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意蕴大全11篇

传统文化意蕴篇（1）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吉祥装饰图案”具有如此鲜活的生命力，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情感表达方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自然崇拜使得最早的吉祥观念得以产生。清代吉祥装饰图案集历代之大成，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广泛极致地应用于印染、织绣、服饰、工艺品、建筑彩画及民间艺术等各方面。其形式多样，名目繁多，体现了中华民族历代能工巧匠的创作才华，融合了中国的道教、玄儒、政治伦理和民情风俗，终成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装饰艺术造型设计体系。

一、信仰的意蕴

图腾（TOTEM）,是印第安语的译音，以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其保护神的象征或标志，信仰并崇拜它，以促使氏族或部落的发展或繁荣。原始图腾文化是中国美学的文化根性，由图腾发展而来的吉祥纹样折射出了最真实、最纯朴的中华民族生命意识。

1. “龙纹” 的寓意。“龙纹”及其组合图案都是我国传统吉祥装饰图案中人们喜闻乐见的内容，凝聚了中华民族对祖先的崇拜和对大自然理解的心态，渗透着中国自古特有的民族生命意识与崇祖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生命力之美的象征。《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可见龙不仅具有变幻莫测的神异色彩，还具有兴云雨、利万物的吉祥内涵。到了封建社会中后期，龙凤吉祥装饰图案多用于宫廷与皇室，它们大多气势恢弘，灵秀飞扬，成了区分统治集团尊卑等级的伦理标志。在民间，龙也是吉祥的象征，它播云降雨，驱邪降妖。

2. “凤纹” 之象征。民间的许多“凤纹”和“龙纹”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史前氏族图腾的一种。凤也是一种想象的深鸟，《山海经》：“丹穴之山有鸟状如鹤，五色而文，名曰凤。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曰义，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先则天下安宁。”传说中只要凤凰一出现在世间，天下就会太平无事。自古以来，凤和龙都是吉祥装饰图案中常见纹样。商周时期的凤纹质朴、肃穆；春秋战国时期的凤纹趋于写实；秦汉时期的凤纹气质刚健，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南北朝时期的凤纹，体态修长飘逸，常和云气纹组合；唐代时期，凤纹华美丰满，姿态多变，气韵生动；宋明时期凤纹则有了定势，云纹冠，眼细长，尾羽作四列飘起。明清以来，凤的图案更是丰富多彩，“凤凰牡丹”、“凤栖梧桐” 、“双凤朝阳”、“龙凤呈祥”等吉祥组合装饰图案，表达了一种向往美好幸福、太平的愿望。

二、思想的意蕴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强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认为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绘画艺术，都要以“厚人伦，美教化”为职责，提倡人们在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又要善于从生活中提高道德修养，发掘审美情趣。

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中，“五翎”（指“五伦”）的凤凰、白鹤、白头、鸳鸯、燕子组合的图案，就象征儒家严格而有等级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五种伦理关系。儒家强调“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本的入世思想，以孔子“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之语为人格原型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吉祥图案，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组合吉祥图案，都被文人学士用来作为坚贞、高洁情操的礼赞和自我表达。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艺术题材之一的莲花，加以变化成为“宝相花”，其珠点也与佛珠相仿。“八宝”亦“八吉祥”，原是供在佛、菩萨“神桌”上的吉祥器物，到后来，成为建筑、染织、陶瓷、地毯等吉祥装饰图案。它们分别表示：法螺――宣传佛教妙言；――轮回永生；宝伞――曲度众生；白盖――-曲度众生；莲花――清净；宝瓶――功德圆满；金鱼――活泼；盘肠――万劫不灭。从这些佛教派生出的吉祥寓意，符合我们民族向善的心理、乃至追求永生的理想，渗透着文化思想的吉祥图案成为了人们乐于接受的艺术语言。

正如“ 马”，因一生追随主人、任劳任怨而被赋予“忠”、“义”的含义。在儒家 “学而优则仕” 的影响下， 以“马上封侯”等表现科举仕途顺畅；“路路连科”、“俸禄富贵”表现禄文化，“鹿”便成了占第一位的吉祥物，有 “雀禄封侯”、“受天百禄”等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由于道家以追求长生的生活态度为价值观念，于是就有“寿山福海”“福寿康宁”等吉祥字样以及“五福捧寿”、“群仙祝寿”、“寿比南山”、“松鹤长春”等吉祥纹样。元代“八仙过海”“八仙捧寿”和清代的暗八仙都以忠、孝、顺、仁、信面目出现的道教神化，都具有传统中国工艺美术吉祥图案别具特色的思想意蕴。

三、民俗的意蕴

传统文化意蕴篇（2）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着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传统文化意蕴篇（3）

中图分类号：J0l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传统幌子是古代店铺形象性的行业标记，以图形、色彩、文字等视觉符号传达信息、辅助经营和招揽顾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而幌子简洁生动的造型、鲜亮醒目的色彩、自然质朴的材料、丰富的象征寓意多出自传统文化和民间风俗，是当时的商家和民间艺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不断抽象概括与艺术创造的结果，并以自然美、生活美和艺术美的高度和谐构成了独特的商业视觉文化景观，反映了中国传统的造物哲学、设计理念、艺术风尚和审美情趣。具体而言，幌子的审美文化意蕴集中体现为以下的几个方面：美善相兼的原则、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活泼的生命情调、浓郁的写意内涵、强烈的整体韵律。

一、美善相兼的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伦理型文化，儒家的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以至传统文化体系中影响很大，并深深渗透到了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层。孔子强调艺术应包含道德内容，将道德观与审美结合在一起，对艺术美善统一的追求成为儒家美学的最大特点。而把孔子“尽善尽美”的理论延伸到艺术与设计领域，文和质、美和善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形式与内容相统一，实用和审美相统一，传统社会不同时期与地域的幌子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一方面，幌子作为传统社会形象性的行业标记。具有标识引导、广告宣传与招揽顾客等相当的实用功能。商家和民间艺人运用抽象概括等方法使幌子成为简约直观、鲜明生动的视觉符号，在传统社会具有高度的共识性，“对于过去的中国人来说，这些琳琅满目的幌子却是再普通不过的大众文化，是老幼皆知的一般性常识，小孩从能打酱油开始就通过大人的指点认知各种幌子，幌子是过去家庭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不晓得幌子便无法购物，因此幌子在过去的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大众文化。”另一方面，幌子的美观与否能反映商家的经营状况，为了吸引顾客，许多商家都重视幌子的加工与制作。无论是直接立于地上的坐幌还是悬挂于房檐下的挂幌，无论是以经营商品或商品模型展示的幌子还是以文字表述、图画描述、象征寓意为主的幌子，从幌杆、幌挑、幌体到幌坠等都通过每一部分形的繁与简、拙与巧、粗与细、雅与俗的组合营造了强烈的视觉感染力。如旧时很多幌杆都进行了雕刻和彩绘，幌挑也多以如意、桃、龙等传统吉祥符号作装饰，许多的挂幌都加红布、双鱼、葫芦、方胜等幌坠作装饰。而幌体的主体部分更是形形，富于变化之能事，注重整体的装饰性与悦目性。如图1牛角作坊的实物幌将铺内制作的簪、梳、篦、小刷等实物缀于弓形幌架之上，五颜六色且形态各异的梳子形成了错落有致的美。总之，形形的幌子源于商家引导和招徕顾客的需要，本着美善相兼的原则既具备良好的可识别性，又具有鲜明生动的装饰效果，构成了中国古代城镇五彩纷呈的商业视觉文化景观。

二、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理念深刻地影响着工艺的创作。正如中国最早的工艺学著作《考工记》中所言“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分别指季节气候条件、地理条件、工艺材料的性能条件、制作的工艺条件，这四者的结合就是自然因素(天)与人为因素(人)的结合。因此，在中国传统的造物哲学中，任何工艺设计、器物制作都不是孤立的人的行为，而是与自然因素相结合即人与自然共生的结果。

首先，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高度地肯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将自然认定为内在于人的存在，而将人认定为内在于自然的存在，使主、客体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可以自由地对人的审美感受用比兴的象征手法，在物我之间进行合目的性的、同时又是突破常规的价值创造。”。因此，商家和民间艺人往往根据民众的审美感受在人与自然内在和谐的基础上本着“观物取象”和“物化创造”的原则在自然与生活之间进行富有创造性的造型表现，用象征或比喻的手法把葫芦、莲、桃、石榴、鱼、蝙蝠等许多自然物与商品及行业的特性、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的利害关系相结合进行设计和加工，以特定寓意来传递行业和商品的信息，表达祈福纳祥的情感。如图2旧时北京糕点铺的幌子以蝙蝠、柿子、桃、莲等自然物为幌体与装饰符号，表达对幸福的寓意和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其次，人与自然的共生表现在自然材料的运用上。日本民艺家柳宗悦曾指出，古代工艺器物是人与自然相协调的结果，其中材料是天籁和自然的恩泽，工艺器物是人为的，必然沐浴着自然的恩惠。幌子作为民间商贸活动的产物，其构成材料如泥、木、铜、锡、草、棉等直接源于自然和生活，既具有直观性与高度的可识别性，又展现了材料的自然美感。商家和民间艺人从朴素的生活经验出发，凭着精巧的艺术构思就材加工、因材施艺、量材为用，把美好的情感和愿望物化在各种自然材料中来表现。如旧时酒铺、油铺、油篓铺常用柳条编制再衬以桐油涂纸做成的油篓为幌体，加上红色布穗的幌坠，充满亲切自然的乡土味。再如}B是盛产于北方水边的一种特殊草类，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东北地区}B鞋店、皮具铺等许多商铺里常选用}B作为幌子的材料，使幌子呈现了生活气息和地域色彩。总之，各种幌子自然古朴的材质、红布的幌坠与白墙、青瓦组成了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氛围，体现了幌子作为民俗文化的质朴性，更在深层次上折射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审美文化理念。

三、活泼的生命情调

中国传统的宇宙自然观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气的世界，“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张载《正蒙・乾称》)。正是气生生不息的运动，使阴阳相生相克造成自然万物富有生机的万千气象，故“生之哲学是中国文化的基调，活泼泼的生意是中国文化的主脉大纲。”幌子作为传统社会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符号，更是秉承了传统文化的这种特质，生生不息的生命气象表现在幌子中即为一种活泼的生命情调。

正如台湾著名设计师王行恭所言，“中国的传统市招，造形古拙朴实，式样活泼生动，千百年来，以众所熟悉的身段，传达淳朴与率真的民间美学理念，鼓舞着社会的生存和创造的活力。传统市招的造形生动，主要取材于常民文化中的民间美学性格，以特有的抽象或写实的造形词汇，表达和创造常民的审美品位，取材生活化的式样，去展现民间文化的特征。使常民的生活美学，创造了长远的活力和魅性，并成为都市美学中的重要元素。”中国传统幌子具有民间文化生动、活泼的特质，反映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民间美学性格，体现

了传统社会普通百姓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当时的商家和民间艺人从朴素的生活实践经验出发，本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憧憬，运用中国传统的造物理念，通过对生活中常见行业和商品元素的提炼、概括，以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造型和色彩、丰富多样的纹饰与各种自然材质的结合，构成了中国传统幌子生动质朴的艺术风格。从幌子的不同形制上看，幌子的每一部分都重视形的加工与渲染。由幌杆、幌挑、幌体、幌坠等组成的琳琅满目、形式各异的幌子首先从造型上达成了生动直观的美。如图3乐器铺的模型幌在水平的幌杆上悬挂大小不一的鼓模型，远远望去，仿佛是鼓在空间演绎着视觉的节奏与韵律。从装饰素材来看，幌子的装饰纹样繁复巧妙，形态万千。从设色来看，在遵照色彩历史与传统观念的前提下，常以红、黄等民族喜好用色作大面积渲染，形成红火热闹的色彩格局。如图4面铺的幌子用高纯度的红色彩带象征面条，与鎏金的饰有蝙蝠咬铜钱(意为“福到眼前”)造型的幌盖相映衬，鲜亮而醒目的色彩和富有内涵的寓意形成了特有的稚拙情趣。总之，形形的幌子交织的一道道风景为中国古代的城镇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其形神兼备且生动活泼的创作风格，反映了当时民众的人格精神和传统社会的民俗风貌，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特质。

四、浓郁的写意内涵

中国传统艺术以写意为主，追求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优美意境，幌子也不例外。从实物、模型幌到制作精良的图画、文字、象征幌，民间艺人往往选择最主要的、最美的或最有意义的部分进行艺术加工，通过外在形式和内在寓意的生动结合，使幌子不但有传达信息、招揽顾客的实用价值，而且寓神情于物象之中，具备浓郁的写意性，体现了较高的艺术价值。如古代酒馆的标志“看风”，“它是立在酒馆门前酷似芦苇的东西，高二丈多，中间系一块红布。风吹过，上面的穗子和红布迎风飘摇。酒店门前放看风也是中国追求意境的一种。举杯畅饮时，望着迎风飞舞的酒旗和看风，喝酒人顿生飘飘欲仙、恍若隔世的感觉。”再如东北的皮鞭铺“是以实物装饰而成，把十把、二十把鞭子散编在一起，远远望去就像初升的太阳在放射光芒一样，细看却是一把一把精良的鞭子。鞭子上分段涂上鲜亮的颜色，下面是一捆鞭哨，扭拧在一起，一看便知销售的品种。还有的店挂一匹马的模型，那马在昂首嘶叫，好像被马鞭抽打着的形态。这种幌子，给人一种奇妙的意境，一匹骏马跃在晴空，使人想到‘哨风冷柳烟轻，不闻人语闻鞭声’的古老的诗句”。即使是普通的酒馆或茶馆的文字幌，也往往通过白底青字的色彩与构图来达到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加上轻盈生动的幌坠和自然流畅的纹饰，民间艺人和商家赋予其以传统水墨画般清新、淡雅的气质和意境。

制作精良的幌子不仅具有艺术的诗意，也展现了设计者精巧的艺术构思，寄寓了美好的情感和生活愿望。如挂镜铺幌子用六块不同颜色的小方镜整体装饰成圆形灯笼状，并缀以红色的幌绸，寓意“破镜重圆”，而六块小方镜子则寓意天地四方即“六合”之意。因此，种种富有深厚寓意与象征的形态、色彩符号使幌子成为一种艺术符号，“一种终极的意象，一种诉诸于直接的知觉的表象，一种充满了情感、生命和富有个性的意象”。如图5药铺幌子以膏药的菱形一串两贴，上下两端各为半圆对立串成磬形，并以双鱼为幌坠，整中有变的造型和清新鲜明的色彩加上谐音为“吉庆有余”的象征寓意使幌子成为优美而富有情感的意象。总之，各种形制幌子的精巧构思与丰富寓意折射了中国传统文化浓郁的写意内涵，彰显了深厚的美学价值。

五、强烈的整体韵律

传统文化意蕴篇（4）

中国人的视野中，广义的西方文化既包括西方近代以来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与工业文化，也包括产生于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狭义的西方文化，主要指向的是西方近代以来生成的以自由、平等、科学、民主、天赋人权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西方”无疑首先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质，既属于地理性概念也不仅仅属于地理性概念，它同时含有社会历史性意蕴，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因为西方文化不仅意味着在西方土地上生成和从西方传进中国的文化，主要是指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基础上生成与传播的文化。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在地域上既包括近现代的欧洲，也包括近现代的美国，同时也包括近现代与中国处于同一地域的日本文化。近现代的日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并不属于西方，但由于先于中国步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而其文化系统在其本质性特征上具有发源于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性质。西方的概念之所以不能诉诸一种地理性概念，还因为西方文化并不包括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而只限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真正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冲击与引发碰撞的是西方近代以来生成的以自由和平等为核心的反映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文化。所谓中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从语义上看应包括中华民族在5000年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创造、生成、流传、存活下来的一切文化。若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本质特征，以及从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冲突的维度看，人们通常所称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向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学与儒家文化。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不仅存在儒、释、道的共存与伴生，而且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别性存在，因而无论是就其内容上还是表现形式上，很难给予一个准确的描述与概括。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指向无疑是儒学与儒家文化。

儒学与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处于一学独尊的统治地位，渗透并影响着中国其他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起着一种“普照的光”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与代名词。这些可以从近现代中国围绕中西文化关系的冲突与论争中得到证明与阐释。追溯与分析自1840年以降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历史轨迹，大致可区分为相对独立的四个较为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鸦片战争前，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英法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总体上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不存在彼此间的碰撞与冲突。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清朝军队的惨败，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的结局，既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与对西方的认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不再是神秘可畏；中国人的认知中，中国不再具有妄自尊大的资格。鸦片战争之后，少数中国知识精英与洋务派官僚虽然也有初步反思，但并没有深入到制度与文化的核心层面，仅停留在器物表层，他们片面地认为中国的战败是由于缺乏坚船利炮，对待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第二阶段从甲午战争到。中日甲午海战在中国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成为中国人走向真正觉醒的起点。在人口、幅员、经济总量远超日本，武器装备也大致与日本相当的情况下却遭惨败，终于使中国人认识到落伍并不仅仅是武器的落后，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与文化的落后。甲午战争之败及对其反思，直接与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两项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辛亥革命与。如果说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对中国落后的封建制度进行反思与自觉的必然结果，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自觉的必然结果。作为一场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人在对待中学与西学关系认知上发生了颠覆性或革命性改变，不再固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模式，而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激烈的批判与否定的态度。“打倒孔家店”口号既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也是对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中体西用”思维认知的否定与颠覆，使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学”第一次受到了具有真正意义的“西学”的严重冲击，这种冲击既表现为来自以西方近代形成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西学”，也表现为来自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学。不可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的极端批判态度确有过激的历史与文化虚无主义之嫌与之误，至今仍受到一些批评与诟病也是不无根据和理由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对中国文化在20世纪发展中的影响是正面而积极的。第三阶段应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历史阶段曾发生过两次重要事件：一是提出与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二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发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虽名其为“新”，实则是想通过恢复传统的儒家文化伦理规范，为其建立专制统治服务；而抗日战争关涉的不仅是保国、保土、保家、保种的问题，同时也关涉着保传统、保文化的问题。在这两次历史事件影响下，始于19世纪40年代中西文化相互冲突的关系发生了一次较为明显的逆转。如果说从鸦片战争到的阶段中，西学在态势上呈东渐或东进；20世纪三四十年代，儒学似乎获得了一次短暂的中兴机遇，形成了以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为代表的所谓新儒学的崛起。然而，因长期激烈的对日战争与国内战争，儒学的这种中兴并未在普通民众中产生较大影响，而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中断。第四阶段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时下中国走向崛起。该阶段又可区分为两个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第一时期，这一时期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中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与指导地位。这段时期一方面为防止西方势力的和平演变，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对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采取了严密防御与激烈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批判，这种批判在“”中达到了巅峰。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已不被视为原有意义上的“西学”，而被视为一种先进、正确、科学的思想与理论；无论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儒学，还是以复兴、改良中国传统文化为目的的“新儒学”都受到了一次严重的冲击与重创。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第二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与国门的敞开，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学”与“西风”又开始卷土重来；另一方面，随着对“”反思的深入与对历史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加之海外“新儒学”思潮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再次迎来了复兴，中国也似乎进入了一个中、西、马多元文化彼此并立与相互竞争的时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与经济、政治、军事硬实力的增强和提升，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以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呼声日渐增高，“儒学”与“新儒学”似有再次成为“热学”与“显学”的趋势。然而，也使时下中国再一次陷入中学与西学关于“体用”问题的困扰与纷争。

二、文化的生成性与历史性意蕴

如何看待和评价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依凭“新儒学”家们的主张仍因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固有思维理路，通过扬弃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呢？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与回答的重要问题，因为它既关乎着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也关乎着中国硬实力的提升，归根结底更关乎着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与复兴。在发生学的维度上，人在自己所创造的文化面前具有无可争辩的主体地位。文化作为一种属人的存在和为人的存在，决定着文化是一种有根的存在。文化有根性的意蕴在于，任何形式的文化生成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更不是偶然性的产物，一切形式的文化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是文化扎根其中的土壤。文化的有根性表明，文化虽然是人创造的，是人自由的表现与确证，但并不是人随心所欲的创造物，人们在进行文化创造时要受到其现实生活条件及其需要的规定与规范，因此，一切文化都具有被规定与规范的性质，或者说具有被决定的性质。在文化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不能排除与否定偶然性因素的作用与影响的存在，但问题是，在偶然性作用的背后有着必然性的作用。世界上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的文化，这一事实与现象的存在非但不能成为某些文化是非决定论者否定文化是非决定论的根据，反而构成文化是被决定理论的重要根据，正是人们现实生活的不同条件与不同状况，才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表现形态。影响与决定文化生成的原因是复杂与多样的，但概括来说不外乎有自然因素与社会历史因素。自然因素对一种文化形态的生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明显地呈现出地域性色彩，文化形态学上存在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河流文化与山地文化、水乡文化与高原文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区分。相对于自然因素而言，一种文化的生成与存在，更主要的是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文化的生成与存在，要受到经济与政治因素及其所决定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作用与影响，其中也包括受社会关系规定的阶级关系的作用与影响。一种文化的基本内容与内核，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所决定，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经典性表达应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文化有多种多样的存在与表现形态，有物质的、实体的存在与表现形态，也有非物质的、非实体的存在与表现形态，但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性的产物，文化的物质与实体方式的存在不过是观念形态的对象化与现实化，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即是所谓的外化与异化。一切文化在本质上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即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因为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正因为如此，在文化形态的区分上，除了地域性的区分之外，或者说还应具有以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为参照坐标的区分，这种区分通常表达为农耕文化与工业文化以及不同形式的制度文化与阶级文化。

文化是生成的、有根的，也意味着文化是变化的、发展的，因而文化也是历史的。世界上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的文化，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文化，纯粹原生态的文化其实是不存在的，不过是面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在文化恋旧情结的作用下产生的一种认知错觉。不可否认，不同的文化因素在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其变化的节奏并非是平衡与同步的，而是存在着快慢之分。一般来说，在自然条件与环境作用和影响的基础上生成的文化因素变化较慢，具有较明显的稳定性，这是因为自然条件与环境的变化相对较小。即便如此，人们对自然条件与环境的认知与理解也不是始终不变的，伴随着人们的认知和审美能力的提高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人们对自然条件与环境的文化认知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与深化。至于那些受制于社会历史因素作用与制约的文化因素，其生成与演进的历史性法则更是毋庸置疑的。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会生成不同的文化，尤其是作为文化内核的价值观念。随着社会生产与交换方式的改进与进步，社会的文化也会发生改变与进步，这是社会历史与文化演进所显示出来的趋势与规律，也是一个人们无法否认的经验性现象与经验性事实。文化在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会有相对停滞或发展缓慢的时期，也会有繁荣时期，总趋势是向前的。作为文化生成的基础与推动文化发展动力的人类实践活动与能力是不断扩展和增强的，这种扩展与增强的基本趋势具有不可逆的性质。对待文化应进行历史性的把握与分析，诉诸历史性的评价，以历史性的眼光去看待具有历史性意蕴的文化，可进行如下合理性解读：其一，任何文化的生成与存活都有其土壤与原因，对文化的审视与评价应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在其生成与存在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中进行分析，而不应对历史与文化采取历史与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用一种抽象的、完美性的标准与今人的眼光看待过去的文化，贬斥与否定在历史中生成与存在的文化。在今天看来是落后甚至消极、腐朽的文化，也许相对其历史生成与存在的条件来说却是适宜的、先进的，相反的情况也有可能。一些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给予古希腊雅典民主制与民主思想积极的正面肯定与评价，这是一种非历史眼光的错觉，民主制与民主观念并不适合农耕社会生产与交换方式的需要。其二，文化是生成的、历史的，即意味着文化是流动的、发展的。人类的实践活动能力与范围是不断拓展与提高的，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是发展与变动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与作用社会文化的发展，因此，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基础上必然需要与生成不同的文化。历史上属于必然产生的、合时宜的，并且曾经属于先进的文化，也有可能随着历史条件与环境的改变，丧失其必然性、适宜性与先进性，变成应当批判与扬弃的东西。因此，正如与文化虚无主义是错误的一样，历史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恋旧主义、复古主义同样是错误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与文化强国建设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逻辑中，对于历史与文化的关系无疑是应将历史性的文化放在整体性的历史中进行考察与把握，相对于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来说，历史拥有无可争辩的在先或在前的地位。应从人类社会历史的生成与演进出发阐释人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而不是相反。从文化生成与发展出发去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生成与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说，是必须坚持与因袭的理论原则。文化存活于历史中，被历史制约与决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逻辑中，历史相对于历史中文化的在先或在前，是一种逻辑上的而不是时间上的在先或在前。文化是历史的，同样历史也是文化的，历史与文化在社会中通常是相互依存的。历史是文化的，不仅在于文化是构成社会历史不可分离的内容，而且更在于任何形式的文化一旦生成，都会反过来影响和作用于历史。文化对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作用与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那些在世界历史上表现得强盛的民族、国家通常也伴随着文化的繁荣与强盛。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不仅对历史发展起着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而且对其他民族与国家也具有一定影响力。文化对历史的作用与影响是双重的，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文化对历史的发展也会起着阻碍或负面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不仅需要经济、政治、军事的现代化，也需要文化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文化发展的动力主要依赖于以时代实践为基础的创新，文化创新是推动文化发展与进步的强大动力与重要杠杆。文化的发展与创新通常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扬弃基础上的创新，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过程，“已有的思想材料”是文化的历史成果，也是文化的历史基因，对“已有的思想材料”的继承是进行文化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应割断文化的历史联系，应重视科学地挖掘与利用“已有的思想材料”或文化的历史资源。需要指出的是，对“已有的思想材料”的把握与理解不应具有狭隘性与片面性，应摆脱“体用”关系的思维模式的局限与纠缠。无论是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还是西方的历史文化，都是人类实践创造与智慧凝聚的结晶，都应成为我们推进文化发展与创新的出发点，都应给予应有的重视与尊重。

传统文化意蕴篇（5）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传统文化意蕴篇（6）

关键词：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内涵，审美意蕴，时尚服饰设计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传统文化意蕴篇（7）

关键词：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内涵，审美意蕴，时尚服饰设计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传统文化意蕴篇（8）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曾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可见“住”是抒写历史和文明的重要基石，诗意地表达则为“建筑是凝固的艺术”，是从视觉传达的角度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建构。对此米斯・范・德・罗厄坦言，“‘建筑’是用空间术语构想出来的时代意志”3，对“‘精神生活’也有深刻影响”。4这无非是要说明和强调， “衣食住行是人类基本的生活需要，具有逻辑先在性”5。岭南这一片改革发展的热土之上，以现代化为支点的消费文化正高歌猛进，但不能否认的是，传统民俗文化也不甘示弱。在此背景下，对岭南民俗文化中富含的生态基因进行挖掘和阐释，便具有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岭南建筑文化的生态意蕴

（一）岭南民俗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广东在古代中国行政版图中因地处东南沿海，远离中央王朝，缺少有效的开发，往往成为流放刑徒或贬谪的理想场所（如韩愈流放潮州、苏轼流放惠州）。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勤劳智慧的广东人民在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中，积极吸收和借鉴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学习和掌握主流文化思想，积极将其融入百姓生活，经过数千年的经营，打造出了融合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于一体的岭南文化及其多样的民俗文化形态。

这是文化生态学应该加以研究的对象，从而“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内在联系”1。因此，文化研究要避免地理决定论的立场和判断，但必须指出，岭南民俗文化之所以独树一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深受地域、气候、环境等自然环境的影响（文化的地域性格）以及各种文化的丰富和滋养，在多元文化对冲中得以传承。首先，从自然环境的影响作用来看，广东珠三角、粤东和粤西均为南海所包围，常年高温湿热，台风暴雨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很大，靠天吃饭是常态，但与此同时，人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自然的选择，而是因地制宜地加以开发，将农耕文明发挥到了极致。如赛龙舟、人龙舞等独特的节庆民俗文化，石狗、妈祖等众多的民间信仰民俗，广绣、潮州木雕等传统的民间手工艺艺术形态，饮茶、粤剧等悠闲的生活娱乐文化。其中蕴含了开放、包容、敢为、务实、自强等文化特质和“和谐”的精神理念。2而“和谐”精神，既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包含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即注重生态平衡，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由此可以看出岭南民俗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即吻合了“天人合一”儒家文明精神，也彰显了“和实生物，同则不济”的辩证逻辑。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建筑思想富含有充盈的生态思想，表现了这一特定区域内的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第二自然”，这就是《老子》第25章中所言明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理。这一传统中国文化固有的演进逻辑在传统建筑创作之中得以体现并流传。而从审美情趣的主观感受性来看，岭南建筑文化中的生态思想正是要表达出“人与自然一体、在自然中获得精神解脱”的自由状态、人生理想和追求。

（二）岭南民俗文化的建筑形态向度

岭南民俗文化渗透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这一区域内人们的独特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价值判断以及实践行动。其中，“住”即建筑是这一文化形态得以体现的重要载体，而由此彰显的生态意蕴在当前历史语境中更应引起重视和充分的挖掘。为诠释岭南民俗文化这一文化气韵，本文以岭南建筑文化为例略作说明，以此管窥岭南民俗文化中的生态价值诉求。

1.潮汕建筑

如果说中国传统建筑饱受儒家文化的侵淫是毋庸置疑的话，那么建筑风水则是传递儒家文化尊卑秩序等道德观念的具体体现。因为地处沿海，土地稀缺，资源匮乏，所以百姓多以宗族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宗族观念、风水观念、生产生活、防御功能以及美学观念就自然融入民居建筑。一般而言，在追求生态平衡的营造理念时，无论贫富贵贱，房前屋后、室内室外多设有花园，有条件则种上芳草嘉木，营造叠石理水，普通人家则种有各种花草树木，置身于一个幽美的近乎自然的环境之中，以获得宁静和谐的生活氛围。潮汕园林更与苏州园林等并称中国四大园林。这些都是追求与自然和谐，追求好的生活环境、好的生活质量的体现。

通常说来，潮式民居源于中原古风，吸收了北派风格，结合地方的环境、天象，创造性地设计建造了四合院的改进型的下山虎式、四点金式、驷马拖车式等组合的村落。它的抗风、防震能力强，形式美观大方。从营造的生态价值来看，潮汕民居的选址必须宽敞平整，屋前有宽阔平地；屋外地势东下西高，前低后高；屋前有水，屋后有山；住宅四周的植物生态良好。这正是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然流露。

2.广府建筑

通常而言，“广府”多指珠三角这一区域，“广府”建筑则通常指大珠三角地区、粤西地区的建筑。广府民居通常符合通风与阴凉的要求，是岭南建筑的共同特点。典型的广府民居还有一个很大的“镬耳”特征，其屋两边墙上筑起两个像镬耳一样的挡风墙。典型建筑有广州西关大屋、广东清代四大名园顺德清晖园、番禺余荫山房、东莞可园、佛山梁园等。

该民系建筑的建筑特征和文化特征有别于潮汕建筑和客家建筑，因此也成就其独特的生态文化底蕴。从历史史料以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广府民系建筑多以聚居的形式出现；因为地处低纬度地区、东临南海、常年高温多雨，所以对建筑物的通风及绿化的要求很高，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潮、防晒；还有就是由于近代以来深受西方建筑思想影响。在这些主客观、内外因影响之下的广府建筑最突出的生态表达就是窗户朝南，背面较少开窗，一楼架空，这样就很好地规避了雨季湿气的侵入，保持了较好的取暖和通风效果，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广州上下九的临街商铺、开平的骑楼等。

3.客家建筑

“客家人”是汉民族中生活方式最为独特的一系，他们大多善于耕读，对大地、对人生都特独到的见解。他们为躲避中原战乱，一路南迁，从故土辗转颠沛，途径江西、福建、湖南等地，最后一次大迁徙将根基落脚在广东的梅州、河源、惠州和深圳等地。因为他们均为从外地流入南粤，相对本土居民而言他们是“客居”的状态。出于安土重迁的文化理念和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与利用，客家人发明了奇异的建筑夯筑方法，有围龙屋、土楼、四角楼等。

这些客家建筑形式，类型不一，风格有异。然而，其坚固性、安全性、封闭性，以及合族聚居性，则是它们突出的共同特点。以坚固为例，客家民居依山而建，墙胚厚实；夯筑时，先在墙基挖出又深又大的墙沟，夯实在，埋入大石为基，然后用石块和灰浆砌筑起墙基。墙体多以黄土、碎石和石灰按照一定比例组成类似“三合土”的方式夹板浇筑而成，必要时还浇灌米浆，使得墙体更加坚固，同时具有良好的防风和抗震效果。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岭南建筑文化它本身就有充足的空间展现生态取向，成为解读岭南建筑文化构成的一个向度。

（三）“两观三性”的建筑哲学阐释

关于岭南建筑文化的生态意蕴，我们认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教授提炼的“两观三性”是一个准确地概括。“两观三性”中的“两观”，本质上而言，是对岭南建筑文化中的生态性征的学术表达。所谓“整体观”，何院士认为“建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涉及社会学、生态学、工程学等学科，包含对相关学科知识的融汇和整合。就一幢具体的建筑而言，它涉及城市规划与景观营造、文化传承与创新、建筑功能与造型、内外空间布局和科学技术的应用等方面”1。即是说建筑规划或建筑语言，向世人所传达的思想要体现天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文化和载体的关系等等，也即岭南建筑文化十分注重整体的协调性，每一处规划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添加，而是反映了建造者、房屋拥有者对宇宙、世界、四时、人生的态度。就中国文化的气质来讲，整体性（“大一统”）恰恰是其最显著的文化个性。因此“整体性”的表达就不可能忽略生态环境因素，相反，这一主张和理念却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广州的陈家祠、佛山的梁园、河源的四角楼都是经典案例。

所谓“可持续发展观”，用中国话语来说，它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观。作内涵丰富和外延拓展，可持续发展观还扩充到自然和人文领域，提出融通研究视阈，重点挖掘人文生态问题。对此，何院士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和凝练，使之渗透到建筑创作理论与实践中去，从而成为建筑创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当代岭南建筑创作探索》一文中，他们提出“建筑创作要体现生态观、科技观、社会观和文化观等”，“要创造条件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2。总之，“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贯穿在建筑的全过程中，包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生态平衡、建筑空间和资源的有效利用、节能技术”3等方面。

可见，不论是传统岭南建筑创作的实践还是当代岭南建筑创作的理论与实践，生态取向贯穿始终。而如果说在传统生活世界中，生态诉求处于不自觉的“自在”状态，那么现阶段，则是生态意识的觉醒“自为”状态。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生态价值在建筑领域的生存空间和话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拓展，相反，随着人口增长，人口住房需求和规划设计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危机，而为了缓解这种紧张状态，在建筑创作及其实践中，“生态”这种非实用性的功能或价值理性诉求就必须让位于经济理性了。这种源自岭南建筑文化本然状态的理念在当下的实践中成为一件奢侈品，以至于在时下被拿出来叫卖。从文化反思的层面来看，这种状态恰恰反映了“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焦虑”，“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的存在方式、生活样式”1。

二、岭南建筑文化的现代性境遇

当前，岭南建筑文化领域正在发生迅猛的变化，促使岭南建筑固有的文化地域品格渐失特色，从而宣示了一场深刻的建筑文化危机。

从感性层面来看，近年来从沿海到内地、从大城市到小乡镇，各种奇葩建筑拔地而起，一种是攀比高度，追求建筑高度的排行，这一态势不但没有在批评声中减弱，反而成为一种另类时尚；一种是攀比奇异度，一味谋求建筑设计的新奇怪异，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和少数病态建筑美学群体与个体；第三类则是在部门利益操控之下，无视建筑文化建设的规律而大拆大建。将其批评为“奇奇怪怪的建筑”，从现象上来看是经济问题，因为不可否认，后面的资本、金钱和价格因素在左右人们的选择能力。但从国家发展政策的层面还是可以断言，相关领域存在专业人才缺失问题。2沿着这一分析思路，在理性思维的指引之下，我们发现，导致岭南建筑文化中的生态文化被阻断的命运，至少涵盖了内外因五个方面：

第一、市场化洗礼。在传统文化语境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型塑了生活方式，从而也深刻制约或影响了岭南建筑文化的生态取向。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从事经济活动是小农生成之外的狭小领域，而面向自然则是每天的必修课，人们必须向自然索取一切必须品。“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但随着商品经济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和生态被遗忘，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理性。这堪比一次伟大的，目前我们所处的阶段，岭南建筑文化的时代境遇只不过就是这一趋势的缩影和代表。

第二、城镇化“围城”。我国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阶段，但随着现代化大潮如洪水猛兽一样席卷中国大地，古老的土地上正在上演着一曲曲文化的悲歌，从而也导致了岭南建筑文化的宿命。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大量人口涌向城镇的同时，人们遗弃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故土，“十室九空”虽说夸张，但在城镇化趋势下注定是挥之不去的“囚笼”。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即开风气之先河，但也未尝不是自饮一杯文化的苦酒。

第三、西方建筑理念冲击。广东地处东南沿海，自古以来开放较少，偏僻和封闭，曾一度成为政治犯流放的最佳场所。但自鸦片战争以来，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批有识之士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热潮：一是办新学、习西文、学礼法；二是大量翻译和引介西方文化典籍，其中当然包括西方建筑思想及其文化；三是主动输入西方建筑理念，从理论走向实践，一大批西式建筑拔地而起。对此，只要漫步于江门、佛山、广州等城市就不难发现这些建筑文化特征。直至当下，建筑学界言必称西方，更有甚者愿意将内地市场拱手相让，于是有人悲观地指出，中国已成为西方建筑设计师们的试验田。很显然，岭南建筑文化也深受其害。简单列举一下可以管窥一二：“铅笔大楼”广晟国际大厦、“橡皮擦大楼”广州珠江城大厦、“积木大楼”南丰国际会展中心、“铜钱大楼”广州圆大厦。其实，从现代化的文化气禀而言，一个城市可以现代甚至后现代，但它并不排斥传统，而是能实现不同文化视阈的融通，比如法国巴黎就是典型。

第四、功能性缺失。建筑是凝固的艺术，也就是说建筑既具有观赏的美学性质，更具有坚固的防水防风防震的使用性质。在岭南区域，因濒临南海，常年温润，所以建造房舍时必须强调通风、节能，而且要很好地融入地理自然环境。其中的生态文化诉求，既具有文化的务虚性，也具有实用的功能性。比如潮汕传统民居建筑，厅堂和各居住空间之间的通透性很好，走廊是关键因素，既保持了较好的通风效果，门廊修建时还施以精雕细琢，外形很是美观。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建造手法在传统社会条件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城市化和人口高度集中的条件下，这些固有的创作手法和诉求就很难实现，而在寸土寸金的市场法则面前，坚固性和美学性的空场随处可见就更不足为奇了。

第五、理念自新滞后。任何一种人类活动的载体，都在一定意义上传递了人类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后的积极成果，而采取不同的表达手法，旨在使其固化下来，从而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所以说，思想一定是被意识到的存在，所表达的就是人们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状态。但是，思想意识或思想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它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生产力水平和基础，换言之，必须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一旦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会过时淘汰，从而成为新思想、新事物生成和发展的阻碍。我们看到，其实不管是广府民系传统建筑还是客家民系传统建筑，抑或潮汕民系传统建筑，在整个建筑创作哲学思想层面其实是一致的，一是追求天人合一，二是丰富的儒家文化观念，三是超厚重的家族思想。而在现代化的历史境遇中，“大一统”式的追求和存在，已经让位于创造性、灵活性的单门独户，从而导致岭南建筑文化中的生态诉求不能很好地实现。

三、岭南建筑生态文化发展的路径

首先是要强注生态理念，提升生态建筑意识。建筑作为当地文化与环境相结合的集中体现形式之一，其建筑文化的发展必须以当地的环境为依托，并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脱离当地环境与文化的“高端建筑”都影响着当地生态文化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激流中，“不恰当的房屋形式和方法的引进，使得人与社会分离。这种分离是当地对经济与文化力量广泛失控的一种症状，并进而影响到这些地区环境的所有方面”1。马克思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但同时环境也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来改变的，因此，要注重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改造。国家十三五规划明文规定，要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重点，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强化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加快完善主体功能区政策体系，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但建筑人居环境尤其是生态取向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区域一座城市的问题，而是要纳入整体的城乡建设规划，重点突出生态建设的指标，尤其亟需纳入立法实践，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约束，从而打造有利于岭南建筑文化的生态取向的健康发展。

其次是要拓展表现形式。辩证法的视角认为，一定的内容须借助一定的形式加以反映，而一定的形式则须有一定的内容作为承载，这一原理对于岭南民俗文化的传承同样适用。岭南建筑的创新，需结合当今绿色、生态、环保、节能发建筑理念，因地制宜，通过规划布局和空间组织手法适应炎热潮湿气候，在建筑全寿命过程中，通过降低资源消耗，实现与自然的共生；鼓励被动式节能，侧重遮阳、隔热、通风和理水等方面。总之，岭南传统建筑文化的生态取向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不断发展出适合时代需求的、满足现代生活功能的现实需要。

再次是要保护与开发并重。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在当下中国不遗余力的经济建设背景中，文化发展既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气象，但也深陷“资本”的泥沼而不能自拔，文化产业化、市场化、资本化等异化状态凸显，文化GDP的“囚笼”已然降临。目前，从政府到百姓，普遍存在着对岭南建筑文化的生态意蕴的认知滞后，城市建筑风格缺乏统一规划，新建筑岭南文化特征不明显，现有历史建筑保护政策乏力、利用方式单调，大拆大建现象屡禁不止，缺少文化敬畏感，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等内生问题。因此，必须结合实际，在互联网+的时代，可加大网络宣传力度，统一思想认识，引起舆论和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视；要加强城乡规划的科学性、继承性和文化性，毕竟一定的文化是反映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坚决遏制住拍脑袋式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严守文化底线和生态红线；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尤其是景观园林人才的培养，有关部门可与建筑类高校建立岭南传统建筑文化见习或实习基地，联合培养人才；同时，兴建岭南传统建筑文化博物馆，重点推介其中的生态文化意蕴，使其走进普通大众的视野，形成持久的感性认识。

最后是要强化科技投入。建成形式是当地文化和材料的结合，在强化科技投入时，应该注意，我们应吸收适合当地条件的技术，而不是“越时尚、越高端”越好。合适的技术选择才是生态文化与环境发展的正确路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必须辩证地理解。如果从纯粹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那么这样的生产力恐怕还不能叫做生产力，顶多是有实现向生产力转化的可能；而工具理性不受伦理道德和文化礼法的约束，必定成为脱缰野马并肆意践踏我们的生活世界。所以，像指出的那样，要记得住乡愁，留得住青山绿水，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支撑。岭南毗邻港澳，面向世界，是先进的科学技术集散地，同时还有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汕头大学等高校的智力支持，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建筑+生态+技术的传统岭南建筑文化生态意蕴保护与传承的道路。首先是规划的思路要融入现代科技精神，其次是建筑选材科技含量标准要高，第三是积极拓展科技融入岭南建筑文化的实现路径，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科技支撑体系，从而将岭南建筑文化的生态意蕴推向世界。

四、结语

城镇化已然成为后发国家特别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布局的主要路径，由此必然带来大量人口向城镇的集中。从人口促进经济发展的实证经验来看，这一趋势势必刺激我国的经济增长，但不可忽视的是，迅速流动的人口中绝大多数还是农村背景，他们面对现代化的整合，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适应和追随时代潮流，纷纷从传统生活世界中脱离出来，嵌入城镇空间，从而形成了人类有史以来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即对传统的坚决拒斥，但却受累于“现代性”的匮乏。于是造城运动、拆迁运动成为当下国人和舆论争相谈论的话题。如果说我们必须“绝对地现代”是断言现代性为“未完成的规划”，那么我们必须守护和继承传统，而不必以文化的阵痛为代价，进而实现发展，这样的愿望是奢侈的吗？本文不想也不能武断地做出定论，但却坚决认为，传统文化中一定蕴藏着治疗现代城市病的强大基因。因此，“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1。而岭南建筑文化的流传和发扬光大，恰好是对生态文明价值诉求的时代脚注。

传统文化意蕴篇（9）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2.015

中医系党总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以创先争优活动为载体，致力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创新，注重发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特色，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带动力。结合系部实际情况，以党建带团建，以团建促发展，以仲景文化为切入点，以培养仲景学子、提高学生素质为着力点，把团的建设纳入党组织建设的整体格局，使党建、团建配套联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 主题与思路

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能否真正地发挥优势和特色，其关键在于能否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价值吸收。作为一名中医学专业的学生，其道德修养和专业素养必将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中医系党总支利用方法和途径的创新，结合仲景故里的地域特点，把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仲景文化引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来，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新思想政治工作载体，从而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价值。

具有特色的大学精神，本身就具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基因。中医系党总支通过“大学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调动和发挥共青团组织的助手作用，依托团组织优势，大力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教育学生始终坚持体恤民疾、悬壶济世的仁爱情怀；不分贵贱、普救苍生的医德医风；勤求古训、立志名医的专业志向；博采众方、精究方术的医疗技能。这是南阳医专长期办学实践经验的升华，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医专表达”。

2 实施过程

中医系党总支始终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面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我们深入发掘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价值意蕴，一是引导学生追求至诚至善的人生境界。通过加强团组织建设、广泛开展团员教育、规范推优、党团组织进公寓等途径，教育学生“日三省吾身”，在求知学技的同时追求“德才兼备”。二是引导学生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通过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以社团活动为载体开展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倡导学生诵读和亲近经典、常抓不懈的开展诚信教育、感恩教育、文明离校教育等途径，教育学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强不息、包容不同，在再创造中发扬国医精华。三是引导学生汲取万物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仲景文化艺术节”，设计上凝练主题、内容上整体统一、效果上人人受益、形式上充满活力，使学生在艺术的环境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发挥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四是引导学生树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奉献思想。大力弘扬雷锋精神，积极开展青年志愿者行动，突出医疗卫生服务、爱心救助服务、送医下乡服务，强调学生通过社会教化和自我修养，成为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

3 主要成效

一是学生素质得到大幅度提升。通过几年来党团组织的不断努力，中医系团学干部政治成熟、作风扎实、行为自律、学习勤奋、生活朴实，引领全系学生“仁在心，德在行，志贵恒，术贵精”，整体素质明显提高。二是党团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明显增强。学生对学校和我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明显增强，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党团组织的先进性，从思想上向往到行动上积极靠拢，逐步树立起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4 经验与方法

中医系党总支一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紧紧围绕中医专业特点，潜心凝练“仁、德、志、术”的育人目标，打造具有扎实的医学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秉承医圣精神的仲景学子。二是坚持党建带团建，深入发掘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巩固党总支引领团总支发展，党建带团建、团建促党建、党团同发展的良好互动格局。三是把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依托共青团组织为抓手，使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实现高等学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张应杭，蔡海榕.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2000.

[2]范绪锋.著名史学家张岂之谈入世后传统文化教育：立足本土拥抱世界[N].中国教育报，2002-2-2.

[3]浅谈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四个创新”[N].光明日报，2005-l-18.

传统文化意蕴篇（10）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Www.133229.cOm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传统文化意蕴篇（11）

1 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内涵及其价值取向

运动员精神是指运动员通过竞技活动所表现出的超越本能的意识活动、竞技思维的心理状态。它包括竞技活动中运动员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理想人格、行为规范和道德风貌。“热爱祖国、忠于人民”，“自强不息、勇于创新”，“仁爱和谐、顽强拼搏”，“恪尽职守、乐于奉献”等概括，大致可以表达当前我国运动员应具有的多种品质的精神共同体的基本面貌。“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灵魂，回答了运动员精神的首要、根本问题，即运动员为谁服务的问题及运动员和国家、人民的关系问题，阐明了运动员精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强不息、勇于创新”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核心，明确了运动员必须具有的职业态度和工作作风。“仁爱和谐、顽强拼搏”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实现保障，明确了国家、集体和运动员个体之间的关系协调问题。运动员在训练、比赛中必须以大局为重，国家和人民群众也应设身处地为运动员着想，尊重和理解运动员的付出，给他们应有的尊严和保障。“恪尽职守、乐于奉献”应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基本要求，运动员要忠于职业操守和职业行为，始终奉行“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职业信条，忠于自己的职业。从而把运动员精神的软性条件转化为必须履行的硬性规定，使我国运动员真正成为“运动员精神”的实践者和体现者。

运动员遵守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和职业精神，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是当前培育运动员精神的首要问题，运动员应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好“权利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其中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他（她）们的影响，在减少“道德风险”中的作用较为明显。特别是高层次的精神动力，能够长期影响和支配他（她）们运动中的行为动机，发挥持久的精神“催化剂”作用。只有真正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体育风尚和运动道德修养，才能培养好面向集体利益“以人为本”的正确成绩观，树立“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的观念。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培育运动员精神”良好氛围，进一步强化舆论造势，广泛宣传，使广大运动员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用先进典型弘扬“运动员”精神，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励广大运动员不断增强服务人民的意识，在全社会树立运动员队伍的良好形象。尽管比赛总有胜负，奖牌终有归属，但我国运动员在赛场内外所展现出来的宽容、自信、儒雅的微笑魅力非凡，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榜样效应，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让我们拥有了诸多弥足珍贵的优秀文化传统，理应成为当前我国运动员精神发展的重要“源泉”。如“贵和”、“知耻”、“诚信”、“仁义”、“内省”、“慎独”、“先天下忧”等。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激发运动员精神的内在潜能，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也是建设“体育强国”的迫切需要。

2 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运动员精神的涵化

2.1 “知耻”与我国运动员精神“知耻”是个人内心对耻辱的认知和感悟，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种道德感体现着人性的尊严，是社会正义的心理基础，孟子提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知耻”对于运动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无论在体育比赛，还是在日常生活之中，运动员不可能是“常胜将军”。因“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的因素可能会出现失手、失误、失败的情况。因此，坚持儒家所倡导的“三省吾身”的修身方法，运动员的赛前心理辅导应做到三个方面的结合，使之有效地快速得以实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失败面前或在失败之后，如何认识、如何面对，既检验运动员的斗志，也检验他（她）们的智慧。如北京奥运冠军杜丽顶住了压力，打出10.5环后，以693.3环的成绩打破了奥运会记录，并将冠军收入囊中。这枚沉甸甸的金牌是在她顶住压力，痛失第一枚金牌的情况下艰难获得的。假若杜丽第一次失手后就自暴自弃，那么，就很难“东山再起”。其实在运动员中有不少“失败后再取胜”的案例，在他们身上都有着“雪耻”的勇气，也验证了儒家所说的“知耻近乎勇”的文化精神。改变无耻、不知耻状态，成就“知耻”的高层次境界，是提升运动竞赛道德的重要途径，是人性复归的必然选择。当然，也不可忽视外在的社会环境对运动员个体省悟的帮助和促进作用，仅仅依靠运动员的“良心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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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诚信”与我国运动员精神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又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为，“诚信”就要求运动员忠诚于自己的职业，涵化与养育“诚信”的品格，诚信友爱，团结互助，不为一己的私利而损害集体的利益，从而创造“团结和谐”的团队氛围。运动员个人也不例外，例如，刘翔的百米栏，起跑、冲刺、跨栏、呼吸、速度、节奏，如果不能达到和谐，要跑出好成绩也难。当然，赛场上不和谐的声音、不和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中国体育界的“虚报年龄”现象，有的已被证实、处理，如体操运动员董芳霄、足球运动员冯仁亮；有的被提出但不了了之，如篮球运动员易建联、田径运动员郭萍等。除此之外，我国体育界还存在其他广为人知的弄虚作假行为，诸如、让球、贿赂裁判、操纵比赛。这些为政治所左右，为功利所驱使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体育的国际形象，是和奥林匹克精神所背离的，与传统文化的“诚信”理念更是格格不入。孔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运动员对一般社会成员来说，若无信用，一如车无轴轮而不可行。在孔子眼里，之所以要讲“信”，在于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诚信”的恪守能带来维护社会稳定以及社会成员和谐交往的实际效用。如1992年的中国奥林匹克足球队内出现盗窃行为都没有及时追究处理，表面看是珍惜足球人才顾全出线的呔局，结果却是毁掉了全队的向心力和队内的正义感，这和他们而后面对背水一战的韩国队兵败如山倒出尽洋相，完全谈不上为国争光有很大的因果联系。

2.3 “仁义”与我国运动员精神“仁义”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伦理范畴，本意为仁爱与正义。战国时的孟轲曾着重提出，汉儒董仲舒继承其说，将“仁义”作为封建道德的最高原则，“仁义”是高于生命的道德意志，强调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丧失这种道德意志。《礼记·曲礼上》中记载：“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丧服四制》曾言：“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矣。”《孟子·梁惠王上》重申：“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唯有如此推崇仁义，践行礼仪，运动员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信赖及社会的认可，像“姚明、刘翔”等优秀运动员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无论是在平时的训练还是在比赛中，都能做到遵守比赛规则，服从教练和裁判，尊重队友和对方队员。在比赛还是生活中，输赢都是次要的，真正的赢家属于那些顽强拼搏、奋发向上、永不服输，既收集整理捍卫自己的尊严、又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他们牢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以对自己、国家都高度负责的精神，经由运动员“善”的本性来践行“仁义”理念。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刘翔退赛所引发的“强震”和“不理解”，他能客观冷静地对待对于外界的批评，反躬自省，从心灵深处有对中华传统美德所强调“仁义礼智信”的本能追求。刘翔在赛后摆正自己的位置，认真进行康复训练。“仁义”通过刘翔自身“善”的表现打通了天、地、人三者的阻隔，让他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状态，取得了人们的再度认可和尊重，使运动员的精神和肉体趋于和谐。

2.4 “内省”与我国运动员精神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学而》），内省是自我内心的省察，即自身反省，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有不对的地方，但有些儒者认为“内省”即是把内心存在的善心扩充开来，人只有透过自我内省才能实现美德与道德的和谐统一。姚明用高超的体育技能，在一个强手如林的国家运动项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成就了很多人的梦想，更成为中国人的骄傲。他出色的表现和随时听从祖国召唤的爱国精神，使他带给人们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过了体育本身。当前我国运动员应经常“反躬自问”，开展自我批评。目前我国运动员最缺的是内省的能力，自知的觉悟。如短道速滑国家队队员酒后打架事件后出现的内讧风波，作为一面镜子本来是应该照到运动员自身不足的地方，使能自我改进。特别是打架事件中，运动员王濛并不占理，而且已被多方证明是施暴者而且还体罚小队员，这说明她根本就没有什么体育道德。但她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实质的惩罚，而且很快将回到国家队。显然，因为“金牌”第一，到了体育界就只要“技”而没有了“德”。在中国传统“内省”观的引导下，运动员应体察舆论的约束行为，重拾传统文化的内省功夫，以求善的价值取向，向内心世界求取“克己内省”，“吾日三省吾身”，反身内求发现内在的“德”；推已及人彰显外在本性的“行”。国家应当不要有技无德的，也不要有德无技的运动员。超越金牌的价值和意义，以真追求人格的完善、人与运动的和谐为精神取向，培养“德技双馨”的优秀运动员。

2.5 “慎独”与我国运动员精神“慎独”最早出自《礼记·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是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这是儒家所倡导的一种道德修养境界或方法，称之为“慎独为人德之方”。因此对运动员的培养和教育不仅在生活、训练上特别是为比赛创造好的条件，还要在思想上予以关注，在精神上予以鼓励，使运动员心情舒畅、斗志昂扬，保持一个良好的竞技状态。运动员精神不仅仅是英勇拼搏，还有许多表达礼貌和友善的细微之处。例如张军、高凌在羽毛球混双决赛中表现出的那种不向霸王让寸分的豪气；伏明霞退役3年，以清华大学学生身份勇夺跳水金牌的那份从容都使人看到中国人的自信。他（她）们懂得欣赏对方的打法和技巧，虚心接受教练和队友的批评，容忍观众对自己吹口哨、喝倒彩等表达不满的方式。“慎独”要求运动员在个人独自居处的时候，也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运动员的言行。说到底，“慎独”需要提高运动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内在修养，跨越时间的限制和地域的藩篱，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融会贯通于我国运动员精神之中。

3 转型期我国运动员精神的传统文化诉求

3.1 “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内在动力孔子曰：“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从《左传》中的“临患不忘国”，《汉书》中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精神的提倡都是要尊重人民、善待人民，“以民为本”的实质就是爱国理念的弘扬。这与我国运动员“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宗旨及传统的“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也是“爱国主义”理念的升华。运动员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突破、提高运动成绩，不断为国家争得荣誉，满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需要。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因为，民族性和文化性的“遗传密码”是很难割断的，运动员精神的因袭尤其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可以说没有比我国运动员“爱国”意识更具有高尚的胸襟，他（她）始终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在平时训练中排除万难、刻苦训练、自觉维护国家的荣誉。例如庞伟、郭文、刘子歌、龙清泉等选手在默默地积蓄力量和静静地等待、拼搏中爆发，平静的心态帮助他们出人意料地夺得冠军，也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像王义夫、洗东妹、王治郅、张丹、赵蕊蕊等选手在比赛中，克服伤病困扰顽强拼搏，为了使五星红旗能在世界舞台上高高升起而努力，为了我国人民的荣誉而努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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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强不息、勇于创新”是运动员精神的风格特征孔子提出“刚健有为”的精神，强调并实践其“发奋忘食，乐遗忘忧”的人生态度。《易传》进一步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宣言。随着竞技比赛的竞争日益白热化，动作难度大，身体负荷量高，对运动员的身体要求越来越逼近人类的极限。所以没有平时的刻苦训练，没有付出艰辛的努力，就没有比赛场上优美自如的表现。例如我国男子射击运动员王义夫，在1996年奥运会发着高烧的他带病参加男子气手枪决赛，在最后一环前领先对手3.8环的情况下最后一环因为身体原因发挥失常，打完最后一枪的同时，王义夫晕倒在赛场，最终以0.1环之差憾失金牌，他的这种精神当时令无数人为之动容。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即便是被认为夺金难度不大的跳水运动员林跃和王锋，又何尝不是克服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而登上冠军领奖台的。.林跃在半年内身高增长10多厘米的情况下克服困难保持动作难度，王锋在年龄偏大保持训练状态不易的情况下坚持训练，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奥运会金牌。这不是顺其自然的胜利，而是一种坚韧不拔的收获。历代儒家世人无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勉，在传统文化浸润下我国运动员应贴上了“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标签，其中“自强不息，勇于创新、开拓创新、拼搏奋进？”应成为运动员精神缩影和品格，体现我国运动员群体融和豁达的态度、兼容并蓄的胸怀、海纳百川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