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的方式大全11篇

对外贸易的方式篇（1）

(一)世界经济缓慢回升。可能经历较长时间中低速增长过程

过去一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经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2009年下半年以来，在各国经济刺激政策作用下，国际金融和经济形势出现一些积极变化，经济复苏的影响正在扩大。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然较多。一是全球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二是各国高额赤字和债务暗含新的危机。三是新的经济泡沫风险不断积累。全球通胀预期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过早攀升震荡。对正处在恢复阶段的世界经济来说，又增添了新的变数。

总体来看，世界经济正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增长速度最快的上升期，转入深度调整期。2009年12月，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如果目前的刺激经济政策得以持续，世界经济将在2010年缓慢复苏，实现2.4％的低速增长。

(二)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但治理和规范全球化倾向上升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理论层面引发了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反思，要求重拾政府干预的呼声增高。一些保守思潮借机主张国家利益至上，要求加强政府干预，对本国企业或产品进行保护，限制外国资本和商品流入。

总体判断，以科技进步和生产要素全球配置为基础的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过去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全球化使各国得到的好处总体大于损失。从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看，全球化的制度基础仍然存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各国通过高水平的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此背景下，全球已经形成了不断深化、相互依赖的国际分工合作体系，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将在完善全球治理中得到加强。

(三)各国增长模式加快调整，世界经济结构孕育深刻转型

当前各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亚洲生产、美国消费”模式的“再平衡”；二是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两者相互影响、密切相关。美国“低储蓄、高消费”模式的形成，既是国际分工自然演进的结果，也是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体现。从二战后美国历次经济危机的波动轨迹看，每次危机大体经过3-8年的后危机震荡，其储蓄率可以恢复到正常值，国内消费也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从近期看，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率下降，国际市场需求短期不会恢复增长，但长远上看，发展中国家国内需求增长无法完全填补美国消费缺口。美国靠消费拉动、亚洲国家资源流向制造部门的增长格局难以根本改变。

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普遍提出实行“再工业化”，其主要方向是发展新能源和“低碳产业”，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纷纷制定“低碳经济”计划，并投以巨资。这些战略和政策调整，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继信息技术之后，加快形成以新能源产业技术为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并促进相应产品和服务出口。

但应看到，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不会终止国际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在低端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已几乎没有比较优势。因此，发达国家在加快发展新能源、环保、高科技产业过程中，客观上会加快传统产业对外转移。

(四)新兴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多极化发展格局更加明朗

这场危机发端于发达国家，虽然也重创了发展中国家，但总体而言后者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是可控的。在可预见的将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DP中的比重将逐步增加，这无疑是整个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

但应认识到，发达国家的综合国力、科技实力、主导地位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根本改变，美欧主导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规则制定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发达国家的立场和态度依然影响着国际重大问题的走向。今年年初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等西方国家希望统筹利用G20、G8等机制，在经济、金融、贸易等规则制定上维护既得利益。他们既想通过把发展中大国纳入现行体系为其分忧解难，又不希望自身主导作用和优势地位受到挑战，各国将经历一个激烈复杂的博弈过程。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对外贸易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对外贸易经过30多年发展，已经积累了巨大优势，同时面临的调整转型压力日益突出。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近期内，国内外环境变化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一)外需回复进程的不确定性

当前，在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复苏迹象，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在经历了连续13个月的出口负增长后，去年12月起我国出口已连续4个月正增长，近两个月回升幅度较大。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危机已真正过去，外需已彻底恢复。因为当前出口回升既有国际市场需求回稳、进口商补充库存等因素，也与上年同期基数较低等因素有关，今年以来出口规模与2008年同期基本相当。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内生动力不足，债务风险犹存，各国复苏进程很不均衡，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的新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这些都导致外需回复进程存在很大变数，出口高增长的持续性有待观察。从全球格局看。国际金融危机是对当前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可能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但在国际市场需求萎缩情况下，全球生产能力反而有所增加。全球供需结构深刻变化，我国对外贸易环境很难再有前几年的宽松环境。

(二)生产成本的上升趋势

从资源能源看，―方面，我国将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这是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铜、棉花等初级产品价格已大幅上涨。预计在相当长时期内，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将成为必然趋势，这将对出口企业形成巨大的成本压力。从劳动力看，虽然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但随着国民收分配结构的调整，提高劳动力价格上升既是客观的，也是必要的。今年以来，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招工难、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快等问题开始重新显现。外贸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压力增大，担心“好不容易回来的出口订单很可能又因为成本上升而减少”。

(三)人民币汇率面临较大外部压力

随着出口“由负转正”，国内外对我进出口走势判断分歧加大，企业政策调整预期不断增强。特别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今年以来引发广泛关注，美国频频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国内各界也有许多争议。汇率从来都不是单纯的金融问题，也不仅仅是贸易问题，其间掺杂相当多的政治、社会因素。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美欧急于摆脱危机的经济需要和对我进行战略打压的政治图谋。当前我国内部人民币升值压力是减弱的。虽然国家多次重申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但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增大，企业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不利于接单特别是接长单。今年以来，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原材料价格高企，人民币汇率再大幅升值，将直接影响企业利润，出口企业将无法承受。

(四)国外贸易保护形势的严峻性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更是“重灾区”。2009年，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金额均创达历史峰值。针对我钢材、轮胎、化工品等优势产品和行业，摩擦国别扩散，救济措施叠加，挑战我国内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2010年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年，各国保护国内市场、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随着我经济在全球率先回升和占国际贸易份额的增加，各国针对我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持续升温，各种隐形或变相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将更加严峻，这对我们如何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但辩证地看，世界经济每次大危机都会带来大调整、大洗牌，都是新的大国崛起的历史契机。只要我们增强在危机中捕捉机遇的能力，挖掘我们的潜在优势，不失时机地扩大开放，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就一定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

(一)我国内需市场广阔为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我们讲扩大内需，最大的内需是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在城镇化。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6.6％，据有关部门测算，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城镇将新增3亿多人口，这将为扩大内需和对外贸易发展提供强大、持久的动力。首先，城镇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增加，将为扩大进口创造机遇。其次，城镇化带动的投资需求，将为投资品进口提供空间，将形成对先进技术、装备和基础材料的巨大需求。第三，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带动的投资品进口，还会提高国内工业装备水平，发挥技术外溢效应，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和竞争力。

(二)国际分工格局变动为改善贸易结构创造了外部条件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科技进步和创新步伐，全球进入创新密集和产业变革时代。发达国家加快调整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把绿色、低碳技术及其产业化作为突破口。可以说，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之中。在新能源、数字经济领域，我们和发达国家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完全有条件在竞争中齐头并进。只要我们抢抓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苦练内功，完全可以在战胜金融危机挑战同时，提升我国的产业技术水平和国家竞争力，使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质量和水平再上新台阶。

(三)国际上对我借重增加为改善对外贸易环境提供了重要契机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影响力不降反升，我们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工作，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全面阐述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的主张和举措，积极参加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合作，推进区域和双边经贸合作，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了我国对外经贸利益。当前，国际上看重我国的实力和影响，对加强与我国经贸合作意愿增强。这为我们争取道义制高点、加快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增强我国软实力影响、改善国际舆论环境，打开了新的机遇窗口。国际经济环境的有利变化，对我国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对外贸易水平，提供了更多有利条件。

关于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问题的思考

总书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对外贸易更是如此。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为进一步发挥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和谐，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作用，必须把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既是短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内外经济双重冲击的迫切需要，也是长期推动外贸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加快转变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更多注重数量扩张，竞争力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是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迫切需要。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放缓，各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为适应国际经贸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要求，要进一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吸纳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鼓励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贸易，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是积极应对国际经济贸易变革的外在要求。

经过30多年发展，我国已跻身世界贸易大国行列，出口位居世界第一，进口世界第二。但我企业的研发、设计、营销能力，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附加值，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重要商品进出口话语权等方面与贸易强国还有很大差距。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是推动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进程的重要举措。

(二)加快转变的总体要求

坚持推进“六个协调”的总体原则。坚持出口和进口协调发展，促进贸易平衡；坚持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提升规模效益；坚持外贸与外资、外经协调发展，增强互动作用；坚持外贸和内贸协调发展，实现有效互补；坚持多种所有制协调发展，发挥各自优势；坚持东部和中西部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发展。

实现“四个转变”的发展目标。今后一段时期，对外贸易发展要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进贸易强国进程。提高出口商品质量，更加注重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化；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更加注重从国际分工的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提高大宗商品国际定价能力，更加注重从价格接受者向价格制定者转变；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参与能力，更加注重从接受既定规则向更多地主动参与制定规则转变。

(三)加快转变的主要任务

进一步优化主体结构，做强大企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快商务平台建设。逐步打造若干个国际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部级会展平台，培育若干个技术力量强、信誉好的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建设若干个有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

进一步优化商品结构，稳定传统优势产品贸易，推动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高附加值产品贸易。加快出口基地建设，建设优势产品出口基地，培育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以自有品牌产品出口为主的基地企业。鼓励低碳排放、节能环保产品贸易，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

对外贸易的方式篇（2）

2007年我国的进出口总值达17606.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顺差1774.7亿美元，增长74%。伴随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以低成本、低价格取胜的竞争优势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赢得竞争优势,还有可能成为提高竞争力的障碍。所以我们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贸易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以期达到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

1.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现状

(1) 相对于货物贸易，我国的服务贸易比较落后。据wto统计，2007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762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的7.3%；而服务贸易出口额为810.2亿美元，仅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4%。同年，我国货物贸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务贸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总是逆差，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97亿美元，尽管2007年逆差额减少，仍为40.1亿美元。

(2) 出口产品结构仍不合理。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现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还远未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领域，我们仍然属于净进口国，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上仍然呈现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费品换取资本品的格局。

(3) 从贸易主体结构来看，外贸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国出口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只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主要是生产环节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技术水平、研发能力、核心技术、产品品牌、营销网络还受制于外来的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主导机电产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我国全部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73.7%。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中一般贸易额723.1亿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贸易出口2398.9亿美元，外资企业占86.6%，主导了加工贸易中的机电产品出口。

2. 对外贸易结构现状的原因分析

(1) 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没有适时调整，在亚洲“四小龙”成功运用“出口导向”政策实现经济的巨大飞跃后，我国也采用这种外贸政策。不可否认，当时出口导向型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出口额的大幅增长，这个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以量取胜，相互降价”是扩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乱等种种弊病暴露出来就不足为奇了。

(2)“比较优势说”没有动态运用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尽管目前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然而我国只是承担了组装、装配的角色，这部分附加值低，其实质仍然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动出口的增长。

(3) 没有及时调整引进外资政策，目前，外资已逐渐从合作、合资转化为独资、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独资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例为67.33%，大大超过中外合资的22.90%，况且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只是将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技术的溢出效应就要减弱，企业的管理水平得不到显著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不能实现。

3. 从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角度提出贸易发展的对策

(1) 转变发展观念，加快结构调整转型步伐。以“共赢”的理念营造良好的外贸经营环境。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需从单一考虑本国利益转变为树立一种“共赢”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通过技术引进可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通过进口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出口结构调整；通过进口可为出口打开更广阔的通道，创造更好的出口环境。在重视出口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进口，优化进口结构，以实现出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贸易额不能再成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取向，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应成为发展中更关注的方面。

(2) 向知识密集与研发领域进行政策倾斜，集聚并提升知识产权优势，发展知识产权战略。比较优势的局限就是“比较优势陷阱”和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贫困化增长”；竞争优势涵盖着国家、产业从高到低的多层次内容，要求极高，我们一时很难满足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种新要素和两种辅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产权优势则可以以相对较小的局部性投入，获得局部的、赶超型的、战略性的优势。

(3) 优化贸易结构，完善贸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要鼓励那些附加值比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商品。逐渐转变竞争手段，从“以价格取胜”转变到“以质量取胜”；要提高银行、金融、保险、电信、运输等行业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励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贸易产品结构。2007年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达53%，其在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对外贸易的方式篇（3）

 

2007年我国的进出口总值达17606.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顺差1774.7亿美元，增长74%。伴随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以低成本、低价格取胜的竞争优势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赢得竞争优势,还有可能成为提高竞争力的障碍。所以我们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贸易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以期达到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 

 

1.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现状 

 

(1) 相对于货物贸易，我国的服务贸易比较落后。据wto统计，2007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762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的7.3%；而服务贸易出口额为810.2亿美元，仅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4%。同年，我国货物贸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务贸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总是逆差，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97亿美元，尽管2007年逆差额减少，仍为40.1亿美元。 

(2) 出口产品结构仍不合理。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现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还远未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领域，我们仍然属于净进口国，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上仍然呈现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费品换取资本品的格局。 

(3) 从贸易主体结构来看，外贸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国出口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只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主要是生产环节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技术水平、研发能力、核心技术、产品品牌、营销网络还受制于外来的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主导机电产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我国全部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73.7%。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中一般贸易额723.1亿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贸易出口2398.9亿美元，外资企业占86.6%，主导了加工贸易中的机电产品出口。 

 

2. 对外贸易结构现状的原因分析 

 

(1) 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没有适时调整，在亚洲“四小龙”成功运用“出口导向”政策实现经济的巨大飞跃后，我国也采用这种外贸政策。不可否认，当时出口导向型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出口额的大幅增长，这个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以量取胜，相互降价”是扩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乱等种种弊病暴露出来就不足为奇了。 

(2)“比较优势说”没有动态运用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尽管目前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然而我国只是承担了组装、装配的角色，这部分附加值低，其实质仍然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动出口的增长。 

(3) 没有及时调整引进外资政策，目前，外资已逐渐从合作、合资转化为独资、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独资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例为67.33%，大大超过中外合资的22.90%，况且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只是将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技术的溢出效应就要减弱，企业的管理水平得不到显著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不能实现。 

3. 从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角度提出贸易发展的对策 

 

(1) 转变发展观念，加快结构调整转型步伐。以“共赢”的理念营造良好的外贸经营环境。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需从单一考虑本国利益转变为树立一种“共赢”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通过技术引进可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通过进口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出口结构调整；通过进口可为出口打开更广阔的通道，创造更好的出口环境。在重视出口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进口，优化进口结构，以实现出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贸易额不能再成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取向，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应成为发展中更关注的方面。 

(2) 向知识密集与研发领域进行政策倾斜，集聚并提升知识产权优势，发展知识产权战略。比较优势的局限就是“比较优势陷阱”和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贫困化增长”；竞争优势涵盖着国家、产业从高到低的多层次内容，要求极高，我们一时很难满足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种新要素和两种辅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产权优势则可以以相对较小的局部性投入，获得局部的、赶超型的、战略性的优势。 

(3) 优化贸易结构，完善贸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要鼓励那些附加值比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商品。逐渐转变竞争手段，从“以价格取胜”转变到“以质量取胜”；要提高银行、金融、保险、电信、运输等行业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励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贸易产品结构。2007年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达53%，其在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对外贸易的方式篇（4）

摘 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有了日程安排，而“东亚自由贸易区”还停留在书面上。目前东亚经济合作主要是以3个“10+1”的形式进行。在把经济合作的利益抽象为外贸额增长的假设前提下，建立经济模型，用较新的1994-2005年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得出了从单纯的外贸增长角度“10+3”合作方式比“10+1”对中国经济利益更大的结论。并把模型结论结合东亚各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亚自由贸易区”;选择 对外贸易额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建议成立一个“东亚经济集团”(EAEG)，东亚开始了经济合作的探索。随着世界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发展，东亚经济的一体化合作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其中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东盟“10+1”会议上，中国与东盟达成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共识，是东亚经济合作最大最受关注的成果。 2002 年 11月，在第六次中国-东盟“10+1”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按照该协议中国首先与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在2015年实现零关税。于是，一个拥有17亿消费人口、GDP近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1.2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区开始浮出水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在按既定的日程安排逐步推进。 为了不落在中国后面，日本2002年1月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在2003年12月东京举行的日本一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发表了《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达成计划在2012年建成FTA的协定。韩国也宣布要加快与整个东盟建立FTA的谈判进程。2003年，韩国在东盟峰会上提出了就签署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开始与新加坡就双边自由贸易进行谈判。中国-东盟“10+1”关系的发展竞争性地提升了另两个“10+1”的进程，使整个东亚经济合作以3个“10+1”的形式得到了快速发展。 我们抛开复杂的政治、边界等因素，单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在东亚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东盟、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10+3”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还是中、韩、日三国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3个“10+1”模式)对中国经济有利。 2 模型的建立与回归 2.1 模型的假设与建立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H-O-S模型，一国具有不同于他国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从而需要进行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实现要素互补，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利益与社会福利都得到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与中国进出口总额增加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我们用这种联系来衡量中国与他国或地区贸易自由化后，两国间贸易额的增加对我国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 为简化模型、便于统计与计算，我们假设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全是优势互补贸易的结果。同时假设与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外贸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同等效应的推动作用。这样，我们通过经验分析，就能求出中国与东盟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还是中日韩与东盟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即哪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对中国更有经济利益。 这里，我们假设中国对某国的或地区的进出口额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线性关系。模型基本形式为： Y=e+aX1+bX2+cX3 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i为中国与Xi国的贸易额，各系数为两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 2.2 样本的选取 在数据选取方面，截取了中国比较稳定的1994-2005年的出口总额以及与各国贸易额为样本数据。复旦大学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国这里用更长、更新的数据进行分析。 在东盟十国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相对其他五国要明显密切很多。2001年这五国的进出口额分别占东盟总进出口额的94.56%与93.36%，且这五国已统一了内部关税。另外按照《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规定中国将首先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及文莱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所以选取中国与 这五国的经贸数据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截取1994-2005年的数据见下表。 2.3 回归分析与检验 首先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即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而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在模型中表现为促进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表示为: Y=e+aX1（1） 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进出口额之和，a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把上表的数据用EVIEWS5.0进行OLS回归: Y=757.4226+11.10771X1（2） t（12.85） （104.3397） R2=0.998991，F=10886.78，D.W=1.724 （2）式的拟合优度R2，F值、t值和D.W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之和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2）式这样的线性关系。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即系数a约为11.108 接着分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即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如果“东亚自由贸易区”建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都会有较快速度的增长。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可表示为: Y=e+aX1+bX2+cX3（3） 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贸易额之和，X2为中国与韩国的贸易额，X3为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a，b，c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回归得出： Y=856.9932+8.6886X1+3.18X2-0.37X3（4） t（3.44） （3.63）（1.39）（-0.54） R2=0.999，F=3811，D.W=1.69 （4）式的拟合优度R2，F值、D.W检验、X1的t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但是和X2，X3的t检验不通过。检查发现第三、第四、第五期有异常值，估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引起的波动。引入虚拟变量D4和D5克服第三、第四期异常值。再次回归得: Y=1159.513+8.32X1+4.53X2+1.08X3-320.8282D4-115.0581D5（5） （5.48） （4.89）（2.74）（-1.94）（-3.22）（-1.16） R2=0.9997，F=4708.55，D.W=2.27 可以看出（5）式引入虚拟变量后拟合优度R2， F检验，t检验和D-W检验结果都不错，t检验值也比（4）式有很大的改进，其中拟合优度R2， F值、X1的t值远远超过其临界值。由回归结果得知，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存在（5）式的线性关系，他们的边际产出分别为8.32、4.53和1.08。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分别会增长8.32，4.53，1.08亿美元。 3 模型结论并分析 3.1 模型分析 从上面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和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促进双方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而贸易额增长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其边际产出达到11.07，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会增长11.07亿美元，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所得的10.69还要大。 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 都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这种贸易额的增长同样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不过边际产出值会发生变化。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下降到8.32，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分别只有4.53和1.08把三个边际产出加起来有13.93，大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模型中的11.07。 这说明建立但从贸易额方面讲，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的贸易额各增加1亿美元，中国的总贸易额会增加13.93亿美元，而如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增加1亿美元的贸易额，中国贸易总额会增加11.07亿美元。如果仅仅从贸易方面讲，这个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国内许多学者的结论一样。但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得出的结果大相径庭，个人认为原因是我们的时间序列选取比前者大，数据比前者有了更新，且最近两年中日、中韩贸易增长幅度也有很大提高。从长期看，中日韩之间的贸易更能体现出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增进贸易。 3.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利益 上面对两种自由贸易区形式进行了在严格假设条件下的模型分析，但是现实情况比这个模型复杂得多，模型只是在某种层面上对现实有指导意义，复杂的实际问题要具体分析。下面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两种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东盟国家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复苏，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贸易额均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05年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达到1200亿美元，东盟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东盟第六大出口市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TCD从1993年的0.87上升到2001年的1.18，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正在快速加深。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深化，加上东盟国家希望减轻自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扩大彼此间以及与中国的贸易规模。相信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会得到快速发展，并通过模型中的边际产出效应对中国外贸总额造成11.07倍的扩张，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3.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足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优势 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但亦有美中不足之处。比如：它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提高没有太大帮助，而这又是中国长期竞争力提高的关键。由于模型的局限性，这种情况无法反映出来。 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的近似性将会制约双方贸易和经济的发展空间。由于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结构的近似性较强，而且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和东盟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产品都存在一定竞争性关系。根据一家研究所对东亚地区各国制成品的贸易特化系数(TSC=(Xi-Mi)/(Xi十Mi )，其值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趋同，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异化)的估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相关系数都分别在0.8与1.0之间。东盟国家中只有新加坡与中国的相关系数为负数。双方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都集中在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虽然双方的贸易会有较快的增长，但进一步的分工，特别是产业间分工受到了制约。 从上面的模型分析可以知道“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外贸总额的推动作用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即从经济和贸易角度看，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需求更迫切些。这一方面说明了近几年，尤其是从2011年以来中国和日本韩国之间保持了不亚于与东盟的外贸增长值，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种互补的经济关系在比较长的时期来看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虽然中国与日本、韩国的经贸关系比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要成熟，所以双边贸易增长速度相对不如东盟那么快（增长的绝对值不相上下，但东盟五国的基数较小）。但从中日韩的产业分工看，中日经济关系以互补性为主。日本的国际资本密集型和研究开发、专有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优势。中日两国的经济互补关系十分明显，具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分工的一般特征。中韩之间也具有较高的经济互补性，产业分工基本反映了各自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禀赋条件。三国经贸合作的加强有利于各国产业优势的发挥。 贸易关系是对外经济关系的一部分，从吸收国外投资、技术引进等非贸易经济角度看，中国更需要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目前还处于东亚经济“雁行模式”的中后部，也就是说中国产业在整个东亚产业结构链的中、低端。一 国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决定了它的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中国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就应该积极推动与处于“雁行模式”前部的日本、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等，从而提高中国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产业结构链中的位置。从这个角度中国应积极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另外，与这一地区建立全面的自由贸易区，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对稳定中国周边的政治安全也有重要意义。  4 政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对中国而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短期优势已经由着数据样本时期的变长而不复存在，东亚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不过，对中国来说首选的是发展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关系，其次才是整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应当采取的政策是以积极姿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协议和日程安排逐步落实，从而实现中国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使另两个“10+1”得以竞争性地提升，从而加速东亚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2011年中国第一次取代日本成为第三大贸易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日本和韩国的诱惑无疑是不可抵挡的，他们都不愿意与这个潜在的大市场失之交臂。所以即使中国不积极推动FTA的建立，他们也会为之努力。但是，中国不必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做出太大的牺牲和让步。东亚地区的复杂历史、政治关系的现实，使得中国应该在不过多牺牲政治、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发挥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应有的作用。这样的一种政策安排才能为中国带来利益的最大化。 

对外贸易的方式篇（5）

一、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划分

近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将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主要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粗放型”依靠大量使用低价劳动力和资源，特征主要包括：对外贸易出口产品缺乏自主品牌、质量不高，技术含量低，加工度、附加值，国际竞争力都较弱，环境污染问题、贸易摩擦问题不断，经济效益低下，是一种典型的规模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特征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效率高，质量效益非规模扩张；国际竞争力强，通过产品的高质量获得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环境污染程度低，能源消耗少；集约型外贸增长方式不是简单的追求外贸规模，而是以获取最大经济福利为标准。

二、长株潭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长株潭城市群作为湖南省的核心区域，地理位置呈品字形分布，总面积为9.68万平方千米，占湖南省的13.3%，人口占18.9%，长株潭经济总量近年来增长迅速，但目前仍然依靠劳动力、资源等成本优势取得外贸业绩。我省外贸进出口主要有以下特点：我省外贸进口从下降趋势转变成了增长趋势，进出口额、出口额和进口额三项指标都创了历史新高，有了新的突破。对新兴市场进出口总体优于传统市场。进出口商品多元化趋势明显。加工贸易和三资企业对全省外贸贡献加大。企业主体进一步增强，资源和原材料类企业下降明显。

（一）长株潭出口贸易的粗放型增长

长株潭进口产品主要有铁矿和机电产品，而出口产品主要有农产品、机电产品和重金属原材料等。其中出口产品主要是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和高耗费、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出来的。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按照比较优势来定位，长株潭城市群的大多数产业仍属于中低端水平，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多数，企业竞相压价，导致企业出口效益不高。总的来说，长株潭出口贸易基本上是以量取胜，出口商品档次不高。

（二）长株潭出口产品质量不高

长株潭外贸产品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出口方面，长株潭出口商品主要以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方面，进口商品比较单一。（2）出口市场结构不优。对外出口对欧美日等发达市场的依赖程度仍然比较高。（3）龙头企业规模不大。（4）贸易方式比较单一。五、外贸环境有待改善。

（三）长株潭企业不重视开拓名牌产品

当今国际市场的竞争已经转为了以质量竞争为主的集约型经济增长，品牌作为高质量的象征，越来越成为各个企业所追求的目标。但是，目前长株潭自主品牌出口很少，能称得上名牌产品的更少，少数企业只追求眼前利益，不把精力放在提高产品质量和塑造品牌上，而是进行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因此，长株潭企业应重视开拓名牌产品。

三、长株潭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分析

面对各种制约长株潭城市群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有必要提高长株潭城市群开放型的经济水平，这对加快转变长株潭城市群对外贸易经济增长方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开拓多元化目标市场

首先，开拓多元化的目标市场以促进贸易的平衡发展，这是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其次，利用高新技术来改进传统出口产业，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利用科技兴贸战略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从而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来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二）积极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扩大加工贸易，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本质上是产业由低附加值状态转向高附加值状态、低技术水平向高技术水平状态转变的过程。长株潭城市群加工贸易比重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长株潭应该抓住这种机会来大力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扩大加工贸易进出口业务。

（三）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外贸竞争不再仅仅是是粗放型增长模式下的资源和低价劳动力取胜战略，更多的是品牌之间的竞争。因此，提高长株潭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是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从企业方面来讲，企业的发展在于自主创新，企业家作为一个企业创新的核心，要组织企业的创新活动，以此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外，企业要建立激励员工创新的激励机制。从政府的角度看，企业要想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必须做到服务体系的完善，创新环境的优化，提高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等。

（四）提高服务贸易比重

努力提高服务贸易比重。近些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开放度的提高，长株潭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尤其是近年来服务贸易出口呈现迅速增长之势，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由于服务贸易产品附加值比较高并且所需资源较少，风险小，对环境破坏少，其产品以其独特的优势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国际产品竞争中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高。服务业也成为长株潭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方式。

（五）大力发展绿色贸易

绿色贸易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贸易方式旨在于以一种健康的贸易方式来发展对外贸易，在不损害人类生存环境、不污染生态环境，不损害人类健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大力发展绿色贸易可以有效解决当前长株潭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矛盾，它能将生态环境要素纳入价格形成机制中去，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追求。我们绿色贸易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此走绿色贸易之路是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必经之路。参考文献：

[1]Dong He，Wenlang Zhang.How dependent is the Chinese economy on exports and in what sense has its growth been exported[J].Elsevier Journal，2009（1）：87-104.

[2]Abdul Jalil，Mete Feridun.The impact of growth，energ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J].Elsevier Journal，2010（2）：284-291.

[3]刘晓玲.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与湖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探折[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0-12.

对外贸易的方式篇（6）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发展，国际间的贸易方式也在不断更新。不同类型的企业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对外贸易方式就变得尤为重要。我国的企业可分为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及小型企业，其中中小型企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在某程度上决定并改变着我国贸易经济的发展。如何拓展和改变传统的贸易方式，选择既能充分利用国际分工优势又能使自身高速发展的合理贸易方式，就成为我更中小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一、我国中小企业选择对外贸易方式的问题及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方式的演变已经趋向于多元化和多样化，但出口加工贸易仍然是最主要的对外贸易方式，而且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增长速度，其他贸易方式则是一直处于劣势。小额的边境贸易方式、租赁贸易等是近年来发展速度非常快的几种贸易方式，但比重不大。从总对外贸易的方式格局来看，我国正在逐步的向多元化的贸易方式发展。可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的单一性，却是不能忽略的事实。

原有的贸易方式使得我国的外贸型的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上受到了很多的局限性，无论是出口型的加工贸易，还是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型的中小企业，多年以来都局限在原有的贸易方式中，没有任何的创新和开拓意识，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一直影响着我国的中小企业的在开拓国际市场上的动力不足。由此所产生的品牌意识，自主知识产品的缺乏，长期不能占有国际市场，同样的较低的利润又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些原有的贸易方式即给了中小企业生存的空间又阻止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步伐。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中小外贸企业科技含量低，缺乏品牌意识

由于我国中小外贸企业在规模、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限制，企业的科研投入和科研能力有限，出口的产品大多科技含量低，缺乏核心竞争力，除少数中小外贸企业出口一些高科技产品外，大多都是出口纺织、服装、鞋类和轻工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根据2011年中国中小外贸企业竞争力报告，在对551家中小外贸企业的调查中，有280家企业自主品牌在本企业出口总额中多占比重不足50%，其中有151家企业自主品牌占本企业出口总额的比重低于20%。在我国出口外贸500强中，名牌产品的销售比例只有6%，远远低于50%的国际水平。另外，中小外贸企业的品牌意识薄弱，一些中小外贸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只顾及眼前的利益，投机取巧、不顾声誉，没有树立和培养自己的品牌，在面对发达国家的技术、绿色等贸易壁垒面前更是不堪一击。盈利难也使得公司的生产规模、技术投入等严重受限，由此就走向了一个恶性循环，公司出口的越多、亏损越快，导致我国很多中小外贸企业发展这么久以来都没有真正的自主品牌，产品品牌的缺失制约了我国中小外贸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和竞争力，最后很多企业面临倒闭。

（二）我国中小外贸企业过于依赖廉价的劳动力

家族式企业对外来的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都存在一定的排斥心理。在家族式企业中，外来人员很难享受股权及其他平等待遇，这很容易给职员留下被歧视、遭冷遇的感觉，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永远只是个打工者，始终难以真正融入到组织当中，所以很多各方面的人才不愿选择家族式企业，甚至很多企业辛苦培养的人才也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辞职。由于难以留住企业内部人才和吸收外部人才，中小外贸企业对外贸易想要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

（三）我国中小外贸企业发展对外贸易融资难

我国中小外贸企业大部分规模较小、自有资金不足，面临资金周转难题。“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中小外贸企业发展的重要“瓶颈”。据2010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2849位中小外贸企业家的问卷调查及长期跟踪调查显示，中小外贸企业家认为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有68.3%的中小外贸企业家认为从银行贷款的难度较大，65%认为从民间渠道融资的难度较大。

二、我国中小外贸企业选择对外贸易方式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应加强对我国中小外贸企业资金的融通

加强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的管控力度，更加有利于银行等金融企业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时的风险管控，对于围绕着中小企业的进出口的各个环节的风险的管控，银行和其他的各种金融机构把握住资金流向和物流流向的流动方向，从而进行行之有效的风险管控和风险的分担。进出口贸易结算中的商业单据或者金融单据均由放款银行进行控制，其中权利凭证或者货权也视为银行占有成为质押标的，这实质上是贷款银行的变相抵押贷款。特别是在出口贸易中，与信用证相关的融资方式中，更有来自开证行的有条件或无条件担保。由于金融安全保护与对外贸易融资，银行的风险也容易控制，在中小型外贸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

对外贸易融资条款和灵活，适合中小型外贸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和较少的功能相比，流动资金贷款，对外贸易融资和短期贸易融资周期为基础的，较低的利率，贷款期限也比较灵活。首先，中小企业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择融资期限，获得成本相对较低的融资。其次，在汇率波动的情况下，对外贸易融资企业可以根据贸易周期，选择所持有的货币种类，约定远期结汇以及套汇保值等方式，提前锁定成本，抵御可能发生的汇率风险。这样才会更加有助于中小企业找到更合适自己身的汇率，从而增强了中小企业在进出口时候的抗击风险的综合能力。

对外贸易融资方式来帮助中小外贸企业吸引客户，增加对外贸易对外贸易融资的中小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降低经营成本和风险，这一方面使得其能为国外进出口商提供较为优惠的付款条件，从这些方面来扩展粗口的数量和质量，提高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份额；在其他侧重点中，就会使得中小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这些建议会显著的增加中小企业的利润率。

（二）改善和提高企业的多元化经营道路

对外贸易的方式篇（7）

[摘 要] 国际贸易基础是国际产业分工，一国对外贸易基础依赖于其要素禀赋。从要素禀赋结构变化来看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而研究对外贸易的方式的转变的规律以及其必然性，论证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可能性。 【论文关键词】 对外贸易方式 要素禀赋 产业基础 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是可持续发展大计的具体形式，是加快对外贸易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求认清产业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性。 1.贸易增长方式的含义。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可以简单理解为一国对外贸易的量的增长和质的增长这两种不同方式。量的增长表现为单纯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数量上的扩张，出口结构不合理，国际分工地位低，可能以较大的投入和资源的浪费为代价，且贸易利益和国民福利增加的效果不佳。总之量的增长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 2.贸易增长方式演进的一般规律。贸易增长方式的演进规律可以用贸易四阶段论来表述:贸易四阶段论很好的说明了贸易增长方式的一般规律，它是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演变主要依赖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的理论。它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会由初级产品依次向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转移。 3.贸易增长方式的产业结构基础及其相互关系。产业结构对贸易结构具有决定作用。按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比较优势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又决定了贸易增长方式。 从出口方面看，生产结构向高级转换，会带动出对外贸易方式的质的提高。从进口方面看，国际分工发展的结果，使一国生产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由此，国际贸易己成为生产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生产结构决定了进口结构。 一、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目前，加工贸易出口总额已经占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的60%，已经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贸易出口的主要方式。发展加工贸易符合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密集使用廉价劳动参与国际分工，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并从中获益，增加了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但同时生产扩张过分依赖廉价要素的投入的增加，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犷，经济效益低，能耗多，污染重;而且我国以廉价劳动承接的这些加工贸易普遍技术落后，效益差，位于“微笑曲线”两端的低附加值部分。 服务贸易在23年间增幅达35倍，年平均增长16.92%，大大超过了中国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而且服务贸易逆差自1999年首次降至94亿美圆，可以说服务贸易较过去在不断发展，这是事实。但是同时事实还有另一面，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发展不协调，形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发展形态，还表现为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额达14219.1亿美元，服务贸易额为1582亿，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的10.9%，这个比重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服务贸易的发展空间很大。但服务贸易的发展的不平衡却让我们看到了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现实途径。 产业产值上，服务业和制造业已非常接近。为什么贸易上差距如此之大？原因是我国服务业能够出口的服务大多附加值低，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壮大的同时并没有让服务产品有更多的国际市场空间，出口的服务创造的价值也低。产生诸多问题的加工贸易能否向集约型的服务贸易转变，下面从产业的要素供给角度分析问题。 二、基于要素的产业结构基础分析 分析服务贸易和加工贸易的产业基础着手，两个要素资本（K）和劳动(L)，要素只在两个行业间流动，假设服务业和制造业分别有一个生产函数Fs和Fm。为了分析服务业和制造业间的要素流动以及要素价格发生变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为了方便分析问题假设:资本和劳动的总量不变，技术不变，现实中的要素的增加减少抽象为模型中要素价格的下降和上升。 如图1所示，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各自的约束条件下选择最优的生产，m约束表示的是制造业的约束条件，s约束表示的服务业的约束条件，这里的约束可以理解成是行业在一定时间内所能整合的总的资源，或者是发展经济所付出的成本在一定时间内是一定，可以是环境成本，可以是资源成本，也可以是一定时期内的发展规划的约束。Fm=ym表示的是制造业产出是ym的等产出线，Fs=ys表示的是服务业产出为ys的等产出线。资源数量某时期一定，形成均衡状态，劳动力和资本得到充分利用，制造业和服务业最优化生产。在(K’m，L’m)点时形成新的均衡。从(Km，Lm)到(K’m，L’m)均衡位置的转移表现了服务业吸 收要素，发展壮大的趋势。制造业产出水平有下降的趋势，而服务业有产出水平上升趋势。 三、结论及建议 1.从要素禀赋理论以及运用最优规划模型能够得出制造业的资源向服务业转变的趋势，国家产业部门应该促进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改变制造业的增长方式和发展现代服务业是题中之意。 2.转变制造业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着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高技术制造业，对于资源浪费型的产品要严格限制，加工贸易产品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3.服务业的发展要靠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配套，同时促使产业升级加快其进程，服务业中的高技术和高知识密集型产业依赖于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加快技术引进，合理配置各种生产要素，提高经济效益是服务业和制造业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刘志彪.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与调整优化产业制造业结构[J].南京大学学报，2007(4） 张二震:国际贸易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对外贸易的方式篇（8）

    我国的对外贸易方式及其转变

    (一)我国对外贸易及贸易方式

    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始于改革开放,1978到1997年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增长近17倍。进入21世纪,尤其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的对外贸易环境虽然发生重大变化,但贸易总额增长势头不减,对外贸易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贸易方式指的是国际贸易中交易双方采取的各种交易方法。在对外贸易中,交易通过贸易方式展开,具体方式因地区、商品、需要和对象的不同而有差异。当前的国际贸易方式众多,其形成也经历了一个国际贸易发展的过程。对于贸易方式而言,其本身是不断变化的,新的贸易方式也会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出现。随着国内外贸易环境的变化,我国出口增长已经逐步放缓,这说明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已经出现了局限。能否在符合国际惯例基础上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而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方式转变的新的重要课题。

    (二)我国对外贸易方式转变

    对外贸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随着我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迁,我国当前的贸易结构、贸易方式与国民经济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这就要求贸易方式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同时,贸易方式的转型也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就业和全面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方式走向多样化发展。加工贸易仍是主要的贸易方式,且保持较高的增速,而从贸易顺差的外汇来源来看,加工贸易也占主要地位。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近年来的增速加快,一般贸易逐步摆脱了贸易逆差状况,且顺差逐年增大。其他贸易方式则处于劣势地位,但发展较快,尤其是其中的小额边境贸易、租赁贸易。因此,从当前我国对外贸易方式的现状来看,尽管我国已经加快了转变对外贸易方式,但从大的格局看,我国对外贸易方式转变的潜力依然很大。

    加工贸易与加工贸易企业转型

    (一)加工贸易及加工贸易企业生产控制方式

    加工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一国以不同方式进口原材料或者零部件,运用本国生产能力加工成制成品之后出口以获取外汇的贸易方式。这种贸易方式本质上而言是以加工为特征的再出口。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加工贸易一度在我国大行其道,带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但是,由于入世以来加工贸易的运行方式变化较大,理论界对加工贸易的争议较多,其中的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对加工贸易方式与企业生产控制的关系缺少深入分析。对于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控制分析的公认方法是运用合约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理论框架,该理论的研究认为,加工贸易的生产控制模式是中外双方之间采购权与所有权之间的分配。当权力归属一方时,此种模式是独占,反之则为分治。由于加工贸易方式本身合约的不完全性、资产专用性和谈判权的差异,中国的外资企业有将加工业企业所有权和采购权分离的趋向。同时,从产业特点和生产率的差异来看,生产控制模式同样会产生。而基于纳什均衡进行分析,也可以得出讨价还价过程在加工贸易企业所有权与采购权之间分配时的重要性。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控制权,本质上是中外双方经营权与产权的归属问题。来料加工中外方负责销售,中方加工。进料加工则具有相对独立性,其采购权和销售权相对独立。因此,在生产控制上,这两种细分的贸易方式也被区分出来:来料加工生产控制比较简单,原因是销售与采购权在于外方;进料加工则较为复杂,中方进料必须采购特定国家的产品,销售则由外方制定企业形式。

    (二)加工贸易企业转型

对外贸易的方式篇（9）

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投资、消费和出口”，被统称为国民经济引擎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我国主要实行的是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较为严重地依赖投资规模和出口市场，然而在金融危机的阵阵寒流中，我国许多产品技术含量与附加值较低、依赖贴牌加工、产业链较短的外贸企业受危机冲击较大，有的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因此当务之急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外贸增长方式是指决定外贸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外贸增长的方式，包括粗放式外贸增长方式和集约式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就是从传统的单纯依靠数量扩张和价格优势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依靠技术与品牌、提高质量和效益、优化结构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尽管我国一直致力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优化，然而转变效果如何，人们对此有不同的评价。笔者试图构建一个外贸增长方式的评价模型，借此对我国以及各地区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价。

一、文献综述

关于外贸增长方式的问题，国内学者对于此问题的研究相当丰富，相关文献资料较多，但主要集中在定性分析上，定量分析较少，主要包括范爱军等（2007）构建了外贸增长方式的评价模型，并利用AHP分析方法对山东省1999—2004年的数据对这一评价模型指标体系进行了演示分析。霍强、罗卫（2008）构建了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和线性加权法对我国2000—2005年的外贸增长方式的实际转变效果进行了测算。黄小峰（2008）构建了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综合评价模型，并主张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评价研究。何永达（2009）在构建外贸增长方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浙江省1995—2007年的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情况进行了分析。王宇华（2010）利用AHP分析方法对浙江省2001—2008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本文力求以客观的分析来评价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希望能为各地区评价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可资借鉴的有效方法。

二、外贸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模型指标的选取

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近年来我国外贸领域的一项工作重心，“十二五规划”中外贸专项规划的主体思路就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显得尤为迫切，也是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措施之一。但是对于目前国家及各地区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上的效果如何却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加快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迫切要求，研究如何构建外贸增长方式评价模型的指标体系，并选择适当方法对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效果进行定量分析，为国家及各地区评价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效果提供参考依据，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外贸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与建立不能随心所欲，评价结果是否客观、准确，首先要依赖于各评价指标的选取是否全面、科学、合理和有代表性。因此应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根据各国对外贸易发展规律，借鉴国外历史经验，结合我国几十年来外贸发展的具体实践，按照系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的原则设置和建立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笔者选取反映外贸增长方式的4个大类指标，包括外贸总量指标、贸易结构指标、外贸效益指标和贸发基础指标，各大类的具体指标如下：

（一）外贸总量

外贸总量指标主要有贸易总量和贸易速度2个二级指标构成，从总量上反映了地区外贸的增长情况。其中贸易总量包括外贸出口总额（a1）、人均货物出口额（a2）、外贸进口总额（a3）和人均货物进口额（a4）；贸易速度包括货物贸易出口增长率（a5）和货物贸易进口增长率（a6）。

（二）贸易结构

贸易结构指标包括出口结构和产品竞争力2个二级指标，其中出口结构包括机电产品出口比重（b1）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b2）和一般贸易出口比重（b3）；产品竞争力包括初级产品竞争优势（b4）和工业制成品竞争优势（b5），其中产品竞争优势是指该产品的出口值与进口值之差比上两者之和。从贸易结构中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产品在地区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以及地区工业制成品的竞争优势等情况，这些对于地区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非常重要。

（三）外贸效益

外贸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3个二级指标，其中经济效益指标包括货物贸易出口贡献率（c1）、货物贸易进口贡献率（c2）和一般贸易出口贡献率（c3）；社会效益包括外贸行业就业人数（c4）和进出口外贸依存度（c5）；环境效益包括单位出口金额能源消耗数（c6）、单位出口金额废水消耗数（c7）、单位出口金额废气消耗数（c8）和单位出口金额废物消耗数（c9），其中进出口贡献率是指该类产品进出口额的增量与GDP增量之比。外贸效益指标反映了外贸企业的利润来源以及能耗情况，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就是单位出口产品能耗不断减少、利润更多的来源于一般贸易，同时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对外贸的依存度不断降低，外贸效益指标很好地反映了地区外贸增长方式的变化。

（四）贸发基础

贸发基础指标包括投资、产业结构和科研投入3个二级指标，其中投资包括国内固定资产投资（d1）和国际直接投资（d2）；产业结构包括第二产业比重（d3）和第三产业比重（d4）；科研投入包括R&D投入占GDP比重（d5）和独立自然科技人员数（d6）。贸发基础主要反映了地区的科研投入和产业结构，投资和科研投入的多少对于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的附加值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因素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所在。

综上所述，通过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产品中的占比、地区科研投入、出口产品的单位能耗、效益来源以及进出口总量等指标得变化集中反映了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通过最后的综合得分可以看出地区在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上取得的成绩。

三、因子分析法及其评价结果

因子分析法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即将比较密切相关的几个变量归在同一类中，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而这个因子并不是具体的变量，是不可观测的，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命名解释。但是这几个较少的因子却可以反映原始资料的大部分信息。运用这种研究技术，我们可以方便地找出影响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并对因子分析结果进行解释。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为：

X=BZ+E

其中Z为提取的新变量值向量，B为方差贡献率值向量，X为原指标值向量，E为残差向量。

本文以青岛市2001至2012年共12年的数据为样本，选取了共计26个评价指标，则评价样本矩阵为[Xij]12×26。对于青岛市2001年至2012年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具体评价步骤如下：

1.由于26个指标量纲不同，因此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其标准公式为：Yij=■ （i=1，2，…，12；j=1，2，…）。

其中Yij代表第i年的第j个指标值标准化后的数值；Xij代表第i年的第j个指标值；■j代表青岛市12年中第j个指标值的均值；σj代表青岛市12年中的第j个指标值的标准差。

2.利用SPSS17.0软件，对青岛市2001至2012年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26个指标数值进行因子分析，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根据运行结果选入5个公共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95.848%，这5个特征根见表1。

由于公共因子在原始变量上的载荷值（原始变量载荷矩阵略）偏低，不利于解释，故需进一步进行因子旋转，选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经过7次旋转后，得到载荷矩阵表，从中可以看出，公共因子F1在外贸出口总额（a1）、人均货物出口额（a2）、外贸进口总额（a3）、人均货物进口额（a4）、国内固定资产投资（d1）、外贸行业就业人数（c4）、机电产品出口比重（b1）、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b2）、R&D占GDP的比重（d5）、工业制成品竞争优势（b5）、单位出口金额废物消耗数（c9）和单位出口金额能源消耗数（c6）上的载荷值都很大，可以看出公共因子F1主要反映了贸易总量、出口结构、环境效益和国内投资情况等信息。公共因子F2在货物贸易出口增长率（a5）、货物贸易进口贡献率（c2）、一般贸易出口贡献率（c3）、货物贸易出口贡献率（c1）和货物贸易进口增长率（a6）上的载荷值较大，可以认为公共因子F2主要反映了对外贸易的增长情况，可以称其为增长率指标。公共因子F3在第二产业比重（d3）、独立自然科技人员数（d6）、国际直接投资（d2）和进出口外贸依存度（c5）上的载荷值较大，主要反映了科技人员、外资对该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程度以及对外贸易的依存度，是一个外向型的指标。公共因子F4在一般贸易出口比重（b3）上的载荷值较大，可以认为F4反映了该地区的自主出口能力，一般贸易是我们自己的渠道、自己的品牌，是应该鼓励企业发展的方向。公共因子F5在第三产业比重（d4）上的载荷值较大，而第三产业包括了服务贸易的许多方面，比如运输、保险、金融、电子信息化、咨询服务等，可以认为F5是服务贸易因子。

3.用回归法估计出因子得分，按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5个公共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进行加权汇总，得出青岛地区各年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效果的综合得分F，即：

F=■

如上式所示将每年的外贸指标在5个因子上的得分进行加权总和，就得到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大于0的年份表明外贸增长方式转变较好，而越接近于1说明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效果越好。具体得分如表2所示。

根据上述各个公共因子的分析，结合各年份在5个公共因子上的得分和综合得分（见表2），就可以对青岛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进行综合评价。在公共因子F1上得分最高的是2012年、2010年和2011年，说明在近几年对外贸易的总量规模、环境效益和国内投资都有比较大的提升，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得到了较高重视；在公共因子F2上得分最高的是2011年和2006年，说明在这几年青岛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较快，外贸对青岛GDP的贡献率比较高；在公共因子F3上得分最高的是2012年、2009年、2008年和2007年，说明在这几年科技人员、外资在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公共因子F4上得分最高的是2009年，说明2009年的一般贸易发展迅速，表明青岛比较重视自身竞争实力的培养；在公共因子F5上得分最高的是2005年，这是服务贸易迅速发展的一年。

根据表2中各年份的综合得分和排名情况可以看出，尽管在2001至2012年间青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曾有过波动，但是从2005年开始青岛地区的外贸增长方式处于不断转变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无论是科技投入指标还是科技产品出口的占比都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由于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青岛的外贸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特别是F2指标出现了负值，然而F2指标更多反映的是地区外贸总体增长情况。在国家和青岛市政府、各企事业单位的积极努力下，青岛地区外贸企业努力提高自身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致力于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对后期青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危机的压力之下，青岛努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带来了2009年之后外贸增长方式综合得分的不断提高。

四、政策建议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全球需求缩水和贸易保护主义现象越来越严重，导致全国包括青岛地区的外贸出口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充分利用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完成青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对外贸易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的同时，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大力增强财税政策、货币政策和资源政策对外贸发展的支持力度，调整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外贸政策。利用行政权力促进外贸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外贸绩效评价体制、工作服务体制、贸易促进体制、摩擦应对协调体制，促进青岛市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其次，实施“科教兴贸”战略，提高外贸人员的素质。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技术贸易，完善青岛市对外贸易的结构；另一方面要运用高新技术对传统贸易进行改造，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效益和附加值，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再次，优化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促进外贸进出口结构的转变。在稳定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的同时，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出口商品结构。面对当前外贸出口市场环境的转变，青岛市必须调整出口市场结构，防止某个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化对青岛市对外贸易发展造成冲击。

最后，优化贸易方式结构。一方面要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延长产业链，使加工贸易向纵深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发展多种贸易方式，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多种贸易方式全面发展，改善对外贸易结构。

【参考文献】

对外贸易的方式篇（10）

自改革开放时期以来，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质量效益以及经济效益的不断提升，逐渐确立了我国贸易大国的地位，就目前从相关的数据来看，我国在外贸方面与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仅有一步之遥，但还不是外贸强国。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外贸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以及不协调的问题造成的。这就要求我国迫切的推进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以此来进一步的增强外贸，推动经济增长以及扩大我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从而实现我国外贸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过渡的最终目标。本文就对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意义以及具体的措施做一定的分析和研究。

一、推进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性以及紧迫性

外贸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大的比重，关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加快推进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是重要的以及紧迫的。首先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必须推进转变外贸发展的方式，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传统外贸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代社会经济贸易的需求所决定的；其次为了主动适应国际经济贸易变革的必然要求，这是由当前国际竞争愈加激烈以及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决定的；最后因为推进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国成为外贸强国的战略举措，这就决定了推进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我国对外贸易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

在对外贸易中，虽然我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国际经济以及贸易形势的变化，这是我国对外贸易中难以确定的因素，但是其又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据着主要作用；其次，我国成为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主要承担者，这将会造成盈利下降的不良现象；最后由于国内人民币升值过快，对外贸易起伏幅度大，贸易差不稳定。

三、推进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具体措施

为了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主动的适应国际经济贸易的变革以及加快我国从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的步伐，推进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势在必行。因此，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通过促进外贸模式从质量到效益的转型、从外生动力到内生动力的转变、从市场广度到市场深度的转变以及从低端因素到高端要素转型的措施来达到推进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最终目标。

（一）推进外贸的发展模式从规模速度到质量效益的转变

在对外贸易中，我国不仅要注重外贸的速度增长，而且还要能确保提升综合效益，这其中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外贸中，要充分利用产品规模优势来提升经济效益，比如：竞争力较大的产品和容易引发贸易摩擦的产品，要加强政策以及行业协调的作用，充分发挥产品作用，产生经济效益。再者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注重社会效益的提升。要不断地完善要素价格的改革，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使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加协调。

（二）推进外贸发展模式从外生动力到内生动力的转型

这主要是改变从依靠外部资本或者外部企业的投资来拉动贸易进行的模式，从而转向依靠内生主体和产业的模式，以此来降低贸易增长对外部的依赖。首先要培育内生主体，不断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开展对外贸易；其次加强培育领军型、战略型企业的支持力度；最后建立境外营销网络，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企业建立起直接面向境外的消费者的营销模式，从而实现提升自身经济效益的目的。

（三）推进外贸发展模式从市场广度到深度的不断转型

在外贸中，推进外贸发展模式从市场广度到深度的不断转型是外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可以通过品牌、提升质量以及投资的方式来实现外贸模式从市场广度到市场深度的不断转型，因此来实现推进转变我国外贸发展方式的最终目的。

（四）推进外贸发展模式从低端要素到高端要素转型

在对外贸易中，推进外贸发展模式从低端要素向高端要素转型是推进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可以通过加强科技竞争的能力、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以及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的措施来实现发展模式从低端要素向高端要素转变的目标，从而实现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最终目标。

四、总结

对外贸易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快外贸的发展使我国从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型是现阶段势在必行的重任。通过分析推进我国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性、紧迫性和现阶段对外贸易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我们可以通过实现外贸发展从速度到质量、从外生动力到内生动力、从市场广度到市场深度以及从低端要素到高端要素的转型来实现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目标，最终实现我国从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过渡的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对外贸易的方式篇（11）

中图分类号：F74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9)04-0001-12

加工贸易在中国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国内许多学者对加工贸易的研究是从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等两个方面展开的研究，国外对中国加工贸易的研究则从加工贸易企业控制模式这个比较微观的角度分析外方和中方对加工贸易企业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程度。

一、研究背景

根据海关总署对加工贸易的规定，加工贸易是从境外保税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等(以下简称料件)，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贸易方式。

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区别是：第一，料件采购不同，加工贸易的料件中全部或部分必须通过进口方式，而一般贸易的料件采购没有任何规定；第二，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获得的收益主要来自生产成本或收购成本与国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而加工贸易的收益主要是工缴费(加工费用)，当然进料加工贸易企业还可能从料件进口中获得收益；第三，一般贸易的进口要缴纳进口环节税，出口时在征收增值税后退还部分或者全部税收，加工贸易进口料件不征收进口环节税，而实行海关监管保税，出口时也不再征收增值税。

一般情况下，加工贸易分为来料加工(单纯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进口并装配)贸易两种形式，来料加工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的基本区别是料件的所有权不同，来料加工贸易方式的料件是外方不作价提供给加工装配企业，因而产品的的所有权归外方，进料加工料件由中方购买，因而产品的所有权归中方。

之所以要研究加工贸易企业的控制模式，主要基于4个原因。

第一，加工贸易在我国国际贸易中占重要地位。1981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25亿美元，1994年超过1000亿美元，2000年以后，随着台湾计算机企业进入大陆，我国加工贸易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到2008年达到10305.8亿美元，占国际贸易的47.25％，这么大的加工贸易量，无论对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都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二，加工贸易企业的控制方式是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基础条件。贸易转型升级的实质就是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大的贸易利益，一般情况下，由于加工贸易企业的销售权归外方，因而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并不主要取决于中方的努力程度，而是取决于外方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基本定位。目前加工贸易的企业性质类型可以分为国有企业、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民营企业等5种类型，随着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类型的加工贸易占主导地位，不同加工贸易企业，由于中外双方拥有的所有权和采购权不同，外方对加工贸易企业的控制程度就不同，这样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条件也就不同。

第三，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对加工贸易控制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逐渐成为加工贸易的主流，1998年，两类企业加工贸易所占比重为60.11％，其中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为38.10％，到2007年，两类企业加工贸易所占比重上升到82.51％，其中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上升到64.83％。外商独资企业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我国，对加工贸易企业控制模式产生很大影响，根本性的影响就是原来加工贸易的基础是中方提供厂房、土地，外方提供销售渠道，而目前外商所需要的土地是购买的，厂房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也属于外资企业，中方没有任何股权。由于没有任何所有权，采购权也自然就没有，这样也就不存在中方与外方对加工贸易企业的控制问题，而是外方企业与外方企业之间控制和被控制的问题。

在图2中，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两种形式表现的，一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采用加工贸易(一般采用进料加工贸易)的方式，是跨国公司企业内贸易的一部分。美国英特尔公司在中国成都从事芯片的封装、测试就是加工贸易的典型企业。。二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外包给契约企业的方式，而契约企业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以加工贸易方式形成业务联系，尽管对于跨国公司而言，这类企业是外包企业，但外包企业不是国内企业，而是国外企业进入中国投资而产生的一个子公司。这种形式在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中占主导，以计算机加工贸易为主，惠普(HP)等是世界计算机品牌制造商，但他们大多将业务外包给台湾企业，例如广达、仁宝等，台湾计算机企业又通过到大陆投资的方式加工组装计算机，他们大多采用加工贸易的方式，销售到这些品牌制造商的全球网络。

第四，国内有些企业开始利用加工贸易的方式来形成自己的品牌，这些企业进口料件，生产出最终产品，并通过自己控制的销售网络出口到国外。

二、文献分类和研究现状

对于加工贸易的研究，文献颇丰，主要集中是否要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与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加工贸易控制模式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但加工贸易控制模式是基础。

首先，国际贸易只是实现一国宏观经济目标的手段，在制造领域，工业化是一国经济在制造业发达程度的表现，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工业化可以通过外资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实现，这种实现方式具备了技术(制造工序的模块化)、制度(贸易自由化)条件。其次，以外资特别是独资为主的加工贸易方式，其实质就是外方控制了加工贸易的所有权，因而，加工贸易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实质是为外方左右中国的工业化，不管加工贸易如何升级，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跨国公司以及契约企业。最后，由于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的工业化是被发达国家所控制的工业化，因而即使实现了工业化，产业利益也相当小，这样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制定者，就会提出是否要发展加工贸易的问题，这是加工贸易讨论的基本源头问题。

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中，是否要发展加工贸易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发展加工贸易，这种观点认为，加工贸易的贸易利益不仅微小，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潘永源(1999)认为，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发展空间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造成出口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使国际贸易陷入“贫困性增长”。夏虹(1998)从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角度分析了加工贸易的发展现状，认为加工贸易使我国处于不利的国际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带动作用小。更为重要的是，发展加工贸易会导致我国技术创新缺乏，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李蕊(2005)认为，中国经济应该走“开发主义模式”，

放弃加工贸易，实行技术研发和品牌战略，利用我国的大市场培植大企业，掌握核心技术，通过自主开发能力的提高，实现工业化。

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加工贸易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加工贸易的发展很好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发展加工贸易可以解决我国的就业。张华初、李永杰(2004)研究了加工贸易对我国就业增长的贡献，根据他们的估算，1992～2002年我国加工贸易平均每年就业人数为3632万人。第二，加工贸易是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手段。隆国强(2003)认为，加工贸易是发展中国家接受跨国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而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相当大的比重是从事加工贸易的。同时，加工贸易适应了国际分工深化的趋势。第三，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提升我国加工贸易。喻春娇、喻美辞(2007)认为跨国公司生产组织正在发生变化，外包等形式使为跨国公司提供制造外包的企业获得技术外溢的可能性增大，而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可以利用技术外溢推动加工贸易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加工贸易来实现我国的工业化。朱有为、张向阳(2005)认为在制造模块技术下，国际分工更加细化，从产业间分工转为生产环节的分工，每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是体现在某些产业，而是体现在某些生产环节或者说是某些制造工序。因此，我国工业化的任务应该从以往的推进产业升级转变为推进产业链条升级。其升级的台阶为“简单的组装一复杂的组装一零部件制造一零部件研发一最终产品研发～自由品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刘德学、苏桂富、卜国勤(2006)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角度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得出我国的加工贸易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升级态势，从价值链环节看，已越过了简单组装而进入到加工阶段并逐渐接触到了设计、营销等高附加值阶段。但总体而言仍然处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较低层级的供应商。沈玉良、孙楚仁、凌学岭(2007)认为，如果不从全球生产体系下理解加工贸易产生的原因、贸易模式及其带来的贸易利益，则要理解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和升级是十分困难的。现代加工贸易由跨国公司发起和推动，现代加工贸易是跨国公司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加工贸易的转型和升级的成本和可行性由加工贸易所在价值链的跨国公司对价值链的控制能力决定。因此，为了分析加工贸易对我国带来的贸易利益和转型升级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从跨国公司对加工贸易的治理的方式即加工贸易的生产控制模式及其影响进行研究。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是否要发展加工贸易以及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与实现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实质问题还是加工贸易的贸易利益问题，而加工贸易的贸易利益分配同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控制方式有关，尽管这方面的文献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们认为这是研究加工贸易的核心问题。

加工贸易控制模式研究就是中外双方对加工贸易企业所有权和采购权的控制方式，由于加工贸易企业的销售权控制在外方手里，因而对加工贸易生产企业控制权的研究不考虑销售权问题。外方控制了销售权并不一定完全控制了加工贸易企业，所有权和采购权的不同配置影响了中外双方对加工贸易企业的控制方式。

不管是中方，还是外方，生产控制不是双方的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才是双方的目标。而利润最大化是中外双方在内部动力和外部压力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这就会涉及产权理论，因而对我国加工贸易生产企业控制模式的研究就引入了不完全合约下的激励制度模型分析框架。

由于加工贸易企业大多属于外商独资企业，因而要研究加工贸易，就离不开外国直接投资所采用的方式，而北方国家企业是通过FDI垂直一体化进入还是通过外包企业进入有不同的理论分析(见表1)。

根据Hart和Moore(1990)提出的财产所有权模型(model of the property rights)，在加工合约为不完全合约，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不再是信息不对称问题而是“敲竹杠”问题，中外双方间需要对等的“纳什谈判”来分配事后收益的假定下，得出最优的战略选择。

Feenstra和Hanson(2002)利用Holmstrom-Milfrom提出的激励制度模型(model of incentive system)，在加工合约为完全合约、外方和中方存在委托关系以及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假定之下，得出最优的战略选择。

根据两种权利(包括：所有权和采购权)的不同组合，Feenstra&Hanson(2002，2005)将中国加工企业的生产控制模式划分为4种类型：(1)外方同时拥有采购权和所有权；(2)外方拥有采购权，中方拥有所有权；(3)外方拥有所有权，中方拥有采购权；(4)中方同时拥有采购权和所有权。一般地，第一和第四类称为“独占”模式，第二和第三类又称为“分治”模式，相应的理论分析分别称为“独占”和“分治”假说。

Feenstra和Hanson(2003，2005)利用财产所有权的分析框架，引入人力资本专用性(包括合约的不完全性。)和外方的谈判权力等变量，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模型中涉及的具体假定：

(1)两个当事人为中方(加工贸易企业的经理人)和外方(销售方)；

(2)无生产性的损耗，即一单位的投入品，被完全用以生产最终制成品；

(3)投入品的采购权可以在中外双方间抉择，而加工装配过程和最终品的国外销售分别由中方和外方负责；

(4)将产权和中间投入品采购权定义为加工贸易企业生产控制模式的核心内容，进而间接地影响当事人的事前努力的投入水平，也间接地影响中间采购的进价、加工装配阶段的成本、销售收入水平以及双方当事人的成本函数；

(5)当纳什谈判破裂时，拥有加工贸易企业所有权的当事人有资格获得残留利润，并可以通过和其他当事人签订合约继续加工贸易活动；

(6)当纳什谈判破裂时，相应阶段当事人的努力投资的边际收益将降低；

(7)当纳什谈判破裂并外方控制加工贸易企业的所有权时，中方只拥有采购权，才能改善其外部选择性，其事前的努力投资才能被第三方所认可。

Feenstra和Hanson将整个加工贸易活动被分为3个时段，第一期：当事人决定哪一方拥有工厂和哪一方控制进料的购买；第二期：当事人双方同时投入各自进行专用性投资；最后：当事人按规定进行投入品的购买，加工，销售产品，分配盈余。

作者分析的结果是，合约的不完全性对双方的影响是对称的，进而对生产控制模式没影响，而加工企业的加工的附加值(value-added in the processing factory)、外方的谈判权力和人力资本专用性(human-capital specificity)对生产控制模式作用明显。当人力资本专用性低，或者外方的谈判权重高时，外方可以通过将投入采购权转移给中方，激励中方的专用性投资，改善“敲竹杠”问题，形成了“分治”模式；当人力资本专用性高，或外方的议价谈判权重低时，应采取“独占”模式。随后作者对中国加工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认为，在1997至2002年期间我国的加工贸易模式

中，总体来说产权和投入控制权更倾向于分离，其中外方拥有产权，而中方控制投入采购权。同时，根据地区特征、产业特征、是否通过出口加工区、是否经香港转口，生产控制模式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在我国内陆和北方省份，由于出口市场厚度较薄，法律成本高，故可认为具有高的投资专用性，加工贸易企业大多采用“独占”模式，在南方沿海省份(特别是经济特区)的出口市场厚度高，法律效力强，故而投资专用性低，进而“敲竹杠”的成本低，加工贸易大多采用“分治”模式；在附加值较高的行业中，“分治”模式占优，附加值较低的行业中，“独占”模式占优；通过出口加工区出口或者经过香港转口时，“分治”模式占优，反之则“独占”模式占优。

王怀明(2006)认为，Feenstra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生产控制模式中沿海和内陆省独占模式与分治模式并存的现实情况，也没有建立产业特征与生产控制模式之间的理论联系，也没给出选择具体模式的条件。他提出：人(加工企业的经理人)不能等同于加工合约的中方，外方也应在加工装配阶段付出成本，并扩大了资产专用性的范围，进而沿用前人思路修改了模型，分析结果是：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生产控制模式不仅与资产专用性、外方的谈判权利有关，而且也同产业特点有关，它们也实质地影响独占或者分治模式的选择。一般情况下，我国的纺织服装行业附加值低，加工企业大多采取中方独占模式，而机电行业附加值相对比较高，加工企业则以外方控制所有权、中方拥有采购权的“分治”模式为主。结合我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分布特点，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大多采用“分治”模式。

张居衍(2006)从中国加工贸易的两种类型出发，认可了加工装配权是由中方经理人来控制的，营销和销售环节是外方来负责的，而采购权是哪一方控制未定这样的假定，针对(1)相比契约外包，什么时候应该选择在加工贸易企业内生产；(2)对当事人来说，什么条件下该拥有加工贸易企业的所有权，什么时候权利应独占或分治。在纳什均衡范围下，将整个经济活动分成两个阶段，利用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理论，考虑了当事人在一体化和外包之间的战略选择，细化双方当事人在加工贸易企业主体内的权利分配和议价过程，列出双方当事人的支付矩阵，并解出每一种行动集合纳什均衡的条件，强调了市场厚度、交易效率和外部选择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当市场厚度不够时，双方偏好独占；当市场厚度增加时，双方倾向于分治，此时的外方倾向于拥有加工企业的所有权，而地方管理者则更偏好拥有中间品控制权；当市场更加厚且贸易更加有效时，在现货市场中与第三方的当事人主体从事契约外包变得比单纯地在加工企业内生产更令人满意。

三、文献不足及展望

从上面我们对文献的归类中知道，国内外学者对加工贸易的分析从原来的是否要发展加工贸易到目前加工贸易控制模式的研究，这些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政策意义。

但从整体对加工贸易控制模式的研究看，我们认为国内外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同时还有几个关键问题要亟待澄清。

首先，外商独资企业加工贸易的控制权假设问题。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指出，外商独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占加工贸易额的比重达到60％以上，同时，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中，外商独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占76.08％。这种企业通过FDI方式进入我国，在图2中我们已经说明，这种企业或者是通过企业垂直一体化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跨国公司内部的资源配置，或者是通过外包方式通过本国或第三国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跨国公司与契约企业之间的最优化决策。

对于以企业垂直一体化方式的加工贸易企业，不管是所有权还是采购权，或者任何其他权利，都属于跨国公司内部母子公司之间的权限设定，与任何第三国或者第三方企业没有任何权利分配关系。因而不存在Feenstra和Hanson(2002)对加工贸易企业两个当事人为中方(加工贸易企业的经理人)和外方(外企)的假设，在这种企业类型中，只有一个当事人，就是外资企业本身。因而其激励机制的设定只有母公司对子公司内部的激励机制，并不涉及到中方当事人。对于以国外母公司以外包方式进入中国的加工贸易企业，其基本运行方式见图3，第一，发包方控制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市场，当然这个加工贸易企业可以承担一个发包方的业务，也可以承担多个发包方的业务，而承担多少外包业务取决于承包方的决策。第二，通过FDI进入到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属于承包方的子公司，加工贸易企业的决策取决于承包方对其的决策权限界定，因而也不存在中外双方当事人的假设基础。第三，由于存在着发包方控制着销售权，因而尽管发包方没有控制所有权，但可能控制着采购权，或者其他同加工贸易生产有关的权利。

但是，不管是垂直一体化的加工贸易方式，还是外包的加工贸易方式，其共同的特点是外方完全控制了加工贸易企业，中方没有任何参与权利配置的可能和形式。

其次，销售权的假设问题。目前研究加工贸易控制模式一般假设销售权归外方，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是否所有加工贸易的销售权归外方，另一个问题是销售权归外方，但不同企业类型和销售网络是否影响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控制方式。

从我们对沿海地区的调研看，有些民营企业确实拥有国外的渠道，并且有自主的品牌，他们将加工贸易作为生产运行中调节采购成本和控制质量的手段，在我们对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调研的28家民营企业中，有50％以上的企业拥有销售权，而且有的企业还拥有自主品牌和技术专利。尽管这种加工贸易在我国所占比重不是很大，但是对未来发展加工贸易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大多数加工贸易企业的销售权归外方，但是不同企业类型的销售渠道对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控制方式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