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大全11篇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篇（1）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4）08-0021-04

班华老师对德育的探索与研究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原则的，这与他青年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进行过深入与系统的学习有关。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这一认识事物的观点不仅成为班华老师德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而且直接影响着他对德育研究的理解与诠释，也融入他德育工作的学术生命之中，促使一位理论研究者成为地地道道的高度关注教育实践的行动者，在实践与行动中书写着他教育人生的光华和精彩。

一、班华老师关于德育实践的诠释

（一）道德实践：既是德性形成的基础也是学校德育的基础

人的德性是如何养成的？这是德育理论研究者和一线德育工作者都必须躬身自问的首要问题，如果我们对人的德性形成都不了解，又如何来谈哪一种德育理论是对德育实践真正有指导作用的，哪一种德育实践是真正有助于人的道德成长的。班华老师对德育实践的诠释正是以他对德性的认识为前提的。在他看来，德育之所以要关注实践，这是因为人的德性是在道德实践中形成，同时也表现在道德实践中。

在班华老师的德育研究中，道德知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是他关注的一个重点内容。他十分看重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在知转化为行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立场是支撑班华老师始终推崇实践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发表于1980年《教育研究》上的《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一文对此有详细的阐释。班华老师认为，道德知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人的德性成长。与此同时，道德知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都是在道德实践中形成的，因而人的德性形成过程也是道德实践的过程和结果。道德知识是有关道德实践和行为的知识，同时，人也是在道德实践中学习和理解道德知识。因此，人的德性形成离不开人的道德实践。

人的德性在道德实践中形成，同时，也表现在道德实践中。班华老师在其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观点，即稳定的、始终贯串道德信念的行为习惯的形成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志。[1]内隐的人的德性品质是在外显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有关道德的知识表述，即使再全面也无法说明一个人是否具有德性，评价一个人的德性品质要看他在生活实际中是否始终坚持做出善的行为活动。“做”“行动”“践履”“实践”是德性展现的根本方式。道德实践是德性形成的基础，它也应当成为德育的基础。在班华老师对德育实践的诠释中，十分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德育最终要培养受教育者的道德行为，即指导受教育者完成从道德认识到道德实践、从道德动机到道德行为的转化，并培养其品德践行的能力。[2]

（二）德育模式：既来自德育实践又指导德育实践

德育以道德实践为基础，决定了德育理论研究应当以德育实践为基础。在认知与实践的关系中，实践是源头性的，也是基础性的。班华老师对德育模式的研究，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认识与实践的关联性。

所谓德育模式，是在德育理论和德育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相对稳定的德育活动样态。[3]可以说，它是包含着德育理论的实践探索，同时也是建立在德育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在我国学校德育模式的研究和探索中，班华老师是走在最前沿的先锋之一。作为德育研究一个时代或阶段的标志和领路人，从八十年代开始，便开辟了一个富有可持续性的研究领域――德育模式的本土化研究。2000年，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申报的关于“当代学校道德教育模式建构的研究”正式获得教育部立项，这开创了我国自主研究、探索德育模式的先河。此后十余年间，有关德育模式研究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诸如“网络德育模式”“学会关心德育模式”“审美化德育模式”“主体性德育模式”“情感性德育模式”“欣赏型德育模式”“活动德育模式”“体验德育模式”“心理―道德教育模式”等一系列包含创新意义的德育模式，在一大批中小学德育实践中被广泛地推广和实施。

我国的德育模式研究与西方建构在哲学理念上的德育模式探索有不同的特点，应当说，实践性是我国德育模式研究的根本指向。班华老师明确提出，“我们的研究是为了指导实践，我们在指导实践中研究。”[4]因而，我国的德育模式是从学校中来，是对学校德育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从而形成简约性、定型性的德育活动系统。德育的实践模式给予自发性和生态性的德育实践以理性自觉的力量，最终超越经验个体的局限，走向更为广阔的德育实践空间，发挥更强大的实践指导作用和更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班华老师对德育实践及实践研究的观照

（一）德育研究：源于实践的德育问题

在班华老师的德育研究中，德育实践始终是他思考的源泉，他深入实践，关怀实践，在实践中感知教育问题，思考教育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他所研究的德育课题是当下德育实践中存在着的现实问题，是学校德育的现实困境，是德育工作者面临的实际问题，他期待自己有关德育问题的思考能够为一线德育实践者提供实实在在的指导与帮助。在班华老师的德育著述中，能够感受到的最明显的特点是朴实化。他用朴实易懂的话语去解释某个德育思想，用亲切和感性的话语去向教师讲述道德教育的美好。

这种关怀实践的学术研究品质，使得班华老师在中国德育研究的发展中始终作为时代的先锋之一，引领着中国德育的发展方向。从他的研究成果和经历看，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他非常注重在时代背景、社会变迁和教育改革的宏观背景中来思考现实中的德育实践问题，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升到对根本性的德育观念、德育思想的思考上。这些思考包括对现代社会生活、现代化的人、德育现代化、榜样变迁、传统德育等问题作出兼具历史性与前瞻性的反思和审视，对道德教育的走向、道德教育的误区等问题作出敏锐的质疑、批评与探索。他不仅指出了中国中小学德育的基本主题和问题，引导德育研究者们对重大教育问题进行讨论，为德育研究不断发现并不断确立时代主题和问题意识奠定了基础和前提，同时也努力避免和纠正了德育研究走向纸上谈兵或陷入空谈的学术道路，杜绝了空话与套话的德育研究风气。

（二）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

班华老师的实践信仰，不仅表现为关注德育研究的实践方向，更表现于关注德育实践研究。在这里，班华老师的研究立场表达了一种学术态度，即研究不能脱离实践，在实践中要有研究，离开了实践的研究不是研究，同样，离开了研究的实践也不是真正的实践。或许，这是班华老师对德育实践的一个独特影响或重要贡献之一。在班华老师的研究生涯中，大量的精力是在基础教育的一线度过的，他重视教师的教育行动研究，赞赏一线教师的教育智慧，在为一位中学老师的著作作《序》时，他提出理论研究者要向教师学习，学习他们的敬业精神、创新精神，学习他们的教育经验。他对理论研究者与德育实践者之间的关系作了新的阐释，认为二者之间不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应当是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是两个研究群体的结合与交流的关系。[5]这样的结合与交流在班华老师的德育研究中是很多的，他对学校德育工作的理解和诠释，通过敏锐的洞察力与一线老师的实践智慧结合在一起，在这种结合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校德育的样板和风采。这种德育研究的范式也逐渐开创形成了从八十年代始至本世纪初以来的德育研究的一代学风和规范，影响了一大批德育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研究态度。

班华老师的实践关怀也对中小学德育实践及其实践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和巨大的影响。重视德育实践的品质及其德育的实践研究，不仅带动了一个时代或一个阶段德育研究的推进和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校教育及其学校德育从改革、探索走向建构和发展的过程中，对中小学德育价值体系和基本框架的确立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与此同时，班华老师个人的研究气质和兴趣，也影响了一大批中小学德育教师的教育信念，唤起了他们参与德育研究的热情，培养了一大批一线中小学德育实践专家和研究型教师，使德育研究活动逐渐成为教师的自觉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班华老师在德育实践中，对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是一个既具有标志性又具有楷模性的成果和典范，这一研究精神和价值对德育研究的后来者，对未来中国德育及德育研究将会产生无形的但又是巨大的影响。

（三）研究德育和实践德育：德育研究者的生活品质

班华老师对德育的实践研究，真正实现了德育及德育研究的生活化态度。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德育的生活化，另一个是德育研究的生活化。

班华老师重视生活对德育的意义，认为“德育应当以生活为基础，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实施，又引领生活，帮助人们过更美好的生活”。[6]德育与生活是不可分割的，脱离生活的道德教育本身会失落教育的根基，因为人的德性是在道德实践中形成，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得以显现。强调生活与德育的整合体现在班华老师关于德育模式的探讨中，也体现在他对儿童道德学习的分析里。例如，儿童怎样“学会关心”？不是让教育者来告诉学生什么是关心的品质，为什么要学会关心，而是营造一种相互关心的人际关系体系，让教师和所有的学习者都生活于其中，使人人都受到熏陶、感染，让关心的品质在每个人身上不知不觉地生长。[7]班华老师强调生活与德育的整合，既纠正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德育脱离生活”这一弊端，也中肯地提醒了我们的教育者，生活本身就具有道德文化与道德智慧，需要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去共同“发现”。[8]

德育研究是对德育实践的理性认识活动，然而，从班华老师的德育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德育研究生活化的风采和意蕴。每一个人都是生活着的人，然而，德育研究者的生活除了包括一般人的生活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是以德育研究和德育实践为主要生活内容――研究德育、实践德育、体验德育，这既是他们的工作，同时也是他们的生活。在这种以德育研究和德育实践为根本特点的生活过程中，个人的道德品质会获得濡染和提升，作为个人的整体生活会受到道德哲学的影响和陶冶。因此，可以说，德育研究者的生活，既是一种德育研究的理论生活，同时又是个体道德实践的生活和体验。

三、班华老师德育思想和德育实践的拓展

认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并进而推动着实践的发展。在班华老师身上，充分体现着这种实践与认识相互影响和不断发展的过程。在班华老师的德育研究中，他的德育思想和德育实践是不断拓展着的。

（一）德育向心理教育的拓展

心理―道德教育思想的提出，是班华老师在心理教育中拓展德育空间所进行的一次尝试。心理―道德教育是班华老师在观察思考学校教育实践中提炼出来的。[9]他发现，心理教育与道德教育在教师的教育实践中往往被自发的、无意识地融合在一起，但却对儿童心理品质和道德品质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有效的促进作用。为此，他对这一融合进行了理性的、自觉的思考，在区别二者差异的基础上，提出将心理教育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实现育心育德一体化的观点。班华老师对心理―道德教育持续进行了十多年的深入思考，不仅拓展了人们对于德育和心理教育的丰富认识，也为构建心理―道德教育这一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在心理教育中融入道德教育，使原来纯粹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兼具了道德意义与教育意义，这也丰富和扩大了教育学的知识领域和问题意识，对于心理学和教育学及其道德教育来说，都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和学科意义的贡献。

心理―道德教育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不仅引起了理论研究者的探索，同时，也受到广大中小学校德育实践者的广泛关注和认同，成为广大中小学校德育工作实践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这可能根源于“心理道德教育本就是从实践中来的”这一事实。许多学校都以此为项目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德育活动和研究项目，广大中小学老师在这一领域的召唤下，积极参与到学校德育和心理教育活动和研究中，大量以实践为出发点和根本目的，积极探索心理―道德教育的行动方案和研究项目争相竞放，一个个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心理―道德教育实践也改变了学校道德生活风貌。心理―道德教育领域的开拓，既推动了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开展，又为心理教育建构了新的发展空间和问题领域。

（二）德育向教育整体的拓展

“德育本身应当是一个整体，作为整体的德育还应融合到整体教育中去”[10]，这是班华老师始终坚持的德育信念。这一信念促使他的德育思想和德育实践由狭隘的德育领域拓展到对教育整体的道德性思考。

1.德育与整体教育的融合，其最重要的体现是融合到教学中去。教学是各学科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当然也是德育的组织形式。班华老师提出了“让教学成为道德事业”的重要观点，认为学校教学应当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形式。[11]他反对在教学中“渗透”德育的说法，指出教学本身就具有道德教育的价值。这种道德价值既蕴含在作为教学内容的学科知识中，也内隐在良好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师生关系、课堂氛围里，甚至是学生的日常学习活动和教师的人格示范。

2.德育与整体教育的融合，还体现在与各育的融合。各育除教学这一组织形式外，还有其他各种实施方式。例如，各育都有各种课外教育、各育的科研活动、参观、展览等。这些实施方式中也都包含着德育的因子。德育要融合于整体教育中，这根源于对“人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这一认识，[12]对人的教育也应当是整体性的。德育与各育的融合体现了德育中包含着各育的因素，各育中也有进行德育的要求。例如，体育以发展身体素质为目标，然而，也包含勇敢品质的训练，同样，关怀生命健康也是德育的内容；智育以传授知识、发展智力为目标，然而，也包含道德知识和道德理性的教育，同样，人的道德发展也需要相应知识基础的支撑；美育以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观为目标，然而，也包含着关于美的价值判断，同样，德（下转第页）（上接第页）育也包含着关于美的认识。[13]德育与各育的融合，使得各育具有了道德价值，得到了意义的升华。通过各育的实施，德育融合于对人的整体教育中，融合于学校的整体教育生活中。

班华老师是一个时代行动研究的典范之一，以其一生的学术实践诠释着自己的教育理念，表达着对教育实践的热情和独特见解，书写着一位教育学人的教育人生，这种实践的精神、行动的勇气鼓舞着后来者脚踏实地沿着德育实践的方向去奋发和追寻。

参考文献

[1]班华.思想品德教育过程[J]. 教育研究. 1980（3）.

[2]班华.现代德育论（第二版）[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99.

[3][4][5]班华，薛晓阳.学校道德生活教育模式的探寻与思考[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1，27，36.

[6][10][12]班华.德育理念与德育改革――新世纪德育人性化走向[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2002 （7），4.

[7]班华.“学会关心”――一种重在道德学习的德育模式[J].教育研究.2003（12）.

[8]班华.乡村生活的道德智慧[J].理论探讨.2003（6）.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篇（2）

分析教育哲学大师谢弗勒(I.Scheffler)在《教育的语言》一书中，将教育的定义分为三种，即规定性定义、描述性定义和纲领性定义，这为我们分析成人教育理论提供了一种思维路径。就规定性定义而言，所要回答的是研究者“认为”成人教育理论是什么，而描述性定义和纲领性定义分别要回答的则是成人教育理论“实际”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寻求理论与实践的对话，必须首先明确成人教育理论存在哪些误读现象，并探讨其价值之所在。

（一）成人教育理论的误读

在现实的研究语境和话语系统中，成人教育理论常常表现出三种取向，即政策诠释、经验总结和理论演绎。尽管主观上研究者往往并非此意，但客观上的三种研究倾向，导出了有关成人教育理论自身存在的“价值性”问题。

1.成人教育理论即政策诠释

教育理论与教育政策是教育研究关注的两个命题，二者存在多方面的联系，政策研究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有助于澄清政策和实践面临的理论问题。但是政策诠释不能取论探求，因为二者存在着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区别。成人教育理论研究中过多的政策诠释将导致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理论的政策化——偏离了理论的学术精神，不利于成人教育知识的积累；

其二，是理论的口号化——用各种政策口号取代学理探析，容易走向理论的俗化。

2.成人教育理论即经验总结

经验，是成人教育实践话语的一种归纳，蕴含着成人教育的实践智慧，但往往带有感性化和零散性的特点。在成人教育的研究文献中，经验总结占据了相当的部分，以至于出现了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经验化的倾向。理论来自于经验，但从经验升华为理论，有着复杂的理论抽象过程和精致的思维加工过程，简单地将理论研究视为经验总结，往往会导致理论的粗糙与板结，不利于成人教育学术话语的独立、发展和完善。

3.成人教育理论即教育理论的演绎

还有一种误读现象就是忽略成人教育的“个性”，而将普通教育理论直接拿来加以演绎的倾向，其目的在于希望由此获得类似于“成人教育学”的学术衣冠。这种做法乍看颇有几分“科学”的味道，似乎使成人教育理论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了。但是，应当明确，大部分的普通教育理论，以非成人的教育实践为蓝本，简单的话语移植并不能解决成人教育理论的贫瘠，更无法矗立起成人教育理论的脊梁。成人教育的立“命”之本，在于其教育对象的成年性；成人教育的立“学”之基，亦在于其教育对象的独特性。换而言之，成人教育理论必须确立它的无可替代性，而这种无可替代性的确立惟在成人世界中研讨成人教育，才有可能真正有所探获。回归成人，回到成人世界，永远是成人教育及其研究的根本。

（二）成人教育理论的解读

成人教育理论“应该”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困扰着成人教育研究者的永恒问题。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往往可以区分出不同的理论流派和学术观点，但同时这又是一个非确定性的问题。也许我们寻求的不只是“应该”，而是带有几分“规定”的色彩，是一种规定性定义和纲领性定义兼而有之的东西。在中国成人教育的实践情景下，在当代我国成人教育知识的背景中，我们认为成人教育理论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诉求。

1.探求成人教育知识

西方的哲学发展，建立了良好的知识论传统，也激发了学者们探寻真理的愿望，使得哲学成为“爱智慧”的别名，“认识你自己”，成为高高悬挂在理性天空的一面明镜。成人教育理论研究，首先是对成人教育哲学的研究，为自己的持续性发展奠定根基，解决困扰着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浑厚成就高远，在成人教育理论发展的初期，知识积累尤其重要。在中国，成人教育文化的脆弱，极大程度上是其相关知识的匮乏，显然，构建和丰富成人教育知识及其体系是摆在未来几代成人教育理论工作者面前的无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2.完善成人教育学科

作为教育学的一个领域，成人教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它终究是一个崭新的领地，是一块潜在的沃土，相信随着人的进一步解放，社会将更多地关注到成人群体的教育活动。完善的成人教育学科，需要一支专业化的研究者队伍，需要自己的理论空间和专业杂志，需要构建系统化的成人教育学课程体系，这是成人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的现实使命。

3.审视成人教育问题

如果说美国“成人教育学”之父诺尔斯(Malcom Knowles)“重新发现”了成人教育价值的话，那么保罗·朗格郎(Paul Legrand)的终身教育理论则在全世界宣扬和拓展了这一价值，而赫钦斯(Robot Hotchins)又在他的“学习化社会”中高高扬起了成人教育的大旗。但是，成人教育的进程总是伴随着种种问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发展，给成人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成人正在期待教育世界的热切关注，社会也正在关注成人世界的教育问题，只有发现并解决了制约成人教育实践的症结，才能走向和谐的成人教育。对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实践工作者的关注，同样需要理论工作者的投入。成人教育理论，应该植根于实践的土壤，在问题领域中汲取养分，为实践提出一种理论的审视与理论的导向。

二、成人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范式与分析

理论与实践，是成人教育研究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决定着成人教育研究的基本面貌。在成人教育的研究视界和日常的经验视界里，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三种基本范式，这三种关系范式背后存在着某种一致性的东西——二元论的哲学观。

（一）理论高于实践

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经常听到“理论高于实践”的论调。倘若仅在知识形态的层面上谈的话，还有一些道理，然一旦延伸到理论者与实践者的层面，则容易导致误解。

“理论高于实践”，本意上是指理论在知识的抽象形态上高于实践中的经验性知识，它较多地表现为一套专业化的术语，从而与经验的情绪性话语有别。尽管存在抽象程度的差异，但丝毫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无关或隔离。理论知识源自于实践的土壤，而不是理论研究者闭门造车的产物。没有实践的根基，只能筑起“主义”的乌托邦，最终陷入“为理论而理论”的清谈，其结果及其价值必然遭受怀疑。同样，这也不意味着理论者与实践者之间存在“高”与“低”的关系，事实上，二者同是成人教育知识的创造者，理当互相尊重彼此的劳动。

（二）理论指导实践

“理论指导实践”，或许是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话语。理论，尤其是哲学理论，对实践有着各个层面的影响作用。但是在知识越来越走向细化的当代和未来，应当分析：实践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指导，同时理论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指导实践？

从应用的角度看成人教育研究，至少可以区分三种形式，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开发研究”。开发研究是理论与实践沟通的重要桥梁，是在各种环境变量背景中对基础理论进行的一种应用设计和实践。开发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决定了这种“指导”的意义和价值。没有这种媒介性、中介性的设计和开发，理论的指导只能是宏观的和面向理念的，而不是实践者所真切需要的、面向问题的和情景的指导。也许，这也正是值得反思的地方。

（三）理论解释实践

理论解释实践，是又一种现存的关系范式。在成人教育理论研究领域，曾长期存在着解释论的取向，成人教育的研究者们将注意力置于实践的诠释方面，而缺少了一种研究的中立性和价值理性。

成人教育理论研究者的使命，不仅是解释，更重要的是批判；不仅是描述，更重要的是反思；不仅是讴歌，更重要的是比较。理论不仅要建构，理论还应当去解构。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际，中国的理论研究者们必须从书斋回归实践，从本土拥揽全球，在世界成人教育发展的宏观背景中，在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世纪走向中去探索、去研究。“全球视野，本土行动”，也许是这个时代对成人教育研究者的新的诉求。

（四）对范式的反思

通过对成人教育研究中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范式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其表现形式不同，但有着一种共同的倾向——二元论的观点。它将理论研究视为一种知识的生产，因而研究者控制了知识，掌握了话语的霸权；它将实践视为一种知识的应用，因而实践者被排斥在“正统”的知识研究之外，而理论研究者也由此走向闭锁，成为一种“自言自语者”，其理论未有机会在实践中证实或证伪。这是一种研究的惯性，阻碍着中国成人教育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中国成人教育文化的脆弱，与缺乏一种理性的研究范式存在一定关系。

我们不禁要追问，有没有走出藩篱的路？是否存在一种新的关系范式，在新的理念旗帜下重新关照理论与实践呢？

三、走向对话

（一）对话的价值

对话，意味着尊重，意味着参与，也意味着理解。这种尊重、参与与理解，正是这个召唤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时代所倡导的新的价值观。走向对话，是解决理论与实践之间紧张关系的一种重要选择，在重建成人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过程中具有着重要的价值。

首先，重建对话有助于消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传统的视野中，成人教育研究一分为二，于是理论研究者与实践研究者各执一端，许多人包括理论研究者自己，在潜意识中将自己归为某一群体，由此产生了一种观念上的鸿沟。重建对话，有助于消解这种横跨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提升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之间的认同意识，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发展氛围。

其次，重建对话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和谐发展。理论的繁荣未必意味着实践的提高，实践的扩张也未必导致理论的发展，只有二者在“对话”的前提下相互参与，理论才能获致丰富的研究资源，实践也才能获得理性的关照。

说到底，对话关系要求理论与实践在“理解”的旗帜下建构一种理想的“沟通情景”，这就意味着二者应当走向一种崭新的关系范式——“行动研究”。

（二）对话的实现：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是对社会情境的研究，旨在提高具体社会活动的行动质量。其源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克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弊端。受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行动研究在教育领域经历了由盛到衰又重新兴盛的历程，行动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转移：从重视量化方法的运用，到偏重定性方法研究，再到强调“批判性”的探索。然而，紧密联结理论与实践始终是行动研究的主旨。行动研究是成人教育实现研究与实践的合一，缔结理论与实践对话关系的现实途径。

1.走向研究共同体

走向行动研究，从本质上要求理论研究者和实践研究者建立一种新的存在关系，即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对话，为此建立“研究共同体”成为一种必要。“共同体”(community)的思想发端于德国社会学者藤尼斯，其核心理念就是“分享”，而走向研究共同体，就是旨在树立起“学会分享”的新的研究精神，即理论界和实践界以对问题的关注为核心，相互分享彼此的经历和困惑，彼此的挑战与智慧。这种研究共同体可以确立起二者之间的新型关系，在对话的前提下共同面向实践中的问题情景。

研究共同体，既是一种合作理念，同时也是一种制度形式。为此，构建研究共同体要求确立起相关的合作机制。首先，应当有共同的研究愿景，各个层面和领域的理论者和实践者在共同愿景的前提下走到一起，形成一个充满“研究精神”的行动团队。其次，消除研究共同体中的组织智障，理论者与实践者相互尊重，重建起一种理解的关系，实践者不再只是理论者研究的对象，而成为研究过程中的伙伴。再次，建立良好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实现在分工的基础上合作，在合作的前提下分工相结合，以至在研究的每一具体问题上都能见到群体的智慧。

2.研究与行动过程合一

在行动研究中，专业研究人员参与到实践中去，与实践者一起面对问题情景，这种角色立场的趋同，使原来处于摩擦与隔阂的两类人员能够达成沟通与理解。倡导成人教育的行动研究，即是倡导行动过程与研究过程走向合一性。

一方面，实现在行动中研究。行动研究不是在脱离教育教学实际的书斋中完成的，也不是单纯的资料收集、阅读和整理，而是研究者在“现场”的行动中发现、研究和解决问题。研究过程以行动开始，在行动中进行，并以行动质量的提高与否作为检验其效果的标准，可以说行动推动着研究的进展。

另一方面，实现在研究中行动。行动研究不同于经验的“行动”，要求人们把关于成人教育的假设付诸检验与实证。为此，要记录、搜集和分析关于行动背景、事件、行为和结果的证据。行动研究中的行动具有系统程序，与研究过程密不可分，与理论密切联系，从而，研究的过程就成为直接改进操作或改善实践的过程。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篇（3）

体育教学理论是教育科学中的分科教学理论之一， 是以学校教学这一特定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 其目的在于探讨和阐明体育教学的本质、目标、过程、原则、内容、方法和组织， 揭示学校体育教学规律， 以指导体育教学实践， 完善体育教学理论体系。建国以来我国体育教学理论经过长期的探索与曲折发展， 已经逐步走向一个新的成熟时期。自改革开放以来， 研究成果突飞猛进， 这对我国体育教学的实践活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1 体育教学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1 理论与实践缺乏紧密结合

在体育教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大多数理论研究脱离了教学实践，实践研究往往滞后于理论研究。长期以来， 学校体育教学的工作迫于升学率的压力， 使体育教学工作在许多学校还未被摆到应该有的位置，而体育教学理论研究也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层面上。我国体育教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是来源于教学论，而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是长期以来只以哲学认识论为唯一理论基础，简单的用哲学认识论公式去套教学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的体育教学理论研究要么是重复别人的话，要么就是借用别的学科的理论，自己学科独立体系的理论远远不够，这使得体育教学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其他学科的教学理论发展。体育教学理论研究要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研究和解决体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并且从实际问题的研究出发，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去指导教学实践，体育教学理论在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同时，也应注意以实践经验为基础，并不是等于体育教学论就应该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表面思考上。一些学者着重于对体育教学理论的研究，往往非常关注与体育教学活动相关的、直接的、具体的操作。对于体育教学活动的联系性、普遍性等特点却缺乏理性关照，缺少了归纳反思实践经验的工作。近几年来， 通过对体育教学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开阔了研究人员的视野， 使国内体育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气氛空前活跃。但是，我国的体育教育理论的研究仍处在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因此， 要使体育教育理论领域能够有所建树， 就必须把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实践中汲取新的理论知识， 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

1.2 理论研究者缺乏合作意识

我国现行的教育科研体制不合理，从而导致在体育教学理论研究中具有本土化特点的研究成果匮乏， 相对突出的问题是理论研究者缺乏合作意识。谚语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充分说明了合作与沟通的重要性。现行的教育体制要求教师的个人研究成果要达到一定的数量， 鼓励个人开展学术研究， 这样使得研究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研究目标，怕他人窃取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愿意与别人共同进行理论研究，因此，自己独立开展理论研究不与别人合作。无论是在一所学校， 还是一个研究室乃至大多数个人， 研究大多都孤军奋战，缺少系统的运作。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教学理论，一个人的力量很难做出有深度的理论研究，从而造成研究成果水平不高。 一方面是缺少实践环节， 因此不能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是在这种科研体制下， 人们在教学科研上思维也形成了惯性， 个人研究水平的高低与个人的研究成果形成正比， 这具有其合理性； 但其弊端在于不问这些成果是否具有创新性， 从而导致重复性的研究。

1.3 体育教学理论的研究缺乏创新观念

理论研究应当不断探索创新，才能保证理论研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在体育教学理论的研究中，一些老的课题依然有人研究，但是在体育教学实践研究成果中，如何解决教学实践中所存在的师资短缺、场地器材不足、教学内容突出竞技性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很少。对于教学实践环节中暴露出来的弊端，如教学随意性强、评价标准单一等方面内容研究的很少。针对不同群体有效运动处方的研究很少。在教学中如何有针对性的利用竞技运动项目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研究很少。这些说明对于体育教学理论的研究还只停留在一些比较老的研究方向上，并没有推陈出新，找到一些新的研究点，使得体育教学理论的研究逐渐停滞。

2 中国当代体育教学理论的发展趋势的分析

2.1 趋向构更加系统的现代体育教学理论

教学研究是以系统论为重要的理论基础，这早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教学过程是由教师、学生、教材、方法、外部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依赖而组成的有机整体或系统。将教学的方法融入到整个教学过程当中， 分别对如何协调师生活动， 发挥教师自身功能等放面进行研究， 运用研究结果针对以往的教学方法的自身研究和评价教学方法所出现的问题进行改变。要提高体育教学方法整体， 就必须做到在身体教育的同时，注重其思想教育， 形成教、学、练、育的最优结合。用系统论的观点研究体育的教学方法， 不仅有利于人们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现代体育教学方法的地位和作用， 而且也有利于发挥它的内在机制， 从而更好的完成教学的目的和任务。将辩证、系统、整体的思想贯穿于现代体育教学论将成为体育教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

2.2 趋向理论研究更加紧密的结合实践

实践需要理论来指导，理论的作用就是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实现的。只有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才能够检验理论研究是否有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社会对学校体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在健康第一思想的指导下，还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培养模式[1]。教学实践是检验某种教学方法能否采用的基础和标准， 上升到理性认识后再回到实践中检验， 才能实现良性循环[2]。近些年，我国体育教学改革实验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以前有较大进展， 这对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和建立起新的教学观念， 以及教学方法的不断改进和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学校体育的理论研究工作应该根植于体育教育的实践，以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充分运用实践来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将理论研究始终与实践保持一致，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的实践为出发点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遵从主观意志来解释实践，将研究的内容更加贴近实际，从而更好地为实践服务。另外还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必须认真的学习、弄懂理论，真正的运用理论去联系和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学校的体育工作者要不断的学习并且结合自身实际，利用和借鉴己有的研究成果，并尽快将成果转化为现实，从而更好的适应当前素质教育和体育与健康教学的实际需要。

2.3 趋向在体育教学理论体系中采用先进教学手段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体育教学质量提高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成为了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保证，也为现代体育教学方法的不断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现代体育的教学手段广泛应用于教学中，促进了教学环节各种媒介的更新与教学方式的变革，使体育教学方法由单一的传统的教师讲解、示范，发展到今天综合利用各种实验仪器、电子设备、多媒体等等进行多维教学，促进了人们对现代体育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探索，并且由此产生出新的构想，然后再与先进的技术设备、技术手段进行有机的结合，从而实现预期的目的。在教学过程中能够运用先进的设备来辅助教学，不仅能够提高教学效率，而且能够为体育教学理论的研究提供更加客观的实践资料，从而不断推动体育教学理论的研究向更加客观、高效和创新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晓芳.新时期我国体育教学理论发展的思考[J].辽宁体育科技，2006，（03）：105.

[2]姚强华.关于现代体育教学理论的几点思考[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02）：60-62.

[3]夏思永，. 对体育教学理论研究现状的反思[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1）.

[4]蒋荣. 论我国体育教学理论的发展趋势[J]. 体育学刊，2000，（3）.

[5]陈琦. 关于我国体育教学理论创新的思考[J]. 体育学刊，2000，（5）.

[6]黄显民. 体育教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探索[J]. 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1，（3）.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篇（4）

一、国外理论思考教育实践的四种转向

 

1.道德——实践的转向这种教育理论研究主要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论为根基。其认为实践本质上是一种指向善并实现个人与公共善的活动，必须具有终极性的道德的价值关怀。因而，教育实践就是一种自身善的道德性实践。功利性的教育活动、操作性的教育实践是对教育实践最根本的遗忘与偏离。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阿伦特(H.Arendt)、邓恩(J.Dunn)、诺丁斯(N.Noddings)、卡尔(D.Carr)、霍根(P.Hogan)、纳斯鲍姆(M.Nussbaum)等，其中的议题主要包括:(1)教育实践与其他行为的之区别，认为教育实践不同于制作活动、工作和劳动活动，其目的在于实践人的自由和道德品性，主张恢复教育实践的道德本性。(2)教育实践与实践智慧的关系。教育实践不是技术的应用性操作，具有不确定的逻辑和模糊性，实践智慧才是认识和处理教育实践的适当方式。(3)教育实践与实践理性的关系。教育实践的首要问题是必须考虑“何为好的实践”，而不是仅仅考虑方法与手段。教育实践是一种理性实践，而不是盲目地、无知地实干。实践理性才能使我们具有反思实践与完善实践的能力。(4)教育理论研究的定位。教育理论研究必须是走向这种实践的思考，服务于这种实践，并促成这种道德性的实践。这就需要教育理论研究的独立思考，区分不同的实践。

 

道德——实践转向认同道德性的教育实践，倡导教育实践服务于个人的自由与德性的成长;认为“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而不是近代的方法概念和科学概念——才为精神科学合适的自我理解提供了唯一有承载力的模式”。[3]道德——实践转向反对教育实践和研究的虚无主义，主张以客观性的德性作为教育教学的基本内容。这确实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但是，这种道德——实践取向也遭到了许多垢病:(1)教育实践的狭窄化，将道德性实践绝对化;(2)道德的规范性强，传授什么样的道德一直饱受争议;(3)亚里士多德道德学说是否能够成为现代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基础颇受质疑。

 

2.生存实践的转向

 

生存——实践转向是伴随生存论哲学的产生与兴起而提出的，以生存论哲学为理论根基，反省现代教育实践的工业技术模式及其对个人存在意义的漠视，倡导一种教育的“生命性实践”，以实现个人对自我本真性存在的拷问和实践。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有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布伯尔(Martin Bubber)、微依(Simone Weil)等。生存实践转向主要关注的议题:对技术性、科学化教育实践的生存论批评。技术性、科学化教育实践是将人培养成一个高效的工具，是对个人存在本质和教育本质的遗忘、遮蔽。(2)生命化、生存性教育实践的探寻。本真性教育实践应以促进个人发现、反思、领悟自我存在的本真性意义为旨归，使个人能够从一种常人化的、非本真的沉沦状态中解放出来。这种教育实践关注于学生与教师的生存状态，重视他们的感受和内在精神，促使个人本真的、完整性的发展。(3)重建一种真诚的、持久性的以对话、尊重与宽容的师生关系，教育实践不是一种控制、纪律与训练，而是一种尊重人的自由的实践。(4)教育理论需要以现象学的方法揭示、澄清本真性的教育实践，而不是成为一种控制论和管理论。

 

生存——实践转向将教育实践与人的存在意义结合起来进行思考，让我们去追寻那些已经被遮蔽了的本真性的教育实践，使教育实践摆脱了任何形而上学式的、本质主义的规定。从生存论的原初性出发，打破了我们对教育实践的单一化、片面与僵化的技术性理解，恢复教育实践的意义性。但生存一实践转向也遭到了包括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内的诸多批判，存在一些局限：(1)生存论意义并不明确，难以实践。(2)生存论重视个人在实践中的卓越、本真性存在，常常会加剧个人自我的发展，加剧教育中的个人主义和竞争主义取向，导致个人对他人的责任遭到贬抑。(3)本真性的教育实践最终会导致一种绝对的、僵化的教育实践，忽视了教育实践的境遇性。育实践需要尊重个人的文化、生活经历、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获得自我个性的提升。(3)非压制、不歧视的教育实践原则。(4)一种整个身心投入性的实践。理解性实践需要教育活动中的个人全身心的投人,需要个人的理性、情感、体验与想象力的共同参与。为此，理解性教育实践就要重视对学生丰富的情感与想象力的培养。(5)理解性教育需要重建师生间的友好、信任和平等的关系，亦是一种重建这种教育学关系的实践。

 

理解——实践转向如今已经形成了一种声势浩大的理解教育实践，“学会理解”、“学会交往”、“学会对话”等已成为“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的口号和原则。这对于将个人物化处理、技术化控制的任务性教育实践是一种超越。然而理解是否能够作为教育实践的根基”、“教育的本质是否就是理解”等问题存在着诸多争议。另外，理解何以可能?共识怎样达成?教师需要什么样的品质?等都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深化研究。

 

4.文化批判——实践转向

 

教育实践是一种文化政治的实践，技术性、功利性教育以“中立性”、“功效”等面目掩盖了文化政治的隐性目的。技术性的实践导致个人无法反思这种教育实践，会产生技术性文化的压制和霸权。教育实践必须成为一种文化批判性实践，一方面促进文化多元、健康地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文化批判走向个人自由。批判教育学派的思想家如阿普尔(Micheal Apple)、扬(Micheal Young)、吉鲁(Henry Giroux)等人批判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教育实践;布迪厄则反思了这种教育实践的形成逻辑。其主要的理论资源是福科的知识权力论、知识社会学等。文化批判——实践转向教育研究主要的特征为：(1)关注现实教育实践的出场语境，即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教育实践。(2)关注教育实践的本质与背后的东西，认为权力、政治创造了教育实践,指出教育实践实为“为谁的实践”。(3)学校教育的抵制性实践:学校是文化斗争的场所，教师为知识分子。

 

文化批判——实践转向的研究对教育实践的批判十分犀利，揭示了实践与权力、知识之间的关系，反对技术性教育实践的宰制。但这种转向如今已遭到了许多批评：(1)将教育理论的研究局限于“权力”、“暴政”、“霸权”、“规训”等词语之中，无法以一种多元的视界去审视教育实践，逐而变成了一种理论的贫困。(2)对教育实践只是局限于批判，却无法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解构大于建构的取向于现实教育实践无所助益。(3)浇灭了人们对教育实践理想的热情：当教育实践只是权力、政治的附庸物时，理性的做法就是顺应现实实践。实际上，今天的一些批判教育学家常常是犬儒主义者。对现实的这种批评和揭示正好投入了现实实践主义的怀抱。“这就是事实”常常会成为一种思想的暴力，并非常容易获得认同。“人们懂得了现实原来如此，从科学上、心理上认同了现实。”[4]

 

二、国内研究的四大实践转向

 

1.超越性实践转向

 

鲁洁教授较早提出教育实践的超越论，主张教育实践必须超越于简单的功利化的知识传授与接受，超越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应试主义的教育顽疾，实现人的自我超越。主要的主张有：(1)对教育实践成为经济、政治活动的附庸的批判，主张教育实践的独立性。(2)反对教育实践的适应论与“病态适应论”，主张教育实践的超越性。认为教育实践是对一切给定性、自在性的扬弃，教育实践在于实现对人的现实规定性、自然属性的超越。(3)教育实践的构建应以人的精神超越与理想性存在为追求。教育实践离不开对人生的终极关怀的考虑，是理想的实践，否则就成为残缺的、一半的教育。(4)教育实践要超越一种狭隘的单子式的人的培养，培养全面而开放的世界公民，以应对我们正在走向的世界历史。(5)教育理论研究要超越一种简单化、机械性的为实践服务的观念，重视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超越性实践转向针砭时弊，将教育实践活动与人的终极关怀结合起来，对于功利化、技术性教育实践主义的纠偏意义重大。同样，这种实践的超越性转向也遭到了一些教育研究者的质疑。他们认为超越论教育实践是一种褊狭的观点，没有正确处理教育实践的适应与超越功能的相互关系。此外，就超越性实践转向教育理论本身而言，存在着：(1)如何付之于教育教学的具体环节之中;(2)拿什么来超越;(3)其他超越性实践，如宗教实践与教育实践之区别(4)如何避免超越论走向一种绝对主义的泥潭;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探究。

 

2.走向生活世界的教育实践转向

 

生活世界的教育实践转向随哲学界对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的探讨而兴起。这一实践转向主要基于对教育科学技术化实践脱离现实的批判，提出教育实践要回归到学生的生活世界中，要进行符合生活世界的教育实践改造。尽管这一主张内部争论纷呈，但大都围绕着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来谈论教育实践。其大致主张为：

 

(1)教育实践就是一种生活实践，而不是一种科学实践。(2)以儿童的生活世界作为教育的内容来进行教育实践。

 

(3)教育实践关注儿童在教育中的体验和感受。

 

(4)重视教育实践的生成性、情境性和动态性，减弱教育实践的普遍适用性。

 

这一实践转向将对教育实践的考虑与儿童的生活世界，乃至生活世界结合起来,要求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要能够会生活,而不仅仅是会考试;反对教育实践的异化。其重要性不必赘言。但是这一理论自身却存在概念不明、疑点众多之缺憾。主要表现在:(1)对于“生活世界”本身缺少历史与逻辑的深度探究，将“生活世界”仅仅局限为现实世界或日常生活，从而无法与功利化教育实践区分开来。(2)存在简单化处理回归生活世界之嫌，仅仅将生活世界的内容移植到教育实践中来。(3)没有区分教育实践、生活、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4)模糊学校化教育实践与生活教育之区别，甚至认为生活中受教育更为重要，有弱化学校教育教学实践之嫌以及浪漫化之倾向。(5)对“教育实践”与“生活世界”的讨论只是局限在理论层面，对现实教育实践如何进行变革的有效性研究较少，导致理论火热与实践冷清的存在状态，最终无法有力地指导和解释教育实践。实际上，教育实践要关注生活世界，其目的绝非回到世俗生活世界，而是一定含有批判、改造和提升生活世界意义的诉求和功能。在对世俗性、功利性、日常性生活世界和本原意义上的“生活世界”或崇高意义上的“美好生活”不加区分的基础过分张扬现实生活世界，这一主张恰恰值得批评。

 

3人文——教育实践转向

 

人文——教育实践转向是影响较大的一种教育实践转向主张。最早出现于学术界关于对“人文素养”、“人文主义”的大讨论中，主要是基于对“科学主义霸权”的对抗和批判，提出人文教育实践，培养人的人文素质。后来，教育理论研究界跟进。最初主要是针对大学生开展的人文主义教育，其目的在于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后来过渡到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中的人文教育活动;最后转到教育实践是一种人文性实践，应体现对人的人文关怀。其主要的议题与主张为：(1)人文性是教育实践的特性和本质性规定。不同于科技实践与生产活动，教育实践是一种人文实践。这里主要将“人文性”与“科学性”对举起来谈论教育实践的特殊性。(2)教育实践的人文关怀。科学化的、功利化的教育将人当作物、工具来处理，这样的教育实践遗忘了“人”，因此，重新呼唤教育实践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呵护。(3)教育实践内容的人文主义化,增加学校教育中的人文课程的教学。(4)教育实践方法的人文主义方式趋向，反对粗暴、简单的教育实践,以一种人性化的方式去对待学生和开展教育。

 

人文一一实践转向反思科学化、技术化、工业生产式的教育实践对人的放逐和漠视，要求重塑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在教育实践中的地位，恢复教育

 

3.理解——实践转向

 

教育实践是一种理解性实践，而不是一种规训性教导。它需要教师以一种更为开放、民主的方式与学生交往、交流,从而培养并促成学生的理解、宽容、同情的自我品性。理解——实践转向将教育实践视为一种教师与学生的主体间的交往活动，其主要理论资源是交往实践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有范梅南(Max Van Manen)、佐藤学(Sato Mana-bu)、派纳(William Pinar)、舍恩(Donald Schto)等。其主要的主张有：(1)教育实践的形式是一种理解与对话。这种理解与对话不仅仅是对书本内容的“求正解”的理解与对话，而是对教育实践中每个不同的人的理解。教育实践是一种基于社会交往的理解性实践，绝非局限于一种认知活动。(2)教育实践必须关注、接纳、促生个人化的理解,并推进个人之间进行一种有益的交流。这意味理解性教实践的人文品性。但是，“人文性”是否能够成为教育实践的本质，撑起教育实践的一片天，不仅需要进一步探讨，而且十分值得怀疑。实际上，人文——教育实践转向在今天已经遭到了强烈地反对，“人文性”已经变成“教育实践浪漫化”趋向的一只推手。此外,在这些问题上，人文一一实践转向有待探明。即(1)科学性与人文教育实践的关系;(2)人文——教育实践转向如何应对多元主义价值观的挑战;(3)人文——教育实践转向对教育实践的理解力如何提升。

 

4.复杂性教育实践转向

 

叶澜教授较早倡导复杂性理论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自觉应用，并在后来构建了完整的复杂性教育理论与实践之研究体系。这种教育实践转向反对将实践简化、机械化与技术化的取向，主张教育理论要走到教育实践之中去，关注教育实践中的细小事件，倡导“回到原点的思考”，恢复教育实践自身的动态性、情境性、偶然性。这种教育实践转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认识论方面，教育实践是一个复杂性的整体系统，而不是一个线形因果关系，需要以一种整体性、复杂性的思维方式来对待和进行教育实践。(2)方法论方面，以尊重现实教育实践的方式进行实践和理论研究，反对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横加干涉和指东道西，为了更好地理论和实践，研究者走入现实教育实践之中是一种十分可行的方式。

 

复杂性教育实践转向在实践层面取得了非常大成功,对教育理论研究的范式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叶澜教授提出复杂性教育实践思维理论后，许多研究者开始将这种复杂性思维运用到教师专业化发展、教学理论、各科教学和学校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之上，深化了对教育各组成系统的认识。但是，这种实践的复杂性转向并未触动现实实践最根本的问题，而只是以一种更为丰富、全面、复杂的方式去对待现实教育实践。服务的意识取向是主导思想，“教育学理论的自觉就在于自觉服务于中国正在开展的教育实践，推动实践的发展”。此外，开展复杂性教育实践及其研究活动的前提是什么?走入到教育实践中需要什么样条件?如何才能获得有效地对实践的洞察和问题的反思?等问题则需要进行一种“优先”探明。否则，它也有可能成为一种更为精致的、复杂的新的实践崇拜。

 

三、结语:走向教育理论研究的品性

 

从诸多教育理论的实践转向中，我们至少可以得知：

 

一是，实践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实践不仅仅是一种行动，更是一种人们的实践观念及其实践方式。实践本身非常复杂，绝非简单地解决实践问题即可。在未有认真、严肃地思考实践之先,所谓的“实践导向”或“解决实践问题”有可能会远离或异化实践，成为一种盲目的“实践主义”。事实上，现今的问题常常是，教育理论研究有过强的“实践冲动”、“实践热情”或“实践崇拜”，一个教育的“门外汉”都会以实践为由的责难将我们对教育的思考热情浇灭。实践遂变成“一种压制的和压迫的实践”，产生过多匆忙的实践、无思的实践。海德格尔(M.Heidegger)说:“多少世纪以来直至现在,也许人们早已是行动过多而思想过少。”[5]我们看到，当代教育理论研究从多个方面对教育实践进行了思考，这恰恰说明：实践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开的谜团，不但不能崇拜，而且需要认真地反思和批判。只有在理论中对实践有所辨明、有所比较,而不是轻信那些“做好即可”的不需理论之类偏见，我们才能降低那种对实践几乎疯狂的嗜好。“只有当理论贯通无阻的时候，一般的正确的实践活动才是可能的，通常是正确的,虽然这绝非意味着只需正确的理论就能保证正确的实践。”[6]

 

二是，教育实践承载着诸多意涵，理论研究必须审慎检视。教育实践不但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历史文化性等特性，还具有反讽性、超越性、矛盾性等特征。教育理论研究应该有一种自我认识,自识自身之限度，从而使自身对实践抱有一种开放的、审慎的、负责任的客观态度。上述诸种转向皆为立足于某种视野的审视，揭示了教育实践的某些方面,但又造成了许多方面的缺失或褊狭。因此，追求一种完整性实践，以及完整地审视实践，便成为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理想。这意味着理论研究既不能妄自菲薄，又不能狂妄尊大，始终应以一种谦逊的品格去接受他者的批评与寻求自身的完善。由于教育实践具有极强的反讽性或悖谬性,这就意味着教育理论要尽力发展一种辩证思维的品性，克制固执的“学科壁垒”或“学科偏见”。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篇（5）

首先，众所周知，教学法是学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音乐教学领域主要关注柯达伊、奥尔夫、达尔克罗兹和铃木等音乐教育学者提出的教学理论和方法。这些教学理论和方法为音乐教学的有效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指导，其共同点主要是从教师的角度，也就是从“如何教”的角度出发，而较少以学生为出发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戈登的教学理论更加注重作为音乐学习主体的学生，强调要以音乐学习者为主体来探讨音乐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着重了解儿童是如何学会音乐的。他积极探索学生学习音乐的过程，提出为了发展儿童的音乐潜能，教师要去了解为什么教（why）、如何学（how）、教什么（what）以及何时教（when）。戈登将自己的音乐教学理论称为“音乐学习理论”，凸显了学生的学习在其教学理论中的突出位置，也显现出他看待“教与学”关系的独特视角。

正因为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戈登本人名字命名的“音乐教学理论”所架构和指导的音乐教学实践活动逐渐成为国外中小学音乐教学的主要模式之一。美国《音乐教育工作者杂志》（Music Educator Journal）1986年第6期出版了以“音乐教育的主要方法”为主题的专刊，将戈登与柯达伊、奥尔夫、铃木和达尔克罗兹等人所倡导的音乐教学理论和方法并列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五大音乐教学理论。③ 1996年，迈克尔・马克（Michael L. Mark）在《当代音乐教育》一书中列举了当代世界最为著名的八种音乐教学方法，其中也包括戈登的“音乐学习理论”。④

其次，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是建立在对音乐“教与学”过程长期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汲取心理学研究的相关理论，应用心理测量和分析统计等科学的研究工具，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和实证研究提出的。例如，作为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的音乐能力倾向理论，就是将科学测量和评价理论运用于音乐教育实践的一个典型范例。戈登主持编制的数套具有广泛影响的音乐能力倾向测验，被看作是迄今为止最为深入和全面的，代表着20世纪美国音乐能力倾向及其测验研究的最高水平，为音乐教育提供了科学的手段和依据。以戈登的《音乐能力倾向测验》（MAP）为例，根据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施莱特（Stanley L. Schleuter）的分析，自1965年由美国著名的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公司出版以来，还没有任何其他一种音乐测验工具超越它。⑤ 再如，戈登关于音乐“听想”的研究，也同样是以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理论为依据，对音乐学习过程进行的科学探索，这种探索为音乐教育研究方法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

再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戈登对音乐教育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在音乐能力倾向、音乐听想、音乐学习理论、早期儿童音乐学习等方面建树颇多，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戈登本人撰写的音乐教学理论与方法的著述达三十多部，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音乐教学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Music Teaching，1971）、《音乐学习的顺序与模式》（Learning Sequence and Patterns in Music，1976）、《音乐学习的顺序：技能、内容与模式》（Learning Sequences in Music： Skill，Content，and Patterns， 1980）、《音乐能力倾向的本质、描述、测验和评价》（The Nature Description，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Music Aptitudes，1987）、《儿童音乐学习理论》（A Music Learning Theory for Newborn and Young Children，1990），以及《音乐学习的顺序：技能、内容与模式，当代音乐学习理论》（Learning Sequences in Music：Skill， Content and Patterns， a Contemporary Music Learning Theory，2007），等等。这些著作所提出的关于音乐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成为音乐教学的模式之一，在美国中小学和早期幼儿教育中得到逐步推广和应用。此外，戈登的许多著述已被翻译成日文、意大利文、韩文和中文等多个国家的文字。其影响已经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传播。

最后，戈登以音乐能力倾向研究的成果为依据，长期以来致力于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在该领域享有盛誉。1984年，已在音乐教育界取得很高成就的戈登亲临实践一线，担任幼儿园教师，教授儿童学习音乐，并对幼儿音乐教师和家长进行培训。这一举措在美国等国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今日美国报》刊登专文介绍戈登的幼儿音乐教学理论与实践，他还经常亮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的“今日秀”（Today Show） 节目。从此，戈登的名字不但在音乐教育界，也在美国的普通家庭中广为人知。

上述四个方面说明，戈登是国际音乐教育界值得关注的人物，对其音乐教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国外对戈登的研究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而从国内，特别是大陆地区的情况看，无论对其本身，还是他的音乐教学思想，都还较为陌生。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和方法首先在美国引起音乐教育界的关注，随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步得到传播。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上主流音乐教育杂志发表的有关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研究的论文达数百篇。其中，仅硕、博士论文就有一百余篇。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关于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的传播、介绍和评价；关于戈登编制的音乐能力倾向（也有人称为音乐才能、音乐能力倾向等）测验工具的研究；关于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在音乐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研究等。纵观国外有关戈登音乐教学法的研究，呈现出以下态势：第一，研究内容上，关注核心理论。“音乐听想、音乐能力倾向、音乐学习顺序”是戈登音乐教学理论中的三个关键问题，国外的大量研究集中探讨了以上内容并试图深入探究这些理论背后所蕴含的理论基础及其价值意义。第二，研究方法上，重视实证研究。大量成果采用实验法、调查法、统计法等科学研究方法，通过数据验证戈登音乐能力倾向测验工具的有效性、戈登音乐教学理论对学生音乐能力倾向发展的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其在跨文化背景下运用的适切性。第三，研究类型上，注重应用研究。大量文献表明，国外音乐教育工作者注重将戈登音乐教学理论与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教学改革实践紧密结合，借鉴该理论并运用于中小学音乐课程及钢琴、声乐、管乐等多种课程中，并关注到其教学理论对不同国家音乐课程价值取向的影响，以及对不同国家音乐教学实践的价值与局限。

台湾地区对戈登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二十年来经历了从引入、传播到结合其理论进行应用研究和推广的过程。戈登《幼儿音乐学习理论》（2000）及《即时投入》系列教材（2004）的出版，标志着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在台湾进入了实践应用阶段。诸多学者及一线教师尝试将戈登音乐教学理论运用于台湾地区音乐教学实践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大陆地区对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的引入，可追溯至1989年其论著《论儿童音乐才能的发展基础》的翻译出版，此后约二十年间，对戈登其人及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数量很少，呈现出零散性、以介绍为主的特点。2007年10月，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音乐与智能研究中心主办了“2007年国际音乐智能教育研讨暨‘世界音乐教育之父’戈登首次学术访华”活动，表明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已经引起我国音乐教育界的初步关注。此后，学界陆续出现一些关于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其音乐“听想”理论、音乐能力倾向理论及戈登音乐教材研究等。总体而言，大陆地区现有的对戈登研究成果中，平面叙述多于纵深研究、介绍述评多于实证检验、理论探究多于一线实践，尚缺乏对戈登的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因此，对戈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必要。

任何一种科学研究活动，其目的不外有二：一是发展理论，二是指导实践，研究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亦然。就发展理论而言，对戈登音乐教育理论及实践进行研究的意义在于以下方面。

放眼世界，拓宽音乐教育研究视域 音乐教学理论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外国音乐教学理论研究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领域。对外国音乐教育家、重要的音乐教学模式和方法以及教学改革等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补充和丰富我国的音乐教学理论。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学主要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音乐学研究领域中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对外国音乐教学理论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均有欠缺。以对外国音乐教学理论代表人物的研究为例，长期以来主要关注柯达伊、奥尔夫、达尔克罗兹和铃木等，对其他的重要教学论代表人物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当代音乐教育理论的研究，不仅应立足国内，更要放眼世界，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的音乐教育成就和经验，进而开展自己的研究。大量资料表明，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已经具备公认的国际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拓宽我国对外国音乐教学理论的研究领域。

借鉴国外，构建音乐教学理论体系 世界各主要教育强国的具体国情差别很大，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中采取的措施也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长期以来都是“无不一方面自力更生，一方面从别国汲取经验教训”。⑥ 当代音乐教学理论的研究，不仅应重视立足国内，总结音乐教学经验，开展实证研究，更要放眼世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吸收国外音乐教学理论研究成果中有价值的成分，进而开展自己的研究。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也需要学习和效仿世界教育强国的先进音乐教育经验，为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作为20世纪成长起来的美国音乐心理学家和音乐教育家，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和方法以其独特的视角，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并被列入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教学理论之一。因此，了解和把握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有助于我们提高对音乐教学活动和过程规律的认识，为我国音乐教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和借鉴。

就指导实践而言，音乐教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指导广大音乐教育教学工作者的教学实践活动。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为音乐课堂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建立在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教材编写、教学实验等，使其成果具有科学性、实践性、系统性等特点，不仅在美国中小学教学实践中得到广泛推广，也大量运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全面深入地研究戈登音乐教学理论，并取其精华，适当引入到我国中小学音乐一线教学实践中，可以为当前我国音乐教育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为儿童音乐学习提供科学依据 将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音乐教学研究，是戈登对音乐教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学校音乐教育的成效如何，需要通过一定的测量和评价来体现。音乐测验的结果，不仅仅是为了发现和甄别具有音乐天赋的儿童，更重要的是去了解儿童音乐方面的个体差异，使得音乐教学更具针对性。音乐教育的测量和评价是我国当前音乐教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戈登在音乐测验方面所做的贡献迄今无人超越，深入了解、研究、引进和借鉴其研究成果，有助于编制适合我国学生的音乐测验工具，为儿童音乐学习提供科学的依据。

《埃德温・戈登音乐教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以理论研究为主体，借鉴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心理学、历史学、教育学和音乐学等学科的研究思路，对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与实践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综合研究，希望能为我国的音乐教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本文为《埃德温・戈登音乐教学理论与实践》一书序言，

该书已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发行）

注 释：

① “音乐学习理论”是戈登本人对其理论体系的命名。在戈登的著作中，广义上的“音乐学习理论”包括音乐能力倾向及其测验、音乐听想理论、音乐学习顺序三大重要组成部分，狭义上的“音乐学习理论”则等同于音乐学习顺序。为便于读者理解并避免混肴，本书将戈登的理论统一称为“音乐教学理论”。

② 詹燕君著，《浅议埃德温・戈登博士的儿童早期音乐教育思想―略记“2007年国际音乐智能教育研讨会”》，第64至 66页。

③ 帕特里夏・ K.舍汉（Patricia K.Shehan）著，《音乐教育的主要方法概述》（Major Approaches to Music Education： An Account of Method），第26至31页。

④ 其他的音乐教学法分别是：达尔克罗兹教学法、奥尔夫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铃木的天才教育、曼哈顿维尔音乐课程研究、综合音乐感教育、卡拉博-科恩教学法。参见迈克尔・ L.马克著，管建华、乔晓冬译，《当代音乐教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篇（6）

一、前言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教学的观念在不断地更新，现代教学理念在体育教学中的指导作用也日渐明显。研究型教学是集中体现现代教学理念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它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的，是培养强能力、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

1.问题的提出。德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说，“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这呼吁了时代对创新型、高质量型人才的需要，而培养这一人才的教学模式就是研究型教学。然而，长期以来传统教学模式在田径教学中占主导地位，它强调知识的传承，忽视了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并且其弊端日益凸现。因此，我们要从传统的知识传授型向研究型教学模式转变。纵观数年来通过对研究型教学模式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研究只是停留在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定义、特征、价值方面的阐述上，并且相关性较大，深入田径课程教学方面的研究较少，有关优化田径研究型教学和实践教学方面的研究呈现不足。然而，当今社会越来越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育部把实践教学作为高校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关键指标，各高等学校积极开展实践教学。虽然，一些高校实践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突显出一些问题和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而实践教学方法是实践教学体系的关键环节，不同实践教学内容采取怎样的教学方法，如何改革当前实践教学方法就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2.研究目的与意义。本文通过研究型教学模式的理论研究，结合本专业教学理论，阐述当前传统实践教学方法存在的不足及原因分析，探讨在研究型教学模式下适合本专业的实践教学方法。通过总结、完善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方法，促进实践教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为开展实践教学提供有益参考，从而培养出社会发展需要的强能力、高素质人才。

3.研究背景。研究型教学在19世纪美国兴起，到目前为止，已经被世界各国实施并推广。在19世纪80年代，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就开始不断地进行有关研究型教学的研究，一些中小学就成立了相关的科技小组、课外活动小组，用以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90年代后期，清华大学立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在学校推行“研究型教学”，全面推进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摸索实施了许多重要的教学改革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对研究型教学的探究主要集中在不同学科中研究型教学的实施、理论研究及功能探讨等方面，但是针对于体育教学方面的研究还为数不多，总体尚显薄弱。近年来，研究型教学在一些高校中被推广实施。

二、研究型教学模式的理论研究分析

1.概念。研究型教学模式是为了满足社会人才培养的需要而提出的，到目前为止其定义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虽然其概念没有正式提出，但是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研究型教学概念进行了研究。其中，孙忠兵从对应于研究型学习角度阐述，“研究型教学是一种师生双边力图通过对教学传统方式的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师生共同建立起平等民主、教学相长的教学过程，并将教与学的重心逐步由获取知识转移到掌握方法、学会学习上，从而培养学生学会收集、分析、归纳、整理资料，学会处理、反馈信息的主动的探索性教学形式”；李艳梅、冯婉玲从具体教学活动角度阐述，“研究型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以实用课题为中心，以课题研究为手段，以学习小组为单位，以全面掌握和熟练运用本课程的知识点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强调教师和学生互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一种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等。基于以上对研究型教学定义的相关概述，研究型教学不仅是一种教学模式，更是一种全新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教学理念，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2.基本特点分析。具体来讲，研究型教学是在具体的教学活动当中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同时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以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现有认识水平为基础，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并通过丰富的教学实践和科研活动改变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传输的教学模式。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重视学生的主体性与教师的主导性；强调学习内容的自主性与创新性；培养教学过程的开放性与合作性；主张教学目标和方法的多样性；提倡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统一性；注重评价标准的多样性和评价方式的综合性。

三、传统教学模式下，田径课程改革实践教学方法存在的不足与原因分析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一种单向传授知识，在传授知识时又普遍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式。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最多只能是知识型人才，而不会是研究型、复合型的新型人才。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然存在如重教师传授，轻学生研究；重学习结果，轻学习过程；重书本知识，轻实践能力；重考试成绩，轻整体素质等不良现象。过去是“重实践，轻理论”，而如今是“重理论，轻实践”，这一转变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问题最终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以效仿苏联模式为主的体育技能教学，主要采取凯洛夫的“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五个环节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侧重于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主要采用讲解法、示范法、练习法等教学方法。长期以来，在实践教学中一直沿用这种教学方法，虽然各个时期根据不同的需要而有所改革，但大体上变化不大，且一直沿用至今。目前部分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教学上仍然是学生倾听、记忆和被动模仿技术为主，缺少独立思考、消化和吸收的机会，限制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压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能。

四、研究型教学模式下田径课程实践教学方法的研究

1.积极采取课内外一体化的实践教学。在田径课程教学改革中，课外实践作为课程教学的补充，因而采取课内外一体化的教学模式。课外实践实质上是对学生继续学习的延伸，同时还是加强学习能力培养的补充。在田径教学实践中，通过组织田径课程教学小组、科研小组、健身小组、教学实习、训练实习、竞赛的组织与裁判、社会调查、学术交流与研讨等形式，使学生把课内所学的理论知识灵活地运用到实践之中，反过来学生在实践中能及时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课内有针对性地学习和练习，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课内外一体化教学要求教师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由教师为学生制订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的课外教育教学计划，是拓展教育的一种有效径途。

2.灵活运用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方法。在实践教学中，积极倡导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包括技能教学法、学导式教学法、反馈教学法、程序教学法、问题教学法等。我们应该彻底转变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强调学生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体，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充分实现田径教学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教育教学理念。转变传统的教育思想，全面实施贯彻素质教育。在实践教学中，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有机组合，争取较好的教学效果。比如在田径实践技术原理专题中，可以采用讲授法与讨论法、研讨法、现代技术教学法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田径场地、竞赛组织与裁判中可以采用专题讲授、实践、答疑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等。灵活运用多样化实践教学，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培养了学生勇于开拓、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的精神，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3.建立开放式实践教学，注重教学的互动。互动式教学是以师生共同参与，充分体现一种教与学关系的体系。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互动的作用显得尤其突出，通过互动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还提升了学生表达能力及交往能力的培养。在田径实践教学中，这种互动教学方式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三个层次：一是学生与学生的互动。通过田径团队实践教学设计，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学习和研讨，继而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二是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教师提供田径教学资源、设计实践任务，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创作，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三是与校外机构、实践教学基地的互动。通过与田径实习基础的互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接轨。

4.运用研究型教学模式，采用自主型教学方法。现代社会是一个学习的社会，只有学会学习的人才能学会生存，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田径类课程实践教学改革必须要跟上当今改革的步伐，在教学中应当加强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胜于授之以“鱼”的道理在今天显得更加重要。要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就必须采用自主型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运用研究型教学模式，采用自主类型的教学方法，不但可以提高掌握知识技能的效果，而且还可以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和习惯，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通过改进实践教学方法，形成以自主式、合作式、研究式为主的学习方式，以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强能力、高素质人才。

5.广泛使用各种先进教学手段。近年来，田径实践教学十分重视把现代的教育科学理论、现代信息技术和可行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引入田径类课程教学之中，不断改革更新教学方法与手段，加快由单一媒体向多种媒体转变，加快教学方法与手段现代化的进程。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新的教学手段如“电视教学”、“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等现代先进教学手段迅速引入实践教学中，使整个实践教学过程中充分显现网络资源信息的先进手段，这不仅拓宽学生的视野与知识面，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田径课程的实践教学内容，还将有利于田径课程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本文结合本专业教学理论，通过对研究教学模式的理论研究，阐述当前传统实践教学方法存在的不足及原因分析，重点探讨了在研究型教学模式下选择适合本专业的实践教学方法。通过归纳总结，最后提出田径课程改革实践教学的方法：第一，积极采取课内外一体化的实践教学；第二，灵活运用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方法；第三，建立开放式实践教学，注重教学的互动；第四，运用研究型教学模式，采用自主型教学方法；第五，广泛使用各种先进教学手段。只有通过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方法，才能促进实践教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最后培养出社会发展需要的强能力、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孙忠兵.研究型教学：当代课堂教学新理念[j].基础教育研究，2001，（3）.

[2]李艳梅，冯婉玲.研究型教学模式下的本科精品课程建设[j].中国大学教学，2003，（8）.

[3]张新萍，杨茜，等.关于构建高校公共体育课研究型教学模式的理论探讨[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06，20（3）.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篇（7）

(二)教育学的中国化阶段:中国教育学的“成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教育学逐渐迈出中国化步伐，学者对教育学的探讨和研究开始科学化，逐渐思考教育的本质问题和素质教育的问题，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来关照教育学，出现了南京师大的《教育学》以及华中师大等编写的《教育学》以及后来一系列的《教育学》，同时，教育学研究方面的期刊、杂志也逐步创刊，包括《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研究与实验》等刊物，而且硕士点和博士点也开始招收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推动了对教育学的本土化建设。

(三)教育学的多元化建构阶段:中国教育学的“消沉”在21世纪初，伴随着教育全球化和文化的多元化，一场席卷神州的基础教育改革将中国教育学推向了风口浪尖。当代多种理论被嫁接和融合进教育学学科中来，如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等不同的理论被装入到教育学“大框”中。在此阶段，很多学者对教育学开始认为教育学的发展前景持“消沉”的态度，并认为教育学遇到了困境与危机，如杨小微提到的“中国教育学经历了百年曲折、走到了今天的繁荣，然而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深层的发展危机。”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学的终结”。

(四)教育学的未来发展: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教育学作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中介，既联接着教育理论，也关系到教育实践。要解决我国的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与矛盾，需要教育学的理论指引，因为“知行合一”的思想告诉我们，理论是实践的向导，也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在教育改革的纵深发展阶段更需要对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并上升到理论层面，这些也离不开适合中国教育改革的理论指导，因此，在未来的教育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实现教育学的本土化，需要其构建个性化和特色化，一方面发挥其在指导教育改革实践的价值，另一方面能在多元文化视野中“走出去”，实现中国教育文化的“输入”，而不只是一味学习他者智慧，而是达到中国教育与外国教育之间的交流与分享，合作与对话，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所指出:“搭建高层次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与政策对话平台，加强教育研究领域和教育创新实践活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二、教育学本土化的必要性

(一)教育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教育学本土化，是教育学学科科学化的体现。在我国教育学学科科学化发展进程中，没有对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本土化构建，就不能适应教育学学科的发展。一直以来，教育学专业为什么被其他专业“看不起”，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所言:“大学里，工学院的学生看不起文学院的，文学院的学生里外文系的看不起中文系的，中文系的看不起哲学系的，哲学系的看不起社会学系的，社会学系的看不起教育学系的，教育学系的学生没有学生可看不起，只好看不起系里的先生。”其中之一的原因在于教育学“不够专业”。为了教育学学科的发展，促进其学科科学化，我们需要积极去建构本土化的教育学，促进其更“专业”。

(二)教育国际化的需要我们都认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确，教育国际化一方面是学习与接受本国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经验，如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翻译与推介别人的教育理论等，可以称之为“教育的输入”，另一方面是“教育的输出”，即将自己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介绍给他国，让其学习，如到外国办孔子学院，让其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等。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接受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已经成了世界教育大国，但面对激烈的国际化教育竞争，如果不能体现我国教育理论优势或者教育理论落后于其他人，那么，我们就很难实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教育要面向未来。”的目标，也不能立足于世界教育之林。因此，我们需要加强教育学的本土化构建，振兴中国特色教育，才能有机会同他国进行较量。

(三)促进教育改革的需要“课程改革不是一张蓝图，而是一个不尽的旅途。”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进行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需要不断形成教育学知识与理论，从而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改革的理论体系。但是，在整个教育改革过程中，更多的教育实践困惑是缺乏一定的教育学理论来指导教育改革的实践，尽管有许多外来的教育学理论，却不适应当前教育改革的实践。因此，构建本土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模式等教育理论即教育学的本土化，是当前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四)解决我国教育现实问题的需要面对我国现实中的教育问题，诸如教育公平问题、考试问题、有效教学与教学质量提高问题、城乡教育一体化问题等等深层次的教育矛盾与困境，都需要一定的教育学理论来指导。而这些教育学理论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也就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的教育学理论，因此，教育学本土化是解决我国教育现实问题的需要，而“中国的教育学如果不去研究这种种带中国特色的教育行为，而只是简单地把其它国家、民族的经验和研究成果移植过来，就不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五)教师职业的专业化发展需要在今天教师为什么没有像医生、律师那么受到应有的尊敬，没有成为一种专门职业，而总是徘徊在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准专业”边缘，笔者认为，其中原因在于教育学的本土化建设不够。在社会上，很多人都认为教师这个行业不需要更多的教师专业性知识，而只要把学科专业学好就行，于是，教师岗位的可替代性就大。倘若教育学本土化建设够好，教师需要掌握很高的教育学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才能具有教师资格，那么，教师专业化程度也能提高，从而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受尊重程度会得到一定提高。

三、教育学本土化的困境

(一)教育研究者的文化选择意识差教育学本土化期待将多元文化与中华文化“合二为一”，加强文化融合和文化整合以及文化重构。但是，教育研究者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文化，缺乏文化选择意识，没有对于文化的冷静思考，没有对外来的教育学理论进行恰切的选择，也缺失文化选择的能力，不懂得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往往是“全盘接受”，认为只要将外国的教育学理论引进过来就行，其实这恰恰导致了自我的迷失。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将更多的外国教育学理论引进过来，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导致教育学理论的“泛滥”，以至于在教育学中到处可见“××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另一方面，没有对这些理论进行选择，从而没有找到适合本土化教育学建设的路径。

(二)大学教育学理论与中小学教育实践的割裂目前我国大学教育者在教育理论上学识丰富，学历高，理论修养好，但是出现对中小学教育实践的“无知”或者“不屑一顾”，从而使大学教育理论和学科知识显得“很玄”，是“形而上”的东西，与之恰恰相反的是中小学教育实践者，战斗在“第一线”，对其实践领域“了如指掌”，谙熟其教育实践中的困惑与不足，但他们缺少更高的理论支撑和理论素养，没有办法将其丰富的实战经验拔高到理论层面。这样一来，出现大学搞一套教育学理论，而中小学搞一套教育学实践，以至于教育学理论剥离教育学实践，教育学实践也离开教育学理论指导，导致教育学理论与教育学实践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形成“两张皮”。

(三)教育家的缺席因为教育家是“追寻和守护教育的普遍价值并把这些价值贯彻在学校教育实践中的人，是把教育理想转变为教育现实的人。”一方面，教育家能将教育理论运用到教育实践，另一方面，能从教育实践中生成教育理论。因此，教育家在为教育学的本土化建设方面具有重大价值。但是，中国有的是教育学家，教育学者，教育学工作者，而真正意义上称得“教育家”的人却不多。可见“教育家”的缺少，是对教育学本土化建设的“伤害”。

(四)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研究的不足我们注重比较教育研究，更注重国外的教育理论的介绍和引进，更加注重“洋味”的东西，而缺少对自己教育传统和教育文化的思量和研究，尽管很多学者在做比较教育研究，但是只有国外教育理论的介绍，对于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的消化与重新发掘，缺乏对其现代性的理解及建构，因此，教育学研究出现外国教育理论消化不良，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缺失，现代本土化教育理论没有构建，从而形成杂乱无章的局面。(五)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困境教育学本土化，要从研究方法上进行突破，然而一直以来，研究方法几乎都是思辨性的研究方法，强调思辨性的逻辑思维，在外面教育研究方法的冲击下，诸如一些质性研究方法，叙事研究、课堂观察、人种志等新的科学研究方法进入教育领域，从而出现解释主义研究方法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之间的互相对立和矛盾，以至于相互轻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看不起思辨主义研究方法的只是玩文字游戏，缺少科学的数据支撑;而思辨性倾向的研究方法者看不起实证主义研究认为其缺少理论思辨。实际上，“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的对立长期左右着教育研究，这对立来源于对教育本身的片面理解。”

四、教育学本土化的策略

(一)加强中国教育学者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在教育学本土化建设中，“教育人学”需要进行文化自觉，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面对全球范围内如此多元的教育学理论，我们该何去何从，“教育学人”需要具有文化自知之名，进行已有教育文化上的自觉，在自觉的基础之上能实现文化自信，充分认识到自己文化的优势与不足，诸如我们也有“因材施教”的孔子等优秀的教育文化传统，对优秀的教育文化传统我们需要发扬和当代转型，从而树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在自觉和自信的基础之上，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采取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心态进行教育学理论的建构，从而达到文化自强，实现教育学的本土化。

(二)解决教育学研究方法的问题我们知道，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阻碍教育学本土化建设的重要方面。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重新建设，去寻找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打破传统的过于思辨性的研究方法，积极采取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研究方法，从而创新教育学研究方法，实现本土化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建构。因此，“教育学术界应当超越封闭的方法范式，以实现以下三个转向:从封闭到开放，从控制到解放，从霸权到民主。”通过教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与重构，来实现教育学在理论与实践中的突破，从而推进教育学本土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三)推动教育学研究的去功利主义教育学研究的功利主义，一直备受诟病，也是教育学本土化的一个障碍。因为许多“教育学人”做研究就是为了“名”和“利”，有些就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没有考虑到教育学研究不是一次性事情，而是需要长期进行研究的过程。但在我国却存在有些“教育学人”为了申报课题而放弃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有些则为了更快的出论文或者出书而不负责任地进行“研究”，这种功利主义的教育学研究成了教育学本土化的“绊脚石”。因此，在进行教育学本土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推动教育学研究的去功利主义，加强教育学研究的“本色”研究。

(四)促进教育学专业期刊的文化舆论导向教育学专业期刊的舆论导向对教育学的本土化建设也具有很大的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加以重视。当前，我国教育学专业期刊诸如:《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教育研究与实验》、《教育理论与实践》、《教师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教育学报》、《全球教育展望》、《比较教育研究》等等都是专业的杂志。国内的这些期刊需要对教育学发展起到导向作用，一方面对“教育学人”的研究兴趣以及方向起牵引作用，另一方面对广大“教育学人”的阅读和思想启迪起到指引作用，因此，需要重视国内的教育学专业期刊在促进教育学本土化建设方面的贡献。

(五)发挥教育的民间力量民间力量是一种官方所不具有的特殊力量。一方面，民间力量能给予教育实践更多的支持，提供人力、财力、物力等教育投入性的参与，适应教育本土化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能给教育实践带来非主流文化的影响，能彰显本土化教育特色。正如学者指出“引入民间力量改革被政治权力严重渗透的教育体系，这将成为教育改革的关键。”所以，教育民间力量的参与，能给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带来本土化的内容和形式，更加具有民间性和本土性。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篇（8）

【作者简介】陈永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博士生。（上海 200034）

当今世界通用的“教师教育”(Teacher Education)，包括教师的培养、任用和进修三个阶段的教育。为了解决现代学校教育的各种问题，各国都把师资队伍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突破口。为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以及优化师资队伍，使教师的培养、任用、进修各个阶段具有连贯性，即从终身学习的理念出发，有机统合教师的职前教育和在职进修，使两者在“教师教育”之概念上得以融合与升华，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教师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也是进入21世纪教师教育发展的显著特征。

随着我国面向世界的步伐加快加大，“教师教育”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专业门类业已诞生。至今，已有集美大学、江苏大学、宁波大学等一批综合性大学以及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一批高师院校陆续设立专门的教师教育学院，包括上海师范大学在内的一批师范院校也已经开设了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师教育”必修科目。因此，“教师教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构建工作也顺理成章地被提上议事日程。在2006年12月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南京师范大学联合召开的“全国教师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纷纷建言倡议，希望加强教师教育学科建设，有必要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建立“教师教育学”二级学科。当前，这种实际需求以及时代呼声正在与日俱增。

一、“教师教育学”的建立体现着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之一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矛盾运动。当今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诸多教育工作，包括师资队伍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困惑层出不穷，教师教育事业的发展正面临日趋严峻的挑战或危机。若从教师教育研究者自身的职责与使命而言，理当关注教师教育学科的开拓创新，有必要对“教师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安身立命的理据及其合法性进行理性思考。一方面，这可以回应学界关于“教师教育只是一个领域，而不可能成为一门学科”的种种质疑之声；另一方面，通过抛砖引玉式的践行和倡言，力求“教师教育学”的早日问世，并能得到科学健康的发展。

（一）百年师范教育的发展历程呼唤教师教育学的诞生

我国师范教育发轫于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清代末期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照搬日本学制创立了近代师范学堂。1904年模仿日本的师范教育制度，1922年变为美国型师资培养体制，1951年又转成苏联型师资培养制度，现今力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制，其间经历了百余年风雨洗礼的变革沧桑。

最初，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是为寻求国家富强和民族的独立生存，以终结积弊千年并遏止中华民族创新的科举制度为转机。随着各类师范学堂的建立，我国培养出第一批传播新学的教师。可以说，师范教育制度的初创解决了我国近代意义上的教师人才“有没有”的矛盾。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在这样一个有着广袤疆域和众多人口的国度里，师范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要面对的是合格师资“足不足”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大力发展师范教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师范教育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师资人才，支撑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事业，为中小学教育的改革发展，特别是为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为中华民族素质能力的提高，做出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贡献。

但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新旧世纪相交之际，师范教育却面临新的更为严峻的挑战。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一般高等学校也可以培养师资，从而打破了以往师范教育的封闭格局，拉开了面向新世纪教师教育改革的序幕，这也意味着我国师资队伍建设的重点由数量满足转向质量提升，执鞭任教的为师者不再以“足不足”的数量为主要矛盾，取而代之的却是“优不优”的质量问题。

若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而言，其教师教育事业发展也同样经历过我国上述的变革历程——在面对教师队伍“优不优”的问题时，选择了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之道。处在21世纪的现今，我国教师教育要促进师资队伍建设和专业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已经不再是以往解决“有没有”、“足不足”的问题，而必须超越以往师范性和学术性之争的思维模式，着眼于未来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教师专业发展需求，以终身学习的理念构建教师教育新型的体制与机制，这就呼唤着能够系统地研究优质教师培养培训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教师教育学”学科之诞生及其健康的发育成长。

（二）教师教育学的建立符合教师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

“教师教育学”的建立不仅是百余年师范演变史和当代中国教师教育事业发展需求之必然产物，而且也符合教师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

第一，“教师教育学”的建立符合促进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发展逻辑。在当今教育讲求教师专业化的阶段，不仅要提高教师职业的社会地位，更需从专业理想、专业职能、专业道德等层面全方位地提升教师的内在专业素养。这就必然要求“教师教育”更上一层楼，走专业化发展之道，并迫切需要研究揭示教师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回答教师职业特性、教师智能特性、教学活动特性、师生关系特性等诸多问题。任何一种专业的发展都需要一门高水准的科学研究作为学科基础，教师教育学科建设的必要性也就呼之欲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要培养专业化的教师，在高等教育中就必须有开展教师教育的专业活动；专业又是以学科为基础的，要实现教师的专业化，实现教师教育的专业化，建设教师教育学科就是最急迫的任务。”[1]

第二，“教师教育学”的建立符合教师教育大学化的向上逻辑。我国教师教育的发展已经从三级师范体制逐步过渡到二级、一级师范教育体制，并正在逐渐实现教师教育的高等教育化。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我国教师教育走向大学化的现实语境下，以大学的逻辑去思考教师教育问题，无法回避‘学科建设’这个核心问题；在教师教育大学化的背景下，教师教育学科建设是一种必然的选择。”[2]

第三，“教师教育学”的建立符合教育学分化发展的衍生逻辑。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任何一门学科最初总是附属于某一学科的，并随着知识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得到充实与完善，最终独立成为新的学科领域。教育学学科体系中诸多二级学科都是从教育学一级学科的母体中怀胎孕育并逐渐分化的，如教育技术学、教育行政学、课程与教学论，等等。教育学一级学科近年来随着教育实践领域的扩大或细化，以及与其他学科的不断交叉融合，呈分化发展的态势。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教师教育学”的创建，既能符合教育学学科不断丰富内涵和扩大外延的发展逻辑，又可有效促进也需持续充实与完善的教育学学科发展逻辑。

二、“教师教育学”的学科界定

从科学的角度看，学科系指按学术门类划分的知识体系；从教学的角度看，是指学校教学考试的科目。教师教育学科无疑体现了两者的辩证统一，具有典型的实际应用性与价值指向性。鉴于此，试对“教师教育学”进行如下的学科界定。

（一）教师教育学概念及学科性质

1.教师教育学的基本概念

近年来，虽说学界对“教师教育学”二级学科的建立倡议甚多，然而翻阅各种文献资料，却未见有关“教师教育学”的明晰概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惟有抛砖引玉地给“教师教育学”一个较为明晰的定义，方能为“教师教育学”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奠基立业或是营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遵循学科定义的一般路径，笔者认为“教师教育学”可以有三种定义的注释：第一，从静态的角度，“教师教育学”是研究教师教育实施者、接受教师教育者以及客观环境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规律性科学；第二，从动态的角度，“教师教育学”研究教师教育的产生、演变、发展及其活动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是具有较强应用性的科学；第三，从工作实践的角度，可以认为“教师教育学”是研究当代教师教育的一般规律及其作用的实践性科学。

通过上述三种注释给出的“教师教育学”定义之比较，可以明确“教师教育学”是一门有关教师教育活动和教师教学工作的基本原理或是方法论的学问，或者说，是以研究教师教育教学活动一般规律及其实际运作为己任的。

2.教师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一般而言，学科性质是在学科分类基础上对某一学科基本形态与本质特点的界定。只有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教师教育的学科性质，才能明确其发展方向，提高教师教育学科的科学理论水准。

教师教育学科是介于宏观理论学科与微观应用学科间的一门中观学科，教师教育学科建设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而是为培养教师、不断研修、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实践行动提供指南的。在此意义上，教师教育学科属于“实践教育学”范畴。[3]笔者认同这样的看法，即将“教师教育学”必修课程付诸教学实践，通过实践探究真知。

教师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是与“教师教育学”的概念相互连贯沟通的。笔者认为，对教师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寻求界定：第一，从“教师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而言，“教师教育学”是从教育学一级学科分化出来的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与独特的研究对象的新二级学科；第二，就教师教育活动来看，构建“教师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应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第三，从“教师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进行分析，可谓是诸多学科整合之结晶，这不同于现有任何一门学科，而是具有综合性特点的复合应用性学科。

（二）教师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

1.教师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对于一门学科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有无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如果有经过科学界定的研究对象，那就是学科研究的起点，也是衡量学科是否独立的重要尺度。

“教师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包罗万象，可以说，一切与教师发展相关的问题都有可能成为“教师教育学”的关注点，且其中不乏众多亟待解决的教育改革课题或新旧世纪一直关注的两难性问题。从“教师的专职性与教师的专业化问题”、“教师资格‘证书主义’的意义与界限”、“任用社会人士充当教师的意义与界限”、“在职中小学教师进修的制度化问题”、“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的重心问题”到“正视教师教育改革的财政问题”、“评价教师与自主的专业性发展”、“教职员工会团体与如何维护教师权益”、“现代学校‘以法治校’还是‘以德治校’”、“教师工作是一门职业？专业？还是事业？”等等，都可以说是现今“教师教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笔者认为，“教师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内容大致可以区分为六大领域：一是教育环境，包括教育行政、政策法规、教育财政等政策环境，学校文化、教育科研等学校氛围，以及专业发展、创新人才培养等校内外结合的共生领域，藉此探究教师教育的现实与理想环境；二是基础研究，涉及与教师教育相关的教育原理、教育史论、比较教育、课程教学与教育技术研究，基于回顾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之视角，从不同侧面考察教师教育的发展动向；三是各类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研究生教育等与教师教育变革密切相关的主要学科；四是心理卫生，关注情感心理、基础心理、实验心理、应用心理、精神卫生等对教师教育的影响与作用；五是学科教学，包含学科理论、教材研究、校本课程开发、道德教育、语文教育、数学教育、外语教育等对教师教育的实践与考量；六是教育实践与技能，如教育实习、教育见习、教师口语、案例分析、实证研究、信息网络化教学设计等，重视现场应变能力的培养和评估。

2.教师教育学的研究范围

作为一项专门性职业，教师教育事实上可归类于职业教育。由此而论，“教师教育学”应归属于“职业教育学”范畴。但是，长期以来社会对职业教育及职业教育学的理解，多集中于中等以下层次，在国家颁布的学科目录中，其全称为“职业技术教育学”。时至今日，该学科既没有阐明过教师教育的内涵，也难为“教师教育学”提供基本理论依据。

与上同理，“教师教育学”和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等学科之间，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种关联或交叉，但各自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以及学科领域，并不构成上下位关系。因此，将“教师教育学”列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之下，成为与上述诸多学科并排的二级学科，并加强建设，符合该学科发展应具有与时俱进的理念、内涵需充实与完善、外延求拓展与向上之辩证关系。

作为一门学科，“教师教育学”应当揭示其研究对象的特殊矛盾和客观规律。教师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怎样解决或者探究当代教师培养与成长中的特殊矛盾和客观规律，核心问题是如何依据教师成长规律来有效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如合格教师需要具备哪些专业素养，师范生达此标准须具备哪些专业知识、能力和品德，这些都是构建教师教育知识体系的基点，也是“教师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学校教育学）、成人教育学、高等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等学科相区别的重要标志，更是教师教育必须坚守或拓展的独特研究范围和学术境地。

3.教师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不应是教师教育学科独立性的主要考量依据，因为学界对于“独立学科是否必须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一直持有不同的见解。以往普遍认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如今更认同“方法有专利但并非专用”，没有独特的方法并不妨碍成为一门学科。

正因为如此，“教师教育学”可以借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通用的一些研究方法，如定性研究（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定量研究（调查统计法、实验法、内容分析法）以及质性研究（观察法、访谈法、叙事法）。但是，“研究方法的真正成熟在于形成一套从认识论、方法论到具体方法的研究方法体系；只有方法论的区别及其指导下具体方法的不同，才能形成学科在整个研究方法体系上的差异，形成学科内多元研究范式。”[4]

倘若从目前我国教师教育研究现状来看，还远未形成多种方法流派，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几乎不曾触及批判理论、女性主义、主观主义、价值论等一些后现代主义视角，学科研究方法体系的建构尚处在初级探索阶段。

（三）教师教育学的知识体系

学界对教师教育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争议较多，如有学者认为：教师是教师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构建系统化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教师教育学科建设是在“教育学”一级学科框架下，新建一个侧重研究教师教育实践问题、探索教师专业成长规律、具有鲜明实践导向性的二级学科；重点是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内容，形成专门、系统的知识体系。为此，需要解答如下几大问题：当代教师是什么，信息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教师，这是学科知识体系的奠基石或出发点；德才兼备的教师如何培养，怎样培养优质胜任的教师，这是学科知识体系的主体或指南，包括教师教育课程研究、教师教育教学实践、教师教育评价标准等；新世纪的教师由谁培养，如何实现教师教育者的专业发展；教师教育需要哪些社会条件，怎样为教师教育提供必要的保障机制[5]，等等。①

也有学者这样给出教师教育知识体系的框架：教师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教师职业特性、教学活动特性、教师知识特性等）；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教师教育制度与政策法规研究以及教师管理研究（资格认定、聘任、评价等）。[5]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当代教师教育学科的知识体系应呈开放态势，坚持为教师教育实践服务。如有学者认为，在当前尤应注重开展全球视野下的教师教育改革、教师教育制度、教师教育管理、教师教育文化与近现代中国百年师范教育的发展轨迹、新世纪教师教育的改革发展战略等专题研究，并认真组织教师资格制度与职业标准、教师资格认证与文凭政策、教师角色定位与角色扮演、教师考试机制与评估体系、教师社会地位与职业声望及教师专业的一般标准与特殊标准等专题研究，研究制定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教师教育质量标准，构建科学完善的教师教育标准体系和评估体系，进行教师培养培训模式的改革探索，建立多层次、多规格和多形式的教师教育服务体系。[6]

综上所述，教师教育问题已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人们正从各个不同角度拓展和研究教师教育发展，试图从各自的学术逻辑框架去诠释、论述其规律性体系。然而，无论是从教育学、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组织行为学、人类学、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或是从教育政策学、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课程教学论、教育心理学、职业教育学等角度出发对教师教育所作出的诠释和论述往往缘于研究者的专攻偏爱或志向兴趣，有些是对教师教育之整体作了任意的切入和片面的概括。虽说百家争鸣的氛围可能会给教师教育带来一些有益的启迪，但终究因为缺乏基础的学科理论平台而难以推广、难现成效。再则，有些争鸣之声可能失于不严格、不到位、不全面，甚至作出不切实际和相互矛盾的论述或结论。因此，就无法从整体上把握教师教育的本质和需求，无益于逻辑体系的建构，更易将教师教育及其研究视阈引入更为模棱两可的境地，甚至影响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式的研讨、成果交流推广、研究结果实质化以及后续性研究的展开。

笔者认为，作为“教师教育学”知识体系应有三大组成要素，即“培养”、“任用”、“研修”，三者是教师专业发展必要的基石并且相互连贯、不可分割。“培养”，通过跨越和沟通不同学历层次以及各种类型的养成机构，在课程上涉及师范专业和通识教育等方面；在方式上既包括理论引导也蕴含实践启迪；作为教师专业发展起始阶段和重要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初任教师专业化水平，更是奠定教师职业发展的根基，乃是教师“任用”和“研修”的基础。“任用”，衔接着教师的“培养”和“研修”，以制度形式决定了教师职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和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结构、容量及稳定性，还牵动着在职教师的教学态度、研修热忱、对学校事务的参与积极性并全方位激励着教师专业发展。“研修”，则是“培养”和“任用”的升华，教师入职后的继续学习历程，是教师专业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理想的教师“研修”应贯穿于教师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不仅能确保教师在教学的专业性方面不断发展，而且可促进教师在更为广阔的教育领域和教职生涯内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以达终身学习之需求。可以不夸张地断言：“培养”、“任用”、“研修”乃是一幅教师教育概观图，现今教师教育问题可以归入其中之一或之几。

尽管学界对于“教师教育学”知识体系的设计不尽相同、各有千秋，但无论如何，当代教师教育具有丰富的研究内涵，完全可以构建出有别于教育学其他学科的独特知识体系，成为我国教育学科中一门具有深刻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独立学科。

三、当代中国“教师教育学”建构之方略

伴随我国教师教育的迅速转型，教师教育学科的创生和发展成为历史发展之必然。完全有理由认定，教师教育可成为独立学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情的教师教育学科，需要依据学科发展的理念与方法，把握我国教师教育实践的特色与特殊性；明确自身的研究对象、方法与内容、学术流派以及学科性质，用实践滋养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加强学科规范制度建设和教师教育学术共同体组建，同时也要积极开展教师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打造教师教育的专业学科队伍，积极营造研究人员的专业认同感，促进教师教育学科走向成熟和完善。

（一）用实践滋养教师教育学科建设

教师教育作为独立学科，不只是研究教育的一般问题、构建教育的基本理论，而是重在探究当代教师培养与成长实践的特殊性规律。换言之，教师教育学科领域地带可谓是交织在教育学科与教师教育实践之间，乃是一门源于实践而又反哺实践的复合应用型学科。这门复合应用型新学科的问世意义在于所面对的实践，既是教师的专业成长实践，也是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

一门以上千万教师甚至数千万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学科，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理当从丰富的教师教育实践中不失时机地汲取养分来滋养教师教育学科的生长。因此，教师教育学科的应用性质决定了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必须以实践为重，既以教师的专业成长实践为引领，也以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为导向。当前的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就是要针对教师专业化实践中遇到的重要问题，以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当然，对职场困惑和热点问题的研究不能流于简单的现象解释或经验描述，需要在实践应用中进行理性的思考，并引领实践者自我反思与反省，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融合与升华。

（二）加强教师教育的学科制度建设

教师教育学科的建设必须加强学科规范制度建设，即确立学科地位、确保开展学科研究的制度因素，包括专业协会、专业团体、专业人员培养体系、专业刊物等，只有成熟的学科建制才能健康地孕育学科文化。

第一，在学位制度上，应切实加强教师教育的专业建设，在硕士研究生以上层面独立设置“教师教育”专业，进行专门人才培养的实践。目前我国教师教育专业的全日制硕士点寥寥无几，教师教育专业的全日制博士点更为少见，仅有少数学校采取在其他专业中设立相关方向的方式培养从事教师教育研究的博士生，如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倡导“教师教育”理念，从2001年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博士点招生目录设立“教师教育”专业方向，已经有20名博士生攻读。在我国教师教育的学位设置中，目前已有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并存，但是专业学位的规模远远小于学术学位的规模，专业学位也只有硕士一个层次。因此，专业学位在招生规模和提升层次上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如华东师范大学等已经准备试行在现职教师中培养具有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执鞭任教者。

第二，在专业协会方面，2003年12月全国教师教育学会成立，随后各地先后将“高等师范教育学会”更名为“教师教育学会”，隶属于各地高等教育学会。目前，教师教育学会正在发展壮大，仍需进一步扩大其在教师发展、学校改革、科学研究、政府决策领域的影响力。

第三，在专业刊物方面，目前我国的教师教育类核心学术刊物屈指可数。这就大大限制了我国教师教育领域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展呈，在其他一些教育类的核心刊物中，教师教育研究也不是其学术重心。为此，教师教育学科建设迫切需要打造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核心学术刊物，以营造教师教育“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专业归属感和学术认同感。

第四，搭建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的教师教育研究学术平台，在交流与对话中促进教师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全球化要求必须打破国家、民族与疆域、领域的界限，把教师教育的研究置于全球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视野之中，必须通过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的建设，把全球化、现代化、本土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更好地促进我国教师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

（三）开展教师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体系的建设是教师教育学科建设的基础。应当充分考虑教师专业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科学设计并建立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和在职培训相互衔接以及着眼于教师终生学习和专业发展的课程体系。一方面，研究教师教育的职前课程设置，在夯实学生学科专业基础的同时，科学地设置教育类、心理类以及教育实践类等教育专业课程，并下大力气开发高水平的教师教育系列课程与教材专著。另一方面，加快教师教育职后的课程体系建设，要善于开发、拓展各类教学资源为教师培训所用，引导广大教师积极开展教学反思和教育科研，在解决教育教学工作的实际问题中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和能力素养，从而走上专业发展之路。

（四）打造教师教育的专业学科队伍

学科建设理论认为，在学科这种建制化的组织体系中，同一知识领域内各有所司所长的教学、研究和管理人员集聚在一起，可以协调合作，进行知识的探索、发现和传输等专业化耕耘，并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实现知识的专门化，而这种专门化也能进一步推动学科的发展壮大。

就现状来看，我国教师教育学科高级研究人才十分匮乏，尚缺乏一支足够支撑起这门学科发展的专业化队伍。一方面，应重新整合教师教育学科现有的学科教学研究资源，优化学科教学研究团队，完善学科教学研究组织，加快培养和造就教师教育的学术领军人物；另一方面，要有效地吸收、整合其他学科（如哲学、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信息技术学）的资源，建立一支具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人才队伍，从多学科角度对教师教育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努力促成教师教育理论研究的创新。

与此同时，还应加强与中小学校的有效合作，进行教师教育者人才队伍建设的双向互动，一方面可以聘任一些优秀的中小学特级教师作为高校从事教师教育的兼职教师，另一方面可以选派高校优秀的从事教师教育的教师到中小学进行锻炼，从而建立一支高校学科专业教师、教育专业教师和中小学教师及其他优秀教育工作者相结合的教师教育队伍。

时代呼唤“教师教育学”早日问世，现有一千四百多万教师的中国应为当今世界教师教育事业发展奉献必要的奠基性业绩。

注释：

①本段文字含有上海师范大学惠中教授在2007年全国教师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的观点。

【参考文献】

[1]李学农.教师专业化实践的困境与教师教育学科理论的生长[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4).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篇（9）

教育实践研究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近年来被我国教育研究者所关注和重视，作为一种“鲜活”的研究范式倍受青睐。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教育实践研究“以教育行动观察作为观察与描述的焦点，以教育场域作为阐述与解释的背景，以教育惯习作为阐释与探索的主线，以具体人的日常教育生活作为研究与深描的旨归”。[1]就本质而言，教育实践研究蕴含上位、中位和下位三层意蕴，具体来看：上位层面，教育实践在于丰富教育研究的范型，一定意义上是对现有教育研究缺憾的有益弥合。从哲学思辨到科学实证再到扎根实践的教育研究范式转化，不仅是教育研究不断深化的所然要求也是教育研究方法论自觉的生动显现。教育实践研究客观上为研究和解决新的复杂教育问题，增强教育研究理论之生命力提供了可能。中位层面，教育实践研究在于创新教育研究方法体系，扎根实践成为研究者新的着眼点。有效的研究，必然要有有效的方法。一定程度上，研究方法的恰切与有效直接影响并决定研究的成效。教育实践研究扎根实践的主张创新了教育研究这一以人和教育事件为研究对象的活动的方法。下位层面，教育实践研究在于为具体教育问题提供探究向度，有助于研究视点的下移。实际上，教育研究最终要落实到对具体教育问题的研究上，包括对学校、教师、学生等教育相关因素的细致研究。就此来看，教育实践研究恰巧合宜了教育研究的问题旨趣，实则为扎根于具体教育场域的研究提供了视点。

由上论之，以扎根教育实践为立场，以具体教育问题为目标，以教育行动为载体的教育实践研究，一方面弥合了当前教育研究实践品性不足的缺憾，另一方面为教育研究方法和理论的丰富做出了有益探索。蕴含在上位、中位和下位三个层面的价值，既是教育实践研究的优势所在也是其生命彰显。深刻理解教育实践研究的价值，就是要认识到其统领于教育研究范式转型的趋向，活化于教育研究方法的创新，落实于教育研究视点的下移。

二、 教育实践研究的特点分析

教育实践研究以弥合教育科学研究缺憾和不足的姿态出现，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事实上，随着关注度的提高，教育实践研究本身的严谨性受到了追问，也就是对教育实践研究的信效度及其合理性何在的质疑。据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教育实践研究的特点，因为特点在一定意义上是本质的显现。借学者安德森（GARY L.ANDERSON ）和赫尔（KATHRYN HERR）的观点来看，教育实践研究的特点或者严谨性体现在其有效性上，具体来讲，包括结果、过程、民主、催化和对话等方面。深层次上，教育实践研究具有这些特点与其“事件”和“行为”的定义有关。

把教育实践研究看成一种“事件”，必然要着眼于结果和过程的有效性。其实，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回避结果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结果无效或者低效自然要被认为是失败的。其实对于教育实践研究来讲，追求结果的有效性就是着眼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而这种给予问题解决的取向又反过来促使研究者不断反思研究历程和对于问题本身的把握。实际上，教育实践研究正是因扎根于实践、着眼于问题、旨归在问题解决而不断得到关注。就过程有效性来讲，强调过程的有效性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规制了直接功利的目的取向，换言之，教育实践研究旨归结果的有效，不能以忽视过程为代价。过程的有效一方面就是要全面关注问题发生、发展和解决的整个过程，具有整体视角和系统思维，另一方面就是要留足等待的时间，不能急于求成，扎根和深入是教育实践研究过程有效的必然要求。

把教育实践研究视为一种“行为”，则应该探求其民主、催化和对话方面的有效性。其一，民主的有效性就是强调研究中的民主程度以及据此展开研究的效果，落实于研究所涉及的各利益相关方。实际上，任何教育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实于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等直接关涉因素上。那么，教育实践研究的民主有效性就必然要关注这些相关因素在面对同一教育问题时的态度，也就是追求在系统的全面观照中寻求问题解决的最佳路径。其二，催化的有效性是指“研究过程使参与者变得适应，并且充满力量去认识现实并改变现实的程度”。[2]教育实践研究中的研究者，不仅是教育问题研究的参与者，也是教育问题研究的实践者，这就是说，他们需要恰当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着眼于现实问题，并为问题的有效解决不断探索新路子、尝试新方法是教育实践研究之于研究者的必然要求。其三，对话的有效性就是为了促进和谐、有效对话的形成和对话实效的达成。有学者认为实践研究只能以合作调查的形式完成，[3]也有学者建议实践者、研究者应与其他实践研究者进行批判和反思对话或与一个“批判性的朋友”合作。[4]实际上，这些认识都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教育实践研究应该如何搭建有效的对话平台，因为它不仅仅关乎教育实践研究者本身，还包括相关者。就此而言，和谐有效的对话是推进教育实践研究不断深入的重要基础。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篇（10）

最早的“循证教育学”概念在1996年被提出，在当时循证教育学的研究重点是：教师基于经验进行教育教学而缺乏必要的教学理论知识，教育研究者则注重对教育知识的研究而缺乏教育实践，循证教育学的研究为教育学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提供了可能。针对循证教育学的概念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解释，但学者们都一致认同循证教育学是教育理念与实践之间沟通的基础理论。在笔者看来，尽管论证的角度不同，但无疑循证教育学立足于科学的论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能够很好地将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相结合，将受教育者、教育评价者乃至整个教育研究领域相结合。

（一）循证教育学数据分析构成要素

循证教育学视域下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在具体的要素构成上，需要采取定性分析，形成基本的数据模型，并以此为证据开展深入的相关性问题研究。基于循证教育学视域下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整体认识，是能够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的。教育研究是在教育工作中发现教育的规律，通过归纳、总结和提炼得出的系统化教育理论。教育理论是在教育对象的作用下产生的，具有不同阶段、层次的特征，因此教育理论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普适性，也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可能产生的脱节埋下伏笔。教育实践是在教育活动的内在逻辑基础上产生的，是理论指导下的以人为核心的实践活动。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本研究基于循证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形式，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之间搭建一个可以沟通交流、融合的新平台。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阐释

循证教育学视域下教育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规律性的因果关系。如果以循证教育学视角进行分析，则主要研究的内容应包括两个方面，即证据来源和证据分析。教育理论相对于实践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教育理论反映着教育的规律性，是既定的已经形成的教育体系。教育实践的内容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而证据来源变性更大。我们不妨以文献检索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等数量情况来探究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线性数据表象，统计情况见表1。分析2015年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文献检索数量及应用数量，可以发现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证据来源的差异性———教育理论关键词检索次数和教育实践的检索次数差距最为明显，可见教育实践的证据来源较为丰富，而相对于研究文献的数量形成来说，教育理论内容的文献具有相对多的数量。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为关键词的文献检索在2015年有136篇，涉及的学科领域有18个，说明文献检索方面的证据来源还是较为丰富的。按照表1推断，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在学科内容和研究方向上具备学科交叉性和互惠性。对于循证教育学的研究情况，我们按照文献检索及关键词检索统计了2002年至今近13年的论文篇数，并绘制了图1。由图1可知，2002—2015年，循证教育学相关的文献检索数量共有45篇，而2010—2015年以其为关键词的文献检索数量仅有7篇，可以看到循证教育学研究成果还是比较少的。单从文献的检索状况来看，循证教育学视域下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证据来源是不足的，亟待丰富。从目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存在的问题来看，从脱离走向融合需要一定的现实依据。研究者应该通过教育经验和价值理念等多方面，提升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相关度。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离

教育理论是教育研究者对教育过程研究得出的结论，但这样的研究会因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影响而存在局限性，理论的研究可以超前或者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从而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脱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二是教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对教育理论存在着排斥的现象。

（一）教育理论与实践脱离的表现

教育理论分为基础教育理论和应用教育理论；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意味着只有在教育实践检验中才能够确定教育理论对教育活动发展的作用。理论与实践是一对矛盾，两者既相互依存又各有发展轨迹，按照各自的逻辑起点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脱离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教育理论不能满足发展中的教育实践需要，理论落后于实践。过程教育哲学反对机械的、僵化的教育观念，认为一切都是发展变化和内在相连的有机整体［1］。教育理论本应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提升受教育者的生存能力，但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理论知识往往不能完全满足实践的需要。基础教育理论为教育学的发展提供框架，成为教育学发展的基石，而教育应用理论是从教育实践中得来的理论知识，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但学术界一般偏重于对基础教育理论的研究而忽视对教育应用理论的研究。同时，在应用理论缺失的情况下还存在着研究者将教育理论神秘化、高深化的现象，使教育理论成为高不可攀的东西，艰涩难懂的理论讲解使教育应用者很难读懂，更难运用这些教育理论来指导教学实践了［2］。教育理论不能满足教育实践还表现在普适性的教育理论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多彩的实践。随着全球一体化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单单依靠普适的教育理论将很难适应多样化的现代化教育实践活动，因此发展与循证才是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达成融合的关键。2．教育实践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排斥教育理论的现象。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脱离的现象不仅仅由于教育理论不能很好地满足教育实践的迫切需求，还在于教育实践固有的惯性及利益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也排斥教育理论。例如：很多老教师在教学中将会依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进行授课，对变化的教育环境视而不见。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在教育中经验主义是割裂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因素。在教育行业中存在着研究者与实践者分离成两个阵营的现象，也是教育实践与理论之间相排斥的表现。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教育活动，而人是一种可能的、开放的、成长中的复杂性存在［3］。教育实践者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探索教育理论，却将理论研究的任务转交给专门的“闭门造车”的研究者，从而导致不能在现实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分离现象在教学中就使得教育实践往往忽视甚至排斥教育理论的应用。但多层次、多序列的教育理论必定具有多样的功能、内容和形式，既可为教育工作者提供观念的指导，又可为他们提供可操作的程序规则［4］。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脱离的原因

笔者认为，教育理论与实践存在脱离现象的原因可归纳为两点：1．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缺少必要的沟通平台。专业化的教育理论研究使教育理论体系日臻完善，但绝不完美。那些后时代的高深教育理论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应用于教育实践中，接受教育实践的检验而束之高阁，其结果只能使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渐行渐远。“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理论的探索和发展推动着经济技术的革新，人们膜拜于理论巨大生命力的同时也固定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思维，将理论凌驾于实践之上，盲动抑或盲从于理论的教条应用。教育理论研究的不均衡也是导致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缺少相互统一的关键原因所在。教育领域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随着社会经济变化而相机抉择，因此教育理论的研究应该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有所侧重，在兼顾应用的同时还要考虑教育理论的后续延伸，要系统化、科学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2．教育实践者对教育理论的重视不够。教育活动有其特殊性，是针对人的活动，因此教育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十分重要，但是经验主义的错误认识也时常在教育实践者身上出现，对经验的过分依赖就会导致一些教育实践者不重视教育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单凭教育的经验进行实践，割裂了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际上，教育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且研究者本身就是被研究的对象的一部分［5］。另外，由于教育实践者自身素质、能力的不同，导致其不理解教育理论的实际内涵，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片面地运用教育理论，甚至错误地运用教育理论，导致教育理论达成的效果欠佳。

三、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融合

教育实践是教育理论来源的基础，不论是专门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还是实践者，他们所有关注、研究和探索的领域都是教育的过程，然而脱离实践过程的教育研究都是“缘木求鱼”、不切合实际的。教育理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教育实践过程的观察、对教育现象的客观把握的基础上，仅仅在图书馆中进行以往学者著作的拜读或者纯文本的探索而罔顾现实，往往会偏离理论研究的方向，导致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渐行渐远［6］。而循证教育学就是利用客观证据为教育理论与实践搭建桥梁，倾向于实证分析的循证教育学把理论研究者从书本中拉到教育第一线来，进行教育实践领域的探究。“循证教育”旨在使教育者能够在实践过程当中，谋求专业智慧与实践证据之间的融合，其方法论特征主要体现在其跨学科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互动上［7］。

（一）以教育理论为基础提炼出实践应用理论

循征教育学研究是通过研究者的实践活动探索科学的证据，通过证据为理论提供支撑，并以构建的理论来指引实践，真正达到教育理论从实践中来，进而指导实践的效果［8］。基础教育理论和应用教育理论一般被看作是教育理论的两个分支，而通过提炼与总结将基础教育理论作用于教育实践，将教育现象纳入教育研究之中发展出实践应用理论，这就成为循证教育学搭建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桥梁的第一步。在循证教育学的视域下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融合需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运用循证教育学方法使研究者深入到教育教学实践中，探索不断发展变化的教育实践，分析教育目标、教育对象和教育任务在不同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变化规律，通过对教育实践的认真把握，教育研究者才能真正从实践中提炼出有益于应用的教育理论。二是使教育实践者回归到教育过程的研究中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两层皮”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育理论的研究者和教育教学的实践者不完全是同一批人，这就导致了教育理论很难真实把握教育实践的变化，教育理论超前或滞后于教育实践。循证教育学理念就是将教育实践者与教育理论研究者进行融合，教育理论应用者通过现实教育活动提炼适合现代教育的应用理论。循证教育学就是需要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之间实现教育的评价与反馈，这关系到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之间融合和促进的程度。因此，按照循证教育学理念，一种教育理论是否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完全取决于该理论在教育实践中所达成效果的好坏。

（二）以价值认知整合的教育实践是教育理论的升华

循证教育学主要致力于改变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两层皮”现象，真正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促进现代化教育与教学的发展。在真实、可靠的多元证据基础上，依照实际教育情境开展教育实践的循证教育思维，较之以往教育学中的应用理论真正缩短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距离［9］。基于循证教育学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相互统一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研究者实事求是地按照循证教育学的研究程序进行教育理论的证据分析。根据循征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将教育理论中的证据进行不同的分类，并要求分类中的一线教师与教育研究者进行充分沟通，就教育理论的应用以及教育实践中出现的案例、证据进行合理的判断，达成共识，然后教师再依据证据进行教学调整。在循证教育学中教育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受教育者的日常表现，而是对受教育者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外在环境以及心理、生理变化等进行分析取证，通过全面的证据调研进行总结提炼。其次，要有全局观。循证教育学的研究需要整个教育系统内部的配合，不仅包括教务部门，学校学术发展的科研部门，甚至学校的财务部门、后勤部门等都需要参与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循证当中［10］。最后，在循证教育学的应用中更要平衡好研究者、受教育者、管理者及实践者之间的关系［11］。通过循证教育学的研究为教育理论研究者提供大量的案例和实证分析，让受教育者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教育教学的实践活动中，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主动探索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的融合点；同时也为教育管理者提供协调方法，达成一体化共同发展的态势，为教育教学的理论研究指引方向，为教学实践提供更好的支持，引导教育理论关注教育实践。实践者作为教育理论的直接应用者，只有主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开发自己的职业潜能，才能更好地依据证据来改良并发展出更加适合教育教学实践的新的教育理论［12］。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篇（11）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3-0063-06

迎着践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浪潮，面对学校教育中层出不穷的教学问题，学人们大声疾呼，教学论研究应该“转向”并“回归”教学实践，使教学理论“走下去”[1]，只有实践才是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的“根基”与“原点”。[2]教学论作为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学科，研究者当然应该积极投身教学实践、有效回应实践中的教学问题，构建具有时代感和针对性的教学理论体系，而非关在象牙塔的书斋里“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教学论研究的实践转向为教学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教学理论创新又引领着教学论研究的实践转向。然而，教学论研究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转向”和“回归”实践？教学论研究者应通过何种途径使理论向着实践“走下去”？换言之，人们在教学论研究中能否脱离已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而纯粹基于当下实践中的经验或现象？黑格尔曾经告诫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脱离学科发展历程中已有的思想和成就，他以哲学研究为例，提出“哲学就是哲学史”[3]。

借用黑格尔的著名论断及其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4]，尤其是在强调“回归”教学实践的今天，教学论研究（包括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研究）尤其不能脱离教学论史，两者无法彻底分开。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而言，教学论研究者不仅要适应学科建设的内在需要和教学实践的发展方向，也需要顺应国内外教学理论研究的演进逻辑和趋势走向，对教学论发展的历史轨迹持有清醒的认识，具有一种学科建设的历史自觉意识；从研究者个体的角度来说，数学研究者不了解数学史不会妨碍他成为一名卓越的数学家，但教学论研究不同，其关注的是人生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内容的丰富和复杂正是在教学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的。教学论研究者只有与以往的教学论学人进行不断的“对话”，才能真正进入这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解答。对教学论史一无所知，一来就大胆提出一整套“自己观点”的“教学论研究者”，难以真正进入教学论研究的殿堂。[5]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具有历史的胸怀与国际的视野，研究者才能明了和把握教学论的发展方向，贡献自己的力量。

因此，要深化教学论研究，必须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在遵循历史规律的基础上选择教学论实践转向和理论创新的发展道路。那么，在历史自觉的意义上，“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的意蕴到底是什么？其价值何在？是否能够脱离教学论史而进行专业的教学论研究？并以教学论的立场和方式面向教学实践？能否离开教学论史而实现理论体系的创新？本文将深入分析并努力解答这些问题，以期在教学论研究回归实践、创新理论的过程中，人们能够切实推动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的持续发展，而不至于脱离历史、矫枉过正。

一、“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的意蕴

所谓“教学论史”，顾名思义，是指对教学论这门学科发展历程的探讨。它通过剖析历史上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的产生以及变革过程，探寻教学论研究的历史发展规律，为当下的研究提供借鉴。教学论是教学论史的总结，教学论史是教学论的展开。教学论史实际上是积累教学知识和学说的一种方式，它与教学论的发展有着天然联系：一方面，教学论的发展要基于以往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和积累的成果。翻阅教学论经典著作，无论是中国的《学记》或是外国的《大教学论》，会发现当下关注和研讨的教学问题并没有完全超出这些经典教学论著所涉及的范畴，教学论研究的对象都是教学论史中“相似的问题和相继的问题”[6]；另一方面，教学论史研究无法脱离对教学论的整体思考及其具体教学问题的考察。对教学论史的梳理和阐释要以研究者的教学理念作为参照系，需要不断借鉴教学论的已有研究成果。因为教学“相当忠实地重视人类的历史过程；无论是历史的兴盛时期，还是衰败时期；无论是历史的进步时期，还是失望时期i也无论是历史的和谐时期还是冲突时期。”[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学论史的研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不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史”，它同时也是教学论的研究，是将论、史和现状相结合的探索，主要是为了现在。到了一定层面，对教学论史的梳理和阐释实际上已同教学论研究的阐发难以隔离，最终达成两者的整合与统一。因此，“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强调教学论研究中以“思想”呈现的“理论和实践”同“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教学论是历史性的教学思想，而教学论史则是教学思想的历史。

教学论是由研究者在对教学实践的探索中和教学观念的构建中形成的理论体系，研究者自身的思维特征、关注的教学问题、继承的教学传统、生活的社会年代等都会对其提出的教学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研究者个体对所处时代教学现象和问题的思考与探究，同历史上已有的教学思想、所处时代的教学思潮密不可分。从古至今的教学论研究者，都是在以时代的名义阐发个体的教学思想，同时以个体的身份讲述时代的教学思想。因此，教学论研究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以及个体性的风格”[8]去探索人类社会中的教学问题，总是以一种历史性的教学思想形态而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而言，由教学思想所构成的教学论史，就是教学思想的历史。在这一历史当中，不同时代的教学论研究者在其学说中展现了历史性的教学思想及其所思考和探索的教学问题，推动着各类教学实践不断发展、各种教学思想相互碰撞，并呈现了理论形态的教学研究成果，从而构成了教学论持续发展的基石。每个时代的教学论研究，都必须建立在这些基石之上；否则，无论是普通学者还是学界大师都无法在教学论研究的道路上前行和攀登。

虽然中国近现代教学论的发展与引进西方的教学论分不开，但在研究当下中国的教学问题时，“那种认为中国古代缺乏系统的教学原理的观点”，完全照搬西方教学论的思想、或打算在教学实践研究中丢掉“历史包袱”和“理论负担”、一味“创新立异”的“雄心壮志”，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古代教学思想在学校教育类型逐渐多样化、层次结构日益复杂化的长期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教学论体系。”[9]“我国教学论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先秦诸子百家之言、《学记》和‘朱子读书法’等等之中所蕴藏的教学论思想，有许多是非常精辟的，至今仍放射出智慧的光辉。”[10]因此，如果刻意忽视或脱离这些传统教学思想，便难以真正掌握并有效解决当下的教学实践问题。研究教学实践的过程，也是与传统教学论思想不断“对话”的过程。

教学论史作为“教学思想的历史”，在发展历程中，任何一类教学论学说都不是某个研究者的“自圆其说”，而是同一时代或不同历史时期教学论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其基础则是理解和掌握历史上已有的教学思想。对教学现象或问题的研究如果脱离教学论已有的历史经验和研究成果，就会因为缺乏教学论史的根基，而误将某种教学理论视为能够解答所有教学问题的绝对真理，甚至把一些早已被时代和实践所抛弃的学说，当作新颖的教学论知识。因此，在研究教学问题时，以“教学思想的历史”中“历史性的教学思想”为背景或参照系，便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就当代中国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发展而言，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中国教学论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教学论研究的科学化发展绝不是、也不可能是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对多元的历史传统和外来文化，做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历史选择与文化重构。因此，应正确认识到“教学思想的历史”中内在的历史根据和源头活水，这种意识就是教学论研究者的历史自觉。

就教学论中的专业概念和术语而言，某一“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尽管人们会分析、使用各种教学论概念，但对于专业性的教学论研究者和普通的教学研究者是不同的。在前者眼中，这些概念中积淀着丰富的教学论史，是教学论研究的基本元素；而对后者来说，教学论概念仅仅是教学研究中的词条而已。以对“教学”的界定为例，在普通的教学研究中，只是一个确定的“定义”和“结论”；在专业性的教学论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是在古今中外的视野与比较中思考和把握这一概念，“教学”既不是给定的“定义”也并非固化的“结论”，由此才成为各个时代研究者批判反思和创新发展的对象，从而提出了各种富有时代精神和文化气息的“教学”定义。人们在阅读缺乏专业性的“教学论”著作时，通常会发现一种惊人的相似性，即其论点是“独到的”，论据却是“教条的”，论证则是“独白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作者不了解教学思想的历史，缺少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坚实的研究基础。因此，深入理解并正确把握“历史性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思想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从而将教学论史作为教学论研究的基石，就显得特别重要。

二、教学论研究实践转向的历史自觉

以历史自觉的方式转向并回归教学实践，是以掌握已有的教学思想和理论为前提。在教学论研究中，“理论”并不是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而是由历史性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所升华而构成的思想体系。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提出了一种共同的说法，即“实践渗透理论”、“实践负载理论”、“没有中性的实践”、“实践总是被理论‘污染’”等[11]。这就是说，教学论研究者怎样认识教学实践、看到怎样的教学实践、如何要求教学实践、期待怎样的教学实践、将把当下实然的教学实践变成何种可能的教学实践、如何评价变革后的教学实践，都离不开教学论史中已有的教学理论。因此，研究者在研究和变革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应该明白，正在从事的实践探索“渗透”和“负载”着什么样的教学理论？是一种拥有深厚文化历史积淀的理论，还是某种“时髦”的、或“过时”的甚至“偏狭”的教学理论？

教学作为一种培育人的生命成长与发展的特殊交往活动，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推移不断生成。[12]当下的教学实践固然是历史的积淀，但对于缺乏历史自觉的研究者来说，当下的教学实践可能只有未来没有过去，或者只明白教学有历史，但是教学的历史在他们头脑中仅是一个概念，与当下的教学实践并没有联系。这种研究者发展到了极致，便成为关注于“当下”教学实践的“教学专家”，而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专业的教学论研究者。教学论研究毕竟不是局限于“当下”教学实践的研究，当然也不是专注于“过去”教学实践或教学理论的研究，而是作为历史和现实连续体的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的研究。“历史”和“当下”在教学论研究中并非截然对立，因为教学论“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13]教学论如果缺乏“教学思想的历史”，其本身便难以成立，研究者不仅无从了解教学论的过去，更无法在前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教学论建设和发展的水平，从而有效推进实践研究。

研究者主要是通过教学经验与教学理论两种方式观察、理解和探究教学实践。教学经验作为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的中介，教学理论是对教学经验的提升，通过教学理论探索教学实践，两者之间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的存在，教学理论研究才能超越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从而全面地洞察教学实践、深层地反思教学实践、理性地剖析教学实践、有效地引导和变革教学实践。因此，当前人们对教学论研究“脱离实践”的批评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人们通常忽视了教学论研究到底以何种方式“面向”并“回归”实践，换言之，究竟是以教学经验的方式还是以教学理论的方式转向实践。部分研究者甚至对教学实践研究持有一种误解，即以探究教学实践之名，往往只局限在“经验”或“表象”，而非教学论的层次上提出、思考和解答教学问题，并冠之以“叙事研究”或“行动研究”的名号。这种缺乏批判反思的“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缺少深厚的教学理论基础和扎实的教学理论探究，把教学实践研究变成“调研（实验）数据的堆砌”或“教学（经验）案例的总和”，[14]因而无法对教学实践做出应有的理论把握与提升，将实践与理论、现状与历史相对立，刻意限定研究的视野与范畴，就“实践”论“实践”。

例如，当前我国教学论学界正积极呼吁开展“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术研究[15]，这对于突出教学论研究的中国本土特色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有研究者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教学论研究狭义地理解为继承中国的传统教学思想、关注中国特有的教学问题。“中国不是孤立的中国，不是地球中的孤岛。”[16]实际上，当人们从国内外教学论史的视野看待这一问题时，便会感受到“中国特有的教学问题”实际上是当前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教学问题，以及研究者以何种方式解决世界性教学问题，而并非地域意义上在中国的教学实践场域中所发生和存在的问题。因此，教学论研究的实践转向一方面要强调教学思想有效转化为教学实践，另一方面也应重视教学实践积极向教学思想趋近。因为教学思想对于人们观察和解释教学实践问题、理解和变革教学实践方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价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当代中国教学论研究，不只是要实践地“面向”世界、现代化和未来，更要以理论的方式“面向”世界、现代化和未来，从而在教学论研究历史自觉的意义上反映和表达中国教学实践的传统与特色，塑造并引导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未来。

三、教学论研究理论创新的历史自觉

教学理论是教学论的构成与实体，其生命强度和发展趋势事关教学论学科的生死存亡。但在当前，随着教学实践工作者和研究者“反理论倾向”的露头，教学理论无用论甚嚣尘上，教学理论的生存空间受到空前挤压，生存危机接连浮现。有学人分析指出，教育教学理论正处于“萎缩、退化”之势。[17]在这一“危机”下，为满足社会发展和学校教育的需要，教学论研究者胸怀历史、立足实践，切实推进教学理论创新就显得尤为急迫和重要。教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获取丰富的教学理论资源；二是发现教学理论中存在的矛盾。只有获取相应的教学理论资源，才有可能发现其中存在的理论矛盾；而发现了已有教学理论中的矛盾，才能优化并合理运用相应的理论资源。正是在获取教学理论资源和发现教学理论矛盾的双重互动中，教学理论的创新才能得以实现。

（一）以理论的方式探索教学问题

实现教学理论的创新，教学论研究者必须首先以理论的方式洞察并剖析所处时代的教学问题。学校教育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教学问题，涉及教学制度、教学政策、教学领导、教学目的、教学价值、教学模式等不同领域。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属于促进人的生命成长与发展的教学问题，既不能仅仅凭借某个教学工作者或研究者的“经验”、“思考”或“独创”来解答，也不能只依靠“调研（实验）数据的堆砌”与“教学（经验）案例的总和”来论证，而是需要以建立在通晓教学思想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教学理论思维为基础，才能在历史自觉的层面上达到对当代教学问题的全面洞察、深层把握、批判反思和有效变革。离开以“教学思想的历史”为基石的教学理论“创新”，既经受不住“教学思想的历史”的追问，也难以接受所处时代教学实践问题的考验。

（二）掌握教学理论的内外部冲突

教学理论创新，还需要教学论研究者在对所处时代教学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时，一方面重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间的外部冲突，另一方面深刻掌握各种教学理论之间的内部冲突。由于教学论研究者身处不同的社会文化、继承不同的教学传统、面对不同的教学情境，这些差异较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背景或导向，通过研究者对教学实践和已有理论成果的研究，构成各种理论形态的教学论学说，进而成为人们观察和思考教学实践的教学理论。例如，教学论研究者在探讨基础教育改革中的“教学启发”、“教学对话”等主题时，无法回避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夸美纽斯、洛克、卢梭再到康德、赫尔巴特、杜威等人的教学思想。一个中国学者研究这些问题时，不仅要重视国外经典的教学理论和学说，更无法回避从孔孟、老庄、朱熹到程端礼、朱孔文、俞子夷、陶行知等学人的教学思想。离开对这些教学理论资源的关注和反思，就难以深刻地提出和研究教学问题，更谈不上教学理论的创新。

（三）化解教学理论资源中的矛盾

在把握教学论研究内外部冲突的基础之上，研究者应“从内向外看，由下往上看”[18]，发现教学理论中存在的矛盾，以新的理论去突破和解决存在的矛盾，正是在不断发现和扬弃教学理论矛盾的过程中，教学论得以持续发展。忽视教学理论资源中的矛盾，缺少教学论史的深厚积淀，教学理论创新将始终是纸上谈兵。当然，发现和把握教学理论资源中的矛盾无法一蹴而就，研究者不仅需要长期艰辛的教学文献积累，更需要灵活扎实的教学创新思维和能力。比如，布鲁纳在继承杜威教学思想的过程中，客观地扬弃了杜威建立在“做中学”基础上的实用主义教学理论中存在的矛盾，诸如缺乏系统性、过于生活化等，根据当时美国社会发展和教学实践的新形势，构建了结构主义教学理论。在教学论史的意义上，正是由于布鲁纳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获取了杜威教学论的理论资源，真实地发现了其中的理论矛盾，并以变革教学现状的历史自觉面向教学实践，才提出了一套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结构主义教学论学说。

综上所述，要使教学论研究保持必要的实践张力与理论动力，必须将“教学思想的历史”纳入研究视域。因此，倡导教学论研究的“历史自觉”以及“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并非刻意标新立异，也不是反对教学论研究“回归”实践、实现理论创新，更非把教学论归结为教学论发展的历史或把教学论研究限定为对教学论发展历程的探索。其真实意蕴，是坚持教学论研究的历史自觉，避免将教学论研究（尤其是教学实践研究）与教学论史研究相互割裂，将传统经典教学思想有效地纳入当代教学论的研究范畴，从而在教学论研究的“历史”同“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对话机制和思想交流平台。“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这个命题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要刻意凸显或夸大教学论史在教学论研究中的地位，更不是要以研究教学论史替代对当代教学实践问题、现象及其规律的探索，而是强调在教学论研究逐渐转向实践并积极创新本土教学理论的时代背景下，应避免将教学理论误认为教育家教学思想的罗列、教学文本的堆砌以及教学经验的总和。教学论研究的生命力，源于在教学论史的基础上，通过对教学实践的深入探究，不断丰富和创新教学理论。因此，只有理解和把握“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的真实意蕴与核心价值，才能实现以教学论历史自觉的方式面向和创新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这种研究转向，要求从事教学论研究的学人深长思之、谨慎行之，在思想上悬置对域外流行教学思潮或研究模式的盲目崇拜，在实践研究中合理运用科学方法，避免对“实证”、“数据”、“经验”和“案例”的痴迷，让自己置身教学发展的历史情境之中，从历史源头开始，顺流而下，按照中西传统教学思想的内在理路，去呈现其所包含的教学思维方式、教学价值体系、教学知识性质等在内的完整的“教学思想的历史”，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血脉联系才能在教学论研究中重新贯通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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