓储、运输等产业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建构和景观。
1973年，英国成立了工业考古学会，同年在产业革命的发祥地之一的世界最早铁桥所在地铁桥峡谷博物馆召开了第一次工业纪念性遗产保护国际会议（简称FICCIM）。随后，为保护工业遗产，使其免于被遗弃、毁灭的命运，一些专门从事工业遗产保护的组织机构如国际工业考古学会（The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rchaeology）、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CCIH）应运而生。同时，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的努力，越来越多的矿场、工厂、冶炼场和制造厂也跻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列。2003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了《下塔吉尔》，这是关于工业遗产的第一个国际，也标志着工业遗产的概念已经成熟。在该的第一部分即定义了工业遗产的概念：“工业遗产是指那些在历史、技术、交往、建筑或科学方面有价值的工业文化遗迹、遗物。它可以是建筑、机械、车间、磨房、工厂、矿场、冶炼场、仓库、店铺、能源聚集和传输设施、交通设施，也可以是那些与工业相关的用于社会活动（如供给或改善住宅、宗教礼拜、教育）的场所。”④
3.2 德国的工业景观
德国作为以往的工业大国和如今的工业景观大国，原因在于工业化是德国近代的核心问题。德国的工业化较英法美诸国起步晚，经济发展也较之落后很多。但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半个世纪里，德国就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由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先进的工业国。19世纪末叶，工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16%，接近于英国。到20世纪初，就超过了英国，仅次于美国，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德国的工业化是随着1840-50年代铁路网的修建和鲁尔地区发现巨大矿藏而开始的。铁路的修建带动了钢铁工业、煤矿工业与机械工业。德国的煤矿从1820年的1.3百万吨增1913年的190百万吨，加上87万吨的褐煤，几乎占了整个欧洲大陆煤产量的三分之二。然而，1950年代以来，德国传统的工业发展开始出现衰退，到了1980年代，鲁尔区开始出现大的失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大力发展了以鲁尔区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区的转型，变工业化为“逆工业化”，全力打造“工业景观”，保护工业遗产。
经过多年的努力，德国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工业遗产和工业景观的领先者。著名的德国鲁尔区在其自然资源枯竭的情况下，创造性地引导了国际工业景观的发展，成为研究工业遗产的必修课。如“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IBA Emscherpark） 位于德国鲁尔区，由西边的杜伊斯堡市到东边的贝格卡门市（Bergkamen），长70km，从南到北约12km宽，面积达800km2，区内人口约为250万。埃姆舍河地区原为德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经过150年的工业发展，这一地区形成了以矿山开采及钢铁制造作为主要产业的工业区。纵横交错的铁路、公路、运河、高压输电线、矿山机械、高大的烟囱、堆料场等成为地区的典型景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主要工业的煤矿和铁矿开采，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倒闭，大量质量很好的建筑也不再使用，地区人口减少，数十万个就业岗位化为乌有。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促使当地政府必须为地区的复兴采取有效的措施，即建造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处于核心地位的埃姆舍公园，把这片广大区域中的城市、工厂和其他单独的部分有机联系起来，同时为整个区域建立起新的城市建筑及景观上的秩序，成为周围城市群及250万居民的绿肺，园中有人行小径及自行车道系统。埃姆舍公园的最大特色是巧妙的将旧有的工业区改建成公众休闲、娱乐的场所，并且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有的工业设施，同时又创造了独特了的工业景观。这项环境与生态的整治工程，解决了这一地区由于产业的衰落带来的就业、居住和经济发展诸多方面的难题，从而赋予旧的工业基地以新的生机，这一意义深远的实践，为世界上其他旧工业区的改造树立了典范。
4 文化景观的德国解读对中国的启示
德国的文化景观的解读源于其历史文化传统，作用于当今现实环境――而这也是中国目前最可以借鉴的。
4.1 中国哲学传统的“天人合一”与文化景观
中国的传统哲学源远流长，塑造了中国独特的“文化景观”。这是值得我们在当代大力弘扬的宝贵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来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它不仅指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表明了人类生生不息、则天、希天、求天、同天的完美主义和进取精神，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思维模式的全面性和自新性。
天人合一的表述从某些方面很类似于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天与人是世间万物矛盾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一对矛盾，天代表物质环境，人代表调适物质资源的思想主体，合是矛盾间的形式转化，一是矛盾相生相依的根本属性。
天人合一的思想促使中国传统建筑从来都是综合考察“景观”，然后再思考“建筑”。对于传统建筑和建筑物的周围环境的“风水”的重视，使得我们的陵寝、宫殿、民居、石窟等等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
4.2 中国的农耕文化传统与文化景观
从中国目前的现实环境看，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产生的农业景观没有如德国的工业景观一样受到深度的挖掘。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追溯农耕文化起源有一句“男耕女织”之说，它不仅是指早期的劳动分工，也是 农耕文化形成的基础。出土的谷物化石，则说明早在河姆渡时期，至迟农耕由此（或更早）产生。以此，人们的活动便以“男耕女织”为中心，而随时间推移，长期沉淀形成的文化内涵及外延、各种表现形式（如前所述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文化类型相继展开。
4.3 中国的文化景观研究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文化景观研究中急需解决的――
・ 时空一体的文化景观的真实性、完整性如何界定？
・ 中国文化景观的特点是什么？
・ 中国文化景观申遗的问题与对策？
・ 中国历史地理的变迁、中国历史交流通道（驿道、商道、移民路线等）与当代中国文化景观遗产的认定的关系如何？
・ 中国传统的风水与当代文化景观的认定？
5 结语
理解文化景观的德国解读，既是深刻理解这个概念的学术意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对于目前中国进行的文化景观的研究和世界遗产的申报都将有所启迪。
概括来说，启示有二：第一，中国的文化景观应建立全球战略，中国的世界遗产应建立全球战略。德国的文化景观的解读是我们的榜样，UNESCO的全球战略（关于信誉与推广的战略部署）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的全球战略的追求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中国气派的弘扬，而不是对国外概念解读;我们的目标是化解中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人地关系危机、民族身份危机与精神信仰危机;我们要弘扬中国传统的儒家、道教哲学和天人合一的思想;彰显农耕文化，推重农业景观。
第二，我们要重视作为方法论的文化景观，而不仅仅是作为遗产类型的文化景观。一直以来，文化遗产领域对于时间的重视远远超过对于空间的重视。空间总是被当作固定的、非辩证、不动的东西来对待，而时间则代表了富有、丰饶、生命、而且是辩证的。而文化景观概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
注释：
① Carl O. Sauer：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1925）
② Schlüter：《文化地景的理回》
③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英文缩写;IUCN，国际自然遗产保护联盟的英文缩写。
④
参考文献：
[1] 王景慧，阮仪三，王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2] 威廉 哈维兰.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3] 丁援.无形文化线路理论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7.
[4]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November 1972，UNESCO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篇（3）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有关区域战略性的内容。这一体系由于缺少这部分内容而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
遗产廊道(heritage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思路的保护措施。本文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可以为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遗产保护区域化的历史趋势
在历史保护领域中，对历史环境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由国际智力合作所通过的《雅典》就提出“要着重保护它风景如画(pictur—esque)的特征”。1964年的《威尼斯》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保护“城市的或乡村的环境”。随着城市规划学科加入到遗产保护领域中，人们开始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马丘比丘》、《内罗比建议》、《华盛顿》等重要文献的制定，表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整个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表现在把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二为一。早在1968年，美国就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合二为一是这一权威公约的突出特点。公约中有一条“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后来作为“文化景观”单独列入遗产地范畴。在1984年的世界遗产会议上，人们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区域化的遗产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983年法国就制定了《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对包括建筑和城市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1993又在该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提出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区的概念，对包括建筑群、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在内的区域加以保护。
同时，在我国，运河作为工业文化遗产(industri—alheritage)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研究(1996)，并形成报告提交给ICOMOS。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994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在马德里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现在，ICO—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lC(TheICOMOSInter—nationalScientificCommitteeonCultural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遗产廊道主要发展于美国，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
二绿色通道与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的出现和绿色通道的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绿道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Whyte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委员会认识到几年之内美国将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而远离自然，因此提倡把自然引入城市，以方便市民游憩之用。保护基金会(TheConservationFund)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绿色通道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Little认为绿色通道是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廊道。包括五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绿色通道；以道路为特征的游憩绿色通道；生态上重要的廊道绿色通道；风景或历史线路绿色通道；综合的绿色通道系统或网络。可以认为，绿色通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连接自然保护区、连接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它具有游憩、生态、美学等多种意义。而Little绿色通道定义中的第四种主要就是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绿色通道和遗产保护区域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线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尽管其价值未必能够突出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其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具有文化意义。一般来说，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一定尺度上的遗产廊道同时也可以成为战略性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lnfrastructure)。遗产廊道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教育等生态服务。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危机严重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除了像一般的绿道规划那样强调景观生态过程，强调土地覆被、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适宜性等因素以外，更重视的是对文化因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组织。就文化因素来讲，它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植被如古树名木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历史气氛的烘托。
三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问题分析——从大运河的保护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遗产廊道，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运河保护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还有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架构实际上未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地方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个别河段进行厂景观整理。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保护好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2．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以此保扩大量珍贵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或类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在这些遗产中包括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更有着像剑门蜀道等为数众多的在地区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大量的对这种线形文化景观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这种线形文化景观，就需要建设我国的遗产廊道。
(2)以此建设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贫乏的背景下，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正如区域和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与高效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一样，区域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是区域和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区域及其城市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ture''''sServices)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遗产廊道是构成生态基础设施的内容之一，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以此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
建设遗产廊道，将使原先零散的文化遗产成为区域性的整体，通过系统的解说、游道组织，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美国很多地方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必将使得大量的文化遗产焕发活力，必将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国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应如何进行，本文就大运河为实例做简要讨论。
四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简要探讨——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遗产廊道建设的理论基础——大运河的价值认识
(1)大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北起中国首都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5世纪(春秋未)，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7世纪(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13世纪(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同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该地区形成众多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其价值载体不仅包括实体型的文化遗产，还包括构成运河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大运河的当代区域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大运河的当代景观生态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第二，它是运河区域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运河有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这些湿地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2．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分析问题——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另一方面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就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遗产廊道保护的不利影响。包括对构成运河之各遗产元素及组成本身的影响，对其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元素历史空间关系的影响等；同时，还包括对运河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作为景观基质的农田的影响、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功能和景观结构的影响、对区域景观格局的影响等。其机遇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需求和经济发展本身必将促进遗产保护上的投入，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
南水北调给大运河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
(2)解决问题——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
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遗产廊道宏观尺度上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即运河文化线路的识别和判定。
第二个层次是遗产元素尺度—亡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如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的制定，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
screen.width-500)this.width=screen.width-500"vspace=5border=0>
五结语
在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国的类似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借鉴遗产廊道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护思路和方法，完善和建设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保护我国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丰富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
李伟(1972—)，男，汉族，陕西咸阳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景观规划设计；
俞孔坚(1963—)，男，汉族，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景观规划设计、景观生态等；
李迪华(1967—)，男，汉族，湖南湘潭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生态、景观生态。
参考文献：
1陈志华．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台北：台湾博远出版公司，1992：10-25
2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沦——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40
3Little，C．E．GreenwaysfoTAmerica．Baltimore，M．D．：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0
4王志芳等．遗产廊道——美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一种较新的方法．中国园林，2001(5)：85-88
5王景慧．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层次．规划师，2002(6)：9—13
6CostanzaandDaily·Naturalcapital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ConservatlonBiology，1992(6)：37-46．
7俞孔坚，李迪华，潮洛濛．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大景观战略．规划师，2001(6)：9－17．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篇（4）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有关区域战略性的内容。这一体系由于缺少这部分内容而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思路的保护措施。本文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可以为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 遗产保护区域化的历史趋势
在历史保护领域中，对历史环境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由国际智力合作所通过的《雅典宪章》就提出“要着重保护它风景如画(pictur— esque)的特征”。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保护“城市的或乡村的环境”。随着城市规划学科加入到遗产保护领域中，人们开始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马丘比丘宪章》、《内罗比建议》、《华盛顿宪章》等重要文献的制定，表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整个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表现在把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二为一。早在1968年，美国就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合二为一是这一权威公约的突出特点。公约中有一条“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后来作为“文化景观”单独列入遗产地范畴。在1984年的世界遗产会议上，人们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区域化的遗产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983年法国就制定了《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对包括建筑和城市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1993又在该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提出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区的概念，对包括建筑群、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在内的区域加以保护。
同时，在我国，运河作为工业文化遗产(industri— al heritage)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研究 (1996)，并形成报告提交给ICOMOS。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994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在马德里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现在，ICO— 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lC(The ICOMOS Inter— 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遗产廊道主要发展于美国，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
二 绿色通道与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的出现和绿色通道的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绿道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 Whyte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委员会认识到几年之内美国将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而远离自然，因此提倡把自然引入城市，以方便市民游憩之用。保护基金会(The Conservation Fund)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绿色通道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Little认为绿色通道是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廊道。包括五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绿色通道；以道路为特征的游憩绿色通道；生态上重要的廊道绿色通道；风景或历史线路绿色通道；综合的绿色通道系统或网络。可以认为，绿色通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连接自然保护区、连接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它具有游憩、生态、美学等多种意义。而 Little绿色通道定义中的第四种主要就是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绿色通道和遗产保护区域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线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尽管其价值未必能够突出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其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具有文化意义。一般来说，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一定尺度上的遗产廊道同时也可以成为战略性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lnfrastructure)。遗产廊道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教育等生态服务。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危机严重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除了像一般的绿道规划那样强调景观生态过程，强调土地覆被、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适宜性等因素以外，更重视的是对文化因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组织。就文化因素来讲，它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植被如古树名木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历史气氛的烘托。
三 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问题分析——从大运河的保护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遗产廊道，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运河保护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还有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架构实际上未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地方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个别河段进行厂景观整理。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保护好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2．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以此保扩大量珍贵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或类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在这些遗产中包括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更有着像剑门蜀道等为数众多的在地区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大量的对这种线形文化景观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这种线形文化景观，就需要建设我国的遗产廊道。
(2)以此建设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贫乏的背景下，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正如区域和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与高效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一样，区域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是区域和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区域及其城市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 ture's Services)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遗产廊道是构成生态基础设施的内容之一，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以此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
建设遗产廊道，将使原先零散的文化遗产成为区域性的整体，通过系统的解说、游道组织，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美国很多地方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必将使得大量的文化遗产焕发活力，必将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国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应如何进行，本文就大运河为实例做简要讨论。
四 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简要探讨——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遗产廊道建设的理论基础——大运河的价值认识
(1)大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北起中国首都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 5世纪(春秋未)，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7世纪(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13世纪 (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同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该地区形成众多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其价值载体不仅包括实体型的文化遗产，还包括构成运河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大运河的当代区域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大运河的当代景观生态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第二，它是运河区域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运河有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这些湿地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2．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分析问题——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另一方面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就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遗产廊道保护的不利影响。包括对构成运河之各遗产元素及组成本身的影响，对其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元素历史空间关系的影响等；同时，还包括对运河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作为景观基质的农田的影响、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功能和景观结构的影响、对区域景观格局的影响等。其机遇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需求和经济发展本身必将促进遗产保护上的投入，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
南水北调给大运河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
(2)解决问题——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
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遗产廊道宏观尺度上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即运河文化线路的识别和判定。
第二个层次是遗产元素尺度—亡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如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的制定，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
五 结语
在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国的类似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借鉴遗产廊道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护思路和方法，完善和建设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保护我国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丰富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陈志华．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台北：台湾博远出版公司，1992：10-25
2 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沦——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40
3 Little，C．E．Greenways foT America．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
4 王志芳等．遗产廊道——美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一种较新的方法．中国园林，2001(5)：85-88
5 王景慧．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层次．规划师，2002(6)：9—13
6 Costanza and Daily·Natural capit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nservatlon Biology，1992(6)：37-46．
7 俞孔坚，李迪华，潮洛濛．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大景观战略．规划师，2001(6)：9－17．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篇（5）
③ 杨国庆，王志高. 南京城墙志[M].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8：153-230.
④ 范金民，杨国庆. 南京通史・明代卷[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153-501.
⑤（明）解缙. 南京[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16.
⑥（明）顾起元（撰），孔一（校点）. 客座赘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1.
⑦ 李兴华. 南京伊斯兰教研究[J].回族研究，2005（02）.
⑧ 据《南京伊斯兰教研究》，有文字资料提及的敕建就有洪武元年（1368年）、洪武二十一年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篇（6）
一、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命题的提出背景分析
文化景观代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文化景观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至此，世界遗产就被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混合体和文化景观四个大类。一般来说，文化景观包括了以下的几种类型：1、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它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2、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包括：①有机进化之残遗物 （或化石）景观。②有机进化之持续性景观。3、关联性文化景观。以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为了使人们在实践中能够更好的运用这一理论成果，对其命题提出的背景和发展进行相关的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
国际科教文组织UNESCO大会1972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在公约中提出了遗产是属于全人类共有财产的概念，而且还设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用以登记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遗产。在这次会议中，人们将遗产分为了自然和文化两个有各自独立的表述的大类。由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时代和文化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它将自然和文化作为两个完全对立的极端，这完全不公平的对待从而对世界各国的实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让各国的实际操作工作显得困难重重。随后虽然也相继提出了“文化和自然遗产”这种被国人称之为的“双遗产”的分类，但仍不满足世界遗产的申报与实践，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太多的遗产中总是呈现出文化和自然相互交织的境况。而在公约中人们又很难找到与该遗产相匹配的提名标准，如果非要把它们列入世界遗产，就必须把自然部分和文化部分人为的剥离开来，但是这却与该遗产的本身存在价值相背道而驰。这种实践需求的情况就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命题的提出奠定了实践基础。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于1984年提交的关于乡村景观的议程使得人们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在世界双遗产中的“自然与文化的完美结合” 这一理念应该随着时代步伐的前进和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拓展，继而用来表现人在乡村景观中的价值；第二，景观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所以世界遗产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护和谐稳定的动态演变的环境，而不是为了使景观“凝固”起来；第三，该报告要求世界遗产委员会加快行动保护和重视世界各地的乡村景观。为此，乡村景观的现状就为文化景观这个概念的提出创造了相关的条件。随着遗产学者对双遗产的重视和发展，乡村景观的概念也在不断演进发展。最终在1990年的会议中，特别优先考虑了双遗产和乡村景观的研究。自此，就奠定了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提出的理论基础。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篇（7）
文化景观与文化景观遗产
文化景观概念。时至今日，学术界也未能形成一个各学科领域均统一认识的“文化景观”概念。综各家之说，“文化景观”可简单地表述为：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活动形态、现象与成就，是以人为事件和人为因素对自然环境干预而形成的具有形象美和意境美相统一的实存场所空间，包括古城池、古聚落、古建筑、古园林、古遗址、古墓葬及其他文化古迹及相关环境，其在很大程度上可反映出所在区域特殊的历史、地方或民族特色。
文化景观是一个地区文化遗产的主体内容，并以其特有的艺术价值、文物价值、社会价值成为该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核心资源。尽管“文化景观”一词来源于西方，但它与注重“天人合一”和谐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谋而合，一经引入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与共鸣。
文化景观遗产的提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正式提出始于20世纪末。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
在国际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的推动下，“文化景观遗产”再度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热点，遗产保护届也更主动地从“文化景观”这个广义的范围开始对已有的文物保护概念进行反思和修正。
河北地区文化景观遗产类型与特色
文化景观遗产的构成内容与基本类型。根据文化景观定义，它是由占基础部分的自然因素和叠加部分的人文因素组合而成的复合体。自然因素构成了文化景观的前提与基础，它为文化景观提供物质化的场所环境；而人文因素则是文化景观得以形成的根本标志。具体而言，人文因素又涵盖物质和非物质两大层面的要素。其中，能以形态方式被感知的物质要素是人文因素的核心基础，包括人群本身及其缔造的物质文化形态；非物质因素主要包括生活方式、观念意识、宗教习惯、风土人情等。
河北地区文化景观遗产资源的主导类型。河北省域内的文化景观遗产数量多、类型全、文物价值高，目前已有包括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和优秀的近代建筑等在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8处。此外，还有500多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不计其数市县级文保单位以及大量优秀的乡土建筑景观。这些优秀的文化景观遗产是我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珍贵财富。
与其它省份相比，河北省的文化景观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以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为例，河北在全国各省国保文物拥有量名列前茅（详见下表）。
河北省几种典型文化景观遗产被列入国保单位的省际比较表
文化景观资源特色。人类文明和华夏文明起始的见证。河北地区处于中原腹地，有着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近50处重要的古人类遗址。其中，地处张家口阳原县和蔚县交界处的泥河湾遗址更以其跨越230多万年的悠久历史追溯着人类文明的起源。此外，河北还是炎黄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历史上黄帝建城于河北涿鹿，见证了炎黄文化之争的阪泉大战也发生于河北，这些独有的景观资源赋予了燕赵古地文化遗产不可替代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
集“皇家—宗教—乡土”于一身的文化格局。因环抱北京的特殊地理优势，河北从辽代以来逐渐形成了围拢京畿的皇家文化景观。同时，河北境内拥有众多佛寺，负载着昌隆兴盛的宗教文化。此外，河北还拥有根系繁茂的乡土文化景观。这种集皇家文化、宗教文化和乡土文化为一身的文化格局，说明河北的文化景观遗产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经典内容。
多元共生的特色文化景观系统。除传统主流的文化景观资源外，河北还拥有种类多样的其他各种文化景观。如铭刻着历史战争记忆的山海关、金山岭等边塞长城；目睹了时代变迁的蔚县常平仓等现存稀缺的古代仓廪建筑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历史遗村构成了河北多元共生的特色文化景观系统。
河北地区文化景观保护现状及主要问题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综合来看，目前河北地区文化景观保护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保护理念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为保护对象的类型和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拓展。目前，河北各地文化景观的保护仍主要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为核心，外在环境的因素和非物质因素的保护还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未能彰显河北文化景观遗产的整体优势。
第二，保护工作的系统性、科学性亟待提高。首先，保护规划未能及时覆盖所有文化景观遗存较好的地区。其次，因专业人士数量和素质的局限，保护工作的起步性环节“遗产价值评估”在实践中尤为欠缺。此外，还缺乏保护效果的跟踪调研及综合评价。
第三，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村镇的城市化步伐给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带来巨大的冲击。在许多城市和村镇，政府和开发商过度关注短期经济效益，而当地居民又缺乏文化遗产保护的群体意识，这更加速文化景观的损毁和消亡。
河北地区文化景观保护策略
建立更有效的保护管理机制。目前，我国各省文化景观的保护在管理归属权上仍不够明晰。承前所述，文化景观涉及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个方面的内容。而从当前的责权归属看，文化遗产的行政主管部门是各级文物局，而自然遗产的行政主管部门则是住房与城乡建设厅及其下辖机构。再依据文化景观的具体属性，还可能涉及到农林、园林、宗教等多个部门，这种双轨制（甚至是多轨制）导致了保护决策过程、实施过程的诸多问题及冲突。因此，急需将各行政部门对文化景观的管理职能通过法律手段进一步明确界定，依法建立科学有效的保护机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社会团体、专业人士和公众积极参与的科学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保护管理模式，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建立积极的协作关系。
加强基础研究与专项保护。整体来看，河北省文化景观研究的基础工作仍旧薄弱，许多地方尚未建立景观遗产的系统资料和档案。在诸多基础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续接的保护工作是难以展开的。因此，应安排专门机构（可以联合高校的相关专业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测绘和调查，鼓励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及跨行业、跨地区合作，建立起河北省文化景观遗产的体系分类、主体内容以及价值评估的理论框架。同时，应加强文化景观专项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编制理念上应突出保护特色，强调可持续发展，注重整体保护，关注文化景观遗产的合理利用，使文化景观惠及民众。
普及文化景观的保护理念。根据我国的国情博采众长地更新文化景观的保护理念，引导全社会全面、深刻理解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提高文化景观保护的社会关注度和日常关注意识。保护中应打破传统“静态遗产”的思维模式，注重“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层面的综合保护。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7-0114-03
一、 文化景观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文化景观所涉及的“整体环境”，不仅仅是指实体的环境，更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非物质的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在一个更为广大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研究问题。第二，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核心是“人和自然的共同作品”，其强调的价值在于文化和自然之间、在于人和环境之间深刻的长期的相互作用。在文化景观的视野下，人们创造场所的意识形态、日常的生活方式、传统，以及丰富的生活文化场景都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第二个子类——有机进化的景观，表明文化景观是动态的、演变的、有文脉地脉的；第三个子类——关联性文化景观，则重点关注非物质性的，与自然因素相关，具有强烈的宗教、文化或艺术性质的价值。动态的、持续演进的概念为遗产地的保护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优秀的历史遗产不应凝固，而应在发展中成为一部持续的活的生活史。非物质性价值的引入，则要求我们不能忽视人和自然之间独特的精神联系。
概括而言，文化景观方法论包括整体观、动态观、强调独特的人地关系等内容。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古城旅游开发中，文化景观方法论有着显著的启示意义。
二、 文化景观视野下我国古城旅游开发的再审视
(一)文化景观方法论于古城旅游开发
在性质上，古城与文化景观两者之间存在显然的可比性，古城是一种文化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讲，更是一种文化景观，因为它正是受制于自然环境的物质性，由人类在持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条件下创造而成的，是“人和自然的共同作品”；在内容上，文化景观所关注的要素与古城旅游开发所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大程度的重合，都涉及街市的肌理、建筑的形制、植栽的树种与方法、水系的形态与功能、生活方式、传统作业、活动的场景和意义等方面。可以说，在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领域中，文化景观的所有方法论要点在古城旅游的开发上都是适用的。
(二) 我国古城旅游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整体观的失控——对古城价值的认识存在偏差
对于古城价值认识上的偏差是我国古城旅游开发存在的首要问题，对于实物遗存的片面关注导致了古城旅游开发在整体观上的失控。我国古城旅游开发实践中的“整体保护”，往往是指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古城的全部价值都被放在了具体的“实物遗存”上，相应地，这样的认知导致了在旅游开发中仅将建筑或格局一类的实体性要素作为旅游的吸引物，游客看到的古城变成了一种博物馆式的景观。文化景观方法论强调对非物质环境的关注，对应于古城的价值，非物质环境体现在居民的日常生活形态、风俗、信仰之中。对于非物质性价值的忽视，正是我国古城旅游开发对于古城价值认知的偏差所在。
2.“特色”的误读——旅游开发的着力点偏离了古城文化的核心
我国古城旅游开发已经开始自觉地寻求自身的特色，而在实际操作中，“特色”往往被等同于“新鲜”。新鲜的建筑细节、新鲜的风味小吃、新鲜的“原住民”服装，人们感受到的仅仅是没有内容的视觉特色罢了。
文化景观方法论强调独特的人地关系，同样的，不是环境，也不是人，而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创造了古城深厚的文化价值。这种“关系”是古城文化的核心，是古城自身的特色所在。旅游开发抛开内在的文化核心而向外在的表现形式寻求“特色”，无疑是竹篮打水。
3.动态观的缺失——忽视了古城自身演进、变化的需求
文化景观强调遗产地的持续演进，认为古城的文化价值不应凝固不前，而应在不断演进的人地关系中传承下去。但在我国古城旅游开发的实践中，古城的价值似乎停止了累积，人们看到的永远是古城的“曾经”。这些“曾经”包含着的是古人聚落随时间演化而形成的场景，没有后继生活形态的叠加，古城在后世只会以木乃伊的姿态出现，没有灵魂和活力。古城不是化石，而是一部持续演进的生活史，无视古城自身发展的旅游活动将成为断送古城未来的元凶。
三、 古城旅游开发的新思路
(一) 整体观
1.古城价值认知上的修正
在文化景观的视野下，古城不仅仅只是一座“城池”，更是特定文化族群在具体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下所创建的生活样式。古城的整体环境不仅仅涉及简单的物质维度，还涉及文化和社会的维度。对于物质维度上的古城价值已无需多加强调，因为对于“实物遗存”的保护观念早已深入人心；需要修正的是对文化和社会维度上古城价值的认知，非物质性价值必须被纳入到古城价值的范畴里。这些非物质性价值包括古城居民的生活方式、驱动人们创造场所的意识形态以及体现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场所精神。
2.旅游开发中的整体观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篇（9）
【作 者】王林，四川大学旅游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教师。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77-007
The Study on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A case of LongJi Terraces in Guangxi
Wang Lin
Abstract：A Cultural landscape is a cultural heritage. The biggest difference of landscape heritage is that it is “left over by history of human activity"，it is scarce，unique and non-renewable. Terrace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is including of four dimensions，the natural elements，terraced landscape heritage，ancient settlements tangible heritag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take Guangxi Longji terraced fields for example，make a comparison of village-tourists’ perception and build a culture landscape heritage factor system，so as to protect and develope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effectively.
Key Words：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factors system；terrace heritage
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和谐统一的文化景观当之无愧的成为遗产，它是自然与人类相互作用，共同合作的结晶。对文化景观的感知调查属于行为地理学的范畴，感知――认知――映象――决策――行为中，“行为是指以环境映象为基础的人的内在生理和心理的变化的外部反应”。通过东道主和游客双方对文化景观遗产的认知来指导当地旅游可持续性发展，或可达到景观遗产有效保护的目的。
一、文化景观遗产及构成
(一)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是近代地理学家拉采尔首次提出的，索尔(Carl O.Sauer)提出“人类按照其文化的标准对其天然环境中的自然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为文化景观”，他首次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到美国，并把景观看成是地球表面的基本单元，发表了标志着文化地理学形成的《景观的形态》一书。二战后出现的强调“文化的政治”的新地理学的出现，试图把景观与历史发展联系、分析其符号学意义和关注景观的文化政治倾向，这一转变已从传统的注重景观本身研究转向对景观过程的研究，更多地借助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景观。
在欧洲，学者基本认为“景观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概念”。[1]德让安(Déjeant-Pons M ，2006)提出“景观是一种自然力量和人类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强调“景观形成一个整体……自然与文化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分离的”[2]欧维格(Olwig K，2005)进一步指出景观不仅仅是空间限定的区域，而且是一个由长时期积累的习俗和文化的概念[3]。如此可见对景观理解不仅指地形形态，而且包括地表其他对象和现象有规律地重复着的群聚，其中地形、气候、水、土壤、植被和动物的特征，以及一定程度上人类活动的特征，汇合为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典型地重复出现在地球上的一定地带范围内区域组合。景观已不是一个简单地貌单元名词，而是包含一定组合，并有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地理综合体。
(二)文化景观遗产
“遗产”一词大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Riehard prentiee，1993)，其涵义与“继承(inheritance)”紧密相连，通常指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遗产”的含义开始被不断引申，地方文脉、历史人物等被都认作是一种遗产，并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商业用途。20世纪80年代晚期，遗产进入大众化阶段，遗产学初具雏形，“文化遗产学”大约从20世纪中叶初步产生，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基本完成了它的内涵和学科体系建构，也逐步展现了它先进和新颖的学科理念[4]。
199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把“文化景观”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其表述的内涵是指“自然与人类的共同结晶”，作为世界遗产中重要构成部分的“文化景观”，要求其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和明确的地理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及反映本区域特色的文化内涵，它包括三种类型：(1)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2)有机发展形成的景观；(3)关联性文化景观。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和谐的人文景观实质上就是遗产。
“文化景观遗产”，是一种重新阐释的文化景观，景观不仅仅是个生态环境和视觉欣赏意义上的场所或自然栖息地，而应该被看作为“文件”(Documents)，“档案”( archive)、“古代佚失作品的来源”(palimpsest)[5]。当然这个“文件”包括古人的文化、劳作方式、生产方式、生产资料、气候等等。“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文化景观”概念的提出，扩大了文化遗产的认知范围，在文化景观的概念运用于世界遗产的语境中，对世界旅游业会起很重要的作用[6]；同时也使人们进一步去了解人、文化、自然三者之间互动后形成的某种创造性结果及由其体现的地域性、时间性、结构性、目的性等差异所导致的文化特征之异同，进而达到更好地理解人地关系，欣赏、保护和利用不同的文化景观类遗产。由此可见，把文化景观放到遗产的语境中去理解，社区居民感知、认知本社区的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进而用这种认知去参与文化景观的保护，必定会对文化景观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很深远的影响[7]。
从遗产学的角度来看，和谐的梯田景观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景观遗产。它一般都处在较偏僻的区域，有较强的民族文化特色，受城市化、现代化影响的程度较低，原生态文化景观保持较好，具有边缘性、稀缺性、脆弱性。它是前人世代相传的文化附加在梯田自然景观上的一种改造成果，而这种成果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的得到有机的发展，进而形成和谐的、生态的文化景观遗产。
二、龙脊梯田文化景观遗产简介
(一)遗产历史简溯
龙脊梯田位于广西龙胜县境内，在桂林以北80公里、县城东南27公里处。有廖家、侯家、平寨、平段、岩湾、岩板、岩背、七星等多个村寨，其中以壮族、瑶族居多。本文所指龙脊梯田，是以平安寨为核心区域的。先前多认为龙脊梯田开造于元代，距今600-700年左右；黄钟警道：“从元末至晚清的600多年间”[10]，包括龙脊景区的官方宣传资料上也说梯田源于元代，缺少历史文献资料支撑。
据张一民先生1984、1985年的调查中，“据当地群众(包括壮、瑶)说，龙脊村的平安寨大约二百年前是红瑶先住的，后来壮族从南丹庆远府迁来才把红瑶赶走，所以就把这个村称为‘赶瑶寨’”[11]。周大鸣等通过龙脊潘姓提供的地契也证明，在龙脊及附近地区，潘姓人的祖先被认为是最早来到古壮寨的，而廖、侯姓人则是后到[12]。瑶族不是典型的稻作民族，长期以来“徭人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其稻田无几[13]；瑶人“冬日焚山，昼夜不息，谓之火耕”[14]。近代学者也认为瑶族地区稻作农业产生较晚，一般只有200多年的历史，而且发展不平衡。一些边远山区且到解放前几十年甚至解放后才开始种植[15]。与此对应的是，龙脊壮族至今南丹迁来，迁徙原因与明王朝征用“?”兵有关[16]。壮族是一个典型的“稻作民族”，其生活方式是“饭稻羹鱼”[17]。如此看来，龙脊地方有梯田的历史应该不会超过廖家壮族在此居住的时间，如果按其民间说法“明成化年间从南丹迁出，辗转至龙脊”，则龙脊梯田的历史上限是500年。付广华认为龙脊梯田从廖登仁建造第一块梯田开始，也不过380年左右的时间[18]。
(二)龙脊梯田景观遗产的研究现状
随着1995年菲律宾的巴纳韦梯田正式进入世界遗产，梯田的遗产价值和旅游价值引起重视。我国境内的梯田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块区域，一是云南省哈尼族梯田；二是湖南省紫鹊界梯田景区；一是广西境内的龙胜县龙脊梯田。哈尼梯田于1995年正式提出申报世界遗产，2001年进入我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紫鹊界梯田则是于2004年9月正式进入湖南省申报世界遗产后备名录。
龙脊梯田于1992年开始开发旅游，时间最早，到2007年底，龙脊景区旅游接待呈现良好的增长势头，接待游客36万人次，同比增长50%。笔者于2008年11月9日在中国知网上查询，共有文章 “龙胜梯田”成果也颇为丰富，涉及到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旅游学等多方面，其中最热点的问题是，龙脊梯田保护、龙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变迁、龙脊旅游开发、社区参与问题等[19][20][21][22]。对比哈尼族梯田和紫鹊界梯田对遗产价值的重视，龙脊梯田的遗产价值研究却远远没有得到认知。
作为南方山地文化景观典型代表的龙脊梯田，它集梯田文化景观、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南方山地生态景观等多种遗产要素于一体；最重要的是，它是活态的文化景观遗产，梯田稻作文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依然存在，梯田社区内的居民、梯田景区的管理层该如何有效的开发与保护梯田景观?笔者认为，社区居民对梯田文化景观的遗产感知是一个值得借鉴的问题。只有社区居民自觉的认识到“什么是遗产?”、“哪些遗产值得保护”、“哪些遗产正在消亡?”遗产保护的关键性问题，才会形成主动的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意识，这也正是遗产社区参与活态保护的前提条件。
三、龙脊梯田的遗产构成要素
从符号学意义来看，文化景观遗产是由遗产符号构成，斯宾塞(Spencer，J. E.)和霍华斯(Horvath，R. J.)指出农业文化景观的六个要素：心理要素(对环境的感应与反映)、政治要素(对土地的配置与区划)、历史要素(民族、语言、宗教与习俗)、技术要素(利用土地的工具与能力)、农艺要素(品种与耕作方法的改良等)、经济要素(供求规律与利润等)[23]。申秀英(2006)对各聚落景观区系开展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分析，认为聚落文化景观的构成因子有：地形、地貌、气候、降水、地带、民族、习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筑材料、审美习惯、宗教、礼仪，最终可以建立反映各个聚落景观区系演化过程和相互关联性的“景观基因图谱”[24]。王云才从景观生态学和遗产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山地文化景观，认为主要包括自然环境要素、硬质景观要素、软质景观要素等[25]。皮尔曼则认为文化景观在地面的直接表现是聚落形态、土地利用类型和建筑样式[26]。
笔者认为视角的不同，又有差异，梯田景观遗产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人类活动的历史遗留”，是稀缺的、独特的和不可再生的，其核心的要素也应该是与梯田紧密相关的自然与文化环境。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初步认定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包括山地自然要素、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要素、古聚落物质文化遗产要素以及在梯田劳作和古聚落乡村生活中形成的民间信仰、民俗风情等非具象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遗产，即梯田――古聚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
以上因子体系是在学者的研究和笔者思考的前提下形成的，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缺少相关的量化指标进行确定。基于以上分析与设定，笔者选择广西龙胜龙脊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进行相关的量化研究。
四、龙脊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要素考察
(一)问卷设计
本调查小组于2008年5月和9月分两次进入龙脊梯田景区内的平安寨、龙脊古壮寨调查；同时，在桂林市区进行了曾到过龙脊旅游的游客和潜在客源市场的调查。
本文首先检索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等相关文献，并将检索资料中的指标作为遗产要素构成来源；再由7名专家组成评估组对各题项进行筛选，根据专家意见将评价指标体系的题项分成4个维度――自然生态景观遗产、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古聚落物质文化遗产、梯田――聚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维度又有各自的分级指标，据此最终保留23个题项。调查问卷全部是封闭式问题，所有问题只需打勾，方便游客填写。问卷内容涉及“遗产构成要素”、“遗产保护的现状““遗产保护社区参与度”、“受访者的基本情况”等四大块主要内容，限于本文篇幅，选择了遗产构成要素的调查来进行分析。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50份，基本上采用个人访谈式的问卷调查。收到本地居民的问卷调查共260份，收回有效问卷242份，选取游客200人，收回有效问卷167份。有效率分别达到93.08%和83.5%。本次调查结果采用SPSS15.0进行统计分析。
1.对自然景观要素的认知差异
在对龙脊自然景观遗产的认知中，游客与本地居民几乎一致，认为龙脊的山地地形地貌、空气和独有的山地小气候独具特色，大多数游客受到其良好的山地自然资源的吸引。
但是，一方面，龙脊“地少人多”，长期垦荒，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居民大量使用原木建房，砍伐森林，使梯田和森林生态平衡受到较大的破坏，野生动物几乎灭迹，访谈中村民说“野生动物好多年没见到了”。这不能不引起各界的重视，自然景观要素是梯田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由于生态破坏严重，若干年后，梯田会不会成为一块荒地?更无从谈遗产旅游的问题。
2.对梯田景观要素的认知差异
对于梯田作为遗产来看，居民与游客均感觉梯田的水土保持、水利设施的状况较优，应继续维护。他们同时认为，梯田的稻作方式，如犁田、耙田、播种、插秧、收割构成和谐的、原真性的乡村田园风光。梯田一年四季的劳作都是一个活态的农业民俗博物馆，使旅游者趋之若鹜。
但是在梯田的传统生产工具方面，居民很少使用，故很多独特的、调适性的农具已经少见，平安寨新任村长廖政培向我们展示了原来龙脊传统工具的图片，他痛心的说：“现在很多工具都没有了，制造铁具、木具的手艺都失传了。”这种变迁，造成游客的判断，认为“本地没有什么特色的农具”。
3.对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的认知差异
对村落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方面，两者基本认可龙脊“干栏式”壮族民居很有特色，而且新建房屋的风格也与原来的旧民居一致。可惜的是，龙脊上现存的古建筑已经很少了，最古老者也不过一百年左右，这与天气潮湿、木建筑难以留存、人为火灾、旧房改造、旅游发展等多方面都有关系。民族服饰也成为龙脊壮族的“民族符号”，特别是中老妇女，每个人都有“3-5套”民族服装。
不同的是，村民认为特色饮食已经成为景区的特色，他们认为“游客到龙脊，主要是来看梯田，还有少数民族的”，“吃点壮族竹筒鸡、喝点龙脊米酒、看看壮族歌舞和黄洛长发姑娘”等，所有的这些无不体现了社区居民商业化的服务意识。游客则认为龙脊的歌舞、饮食和纪念品已经失真，“到处都有的旅游商品”、“餐饮又贵又没有特色”、“壮族歌舞失去了真实性”……
值得一提的是，平安寨里的道路是2006-2007年重新修整的，大部分地面采用水泥硬化，原来的青石乡村小路基本被取代，这大大方便了本地村民和游客的出入。但是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似乎起到了破坏性的作用，居民与游客感知最差。
4.对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的认知差异
村民对本社区的热情度、道德观和环境观持赞同态度，认为其受旅游影响不大，邻里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如昔。同时，村民也注意保护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对“梯田是遗产”，“梯田要保护”认识不到位，更多的人现在注重“挣游客的钱”。旅游利益分配的不均导致部分村民“不种田了”、“我种田别人得利，不干了。”游客则首肯村民的热情度和遗产保护意识以及环境，但认为村民的道德水平下降，“唯利是图”。
值得深思的是，龙脊民间原本是壮族和瑶族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文化元素，师公、道公等民间宗教神职人员在社区生活中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村内的道观、寺庙、菩萨等全部被毁，难以形成景观遗产了。我们如何看待、保护或者说抢救这一式微的“文化遗产”?
需着重指出的是，至于“村民的乡村审美观”这一项，是学者提出来的，相对来说较为抽象，难以理解。但是，调查表明，龙脊人对“乡村意境”的审美和理解，由于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已经呈现出了巨大的变化，在龙脊，上、中、下寨全修满了家庭旅馆，新修的高楼均达3-4层，高者达7层，有些商家入夜后采用霓虹灯，照得山区的夜晚犹如白昼，农家只种很少范围内的菜蔬和瓜果，养殖少量的家禽，大部分生活用品是从县城各地购买。可以认为，龙脊村民的乡村审美观出现了“集体的无意识”下的商业化巨变，这直接影响到梯田景观遗产的未来发展。
结 论
总体看来，从遗产的角度来看龙脊梯田景观，山地独特的地形地貌和空气质量是相对较优的，这仅仅是自然景观要素的一个部分。与梯田景观紧密联系的古聚落，由于受到旅游业的冲击，许多遗产要素已经商业化，村内建筑、道路、桥梁、民族歌舞、服饰、商品、纪念品等，主客双方感知的较大差异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
主客双方对非具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感知的较弱，这说明村民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文化遗产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挑战，拿民间来说，是任其灭亡还是有意识的恢复重建，以期达到丰富景区内的民族文化特色呢?这恐怕也是管理者和市场开发者应该进一步关注和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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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遗产论文篇（10）
摘 要：我国遗产旅游近些年来发展势头迅猛，我国遗产旅游地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核心吸引物、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我国遗产旅游地类型多样，而“世界遗产”、“部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殊荣无疑是对其价值的最高认同。从我国所入选的世界遗产项目标准看，有区间分布特征，与自然遗产相比世界文化遗产显著胜出。第一批44处国家风景名胜和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以凸显国家政治因素和传统文化符号为主而入选。文章详细解读了我国遗产旅游地的入选标准及分布特征，试阐述了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影响因素，并从组织行为学角度揭示其价值认同影响机制是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影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的复杂循环反馈体系。
关键词 ：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权力话语；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F59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5－0089－05
收稿日期：2015-03-15
作者简介：林晓桃(1985-)，女，浙江温州人，四川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跨界旅游、文化遗产、旅游文化等。
一、引言
当下，遗产旅游地已构成全世界各个国家旅游产业的最主要形式。旅游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完善的遗产旅游地研究体系，遗产旅游地的概念与定义还没有确定统一，本论文中所研究的遗产旅游地特指以遗产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我国遗产旅游地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国家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以及历史文化名城等多种类型，已经成为我国占最大比重的旅游目的地。
价值，在哲学上第一层次是关系，这层意思解释的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需要和满足的相互联系，也就是事物（客体）能够满足人类（主体）的某些单方面或多方面的需要。第二层次，价值展现的是一种属性范畴。包括：社会性或者主体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相对统一；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相互统一[1]。马克斯·韦伯说：人们若无法对世界表达态度，则尽管多绚烂繁华的世界，也是无价值可言的。[2]源自多方面、多层次的评价可以在遗产这儿找到：如个人、家庭、家族、地方、族群、国家、国际。这里所谓的“对遗产的态度”也就是对遗产的价值认同。换句话说，人类（即认同主体）认为遗产（客体事物）多多少少、高高低低的价值。海因里希·李凯尔特说：价值其本意为何物，不能在具体形式上得到确定答案，然而，却可以是人类思量宇宙的工具。[3]那么，我们也难以评定遗产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对其价值认同可以来丈量遗产、历史文化以及社会政治、权力话语等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在关系。价值认同的可解释为特定的群体中，对某些指定客体事物的价值所在而形成的共同理解。因为认同主体的多样性，遗产旅游地（即以遗产作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的价值认同也就具有多元性特征，且受多重因素相互复杂影响制约。[4]
二、我国遗产旅游地入选标准及分布
至今我国已形成一套囊括九大类的自然与文化遗产旅游地体系，总保护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近20%。世界遗产地、部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遗产旅游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我国遗产旅游地体系中级别最高、价值品味最高的旅游目的地。特别是优先入选成为我国“世界遗产地”、首批“部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遗产旅游地更是对其价值的最高认同。
（一）我国世界遗产地遴选标准及分布
自我国于1985年参与《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行列以来，截至2015年3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入选为《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世界遗产共有47项（包括自然遗产10项，文化遗产33项（其中文化景观4项，跨国项目1项（丝绸之路）），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在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意大利（50项）。我国是世界上具有世界遗产类别最完全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与澳大利亚并列，均为4项）。
《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OperationalGuidelines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WorldHeritageConvention）作为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判与认同的10项入选标准随版本的更新不断修善。这10项遴选标准按罗马字母I-X依次编号，根据2005年以来的修订版本，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是前I-VI共6项，而世界自然遗产遴选标准是后四项，也就是第VII-X项。可在我国世界遗产地遴选标准统计表（见表1）：名单中，世界自然遗产项目远远少于世界文化遗产，清晰体现在其遴选标准采用之少。
世界遗产的申报，按年份我国可归纳为三个区间。第一区间是1987年～1995年（突变区间），由于这时期的申报具有无规律性，具体是：1987年成功申报6项(包括1项双重遗产)，1990年成功申报1项(双重遗产)，1992年成功申报3项自然遗产，和1994年成功申报4项；而1988年、1989年、1991年、1993年和1995年这5年都无项目成功。第二区间是1996年～2000年（渐变区间），具体情况是：1996年成功申报2项(含1项双重遗产)、1997年成功申报3项、1998年成功申报2项、1999年成功申报2项(包括1项双遗产)、2000年成功申报6项(含2项扩展)。第三区间是2001年以来（平稳区间），每年成功申报都不大于2项（扩展项目除外）。
有3个重要因素影响着我国世界遗产的成功申报和所表现的特征：首先，自然遗产项目数量显著缺失，如2002年之前有且只有1993年入选的3项自然遗产，这说明在2002年前中国对自然遗产的认同与重视远不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关注。其次，这也说明我国之前对于世界遗产的申报远远不够重视。旅游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驱使地方政府开始积极申报世界遗产，而这之前，地方政府甚至由于担心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后带来的限制政策和清理责任而反对申报，没有积极性或积极性低落。第三，2001年之后我国遗产成功申报进入缓和状态，这与《凯恩斯决议》、《凯恩斯-苏州决议》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政策的驱动和限制密切相关，我国也开始向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共同重视的方向发展，（《凯恩斯-苏州决议》限定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两项，且其中一项为自然遗产）。
（二）首批部级风景名胜区入选及分布特点
我国对风景名胜区的概念是有观赏、文化或者科考价值，自然、人文景观较集中，环境优美，可以提供人们观光或进行科学考察等文化活动的场所。中国部级风景名胜区是我国风景名胜中汇集资源最为突出、遗产价值最高的地域。亦是政府支持度最大、学术研究范围最广、公众游憩观光参与人数最多的区域。所以，“部级风景名胜区”这块招牌含金量也相对最高，是由国务院直接审批的。为了加强保护风景名胜资源，更好的实行风景名胜区的管理，在1982年国家国务院建立了中国风景名胜区管理体系，并审批通过第一批部级风景名胜区44处（2007年前称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中国首批44处部级风景名胜区分布广泛，在全中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空间凝聚型分布，高密度集中在豫皖鄂、江浙、及资源禀赋优越的川滇等区域；均衡性较低，区域间、省际间分布差异较大（如表2所示）。分布特点上，山岳类数量居多。这是由于丰富多样化的地貌构成了风景名胜区的自然景观多样性，是风景名胜区中历史文化的载体。中国崇拜山岳的历史悠久，山岳和民俗、人文、宗教密切结合而形成特有的中国式的山岳文化，比如五岳都是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帝王祭祀的神圣之地。人文景观风景名胜区，政治因素是最最重要的一股影响势力，部级风景名胜区以人文景观特点为主的主要集中分布在古代中心城市边缘。在中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发展的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等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国风景名胜区的地域分布[5]。
（三）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分布特点
1982年“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其目的是为了保护那些曾经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近代革命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的重要城市及其文物古迹免受破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我国第一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于1982年2月8日公布，并对这些城市的文化遗产进行了重点保护。我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确立与批复，按照其特点主要分为古都型、传统风貌型、近现代史迹型、风景名胜型、地方及民族特色型、特殊职能型等六类，并呈现南多北少的特征分布（表3）。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五千年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传承、发扬的一种载体，特别是对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重点保护直接反映出国家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同与保护导向的宏观把握。
三、价值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
从组织行为学角度来分析，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的实质是组织间关系（Inter-organizationalRelationships）在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中的体现和应用。本论文中所探讨的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的影响因素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每个层面的因素均直接或间接地对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微观因素对组织间关系有促进或抑制作用。[6]而宏观尺度因素（国家权力宏观背景）的影响施加于中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并通过中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对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起决定作用。因此国家权力宏观背景因素不容忽视，国家权力、政治、文化背景与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之间关联性应得到我们研究者重视。
（一）宏观影响因素
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宏观影响因素涉及国家权力层面，具体包括国家政治文化、民族认同、国家形象树立与传播等因素。
遗产申报权、审批权、资源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带有浓厚的国家政治权力色彩。权力的一个最重要来源是对资源的审批。遗产旅游地的价值在被认同前期，遗产要经过一套价值话语（DiscourseofValue）的判断。价值话语，不仅仅只是进行简单的语言描述，还也暗示了话语评判和所期望的显示间的相互联系，遗产是否被认同与保护直接受到其有没有价值或者价值的多少来决定。“遗产”这个词语自身也是一个意味深远的价值话语，它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对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更多地表现为一系列的国家政治权力话语，它指引着决定着该遗产的走势与将来。[4]
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是来说,文化认同是其国家走向迅速发展之路的至关重要的桥梁。奈斯比特说,一个国家在不断走向全球化之时,就会更加关注自己的文化符号和所体现出来的国家特征,国家的价值取向将会越来越倾向于展现与光大自身文化特质和自身的高价值遗产。[4]国家认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文化符号建构来实现的，因此，入选为我国“世界遗产”、“首批部级风景名胜”，“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都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特征的地域。
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是各个民族对作为共同体的国家的情感依附和归属认知。各民族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演变成我国如今的各类遗产旅游地。民族国家不仅必须拥有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体制和明确的国家边界线等,还必须具备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审美情趣、共同的道德规范等诸多内容的记忆性共同体。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来源于该国国内多元民族的历史记忆的综合与融合。[2]遗产成为民族认同的终极表现，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民族多元文化艺术的发展与形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对自身特性的认同与融合。
遗产是一种“选择性的历史回忆”。它可以帮助人们追忆曾经的荣耀与光荣，强化历史的成就感与自豪感。特别是在传媒神话盛行的今天，现代传媒将这种值得珍惜的历史记忆加以进一步张扬、凸显和强化。遗产旅游可以帮助政府影响公众观点，获得公众对国家目标的支持，形成对国家的良好印象，产生对遗产地所在国家的认同。传播是贯通遗产旅游地和国家形象的一根中枢神经。遗产旅游地首先被作为传播国家形象的载体来考查，是国家形象的传播渠道和传播语境；国家形象作为这种传播的过程和结果，不在囿于跨国政治宣传或后殖民主义话语的冲突范式，在遗产旅游地中展现的是另一种图景。简言之，遗产旅游地传播的是自身语境中特定的国家形象。
（二）中观影响因素
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中观影响因素涉及地方政府与遗产主管单位等组织层面。我国已大致形成九大类自然和文化遗产地管理体系，这些自然和文化遗产地的管理权限分别归属于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其中，国家林业局负责管理国家湿地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住建部负责管理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和风景名胜区；国家国土资源部负责管理地质公园；国家文物局负责管理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旅游局负责管理A级旅游景区；水利部负责管理水利风景区。在九大类自然和文化遗产地管理体系中，“部级风景名胜区”是含金量最高的牌子之一，由国务院直接审批。1982年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本应有45个景区，但后来没有张家界，这是由于张家界属于林业局管辖，而主管单位当时不愿放手。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说，部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权主要还在当地政府手中，而其他遗产系统的审批项目，用人权、管理权多集中在直属部委。
地方政府、遗产主管单位成为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因素另一重要原因在于：遗产具有政治性的暗示，遗产已经成为各级行政主管部门“业绩”的重要考量标准。这表明，遗产成为地方政府与相关主管部门通过行政法规、行政管理、行政手段等实现良好业绩来获得政治上认同的重要工具。[2]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政府实现行政绩效的巨大能量来源于大规模的群众旅游，因为“遗产旅游”已经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风向标。旅游被视为引导遗产进一步发展的旗舰，遗产的价值认同是一种为了实现旅游目的而选择的特殊认同方式。反过来，管理方面的成就感和行政事业的重要性又因旅游事业的发展得到强化。当行政管理把遗产旅游地看成一种品牌时，表现出遗产申报的积极性，从而加剧行政权力的运用。任何事物一旦被纳入操作程序，便受到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约束。遗产的命运与地方政府行政化的发展和效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原有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
（三）微观影响因素
微观因素涉及遗产旅游地的社区层面，包括当地社区和相关企业等因素。每个遗产都具有“地方性”，这里的地方性是指遗产的地理位置与场所。地方社区会将其自身的遗产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财产，而没有关切财产的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性。[6]《世界遗产名录》在“地方性”上的相关约定有:（1）相同的历史或者文化构成；（2）在地理上的相同特点、相同类型的遗产；（3）在地质形态上，相同生物、地理、省份或相同生态系统类型构成，且是一个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密不可分的系列遗产。[7]也就是说，遗产是一类区域地方性资源，因而具有某种价值认同。
因此，尊重、强调、发挥遗产的社区主体价值是遗产旅游地被完好利用和保护的战略之基石。遗产旅游地从申报、审核到成功后的旅游产业发展于保护都离不开当地社区居民的支持。如开平碉楼在遗产申报过程中，由于碉楼的产权归居民个体所有，在他们没有托管之前，政府无权对其进行必要的维修改造和相关的管理。因此，需要社区居民的良好配合将碉楼产权托管给政府进行管理。当地的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如皖南古村落在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宏村的具体管理单位京黟旅游开发总公司对宏村申报世界遗产大力支持，并对编制保护规划和整治村落环境给予经济支持，对遗产申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价值认同的影响机制
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影响机制则可以解释为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各个影响因素和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间为达到共同目的或得到共同结果，彼此相互影响的一种联合作用之原理。[8]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宏观因素之于中观因素的影响，中观因素之于微观的影响，通过价值认同主体的参与深刻影响着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呈现状态，从而决定着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进而在宏观和中观因素叠加影响下构成了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影响机制。同时，社区微观因素和组织中观因素交互作用，使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呈现出国家内部的时序演变和区域之间的空间差异。从以上两个层面的意义上来说，微观因素对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具有辅助作用，而中观因素是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差异性成份的根因，宏观因素则在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过程中处于决策地位。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在接受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尺度因素影响的同时，会通过对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呈现状态的作用力而逐层对微观、中观和宏观产生重要的反馈影响力，并把我国遗产旅游地推进到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对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的循环作用力。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世界遗产入选标准以符合世界文化遗产标准显著居多，且在时间序列上呈阶段性特征。我国第一批部级风景名胜区44处和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多是以凸显国家政治因素和传统文化符号为主而入选。研究表明，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是由国家权力层面宏观因素、组织层面中观因素和社区层面微观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复杂循环反馈系统（如图1）。国家权力层面宏观因素包括国家政治文化、民族认同、国家形象树立与传播，对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起决策作用；组织层面中观因素包括起着重要的运行作用力的地方政府和遗产主管单位；社区层面微观因素包括起辅助和支持作用的当地社区和相关企业。在现实实践中，对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影响因素还有众多，如相关遗产专家、学者对遗产申报的启动力，遗产旅游者的个体主观认同等，可待进一步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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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马克斯·韦伯，韩水法，莫茜. 社会科学方法论[M].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08.
[3] (德)李凯尔特，涂纪亮.社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M]. 北京大学出版，2007.
[4] (美)约翰.奈斯比特，魏平.世界大趋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42.
[5] 魏爱棠，彭兆荣. 遗产运动中的政治与认同[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1-8.
[6] M. FEATHERSTONE.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篇（11）
在此背景下，本研讨会主要是检视文化资产的评价及保护过程中的张力和机会，并在较宽广的社会领域中，检视以发展为目标的文化资产使用方式。希望探索文化资产如何在转变及在流动的价值观中“运作”，并探索观光与游客形塑、嵌入、改变社会遗产价值的各种方法，如：
·观光的运作和身为游客，如何影响我们对文化资产的理解？
·我们对过去历史的价值观如何转变？
·在这实时、多重实体的时代以及多重文化的社会中，（应该）如何使游客和社会大众了解文化资产？
这类问题都影响文化资产的政策和政治活动，及国际观光业的动态。
本研讨会目的为提供跨越不同学术领域的关键对话，也征求各学术领域论文，如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建筑学、文化地理学、文化研究、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历史学、遗产研究、景观研究、休闲研究、博物馆研究、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观光研究、都市与空间计划等。
我们欢迎所有探讨关于观光及文化资产关系的观点。任何与遗产相关的论文都是我们征稿的对象——世界遗产、自然遗产、人造及都市遗产、殖民遗产、宗教遗产、遗产景观、无形遗产、博物馆遗产、食物遗产等等。主题包括：
·了解游客的遗址体验——叙事、记忆与情感
·阐述并传达遗产的价值——包含复杂的观众
·藉有形及无形资产建立认同感——挑战传统
·以遗产为基础的再生计划——怀旧经济
·将过往历史作为观光消费的商品化过程——（反）传统再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