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学论文大全11篇

传统医学论文篇（1）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摘要】中国传统医学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厦。它的精诚合一的医德观、以人为本的医道观、“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以及朴素的生命质量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并给当今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颇多借鉴。

【关键词】中国传统医学；医学伦理观；医学伦理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其间随着医疗活动的延伸，历代医家的诊疗实践和辛勤著述，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和预防、诊疗、康复、保健经验，而且形成了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厦。

1精诚合一的医德观

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许多先进的医德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文献当推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著述的《大医精诚》篇，文中“精”“诚”二字把中国传统医德原则规范概括到极致。

1.1为医要“精”，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早在《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历代名医也纷纷从“精”“博”去要求自己。东汉华佗“游学徐土，精通数经”［1］。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医术的高明源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医要“多闻博识”。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为医医术要“精”。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言：“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明代医家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浅。”

1.2为医要“诚”，诚对病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告戒医家：“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行医之体要“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在病人家中“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灵醁兼陈，看有若无。”宋代《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提出，医者要赤诚济世，“凡病家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为医要“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反是者，为生灵之巨寇”。元代医家曾世荣在《活幼心书·为医先去贪嗔》也说：“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

1.3为医要“诚”，还要诚对同道作为一个医生，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宋代佚名《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中指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仍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批评褒己贬人的庸医：“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已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陈实功在《外科正宗》提出要尊重同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

2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中国传统医学在阐述治未病思想的同时，对医生作出了明确要求。《黄帝内经》中医分三等，名曰上工、中工、粗工。《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灵枢·逆顺》说：“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葛洪指出：“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2］。”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载：“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治病救人并不是做医生的根本目的，医生的根本职责应该是真正以人为本，促进健康，防病比治病更为重要。正如著名法国医史学家西格里斯在《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书中所说：“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其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

3“三才”统一的整体观

中国传统医学历来注重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人的疾病与健康，使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优势和特色。

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和思维方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中国传统医学就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整体观。《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举痛论》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灵枢·岁露论》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要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人体生命运动变化的规律，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灵枢·逆顺肥瘦论》说：“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是着眼于个体，还要考虑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心理因素等方面的作用。《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本神》指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此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素问·疏五过论》说：“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等等。到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又提出“医国-医人-医病”的整体医学模式。《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国”指的是社会因素，“医人”指的是心理因素，“医病”指的是生物因素，这种“医国-医人-医病”的医学模式就是从社会、心理、生物整体的角度来诊治疾病，非常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3］。

相应地，中国传统医学从整体上进行辨证论治。“辨证”的范畴涉及到自然、生物、社会、精神情志等多个方面。“论治”法则也多样化，张仲景认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4］，说早病防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主张“治病必求于本”，言治病求本；治病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即三因制宜；还有调理阴阳、调理脏腑、调理气血、扶正祛邪等法则。中国传统医学这种在整体中辨证，因人、因地、因时论治，在“三才”统一整体中把握个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特色，凸现出人文主义传统和精神，较为贴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4朴素的生命质量观

生命质量论是以人的生存质量或生活质量来衡量其社会存在价值和医学目的的一种伦理观［5］。但是，中国传统医学伦理中的生命质量观一般从自然素质和生理功能的角度出发，关注优生优育，思考生命质量，带有朴素的色彩。

早在隋唐时期，医家们从人的生命质量出发，重视母胎健康。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主张“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娠，故去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胎》中说，妊娠三月，“要居住简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弹琴瑟，调心情，和性情，节嗜欲，庶事清净，生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惠，无疾”。到宋代，医家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注意人口质量问题。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言：“盖医术之难，医妇人尤难，医产中数症，则又险又难”。主张婚育不宜过早，“合男女必当其年”；提倡婚前检查，“凡欲求子，当先察夫妇有无劳伤痼疾而依方调治，使内外和平”；强调有节，择时受孕，节欲保精；注重验胎，胎养胎教，对劣胎“宜下之”“以免其祸”。至明代，一些医家从摄生的角度谈及优生优育。万全的《广嗣纪要·寡欲篇》说：“求子之道，男子贵清心寡欲，所以养其精；女子贵平心定意，所以养其血。”张景岳在《类经·脏象类》中也说：“凡寡欲而得之男女，贵而寿，多欲而得之男女，浊而夭。”由此看来，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生命质量观形成由来已久，有些朴素的色彩，但是仍不失其科学性。

综而观之，中国传统医学在医德理论与实践、疾病和健康的认知等诸多方面形成的医学伦理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深刻地体现了医学的人道主义特质。当今，医学发展要走向整体综合的道路，并实现全面的关怀、对人的关注，提升医道中人性的温度和人道的精神，使医学不仅仅是科学，而且是人学［6］。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在医学这一发展进程中可供颇多借鉴。

【参考文献】

［1］杨士孝注.二十六史医家传记新注［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56.

［2］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6,240,326.

［3］杨鑫辉.中国传统心理治疗的科学性［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7,5（2）:123.

传统医学论文篇（2）

我国古代，诸子百家都论及并倡导伦理道德，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尤为重视伦理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古代文人的修身之道和追求目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医学自古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一门最具人文传统的学科，儒家道德思想对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主张仁义互助。这种思想反映在医药行业中，就产生了济世活人的观念。传统医学的目的是救治被病痛折磨的病人，保护人类健康。医生除了应具备治病救人的医术之外，还应当饱含治病救人的医学道德观念。因此，医德历来为医家所重视。本文从儒家的“忠孝仁义”等道德内容出发，结合传统医学道德的内涵，揭示儒家思想对传统医学道德内容的重要影响。

一、医乃仁术

“仁”是儒家最高道德标准，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做人要做“仁爱之人”，要遵守忠孝仁义等道德准则。“医乃仁术”语出自明朝王绍隆的著作《医灯续焰》:“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

纵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备急千金要方》以及历代名家著作，他们无不实践着“医乃仁术”的观念。《黄帝内经》称医学为“圣人之术”体现了对医学这样一门高尚职业和行医者应具备高尚道德的认识。从医者应贯彻儒家“仁爱”思想，按儒家圣贤的教诲行医，治病救人。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言“医之为道，若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清代喻昌也曾在《医门法律》中称“医，仁术也”。所以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既要了解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医学精神，更要领悟博大精深的传统医学“仁术”的精髓。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医学道德凭借医家的为人，自觉实践着医者的仁爱之心。孙思邀是实践“医乃仁术”的一代典范。《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书中首篇所列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系统论述了医家必须具有的医德规范。他说作为一个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应态度认真、一丝不苟。所以一个真正的“大医”，必须做到“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

“医乃仁术”之说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医儒一体。知儒理是对医生的基本要求，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一书中，专门撰写“医道通治道论”从病因、病理、治则、治法和治疗中如何掌握攻补兼施的尺度，与儒家礼乐兵刑的治国方略紧密联系，详细论述了治国之术与治病之道相通之处，充分证明了医儒一体。同样儒家认为医学为“生生之具”，医学的目的是仁爱救人，是儒家实现仁爱爱人的重要途径，因此“医儒同道”。正如《灵枢·师传》所指出的，掌握医术，即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由此可见医儒同道，医出于儒。

二、知医为孝

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孝道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提出了“百善孝为先”的做人根本。关于“孝”，《尔雅·释训》中的解释是“善父母为孝”，《说文解字·老部》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从这一观念出发，重视医药是必然的。习医术，既可以用来自保、尽孝，又可以推广用于救济世人，由此推断医术也是一门孝术。研习医术是服侍父母、尽孝行善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体现，故自古就右“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的古训。

《二程遗书》中言“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正如《论语·里仁》中所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儒家提倡忠君孝亲的道德观，而以医药侍奉双亲，正是这种道德观的直接体现，因此学习医道是尽孝道的基础，不学医则无法尽孝。例如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把自己的医学专著叫作《儒门事亲》，《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其曰《儒门事亲》者，以为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同时儒家的“为子孝，为臣忠”的谆谆教诲，也是传统医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孙思邀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君亲有急不能疗，非忠孝也。”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成为孝子而学医的人，也大有人在，如明代医学家王伦、唐代王煮、北齐的李元忠等。

历代名医从医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文人从医。在仕途不利的情况下萌发学医救人以表夙愿，因其具备了阅读医书与理性思考能力，阅读困难较小，易于培养医学兴趣；二是自己身患顽疾，久治不愈而寻求自救，在面临自己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强烈的求生欲望就容易激发学医兴趣；三是重要亲属患病或病死之后，由于特殊的情感激发了学医兴趣；四是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幼接受医学熏陶，为承家训而产生学医兴趣；五是一些具有特殊天赋者，因偶然的机缘表现出浓厚的医学兴趣。

其中第二、三、四种情况均出于儒家孝道的内容要求。如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东垣老人传》里记载金元医家李果走上学医之路是因为“母王氏寝疾，命里中数医拯之，温凉寒热，其说异同，百药备尝，以水济水，竟莫知为何证而毙。君痛悼不知医失其亲，有愿曰‘若遇良医，当力学以志吾过。’”金代医学家刘完素也因母病，三次延医不至不幸病逝，遂使之立志学医。这些都体现了儒家孝道观的精神实质认为忠臣孝子要时刻保证君父的身体健康就必须学习并精研医术。

由此可见，孝道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宋代著名政治家、诗人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千古名句，道出了医相从根本上是同宗的道理，这集中代表了古代医家的理念。据对《中医人物词典》收录的6200余位历代名医分析，有813人由儒转医，占13%,其中又有172人因“孝”的动机而习医，占弃儒行医者21%。

三、推己及人

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彼此互相关爱、真诚相待，即“仁者爱人”，“爱人”本身是情感的体现。同样，理想的医患关系也是如此所以，“医乃仁术，’即爱人之术。众多医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仁”，用“仁”规范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医疗行为，在医学实践中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理想。因此儒家的中心思想“仁”就成为了贯穿医德修养中的主线。在实施仁爱的过程中，仅仅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论语·卫灵公》)是不够的；更多的要做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因此儒家教导人们的是“推已及人”、“将心比心”。孟子也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公孙丑上》)。儒医对待病患需同样怀有推己及人的观念，就是以仁爱之心行医济世，是施行仁术。于是就产生了济世活人的宗旨。即要想到自己贫病的痛苦，就应当去关心、帮助贫病之人，因而要施药救助，体现济世活人精神，也就是儒家“泛爱众”的医学体现。因此，在儒家的教诲和影响下，医家在“行仁术”、“施仁爱”的过程中，倾向于“推己及人”的思维模式，即“急病人之所急”，根据自己的感觉和理解去治疗病人，去实践“仁”的基本内涵。对于病患应该一视同仁，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家人一样。孙思邀在《大医精诚》中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蛋，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枪。勿避睑滋，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清代名医费伯雄在《费氏医书》中也说“我欲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

四、重义轻利

儒家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重义轻利。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强调君子应把“义”放在首位。儒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的观念，对古代医家产生深刻的影响。众多医家都亲身实践以医济世，舍利取义。

现在人们用“杏林春暖”这个成语来赞美医生的美德，它记载的是三国时期的医家董奉‘旧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奉每年货杏得谷，施以娠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人”。这样的轻利义举也就成为了医家们争相效仿的典范。

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要求“凡大惬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利用医术索取钱财的人，历来为医家们所不齿。儒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的观念，倡导医家把良心作为道德的基础，从医者应有善良的心地，不可存私欲邪念，怀有救苦之心，淡薄名利，一心向善。同时还指出:“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强调“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吴鞠通行医记》写道:“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为立德。”清代名医费伯雄说:“为救人而学医则可，为谋利而学医则不可。”表现了古代良医重义轻利、一心救民病苦的高尚品德。

五、以德待患

“仁”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便是五常之一，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

传统医学论文篇（3）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三、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

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四、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参考文献】

[1]唐·孔志约.新修本草序[A].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11.

传统医学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3-0253-02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高职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时代价值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职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沉淀和积累，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为高职医学院校的教育提供了宝贵且丰富的教学素材。纵观医德所倡导的核心思想，以及社会普遍反映的医德问题，大多都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答案，例如：“推己及人”、“医非仁爱不可托”等，这些医德的理念世代相传，经久不衰，应该将其精髓引入高职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中，贯穿于高职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整个过程。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职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2014年5月4日主席考察北京大学在师生座谈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必须从中汲取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高职医学院校作为培养技术型医务人员的重要阵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学中来，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们担负起生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职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是内在统一的。在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的教育，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和价值观为教育的目的。例如其内容包括理想信念的教育、思想道德的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等，这些内容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不谋而合。在高职学院对医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善于挖掘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缺失及其原因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缺失的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所有的高校中都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学生们都非常的时髦，他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对西方的文化和节日非常了解，并被卷入“海外热”的浪潮中。最热衷于韩剧、美国大片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名人、名著等了解甚少，尤其是在高职院校，由于学生文化层次的差异，他们对中华优秀文化相关的知识十分薄弱。

（二）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缺乏的原因

1.高职医学院校教育的弊端。高职医学院作为职业教育的医卫类学院，主要是培养与社会接轨的医务人员，医学技术人才作为主要目标。学院都会比较偏向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教育，而对于基础课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一般都处于比较边缘化的状况，更不用说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的传承和教育。导致培养出来医务人员并不具备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社会适应能力和创造创新能力都比较差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脱节的重要症结所在，也是现在医患关系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2.教师正确地传授观念。在高职院校的课程教育中，教师应该对学生正确地进行知识的传授，除了重视本课程的传授之外，对其他门类的课程也不应该持有偏见。作为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老师，更应该对学生进行正面引导的同时，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要做好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地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除了高校任教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之外，需要全体的教师们共同地参与其中，对学生进行正确观念的传授。

3.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的影响下，很多高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目标非常的明确，这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就业率，让学生更好地就业就成为一个比较单一的培养方向。但很多的企业因为发展的需要，比较青睐复合型人才，他们更注重大学生的个人能力和综合素养，以及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我们在重视专业教育的同时也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和综合素养。

传统医学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维度　医学生生命观　教育

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生命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医学生将要承担为人类生命健康服务的工作，如何加强医学生生命观教育，提高医务工作者的素质是当前医学教育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所谓生命观是人们对生命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对医学生进行生命观教育就是教会医学生接受和认识生命的意义，尊重和珍惜生命的价值，使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医学生从小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接受了大量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品德的养成上和学业的精进上，不自觉的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维度下解读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对医学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贵生”的思想。教育医学生树立敬畏生命，珍惜自我生命的意识

1．1医务工作者拯救生命的事业是建立在对生命敬畏的基础上，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基础是树立敬畏生命的意识。什么是生命?生命“是以人类为核心的一切生命存在物的综合” “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全部生活实践对自我、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意义的自觉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生命的本源是“生”，“天地之大德日生”，“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周易·系辞下传》，因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人是万物之灵“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的生命具有神圣性和尊贵性“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黄帝内经》)，“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长也，而尊且贵”《太平经》。由于生命的尊贵和神圣，对待生命就有一种本然的敬畏。敬畏生命是建立在“戒忌”的基础上，当代法国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马克斯·韦伯也指出：“以此，即出现了一种伦理制度，而禁忌则为其最终保护。’只有戒忌才会从内心对生命产生敬重，由敬产生畏，形成对生命的崇敬畏惧和终极关怀。医学生将要成为使命得以生的天使而履行拯救生命的责任，只有把生命看做是神圣的，才能对生命怀有一种敬畏之情，只有把生命看做令人敬畏的神，才能在以后的工作者中做到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病人，从内心自觉形成一种拯救生命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从而善待生命，尊重生命和救治生命。

1．2珍惜自我生命是医学生未来从事拯救生命事业的基础和前提。首先，生命的存在是一切思维和社会活动的基础，生命在人的价值体系中有着最高的地位，没有生命一切就无从谈起。生命的最大特点是他的不可逆性“呼吸一过，万古无轮回之时；形神一离，千年无再生之我”(吕坤<呻吟语》)，“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故凡人一死，不得复生”《太平经》，对生命的渴求是人的本能，生命是最宝贵“名与身孰轻!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若“舍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庄子·让王》)。况且，个体的生命承载着家庭和社会的希望，珍惜自我的生命，才能对得起养育自己的父母，热爱自己的生命才希望自己的人生精彩，才会热爱自己未来所从事的事业，才能回报社会承担起拯救生命的责任。作为医学生将来要经常面对死亡和重生，对生命和死亡的感受必然会影响作为拯救生命的医务工作者对待自己生命的态度，医学生生命观教育要捎除医学生对生命的淡漠，学会珍惜自我之生命的存在。

其次，医学生将来要承担的是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在学校接受教育期间医学生就要学会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使自己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以应对未来艰苦的工作。最后，做为医学生将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心理脆弱、无助、处于死亡恐惧中，外界任何一点触动都可能激起其生的希望或者受到死的威胁。医务工作者对待自我生命的态度以及心理的健康程度直接影响病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医务工作者珍惜自我生命的情感必然能激发病人珍爱生命的欲望，所以，培养医学生珍惜自我的生命就是对病人生命的极大负责，也体现了医学拯救生命的终极意义。

2培养医学生崇尚“仁爱”的思想，学会善待生命

2．1培养医学生仁爱的思想情怀，善待珍重病人的生命

仁爱思想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仁的本义是“心中想着人的身体”，孔子讲“仁者，爱人”，“唯仁人，为能爱人”《大学》。我国古代著名医者扁鹊指出“人之所依者，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理于烦毒者，药也；济命扶危者，医也”(《要方·食治》)，“医乃仁术”，医家应为“仁人之士”。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推崇的仁爱思想与医学的最高宗旨仁爱救人，赤诚济世是相通的。

仁爱的思想对于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医学生未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的身心处于痛苦甚至危机之中，既不能以自己的形象给医务人员以美的感受，也不能以提供某种利益来唤起医务人员的情感，作为“仁人之士”的医者，能做到“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下)就是大仁。病人把对自身生命与健康的希望都寄托在医务工作者身上，如果医务工作者无视病人的祈求和痛苦，那就是最大的不仁。因此，医学教育中培养医学生大仁大爱的思想情感，“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行》，要用诚善的感情给予病人无限的关爱，把患者看做自己的亲人，把自己对亲人一样的爱给予病人，做到“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一颗仁爱之“大慈侧隐之心”(孙思邈《大医精诚》)善待病人。医学生有了珍惜和善待病人生命的意识，充分认识到“医乃生死所寄，治病人者首先应该爱人，不仅爱护、救治病人，还必须通过治病，将仁爱之心播散到普天下的黎民百姓”…，将来在医疗工作中，才能对患者一视同仁，普同一等，极端负责，才能真正做“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龚廷贤《医家十要》)。

传统医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236-02

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家的思想性格中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原始人道主义古朴遗风，始终把自己的命运、生命的价值同世道的变更、人间苦难的拯救紧密联系在一起，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毅力，演出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殉道传奇。从孟子“拯民于水火”“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襟；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感，这种职业信仰构成中国知识分子最珍贵的精神品格之一，孕育出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民族脊梁。医为仁术、割股之心，遍尝百草、以疗民疾，是医生的职业信仰；循循善诱、教学相长，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是教师的职业信仰；货真价实、信守承诺、童叟无欺、取之有道是商人的职业信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愚公移山、吃苦耐劳，是农民的职业信仰。礼贤下士、三顾茅庐，过门不入、夙夜在公，是为官的职业信仰；程门立雪、铁杵成针，悬梁刺股、凿壁偷光，是学子的职业信仰，职业信仰好比一种工作作风，一种道德精神，一种价值理想，影响或正在影响着无数的中国人。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古至今对于职业的记载与阐述也是比比皆是，但明确记载职业信仰的相关文字材料却是少之又少。目前大多数研究者对高校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以及职业信仰的研究非常少，笔者翻阅古籍、阅读相关材料，寻找从古至今有关职业信仰相关方面的研究材料，将前人对于职业信仰的相关记载材料分类，依次整理。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职业信仰的论述研究

1.爱业。爱业的实质意义在于热爱自己的职业。不同的人在同一的岗位上工作，做同样的事情，去除个人能力因素，更为重要的其实就是从事本工作人员的从业态度，换句话说就是对于所从事工作的热爱程度。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其意义显而易见：学习本领和从事工作，了解它的人不如喜好它的人掌握得快、工作得好，喜好它的人又不如以此事为乐趣的人掌握得快、工作得好。只有深深热爱着自己从事的工作才能够使自己在工作中不断得以充实完善，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论语中的道理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如何才能够胜任某种工作？深究其本源是在于工作者对于所从事职业的热爱，就是说“爱”是我们学知识、做事情的动力之源。环视古今，爱业精神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融入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新时代的雷锋精神、郭明义精神、王进喜精神等等都是爱业精神的最好写照，他们都把自己平凡朴实的工作做到了伟大，成了从业者的典范、人民心中的英雄。“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就是伟大的对爱业精神的最好诠释。

2.敬业。敬业的实质意义在于尊敬自己的职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对敬业的阐述博大精深，先师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敬其事而后其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於前也；在舆，则见期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论语・卫灵公》），“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论语・公冶长》）。古人更多地把敬业表述为“敬事”。总之，“敬”是崇敬、敬仰、庄敬、恭敬等，表现为言行专注而不随意。我们所说的“敬”，无论表现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还是人与职业之间，都蕴含着一种肃然的态度。朱子云：“敬是始终一事” “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谓”，《二程遗书》有载：“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辞海》中关于“敬业”的注解是引用朱熹的论述，“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单从“敬业”的角度来说，人们为什么要尊重、崇敬他所从事的本业，是因为敬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黄炎培作为现代职业教育创始人之一，他把“ 敬业乐群”确定为中华职业学校的校训， 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梁启超作为近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把敬业精神视为职业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所著的《敬业与乐群等论》中详细描述。伟大领袖提出的“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崇高思想， 更是从共产主义境界的高度对敬业精神做出的最好诠释。

3.研业。研道，方合于道。研业就是我们说的探索、研究“职业”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规律，使自己在未来的道路上合乎于职业规律的要求，按照职业规律的要求行事。古往今来多少功业卓越的成功人士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研业的前提条件是遵守职业规律。《礼记大学》中早有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里所说的格物致知，就是推究事物的法则原理而获得理性认识。它包含现在所说的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其内涵更为丰富。要将这种秉持格物致知的精神贯穿于职业生涯的始终。这种对职业的研究和探索，强调掌握并尊重事物的本质规律，通过深入的研究探索使职业落脚于合真、求真、成真。在我们所在的现实生活中，对职业研究的种种藐视、浅尝辄止甚至离经叛道等表现，都是对于职业的伤害和践踏。

4.精业。精业就是在日常工作中高度重视具体细节，耐心细致地完成自己的各项工作任务。何为细节，就是在一项具体工作中极易被人们忽视的环节或在一个整体中极为琐碎细小的组成部分，就是大家经常说的细枝末节。老子有云：“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孔子曰：“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论语・乡党》），荀子在《劝学》中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细节决定成败。有些人曾经忽略了细节，便有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之说，把细节等同于生活琐事与鸡毛蒜皮，认为重视细节就是浪费时间，做事情只求大概，不求精细。“有宋理学之宗祖”――周敦颐，政绩亦十分显赫，他一生仕宦三十多年，“凡所临莅，皆有治声”，张伯行赞其曰：“故当其出，则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当其处，则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可见重视细节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优良职业传统。

5.畏业。畏业的实质就是敬畏自己的职业。敬畏是人类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一种因智慧而严肃的人生态度，一种因博知而谨慎的处事态度。它体现在对人性的洞察，对秩序的遵守，对规律的尊重以及对自身局限的认知。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临事而惧”（《论语・述而》），说要表达的都是由“敬”而产生的“畏”，这种惶恐之感即是人类认识自己而产生的谦卑心，感知事业重大油然而生的责任感。孔子认为“敬畏”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内在的敬畏之心，一是外在的恭敬之行，内在的敬畏之心是外在恭敬之行的源泉。朱子的理念更是突出了“畏”的内涵，即以“畏”而释“敬”，使人们的内心总处于一种自觉、自省的清醒冷静的状态，由此而去体万物、悟万事。古语云：“天下之事，皆成于惧而败于忽”。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首先应常怀敬畏之心，正所谓“有所畏才能有所为”。任何的职业都是那么的博大精深，都需要从业者谦恭待之。

6.创业。创业是指在所从事的本职工作中应具备创新的精神。创新是人类所特有的创造性劳动的体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社会不断进步的核心动力，也是一个人职业发展的力量源泉。“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中的这首诗一语道破创新的深刻内涵。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中所要阐释的就是每日能创新，每日应创新，应创每日新的深刻哲理，从动态的角度来强调不断革新的伟大意义。同志说：“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同志指出：“要全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到2020年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同志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我们中华子孙的血液里流淌着一份拼搏与创新的精神，“北大荒精神” “铁人精神” “闯关东精神” “大庆精神”等等反映了中华儿女奋力拼搏、艰苦奋斗、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创业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宝贵品格。

传统医学论文篇（7）

近代以前，传统文化是中医药学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中医药学是科学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兴盛，传统文化因遭到摒弃而衰落，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都发生了转变。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中医药学既因其文化特性使本身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导致人们对其认同度降低，又因与传统文化的剥离，而遭遇现代化发展的困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发展历程与中医药事业发展实践表明：中医药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开展与进步，中医药文化研究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必须大力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复兴和弘扬中医药文化，真正实现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复兴与进步。

1.“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中医药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诞生的一朵人类文明的奇葩，与传统文化是紧密合一的。但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加之中国知识界科学救国的急切心理，反传统文化思潮在上个世纪初风起云涌，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正常继承和发展，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在这种情况下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就要求中医药加强自己的文化建设，必须构建和培育继承与创新的土壤，“中医药文化”作为特殊概念应运而生。

“中医药文化”的提出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对其内涵学界多有歧义。2005年8月在安徽黄山召开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对“中医药文化”的含义进行了初步阐释：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会议还确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即以中国哲学、文学、史学为基础，以中医典籍、中医名家、中医文物、中医史迹为对象，研究中医理论与临证发展规律、中医名家学术思想、中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及名家风范，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为区域中医药文化发掘，为中医药院校、医院、企业文化建设，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交流、传播服务，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这是国内学界首次确定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核心与范围，对进一步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对于“中医药文化”的定义学界还应进一步开展深入和细致的探讨，形成较为明确的研究领域。尤其要具有构建学科的意识，既要有学科概论性质的综合性研究，又要进一步划分研究领域，形成系列分支学科，并进行相应课程的建设。

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史阶段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发展相关的文化环境的变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医药文化研究的低潮时期。20世纪的中国始终存在一种反传统文化的思潮，阴阳五行学说遭到学术界的否定，对中医药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负面影响，西学强势文化的入侵和反传统文化思潮给中医药造成了严重后果，新中国成立初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在对待中医药上存在对待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同样的心态，认为只有来自于西方文化的西医是科学的、进步的，而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是不科学的、落后的，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抬西抑中、以西代中，阻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针对甚嚣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曾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又说：“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歧视中医药的现象，毛泽东发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我国巩固的医药卫生统一战线”的号召，并把“团结中西医”作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之一。在毛泽东的保护和支持下，中医药学术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中医药学术被提升到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在政府的倡导下，各地中医中、高等学校相继成立，中医药教育一改两千年来的师徒相授模式。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转变，则很难真正正确认识和传承、发展中医药。当时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批判地接收”，而实际情况是批判容易，接收难。而且在“新文化”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传统文化具有一种怀疑心理，阴阳五行理论也得不到认同。在“中医不科学论”思想的指导下，中医药发展走向了以西医改造中医的歧途，以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为准则，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与研究方法解释、整理、提高传统中医药就构成了当时中医药发展的主流方向，这种研究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到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孤立地将中医药定位于科学技术，把西医的一套科研方法强加在中医药的科研头上，用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用西医的“辨病施治”取代中医的“辨证施治”，进而取消中医药学的灵魂，取消中医药学的文化底蕴，其结果是偏离了中医药发展的轨道，在发展中医药的同时扭曲了中医药。受此影响，当时顺应时代的全国统编教材就有许多不足之处，使中医药教育出现偏差。1962年7月16日，北京中医学院“五老”给卫生部党组上书大力提倡传统中医理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呼吁大大增加中医课程的学习。正当中医药教育界总结中医药院校初期教学经验，讨论修改中医药教学计划，使中医药教育更侧重于传统中医药理论的教学时，“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使传统中医药理论与传统文化再次陷入被批判的境地，对中医药事业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二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兴起。基于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医药的文化特性逐步明确，中医药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文化政策。以1984年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和全国首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为标志，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了反思和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研究。1991年10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在北京召开国际传统医药大会，江泽民同志题词：“弘扬传统文化，振兴中医中药事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场中医药文化研究热在中医药学术界酝酿，并取得了系列成果：专题学术著作相继出版；相关学术会议如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及文化国际会议（1990）、中医文化研讨会（1991）、全国首届医学与人类文化学术讨论会暨首届中美医学文化恳谈会（1994）、95’中国医学文化学术研讨会（1995）、国际佛教医学暨港台中医文化学术研讨会（1996）等陆续召开；《医古文知识》（1993）、《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上海中医药杂志》（1997）、《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通过这种研究，中医药学单纯科技定位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要用文化定位丰富和补充其科技定位。对中医药文化品性认识的提高为中医药学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一是明确区分中医药学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健康开展中医药科研工作的认识前提。中医药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中医药现代化首先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但其蕴含的科学精神容易被其人文方法遮蔽，在中医药研究中，混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界限，误以科学手段和方法研究本属于人文文化的原理，只能导致混乱和人、财、物的浪费，如不加以注意，甚至可能导致伪科学泛滥。二是中医药现代化不仅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还应该是中医药人文文化的现代化。中医药不仅是科学，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是发展中医药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途径。中医药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对中医药基础的现代研究必须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方法相结合。中医药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外，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目前西方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现代医学模式已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从更广阔的社会心理文化背景认识人体健康和疾病，这正与中医药学的人文精神相吻合。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程，应该说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中医药文化研究有过于拘泥于古代文化传统的倾向，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宗旨是立今鉴古，不但要具有历史意识，而且要具有现代视角和当下意识，不但要总结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要吸纳现代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目前正处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医药文化不能独立于文化全球化之外。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绝不能故步自封、过于保守。要科学分析文化全球化形势，树立中医药文化的自信，展现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使中医药文化成为文化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中医药文化研究者具备保持中医药文化特质的能力，具备吸纳先进文化发展中医药文化的能力，具备与西方异质文化对话与融合的眼界和能力，从而保持中医药文化健康发展。尤其在对外交流上，由于中医药学独特的文化形式不具有科学文化的超越性和普适性，很难被其他国家和民族理解和接受，导致中医药学至今还得不到国际的普遍认同。至今，能从根本上承认和接受中医药的人群还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地区。而在欧美地区，中医药则很难进入正规医疗体系或通过他们所谓的认证，这就对广大中医药文化研究者提出了新任务和要求。

3.中医药文化研究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的基础工程

中医药文化研究是中医药学研究的前提，否则中医药发展就会出现方向性错误。中医药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只有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发生发展，才能真正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比如，不了解阴阳概念，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起源。再如，中医药理论与易学、道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医药典籍中存在大量以《周易》中的词汇命名药物、方剂、医籍的现象，甚至以易象、易理阐发、说明医理等。潘雨延先生说：“究夫《内经》作者的哲学思想，全部发挥老子的思想……”[2]刘力红先生也说：“我们知道中医的确有很浓厚的道学思想……因此在《内经》里，我们既可以看到许多易学的东西，又可以看到许多道家的东西。”[3]不深入了解易学、道学，就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内涵和精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在整理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方面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和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体的现代普通教育的推行，使国人的知识结构、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大大改变，并未能从根本上恢复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的本来面目，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表现在中医药教育上，习惯于数、理、化现代科学思维模式的中医药大学生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而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

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立足于比类取像的思维方式，以阴阳、五行、气等主要概念构建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历史验证，面对当前唯科学主义的困境，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意义。面对这样一份宝贵的遗产，只有在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其理论精髓和文化内涵，才能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而避免走上中医西化，甚至以西代中的歧途。

4.中医药院校应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中医药院校作为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专门教育机构，承担着弘扬光大中医药文化的历史重任。不同类别的学校应积极营造独具特质的校园文化，积极培育在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修养，作为中医药院校来说就应当积极营造中医药文化氛围，使学生切身感受到中医药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以利于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接受中医药精髓，形成中医药内在文化的创新能力。

4.1校园环境建设必须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好的中医药院校校园环境应使人处处感受到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如建筑风格、校园景点布置、校风、校歌、校园网等，甚至建筑物和校园道路的命名都可以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建设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4.2教学中必须加强中医药文化教育。要加大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有条件的学校应开设中医药文化课程。注重中医药的文化品性，使学生不但学习中医的“技”，更要形成中医药独特的思维方式，养成中医药从业者独特的文化品性。尤其要重视教材建设，“现在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文革”之后，中医教材建设没有能积极地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理论体系，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方面是不理想的，不是发展了而是萎缩了”[4]。

传统医学论文篇（8）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改变，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要求逐渐提高。如同各个行业需要职业素养，培养医务人员职业素养对于改善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各医学院校仍是以医学专业知识教育为主，职业素养教育相对仍然欠缺。如何对接受了较少职业素养培训的在职医务人员进行职业素养教育，目前尚无具体措施。我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是先秦时期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关于对人、对社会的认识，是教化和约束人们的最佳社会行为规范。学习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医务人员的医学职业素养。我科室自2008年以来进行传统文化学习，提升医务人员的职业素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将传统文化学习对医务人员职业素养培养的作用梳理如下：

1医学职业素养的定义

1994年美国内科医学委员会首先正式提出"医学职业素养"一词（medical professionalism ），此后开始了关于"医学职业素养"概念的探讨。国外学者认为医学职业素养是一个能够解释医务人员必须具备的特质和态度的理论结构，可以指导医务人员的行为。2011年我国学者提出这样的定义：医学职业素养，即医疗卫生从业人员在从事医疗活动过程中表现出的综合素质，它是医德医风、人道主义、专业水准三个方面的总和，它是一个动态的有机整体，是个人或组织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反映[1]。医学职业素养是指导医疗人员从业过程中的行为准则，是医疗人员必须具备的专业特质、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医学职业精神是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的统一[2]。只有具备了良好的职业素养，医疗人员才可能真正担当起其服务于社会的责任。

2学习传统文化对医学职业素养培养的影响

医学职业素养是为了完成医疗服务工作，在思想品德、理论知识及专业技能等长期学习和实践中所达到的技术水平以及在职业认知、人文关怀、行为规范等方面逐渐达到的正确态度[3]。医学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复杂的过程。系统规范的医学职业素养教育，可以使医患双方受益。尽管目前尚无标准的职业素养培养规范及措施，但我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优秀的传统文化规范了人们的社会行为、道德准则，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学习对素质教育的重要性，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学习同样可以在医学职业素养的培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1学习传统文化有助于医务人员培养正确的医德观念 《左传》书："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即做人，立功即做事，立言即做学问。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做人最重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人之根本。"立德"对于患者生命健康所托的行医人员，尤为重要。魏晋杨泉在《物理论。论医》中书："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也；非聪明利达不可人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如果医务人员人员懂得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并以"仁义礼智信"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及追求，将有益于医学职业素养的培养。"医乃仁术"，只有具备仁爱精神的人才可以做医生，古今中外，亘古不变。但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文化断层"，现代人很多不懂或不重视传统文化，失去了对最佳社会行为规范的追求。缺失的传统文化教育，真正造成的是素质教育的缺失。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学习对医学生的重要性[4]，但在医学教育乃至整个社会中仍然普遍缺失。加强传统文化学习将有益于医务人员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树立做人是做事的前提及根本的观念，对于医学职业素养的培养会有重要的影响。

2.2学习传统文化有助于医务人员努力提升专业水准 唐朝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论述了有关医者必备的素质，一是精，二是诚。有关"精"的解释："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即要求医务人员有精湛的艺术，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明朝裴一中在《言医。序》中写道："学不贯古今，识不通天下，才不近仙，心不近佛，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做医以误世"。医学泰斗裘法祖老先生竭其一生，献身医学事业，其座右铭是："做人要知足，做事要不知足，做学问要知不足"。医生是治病救人的职业，必须医术精湛，否则即便有仁爱之心，也枉为庸医。德才兼备是对医务人员的根本要求，医务人员有责任努力学习、认真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准。努力做到"笃信好学"（《论语。泰伯》），"止于至善"（《礼记。大学》）。

2.3传统文化学习有助于改善医患关系 有作者认为，现代医疗环境中，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越演越烈等，主要原因是医学人文教育的缺失。医学教育中导入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弥补医学人文教育的缺失[5]。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出发，实现医学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承接[6]。明朝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提到"医家十要" ，如：一要仁心，二通儒道，三精脉理，四识病原，五知气运，六明经络，七识药性，八会炮制，九莫嫉妒，十勿重利，等，对医务人员的德才有明确的要求，辩证应用于培养当前医学职业素养，将有重要的作用。《万病回春》中关于"医家、病家通病"的论述，更是可以对当今医患关系有很好的启示[7]。医学职业素养的培养，其核心是医学职业道德的培养。提高医务人员的医学职业道德，将有益于医学职业素养的提升。

医学的本质决定了医务人员应具备实效的治疗技术及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8]。清朝王旭高言曾这样说：医，仁术也。其心仁，其术智。爱人好生为之仁；聪明权变为之智。仁者余而智不足，尚不失为诚厚之士；若智有余而仁不足，则流为欺世虚妄之徒。作为医务人员，具有仁者之心尤为重要，只有发自内心尊重生命、不被利益驱使的医务人员，才可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服务于患者。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自本土，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将有益于培养医务人员的人道主义情怀，提升医学职业素养，有益于我国医学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姜恬，宛小燕.浅议如何定义医学职业素养[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24（6）：815-816.

[2]李本富.试论医生的职业精神[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19（6）：3-4.

[3]王玉，唐菲，王云峰，等.中国八年制医学生职业素养培育内容、方法与途径[J]. 基础医学与临床，2014， 34（4）：573-576.

[4]袁纲，李和伟，张荣兴，等.在德育中融入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与思考[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13，12（10）：1078-1080.

[5]潘秋平.医学院校医学人文教育的缺失与传统文化的救赎[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13，12（3）：291-293.

传统医学论文篇（9）

从网络小说对传统医学文化的描述来看，网络小说对传统医学文化的认识是复杂多样的。总体来说，对传统医学的理论与实践都作了充分肯定，基本态度是积极的，但也认识到了传统医学特别是古代传统医学实践的局限性。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传统医学理论与实践的神秘化认识。这种认识的主要观点是：传统医学有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神奇手段与效果，而高手多在民间。他们不出手则已，一旦出手，即令现代医学界大吃一惊、无法理解。《医道官途》中的张扬 （实际是隋代名医张一针），面对现代医学束手 无策 的 下肢 瘫痪、肝癌晚期、脑瘤恶化、险恶枪伤、无名绝症、非典病毒等各种顽症恶疾，以针灸、气功、古方等中医手段，一一解决，其手段让西医名博士感到匪夷所思。即使是面瘫、感冒等小病，也以其手段特别、一挥而就令人惊叹。《天才医生》中的秦洛，是一名现代中医世家子弟，可以用失传的一种针灸———太乙神针，以气功行针，连续救活36个病危新生儿。从科学性上来看，除了非典病毒以中药治疗有实践基础之外，其他大部分描述都很难有科学实证或可能性，是对传统医学手段的拔高虚构。而且，这种认识并非玄幻或修仙小说中故为神化的虚构，而是作为一种现实的认知出现在小说的叙述中，是对现实中传统医学理论与实践的神秘化认识，缺乏严格的科学态度。实际上，这是对传统医学理论与实践缺乏真正的认知，仅仅了解一些理论概念或传说故事，片面理解或想象，产生了这种神秘化认识。

二是对传统医学局限性的认识。这类认识，多数出现在涉及医学叙事元素的历史穿越与历史架空等历史小说中。小说的主人公因为灵魂是现代人，往往具有一定的现代医学常识，或者就是现代的中医或西医医生。《医统江山》的主角是西医医生，在一个架空的古代环境中大显身手，做了青光眼、断肢再接等高难手术，令古代中医医生束手无策的病症迎刃而解。《大唐小郎中》，主角身份是中医，灵魂穿越到唐朝人身上后，充分利用现代整理完备的中医学知识和技能，极大地提高了当时中医学的水平，其水准令一代神医孙思邈都大为惊叹。《寒门状元》 中的主角并不是医生，灵魂穿越到明朝人身上，也利用现代中医学的发展，以现代典籍齐全，某些方剂更加先进的优势，弥补古代中医学传承的保守和抱残守缺；以现代中成药的生产工艺和企业制度，来生产定方、定量的中成药产品，弥补了古代中药方剂的缺项。《唐砖》中的主角也非医生，却将现代西医的血型等知识、输血等医疗手段、系统分科等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引入唐朝，使古代中医个体行医、师门私授等局限性得到改观，建立了完整的医学学科发展体系。这些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一般都不是专业的医学工作者，却通过写作和点击“投票”表达了他们对于传统医学局限性的认识和评价。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小说并没有否定传统医学，而是在肯定传统医学的同时，看到了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三是对传统医学文化的游戏化认识。这些小说，一般都是玄幻小说或修仙小说，它们描述的并非传统医学，而是借用其理论框架，构建一个非现实、非科学的叙事体系。其中，利用中医学的经络学说，用来构建炼气练功的升级叙事系统；利用传统中药学的配伍学说，加上道教的丹药理论，用来构建炼丹升级的叙事系统；利用中医学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构建气功、武功、玄功、修仙等升级叙事系统……其想象力丰富，与网络游戏一脉相承，而且很多热门网络小说，如造化之门》等，大多以此也改编同名网络游戏。这类小说的作者和读者，虽然并不关心传统医学的理论与实践究竟如何，但在游戏化的写作与阅读中，也受到了传统医学理论观念、思维方式等熏染，其对待传统医学文化的基本态度也是积极的、正面的。

四是对传统医学文化全面正确的科学认识。这类小说极少，其作者能够以科学、历史的态度看待传统医学，并能够做出正确的描述。如《大国医》，其主角并没有穿越情节，而是一名古代国医带有传奇色彩的成长经历，虽然其中的叙事带有传奇性，却在传统医学的合理范围之内，符合传统医学古代的发展历史。其叙述的中医学内容也相当全面和丰富，能够给读者一个对传统医学相对全面、正确的认识。还有一些小说虽然没有全面的描述，却也表达了对待中西医的正确态度，如《医道官途》 中主角张扬表示：“这些药方全都来自我家的祖传，经过历史上无数次验证，中国的医学和西医不同，完全是两种理论，西医所谓的科学依据并不适用于我们的医学。双方各有长处，只有取长补短方能达到最佳的效果。”这样对待中西医的态度，无疑是科学和正确的。（本文由论文平台网提供，如有更多需要，可登陆官网咨询客服。）

传统医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258-02

一、引言

历史悠久疗效奇特的中国传统医学，几千年来护佑了中华子民世世代代的健康和幸福。中国医学历史上出现的伟大医学家常常德艺双馨为后人称颂，而不朽的中国医药著作更传承着中国医学的精神。目前，一方面希望通过中医进行保健和治疗的人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有人对中国传统医学持怀疑和贬抑，评价中医不科学，所以中医不可信。中医基础理论作为发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几千年来经中国医界人士不断观察、实验、思考而总结提炼出的原始系统论医学理论。今天，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现状，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反差和貌似复杂的悖论，值得研究。本文拟以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作为理论框架，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

二、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内涵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定义，科学假说指“根据已有的科学知识和新的科学事实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的一种猜测性陈述。它是将认识从已知推向未知，进而变未知为已知的思维方法，是科学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科学假说并非科学认识的目的，而是人们认识自然界事物本质和规律常用的理论思维方法和手段。

任何科学理论确立之前，往往有一个“建立假说”的阶段。人们常常通过大量的观察并积累一定的事实材料，对研究对象的某些现象和规律作出假定性的说明和判断甚至预见。

三、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视角下中医基础理论科学性分析

科学假说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科学假说是建立在一定实践经验基础上，并经过一定实践验证的理论。二，具有相当推测性。其的基本思想是根据不够完善的科学知识和不够充分的事实材料推想出来的，还不是对研究对象的确切可靠的认识。三，具有明显过渡性。科学假说是科学性与推测性的对立与统一，是真与假的对立与统一。这种对立统一的转化条件在于实践，实践是检验假说的唯一客观标准。中医基础理论在整体上符合科学假说的定义和特点。分析如下：

第一，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临床诊断治疗的基本理论原则，中国传统医学作为经验医学，由中医药从业医师经过几千年临床实践总结出来。就像剧毒的砒霜在中医里可以入药，但它的用量是由严格限定的，这正是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以大量医案、医方等方式把结论记载留传下来。

第二，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具有一定推测性。张方，李炜芳指出，中医药传统科学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现代科学思想，如系统论和演化论思想等。根据其“天人合一”理论，发展了丰富的象思维模型和方法，在人体生理、病理方面掌握了一定事实材料之后，根据以往掌握的确定知识，推测人体生理病理特点，总结病因病机理论，并在诊断治疗中加以验证。但这些认识仍有一些思辨成分，还不是人体生理病理方面完全可靠的确切知识和理论。但是，没有经过实验验证的理论不一定是“错误的”或“迷信”，因为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原先没有经过实验验证的理论可能在未来经过验证成为科学理论；

第三，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与现代科学概念下的科学理论相比较，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差别很大。倪培民指出，中医里面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哲学与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与近代科学的基本原则、公理和检验知识的标准有很大的不同。郑子新[4]认为，中医药是我国的传统医学， 两千多年来仍有顽强的生命力，正是来自于它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包括宇宙观、自然观、整体观、辨证观、论治观和平衡观及其治疗作用顺应人体生理病理规律而不干扰生命活动的自然性。因此，我们相信，随着现代技术在中医理论研究中的不断应用，很多原始形态的理论与现代科学理论发生了接轨和融通，因此中医基础理论具有从假说到科学理论明显的过度性特点。

对于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先师们不断观察、实验、思考而总结提炼出的基本的系统论的理论思想，几千年来从诞生一直到今天还在指导着中医医师进行临床诊症治病的有效的医疗实践。同时，中国传统医学是典型的经验医学，其诊治原理、原则和方法是中医药从业医师几千年来反复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这些数据也是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只不过中医药以经方的方式把最精华的结论记载留传了下来，而把几千年来中医药从业医师亲自尝试各种入药的原料的实验和配伍实验过程和患者服用的效果观察资料遗失了。不能因为这些历史资料的遗失而简单粗暴的认定中国传统医学是没经过实验而总结出来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中医基础理论没有经过实验验证”。

中医基础理论中确实存在着假说现象，这和其他任何一门学说并无二致。假说与科学理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科学的理论都是先提出一个假说，然后在经过试验验证，经过试验验证的假说就是科学理论。对于一个科学假说是否能够成为科学理论的问题，我们分两种情况来探讨。第一种情况，在“科学”或说“实验科学”不断发展的时空框架下，肯定有一些假说没有相应的实验条件，那么，我们只能通过理论来检验。这种理论上的检验包括假说的逻辑完备性、假说的逻辑简单性、假说的解释和预见功能。第二种情况，我们既可以理论检验，又可以进行实验验证，包括直接验证和间接验证。实验医学的手段可以完成这样的验证和论证。最终，那些经过理论和实践双重检验的假说，有的直接成为科学理论，有的经过修正、补充发展成为科学理论，有的被淘汰。

科学假说的存在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正相反，假说的作用十分重要。论者贺新华、刘奇研究认为，首先，假说是通向科学理论的桥梁，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科学研究就是沿着“假说-理论-新假说-新理论”的路径不断前进发展的。第二，假说是激发思维创造性的媒介。假说体现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动性，它在科学思维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第三，不同假说的争鸣有利于学术的繁荣。最后，错误的假说对科学的发展同样起着积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

我们把中医基础理论基石，即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都看作假说。到目前为止，这些理论的综合程度现代实验科学还无法验证，这种情况说明，我们所面临的许多未知领域，有待于今后不懈的探索。但是，五千年来中华医学的诊疗实践证明，依据这些理论进而产生的藏象理论、病因病机理论、治则治法理论等在逻辑上的确具有完备性、简单性以及极强的解释和预见功能。而且，这些具体理论目前正在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实验研究：在临床上，研究者从整体观念出发进行辨证论治，从“治未病”到“治已病”，诊疗活动都在日益深入开展。在科学研究中，从脏腑经络到器官组织，到细胞水平，到基因分子水平，其中很多都已证明中国传统医学的假说确实是“科学理论”。

事实上，中国传统医学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不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中尽善尽美，她也是需要不断发展前进的。假以时日，中国传统医学将日益朝着更深入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如果今天，打着“科学”的旗号对中国传统医学轻易否定或贬疑，那绝对不是科学的态度。

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理论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或“好的”，即“真”与“善”不是一个概念。对于医学问题，这一点我们尤其需要讨论。十七世纪以后，在西方实验科学框架下，飞速发展起来的以生物医学为核心、以科学实验为手段的现代西方医学，虽然目前全球普遍接受，但她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静止状态。因为医学解决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作为具有生命活力和主观能动性的生物体，既具有生物学属性，又具有社会学属性。所以西方现代医学的“实验科学”或“还原医学”模式也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因此，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

中国传统医学，在继承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的过程中，应在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的立体框架下全面快速发展，更高效更精准地为人类健康服务。因此，言说“中国医学不科学”有其合理成分，因为中国传统医学的所有原理不可能全部认识完成，这个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传统医学诊疗的有效性，是这门学问值得深入研究的根本原因，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对她的发展。而言说“因为中国医学不科学，所以它不可信”的人，则是对二者双重的误读与误解――对中国医学的偏见，同时对“科学”的迷信。

四、结语

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经过现代实验验证。但根据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的内涵，这些理论应该具有学术价值。显然，中国传统医学基础理论已经满足了科学理论在形式上的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概念、模型和规律表述，是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先将之看成科学假说，再经过不断实验验证，其中一部分理论将成为未来的科学理论，成为由科学概念、命题判断和命题系统组成现代言语体系。当然，这一认识的达成也需要中国人早日建立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和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包容态度。作者希望，在中国医学新兴的科学技术和传统优秀文化实现再次腾飞、复兴之前，希望国人包容、自信心态的养成过程早一天完成，对“中国传统医学”与“科学”的关系也能更好地认知。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2013-ZD-105）：中医药文化国际价值及其对外翻译传播研究。作者为项目主持人。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2]张方，李炜芳.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现代科学价值[J].时珍国医国药.2008，19（7）：1773-1774.

[3]倪培民.中医的科学性与两种科学概念[J].哲学分析.2010，1（1）：139-146.

[4]郑子新.中医学的科学价值与现状和发展[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31（1）：682-683.

传统医学论文篇（11）

中医学是以生命和人文为基础的一门学科，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学发展的跟进，也是中医学不断发展的动力。中医学是一种人文与科学双重属性同时具备的医学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名族特征，其发展需要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为跟进，并从中吸取精神养分。但是，在我国当今的中医学教育领域，很多学生都经过数、理、化等现代科学的长期熏陶，逐步形成了概念化、逻辑化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因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吸取较差，也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对于中医学理论的理解能力较差，甚至完全失去兴趣，所以，在中医学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医学的发展以及人才的培养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也有助于学生名族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感的增强。

1帮助学生建立中医思维模式

1.1体验思维

体验思维指的是人们在日常活动过程中，以各类经验的概括、分类、比较和积累为基础获得结论的一种思维模式。中医学的思维方式通常源自于中国传统哲学，其本质有在于生命哲学，中国传统哲学都是以精神、元气、阴阳、生、心、情、意、性等生命体验直接相关内容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经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维过程，逐步建立起各类事物与人类之间本质联系的认识网络，最终通于天地、返归内心，融自我和万物为一体。

1.2辨证思维

对于阴阳这一辨证矛盾范畴及概念的认识是中医学理论的开端和起源，阴阳两者之间是相互平衡、此消彼长、相互制约的统一体，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医辨证逻辑体系。按照阴阳消长转化、对立制约、动态平衡的逻辑关系对人体生命运动的各个节段、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矛盾运动进行规律性分析，能够获得一个逐级矛盾分析式的辨证逻辑体系。针对于疾病不同发展阶段的患者，实施相应的方法进行治疗，就是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思想，也是传统哲学中朴素辨证法思想的体现[1-2]。

1.3整体思维

中医学领域中的整体思维指的是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统一、人体自身完整性与统一性的结合，这也是中医学领域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在“天人相应”理念的指导下，中医学理论首先会将自然与人体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人又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体思维是中医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存在于疾病治疗、养生、辨证、诊疗、病理和生理的各个方面。整体思维是中医学辨证思维和古代唯物论的重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鲜明，也是一项重要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3-4]。

1.4意象思维

意象思维能够深刻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源，也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于中医学教育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意象思维能够为学生提供一种意象的思维模式，例如，阴阳、五行、八卦、干支等都是对中医产生深刻影响的思维方式，也为中医学“以象定脏”思维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医意象思维符合传统思维方式动态变易、直觉感悟的及统一整体的特征，其媒介为象征、类比的方法，能够对人体病理变化和生理功能进行灵活把握，也能够实现对于疾病诊疗、表现和生命现象的动态、整体思考，这一思维方式可以忽略逻辑的影响，因而也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中医学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医学学生对于患者疾病形成更加整体的认识，并与客观逻辑相结合，保证诊疗活动的准确性。

2加强学生传统医德培养

传统医德是中医药文化的关键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传统医德坚持“贵义贱利，自正己德”的基本原则、“医贵乎精，仁术济世”的精神价值、“医乃仁术，济人为本”的思想本质以及“生命至重，惟人最尊”的坚定信念，因而带有理性的光辉和人性的亮点。在中医学发展的数千年以来，传统医德都为医者提供了不断改善医技，树立道德的精神动力，这正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尊重人生命的本质。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修身文化，而这一理念在传统医德中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传统医德强调人的修养、行为事件医技慎独精神，这都是道德自律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仁术也是传统医德的中药内容，符合医学领域的职业特征和职能特点，是维系整个传统医德体系的重要内容。《本草纲目·序》中曾经提到：“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这不仅是儒家行医治病中仁术精神的重要实践，更是“仁”理论的充分体现，将“仁”和“医”两者融为一体，能够体现医生职业“好生之德”的特征[5-6]。

3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中医学教育十分关注学生的中医思考方式以及“师从自然”学习态度的培养，但是，从以往的教学方式和习惯来看，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医学教育，主要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教学，而在西方文化逐步渗透以后，中医学教育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结构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结构中以文、史、哲为主的教学内容和结构逐步转化为了以数、理、化为主，而这也是西方科学知识结构的中药代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数量概念理论以及分析还原的思维方式[7-8]。

从目前的中医学教育模式来看，虽然学生基本能够掌握教学的内容，但是，在现代西方思维的影响下，在学生切实进入临床阶段以后，其仍然会出现不知所措的情况，甚至是质疑中医学临床疗效，而课堂上学习到的内容逐渐变成了应付考试的工具，缺乏实际的应用价值，这就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当前中国教育系统的整体情况来看，已经基本没有了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智慧和哲学的教学内容安排，这就会导致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逐步疏远，甚至被完全以往。因此，在中医学教育甚至整个教育体系之中，都应更加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应用，在其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习题，从而深化学生对于中医学的领悟和理解，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实现中医学的发展和传承[9-10]。

4总结

综上所述，将中国传统文化应用于中医学教育中，有助于向学生说明人体疾病诊疗和病理的客观规律，吸取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精华，对生命现象进行更加客观的解释，同时，也有助于学生传统医德的培养，将传统文化融入其精神内核之中，从而更加深刻解释本土文化印迹。对于中医学学子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有利于其中医思维模式的建立，形成传统医德，激发学习的积极性，最终促进中医学的发展与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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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纲，李和伟，张荣兴等.在德育中融入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与思考[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13，12（10）：1078-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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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仁龙，任杰.隋前正史医事伦理探骊[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5，28（04）：50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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