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规则大全11篇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1）

        美欧的申诉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一国有无权利管制本国产品出口。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今天，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类问题还会接踵而至，一旦“安全阀”失控，贸易管制被突破，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所以，对这一问题的正本清源与据理力争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进出口贸易管制的历史角度，分析研讨wto和我国外贸法的相关规定，结合主要贸易大国进出口贸易管制的理论与实践，对上述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供理论研究与实务部门参考。

        二、 贸易管制：政府一项义不容辞的重大职责

        对外贸易离不开对外贸易管制（reade regulation，亦称“管理”、“规制”），因为对外贸易活动是一种涉外经济活动，而涉外经济活动必然产生涉外经济关系，在纵向层面这种关系由国家或政府颁布的具有公法性质的法律和政策加以调整和管理。

        纵观国际贸易的发展史，自古以来贸易管制一直处于商务外交的中心，早期的贸易协定在处理领土与和平问题的同时就规制贸易管理。一国政府对其进出口贸易实施管制由来已久，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采取各种形式对本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加以规范。可以说，一国政府通过立法和政策管制进出口贸易，依法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市场，维护国家的至高利益，长期以来都是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重大职责。政府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对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服务贸易的准入、关税的征收、外汇的使用、商品的检验检疫等实施管制。这些管制的措施和手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其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但从实质上分析都充分体现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处理对外贸易关系的总政策，成为政府管理和监督对外贸易强有力的工具。

        以申诉方之一的美国贸易管制史为例，从政治独立走向产业壮大、经济强盛乃至独霸天下，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利做了精彩的诠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靠的是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美国在建国之初，汉密尔顿就力主借保护贸易走工业化道路，激励年轻的美国发展制造业，与欧洲一比高低。美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立法和贸易管制政策，促进制造业发展，促进商业和航运的发展。这些贸易管制立法和政策主要包括：征收保护性关税、禁止竞争性产品进口、禁止制造业原材料出口、向制造业发放补贴和奖金、免除或返还制造业原料进口税、鼓励发展和引进新技术和机器、加强对制成品的质量检验、提供便利汇兑和信贷、改善国内交通设施等1项措施。

        随后，“禁运、战争、高关税”助推美国日益强盛。特别是保护性关税，提升为美国的核心贸易管制国策，一直延伸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战后，美国赢得了“自由贸易”的资格，凭借其雄霸世界的实力，开始在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扮演“导演”和“警察”的角色，表明“致力于废除国际贸易中任何形式的歧视待遇，并削减关税以及其他形式的贸易壁垒。”但是，从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创建初始，“利己主义”便渗透于美国的贸易管制政策，“国家安全”被置为美国贸易管制的突出地位，对于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美国更是严加管制。如1948年美国针对所谓“战略性物质”拟定的一律禁止类和需要出口许可证类两张清单，包括了美国全部出口商品2700大类中的2300大类。

        gatt的多轮谈判，美国在公平贸易的大旗下，一方面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植入大量非关税壁垒措施于国际多边贸易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利用其独特地位寻求例外性待遇，着眼于打开他国市场大门从而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市场。从农产品、纺织品贸易长期游离于gatt，以及美国与他国不胜枚举的“自动出口限制”等“灰色措施”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据统计，仅在1985年，美国参众两院共提出了530项法案，其中半数以上是要求征收反补贴税、实现进口限制、提高关税以及与涉案国家达成“自动出口限制协议”的贸易管制法案。乌拉圭回合谈判及wto的实践更是历历在目，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措施及传统贸易规则的修订，美国谈判团队的作为和表现无不深深打上美国贸易管制的烙印，体现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以上对美国贸易管制发展史的简要回顾与评介，表明美国一贯奉行的贸易管制政策，无论是在单边还是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是充分服务于美国的产业和市场的，一刻也离不开美国的国家至高利益。

        三、 中国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符合贸易管制规则

        必须指出，正如美国等西方国家有权按照本国的贸易管制政策和法律对其进出口贸易进行管制一样，中国政府也有权按照自己的政策和法律对本国的进出口贸易实施管制。在管制与反管制的论战中，西方国家从保护国内产业出发纷纷发表指责中国政府的评论，媒体也借题发挥，“妖魔化”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管制措施，诸如 “中国对原材料的限制扰乱了竞争，推高了国际价格，让欧美企业的处境更为艰难” 、“中国对炼焦煤等原材料实施的出口关税扰乱了国际市场，损害了欧美的钢铁等产品制造商的利益”等等。为迫使中国政府取消业已实施的出口贸易管制措施，美欧还不断挑起新的贸易摩擦，加大对中国的外交抗议力度。如美国商务部随后在10天之内宣布三起针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涉及中国出口产品均高达1亿美元左右。同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又签署法令，对涉及20亿美元、影响中方10万人就业、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征收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等等，其贸易摩擦力度不断升级、前所未有。

        以上种种论调与做法无不表明了发达国家在“公平贸易”旗帜下一贯的保护贸易理念，以及国际规则“为我所用”、“利益至上”的惯常行径，值得我们深思、警惕与回击。中国对部分原材料的出口贸易管制真的如欧美国家所言有悖wto规则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笔者认为，我国的出口贸易政策完全符合wto规则，符合世界各国包括欧美贸易大国的出口贸易管制之实践，具有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法律依据。

        第一，政府管制贸易属于国际法所允许的政府一项重大社会职能（见前一部分）。

        第二，政府管制出口贸易并不违背wto的总体方针。wto旨在“开放市场”，主要规范进口贸易措施。wto的基本职能通常表述为“开放市场、制定规则、解决争端”。所谓“开放市场”，即指通过实施“无歧视”、“透明度”、“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等基本原则来降低关税、撤除非关税壁垒、放松贸易管制，给国外的进口产品与服务提供一个自由竞争、公平贸易的平台和竞技场，扫除进口贸易障碍，为进口产品与服务打开“绿色通道”。在这一总方针下，wto致力于削减并约束关税，撤除并规范非关税壁垒，有条件地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及贸易等。所以，wto所制定的各项基本原则以及各领域的具体协议，无不围绕着“开放国内市场”而运作。 

        第三，中国政府的管制措施符合中国外贸法的相关规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6条明确规定，“国家基于下列原因，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货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这些特定原因共计11项之多。其中“国内供应短缺或者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需要限制或禁止出口的”的规定，明确授权政府对“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在必要时实施限制甚至禁止出口。可见，中国政府对部分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实施出口限制，完全符合中国外贸法的相关规定，是行使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的行政行为。

        最后，国际贸易历史上各个国家在不同阶段实施的限制、禁止出口的大量案例，也可以作为我国政府援引参照的依据。在国际贸易的发展史上，西方贸易大国为保护和发展国内产业，保护本国自然资源，对本国的重要工业原料、战略资源物资特别是战略性高新技术及设备，实施出口限制或者出口禁止的案例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所谓高新技术及产品，对中国仍实现严格的出口管制，美国仍然保留了一些冷战时期限制与前苏联等国家贸易的法律。我们赞成“公平贸易”，但主张权利义务平衡，决不能接受“双重标准”！

        四、中国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没有违背wto相关规定

        1. wto规则主要针对成员进口贸易管制措施。正如前述，wto其宗旨是“开放市场”，帮助产品制造者、服务提供者和进出口商进行商业活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贸易和投资，增加就业和收入。就货物贸易的“开放市场”而言，wto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一国的进口贸易管制措施，即：约束进口关税，约束非关税措施，对他国的进口货物开放国内市场。否则，简单地把一国的出口管制措施与进口管制措施混为一谈，不分轻重缓急和原则例外，牵强附会一概将其置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贸易原则”之下，这种理解和强求是不符合wto“开放市场”的初衷的，也不符合gatt/wto的理论与实践。

        2. 中国实行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措施符合wto“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原则。众所周知，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构成wto的基石。最惠国待遇本质上意味着一成员平等地对待其他成员，不在成员之间实现歧视待遇。国民待遇要求平等地对待外国和本国的产品和服务，在出口成员和进口成员之间实现非歧视待遇。在货物贸易领域，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成员给予任何其他国家产品的关税优惠，或其他与产品有关的优惠、优待、特权或豁免，均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其他成员的相同产品（gatt第1条）。“国民待遇”原则要求成员不对进口产品征收超过对本国同类产品所征收的国内税与其他国内费用等（gatt第3 条）。wto的“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原则，在货物贸易领域主要针对和规范的是进口产品，通过平等对待其他成员的进口产品，平等对待外国产品与本国的同类产品，达到开放本国市场之目的。显然，中国政府的相关管制出口措施及其具体实施是遵循上述规则的。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2）

一、概述经过十五年艰苦不懈的努力，在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第16条的第4项规定，“各个成员方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协议规定的义务。”根据该规定，各成员方的国内法的制定和实施不得违反wto一揽子协议的内容。《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67条写明，“中国一贯忠实履行其国际条约义务。中国将保证其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符合《wto协定》及其承诺，以便全面的履行其国际义务。中国将通过修改其现行的国内法和制定完全符合《wto协定》的新法的途径，以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

因此，通过立法机关对与wto规则不符的旧法的废止、修改以及制定完全符合wto规则的新法成为中国作为wto成员需履行的主要义务。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卓有成效。加入wto三年来，为履行我国的承诺，立法机关已经清理各种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其中通过人大、国务院和各部门修订了320多件，废止了830多件，涉及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各个方面。全国各个地方政府共清理出有19万多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它政策措施，并根据wto规则和中国入世承诺分别对其进行了修改和废止。 [1] 其中最受瞩目的举措则是对外贸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和通过。1994年的对外贸易法有很多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且业已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现实状况。随着我国加入wto，开始履行wto的条约义务，对外贸法进行修订就成为迫在眉睫的立法任务。新的对外贸易法经讨论已于2004年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修改后的外贸法为11章70条，比旧的外贸法增加了3章26条。新的外贸法修改和删除了与中国经济与贸易现状不相适应的内容，依据wto的规则，包括wto的基本原则，贸易领域的有关协定以及中国的承诺和当前的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增加了新的内容。尽管新的外贸法有些内容仍然十分抽象和原则，需要细则进行落实，但作为对外贸易的基本法，它已充分体现了wto协议的内容，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现实状况，是一部较为完善的用于调整外贸关系的法律。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新内容新的对外贸易法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出台的关于对外贸易的基本规则。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立法者对旧的外贸法规则进行了修改，并在新的外贸法中增加了新的制度。

（一）对外贸易经营者和对外贸易经营权在我国旧的外贸法体制下，个人是不可以进行对外贸易活动的。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履行wto承诺的需要，同时考虑到在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边贸活动中，自然人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已经大量存在的现实情况，将对外贸易活动的主体扩大到个人就成为必要。新的对外贸易法规定，“对外贸易活动的主体是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以对外贸易基本法规则的形式明确了个人进行对外贸易活动的合法性。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变化。依照旧外贸法的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不但必须满足外贸法所规定的条件，还必须得到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在这些限制条件下，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量的对外贸易都必须通过外贸制度来进行，无形中增加了对外贸易活动的复杂性，严重的限制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与各国允许自由进行对外贸易的普遍实践不符，也有悖于wto贸易自由的精神实质。新的外贸法摒弃了这一计划体制衍生的陈旧的制度，规定只要依法办理了工商登记或有其他执业手续，并在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了备案登记，无论个人、法人还是其他组织都可以经营对外贸易，即以登记制代替了审批制。

新的外贸法遵从wto崇尚贸易自由的原则，改变了旧法中限制贸易自由的规定，消除了进行对外贸易的资格限制，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为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国营贸易制度新的对外贸易法增加了关于国营贸易的规定，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国家可以对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外贸法中的国营贸易管理制度源于 gatt1994第17条以及服务贸易协定第8条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各缔约方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建立或维持国营贸易，即对部分领域的货物贸易，授权特定的进出口企业经营，但国营贸易企业也应遵守wto一般规则的约束，按照非歧视的原则组织活动。由于国营贸易具有确保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享有直接的控制权从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的作用，因而在一国贸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普遍存在于各国的外贸法中，是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对于我国来说，国营贸易在维持国计民生，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项重要的制度在旧外贸法中却丝毫没有提及，这与我国的现实以及各国的外贸立法是不相一致的。尽管新的外贸法只对其做出了原则的规定，但是我国立法首次以位阶较高的基本法律形式对国营贸易管理制度的规定，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外贸立法与各国普遍立法实践趋向一致，一方面也是我国立法重申wto规则的表现。

（三）进出口自动许可制度新的外贸法第十五

条是关于进出口自动许可的制度。 [2]进出口许可证制度是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的管理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手段。wto为保证成员国间的贸易自由和扩大市场准入，制定了《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这个协议规定了两种许可证制度，一是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一是非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自动进口许可证主要是为国家统计进口贸易提供数据，是各国对进出口进行行政管理的需要。新的外贸法以明确法律条文的形式给予这种制度以合法依据，从法律上肯认了这种制度存在的价值，是对我国外贸法的完善，也是在实践中管理对外贸易活动的需要。

（四）对货物、技术及服务的进出口采取必要措施的制度旧外贸法已有关于限制或禁止进出口某些货物、技术及服务的制度，主要集中在该法第十六和十七条。新的外贸法也用两条对采取必要措施进行了规定。与原来外贸法分别规定采取限制措施和禁止措施不同，新的外贸法在第十六条中将限制或禁止措施进行了合并规定，而在第十七条中规定了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的安全例外。从具体内容上看，新的外贸法在原来外贸法的基础上，增加了wto规则中规定的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一些情况，同时对原来外贸法的措词进行修改而与wto规则的措词保持一致。如根据gatt1994第19条“一般例外”增加了国家可以为动物、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采取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措施，可以实施与黄金或者白银进出口有关的措施，根据gatt1994第20条“安全例外”增加了第十七条关于国家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对与裂变、聚变物质或者衍生此类物质的物质有关的货物、技术进出口，以及与武器、弹药或者其他军用物资有关的进出口，”而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的规定。此外，新的外贸法还增加了一项补漏规定，即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采取必要措施。

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和禁止体现在新外贸法的第26条及27条。根据wto的服务贸易协定，新的外贸法增加了人和动植物生命和健康的例外和安全例外。与原来的外贸法相比，新外贸法关于对货物、技术和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采取必要措施的规定更加详尽和贴近wto规则。

（五）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这项制度是新外贸法一项全新的制度，而原来的外贸法中丝毫没有涉及该部分内容。新的外贸法专列一章对其进行规定，足见我国在加入wto之后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视。尽管我国的专利法、商标法以及著作权法都已根据trips协议进行了修改，但毕竟这些法律只调整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法律关系，而对于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却没有涉及。同时，在国际贸易的实践中，外国当事人对我国的出口产品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日渐增多，而我国尚未有明确、专门的规定对我国知识产权权利人进行贸易中的保护，造成我国与外国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的不平衡。因此，新的外贸法专门设了“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章对国际贸易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规定。这章规定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或说凸现了两个原则，一是保护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一是严禁滥用知识产权权利以保护对外贸易的秩序。这两项规定充分体现了trips对于知识产权的态度，即“促进对知识产权充分和有效的保护，保证知识产权实施的措施和程序不致成为合法贸易的障碍”。[3]具体而言，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主要通过由国务院对外经贸易主管部门采取在一定时期内禁止侵权人生产、销售、进口有关货物的行政措施来进行 [4]；在第17条中也列举了几项构成损害对外贸易秩序的滥用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为，如一揽子许可、规定排他性返授条件等 [5]，并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对其采取必要的措施。该章的最后一条规定了我国政府可以对未能给予知识产权方面相应保护的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采取相应措施。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维护了我国在外贸活动中知识产权方面的正当利益，但与美国301条款面临的问题一样，可能会由于在发生争议时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和措施，而受到其他成员国的非议。

（六）对外贸易秩序的制度新外贸法一改旧外贸法对外贸秩序只有零散几条规定的方式，而专设一章对此问题进行详尽的规定。与旧法相比，新法具有以下的变化。1、单列一条规定了外贸活动中反垄断的内容，并规定了对该行为的处理方法。2、对外贸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细化，列举了诸如低价销售商品、串通投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规定了针对该行为的行政措施。3、增加规定了破坏对外贸易秩序的行为，如走私、逃避认证、检验、检疫等行为。4、增加了将违法的进出口商名单向社会公告这一措施，给违法者以巨大的市场压力，从而促使其遵守对外贸易秩序。新外贸法单列一章规定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应遵守的对外贸易秩序，将旧法零散的规定重新整合并加以完善，形成了系统化的一整套制度，对维护我国的对外贸易秩序必将起到重大的作用。

（七）对外贸易调查制度新外贸法的第七章是关于对外贸易调查的制度。旧法中关于贸易调查的内容只体现为一个条文，即“发生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况时，国务院规定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调查，作出处理”，新法则用了三条六款七项条文对此制度进行了规定。与旧法相比：一是确定了采取贸易调查的主体，即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其会同其他部门进行调查；二是增加了调查的事项，原法调查的内容仅限于为确定是否采取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时需要调查的情况。新法则规定了七项调查的事项，包括他国贸易壁垒、有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规避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等，且有一项补漏规定，即所有可能影响外贸秩序的事项都在调查的范围之内。[6]三是增加了关于对外贸易调查的程序以及方式的内容；三是增加了有关单位和个人的配合、协助义务以及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新法在旧法仅有一个条文的基础上，将对外贸易调查发展细化成为一项对外贸易管理的重要制度，不但增加了调查的事项，还规定了调查遵循的程序和调查采取的方式，并且对于调查程序具体实施中的协助、保密义务也有所涉及，不能不说已经是一项比较完善的制度。对外贸易调查是对外贸易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实施对外贸易管理不可或缺的制度。一项完善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有利于对外贸易管理的顺利进行，能够更好的维护我国的对外贸易秩序。

（八）对外贸易救济制度。

这一制度体现在新外贸法的第八章，共有十一个条文，与旧法简单的三条相比，无疑反映了对外贸易救

济制度内容的丰富和进步。首先，明确了“反倾销措施”的说法。[7]旧法中只提到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损害，但并未将这种措施总结为反倾销措施。其次，增加了第三国倾销的内容。[8]如果进口到第三国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销售对我国的产业造成损害或威胁，我国政府可与第三国政府协商以采取相应的措施。gatt1994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用倾销的手段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引入另一国的商业，如因此对一缔约方领土内一己建立的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阻碍一国内产业的新建，则倾销应予以谴责。”即gatt1994并没有将倾销的受害国限于倾销产品的进口国，如果倾销产品给另一国造成损害，也属于 gatt1994谴责的倾销行为。在新外贸法中增加第三国倾销的规定，与wto协定关于反倾销的内容相一致，给国内产业提供了更有力的保护。第三，将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由原法的“任何形式的补贴”改为“专向性补贴”。[9]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可以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和不可诉补贴。[10]对于不可诉补贴，其他成员可在事实基础上对其不可诉资格提出质疑，但不能仅仅依此就限制另一成员方对该项补贴的采用。而绝大部分不可诉补贴都是非专项性补贴，我国原外贸法规定可以对任何形式的补贴采取必要措施是违反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因此新法对此作了修改，以符合wto规则的要求。第四，增加了对服务贸易采取保障措施的内容。随着服务领域的开放，外国的服务将会大量涌入我国，为保护我国的国内产业，规定这种保障措施是必要的。第五，增加了因第三国限制进口而导致的进口数量激增而采取保障措施的规定，完善保障措施的内容，给国内产业提供更为全面的保护。第六，据wto规则，增加规定了当其他成员国违反wto协定而使我国的条约利益受损时，可以据条约暂停和终止履行我国义务。第七，增加了建立对外贸易应急预警机制的内容，以应对对外贸易中的突发和异常情况，体现了对贸易进行管理和维护机制的完善。第八，对规避救济措施的行为采取反规避措施，保障救济措施的施行。

新法中关于对外贸易救济制度的内容体现了wto协议的相关规定，增加了应对在我国在入世的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的措施，比原法的三个条文的规定全面和完善，更能适应新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九）法律责任制度旧外贸法关于法律责任的内容只有寥寥四条，只对对外贸易的走私行为、违反外贸管理秩序的某些行为、对外贸易工作人员的违反犯罪行为进行了规定，违法者的责任主要体现为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通过海关法进行处罚，此外还有由国务院撤销外贸经营权的处罚方式。新法关于法律责任的内容体现于该法的最后一章，与旧的外贸法相比有以下变化：一，规定了违反某些具体制度的处罚措施，如规定了违反国营贸易管理制度的责任；二，有层次的规定了违法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健全了严格的法律责任。首先是刑事责任，不构成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同时禁止违法者从事有关货物或者技术的进出口经营活动；三，具体明确的规定了对违法者的行政处罚措施，如罚款或没收违法所得；四，规定了禁止外贸经营活动的具体措施、方式或途径；五，给予被处罚者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新外贸法关于法律责任的制度凸现了该法的行政管理性质，使得这部行政法更为完整和系统化，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责任制度能更好的保证实体法律部分的实施。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的wto基本原则在wto协定的众多规则中，贯穿着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这些共同的基本原则是wto的精髓，体现着wto的基本精神。wto的众多具体规则都是围绕着这些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是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我国新的外贸法不但是适应新形势下对外贸易发展要求的产物，更是我国作为wto成员国履行wto协议的义务的体现，因此，在我国新的外贸法中渗透着wto的基本原则，wto的基本原则在新的外贸法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wto的协议中对基本原则并没有明确的阐述，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作出了不同的归纳，但本质上并没有区别。wto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贸易原则。

（一）外贸法中的非歧视原则外贸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待遇，或者根据互惠、对等原则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待遇。” 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这是我国外贸法对wto“非歧视原则”的落实和细化。非歧视原则一直是多边贸易体制中最为重要的原则，可是说是关贸总协定和wto的基石，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非歧视原则的两个主要体现，此项原则贯穿于wto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协议之中。外贸法明确规定根据国际条约和协定给予缔约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表明中国在处理对外贸易事务时将严格遵守这一规定，这一原则不再只是国际条约义务，更是国内法的义务，具有国内法的效力。通过在外贸法总则中规定这项原则来指导中国的对外贸易实务，给予了非歧视原则实施的充分保障。旧的外贸法中已有这项规定，是为与wto规则接轨，从而达到尽快加入wto的目的，但在新形势下重申这项规定以履行wto协定的义务与其具有不同的意义。

（二）外贸法中的市场准入原则这一原则所包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实际上，关税保护原则、关税约束和减让原则、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按承诺开放服务贸易的原则等都可以纳入市场准入原则。这些原则尽管表现形式不同，涉及的领域也不一样，但它们的目的都一样，就是使商品和服务享有稳定的、不断改善的市场准入条件。

外贸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准许货物与技术的自由进出口，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体现了我国给予市场主体在货物、技术以及服务的进出口方面的自由，禁止对货物、技术和服务的进出口进行数量限制。同时，外贸法对数量限制的例外也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外贸法的第十六条是与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相对应的禁止数量限制的例外，主要是为了保护我国的某些重大利益；第十七条是新增加的内容，是与gatt1994第21条相对应的安全例外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了服务贸易数量限制的例外情况。与wto规则相一致

，我国新的外贸法将禁止数量限制作为一般原则，同时规定了某些可以采取数量限制的例外情形。

（三）外贸法中的透明度原则gatt1994的第10条—贸易法规的公布和实施，是关于透明度原则的核心条款。所谓透明度，指成员方普遍适用的有关进口贸易的政策、法令及条例，及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协定，都应公布，以使各国政府及贸易商知悉。 [11]gatt1994第10条第1款规定，“任何缔约方实施的关于下列内容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应迅速公布，使各国政府和贸易商能够知晓：产品的海关归类或海关估价；关税税率、国内税税率和其他费用；有关进出口产品或其支付转账、或影响其销售、分销、运输、保险、仓储检验、展览、加工、混合或其他用途的要求、限制或禁止。任何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之间实施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协定也应予以公布。” [12]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各成员达成了《关于通知程序的决定》，在该决定的附件中，列举了需要进行通知的清单，包括关税、关税配额、数量限制、海关估价等一系列影响国际贸易的内容。

新外贸法贯彻了这一重要原则，具体体现在外贸法的第11条，第15条，第18条，第28条之中。外贸法的第11条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应公布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和经授权经营企业的目录；第15条规定，实行自动进出口许可的货物目录予以公布；第18条规定，根据第16条和第17条加以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技术目录应予公布；第28条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其他部门需公布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的准入目录。可见，新的外贸法已将wto这一重要的原则贯穿于对外贸易的管理过程之中，是履行wto协定义务的表现，给wto贸易政策评审提供便利，有利于对外贸易管理的透明化，增强了进出口贸易的可预见性，对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外贸法中的公平贸易原则公平贸易原则是指，wto成员方和出口贸易经营者不得采取不公正的贸易手段，进行或扭曲国际贸易竞争，尤其不能采取倾销和补贴的方式在他国销售产品。 [13]尽管非歧视原则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照顾都是为了创造公平的贸易条件，使市场主体或成员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但在wto协定中提到公平贸易原则时，通常指的是关于倾销和补贴的规则。

外贸法的第41条、第42条、第43条是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规定。如果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出口至我国市场或第三国市场，对我国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我国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我国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直接采取反倾销措施和与第三国进行磋商要求其采取措施；如果进口产品得到了出口国家的专项性补贴，对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国家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外贸法根据wto协定，对倾销和补贴这两种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措施，以扭转不公平的竞争条件，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除此之外，我国外贸法在对外贸易秩序一章中还规定禁止外贸经营中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也是为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而作的规定。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特点新的外贸法应时应事而生，无论在结构，内容还是功能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反映了我国外贸立法的进步和完善。这些特点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贸法的篇章结构趋于完善，各章内容有机联系，体现了外贸管理的逻辑顺序，形成了前后有序一整套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新的外贸法分为总则（第一章）、外贸活动主体（第二章）、贸易的具体形式及其知识产权保护（第三、四、五章）、外贸的市场秩序制度（第六章）、外贸管理特有的调查制度（第七章）、违反公平贸易的救济制度（第八章）、促进外贸的辅助制度（第九章）、责任制度（第十章）以及附则（第十一章）几个部分。这些部分按照对外贸易管理的逻辑顺序排列，前后紧密相联，涉及外贸管理的全部内容，改变了旧外贸法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情形。

（二）外贸法全面贯彻了wto的基本原则。外贸法的修订目的之一为履行我国的wto协议的义务。在新外贸法之中渗透着wto的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贸易 等基本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三）外贸法并未完全照搬wto具体规则的内容，而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对于wto协议的某些规定尚留有余地。虽说履行wto协议是我国作为 wto成员的基本义务，但外贸法是调整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国内法，应符合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现实。因此，立法者在修订外贸法的条款时，一方面遵循了wto 协议的规则，一方面将我国对外贸易的现实作为立法的主要考虑因素。如在数量限制的例外这项制度之中，外贸法就有一项补漏规定，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可以禁止或限制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且在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经国务院批准可以临时决定制或者禁止前款规定目录以外的特定货物、技术的进出口。这就给予对外贸易管理部门一个根据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现实情况，为保护特定的利益和维持对外贸易的秩序，而作出相应决定的法律空间，从而适应我国外贸活动的变化发展的复杂情况。又如在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一章中，外贸法强调了禁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的原则，主要是为在实践中保护我国技术进口方的利益，是鲜明体现我国现实的一项规定。

（四）外贸法对很多制度都只是进行原则性、宣誓性的规定，需要配套的具体制度对其加以细化。对外贸易管理和控制是一项系统庞杂的工程，涉及的法律法规多，涉及的管理部门多，涉及的利益主体多，外贸法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都进行规定，这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有违外贸法的立法目的和宗旨。外贸法是管理对外贸易的基本法，只对外贸活动中一些基本的问题作出规定，其中的具体制度还需要其他法律法规细化规定。如关税制度、海关估价制度、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备案

制度、商品检验制度、原产地管理制度、反倾销制度、反补贴制度等都需要外贸法之外的其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进行具体细致的规定，这些具体制度在外贸法的基础上构建，与外贸法共同构成了我国对外贸易管理法律的框架体系。

（五）外贸法的职能不再限于对贸易主体的资格、对外贸易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维护公平贸易秩序、保护我国对外贸易利益、消除外国贸易壁垒已成为了外贸法的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外贸法逐渐具有了战斗性、开拓性及主动防御性。[14]新贸易法总则的第七条规定，我国可以对外国的歧视性措施采取相应措施；第三十一条又特别规定，我国对在知识产权方面未能给予我国国民待遇的国家、地区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第四十七条规定我国对不遵守条约的其他缔约方可以中止或终止履行相关义务。这三条集中反映了外贸法对损害我国对外贸易利益行为的抵抗，充分体现了我国外贸法的防御性和战斗性。外贸法不再只是管理法，更是保护法，对维护我国入世后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正当权益、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六）外贸法增加了国家服务和保护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容。例如，外贸法增加了保护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规定（第1条），强调了国家应建立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向对外贸易经营者和其他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第54条）。同时还规定国家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第58条）。新外贸法注重国家对外贸活动服务的提供，体现了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服务功能，是对过去外贸法单一管理功能的修正，是市场经济下外贸活动的必有内容，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五、需要注意的问题尽管新的外贸法在各方面较之旧外贸法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突破，是适应了我国入世和外贸发展现实状况的一部外贸法律，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首先，外贸法的基本法性质决定了其规则不可避免的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因而必须及时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才可以使之有效的实施，否则就会出现某个领域无法可依的状态，从而影响外贸法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其次，新外贸法还涉及到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法以及相关法律的衔接问题。在依据外贸法解决相关问题时，需处理好该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以保障外贸法与相关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对外贸易的秩序。

注释：

[1]《商务部：加入wto三年中国很好地履行了承诺》，自.cn

[2]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5条

[3]　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4]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6条

[5]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7条

[6]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37条

[7]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1条

[8]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2条

[9]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3条

[10]见《关于解释和适用gatt第6条、第16条和第23条的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11]　姜圣复 《wto法律制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2年 第95页

[12]　见《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0条

[13]　 《wto的基本原则》载《法律与生活》2000年第4期 第15页

[14]　沈四宝 马其家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若干问题》 山西大学学报　2004年5月 第66页

参考文献：

姜圣复 《wto法律制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2年版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3）

一、概述经过十五年艰苦不懈的努力，在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第16条的第4项规定，“各个成员方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协议规定的义务。”根据该规定，各成员方的国内法的制定和实施不得违反wto一揽子协议的内容。《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67条写明，“中国一贯忠实履行其国际条约义务。中国将保证其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符合《wto协定》及其承诺，以便全面的履行其国际义务。中国将通过修改其现行的国内法和制定完全符合《wto协定》的新法的途径，以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

因此，通过立法机关对与wto规则不符的旧法的废止、修改以及制定完全符合wto规则的新法成为中国作为wto成员需履行的主要义务。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卓有成效。加入wto三年来，为履行我国的承诺，立法机关已经清理各种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其中通过人大、国务院和各部门修订了320多件，废止了830多件，涉及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各个方面。全国各个地方政府共清理出有19万多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它政策措施，并根据wto规则和中国入世承诺分别对其进行了修改和废止。 [1] 其中最受瞩目的举措则是对外贸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和通过。1994年的对外贸易法有很多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且业已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现实状况。随着我国加入wto，开始履行wto的条约义务，对外贸法进行修订就成为迫在眉睫的立法任务。新的对外贸易法经讨论已于2004年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修改后的外贸法为11章70条，比旧的外贸法增加了3章26条。新的外贸法修改和删除了与中国经济与贸易现状不相适应的内容，依据wto的规则，包括wto的基本原则，贸易领域的有关协定以及中国的承诺和当前的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增加了新的内容。尽管新的外贸法有些内容仍然十分抽象和原则，需要细则进行落实，但作为对外贸易的基本法，它已充分体现了wto协议的内容，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现实状况，是一部较为完善的用于调整外贸关系的法律。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新内容新的对外贸易法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出台的关于对外贸易的基本规则。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立法者对旧的外贸法规则进行了修改，并在新的外贸法中增加了新的制度。

（一）对外贸易经营者和对外贸易经营权在我国旧的外贸法体制下，个人是不可以进行对外贸易活动的。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履行wto承诺的需要，同时考虑到在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边贸活动中，自然人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已经大量存在的现实情况，将对外贸易活动的主体扩大到个人就成为必要。新的对外贸易法规定，“对外贸易活动的主体是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以对外贸易基本法规则的形式明确了个人进行对外贸易活动的合法性。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变化。依照旧外贸法的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不但必须满足外贸法所规定的条件，还必须得到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在这些限制条件下，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量的对外贸易都必须通过外贸制度来进行，无形中增加了对外贸易活动的复杂性，严重的限制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与各国允许自由进行对外贸易的普遍实践不符，也有悖于wto贸易自由的精神实质。新的外贸法摒弃了这一计划体制衍生的陈旧的制度，规定只要依法办理了工商登记或有其他执业手续，并在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了备案登记，无论个人、法人还是其他组织都可以经营对外贸易，即以登记制代替了审批制。

新的外贸法遵从wto崇尚贸易自由的原则，改变了旧法中限制贸易自由的规定，消除了进行对外贸易的资格限制，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为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国营贸易制度新的对外贸易法增加了关于国营贸易的规定，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国家可以对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外贸法中的国营贸易管理制度源于 gatt1994第17条以及服务贸易协定第8条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各缔约方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建立或维持国营贸易，即对部分领域的货物贸易，授权特定的进出口企业经营，但国营贸易企业也应遵守wto一般规则的约束，按照非歧视的原则组织活动。由于国营贸易具有确保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享有直接的控制权从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的作用，因而在一国贸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普遍存在于各国的外贸法中，是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对于我国来说，国营贸易在维持国计民生，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项重要的制度在旧外贸法中却丝毫没有提及，这与我国的现实以及各国的外贸立法是不相一致的。尽管新的外贸法只对其做出了原则的规定，但是我国立法首次以位阶较高的基本法律形式对国营贸易管理制度的规定，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外贸立法与各国普遍立法实践趋向一致，一方面也是我国立法重申wto规则的表现。

（三）进出口自动许可制度新的外贸法第十五

条是关于进出口自动许可的制度。 [2]进出口许可证制度是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的管理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手段。wto为保证成员国间的贸易自由和扩大市场准入，制定了《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这个协议规定了两种许可证制度，一是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一是非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自动进口许可证主要是为国家统计进口贸易提供数据，是各国对进出口进行行政管理的需要。新的外贸法以明确法律条文的形式给予这种制度以合法依据，从法律上肯认了这种制度存在的价值，是对我国外贸法的完善，也是在实践中管理对外贸易活动的需要。

（四）对货物、技术及服务的进出口采取必要措施的制度旧外贸法已有关于限制或禁止进出口某些货物、技术及服务的制度，主要集中在该法第十六和十七条。新的外贸法也用两条对采取必要措施进行了规定。与原来外贸法分别规定采取限制措施和禁止措施不同，新的外贸法在第十六条中将限制或禁止措施进行了合并规定，而在第十七条中规定了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的安全例外。从具体内容上看，新的外贸法在原来外贸法的基础上，增加了wto规则中规定的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一些情况，同时对原来外贸法的措词进行修改而与wto规则的措词保持一致。如根据gatt1994第19条“一般例外”增加了国家可以为动物、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采取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措施，可以实施与黄金或者白银进出口有关的措施，根据gatt1994第20条“安全例外”增加了第十七条关于国家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对与裂变、聚变物质或者衍生此类物质的物质有关的货物、技术进出口，以及与武器、弹药或者其他军用物资有关的进出口，”而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的规定。此外，新的外贸法还增加了一项补漏规定，即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采取必要措施。

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和禁止体现在新外贸法的第26条及27条。根据wto的服务贸易协定，新的外贸法增加了人和动植物生命和健康的例外和安全例外。与原来的外贸法相比，新外贸法关于对货物、技术和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采取必要措施的规定更加详尽和贴近wto规则。

（五）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这项制度是新外贸法一项全新的制度，而原来的外贸法中丝毫没有涉及该部分内容。新的外贸法专列一章对其进行规定，足见我国在加入wto之后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视。尽管我国的专利法、商标法以及著作权法都已根据trips协议进行了修改，但毕竟这些法律只调整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法律关系，而对于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却没有涉及。同时，在国际贸易的实践中，外国当事人对我国的出口产品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日渐增多，而我国尚未有明确、专门的规定对我国知识产权权利人进行贸易中的保护，造成我国与外国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的不平衡。因此，新的外贸法专门设了“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章对国际贸易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规定。这章规定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或说凸现了两个原则，一是保护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一是严禁滥用知识产权权利以保护对外贸易的秩序。这两项规定充分体现了trips对于知识产权的态度，即“促进对知识产权充分和有效的保护，保证知识产权实施的措施和程序不致成为合法贸易的障碍”。[3]具体而言，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主要通过由国务院对外经贸易主管部门采取在一定时期内禁止侵权人生产、销售、进口有关货物的行政措施来进行 [4]；在第17条中也列举了几项构成损害对外贸易秩序的滥用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为，如一揽子许可、规定排他性返授条件等 [5]，并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对其采取必要的措施。该章的最后一条规定了我国政府可以对未能给予知识产权方面相应保护的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采取相应措施。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维护了我国在外贸活动中知识产权方面的正当利益，但与美国301条款面临的问题一样，可能会由于在发生争议时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和措施，而受到其他成员国的非议。

（六）对外贸易秩序的制度新外贸法一改旧外贸法对外贸秩序只有零散几条规定的方式，而专设一章对此问题进行详尽的规定。与旧法相比，新法具有以下的变化。1、单列一条规定了外贸活动中反垄断的内容，并规定了对该行为的处理方法。2、对外贸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细化，列举了诸如低价销售商品、串通投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规定了针对该行为的行政措施。3、增加规定了破坏对外贸易秩序的行为，如走私、逃避认证、检验、检疫等行为。4、增加了将违法的进出口商名单向社会公告这一措施，给违法者以巨大的市场压力，从而促使其遵守对外贸易秩序。新外贸法单列一章规定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应遵守的对外贸易秩序，将旧法零散的规定重新整合并加以完善，形成了系统化的一整套制度，对维护我国的对外贸易秩序必将起到重大的作用。

（七）对外贸易调查制度新外贸法的第七章是关于对外贸易调查的制度。旧法中关于贸易调查的内容只体现为一个条文，即“发生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况时，国务院规定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调查，作出处理”，新法则用了三条六款七项条文对此制度进行了规定。与旧法相比：一是确定了采取贸易调查的主体，即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其会同其他部门进行调查；二是增加了调查的事项，原法调查的内容仅限于为确定是否采取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时需要调查的情况。新法则规定了七项调查的事项，包括他国贸易壁垒、有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规避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等，且有一项补漏规定，即所有可能影响外贸秩序的事项都在调查的范围之内。[6]三是增加了关于对外贸易调查的程序以及方式的内容；三是增加了有关单位和个人的配合、协助义务以及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新法在旧法仅有一个条文的基础上，将对外贸易调查发展细化成为一项对外贸易管理的重要制度，不但增加了调查的事项，还规定了调查遵循的程序和调查采取的方式，并且对于调查程序具体实施中的协助、保密义务也有所涉及，不能不说已经是一项比较完善的制度。对外贸易调查是对外贸易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实施对外贸易管理不可或缺的制度。一项完善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有利于对外贸易管理的顺利进行，能够更好的维护我国的对外贸易秩序。

（八）对外贸易救济制度。

这一制度体现在新外贸法的第八章，共有十一个条文，与旧法简单的三条相比，无疑反映了对外贸易救

济制度内容的丰富和进步。首先，明确了“反倾销措施”的说法。[7]旧法中只提到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损害，但并未将这种措施总结为反倾销措施。其次，增加了第三国倾销的内容。[8]如果进口到第三国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销售对我国的产业造成损害或威胁，我国政府可与第三国政府协商以采取相应的措施。gatt1994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用倾销的手段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引入另一国的商业，如因此对一缔约方领土内一己建立的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阻碍一国内产业的新建，则倾销应予以谴责。”即gatt1994并没有将倾销的受害国限于倾销产品的进口国，如果倾销产品给另一国造成损害，也属于 gatt1994谴责的倾销行为。在新外贸法中增加第三国倾销的规定，与wto协定关于反倾销的内容相一致，给国内产业提供了更有力的保护。第三，将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由原法的“任何形式的补贴”改为“专向性补贴”。[9]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可以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和不可诉补贴。[10]对于不可诉补贴，其他成员可在事实基础上对其不可诉资格提出质疑，但不能仅仅依此就限制另一成员方对该项补贴的采用。而绝大部分不可诉补贴都是非专项性补贴，我国原外贸法规定可以对任何形式的补贴采取必要措施是违反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因此新法对此作了修改，以符合wto规则的要求。第四，增加了对服务贸易采取保障措施的内容。随着服务领域的开放，外国的服务将会大量涌入我国，为保护我国的国内产业，规定这种保障措施是必要的。第五，增加了因第三国限制进口而导致的进口数量激增而采取保障措施的规定，完善保障措施的内容，给国内产业提供更为全面的保护。第六，据wto规则，增加规定了当其他成员国违反wto协定而使我国的条约利益受损时，可以据条约暂停和终止履行我国义务。第七，增加了建立对外贸易应急预警机制的内容，以应对对外贸易中的突发和异常情况，体现了对贸易进行管理和维护机制的完善。第八，对规避救济措施的行为采取反规避措施，保障救济措施的施行。

新法中关于对外贸易救济制度的内容体现了wto协议的相关规定，增加了应对在我国在入世的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的措施，比原法的三个条文的规定全面和完善，更能适应新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九）法律责任制度旧外贸法关于法律责任的内容只有寥寥四条，只对对外贸易的走私行为、违反外贸管理秩序的某些行为、对外贸易工作人员的违反犯罪行为进行了规定，违法者的责任主要体现为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通过海关法进行处罚，此外还有由国务院撤销外贸经营权的处罚方式。新法关于法律责任的内容体现于该法的最后一章，与旧的外贸法相比有以下变化：一，规定了违反某些具体制度的处罚措施，如规定了违反国营贸易管理制度的责任；二，有层次的规定了违法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健全了严格的法律责任。首先是刑事责任，不构成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同时禁止违法者从事有关货物或者技术的进出口经营活动；三，具体明确的规定了对违法者的行政处罚措施，如罚款或没收违法所得；四，规定了禁止外贸经营活动的具体措施、方式或途径；五，给予被处罚者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新外贸法关于法律责任的制度凸现了该法的行政管理性质，使得这部行政法更为完整和系统化，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责任制度能更好的保证实体法律部分的实施。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的wto基本原则在wto协定的众多规则中，贯穿着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这些共同的基本原则是wto的精髓，体现着wto的基本精神。wto的众多具体规则都是围绕着这些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是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我国新的外贸法不但是适应新形势下对外贸易发展要求的产物，更是我国作为wto成员国履行wto协议的义务的体现，因此，在我国新的外贸法中渗透着wto的基本原则，wto的基本原则在新的外贸法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wto的协议中对基本原则并没有明确的阐述，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作出了不同的归纳，但本质上并没有区别。wto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贸易原则。

（一）外贸法中的非歧视原则外贸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待遇，或者根据互惠、对等原则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待遇。” 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这是我国外贸法对wto“非歧视原则”的落实和细化。非歧视原则一直是多边贸易体制中最为重要的原则，可是说是关贸总协定和wto的基石，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非歧视原则的两个主要体现，此项原则贯穿于wto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协议之中。外贸法明确规定根据国际条约和协定给予缔约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表明中国在处理对外贸易事务时将严格遵守这一规定，这一原则不再只是国际条约义务，更是国内法的义务，具有国内法的效力。通过在外贸法总则中规定这项原则来指导中国的对外贸易实务，给予了非歧视原则实施的充分保障。旧的外贸法中已有这项规定，是为与wto规则接轨，从而达到尽快加入wto的目的，但在新形势下重申这项规定以履行wto协定的义务与其具有不同的意义。

（二）外贸法中的市场准入原则这一原则所包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实际上，关税保护原则、关税约束和减让原则、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按承诺开放服务贸易的原则等都可以纳入市场准入原则。这些原则尽管表现形式不同，涉及的领域也不一样，但它们的目的都一样，就是使商品和服务享有稳定的、不断改善的市场准入条件。

外贸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准许货物与技术的自由进出口，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体现了我国给予市场主体在货物、技术以及服务的进出口方面的自由，禁止对货物、技术和服务的进出口进行数量限制。同时，外贸法对数量限制的例外也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外贸法的第十六条是与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相对应的禁止数量限制的例外，主要是为了保护我国的某些重大利益；第十七条是新增加的内容，是与gatt1994第21条相对应的安全例外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了服务贸易数量限制的例外情况。与wto规则相一致

，我国新的外贸法将禁止数量限制作为一般原则，同时规定了某些可以采取数量限制的例外情形。

（三）外贸法中的透明度原则gatt1994的第10条—贸易法规的公布和实施，是关于透明度原则的核心条款。所谓透明度，指成员方普遍适用的有关进口贸易的政策、法令及条例，及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协定，都应公布，以使各国政府及贸易商知悉。 [11]gatt1994第10条第1款规定，“任何缔约方实施的关于下列内容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应迅速公布，使各国政府和贸易商能够知晓：产品的海关归类或海关估价；关税税率、国内税税率和其他费用；有关进出口产品或其支付转账、或影响其销售、分销、运输、保险、仓储检验、展览、加工、混合或其他用途的要求、限制或禁止。任何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之间实施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协定也应予以公布。” [12]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各成员达成了《关于通知程序的决定》，在该决定的附件中，列举了需要进行通知的清单，包括关税、关税配额、数量限制、海关估价等一系列影响国际贸易的内容。

新外贸法贯彻了这一重要原则，具体体现在外贸法的第11条，第15条，第18条，第28条之中。外贸法的第11条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应公布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和经授权经营企业的目录；第15条规定，实行自动进出口许可的货物目录予以公布；第18条规定，根据第16条和第17条加以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技术目录应予公布；第28条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其他部门需公布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的准入目录。可见，新的外贸法已将wto这一重要的原则贯穿于对外贸易的管理过程之中，是履行wto协定义务的表现，给wto贸易政策评审提供便利，有利于对外贸易管理的透明化，增强了进出口贸易的可预见性，对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外贸法中的公平贸易原则公平贸易原则是指，wto成员方和出口贸易经营者不得采取不公正的贸易手段，进行或扭曲国际贸易竞争，尤其不能采取倾销和补贴的方式在他国销售产品。 [13]尽管非歧视原则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照顾都是为了创造公平的贸易条件，使市场主体或成员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但在wto协定中提到公平贸易原则时，通常指的是关于倾销和补贴的规则。

外贸法的第41条、第42条、第43条是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规定。如果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出口至我国市场或第三国市场，对我国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我国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我国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直接采取反倾销措施和与第三国进行磋商要求其采取措施；如果进口产品得到了出口国家的专项性补贴，对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国家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外贸法根据wto协定，对倾销和补贴这两种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措施，以扭转不公平的竞争条件，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除此之外，我国外贸法在对外贸易秩序一章中还规定禁止外贸经营中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也是为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而作的规定。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特点新的外贸法应时应事而生，无论在结构，内容还是功能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反映了我国外贸立法的进步和完善。这些特点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贸法的篇章结构趋于完善，各章内容有机联系，体现了外贸管理的逻辑顺序，形成了前后有序一整套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新的外贸法分为总则（第一章）、外贸活动主体（第二章）、贸易的具体形式及其知识产权保护（第三、四、五章）、外贸的市场秩序制度（第六章）、外贸管理特有的调查制度（第七章）、违反公平贸易的救济制度（第八章）、促进外贸的辅助制度（第九章）、责任制度（第十章）以及附则（第十一章）几个部分。这些部分按照对外贸易管理的逻辑顺序排列，前后紧密相联，涉及外贸管理的全部内容，改变了旧外贸法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情形。

（二）外贸法全面贯彻了wto的基本原则。外贸法的修订目的之一为履行我国的wto协议的义务。在新外贸法之中渗透着wto的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贸易 等基本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三）外贸法并未完全照搬wto具体规则的内容，而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对于wto协议的某些规定尚留有余地。虽说履行wto协议是我国作为 wto成员的基本义务，但外贸法是调整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国内法，应符合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现实。因此，立法者在修订外贸法的条款时，一方面遵循了wto 协议的规则，一方面将我国对外贸易的现实作为立法的主要考虑因素。如在数量限制的例外这项制度之中，外贸法就有一项补漏规定，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可以禁止或限制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且在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经国务院批准可以临时决定制或者禁止前款规定目录以外的特定货物、技术的进出口。这就给予对外贸易管理部门一个根据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现实情况，为保护特定的利益和维持对外贸易的秩序，而作出相应决定的法律空间，从而适应我国外贸活动的变化发展的复杂情况。又如在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一章中，外贸法强调了禁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的原则，主要是为在实践中保护我国技术进口方的利益，是鲜明体现我国现实的一项规定。

（四）外贸法对很多制度都只是进行原则性、宣誓性的规定，需要配套的具体制度对其加以细化。对外贸易管理和控制是一项系统庞杂的工程，涉及的法律法规多，涉及的管理部门多，涉及的利益主体多，外贸法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都进行规定，这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有违外贸法的立法目的和宗旨。外贸法是管理对外贸易的基本法，只对外贸活动中一些基本的问题作出规定，其中的具体制度还需要其他法律法规细化规定。如关税制度、海关估价制度、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备案

制度、商品检验制度、原产地管理制度、反倾销制度、反补贴制度等都需要外贸法之外的其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进行具体细致的规定，这些具体制度在外贸法的基础上构建，与外贸法共同构成了我国对外贸易管理法律的框架体系。

（五）外贸法的职能不再限于对贸易主体的资格、对外贸易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维护公平贸易秩序、保护我国对外贸易利益、消除外国贸易壁垒已成为了外贸法的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外贸法逐渐具有了战斗性、开拓性及主动防御性。[14]新贸易法总则的第七条规定，我国可以对外国的歧视性措施采取相应措施；第三十一条又特别规定，我国对在知识产权方面未能给予我国国民待遇的国家、地区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第四十七条规定我国对不遵守条约的其他缔约方可以中止或终止履行相关义务。这三条集中反映了外贸法对损害我国对外贸易利益行为的抵抗，充分体现了我国外贸法的防御性和战斗性。外贸法不再只是管理法，更是保护法，对维护我国入世后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正当权益、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六）外贸法增加了国家服务和保护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容。例如，外贸法增加了保护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规定（第1条），强调了国家应建立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向对外贸易经营者和其他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第54条）。同时还规定国家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第58条）。新外贸法注重国家对外贸活动服务的提供，体现了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服务功能，是对过去外贸法单一管理功能的修正，是市场经济下外贸活动的必有内容，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五、需要注意的问题尽管新的外贸法在各方面较之旧外贸法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突破，是适应了我国入世和外贸发展现实状况的一部外贸法律，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首先，外贸法的基本法性质决定了其规则不可避免的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因而必须及时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才可以使之有效的实施，否则就会出现某个领域无法可依的状态，从而影响外贸法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其次，新外贸法还涉及到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法以及相关法律的衔接问题。在依据外贸法解决相关问题时，需处理好该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以保障外贸法与相关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对外贸易的秩序。

注释：

[1]《商务部：加入wto三年中国很好地履行了承诺》，自.cn

[2]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5条

[3]　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4]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6条

[5]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7条

[6]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37条

[7]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1条

[8]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2条

[9]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3条

[10]见《关于解释和适用gatt第6条、第16条和第23条的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11]　姜圣复 《wto法律制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2年 第95页

[12]　见《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0条

[13]　 《wto的基本原则》载《法律与生活》2000年第4期 第15页

[14]　沈四宝 马其家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若干问题》 山西大学学报　2004年5月 第66页

参考文献：

姜圣复 《wto法律制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2年版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4）

中韩自贸协定从生效当天（2015年12月20日）就有958种韩国商品进入中国时实现零关税，4125个中国商品进入韩国时实现零关税。适用关税减让的商品在实施当日进行第一次降税，2016年1月1日第2次降税，因此对于国内进出口企业来说，确认本公司与韩国交易的商品是否适用自贸协定的减让关税尤为重要。

进出口企业要享受中韩FTA规定的优惠关税，必须在进出口通关时提交相关原产地证明。因此，原产地证明是企业能否享受自贸协定下优惠关税的主要依据，正确理解自贸协定规定的原产地证明规则，将对企业积极适用优惠关税、减少关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中韩原产地规则

原产地是指在施加、征收、减免和进出口物品的通关过程中，按照优惠贸易协定等规则而确定物品生产、加工和制造的地区或国家。换言之，原产地是指特定物品生长、生产、制造或加工的国家，又指产品的国籍。

原产地规则的规定一般包括原产地标准、直运规则和书面证明要求。有些区域贸易安排，尤其是自由贸易区对原产地规则的内容还有其他更细致的规定，如原产地累计条款、微量条款和吸收原则、包装规则和监管等规则等。最初的原产地规则主要是为了海关征税和进行贸易统计，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等区域性贸易组织的大量涌现使原产地规则已由一种非歧视的海关技术规则转化为一种新的贸易保护工具。原产地规则作为区域贸易协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正日益加强。

中国的原产地规则

中国原产地规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等法律规定，具体实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适用于实施最惠国待遇、反倾销和反补贴、保障措施、原产地标记管理、国别数量限制和关税配额等非优惠性贸易措施以及进行政府采购和贸易统计等活动对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的确定。实施优惠性贸易措施对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的确定，不适用该条例，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优惠原产地管理规定》。

韩国原产地规则

韩国原产地规则的相关法律体系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关税法》为主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另一种是以《对外贸易法》为主的非优惠原产地规则。除《关税法》外，优惠原产地规则还有《FTA履行关税特例法》《南北交流合作的相关法律》等。其中，FTA关税特例法对优惠原产地证明、核查程序及处罚规则等做出了额外的详细规定。

中韩FTA原产地规则

在自贸协定的原产地规则章节中，对原产货物的判定标准做出了具体规定。原产货物主要包括3大类：第1类是一方完全获得的货物;第2类是全部使用原产材料生产的货物;第3类是使用进口非原产材料在一方经过实质性加工的货物。对于第3类情况，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清单对全税则所有5205个6位子目（2012版HS）逐一制定原产地标准（见表）。

直接运输标准

中韩FTA在3.14条中规定了直接运输标准，申明享受优惠关税待遇的缔约方原产货物，应当在缔约方之间直接运输，且规定了货物运经一个或多个非缔约方时仍被视为在成员方之间直接运输的情况。如货物的转运被证明是基于地理原因或者仅出于运输需要考虑，货物在非缔约方未进入贸易或消费领域，且除装卸、因运输原因而分装，或使货物保持良好状态所需的处理外，货物在非缔约方未经任何其他处理等情况，虽然货物经过非缔约方国家或地区仍会认定为直接运输。同时，3.14条还规定了在非缔约方临时储存的，货物在储存期间必须处于非缔约方海关监管之下，停留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的时间限制。

原产地证明颁发机关

2015年12月11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质检总局关于受理签发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的公告》（2015年第146号）指出：“依照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和国家法律有关规定，申请人可以向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及其各地方分会申请签发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随附上述证书的出口货物依照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规定在韩国享受优惠关税待遇。对于2015年12月20日处于运输过程中、在缔约方或在海关仓库暂存的出口货物，申请人可于2016年3月19日前申请补发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上述公告明确规定，中国颁发原产地证书的机构为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及其各地方分会。

韩国颁发原产地证书的机构为各地海关及大韩商工会议所。

其他相关规定

当原产货物进口后，进口商可以在进口之日起1年内申请退还该货物未享受优惠关税待遇而多付的税款和保证金。进口商想要享受该待遇，必须以在进口时向海关正式申报以此作为享受优惠关税待遇为前提。对完税价格不超过700美元或该缔约方币值等额的一批次原产货物免予要求提交原产地证书，并给予优惠关税待遇。

此外，中韩FTA还规定了原产地核查的内容，即进口方海关可以按规定顺序进行核查。 根据规定进口方海关可以要求进口商提供进口货物原产地相关的信息，要求出口方海关核查货物的原产资格，向出口方海关提出对出口方的出口商或者生产商开展核查访问等。出口方海关应自收到核查请求之日起6个月内，向进口方海关反馈核查结果。进口方海关应自接到出口海关反馈核查结果之日起3个月内，将所核查货物是否具备原产资格的决定通知出口方海关。如进口方海关对出口方海关反馈的核查结果不满意，进口方海关可对出口商或生产商的工作场所开展核查访问，出口方海关须全程陪同。

结论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5）

    一 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对外贸易法是指国家对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它包括宪法、对外贸易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一部法律的重要性,是由该法律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决定的。对外贸易法调整的是一国对外贸易及投资法律关系的。而在当今世界,各国外贸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外贸法地位也日趋重要。随着wto 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日益加大,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经济大国的经济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所谓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 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经济最发达的占世界经济总量1/ 4 的大国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0. 7 % ,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为20. 1 %.[1] 这些国家重视外贸法的程度也愈来愈高。美国从其独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外贸,至今已有200 多年的历史,在200 多年的外贸发展历程中, 尤其是二战之后,美国已成为国际贸易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但是从60 年代起在日本及70 年代日益强大的欧盟的强烈竞争下,使其外贸法既有管理本国进出口功能,又有在竞争中趋利避害的服务功能。“在美国,国际贸易是最热门的话题,外贸法也是最为社会关心的法规之一。因为它直接涉及美国人的就业问题, 同时也直接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2] 因此,对外贸易法在这些西方贸易大国早已越出了一般部门经济法的范围,无论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都赋予其特别重要的地位,给予非同小可的重视。

    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对外贸易的管理权直接掌握和控制在国会手中。该对外贸易管理权是通过制定法律、批准条约、决定征税以及掌握开支等方式行使的。行政部门则负责外贸法的实施和执行。美国政府中负责对外贸易管理的机关决不只由商务部负责,它同时还设有其他部门共同负责,主要有美国贸易代表以及一个独立机构———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还专门设有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分别受理一审和二审的国际贸易案件。美国总统作为行政最高长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享有很大的权力, 他可以直接介入贸易事务并根据有关部门的建议采取措施,在是否采取保障措施、贸易禁运、贸易制裁等方面享有最终决定权。

    美国对外贸易法的内容丰富而具体,仅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就达1 000 多页,其内容涉及贸易待遇,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待遇、普遍优惠待遇、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进口救济与贸易秩序,包括反倾销法、反补贴法、保障措施、调整援助[3]、市场扰乱[4]、不公平贸易做法[5] 和非经济原因[6] 的进口管制;出口促进与管制,包括301 条款制度[7]和贸易促进、出口管制。日本政府的贸易管理组织主要包括日本贸易会议、经产省、大藏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经济企划厅、公正交易委员会等。但日本贸易会议的主席由内阁总理大臣亲自担任,其成员包括经产省、大藏省、农林水产省、外务省、运输省等重点省大臣、日本银行及进出口银行总裁、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经济企划厅长官等组成。日本的特点是总理亲自处理,重要部门联手共管外贸。

    欧盟负责制定和实施贸易政策的主要机构包括欧盟委员会(欧盟的行政机构) 、欧盟理事会(欧盟的执行机构) 、欧盟议会(代表欧盟的公民) 和欧洲法院。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外贸法的特殊重要地位表现在:

    (1) 由最高权力机关立法;

    (2) 由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实施;

    (3) 全国一盘棋,主要部门及其第一把手亲自参与对外贸易法的执行;

    (4) 内容详细灵活,在管理国内进出口的同时, 强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和拓展。

    二 我国应对对外贸易法予以特别重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 年来,我国的外贸发展特别迅速。1978 年进出口额仅为206 亿美元,1994 年贸易总额为2 000 多亿美元,而2002 年我国的进出口额达到6 200 多亿美元,在世界贸易大国中的位置已上升到第6 位;今年上半年的发展势头更是强劲。我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协议投资金额已达8 300 亿美元,实际投资额达4 500 亿美元。我国共批准设立三资企业已超过40 万家。同样,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也十分高,有经济学家统计,2002 年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44 %.[8] 尽管各国测算外贸依存度的方法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外经外贸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将越来越不可忽视,因此,作为调整外经外贸工作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理所当然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相对于西方贸易大国,我国的对外贸易法起步晚,重视不够,当然这与我国长期以来进出口数量有限,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弱有关,但是,从现在我国外贸的实际情况出发,外贸法的重要性已经凸现,外贸法应该予以重新定位并提到重要日程。

    三 当前对外贸易法的若干前沿问题

    (一) 透明度原则

    1. 透明度原则的由来

    透明度原则源于西方世界。它早期是伴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作为商人,面临市场的巨大挑战,就要设法克服市场因政策法律变动而带来的风险,商人们迫切要求市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要求政府管理市场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透明,以便公众能方便地获得政府管理和服务市场的信息。因此透明度原则早期又称之谓“阳光原则”或“知晓原则”。

    透明度原则的日趋明确,那是在二战之后,它作为调整战后贸易制度的基本规范,被引入了“关贸总协定”,其内容逐渐明确,尤其是该原则被引入到wto 的各主要协议之中后尤为突出。透明度原则的核心条款是关贸总协定的第10 条。随着wto 影响的扩大,该原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数十年以来,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各国外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列入其主要条款。

    2. 透明度原则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

    根据wto 各主要协议的规定,透明度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公布和告知原则。该原则要求成员方管理机构必须将正式实施的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以及政策予以公布;必须将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行条约及政府协定,予以公布;在实施具体贸易过程中的法令、条例以及一般援用的司法判例及行政决定,都应迅速公布。二是关于行政和司法过程中的透明度。

    要求各成员管理外贸过程及审理外贸案件的过程透明,并要求能对政府管理外贸过程中的决定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

    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wto 基本原则中带有基础性的一项重要原则,能否切实地履行透明度原则, 不仅是衡量中国承诺履行wto 各项制度的法律基础,而且也是衡量中国遵守wto 各项法律义务的信用基础,更是我们运用wto 规则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重要前提。

    3. 中国正积极地遵守透明度原则

    中国依据wto 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作出的郑重承诺将使中国的经济环境更具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的承诺,关键的或者说具有突破性的一点就是政府在管理外贸工作中取消内部文件(亦称红头文件) ,即凡是执行的,必须是公开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政策。

    中国对履行wto 透明度原则迅速而全面地做出上述承诺,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该原则的重视,也表现了中国全面履行wto 各项法律规定的决心和能力。

    (二) 对外贸易经营权

    西方国家对外贸易法历来重视对外贸易经营主体问题,把它作为外贸制度的基础。美国外贸法专家认为,是否允许个人或所有企业从事外贸,这是一国对外贸易法的基石,犹如一国宪法是否保护人权一样重要。因为对外贸易主体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外贸易的自由度(即自由化) 问题。它涉及对外贸易的几乎所有制度,比如工商管理、海关、外汇及税收等一系列法律,也就是说,对外贸易经营权是整个外贸制度开放的晴雨表。西方各国的外贸法对此都作出了相当宽松的规定,美国、欧盟及日本等西方国家都规定了其自然人、法人及合伙企业都能自由获得对外自由贸易权。

    中国在加入wto 时承诺3 年内放开外贸经营权。即在加入wto 3 年后,即从2004 年12 月11日起应对这类企业(包括自然人) 放开外贸经营权。

    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法应参照国际惯例,规定除在特定的贸易领域内从事国营贸易的专营权或特许权外,所有在中国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都可以享有外贸经营权。

    (三) 国营贸易

    1. 国营贸易是各国外贸法中普遍存在的特殊概念

    外贸法上的国营贸易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并非一个概念,和中国目前的国有外贸企业也不能等同,它具有特定的含义。根据世贸组织《1994 年关贸总协定》第17 条和其他有关规定,所谓国营贸易企业是指在国际贸易中根据国内法律或在事实上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的政府企业和非政府企业,其购买和销售活动影响了国家进出口水平和方向。因此,世贸组织中判断国营贸易企业的关键是看企业是否在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 这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并无必然联系,其判断标准也不是所有制形式。因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或者半官方的贸易机构,若它们在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则都应视为国营贸易企业。

    2. 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国外贸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营贸易通常存在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贸易领域。实行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享有直接的控制权,从而可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因此其在一国贸易中的意义不可低估,国营贸易因而成为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世贸组织各成员在不同领域中都实行着不同程度的国营贸易。目前,世界范围内国营贸易制度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方面,兼有若干重要的矿产品。有些欧洲国家也在烟草和食盐方面维持着国营贸易制度。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各设有一个专营销售局,而这两个企业控制着1/ 3 的世界小麦出口。而在新西兰,一个牛奶专营国营企业控制着约30 %的世界牛奶出口。

    由此可见国营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有的规模和地位确实是十分巨大的。

    3. 中国外贸法应妥善处理国营贸易问题

    中国要按照世贸有关规则有针对性地加强在一些重点贸易领域中的国营贸易制度,使其成为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保障。国营贸易的最大优势在于政府可以对其实施较为直接的控制,进而控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进出口,这些领域和产品对国民经济、社会稳定、人民生活都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只有真正确保国家在这些关键领域中享有控制权,中国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安全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因此,国家在某些领域继续维持国营贸易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世贸规则允许的例外,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例外并将其体现在本国的外贸法中。

    (四) 自由贸易区

    所谓自由贸易区通常是指签订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所组成的经济贸易集团,在成员国之间废除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各成员国仍保持自己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自由贸易区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最基本、最一般的形式,一般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成员国内部取消贸易障碍,实现自由贸易,但没有共同对外关税;二是通常采取原产地规则。

    目前,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寻求发展本国经济、抵御经济衰退的一项重要举措。

    鉴于自由贸易区具有的积极作用,关贸总协定第24 条对其作了特别规定,从而使自由贸易区成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并明确允许各成员国或各成员在其领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实践证明,自由贸易区对于多边贸易体系并未构成重大威胁;相反,由于它的目标是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可以率先在区域实现内部贸易自由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多边贸易体系具有互补性,也可以推动多边贸易的发展。因此,自由贸易区和多边贸易体系可以共存, 事实上世贸组织的很多成员同时也是各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目前除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外,世界上几乎各主要贸易国均已参加自由贸易区,有的还是多个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参加任何自由贸易区,这对于本国的外贸发展并非好事。中国游离于自由贸易区之外,一方面使中国无法享受区域贸易安排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区域贸易安排对区内国家实行优惠待遇,其成员对区外贸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贸易壁垒,因而其贸易转移效果甚至排他性的特征日益明显,致使中国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性影响。同时,自由贸易区是世贸组织明文允许存在的例外,不予以积极利用就没有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为本国谋取应得的利益,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中国都应重视和利用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本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中国在自由贸易区内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并积极参与东盟十国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活动,与东亚的韩国、日本等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进行了持久的探讨,这些都说明,中国在修改外贸法时有必要增加规定国家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积极建立和完善外贸促进机制的有关内容。

    (五) 贸易壁垒调查

    世贸组织的宗旨是扩大自由贸易,消除各国间的各种贸易壁垒,其重点已经从关税壁垒转移到了各种各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所谓贸易壁垒是泛指一国采取、实施或者支持的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合理障碍的立法、政策、行政决定、做法等各种措施,其范围极广,以对贸易造成扭曲效果为判断标准。

    贸易壁垒的种类数量大、花样多,而且层出不穷,例如关税壁垒、关税税则分类、配额、进出口许可、政府采购、自愿出口限制、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等等,而“两反一保”的滥用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也在国际上愈演愈烈:前者是进口国以保护国家安全、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安全、防止欺诈行为等目的,通过繁杂和苛刻的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来限制贸易,而后者是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口号,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和繁琐的检验认证而设立的贸易障碍。例如,1997 年欧美国家通过提高技术性条件要求实际上禁止了从中国进口禽肉,而2002 年初欧盟又以中国产的蜂蜜含有氯霉素等抗生素超标为由中止了从中国进口蜂蜜,中国的这些传统优势产品因此丧失了这些市场。

    贸易壁垒的实质是限制进口,但它们具有技术性强、隐蔽性好、涉及面广、效果明显的特点,而且往往具有正当理由支持,因此管制的难度很大,但这些贸易壁垒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遏制这些贸易壁垒,世贸组织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动植物和卫生检疫措施协议》等,但其规制的范围和力度还远不足以形成国际法上全面、有效的管制。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原外经贸部(即商务部) 于2002 年颁发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从而有了自己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但这一规则还只是部门规章,未来应该将其上升为法律。在中国《对外贸易法》的修改中,应对政府实施对外贸易进行调查的范围及其具体程序作出规定,以便有更强的法律基础来保证本国产品和企业免受国外的不公正待遇。

    (六) 贸易救济措施

    1. 反倾销

    在国际贸易中,倾销是指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在这种情况发生时, 进口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我们称之为反倾销措施。可以采取的反倾销救济措施是征收反倾销税或者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尽管反倾销的理论基础早已为人诟病,但反倾销现在更多的是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而得到广泛的使用。由于反倾销简便实用、效果明显,因此也是三种贸易救济措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中国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反倾销的第一受害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 年至今中国产品已经遭遇到了500 余起反倾销案,被调查的产品有4 000 多种。在这些反倾销调查案中,由于以往中国企业经常采取不应诉的做法,加之中国在这方面人才缺乏、企业不重视、政府组织不力等因素,中国企业能争取到较好裁决结果的仅占到三成,绝大部分被课以高关税,损失比较严重。而对中国使用反倾销措施的主要国家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及部分拉美国家等。例如, 墨西哥从1994 年11 月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征收反倾销税,税率最高可达533 %.20 世纪90 年代初,欧盟对中国出口彩电征收的高达44. 6 % 的反倾销税使中国产品几乎退出欧洲市场,而美国现在正在酝酿对中国彩电采取反倾销措施。在1994 年,美国对中国大蒜裁定了高达376 %的反倾销税,也迫使中国大蒜因此退出了美国市场。更为严重的是,反倾销案件往往产生连锁反应。1993 年墨西哥对中国十大类4 000 多种商品进行反倾销后,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纷纷对中国这些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据估计,中国企业因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达到100 亿美元以上,而丧失的市场份额和其他间接损失则难以计算,国外对中国产品频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一个巨大贸易障碍。

    2. 反补贴

    补贴是指出口国(地区) 政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并为接受者带来利益的财政资助以及任何形式的收入或者价格支持,某些贸易活动中的补贴也是一种不公平贸易行为。当进口产品存在补贴,并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进口国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采取征收反补贴税、要求出口国政府停止补贴或要求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中国产品目前很少遭到反补贴调查,因为中国产品一般是反倾销措施的目标,而目前中国也尚未对其他国家产品实施反补贴措施。

    3. 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是进口国对某些产品在公平竞争情况下因进口数量猛增而采取的紧急限制措施。当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时,进口国可以采取保障措施来缓解这种严重损害或威胁。具体措施有提高关税、采取配额制等。保障措施是关贸总协定最重要的条款之一, 该条款就像一个“安全阀”,使得缔约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背离总协定一般规则,即通过免除该缔约方所承诺的义务,达到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目的。仅在1995 年到2000 年期间,美国就发起了9 起保障措施调查。而在2002 年3 月5 日,美国总统宣布对10 类进口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 加征关税最高达30 % ,涉及国家包括欧盟、日本、韩国、中国、瑞士、挪威、新西兰、巴西等,最终成为一场涉及各大主要贸易国的贸易风波。

    为了保护本国产品免遭国外采取的救济措施打击,中国参照各国的成功经验加强了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建设,先后启动了汽车、钢铁、化肥等易受冲击行业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以便于防患于未然。

    三 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及其修改的指导思想

    (一) 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4 年外贸法与wto 及我国的入世承诺相比,与国际贸易格局急骤变化的要求相比,与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日益增加的贡献相比,确实存在不少差距,这主要表现在:

    1.《外贸法》没有对wto 所倡导的“关税减让”、“一般取消数量限制”、“透明度”、“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和“公平平等处理贸易争端”等原则作出规定。而且,它的有些规定已经不适应外经贸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与wto 倡导的国际贸易内涵不符合,如《外贸法》没有对境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国营贸易和电子商务等作出规定,也没有对原产地规则、自由贸易区和单独关税区作出规定,甚至没有对外国产品进行调查、报复,保护国内产业权益的贸易壁垒调查制度;而这些原则及规定,都属于西方国家外贸法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利用外贸法规趋利避害的重要内容。

    2.《外贸法》的有些规定过于原则,自由裁量权过大,需要细化,以便于操作,如有关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救济和法律责任等规定。

    3.《外贸法》在一定程度上遗留了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色彩。这不仅与wto 所倡导的“自由贸易” 相去甚远,也不能为国内外各经济主体开展外贸活动提供一部具有可预见性、规范性和便于操作的外贸根本法[9] .例如, 《外贸法》第19 条规定, “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但规定的审批机关是“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有关部门”不清楚。审批时间和审批条件是怎样的,也不清楚。而且在实施中往往是涉及哪个部门就找哪个部门,而不是美国、日本和欧盟那样,把外贸事务视为生命线,由影响国计民生的部门共同负责。这些行政部门参与外贸管理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其重要的职责。

    4.《外贸法》的原则离wto 协议所倡导的“国民待遇”、“市场准入”、“透明度”、“一般取消数量限制”还有较大差距,在外贸经营权上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在具体制度上不符合或不能完全满足wto 协议的要求。例如,该法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而外商投资企业则可以免于办理内资企业必须办理的许可。[10] 该法规定的对外贸易经营许可制度,使得同是中国企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外贸经营权的获取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且,个人也被排除在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之外。[11]我国入世时承诺,通过国内立法途径将wto 协议及我国入世承诺转化成国内法内容,以便其在我国贯彻实施。这也要求我们按照wto 和我国的承诺对作为外贸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进行修订。

    (二) 修改现行《外贸法》的指导思想

    1. 反映对外贸易发展情况,体现wto 规则修改《外贸法》必须反映现阶段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展方向,反映中国的贸易地位,同时体现wto 规则及其发展变化(既要体现承诺义务,也要体现实现权利,保障权利、监督制约对方应承担义务的内容) .

    2. 体现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可预见性是指《外贸法》的修改要反映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目标和wto 新一轮谈判的精神,可操作性是指应该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中国国情。

    3. 增强外贸法的开拓和防御能力

    增强外贸法的主动防御功能,是当今各国外贸法的立法趋势。例如美国外贸法的许多规定就具有对外进行市场开拓,对内进行保护国内产业的能力。如美国外贸法中规定保障措施的201 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国外贸易做法作出反映的301 条款、特殊301 条款、超级301 条款,授权针对国外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报复的337 条款以及针对中国的特保立法的421 条款。而我国1994 年外贸法在这方面的功能较差,主要是一部管理对外贸易关系的法律。战斗性、开拓性及主动防御性尚缺。

    4. 对《外贸法》功能重新定位

    通过对1994 年“外贸法”的修改,需要对外贸法在国内的地位重新定位,对它的特殊重要性进行确认,对其内容进行充实,使其在世界贸易的新格局中真正起到保护和促进我国外贸事业的基本法作用, 在这一点上西方贸易大国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1) 美国贸易法的做法美国贸易法对内尽量扩大自由度,而对外则侧重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出口和对国内产业的救济,因此是一部对内管理相对自由、对外职能强化的贸易法[12] .

    (2) 加拿大对外贸易立法体现了其对国内产业、企业的充分保护

    除在国际贸易法庭法、特别进口措施中有关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进行专门规定外,在海关法、海关税则法、进出口许可证法中也有对国内产业、企业提供保护的法律救济措施,另外其反倾销法等规定的法律层次较高,由议会通过。

    1994 年《对外贸易法》在管理方面其侧重点在于对贸易主体的经营资格和经营行为以及商品的管理,自我约束较多,反映当时的管理手段和体制,主要是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为主的法律,对外扩大我国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机会、消除外国贸易壁垒以及其他维护公平贸易秩序的能力不足。这就需要我国贸易法转变管理重心,向对内放宽管制、对外加强职能的方向转变。在这方面,加拿大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加拿大的外贸立法在不违背wto 原则和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许可证贸易管理方式。我们认为,我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可在履行wto 义务和我国有关承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用足用好许可证等贸易管理手段和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

    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法》应是合理的外贸促进法,这既符合wto 规则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法, 使其成为有效的贸易防御法和积极的市场开拓法, 例如,遏制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拓宽贸易投资。

    此文曾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年5 月

    [注释]

    [1]刘国光。 内需为主与外贸依存度问题[ol ] . 中国经济展望网,2002 - 04.

    [2] int‘l trade and investment , ral ph h. folsm ,19.

    [3]对因进口竞争而受到损害的工人、企业和产业的援助。

    [4]是指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给美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依据美国1974 年贸易法,认定市场扰乱的标准比反倾销和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标准要低,更便于使用。

    [5]依据美国现行法律,即美国贸易法337 条,所有人、进口商、承销商将货物进口美国或销售中的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做法,或实质性损害美国产业,阻止美国产业建立,或限制或垄断美国的贸易和商业,国际贸易委员会应当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则不需要证明损害的存在,便可构成337 条所规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6]指基于国家安全、人权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原因。

    [7]1974 年美国贸易法规定了一般301 条款、特殊301 条款和超级301 条款。一般301 条款规定了当外国限制美国货物和服务的进口时,美国贸易代表应当或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特殊301 条款针对外国违反知识产权义务的各种措施和行为;超级301 条款则针对外国限制进口措施的重点国家和重点做法。适用于整个301 条款的救济措施有中止与外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取消给予外国的优惠待遇、取消对美国的商业限制、通过贸易协定向美国提供补偿利益等。

    [8]沈利生。 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测算[j ]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 (4) .

    [9]沈吉利。 入世与修改《对外贸法》的建议[j ] . 国际商务研究,2002 (4) .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6）

一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对外贸易法是指国家对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它包括宪法、对外贸易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一部法律的重要性，是由该法律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决定的。对外贸易法调整的是一国对外贸易及投资法律关系的。而在当今世界，各国外贸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外贸法地位也日趋重要。随着WTO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日益加大，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经济大国的经济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所谓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经济最发达的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大国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为20.1%.[1]这些国家重视外贸法的程度也愈来愈高。美国从其独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外贸，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200多年的外贸发展历程中，尤其是二战之后，美国已成为国际贸易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但是从60年代起在日本及70年代日益强大的欧盟的强烈竞争下，使其外贸法既有管理本国进出口功能，又有在竞争中趋利避害的服务功能。“在美国，国际贸易是最热门的话题，外贸法也是最为社会关心的法规之一。因为它直接涉及美国人的就业问题，同时也直接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2]因此，对外贸易法在这些西方贸易大国早已越出了一般部门经济法的范围，无论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都赋予其特别重要的地位，给予非同小可的重视。

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对外贸易的管理权直接掌握和控制在国会手中。该对外贸易管理权是通过制定法律、批准条约、决定征税以及掌握开支等方式行使的。行政部门则负责外贸法的实施和执行。美国政府中负责对外贸易管理的机关决不只由商务部负责，它同时还设有其他部门共同负责，主要有美国贸易代表以及一个独立机构———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还专门设有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分别受理一审和二审的国际贸易案件。美国总统作为行政最高长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享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直接介入贸易事务并根据有关部门的建议采取措施，在是否采取保障措施、贸易禁运、贸易制裁等方面享有最终决定权。

美国对外贸易法的内容丰富而具体，仅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就达1000多页，其内容涉及贸易待遇，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待遇、普遍优惠待遇、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进口救济与贸易秩序，包括反倾销法、反补贴法、保障措施、调整援助[3]、市场扰乱[4]、不公平贸易做法[5]和非经济原因[6]的进口管制；出口促进与管制，包括301条款制度[7]和贸易促进、出口管制。日本政府的贸易管理组织主要包括日本贸易会议、经产省、大藏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经济企划厅、公正交易委员会等。但日本贸易会议的主席由内阁总理大臣亲自担任，其成员包括经产省、大藏省、农林水产省、外务省、运输省等重点省大臣、日本银行及进出口银行总裁、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经济企划厅长官等组成。日本的特点是总理亲自处理，重要部门联手共管外贸。

欧盟负责制定和实施贸易政策的主要机构包括欧盟委员会（欧盟的行政机构）、欧盟理事会（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议会（代表欧盟的公民）和欧洲法院。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外贸法的特殊重要地位表现在：

（1）由最高权力机关立法；

（2）由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实施；

（3）全国一盘棋，主要部门及其第一把手亲自参与对外贸易法的执行；

（4）内容详细灵活，在管理国内进出口的同时，强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和拓展。

二我国应对对外贸易法予以特别重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的外贸发展特别迅速。1978年进出口额仅为206亿美元，1994年贸易总额为2000多亿美元，而2002年我国的进出口额达到6200多亿美元，在世界贸易大国中的位置已上升到第6位；今年上半年的发展势头更是强劲。我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协议投资金额已达8300亿美元，实际投资额达4500亿美元。我国共批准设立三资企业已超过40万家。同样，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也十分高，有经济学家统计，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44%.[8]尽管各国测算外贸依存度的方法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外经外贸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将越来越不可忽视，因此，作为调整外经外贸工作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理所当然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相对于西方贸易大国，我国的对外贸易法起步晚，重视不够，当然这与我国长期以来进出口数量有限，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弱有关，但是，从现在我国外贸的实际情况出发，外贸法的重要性已经凸现，外贸法应该予以重新定位并提到重要日程。

三当前对外贸易法的若干前沿问题

（一）透明度原则

1.透明度原则的由来

透明度原则源于西方世界。它早期是伴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作为商人，面临市场的巨大挑战，就要设法克服市场因政策法律变动而带来的风险，商人们迫切要求市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要求政府管理市场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透明，以便公众能方便地获得政府管理和服务市场的信息。因此透明度原则早期又称之谓“阳光原则”或“知晓原则”。

透明度原则的日趋明确，那是在二战之后，它作为调整战后贸易制度的基本规范，被引入了“关贸总协定”，其内容逐渐明确，尤其是该原则被引入到WTO的各主要协议之中后尤为突出。透明度原则的核心条款是关贸总协定的第10条。随着WTO影响的扩大，该原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数十年以来，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各国外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列入其主要条款。

2.透明度原则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

根据WTO各主要协议的规定，透明度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公布和告知原则。该原则要求成员方管理机构必须将正式实施的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以及政策予以公布；必须将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行条约及政府协定，予以公布；在实施具体贸易过程中的法令、条例以及一般援用的司法判例及行政决定，都应迅速公布。二是关于行政和司法过程中的透明度。

要求各成员管理外贸过程及审理外贸案件的过程透明，并要求能对政府管理外贸过程中的决定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

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WTO基本原则中带有基础性的一项重要原则，能否切实地履行透明度原则，不仅是衡量中国承诺履行WTO各项制度的法律基础，而且也是衡量中国遵守WTO各项法律义务的信用基础，更是我们运用WTO规则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重要前提。

3.中国正积极地遵守透明度原则

中国依据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作出的郑重承诺将使中国的经济环境更具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的承诺，关键的或者说具有突破性的一点就是政府在管理外贸工作中取消内部文件（亦称红头文件），即凡是执行的，必须是公开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政策。

中国对履行WTO透明度原则迅速而全面地做出上述承诺，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该原则的重视，也表现了中国全面履行WTO各项法律规定的决心和能力。

（二）对外贸易经营权

西方国家对外贸易法历来重视对外贸易经营主体问题，把它作为外贸制度的基础。美国外贸法专家认为，是否允许个人或所有企业从事外贸，这是一国对外贸易法的基石，犹如一国宪法是否保护人权一样重要。因为对外贸易主体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外贸易的自由度（即自由化）问题。它涉及对外贸易的几乎所有制度，比如工商管理、海关、外汇及税收等一系列法律，也就是说，对外贸易经营权是整个外贸制度开放的晴雨表。西方各国的外贸法对此都作出了相当宽松的规定，美国、欧盟及日本等西方国家都规定了其自然人、法人及合伙企业都能自由获得对外自由贸易权。

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3年内放开外贸经营权。即在加入WTO3年后，即从2004年12月11日起应对这类企业（包括自然人）放开外贸经营权。

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法应参照国际惯例，规定除在特定的贸易领域内从事国营贸易的专营权或特许权外，所有在中国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都可以享有外贸经营权。

（三）国营贸易

1.国营贸易是各国外贸法中普遍存在的特殊概念

外贸法上的国营贸易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并非一个概念，和中国目前的国有外贸企业也不能等同，它具有特定的含义。根据世贸组织《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17条和其他有关规定，所谓国营贸易企业是指在国际贸易中根据国内法律或在事实上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的政府企业和非政府企业，其购买和销售活动影响了国家进出口水平和方向。因此，世贸组织中判断国营贸易企业的关键是看企业是否在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这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并无必然联系，其判断标准也不是所有制形式。因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或者半官方的贸易机构，若它们在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则都应视为国营贸易企业。

2.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国外贸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营贸易通常存在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贸易领域。实行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享有直接的控制权，从而可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因此其在一国贸易中的意义不可低估，国营贸易因而成为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世贸组织各成员在不同领域中都实行着不同程度的国营贸易。目前，世界范围内国营贸易制度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方面，兼有若干重要的矿产品。有些欧洲国家也在烟草和食盐方面维持着国营贸易制度。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各设有一个专营销售局，而这两个企业控制着1/3的世界小麦出口。而在新西兰，一个牛奶专营国营企业控制着约30%的世界牛奶出口。

由此可见国营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有的规模和地位确实是十分巨大的。

3.中国外贸法应妥善处理国营贸易问题

中国要按照世贸有关规则有针对性地加强在一些重点贸易领域中的国营贸易制度，使其成为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保障。国营贸易的最大优势在于政府可以对其实施较为直接的控制，进而控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进出口，这些领域和产品对国民经济、社会稳定、人民生活都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只有真正确保国家在这些关键领域中享有控制权，中国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安全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因此，国家在某些领域继续维持国营贸易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世贸规则允许的例外，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例外并将其体现在本国的外贸法中。

（四）自由贸易区

所谓自由贸易区通常是指签订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所组成的经济贸易集团，在成员国之间废除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各成员国仍保持自己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自由贸易区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最基本、最一般的形式，一般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成员国内部取消贸易障碍，实现自由贸易，但没有共同对外关税；二是通常采取原产地规则。

目前，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寻求发展本国经济、抵御经济衰退的一项重要举措。

鉴于自由贸易区具有的积极作用，关贸总协定第24条对其作了特别规定，从而使自由贸易区成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并明确允许各成员国或各成员在其领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实践证明，自由贸易区对于多边贸易体系并未构成重大威胁；相反，由于它的目标是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可以率先在区域实现内部贸易自由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多边贸易体系具有互补性，也可以推动多边贸易的发展。因此，自由贸易区和多边贸易体系可以共存，事实上世贸组织的很多成员同时也是各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目前除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外，世界上几乎各主要贸易国均已参加自由贸易区，有的还是多个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参加任何自由贸易区，这对于本国的外贸发展并非好事。中国游离于自由贸易区之外，一方面使中国无法享受区域贸易安排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区域贸易安排对区内国家实行优惠待遇，其成员对区外贸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贸易壁垒，因而其贸易转移效果甚至排他性的特征日益明显，致使中国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性影响。同时，自由贸易区是世贸组织明文允许存在的例外，不予以积极利用就没有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为本国谋取应得的利益，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中国都应重视和利用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本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中国在自由贸易区内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并积极参与东盟十国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活动，与东亚的韩国、日本等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进行了持久的探讨，这些都说明，中国在修改外贸法时有必要增加规定国家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积极建立和完善外贸促进机制的有关内容。

（五）贸易壁垒调查

世贸组织的宗旨是扩大自由贸易，消除各国间的各种贸易壁垒，其重点已经从关税壁垒转移到了各种各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所谓贸易壁垒是泛指一国采取、实施或者支持的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合理障碍的立法、政策、行政决定、做法等各种措施，其范围极广，以对贸易造成扭曲效果为判断标准。

贸易壁垒的种类数量大、花样多，而且层出不穷，例如关税壁垒、关税税则分类、配额、进出口许可、政府采购、自愿出口限制、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等等，而“两反一保”的滥用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也在国际上愈演愈烈：前者是进口国以保护国家安全、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安全、防止欺诈行为等目的，通过繁杂和苛刻的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来限制贸易，而后者是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口号，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和繁琐的检验认证而设立的贸易障碍。例如，1997年欧美国家通过提高技术性条件要求实际上禁止了从中国进口禽肉，而2002年初欧盟又以中国产的蜂蜜含有氯霉素等抗生素超标为由中止了从中国进口蜂蜜，中国的这些传统优势产品因此丧失了这些市场。

贸易壁垒的实质是限制进口，但它们具有技术性强、隐蔽性好、涉及面广、效果明显的特点，而且往往具有正当理由支持，因此管制的难度很大，但这些贸易壁垒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遏制这些贸易壁垒，世贸组织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动植物和卫生检疫措施协议》等，但其规制的范围和力度还远不足以形成国际法上全面、有效的管制。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原外经贸部（即商务部）于2002年颁发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从而有了自己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但这一规则还只是部门规章，未来应该将其上升为法律。在中国《对外贸易法》的修改中，应对政府实施对外贸易进行调查的范围及其具体程序作出规定，以便有更强的法律基础来保证本国产品和企业免受国外的不公正待遇。

（六）贸易救济措施

1.反倾销

在国际贸易中，倾销是指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在这种情况发生时，进口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我们称之为反倾销措施。可以采取的反倾销救济措施是征收反倾销税或者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尽管反倾销的理论基础早已为人诟病，但反倾销现在更多的是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而得到广泛的使用。由于反倾销简便实用、效果明显，因此也是三种贸易救济措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中国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反倾销的第一受害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今中国产品已经遭遇到了500余起反倾销案，被调查的产品有4000多种。在这些反倾销调查案中，由于以往中国企业经常采取不应诉的做法，加之中国在这方面人才缺乏、企业不重视、政府组织不力等因素，中国企业能争取到较好裁决结果的仅占到三成，绝大部分被课以高关税，损失比较严重。而对中国使用反倾销措施的主要国家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及部分拉美国家等。例如，墨西哥从1994年11月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征收反倾销税，税率最高可达533%.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对中国出口彩电征收的高达44.6%的反倾销税使中国产品几乎退出欧洲市场，而美国现在正在酝酿对中国彩电采取反倾销措施。在1994年，美国对中国大蒜裁定了高达376%的反倾销税，也迫使中国大蒜因此退出了美国市场。更为严重的是，反倾销案件往往产生连锁反应。1993年墨西哥对中国十大类4000多种商品进行反倾销后，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纷纷对中国这些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据估计，中国企业因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达到100亿美元以上，而丧失的市场份额和其他间接损失则难以计算，国外对中国产品频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一个巨大贸易障碍。

2.反补贴

补贴是指出口国（地区）政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并为接受者带来利益的财政资助以及任何形式的收入或者价格支持，某些贸易活动中的补贴也是一种不公平贸易行为。当进口产品存在补贴，并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进口国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采取征收反补贴税、要求出口国政府停止补贴或要求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中国产品目前很少遭到反补贴调查，因为中国产品一般是反倾销措施的目标，而目前中国也尚未对其他国家产品实施反补贴措施。

3.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是进口国对某些产品在公平竞争情况下因进口数量猛增而采取的紧急限制措施。当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时，进口国可以采取保障措施来缓解这种严重损害或威胁。具体措施有提高关税、采取配额制等。保障措施是关贸总协定最重要的条款之一，该条款就像一个“安全阀”，使得缔约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背离总协定一般规则，即通过免除该缔约方所承诺的义务，达到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目的。仅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美国就发起了9起保障措施调查。而在2002年3月5日，美国总统宣布对10类进口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加征关税最高达30%，涉及国家包括欧盟、日本、韩国、中国、瑞士、挪威、新西兰、巴西等，最终成为一场涉及各大主要贸易国的贸易风波。

为了保护本国产品免遭国外采取的救济措施打击，中国参照各国的成功经验加强了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建设，先后启动了汽车、钢铁、化肥等易受冲击行业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以便于防患于未然。

三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及其修改的指导思想

（一）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4年外贸法与WTO及我国的入世承诺相比，与国际贸易格局急骤变化的要求相比，与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日益增加的贡献相比，确实存在不少差距，这主要表现在：

1.《外贸法》没有对WTO所倡导的“关税减让”、“一般取消数量限制”、“透明度”、“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和“公平平等处理贸易争端”等原则作出规定。而且，它的有些规定已经不适应外经贸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与WTO倡导的国际贸易内涵不符合，如《外贸法》没有对境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国营贸易和电子商务等作出规定，也没有对原产地规则、自由贸易区和单独关税区作出规定，甚至没有对外国产品进行调查、报复，保护国内产业权益的贸易壁垒调查制度；而这些原则及规定，都属于西方国家外贸法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利用外贸法规趋利避害的重要内容。

2.《外贸法》的有些规定过于原则，自由裁量权过大，需要细化，以便于操作，如有关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救济和法律责任等规定。

3.《外贸法》在一定程度上遗留了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色彩。这不仅与WTO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相去甚远，也不能为国内外各经济主体开展外贸活动提供一部具有可预见性、规范性和便于操作的外贸根本法[9].例如，《外贸法》第19条规定，“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但规定的审批机关是“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有关部门”不清楚。审批时间和审批条件是怎样的，也不清楚。而且在实施中往往是涉及哪个部门就找哪个部门，而不是美国、日本和欧盟那样，把外贸事务视为生命线，由影响国计民生的部门共同负责。这些行政部门参与外贸管理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其重要的职责。

4.《外贸法》的原则离WTO协议所倡导的“国民待遇”、“市场准入”、“透明度”、“一般取消数量限制”还有较大差距，在外贸经营权上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在具体制度上不符合或不能完全满足WTO协议的要求。例如，该法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而外商投资企业则可以免于办理内资企业必须办理的许可。[10]该法规定的对外贸易经营许可制度，使得同是中国企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外贸经营权的获取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且，个人也被排除在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之外。[11]我国入世时承诺，通过国内立法途径将WTO协议及我国入世承诺转化成国内法内容，以便其在我国贯彻实施。这也要求我们按照WTO和我国的承诺对作为外贸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进行修订。

（二）修改现行《外贸法》的指导思想

1.反映对外贸易发展情况，体现WTO规则修改《外贸法》必须反映现阶段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展方向，反映中国的贸易地位，同时体现WTO规则及其发展变化（既要体现承诺义务，也要体现实现权利，保障权利、监督制约对方应承担义务的内容）.

2.体现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可预见性是指《外贸法》的修改要反映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目标和WTO新一轮谈判的精神，可操作性是指应该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中国国情。

3.增强外贸法的开拓和防御能力

增强外贸法的主动防御功能，是当今各国外贸法的立法趋势。例如美国外贸法的许多规定就具有对外进行市场开拓，对内进行保护国内产业的能力。如美国外贸法中规定保障措施的201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国外贸易做法作出反映的301条款、特殊301条款、超级301条款，授权针对国外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报复的337条款以及针对中国的特保立法的421条款。而我国1994年外贸法在这方面的功能较差，主要是一部管理对外贸易关系的法律。战斗性、开拓性及主动防御性尚缺。

4.对《外贸法》功能重新定位

通过对1994年“外贸法”的修改，需要对外贸法在国内的地位重新定位，对它的特殊重要性进行确认，对其内容进行充实，使其在世界贸易的新格局中真正起到保护和促进我国外贸事业的基本法作用，在这一点上西方贸易大国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1）美国贸易法的做法美国贸易法对内尽量扩大自由度，而对外则侧重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出口和对国内产业的救济，因此是一部对内管理相对自由、对外职能强化的贸易法[12].

（2）加拿大对外贸易立法体现了其对国内产业、企业的充分保护

除在国际贸易法庭法、特别进口措施中有关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进行专门规定外，在海关法、海关税则法、进出口许可证法中也有对国内产业、企业提供保护的法律救济措施，另外其反倾销法等规定的法律层次较高，由议会通过。

1994年《对外贸易法》在管理方面其侧重点在于对贸易主体的经营资格和经营行为以及商品的管理，自我约束较多，反映当时的管理手段和体制，主要是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为主的法律，对外扩大我国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机会、消除外国贸易壁垒以及其他维护公平贸易秩序的能力不足。这就需要我国贸易法转变管理重心，向对内放宽管制、对外加强职能的方向转变。在这方面，加拿大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加拿大的外贸立法在不违背WTO原则和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许可证贸易管理方式。我们认为，我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可在履行WTO义务和我国有关承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用足用好许可证等贸易管理手段和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

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法》应是合理的外贸促进法，这既符合WTO规则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法，使其成为有效的贸易防御法和积极的市场开拓法，例如，遏制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拓宽贸易投资。

[注释]

[1]刘国光。内需为主与外贸依存度问题[OL].中国经济展望网，2002-04.

[2]Int‘lTradeandInvestment，RALPHH.FOLSM，19.

[3]对因进口竞争而受到损害的工人、企业和产业的援助。

[4]是指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给美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认定市场扰乱的标准比反倾销和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标准要低，更便于使用。

[5]依据美国现行法律，即美国贸易法337条，所有人、进口商、承销商将货物进口美国或销售中的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做法，或实质性损害美国产业，阻止美国产业建立，或限制或垄断美国的贸易和商业，国际贸易委员会应当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则不需要证明损害的存在，便可构成337条所规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6]指基于国家安全、人权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原因。

[7]1974年美国贸易法规定了一般301条款、特殊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一般301条款规定了当外国限制美国货物和服务的进口时，美国贸易代表应当或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特殊301条款针对外国违反知识产权义务的各种措施和行为；超级301条款则针对外国限制进口措施的重点国家和重点做法。适用于整个301条款的救济措施有中止与外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取消给予外国的优惠待遇、取消对美国的商业限制、通过贸易协定向美国提供补偿利益等。

[8]沈利生。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测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4）.

[9]沈吉利。入世与修改《对外贸法》的建议[J].国际商务研究，2002（4）.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7）

[内容摘要]由于各成员国对农业国营贸易的政策定位立场不同，因而未能在GATT／WTO框架下形成关于国营贸易清晰完善的规则，WTO国营贸易规则存在定义不清、透明度履行要求不清等缺陷。在现行WTO规则下，我国仍应坚持国营贸易企业的垄断权，适当发展农民联合贸易体。 【论文关键词】国营贸易企业，农业政策，透明度原则 自从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诞生以来，它一直是各国保护本国市场、维护国内经济稳定及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工具。我国也在2001年12月10日颁布的《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中专门规定了国营贸易，确定了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入世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规模快速增长，2011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居世界第5位，进口额为世界第4位，农产品贸易大国地位凸显。但进入“十五”后期，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快速增长，我国保持多年的农产品净出口国地位发生逆转，2011年和2005年连续两年出现农产品贸易逆差。因此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局势下审视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的各项规则，考察该制度与WTO相关规则的协调，并评估其以后的发展趋势，对促进和发展我国的农产品贸易不无裨益。 一、WTO下的农产品国营贸易体制 (一)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国营贸易企业(state trading enterprises STE) 国营贸易制度无论在农产品领域还是在工业品领域都有存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运用，它是农产品贸易的首选政策。在通知给WTO的150多个国营贸易企业中，大约有70%涉及农业或相关贸易。随着成员通知义务的履行，这个数量还会增力口。在农业国营贸易企业中，由于贸易流向不同，可以将之分为出口导向型和进口导向型两种。几乎所有出口导向型STE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基地，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农产品信贷公司、加拿大小麦局、新西兰乳制品局、澳大利亚小麦局。在1995年一份世界主要出口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向WTO的通报中，当年小麦出口中近60%是由STE经营的。此外，STE还控制了几乎一半的世界大米出口，但最大的大米出口国泰国，并没有通知国营贸易出口。对于乳制品出口，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波兰和美国向WTO通报的STE控制了世界脱脂奶粉出口的30%到40%，以及25%左右的世界奶酪出口。 在进口方面，1994—1997年间，约有1／3到1／2的世界小麦是通过STE进口的，由于对STE定义也有争议，所以进口STE对国际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及作用是否有出口STE那么大是有疑问的。现在许多国家如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及菲律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向私营竞争者开放国内市场，进口STE面临相当的改革压力。不过我国的入世对上述情形有所改变，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之一，1996年进口农产品占世界总进口额的10%，，其中包括世界进口总额10%的棉花和16%的植物油。所以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入世后进口方面的STE的作用将得到提高和加强。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许多国家对国营贸易制度进行改革，除了上述墨西哥、印尼等国已经向私营竞争者开放市场外，日本、土耳其等国也开始将原专属于STE的专营权授予私营企业，南非的改革则更为彻底，它在1997年撤销了11个商业贸易局。甚至连长期采用国营贸易体制的澳大利亚对未来是否继续延续该制度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至于各国向WTO通知STE存在的理由，则是五花八门，诸如对国内生产者的收入支持，稳定市场的需要，粮食安全的目的，等等。从理论上讲，国营贸易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是有利有弊的，因此对保留还是废止该制度的争论一直如影相随。在主张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学者看来，国营贸易企业通过人为排除潜在竞争者，带来交易活动暗箱操作、缺乏透明度，价格决策又不以商业因素为基础，割裂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的联系，扭曲价格信息，因此STE是贸易自由化的绊脚石。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保留国营贸易制度，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该制度的坚决拥护者，他们认为，国营贸易制度对于防止国际市场盲目竞争、保证国内经济稳，定、维护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及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此外STE也是弱小国家保持和增强国际竞争力与大型跨国公司抗衡的有利手段。目前跨国公司通过控制约75%的国际粮食装运量对粮食贸易产生主导 作用，一旦取消STE，最有可能的后果就是跨国公司的迅速介入，如果粮食贸易被具有垄断力量的私营企业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由此看来，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都表明STE仍将在相当期间存续，“诸多的STE也许会扭曲国际贸易，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些STE存在的理由和运作的环境而试图简单禁止STE，势必会遭致许多WTO成员国的反对。” (二)GATT／WTO体制中有关STE的规则 在WTO法律文件中，以GATT第17条为核心，对各成员的国营贸易进行了规定，此外，GATTl994第2条第4款、关于第11条、第12条、第13条、第14条及第18条的注释也涉及国营贸易规则。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关于解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谅解》(下称谅解)，对国营贸易下了“工作定义”，并且对通知义务、工作组等程序性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各成员方于1998年对货物贸易理事会1960年的“国营贸易问卷”进行了修改，进一步完善了WTO的国营贸易行为规则。概括而言，GATT／WTO的国营贸易规则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在实体法上要求成员方在数量限制、关税减让、贸易谈判等领域贯彻非歧视原则，在程序法上则主要是有关国营贸易的通知和程序需遵循透明度原则。通过对WTO国营贸易规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现行规则对STE的定义界定不清楚 早在关贸总协定酝酿之时，STE就与关税、海关手续、数量限制、补贴等一起作为国际贸易规则干预的对象，但是总协定实践达半个世纪之久，对国营贸易企业的界定却始终未能理清一个清晰的头绪。GATT第17条第1款(a)、总协定附件9对第17条第1款的注释涉及到国营贸易企业概念时，均仅强调该类企业得到了政府的独占或特别的权益，但一直没有下正面的定义。前述《谅解》第1条给国营贸易企业下的工作定义除了继续强调STE得到政府的专营权之外，还进一步提出了非政府企业只要得到授权能够影响进出口贸易也可以是被认为STE。因此，在WTO框架下，国营贸易企业并非专指所有制形式为国家所有，事实上也包括得到“专有权或特权”的私营企业、非政府团体。 但是，政府授予权利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用宪法、法律规定的，也有政府在职权范围内给予，对何谓来自政府的专门授权，GATT第17条没有逐条列明。由于缺乏清晰而可供共同接受的定义，各国在使用政策工具及运营方式上有存有巨大差异，因此势必在成员国之间为哪些属于STE而发生争议。 例如，美国通过一系列法案对农业联合体、企业以反垄断法下的例外、豁免。1922年颁布的凯伯一沃尔斯塔德法案就使得美国农户在免受反垄断法约束下能够组成联合体，通过提高价格增加收益。以后美国又相继颁布实施了“合作销售法案”、“农业公平行为法案”和“出口贸易公司法案”等，这些法案不仅使农业联合体继续免受反垄断法约束，还扩大了对他们从事进出口联合经营权的授权范围，在购买商因为农民组成联合体而拒绝采购其产品或采取其他方式予以抵制，农民还可以向美国农业部起诉农产品购买商的不当行为。凯伯一沃尔斯塔德法案等系列法案对美国农业联合体的种种授权是否构成国营贸易企业的“专有权、特殊权利或特权”，这些联合体或企业是否应该受到WTO国营贸易规则约束呢?许多成员认为有必要对之进行鉴定，以确定其是否属于STE，更有学者毫不犹豫地认为美国这些受惠于反垄断法例外的农产品出口企业应被纳入GATT第1了条的“国营贸易企业”的范畴。 由此可见，至少在目前的WTO法律文件中，还缺乏对国营贸易企业的清晰而可供共同接受的定义。 2、对STE透明度要求也不清楚，哪些STE需要通知有疑问 依据透明度要求，各成员国应每3年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交国营贸易问卷所要求的6方面的信息，包括国营贸易所涉特定产品分类清单、确定国营贸易经营方式的理由与目的、对已确定的国营贸易企业产品没有发生进出口行为所作出的解释等等。虽然1998年的问卷调查比1960年版本更加详细，但是总的说来，有关国营贸易企业透明度的规则并不成功。 首先，提交问卷调查、完整履行透明度义务的国家较少。根据Ingco和Ng(1998)的调查，在1980到1994年间，只有45个成员国提交了通知而其中只有3个成员国则完全履行了提交调查报告的义务，1998年新调查问卷出台后，134个WTO成员国中，有76个成员国履行了通知义务，还 有58个未履行通知义务。其次即使提交问卷调查，内容也很不完整，没有对STE的详细报告。有些国家存在STE活动也不履行通知义务，例如埃及的物质供应中心局(GASC)，巴基斯坦的粮食农业合作理事会等具有国营贸易性质的STE就没有通知给WTO，埃及的GASC在农产品贸易中一直具有垄断地位，但自从1993年起，埃及政府就允许私营企业从事小麦进口，至1997年GASC占小麦进口量的60%，其余的则为私营企业经营。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尽管GASC在进口中仍占主导地位，但已经不是市场唯一的经营者，此时是否仍可认为其具有“专有权”或“特优权利”呢?对什么需通知给WTO，事实上WTO的规则仍然是不明确的。 3、某些实体规则还缺乏具体适用的标准 GATT第17条要求国营贸易企业在购买或销售时应只以商业考虑为根据，并按照商业上的惯例为其他缔约方的国营企业参与这种购买或销售提供充分的竞争机会。但是该条对于如何认定商业考虑并未给出明确标准，该规则只是个别地指出，“根据商业上的原因，适应出口市场上的供求情况”，在不同市场内以不同价格出售商品的行为符合“商业考虑”；在国际市场采购货物时，可以把某项“附有条件的贷款”作为一种“商业考虑”加以考虑。 显然这些含义晦涩的条款本身就会给人以不确定的感觉，在遇到具体案例时因为解释困难必然会带来适用的困难。2002年11月17日美国诉加拿大谷物贸易政策案中就涉及对“商业考虑”的解释，美国认为加拿大小麦局具有政府授予的垄断权，在购销活动中主要是为了扩大政府收入而不是出于商业考虑。但是WTO专家小组没有支持美国的主张，认为美国缺乏足够证据证实这一点，而且所有销售行为都应认为是一种商业行为，因为税收而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就是一个商业目标。该案例专家组的解释扩大了“商业考虑”的含义，也使得WTO框架下的国营贸易规则更为宽松。 二、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相关问题剖析 在入世之前，我国外贸经营权的授予分外贸流通经营权和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相应地采用核准制和登记制，因此对外农业贸易几乎完全为国营。入世后我国正式确立了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专门规定了国营贸易和指定经营的具体制度，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进出口货物目录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此后，新的《货物进口许可证管理办法》、《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规定》陆续出台，国营贸易产品的进口配额制度也逐步确立，包括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于2002年1月公布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规定》及其后的《2003年重要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分配实施细则》。最后2011年4月通过的新外贸法增加了国营贸易的内容，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的法律框架基本建立。 在WTO下，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将面临以下一些问题： (一)政府主导型STE与农民自发型联合贸易体 前文论及，WTO框架下的国营贸易企业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国营企业”或“国有企业”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概言之，界定国营贸易企业，只有一个标准，即该企业是否被授予特定产品的进出口专营权，不以企业形态为标准，更不以所有制为标准。 依据中国入世议定书附件2A所列，对粮食、棉花、植物油、食糖和烟草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的进口实行国营贸易经营，企业有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华润公司、南光进出口公司，对茶、大米、玉米、大豆、丝、棉花等商品的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出口方面的国营贸易企业有吉林粮油集团进出口公司、中国丝绸、纺织品等进出口公司等垄断经营，这些企业都由国家控制所有，是政府主导型STE。 虽然上述产品已经明确规定由国营贸易企业专营，但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看，对国营贸易的约束越来越严格，其范围也将逐步缩小。这已在我国入世承诺中和国内立法中有所体现，即一方面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国家允许非国营贸易企业从事部分数量的进出口，例如我国加入议定书2Al有成品油和原油的非国营贸易允许经营的数量及年增长率的原则性约定；另一方面，我国将视情况调整由国营贸易专营的进出口货物目录和企业名录，甚至会取消个别产品的专营。比如丝及丝织品的出口国营贸易管理和植物油的进口国营贸易管理分别在2005年1月日和2006年1月1日之前取消。这说明，我国由国营贸易专营的农产品也在一定范围内允许非国营 贸易企业经营。 那么在我国是否会出现类似美国那样的农业联合团体，由于经营国营贸易专营的农产品，而被其他WTO成员方认为属于STE，应受GATT17条管制?这些农业联合团体与STE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呢?某些国家的农民联合团体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我国研究和借鉴。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出口销售局就是在战争时期由于单个农民力量薄弱自发组成联合体以避免中介力量的控制，最后要求政府介入使所有农民“强制合作”。但是这种以出口销售局为特征的出口STE往往将狭隘的部门利益置于公共和国家利益之上，总体上被认为是缺乏效率的。 而美国式的农业联合体，仅享有反垄断法的例外，还未完全得到政府的专门经营特许权，在实践上并没有接受GATT第17条管制(尽管有些国家和学者已经提出质疑)，与澳大利亚的出口销售局、我国的中粮(集团)等具有垄断性质的STE有本质的区别。从目前多哈谈判的进展情况来看，美国希冀严格管制具有垄断性质的STE，而对非垄断性的出口贸易企业——农业联合体等却闭口不提，谈判策略不可谓不巧妙。 我国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有农民自发形成的专业化组织，并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持或仓储、运输及销售等服务，这种有农民自发形成的经济实体，对我国农业未来发展有深远意义。在WTO关于STE规则更加严格的趋势下，笔者认为对这些农民自发联合体，政府不能武断加以限制和干涉，应该给与其一定生长空间，使其能够配合我国的STE与国外的垄断集团抗衡，从国内发展和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也只有农民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程度提高了，政府才能真正听到农民的呼声，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更有效的维护。 (二)农业国营贸易企业的运作方式 1、我国仍应维持一定的国营贸易的垄断权。 我国农业国营贸易企业垄断专营权来自法律法规的直接授权，也要遵守我国入世议定书和加工工作组报告中有关STE的具体承诺。从加入工作组报告内容来看，农业国营贸易企业的垄断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适时适机给与非国营贸易商以一定的进出口货物权，如前述丝及丝织品的出口国营贸易管理和植物油的进口国营贸易管理分别在2005年1月日和2006年1月1日之前取消。 根据2011年8月多哈工作计划下总理事会的决议及附件A农业方面达成的框架协议，尚未形成有关STE最新的纪律。根据附件1第18段，各成员方同意在各方同意的时间内，最终取消有关出口STE的贸易扭曲作法，包括取消有政府财政和损失担保方式提供给STE的出口补贴，该段还表明对STE使用垄断力量的议题将进一步谈判。附件1的第25段则进一步申明，在发展中国家中，以稳定国内消费者价格及确保粮食安全为目的而享有特殊权利的STE，对维持其垄断地位方面应加以特殊考虑。从多哈回合谈判过程看，各方利益不同，立场相异，STE与其他谈判议题交织，显然现阶段无法对STE的垄断权方面达成更进一步的规则。 我国现有的农业保护水平较低，因此在农产品方面的入世承诺上，相应换取了在国营贸易管理上较为有利的条款。我国国营贸易企业经营的农产品是粮食、棉花、油、茶、原油等涉及国计民生、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对这些物质实行国家垄断经营意义重大，即使对丝、丝织品等取消垄断专营权，对某些物质给与一定范围的开放，但必须确保国家在战略物质上仍具有主导、垄断地位。 2、我国履行透明度义务的问题。 我国对农产品STE经营采取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和配额制度进行调控管理，就许可证的应用领域而言，几乎涉及所有农产品的进口，其中包括种子的进出口。H.Colby等认为，许可证是中国政府控制粮食和石油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进口许可证由外经贸部管理，主要进口粮食和棉麻的中粮公司和中国棉麻进出口公司等国营企业可以自动从外经贸部获得进口许可证，但是对其他大多数从事农产品贸易的企业来讲，办理这一手续面临许多障碍和隐含成本。而据J.Schmidhuber观察，中国政府从1996年4月1日起对小麦、玉米、大米采用关税配额制度，但从没有公布关税配额的管理办法，也没有公布配额数量。谷物的进口配额由国务院决定，然后由中粮公司具体执行。H.Colby等更深入地指出，中国的配额制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一是中国对进口配额从未公布控制有关贸易的制度、法规和政策，二是无论对国际市场还是对国内的最终用户来说，配额数量的确定和分配办法都不透明。 中国入 世工作组报告第208段中承诺保证国营贸易企业自主经营，进口采购作法和程序应完全透明。212段中，中国承诺将每季度公布非国营贸易商提出的进口要求及所发放的许可证，并应请求提供与此类贸易商有关的工作信息。其他入世承诺也规定了我国更为详尽的透明度义务，“中国实际承担了较WTO规则更为具体和详尽的透明度义务，这种加重的负担主要来自于WTO成员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贸易政策的暗箱操作的担忧”。 WTO的透明度履行并不成功，成员国即使没有履行透明度义务WTO也并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但因为农产品问题与其他成员国发生争端起诉至WTO争端解决机构，透明度义务履行问题将成为衡量是非曲直的一个重要评估因素。我国在履行透明度义务时应尽量公开承诺公布的信息和办法，笔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不能依据传统暗箱操作来保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也许保护的不是国家利益而只是某个部门、行业甚至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主要的出路在于研究相关WTO规则，前文有关WTO对国营贸易企业规则的分析表明，WTO规则为我国农业STE留下了不少运作空间，整理、发掘这些有利规则是我们从事国际经济法和国际贸易研究的学人责无旁贷的义务。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8）

自从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诞生以来，它一直是各国保护本国市场、维护国内经济稳定及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工具。我国也在2001年12月10日颁布的《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中专门规定了国营贸易，确定了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入世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规模快速增长，2004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居世界第5位，进口额为世界第4位，农产品贸易大国地位凸显。但进入“十五”后期，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快速增长，我国保持多年的农产品净出口国地位发生逆转，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年出现农产品贸易逆差。因此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局势下审视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的各项规则，考察该制度与WTO相关规则的协调，并评估其以后的发展趋势，对促进和发展我国的农产品贸易不无裨益。

一、WTO下的农产品国营贸易体制

(一)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国营贸易企业(statetradingenterprisesSTE)

国营贸易制度无论在农产品领域还是在工业品领域都有存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运用，它是农产品贸易的首选政策。在通知给WTO的150多个国营贸易企业中，大约有70%涉及农业或相关贸易。随着成员通知义务的履行，这个数量还会增力口。在农业国营贸易企业中，由于贸易流向不同，可以将之分为出口导向型和进口导向型两种。几乎所有出口导向型STE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基地，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农产品信贷公司、加拿大小麦局、新西兰乳制品局、澳大利亚小麦局。在1995年一份世界主要出口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向WTO的通报中，当年小麦出口中近60%是由STE经营的。此外，STE还控制了几乎一半的世界大米出口，但最大的大米出口国泰国，并没有通知国营贸易出口。对于乳制品出口，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波兰和美国向WTO通报的STE控制了世界脱脂奶粉出口的30%到40%，以及25%左右的世界奶酪出口。

在进口方面，1994—1997年间，约有1／3到1／2的世界小麦是通过STE进口的，由于对STE定义也有争议，所以进口STE对国际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及作用是否有出口STE那么大是有疑问的。现在许多国家如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及菲律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向私营竞争者开放国内市场，进口STE面临相当的改革压力。不过我国的入世对上述情形有所改变，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之一，1996年进口农产品占世界总进口额的10%，，其中包括世界进口总额10%的棉花和16%的植物油。所以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入世后进口方面的STE的作用将得到提高和加强。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许多国家对国营贸易制度进行改革，除了上述墨西哥、印尼等国已经向私营竞争者开放市场外，日本、土耳其等国也开始将原专属于STE的专营权授予私营企业，南非的改革则更为彻底，它在1997年撤销了11个商业贸易局。甚至连长期采用国营贸易体制的澳大利亚对未来是否继续延续该制度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至于各国向WTO通知STE存在的理由，则是五花八门，诸如对国内生产者的收入支持，稳定市场的需要，粮食安全的目的，等等。从理论上讲，国营贸易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是有利有弊的，因此对保留还是废止该制度的争论一直如影相随。在主张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学者看来，国营贸易企业通过人为排除潜在竞争者，带来交易活动暗箱操作、缺乏透明度，价格决策又不以商业因素为基础，割裂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的联系，扭曲价格信息，因此STE是贸易自由化的绊脚石。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保留国营贸易制度，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该制度的坚决拥护者，他们认为，国营贸易制度对于防止国际市场盲目竞争、保证国内经济稳，定、维护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及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此外STE也是弱小国家保持和增强国际竞争力与大型跨国公司抗衡的有利手段。目前跨国公司通过控制约75%的国际粮食装运量对粮食贸易产生主导作用，一旦取消STE，最有可能的后果就是跨国公司的迅速介入，如果粮食贸易被具有垄断力量的私营企业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由此看来，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都表明STE仍将在相当期间存续，“诸多的STE也许会扭曲国际贸易，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些STE存在的理由和运作的环境而试图简单禁止STE，势必会遭致许多WTO成员国的反对。”

(二)GATT／WTO体制中有关STE的规则

在WTO法律文件中，以GATT第17条为核心，对各成员的国营贸易进行了规定，此外，GATTl994第2条第4款、关于第11条、第12条、第13条、第14条及第18条的注释也涉及国营贸易规则。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关于解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谅解》(下称谅解)，对国营贸易下了“工作定义”，并且对通知义务、工作组等程序性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各成员方于1998年对货物贸易理事会1960年的“国营贸易问卷”进行了修改，进一步完善了WTO的国营贸易行为规则。概括而言，GATT／WTO的国营贸易规则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在实体法上要求成员方在数量限制、关税减让、贸易谈判等领域贯彻非歧视原则，在程序法上则主要是有关国营贸易的通知和程序需遵循透明度原则。通过对WTO国营贸易规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现行规则对STE的定义界定不清楚

早在关贸总协定酝酿之时，STE就与关税、海关手续、数量限制、补贴等一起作为国际贸易规则干预的对象，但是总协定实践达半个世纪之久，对国营贸易企业的界定却始终未能理清一个清晰的头绪。

GATT第17条第1款(a)、总协定附件9对第17条第1款的注释涉及到国营贸易企业概念时，均仅强调该类企业得到了政府的独占或特别的权益，但一直没有下正面的定义。前述《谅解》第1条给国营贸易企业下的工作定义除了继续强调STE得到政府的专营权之外，还进一步提出了非政府企业只要得到授权能够影响进出口贸易也可以是被认为STE。因此，在WTO框架下，国营贸易企业并非专指所有制形式为国家所有，事实上也包括得到“专有权或特权”的私营企业、非政府团体。

但是，政府授予权利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用宪法、法律规定的，也有政府在职权范围内给予，对何谓来自政府的专门授权，GATT第17条没有逐条列明。由于缺乏清晰而可供共同接受的定义，各国在使用政策工具及运营方式上有存有巨大差异，因此势必在成员国之间为哪些属于STE而发生争议。

例如，美国通过一系列法案对农业联合体、企业以反垄断法下的例外、豁免。1922年颁布的凯伯一沃尔斯塔德法案就使得美国农户在免受反垄断法约束下能够组成联合体，通过提高价格增加收益。以后美国又相继颁布实施了“合作销售法案”、“农业公平行为法案”和“出口贸易公司法案”等，这些法案不仅使农业联合体继续免受反垄断法约束，还扩大了对他们从事进出口联合经营权的授权范围，在购买商因为农民组成联合体而拒绝采购其产品或采取其他方式予以抵制，农民还可以向美国农业部农产品购买商的不当行为。凯伯一沃尔斯塔德法案等系列法案对美国农业联合体的种种授权是否构成国营贸易企业的“专有权、特殊权利或特权”，这些联合体或企业是否应该受到WTO国营贸易规则约束呢?许多成员认为有必要对之进行鉴定，以确定其是否属于STE，更有学者毫不犹豫地认为美国这些受惠于反垄断法例外的农产品出口企业应被纳入GATT第1了条的“国营贸易企业”的范畴。

由此可见，至少在目前的WTO法律文件中，还缺乏对国营贸易企业的清晰而可供共同接受的定义。

2、对STE透明度要求也不清楚，哪些STE需要通知有疑问

依据透明度要求，各成员国应每3年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交国营贸易问卷所要求的6方面的信息，包括国营贸易所涉特定产品分类清单、确定国营贸易经营方式的理由与目的、对已确定的国营贸易企业产品没有发生进出口行为所作出的解释等等。虽然1998年的问卷调查比1960年版本更加详细，但是总的说来，有关国营贸易企业透明度的规则并不成功。

首先，提交问卷调查、完整履行透明度义务的国家较少。根据Ingco和Ng(1998)的调查，在1980到1994年间，只有45个成员国提交了通知而其中只有3个成员国则完全履行了提交调查报告的义务，1998年新调查问卷出台后，134个WTO成员国中，有76个成员国履行了通知义务，还有58个未履行通知义务。其次即使提交问卷调查，内容也很不完整，没有对STE的详细报告。有些国家存在STE活动也不履行通知义务，例如埃及的物质供应中心局(GASC)，巴基斯坦的粮食农业合作理事会等具有国营贸易性质的STE就没有通知给WTO，埃及的GASC在农产品贸易中一直具有垄断地位，但自从1993年起，埃及政府就允许私营企业从事小麦进口，至1997年GASC占小麦进口量的60%，其余的则为私营企业经营。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尽管GASC在进口中仍占主导地位，但已经不是市场唯一的经营者，此时是否仍可认为其具有“专有权”或“特优权利”呢?对什么需通知给WTO，事实上WTO的规则仍然是不明确的。

3、某些实体规则还缺乏具体适用的标准

GATT第17条要求国营贸易企业在购买或销售时应只以商业考虑为根据，并按照商业上的惯例为其他缔约方的国营企业参与这种购买或销售提供充分的竞争机会。但是该条对于如何认定商业考虑并未给出明确标准，该规则只是个别地指出，“根据商业上的原因，适应出口市场上的供求情况”，在不同市场内以不同价格出售商品的行为符合“商业考虑”；在国际市场采购货物时，可以把某项“附有条件的贷款”作为一种“商业考虑”加以考虑。

显然这些含义晦涩的条款本身就会给人以不确定的感觉，在遇到具体案例时因为解释困难必然会带来适用的困难。2002年11月17日美国诉加拿大谷物贸易政策案中就涉及对“商业考虑”的解释，美国认为加拿大小麦局具有政府授予的垄断权，在购销活动中主要是为了扩大政府收入而不是出于商业考虑。但是WTO专家小组没有支持美国的主张，认为美国缺乏足够证据证实这一点，而且所有销售行为都应认为是一种商业行为，因为税收而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就是一个商业目标。该案例专家组的解释扩大了“商业考虑”的含义，也使得WTO框架下的国营贸易规则更为宽松。

二、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相关问题剖析

在入世之前，我国外贸经营权的授予分外贸流通经营权和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相应地采用核准制和登记制，因此对外农业贸易几乎完全为国营。入世后我国正式确立了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专门规定了国营贸易和指定经营的具体制度，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进出口货物目录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此后，新的《货物进口许可证管理办法》、《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规定》陆续出台，国营贸易产品的进口配额制度也逐步确立，包括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于2002年1月公布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规定》及其后的《2003年重要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分配实施细则》。最后2004年4月通过的新外贸法增加了国营贸易的内容，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的法律框架基本建立。

在WTO下，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将面临以下一些问题：

(一)政府主导型STE与农民自发型联合贸易体

前文论及，WTO框架下的国营贸易企业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国营企业”或“国有企业”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概言之，界定国营贸易企业，只有一个标准，即该企业是否被授予特定产品的进出口专营权，不以企业形态为标准，更不以所有制为标准。

依据中国入世议定书附件2A所列，对粮食、棉花、植物油、食糖和烟草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的进口实行国营贸易经营，企业有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华润公司、南光进出口公司，对茶、大米、玉米、大豆、丝、棉花等商品的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出口方面的国营贸易企业有吉林粮油集团进出口公司、中国丝绸、纺织品等进出口公司等垄断经营，这些企业都由国家控制所有，是政府主导型STE。

虽然上述产品已经明确规定由国营贸易企业专营，但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看，对国营贸易的约束越来越严格，其范围也将逐步缩小。这已在我国入世承诺中和国内立法中有所体现，即一方面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国家允许非国营贸易企业从事部分数量的进出口，例如我国加入议定书2Al有成品油和原油的非国营贸易允许经营的数量及年增长率的原则性约定；另一方面，我国将视情况调整由国营贸易专营的进出口货物目录和企业名录，甚至会取消个别产品的专营。比如丝及丝织品的出口国营贸易管理和植物油的进口国营贸易管理分别在2005年1月日和2006年1月1日之前取消。这说明，我国由国营贸易专营的农产品也在一定范围内允许非国营贸易企业经营。

那么在我国是否会出现类似美国那样的农业联合团体，由于经营国营贸易专营的农产品，而被其他WTO成员方认为属于STE，应受GATT17条管制?这些农业联合团体与STE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呢?某些国家的农民联合团体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我国研究和借鉴。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出口销售局就是在战争时期由于单个农民力量薄弱自发组成联合体以避免中介力量的控制，最后要求政府介入使所有农民“强制合作”。但是这种以出口销售局为特征的出口STE往往将狭隘的部门利益置于公共和国家利益之上，总体上被认为是缺乏效率的。

而美国式的农业联合体，仅享有反垄断法的例外，还未完全得到政府的专门经营特许权，在实践上并没有接受GATT第17条管制(尽管有些国家和学者已经提出质疑)，与澳大利亚的出口销售局、我国的中粮(集团)等具有垄断性质的STE有本质的区别。从目前多哈谈判的进展情况来看，美国希冀严格管制具有垄断性质的STE，而对非垄断性的出口贸易企业——农业联合体等却闭口不提，谈判策略不可谓不巧妙。

我国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有农民自发形成的专业化组织，并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持或仓储、运输及销售等服务，这种有农民自发形成的经济实体，对我国农业未来发展有深远意义。在WTO关于STE规则更加严格的趋势下，笔者认为对这些农民自发联合体，政府不能武断加以限制和干涉，应该给与其一定生长空间，使其能够配合我国的STE与国外的垄断集团抗衡，从国内发展和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也只有农民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程度提高了，政府才能真正听到农民的呼声，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更有效的维护。

(二)农业国营贸易企业的运作方式

1、我国仍应维持一定的国营贸易的垄断权。

我国农业国营贸易企业垄断专营权来自法律法规的直接授权，也要遵守我国入世议定书和加工工作组报告中有关STE的具体承诺。从加入工作组报告内容来看，农业国营贸易企业的垄断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适时适机给与非国营贸易商以一定的进出口货物权，如前述丝及丝织品的出口国营贸易管理和植物油的进口国营贸易管理分别在2005年1月日和2006年1月1日之前取消。

根据2004年8月多哈工作计划下总理事会的决议及附件A农业方面达成的框架协议，尚未形成有关STE最新的纪律。根据附件1第18段，各成员方同意在各方同意的时间内，最终取消有关出口STE的贸易扭曲作法，包括取消有政府财政和损失担保方式提供给STE的出口补贴，该段还表明对STE使用垄断力量的议题将进一步谈判。附件1的第25段则进一步申明，在发展中国家中，以稳定国内消费者价格及确保粮食安全为目的而享有特殊权利的STE，对维持其垄断地位方面应加以特殊考虑。从多哈回合谈判过程看，各方利益不同，立场相异，STE与其他谈判议题交织，显然现阶段无法对STE的垄断权方面达成更进一步的规则。

我国现有的农业保护水平较低，因此在农产品方面的入世承诺上，相应换取了在国营贸易管理上较为有利的条款。我国国营贸易企业经营的农产品是粮食、棉花、油、茶、原油等涉及国计民生、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对这些物质实行国家垄断经营意义重大，即使对丝、丝织品等取消垄断专营权，对某些物质给与一定范围的开放，但必须确保国家在战略物质上仍具有主导、垄断地位。

2、我国履行透明度义务的问题。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9）

中图分类号 F710；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5-0054-07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的格局经历了由逆差转为顺差且顺差不断扩大的趋势。据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贸易逆差为11.4亿美元，此后从1979年至1993年我国绝大多数年份都处于逆差地位（除了1982年贸易顺差30.3亿美元、1983年贸易顺差8.4亿美元），从1994年起，至2009年，我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而且贸易顺差额呈现扩大的态势。①从表1可知2000年，我国贸易顺差为241.1亿美元，2008年增长到2，954.6亿美元，9年间增长了12倍，2009年我国贸易总额较2008年有所下降，贸易顺差也减至1，960.6亿美元，但是2012年贸易顺差又达到了2，311.2亿美元。加工贸易占了我国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而且，从表1可明确得知，我国的贸易顺差基本上来源于加工贸易顺差（2007年除外）。②

我国外贸顺差如此巨大而且增长迅速，必定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引起我国与我国外贸顺差的主要来源国的经贸关系紧张，比如，近年来，西方国家针对我国的两反两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案件在迅速增加；西方国家对人民币币值施压；我国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

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引起了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就我国外贸顺差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目前主要的学术观点分为以下6种：一是我国的高储蓄和需求不足。邱询旻、于菁、熊豪（2008）根据凯恩斯国民收入恒等式，认为高投资和低消费是导致我国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1]何帆、张明（2007）认为我国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是我国贸易顺差存在的原因。[2]张家胜、祁春节（2007）认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过度扩张、贸易品生产相对过剩与公共品供给不足以及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是中国贸易收支出现顺差的直接原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决定了中国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3]赵文军、于津平（2008）基于跨时最优消费理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实际资本存量高速增长和居民实际财富缓慢爬升是贸易顺差增加迅速的主要原因。[4]王仁言（2003）、王智烜（2007）探讨了我国人口因素引致的储蓄对净出口影响，得出我国的贸易顺差是由于储蓄率过高导致的。[5][6]二是国际分工和我国的要素禀赋。王晋斌，李南（2007）认为我国的贸易顺差是我国的资源禀赋和对外投资、贸易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贸易顺差的扩大是中国外贸格局的基本态势。[7]余芸春（2007）从资源禀赋和贸易的相关理论出发，认为相对较低的资源价格是形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积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要素市场是解决顺差的重要途径。[8]熊宇（2009）指出贸易顺差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以廉价劳动力要素参与国际要素分工。[9]卢万青（2009）认为我国在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地位导致了我国加工贸易的大量顺差，只要东亚分工格局未变，我国贸易顺差局面不会改变。[10]三是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的发展。卢锋（2006）认为贸易顺差的直接原因来自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盟效应”，深层根源则是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11]余永定和覃东海（2006）强调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吸引FDI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政策的结果，并认为贸易顺差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无法通过宏观政策在短期内加以纠正。[12]四是国际间产业转移。向松祚（2007）认为中国贸易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和转移的基本结果，中国是“不得已而为之”。[13]蒲华林、张捷（2007）认为，持续中美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和东亚诸国的产业升级以及对华产业转移。[14]五是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许煜、许翱、尚长风（2007）研究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是我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制度性根源，它对我国的贸易顺差有显著正效应。[15]六是实际冲击。张茵、万广华（2005）使用自构的SVAR模型对1985年～2000年间影响我国贸易余额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实际冲击是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主要因素，实际冲击包括国内外供给冲击和相对需求冲击。[16]

以上文献其实都只考虑到了贸易顺差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却忽略了贸易顺差实际上也是一种统计上的反映，统计制度与采用的规则对于统计数据有直接的重大的影响，而原产地标准即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计规则。王晓辉（2005）从原产地规则这个统计制度的角度研究了中美贸易差额，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原产地规则作为贸易统计指标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统计存在严重偏差。[17]但王晓辉的研究对象是中美贸易差额，而不是中国的外贸顺差，而且并未研究我国原产地标准对贸易差额的影响程度。本文将克服这些缺陷，从原产地标准这个统计制度的视角出发，深入研究我国的贸易顺差问题。

二、原产地的含义及国际原产地标准

产品的原产地（the Origin of goods）是指产品的来源地，即货物的开采地、提取地、收获地、出产地、生产地、制造地或加工地。[18]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原产地是指产品的“法定国籍”，即产品属于哪个特定国家（地区）。一个产品只能拥有一个的原产国（地），即原产地具有唯一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深，国际分工、专业化生产和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尤其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经营，当今全球越来越多的产品在多个国家进行生产加工，使用了多个国家的原材料、配件、元器件，这样使用了多国“生产要素”的产品到底应该属于哪个国家（地区）？这其实就是对国际加工产品原产地的认定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原产地规则应用而生。原产地规则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贸易统计和关税计征的需要。

目前国际上关于原产地规则和标准主要体现在两个多边国际条约上：第一个是海关合作理事会 （CCC）于1973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41/42届年会上通过并于1974 年生效的《简化并协调海关手续的国际公约》（通称《京都公约》），该公约中首次列示“全部产地生产标准”和3种“产品实质性改变标准”——税目目录改变标准、加工工序标准和从价百分比标准。第二个是WTO成员于1994年在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原产地规则协议》，另一个是 WTO 的《原产地规则协议》。该协议仅涉及“非优惠性原产地规则”。除含有若干原则性规定和程序规则外，协议还制定了一个三年工作计划用来编制一套国际共同标准。但是由于在一些问题上各国不能达成一致，该计划迄今未能完成。[19]

根据以上公约，原产地标准一般分为两种：一是“完全获得产品标准”，即完全使用本国的原材料在本国范围内生产制造的产品则以此国为原产地，这个标准比较严格，但是基本被世界各国所认同，在实践中少有争议。二是“实质性改变标准”，其中包括税则归类改变标准、增值百分比例标准、生产或加工工序标准，“实质性改变标准”是专门用于确定国际加工产品的原产地。税则归类改变标准是指在最后一个国家（地区）生产加工后产品与使用的原材料、配件在税则归类目录发生了变动，则认为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此国（地区）为产品的原产地。增值百分比例标准是指加工产品只有在某国（地区）加工后的产品增值部分达到一定的百分比或者使用的外国原料（或本国原料）低于（或高于）某个比例，则认为发生了“实质性改变”。生产或加工工序标准是指只要在某国进行了规定的生产或加工工序，则认为发生了“实质性改变”。

由于这两个国际公约都仅仅是协调方案，而不是关于原产地的实体性规则的统一方案，只具有宽泛的原则性指导作用，而没有强制性作用。因此，各国都根据本国利益制定了自身的原产地规则和标准，各国原产地标准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实质性改变标准”，例如，欧盟和日本采取的是关税税目变化标准，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采用增值百分比标准，各国制定的增值百分比也不同，美国规定本国增值率不能低于35%，加拿大则规定不能低于60%。

三、中国原产地规则和标准

我国实施的原产地规则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2005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进口货物和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相分离的形式，进口适用1986 年海关总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口货物原产地的暂行规定》，其中第二条规定了符合“完全获得标准”的8种情况，第三条规定了“实质性改变”是指“产品加工后，在《海关进出口税则》中四位数税号一级的税则归类已经有了改变；或者加工增值部分所占新产品总值的比例已超过30%及其以上的”。出口适用1992 年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其中第6条规定了两种原产地标准：一是 “全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或者制造的产品”，即完全获得标准，列出了7种情况；二是“部分或者全部使用进口原料、零部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主要的及最后的制造、加工工序，使其外形、性质、形态或者用途产生实质性改变的产品”，即“实质性改变标准”。同时经贸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实施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含有进口成份出口货物原产地标准主要制造、加工工序清单》，第二个文件按税目号分类列出了含有进口成份出口货物要获得中国原产地证，必须在中国进行的主要制造、加工工序清单。《制造、加工工序清单》对于大部分加工产品只规定了简单的加工或最终组装工序，只对于部分商品工序要求“进口原料、零部件价值不超过制成品出厂价的75%”。通过剖析，这个阶段我国原产地规则关于出口产品“实质性改变标准”实际上采用的是简单加工和组装工序为主，构成比例（即增值百分比）为辅。这是很宽松的原产地认定标准，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管理部门也并未严格执行相关标准，许多进口成分含量在90%以上的的加工产品也能获得中国原产地证。[20]第二阶段，从 2005年1月1日起，我国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统一了进口货物和出口货物原产地的确定规则，把“完全获得标准”和“实质性改变标准”作为判定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的两个标准。《条例》规定“实质性改变标准”以税则归类改变为基本标准；税则归类改变不能反映实质性改变的，以从价百分比、制造或者加工工序等为补充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在此基础上出台了《关于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中实质性改变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对于“实质性改变”的3类具体标准——税则归类改变、制造或者加工工序和从价百分比进行了解释，并给出了从价百分比标准的数值（超过30%）和计算公式。《规定》的附件《适用制造或者加工工序及从价百分比标准的货物清单》（以下简称《清单》）中对具体税目下的产品的实质性改变标准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使《条例》更具有实际操作性。具体来说，《清单》中规定的“实质性改变标准”分为4种：一是只规定使用特定的原料制成，没有规定增值百分比，如“雪茄烟及卷烟”项目的实质性改变规定为“由烟草制成”；二是只规定制造加工工序，没有规定增值百分比，如“毛皮制的衣服、衣着附件及其他物品”项目规定“裁剪、缝制”；三是规定了使用特定原材料或者满足从价百分比（即增值百分比），但是增值百分比只是作为一个备选项，比如“新的充气橡胶轮胎”项目规定“由橡胶板、片、条材料制成；或满足从价百分比标准”；四是规定了特定的工序并且必须满足增值百分比，比如“计算器”项目规定“焊接、装配，并满足从价百分比标准”，这类标准相对比较严格[21]。

相比较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我国的原产地规则和标准更加完善和严格，也更具有实际操作性，但是仍存在很多问题和缺陷，其中一个缺陷就是：对于加工产品的实质性改变标准，过分强调税则改变标准和制造、加工工序标准，而增值百分比标准则属于从属地位和备选项目，并且规定的增值百分比只是超过30%，这个数值是非常低的，低于世界很多国家的规定，比如美国规定35%，加拿大规定60%。

四、原产地标准对于我国贸易顺差的影响

从表1可知，我国的贸易顺差基本上都来源于加工贸易（2007年除外），因此分析我国贸易顺差问题就转化为分析我国加工贸易差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手册》，加工贸易商品必须全部复运出口，做核销，如果加工贸易货物因故转为内销的，需要经过外经贸主管部门的审批；并且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操作实践，经审批后则按“来料加工转内销货物”或“来料加工转内销货物”作单项统计。这就说明加工贸易产品有两个特点：制造过程中必然使用了多国生产要素、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的目的是为了制成产成品或半产品将来出口（即每一笔加工贸易必有进口和出口）。这样，加工贸易产品不可避免地面临判定其原产地的问题。下面将通过先分析我国加工贸易的状况，进而说明我国采用的原产地标准对其产生的影响。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的典型状况是：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间制造加工环节，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简单加工、装配的加工贸易比重偏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在这些年虽有所发展，但比重仍然偏低。根据“微笑曲线”原理，我国从加工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是很少的。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一般承担产品生产环节中最终加工组装环节，在最终环节，一般加工工序简单，附加值低，但往往在税目分类号、外型、性质或者用途上发生变化。而根据第三部分对我国原产地标准的分析，我国采用的“实质性改变标准”注重税目归类变化和加工工序标准，轻视增值百分比标准，而且规定的增值百分比数值也只是超过30%这个低水平，因此可以推知：即使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在我国增值的比例很低，也很容易符合我国原产地标准从而获得中国原产地证书，并贴上“MADE IN CHINA”的原产地标签出口。这样就会夸大我国出口贸易统计数据和外国从我国进口统计数据，从而夸大我国的贸易差额。③

综上分析，我国采用的“偏重于税则改变标准和制造、加工工序标准，而轻视增值百分比标准” 的实质性改变标准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出口中到底有多少属于真正的“中国产品”，进而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我国的对外贸易状况。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采用“增值百分比标准为主、加工工序标准为辅”的实质性改变标准更合理。

因为衡量产品增值百分比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增值率，以下笔者将通过对我国加工贸易产品的增长率进行估算，从而为确定按照“增值百分比标准”，加工贸易产品中有多少产品属于真正的“中国产品”。本文采用《规定》中计算增值率的公式，而且依照《规定》的“增值百分比标准”的数值标准：增值率超过30%，则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属于“中国产品”。计算公式如下：

增值率=■×100%（1）

（1）式中“工厂交货价”是指支付给制造厂生产的成品的价格，“非该国（地区）原产材料价值”是指直接用于制造或装配最终产品而进口原料、零部件的价值（含原产地不明的原料、零配件），以其进口“成本、保险费加运费”价格（CIF）计算。这个公式本来是用于计算每一笔加工贸易产品的增值率，由于受数据的可获得性局限，本文只能计算整体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在计算时用进口额代替非该国（地区）原材料价值，用出口值代替工厂交货价，这是可取的，因为在我国外贸统计中，进口额采用CIF计价，出口额采用FOB计价。这样计算的值会产生主要误差是：如果加工贸易产品中增值率大于30%的部分所占比重绝对地大于增值率小于30%的部分时，则从整体上计算结果将显示所有加工贸易产品增值率将超过30%，即所有加工贸易产品都是“中国产品”，反之，则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但幸运的是，从后面的计算可以看出，我国来料加工贸易增值率基本上低于30%，而进料加工贸易增值率则大于30%，只要这两类加工贸易形式内部结构相似，则误差会因为相互抵消而大为缩小。

加工贸易可以分为3类：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和出料加工，其中出料加工是指我国境内企业将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辅料或半成品出由境外厂商加工后复运进口，我方支付工缴费的贸易方式。我国出料加工起步较晚，还处于不发达阶段，到2012年，我国的出料加工贸易进口额2.36亿美元，出口额1.96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都接近于0%，④因此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本文只对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这两种贸易形式分别计算增值率。计算结果见表2和表3。

从表2可以看出，2000年～2012年我国进料加工贸易增值率整体上呈现递增的态势，而且增值率都超过30%，这意味着：进料加工贸易出口产品都在我国进行了“实质性改变”，属于“中国产品”。从表3可知，2000年～2012年我国来料加工贸易增值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2000年为32.0%，2011年下降为13.0%，2012年为14.6%，除了2000年和2001年，2002年～2012年我国来料加工贸易增值率都低于30%，因此，按照《规定》的“增值百分比标准”的数值标准，2002年～2012年来料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在我国没有经过“实质性改变”，因此不属于“中国产品”。

为什么进料加工贸易的增值率比较高而来料加工贸易增值率低？这需要从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的定义和性质来分析。进料加工是指我国有进出口经营权企业，用外汇购买进口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包装材料，经生产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后自主返销出口的交易形式。来料加工是指由外商提供一定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由我方加工企业根据外商要求进行加工装配，成品交由外商销售，而我方只收取加工费的交易形式。两者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来料加工企业没有加工贸易产品的物权，只能挣得低廉的加工费，加工中使用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大部分来自于外国；而进料加工企业享有加工贸易产品的物权，在加工中会更多地使用本国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复出口时可以自主定价，因此进料加工贸易出口价格（FOB价）中除了加工费外，还含有本国材料和零部件费用以及进料加工企业的利润。因此，进料加工的出口价格比来料进口会有更多的部分留在国内，这就是进料加工的增值率比来料加工更高的原因。

综上计算，2000年～2012年进料加工贸易产品的增值率都超过了30%，属于“中国产品”，因此不需要从外国出口总额中减去，2002年～2012年来料加工贸易产品的增值率都低于30%，因此不属于“中国产品”，需要从我国出口额中减去，调整结果见表4。调整后的结果与之前的分析相一致，说明目前我国采用的原产地标准确实夸大了我国贸易差额。从表4可知，2000年和2001年数据没有调整，因为这两年的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产品增值率均超过30%，2002年～2004年经过调整后贸易顺差为负，我国对外贸易实际上处于入超地位，只是因为我国现行原产地标准极为宽松，官方统计数据掩盖了这一事实。从2005年开始，经过调整后我国贸易顺差为正且呈现较快增长趋势，但从2009年开始有较大回落。经过调整后，2006年～2012年我国的贸易顺差额大概缩减了50%。

五、结 论

本文从原产地规则和标准这个崭新的统计视角出发，通过深入剖析中国采用的原产地标准，明确指出其对于贸易统计从而对于贸易差额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贸易顺差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在统计上的反映，因而统计制度与规则对于统计数据有直接的重大的影响，而原产地规则和标准就是贸易统计的重要依据，因此原产地规则对于贸易统计将有重大影响。

第二，我国官方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基于目前我国采用的原产地标准下的反映，但是这种宽松的原产地标准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对外贸易状况，本文认为，为了反映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中到底有多少产品属于“中国产品”，采用增值百分比标准是比较合理的。通过计算加工贸易两种形式——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增值率，从而对我国出口进行调整后，我国的贸易顺差大大缩减了，这说明我国目前采用的原产地标准确实夸大了我国贸易顺差。当然，由于受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计算方法的限制，本文只能够从整体上粗略地计算了这两种加工贸易形式的增值率，虽然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不是很高，但是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见文章第四部分的分析）。这也是以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第三，由于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制性原产地标准，各个国家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了各自的原产地标准，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未来调整原产地规则和标准（主要是实质性改变标准）将拥有宽松的国际环境。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于海关资讯网：http：//.。

② 在统计中，按贸易方式一般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一般贸易是指有经营权的企业单边输入关境或单边输出关境的进出口贸易方式。加工贸易是指一国通过进口原材料或零部件，在本国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或者本国向外国出口原材料，在外国加工后再返还进口的贸易方式。加工贸易一般分为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和出料加工。其他贸易方式是指除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外的其他贸易方式，包括补偿贸易、易货贸易、无偿援助等。在大多年份里，其他贸易都是逆差，一般贸易有些年份是逆差，有些年份是顺差，但是顺差不是很大，我国的贸易顺差基本来源于加工贸易，具体数据请参阅历年《中国海关统计》。

③ 在我国贸易统计实务中，虽然不要求所有进入出口统计的产品都拥有中国原产地证书，但是，因为我国宽松的原产地标准使得外国投资企业更倾向于来我国投资从事加工贸易，因为其加工贸易产品容易获得中国原产地证书从而以“中国产品”名义出口，从而能够享受我国企业享有的一些优惠待遇，比如我国拥有的配额、反规避和反倾销的需要等。这样就会造成我国出口的增长。同时在外国的统计中，虽然各个国家采用的原产地标准都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海关统计中，产品的原产地证书是其进行进口统计的主要依据。因此，大量在我国增值比例很低的产品获得中国原产地证书在进入外国关境时，都会被统计为从中国进口，这样也就夸大了外国从我国进口的统计数据。

④ 数据来源于《中国口岸年鉴（2009年版）》：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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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规则篇（10）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世贸规则/执行与监督/国际贸易协调委员会

【正文】

一　世界贸易组织对世贸规则的监督机制

(一)世贸规则的内容

世贸规则是各成员方在世贸组织成立时订立的各项协议的总称。这些协议包括建立世 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及其四个附件。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规定，附件1、2、 3所含协议(简称多边贸易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是该协定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成员有 约束力。而附件4所含的协议(简称复边贸易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也构成该协定的组 成部分，但仅对接受该协议的成员有约束力。(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2条(2 )、(3)款。)

世贸规则是世贸组织各成员方在多边贸易谈判中通过协商而达成的多边协议。随着国 际贸易的，世贸组织主持下由各成员方在新的回合就新的议题所进行的谈判中 所形成的协议，如可能就贸易与环境、劳工标准等进行谈判并达成新的多边协议， 这些协议同样构成世贸规则的组成部分。鉴于世贸组织的成员中绝大多数均为主权国家 ，(注：单独关税区的政府也可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如欧盟、的香港、澳门、台 湾。)所以，世贸规则具有国际条约的性质，对各参加国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

(二)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机制及其主要内容

1世贸规则的执行主体

在国家之间的和经济交往中，按照国际法上的基本原则，主权国家不论大小，其 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在国际条约的实施过程中，有赖 于各缔约国对它们所缔结的条约的自觉遵守和相互之间的监督。作为主权国家，既然自 愿地参加了某一条约，这本身就说明了该国愿意承担该条约项下的义务，除非对条约中 的某些规定提出保留。而“条约必须遵守”，是国际法上的一条古老原则，也是国际之 间进行平等交往的基本原则。

世贸组织各成员方对世贸规则的实施，同样靠各成员方的自觉遵守。根据《建立世界 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4)款的规定，“每个成员方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 合附件各协议规定的义务”。世贸规则的各项权利与义务的承担者，是缔结或参加这些 协议的各成员方的政府。协议本身对各缔约方国家所属的国民，并无直接的国际法上的 约束力。

世贸规则的执行，主要通过各成员方在各自管辖的地域内实施相关政策、法律、规章 与行政程序等实现的。而这些政策、法律、规章和行政程序等，必须与世贸组织的相关 协议相符，以便创造“一个一体化的更富有活力与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注：《建立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序言。)。

2世贸组织对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

世贸组织对世贸规则执行情况的监督，主要通过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的监督、争议解 决机构和贸易政策评审机构进行。

(1)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对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

部长会议是世贸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全体成员方的代表组成。负责履行世贸组织 的职责(注：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3条的规定，世贸组织的主要职责包括： 促进本协定及各项多边贸易协议的执行、实施与运作并促其目标的实现，并为复边贸易 协议的执行、实施与运作提供框架；提供各项协议规定处理事项的多边贸易谈判场所； 实施《管理解决争议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和《贸易政策评审机制》；以及协调全球经 济政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及其附属机构进行适当合作等。) ，并为此采取必要行动。部长会议至少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对任何多边贸易协议规定 的所有事项，均有权作出决定。

在部长会议休会期间，由总理事会履行部长会议的职能。因此，总理事会是部长会议 的常设机构，其成员也是由全体成员方的代表组成。其下设有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 易理事会和知识产权理事会，分别负责监督世贸组织协定项下的附件1A的货物贸易多边 协议、附件1B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和附件1C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执行。由于货物贸易多边协 议涉及农产品、动植物卫生检疫、纺织品与服装、贸易技术壁垒、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 施、进口许可证、原产地规则、保障措施等多项协议，根据这些具体协议的规定，还没 有许多专门的委员会，分别就世贸组织成员对各相关协议的执行实施监督。这些委员会 均由世贸成员的代表组成，并对所有表示愿意参加的成员开放。许多协议还规定委员会 的具体职能。

通过部长会议、总理事会和总理事会下设的各个分委员会，就世贸组织的各项协议的 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此外，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拥有解释《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 多边贸易协议的专有权力。对于附件1中多边贸易协议的解释，应当在监督该协议运作 情况的理事会所作建议的基础上行使其权力。(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2 )款。)这就是说，部长会议或总理事会在实行对多边贸易协议进行解释之前，应当首先 考虑到负责对各相关协议的实施进行监督的委员会的意见。

(2)争议解决机制对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

世贸组织争议解决机制是对关贸总协定(GATT)争议解决机制长期实施的全面继承和发 展。与GATT的争议解决机制相比，WTO争议解决机制在组织上更加完善，在机制上更加 有利于将世贸组织各项协议的实施落到实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根据WTO各成员方之间达成的《管理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注 ：即《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3。)WTO设立了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 lement Body，DSB)，该机构不是总理事会的附属机构，而是与总理事会处于相同的 地位。DSB设有自己的主席，并可制订其认为履行职责所需的程序规则。(注：《建立世 界贸易组织协定》第4条(3)款。)此外，根据DSU第17条，设立了常设上诉机构，受理WT O成员方对专家组报告中所涉及的法律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提出的上诉。(注： 《管理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17条(6)款。)

其次，从DSB的管辖范围上看，比GATT项下的管辖范围要广泛得多。GATT项下的争议解 决机制，主要包括货物贸易，而在WTO项下的争议解决机制，包括世贸规则项下的所有 协议，除货物贸易争议外，还包括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所引起 的争议。

第三，WTO争议解决机制对GATT项下争议解决机制所作最为实质性的改变，莫过于通过 专家组报告的机制。在GATT机制下，专家组报告的通过，采取正向一致(positive cons ensus)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经全体一致通过，报告才能被采纳。只要有一票反对， 包括被诉方反对，专家组的报告就不能通过。而在WTO体制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 告的通过机制，采用了反向一致(negative consensus)的原则。即只有不是全体一致反 对，报告就通过。这一制度实际上采用了自动通过的原则，因为即便专家组的报告得到 多数成员的反对，但只要有一个成员方支持，该报告即可获得通过。

通过WTO争议解决机制对WTO各成员方执行世贸规则的监督，特别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 对各成员方在履行世贸规则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所涉及的对世贸规则的解释和适用的 解决，对于维护WTO协议的统一与执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对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

贸易政策评审机制是WTO体制中首次设立的对WTO每一成员方贸易政策所进行的审查制 度。作为世贸规则附件3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TP RM)，是世贸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新协议，WTO据此协议设 立了贸易政策评审机构(Trade Policy Review Body，TPRB)。与DSB一样，TPRB的地 位与总理事会相同，而不是总理事会的从属单位。TPRB另设主席，其主要职能是根据世 贸规则附件3，对WTO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实施国别监督。具体而言，定期对WTO相关成员 方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所有成员的贸易政策和做法都要服从TPRB的定期审查。审查的 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

TPRB对成员的审议在两个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一是受审议的成员所作的“政策陈述” ，又称“政府报告”，另一个是秘书处准备的报告，又称“秘书处报告”。两个报告完 成后，由TPRB召开审议会议，所有对被审议的成员的贸易政策有兴趣的成员均可参加对 这两个报告的审议。

在评审会议上，任何与被评审成员方有利害关系的成员都可以就被评审成员方的外贸 政策提出质询、表扬和批评。被评审方应当就其他成员方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或答辩。 评审结束后，秘书处将被评审成员方的政府报告、秘书处报告、评审纪录概要和TPRB主 席的结论等四份文件核定公布，并提交部长会议记录在案。

(4)其他监督措施

除了上述措施的监督外，世贸组织还要求成员方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 应当透明。这是由于在复杂的国际商事交易中，各国法律就相同问题往往作出不同的规 定，而这些规定如果不透明就会使相关交易的当事人无法预见相关国家的法律规定，这 样就更增加了贸易风险。另一方面，政策法规的不透明还会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实施贸 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因此，只有保持各国的政策法规的透明，才能使国际商事交易具有 可预见性和稳定性，而这些正是市场活动和自由竞争的一项基本要求和必不可少的前提 。此外，保持政策法规的透明还是WTO监督各成员方贸易政策、促使其遵守WTO规则的重 要手段。

GATT1994第10条关于贸易规章的公布与执行，是多边货物贸易协议领域有关透明程序 和义务的核心条款。根据这一条款，任何缔约方实行的有关海关目的的产品计价或分类 ，有关关税、税或其它费用的征收率，有关对进出口国际收支转移的条件、限制与禁律 ，或者产品销售、分配、运输、保险、库存、检验、展览、加工、配料或其他利用 等、规章、普遍适用的司法判例与行政裁决，均应迅速予以公布，以使各国政府和 贸易工作者熟悉它们。任何缔约方政府或政府部门与另一缔约方政府或政府部门之间影 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协议，凡已生效者，也应公布。(注：GATT1994第10条(1)款。)该条 第(2)款还规定：“任何缔约方采取的普遍适用措施，凡属按既定统一办法提高进口关 税、税或其它费用的征收率，或者对进口及由此对国际支付转移实现新的更庞杂的条件 、限制或禁律者，在这些措施正式公布之前，不得实施。”此外，《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第3条、TRIPS第63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二　入世后世贸规则的执行

中国的入世意味着中国政府承担了“保证使中国的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 协议规定”的义务，使中国国内法与世贸规则一致。

一般而言，世贸组织协议具有国际公约的性质，所约束的只是各成员方的政府，而不 是一般的国民(包括人和法人)。世贸规则的执行，通常通过各成员方的立法机构在 其国内颁布相关的立法来实现。如通过知识产权法，按照世贸规则附件中的《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规定的对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保护相关的知识产权 。国内有关调整外商投资的法律，也应当符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 的各项规定。

如果我国某一国内法与世贸组织协议不符，则世贸成员在世贸规则项下的权利和利益 受到损害，即可就我国该法与世贸规则不符的与我国政府进行磋商，如果不能达成 共识，即可请求世贸组织的争议解决机构设立专家组，就我国该法律是否与世贸规则相 符的问题提出报告或建议。如果专家组认定该国内法的确与世贸规则不符，即提出要求 我修改该法律的建议，我国政府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修订。如果未能作出修订，或 者虽然进行了修订，但修订后的法律仍然与世贸规则不符，世贸组织争议解决机构即可 根据申诉成员方的请求，授权该申诉方对我采取惩罚性措施，主要是对我国出口到该申 诉方的货物加征惩罚性关税。如争议解决机构在1999年4月授权美国对欧盟进口到美国 价值1.94亿美元的产品，每年征收百分之百的进口关税，以补偿由于欧盟香蕉进口政策 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符而给美国出口商造成的损失。(注：《国际商报》，1999年4月17日 ，第5版。)

中国作为GATT的观察员，自始至终地参加了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并且在谈判结束时形 成的一揽子文件上签了字。2001年12月11日，经过近15年的艰苦谈判，我国终于取得了 世贸组织的缔约方地位，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以往的实践证明，中国是一个负责 任的大国，遵守其承诺的事项。在亚洲危机期间，中国政府遵守其人民币不贬值的 承诺，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当发挥的作用，这是 举世公认的事实。中国自从在1986年向GATT总干事递交了关于恢复中国在GATT的缔约方 地位以来，已经多次降低了关税税率。(注：我国自1992年起，先后多次降低了关税税 率，进口关税的平均水平从1992年的42.5%降至的15.3%。加入WTO后我国承诺到200 5年将进口关税的平均水平降至10%。)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和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我国 先后三次对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进行了修订，使之与世贸规则相符。(注：为了使我国 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同世贸规则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保持一致，全国人 大常委会于2000年10月对《外资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进行了修订，2001 年3月，全国人大也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通过修订，删除 了上述法律中与TRIMS不符的规定，如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实绩的要求，当地含量的 要求，以及外汇平衡要求等项规定。)并且加紧了对现行法规的清理工作。所有这些， 均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履行国际条约的诚意。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实践也必将证明，中 国政府将履行其在世贸规则项下所承担的各项义务。

为此，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继续对现行法规、包括各级政府的规章进行清 理，对与世贸规则不符的规定进行修订。此外，对于那些立法上仍然处于空白或者基本 上属于空白的事项，应当加紧立法和规章建设，以便保护我国根据世贸组织协议所取得 的利益。如果对世贸规则项下的事项缺乏国内立法，则针对外国对我国出口所实施的贸 易限制，或者外国产品进口到我国时所实施的不公平竞争，或者对我国相关产业造成严 重损害或威胁时，我国应当制订相应的国内法。我国已经制订了反补贴与反倾销条 例，但我们还应当制订相关法规，如保障措施、各种技术标准、公平竞争与反垄断等方 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三　从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机制看我国外贸法修订的建议

从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机制的设置和运作情况看，世贸规则的监督机制是多方位的： 上至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争议解决机构和贸易政策评审机构，下至根据各附件协议中 所涉及的委员会。所有这些机构的设置，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世贸规则的实施。而世贸规 则的实施和监督，归根结底还是由世贸组织各成员方来具体执行的。在世贸规则的执行 上，事实上也不存在凌驾于各成员方政府之上的监督或执行机构。此项监督机制建 立在世贸成员方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的基础上。自我监督主要是各成员方在其管辖领域 内通过各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章、行政和司法判决等自觉地执行世贸组织的各项协 议。而相互监督是指当某成员方认为其在世贸规则项下的利益由于另一成员方在其管辖 范围内所采取的某种与世贸规则不符的措施而使该成员方在协议项下的利益受到损害时 对此项措施提出的异议。

我国外贸法是1994年制订的。该法就我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具体事项， 包括对外贸易经营者、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促进，以及 违反外贸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均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外贸法是调整我国对外贸易的根本大法，我国国民从事进出口贸易，均应遵守该法的 规定。如前所述，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意味着承担了世贸规则项下的关于使我国国内法 与世贸规则保持一致的义务。在世贸规则下，我国一方面承担了所有协议项下的义务， 同时也相应地享有这些协议项下的各项权利。为了使我国在世贸规则项下的权利义务保 持平衡，必须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使世贸规则项下的权利义务落到实处。在这个 问题上，外贸法就保障该法实施的管理机构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 主管部门依照本法主管全国对外贸易工作。”(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3 条。)如果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实施世贸规则尚未提到议事日程的话，那么，中 国入世后，通过法律的方式就各级政府如何实施世贸规则的协调机构作出专门规定，无 疑是必要的。这一协调机构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在我国落实世贸规则的实施，另一方 面，这一机构同样也应负责我国与世贸组织及其各成员方之间进行沟通的职能。为此， 笔者建议，在外贸法第七章和第八章之间增加“对外贸易的协调与管理”一章。具体建 议如下：

1　国务院设立国际贸易协调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WTO协议项下的事项的协调与管理( 注：入世前夕，在对外贸经济贸易部内已经设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司，负责处理与世 贸有关的工作。笔者认为，如果该组织直接从属于国务院，更能发挥其协调作用和相关 的功能。)人员可由对外经贸部牵头，各相关部委可派员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如海关 、卫生、技术监督、环境、银行、保险、电讯、农业、纺织、劳工、知识产权、商会等 世贸规则所涉及的各相关部门。国际贸易协调管理委员会主席为中国在WTO首席代表， 全权处理我国在WTO协议项下的事项。包括：

(1)代表进行对外贸易谈判；向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提交有关我国对外贸易 的报告；

(2)将我国颁布的与贸易有关的、行政规章和司法判决向世贸组织通报；收集和传 播相关世贸成员方的法律、规章和司法判决；

(3)就我国国内对外国进口商品提出的不公平竞争行为举行听证、调查、提出报告 和建议；

(4)代表中国政府向世贸组织陈述我国外贸政策和措施，以及对世贸组织相关成员采取 的我对外贸易的措施进行磋商，磋商未果时请求争议解决机构设立专家组解决；

(5)代表我国对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对我实施的特定措施提出的质询进行磋商，在磋商未 果而导致专家组设立的情况下负责组织对该措施进行答辩。

2　在协调委员会内设立与世贸规则项下的委员会相对应的机构　具体协调我国在WTO 协议下所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义务所涉及的具体。包括：

进出口贸易规则篇（11）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世贸规则/执行与监督/国际贸易协调委员会

【正文】

一　世界贸易组织对世贸规则的监督机制

(一)世贸规则的内容

世贸规则是各成员方在世贸组织成立时订立的各项协议的总称。这些协议包括建立世 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及其四个附件。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规定，附件1、2、 3所含协议(简称多边贸易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是该协定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成员有 约束力。而附件4所含的协议(简称复边贸易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也构成该协定的组 成部分，但仅对接受该协议的成员有约束力。(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2条(2 )、(3)款。)

世贸规则是世贸组织各成员方在多边贸易谈判中通过协商而达成的多边协议。随着国 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世贸组织主持下由各成员方在新的回合就新的议题所进行的谈判中 所形成的协议，如可能就贸易与环境、劳工标准等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新的多边协议， 这些协议同样构成世贸规则的组成部分。鉴于世贸组织的成员中绝大多数均为国家 ，(注：单独关税区的政府也可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如欧盟、中国的香港、澳门、台 湾。)所以，世贸规则具有国际条约的性质，对各参加国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

(二)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机制及其主要内容

1世贸规则的执行主体

在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交往中，按照国际法上的基本原则，国家不论大小，其 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在国际条约的实施过程中，有赖 于各缔约国对它们所缔结的条约的自觉遵守和相互之间的监督。作为国家，既然自 愿地参加了某一条约，这本身就说明了该国愿意承担该条约项下的义务，除非对条约中 的某些规定提出保留。而“条约必须遵守”，是国际法上的一条古老原则，也是国际之 间进行平等交往的基本原则。

世贸组织各成员方对世贸规则的实施，同样靠各成员方的自觉遵守。根据《建立世界 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4)款的规定，“每个成员方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 合附件各协议规定的义务”。世贸规则的各项权利与义务的承担者，是缔结或参加这些 协议的各成员方的政府。协议本身对各缔约方国家所属的国民，并无直接的国际法上的 约束力。

世贸规则的执行，主要通过各成员方在各自管辖的地域内实施相关政策、法律、规章 与行政程序等实现的。而这些政策、法律、规章和行政程序等，必须与世贸组织的相关 协议相符，以便创造“一个一体化的更富有活力与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注：《建立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序言。)。

2世贸组织对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

世贸组织对世贸规则执行情况的监督，主要通过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的监督、争议解 决机构和贸易政策评审机构进行。

(1)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对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

部长会议是世贸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全体成员方的代表组成。负责履行世贸组织 的职责(注：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3条的规定，世贸组织的主要职责包括： 促进本协定及各项多边贸易协议的执行、实施与运作并促其目标的实现，并为复边贸易 协议的执行、实施与运作提供框架；提供各项协议规定处理事项的多边贸易谈判场所； 实施《管理解决争议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和《贸易政策评审机制》；以及协调全球经 济政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及其附属机构进行适当合作等。) ，并为此采取必要行动。部长会议至少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对任何多边贸易协议规定 的所有事项，均有权作出决定。

在部长会议休会期间，由总理事会履行部长会议的职能。因此，总理事会是部长会议 的常设机构，其成员也是由全体成员方的代表组成。其下设有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 易理事会和知识产权理事会，分别负责监督世贸组织协定项下的附件1A的货物贸易多边 协议、附件1B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和附件1C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执行。由于货物贸易多边协 议涉及农产品、动植物卫生检疫、纺织品与服装、贸易技术壁垒、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 施、进口许可证、原产地规则、保障措施等多项协议，根据这些具体协议的规定，还没 有许多专门的委员会，分别就世贸组织成员对各相关协议的执行实施监督。这些委员会 均由世贸成员的代表组成，并对所有表示愿意参加的成员开放。许多协议还规定委员会 的具体职能。

通过部长会议、总理事会和总理事会下设的各个分委员会，就世贸组织的各项协议的 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此外，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拥有解释《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 多边贸易协议的专有权力。对于附件1中多边贸易协议的解释，应当在监督该协议运作 情况的理事会所作建议的基础上行使其权力。(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2 )款。)这就是说，部长会议或总理事会在实行对多边贸易协议进行解释之前，应当首先 考虑到负责对各相关协议的实施进行监督的委员会的意见。

(2)争议解决机制对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

世贸组织争议解决机制是对关贸总协定(GATT)争议解决机制长期实施的全面继承和发 展。与GATT的争议解决机制相比，WTO争议解决机制在组织上更加完善，在机制上更加 有利于将世贸组织各项协议的实施落到实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根据WTO各成员方之间达成的《管理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注 ：即《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3。)WTO设立了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 lement Body,DSB)，该机构不是总理事会的附属机构，而是与总理事会处于相同的法律 地位。DSB设有自己的主席，并可制订其认为履行职责所需的程序规则。(注：《建立世 界贸易组织协定》第4条(3)款。)此外，根据DSU第17条，设立了常设上诉机构，受理WT O成员方对专家组报告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提出的上诉。(注： 《管理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17条(6)款。)

其次，从DSB的管辖范围上看，比GATT项下的管辖范围要广泛得多。GATT项下的争议解 决机制，主要包括货物贸易，而在WTO项下的争议解决机制，包括世贸规则项下的所有 协议，除货物贸易争议外，还包括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所引起 的争议。

第三，WTO争议解决机制对GATT项下争议解决机制所作最为实质性的改变，莫过于通过 专家组报告的机制。在GATT机制下，专家组报告的通过，采取正向一致(positive cons ensus)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经全体一致通过，报告才能被采纳。只要有一票反对， 包括被诉方反对，专家组的报告就不能通过。而在WTO体制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 告的通过机制，采用了反向一致(negative consensus)的原则。即只有不是全体一致反 对，报告就通过。这一制度实际上采用了自动通过的原则，因为即便专家组的报告得到 多数成员的反对，但只要有一个成员方支持，该报告即可获得通过。

通过WTO争议解决机制对WTO各成员方执行世贸规则的监督，特别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 对各成员方在履行世贸规则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所涉及的对世贸规则的解释和适用问题的 解决，对于维护WTO协议的统一与执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对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

贸易政策评审机制是WTO体制中首次设立的对WTO每一成员方贸易政策所进行的审查制 度。作为世贸规则附件3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TP RM)，是世贸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新协议，WTO据此协议设 立了贸易政策评审机构(Trade Policy Review Body,TPRB)。与DSB一样，TPRB的法律地 位与总理事会相同，而不是总理事会的从属单位。TPRB另设主席，其主要职能是根据世 贸规则附件3，对WTO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实施国别监督。具体而言，定期对WTO相关成员 方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所有成员的贸易政策和做法都要服从TPRB的定期审查。审查的 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

TPRB对成员的审议在两个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一是受审议的成员所作的“政策陈述” ，又称“政府报告”，另一个是秘书处准备的报告，又称“秘书处报告”。两个报告完 成后，由TPRB召开审议会议，所有对被审议的成员的贸易政策有兴趣的成员均可参加对 这两个报告的审议。

在评审会议上，任何与被评审成员方有利害关系的成员都可以就被评审成员方的外贸 政策提出质询、表扬和批评。被评审方应当就其他成员方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或答辩。 评审结束后，秘书处将被评审成员方的政府报告、秘书处报告、评审纪录概要和TPRB主 席的结论等四份文件核定公布，并提交部长会议记录在案。

(4)其他监督措施

除了上述措施的监督外，世贸组织还要求成员方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 应当透明。这是由于在复杂的国际商事交易中，各国法律就相同问题往往作出不同的规 定，而这些规定如果不透明就会使相关交易的当事人无法预见相关国家的法律规定，这 样就更增加了贸易风险。另一方面，政策法规的不透明还会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实施贸 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因此，只有保持各国的政策法规的透明，才能使国际商事交易具有 可预见性和稳定性，而这些正是市场活动和自由竞争的一项基本要求和必不可少的前提 。此外，保持政策法规的透明还是WTO监督各成员方贸易政策、促使其遵守WTO规则的重 要手段。

GATT1994第10条关于贸易规章的公布与执行，是多边货物贸易协议领域有关透明程序 和义务的核心条款。根据这一条款，任何缔约方实行的有关海关目的的产品计价或分类 ，有关关税、税或其它费用的征收率，有关对进出口国际收支转移的条件、限制与禁律 ，或者影响产品销售、分配、运输、保险、库存、检验、展览、加工、配料或其他利用 等法律、规章、普遍适用的司法判例与行政裁决，均应迅速予以公布，以使各国政府和 贸易工作者熟悉它们。任何缔约方政府或政府部门与另一缔约方政府或政府部门之间影 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协议，凡已生效者，也应公布。(注：GATT1994第10条(1)款。)该条 第(2)款还规定：“任何缔约方采取的普遍适用措施，凡属按既定统一办法提高进口关 税、税或其它费用的征收率，或者对进口及由此对国际支付转移实现新的更庞杂的条件 、限制或禁律者，在这些措施正式公布之前，不得实施。”此外，《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第3条、TRIPS第63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二　中国入世后世贸规则的执行

中国的入世意味着中国政府承担了“保证使中国的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 协议规定”的义务，使中国国内法与世贸规则一致。

一般而言，世贸组织协议具有国际公约的性质，所约束的只是各成员方的政府，而不 是一般的国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世贸规则的执行，通常通过各成员方的立法机构在 其国内颁布相关的立法来实现。如通过知识产权法，按照世贸规则附件中的《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规定的对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保护相关的知识产权 。国内有关调整外商投资的法律，也应当符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 的各项规定。

如果我国某一国内法与世贸组织协议不符，则世贸成员在世贸规则项下的权利和利益 受到损害，即可就我国该法与世贸规则不符的问题与我国政府进行磋商，如果不能达成 共识，即可请求世贸组织的争议解决机构设立专家组，就我国该法律是否与世贸规则相 符的问题提出报告或建议。如果专家组认定该国内法的确与世贸规则不符，即提出要求 我修改该法律的建议，我国政府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修订。如果未能作出修订，或 者虽然进行了修订，但修订后的法律仍然与世贸规则不符，世贸组织争议解决机构即可 根据申诉成员方的请求，授权该申诉方对我采取惩罚性措施，主要是对我国出口到该申 诉方的货物加征惩罚性关税。如争议解决机构在1999年4月授权美国对欧盟进口到美国 价值1.94亿美元的产品，每年征收百分之百的进口关税，以补偿由于欧盟香蕉进口政策 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符而给美国出口商造成的损失。(注：《国际商报》，1999年4月17日 ，第5版。)

中国作为GATT的观察员，自始至终地参加了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并且在谈判结束时形 成的一揽子文件上签了字。2001年12月11日，经过近15年的艰苦谈判，我国终于取得了 世贸组织的缔约方地位，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以往的实践证明，中国是一个负责 任的大国，遵守其承诺的事项。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遵守其人民币不贬值的 承诺，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当发挥的作用，这是 举世公认的事实。中国自从在1986年向GATT总干事递交了关于恢复中国在GATT的缔约方 地位以来，已经多次降低了关税税率。(注：我国自1992年起，先后多次降低了关税税 率，进口关税的平均水平从1992年的42.5%降至目前的15.3%。加入WTO后我国承诺到200 5年将进口关税的平均水平降至10%。)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和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我国 先后三次对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进行了修订，使之与世贸规则相符。(注：为了使我国 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同世贸规则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保持一致，全国人 大常委会于2000年10月对《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进行了修订，2001 年3月，全国人大也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通过修订，删除 了上述法律中与TRIMS不符的规定，如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实绩的要求，当地含量的 要求，以及外汇平衡要求等项规定。)并且加紧了对现行法规的清理工作。所有这些， 均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履行国际条约的诚意。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实践也必将证明，中 国政府将履行其在世贸规则项下所承担的各项义务。

为此，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继续对现行法律法规、包括各级政府的规章进行清 理，对与世贸规则不符的规定进行修订。此外，对于那些立法上仍然处于空白或者基本 上属于空白的事项，应当加紧立法和规章建设，以便保护我国根据世贸组织协议所取得 的利益。如果对世贸规则项下的事项缺乏国内立法，则针对外国对我国出口所实施的贸 易限制，或者外国产品进口到我国时所实施的不公平竞争，或者对我国相关产业造成严 重损害或威胁时，我国应当制订相应的国内法。目前我国已经制订了反补贴与反倾销条 例，但我们还应当制订相关法规，如保障措施、各种技术标准、公平竞争与反垄断等方 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三　从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机制看我国外贸法修订的建议

从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机制的设置和运作情况看，世贸规则的监督机制是多方位的： 上至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争议解决机构和贸易政策评审机构，下至根据各附件协议中 所涉及的委员会。所有这些机构的设置，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世贸规则的实施。而世贸规 则的实施和监督，归根结底还是由世贸组织各成员方来具体执行的。在世贸规则的执行 问题上，事实上也不存在凌驾于各成员方政府之上的监督或执行机构。此项监督机制建 立在世贸成员方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的基础上。自我监督主要是各成员方在其管辖领域 内通过各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章、行政和司法判决等自觉地执行世贸组织的各项协 议。而相互监督是指当某成员方认为其在世贸规则项下的利益由于另一成员方在其管辖 范围内所采取的某种与世贸规则不符的措施而使该成员方在协议项下的利益受到损害时 对此项措施提出的异议。

我国外贸法是1994年制订的。该法就我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具体事项， 包括对外贸易经营者、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促进，以及 违反外贸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均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外贸法是调整我国对外贸易的根本大法，我国国民从事进出口贸易，均应遵守该法的 规定。如前所述，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意味着承担了世贸规则项下的关于使我国国内法 与世贸规则保持一致的义务。在世贸规则下，我国一方面承担了所有协议项下的义务， 同时也相应地享有这些协议项下的各项权利。为了使我国在世贸规则项下的权利义务保 持平衡，必须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使世贸规则项下的权利义务落到实处。在这个 问题上，外贸法就保障该法实施的管理机构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 主管部门依照本法主管全国对外贸易工作。”(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3 条。)如果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施世贸规则尚未提到议事日程的话，那么，中 国入世后，通过法律的方式就各级政府如何实施世贸规则的协调机构作出专门规定，无 疑是必要的。这一协调机构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在我国落实世贸规则的实施，另一方 面，这一机构同样也应负责我国与世贸组织及其各成员方之间进行沟通的职能。为此， 笔者建议，在外贸法第七章和第八章之间增加“对外贸易的协调与管理”一章。具体建 议内容如下：

1　国务院设立国际贸易协调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WTO协议项下的事项的协调与管理( 注：中国入世前夕，在对外贸经济贸易部内已经设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司，负责处理与世 贸有关的工作。笔者认为，如果该组织直接从属于国务院，更能发挥其协调作用和相关 的功能。)人员可由对外经贸部牵头，各相关部委可派员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如海关 、卫生、技术监督、环境、银行、保险、电讯、农业、纺织、劳工、知识产权、商会等 世贸规则所涉及的各相关部门。国际贸易协调管理委员会主席为中国在WTO首席代表， 全权处理我国在WTO协议项下的事项。包括：

(1)代表中国进行对外贸易谈判；向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提交有关我国对外贸易 的报告；

(2)将我国颁布的与贸易有关的法律、行政规章和司法判决向世贸组织通报；收集和传 播相关世贸成员方的法律、规章和司法判决；

(3)就我国国内企业对外国进口商品提出的不公平竞争行为举行听证、调查、提出报告 和建议；

(4)代表中国政府向世贸组织陈述我国外贸政策和措施，以及对世贸组织相关成员采取 的影响我对外贸易的措施进行磋商，磋商未果时请求争议解决机构设立专家组解决；

(5)代表我国对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对我实施的特定措施提出的质询进行磋商，在磋商未 果而导致专家组设立的情况下负责组织对该措施进行答辩。

2　在协调委员会内设立与世贸规则项下的委员会相对应的机构　具体协调我国在WTO 协议下所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义务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