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机构市场研究大全11篇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1）

美国电子健康档案“有意义使用”评价规则

David Raths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有关电子健康档案“有意义使用”第一阶段规则制定完成前,医疗IT政策制定者已经将注意力转向“有意义使用”的第二阶段。在该阶段,“有意义使用”的评价标准是如何更好地提升对患者的管理,提高护理质量。和第一阶段出现的挑战一样,第二阶段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给医院制定符合“有意义使用”电子健康档案标准的时间表。

今年7月13日,美国医疗保险及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正式了电子健康档案“有意义使用”第一阶段规则后,很多医疗机构的CIO如释重负,因为这已经比计划中的规则消减了很多条款。在第二阶段条款中,美国医疗保险及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明确表示期望医院在医疗信息交互(HIE)应用方面能够有所突破。由此可见,实现交互性规范成为美国医疗信息化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Healthcare Financial Management Magazine

2010年8月刊

有责任的护理

Keith D. Moore Dean C. Coddington

美国医疗改革法案后,“负责医疗机构(ACOs)”的概念在美国也盛行起来。“负责医疗机构”在美国医改法案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无论最终“负责医疗机构”能否成为美国医疗行业的重要力量,医疗机构都不应该袖手旁观,等待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医疗机构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采取积极的措施,否则将会被采取积极应对态度的医疗机构落在后面。对美国不同地区的不同医疗机构而言,要想发展成为“负责医疗机构”所采取的措施也会截然不同,一些医疗机构的发展步伐必然比另外一些要快。在决定采取哪种发展策略方面,医疗机构应该选定好目标市场、服务领域,找到能够改善患者护理的方法。

Managed Healthcare Executive

2010年9月刊

改善患者不理

Mari Edlin

美国很多药品服务管理公司正努力对患者购药的不理施加积极影响。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Express Scripts公司是美国三大药品服务管理公司之一,其首席执行官George Paz提出了“Consumerology”的概念。“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思考为什么患者在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面前也会非常不理性。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开始研究行为科学,并对患者不理性的行为有了深入了解。基于此,我们提出了‘Consumerology’的概念。”Express Scripts公司CEO George Paz表示。2010年4月份,Express Scripts公司宣布研究发现患者的不理使美国每年医疗行业的成本增加了1630亿美元。因此,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改善患者就医时的不理成为美国药品服务管理公司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Health Imaging&IT

2010年8月刊

整合之舞

Lisa Fratt

整合是一项棘手的业务。即使是世界上做得最成功的公司,也难免在整合方面存在着很多不理想的决策。在当今商业领域,整合和设备互操作性已经成为企业成功的关键,医疗行业也不例外。那些不能与医院IT系统实现互联的医疗设备公司很可能会在市场竞争中失败。此外,那些能够实现无缝连接的医疗设备在技术方面也将会获得进一步提升,以满足医疗机构和患者不断变化的需求。IT系统在医院设备整合中的确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只是IT系统实现整合并不意味着整合的成功。如果一家医疗机构只强调IT系统的整合而没有考虑在此过程中其他的关键因素,如医疗设备之间的整合,那么该医疗机构的整合也是失败的。医疗设备厂商在推出新产品时,一般声称其产品能够和医院其他医疗设备实现无缝连接,以期望获得医院的青睐。

The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care Comput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bjhcim.co.uk/

远程医疗帮助亚美尼亚防治早产儿失明

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亚美尼亚眼部护理项目(AECP)是于1992年由美籍亚美尼亚裔眼科医生Roger Ohanesian博士设立的,它是一个非赢利组织,主要为了帮助亚美尼亚人预防失明。近日,AECP研发出了一套远程医疗系统,它可以将美国眼科专家观点远程传给亚美尼亚眼科医生,同时还可以帮助培训亚美尼亚的眼科医生,以防治早产儿失明。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是一种眼部疾病,8~9个月早产儿发生几率很大,它会致使早产儿血管生长不正常,并蔓延至整个视网膜。在亚美尼亚,每年有500~600名早产儿会出现各种类型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其中100~200名早产儿会失明。这正是AECP研发这套远程医疗系统的初衷。

eHealth Server

ehealthnews.eu/

欧洲药品自动化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

在欧洲,药品自动化市场正在经历一次井喷式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自动化系统在欧洲医院药房中已经非常流行,在零售药房市场自动化系统却受到冷落,因此它未来仍然有巨大的增长潜力。Frost & Sullivan咨询公司的一份最新分析报告指出,2009年药品自动化市场收入为15.14亿美元,到2016年,该市场收入将达到36.02亿美元。这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的药品自动化系统主要包括处方药管理自动化系统、药品回收自动化系统以及配药自动化系统。

Hospital IT Europe

省略/default.asp

智能手机在医疗行业应用的利基市场

医疗保健市场研究出版商Kalorama Information公司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Handhelds in Healthcare: The World Market for PDAs, Tablet PCs, Handheld Monitors & Scanners》指出,对于智能手机而言,医疗行业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利基市场。利基市场是一个商业用语,主要是指虽然现在市场不大,不过产品进入这个市场后,有赢利的基础。这份研究报告介绍了现在医生使用智能手机和PDAs的情况,并指出了使智能手机占据医疗行业市场的方法和策略。据了解,2009年,PDAs和智能手机在医疗行业的应用价值大约为26亿美元。毋庸置疑,随着全球很多国家推进医疗改革步伐的加快,未来这一数字还将继续上涨。

Los Angeles Times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2）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多元化医疗服务竞争机制的形成需要民营医疗机构市场准入。在我国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政策下，民

>> 以法经济学为视角的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程序研究 职业安全规制问题研究：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 论民营银行市场准入压抑问题 法经济学视角下的读者权利界限 论医疗机构的药品经济核算管理 民营医疗机构任重道远 放宽市场准入　优化广东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论种子市场准入制度 浅论医疗机构病案管理的法律规制 虚假广告规制的法经济学分析 引入市场准入规制模型解决药价虚高问题的理论分析 《劳动合同法》中劳务派遣单位的市场准入规制研究 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准入的法律规制之探析 分娩镇痛技术在县级医疗机构应用的卫生经济学分析 法经济学视角下我国的经济功能 房地产市场“限购令”的法经济学与经济法学思考 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对搭售行为合法性的研究 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小金库”治理对策分析 从不可转让性到不可转让规则: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 法经济学视角下的特许经营研究综述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2012-10-24②魏则西事件，参见，2016-05-02③参见揭秘民营问题医院毁人十大阴招.， 2013-3-14参考文献：[1][美]戈尔丁.法律哲学[M].齐海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06.[2]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81.[3]王晓玲.医疗市场政府规制体系构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90.[4]See Stiglitz，J.E. Economics of public sector[M].2nd edition. New York： W.W.Norton &Company， 1998：293-294.[5]Arrow， Kennenth J. Universi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3，53（5）：941-973.[6]Sherman Folland， Allen C.Goodman， Miron Stano D. The economics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M].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2001：119-135.[7]张亮，肖锦铖.医生的双重角色与医疗费用控制[J].医学与哲学，2009，（2）：39-43.[8]See Leffer. Keith B. Physician licensure：competition and monopoly in american medicine[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8， （21）：165-186.[9]马维胜.医疗改革的核心问题和核心出路[J].中国工业经济，2006，（4）：15.[10]王丙毅.政府医疗管制模式重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0-91.[11][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郭宇峰， 李崇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12][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第五版）[M].史晋川，董雪兵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38.[13][美]罗纳德・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盛洪，陈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56-171.[14][美]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周志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41-152.[15]卓泽渊.法的价值论（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238-241.[16]De Finibus bonorum etc. Classical libery[M]. Leob Press， 1951：65-67.[17][英]洛克.政府论[M].叶启芳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4：17.[18][美]戈尔丁.法律哲学[M].齐海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06.（责任编辑：铁 青）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3）

基金项目：浙江省康恩贝医院管理软科学研究项目（2007azha-keb333）。

医疗机构是国家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同时，医疗机构的运营管理兼具商业、工业、服务业的一般特性。现有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对医疗机构的信用评价并不适用，目前我国已建立的一些分行业信用评价体系细分也尚不完整、不彻底，建立健全、有效的医疗机构信用评价体系已逐步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事项。因此，应根据医疗机构的特点制定更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信用评价体系。

一、行业性质的特殊性

（一）在注重当前利益的同时，更注重长远的发展前途与潜质

当前，老百姓对医疗质量要求日益增强，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医疗服务供给体系已初步建立，“药品零差价”、药品的统一招标采购已逐步开展。以上各项因素影响的都不仅仅是医疗机构当前的现状，它们对于医疗机构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都同样要求医疗机构不能仅仅考虑当前利益，而必需用战略的眼光去考虑自身的长远发展。

（二）在解决当前急救工作的同时，更注重人类康健的深远探索

医疗机构对科学的探索是无止境的，不能满足于现有的医疗水平而停滞不前。医院面对新的市场竞争形势，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与是否有较高的医疗技术，医疗机构提出的“科教兴院”是各级医疗机构正确的战略选择，紧紧抓住医疗科研这个环节，势必带动医疗机构的长远发展以及人民医疗水平享受程度的提高。

（三）在注重数量上的覆盖面的同时，更注重医疗质量的改进

医疗质量是医疗机构的生命，也是与广大患者生命息息相关的关键因素。因此，医疗机构必需始终如一的致力于医疗机构的持续改进，把重视医疗质量、提高医疗质量作为全院工作人员的思想导向和自觉行为。

（四）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更注重社会效益

医疗卫生服务业是带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公益事业，担负着治病救人、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责任，与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它直接关系着国民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全局。

（五）在发挥两个基本点效益的同时，也注重内部的经营管理。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医疗机构改革的不断前进、医院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医疗服务业的市场化趋势将更明显，特别是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市场竞争机制进一步加强，零距离的竞争将使我国医疗行业发生巨大变化。医疗机构要适应经济全球化下的医疗市场竞争，把握好医疗机构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就必需引进内部经营管理理念与模式，用新型的管理方式来提高医疗机构的整体效益。

（六）医疗机构的会计核算基础、会计要素、会计等式、内容及方法均不同于一般企业单位

2010年12月，国家财政部、卫生部《医院财务制度》与《医院会计制度》，明确规定：“《医院财务制度》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级各类独立核算的公立医院”，“会计要素为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费用；会计平衡公式是“资产=负债+净资产”，这些方面均与企业的核算方式存在较大差异。

二、信用评价的特殊性

医疗机构的行业性质决定着其有着与其他行业完全不同的专业特色，也要求建立一套适时适用的信用评价体系来对它有一个公正合理的信用评价，以充分体现医疗机构信用评价体系的特殊性。针对上述提到的医疗机构行业特殊性，本文探寻出医疗机构信用评价的特殊要求。

（一）医疗机构信用评价中，更应注重医疗机构科研成果的两个效益以及新技术、新方法投入产出的效益评价

医院科研项目的研究是高风险的，一个成果往往是多个领域的基础理论和数项技术的综合体，需要大量的研究投入。同时，医疗机构的科研更应注重使用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如科研成果无法运用到临床实际，那么前期的大量投入换回来的只能是一张鉴定证书，对于医疗机构本身来说，这将面临着很大的

资风险。因此，有必要对科研项目的成本效益风险进行评估。

（二）医疗机构信用评价中，更应注重医疗机构资源投资效益的评价

由于医疗机构机构技术含量较高，许多诊疗活动必需借助于一定的医疗设备才能完成，而目前，一方面卫生资源极度缺乏，另一方面卫生资源浪费现象又很明显。

（三）医疗机构信用评价中，更应注重医疗机构医疗安全风险的评价

随着老百姓对医疗质量要求的日益增强，医疗机构的医疗活动风险日益提高，一例医疗纠纷往往给医疗机构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与声誉等无形资产的损耗，某种程度上甚至会拖垮一家规模本身并不算大的医疗机构。因此，医疗安全问题直接关系着医疗机构的生存，有必要对医疗机构医疗活动安全进行风险评价。

（四）医疗机构信用评价中，更应注重医疗机构发挥社会效益、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方面的评价

我国医疗机构运营管理应具有双重效益：一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医疗机构是公益性医疗福利保障体系的载体，具有社会属性。二是医疗机构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资源消耗，需要获得经济补偿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经济收益，即医疗机构的经济效益。

（五）医疗机构信用评价中，更应注重医疗机构内部经营方式与成果方面的评价

随着民营医院的发展，在医疗卫生系统中引进了有效的竞争机制，医疗机构要适应这一竞争，并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需引进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理念与模式，用新型的管理方式来提高医疗机构的整体效益。对内部管理也必需进行制度化管理、战略性策划、改革化发展。

（六）医疗机构信用评价中，应根据医疗机构会计核算的特点设计具有医疗机构特色的指标进行评价

应取消企业特有的资产报酬率、利息保障倍数等评价指标，配以与《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相配套的、适合医疗机构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预算执行率、财政专项拨款执行率、业务收支结余率、均次费用、百元收入药品卫生材料消耗、人员经费支出比率、药品比例等指标。当然如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总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增长率等通用指标可继续沿用。

医疗机构行业的特殊性使其有着与其他行业完全不同的专业特色，它迫切地需要有一套适时适用的信用评价体系来对它有一个公正合理的信用评价。因此，必需根据医疗行业的特点，量身定做一套适合医疗机构的信用评价体系[4]。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评价相关医疗机构的信用状况。

参考文献：

[1]李乐波，尉晓红，朱晖.医疗机构信用评价体系建立的必要性研究. 现代经济信息[j]，2009，（6）：140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4）

【中图分类号】R19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8231（2011）11-1962-02

1 中医药在国外发展现状

1.1 国外中医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情况

国外中医医疗机构主要分为中医、含针灸、诊所、中医门诊部，西医医院中医含针灸科、中医医院等。 这些中医医疗机构遍布全世界160多个国家或地区，在日本、朝鲜、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英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美国、加拿大、巴西、古巴等国家的部分医院均选择性设有针灸、推拿、中医科室或疼痛门诊，每年为数以千万计的各国患者提供卫生保健服务。各地诊所数量差异较大，规模不一，科室设置迥异，在亚洲和欧美一些国家， 中医针灸诊所数量较多， 科室设置较全，通常配备中医诊疗常用的设施设备。 而在非洲、中医药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机构数量较少。德国大约每15 000人中就有1家中医或针灸诊所, 美国约有8 000多家针灸诊所，荷兰约有1 600家，法国约有2 800家，澳大利亚约有3 000多家中医诊所和近3 000家针灸诊所［1]。

国外的中医院数量较少 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一些国家 新加坡约有20家中医医院。 近几年，德国、法国也陆续建立3所中医医院，均设有病床。在我国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中药店内还开设坐堂医诊室［2]。

截止到2008年初,国外中医医疗机构有 5万多家 ,针灸师超过10万人 ,注册中医师超过2万名 ,每年约30%的当地人、超过70%的华人接受过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3]。从1987年到2005年, 我国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54 700 余名来华学习中医药的人员。WHO在亚洲设立的 15 个“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中有13个与中医药有关,其中7个设在中国［4]。

目前全澳有中医执业医生超过2500名 ,另有约3000名以中医为辅助医疗职业的从业人员。每年中医及针灸门诊人数最少280万人次。1985年法国的针灸师达7000-9000人,拥有近10个针灸专门学校,18个针灸、中医研究单位,6家针灸杂志，中医从业人员达 1万人［5]。西方人使用中医药的比例接近40%,50%的人受过高等教育,80% 以上病人母语为英语［6]。目前国际上中医药从业人员大约有30-50 万人［7-9]

1.2 中药业市场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在全世界有40亿人使用中草药治病，占世界总人口的80％。2009年我国出口中药产品销售额达到了8.3亿美元, 中草药贸易超过200 亿美元［4]。亚洲、北美和欧洲是中药出口的主要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约占中药出口总值的2／3。这几个市场的中药出口近几年都稳步增长。2008年中药对亚洲出口4．86亿美元，对北美出口1．05亿美元，对欧洲出口9 270万美元，对非洲出口1 049万美元，对大洋洲出口889万美元，对南美洲的出口975万美元。目前，全球四个主要中药市场为东南亚及华裔市场、日韩市场、西方市场、非洲及阿拉伯市场。法国对中草药研究的力度低于日、美、德等国，每年用掉中草药达35 000吨左右［6]。中药在法国是不能作为药品进口的,目前一小部分中草药制品只能作为食品、营养品、补充食品等进人法国。较常用的中药饮片、中成药 ,以及针灸用品等均有销售。

目前 ,世界传统医学治疗市场每年达到 600亿美元 ,而且仍在不断增长。80%的非洲人求助于传统医学 ,而在中国、朝鲜、韩国和越南,传统医学已完全进入医疗健康体系。在发达国家,传统医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德国,77%的医疗单位建议病人用针灸治疗疼痛［3] 。中药产业规模小， 行业集中度低。中药研发能力严重不足。

1.3 国外中医药立法

世界各国政府现在日渐意识到中医药学的重要性，积极推动中医药学在本国的发展。2006年召的世界传统医学政府论坛上,WHO和东盟力促传统医学纳入国家医疗体系，1996年美国批准针灸作为治疗方法。截止到2007年，中医药在中国、澳大利亚、阿联酋、泰国、越南、新加坡、加拿大、南非等8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合法地位。世界上有54个国家制定了传统医学相关法案，92个国家颁布了草药相关法案。在朝鲜、 越南等国家已被纳入国家医疗保健体系，美国有42 个州对针灸进行了立法， 意大利、 奥地利、 巴西、 哥伦比亚等国也对针灸进行了立法，承认针灸的合法地位［3,5,7,8,10,11]。

随着中医药为更多的人接受，各国保险业也陆续将中医、中药、针灸纳入保险覆盖范围。韩国国家卫生保险制度中包括传统医学，政府在1980年将在韩国的中医称为“韩医”，允许其存在并纳入医疗保险范畴。日本于1976年经厚生省通过，汉方正式列入健康保险，210个方剂、140种生药在全国范围内被列为医疗用药（处方药），自1991年1月起，部分针灸费用可从医疗保险中支付。 2003年 9月英国补充替代医学委员会通过了中医跨行业注册,西草药、中医、印度传统医学、针灸等行业平等地参与立法注册,从而保证了中医的整体性和应有的法律地位。新的法令法规于2011年4月正式施行，成为第一个进行中医药立法的欧盟国家［12]。

1.4 中医药治疗病种

目前国外中医临床上主要使用针灸方法，中药的应用也正在逐渐增多。中医药治疗的病种较多，中医对下列疾病具有较好疗效：（1）呼吸系统疾病：如流行性感冒、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等；（2）循环系统疾病：如心力衰竭、病毒性心肌炎等；（3）消化系统疾病：如病毒性肝炎、溃疡性结肠炎、慢性胃肠炎、药物性肝损伤等；（4）泌尿系统疾病：如慢性肾炎、非感染性尿频、尿失禁等；（5）内分泌系统疾病，如甲状腺疾病、Ⅱ型糖尿病、肥胖症等;（6）免疫性疾病：如克隆病、多发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7）神经系统疾病：多发性神经痛、弥漫性神经性皮炎、三叉神经痛、中风偏瘫、面神经麻痹等；（8）生殖系统疾病：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症、不育症、阳痿、、月经病等；（9）其他：;慢性疲劳综合征、更年期综合征、皮肤病等。

1.5 中医药教育

法国是开设中医私立学校最多的欧洲国家，也是开设中医私立学校最多的欧洲国家,2005年达到了40所，学制2-4年不等,每年培养的毕业生在500人左右［6]。法国就在7所医学院设立了针灸文凭,凡是应用针灸的医生必须获得由医学院颁发的针灸文凭。德国有中医学校几十所［13，14]。

国外中医药教育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与中国合作办学，引入中国优质的教育资源，在中国中医药教育界的积极支持下，境外中医药教育发展较快。国外中医药教育现有1～5年各种学制，招生对象也包括一些医学专业人员，如医生、牙医、护士、治疗师、康复医学人员等；专业设置有中医专业、针灸专业、草药专业及养生康复保健专业；开设的课程包括中国哲学、中医基础理论、中国医学史、证候学、中医诊断学、汉语、中药学、方剂学 、药用植物药、中医临床各学科、针灸学、推拿按摩、体育疗法、食疗与营养疗法等，总学时数约1800～5000h左右，主要为课堂教学，也有一定课时的临床见习和实习，全日制或业余。

1.6 中药研究

近年来,西方国家一些医药学术机构已开始重视中药的研究,以植物药为例,西方有40家植物药研究机构,500多个研究项目。在日本,许多汉方药企业建立的汉方研究机构从事汉方药物研究,建立了药材生产基地。在英国,Phynova公司以中草药为基础,开展抗感染和抗肿瘤研究。在意大利开展中医药治疗肿瘤、糖尿病的研究。估计有170多家大型国际制药公司在从事包括中药在内的传统药物的研究开发工作。美国NIH和艾滋病防治中心分别对300余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和有效成分研究,从植物药中寻找抗癌活性成分,取得了较多成果。俄罗斯在中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对中医药特别是中药开展了不同程度的临床科研工作。国际上申请中药与其他植物药的专利数量亦在迅速上升。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芬兰、新加坡、巴西、俄罗斯等积极开展中医药科研方法之研究、中医临床研究、疾病的中医疗法研究、中西医比较研究、中药药理及毒理研究等。

2 国外中医药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医药学在绝大多数国家中属于非正规医学范畴，在西方发达国家仍然被归类为补充替代医学的一种, 在医学教育体制中均无合法地位。目前国内中医系统的杂志还没有一种进入美国《科学引文索引》；中医药学，虽然有许多国家建立了中医药、针灸学院，但课程设置多不完善，无材及考试标准，教育水平不高。

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尚未被国际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中医药也未进入国际医保主流市场，中医药国际化人才缺乏，具中医药特点的国际标准规范尚未形成，中医药产品和企业国际竞争力弱，对中医药的基础性研究大都属民间机构活动,自然难以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国外针灸研究基本停留在临床疗效客观性,机理研究不够。

中药材饮片和制剂质量不稳定,影响临床效果［15]。中医药学在临床、科研、教育、中药等领域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我国中药产业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我国中医药工业1300家企业中，中小企业占90% 以上，排名前10的企业销售额之和仅占整个中医药市场的23.7%， 而世界排名前20 的医药企业占据欧美市场的比重则达90%，占世界医药市场的比重达60%。我国对中药作用机理、 物质基础以及新技术、新方法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统一的质量控制与检测标准，与国外“洋中药”在技术含量、生产工艺等方面的差距明显。我国药用资源丰富，药用植物约有5000余种，但作过化学或药学研究的不过20%，600多种中药中不少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药物，不能跻身国际市场。中药出口混乱的问题严重影响着中药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16]。

3 建议

3.1 加强国际中医药动态研究

应该建立一支研究“世界传统医学及中医药在国外”动态信息的专业队伍，系统收集、研究上述信息，作为领导决策的耳目、参谋与助手；成为中医药医、教、研、产、经、销机构的良友与顾问。

3.2 不断提高中药材及中成药质量、疗效

推出适合国际医药市场的中医药重点产品，如治疗疑难病症的中成药、养生保健营养型中药产品以及适合国外不同层次、不同科别的中医药人员学习需要的中医药学教材等。

3.3 拓宽与国外中医药交流渠道

在国外推广中医治疗,还需注意结合具体情况,比如人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工作节奏等 ,来考虑疗程、中药剂型、中药品种等具体问题，与各国政府与机构合作举办国际或国外中医药大学，开展正规的中医药教育。

3.4 加强中医药涉外人员的培养 中医药走向世界需要一大批既懂中医中药，又熟悉外语及外贸业务的各种专业人才，包括市场调查人员、科研协作人员、合资管理人员、医疗教学人员、翻译写作人员、跨国经营人员等。因此，除中医学院原有专业外，有条件的科研、教学、医疗机构应注意开设涉外人员的培训班及专业。从而加速中医药国际化的进程。

3.5 制订中药标国际标准

要成立专门机构， 组织专家制订符合中药特点的中医药标准，包括中药疗效和安全性评价与再评价标准， 中药材、中药饮片、提取物及制剂的质量标准，中医药名词术语标准,中药生产和质量管理规范等主要技术标准等，以形成以中国为主的国际认可的中药标准体系、中医药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审查标准和组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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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邢冲. 英国中医立法回顾与思考［J]. 环球中医药,2009,2(2):155-156

［13］ 简柳军. 中医药在法国的现状与展望［J]. 新中医,2008,40 (12):107-108。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5）

卫生立法转移到全国人大有助于跳出部门利益的局限。卫生立法不仅仅是卫生一个部门的问题，还涉及到全社会很多领域的问题，不能根据一个部门的利益来推进立法。在立法过程中，目前还有很多争论，例如是叫“卫生基本法”还是“国民健康促进法”？如果是叫基本法，对医疗卫生工作会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但是很多方面争论很大，涉及的敏感问题非常多，短期内很难统一思想，特别在卫生系统内部也有很多争论，会影响立法进程。现在还有叫“国民健康促进法”的提法，完全是走行政法的路径，规避一些敏感性问题，可以使法律尽快出台，制定出来后，即便位阶低，但制定出来就比没有法律要强。“健康中国2020”这个规划的内容很丰富，参考了很多国外立法，但线条较粗，原则性的东西较多。希望能够对国外的有关立法和执法进行深入研究，为国内卫生立法提供借鉴。

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刘继同――社会参与是卫生立法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从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等方面对立法工作做了部署。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立法的公众参与、各界参与也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近几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等数部法律都吸引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在卫生法的立法过程中，我们应当发出学界的声音，把它变成公共政策议题、社会政策议题，让社会各界通过各种形式尽量参与到卫生法的立法进程当中。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邓勇――多方参与卫生立法，规避专业局限和利益保护

这个法需要承接宪法有关条文、体现医改成果。医改应在有法可依的条件下展开，现在的立法和改革都是碎片化的、无序的，一些改革措施的推行需仰赖人的因素。立法还存在部门立法问题，如《医疗纠纷预防处理条例》的制定就涉及很多部门，而不能由一个部门来立法，需要社会参与、各个职能部门共同思考，切实形成有效合作、专业分工的立法机制，还必须有专家学者的参与，防止部门的专业局限性和自我利益保护。

现在立法多如牛毛，卫生基本立法如果要在如此庞大的体系中提取公因式，制定通则性质的法律，难度很大。现行卫生法律之间的关联性差，缺乏足够的内在联系，提取难度也较大。立法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明确政府的权力和责任范围；二是政府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投入和保障的责任；三是构建公平、高效、可及的卫生服务体系；四是明确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能定位；五是明确基本医疗卫生涵盖的内容，提高卫生治理的能力，建立统一规范的卫生监督管理制度。

另外，现在各方对立法的目标认识不一，全国人大要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有的学者认为制定“基础性卫生法”，“国民健康法”“公民健康促进法”，名称不统一，导向也不明确。究竟是以公民的健康为导向，还是以国家的卫生建设为导向，有待明确。对于这个重要的命题，学界也应展开讨论。总之，通过卫生基本法的制定，明确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地位、功能，明确他们的权利义务，通过基本法的制定实现科学管理原则与方法，运行的规范化、制度化，形成一个高效的运行机制，同时为卫生执法和司法提供基本的准则。

讨论5立法框架和内容：如何有效分层？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宋大平――卫生立法内容框架确定，要比照医改架构

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承担了该委法制司基本医疗卫生法立法重大问题立法构建研究的项目。我们研究认为，应将分配正义作为立法的理念，并对卫生发展改革的主体做了归类，研究这些主体与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前法学界关注更多的是患者权利，现在我们则关注参加了医保的全民。我们按照与医疗卫生服务的关系，将医疗卫生参与主体划分为政府、参与的行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的机构等组织者，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等提供者，全民、参保人、患者、特殊人群等使用者，以及媒体、专家、慈善机构等旁观者，并对他们的权利义务做了配置。

在立法定位方面，既然叫基本医疗卫生法，我们就按照医改的走向和架构将法律的内容框架确立下来，分了四个维度：第一个是筹资；第二个是筹到钱后购买服务，从医务人员个人层面、机构层面、体系层面进行引导；筹资和服务提供是在国内医药市场的环境下开展的，所以要考虑的第三个维度是医药市场，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准入，一个是交易。在准入方面，研究医务人员、产品、机构怎样准入；在交易方面，市场机制天然有不正当竞争的倾向，需要规定政府责任、制止不正当竞争；第四个维度是卫生治理，立法要在行政的层面规定与卫生、健康有关的职能，政府部门之间职责如何划分，卫生机构之间的职能如何分布，政府和参与服务外包的机构之间职能如何分工，公民怎样参与，明确如何解决调解纠纷、民间医药、媒体如何发声等问题。

第一个维度的筹资问题，从政府、社会、个人三个不同等级间的责任进行划分。在服务分配上，考虑在治未病、治小病、治大病方面如何分配――治未病，要看预防服务要用多少费用；治小病和治大病，则要看现在的医保政策更多偏重于报销住院还是报销门诊，比如现在对于门诊，三项医保当中新农合报销比例高一些；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有的并没有推行门诊统筹，只是门诊的一个账户，门诊是不是统筹，要做一个规定。

至于服务提供，在个体层面，医生大处方、大检查的情况比较多，需要在个体层面区分所提供的服务是销售性的还是劳务性的。在立法时还需要确定资质问题，保障劳务提供者的经济利益，比如提高技术性、劳务的价格，设定符合行业特点的医疗卫生人员薪酬标准；在机构层面，则应当保证医疗机构对剩余索取和配置的权利，例如支付制改革都在从后付制向预付制转变，因为如实行绩效工资制、收支两条线制的改革，很多医院通过支付方式改革省下了钱，却不能用于分配，这将挫伤医疗机构的改革积极性；在服务体系的层面，现在提倡大健康的概念，体现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慢性病全程管理的理念，因此针对当前公共卫生、医保的钱相互独立的情况，需在横向层面，让公共卫生、医疗、康复、临终关怀这些机构合作起来，用疾病全程管理的理念去整合；在纵向层面，如医疗集团、医联体，会产生虹吸效应，只要有一个龙头医院在里面，就把患者全吸走了。因此在立法方面，有关医保的规定要体现支付方式改革的精髓――病例组合包括了高消费和低消费的，疾病的复杂程度有轻、中、重之分，让医疗机构在单位内部组合起来，在医联体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实行有差别的支付安排，这就产生了患者合理流动的动力。

第二部分内容，对于多点执业，要让医生即便到基层医疗机构服务，仍按原来的大医院标准支付，让他们有动力为基层患者服务；还有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外部政策，才能让它更好地运作起来？

第三部分内容是医药市场。以前常说社会办医，但是需要明确社会办医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在发达国家，保险金融市场是很关键的，起到了“啄木鸟效应”。我国下一步推动健康服务业，会凸现保险金融机构的作用，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健康服务业的保险金融市场。在公益性保障方面，则需要保障医务人员的薪酬。

关于公共机构和卫生筹资问题。筹资是个大的概念，包括医保在内。从服务提供角度看，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从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险、康复、临终关怀等领域看，不同机构的布局功能究竟如何，公立的、私立的医疗机构布局怎样去划分等。医药市场需要公共机构去负责医药产品、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市场准入等问题，市场交易也需要一个监管机构；卫生治理的公共机构维度存在行政部门之间的划分、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职能划分问题，还需要规定公民参与决策的渠道和方式，规定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

关于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划分问题，基于正义理念，对于权利义务的划分不能只看患者，还得看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权利义务、医药市场各个主体之间在卫生治理下的权利义务又该如何。

关于筹资和基本服务包的问题，应围绕服务包来制定市场规则。人员方面和筹资相对应的是人员的薪酬水平和来源，和服务提供相对应的是培养教育和执业的管理制度，都需要做原则性规定，难以过于细化。与人员和医药市场相对应的是人员准入和流动的方式。法律责任和争议理念相对应的是先赋权。只有先实现权利才能履行义务，在违法情况下才有法律责任。法律责任和卫生筹资相对应的是侵占、挪用资金的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法律责任和卫生服务提供相对应的是公民提起行政给付诉讼的构成要件和操作方式；其他行政诉讼的要件、侵权之诉、合同之诉、刑事诉讼的要件和方式。对应医药市场的是不正当竞争的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翠霄――卫生基本法内容关系到社会福利

不久前，社科院老干部局向退休老干部们征求对“十三・五”的意见，透露出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消除贫困”，另一个是“建成小康”。消除贫困后是否意味着建成小康社会了？我认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是2000多年前孔子给小康社会的界定。以这个标准看，目前还没有实现小康社会，这是2020年的目标，是福利问题。制定卫生基本法也关系到社会福利。目前我国医疗保险还很不完善，在农村范围内实行保大不保小，如果几年不住院，就不能充分享受到新农合的好处。其实，平时吃药，费用并不少，这对农民也是很大的负担。现在农民就怕因病返贫，而且无论城乡，大家不怕穷，不怕老，就怕病。

除了医疗保险，还需要护理保险。1986年，我国残疾人是6200多万；2006年上升到了8200多万。在新增的2200多万残疾人中，有75%是神经官能失常的老年人，因此当前亟需建立护理保险制度。医保制度可以规定，凡是参加医保的人都必须参加护理保险，因为被保险人一旦需要护理，参保后就能明显减轻经济负担。另外，如果把公民的医疗卫生需求都推到市场上，效果并不理想。以英美等国为例，美国是市场化体制，只为穷人和老年人提供医保和救助，在职人员有商业保险，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比英国的制度好？不是！美国实施减轻财政负担的政策，国民卫生总费用高，绩效也不行，平均寿命比欧洲人短。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处长曹艳林――“基本医疗卫生法”立法将为“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提供重要的法制保障。

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应有法制作保障，没有法制作保障的健康中国战略将难以实现。当初“健康中国2020”作为部级战略起草时，主要的起草专家由医疗卫生领域的专家和部分管理学、社会学专家组成，就法律、法制对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了战略起草专家委员会未能将法学专家纳入其中，也导致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中医疗卫生法制建设内容的缺失。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将“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战略的完善和实施应该有医疗卫生法制作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法”的制定将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法制保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要进行“基本医疗卫生法”立法，首先要明确该法的法律定位。以前法学界对医疗卫生法律问题关注比较多的是医疗纠纷预防处理立法，对于涉及医疗卫生全局性、根本性问题的“卫生法”或是“基本医疗卫生法”则关注不多。从法律性质来看，“基本医疗卫生法”不属于民法，若说是行政法也比较勉强，而将‘基本医疗卫生法”定位为社会法，从社会法立法的角度进行立法，可能比较合适。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6）

关键词：基本药物制度；社区医疗；消费行为

0引言

医药卫生事业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健康是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为解决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矛盾，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09年8月18日启动和部署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同时公布了《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暂行）》、2009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部分）》三个文件。这标志着我国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正式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制定和推行旨在改善目前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用药。

1基本药物制度对医药消费的影响概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改善医药卫生服务将会有更高的要求。当前，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普及基本药物制度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1]就医疗消费行为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医疗卫生政策的建立会制约医疗卫生资源与各方面利益的重新分配，从而影响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医疗消费行为；另一方面，居民医疗消费行为既能反映出医疗卫生政策的实际成效，也能影响到我国医疗卫生政策的顺利进行。[2]

新医改提出“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按照防治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中西药并重的原则，结合我国用药特点，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我国基本药物品种和数量。”[3]建立和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目标在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我国把减低群众基本用药负担、保障人民利益贯穿这一制度建设的每个环节，于各个环节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在医药消费行为中的具体表现为：在药品质量环节，加强对基本药物质量监管，确保基本药物的质量，保证用药安全；在价格制定环节，国家统一制定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同时，在基层实行零差率销售，取消15%药品加成，增加医药消费中的可得性和可及性；在基本药物使用环节，国家要求基本药物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使用，促进医疗机构优先合理使用药物，规范用药行为，避免药物滥用，同时，改革“以药补医”机制，减低人民群众不必要的用药负担；在支付报销环节，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药品报销目录，基本药物报销比例要高于非基本药物，降低个人支付比例。[4]

2基本药物制度下无锡市居民社区医药消费行为的调查分析

2.1 研究的方法与工具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过程中主要针对新医改、基本药物制度等问题与被调查对象进行交谈，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居民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社区医疗机构的看法和态度，以及他们社区医疗消费的情况，对社区医疗消费未来发展的看法等。

同时，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和研究的内容，本研究自行编制了调查问卷。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消费者的基本情况，包括家庭所在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等；②消费者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认识和态度情况，包括主要关注基本药物制度的哪项措施、目前药品领域的主要问题、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的保障措施等；③居民社区医疗消费行为情况，包括对一些疾病的认知情况、对社区医疗机构的认知情况、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利用率、每月购买费用、选择医疗机构的依据、实施后医疗费用等方面的变化等。

2.2 研究的对象本研究在无锡各城区的公共活动场地向居民发放调查问卷。同时，考虑到一些居民文化水平有限，采用一人一表的代填式问卷调查。总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66份，剔除其中不合格问卷7份，收到有效问卷159份。在有效研究对象中，城镇人口83人（占52.20%），农村人口76人（占47.80%），年龄分布广，性别构成适当。

2.3 研究的结果对调查的数据运用Excel软件来分析认知和态度情况的人数所占的百分比；运用SPSS11.0软件来综合统计不同的性别、年龄、学历及文化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所占的比重，分析他们之间存在的关系。并结合图表的形式将结果如实的表现出来，使分析数据具有真实性、科学性。

2.3.1 居民对基本药物制度及社区医疗机构的认知及态度分析

2.3.1.1 居民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认知情况分析对于“您对这次医改中的基本药物制度的关注程度”这一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5.09%的消费选择了“非常关注，有深入的了解”，有32.08%的消费者选择了“有大概的了解”，有36.48%的消费者选择了“只听说过”，还有16.35%的消费者不知道有基本药物制度。了解和不了解的消费者占到了大致相同的比重，由此可知，消费者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认知度比较低，缺乏了基本药物与非基本药物辨别意识。

2.3.1.2 居民对社区医疗机构的态度分析在对社区医疗机构的理解的调查中，其中有15.72%的的消费者认为其设施简陋，医疗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及经验；有9.43%的消费者认为它是私人小医院，价格偏高，不放心；有5.66%的消费者不知道其具置，具体情况等；还有69.18%的消费者认为他能切实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而且离家近，很方便。由此可见，大多数的消费者对社区医疗在心理上是可以接受的。

2.3.2 居民社区医疗消费行为调查分析

2.3.2.1 居民购买药品的频率分析调查显示，无锡市居民对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关注程度一般，只有37.47%的居民会经常购买药品，预防一些常见病，如感冒、咳嗽等；有35.85%的消费者只是在身体不好时才去购买药品；还有26.42%的居民患一些小病时不用药，等稍严重时才用药。

2.3.2.2 社区医疗机构利用率分析在有关居民是否经常去所在区域的社区医疗站等问题时，只有16.98%的居民会经常去；有50.94%的居民会只在生病的时候去；有23.27%的居民偶尔只是去领药打针；还有8.81%的居民从来不去社区医疗站。数据显示社区医疗站的利用率较低，从一定程度反映了居民对社区医疗站并不完全信任。

2.3.2.3 对于基本药物最为关注的因素的调查分析在调查中发现，对于基本药物，居民最关心的是基本药物的质量，占总调查人数的45.28%；其次是基本药物的定价与基本药物的报销，分别占总体的28.30%和22.64%；少数居民关心各级卫生机构的药品配备。这些数据一定程度反映出居民对社区医疗机构的关注度低。

2.3.2.4选择就医地点的考虑因素分析调查发现，居民在选择医院时最大程度考虑的是费用问题；其次是病情需要和医院的服务质量，两者占到了相同的比重；超过一半以上的居民会考虑医院是否离家近、医院是否可以报销等；只有少数的居民会选择名气大的医院。居民选择医院时并不是盲目的，而是考虑能否切实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

同时，从调查数据中发现，27.67%的消费者会选择去社区医院或乡镇诊所；大部分居民还是选择去公立大中医院，占到了62.26%；8.81%的消费者会去私立大中医院；少数居民选择去小医院，占总体的1.26%。可见居民对社区医疗机构的信任程度较低，由于消费者对社区医疗机构缺乏信任，这就制约了社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3基本药物制度下提升居民社区医疗消费行为的建议

3.1 对医疗机构的建议

3.1.1 设立医疗机构时应考虑周围的环境因素研究发现，57.23%的居民就医时会首选离家近的医院，因此可以选择在几个社区的中心位置设立医疗机构，不管是公立大医院还是小型社区门诊，最主要的是可以在第一时间给予快捷方便的得到诊疗。

3.1.2 全面落实医疗改革政策，贯彻执行基本药物制度我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基本目标是：提高药品的可获得性；保证药品的可支付性；促进药品的合理应用。其中，倡导合理用药是基本药物的宗旨。因此，社区卫生医疗机构应深入贯彻基本药物制度，着力解决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1.3 全面提高社区医疗服务质量调查显示62.26%的居民关注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在居民对社区医疗机构的态度分析中有近40%的居民持消极的态度。所以，迫切需要从医疗器械和医疗环境等硬件设施的改善、医护人员的临床知识和临床经验的提升以及医护人员服务质量的优化等多方面提高社区医疗站的服务质量。

3.2 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建议

3.2.1 加强对基本药品及社区医疗的宣传管理调查显示居民对基本药物制度认知程度较低，对社区医疗机构信任度较低。基本药物制度推行成功与否和社会对基本药物的认识程度有很大关系。相关部门可以加强基本药物制度的宣传，全面体现社区医疗的优势，正确引导人们对基本药品的认识，形成良好的社区医疗消费理念。[5]

3.2.2 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药品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虽然《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及配套措施，初步确定了药品的法律界定，完善了药品的审批制度，对药品的生产经营、广告宣传和监督管理都作了相应的规定。然而，《药品管理法》和《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却没有相关条款来规范、约束、引导基本药物制度的推行。因此，进一步完善有关药品监督管理方面法律和法规，有利于基本药物制度的进一步推行。

3.2.3 加强与药监局，卫生部等部门的合作，增强监管力度规范药品市场经营秩序，要与药监、卫生等部门加强合作，形成强有力的监管网络，打防结合，标本兼治，堵住源头，管住流通，切实规范药品市场经营秩序。加大监管力度，严惩虚假宣传违法行为。除了定期的检测监管外，要根据群众举报，随时出动，及时查处，消灭虚假宣传违法经营行为。

4结语

随着新医改方案的提出，各项医疗改革制度如火如荼的进行，今年是医改方案的收官之年。本文通过以无锡市消费者为代表，从消费者对基本药品的认知、社区医疗机构态度及消费行为三个方面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运用消费心理学、消费行为学、市场营销学、市场调研、营销策划、统计学等相关专业知识，反映出无锡市消费者社区医疗消费行为的现状，分析了消费者社区医疗消费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包括对企业药品营销的建议、消费者个人购买行为的建议和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希望通过上述调查与分析，能对改善社区医疗、完善基本药物制度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李艳杰.新医改下的中国医药市场潜力[J].市场研究，2009（10）：23-26.

[2]曾智，贺云龙.新医改政策对医疗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0（06）：11-12.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7）

1部分文献综述

保险公司的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局面在不断变好，但是相关的运行机制还不够成熟完善，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受到许多因素限制。现在商业医疗保险的运作模式很难限制医疗服务行为，进而无法控制医疗费用过高的增加，阻碍了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

1.1关于道德风险理论

亚当斯密(1776)在他写的《国富论》一书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道德风险这一概念，但文中的内容写到了这一风险的存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的经济学家提出了道德风险这一概念，意思是在经济活动中一方竭尽的获取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这种行为同时对别人不利，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对于道德风险问题一开始是ArrowK.J(1953)在《具有不确定性的医疗保健经济学》写到,他从道德风险出发，对保险合同成立后被保险人为了保险赔偿金而做的欺诈事件进行了探究。他探究完以后写道道德风险是被保险人的个人倾向行为模式，由于保险保障的存在而发生了变化。Dionne（1954）在之后的一年更深一步探究，因为保险事故除了当事被保险人自己最清楚真像外，旁人的勘探很难得知事故的真实原因，所以众多保险人的调查只有从被保险人的口供来判断保险事故的发生原因，他最后总结道保险人的部分保险是最优均衡结果。LaffontMar-timort（1956）在道德风险疑问探究出现的第三年后于《激励理论：委托模型》中做出了随机保险收益模型，有竞争性市场下的，也有垄断性市场下的，最后总结出道德风险存在于保险市场，保险公司的破产原因里面可能就有道德风险的影响。时洪洋、郑先平、周杨（2014）提到说在保险市场中,保险合同成立后，如果被保险人因为疾病而在医疗机构花费的费用，其中部分是可以找保险公司报销的，具体怎么报销也是按照此前双方签订的商业医疗保险合同的内容来参照视情况而定。由于商业医疗保险里报销的相关规则，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人为了获得更高的安全性，以便支付更少的保费，他们会试图隐瞒他们的病史或为他们投保疾病，或将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而不注意他们的健康问题，所以，投保人这种疾病的发病率高却又隐瞒了保险公司，这是非常规履行保险合同，投保人的这种行为通常来说就是叫做事前道德风险。当投保人自己心里清楚又故意隐瞒的疾病发病时,一是为了治疗自己的疾病,二是知道自己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商业医疗保险合可以去报销支出的医疗费用，三是常人对疾病的畏惧心理因素，想要自己痊愈重新获得健康的身体状态,这些原因会使得投保人到医疗机构就医时会产生很强烈的医疗需求,要求尽可能高的医疗服务水平，投保人这种放大了自己医疗费用的行为,通常来说叫做事后道德风险。

1.2关于我国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的研究

1.2.1定性研究。关于我国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陆越（2016）提到，商业医疗保险市场中，道德风险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事前道德风险，一种是事后道德风险以及事后道德风险中的需求一方的风险。商业医疗保险前期道德风险观点通常来说，就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商业医疗保险合同后，主观上就有对商业医疗保险合同的依赖心理，还有对自身疾病不一定会出现的侥幸心理。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维持的投入变少，对疾病的预防减弱，疾病的出现概率也就随之上升，这样一来去医院就医医疗费用支出也自然而然的变多，最后就成了保险公司的赔付增加。由于医疗保险的标的是医疗服务的成本，其实质是为了保障投保人的身体健康，正常来说一个人要是理性的话是不会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去成为筹码的。在对商业医疗保险较长的实证研究过后，结果显示事前道德风险对医疗保险的发生率没有显著影响。投保人对医疗服务的过度需求与使用是事后道德风险的表现，到医疗机构可能小病大治，即被保险人在医疗机构消费支出过高，还可能有医疗资源的提供方对医疗服务机构的过度供应。商业医疗保险市场中道德风险占主要的是事后道德风险，医疗费用成本上升的根本原因也是由于事后道德风险的存在。所以商业医疗保险市场中道德风险问题的探究更主要的就是事后道德风险。投保人在与保险公司签订商业医疗保险合同后过度医疗消费和欺诈是其出现事后道德风险的比较主要的表现形式。关于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危害，时洪洋，郑先平，周杨（2014）提到商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产生的危害就是医疗服务过度需求投保人的道德风险行为造成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支出提高，如此一来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浪费/加大保险公司的风险。有的时候，部分医疗机构可能会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会把前来看病的患者导向花费更多的治疗手段，脱离了实在两个字，这也是网上经常看见的现象，看病贵，出现一些莫名其妙花费的医疗流水单。以上两种情况很容易造成医疗费用的过度增长，加重了保险公司的负担，阻碍了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有许多投保人在保险公司购买保险后，不会考虑自己的病情是否需要去大医院诊治，都会因为商业医疗保险的存在去大医院诊治，投保人的这种行为无疑增加了医院的就诊率和医疗服务需求，还提高保险公司的赔偿率和浪费医疗资源。既然道德风险对商业医疗保险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自然需要一些防范措施去有效削弱影响，辛桂华（2015）对商业医疗保险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后提出了一些主要对策：保险公司与医疗供给方建立合作关系；提高保险公司的专业经营能力；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增强道德风险控制能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信息共享，建立对投保人有效的奖惩激励机制。周浩翔、魏东海、古彦珏、冯欣贤、曹晓雯（2018）在研究我国商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防范的机制中写道医疗保险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学科较广，所以受信息不对称影响较大,就容易出现过度医疗等一些道德风险问题。消费者导向本就是医疗保险市场的中心,道德风险的形成与价格和需求关联紧密。美国兰德医疗保险实验此前进行过一项研究,得知医疗保险拥有的人越多、保险公司支付水平的上升、医疗保险覆盖的地域范围扩大，这些都会使得医疗费用支出不断提高,总结到医疗保险合同中每提高百分之十的支付比例那么投保人医疗费用的支出也会提高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这个结论也就是说商业医疗保险会使得投保人医疗费用增加，反映出商业医疗保险中有着道德风险存在的问题。国外的学者为了分析验证兰德医疗保险实验的结论,在该医疗保险实验的后30年里总结数据，最后证实是对的。这些进行验证的学者认为在医疗保险市场里,这条实验的结果对医疗保险政策的制定有参考借鉴的作用。1.2.2定量研究。在定性研究中有提到过商业医疗保险中事后道德风险一种表现形式就有投保人产生过度的消费行为。Zweifel与Man-ning(2000)提到投保人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后心理上知道可以报销医疗费用后自己实际支出比较少，这会显著增加医疗费用和医疗需求。医疗机构供给的过度同样是商业医疗保险中事后道德风险的一种表现形式。Emons(1997)利用瑞士某个州一些医生给病患一些手术做的安排的数据,观察了组成患者人员比例,他发现医生给一般患者安排的手术等一些医疗服务要比医生家属或者熟人多出来近百分之三十三。袁正、孙月梅、陈禛（2014）拟运用CHNS,实证检验商业医疗保险是否存在道德风险，其所用数据来自CHNS(ChinaHealthandNutritionSurvey)，想验证商业医疗保险购买决策受影响的一些状况。个人在选择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时只有两种选择，利用二元因变量Logit模型进行估计，购买时yi=1,不购买时yi=0,该模型最初由McFadden（1973）指出。假定商业医疗保险购买决策服从Logistic分布，回归结果显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年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两个结果很相似,说明道德风险这个问题影响到商业医疗保险市场。上文提到过，兰德这个公司通过政府的扶持，研究医疗保险市场，在不同的医疗计划里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分配一些参与研究的人，主要是通过不一样的付费比例。他们的结果有着充足的资金支持，有着足够多的不同参保人员来得到作比较的数据，可信度高。黄枫、甘犁(2012)通过CHNS的数据，比较两种不同的保险制度，自付比例对劳动保险制度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下社会成员医疗支出和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保险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

2问题

现在肉眼可见的城市发展速度，购买力的提高和奢侈品普及度提高，人们对于文化需求的以及医疗健康的关注度也日益增加，与此同时，医疗费用的增加以及医疗资源的不平均以及浪费问题变得更多。现如今医疗费用的提高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人口的老龄化加重、自然环境的恶化导致疾病发生率增加、大城市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工作环境给人的精神压力的变大、还有医疗技术成本的问题等因素。从别的角度来看，医疗费用逐步提高也是受医疗保险市场的道德风险的影响，就一般情况一般来说，投保人是不会抱着故意的心态去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非道义的获取赔偿保险金,但有时候投保人在与保险公司签订医疗保险合同后，相对来说医疗机构有关的医疗服务价格发生波动，投保人所需支出的医疗费用比以前是变少了，按照正常情况来说投保人自然而然的就会增加自己享受的医疗服务水平。现实生活中由于许多不确定因素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很难做到真正全面的了解，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部分投保人选择看更多的医生和开出更多的药。医疗费用由第三方保险公司支付，与此同时医疗机构内的一些医务人员知晓有医疗保险的存在，知道患者的医疗支付水平因医疗保险的存在得到提高，有可能为了提高医疗收入以及收取回扣，给患者很小的问题要进行复杂治疗，多次检查，高价药品的使用和处方的扩大导致了医疗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部分医疗资源使用过度，最后造成医疗资源浪费，保险公司也多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3建议

3.1调整起付线

在商业医疗保险合同设计中，建立合理的起付线可以加强对事后道德风险的控制。在合同中合理的起付线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投保人过高的医疗服务需求，可以减少保险公司在商业医疗保险里不必要的赔偿金损失和相关的管理成本。

3.2加强核保力度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8）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51（2014）04-0383-01

口腔医疗机构是口腔卫生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基础之一，是口腔卫生服务能力的保障。合理配置口腔卫生资源，使之能与群众的需求相适应，是口腔卫生事业持续发展的关键[1]。本研究通过对楚雄彝族自治州口腔卫生机构的配置及牙椅位配置资源进行调查，了解其基本情况，为卫生部门对口腔医疗机构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及地方口腔人才培养提供可靠数据。调查分析结果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调查2013年12月底以前楚雄州辖区内九县一市各级各类口腔医疗机构。

1.2 调查方法

采用设计的专用表格，深入到全州所有口腔卫生机构，现场走访、现场填表；结合电话采访方式（较远、人数较少乡、村）。

1.3 调查内容

楚雄州辖区口腔医疗机构、类型，电动牙科治疗椅的数量、分布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收集相关资料采用SPSS 17.0 软件对数据进行常规统计学处理 （求和 、排序等），分析楚雄州口腔医疗机构设置、分布、数量等资源基本情况。

2 结果

2.1 口腔卫生医疗机构状况

2.1.1 机构数量、类型及分布

到2013年12月为止，全州共有口腔医疗机构93家，其中市、县城中心城区84家，占机构总数的90.32%，乡、镇卫生院9家，占9.68%。而村卫生室（所）均无口腔卫生医疗机构设置（见表―1）。

3 讨论

3.1 口腔医疗机构类型、数量分析

口腔医疗机构和人力资源是衡量口腔卫生服务资源的重要指标[2]。楚雄九县一市，常住年末总人口270.1万人，共有口腔医疗机93所，楚雄中心城区43家，占46.24%。九个县中心城区共有50家，占53.76%。即90.32%医疗机构设置在中心城区。全州113个乡镇卫生院只有9所设有口腔诊疗科，市、县乡三级机构设置数统计分析有显著差异（X2 =24.487 P

3.2 口腔综合治疗椅配置分析

电动治疗椅与人员比较其流动性小，学者认为电动治疗椅是衡量基本资源的重要指标[8]。全州共有电动牙科综合治疗椅210台（见表-5），其中公立、民营私立分别占36.67%、14.29%、49.05%。楚雄市城区牙椅数120台，占57.14%，全州乡镇地区的牙椅数量只有15台，占7.14%。民营和私立机构牙椅位数均远远超过公立医院，占63.33%，并且分布不合理，这表明公立医院对口腔科重视不够，导致服务能力不足。每万人口牙椅数是世界各国用来衡量和比较一个地区口腔卫生资源的指标之一，楚雄州每万人口牙科综合治疗椅数为0.78台，云南省每万人口拥有牙椅数为0.65台，而据调查长沙市每万人口椅位数为1.09[9]，说明楚雄州人口所占牙椅数相比其他地区较少。

口腔医疗机构及牙科治疗椅是口腔卫生资源的核心部分之一，直接影响着口腔卫生服务的能力。针对目前楚雄州口腔卫生资源存在的问题，管理部门应在政策上鼓励和提倡口腔卫生资源向需求量大的区域流动[10]，让更多口腔卫生资源服务于基层广大人民群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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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左敏，吴明，王鸿颖，等.北京市城区牙科人力资源配置的研究[J].

中华医学管理杂志，2000，16（9）：543-546

[3]路振富，张颖，程睿波等.辽宁省口腔卫生机构及人力资源现状调查[J]. 上海口腔医学.2010，19（12）：138

[4]刘义.冯希平.上海市非公立医疗单位口腔卫生人力资源的调查分析[J].上海口腔医学2010，19（2）：15

[5]李刚.口腔医疗国外现状[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1-29.

[6]路振富，张颖.辽宁省中老年人群口腔疾病就医观念和行为的调

查[J]. 中华口腔医学研究杂志，2008，2（3）：282-286.

[7]吴明，宋艳丽，李曼春，等.医疗机构卫生人力配置量测算研究[J]

中国卫生人才，2000， 3（1）：19-22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9）

专项治理工作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卫生、工商、公安、药监、科技、监察、宣传等部门联合行动，以维护规范有序的医疗服务市场为目标，以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为目的，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顿。严厉打击各种非法行医犯罪活动，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的医疗行为，规范医疗市场经营活动，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保障群众的身心健康，为我市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通过治理整顿，清除危害医疗市场经济秩序的本文转载自非法行医活动，使严重违法违规案件得到依法严肃处理，医疗广告市场得到净化，各医疗机构经营活动进一步规范，人民群众对医疗市场秩序满意程度明显提高。

二、组织领导

全市医疗服务市场专项治理工作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市卫生局为主要牵头单位，宣传、工商、公安、药监、科技、监察等部门组织实施。为了加强治理工作的组织和领导，经市政府同意成立医疗服务市场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__

副组长：__

成员：__

领导小组下设整顿医疗服务市场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王改正同志兼任，市卫生局医政处副处长王红艳任副主任，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局，负责制定整顿工作计划，具体组织、协调、实施和督导医疗市场的治理整顿工作。各成员单位要指定有关负责人担任联络员，具体负责部门之间的联系并落实各自的工作任务。

各区县的整治工作在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市政府的部署，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抽调专人，扎扎实实组织实施好各区县的医疗服务市场的整顿治理工作。在全市形成市、区县两级联动，部门协作，执法有力的整顿工作局面，确保整治工作顺利推进，取得良好效果。

三、部门分工

卫生行政部门是卫生执法的主体，要进一步加大医政执法监督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行医，查处违法违规医疗行为，组织、协调、督导全市医疗服务市场的专项治理工作。

宣传部门要组织各媒体大力宣传专项治理整顿工作的意义，及时报道整顿工作的情况，监督各媒体刊登医疗广告的行为。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一步规范医疗广告的刊播行为，建立起医疗广告的长效监管机制。

公安部门积极配合卫生行政部门，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和医托的违法犯罪活动，制止房屋出租户为非法行医人员提供医疗场所，保证卫生执法的顺利进行。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的药品管理，查处使用假劣药品、过期药品和违法自配制剂的医疗机构。

市科技局重新审定医学科研机构的资格，明确科研机构的经营范围，规范医学研究机构的经营行为，禁止其开展医疗活动。

监察部门监督各职能部门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依法行政。

四、主要任务

（一）依法取缔擅自开展医疗活动的无证机构、个人诊所、未经审批的社区卫生服务站、药店坐堂医生等。（市卫生局）

（二）清理医疗机构内的非卫生技术人员承包开设专科，特别是泌尿性病和肝病科，规范医疗机构的经营和管理。（市卫生局）

（三）依法查处超范围执业的医疗机构及未注册的卫生技术人员从业（含未变更执业地点）人员，纠正违法违规医疗行为。（市卫生局）

（四）清理未经审批乱挂的“中心”、“研究所”、“专家门诊”等不规范的医疗机构名称牌匾。（市卫生局、科技局）

（五）清理医疗机构内假药、非法自配制剂、不合格的药品。（市药监局）

（六）查处为非法行医人员提供医疗场所的房屋出租户，清理非法开设医疗点的外地流动人员。（市公安局）

（七）停止各媒体刊登非法医疗广告，包括：未经审核的医疗广告，超出审批内容的医疗广告，以信息、热线、专栏、讲座等形式的软广告。查处刊登和制作非法医疗广告的广告公司、媒体和医疗机构。（市工商局）

（八）重新审核医学研究机构的资格，凡不符合医学科 学研究机构规范标准的一律撤销，禁止以医学研究所的名义开展医疗活动，刊登医疗广告。（市科技局、市工商局）

（九）严厉打击医托的违法犯罪活动，禁止以不正当的手段进行非法经营。（市公安局）

（十）组织各媒体对非法行医的行为及时曝光，揭露非法行医的内幕，向社会宣传卫生法律常识，提高社会群众的识别能力。（市委宣传部）

（十一）对行政不作为、整治工作不力、渎职等违法行政行为，要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任人的责任。（市监察局）

五、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专项治理工作实行各区县、各部门“一把手”负责制，各区县政府要成立专项治理工作的领导机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各职能部门要制定出相应的工作方案，指定专人落实各项工作。各主要负责人对重点区域、重点任务、重大案件要亲自抓，亲自查。要建立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权责一致的责任追究制，对整治工作不力，失职渎职导致管理范围和管辖地违法违规长期得不到治理的领导干部，要追究其责任。

（二）分工负责，密切合作，形成合力。专项治理工作按照依法管理、属地管理和谁审批、谁管理的原则，进一步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加强部门间的合作，形成有力的治理工作态势。

（三）突出重点，集中精力，严查大案要案。各区县、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工作和当地实际，确定整顿工作重点，要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查处一批影响恶劣、危害严重的违法大案要案，从重从快惩处，推进整顿和规范医疗市场工作顺利发展。

（四）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各部门要公布举报电话，发动群众和社会力量积极举报，置违法违规行为于社会严密监督之下。

（五）加大新闻宣传力度，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专项整治活动的意义、目的和内容，及时反映整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曝光一批违法执业的医疗机构。采取上街宣传、发放资料、知识问答、广播热线、电视专题节目等多种形式，提高群众的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自觉抵制非法行医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六）整建结合，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在专项治理工作中，各部门要结合本行业工作查找漏洞，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制定管理措施，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从根本上清除各种滋生非法行医的土壤，防止反复。

（七）严格执法程序，确保办案质量。在专项治理工作中，各执法部门要增强法律意识、证据意识和时效意识，依法严惩违法经营者，要坚持严格执法、文明办案、严格办案工作程序，确保整顿工作健康有序运行。

（八）加强信息沟通工作。各部门之间要经常互通信息，及时向市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工作经验。

六、工作步骤

（一）准备阶段（半个月）。

1．召开全市整顿医疗服务市场禁止非法行医非法医疗广告专项治理工作动员大会。

2．各区县制定整顿医疗服务市场工作方案，建立组织机构，明确工作任务，落实各项工作责任人。

（二）整顿阶段（三个半月）。

各区县、各部门按照市整顿医疗服务市场工作领导小组下达的任务，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开展全面的治理整顿。

（三）核查阶段（一个月）。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10）

ArrowKJ（1963）对医疗卫生服务的特殊性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其贡献在于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区别，提出医疗市场中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疗市场供给的不确定性以及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Asymmetry）”会导致“道德风险（MoralHazard）”、“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Feldstein（1988）从理论角度分析居民基本健康卫生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基本医疗保障尤其是公共卫生具有公共品性质，医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严重的市场失灵，必须依靠政府基金的供给。政府应该通过强化信息披露、建立合理的医疗市场进入退出机制等手段，努力消除医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逐步减小医患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不同市场地位，并建立控制医疗费用上涨的有效机制，切实减轻居民的医疗风险。Sundar（1995）和Visaria（1994）的研究发现人们自费治疗时，偏好私人机构，而非公共卫生医疗机构。

Sanjay和Pradhan（1996）从理论上研究认为赢利型医疗保险市场缺陷可能把风险高但迫切需要治疗的病人排除在被保险人群体之外，财政参与提供非赢利性医疗卫生保险服务可以纠正保险市场缺陷和帮助低收入者。Fuchs（2000）认为采用公共支持措施可以改变医疗供给机构的激励机制，切断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的直接联系，避免他们为利润所驱动。Gupta和Dasgup－ta（2002）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证据显示，政府支持的卫生系统常常是无效的，免费提供各种卫生医疗服务给公民实际上导致了医师数量的减少和服务质量的下降。公共服务质量的恶化同政府和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破产结合在一起，使得卫生经济学家需要重新考虑卫生服务提供的方法以及认真思考成本恢复的问题。RichardG•Frank（2003）对医疗服务的供方进行分析，认为医疗机构作为患者的“人”和“参谋”对服务的种类、数量、方式等做出选择，医患之间存在着“委托—关系（Commission－AgentRelation）”和“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缺陷，产生医生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诱导需求，存在着医患双方“激励不相容（IncentiveIncompatibility）”的可能性，导致服务提供者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患者利益的市场失灵现象，政府必须干预。Sanjay和Pradhen从理论上研究认为赢利型医疗保险市场缺陷可能把风险高但迫切需要治疗的病人排除在被保险人群体之外，财政参与提供非赢利性医疗卫生保险服务可以纠正保险市场缺陷和帮助低收入者。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与管理是各国通行的做法。

科克汉姆（2002）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制度研究表明：无论是社会化的医疗保健体系还是分散化的医疗保障体系，各国政府实际上都对医疗保障实行直接和间接的管理和控制。AdamWagstaff（1999）等通过对12个OECD国家的医疗支出分析发现，居民自费比例仅占很小比例，政府税收支出与政府补贴的医疗保险是医疗支出的主要方式。欧洲发达国家在被“福利国家”危机所困扰的年代里，曾提出“福利社会”概念，重构安全网，促进社区、企业和个人的参与，强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并指出提供公平和有效率的卫生服务是一项政治任务（Bloom，1998）。

推崇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世界银行（1997）也强调指出，健康服务产业是一个不能听凭市场调节的领域，而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在1993年世界银行《投资于健康》的年报中明确指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投资和管理，世界银行同时认为，疾病与贫困是密切相关的，基本医疗保健的缺乏是穷人无法提高健康水平，扶贫、公共物品、市场缺陷是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发挥主要作用的三条基本理由。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研究了发展中国家政府投资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及健康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西奥多•W•舒尔茨（1976）认为，人力资本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资历和经验等，即人的能力和素质。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的投资而获得的，这种投资表现在货币形态上就是为提高人力的各项开支，包括保健支出、教育支出、劳动力迁移的支出等等。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各种方式中，通过投资于健康来改善人力资本存量的质量是提高人口素质、增加穷人福利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DEA评估影响医院效率因素文献综述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简称DEA），其优点在于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问题，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效率水平的评估。第一个将DEA方法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的是Sherman（1984），其以比率分析法作为比较组（com－parablegroups），对马萨诸塞州的7个教学医院中的外科医疗单元（medicalsurgicalar－ea）的经济效益做出了评价，得出DEA方法比传统的比率分析法更有效。从此以后，大量的学者研究了DEA方法在医院和医疗卫生系统中的应用。①关于医院床位规模与医院效率问题的研究GaynorM和AndersonGF（1995）利用1953－1987年间5000所样本医院数据，发现床位的增加会带来医院成本的迅速提高。Morey（1992）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美国300家医院的服务质量与医院成本的研究表明，医院床位的增加引起医院成本的上升。Aletras（1999）分别应用长期和短期成本函数对希腊91所医院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通过调整医院生产规模可以达到获得潜在效率的目的。PolyzosNM（2002）运用相关、回归分析研究医院效率发现：区综合医院（districthospi－tals）及综合的医院（generalhospita1s）床位数在250－400张，社区医院（regionalhospita1s）及教学医院（universityhospita1s）床位数为400左右时医院效率高。②关于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所有权与医疗卫生服务效率关系的研究学术界一致认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所有权与医疗卫生服务效率肯定是存在一定关系的，但是究竟是何种关系，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Grosskopf和Valdmanis（1987）运用DEA方法分析了所选医院的效率，通过比较加利福尼亚市的22家公立医院（publichos－pitals）与60家私人非赢利医院（NFPhospi－tals）的经营效率，以四个投入指标和四个产出指标建立DEA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公立医院比私人非赢利医院有较高的效率，这是因为公立医院有严格的预算约束。#p#分页标题#e#

Vivian和Valdmanis（1990）借鉴Gross－kopf和Valdmanis（1987）所做的研究，使用与其相同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用DEA模型评估了密西根州的4l家医院（其病床数都超过二百个）的所有权类型（公立和私人非赢利）与医院效率间的关系。其结论表明，8家公立医院比41家私人非赢利医院有较高的效率。Valdmanis（1992）利用加入信用的DEA模型评估了1982年密西根州立政府所属的公立医院与私人非赢利医院的经营效率，同时利用DEA模型的十个不同的规范来测量模型的敏感性，最后的结果是公立医院在专门技术上相对于私人非赢利医院更有效率。Ozcan和Luke等（1992）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评估了弗吉尼亚州不同所有权类型的城市医院的技术效率。结果发现，在有效率的医院中，营利型医院较少，而政府和非营利型医院数量相近。同时营利医院与其它类型医院相比较，往往在供给和固定资产方面的投入较少，而在服务和劳工方面投入较多。

Ozcanetal．（1992）用DEA模型分析了位于美国城市的所有非联邦制的不同所有权类型的医院（包括公立医院、私立非盈利医院和私立盈利医院）的技术效率。该模型选用四个投入指标：服务复杂度、医院规模、员工数和运营费用，三个产出指标：康复出院人数、急诊人数和受训员工数。结果显示，在有效的医院中，私人盈利医院相对于公立和私人非盈利医院较少，而公立和非盈利医院数量相当；同时盈利医院与其它两类医院相比，在供给和固定资产方面的投入较少，而在服务和劳工方面的投入较多。与之观点不同的是，Hoganeta1．（1987）认为医院的所有权类型与其效率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Ferrier和Valdmains（1996）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研究美国乡村医院的效率时，得出如下结论：营利性医院的效率比非营利性医院和公立医院要高；医疗服务品质及医疗服务组合都会对医院的效率产生影响。Rosko（2001）研究了管理式医疗和其他环境因素对1631个美国医院于1990～1996年间的效率低下的影响，采用一个面板、随即前沿回归模型分析无效率的参数和无效率的得分，发现研究期间平均估计的低效率可以降低28％。低效率与卫牛健康组织的参与以及行业集中度负相关，与医疗保险所占份额和盈利所有权类型正相关。③关于评价医院的相对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VivianValdmanis和LilaniKu－manarayake（2004）运用DEA方法分析泰国公共医院的服务能力和提供给贫困患者与非贫困患者的服务产出。ShawnaGrosskop和OimitriMargaritis（2004）运用DEA分析美国教学医院的运行效率。

JuanVentura（2004）运用DEA方法评价西班牙公共医院效率。PierreOuellette和ValedeVierstraete（2004）运用DEA方法分析医院成本投入效率和成本投入的技术变化。Rosko（2004）利用随机前沿成本函数模型对美国616家医院行低效率分析，结果表明总成本的增加源于投入或产出价格的提高。Retzlaff•Roberts等（2004）使用DEA方法对27个OECD国家卫生资源利用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评。KaoruTone和BireshK•Sahoo（2005）运用DEA方法评价印度保险公司的成本效率和规模收益。Burgess和Wi1son用DEA模型分析了美国1985年至1988年公立医院的技术效率，并用回归分析探讨了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认为：提高卫生技术人员与非技术人员比例有助于提高效率；平均住院日对医院效率有正向影响；市场竞争程度对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大部分研究国外对于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研究是以医院为决策单元，运用一种或多种分析方法分析医院的总体效率、技术效率或规模效率。

二、国内研究综述

（1）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的理论基础

孟伟（1996）认为农村卫生是公共产品，并有公益性的特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将转变为福利性。王禄生（2001）建议按照公共财政分配原则，对纯公共、准公共、最低保障和基本医疗采取不同的筹资方式。对纯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应由财政全额负担，对准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府只对设施建设和部分运行成本提供资金，不足部分通过有偿服务收费补偿，由个人承担；对贫困地区通过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确保国家最低保障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施。杜鹰（2001）认为要改变过去按照人头和病床对卫生机构进行补贴的办法，遵循公共财政原则，把财政支持重点调整到支持公共卫生功能、预防保健、人员培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救助贫困人口，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等方面。王绍光（2003）认为“非典危机”突显了中国公共卫生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在卫生总费用大幅上升的同时，中国公共卫生状况改善不大、甚至有所恶化，并指出中国卫生工作指导思路的两个误区，即对经济增长的迷信和对市场的迷信，它们导致在公共卫生领域同时出现政府失职和市场失灵。雷剑峤（2003），对宿迁医改提出了质疑，除了“变公为私”的指责之外，另一种更深远、也更击中要害的质疑是，将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一股脑地改换门庭，此举是否会给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医院的身份如何确定，医院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如何进行行业管理，私人诊所的冲击如何消除，还有购买医院的巨额债务如何偿还，财政对于农村公共卫生的投入责任如何体现，许多问题还是个未知数，难以给出答案。

李琦（2004）、王俊华（2003）和马国贤（2005）主张针对我国目前公共卫生投入不足且财政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行业内部的预算制度改革，进而达到增加投入的效果。代英姿（2005）指出在不断增加公共卫生支出规模的同时，还必须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重新调整支出配置，一些纯粹的公共卫生项目应由差额预算拨款逐渐地恢复全额预算拨款。吕炜（2005）将公共财政定义为市场与政府妥协的产物，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公共财政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是由经济体制转轨与发展模式转型所决定的。当转轨进入中后期、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财政需要为这种和谐发展配置资源、参与调控。目前公共卫生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领域的政府“缺位”，与“越位”，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其根源也就来自于我国发展战略与政府职能的特殊性。发展战略受制于特定的发展水平，职能定位受制于特定的转轨阶段。职能界定不清晰、不全面反映到政府支出方面，表现为公共性支出不足，支出结构调整缓慢，体制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难题。王红漫（2005）明确提出，公共卫生是以环境、人群、健康为模式，针对人群中疾病发生和发展规律，运用各学科的理论、知识、技能研究社会和自然环境中影响健康和造成疾病的主要因素，探求病因和分析这些致病因素的作用规律给予评价，并通过公共措施实施预防和治疗，以达到保护健康和促进健康的目标。张红妹（2006）以福建南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3年来的有关数据，说明政府对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出现了“缺位”、“错位”、“越位”现象，制约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并从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完善公共卫生的财政投入机制、改变财政供给模式、建立多渠道的筹制和加强资金监管等方面提出对策和建议。周寅（2006）的研究发现，我国1990－2004年间卫牛总费用指标的规模不断增长，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却呈现快速增长，认为政府应承担起提供公共卫生的职责，基本医疗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p#分页标题#e#

（2）DEA评估影响医院效率因素文献综述

在我国最早研究DEA方法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魏权龄教授（1987），随后魏教授便正式提出了该方法的理论体系和数理分析模型。运用DEA方法，可以确定每个决策单元相对上一时期的效率以及规模收益的情况，而且对于DEA无效的决策单元，可以提供达至DEA有效的各种投入的目标水平。目前的国内研究大多属于这一方面的应用。1994年，陈志兴等率先应用DEA方法对位于上海市的10所综合性医院进行了评价，开启了DEA在评价医院运行效率领域的先河。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运用DEA方法来评价医院的运行效率。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11）

为加强医疗服务监督管理,建立医疗市场监督管理工作长效机制,提高医疗机构监管水平,促进行业自律,确保患者就医安全,根据《执业医师法》、《传染病防治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等相关卫生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医疗机构信誉等级并作出评价,实施不同监管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和监管水平,通过公示医疗信誉等级,为群众推荐优良的医疗服务环境做出贡献。

我们四平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在全市医疗机构实施信誉监督管理工作,采取日常监督、集中考评等方式,对参评单位按统一标准进行评价,采用危险性评估原则,考虑影响医疗安全的可能性及对人体健康危害程度,对每一监督项目评价,据此对医疗机构进行信誉度分级,确定卫生监督所采取的类别和频率[1]。在规范执业许可准入审查和管理的同时,加强执业许可后续监管,根据日常执业情况决定信誉度级别及监督的频率,两者相互制约,密不可分。信誉度分级不是固定不变的,每年度对获得等级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核,凡违反关键监督项目,或年度评审分值达不到标准的,则采取取消或降低等级的办法;对于轻微的违规,如果能够在限定时间内整改并达到标准要求,则可保持其原等级不变[2]。

1 组织检查,评定等级。每年年初,采用全市统一的评分标准,对已注册的国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民营医院、门诊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个体诊所由市卫生局组织卫生监督及有关人员,进行现场监督检查与评分;实施医疗机构卫生监督信誉化管理,凡发现医疗机构年内有一次违法行为受到卫生行政部门处罚的,必须降低一个等级,且取消本年度优级评审资格。信誉度等级分为优、良、差三个等级,优级为诚信执业示范医疗机构,良级为诚信执业医疗机构,差级为不合格医疗机构[4]。

2 审查结论的判定。根据评分标准,关键项目全部达标,标化得分在90分以上的信誉度为优;关键项目全部达标,标化得分在60~89分的信誉度为良;关键项目不达标,标化得分在60分以下的,信誉度为差。 根据卫生监督信用评价管理的有关原则,结合实际,确定不同的监督方法[3]。卫生监督机构对信誉度优级的单位实施简化监督,每年监督1~2次;信誉度良级的单位实施常规监督,每年2~4次;信誉度差级的单位要进行重点随时监督检查。(监督频次不包括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组织的专项检查)。

3 等级评定和公布。根据统一评定结果,综合日常监督、动态管理情况于每年12月底,评出该年度参评单位优、良、差三个等级,并向社会公布等级评定结果,向医疗机构颁发全市统一制作的“等级标志”。对获得优级医疗机构给予表彰,对评为差级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到期仍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予以查处。

4 归档:检查情况、评价情况、等级认定和相应监督频次的日常情况归档,建立医疗机构信誉评价档案,作为卫生监督部门监测医疗机构信誉走势的依据[5]。

参考文献

[1] Jose A.Lopez,Mare R,et al.信用风险模型有效性的评估方法探析.国际金融研究,2002,(9).

[2] 文忠桥.信用风险度认量与管理.国际金融研究,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