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投资公司分析大全11篇

股票投资公司分析篇（1）

1研究背景

一个国家环保产业走向成熟的标志是环境服务业所占比重逐步增大。而目前我国的比重相比发达国家的50%到60%相对偏低，该现状为产业内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对环保产业中的国电清新进行投资价值分析。

2公司介绍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2001年，于2011年登陆深交所中小板，为一家主业从事大气环境治理，以脱硫脱硝为先导，集投资、研发设计、建设及运营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运营商，为部级高新技术企业。

3财务分析

3.1获利能力分析

数据来源：国电清新年度报告

由表4.3可以看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基本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在2013年，增长速度高达99.6%，主要是因为之前的项目稳定运营，同时有两个新项目投入运营。并且公司的利润总额、净利润都是逐年递增，表明国电清新保持了很好的盈利能力。

3.2偿债能力分析

数据来源：根据国电清新年报整理计算得到

由表4.4可以看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逐年递增，2013年增长到35.24%，但仍低于50%，说明公司债务风险不高；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前几年都保持在极高的水平，但是在2013年均明显下降。根据年报披露，主要因为公司业务扩张，建设项目增多，导致借款和应付款增多，流动负债增加。结合其所在行业的平均水平，尽管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下降，但仍控制在公认标准之内，说明该公司仍具有良好的短期偿债能力。3.3经营效率能力分析

数据来源：根据国电清新年报整理计算得到

由表4.5我们可以看出，国电清新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较为稳定，存货周转率较2012年有明显提升，总资产周转率也有所改善，考虑到企业所属行业的平均水平，这样的总资产周转率可以接受。

3.4成长能力分析

数据来源：根据国电清新年报整理计算得到

由表4.6可以看出，国电清新2011-2013年净资产、总资产以及主营收入都保持着增长，其中总资产与主营收入在2013年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主要是因为2013年之前承建的项目投入运营，带来大量收入。

3.5主要指标同行比较

与同行业公司进行比较时，笔者选取行业中另外几家发展较好的公司，如：中电远达。中电环保及碧水源。从成长能力上看，国电清新的总资产收益率和主营收入增长率很高，说明国电清新的成长能力较强，发展动力十足。从其他几个层面来看，国电清新的指标都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如流动比率中，国电清新为1.64位列四家企业中的第二，净资产收益率为8.07，位列第二，存货周转率4.79，位列第二，考虑到国电清新成立时间不久，从2011年才上市，这样的表现，作为一个资历较浅的公司，相当不错。

4结论

根据以上的财务分析，作者对该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更为看好，笔者认为，其在环保行业具有较大发展的潜力，国电清新是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企业。

作者：蒋韵格

    参考文献： 

[1]李亚兵，郭华勤.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财务分析——来自旅游行业的实例[J].财会通讯，2011（15）：61-63. 

[2]方红，贾晶晶.我国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统计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78-83. 

[3]倪倩芸.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的投资价值分析[J].经营与管理，2015（03）：137-141. 

股票投资公司分析篇（2）

有效的会计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是维护投资者利益的基本保障，也是投资者作出最理性的股票投资决策重要依据。虽然，我国在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基于股票投资视角对会计信息披露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

1 当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对股票投资的影响

在资本市场不断迅速发展的今天，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和来源。然而，有些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不高，直接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

第一，会计信息可靠性较差。会计信息失真的直接危害就是动摇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危害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及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上市公司披露其会计信息后，企业会计信息的外部使用人，包括股东、债权人、潜在投资者和其他社会公众，都会根据这些信息来作出自己的决策。这样，它不但会严重削弱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危害了广大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利益，使社会公众对会计诚信基础产生怀疑，也会从根本上动摇了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削弱和扭曲了证券资本市场的资金筹集和资源调配功能，危害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

第二，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几年来，我国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规定尽管不断完善，监管也有所加强，但仍不能令人感到满意。按照市场有效性理论的要求，上市公司所有与证券发行、交易有关的信息资料包括历史数据、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管理状况、赢利机会等应尽可能详细地公开，不得故意隐瞒、遗漏。而实际上，我国的许多上市公司以自身利益为中心，报喜不报忧，只公布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使投资者无法获得全面的信息，难以作出正确的投资，因而降低了市场效率。

第三，会计信息披露不及时。我国不少上市公司存在信息披露缓慢和延迟的现象，极大影响了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有效性。因此，保证会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是上市公司应尽的职责。从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以及定期报告来看，上市公司披露的及时性一般都能保证，但从临时报告的披露来看，则及时性就存在很大问题。由于股票市场监管机构往往难以准确确定一些重大事件在何时发生，因此监管的有效性不足。上市公司往往根据自身利益需要而决定何时披露重大事件，甚至与庄家勾结，配合庄家操纵市场而择机披露，从而降低了相关会计信息及其他信息的及时性，直接影响到众多股票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2 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措施

纵观西方国家资本市场的历史，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完善的会计信息披露，资本市场就不可能长期健康发展。可靠、充分、及时、对称地向广大投资者披露会计信息，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是上市公司必须履行的义务。

第一，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作为上市公司，应该意识到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上市公司应当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管制度，坚决杜绝出现经济交易失真、会计核算失真、会计信息披露失真等现象。此外，在市场上建立完善约束机制或监督机制，就能有效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的监督力度，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并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

第二，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在披露真实信息的前提下，信息的充分披露会增加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一方面，应鼓励企业自愿披露有关企业价值的信息和预测性的信息。例如，上市公司聘请专业人士，提高信息开发的效率；对所披露的财务报告作出补充说明，使其通俗易懂；不断进行信息反馈，了解投资者的需求，以便更好地进行会计信息披露。另一方面，市场监管机构和准则制定机构应当有效地引导企业进行充分披露，并给予一些政策来鼓励企业进行自愿披露。

第三，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首先，提高会计信息的时效性。虽然会计信息是一种历史的财务信息，但是主要反映已经发生的经济事项，决策是与企业的未来相关，所以必须及时公布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其次，上市公司必须加强对临时重大事项变更的披露。作为上市公司，有责任第一时间向股票投资者任何信息，不得故意拖延。再次，提高股市对信息的反应速度。作为股票投资者应时刻关注上市公司的动向，尤其是上市公司披露会计信息时，投资者必须迅速反应、及时判断，作出合理的决策。

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力量，会计信息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充分性、及时性及对称性是健全会计信息与股票投资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1］秦艳.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相关性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09：1-2.

［2］郑海玲.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反映行为相关分析［J］.财会研究.2008(12):211-212.

股票投资公司分析篇（3）

有效的会计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是维护投资者利益的基本保障,也是投资者作出最理性的股票投资决策重要依据。虽然,我国在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基于股票投资视角对会计信息披露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 

 

1 当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对股票投资的影响 

 

在资本市场不断迅速发展的今天,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和来源。然而,有些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不高,直接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 

第一,会计信息可靠性较差。会计信息失真的直接危害就是动摇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危害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及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上市公司披露其会计信息后,企业会计信息的外部使用人,包括股东、债权人、潜在投资者和其他社会公众,都会根据这些信息来作出自己的决策。这样，它不但会严重削弱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危害了广大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利益,使社会公众对会计诚信基础产生怀疑,也会从根本上动摇了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削弱和扭曲了证券资本市场的资金筹集和资源调配功能,危害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 

第二,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几年来,我国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规定尽管不断完善,监管也有所加强,但仍不能令人感到满意。按照市场有效性理论的要求,上市公司所有与证券发行、交易有关的信息资料包括历史数据、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管理状况、赢利机会等应尽可能详细地公开,不得故意隐瞒、遗漏。而实际上,我国的许多上市公司以自身利益为中心,报喜不报忧,只公布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使投资者无法获得全面的信息,难以作出正确的投资,因而降低了市场效率。 

第三,会计信息披露不及时。我国不少上市公司存在信息披露缓慢和延迟的现象,极大影响了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有效性。因此,保证会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是上市公司应尽的职责。从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以及定期报告来看,上市公司披露的及时性一般都能保证,但从临时报告的披露来看,则及时性就存在很大问题。由于股票市场监管机构往往难以准确确定一些重大事件在何时发生,因此监管的有效性不足。上市公司往往根据自身利益需要而决定何时披露重大事件,甚至与庄家勾结,配合庄家操纵市场而择机披露,从而降低了相关会计信息及其他信息的及时性,直接影响到众多股票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2 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措施 

 

纵观西方国家资本市场的历史,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完善的会计信息披露,资本市场就不可能长期健康发展。可靠、充分、及时、对称地向广大投资者披露会计信息,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是上市公司必须履行的义务。 

第一,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作为上市公司,应该意识到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上市公司应当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管制度,坚决杜绝出现经济交易失真、会计核算失真、会计信息披露失真等现象。此外,在市场上建立完善约束机制或监督机制,就能有效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的监督力度,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并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 

第二,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在披露真实信息的前提下,信息的充分披露会增加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一方面,应鼓励企业自愿披露有关企业价值的信息和预测性的信息。例如,上市公司聘请专业人士,提高信息开发的效率；对所披露的财务报告作出补充说明,使其通俗易懂；不断进行信息反馈,了解投资者的需求,以便更好地进行会计信息披露。另一方面,市场监管机构和准则制定机构应当有效地引导企业进行充分披露,并给予一些政策来鼓励企业进行自愿披露。 

第三,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首先,提高会计信息的时效性。虽然会计信息是一种历史的财务信息,但是主要反映已经发生的经济事项,决策是与企业的未来相关,所以必须及时公布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其次,上市公司必须加强对临时重大事项变更的披露。作为上市公司,有责任第一时间向股票投资者任何信息,不得故意拖延。再次,提高股市对信息的反应速度。作为股票投资者应时刻关注上市公司的动向,尤其是上市公司披露会计信息时,投资者必须迅速反应、及时判断,作出合理的决策。 

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力量,会计信息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充分性、及时性及对称性是健全会计信息与股票投资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1］秦艳.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相关性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09：1-2. 

［2］郑海玲.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反映行为相关分析［j］.财会研究.2008(12):211-212. 

股票投资公司分析篇（4）

（一）预防和安全的作用

财务报表分析作为重要的投资工具，财务报表的信息反映的是企业某一时点的财务状况，作为必要的投资工具必须不能以过去的绩效去推断未来的股票价值。如果从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公布的时间来看的话，财务数据有很大的时滞性；如果从股票价格的跌涨幅度与财务报表的好坏的关联度上看的话，投资者可以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历史信息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做出预测盒饭西，从而判断现在的股票价格和股票的价值知否相互匹配。从财务报表分析的角度出发，投资者利用财务报表对某一公司的股票价格做出合理有效的预测，从而做到安全有效的投资。

（二）判断最佳股票投资时间

投资者在进入股票市场之前，应当对股票市场处于多头还是空头市场进行认真地分析，要想做到多股票市场准确无误的把握，就应当从财务报表分析入手，去判断最佳的股票投资时机。

虽然财务报表不能对所有的股票投资问题进行确切的回答，但是它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真实状况，帮助投资进行风险评估，防止投资者在错误的时间进行投资。投资者通过分析财务报表的基本数据，再结合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股票市场成交量的大小来确定最佳的股票投资时间。

二、基于财务报表分析的股票价值评估

公司股票价值评估的目的是分析比较股票价值和股票价格存在的差异，并提供有关投资的信息，从而帮助投资者根据财务报表和市场状况估算出企业的股票价值，并与股票的市场价格作比较，判断出是否有高估或低估现象。基于这种价值投资理念，股票投资决策成功与否的关键是股票价值评估的准确性。同时，财务指标也是股票投资中不可小觑的因素。以下介绍相关财务指标和股票价值评估重要性。

（一）财务指标分析

财务指标是企业对该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进行总结和评价的一种相对的指标。对于一般的企业来说，财务指标包括偿债能力指标、营运能力指标和盈利能力指标等。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市倍率和市盈率等指标是非常重要的投资指标，下面就是对市倍率、市盈率及市盈率相对增长比率的介绍。

1.市倍率。市倍率是比较重要的筛选股票的工具之一。在一般的股票的投资的活动中，市倍率可以衡量一支股票的价值是否是被高估了还是被低估了，是非常重要的股票价值衡量的指标。如果一支股票的市倍率非常高，那么投资者会认为这只股票的价格很有可能比该只股票的价值高，因而未来的投资回报率是很差的；如果一支股票的市倍率非常低，那么投资者会认为这只股票的价格很有可能是比这只股票的价值低，未来的投资回报率将是比较高的。从以前的经验可以看到，如果股票市场的平均市倍率很高，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股票市场处于一个泡沫的时期，这个时候，投资者应当格外加倍的小心。通常情况下，市倍率高表示该公司成长的能力和该公司发展的能力是非常大的，也可以说明该公司的价值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是可以得到体现的。

2.市盈率。市盈率是决定买卖股票的最佳时机的重要指标。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在选择好了某一只股票的时候，还应当注意买入和卖出的时机，因为只有把握好了买入和卖出的时机，才可以获得最大的利润。在价值投资的角度看，市盈率能够帮助投资者找到买入或者卖出股票的最佳的时机。一般情况下，在证券市场上有这样的盈利率水平的标准，当市盈率为1至13倍的时候股票价值被低估；13至15倍的时候股票的价值是回归的；16至20倍的时候股票的价值被高估；21倍以上的时候就意味着股票市场存在着泡沫现象。但是，但是并不是所有股票的买卖有是依据这样的标准的。作为一个合格的投资者则必须要注重该公司的以前的经营状况和未来的经济走势，如果只是孤立的按照这样的盈利率标准去衡量是不是买入或者卖出的最佳时机的话，那么投资者很可能会对最佳投资时机判断失误，机械地运用市盈率不是股票投资方法的合理运用，这样只会导致错误的投资而不能获取很好的收益，甚至只有亏损的可能。

（二）基于财务分析的价值评估

基于价值投资的理念，股票投资决策的关键是首先进行股票价值评估，将股票价值和股票价格进行比较，判断是否存在高估和低估。在价值评估中，财务分析占重要地位。

1.账面价值法。首先分析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运用该企业的大量原始信息，再根据股票价值=公司账面价值+溢价的公式计算出该公司的股票价值。

这种方法简单明了，只要是懂得会计知识的人基本上都能熟练掌握，当然这种方法用的多了就会导致股市上股票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股票数量减少。从价值的角度考虑，虽然股票的价值低于了账面价值，不会有什么投资风险，但是股票价值低也说明了该公司的经营不景气，正所谓便宜没好货，如果将来该公司的经营业绩上升，股票价格自然会上升，如果将来业绩加剧恶化，股票会一文不值。总之，这种估值方法只适合短期初学者使用。

2.现金流量折现法。结合现金流量表中的数据并依附现在的折现率，利用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量能够准确的预测到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来估计公司的股票价值。这种方法能够避免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可以造假的可能性，因为现金流量表提供的现金流需要真金白银做保障，不容易出现造假的情形。会计学者都知道，单纯用现金流量表预测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量比较困难。但是由于在实务中，人们通常使用扣除了折旧、利息和税前盈余当做公司的现金流量近似值。但是，用现金流的近似价值来估算公司股票的价值很有可能会偏离股票的实际价值，因为企业的现金流本身是估算出来的，用未来的现金流去估算股票价值又是一个估算的过程，双重估算导致偏差是在所难免的事情。用这种方法计算，虽然能够大致估算到公司的当前价值，但是想尽可能准确的估计到公司的价值还的结合其他的方法才可以。

三、基于财务报表分析的股票投资策略

财务报表分析是进行股票投资的基础，股票投资的策略是建立在对某些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和其他相关事件的分析之上的，下面介绍有关投资策略的方法和步骤。

（一）宏观经济分析

根据世界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形势确定经济所处的阶段宏观分析是进行股票投资之前必须要做的事情，只有对经济的宏观分析把握准确了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投资中处于不败之地。因为不同的经济环境对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同样不同的经济环境对某一行业和某一公司的影响也不是一样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公司的发展前景都要受到行业的影响，并且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都要受到公司所处的行业的影响，所以投资者应当通过宏观分析和行业分析选择具有投资潜力的行业进行适当的投资。

（二）选择投资公司

1.公司的基本面分析。具体的情况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详细分析：一是公司所处于的行业，并且需要确定该公司的发展处于此类行业的哪个阶段，一般情况下，该公司如果是属于这个行业的成长阶段，那么该公司的发展潜力还是比较大的，未来的股票价格很有可能会升高；如果该公司是处在行业行业的衰退期，那么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很有可能在未来一点是时间内下跌。二是该公司处于该行业的什么位置，一些处于领先的或者是垄断的地位的公司，一般而言他们的股票价格会有走高的趋势。三是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情况是如何的，一个公司的管理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司未来的发展状况，因为一些发展不好的公司可能由于聘请了好的领导而走去事业的低谷。四是应当考虑公司在过去一段时间的经营和发展状况，虽然过去的经营状况无法说明该公司未来的发展和经营状况，但是投资者可以从过去的经营状况分析预测未来的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公司他们的发展状况一般情况下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2.基本的财务指标分析。投资者首先可以利用财务指标和其他的有关的材料，对该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进行比较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比较可以帮助投资者进行正确合理的决策。投资者可以将同一行业内公司的基本财务比率进行横的比较，再将某一公司的历年财务数据进行纵向的比较，从而得到该公司偿债的能力、营运的能力、盈利的能力以及发展的能力，再将这些能力在行业中所处的位置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得出该公司的投资价值。

股票投资公司分析篇（5）

股利政策作为现代公司财务管理活动的三大核心内容之一,是公司融资决策和投资决策的逻辑延续。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前提下的传统和现代股利理论基本上都忽视了心理、行为和社会对管理者和股东行为的影响。然而,现实世界不仅存在非有效市场,而且市场参与者的非理也对股利分配活动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特征的考察,运用行为金融理论分析不同股利政策的市场效应。

一、文献回顾

对股利政策的研究最早起源于1956年美国著名学者Lintner的开创性研究,自此以后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Shefrin和Statman1984年从自我控制、心理账户、后悔厌恶等行为金融学的角度解释了投资者的现金股利偏好现象。Fama等(2001)研究发现,Compustat中支付股利的公司比例从1978年的67%下降到1999年的21%。Baker和Wurgler(2004)研究发现,管理者的股利政策的变化可能反应出投资者对于支付股利公司和不支付股利公司的心态的变化。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只有近二十年的历史,由于国内外制度、市场有效性、股权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研究表明,我国股利政策也表现出与西方成熟市场股利政策的巨大差异。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关于股利政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和股利政策的市场反应这两个方面。就鼓励政策的影响因素而言,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公司规模、流动性、股东权益占公司总资产的比重、国有股及法人股比例、企业成长性、盈利能力等与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根据有关文献,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股利政策具有信号传递功能,也有个别除外,如原红旗(2004)认为股利在中国没有信息功能。在支持信号传递理论时,多数学者认为,现金股利并不具有信息效应,但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仍具有一定正向效应,或者说现金股利的信息效应远不如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显著。纵观我国学者关于股利政策的研究,绝大部分基本上都忽视了心理、行为对管理者和股东行为的影响。黄果等(2004),付磊(2006)对近年来崛起的行为金融学在股利政策理论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作了介绍。但从总体看,从心理与行为角度来分析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目前仍处于引入阶段,本文将运用行为金融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进行分析研究。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现状

(一)股利分配中现金股利分派率普遍较低,不分派现金股利的比例较大

根据对我国沪深股市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情况的统计分析,1994-2007年间,在分配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中,平均股利分配率达65.98%。但由于每年大约有一半的上市公司不分配现金股利,就上市公司整体而言,平均股利支付率不到35%,不但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明显比国外其他发展中国家股利支付水平低。从股利分派的统计分析(如图1所示)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率总体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07年,在派现的公司中,平均股利分派率不到37%,以所有上市公司计算,现金股利支付率只有17.49%。

(二)股利分配以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为主,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比重较大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中,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是我国股利分配的主要形式。以1994年前上市且连续5年进行股利分配的沪深发行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统计分析表明,仅派发现金股利的公司占样本公司总数的32.95%,发放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的公司占23.56%。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过程中,一些公司还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非股利分配活动与股利分配一起公告,派现、送股和转增等搭配实施,形成高比例分配的假象。以2008年为例,沪深发行A股的1 400多家上市公司在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中,仅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有633家,送红股而无其他分配的公司只有1家。但在派发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中,公告分配现金股利的同时还公告了转增股票的有112家公司,占分配股利公司总数的13.68%,既派发现金股利也发放股票股利的有34家公司,占分配股利公司总数的4.15%,同时派发现金股利、股票股利且转增股票的有38家公司,占分配股利公司总数的4.64%。

(三)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不稳定,股利分配缺乏连续性

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稳定性极差。从1994年前上市且连续5年进行股利分配的沪深发行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统计分析发现,连续4年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只占样本公司总数的13%,连续4年发放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的上市公司比例分别为2%和1%。即使是连续派发现金股利的公司,其派发现金股利数额、现金股利支付率等在各年的分布都非常不均衡。由于股利分配缺乏连续性,使得投资者难以根据公司过去和现在的股利政策推测公司未来股利和经营状况的变化趋势。

三、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迎合理论分析

(一)市场投资者的股票聚类分析及研究假设

如果一个公司长期不分配,未必是该公司一直有较好的投资机会。投资者一般总是以是否进行股利分配为标志股票进行归类。但根据对我国沪深股市的分析,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很低,加上税法规定现金股利还需征收20%的所得税,而股票买卖价差的资本利得目前尚未开征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使得买卖股票的投资收益一般远远大于高市盈率背景下的现金股利收益。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中的短线投资者仍多于长线投资者,他们中绝大多数投资者事实上对公司分多少现金红利并不太感兴趣,而感兴趣的是公司是否分配股票股利,以便在填权行情中获得收益。在我国,公司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与股利分配一同公告和实施,投资者一般对转增股本和股票股利都有较大的期待。因此,我国市场投资者一般以是否进行分配和是否分配股票股利为显著标志对股票进行归类,并将其分为不分配的公司股票、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股票、分配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的公司股票几个类别。根据以上聚类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分配股利的公司能够引起市场较强的反映,从而造成股价的正向波动;

假设2:不同形式的股利分配市场反应不同,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的市场反应要强于现金股利。

(二)公司股利政策市场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累计超额收益率法对股利政策的市场效应进行分析。累计超额收益率CAR的计算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法,确定分红预案公告日为时间0。窗口期为(-10,10)共21天,正常收益估计期为(-110,-11)共100天。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①个股实际日收益率:Ri,t=(Pi,t-Pi,t-1)÷Pi,t-1Pi,t:股票i在交易日t的收盘价

市场实际日收益率:Rm,t=(Pm,t-Pm,t-1)÷Pm,t-1Pm,t:沪深A股指数在交易日t的收盘数。

②用估计期个股实际日收益率对市场日收益率进行回归,求出每只股票的参数αi,βi,则

Ri,t=αi+βiRm,t+εi,t,其中误差项εi,t～N(0,δ2)。

假设每只股票的αi,βi不变,窗口期个股正常日收益率:

E (Ri,t)=αi+βiRm,t。

③窗口期个股日超额收益率:ARi,t=Ri,t-E (Ri,t)

本文以2004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2006年度分配预案公告的沪深A股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剔除金融类公司、ST和PT公司、以及交易数据缺失的公司,最后获得913个样本公司,其中不分配股利的公司为334家,仅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为392家,分配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的公司为187家。所有样本数据均来自CSMAR公司数据库。本研究数据分析处理采用EXCEL2003和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实证分析如表1所示:

从CAR与AAR统计检验表分析可知,市场对公司股利分配预案的公告都会产生反应。具体而言,分配股利的公司会受到市场的欢迎,特别是分配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的公司股票,公告前后一周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不分配股利的公司股票,在1%水平下明显的受到投资者的抛弃。据实证检验,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对其股价并没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并不完全一致。

通过进一步对超额收益率的配对检验发现,只有不分配股利的公司股票与发放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的公司股票,在公告前后一周的平均超额收益率在0.05显著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不分配股利与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股票、发放现金股利与发放混合股利的公司股票的平均超额收益率有差异,但都不显著。各种股利分配形式的平均超额收益率如图2折线图所示。

(三)投资者股利政策偏好的行为心理分析

统计表明,我国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公司不分配,其中大部分不分配的公司经营状况较差或很一般。也就是说,如果投资购买不分配公司的股票,不但分享不到公司盈余,在题材满天飞的我国证券市场,就连炒作利润分配题材的机会也没有,投资者当然就只好用脚投票。在股利政策市场效应的实证检验中,一旦公司公告不分配,投资者反应也最强烈,公告前后一周的平均超额收益率在0.0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我国上市公司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而来,其法人股比例大,成本低,较低的派现比率就能获得巨额现金红利,而伴随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配股与增发,法人股东又几乎全部放弃认购或只象征性的认购百分之一二。但流通股股东取得成本较高,相对于高市盈率下的股票购置成本来说,一年最多支付两次,支付水平低而且又很少连续分配的现金股利收益,难以满足或实现投资者生活与其他方面的开销计划,即使从所购买股票的公司分得现金红利,投资者往往也是把它作为追求资本利得的资金来源,将其用于进一步投资股票,而不像美国等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在心理存有用途迥异的现金股利账户和资本利得账户。这或许就是我国中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并不感兴趣,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在公告前后一周的股票超额收益率在5%水平下并不显著的主要原因。

通过送股和转增股本,客观上能使公司股票价格降低。由于中小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对公司发行股票股利行为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动机难以洞察,他们普遍看好送股除权后的填权行情。另外,投资者普遍存在投机心理,都期望尽快从股票价格的涨跌中获得资本利得,而不是打算从一年半载后公司可能分配的微薄现金红利中获取收益。当投资者不管公司实际情况如何,对发放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的公司报以乐观态度并推动股价上涨时,对投资者个人来说,这可能只是一种过度自信、时间偏好或证实偏差心理。但如果这种心理因信息披露机制的不完善和部分媒体诱导等原因而引起其他投资者盲目跟风,普遍追捧有送股题材的股票时,就会在市场中形成羊群效应。

(四)公司管理者股利政策的理性迎合分析

从我国沪深上市公司股本结构统计分析(表2)可知,实行股权分置改革以前,一半以上的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占公司总股本50%以上。实行股权分置改革以后,仍然有35%以上的公司,其国有股和法人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以上,国家和法人持股40%以上的沪深上市公司在2007年末接近60%。这些国有股和和法人股不但取得成本比社会公众股低几倍甚至十几倍或几十倍,而且又不在二级市场象社会公众股一样流通,其价格一般不受除权除息的影响。这种同股不同价的畸形股权结构,是国有和法人股股东与社会公众股股东对现金股利政策不同态度的现实基础和前提(见表2)。

我国沪深绝大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以上,这些股东成为上市公司事实上的第一大股东。他们往往通过向上市公司进行人事委派或者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高管人员兼任等办法,占有或控制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多数席位,达到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绝对强有力的控制权,其他股东在股利分配等公司重大决策上无法与之抗衡。加上法律、法规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这种畸形的公司治理,导致公司价值最大化这一财务目标被控股股东利益最大化所取代,哪一种利润分配方案对控股股东利益最大化有利,公司管理者就制定哪种分配方案。

股票股利客观上能够降低股票价格。绝大多数中小投资者在判断股票价值时,往往参考该股票价格相对于市场总体及该公司历史纪录的相对价格,认为送股后的价格更便宜,上涨的空间会更大。当市场普遍看好送股题材,形成对送股股票价格的过高预期时,公司管理者就利用投资者的价格幻觉,通过送股降低股价,诱导分析能力较差的投资者购买股票,促使该股票价格上涨,从而在股票填权过程中以较低的成本配股、增发(国有和法人股股东一般放弃认购配股),然后进行“资本运作”,实现控股股东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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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红旗.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85-209.

[6] 黄果,陈收.公司股利政策的行为金融研究视角[J].管理评论,2004(1):21-26.

股票投资公司分析篇（6）

作者简介：邢治斌，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 西安 710061）仲伟周，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 710061）

一、引言

股票价格波动一直是企业、投资者及监管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其中信息不对称对股票市场波动有重要影响。权小锋和吴世农（2010）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容易降低关于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越容易降低其股票的波动性。而信息在分析处理的过程中，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等一批信息投资者发挥着重要作用。{1}从理论上讲，机构投资者及证券分析师拥有专业的知识，强大的信息搜集、加工、处理能力，从而可以降低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稳定股票市场价格，然而中国的股票市场表现却并非如此。一方面，自2001年我国开始发展机构投资者以来，机构投资者迅速成为资本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截至2011年底，仅证券投资基金的数量就多达915只；伴随着机构投资者的迅猛增加，我国的证券分析师队伍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的过程，截至2010年底，我国证券分析师总数超过2 600人。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及证券分析师的迅猛发展并没有所预期的那样体现出稳定股市的功能，依然存在激烈地暴涨暴跌、个股炒作等现象，股票市场并没有因为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通过对信息的挖掘和传播而变得更加理性和稳定。为什么我国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会偏离理论的预测呢？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的增加是否真正降低了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机构投资者、分析师与股票市场波动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这些疑问已经成为机构投资者及证券分析师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对于未来管理和规范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将以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分析师跟进作为信息不对称的两个变量，分析其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另外，为了验证股票市场波动对机构持股和分析师跟进可能存在的影响，本文采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对机构持股、分析师跟进及股票波动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机构投资者与股票波动

许多研究认为，机构投资者与股票波动呈负相关关系。例如，Koh（2003）认为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来说是股东，是重要的监督者，他们能够迅速与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建立密切联系，成为一些重要信息的知情者，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他们有机会获取更多的高质量的信息，从而有效降低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降低股票价格波动。{2}Bohl and Brzeszczynski（2006）认为机构投资者要根据客户的兴趣及对流动性的永久需求采取投资行动，因此机构投资者可能不被鼓励甚至被禁止选择波动较大风险较高的股票，在这样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的交易会降低股票波动。{3}另外，相对个人投资者来说，机构投资者更应该遵守“谨慎管理人规则”以及规避风险，做出谨慎的投资选择，因此，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风险将呈现负相关关系（Oak and Dalbor，2008）。{4}也有许多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与股票波动呈正相关关系。机构投资者可能被波动较大的股票所吸引，他们认为风险大的股票意味着较高的收益（Ferreira and Matos，2008）；{5}蔡庆丰和宋友勇（2010）运用TARCH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基金业的跨越式发展并没有促进市场的稳定和理性，反而加剧了机构重仓股的波动。{6}另外，机构投资者的羊群效应和正反馈作用，可能会加剧股票价格波动（Campbell et al.，2009）。{7}还有研究认为，机构投资者与股票波动的关系不确定。例如，李广川等（2009）通过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与股票波动之间没有必然联系；{8}刘京军和徐浩萍（2012）则通过分析发现短期机构投资者的交易变化加剧了市场波动，而长期机构投资者对稳定市场具有一定的作用。{9}就已有研究来看，国内外关于机构投资者对股票波动的影响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考虑到我国机构投资监管不完善、公司治理不健全的实际情况及我国股票市场大起大落的表现，再加上机构投资者大宗交易行为、短期交易行为、超越市场收益的愿望以及羊群行为等，本文提出假设1：机构投资者持股没有降低信息不对称，会加大股票波动，即对股票波动具有正向影响关系。

另外，已有研究大多是分析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股票波动的单向影响，而较少考虑股票波动对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影响。Bennett et al.（2003）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构投资者会逐渐由低风险股票转向高风险股票，这表明上市公司股票的波动性风险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可能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影响。{10}许多关于机构投资者投资决策的调查表明，风险水平是吸引机构投资者选择公司股票的一个重要因素（Ferreira and Matos，2008）。因此提出假设2：股票波动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可能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影响，二者存在相互影响关系。

2. 分析师跟进与股票波动

关于分析师跟进对股票波动的影响研究，主要从分析师跟进与股票异质性波动的关系入手。例如，Schutte and Unlu（2009）研究表明股票异质性波动与分析师跟进呈负相关关系，分析师跟进有助于降低股票价格的噪声。{11}而冯旭南和李心愉（201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证券分析师跟进与股价波动同步性正相关，分析师较少反映公司的特质信息，而更多反映的是市场层面信息，我国证券分析师并没有显著提高资本市场效率。{12}蔡庆丰等（2011）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发现，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叠加会加剧市场波动性，可能导致流动性枯竭，容易引发市场信息阻塞，定价效率低下甚至引发资产泡沫。{13}另外，大量分析师跟进同一公司，虽然存在一定的羊群行为，但同时也意味着会给市场带来不同的私有信息，即意味着会有更大的意见分歧。分析师意见分歧越大，表明上市公司未来状况越不确定，股票价格越可能偏离其内在价值，从而导致更大的波动（储一昀和仓勇涛，2008）。{14}鉴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分析师较少反映公司特质信息，并且分析师的羊群行为、意见分歧都会造成股票价格大幅波动，再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上股市黑嘴时有发生，因此提出假设3：分析师跟进会加大股票市场波动，即分析师跟进对股票波动具有正向影响关系。

进一步，当分析师选择跟进一个上市公司时，股票波动也是其考虑的因素之一，因此，股票波动可能影响到分析师跟进某一上市公司的决策。一方面，波动较大的股票意味着较高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会更看重这些高风险股票的私有信息，并愿意为获取这些信息而进行额外的支付，因此，这种特殊的私有信息就会增值。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需要更多的分析师服务，波动较大的股票吸引更多的分析师跟进（Schutte and Unlu，2009）；{15}另一方面，随着股票波动的继续增大，不仅私有信息的价值增加，而且信息搜集和分析的成本也会增加，分析师又会选择跟进波动性较低的股票。因此提出假设4：股票波动对分析师跟进可能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影响，二者存在相互影响关系。

3. 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持股

证券分析师一般分为买方分析师和卖方分析师。在我国，买方分析师一般任职于机构投资者内部（比如证券投资基金），其研究报告通常只供内部投资决策参考，基本不会外流。通常所研究的分析师是指卖方分析师，卖方分析师主要任职于券商机构，专门为机构投资者提供研究报告以获取佣金收入，卖方分析师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行为的影响比较大。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是分析师研究报告的主要需求者，机构投资者持股行为也可能对分析师跟进产生一定的影响。鉴于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的羊群叠加行为（蔡庆丰等，2011），{16}二者的共同作用可能对股票波动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假设5：分析师跟进与机构投资者呈正相关关系；假设6：分析师跟进与机构投资者的共同作用可能对股票波动产生正向影响。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1. 模型设定及变量解释

根据前文的文献及假说分析，机构投资者、分析师跟进与股票波动三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关系。事实上，关于三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已有学者做出相关研究。例如，Sahut et al.（2011）通过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进与股票波动存在二次方程关系{17}。为了直观反应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借鉴Sahut et al.（2011）的做法，构建了如下模型。

DEV=f（ANAL，INSTO，ANAL×INST，control variables） （1）

INSTO=f（DEV，DEV2，ANAL，control variables） （2）

ANAL=f（DEV，DEV2，INSTO，control variables） （3）

在股票波动方程（1）中，为了验证假设1、假设3和假设6，使用分析师跟进（ANAL）、机构持股（INSTO）、分析师跟进和机构持股的交叉项（ANAL×INSTO）作为内生变量。在机构持股方程（2）中，为了验证假设2和假设5，使用股票波动（DEV）、股票波动的平方（DEV2）、分析师跟进（ANAL）作为内生变量。在分析师跟进方程（3）中，为了验证假设4和假设5，使用股票波动（DEV）、股票波动的平方（DEV2）、机构持股（INSTO）作为内生变量。股票波动（DEV）通常包括股票价格波动和股票收益波动，考虑到股市行情更多的表现为价格走势，所以本文采用股票价格波动作为股票波动的变量，用一年内每日收盘价的标准差来表示；分析师跟进（ANAL）用一年内对某公司跟进并做出预测的分析师人次来表示；机构持股（INSTO）采用机构投资者持有无限售流通A股比例来表示。

Schutte and Unlu（2009）认为，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每股收益、总资产利润率、公司成长能力是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对上市公司进行分析的重要考虑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对机构持股和分析师跟进产生重要影响，另外，Sahut et al.（2011）指出上市公司这些特征的变化以及股票流动性的情况对其股票价格波动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公司规模（SIZE）用上市公司年末总市值表示，其对数值记为（LOGSIZE），资产负债率（DEBT）用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表示，流动性（LIQUID）用一年内股票交易量与所有流通股数的比值表示，每股收益（EPS）用税后利润与股票总数的比值表示，总资产利润率（EPA）用公司净利润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表示，公司成长能力（GROW）用本期税后利润与上期税后利润的比值-1表示。

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的样本来自2005～2011年所有的A股上市公司，机构持股数据和公司成长能力数据来源于锐思金融数据库，分析师跟进、股票波动、公司规模、总资产利润率、每股收益、流动性、资产负债率等数据来源于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模型估计与参数分析

1. 整体回归结果

基于前文研究假设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分析师跟进和股票波动三者的内生性，如果通过单方程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可能无法准确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采用联立方程组模型，使用似无关回归法（SUR）进行估计分析。为了控制年度差异，在模型中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的股票价格波动方程可以看出，分析师跟进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表明分析师跟进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股票价格的波动，这与之前的假设3结论相反。可能的解释是，尽管我国分析师的发展规模还比较小，且存在信息披露不完善等因素，但是分析师跟进对上市公司信息的挖掘仍然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机构持股增加1个单位，股票价格波动会增加3.13个单位，这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1，即机构持股会加大股票价格波动。反映出我国机构投资者并没有对股票市场起到稳定的作用，反而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机构投资者持股不是降低信息不对称，而是制造了信息不对称，从而在较大的股票波动中获取高额的收益，这与我国当前的一些个股在交易过程中遭遇机构投资者快速拉升股价、突然砸盘、低吸高抛的表现相吻合。分析师跟进和机构持股的共同作用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验证了假设6，可能的解释是，虽然分析师跟进会抑制股票价格波动，但是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分析师，从而二者的共同作用促进股票价格波动。

由表2的分析师跟进方程可以看出，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分析师跟进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机构持股每增加1个单位，分析师跟进人次会增加7.33个单位，这反映出我国的分析师更加关注或更喜欢跟进有机构持股的股票，或者是机构持股比例较大的股票，这部分验证了假设5。股票价格波动对分析师跟进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股票价格波动的平方对分析师跟进有显著负向影响，分析师跟进与股票价格波动呈倒U型关系，这验证了假设4。倒U型关系表明，股票价格波动较小时，信息投资价值不高，分析师跟进人数较少，随着股票价格波动增大，信息投资价值也逐渐增大，分析师跟进人数开始增加，但随着股票价格波动的继续增大，信息投资的成本过高时，分析师跟进人数又开始减少，反映出我国证券分析师偏好波动适度的股票。

由表2的机构持股方程可以看出，分析师跟进对机构持股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分析师跟进每增加1个单位，机构持股会增加0.002单位，进一步验证了假设5，机构持股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跟进及其研究报告，反映出当前我国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关系。股票价格波动对机构持股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股票价格波动的平方对机构持股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机构持股与股票价格波动呈倒U型关系，验证了假设2。倒U型关系表明，股票价格波动较小时，机构持股比例较少，当股票价格波动由小变大时，机构持股比例逐渐增多，当股票价格波动过大时，机构持股比例又会开始减少，这反映出我国机构投资者既不喜欢波动过小的股票，也不喜欢波动过大的股票，显示出机构投资者追逐收益又适度避险的特征。

另外，从三个方程中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可以看出，上市公司规模对股票价格波动和分析师跟进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而对机构持股的影响显著为负；每股收益对股票价格波动、分析师跟进显著为正，对机构持股影响不显著；资产负债率对股票价格波动影响显著为负，对分析师跟进和机构持股影响不显著；总资产利润率对股票价格波动影响显著，对机构持股影响显著为正；流动性对股票波动影响显著为正，对分析师跟进和机构持股影响显著为负；公司成长能力对股票波动影响为负，对分析师跟进影响为负，对机构持股影响不显著；另外，年度哑变量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都比较显著，只是在不同年度有所区别。

总之，由表2的估计结果来看，假设1、假设2、假设4、假设5、假设6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假设3与实证估计的结果相反，但不显著。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果：第一，机构持股会增大股票价格波动；第二，分析师跟进对降低股票价格波动的效果不明显；第三，股票价格波动与分析师跟进、股票价格波动与机构持股呈倒U型关系；第四，分析师跟进与机构持股呈正相关关系，二者共同作用促进股票价格波动。

2. 分时期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分析机构持股、分析师跟进和股价波动在不同时期的相互影响关系，在此又分别对2005～2008年和2009～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如表3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论是2005～2008年，还是2009～2011年，股价波动与机构持股、股价波动与分析师跟进的倒U型关系没有变化，机构持股对股价波动呈正向影响，机构持股和分析师跟进在两个时期均呈正比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机构持股在2009～2011年对股价波动的影响系数低于在2005～2008年对股价波动的影响系数。2005～2008年分析师跟进对股价波动的负向影响不显著，而在2009～2011年对股价波动的正向影响在5%水平下显著。分析师和机构持股的共同作用在2005～2008年对股价波动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在2009～2011年，二者的共同作用对股价波动呈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控制变量在两个阶段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基本与总体回归结果一致，符号不一致的参数在统计上不显著。通过对不同时期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机构持股增大股价波动的实质没有变化，机构投资者有利用波动赚取资本利得的动机；而分析师跟进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开始更多的利用股价波动来为自己谋取私利。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分析师行业发展多年，对股票市场的稳定作用不大，反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规范分析师的行业发展迫在眉睫。

3. 分行业回归结果

由于不同行业的分析师跟进、机构持股、股票波动有一定的差异性，为了进一步检验前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在此选取了分析师跟进人次最高的金融保险业、分析师跟进人次最低同时也是机构持股最低的综合类行业、机构持股最高的批发和零售贸易业、股价波动最高的采掘业、股价波动最低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上市公司数量最多的制造业对模型进行了回归估计。每一个行业的估计都引入了控制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因为本文重点探讨分析师跟进、机构持股和股票波动的关系，故在估计结果中只列出了这些变量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机构持股、分析师跟进与股价波动的相互影响关系存在较大差异。对于综合类和采掘业的上市公司，机构持股是影响股价的主要因素，而分析师对股价波动的影响较小，分析师跟进主要依据股价波动的具体情况伺机而动，二者依然呈倒U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采掘业的上市公司，其机构持股与分析师跟进的相互关系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机构投资者在投资此类公司时，更多依据的是自己的内部研究报告，而不太需要外部分析师的研究报告。另外，此类上市公司尤其是采掘业公司，多数垄断行业，受到的行政管制也较多。对于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贸易业的上市公司，分析师跟进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分析师跟进降低了股票价格的波动，而机构持股、分析师跟进与股价波动的其他相互影响关系与总体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可能的解释是此类上市公司占据了所有上市公司的大多数，并且此类上市公司的生存状态更多的依靠自身的努力经营，较少受到经营之外的管制。对于金融保险业和电力煤气水的生产供应业的上市公司，机构持股、分析师跟进与股价波动的相互影响关系不显著，尤其是金融保险业，分析师跟进人次较多，但其对降低股价波动的作用却不大。可能的解释是此类上市公司，多数是国家严格控制的行业，不仅受到严格的行政管制和行业管制，而且受宏观政策的影响也较大，从而导致机构持股、分析师跟进与股价波动的相互影响关系被掩盖。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检验。第一，采用新的估计方法。表2和表3的估计结果是基于联立方程组并采用似无关回归法而得出，为说明结论不受回归模型的影响，本文又分别采用GMM、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机构持股、分析师跟进与股票波动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得到了与前面一致的结论，某些系数的显著性程度甚至更高。第二，根据上市公司的市值大小对样本进行分类，对不同规模的上市公司的机构持股、分析师跟进和股票波动情况进行分析。第三，借鉴刘京军和徐浩萍的做法，利用资产集中度、平均持股比例、重仓持股比例、持股集中度、持股稳定性和期间内换手率6个指标构建机构持股状态的变量，然后利用构建的机构持股变量对分析师跟进与股票波动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同样没有发生较大变化，限于篇幅限制，本文省略相关估计结果。综合而言，本文结果是稳健的。

六、结论及建议

本文使用2005～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构建非线性联立方程组模型对我国机构投资者持股、分析师跟进和股票波动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如下：从总体上来看，（1）机构持股不但没有降低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起到稳定股票市场的作用，反而增大了股票市场波动性；股票价格波动与机构持股行为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机构投资者偏好持有适度波动的股票，反映了机构投资者既追逐收益又适度避险的特征。（2）股票价格波动与分析师跟进呈倒U型关系，表明我国分析师既不喜欢波动过小的股票，又不喜欢波动过大的股票，反映了我国分析师对股票波动的适度追逐；分析师跟进对降低股票价格波动的效果不明显。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分析师跟进对稳定股票价格波动有恶化的趋势，反映了分析师利用股价波动来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现象非常严重。（3）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分析师跟进呈正相关关系，二者的共同作用增大了股票价格波动，反映了市场环境、公司治理及监管制度有待进一步提升。（4）另外，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机构持股、分析师跟进和股票波动相互影响关系差异较大。例如，对于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业上市公司，分析师跟进显著降低了股票价格波动，但对于管制较为严格的金融保险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采掘业上市公司，三者的相互影响关系不显著，反映了这些管制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分析师及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挖掘。

本文的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第一，分析师跟进降低一些上市公司股价波动反映了分析师行业的发展对股票市场的稳定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要加强对分析师信息挖掘能力的培养，但是，分析师偏好波动适中的股票反映出分析师消极的一面，因此要加强分析师职业操守的教育以及违反规定的问责。第二，机构投资者同样偏好波动适度的股票反映出其具有短期行为和投机行为特征，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和管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降低股票市场信息不对称，严格控制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从而尽可能的遏制机构投资者依靠兴风作浪获取资本利得的行为。第三，要推广分析师及机构投资者对制造业、批发贸易零售业上市公司的信息挖掘经验，并且减少对金融保险等行业上市公司的行政控制和行业管制，从而保证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更好的挖掘有用的信息，让这些公司在资本市场上依靠自身的努力经营来决定其生存的状态。

注 释：

{1}权小锋、吴世农：《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0年第4期。

股票投资公司分析篇（7）

在经济市场变幻莫测的新形势下，无论是宏观政策的些许变动，还是市场价格的上下浮动，均可能会对股票市场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甚至损失，从而促使谨慎投资变得尤为重要，而做好股票投资的关键又在于合理而全面的财务分析，毕竟只有保障财务信息准确而可靠，方能使得决策更为明智、正确，在此就股票投资财务分析测量加以重点分析。

一、财务分析对股票投资的重要意义

对于股票市场而言，股价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发行公司的经营状况息息相关，且这种影响一般周期较长，不容小觑，而在公司财务报表中可以反映出其经营状况，故股票投资者在进行股价衡量时，无论买卖动机为何，如进行投资或从事投资，还是交易方式为何，如短线交易或长线交易，均应明确理解损益表、资产负债表中的数字含义，以此进一步分析股票发行公司的财务比率，获取财务情况、运营状况、盈利状况等信息，为保证投资决策合理可行奠定坚实的信息基础，显然财务分析是进行正确股票投资的必要条件和必然选择。

具体而言，财务分析就是投资者对目标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科学分析和价值评估，以此正确认知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实效，明确财务信息变动对股价的积极影响和不利影响，以此进一步提高股票投资的安全性，增大获利的可能性，故财务分析被视为股票投资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构成。一般情况下，财务报表是财务分析的主要对象，而重点应就其中的公司获利能力、经营效率、偿还能力、拓展经营能力行分析，毕竟，公司利润的增长速率和收益高低是衡量其管理效能、有无活力的重要指标，经营效率关系到其资金周转情况，偿还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股票投资的安全程度，而拓展经营能力则是投资者是否进行长期投资的关注焦点，因此可以借助财务比率、差额等财务分析方法对目标公司的收益性、周转性、安全性和成长性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以期降低投资风险，获取可观收益。

二、做好股票投资财务分析的策略探讨

1.重视掌握目标公司情况

了解目标公司基本信息是进行股票投资的基础和前提，如之前出现的二级市场爆炒网络股，促使诸多企业盲目斥资投资进行触网，致使融资成本不断升高，甚至部分企业本金也有所损失，倘若投资企业事先就目标公司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则很容易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做好股票投资财务分析的第一步就是重视掌握目标公司情况。

首先是掌握公司概况，如了解其经营发展历史、是否具备理性的管理阶层、最近的投资决策是否脱离本行、公司股票人品作风、发展前景如何等，以此初步认识目标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避免盲目从众、效仿，蒙受不必要的损失，故在进行股票投资时应谨记，对企业的了解程度是关系投资成败的前提。

其次是掌握经营状况，若加以细分，需要分析的目标公司的业务经营信息主要涉及经营状况、主营收入、利润回收率、募集资金去向等。因为通过总结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纵向比较往年的业务收入、利润完成指标、募集资金流动情况等，可以对其业务经营、重大成绩、生产能力、潜在问题等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有助于后续投资的科学权衡。

再者是掌握财务数据，目标公司股价的重要影响因素一般为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股东权益及其比率、净利润、每股收益、净资产等财务数据，通常若净利润、主营收入同比增长较为明显，预示公司业绩突出，获利能力、成长能力等较强，若每股收益、净资产相对较高，则表示股东投资安全、回报率高，反之亦然。

最后是掌握其他信息，除了上述信息外，股本变化等也是值得掌握的信息之一，如当股本减少时，一般表示股价大于市场价格，而且公司的这一行为既可以减税，也可以降低费用，故投资者应予以积极关注；若股本增加，则表示公司投资增加，资产负债比减小，但应进行跟踪观察，以防每股盈余缩水；此外还应掌握公司的最新产品研发、投资项目、重大合同、巨额担保、诉讼事件、债务重组等信息。

2.强化公司财务指标分析

一是分析资产类科目；在应收款项中应就大笔款项进行高度重视，以免因分析不到位引发投资风险，如在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虽然三年以上的款项并不存在，但出现了两年以上的大额款项，即164，142，000与88，637，700，此时应加以分析，毕竟三年时间内的应收账款一般会被列为坏账准备；预付账款也是用于核算公司购销业务的，若合作方经营状况恶化，难以支持业务资金，则会发生虚增资产，故也值得注意；至于其他应收账款，如公司赔款、备用金、垫付款等，因其难以解释并收回，容易衍生虚增资产，需深入研究，此外递延资产、待摊费用等关乎未来的经济利益，需要加以适当的分析。

二是分析负债类科目；针对该类科目，应就其长期偿债和短期偿债两项能力进行重点分析，此时则会涉及下述几个财务指标：借助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析其短期偿债能力，考虑到流动比率与存货、应收账款等有关，若偏高，表示公司偿债能力风险较大，偏低又对股东和公司权益不利，故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而速动比率大小与流动负债是否安全相关，如当其为1：1时，表示流动负债与资产基本持平，可以进行短期投资；此外借助权益、资产负债率、负债与所有者权益比率，以及长期资产与资金比率可以合理判断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

三是分析现金流科目；因现金流量被视为公司的血液，应对其收支渠道、具体流向等加以重点分析，以此进一步了解目标公司的现金生产、融资、还债能力以及经营状况。具体可从投资和经营两个方面的现金流量着手，如某公司在2011.10.1-2012.10.1期间因经营活动而生成的现金流量净额中，虽然每期数额较大，但其他应付款和应收款也较大，对此我们无从判断是否存在资金操控现金流情况，故应予以深入了解，同时其未分配利润金额较大，但每期拟分配现金股利却为0，可见其利润存在嫌疑。

四是分析利润类科目；此时需要就目标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销售增长率、毛利润等进行分析，以此掌握公司整体获利水平、主营业务的竞争能力以及公司成长性等，可为选择短期或长期股票投资提供参考信息。

此外财务指标市倍率，可以对股票潜力做出重要分析，市盈率可为找准投资时机提供有力指导，PEC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股票投资风险，因此投资者可根据实际需要加以分析。

3.善于合理评估股票价值

能否合理评估股票价值，对于投资者进行股票投资尤为关键，此时可基于财务分析，利用科学工具和方法加以评估，如相对价值法，即 ，其中 和 分别表示目标公司价值和财务变量， 和 分别表示可比公司价值和财务变量；账面价值法，即账面价值+溢价=公司价值，此时需要借助大量的原始资产负债表信息；O-F模型，主要是由账面价值中净资产和将来剩余收益的贴现值分析企业价值，此时需要的是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经济增加值法，即税后净利润-资本投入 资金成本=EVA，其需要准确的损益表财务信息；此外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及其权益和自由现金流、剩余收益、股利贴现、调整后现值五种变形模型通常以财务分析为基础为评估股值、投资决策提供重要信息。

其实评估股票价值的关键在于预测盈余，因为有时投资者不能正确理解现金盈余和应计盈余对未来收益的影响，容易因此引发投资风险，故可利用本期现金盈余 0.855+本期应计盈余 0.765=下期盈余测试值选择股票；同时针对预测盈余中遇到的均值回转，建议投资者尽量谨慎评估股票价值，以免出现企业价值高估的情况；此外针对企业发展周期问题，即公司在成长时期、成熟时期、衰退时期的经营状况与其未来盈余关系密切，此时投资者可从经营、筹资、投资三大现金流关系着手进行系统分析和预测。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市场风险与日俱增的背景之下，如何做好股票投资显然已经成为投资者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而这必然离不开财务分析，因为只有系统而全面的了解目标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才能获取其真正价值，做出正确的决策，进而减少风险和损失，而且随着投资理念和决策方法的不断进步和完善，财务分析会逐渐成为股票投资者的金科玉律。

参考文献：

[1]吕琳琳.基于财务分析的股票投资策略研究.新会计.2012（12）.

[2]彭缅良.试析如何做好股票投资的财务分析.金融与经济.2010（06）.

股票投资公司分析篇（8）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4月26日

一、引言

中国证券业从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至今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中国的证券市场存在浓厚的投机氛围，投资者追求短期收益，因此规范证券市场，关键性的一步就是要引导广大投资者正确的投资理念。积极引导投资者关注公司经营业绩，培养“重投资轻投机”的投资理念，让证券市场真正发挥投资、融资作用，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因此发觉优质投资对象与评估股票投资价值是长期进行有效投资的重要前提。凭借聚类分析的方法，能更好地帮助投资者掌握和了解股票的总体特点，确定投资区间，并通过类的总体价格水平预测股票价格的变化趋势，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有利于找到优质的投资对象。

二、聚类分析在证券市场应用现状

聚类分析一般是将研究对象按其共性进行分类。它是建立在距离度量基础上的数据表现方式。其基本目的是发现变量（或样品）的自然分组方法。实际上，聚类分析就是通过事物之间不同的特征进行区分，将拥有相似特征的事物聚到一块，从而使得这一类的事物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聚类分析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指引证券投资的方法。首先聚类分析是通过对公司因素、各类股票的行业、成长性、收益性等基本层面的考虑，接着使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样本股票的相似度进行评估。尽管在各个领域聚类分析方法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但是在证券投资方面仅仅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并不能全部反映股票的特点。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究聚类分析的方法在证券投资中的应用价值，完善与丰富聚类的指标体系，从而使得该方法对广大的投资者更具有指导价值。

三、聚类分析在证券市场应用实证分析

（一）指标聚类。本文选择了30家上市公司，基于2016年的年度报告中的信息和数据，然后选取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每股经营现金流、净资产收益率、主营收入增长率、主营利润增长率6项财务指标，利用系统聚类分析的方法对所选取的公司股票进行了分类，为股票的选择和分析提供了决策依据。

1、盈利能力指标

每股收益=净利润/期末总股本

每股收益越高，反映出行业或公司的投资收益就越高，每股的获利能力就越强。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股东权益×100%

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了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用以衡量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率。净资产收益率越高，说明投资带来的收益就越高。

2、成长能力指标

主营收入增长率=（本期主营业务收入-上期主营业务收入）/上期主营业务收入×100%

主营收入增长率用来衡量和判断公司发展所处的阶段，以使投资者较为准确地判断该公司或行业正处于成长期、稳定期或衰退期，进而做出较为合理的投资决策。

主营利润增长率=（本期主营业务利润-上期主营业务利润）/上期主营业务利润×100%

主营收入增长率和主营利润增长率同时反映了公司拓展市场规模的能力，显示了公司重点的发展方向。通常来说，主营利润持续增长且占利润总和的比例呈上升趋势的公司正处于成长期。一些公司虽然年度内的利润总和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是主I业务利润却没有相应地增加，甚至还会出现大幅下降，这样的公司质量实际上并不高，或许存在着资产管理的费用即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也可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因此，投资者对于投资这样的公司，要提高警惕。

3、扩张能力指标

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期末总股本

每股净资产是每股所代表的股东权益额，它反映了每股最低限度的内在价值。

4、偿债能力指标。若企业的经营活动所取得的现金在满足了维持正常经营活动运转所必需的支出后，不能够偿清债务，而必须向外筹借资金来偿债，就表明企业财务状况有所恶化。即便企业从外筹借到新的资金，但是债务本金的偿还，最终还是取决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二）聚类分析。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利用K均值聚类分析得出结果，见表1。（表1）从表1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各种股票的不同类别。根据选择距离的差异，我们可以使用图形对股票进行新的分类。此外，根据聚类谱系图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种股票的聚类过程及其最初分类，从而我们可以知晓各种股票的亲疏关系程度。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大致可以将30个股票样本分为以下几类，见表2。（表2）

（三）分析结果。为了更加直观地进行综合分析，我们按照聚类分析在证券市场分析中应用时的指标评价体系的选择，把相应的指标汇总成表。（表3）

从上面聚类结果可以看出：

第1类：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高，表明了该类公司有较强的盈利能力；主营收入增长率与主营利润增长率较高，说明成长能力比较强；扩张能力和偿债能力是4类公司中最强的；属于高盈利、高增长性的绩优股，甚至会成长为比绩优股更优的蓝筹股。并且，该类公司的扩张能力也好，这类公司不管在资金、市场还是信誉其他方面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具有较强的综合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并且对市场的各种波动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此类股票是投资者实行投资的最合理选择。

第2类：属于成长能力非常强、成长性十分快的潜力股，但具有比较低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净资产。以上说明第2类公司只是在盈利能力和扩张能力方面显得较弱一点，但具有较高的主营收入增长率与主营利润增长率，尤其是主营利润增长率比较高，表明该类股票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有好的成长发展前景，比较适合进行长期性的投资。

第3类：该类扩张能力最差，其他能力较好；若要进行投资的话建议进行短期投资。

第4类：该类股票除了净资产较好之外，其他的指标都小于0，说明公司近期的经营业绩都较差，因此这类股票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投资者应当尽量避免这一类的股票。

四、小结

由以上聚类结果及其分析可知，聚类分析能够有效地对股票的收益性、成长性等进行分析，从而有利于投资者准确地把握股票的总体特性以及预测股票的成长能力，进而使投资者及时做出最佳的投资决策，以此获得可观的投资回报。这都表明了聚类分析方法在证券市场投资分析中具有有效性和实用性。

聚类分析建立的是一种长期投资理念，因此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自由化浪潮下，并且在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慢慢走向成熟的过程当中，提倡使用这种理性的投资分析方法，能够有效地做出投资判断，这样不但可以降低投资风险、规范投资行为，而且还有利于推动上市公司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从而建立一个良好的国内金融市场秩序。

股票投资公司分析篇（9）

Abstract： The average shareholding proportion of the largest shareholders i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exceeds 30%， and majority shareholders can make decisions directly based on superiority of control rights， while rights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are often ignored. To protect minority shareholders rights，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has guided the listed companies to implement internet voting system for shareholders meeting， and encouraged minority shareholders to participat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rough attending shareholders meeting. Up to now， the network voting practice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nearly 10 years and the voting mechanism has been improved greatly. However， voting rates of shareholders meetings are not high， and a large number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abstain from voting. Why have voting participation rates not increased while internet voting system for shareholders meeting has improved？ Which factors affect the voting behavior of the minority shareholders？ There are few literatures focusing on minority shareholders participating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esearches on abstention behavior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have not been fully developed yet.

Using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voting data of the companies listed on Shenzhen Securities Exchange from 20072012，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abstention rates of shareholders meeting and reveal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shareholders abstaining from voting.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1） reflecting the degre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dex of voting resolutions ″market attention″ and benefit dependency index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for investors participating in the vote. That resolution information of shareholders meetings is open to the public can help reduce abstention rates， and investors can be driven by their benefit to participate in the vote.（2）Investors participation in the vote is based on resolutions being concerned by the market. Abstention rates are high，even if resolutions relates to the rights of investors， unless the voting information is observed by investors. That is to say， benefit dependency can only influence voting rates of resolutions that draw high market attention. （3） According to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before the vote， resolutions a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good resolution″ and ″bad resoluti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abstention rates of these two types differ greatly. The benefit dependency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abstention rate of ″good resolution，″ but the impact of market attention on abstention rates is not significant. While market attention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abstention rates of ″bad resolution，″ and benefit dependency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bstention rates. （4）Accordingly， based on analysis and conclusion，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about minority shareholders participating in shareholders meeting.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理论分析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的投票行为有赖于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发展和完善，因此，我们首先回顾有关投资者保护的已有文献，进而结合投票制度和投资者行为提出文章的假设。

投资者权利保护首先依赖于公司内部治理，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能够降低外部环境的冲击，提高公司绩效从而扩大股东权益。La Porta等指出，投资者保护程度和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为有效监督管理者，大股东需要掌握足够的股份，股权集中成为外部法律机制的一个替代[7]1150。白重恩等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投资者权利保护，同时投资者愿为治理良好的公司付出可观的溢价，即公司治理与市场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8]8889。除了内部治理结构对投资者保护产生影响外，外部环境的保护功能也不容忽视。辛宇和徐莉萍讨论了公司所处地区治理环境在股改对价和送出率确定过程中的作用，发现较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会降低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本，并显著缓解机构投资者和非流通股股东“合谋”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现象[9]130131。陈俊等从外部审计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新股发行市场投资者权利保护机制，发现外部审计质量能部分解决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治理冲突，但有效市场约束机制的匮乏导致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治理冲突难以引发有效审计需求[10]101。Burkart等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投资者保护的法制环境在控制权市场竞争中发挥的作用，证实更高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能抑制并购后控制人掏空公司资源[11]1129。

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的外部股东，会利用掌握的投票权推动公司治理的转变。机构投资者可以采取投票权、与高管（或董事会成员）进行谈判、提交投票议案等方式引导公司内部治理的变革，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6，12] 。薄仙慧和吴联生从盈余管理角度分析国有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指出国有控股和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但机构投资者的积极治理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受到限制[13]89。同时，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机制并不完善，股权结构高度集中，机构投资者力量弱小，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还有待提高[14]122。

为更好地保障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用手投票”的权利，中国证监会在2004年《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以引导上市公司实施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制度，沪深两大交易所根据证监会的安排拟定了关于网络投票的实施细则，网络投票制度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得到迅速推广。国泰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显示，在2007―2012年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共举行股东会议34 700次，开展网络投票比例为1619%。

投资者通过投票参与公司决策，投票表决董事选举、并购重组、新股发行、公司章程修改等重大事项，行使股东权利。同时投票过程也建立起股东、董事和管理者之间的沟通渠道，有利于维护自身权利。但囿于数据缺乏及投票动机的不易观察，针对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研究尚未深入展开。本文尝试结合中国现有投票机制和投资者特征，分析中小投资者参与网络投票的动机，推进关于投资者权利保护的研究。

（二） 研究假设的提出

在现实中，投资者参与投票的行为必然受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在股权集中的公司中，投资者的投票行为对股东大会的影响较小，在自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中小投资者的理性选择即是市场投机[15]7576 ，投机行为的存在使更多的投资者放弃参与股东大会投票。在问题严重的公司，管理者或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中小股东利益无法保障，因此，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水平将影响普通投资者的投票行为[3，16]。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投票首先需要获取股东大会投票议案的相关信息，投票信息为外部所关注是投资者参与投票的基础。徐莉萍和辛宇通过分析股权分置改革下媒体的治理职能，发现媒体的广泛报道可以提高中小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投票的热情[17]4445。在获取投票信息后，理性投资者会根据议案内容的利益相关性权衡投票的成本与收益，以此来决定是否参与投票。

因此，结合投资者参与投票的条件和动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投票议案信息不对称程度、利益相关性与股东弃权率直接相关，议案被市场关注程度越高则弃权率越低，议案利益相关性越高则弃权率越低。

投资者弃权行为的两大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可能并不相同，股东只有在获得投票信息后才会基于利益相关性、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决定是否参与投票。即使与投资者利益有极大关系的议案，若不被投资者关注则弃权率也会较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投票信息被外部投资者关注越低，则利益相关性对弃权率的影响越小。

已有的研究发现投资者对待股票的盈利和亏损的心理存在差异，根据Kahneman和 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18]263，投资者继续持有盈利股票的效用要小于卖出盈利股票的效用。当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既有盈利股票又有亏损股票时，投资者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而将亏损股票保留在投资组合中，回避现实损失，这一现象在行为金融学中称为“处置效应”。股东在参与投票时，议案的收益性质将直接影响其投票行为，好议案能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或者引入更好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给投资者带来显著正向的收益，而坏议案只会给投资者带来负收益。因此，两类议案对股东投票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于是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投资者参与好议案和坏议案投票的动因不同，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利益相关性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在两类议案中存在差异。

三、 样本选择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7―2012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全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数据样本，并按如下标准进行筛选：（1）同一次股东大会中不同议案投票数可能存在差异，选择投票数最高的议案作为本次股东大会投票数，合并同一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信息；（2）考虑到投票成本，剔除只进行现场投票而未开展网络投票的数据；（3）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4）剔除ST 公司和数据不完整的公司。股东参与投票数据、公司财务和治理结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避免异常值对模型分析的影响，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普通多元回归分析中，对变量进行了1%水平的Winsorize缩尾处理。在使用分位数回归分析中，为充分发挥分位数回归的优势和特点，直接采用原始数据回归而不做任何处理。

（二）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由于大股东参与意愿比中小股东更高，使用弃权率变量（Non_Vote）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中小股东的投票行为，具体的做法是计算未参与投票股份占总股份的比值。

2.解释变量。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反映出投票议案被外界关注的程度，以此来吸引投票者参与投票。许多文献采用媒体关注度和分析师关注度来反映外部机构的关注度，但这些指标并不能衡量出投票信息是否真正被投资者关注。投资者针对市场信息的反应，直接体现在股票成交量上。据此，借鉴权小锋和吴世农的方法[19]100105，选择投票前60天内的换手率（Turnover）作为投票议案的市场关注度，直接衡量投资者对投票议案的关注程度。

对于利益相关性变量，许多文献使用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水平来衡量与股东利益的相关程度，但该项指标并不能反映单个议案内容与股东持股收益情况，并且关联交易水平与股东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传统理论认为关联交易是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会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2021]；另一方面，关联交易可以促进内部资源的有效转移和融合，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增加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2223]。本研究参考孔东民等的方法[3]22，采用会议投票前股票累积异常收益（CAR，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来表征议案利益相关性变量 一次股东大会通常审议多项议案，由于难以区分具体议案对投资者收益的影响，因此利益相关性变量反映的是同一次股东大会中全部议案对股东收益的综合影响。，因为市场的收益本身包含了关联交易在内的各种信息。在变量具体计算上，采用事件研究方法，以投票日为事件日，若投票日无交易，则投票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事件日。利用市场模型度量出股票的超额收益，计算出所有窗口日的超额收益之和为累积超额收益。即对证券j，记其收益率为Rj，t，根据市场模型Rj，t=α+β Rm，t+εi，t，计算出回归的拟合值R^j，t，其中εi，t为白噪声，Rm，t为市场组合收益率，本文选择深成指收益率来表征市场组合收益率。这样证券j在时刻t的超额收益为ARj，t=Rj，t-R^j，t，由此可计算出在窗口时间（t1，t2）内，证券j的累积超额收益为CARi（t1，t2）=t2t=t1ARj，t。我们分别采用投票前三天异常收益率CAR1、前七天异常收益率CAR2、前三天异常收益率的绝对值Abs_CAR1、前七天异常收益率的绝对值Abs_CAR2分别衡量投票议案的利益相关性（CAR）。

3.控制变量。考虑到公司内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对投票行为的可能影响，本研究选择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参考伊志宏等[24]136、姜超[25]434435的方法采用深交所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考核评分（disclosure）。股票的估值水平高低能够带动投资者的情绪进而影响股东参与投票，因此，本研究控制住股票估值程度，用投票前60天的平均市净率（PB）衡量。此外，从公司治理角度，考虑了与股东弃权率紧密相关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P1）、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P2-10）、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情况（Duality）、董事会规模（Director）、独立董事比例（Indpen）、公司性质（Type）、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Debt）及行业虚拟变量（Ind）。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Non-vote=α0+α1Turnover+α2CAR+α3P1+α4P2-10+α5Disclosure+α6PB+α7Type+

α8Duality+α9Indpen+α10Director+α11Size+α12Debt+Ind+ε（1）

具体的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样本公司的投票弃权率为47224%，有近一半的股份未参与股东大会表决，弃权率的最大值为94426%，可见在极端情况下即使开展网络投票也仅有少部分股东参与投票。样本公司的整体信息披露接近良好的水平，Disclosure的均值达2935。CAR1和CAR2均值为负，表明在股东大会投票前往往伴随着股价的轻微下跌。

四、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 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因素

本文分别以投票前三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1、绝对值Abs_CAR1及前七天异常收益率绝对值Abs_CAR2来衡量利益相关性，采用方程（1）进行回归，检验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利益相关性对弃权率的影响，表2显示了回归结果。表2的（1）、（2）、（3）列是在控制住P1、P2-10的基础上分别考察市场关注度和利息相关性变量对投票弃权率的单独影响，（4）、（5）列是考察它们对弃权率的综合影响。考虑到公司治理和财务的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计算了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以及模型整体方差膨胀因子的平均值（Mean VIF）。结果发现上述回归中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VIF均处于[0，2]区间，模型整体的VIF平均值均在128左右，可以认为样本数据中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

回归结果表明，投票议案的市场关注度越高则弃权率越低，股东大会的议案信息被公众和股民所了解，有助于降低股东的投票弃权行动。利益相关性是投资者参与投票的重要动因，中小股东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参与投票。对比Abs_CAR1和Abs_CAR2的系数可以发现，Abs_CAR1对弃权率的影响更加强烈，说明接近投票日期的异常收益率更能反映出投票议案对股东的收益相关性，从而更大程度地降低弃权率。上述回归结果很好地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

从P1的系数可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弃权率降低09个百分点，这与实际情况相符：投票议案的具体内容往往由第一大股东提出，并且第一大股东几乎出席所有的股东大会，因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直接影响投票弃权率。P2-10的系数表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不参与投票的概率比第一大股东要高，在不涉及公司重大事项中，非第一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热情降低。Disclosure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如果公司信息充分披露，投资者往往有更强的投票意愿，但Disclosure仅反映公司一年中信息披露的整体质量，与具体的投票决策关系并不紧密。PB的系数说明估值水平的提高能够激励股东更多地参与投票。

根据Type系数，国有企业弃权率更高，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决策制定需要更多地考虑政府和国家意志、对中小投资者利益诉求关注不够有关[26]68。Duality具有显著正效应，与Director的影响相反，说明公司集权的高管往往忽视中小投资者利益，导致弃权率升高，而董事规模扩大使各类股东能够在董事会中充分体现自己的意志，因此，董事规模的扩大可促使投资者参与投票。

（二） 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相关性的影响差异

根据假设2的分析，股东只有在获得投票信息后才会基于利益相关性、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因素决定是否参与投票。为分析投资者弃权行为的两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可能存在的差异，本研究将市场关注度（Turnover）分为低、中、高三组，并使用方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 Abs_CAR1与Abs_CAR2只有在中关注度和高关注度两组的回归中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在低关注度议案中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观察（2）、（3）、（5）、（6）列的系数，相比Abs_CAR1，Abs_CAR2对弃权率的影响更大。上述结果表明投票弃权率首先受市场关注度影响，关注度低的投票议案，其利益相关性即使很高也不能吸引股东进行投票。投资者基于自身利益参与网络投票，必须建立在投票信息被市场高度关注的基础上，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2的正确性。

本文进一步采用似无关回归估计法（SUR）分别比较中、高关注度两组数据的股票异常收益率系数的大小。发现（5）、（6）两列Abs_CAR2的系数存在差异，但（2）、（3）两列Abs_CAR1的系数不存在差异 表3（2）、（3）两列Abs_CAR1的系数比较的回归卡方值为003，p值为0862，（5）、（6）两列Abs_CAR2的系数比较的回归卡方值为705，p值为0007。，整体而言中关注度的投票受利益相关性的影响可能更大。可能的解释是，受到广泛关注的投票议案，投资者投票行为往往受外界媒体或分析师的影响而参与投票，因此，利益相关性对中等关注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更大。

五、 进一步研究： 好议案和坏议案的影响差异

行为金融的前景理论指出，投资者股票盈利带来的效用增加与亏损股票带来的效用减少之间并不相等，继续持有盈利股票的效用要小于卖出盈利股票的效用。投资者面对带来盈利和亏损的股票往往采取不同措施。同样，面对股票的不同收益，股东参与投票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差异。

参考孔东民等人的方法[3]22，本研究采用投票前三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1）和前七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2）的正负号区分两类议案，若投票前股票异常收益率为正，则认为是好议案，否则认为是坏议案。继续使用方程（1）对两类议案分别进行回归，并将结果列在表4中。表4的（1）、（2）、（5）、（6）列是用CAR1作为好坏议案的分类标准并用其衡量议案的利益相关性，（3）、（4）、（7）、（8）列是用CAR2作为好坏议案的分类标准并用其衡量议案的利益相关性。

结果显示虽然表4的（3）列中CAR2 系数不显著，但p值仍达到0107，总体而言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与投票弃权率显著负相关，市场关注度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坏议案市场关注度能够显著降低股东投票弃权率，利益相关变量对坏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利益相关性变量的影响在好议案和坏议案回归中完全相反。好议案的CAR1（CAR2）越高，则投票弃权率越低，即收益越高越能吸引股东参与投票。而坏议案弃权率随着CAR1（CAR2）的提升而变大，说明损失越大则弃权率越高。两类议案弃权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3的正确性。

投资者除了“用手投票”表达自己意愿之外，也可以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出售手中股份。回归结果反映出面对坏议案，投票者在获取投票的信息后，预期投票议案不利于自身权利，往往采取“用脚投票”方式出售股份。大股东持股变量P1、P2-10对投票弃权率在两类投票议案下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不论是第一大股东还是其他大股东，在公司投票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影响，与两类议案的弃权率显著负相关。

六、 稳健性分析

（一） 分位数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到不同公司的弃权率存在很大差异，同时弃权率标准差较大，弃权率极端值的出现可能影响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陈建宝和丁军军指出，分位数回归对于数据中出现的异常点具有耐抗性，并且估计出来的参数具有在大样本理论下的渐进优良性[27]90。因此，本文使用方程（1）的模型设计，针对弃权率的原始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处理极端值的影响。按照投票弃权率的大小，分别研究好议案和坏议案，并根据投票弃权率由高到低即90%、75%、50%、25%、10%五大分位数进行回归，使用Bootstrap方法重复500次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5。

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显示，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能够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但市场关注度对好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以CAR1为解释变量的方程中，Turnover仅在75%的分位数显著，CAR1在弃权率较低的分位数50%、25%、10%上对弃权率均显著。坏议案投票弃权数据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CAR1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在全部分位数上均不显著，即利益相关性变量不会发挥显著作用。在90%、75%、50%、25%分位数上，Turnover对投票弃权率均存在显著影响，这与好议案的回归结果并不相同。

股东参与投票议案存在一定的差异，坏议案导致股东利益损失，作为公司小股东往往无力改变投票议案，在获得投票的相关信息后，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降低持有股票的份额，因此，市场关注度能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市场关注度对坏议案的投票弃权影响更深刻。而在好议案中，投票议案的通过能够给股东带来良好的收益，因此，议案利益相关性与投票弃权率在低于50%的分位数上均显著负相关，但市场关注度对股东投票弃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鉴于好议案与坏议案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与前文分析一致，可认定回归结论具有稳健性。

（二） 其他稳健性分析

年度股东大会开会时间一般比较固定，会议的内容相对规范，而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内容往往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临时决定的。公司年度大会与临时大会被市场关注的程度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将数据按照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分为两类，采用方程（1）进行实证分析，并比较两类会议中投资者弃权率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显示临时股东大会的市场关注度对弃权率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年度股东大会。但不论是临时股东大会还是年度股东大会，市场关注度与利益相关性回归结果均与前文一致。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投票，针对大会议案表达自己的意见，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维护自身权利的重要方式。本文利用2007―2012年深交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数据，分析投资者不参与公司投票的原因。主要结论如下：反映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指标即市场关注度和利益相关性成为影响投资者参与投票的主要因素；不同市场关注度的投票议案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投资者参与投票建立在投票信息被市场关注的基础上，即使与投资者利益相关的议案，若不被投资者关注，则弃权率也会较高。利益相关性仅能影响较高市场关注度的投票弃权率，对低关注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市场关注度对弃权率的影响不显著；坏议案市场关注度能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利益相关性对坏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投票者在获取坏议案的信息后，往往采取“用脚投票”方式出售股份，只有好议案才能吸引投资者积极参与投票。

基于上述分析，市场关注度反映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利益相关性对股东投票行为的影响差异反映在投票参与的不同阶段，两个变量的影响过程如图2所示。若投票信息为市场关注后，面对坏议案的投票信息，由于股权结构高度集中，中小投资者无力改变投票结果，往往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卖出股票以降低损失。另一方面，投资者基于投票成本收益的考虑，根据好议案的利益相关程度决定是否参与投票。

综上，给出如下三个方面政策建议：第一，健全网络投票制度和平台，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制度，同时建立网络投票激励机制。目前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是否开通网络投票只采取“鼓励”的态度，针对重大事项投票时，大股东可能对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设置障碍甚至关闭网络投票。监管机构应明确网络投票的适用范围，规范投票流程，让网络投票成为中小股东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同时投资者参与投票是基于投票收益与成本的权衡，考虑到时间和费用成本，可以给予参与投票者适当的经济补偿，弥补投票成本，激励投资者参与公司决策。第二，应在重大事项决策中实行“分类表决制”，赋予外部中小股东更大的投票权利。分类表决是股权分置改革中的一项过渡性措施，但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占的第二类问题并未减轻。因此，在重大事项的表决上，可以尝试赋予外部中小股东更大权力，真正保护中小股东“用手投票”的权利。第三，构建微信、微博、博客等互联网平台，加强公司管理层与投资者的沟通，实现公司信息的全方位覆盖。结合网络发展趋势，设立新的媒体平台，激发投资者参与公司决策的热情，让投资者更快捷便利地参与公司投票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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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公司分析篇（10）

由于我国存在股权分置的问题，上市公司在股票回购领域还有巨大的发展进步空间，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也越来越重视股票回购这种资本运作方式。八月底，我国证监会等部门联合下发新规，新规明确表明股票回购目的应该包括：提高上市公司内在价值，健全投资者回报机制，调整优化企业结构和促进资本市场繁荣稳健发展。在实践中，中国对股票回购的应用也越来越多，本文将探讨上市公司股票回购的动因及其产生的效应，结合我国的特色国情，推动股票回购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使其发挥真正的效果和作用。

一、股票回购的概念

股票回购是指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公开市场回购等方式使用现金或举债从二级市场购买一部份自己公司的股票。公司可以将完成回购的股票以“库藏股”的方式处理，可保留也可宣布作废。这一做法直接减少了公司股票总量，并且回购后的股票不参与每股收益的计算和分配，这可以提高剩余股票的价值。

二、上市公司股票回购的动因分析

（一）传递股价被低估信号

信号传递理论在国内外得到广泛认可，是股票回购理论的研究亮点，并且国内外学者对其主要思想达成基本共识，那就是“公司管理层与投资者拥有不同的信息资源，管理者认为上市公司的股价不一定是其真实价值的反映，或认为公司自身运营很好，未来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而公司的内在价值没有被良好的体现出来时，他们就会回购本公司股票，从侧面将股价被低估的信息传递给投资者，激发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修复股价，维护公司利益。使投资者建立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实践证明：如果上市公司用很高的价格回购股票时，投资者会更加坚信股价被市场低估，信号传递的效果也会更加明显。

（二）优化股本结构

财务杠杆假说是以资本结构最优理论基础建立的，一般来说，价值越大的公司其负债率越高。上市公司回购公司股票，减少了所有者权益资本，提高了负债/股东权益比率，可以有效地发挥财务杠杆作用，调整和优化资本结构，实现了资本结构最优化和增加公司价值的目的。

（三）反收购策略

并购防御假说自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当时美国经济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公司间的恶意收购经常发生，上市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掌控自身的控制权防止本公司被外族恶意收购，一般会溢价回购公司部分股权，进而提升股价，增加被收购的成本，使恶意投资者知难而退，降低被收购机率。也即是说，股票回购是公司管理层基于对公司安全的考虑而采用的一种策略性手段，是为实现公司利益服务的，也是为稳定管理层利益服务的。

三、上市公司股票回购效应分析

（一）股票回购的正效应

1.财务目标效应。上市公司强调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而股票回购可以减少流通在外的股票数量，公司在分配现金股利时可以减少红利支出，提高了公司的经营水平，提升了上市公司股票内在价值。提高了股价，就可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财务目标，股票回购也证明其对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带来了有利的效应。同时，股东回购公司股票暂时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股票回购具有节税的作用，股东财富增加，也促进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2.财务杠杆效应。财务杠杆，公司通过举债产生利息，减少企业所得税的缴纳，提升公司的价值。当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资产负债率没有达到公司最佳要求，就可以采用回购股票的方式来提高收益，通过举债回购可以减少利息支付，增加投资报酬率，提高股东收益。因此股票回购可以充分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进而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促进公司的发展。

3.有效防止恶意并购。当上市公司股价过低并且公司潜力很好时，就会成为其他公司收购的对象。公司管理层为了掌握实际的控制权，防止敌人接管公司回购股票可以减少发行在外的权益资本，使得股价上升，提高收购成本，可以有效防止并购。

（二）股票回购的负效应

股票回购成功必然会给上市公司带来有利的影响。但是，上市公司股票回购也需符合适当的条件，比如要持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回购股票会使得资产负债率提高，公司负债会增加，偿债能力下降。如果盲目进行回购，使公司内部现金减少，会影响其他经营活动的进行，增加财务风险，阻碍了公司的支付与变现能力。

四、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实践

2015年下半年我国股市处于熊市，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当处于熊市时，股价严重下跌，而股价过低会打击投资者对投资公司的信心，削弱公司竞争能力，给公司经营造成严重影响。对于这种情况，大部分上市公司宣布采用股份回购的策略，提振投资者信心。在宣布回购公告后，某种意义上向市场传达了公司发展良好的讯号，可以扩大该股票的市场需求量，会使得每股的收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通过表1分析，我们能够看出这四家公司在进行股票回购后每股收益都有不同幅度的上升，美的集团的每股收益上涨了15.50%，金禾实业的每股收益上涨了31.03%，新湖中宝的每股收益上涨了85.71%，川投能源的每股收益上涨了20.55%。每股收益的上涨表示股票内在价值的提升，这有助于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

五、结论

在股市剧烈波动的背景下，实施股票回购的上市公司其股价确有所提高。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股票回购都是一种可以调节资本结构、提高公司股票价格、稳定投资者持股信心、维护企业形象的重要工具。我国大部分的股票回购动因是为了向市场传递公司积极信息，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上市公司为了维护公司形象，防止股票价格继续下跌，便借助股票回购提升股票价值，增加公司内在价值。而股票回购在这一动因的实施下，实现了传递公司经营良好的信号，达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股票投资公司分析篇（11）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3-0027-05

一、引 言

理论上，公司的资产扩张会推动公司的业绩增长，进而引起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公司资产规模增长与其股票收益率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增长与其股票收益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这种现象被称为资产增长异象（Asset Growth Anomaly）。

公司资产规模增长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公司采用融资手段增加资产规模，包括发行股票、发行债券、银行贷款以及收购兼并等；二是公司通过经营方式增加资产规模，包括销售增长和应计增加等。在第一方面，Loughran和Ritter[1]对美国股票市场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经验进行研究发现，股权融资后尽管公司资产规模增加，但随后的股票收益率较低；Spiess和Affleck-Graves[2]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公司发行债券后伴随着相对较低的股票收益率出现；Billet等[3]的经验分析发现，贷款融资活动对公司股票收益产生负面影响；Agrawal等[4]对美国股票市场中收购兼并事件进行研究发现，并购发起方在并购后其股票收益率相对较低。在第二个方面，Titman等[5]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公司销售增长和应计增加与未来股票收益之间负相关。

通过文献梳理，本文认为已有的研究对于资产增长异象产生原因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风险改变。这种观点认为，投资于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使得公司具有较低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导致投资者所要求的必要收益率降低。因此，增加投资的公司具有较低的未来股票收益率是公司所承受的系统性风险降低的理性反应[6]。第二，过度投资。这种观点认为资产增长快的公司通常表现为过度投资，过度投资的结果是投资效率低下，公司业绩低于预期，从而引起股票的超常低收益[5]。第三，错误定价。这种观点认为公司资产规模增加之时公司股票价格高估，之后的股票收益率较低反映的是公司股票价格向价值回归。错误定价观点有两种代表，分别是股权融资择时说和迎合投资理论。股权融资择时说认为，高估的公司股票价格导致公司股权融资成本降低，公司会选择在其股票价格高估时发行股票，因此公司资产规模增长之后的低股票收益率反映的是股票价格向真实价值回归[7]。迎合投资理论认为，股票价格高估是由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投资机会的高预期造成的，公司管理者会主动迎合投资者，采取短视的高投资方式，在短期内推动公司股票价格上涨，但对公司股票价格的高估终将导致公司股票价格的长期低迷[8]。

为了进一步解释资产增长异象产生的原因，Titman等[9] 将公司总资产增长率分解为预期增长率和未预期增长率两部分，分别考察了公司资产预期增长率和未预期增长率与其股票收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检验了资产增长异象产生的原因。他们的经验研究结果发现，引起资产增长异象的是总资产增长中的未预期部分而不是预期部分，这表明基于迎合投资理论的观点不成立；在控制了风险和错误定价因素之后，未预期资产增长与股票收益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股票错误定价观点也不能完全成立；对未预期资产增长率为正（过度投资）和未预期资产增长率为负（投资不足）的两组样本分别估计，结果发现只有未预期资产增长与股票收益之间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Titman等[9]的经验证据支持过度投资观点。

在国内，黄少安和张岗[10]的经验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其资本使用效率较低，公司经营业绩下降；刘力等[11]认为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增发进行“圈钱”的行为导致了公司股票价格相对低迷；孔东民和付克华[12]的经验分析发现股票市场对公司增发新股消息在短期内有负面反应；刘宇[13]对配股事件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包苏昱[14]考察了采用配股或增发进行再融资的公司股票收益率变化，研究显示，再融资后公司股票回报持续下滑；崔舟航[15]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倾向于采用股权融资攫取流通股持有者的利益，导致我国股票市场中存在资产增长异象。

考虑到国内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我国股票市场中资产增长异象的存在性检验，缺少对资产增长异象产生原因的系统分析，特别是没有考察预期增长率和未预期增长率对资产增长异象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将总资产增长率分解成预期增长和未预期增长两部分，分别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预期增长率和未预期增长率与其股票收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检验了引起资产增长异象的原因。

二、资产增长异象检验

1样本选择

本文的考察对象是我国股票市场中上市交易的A股。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要求的变化，我们选择1998年至2010年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以及1999年7月至2011年6月股票交易的月度收益数据。按照以往的研究惯例，从样本中剔除以下公司：一是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因为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其与其他上市公司的资本支出有很大的差别；二是剔除ST、PT公司，这些公司的财务异常或财务连续亏损两年以上，面临严重的流动性约束；三是剔除上市时间少于两年的公司，以避免公司上市初期的不稳定性给研究结果带来偏差；四是剔除月度股票收益数据及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本文中的样本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信息技术公司的中国股票交易数据库系统（CSMAR）。

2变量定义与度量

本文参考Titman等[9]的度量方法，采用如下回归方程，将总资产增长率分解成预期资产增长率和未预期资产增长率：

其中，TAGit表示公司i在第t年的总资产增长率，CFit表示公司i的现金流量，Ait-1表示公司i在第t-1年的总资产，Qit-1表示公司i在第t-1年的托宾Q值，其计算公式为（股权市值+净债务市值）/年末总资产。

对模型（1）逐年进行横截面回归，得到每年样本公司总资产增长率中的预期部分PAG（预测值部分）和未预期部分RAG（残差部分）。

考虑到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很多，除资产增长率之外还有诸如与公司特质相关的因素等，我们在经验分析中还需要加入其他控制变量。首先，我们采用与公司特质相关的公司规模（SZ）和权益的净值市价比（BM）作为我们横截面分析中时变风险因素的控制变量。其次，用总应计增加（TAC，Total Accruals）和净股票发行（NS，Net Share Issuance）作为股票错误定价的控制变量。最后，我们用考虑红利再投资的月股票收益率作为因变量。

为了避免前视偏差，保证公司股票收益能够反应公司财务相关的所有信息，我们将t年7月至t+1年6月的月度股票收益数据与样本公司在t-1年末的财务指标变量相对应。关于经验分析中使用的变量定义及其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其中，Rit表示公司i在t年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股票回报率，uit为残差项，其他变量同上。

对于模型（2），我们先做横截面回归，即每年对所有样本进行回归估计，得到回归系数的时间序列，然后考察该序列的平均值是否显著为零，其检验统计量用回归系数的平均值除以该序列的标准差来计算。如果平均值显著不为零，则认为相关因素与股票收益率存在相关关系。

4检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便于分别考察预期资产增长率PAG和未预期资产增长率RAG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我们基于模型（2）做如下三种回归估计：去掉预期资产增长率PAG、去掉未预期资产增长率RAG和两者都不去掉。1998—2010年全样本区间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估计结果显示，在1998—2010年的全样本区间，预期资产增长率PAG和未预期资产增长率RAG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都不显著。

鉴于股权分置改革前后股票市场的运作效率以及上市公司投资价值产生了的重大变化，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分界点，将整个样本区间分为两个子样本区间：1998—2005年为股权分置改革前，2006—2010年为股权分置改革后，分别考察股权分置改革前后预期资产增长率PAG和未预期资产增长率RAG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相关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2006—2010年未预期资产增长率的估计系数为负，其t值分别为-179和-282，统计上显著不为零；预期资产增长率的估计系数也为负，但其t值分别仅为-031和-074，统计上不显著不为零。这说明，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股票市场中存在资产增长异象，这种异象主要由未预期资产增长引起的。

表3的估计结果是在控制了时变风险因素（公司规模SZ和净值市价比BM）和股票错误定价因素（总应计增加TAC和净股票发行NS）的影响下得出未预期资产增长率与股票收益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我们的结果表明，无论是系统性风险因素还是股票错误定价因素，均不能解释未预期资产增长异象。

考虑到预期资产增长与股票收益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接下来我们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未预期资产增长与股票收益之间的相关性。

三、资产增长异象的原因分析

我们将所有样本公司分为未预期资产增长率为正（RAG>0）和未预期资产增长率为负（RAG

表4的估计结果显示，对于未预期资产增长率为正的样本，在同时包含未预期资产增长率和预期资产增长率的回归模型中，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其中未预期资产增长率系数的t值为-171，在10%的水平下显著小于零。对于未预期资产增长率为负的样本，未预期资产增长率的系数变为正，且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过度投资造成投资效率低下是引起未预期资产增长异象的原因。考虑到该结果是在控制了时变风险因素（公司规模SZ和净值市价比BM）的影响和股票错误定价因素（总应计增加TAC和净股票发行NS）的影响下得出，因此，过度投资是解释未预期资产增长与股票收益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唯一原因。换句话说，本文的经验结果支持过度投资观点，不支持风险改变观点和错误定价观点。

四、结 语

我们的经验结果与Titman等[9]的研究结果一致。Titman等对美国股票市场的研究显示，在过度投资的子样本组中，组合收益与过度投资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在投资不足的子样本组中，组合收益与未预期的资产增长率则没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投资过度所造成的非效率投资会降低公司未来的股票收益，这一经济含义是显而易见的，而投资不足所带来的投资低效率却对公司的股票收益没有影响。对此的可能解释是投资不足意味着公司放弃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这会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和潜在的资产扩张，然而只要公司保持现有的增长率，放弃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并不必然降低公司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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