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律论文大全11篇

公司法律论文篇（1）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通过2005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2号公布，自2006年1月1日起实施。修改后的公司法规定了一人公司法律制度。并且在公司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有不少创新，本文欲从一人公司的历史沿革、一人公司的利弊、修改后的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的分析。

一、一人公司的历史沿革

一人公司又称“独资公司”、“独股公司”，是指股东(人或法)仅为一人，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中规定“1名自然人或者1个法人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一人公司的出现，是市场的结果。17世纪以后个人投资者为追求一种有限责任的利益，将其采取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态。当时首先出现的是股份有限公司，为保护公司债权人及相对交易人，设立该类公司必须受限于资金数额及股东人数，股份有限公司仅适用于大企业。19世纪初，有限责任公司的问世解决了许多中小企业的有限责任，但是一人投资设立的中小企业仍被排斥在有限责任的范围之外。19世纪末，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个人资本力量加强，个人出资者为了使自己在出资失败时能把损失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开始以拉人头入股的方式，凑足法定股东人数，成立仅具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公司形式的社团法人，从而得以享受有限责任的实质一人公司。1925年列支敦士登制定的《自然人和公司法》是肯定一人公司法律地位最早成立文法。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看，对一人公司的态度一般都经历了从普遍禁止一人公司的设立，到逐步有条件承认存续一人公司，一直到承认一人公司合法性的发展历程。一人公司制定自列支敦士登首度实施以后，80年来该制度已陆续为世界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予以接受。从世界范围内看，完全肯定或附条件的承认者居多，有的国家如列支敦士登、德国、日本、加拿大不仅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且允许设立一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有些国家如法国、比利时、丹麦等只允许设立一人责任有限公司；有的国家如奥地利、瑞士等禁止设立一人公司，但是不否认存续中的一人公司。

二、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的利弊分析

在我国建立一人公司法律制度，应当首先分析其利弊，这也是我国一人公司设立法的出发点。一人公司，同传统公司法的有限责任、社团性、法人性等理念和制度是相冲突的。但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和传统公司法与实践的矛盾，独资企业的法人化和个人责任的有限化成为经济活动主体的追求。由于法律无法使其实现愿望，于是必然会导致其谋求迂回方式达到。这样就会导致一人公司之滥用，且增添虚设股东所带来的众多纷争，还不如将设立一人公司合法化。一人公司具有独特的法律特征和极大的吸引力：

(一)一人公司的股东仅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所谓有限责任是指公司首先应以其全部资产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债权人也有权就公司的全部财产要求清偿债务；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债权人不得请求公司的股东承担超出其出资义务的责任，公司也不得将其债务转嫁到其股东身上。承认一人公司的设立可以极大地调动投资人的积极性，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来说，具有很大的意义。对于一人公司的股东来说，有限责任意味着定量资本金的风险和无限利润的可能性，这是一人公司对其最富有吸引力之处。

(二)一人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相对简单。一人股东与董事往往两位一体，省去了股东会、董事会执行等程序，治理结构较为简单和灵活，免除了相应的时间和精力的消耗。同时，股东可以直接控制公司业务经营，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灵活、及时、有效地做出相应的决策。

但是，一人公司仍然会产生很多弊端：

(一)易导致公司人格和股东人格的混同。一人公司的最大缺点就在于为股东可以实际上控制公司提供便利。毫无牵制的单一股东极易滥用有限责任原则；混同股东和公司的财产；以公司名义为股东来借贷和担保；有可能欺诈债权人、回避契约的义务等。一人公司的法人人格无疑为这些别有用心的单一投资者从事非法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

(二)不利于保护相关群体利益，有失公平。在一人公司中，一人股东经营管理公司虽然具有灵活和高效的优点，但是由于公司决策均是由股东一人直接或间接做出的，没有传统公司制度中的分权制衡的机构，个人的决策难免缺乏民主性，带有片面性、局限性和专断性。一旦公司因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亏损时，因为一人股东的责任仅仅局限在出资部分，该风险是股东预料之中的，所以损失最大的是公司和公司雇员等相关群体利益，违背公平原则。

(三)为投资者转移资产，逃避债务提供庇护场所。一人公司的股东一旦出资，该部分财产在法律上脱离了股东，而在事实上又为操纵、形成所谓的公司财产。单一投资者在法律无明文禁止时很有可能同时设立多个一人公司，而其中只有一人公司真正地运营。当该公司面临债务危机时，其他虚设之一人公司则成功地为投资者逃避债务，为转移公司资产提供了便利。

修改后的公司法针对一人公司容易出现的弊端，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一)确立了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根据本法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说，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但其又不同于个人独资企业。

(1)法律性质不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需要原则满足公司法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设置的公司资本制度、公司财务审计制度以及公司治理制度，而个人独资企业只适用个人独资企业法，受该法的调整和约束。

(2)承担的民事责任能力不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是有限责任公司中的特殊类型；后者则不是独立的法人，不能以其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是投资者以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3)承担税收义务有所不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及其股东须分别就其公司所得和股东股利分别缴纳法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而个人独企业自身不缴纳法人所得税，只待投资者取得投资回报时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限定了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公司法规定，我国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适用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规定一人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并且在公司登记成立时必须一次性缴足。同时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回出资。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万元。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额。如果虚假出资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本法的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的，未交付或者未按期交付作为出资的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假出资的处以虚假出资金额5%以上15%以下的罚款。以防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中的欺诈和投机行为，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进行保护。

(三)进行必要的公示与备案制度。在生活中，由于降低风险的需要，无论洽谈业务业务、签订合同、还是法律诉讼，对方都希望能够知悉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及出资情况。而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出于诚信和促进社会经济稳健的考虑，对于股东及出资情况也应当以一定的形式向社会公示，以便对方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是“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原则在本法中的重要体现。同时，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予以公示，也利于债权人及时保护自身的权利，因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本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公司登记中注明人独资或者法人独资，并在公司营业执照中载明。

为了使公司债权人与一人有限公司进行交易时，充分了解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之状态，应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之状态，应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相应的公示制度。从本法及各国的公司来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示制度包括两方面：一是设立时公示，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设立时应公开登记，并记载于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生活环境上，以备公司债权人或其他相关人查阅。二是公司设立之后而成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存续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应就该事实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并且在公司自己保管可公示于社会公众的登记簿上，对方为设立后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承担过高的经营风险，以达公示、公开、保护公司债权人的目的。三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作出重大决定时的公示，即股东作出本法第38条第1款所列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字后置备于公司。这些记录应当备于公司公共场所或者能被公众能够所知悉的地方，以便公示及时了解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状况。

(四)加强了财务审计制度。本法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年度科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这里的“财务会计报告”，是指根据会计账册记录和有关会计核算资料编制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报告文书。在一般情况下，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由公司的业务部门或者公司委托的其他会计、审计机构，按照国家的规定于每一年度终了时制作，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这里的会计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同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应当符合下列要求：(1)记账人员与经济业务事项和会计事项的审批人员、经办人员、财物保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2)重大对外投资、资产处置、资金调度和其他重要经济业务事项的决策和执行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程序应当明确；(3)财产清查的范围、期限和组织程序应当明确；(4)对会计资料定期进行内部审计的办法和程序应当明确。

(五)明确规定了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本法要求股东的财产应当与公司的财产相分离，且产权清晰，这样双方的权责明确，既利于市场经济的稳健发展，也有利于相对债权人利益的保障。当然，考虑到实际生活中，许多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与公司财产无法分清的事实，为了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防止公司股东以此逃避债务，本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相信，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立法形式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一是有利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施大公司和大企业集体的战略，推动资产的优化组合与合理配置。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国有独资公司有权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设立国有独资子公司。二是能够充分保护公民的开业自由，吸引民间资本，扩大投资渠道，推动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健发展。三是有利于拉动市场内需，增加税收和就业机会，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强化寉稳定。四是有利于发挥其治理结构简单高效、决策灵活的特点，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效力。五是有利于确定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的惟一归属者，激发投资者单独投资创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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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一星，关于我国“一人公司”的立法思考，甘肃社会，2002.6

2.刘平，一人公司制度的法律思考，当代法人，2002.1

公司法律论文篇（2）

导言

众所周知，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言论自由的案件时存在着依其内容的不同将言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并对不同类别的言论给予不同程度保护的做法。其中政治言论被认为是高价值言论而受到了最高的保护，商业言论则被认为是低价值言论，一度甚至被排除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之外。这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分层理论”。然而，近年来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言论类型，这种言论类型的划分标准却并不是言论的内容，而是作出言论的主体。这种挑战传统言论分类标准的言论类型一俟出现就引起了探究第一条修正案的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最近更是凭借Nikev.Kasky一案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为其贡献其学术聪明。这就是公司法人言论（corporatespeech）。公司法人言论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新问题的产生，本文的任务就是对这一美国言论自由探究领域的新课题作一系统介绍并对相关新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究。

一、美国言论自由分层理论

言论自由自6、70年代以来在美国一直得到了极高程度的保护。根据最高法院历经多年的探索所总结出的一套审判第一条修正案案件的原则，其对言论自由一般仅答应“内容中立”的限制，除非根据利益平衡的检验原则政府能够证实它对某一言论进行限制促进了重要的，或实质性的政府利益并且这一利益和压制言论自由无关、对言论自由所实施的附带限制和促进政府利益相比不那么重要。据此，言论自由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居于基本权利的地位，甚至是憎恨言论（hatespeech）也能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实际上，美国学者米克尔约翰就曾明确提出过应对言论自由给予绝对的保护。那么言论自由何以能得到如此高程度的保护呢？这和言论自由在美国学者眼中所具有的价值具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Tushnet等学者的统计，美国言论自由探究领域中形成的有关言论自由哲学基础的学说主要有三种摘要：追求真理说（闻名的“思想市场”理论即属于此类）、自治说和自我实现说。追求真理说以霍尔姆斯和布兰代斯为代表，主张“吾人所欲求的至高之善唯有经由思想的自由交换，才比较轻易获得，——亦即要想测试某种思想是否为真理的最佳方法，就是将之置于思想竞争的市场上，看它有无能力获得认可”，因此不到最后关头，政府绝对不应插手这一进程。自治说的主要代表则是绝对主义者米克尔约翰。米克尔约翰主张，言论自由实际上所保障的是人们参和自治（self-government）的权利；因为言论自由，确切的说是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自由讨论是保证投票者获取足够的智识以及情报（information）以便在投票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的途径之一。因此，正如选举权不应受到限制一样，言论自由也不应受到限制。自我实现说则以Emerson、Redish等人为代表。其中，埃默森教授认为言论自由通过不受拘束的表达和交换信念及观点来发展个人的思想从而达到个人的自我实现；MartinRedish则认为言论之所以是不可侵犯的，是因为它培育了民主政治所追求的价值——个人对影响生活的决定的控制及个人的“人的才能”的发展。其中很难说哪一种在言论自由探究领域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可以说这三种学说共同对美国法院有关第一条修正案的判决发挥着指导性的功能，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具体说来，自治说在早期影响较大，自我实现说在较为晚近的时候则发挥着比较重要的功能。值得注重的是，这三种学说虽然着眼点不同，但强调的都是对言者（thespeaker）利益的保护。

那么根据上述理论，是否所有的言论都应该得到第一条修正案完全的保护呢？首先，根据米克尔约翰的自治理论，对这个新问题的回答就是否定的。由于米克尔约翰论证言论自由价值的立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因此他认为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只有和公共事务有关的“公言论”（publicspeech）才能够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除此之外的其他言论都不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而只能受到第五条修正案的保护。而根据追求真理说和自我实现说，也只有对获致真理和实现自我价值，非凡是和实现民主相关的价值有促进功能的言论才能够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据此，最高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根据言论的内容将言论划分为高价值言论——政治言论（或公共言论）和低价值言论——商业言论。只有能够促进言论自由价值实现的高价值言论——政治言论才能够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全面保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美国宪法学界可以说对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摘要：制定第一条修正案的目的即使不是完全的也是绝大部分的是为了保护和公共事务有关的言论。以此为基础，最高法院总结出了言论自由分层理论，即摘要：言论应根据其内容划分为政治言论（或称非商业言论、公共言论）和商业言论，政治言论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全面保护，对商业言论则采取和政治言论完全不同的保护原则。

至于对商业言论具体采用什么样保护原则，不同的时代做法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可以以1976年的VirginiaBoardofPharmacyv.VirginiaCitizensConsumerCouncil，Inc.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来熟悉商业言论的保护原则。1976年以前，商业言论基本上被排除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外，其中最高法院更是在1942年的Valentinev.Chrestensen一案中明确公布联邦宪法没有限制政府调整纯粹的商业广告，从而以判例的形式将商业言论从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内排除出去。而在1976年的VirginiaBoardofPharmacy案中，最高法院宣称，即使商业广告注重的是纯粹的经济利益，也不排除其应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从而第一次将商业言论纳入了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而最高法院作出这一判定的根据在于摘要：就具体消费者而言，他从商业信息自由流通中所获得的利益即使不大于，至少也不少于他在日常的最迫切的政治讨论中所获得的利益。此外，就整个社会而言，商业信息的自由流通也具有重大的公共利益。由此，最高法院就将商业言论和对公共事务的讨论联系起来了。而1980年的CentralHudsonGasElectricCorp.v.PublicServiceCommissionofNewYork案则标志着最高法院对商业言论新的保护原则的成型。在本案中，最高法院形成了四步分析法来审判商业言论案件摘要：第一，必须确定表达是否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而商业言论要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至少必须涉及合法活动，并且不能误导公众；第二，所主张的政府利益是否重大；假如以上两个回答都是肯定的，第三，确定调整是否直接促进了政府主张的利益；最后，确定政府这一调整是否大于促进这一利益之必需。由此，商业言论被正式纳入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但是相比于政治言论，商业言论仍然被认为是仅仅具有“低价值”的言论，它只能得到法院较低程度的保护，一旦商业言论被证实是虚假的、误导的或者是鼓励非法活动的，法院仍将准许政府对其进行限制。

值得注重的是，在这一明确了商业言论的“次等”地位的分层理论中存在着一个较为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最高法院至今未对“商业言论”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司法实践中仅仅形成了一个对商业言论的模糊的熟悉，那就是所谓商业言论是“纯粹意在商业事务”的言论。正是由于缺乏对商业言论的准确定义，因此虽然最高法院并未将商业言论定义为公司法人作出的言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将商业言论等同于公司法人所作出的言论的倾向。其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公司法人实际上在言论自由领域中成为了受到歧视的主体。二、一种新的言论类型摘要：公司法人言论

近年来，由于公司法人不仅仅在推销产品上发表自己的言论，还在劳工政策等公共事务甚至是竞选事务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言论类型——公司法人言论（corporatespeech）。公司法人言论这一新的言论类型的出现主要和三个案例有关摘要：FirstNationalBankofBostonv.Bellotti，PacificGasElectricCo.v.PublicUtilitiesCommissionofCalifornia以及Nike，Inc.v.Kasky案。在Bellotti案中，法院指出在民主社会中言论对为公众提供情报的功能并不因其来源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PacificGas案中法院则指出，公司法人所作出的和选举无关的政治言论不得仅仅因其公司法人的主体性质而受到限制，并且主张公司法人也应该和公民一样拥有“说和不说”的自由。也就是说，从这两个案件开始，法院开始在裁决言论自由案件时对公司法人这一主体性质进行考虑，公司法人言论由此开始进入法院的视野。当然，仅凭这两个案件还不能说最高法院已经形成了对待公司法人言论的成熟的原则。正如后面将要指出的，近年来最高法院在对待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态度上日趋严厉，这和Bellotti案和PacificGas案的思路很难说是相一致的。而公司法人言论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言论类型可以说还是始自于2003年的Nike，Inc.v.Kasky案。

耐克案虽然发生于2003年，但案由却可以一直追溯至1996年。在1996－1997年间，多种媒体广泛报道了耐克公司在东南亚的分公司虐待劳工的新闻。作为回应，耐克公司通过向各大学校长及体育运动管理当局邮寄信件、宣传品以及在各家报纸上刊登公开信等形式对上述报道进行了反驳。1998年，MarcKasky向旧金山高等法院对耐克公司及其5名管理人员提起了诉讼，指其上述行为违反了该州消费者保护法有关禁止虚假广告和不正当竞争的规定。针对Kasky的指控，耐克以言论自由为由提出了抗辩。基于言论分层理论，本案的焦点就集中在了耐克有关言论的性质判定上。假如法院判定其为政治言论，则耐克的言论将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Kasky的指控也就将被驳回；相反，假如法院判定其为商业言论，那么根据虚假的商业言论不受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原则，耐克就将在本案中败诉。法院在第一审和上诉审中都作出了对耐克公司有利的判决，其中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明确裁定耐克的言论为“非商业言论”。但是，在案件被Kasky提交到州最高法院之后，加州的最高法院却以4－3的比例了前面的判决，裁定耐克的言论为商业言论。在这种情况下，耐克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这就是引发了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新问题争论的Nike，Inc.V.Kasky案。

几乎自最高法院同意受理该案之日起，耐克案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该案之所以受到高度的关注，其原因主要就在于本案所涉及的耐克言论性质模糊不清，如何定性非常困难。通常在认定商业言论时的依据有三摘要：出于经济动机；以广告的形式；针对某一产品。耐克公司的言论却不同于以往的商业言论而具有某种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的外表——耐克在媒体上所宣传的或表达的是耐克公司在海外的劳工政策，而这一言论的内容可以说是和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存在密切的关系的。因此，耐克案可以说是为最高法院解决精确划分商业言论和非商业言论以及形成一个针对公司法人言论的初步原则的新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最高法院在耐克案上也就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最高法院的判决却是令人失望的摘要：它不仅回避了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的新问题，而且回避了对商业言论进行定义的新问题。最高法院以本案所涉及的新新问题尚不成熟为由，拒绝对耐克言论的性质作出判定，从而在事实上支持了加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值得注重的是，虽然最高法院维持了加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最高法院在声明由于这一新新问题尚未成熟而拒绝对其作出判定的时候所给出的理由正是这个案件涉及的是由商业言论、非商业言论和和公共新问题有关的言论组成的混合言论，这也就相当于承认了耐克案中涉及的言论在性质上和传统商业言论案件是存在差别的。

那么，公司法人言论何以能成为一种独立的言论类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商业言论定义不明确以及混合言论的出现。正如上文中所论及到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法人（大资本）日益参加到社会活动中来，其表现形态就是公司法人日益倾向于在社会事务乃至政治事务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其主体因素又决定了这样的言论通常混合着商业言论（广告）的因素，从而最终导致了混合言论的出现。实际上，早在Valentinev.Chrestensen案中就已经出现了混合言论，只是这种简单形式的混合言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并未引起法院和学者的重视。耐克案引起学者广泛关注的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混合言论在当代社会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如何对其进行调整已经成为了法院和学者无可回避的新问题。

仔细考究之下，公司法人的言论可以分为三种摘要：商业言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和普通的政治言论。其中，商业言论实际上是一种和言论主体性质无关的言论类型，但实际上通常和公司法人这一主体相联系。最高法院对商业言论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保护原则，并且在近年来表现出了提高对商业言论保护的趋向。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和公司法人的普通政治言论则和言论主体的性质具有直接联系，其中法院对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采取了严厉的限制原则，而对其他政治言论在原则上则给予同个人言论相同的保护。由于上面提到的混合言论就是因公司法人的普通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之间界限不明而产生的，因此，实际上公司法人的普通政治言论也难以真正得到和其他主体相同的保护。由此可以说，公司法人的言论在整体上都是受到“歧视”的。这就使得公司法人的言论具有了非凡性而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类别。

如同上文中所提到的，美国言论自由传统理论中只存在根据言论内容对言论进行的分类，而公司法人言论却是依据言论主体的性质进行的分类，因此这一新的言论类型的出现和传统理论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紧张关系，这也就决定了公司法人言论自出现之日起就对言论自由探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

三、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探究领域的主要新问题

总结美国学者探究公司法人言论的主要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探究领域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新问题摘要：将言论划分为商业言论和政治言论是否具有合理性？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是否应该受到严厉的限制？公司法人是否同个人一样享有言论自由？最后，公司法人言论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类别？或者说，公司法人言论在性质上和个人的言论相比是否存在非凡之处？

如同上文中所分析的，导致公司法人言论这一新的言论类型产生的一个直接诱因就是最高法院没有对商业言论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从而致使法院对于公司法人的混合言论难以进行合理的调整。针对这一症结，有学者呼吁最高法院应以耐克案为契机明确商业言论的含义。然而，更多的学者则对最高法院对言论进行分层、对商业言论和政治言论给予不同保护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实际上，从美国近年来的判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最高法院对于商业言论的态度越来越趋向于缓和，商业言论在最高法院得到了越来越高的保护。近年来商业言论案件在最高法院保持着令人惊异的胜诉率摘要：在24件商业言论案件中，法院仅仅对其中的5件作出了答应政府对商业言论进行限制的裁决。我们知道，美国法院调整商业言论的原则成型于CentralHudson案，然而在最近的判例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抛弃CentralHudson原则的倾向。在1993年的CityofCincinnativ.DiscoveryNetworkInc.案中，最高法院就首次正式拒绝了商业言论只具有低价值的说法；而在1996年的44Liquormart，Inc.v.RhodeIsland案中，法院更是拒绝了政府对商业言论所作的“家长式”的监控，肯定了商业言论对于听者的价值，并且非凡强调真实的和非误导的商业言论应受到第一条修正案充分的保护。44Liquormart案之后就有学者指出商业言论从此再没有理由被当作另类的言论看待，而应该和政治言论一样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全面保护。

商业言论之所以受到法院越来越高的保护和学理上对言论自由和商业言论熟悉的变化有关。首先，法院改变了商业广告对于公共利益毫无价值的看法，认为在当今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无数个人的经济决策决定的，因此这些决策是否明智、是否获得了充分的根据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这样，商品信息的自由流通也就对于言论自由具有了独立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其次，最高法院之所以在答应政府限制商业言论上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也是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考虑。法院担心假如给予商业言论以充分的第一条修正案保护会损害消费者和政府两者的利益，因为消费者将无法摆脱不实、误导或欺骗性的商业广告，而政府也将无法惩治这些商业欺诈。然而，近年来，法官和学者都对这种看法提出了质疑。有意见指出，即使是对商业信息也应该同其他信息一样相信消费者甄别对错的能力，而不应该答应政府对商业言论进行“家长式”的管制。最后，最高法院提高对商业言论保护也和由保护消费者利益转向保护言者的利益的动向有关。由于因商业言论而受到限制的主体多为公司法人，而公司法人在经济上又具有优势地位，因此法院认为公司法人因言论受到限制而可能遭受的不利影响较小。这样，在商业言论案件中，法院往往强调作为弱势的一方的消费者的利益，而忽视了公司法人作为言者的利益。进入90年代之后，法院将更多的注重力放在了商业言论的言者的权利保护上，从而提高了对商业言论的保护力度。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自然对法院的言论分层理论提出了质疑，并且主张既然商业言论对促进言论自由的价值同样发挥着功能，商业言论同样事关公共利益，那么最高法院就应该对商业言论给予同政治言论相同的保护。

而和最高法院提高对商业言论的保护相对应的，是最高法院对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日趋严厉的态度。根据1978年的Bellotti案，最高法院对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态度是摘要：不得因其言论主体性质的非凡性而对其予以限制。但是自80年代末开始，法院出于防治政治腐败的原因转向答应政府对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一限制的范围被最高法院限定为含有明显的鼓吹内容的言论。进入21世纪之后，最高法院更是在2003年的McConnellv.FEC案中支持了一个全面禁止公司法人运用公司财产对竞选发表观点（实际上就是竞选广告）的法令，这一法令和传统限制不同的是，它并不考虑被限制的言论是否意影响竞选，只要提到了候选人的名字，言论即可被禁止，这样就使得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受到了政府高度的限制。

法院之所以答应政府对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进行高度限制，其主要理由就在于摘要：公司法人在竞选中运用巨额的公司财产的行为并不是对公司法人有关公共事务的观点的表达；对其进行限制之后，公司法人还可以通过专门的组织——PAC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防治腐败这一重大的政府利益同样也构成了法院答应政府对这一言论进行限制的理由。

针对最高法院近年来的这一变化，学者们同样也提出了质疑。根据ConsolidatedEdisonCo.v.PublicServiceCommission案和PacificGasElectricCo.v.PublicUtilitiesCommission案所形成的原则，法院对公司法人除和竞选有关外的普通政治言论给予了同个人同样的保护。那么防治竞选腐败的政府利益同样存在于公司法人的普通政治言论案件中，最高法院为什么没有对这一类言论也进行高度的限制呢？同样地，认为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不是公司法人观点的表达这一理由也可能存在于公司法人普通政治言论案件中。至于公司法人在言论遭受禁止后还可以通过PAC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剥夺了公司法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表达意见的权利，同时也是将责任推到了PAC身上。

虽然最高法院针对商业言论和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态度截然相反，学者们对这两个新问题的思索却可以说是指向了同一个新问题摘要：是否应该赋予公司法人以和个人同样的言论自由。然而，针对这一新问题又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质疑摘要：言论自由是一项“人”权，公司法人有资格成为言论自由的主体吗？

反对公司法人具有言论自由主体资格的学者所持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维护人格尊严和个人自主。不论是采取上述三种言论自由哲学基础学说中的哪一种，最后都可以归结至这两点上。显然，公司法人既然不是“人”，那么自然也就谈不上人格尊严和个人自主的维护和实现了。其次，我们之所以保护言论自由，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在于保障在社会中占少数地位的观点不受多数观点的压制。由于公司法人，非凡是像耐克这样的跨国大公司往往拥有强大的力量，因此公司法人在言论自由的新问题上不仅仅不存在表达意见的障碍，相反，它的意见还经常是影响性的。从这一点来说，也不应给予公司法人以言论自由的保护。第三，从历史上有关言论自由的判例来看，言论自由和个人声誉的保护和欺侮、诽谤案件是密切相关的。而公司法人，就如同其不具有人格尊严一样，也很难说具有主张保护基于人格尊严的声誉的立场。

支持公司法人具有言论自由主体资格的学者则从反对“基于言者身份的歧视”（Speaker-BasedDiscriminatio）的传统立场出发提出了反驳意见。他们认为，虽然公司法人发表和公共事务有关的言论的动机受到了质疑而被认为是受到利益驱动的，也就是和产品的推销具有隐蔽的联系的，但是从言论的内容来看却和个人所发表的言论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那么对于相同的言论，仅仅是因为公司法人这一身份的非凡性就予以限制，这是否公平合理？以耐克案为例，假如耐克的言论是由普通公众作出的，那么法院会要求政府证实言者具有明显的恶意；而对于耐克则不必要求证实其具有恶意，只要是虚假的或误导的言论政府就可以对其进行限制，这显然是有欠公平的。

无论学者讨论的最终结果如何，在社会实践中公司法人的确越来越多的对社会事务甚至是政治事务发表看法，这已经超出了传统言论自由理论所能调整的范围，拒绝赋予公司法人以言论自由的立场更是和这一事实相违反的。公司法人成为了言论自由的一个非凡主体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和其否认公司法人作为言论自由主体的资格，还不如探究如何调整这一非凡主体的言论自由。这就又回到了前面的新问题摘要：是应该将公司法人的言论作为一类独立的言论给予非凡的调整，还是应该给予同个人言论相同的保护？

迄今为止，有关公司法人言论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乎一个新问题，那就是究竟应该把探究的注重力放在言者的性质或者说身份上还是应该放在言论的内容上。值得注重的是，许多非盈利的法人和团体的言论自由都得到了第一条修正案的完全保护。实际上，第一条修正案的许多核心言论的主体都是非盈利法人和团体，如政党、公众利益团体、学校等。那么是否是对利益的追求构成了公司法人主体非凡性的原因呢？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因为言论自由的发展历史已经证实了利益并不构成排除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理由。此外，个人也同样广告，如一人公司及律师。实际上，商业言论保护的发展历史和律师广告的密切联系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些言论却并没有被法院“另眼看待”。在这种情况下，对公司法人的言论若因其主体的非凡性而进行非凡的限制，其合理性也就值得商榷了。

四、对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的宪法学思索

以上谈到了公司法人言论自由领域中的几个主要新问题，也介绍了美国学者对于这些新问题的一些思索。需要提请注重的是，由于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的新问题产生不久，相关的探究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其中有些新问题的探索尚欠深入，而对于公司法人的言论如何保护就更难说是已经达成了共识或者形成了成熟的意见。但是可以看出，学者们比较倾向于加强对公司法人言论的保护力度。针对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新问题以及上述这种倾向，笔者进行了些许宪法学思索，在此提出以就教于方家。

公司法律论文篇（3）

内容提要：上市公司信用不但是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信用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包装上市、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挪用募集资金炒股、关联交易等行为层出不穷。这不但与证券市场本身具有内在缺陷有关，也与我国处于转轨时期的经济体制不顺有关，更在于上市公司内部存在着多重利益冲突。要重构上市公司信用，必须树立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理念，同时，要着力于具体制度的构建。 论文关键词：上市公司 信用 利益冲突 重构 制度 自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成立以来，我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速度堪称世界之最。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来，证券市场发展尤为突出。但是，不容乐观的是，各种违法违规的现象也不断滋生，从最早全国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到“琼民源”、“红光”，以及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郑百文、银广夏事件。广大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发生了动摇，甚至有人惊呼：我国证券市场还有信用吗?证券市场已经出现了信用危机。为此，上市公司信用作为证券市场信用的一环，有必要对其法律架构进行研究。 一、上市公司信用的概念和功能 (一) 信用的一般概念 什么是信用?信用一词，极其抽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处于不同研究领域的人更有不同的看法。经济学领域中的信用是从属于商品货币的一个经济范畴，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一种借贷行为。面对现代社会的信用已向专业化的银行、信贷机构和其他机构拓宽的现实，金融界人士则认为信用就是银行信用等金融现象。有人认为，信用是指得到或提供货物或服务后并不立即而是允诺在将来付给报酬的做法。也就是说，债务人具有届期偿还的意思且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则其本身具有信用，可使债权人对其给付意思及给付能力予以信任。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概念往往是从借贷行为中提炼出来的，而且被某一行业具体化了。但是，它们有一些共同的因素：信用的基础为信任。可以说，上市公司信用的基础也是信任。 就法律制度而言，民法上有“诚实信用”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我国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所谓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树立了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反映了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但是，一旦把诚实信用规定到法律上，诚实信用原则就把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合二为一，因而具有道德调节和法律调节的双重功能。只是与一73般的法律条款不同，其内涵和外延极具不确定性。它所涵盖的范围极大，远远超过其他一般条款。 那么，什么是上市公司的信用呢?目前，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包装上市、制造虚假的会计报表等现象层出不穷。社会普遍认为，上市公司没有信用，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信用危机。显然，在证券市场中的上市公司信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专指借贷行为的信用。我们认为，上市公司信用应该符合诚实商人的标准。它是上市公司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中所获得的相应的社会信赖和评价。这种评价是社会公众的评价，而不是其自己的自我评价。这种评价是对特定主体经济信赖的客观评价，它可能是但不一定是肯定性的社会评价。由于上市公司信用直接涉及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对上市公司信用的法律架构就要较多地体现为强行法的特征。而且，上市公司信用要用尽可能具体的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体现出来，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禁止内幕交易制度等。可以认为：只要上市公司对法律法规规定该为的行为而不为，或者法律法规规定不应为的行为而为的，即为不信用。也就是说，信用就是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切实地履行相关义务。 (二) 上市公司信用主体的双层结构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公司法等法律的规定，上市公司具有法人资格。其具有独立的财产，能够独立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能够独立地承担法律责任。这样，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重要主体，是构建上市公司信用的基本内容所在。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上市公司毕竟不同于自然人，它不能像自然人那样进行思维和开展活动。为了开展活动，上市公司必须借助于相关的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机构就是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而这些机构本身也是依靠董事、经理、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来开展活动的。在这过程中，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就有可能为自己的私利(非为上市公司的利益)滥用权力。这样，在许多情况下，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就成为损害上市公司信用的重要因素。因此，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成为构建上市公司信用的重要一环。所以，要构建上市公司的信用，不仅仅包括上市公司本身，还包括上市公司内部的董事、监事、经理等公司管理人员。 (三) 上市公司信用的功能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证券市场更必须是信用的。因为，证券市场是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市场，信息的交换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距离，这个距离必须依靠信用来保障。在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信用是整个市场的基础。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看，证券市场是整个社会极为重要的一环，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这样，上市公司信用也就成了整个社会制度的根基。我们认为，上市公司信用作为社会制度的一环，应该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融合了道德、文化和社会观念等因素而系统化、综合化的制度性信用。否则，上市公司信用就会失去坚实的存在基础，进而危及社会的进步和繁荣。 二、上市公司违反信用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我国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级市场上的包装上市 目前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有的上市公司为了使其股票在发行后有较高的价格，就与有的证券公司勾结，对上市的相关事宜进行包装甚至进行“伪装”，弄虚作假，欺诈投资者。1997年爆发的令证券市场震惊的“红光”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红光公司在股票发行上市的申报材料中，采取虚构产品销售、虚增产品库存和违规财务处理等手段，将1996年实际亏损10，300万元，虚报为盈利5，400万元，骗取了上市资格。对这种“包装上市”行为，中国证监会于1998年11月20日作出了处罚决定。 (二)信息披露 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有利于保证证券市场的公平，维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必须符合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易得易解的标准。我国《证券法》第59条和第63条规定，必须披露的信息包括：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违反信用披露的主要形式有： 1．信息披露不真实。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所披露的许多信息是不真实的。例如，“琼民源”的信息披露不真实案就是典型的一例。经查实，琼民源1996年的年度报告和补充公告中所称的1996年度“实现利润5．7亿元，资本公积增加6．57亿元”的内容严重失实，虚构利润5．4亿元，虚增资本公积金6．57亿元。对这样严重失实的财务报告，海南大正会计事务所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海南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为此，中国证监会对这些单位进行了处罚。 2．信息披露不准确。在我国，许多上市公司的中期报告、年度报告、临时报告、新股发行和上市的披露都存在问题。有的上市公司披露项目遗漏，如有的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正文中没有会计报告，没有披露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没有披露董事会报告摘要，没有披露年度股东会情况；有的上市公司的披露不充分，如有的公司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披露不充分，有的公司未能明确说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改变情况，有的公司对新年度业务计划披露不充分。有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不规范，依照《年报准则》，上市公司披露的三张会计报表应是可比式报表，但大部分上市公司的会计报表仅仅限于本年度末和本年度的数据；会计报表所反映的数据与年度报告有关文字叙述不一致；会计报表注释不规范。 3．信息披露不完整。这突出表现在上市公司对关联74交易不作充分的披露。关联交易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根据对1998年年报的统计，有70%以上的上市公司存在关联交易。目前上市公 司与关联企业特别是与集团公司的关联交易数量巨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的上市公司过分依赖于其集团公司，材料采购与产品销售或一头在外或两头在外；有些关联企业、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资产转让频繁；有的上市公司、集团公司、关联企业之间相互提供担保、贷款或占用资金。 4．信息披露不及时。信息披露的及时性要求：当某种影响证券价格的情势确实存在时，上市公司应当在法定时间内，及时披露相关信息，不得拖延。我国有些公司在发生重大事件后，不是不披露有关情况，而是不及时披露，等到该信息在市场上已成为半公开化时才披露。这造成对某些未能及时获得信息的投资者的不公平。有的公司则故意延迟披露有关信息，为一些内部人员进行内幕交易创造条件。例如，北海银河把应当在两天内向交易所报告并公告的信息，拖了一个半月才报告并公告，没有及时履行重大信息的披露义务，在此期间，该公司股票的价格由18元涨到了39．94元，获利超过100%。 另外，信息披露还应当是易得易解的。如果所披露的信息不能得到，或者难以理解，也就失去了信息的意义。 其实，证券市场的信息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基本面信息(为硬信息)，包括公司招股说明书、年度和中期的财务报告、重大事项披露报告、分红配股政策、收购兼并决定等财务、经营、管理类信息。另一类是软信息(softinforma tion)，即从现有数据或情况中衍生出来的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盈利状况的预测。《证券法》中规定必须披露的信息包括：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临时报告，至于对收益预测的“软信息”则未作强制性规定。目前，上市公司利用国家法律对“软信息”未作规定的立法漏洞进行操纵市场的行为不少。 (四) 操纵行为 操纵行为是某一人或某一组织，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或滥用职权影响证券市场价格，诱使他人买卖证券，扰乱证券市场秩序的行为。操纵行为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哄抬某一证券的价格，或故意压低某一证券的价格等手段人为地影响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扭曲证券市场的正常价格，而行为人则从中谋取非法利益。操纵行为是一种典型的欺诈行为，它以欺骗的手段诱使他人买卖证券，其目的是损害他人利益而为自己获取利益。从我目前的统计资料看，还没有发现上市公司因操纵市场而被处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操纵市场的情况。实际上，上市公司与庄家相互勾结，由上市公司提供内幕信息或者在各种适当的时机“软信息”，配合庄家的市场炒作，在获利后双方共同分赃。这种现象经常受到新闻媒体的怀疑和投资者的质问，有的甚至可以从市场行情的技术数据中发现明显的痕迹，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没有被我们的监管部门发现而已。 在日本，操纵市场的情况常有发生。例如，协同饲料案件就是典型的一例。协同饲料为改善公司财务状况逐渐恶化，考虑筹集资金。决定先向股东配股增资，然后，再采取时价发行方法进行。为了使这两方面筹集资金工作顺利进行，决定在与股东配股增资有关的买卖交易除权(除权后的买卖交易，成为无权认购新股股票的买卖交易)前后，进行操纵市场。协同饲料的副经理等5人参与了该计划。当时的股价是每股170日元至180日元。为了在除权日前将其拉到每股200日元左右，用协同饲料的资金等共同地继续买进6149000股，又进行了104000股的虚假买卖，为推动市场变动，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易。最后，使除权前的股价达到256日元，除权日达到220日元。为了使在接下来的公开募集时，价格的计算上有利，继续维持该股价，共同地买进866000股，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易。这些交易被认为属于操纵市场，而被起诉。东京地方法院认定上述所实施的行为属于操纵市场行为，对有关被告处以附缓期执行的徒刑(5人各自处刑的内容不同，从8个月到1年不等)。该案件被提起了上诉，但第二审、第三审法院都作出了驳回上诉的决定。类似的案件还有日本锻工案、三菱地所案、藤田观光案等。 (四)内幕交易 1． 一般的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Insidertrading)，指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以获取利益或者 减少损失的行为。内幕人员，又称知情人员，是指由于职业关系或通过合法途径能够接触或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证券法》第70条规定，“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不得买入或者卖出所持有的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这是对这类人员买卖证券作出的禁止性规定。 在我国，内幕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十分普遍。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上市公司自身利用内幕消息买卖股票，以获取利润。例如，张家界旅游开发公司在1996年9月2日至11月18日期间，利用其长沙分公司开设的15个账户，先后买入本公司股票总计2128883股；总计动用资金4150万元并于公司公布董事会送股决议前几天抛出股票143．2万投，直接获得180．5万元。据此，中国证监会认为，张家界公司的行为属于内幕交易，并作出了相应的处罚。第二，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买卖股票，以获取利润。例如，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内部管理人员俞梦文，利用攀枝花集团板材公司资产重组发行A股的内幕消息，于1998年3月至5月间买卖该公司股票3万股，共获取利润8万元。中国证监会经调查，认定俞梦文75的行为构成了内幕交易行为，决定没收其非法所得8万元并处以5万元罚款。 2． 特殊的内幕交易：短线交易 短线交易(shortswingtrading)是指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经理人及持有法定比例股份以上的大股东，[12]在法定期间内(一般为6个月)，对公司上市股票买进后再行卖出、或卖出后再行买入的行为。最早对内部人短线交易行为作出规定的是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该法第16条(b)项规定，为防止受益人、董事或高级职员因为与发行人的关系而可能对已获信息的不公平使用，对受益人、董事或高级职员进行持有所购的股票售出后未满6个月再购进的交易，无论为何种目的……任何买进、卖出或卖出、买进而得的收益，均收归于发行人所有。[13]本条完全用民事责任的方式来规制典型的内幕交易，简便易行。此后，相继为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法律法规所借鉴。 我国在1993年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对短线交易行为已有所规定。该《条例》第3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的法人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卖出后6个月内买入，由此获得的利润归公司所有。前款规定适用于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但是，本条仅仅规定了利润的归入权，对利润归入权的行使没有规定，使得本条规定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此，《证券法》在归入权的行使方面增加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使得对短线交易的法律规制有可能落到实处。该法第42条规定，持有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份5%的股东，将其所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该股东所得收益。公司董事会不按规定执行，致使公司遭受损害的，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它将短线交易的对象仅限制为持股5%以上的大股东，从而排除了对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的适用。这是不妥当的，在实践中可能产生负面作用。 在短线交易方面，我国在1993年发生的“宝延风波”[14]，就是一例。1993年9月29日，宝安上海公司持有延中股票4．56%；在此之前，其关联企业宝安华阳保健用品公司持有延中股票4．52%；深圳龙岗宝灵电子灯饰公司持有延中股份1．57%。这样，宝安上海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在1993年9月29日持有延中股份实际为10．65%，已超过法定报告要求的比例。在没有履行相关义务的情况下，宝安上海公司于1993年9月30日再次下单扫盘，致使三公司合计持有延中股票达到17．07%。在宝安上海公司买入股票的过程中，宝安华阳保健用品公司和深圳龙岗宝灵电子公司于1993年9月30日将其分别持有的共114．77万股延中股票卖给了宝安上海公司，将24．60万股卖给了其他股民。中国证监会依照《股票条例》第38条的规定，对此进行了处理。宝安华阳保健用品公司和深圳龙岗电子灯饰公司于1993年9月30日卖给社会公众的股票所获得的利润归延中公司所有。 (五) 挪用募集资金买卖股票 这主要是指上市公司在资金使用中的不规范操作。上市公司挪用资金买卖股票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买卖其他上市公司的股票企图获得短期利润，在1997年，红光公司将募集资金14086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34．3%)用于自行炒股和委托其财务顾问公司中兴托管炒股。二是买卖本公司的股票。冰熊公司将15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买卖本公司的股票，获利535．8万元。这种情况同时违反了“股份有限公司不得购回其发行在外的股票”的规定。 （六）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通常是指存在关联的双方之间进行的交易[15]。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关联交易大都发生在上市公司和其大股东之间。大股东与上市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时，利用其在上市公司中的优势地位影响交易正常进行，以不合理的价格将其产品或者劣质资产出售或者置换给上市公司，换取上市公司的现金或者优质资产，从而抽回出资或者夺取资金。ST猴王事件中，猴王集团利用关联交易掏空猴王股份就是一例。ST猴王(猴王股份有限公司)于1993年在深圳交易所上市。但是，由于猴王股份公司与其大股东猴王集团在资产、财产以及人员上的混同，导致猴王股份实际上成了其大股东猴王集团的提款机，猴王集团以借款、担保等方式从猴王股份公司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到2000年6月15日，ST猴王对猴王集团的应收款至少有8．9亿元，担保至少3亿元[16]。另外，湖北美尔雅公司被其大股东掏空也是典型一例[17]。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几种违法违规行为只是按某一标准进行的简单分类。实际上，一个案件之中往往包括数个违法行为。它往往是违规配股、信息披露问题、内幕交易问题、买卖本公司股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等行为混合一起。而且，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往往和证券公司、证券服务中介机构等机构的违法行为交错在一起。这是因为证券发行和上市需要经过许多法定程序和中介手续，一家公司的上市往往与发行公司、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所以，一旦违规行为被发现，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往往受到牵连。 三、我国上市公司不守信用的原因剖析 (一) 证券市场内在缺陷的分析 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与监管缺乏经验，出现大量不规范操作和违法违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如美国早期的证券市场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对证券市场没有采取任何规制的措施，仅仅依靠上市公司和证76券商的自律及各州的蓝天法(Blueskylaw)。由于上市公司和证券商在利益的驱使下没有做到自律，蓝天法的施行成效不彰。证券市场上投机猖獗，过度投机导致了1929年10月的股市崩盘，并由此直接引发了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日本的证券市场在1948年《证券交易法》颁行之前，证券市场也是被大机构投资者所操纵，内幕交易丛生；即使发展到90年代初，仍然爆发了四大证券公司卷入与大宗股票投机家勾结的金钱丑闻事件。可见，证券市场天生具有投机和欺诈的特性，我国证券市场也不例外。 （二）我国证券市场体制原因的剖析 与国外证券市场的实践相比，我国证券市场上不仅存在着类似于国外市场初期经常出现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情况，还包括一些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而产生的违法违规操作的特殊情况。具体而言：1．证券市场产生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我国股票市场一开始就建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含有相当的非市场经济因素。因此，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许多转轨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不完善、运作程序的不规范。这些问题导致上市公司不守信用。2．证券市场不是依法产生的，其先于证券市场的有关立法而产生。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成立。但是，《公司法》和《证券法》分别到1993年底和1998年底才出台。在此之前，仅仅是一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在规范证券市场。而且，即使是《公司法》、《证券法》这两部大法也存在许多问题，无法涉及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试想，在不规范的法律环境怎么产生规范的证券市场呢?3．政府在证券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与西方的证券市场不同，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在政府的推动和调控下发展起来的。这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是必要的，也是广大投资者所期待的。但 问题是，在许多不该管的方面，政府管得过多，在许多应该管的方面，政府却管不好甚至不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上市公司信用低下，证券市场不规范。4．证券行业缺乏自律习惯。长期以来，我国的商业文化不发达，缺少西方国家的商人精神。在整个社会环境中，还没有形成市场经济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虽不能说“无奸不商，无商不奸”，但缺少行业自律却是事实。许多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都钻法律的漏洞，以获取非法利益。所有这些进一步加深了我国上市公司信用的低下，证券市场上违法违规现象的复杂性。 (三)上市公司固有冲突的解构 1． 上市公司与证券市场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上市公司与投资者是证券市场上两个最重要的主体，分别处于证券市场的两端，两者共同形成一个有机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上市公司的生存、业务发展和壮大有赖于投资者的投资，投资者投资的保值、增值有赖于上市公司良好的经营业绩。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利益毕竟是不一致的，两者不能完全等同，再加上两者信息不对称，因此，上市公司就完全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虽然从理论上说，我国的上市公司是经过层层推荐、层层考核和审批推选出来的优秀企业，其综合素质在同类企业中应当是佼佼者。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上市公司之间素质参差不齐。许多上市公司上市目的不明确，它们不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和以良好的业绩来回报投资者，而是一心利用上市机会捞钱，甚至不惜采用违法违规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再加上我国没有实行严格的上市公司摘、停牌制度，以至一些上市公司有恃无恐，出现了许多损害投资者利益而为公司牟利的情况。 2． 投资人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上市公司中，由于股东数量众多，为了保证决策形成和实施的效率，公司的职权通常委任于董事会和经理。这样，所有权和经营权就分离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也就成为这种公司的基本特征。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公司的最终所有权人(即股东)与控制权人的最终目标函数是不一致的。对公司投资者(或“所有人”)来说，最终通过投资收益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司利润可以被其占有，投资行为的效用最大化可以简单化为公司利润最大化。而公司董事、经理等管理层只是公司资产的控制者，其效用函数中的收入不等于公司盈利。也就是说，公司利润最大化并不意味着管理层效用的最大化，两者不能划上等号。所以，管理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不足。也就是说，两权分离会天然地伴生出所有人和控制权人激励不相容的问题[18]。 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中的“委托—问题”[19]变得十分突出。这在西方国家被称为阿基里斯之踵难题(BerleandMeans，1932)[20]。由于公司股东和董事等管理层的效用函数不一致，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人)就有可能出于私利而机会主义地行事，忽略或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因为，在这类企业里，委托人、股东并不直接参与组织的运作。执行经理们往往掌握着更充分的信息，也更密切地参与经营活动。这样，他们可以按自己的利益行事。这不利于掌握信息较少的委托人(BerleandMeans，1932)[21]。例如，股份公司的经理们可以设法将业务活动安排得让人难以批评，或者使自己享受到很高的在职消费。同时，他们可以容忍违背委托人利益的低利润的情况存在。因此，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有可能造成很高的信息成本和组织成本[22]。 可见，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为自己的私利活动不必花费昂贵的成本，只要他们能抓住所谓的“机会”就可以了。因为，成本和收益相比较，收益明显大于成本，这使他们在心理上有了相当的动力。相反，公司股东们则处于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在经营判断能力上弱于高级管理人员。他们不知道高级管理人员的哪些行为对公司有利，哪些对公司不利，哪些对公司是必要的，哪些对公司是不必要的。另一方面，公司股东也是信息上的弱者。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公司内部管理者，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市场环境了如指掌，而公司股东则对公司经营、市场前景、利润状况等77了解不多。所以，也就出现了信息成本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在股票市场上抛出自己的股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来，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不但可能为了公司或者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损害社会上一般投资者的利益，而且，他们也完全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直接 损害公司的利益，并同时损害社会上一般投资者的利益。 3．上市公司控股股东[23]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上市公司内部，不同的股东所拥有的股份的数量是不同的。根据持股数量的多少，可以把股东分为控股股东(控制股东、多数股东、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在上市公司中，公司决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资本多数决定原则，普通股的股东都拥有一股一票的平等的表决权。每个股东所拥有表决权，是同他的持股量成正比的。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越多，其拥有的表决权也就越多。因此，大股东以股权的简单多数就可以在公司的股东大会上作出各种有利于自身的决议，例如董事会等公司重要管理部门的组成、财会人员的组成等等，而仅仅在修改章程、公司形式重大变更等罕见的场合才需要广大中小股东的配合。实际上，对于现代大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而言，公司股权往往比较分散，大股东以低于、甚至远远低于50%的表决权就完全可以行使对公司的控制。当大股东对公司事物行使了事实上的控制权时，就构成了所谓控制股东(ControllingShareholders)[24]。在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一般通过在公司重要部门安排人事来控制公司的财务和重要的经营活动，有的则在股东大会以表决的形式通过有关决议来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安排。对少数股东而言，由于其在公司中不占支配地位，其利益自然会受到控制股东的压制和侵害。但是，这种侵害往往并不直接发生在少数股东身上，而是先侵害公司利益，进而间接地损害少数股东的利益。 在我国，由于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是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在公司内部居于控制股东地位的现象比比皆是，更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不完善、投资者的不成熟，这种一股独大的局面给投资者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就是控股公司通过各种手段挤占上市公司的各种资源。最为典型的就是通过控股公司(往往是上市公司所在的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来获取不当利益。在关联交易中，存在着许多不等价交易和虚假交易，大股东蓄意操纵公司业绩，配合非法分子操纵证券市场。此外，控股股东强迫上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挤占挪用上市公司募股资金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令人触目惊心。 需要指出的是，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包括两类：一类是机构投资者，如投资基金；另一类是自然人投资者，即股民。在西方国家，与传统公司相比，现代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有了变化：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大幅上升，相应地，个人所占股份比例较低，并继续下降。在我国，机构投资者拥有的资金总量大致在10000亿元左右，中小投资者拥有的资金大概在3000亿元左右[25]。机构投资者成为控制股东，使权力集中十分突出，而权力的过分集中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不多的机构投资者，利用自身的资金和信息优势，操纵市场、从事内幕交易，无所不为，成为搅乱股市的“混江龙”，严重干扰了市场秩序。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构成相当复杂，有一些是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还有一些所谓“控股公司”、“投资公司”，一方面为上市公司作“财务顾问”，另一方面借机炒作该公司股票，永远只赚不赔。机构投资者的混乱状态和缺乏管理，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的信用，已经成为证券市场发展的一大隐患。目前，一方面要尽快发展我国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如各类投资基金等，改善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构成，另一方面要抓紧对原有的一些不规范的机构投资者的清理整顿，将一些危害市场的“庄家”[26]剔除出去。只有这样，上市公司信用才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我国的证券市场才有可能向规范和成熟的方向发展。 四、重构上市公司信用，需要完善法律架构 (一) 重构上市公司信用，需树立的理念 要重构上市公司信用，必须树立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理念。在证券市场中，市场的最主要的行为人是投资者，投资者的存在是整个证券市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投资者的参与，就没有证券市场。在证券市场上，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无论是从信息的获得还是在市场的参与上，都处于弱者的地位。所以，“至为重要的是要为投资者建立起安心投资的基础”。[27]因此，证券法有必要向中小投资者倾斜，增强其地位，以实现真正的平等。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就是尽量减少投资风险，维护证券市场发行和交易的秩序和安全，预防投资者被欺骗上当，并在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提供适当的救济。树立以投资者为中心的理念，可具体为两个方面： 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其中公开是“三公”原则的核心。根据公开原则，任何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都要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与证券发行和交易有关的各种重要的信息，避免信息披露中的虚假陈述、重大误解和遗漏，以保证投资者对所投资的证券有充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从公开原则的实现方式看，分证券发行时的信息公开和证券发行之后的信息公开。公平原则是指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在法律上应受到公平对待。公正原则要求在证券发行、交易中，对所有投资者实行统一的行为规则。公正的精神主要表现为对立法者、司法者、管理者权力的赋予与约束，体现在社会对市场行为的评价中。公正原则比较重视管理者公正地不偏不倚地介入证券市场。 贯彻诚实信用、反对欺诈的原则。在证券法中，诚实信用原则更强调行为人依照主观善意行事。它要求上市公司以最大的善意进行证券活动，权利人不得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而滥用权利，义务人也应在诚实信用的原则下，善意履行义务，不应借机损害他人的利益。反过来，上市公司78不得欺诈。欺诈指的是在证券的发行和交易过程中，行为人通过欺诈的手段，破坏市场正常秩序、损害他人利益而自己获利的行为。应该说，诚实信用和反对欺诈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应当同时兼顾。 (二)重构上市公司信用，需完善的具体制度 1． 完善上市公司信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在《证券法》出台以前，规范证券市场的法规主要散见于国务院、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国务院证券委、中国证监会以及沪、深地方政府所颁发的各类规范性文件中。《证券法》的出台使证券市场有了一部统一的权威性立法。但是，综观《证券法》共214条，存在明显的缺点：其一，在立法理念上，没有把保护投资者利益贯彻到底。有时为了确保监管秩序，而牺牲投资者利益。其二，许多条款还比较原则，基本上是对原有一些重要法规的延续，操作性不是很强。以规制内幕交易的条款为例，在美国，对内幕交易进行规制的最重要的立法是著名的规则10-b5，但就这一条所繁衍出来的司法解释、适用的原则、例外和外延以及判例，几乎可以构成一部高度完备的立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适用范围相当广泛的体系。而我国《证券法》中规制内幕交易的条款仅有四条。很难想象这短短的四个条文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而与《证券法》中其他条款相比，内幕交易条款还算相对详细的。法律条文的操作性不强，将极大地损害证券法功能的发挥。其三，许多重要制度的缺失是证券存在的另一不足。特别遗憾的是，在原来的法规、规章中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证券法没有很好地吸收。其四，法律责任不平衡。尽管《证券法》明确了民事责任优先承担的原则，也强化了发行人及中介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连带赔偿责任，但具体可作为追究民事责任依据的条文仅寥寥两三条，与追究行政责任的30余条、追究刑事责任的18条条文相比，证券法律责任严重失衡。其实，民事责任相对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言，更能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更有利于调动投资者积极性，更能促使证券市场秩序的形成。所以，这些问题应该在修订证券法和实施规则时加以解决，这是构建上市公司信用的法律前提。 2． 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 一个国家证券市场的规范运作，归根到底取决于其证券市场参与者的素质。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细胞，它的素质、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是股市赖以存在的基础。我国上市公司运作中不规范现象之多、违法违规的胆量之大，也许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见的。我认为，要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首先要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应当是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形成责权明确、相互制衡的关系，具体表现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互相制约、共同发展。而在我国，由于大部分上市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存在着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尚未完成和股权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使股东大会基本上流于形式，而董事、经理的权力又没有制约，监事会更形同虚设。为此，要改变这种状况，提高上市公司信用，其根本点就在于解决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问题。其次，妥善处理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系。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着控股股东(集团公司)利用关联交易、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所以，必须理清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关系，真正地从人格上把两者独 立开来，防止两者人格混同。上市公司在人格上不能独立，就必然会被控股股东所操纵而危及中小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为此，有必要建立“法人格否认”制度。同时，对控股股东赋予诚信义务等。再次，要处理好上市公司与中小股东的关系。当控股股东(集团公司)、上市公司违反对中小股东的信托义务、诚信义务和尊重公司独立人格义务，导致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时，中小股东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中小股东为自己利益向控股股东提起的权利，也包括代表公司向控股股东提起的权利。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要使这些制度真正落到实处，信息披露制度是最关键的一环。我们应该对信息披露制度全面细化，加强可操作性，增强透明度，从而切实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3． 改进政府监管 在证券市场中，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政府的出现是为了弥补证券市场本身的不足，促使其规范发展。《证券法》已经明确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是对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的机构，依法对证券发行和交易等各个环节和各个市场主体进行监督管理。同时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还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派出机构，各地原地方证管机构由其直接领导，从而使地方证管机构能超脱于地方政府之外，摆脱地方利益的影响，更好地发挥统一监管职能。但是，证券监管在许多方面仍有待改进：其一，政府角色定位应当是幕后的宏观调控者，而不是市场的参与者。目前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存在着政府事无巨细大包办的状况，而投资者也相信在股市低迷的时候政府一定会采取各种措施来“救市”，这些现象都反映出政府干预不是过少，而是过多了。其二，中国证监会的执法力度应该加强。政府一方面干预过多，但另一方面却执法力度不够。1998年，中国证监会共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案件75例，这个数字与证券市场上所实际发生的大量违法违规案件相比，仅仅占了一小部分。其三，要注意克服证券监管机关权力过于庞大所带来的监管失灵，实现分权与制衡。其实，目前证监会的一些职能可以让权于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机构，形成协调治理机制。 4． 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 证券市场的发展离不开证券经营机构和证券交易服务机构(包括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交易活动提供服务的审计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但我国证券经营机构和证券服务机构的素质普遍较低，而且是证券市场上违法违规行为的主要主体，是不公平交易的制造者。一些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中介机构与上79市公司相互勾结，共同坑害投资者，从证券市场上“圈钱”。 所以，规范证券经营机构和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行为已成为当务之急。具体而言，其一，完善相应立法。《证券法》第八章以仅仅五个条文来规范证券中介服务机构是远远不够的，有关的实施细则必须尽快出台。其二，加快形成行业自律机制。从国外证券市场发展的经验来看，无论是以自律管理为特征的英国证券立法体系，还是以集中立法管制为主的美国证券法体系，其证券市场的有效运作都离不开完善的市场自律制度。可以说，充分的自律意识和成熟的自律管理是证券管理的必要条件，而政府只有在此基础上加强管理，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为此，必须强调发挥行业的自律功能，充分发挥证券业协会的作用。其三，把好市场准入这一关。其四，加强政府监管，以减少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5． 妥善解决证券市场的历史遗留问题 西方国家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与此不同，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在政府力量的推动和培育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旧体制遗留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形成了我国证券市场所特有的一些问题。例如，证券市场规模过小，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股票缺乏流通性等。这些问题，助长了证券市场上各类违法违规现象的滋生，不利于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有人说，中国证券市场问题的症结，归根到底是制度问题。的确，要实现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不仅仅要从市场主体本身和法制建设上找原因，更重要的是要逐步解决制度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制度问题，强化立法和监管，重建上市公司信用，才能最终解决证券市场的规范化问题。 注释： 李凌燕：《消费信用法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万国华主编 ：《证券法理论与经典案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315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违反证券法规行为处罚决定》，证监查字［1998］75号，1998年10月26日。 吴弘主编：《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法律调控》，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郑顺炎：《证券市场不当行为的法律实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海尔总裁张瑞敏在中央电视台于2001年9—10月间开展“寻找最令人尊敬的上市公司”的活动中的谈话。 东京地判昭59．7．31《判例时报》1138号25页，东京高判昭63．7．26《判例时报》1305号52页，最决平6．7．20《判例时报》1507页，转引于：［日］河本一郎、大武泰郎：《证券交易法(第四版)》(侯永平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以下。 [27]［日］河本一郎、大武泰郎：《证券交易法(第四版)》(侯永平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以下、第2页。 《中国证监会对张家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湖南证券交易中心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1997年第3期。 中国证监会：《关于俞梦文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1999年6月4日“证监罚字［1999］13号”文件，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1999年第6期。 [12]法定比例股份因各国国情而有不同，如美国和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为10%；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原来规定为5%，1989年“证券交易法”修正后改为10%。 [13]徐冬根、陈慧谷、潘杰编著：《美国证券法律与实务》，第373页。 [14]1993年10月25日“证监法字［1993］99号”：《关于对深圳宝安(集团)上海公司、华阳保健用品公司、龙岗宝灵电子灯饰公司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1993年第11期。 [1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1修订本)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1修订本)规定，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是指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 [16]ST猴王的各种资料，出自猴王股份公司的报告。转引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新浪网等媒体。 [17]叶赫：《大股东掏空美尔雅》，载《新财富》，2001年9月号。 [18]林毅夫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载《经济研究》，1997(3)，第4页。 [19]“委托—”是经济学上对公司股东与董事、经理关系的称谓，而在法学上对股东与董事(董事会)的关系，通说认为是委任关系，并不是委托———关系，至于董事会与经理则是聘任关系。因为，在法学上委任关系和关系有明确的区别。参见：王保树、崔勤之著：《中国公司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以下。 [20]阿基里斯(Achill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勇士。他出生后，他的母亲提着他的脚将他倒浸入冥河之中。由此使他全身刀枪不入，只有未被浸入的脚跟除外。“阿基里斯(AchillesHeel)”一词被用来比喻一事物的致命弱点。 [21][22]转引于［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1页、330页以下。 [23]从严格意义上讲，控制股东、大股东、控股股东和

公司法律论文篇（4）

一、发起人的概述

（一）发起人的概念

公司发起人[1]，是指参与公司设立活动，认缴出资（股份），并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2].有的教材上有更为具体的定义“发起人，又称创办人，是指为成立公司而筹备设立事务的人，他们发起订立公司协议，提出设立公司申请，并向公司出资或认购股份且对公司设立承担责任，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后当然的成为公司的首批股东。”[3]

（二）发起人的条件和资格

公司设立行为是一系列法律行为的组合，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从而，实施这一行为的主体也必须有一定的资格限制。一般而言，发起人的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发起人既可以是自然人，可以是法人，还可以是国家授权的部门及其他经济组织；

2、发起人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者不能成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在我国，《公司法》对行为能力欠缺者能否充任公司发起人并无明确规定，流行的法学观念认为：公司发起人必须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不能充任公司发起人。还有学者建议在公司法修订过程中将该主张“法条化”。即修改《公司法》时，应明确规定“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不得为公司的设立人”；

3、若发起人是法人时，该法人所参与设立的公司的业务范围应与其原来从事的业务范围大体一致；

4、发起人中须有半数以上的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4]；

具备上述四个条件的发起人，就可以依法在我国境内行使公司设立的一系列行为。

二、发起人的权利、义务

发起人作为设立中公司的代表和执行机构，其权限有一定的限度，具体来说，发起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属于其作为设立中公司代表的权限范围内，其行为效果才当然归属于成立后的公司，而并非发起人在设立阶段一切行为的法律后果都当然归属于成立后的公司。根据法律的规定[5]，归纳如下：

（一）发起人的权利

《公司法》对发起人的权利未予明确规定，归纳主要有：

第一，有权选择对公司的出资方式，可以是货币，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6].但对以货币以外的方式所作出资必须进行估价且不得高估，而其他认股人或股东则只能以货币方式出资；

第二，有权将其设立公司过程中所支出的费用申请公司创立大会的审核、通过，并列入公司费用；

第三，有权基于其发起行为从公司获得劳务报酬；

第四，发起人投资的股份可以成为优先股；

第五，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其他特殊权利，如发起人可以优先认购新股等。

（二）发起人的义务

发起人的义务主要是承担公司筹办事务，具体分为两方面义务，即一般性义务和在以募集方式设立公司时的特殊义务。

一般性义务包括：联合法定人数的发起人制定公司章程；对所设立公司的经济效益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论证；依法认购股份和缴足出资，如果以货币以外的出资方式抵作股款，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等义务。

以募集方式设立公司时的特殊义务包括：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递交募股申请并报送有关文件；制作招股说明书，经营估算书，认购书等文件，并公告招股说明书；分别与依法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及银行签订股份承销协议及代收股款协议；应当自股款缴足之日起三十日内主持召开公司创立大会，并在创立大会召开十五日前将会议日期通知各认股人或者予以公告等义务。

除上述义务外，我国法律还明确规定了发起人在公司不能成立或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发起人应当承担的责任[7].

三、发起人的法律地位

发起人的法律地位是指发起人在筹组设立公司时与正在筹备中的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成立后的公司之间的关系。

在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对外代表设立中的公司，对内执行公司设立任务。如果公司依法成立，而发起行为又经公司创立大会的确认，则发起行为视为公司本身的行为，由此而产生的权利义务，自始由公司承受。如果公司未能依法成立，为了保障交易安全，各发起人应当就设立公司所为的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对第三人负连带责任。这一连带责任的规定理论依据来自于发起人合伙这一发起人的法律地位，发起人之间是一种合伙关系，各发起人都是权利义务的主体。所以各国公司法均规定公司不成立时，由全体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前述公司成立后发起人的行为经创立大会确认自始由公司承受，则是因为公司一经成立，发起人便消灭，而设立中的公司与设立后的公司其实体是同一的，因而发起人在设立公司过程中取得的权利义务，应当归属于成立后的公司。

参考文献：

[1]崔勤之：关于公司设立规则的修改建议——从公司设立的现行规定谈起[J]，王保树，商事法论集（第5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范俊丽：关于公司发起人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中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0206第17-19页，文章编号：1673-1646（2005）02-0017-03.

[3]吴春歧：《公司法》（2006年版），中国人民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7.

[4]范健：《商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

注释：

[1]在我国《公司法》中，唯股份公司设立人称为发起人，有限公司设立人则统称为股东。本文为行文方便，不再作此区分，无论是股份公司设立人，还是有限公司设立人均统称发起人。

[2]我国《公司法》对何为公司发起人并无明确界定，理论上看法很不一致。至少有以下几种观点：A、认为发起人是指在公司章程上作为发起人签字的人。只在实质上参与公司成立事务而没有在章程上签字的人，不能作为发起人。B、认为发起人是设立中公司的机关，他们对外代表设立中公司，对内履行公司设立行为。C、认为发起人是启动股份公司设立程序。依法完成发起行为的人。D、认为发起人是指按照法律规定申办、筹建公司，并对公司设立承担责任者。E、认为发起人是筹备公司设立，制订公司章程并在章程上签字盖章的人。以上各种观点都不甚全面，根据我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八十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承担公司筹办事务。发起人应当签订发起人协议，明确各自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笔者认为，发起人应指参与公司设立活动，认缴出资（股份），并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故本文亦在这一概念背景下讨论行为能力欠缺者作为公司发起人的资格问题。

[3]吴春歧：《公司法》（2006年版），中国人民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7，第76页。

[4]我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七十九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二人以上二百人以下为发起人，其中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公司法律论文篇（5）

一、公司设立登记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其阐释

我国《民法通则》、《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都有关于公司设立登记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41条第一款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资金数额，有组织章程、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第二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具备法人条件的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取得中国法人资格。”

《民法通则》第51条规定：“企业之间或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组成新的经济实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备法人条件的，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根据《民法通则》的上述两条规定可以看出，公司作为一种企业法人，在程序上只要“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就可以“取得法人资格”。主管机关的核准登记是公司取得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资格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至于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具体标准、依据和程序以及核准登记这种法人资格是以何种具体形式表现出来或予以证明，作为“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纯粹的私法，《民法通则》对此不宜作出规定，也没有作出规定。换言之，《民法通则》仅仅是因为将其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主体定位于公民和法人，所以才有必要对公民和法人作一个概括的说明。公民作为自然人，其民事主体资格是基于出生这一法律事件而产生：“法人”作为法律拟制的人，其民事主体资格则是基于法律拟制的行为而产生。这种“法律拟制”的行为，在世界各国的实践中通常表现为由具有公共性质的社会组织机构或国家机关进行注册或登记，通过这种注册或登记赋予一个组织以法律拟制的独立“人格”。

《民法通则》第45条规定：“企业法人终止，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

联系前文有关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的规定可知，这条规定的合理解释是，企业法人只有在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和公告之后，其民事主体资格才消灭。换言之，只要企业法人登记的效力还在，公司的民事主体资格就一直存在。

《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第49条规定第一项规定，企业法人超出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非法经营的，除法人承担责任外，对法定代表人可以给予行政处分、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按照该条文的字面意思，核准登记的法律意义还包括对企业法人经营能力的界定，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即构成非法经营。但仔细分析条文所涉及的法律主体及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就不难发现，《民法通则》第49条的规定实际上明显违反了其在“基本原则”一章为自己界定的调整范围。作为一部典型的私法，《民法通则》不应当规定追究企业法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情形。尽管由此体现出当时的立法者借助行政机关的核准登记来确定企业法人的行为能力的意图，但该法的其他条文中，既未明确规定企业法人的行为能力以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限，也没有在罗列的无效民事行为条款中明确将企业法人超出经营范围的经营行为列入其中。并且，在理论上，企业法人的行为能力不仅包括实体法上的行为能力，还包括程序法上是行为能力，最典型的如诉讼能力，即使是实体法上的行为能力也大大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因为企业法人的生存和发展所涉及的实体法领域决并不以经营范围所列举的事项为限。在广告、保险、侵权、社会捐赠等诸多领域，企业法人的合法行为背后实际上具有更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支撑。在实践中，考虑到交易安全的需要，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也并非是将所有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的民事行为认定为无效，特别是在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的情形下；所谓的超出经营范围构成非法经营的情形，通常是指没有特许经营的资格而从事了必须经特许才可从事的特定的经营事项，仅在此等特殊情形下，特许经营范围才具有赋予特定企业法人特殊的行为能力的法律意义。

简言之，公司设立登记在私法上的最主要的意义仅仅在于-赋予并证明公司作为法律所拟制的“人”所具有的类似自然人的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而不论公司设立登记以何种具体形式表现出来；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仅在极少数的情形下，作为判断公司所为民事行为的有效与否的标准之一。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有关公司设立登记的主要规定如下：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企业法人登记，经企业法人登记主管机关审核，准予登记注册的，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第二款规定：“依法需要办理企业法人登记的，未经企业法人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16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企业法人开业登记的单位，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企业即告成立。企业法人凭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可以刻制公章、开立银行帐户、签订合同，进行经营活动。”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核准登记，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方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第二款规定：“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设立公司，未经公司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不得以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设立登记并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即告成立。公司凭公司登记机关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刻制印章，开立银行帐户，申请纳税登记。”

与《民法通则》所具有的纯私法性质不同的是，从调整对象的角度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属于纯粹的公法。它们立足行政机关管理的实际，较为详尽地规定了作为相对方企业法人包括公司，在营运过程中所应当履行的公法上的登记义务及其法律后果，以及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权，进行工商登记的程序、条件或标准。因此，在设立登记方面，《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较之《民法通则》，更为具体地规定了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其设立登记的直接的法律后果和表现形式，即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之后，公司才告成立，才取得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才有资格刻制印章、开立银行帐户、申请纳税登记。简言之，仅在公法上，签发和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才占据公司设立登记的核心地位，具有实体法上的意义；在私法领域，《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只具有程序法上的意义，即作为公司具有法人资格的证明。二、公司设立登记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

尽管公司设立登记在公法和私法上均有上述相关规定，但并不能当然地认为公司设立登记就是兼有公法性质和私法性质的混合行为。行为的性质不同，受到的调整规则也就不同；调整的规则不同，对行为效力的认定及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就不同。因此公司设立登记的法律性质问题在公司法领域大有考究的必要。

公司设立登记的性质之争主要集中于它是行政行为还是民事行为，或者是兼有两种性质的混合行为。

在公法上，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行政行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行为的主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必须是依法享有行政权力、履行一定行政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内部特定的机构以及被授权或受委托的社会组织；二是行为的权利或权力属性，作出行政行为所凭借的法律支撑是国家行政权，这种权力具有职权和职责双重性，是不得任意处分的；三是行为的法律效果，行政行为是行政公权力作用于公民或法人私权利的行为，必定对公民或法人的私权利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广泛性。

与此相对应，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的区别也可以从以上三方面进行考虑。首先，民事行为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基于这种平等，当事人双方可以自愿协商设立、变更或终止双方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行政行为的主体双方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因为处于代表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应然地位，而享有一定的优先权、优益权，其意思表示具有一定的主导性，另一方则处于被管理的地位，其意思表示具有服从性。其次，民事行为作出的法律依据是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受到私法的调整，当事人双方可以充分协商根据意思自治来重新调整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行为合法所着重强调的是实体上的真意性，而行政行为作出的依据是公法上的权力义务，受到公法的调整，行为的作出通常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着重强调的往往是程序上的合法性。再次，民事行为的法律效果的影响范围往往只在一部分私人主体之间发生，不具有广泛性，而行政行为则不然。

在我国，公司设立登记由申请、受理、审查、核准、发照和公告等程序组成。这一系列的行为主要发生在公司的设立人或发起人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之间。诚然，并非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都是行政行为，但是从以上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公司设立登记行为可以认定是行政行为。从主体之间的关系看，公司设立人或发起人显然是处于行政管理的被管理人地位，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于管理人的地位，尽管从法治的角度看，两者多受到法律的约束，都应当依法办事，但两者在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实际上无法等量齐观，可以说是不平等的。例如，在审查、核准的环节上，行政机关明显处于意思表示的主导地位。从行为的法律依据看，公司设立登记的当事人双方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程序和条件行事，双方都没有协商变通的余地。从行为的法律效果看，公司设立登记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机关的公示行为创设新的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行为的影响不仅明确设定了设立申请人与所设立的公司的财产权的界限以及法律责任界限，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凭添了一个法律主体，而这个法律主体将可能与其他众多的法律主体发生法律关系，并以自己的财产独立地承担责任，这种影响的范围较之一般的民事行为要广泛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由国务院法制办所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草案）》已经将企业法人登记明确纳入行政许可的范畴，该草案第15条规定，行政许可的种类包括特许、许可、认可、核准、登记。第20条规定：“登记，适用于确立特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下列事项：（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变更、终止；（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适用登记的其他事项。”草案的第六章第五节专门规定了登记程序。

如果说，草案的上述规定采纳了将公司设立登记归入行政行为的理论观点，那么在关于该草案的说明中，则间接地回应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登记问题的困惑与争议。由于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由行政机关所为的登记行为，如户籍登记、婚姻登记、收养登记、抵押登记以及企业法人的设立登记，其法律效力和法律后果通常都显现于私法领域，直接地影响私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即使这些行为由行政机关以行使行政权力的方式作出，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人们仍不由得质疑其行为的应然性质；也正因如此，草案的说明对登记的适用范围特别作了如下说明：“鉴于对特定民事关系、特定事实的登记事项，在性质、特点、程序、法律后果上不同于行政许可，因此，对这类登记，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草案规定不适用本法。”这一说明的内容反映在草案的第3条第二款，即“行政机关对机关内部人事、财务、外事等事项的审批以及经登记确认特定的民事关系、特定事实，分别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不适用本法。”

草案如此规定的法理依据何在？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设立、变更、终止登记与户籍登记、婚姻登记或其他登记有和区别？解决了这些问题，公司设立登记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问题也就不证自明了。

在法理上，引起法律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设立、变更、消亡的行为或事件被称作法律事实。法律行为包含法律关系主体的意思要素，是以法律关系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律事件则是不以法律关系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各国民法的基本原理和人权理论，自然人民事主体资格就是基于自然人出生这一法律事件而取得，也只能基于自然人死亡这一法律事件而消灭，即使对于被判死刑的人而言，在其未被执行之前，其法律主体资格依然存在。因此，户籍登记只是行政机关对公民基本状况进行记载以辅助其他行政管理行为的一种行政手段而已，在纯私法的民事法律关系领域除了可以证明涉及年龄的行为能力，如法定婚龄所表征的结婚的行为能力，几乎没有实体上的法律意义，其程序上的法律意义也只是体现在对公民住所的确认以便为通知性的法律行为提供准据。而法人民事主体资格的取得则依赖于“法律拟制”的行为，并以此取得“对世”的效力，即对所有其他法律主体宣称自己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效力。一般的民事主体为设立法人的行为，例如，发起人出资合议组建公司的行为，因为是一种意图人为地创设法律主体资格行为，而不是一种法律事件，所以要想取得“对世”的效力，就必须经由公权力主体的认可和公示。否则，仅以自然人之间的协议就能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例如公司出资人的有限责任，在未有相关法律认可的情形下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历史上，以公司的形式经商是一种特权，政府对颁发公司营业执照的控制非常严格。即使在今天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西方各国的公司法对公司设立大都采取了准则设立主义，但公司设立登记制度仍然健在，并且多由行使公权力的主体进行登记。

婚姻登记、收养登记与户籍登记、法人设立登记不同，其并不涉及法律主体本身的主体资格问题，而只是事关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由国家对其进行登记的原因在于这种身份关系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往往与社会的善良风俗有关，需要一定程度的法律控制。登记在这些私法领域的效力并非是创设法律主体资格或为其他行政管理行为提供辅助手段，而是直接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态度，对这些私意行为的效力追加的公共意志的认同，缺乏或违背这种公共意志的认同，将得不到公权力的保护，甚至将招致公权力的制裁。

至于前文所提到的抵押登记，其在公法上的意义仅在于为一些重要物质的流通建立一种信息收集系统，在本质上仅仅是其他行政管理行为的辅助手段，在私法上的效力仅仅是通过公权力的登记，取得公示公信的效力，用以对抗第三人。

在实际生活中，由行政机关进行的所谓“登记”行为还有很多，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概言之，这些登记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能够通过对登记申请的审查核准，直接体现行政机关管理意志的登记行为，这类行为将直接改变登记申请人的在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或状态，如公司的设立登记、婚姻登记、收养登记，都是广义上的行政许可行为；另一类是不需要行政机关审查核准，不体现行政机关管理意志的登记行为，这类行为并不直接或实质性地改变登记申请人在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户籍登记、抵押登记，都是一种辅的准行政行为，在私法上的意义仅仅在于证明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上述登记行为的主要效力均体现在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之中，但并不能就此认为这些登记行为就是民事行为或是兼有两种性质的混合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讲，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方向就是要改变以往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单纯依靠“命令-服从”式的管理手段，而是要充分利用经济杠杆，经济手段，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要通过对市场主体的非命令式的调控手段，通过作用于市场主体在民事领域中的权利义务状态来实现对社会经济的管理。例如，对自然资源以及稀缺的社会资源的许可使用，在表面上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但就出让方国家而言，尤其是国家的代表-政府而言，其行为应当严格受到公法的调整，而不能完全根据自己部门的利益要求将这些资源的以任意方式、价格或条件出让，按照《行政许可法（草案）》的规定，这种行为明确地属于行政特许的范畴，必须通过公开招标或拍卖的方式择优出让。因此，尽管公司设立登记的最重要的效力在于创设了民事法律主体资格，但公司设立登记这一行为仍然是行政行为，确切地讲，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进言之，应当扬弃具有私法效力的行为就是私法行为的理念。公司设立登记是公法行为，但其效力却主要体现在私法上。

三、公司设立登记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由于公司设立登记的直接法律后果表现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签发和领取，并且《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都规定，公司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方取得法人资格，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因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往往被认为同时具有证明公司民事主体资格和合法的经营能力的双重功能。又因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吊销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作为常用的行政管理处罚的手段之一，因此，怎样认定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公司的民事主体资格就成为司法实践中不容回避却又颇有争议的问题。廓清公司设立登记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给出一个合理的解答。

公司法律论文篇（6）

国家契约及其性质?国家契约是国家、国家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与外国公司或外国公民之间缔结的具有商业性质的契约。契约中规定在一定期间内、在指定地区内允许外国投资者个人或法人在一定条件下,享有专属于国家的某种权利。有些作者还曾使用其它名词来表示事实上的同一概念,如特许协议(费里德曼)、经济发展协定(布尔坎)、准国际协议(舒瓦曾伯格)、半政治性契约(兹韦格)及跨国协议(拉立夫)〔1〕等。之所以使用不同的名称,是因为对国家契约的法律性质认识上存在分歧。?国家契约的性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契约一方是主权国家的政府,另一方是跨国公司或民间企业。外国投资者基于东道国政府的许可,享有并行使专属于国家的某种权利;(2)缔约双方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契约一方是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另一方是代表个人经济利益的私人公司;(3)契约的客体是在东道国某一特定地区进行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公用事业的建设;(4)东道国保证给予投资者公平的法律待遇;(5)该类契约的履行地是在东道国境内,这将影响契约准据法的确定;(6)此类契约的准据法条款既包括国内法,也包括国际法。

由于国家契约具有不同于一般投资契约的特点,因此关于它的法律地位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上都有很大争议。主张国家契约属于国际法范畴的主要论点是;(1)国家契约中通常订有选择以国际法原则、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及一般法律原则为准据法的条款,这些条款事实上就把该类契约国际化了;(2)该类契约的一方为主权国家,契约的内容又是国家特许外国私人投资者享有专属于国家的某种权利,这就表明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一方,基于契约的签订,已默认了另一方外国个人或法人为国际法主体,从而使契约具有了国际协议的特征。还有的学者如施瓦曾伯格、费德罗斯等认为国家契约既不是国内法上的契约,也不是国际法主体之间的条约,而是一种准国际协议瑞士学者拉立夫(Lalive)认为国家契约是跨国契约,它既包括公法因素,又包括私法因素,两者结合形成一种具有双重特征的混合协议〔2〕。?传统国际法在契约关系上的特点表现为主体是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主权国家或国际组织。传统国际私法在契约关系上的特点表现为该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具有不同国籍的个人或公司。那么国家作为缔约一方而与跨国公司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国家契约是否意味着国家同意把授与特许权的外国人看作为似乎具有国际人格的国际法主体呢??国家契约的签订程序,从表面上看虽然经过协商谈判、起草、国家批准等近似条约的程序,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条约。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条第一项(甲)规定:称条约者,谓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为何。因此,条约的主体只能是当代国际法所承认的国际法主体,即国家、正在为民族独立进行斗争并已组成自己政治组织的被压迫民族以及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组织。凡上述国际法主体间缔结的协议都是条约,而自然人与自然人间、法人 是国际法上的条约。

1929年国际常设法院在对塞尔维亚公债案的判决对我们理解国家契约的性质颇有启发。法院承认诉讼是双方根据国内法以契约方法履行公债协议的问题,至于是否存在国际性争端,法院认为:凡不是以国际法主体资格签订的任何契约,都是国内法上的契约。

公司法律论文篇（7）

摘要：我国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及其立法技术方面尚有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完善我国一人公司法律制度，应切实完善资本制度，建立健全严格的财务监管制度，构建一人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完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限制一人公司的自我交易行为。 论文关键词：一人公司 法律规割 完善 措施 一、一人公司的法律特征 股东的唯一性。不论是一人发起设立的一人公司，还是股份公司或有限公司的股份全部归一人持有的一人公司，在其成立或存续期间，公司股东仅为一人，或者虽然形式上或名义上为两人以上，但实质上，公司的真实股东仅为一人。 股东责任的有限性。一人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唯一股东的人格与公司的人格相互分离，一人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为限对公司债务独立承担责任。 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由于一人公司只有唯一的股东，传统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能机械地加以运用，需要在机构设置、运作程序等方面重新设计，以使其在内部治理上能如同传统公司一样显现出公正性、科学性、合理性，并体现出一人公司的简单性、灵活性。 二、新《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法律制度规定的不足 2006年1月1日施行的新《公司法》首次明确承认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了规制交易风险的制度，引入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规定了一人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规定了一人公司的财务监督制度，禁止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可谓是《公司法》立法方面的一大进步。 但是，与世界先进立法相比，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制度的规定及其立法技术方面尚有诸多不足，不利于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保障公司的健康发展。 具体而言，新《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资本金为1O万且须一次缴足，比普通有限责任公司最低资本金为3万的规定更为苛刻；其二，没有针对一人公司特征规定特殊的内部治理结构；其三，在对一人公司运营的规制方面，规定的过于原则；其四，在对一人公司责任的规制方面，规定一人股东在不能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时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这一规定并不能解决一人公司股东在实践中滥用公司人格的所有问题。 三、完善我国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的措施 (一)切实完善资本制度 强化资本充实义务。我国新《公司法》已规定了最低资本金制度。此外，为了使最低注册资本额具有实际意义，还应重视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充实，强化资本充实义务，要求股东完全或适当履行出资义务，防止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日本在l990年全面确认一人公司设立和存续之后，为了有效地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在其修改后的商法、有限责任公司法中，特别加强了发起人、原始股东、董事等对出资承担担保责任和价格填补、责任的规定等。再如，根据德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一个公司在申请商事登记时，股东仅付清资本额的四分之一(但最低不少于25000马克)即可。当该公司为一人公司时，则单一股东应担保其余出资。若单一股东不能提供担保，则商事登记机关可以拒绝该公司登记。对此，我国也应适当借鉴，严格资本充实制度可以保证最低资本金在实际中真正发挥作用。 严格资本维持制度。公司资本是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和获取信用的基础，尤其是在一人公司，公司的资本极易流失，使公司成为空壳，所以自公司成立后至解散前皆应力求保有相当公司资本的现实资产。公司对外责任能力直接取决于 公司资本的多少，一人公司资本的多少，对于保证债权人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应当要求保证公司资本金与其经营规模相吻合。为了贯彻资本维持制度，通常需要确定的法律规则主要有：公司的股票不得低于其面值发行；单一股东在一人公司存续期间，不得抽逃出资，不得侵占、非法处置公司财产；在公司无盈利或上一年度亏损未弥补之前不能分配红利或对外无偿捐赠；公司不得借款给股东或为股东及他人债务提供担保。 适时建立储备金制度。一人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最典型做法是自己谋取非法利益后让公司出现资不抵债而破产，使公司人格归于死亡。对公司来说，其生命在于资产，只要有资产存在就不能使公司人格归于死亡，因此，除在设立时严把验资关外，还可以规定在公司的运作过程中，若账上的资金减少到某一下限时授权银行对该款项予以冻结，当公司出现了非支付不可的债务，等到审计部门对公司财务进行全面审查，证明确实没有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后，方可解冻基本储备金，付款后公司仍未破产，在以后的业务进款中重新建立基本储备金。这样不会让公司轻易破产，加上严格的财务检查，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阻止股东滥用公司人格。 (二)建立健全严格的财务监管制度 加强独立会计制度。我们不能在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时就一味地否认公司人格，而应该在事前就尽量明确责任。加强财务会计制度就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一人公司的会计必须由公司所在地的会计事务所选任，会计的报酬按统一标准由一人公司支付，无正当理巾不得减少或拒付；赋予会计充分的权利参与公司的绛营，一人公司的业务执行者不得无故隐瞒或妨碍；会计有不正当的行为，损害一人公司的利益的，一人股东可要求更换，但要陈述理由。会计事务所拒绝更换的，一人股东可诉请有关部门或法院强令其更换。这样可保证会计一定的独立性并运用专业知识来使股东账户与公司账户分立，将公司发生的每一笔业务登记在册。加强独立审计制度。审计机构即注册会计事务所必须参加一人公司的年检，提交审计报告，而且在破产、歇业、停业程序中，也要有审计机构的参与，未经审计不得破产、歇业、停业。审计机构在执行职务时，有权对公司重要财务状况进行审查，审查公司账簿、账户、凭单及其他一切与公司财务状况有关的资料，当公司财务出现疑点时，审计人有权要求公司上层对此做出解释。一人公司应与审计人员密切配合，不得对审计人员的工作设置种种障碍，否则应负一定的法律责任。一经发现一人公司有脱离正常价格的交易、无限制支付给股东巨额报酬、隐匿资产等行为，审计机构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有关部门可根据情况勒令受益者退回不正当所得，同时按比例对公司课以罚款，以保证公司支付行为合法。 (三)构建一人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 在一人公司中，单一股东享受着传统公司中股东会的全部权力，甚至还控制着董事会与监事会，出现严重的权力倾斜，因此必须对一人公司的组成与运行规则做出调整与修正，建立起一套对单一股东的监督制约机制，这对于维护有限责任制度，并借此加强对一人公司的风险防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可考虑借鉴国外立法，规定一人公司不设股东会，而由单一股东行使股东会的权限，但单一股东不得将该权限委托给他人行使，任何股东会决议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记人公司记录簿。 一人公司可以由单一股东、职工代表和外部人士共同组成董事会，也可以不设董事会，而由单一股东或外部人员担任执行董事，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可以聘任单一股东或职业经理人担任公司经理。由于外聘经理是公司的特殊雇员， 参与了公司的重大决策和业务执行，我国法律可确立外聘经理与单一股东对公 司债权人的连带赔偿责任制度，让经理承担一定的监督义务与赔偿责任，从而更有利于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充分发挥银行的监督与指导作用。作为金融机构的银行，可以充分运用其本身具有的专业知识，来确定一人公司的合理负债指标。银行可以运用公司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财务指标来评价公司负债情况，揭示公司负债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负债过高，说明公司的利息支付高，财务风险加大。反之，负债过低，表明公司没有发挥适度负债对公司经营的调节作用。在大量调查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使一人公司决策层有针对性地做出借贷决策，适时注入资金，以增量促转化，增加公司的造血功能，改善自身状况，合理搭配长期、中期和短期债务结构，防止还债高峰的过早到来，切实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如果经过论证和科学分析，认为该一人公司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银行就应及早向法院申请公司破产还债，防止债权人的损失继续扩大。 (四)完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 明确“揭开公司面纱”原则与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关系。独立法人人格是公司的基本制度，这是不可动摇的；而“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则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公平与正义而采用的例外原则，这一关系必须明确，否则可能会导致“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的滥用，从而背离了采用这一原则的初衷。 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具体规定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的情况，并严格按照这些具体情况援用这一原则，不得类推适用。一方面，在立法的重要性上，“揭开公司面纱”原则不能和独立法人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相提并论；另一方面，“揭开公司面纱”的内容非常繁杂，结合本国的公司特点，总结规律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严格规定这一原则只能适用于审判程序，而不得适用于执行程序和仲裁程序。这是为了确保这一原则不被滥用，从而危及到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五)限制一人公司的自我交易行为 在一人公司中，由于机构设置简单，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很容易与公司进行种种不正当的交易：如公司向股东低价格转让特定标的物，或者公司从股东处高价受让各种货物与服务。在股东的操纵下，也可能发生间接的自我交易：如公司与公司外的第三人进行各种使公司利益受损的交易，然后第三人将交易中获得的利益转让给股东。现行《公司法》在一人公司的特别规定中，没有关于股东的自我交易条文，仅在总则第21条中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对于一人公司而言，股东自我交易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由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前已述及，一人公司内部监督机制效率极其有限，自我交易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由谁来判断?是否赔偿由谁来监督?这些都存在着立法真空。笔者认为，可以借助外部监督机制来规范一人公司股东自我交易行为，即借鉴“欧盟第12号指令”的做法，把一人公司股东的自我交易内容，列入公示范围。 文章 来源：中华 励誌网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公司法律论文篇（8）

引言

去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合会会长任文燕提出要求公司法允许设立“一人公司”的议案，引起法律界和工商界的关注。我国现行公司法仅允许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独资公司两种一人公司，禁止设立其他形式的一人公司。这种立法现状不但导致内资和外资、非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的不平等，而且势必出现规避法律以逃避义务的现象，并导致立法与实践的混乱。由此任文燕委员提出允许设立一人公司的议案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我国就已有学者开始探讨一人公司现象，呼吁完善公司立法。这次立法议案的提出，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罢了。

一、一人公司的由来

一人公司（one-mancompanyorone-membercompany），顾名思义，是指股东（自然人或法人）仅为一人，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的有限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1].从学理上划分，一人公司可划分为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和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指的是设立时股东即为一人，或者设立时股东为二人以上但在存续过程中由于出资和股份的转让、继承、赠予等原因而至股东仅剩一人的公司，前者称为设立时的一人公司，后者称为存续中的一人公司；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则是指公司股东在人数上为复数，但实质上只有一人为“真正的股东”，其余股东仅是为了满足法律上对公司最低人数的要求，或是为了“真正股东”的利益而在名义上持有一定股份的挂名股东而已[2].此种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本质上是“真正的股东”为自己谋取利益而规避法律。

一人公司获得承认肇始于英国1897年萨洛蒙有限公司案（Solomonv.Solomon&Co.Ltd）。萨洛蒙是一个多年从事皮靴业务的商人，1892年他决定将他拥有的靴店卖给由他本人组建的公司，以享受有限责任的优惠。靴店转让价格为39000英镑。作为对价，公司发行了每股1英镑的股份20007股，除他的妻子和他的五个孩子各拥有1股外，萨洛蒙本人拥有20001股（目的是达到当时法律规定的最低股东人数）。此外，公司还以其所有资产为担保向萨洛蒙发行了10000英镑的债券，其余差额用现金支付。一年后公司因亏损而进行清算，萨洛蒙提出了优先于其他公司债权人获得清偿的要求。法庭终审判决：公司是一个独立于其成员的法人，因此萨洛蒙持有的10000英镑担保公司债应予以优先受清偿[3].

这一判决为公司法学及商业界打开了新的视野，它不仅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法性，显示了个体经营者组建公司与大公司一样有实际价值，而且还揭示出个体经营者既可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也可以认购公司债券从而比股份更能避免经营风险。而从萨洛蒙案所确立的规则来看，公司与其成员在人格上完全分离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在以后的一些实践中，立法者或法院偶尔也允许揭开公司的面纱（PiercingtheCorporateVeil），但为了维护公司人格的独立性，通常是不会采用这种做法的。公司法人格与其成员或者说股东的人格相区别，充分体现了法技术的绝妙之处，即“法人格本身乃是为了使法律关系单纯化而由法律所认许的一项法技术”[4]，由此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社会进步意义。

自此以后，一人公司迅速发展，各国也开始以成文法或判例的形式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

从各国的公司立法史来考察，传统的公司立法并不承认一人公司（包括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态度仅是就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而言的。不仅公司设立必须具有法定的股东人数，而且公司设立后也不得低于法定最低股东人数。如果公司股东低于法定最低股东人数，将导致公司解散。自列支敦士登于1925年以立法形式承认一人公司开始，许多国家立法对一人公司的态度有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开始于承认设立后的一人公司，继而允许设立一人公司。以下是对各国和地区一人公司立法的考察：

1.列支敦士登列支敦士登于1925年11月5日制定并于1926年1月20日实施的《自然人和公司法》首开一人公司立法的先河。依该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都可由一人设立，并可以一个股东维持公司的存续。如果公司中有若干名董事，并且这些董事都必须由公司的股东担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股东的人数降至一人，亦不会导致公司的自动解散。并且，公司的单一股东对公司的债务不承担个人责任。[5]就此而言，一人公司是完全有效的。

2.德国德国因1892年首立《有限责任公司法》而著称，但当时也要求至少应有两个出资人。至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后，出资在转让或赠予、继承中集中于一人，仍承认存续的合法，而不导致解散，1980年7月4日修改后的《有限责任公司法》第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按本法规定，为任何目的，由一人或数人设立。”从而使一人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可能。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也经历了类似过程。德国1884年颁布的《股份法》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至少须要5人，禁止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直至1988年才开始承认设立后的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此后的1994年，认可了由唯一股东设立的股份公司。

3.法国法国立法思想始终将公司设立行为视为股东间的一种契约行为，并在其民法第1832条作出明文规定，因而设立一人公司自然不被允许。对于设立后的一人公司，法国判例和学说均采取较严厉态度，认为当然应依法解散，而且其1867年的公司法将股份有限公司因股东减少而区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当股东减少为7人以下时，依该法第38条规定，公司并不当然解散，须待一年后由法院判决解散。但当股东减至一人时，则要依民法第1832条规定当然解散，不适用公司法第38条的规定。直到1966年，法国公司法才做出较大修改，于第9条中对公司全部股份和出资集中于一人时的场合，也给予了一年的时间补正，如果一年内，一人股东的状况还未改变，利害关系人方可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这给法国承认设立后的一人公司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1985年7月11日，法国颁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修改法案，明确规定可设立一人公司并承认一人公司的存续。自此，法国民法典1832条也放弃了设立公司必须是契约行为的做法，即承认公司设立有两种形式，其一为契约设立，适用于两人以上的设立公司行为；其二为依一人意思设立。而1985年法国公司法修改中最具特色的是，为了防止个人企业通过对个人财产无限细分，减少对公司债权人的担保财产，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于该法第36条第2款明文规定，“同一自然人仅得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持股人，有限责任公司不得以另一仅由一人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唯一持股人”。即禁止自然人设立复数的一人公司，也禁止一人公司再行设立另一一人公司，但该法没有禁止法人设立复数的一人公司。而且法国至今尚未就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予以承认。

4.英国1897年萨洛蒙诉萨洛蒙有限公司案（Solomonv.Solomon&Co.Ltd），一直被公认为英国历史上承认实质意义之一人公司的典型案例。但英国理论与实务界往往顾虑，一人公司将会令极小企业法人化，可能会发生有限责任恶用之危险[6].因而，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在英国始终未得到承认，明确规定全部公司需由两名以上股东设立，仍坚持公司法人社团性的初衷。

5.欧盟及其成员国欧盟之前身欧共体为提高各成员国之企业素质，充分利用公司的有利形态，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为顺应世界普遍承认一人公司的潮流，于1989年12月21日专就一人公司第12号指令[7].依该指令第2条规定：

第一，公司设立时，可只有唯一一人；公司设立后股份全部归一人持有，也同（一人公司）

第二，各成员国于进行其国内有关团体的法规的协调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作出特别规定或处罚：

-同一自然人为数个一人公司的唯一一人者；

-一人公司或其他法人为公司的唯一一人者。

不过该第12号指令并非适用于欧盟成员国的所有的商事公司，该指令的适用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有成员国的有限责任公司；一是爱尔兰和英国的有限保证公司。欧共体颁布上述指令的原因在于已有部分成员国的公司法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存在，而且一人公司在成员国已广泛存在。继德国和法国之后，荷兰、比利时也先后以立法形式准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而丹麦更是走在德国前面，于1973年6月13日颁布的有限责任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只需一名创立人，其结果可以只有一名成员。同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既不会导致单个成员的个人责任，也不会导致公司的解散。[8]

6.美国美国公司法向来以注重实务为特色，虽也认为公司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行为，但从不固守公司的社团性或契约观念。不拘泥于传统公司法的限制。早在19世纪末，美国法院已有判例承认了一人公司这种形式。1936年，爱阿华州开始允许设立一人公司。此后，由于个人企业法人化的愿望日益迫切，强行禁止一人公司的设立和存续，只能导致以挂名股东的形式来规避公司法最低法定人数的规定，实际上使一人公司处于一种禁而不止的地步，不如正式立法予以承认。所以随着1962年《美国标准公司法》只要求有一人在公司章程上署名即可设立公司的修订，美国各州陆续采纳，到20世纪60年代末已有27个州的公司法承认了一人公司的设立。[9]

7.日本1938年以前，日本公司不允许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存在。1938年，日本商法典在修改中将股东未满7人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解散事由的规定删除，设立后的一人股份有限公司被承认。但是有限责任公司仍不允许设立后的一人公司存在。1990年6月29日，日本商法典和有限责任公司法作出较大修改，并都允许设立一人公司和设立后的一人公司存在。

8.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我国澳门地区的公司法规范也明确规定了一人有限公司的合法地位，“任何自然人得以其构成单一股的资本设立一有限公司，且在公司设立时为唯一权利人”。这是澳门公司法规范追随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立法对一人公司的积极态度而作出的反映。同时，澳门地区公司法规范还规定，一人有限公司在设立时，其商业名称应在有限公司（Limitada）的缩写“Lda”之前冠以“一人公司”（SociedadeUnipessoal）或“一人”（Unipessoal）的字样，以起到公示作用。而且，“一自然人不得成为一个以上公司全部资本的权利人，并应以其全部财产自动承担后来设立或全部股为其取得之公司的债务，而不论这些债务是在该公司的一人性质（Unipessoalidadedasociedade）确立之前或之后约定”。[10]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上述国家和地区除英国外，都已允许设立一人公司，换言之，一人公司在上述各国和地区已取得同普通公司平等的法律地位，这将有助于各种类型的公司在市场上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减少了个人和组织为谋求不法利益而规避法律的行为，这将有利于法律的公平和效益价值的实现。

而反观我国的公司立法现状，对一人公司的态度又是怎样呢？1993年12月29日颁布的公司法把国有独资公司和普通有限责任公司加以区分，视“两个以上股东”为普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法定条件之一，但没有禁止存续中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根据私法“没有禁止即为允许”的原则，应当认为我国公司法允许存续中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在。我国公司法第20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2个以上50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第18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这表明，法律允许设立一人性质的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独资公司；而禁止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由一人设立。公司法第75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5人以上为发起人。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起人可以少于5人，但应当采取募集设立方式。这说明，法律不允许一人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总之，我国法律对一人公司的态度并非完全一样，它因公司的不同类别而有所差异。并且，设立时的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仅允许在个别公司类别（外商独资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存在；设立后的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则在较广的范围内缺乏法律的规范。这种立法现状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在于：首先，公司法仅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体现了立法对内资与外资、非国有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区别对待，即国家法律重视外资和国有资本，而歧视内资和非国有资本；因为法律地位的不平等，两种资本在市场竞争的舞台上很难展开公平的较量，这种做法违背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同样也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其次，公司法禁止其他形式的一人公司的设立，必定会导致规避法律行为的大量出现。因为有限公司以有限责任为其基石，一旦失去有限责任的保护，公司股东的经营风险将大大增加，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越来越复杂，任何类型的投资者都希望在经营活动中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个人企业主同样也不例外。个人企业主为避免因一次经营失败而导致倾家荡产的风险，使营业外的个人财产遭受不利之影响，强烈要求披上公司法人的外衣，以便使个人财产与投入经营的财产相互分离，划定责任财产的范围。同时，公司法人随着自身规模的不断膨胀，也非常希望设立一个或多个全资子公司，以多种形式分散经营风险，谋取更大利润。但是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设立时股东须为复数，那么个人企业主和公司法人为了实现有限责任对自己的保护，必定会去寻找一名或几名挂名股东来组建公司，这样就规避了法律，使得公司及其股东的行为、保护诚实守法者权益的本来目的大打折扣，而成为个人企业主和公司法人为谋取不法利益、规避法律风险的工具，或者个人企业主干脆不再费力去找挂名股东。而直接挂靠某一个公司。这种现象在现实中确实大量存在。从本质上说，挂靠是一种违法行为，一旦个人企业主挂靠上某一个公司，执法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很难知晓其真正形式，而且市场上的经营者也无法弄清该企业的性质到底是个人独资企业还是公司法人。这不但给国家税收带来难题，也给市场上的欺诈行为提供了隐患和土壤。再次，公司法人以默认的形式允许存续的一人公司存在，而无明确和完善的法律法规对此予以规制，又是一个大的漏洞。现代公司实行的是“所有与经营相分离”的原则，而存续的一人公司在无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规制的情况下，公司的唯一股东难免会采取“自己所有、自己经营、自己收益”的个人独资企业经营模式，而经营不善以至破产时，公司唯一股东又会搬出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来对抗债权人，规避个人风险，这就造成大量滥用公司法人格现象的发生。此外，虽然立法禁止自然人和公司法人设立一人公司，但事实是社会上一人公司的设立行为已大量存在。根据对深沪两市上市公司的一项网上抽样调查，我国一半以上的股份公司实际上拥有全资子公司，其中深圳的深保安拥有20家全资子公司，占其下属控股企业的60.6%；上海的津百股份公司拥有10家全资子公司，占其下属控股企业的90.9%.[11]如果公司法继续对设立一人公司给予否定性评价，势必造成立法与实践的混乱。因此，笔者主张修改公司法，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同时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对一人公司予以规制，防止其滥用公司法人格，侵害社会和债权人利益。

二、我国公司法不广泛承认一人公司的理由

上述对各国一人公司立法的考察分析表明，我国对一人公司的立法与主要发达国家（美、法、德、日）存在着差距。那么我国一人公司立法为什么会有如此差距呢？换言之，我过公司法为什么不广泛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结合学者们的观点和笔者自己的理解，笔者认为无非有如下原因：

（一）一人公司欠缺社团性。受传统公司法理念的影响，我过公司法依然难以摆脱公司是社团法人的束缚，即认为公司本质上属于社团法人，社团法人是人合之主体，至少应由2人以上股东组合才能显现其社团性，才能取得法人资格。如果公司股东只有一人，则公司何谈什么社团性？而若承认一人公司，则将使公司社团性之人合基础发生根本性的动摇。

（二）承认一人公司将使传统公司法面临较大冲突。公司的法人性是以公司组织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为表征的，传统的公司组织机构以公司股东多元化为基础来设立，其基本结构是“股东会-董事会-监视会”三会并立的体系，这一结构系统是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在奉行资本平等、同股同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权力清晰、相互制衡原则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12]这种分权与制衡的公司机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使得复数股东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协调，既可以实现高效率的经营管理运作，以适应现代经济快捷、迅速，商事交易安全可靠之要求，又有利于确保公平，保证公司、股东的利益协调和实现。然而一人公司的出现，完全背离了公司成员为复数的基础、其股东一元化的状况，使传统公司法关于内部组织机构的规定难以实施。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各项议事的资本多数决定原则，都将因一人股东而失去意义，公司的意志也不再是多数人的共同意志，而是唯一股东的意思表示。这将置传统公司法关于组织机构的条款于不伦不类的境地。

（三）承认一人公司对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不利。一人公司使原本复数股东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技能丧失，复数股东之共同意思形成公司意思的机能也形同虚设。既然唯一股东之意思就是公司之意思，很容易造成一人公司之事业与唯一股东之事业多方面的混同，诸如经营业务的完全一致，公司资本与唯一股东生活费用的交差使用，公司营业场所与唯一股东之居所的合二为一等。由此使公司之相对人难以搞清与之交易的对象是公司还是股东个人，也无法保证公司之财产的完整性，最终导致公司债权人承担较大的经营风险。

（四）一人公司极易滥用公司法人格。因为一人公司只有一名股东，这就使复数股东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发生作用，投入公司的财产是否与股东其他财产分类难以考察。而且一人公司通常都是股东直接控制公司，公司内部机构的制约机制大都形同虚设，唯一股东可任意支配公司，侵蚀公司财产。如一人公司股东可随时将公司之流通资产贷于自己或挪作他用，以公司名义与自己订立合同。总之，公司唯一股东可通过各种渠道将公司财产流失于公司之外，使公司空壳运转，而一旦承担责任时，唯一股东却又可以借公司法人格和有限责任使自己逃避债务和责任，从而使公司债权人或社会公众承担极不公平的风险。据美国法学家RobertW.Hamilton统计，在美国各法院审理的滥用公司法人格的1600多例案件中，全部都属于封闭性公司（CloseCorporation）或公司集团（CorporateGroups），而无公众持股公司（PubliclyHeldCorporation）。在适用“揭开公司面纱”的封闭性公司中，股东人数最多的不超过9人，且大多数属于“一人公司”。[13]

（五）中国的信用制度尚不健全。国内各类公司的信用状况同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公司在从事商贸活动时很难取得对方的信任，诈欺事件时有发生，即使是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能够保证自身信用质量的也为数不多，何况资本规模较小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在从事经营活动时既然很难取得相对人的信任感，若允许其大量存在，不仅使一人公司自身经营步履微艰，而且有可能发生连锁反应影响到其他公司的信用状况，扰乱市场秩序。

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持谨慎态度并非没有原因，传统公司法理念的影响，一人公司自身的弊害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实际情况都使人们对一人公司心存疑虑。所以只允许资信状况良好的国有资本设立一人公司，并从政策考虑，为便于吸引外资，承认外商独资公司的合法地位。而对其他主体设立的一人公司，一概予以禁止。

不过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我国关于承认一人公司合法地位的妨碍因素与其他国家当初承认一人公司时的障碍具有相似性。但其他国家所经历的从坚决否定到开始犹豫再到修改法律予以承认的历程，则体现了一人公司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强大生命力。

三、一人公司妥当性分析-对一人公司从否定到肯定的必然性

正如各种事物的产生都有其诱因一样，一人公司的产生和大量存在也绝非偶然，而是源于社会经济生活对它的客观需求，而且，虽然一人公司从其产生之始就倍受争议，但无论如何，社会、立法对一人公司从否定到肯定性的评价的趋势不可避免。

（一）一人公司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必须肯定，现实生活中一人公司的大量产生和存在是源于社会经济发展对它的客观需要，也是源于人们对公司制度中有限责任原则扩大适用的刻意追求。[14]

首先，有限责任原则作为公司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一投资主体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17世纪初，有限责任原则伴随着股份有限公司的产生而出现，它使投资者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从而摆脱了从个人企业到无限公司所实行的投资者负无限责任的困扰，大大调动了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一大进步。但股份有限公司通常仅适用于大企业，这把中小企业排除在有限责任适用范围之外，而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不仅需要大企业，也需要中小企业的补充，将中小企业排除在有限责任适用范围之外，不仅有违公平原则，还打击了中小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所以，人们产生了扩大有限责任原则适用范围的需求。在此形式下，德国于1892年颁布《有限责任公司法》，此后，有限责任公司为众多国家商法典或单独立法所规定，解决了中小企业不能适用有限责任原则的难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扩大有限责任原则适用范围的要求。但由于有限责任公司须由两个以上的股东共同出资才能设立，这就使一人投资建立的小企业仍被排除在有限责任原则适用范围之外，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越来越复杂，从事经营活动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个人企业主迫切希望能跟其他投资主体一样，披上公司法人的外衣，以便使个人财产与投入公司的财产相分离，划定责任财产的范围，享受有限责任原则的保护。而要享受有限责任原则的保护，则有赖于立法承认一人公司。可见，一人公司的产生首先是源于个人企业主对有限责任原则的偏好。

其次，大量涌现的拥有巨额投资能力的经济实体也需要通过举办一人公司的方式，实现其多种经营谋取各行业利润并分散投资经营风险的目的。公司制度设计的最初目的之一是利用公司的资合性迅速集中分散的社会资本，因为当时单个资本家实际拥有的资本数额较小，无法满足机器大工业的需要。公司制度实现了迅速集中分散的社会资本，进行大规模经营的需要。时至今日，公司制度造就了不计其数的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这些“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具备了独立出资举办任何事业的能力。这些公司集团通过采用独资方式举办一个或数个全资子公司或下属企业将资本分散经营于多种行业，既分散了经营风险，又能利用各行业赢利来实现资本最佳组合，谋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这些公司集团都是由享有有限责任的股东所投资组建，其责任财产以股东投入的资本为限，对外承担独立责任。如果法律仍以传统做法来禁止他们投资举办全资子公司，不仅使其与其自身责任财产状况相矛盾，而且与其分散经营风险、谋取利润最大化之意图相违背，同时也会平添许多麻烦，因为这些大公司、集团本身已有能力举办全资子公司，而仍要依法律规定再去寻找一个或数个股东共同组建子公司，造成人的资源的浪费，故而一人公司对这些资本实力雄厚的公司、集团来说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再次，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通讯、网络、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行业迅速兴起，投资主体能否在这些行业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关键不是在于资本规模的大小，而是在于对市场走向和机会的把握。即体现的是人的优势，[15]而非资本的优势。一人公司的资本规模，一般都较小，公司机构的内部设置上相对简单，公司唯一股东对市场信息能有全面把握，并且没有大公司集团人才吸纳的等级森严制度，因此它运做起来比股东人数较多的公司效率更高，更适合在通讯、网络、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领域发展，如果公司法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上述行业肯定会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

第四，虽然法律可以不规定一人公司的设立和存续，但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却无法禁止。一方面，这种状况可因股份的自由移转引起，即使公司设立时股东人数符合法律规定，但公司设立后股份的转让、继承、赠予等行为却不可避免，势必造成公司当中“一股独大”现象的发生，使得最大股东在实际上操纵公司，而其余中小股东成为一种摆设，公司的社团性有名无实。另一方面，投资者可采用挂名股东的方式来规避法律，这些挂名股东往往是投资者的配偶、父母或子女，而且仅拥有法律规定的最低股份数额，公司的财产与经营完全由一名股东控制，股东会表决程序以至所有公司机关均徒有虚名。[16]这种状况实际上已使公司社团性之初衷大打折扣。此外，挂名股东也是公司的股东，当涉及自身利益时，难免会滋生与实质股东不必要之纠纷，引起诸多无谓之诉，加重法院的诉累。而且，这种法律上不承认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而又无法禁止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的存在，不仅造成立法与实践的矛盾，而且会使社会上各类投资者怨声载道，损害法律的权威。

以上分析表明，一人公司可使唯一投资者最大限度利用有限责任原则规避经营风险，而社会经济发展又为一人公司的合理存在提高了客观基础，它的产生和存在决非偶然，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

（二）一人公司在公司法理念上的妥当性分析。当一人公司出现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法学界，特别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等国的法学界，对一人公司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展开的讨论。最初，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只有复数人员组成的团体才能独立地从事营业交易，享有法人资格，团体以外的个人不能享有这个权利。也就是说，法人必须是人的联合体，是社团法人。当公司股东只有一人时，社团法人消灭。与之相对的意见认为，法人制度不过是为了赋予企业组织独立的人格，而在法律上拟制的产物，个人也可以享有这种法律上的人格而经营公司业务。公司的法人资格不应受成员人数左右，所以一人公司也具有法人资格。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对一人公司的需要和研究的深入，一人公司具有法人性成为通说，并在法学理论依据上出现了三种主要学说：（1）股份社团说。认为股份公司的构造并非基于股东的复数，而是基于股份的复数。由于股份总数是复数，因而一人公司不失社团法人性质；（2）潜在社团说。认为一人公司的股份或者出资虽集中到一个股东手中，但可以通过转让使其再回复到复数股东的可能性，由此一人公司存在着潜在的社团法人性；（3）特别财产论说。认为法人资格是使一定的法律关系单纯化、明确化的一种手段。公司是由从一般财产（股东个人财产）分离出来的特定营业财产所构成，它是不受其成员人数多少左右，在法律上独立承担责任的单位，该学说进而认为，所谓一人公司之实体，乃指公司之特别财产，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即指一人公司具有法人性。[17]

上述诸种学说可谓见仁见智，精彩纷呈，但是又都招致了批评者的批评，批评者们认为，第一、第二种观点仍囿于公司的社团性框架内，希图通过证明一人公司具有社团性而承认其具有法人格的合理性，但事实是社团法人的社团性最突出地表现在公司是建立在股东之复数基础上应属确定无疑，且潜在社团说也无法说明许多一人公司实际上是由唯一股东有意设立并维持之，无回复为复数股东之意思。批评者们还认为，特别财产说撇开公司社团性的困扰，试图换一个视角来探讨一人公司之合理性，但它无法说明一人公司的财产为何具有特别性，为何可以使一人股东享受有限责任，而无限公司的财产就无此作用？[18]

批评者们的意见实在是一针见血。据此，笔者认为，现代公司法理论有必要摒弃公司的社团性。因为上述表明，在传统公司法理念下探讨一人公司之法律性质，是无法得到一个周延的说明的，尤其是在社团性理论下讨论一人公司的地位，更加难以获得突破。而且，社团性也不应当是公司的绝对特征。从公司发展史来看，任何类型的公司的产生首先都是源于经济生活的需要，而法律就是在对各种类型的公司进行不断地调整中而适应经济生活的需求。在公司产生之初，由于经济发展对法人制度的集资功能之要求强烈，以及法技术条件的限制，股份公司作为典型的法人组织在公司法人制度中居于主角地位。所以各国公司立法都注重公司的社团性。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分工的细化，企业规模过大未必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相反，小型化的企业无论在管理的有效性还是经营的灵活性上，都颇具优势。为了使众多中小企业享受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之优惠，德国首创了《有限责任公司法》，为小规模公司确立了合法地位。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决非首先考虑的是集资功能，而是将有限责任制度的优惠提供给中小企业，为其发展提供制度基础。然而，伴随着有限公司的产生，大量的家族企业或大企业集团的单独投资夹杂其中，使一人公司（主要是实质意义上的）事实上已经在有限公司的范围内合法地存在着。由此又导致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公司法的再度修改，承认一人公司，使公司社团性人合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应当说，这既是唯一股东投资能力增强的结果，也是法技术条件完备的产物。

另外，虽然否定者指责一人公司不具备社团性，但即使是传统公司内部制衡机制在实际运行中的变异也往往使公司的社团性流于形式。因为传统公司内部机构的设置是建立在公司复数股东基础上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构造意义就在于它是由独立于出资人（股东）的人（董事）构成公司的经营机构（所有与经营的分离），股东大会与监事会不过是因为独立于股东的董事主管公司的经营而派生出来的“监控”机构。[19]然而，在公司的实际运行中，股东会形式化几乎是常态。股东会人数较少时，股东（通常就是董事和经理）直接运作企业，从而使法定的股东会并无实际意义；股东人数众多的大公司中，绝大多数小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状况的干预力所难及，股东大会流于形式，沦为大股东操纵公司的合法工具。股东会的失效不仅使“所有与经营分离”形式化，而且也使公司的社团性趋于淡化。既然公司是否具有社团性在公司的实际运作中已无关紧要，那么一人公司不具备社团性特征又何偿不可？

还有，虽然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人数作了限制，但我国民法通则并没有强调法人（公司）的社团性。民法通则第37条规定法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依法成立；（2）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4）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表明，我国民法通则不把社团性作为法人应当具备的条件。这就为我国承认一人公司留下立法空间。所以，综合以上论述，笔者认为，一味地以社团性来困扰一人公司实在没有意义。显然，一人公司有独立支配的财产，且这一财产与股东财产相分离，能独立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因而应对其法人资格予以肯定。

总之，笔者认为，一人公司的产生与存在不仅有其必然性，而且有其存在的客观价值。即使是在公司法的理念上，一人公司也应有其合理意义。时至今日，如果还用“例外现象”来解释一人公司的存在，已显牵强附会，而顺应世界潮流，在立法上承认一人公司的法人性，才是明智选择。

四。对我国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的构想

正如上文分析所言，一人公司于今日之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已成事实，否定之或者禁止之都难属明智之举，而且有悖于法律本身的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目标。然而，一人公司的确对传统公司法人格制度提出了挑战，使得传统公司法的一些规定难以适应一人公司的设立和存续，许多国家都对公司法予以修改和完善，加强对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而针对我国一人公司立法的现状，笔者提出如下规制意见：

（一）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改为“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允许自然人和公司法人出资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但为了防止其滥设一人公司，可效仿法国公司法禁止一个自然人设立多个一人公司，禁止一人公司作为唯一股东再设立一人有限公司。[20]鉴于股份有限公司的社会性、开放性、规模的无限膨胀性和集资功能，可对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予以禁止，同时对存续的一人股份有限公司，须在一定期限内（如1年）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二）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通过事后规制对一人公司之滥用进行矫正。由于一人公司之股东可以在无合作伙伴的情况下组建公司，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将唯一股东之财产与公司财产相分离，该股东在享受有限责任的前提下，便利地实施商业行为，即使经营失败，也不会危及股东在公司之外的财产。但一人公司之最大缺点就在于唯一股东可以实际上控制公司，有可能混淆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将公司财产充作私用；有可能以公司名义为自己目的借贷和担保；有可能有计划地独占公司财产；有可能诈欺债权人，回避契约义务等，一言以蔽之，即一人公司很容易滥用有限责任原则，前述RobertW.Hamilton的统计数字已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通过公司立法的加强，上述现象仍难以完全避免，因此有必要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在特定的个案中，针对特定的法律关系，否认该公司拥有独立人格，把本应作为相互独立的公司极其背后的股东视为同一主体，正如美国法官塞波恩（Sanborn）在美国诉密尔沃基冷藏运输公司案的判决书中说的那样：“一般说来，公司应被认为法人并具有独立的人格。然而，公司作为法人的特征，如果被利用为工具，以图挫折公共便利，使非法行为正当化，或者意图维护欺诈，作为犯罪的抗辩，法律上应将公司视为无权利能力的机体。”[21]在英美法系中，司法实践中采取的做法被称为“揭开公司面纱（PiercingtheCorporateVeil），即允许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而不考虑公司的独立人格直接追究股东的责任。在大陆法系中，不仅在司法实践中这样处理，而且在立法上有明确规定，如《联邦德国公司法》规定，一人公司在滥用权利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强迫单个股东承担无限责任。[22]这种规定和措施在德国被称为”直索“（Durchgriff）责任。无论是”揭开公司面纱“还是”直索“责任，目的都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对我国一人公司立法有借鉴意义。

（三）关于一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在一人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问题上，国内学者的论文和专著中少有涉及；国外公司法允许一人公司同普通公司一样有正常的董事会、监事会（如日本），但没有对防止一人公司滥用法人格而在内部治理结构上作出特殊规制。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对一人公司进行规制时首先应当明确绝不能允许一人公司股东采用“自己所有、自己经营、自己收益”的独资企业式的运作模式，而必须严格贯彻“所有与经营分离”的原则，因此就有必要对一人公司的内部组织机构作出特别规定。对于自然人为唯一股东的一人公司，可以不设董事会，而仅设一名执行董事，由唯一股东来担任，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对其权力加以限制，如规定其不具有对公司经营的全权决定权，不得兼任经理等等。另外，自然人为唯一股东的一人公司应当设立监事会，以对公司的经营运作进行监督，监事可以在公司职工中民主选举产生，也可以在公司外部人员中聘任。还有，经理人员、监事不得由与唯一股东有特殊关系的人员担任，等等。

而对于公司法人为唯一股东的一人公司，即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这类公司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公司那样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意志决定自己的行为。因为在传统的普通公司中，出资者虽然将投入公司资产的经营权交给了董事及经理，但股东们仍可通过股东会对公司行使投票权以进行必要的监督，而公司的董事、经理的主要职责是以增加公司本身的利益为目标，对公司及股东负责。但在母子公司结构的公司集团中，却常发生这样的情景：（1）身为一独立公司（子公司）之经营负责人，实际上对公司的具体经营事项无法做主，而要听从于在组织形态上毫不相干的另一公司（母公司）的经营负责人的指挥；（2）公司（子公司）资产本应独立运行，但却常常为整个公司集团的利益而被调来调去；（3）公司（子公司）的竞争行为本应以实现公司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却不得不接受对其最不利价格，由此而导致另一公司（另一子公司或母公司）的利润大增，竞争力大大加强。这样，对于全资子公司而言，由于母公司的控制或支配，便产生一种“二律背反”的现象：从法律角度讲，子公司拥有独立法人人格，应能够以自己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独立地享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但从经济角度看，子公司虽然应是一个拥有完全独立自的经济实体，应有其自身的利益，可母公司组建子公司，是从公司集团的整体利益目标出发，子公司不过是母公司用来营利的工具而已。[23]显然，子公司之独立法人格具有不完整性之特征。而且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法律责任与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分离的，母公司虽然控制和支配着子公司，把子公司当作实现其经营战略和商业政策的工具，并置子公司及子公司债权人之利益于不顾，却因有有限责任的庇护，而不必对由此造成的子公司自身利益、子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损害给予任何赔偿。无疑，这将有损于法律之公平、正义的精神。

为减少甚至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除在特定情况下适用前述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在子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上做出特别规定，对子公司的独立人格进行特别保护，例如将母公司在全资子公司的股份规定为限制表决权股，使唯一股东在不利于全资子公司及其债权人和社会利益的事项上不享有表决权或不享有完全的表决权，而将此权利赋予董事会。同时对于全资子公司内部设立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其外部董事（OutsideDirectors）的人数不少于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监事在全资子公司职工内部民主选举产生，对子公司事务予以监督，等等。

（四）在资本制度方面对一人公司进行规制。目前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的出资实行的仍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不过有向折衷资本制转移的趋势，笔者主张将来在修改公司法时，除对普通公司适用折衷资本制外，对一人公司仍适用严格的法定资本制，规定一人股东出资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将公司注册资本记载于公司章程。同时规定一人公司注册资本在公司登记成立时必须缴足，否则不予注册登记和颁发营业执照，以防止一人公司设立中的欺诈和投机行为，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进行保护。

其次，强化资本充实义务和资本维持制度。对一人公司而言，只规定最低限额并不意味着公司对债权人之财产担保可一劳永逸。相反，还必须如实地贯彻资本维持原则或曰资本充实原则，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予以强化，因为公司资本是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和获取信用的基础，故公司设立后至解散前，皆应力求保有相当于公司资本之现实财产，以保护交易大众、投资股东，并维护公司信用。虽然资本维持原则并非一人公司之特有规定，但此点对一人公司尤为重要。因此笔者认为，在规定一人股东的出资种类必须以具有客观经济价值之资产为限，不得以劳务、信用等非客观物质出资的同时，应彻底查清股东出资的来源，防止股东出资的虚假，同时要求股东到规定的办理缴纳事务的金融银行或信托公司具体缴纳股款事项，否则不予注册登记和颁发营业执照，以增加一人公司资本的透明度和方便对其资产的复查。另外为防止一人公司股东规避公司股东在公司成立后不得抽回出资的规定，应禁止一人公司以提供资金、贷款及提供担保方式而使第三人取得公司唯一股东部分或全部出资的行为，目的在于防止公司资本变相减少，增加损害一人公司债权人的风险。

再次，严格贯彻资本不变原则，这主要涉及到公司的增资、减资方面，我国公司法对资本不变原则的规定同样应适用一人公司。另外，笔者建议在公司法中增加规定：一人公司在经营绩效不佳或亏损的情况下，不得增资，以防止一人公司通过套取资本信用而实施欺诈行为，侵害债权人利益。

（五）坚持登记、公示及必要的书面记载制度。为使公司债权人在与一人公司进行交易时，充分了解一人公司之状态，应规定一人公司在设立时应公开登记，并记载于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簿上，以备公司债权人或其他相关人查阅；若于公司设立之后而成为一人公司的（存续的一人公司），也应就该事实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并且在公司自己保管可公示于社会公众的登记簿上，进行商事登记信息披露，防止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相对人因不知晓对方为设立后的一人公司而承担过高的经营风险，以达公示、公开、保护公司债权人的目的。另外，一人公司也应以书面形式记载其运营状况，单一股东的决议，应以书面形式记录入档；同时，由他自己和由他代表的公司签定的交易合同，也应以书面形式记录入档。

（六）设立专门的会计公司，建立一人公司财务会计制度。财务会计制度是一个企业能否健康发展和一个社会能否稳定的基础，而一人公司因为股东只有一人，财务会计人员的任免都由唯一股东决定，唯一股东权力过大，财务会计人员只能对其“言听计从”，因此做假账的行为在所难免。对于减少做假账的探索我国已有了一定成果，那就是上海市率先实行的会计人员统一管理制度，即凡是要进入上海市各企事业单位做会计的人员，都要由上海市统一招聘，然后由各单位录用，一旦该会计有做假账行为，将被列入不称职会计人员黑名单，逐出上海市，永远不得在上海市从事会计职业。这项制度有力打击了做假账之风，维护了国家和债权人的利益。[24]但是这项制度能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尤其是能否在一人公司中有效使用，笔者存有疑虑，因为一人公司股东决定公司财务会计人员的任免，会计人员如果不服从唯一股东做假账的决定，将面临被解聘的危险；而如果听从唯一股东的决定做了假账，则又会因违反法律而受到制裁。无论做不做假账，会计人员都会因之丢掉饭碗，因此财务会计人员实质上处于两难境地。笔者认为，设立专门的会计公司应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途径，财务会计人员隶属于会计公司，而不再隶属于一人公司，同时一人公司的财务会计职位必须由会计公司的会计人员担任，这样不但使一人公司股东对会计人员构不成利害威胁，而且还能使会计人员较好的遵守法律，有效地监督一人公司的财务状况，减少甚至避免做假账行为的发生。

（七）建立一人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公示制度。为了防止一人公司之事业与唯一股东之事业多方面的混同，诸如经营业务的完全一致，公司资本与一人股东生活费用的交叉使用，将公司之流通资产贷于自己或挪作他用以致唯一股东侵蚀公司财产现象的发生，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唯一股东个人财产的公示制度，使唯一股东定期向公司登记机关或社会公众公示其个人财产状况，以促进唯一股东个人财产与一人公司财产截然分开，保护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不过建立该制度可能难度较大，因为整个中国范围内的个人信用体制都尚未真正建立，个人信用度较低，公民法律意识淡薄，义务人很难按要求将其财产真正做到公开、透明，个人储蓄实名制的效果难尽如人意即是一典型例证。但是“一口饭吃不成胖子”。任何制度都是通过克服制约因素的重重阻碍而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唯一股东个人财产的公示制度也应如此。

注释：

[1][2]朱慈蕴著：《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3]娄万锁：《试论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9年第二期。

[4]大隅健一郎语，转引自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学研究》，第41页。

[5]梅因哈特著，李功国等编译《欧洲十二国公司法》，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332、338、375页。

[6][16][18][23]同[1]第197页、192页、214页、269页。

[7]参见：台湾学者王大铨主持的研究报告《欧洲公司法之研究》，1993年7月，第75-76页。

[8]王保树、崔勤之《中国公司法原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9]王保树主编：《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10]米也天：《澳门民商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287页。

[11]新华网：正诚财经动态《现行〈公司法〉十大问题》2001年2月13日。

[12]石少侠：《公司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211页。

[13]RobertW.Hamilton：Corporations，SixthEdition，WestPublishingCo.，p257。

[14][17]同[9]第147页、145页。

[15][19]朱慈蕴《一人公司利弊分析与立法》，中国民商法律网，2003年5月20日。

[20]法国1985年公司法第34条、36条之一、之二。

公司法律论文篇（9）

一、一人公司的法律特征

股东的唯一性。不论是一人发起设立的一人公司，还是股份公司或有限公司的股份全部归一人持有的一人公司，在其成立或存续期间，公司股东仅为一人，或者虽然形式上或名义上为两人以上，但实质上，公司的真实股东仅为一人。

股东责任的有限性。一人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唯一股东的人格与公司的人格相互分离，一人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为限对公司债务独立承担责任。

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由于一人公司只有唯一的股东，传统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能机械地加以运用，需要在机构设置、运作程序等方面重新设计，以使其在内部治理上能如同传统公司一样显现出公正性、科学性、合理性，并体现出一人公司的简单性、灵活性。

二、新《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法律制度规定的不足

2006年1月1日施行的新《公司法》首次明确承认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了规制交易风险的制度，引入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规定了一人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规定了一人公司的财务监督制度，禁止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可谓是《公司法》立法方面的一大进步。

但是，与世界先进立法相比，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制度的规定及其立法技术方面尚有诸多不足，不利于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保障公司的健康发展。

具体而言，新《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资本金为1O万且须一次缴足，比普通有限责任公司最低资本金为3万的规定更为苛刻；其二，没有针对一人公司特征规定特殊的内部治理结构；其三，在对一人公司运营的规制方面，规定的过于原则；其四，在对一人公司责任的规制方面，规定一人股东在不能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时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这一规定并不能解决一人公司股东在实践中滥用公司人格的所有问题。

三、完善我国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的措施

(一)切实完善资本制度

强化资本充实义务。我国新《公司法》已规定了最低资本金制度。此外，为了使最低注册资本额具有实际意义，还应重视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充实，强化资本充实义务，要求股东完全或适当履行出资义务，防止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日本在l990年全面确认一人公司设立和存续之后，为了有效地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在其修改后的商法、有限责任公司法中，特别加强了发起人、原始股东、董事等对出资承担担保责任和价格填补、责任的规定等。再如，根据德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一个公司在申请商事登记时，股东仅付清资本额的四分之一(但最低不少于25000马克)即可。当该公司为一人公司时，则单一股东应担保其余出资。若单一股东不能提供担保，则商事登记机关可以拒绝该公司登记。对此，我国也应适当借鉴，严格资本充实制度可以保证最低资本金在实际中真正发挥作用。

严格资本维持制度。公司资本是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和获取信用的基础，尤其是在一人公司，公司的资本极易流失，使公司成为空壳，所以自公司成立后至解散前皆应力求保有相当公司资本的现实资产。公司对外责任能力直接取决于公司资本的多少，一人公司资本的多少，对于保证债权人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应当要求保证公司资本金与其经营规模相吻合。为了贯彻资本维持制度，通常需要确定的法律规则主要有：公司的股票不得低于其面值发行；单一股东在一人公司存续期间，不得抽逃出资，不得侵占、非法处置公司财产；在公司无盈利或上一年度亏损未弥补之前不能分配红利或对外无偿捐赠；公司不得借款给股东或为股东及他人债务提供担保。

适时建立储备金制度。一人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最典型做法是自己谋取非法利益后让公司出现资不抵债而破产，使公司人格归于死亡。对公司来说，其生命在于资产，只要有资产存在就不能使公司人格归于死亡，因此，除在设立时严把验资关外，还可以规定在公司的运作过程中，若账上的资金减少到某一下限时授权银行对该款项予以冻结，当公司出现了非支付不可的债务，等到审计部门对公司财务进行全面审查，证明确实没有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后，方可解冻基本储备金，付款后公司仍未破产，在以后的业务进款中重新建立基本储备金。这样不会让公司轻易破产，加上严格的财务检查，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阻止股东滥用公司人格。

(二)建立健全严格的财务监管制度

加强独立会计制度。我们不能在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时就一味地否认公司人格，而应该在事前就尽量明确责任。加强财务会计制度就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一人公司的会计必须由公司所在地的会计事务所选任，会计的报酬按统一标准由一人公司支付，无正当理巾不得减少或拒付；赋予会计充分的权利参与公司的绛营，一人公司的业务执行者不得无故隐瞒或妨碍；会计有不正当的行为，损害一人公司的利益的，一人股东可要求更换，但要陈述理由。会计事务所拒绝更换的，一人股东可诉请有关部门或法院强令其更换。这样可保证会计一定的独立性并运用专业知识来使股东账户与公司账户分立，将公司发生的每一笔业务登记在册。

加强独立审计制度。审计机构即注册会计事务所必须参加一人公司的年检，提交审计报告，而且在破产、歇业、停业程序中，也要有审计机构的参与，未经审计不得破产、歇业、停业。审计机构在执行职务时，有权对公司重要财务状况进行审查，审查公司账簿、账户、凭单及其他一切与公司财务状况有关的资料，当公司财务出现疑点时，审计人有权要求公司上层对此做出解释。一人公司应与审计人员密切配合，不得对审计人员的工作设置种种障碍，否则应负一定的法律责任。一经发现一人公司有脱离正常价格的交易、无限制支付给股东巨额报酬、隐匿资产等行为，审计机构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有关部门可根据情况勒令受益者退回不正当所得，同时按比例对公司课以罚款，以保证公司支付行为合法。

(三)构建一人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

在一人公司中，单一股东享受着传统公司中股东会的全部权力，甚至还控制着董事会与监事会，出现严重的权力倾斜，因此必须对一人公司的组成与运行规则做出调整与修正，建立起一套对单一股东的监督制约机制，这对于维护有限责任制度，并借此加强对一人公司的风险防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可考虑借鉴国外立法，规定一人公司不设股东会，而由单一股东行使股东会的权限，但单一股东不得将该权限委托给他人行使，任何股东会决议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记人公司记录簿。

一人公司可以由单一股东、职工代表和外部人士共同组成董事会，也可以不设董事会，而由单一股东或外部人员担任执行董事，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可以聘任单一股东或职业经理人担任公司经理。由于外聘经理是公司的特殊雇员，参与了公司的重大决策和业务执行，我国法律可确立外聘经理与单一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连带赔偿责任制度，让经理承担一定的监督义务与赔偿责任，从而更有利于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充分发挥银行的监督与指导作用。作为金融机构的银行，可以充分运用其本身具有的专业知识，来确定一人公司的合理负债指标。银行可以运用公司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财务指标来评价公司负债情况，揭示公司负债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负债过高，说明公司的利息支付高，财务风险加大。反之，负债过低，表明公司没有发挥适度负债对公司经营的调节作用。在大量调查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使一人公司决策层有针对性地做出借贷决策，适时注入资金，以增量促转化，增加公司的造血功能，改善自身状况，合理搭配长期、中期和短期债务结构，防止还债高峰的过早到来，切实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如果经过论证和科学分析，认为该一人公司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银行就应及早向法院申请公司破产还债，防止债权人的损失继续扩大。

(四)完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

明确“揭开公司面纱”原则与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关系。独立法人人格是公司的基本制度，这是不可动摇的；而“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则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公平与正义而采用的例外原则，这一关系必须明确，否则可能会导致“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的滥用，从而背离了采用这一原则的初衷。

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具体规定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的情况，并严格按照这些具体情况援用这一原则，不得类推适用。一方面，在立法的重要性上，“揭开公司面纱”原则不能和独立法人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相提并论；另一方面，“揭开公司面纱”的内容非常繁杂，结合本国的公司特点，总结规律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严格规定这一原则只能适用于审判程序，而不得适用于执行程序和仲裁程序。这是为了确保这一原则不被滥用，从而危及到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公司法律论文篇（10）

关键字：

公司兼并，公司收购，公司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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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并购指的是公司的兼并与收购（merger&acquisition简写为M&A或takeoversandmerger简写为T&M）的总称．

公司的兼并与收购常被连在一起使用，但二者实际并非同一概念，其各自的内涵、外延及其规范法律也大有不同。

公司兼并（mergerofcompany）是指经由转移公司所有权的形式，一个或多个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责任都转移为另一公司所有，作为结果，其资产与责任都予以转让的公司不需经过清算而不复存在，而接受该公司全部资产与责任的另一公司仍然完全以该另一公司名义继续运行，这在传统的公司法关于公司合并的理论中被称为吸收合并。①

而公司收购（acquisitionortakeover）则是指一个公司经由收买另一公司的股票或股份等方式，取得该另一公司的控制权或管理权。该另一公司仍然存续而不必消灭。②

显而易见，公司兼并与收购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不可同日而语，更不可混淆、混用。当然，兼并与收购也经常在许多情况下被并用，例如英国反映收购与兼并规范的伦敦守则等，为求实际，但又想准确地把握并表示兼并与收购毕竟不同，本文在总体上采用了兼并与收购的简称“并购”一词，但在需要对之加以区分的时候，则具体分别使用“收购”与“兼并”的概念来加以论述。

公司并购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具有调节生产，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公司实力与竞争力、推动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巨大积极作用。但同时公司并购也可能因加速推动经济的集中从而形成垄断，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民主，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为有效防止公司并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尽可能减少公司并购中不规范现象的产生，各国无不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来加以调整，我国也不例外。

我国现今意义上的公司并购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变的交替时期，其一产生，便蓬勃兴起，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交替时期，特定是体制转换都还在进行中，与公司并购有关的思想准备、概念转换都还不充分，尤其是许多相关的法律规定不完善或缺省，这就使公司并购这一原本就应置于一定的严格规则之下进行运做的行为处于无序状态。其结果是，一方面，并购活动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规范的规制，并购各方在并购中有意无意的作出许多有损社会、国家、集体和相关第三人利益的违规行为。中国的公司并购在闯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的同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中国目前的并购，不是完全无法可依，而是部分有法可依。但在这可依的部分里，又因法律法规零散、不系统，加之规定有些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这主要集中在：

1、法律规范之间缺乏一致性，甚至相互冲突

在并购问题上，我国并没有一部统一的法令，而是令出各门，加上多年以来的主体立法的积习，即对不同性质的企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不同形式的企业分别作出不同的规定，以至许多规定之间不时回有冲突。例如：有关集体企业兼并是否要经过或如何经过批准这一问题上，有关的规定就大不一样。1989年2月19日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联合发出的、“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集体所有制企业被兼并，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这里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是个泛义的概念，即应指任何形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而1990年6月3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15条规定：“企业分立、合并等须经原批准该企业设立的机关核准，向当地共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并通知开户银行。”1991年9月9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15条规定：“集体企业的分立、合并、停产、迁移或者主要登记事项的变更，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由企业提出申请，报经原审批部门批准，依法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上述两条规定虽然把集体所有制企业具体分为乡村与城镇两类，但仍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范围。而“备案”、“核准”、“批准”的要求却显然是相冲突的。

规定本身就是制定一种行为准则和标准，而这种准则与标准对一特定行为应该是统一的，一致的，否则就会导致无法操作或者在操作上造成混乱，同时也会为一些违规行为的法律规避创造便利。

2、配套法律规范不及时，存在法律空白

在并购规定当中，不时会有这样的规定：“有关┉┉的实施，由┉┉另行规定。”例如，1992年7月27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下发的《股份制试点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暂行规定》中第19条规定：“将国有资产折股出售给外商，其办法有国家另行规定。”然而这种“另行规定”迄今未见出台，从而出现了不仅是国有资产折股出售给外伤，而且外资如何收购国内企业这一整个方面，都是法律真空，无法可依的现象。

另外，《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31条规定：“股票溢价发行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第148条规定：“国家授权投资机构可以依法转让其持有的股份，也可购买其他股东持有的股份，转让或购买股份的审批权限、管理办法，有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还有，1993年4月22日《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36条规定：“国家拥有的股份的转让必须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上述这些“另行规定”也都是至今未见，实际无规定。

3、法律规范缺乏系统性，存在法律漏洞

并购中有些基本问题，我国至今未有规定。例如收购中对与股票有关的特别权如期权、认股证等，就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而实际上，在不少上市公司的股票已出现有这些权利。

同时，对于上市公司的部分股票收购问题，在我国是允许还是不允许？如果允许，条件是什么？应如何操作？要不要取得批准？等等，也没有规定。

还有，并购中出现的争议的管辖问题，谁来管辖？是法院还是行政机关如证监会？还是可以仲裁？还是必须先经过行政机关调处，不服再进入司法程序？这些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出现了并购争议，不知该向谁申请处理，有的法院或政府机关受理了争议，却又找不出相应的法律根据。而这事实上就为许多违规行为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4法律规范缺少可操作性，一些规范不切实际

例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8条规定：“发起人以外的任何法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百分之三十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所有股票持有人发出收购要约”，也就是强制要约，无论该持有人愿意与否。

我国立法者设立强制要约规则的初衷是好的，其所依据的伦理基础是，如果公司的控制权易手，原有股东就应有同等的机会来将其持有的以新的控制者所能出到的最高价出售给新的控制者。这样，一可满足股东转移风险的要求，同时也是同股同权的具体表现。

但是，目前在我国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原因有二：

其一，该强制要约的法定前提条件本身就极少可能被满足。因为，目前上市公司的股票的取得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先有发起人认购，这种认购，依规定不得少于总额的35％，实际上往往达到了60％－70％，其中大部分还是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而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是非流通股，不能在证券交易所买卖。二是向社会公众发行，这部分依法规定不得少于总额的25％，实际上一般是30％——40％，这部分股票可在证券交易所买卖，被称为流通股。如果将发起人排除在外，一个非发起人的法人想要持股30％，就可能得从零股开始，而其从市场上的购股范围又只能限定在流通股部分，那就意味着他可能必须将流通股全部或大部分购买过来才可以达到30％，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个非发起人的法人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从发起人那里取得30％以上的股票，这是可能的，从而得要强制要约，但是，过往的案例告诉我们，因为其所取得的是非流通股，依法可取得证监会的豁免而无须强制要约，。

于是，无论怎样，强制要约都不会发生了

其二，纵然发生了强制要约，那么收购也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一个成功的收购，必须是要取得目标公司的50％以上的股份。而从上我们知道，一个上司公司的一半以上的股份往往是非流通股，那么即便是这一半以上的股份持有人想要出售其所持有的股票，也没有资格去承诺出售。这样，要约人就很难得到50％以上的承诺，失败从一开始就可能是注定了的。

我国的强制要约的规定是向英国借鉴而来的，但是立法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英国是不存在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分的，无一例外的都是流通股。③

上述我国公司并购法律规范领域内的诸多问题与缺陷，历来是阻碍我国公司并购市场的健康发展的一个顽疾，如何医治这些顽疾、建立健全我国关于公司并购的法律规范、从而推动我国公司并购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和有序发展？对此，笔者结合我国民商法理论与司法实践，提出如下一些自己的建议：

1制定一部统一的《公司并购法》。

并购活动涉及的内容非常多，面也非常广。而目前对于公司并购法律控制的条块分割现状，不可避免并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适用法律的混乱或无所适从。因此，笔者建议，可借鉴《担保法》的先例，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专门立法，制定一《公司并购法》对公司并购活动进行调整，其法律性质应为基本法，与公司法同为商法的一个分支，类似于《担保法》之于《民法通则》。

2设立一专门的公司并购行政管理机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并购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为使这些利益得到保护，国家与政府大多也通过一定的形式和专门的机构，对并购进行必要的干预和控制。

我国现已有一些机构在负责、处理并购方面的事务。例如涉及国有资产转让的，由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审批；涉及外商投资股权转让的，由各级政府中的外经委或外资办等审批；设计股份制企业中股份转让的，由省级政府中的体改委、国资局、经贸委等审批；涉及上市公司股票收购的，由国家证监会负责等。但这种现状把并购活动划分为条条块块，又由不同的多个机构负责处理，而不同的机构对于法规政策的理解与掌握也各有不同，以至于令出多门，这样难免造成混乱。

如果设立一专门机构，专门负责处理与并购事务有关的工作，就可尽可能减少这种混乱发生的可能性，同时也有利于并购活动的简单化、程式化，提高并购效率。

3明确并完善并购争议解决机制。

随着公司并购现象的蓬勃兴起，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并购争议。及时解决这些争议，对于顺利实施和推进公司并购、维护并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极端重要的，而这也正是目前我国公司并购法律体制当中所欠缺或模糊的。因此对于公司并购争议解决机制的明确和完善刻不容缓。

笔者认为，公司并购中产生的争议，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并购双方当事人之间就并购事宜发生的争议，另一种是并购当事人与行政机关如涉及并购企业的主管部门之间发生的争议。

对于前一种争议，笔者认为，由于其发生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即并购主体之间，依据私法自治的原则，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如一方或双方为国有企业，可向其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处理，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如在争议发生之前或之后双方达成了仲裁协议，还可申请仲裁。

而对于后一种争议，由于争议双方非为平等的民事主体，而是一方为民事主体，一方为行政机构。在此情况下，应当先提起行政复议程序，如对行政复议的结果不服，方可进入诉讼程序，同时应排除仲裁的适用。

另外，我们必须看到，一旦我们确立了公司并购争议的诉讼机制，由于我国并购市场目前的极不规范，可能会导致“并购诉讼爆炸”的状况。因此，将所有的并购争议都诉诸法院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我们似乎可以考虑设立一个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即在并购争议诉诸法院之前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先行解决纠纷，所有的并购争议都必须经过该机构的调解，如果当事人不能达成调解，才可向人民法院提讼，上述调解的费用应由当事人承担。当然，这只是笔者一家之言，有待学界同仁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

4强化民事赔偿制度及其实现制度。

公司并购中的民事赔偿指的是在并购活动中因受欺诈、虚假信息、不适当披露、不当干预、侵权等而遭受损失，要求予以赔偿的民事行为。

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出于诸多因素，对于公司并购领域内发生的违规行为或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其他行为的制裁往往侧重于行政制裁和部分刑事制裁。但多年的实践和许多生动的案例告诉我们，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并没有向立法者当初预期的那样使公司并购市场日益变得规范，反而出现从事违规行为所获收益大于违规成本的客观事实，这又进一步恶化了公司并购市场环境。

国际比较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公司并购市场的成熟与规范程度,与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完善程度是高度相关的。④投资者利益保护得越好,公司并购市场就越是成熟发达,公司并购运作质量和运作效率就越高,风险就越小；反之则相反。投资者保护机制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在存在着良好的政府监管的同时,存在着良好的私法规制。这种私法规制以系统配套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为前提,其核心环节便是民事赔偿机制和相应的实现机制即诉讼机制。

民事赔偿这一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均是以救济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为依归，惩罚和防止违法行为；而民事责任则以填补受害人的损失为目的，恢复已经或正在被侵害的权利状态，其作用是刑事和行政责任所不可替代的。从被害者通常也就是投资者的角度看，民事责任具有其他法律责任所没有的补偿性。

我们甚至可以说，我国公司并购市场上的违规造假行为屡禁不绝，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民事赔偿机制。现代法律以权利为本位，法治的基本内涵是合理分配权利和切实保障权利。受损害的权利是否有救济渠道，尤其能否通过诉讼伸张，是衡量一国法律之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志，也是判断法律有无可执行性的重要标准。因此，建立和完善我国民事赔偿机制是当务之急。

而事实上，目前我国公司并购领域内的民事责任，也并非完全无法可依，按照我国民法的规定，“诚实信用”是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违反该原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在《证券法》及较早前实施的《公司法》中，都有侵权赔偿的相关规定，而且民事赔偿均享有优先权。《证券法》第207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公司法》第228条规定，“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的，其财产不足以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从法律规定看，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将承担赔偿责任，而且民事赔偿较刑事处罚优先，这是不争的事实。

公司法律论文篇（11）

一、公司治理的源起

法人治理的概念最早由贝利和米恩斯在1937年发表的《现代股份公司和私有财产》中提出，引起了各国的广泛关注。公司法人治理的概念是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出现的，但是，早在200多年前，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对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象提出了质疑，“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合伙，则纯为自己打算。所以想要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的伙伴那样用意周到，那是难以做到的——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经营上难免的弊端。”①古典企业的特征是所有者经营管理自己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人有限的合伙企业，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一，不存在法人治理的问题。19世纪初，西方发生的工业革命改变了这种情况，“工业革命是由市场规模扩大开始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也使组织变革。”②越来越多的行业需要相当规模的组织管理，单一的企业家、家族或合伙人的小集团没有能力参与到这些行业当中，人数众多的股东也无法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只有专职经理才是适当的人选，所有权与经营权因而分离，公司治理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二、公司治理的模式

自从公司治理的问题产生后，企业界和学术界一直在寻求一种解决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机制，但是，至今都不存在至善至美的公司治理机制，人们的探索仍在继续中。

（一）两种治理结构

国际上，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股权分散模式，另一种是股权集中模式。前一种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被认为具有“外部人”、“长臂”等特点，这类公司规模大，股东人数多且流动性大，他们在证券市场上比较活跃，具有严格批露信息的要求，市场的透明度较高，公司的控制权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动；后一种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具有“内部人”、“以控制为基础”的特点，这类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被少数人持有，具有很强的个人利益，市场透明度不高，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也不高，很少通过市场的变化而变动控制权。“外部人”是指公司的股份被分散着的股东拥有，而不是由少部分人控制。“长臂”指的是由于股东人数众多，持股比例比较分散，股东对公司保持着较长的距离，授予公司管理者较大的经营管理的自由权。

（二）两种公司治理模式差异的成因

英美和日德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任何制度的构造都受其本土环境的影响。

1.政治原因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美国人对权力的集中有一种持久的不信任感，无论这种权力集中在政府内部还是外部。美国的分权联邦体制有利于形成分散的金融体系。相比之下，德国和日本都倾向于权力集中，德国在俾斯麦统一德国后，通过创造大银行作为经济引擎来发展德国经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最大的企业是财阀，财阀和大银行之间关系密切，而大银行被家族控制，二战后日本银行仍保有强大的实力。

2.经济原因

美国目前有700多万家公司，而作为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1983年就有注册公司807817家。③公司的发展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发展，发达的证券市场使公司更容易取得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德国的证券市场规模较小，1990年德国证券市场资本化总额只有5610亿马克，而同期美国证券交易所为三万亿美元。1988年，德国的股票量为84.5万股，而在纽约交易所为4100.7万股。④

3.法律原因

美国长期以来对银行都采取歧视政策，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设立了银行分业经营的制度，导致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离，之后虽然银行开展跨州的混业经营业务，但1956年《银行投股公司法》又禁止银行投股公司拥有多于5%的非银行企业的股票。美国的非金融机构如保除险公司、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也由于法律上的原因难以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日德的法律则允许银行持有公司股票，根据德国的全能银行原则，银行可以混业经营，银行可以无限制地持有一家公司的股份。1986年，德意志、德累斯顿和考曼芝三家银行共同控制了西门子32.5%、奔驰61%、大众7.9%、拜尔54.5%、巴斯夫51.68%的股份。据1988年统计，德国银行持有公司的股票约占上市公司的9%，个人托管储存在银行的股票金额达4115亿马克。两者总和占德国上市公司股票的50%。⑤

三、公司治理的理念

（一）股东大会中心主义

从公司法理上讲，股东完成了出资后，就不是公司财产的所有人，而是不同于所有权的股权持有人。所有权向股权嬗变过程中自然衍生出来的股东权利主要体现为享受公司盈利分配和控制公司经营的权利，股东权利是控制公司是最高权力，与此相应，股东大会便是公司机关中的最高权力机关。这种以股东利益为公司最高利益的“股东本位”与以股东大会为公司运行的权力核心的“股东大会中心主义”成为公司的首要理念，并且，私法自治原则上的公司自治亦应当体现为股东自治。我国的《公司法》秉承的就是这种“股东大会中心主义”理念。

（二）董事会中心主义

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公司自治与股东自治已经发生偏离，现代公司自治已不能等同于公司股东自治，公司自治基于交易安全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股东自治，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股东本位”和“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受到挑战，“利益相关者本位”和“董事会中心主义”应运而生。这种利益相关者多边治理理论认为，公司作为一种有效的契约组织，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为了各自的目的联合起来的契约关系网络，公司不仅是物质资本所有者的联合体，而且是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和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连接点。

从“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嬗变，在公司法理和公司治理实践上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和挑战。现代公司理念由“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移，实质上触及的是公司权力分配这一核心问题，在“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原则下，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董事会只不是是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董事会完全受控于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可以通过公司章程的变更来调整。在“董事会中心主义”原则下，股东大会的权力由法律和章程明确限定。除此之外，所有经营管理公司事务的权力均由董事会行使，股东大会不得干预。但是，由于“董事会中心主义”不能完全符合当前现实及受到诸多问题的困扰，独立董事制度在美国形成并迅速引发了全球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我国现在正在展开公司治理结构创新的探索，无疑是对这一全球运动的积极回应。

四、我国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建设的思路

（一）公司治理理念与模式的选择

公司治理从“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变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这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需。随着股东大会地位的形式化，“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已经不能承担保护股东权益的任务了，而且，公司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公司治理中适当考虑债权人的利益有其合理性。另外，允许职工参与公司治理也是必要的，在我国开革开放的进程中，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法律有必要为职工提供保障。我国如果放弃“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允许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到公司治理当中，将更有利于保护相关权利人的权益，调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加快国家经济建设。我国的公司治理模式，类似于德日的股权集中模式。在公司的内部治理上，我国采用的是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履行执行和监督职能的二元治理型，这种治理形式在理论上要比英美的一元体制更具有有效的监督能力。但是，我国公司监事会形同虚设，实际没有尽到其监督职责，因此加强监事会的建设是我国公司治理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全方位建设

1.加强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由于德国和日本对证券市场的管制十分严格，使其证券市场和英美相比相对落后，德国和日本的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的治理也相对较弱，法人治理机制中最有效的部分就是德国的全能银行制度和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德国的全能银行制度是银行可以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不仅包括传统的银行服务，还包括投资和证券业务，不动产交易，进行并购等。所谓主银行，就是指企业接受贷款数额居首位的银行。

日本的主银行对企业的治理方法表现为相机治理：银行作为公司的股东，当公司财务良好时，只是作为“平静的商业伙伴”而存在；当企业经营出现问题时，主银行在不改变公司法律地位的情况下，由主银行所代表的股东集团来行使控制权，对陷入困境的公司进行救助。有鉴于此，我国的银行应当成为理性的经济人，改变银行分业经营的制度，使我国银行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培育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是公司治理不可或缺的要素，对小股东在法人治理中寄予很大希望是不现实的，重视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已是当代公司治理的重要趋势。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崛起，小股东可以不再选择“用脚投票”这种消极的方式，而是通过机构投资者争取公司的控制权。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有利于防止公司内部人控制，能对公司治理起重要作用。

3.重视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建设

美国公司治理的实践证明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我们对公司外部治理的建设也应重视。美国公司内部治理的机制也有缺陷，但是相对于我国的情况，我国因公司治理缺陷带来的消极影响要比美国严重，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有良好的公司外部治理环境。我国也应该从建设外部环境入手，完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

（1）加强上市公司董事及高层管理人员的责任。

（2）完善上市公司相关审计制度。

（3）强化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

（4）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一个良好的公司外部环境对公司治理至关重要。美国有健全的证券市场，能够有效地使股票的价格反映出公司的实际价值，这就使经营者不敢懈怠，因为公司经营不付佳，股票就会下跌，公司就会成为战略投资者收购的目标，股东也会“用脚投票”对经营者做出否定。美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也使得经营者时时存在被取而代之的风险，促使其认真经营。这些外部治理的因素，使经营者不敢背弃所有者的利益，限制公司因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在我国，内部治理机制改革没有好的途径的情况下，尽快完善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是切实可行的现实选择。

注释：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03页．

②道格拉斯·C·偌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6页．

③④张国平．公司法律制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188页．

⑤纪谓．股份制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