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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前景大全11篇

时间:2023-08-03 16:19:25

银行业前景

银行业前景篇(1)

2011年,中央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使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2011年GDP平均增速为9.2%。投资、消费、出口三大经济增长动力保持相对均衡,通货膨胀在第四季度后逐月回落,经济结构调整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当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然十分复杂,预计2012年GDP增速回调到8.3左右,CPI涨幅回落到4.5%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左右,实际消费增长10.5%左右,出口增长10%左右。

(一)世界经济举步维艰

从整体上看,2012年世界经济复苏依然很脆弱。一是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速将在平稳中有所回落;二是全球通胀压力不减。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仍将高位波动,多数国家物价继续上涨的压力较大;三是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四是政府债务风险继续积聚。很多国家应对全球危机超常规财政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风险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欧洲国家债务问题短期内难以缓解,将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尽管2012年全球经济剧烈波动的概率较小,但在中短期维持低迷状态将是大概率事件。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在3.2%左右,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将整体维持在2~2.5个百分点之间。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在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中已挣扎了近五年,但其前景依然不明朗。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依然处于美国次贷危机后深刻的全球经济结构调整阶段。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是对过去长期美国“高消费、低储蓄”、以中国为代表的“高储蓄、低消费”这样一种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构调整,这一调整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原财长萨莫斯担心:美国经济可能会重蹈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的覆辙。二十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如果不是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自然修复的时间可能要会更长。对于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由于再次爆发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概率很低(尽管局部战争不可避免),所以,通过世界范围的战争来摆脱危机缺乏现实性。由此,本轮危机的结束将需要一段更长的时间。笔者认为,目前发达国家低迷的经济势态,未来至少还将延续5~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如果全球的主要国家不联合采取行动阻止经济继续下滑,这种长期低迷局面有可能会延续10年,甚至更长时间。

(二)中国经济难言乐观

基于以上世界经济环境,中国如果既要解决自身存在的结构问题,同时又要履行世界大国的责任,那么,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难言乐观。就短期而言,尽管目前有多个省份提出了2012年GDP翻番的目标,其中19个省的预期增长率都高于10%,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为8.25%,高盛预测为8.6%,中国社科院预测为8.9%左右。笔者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2011年下降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下降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如果是长期趋势,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不会由过去30多年的9.7%持续下滑到7%以下?进出口如果基本上维持在零左右的水平,那么,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投资和消费保持在何种水平,才能使中国经济不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而陷入“增长陷阱”。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存在着继续高速增长的潜力和机遇,中国未来20年持续8%的GDP增速是可能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发展处于日本1951年、韩国1977年和台湾地区1975年的水平。在随后20年中,这三个经济体保持了9.2%、7.6%和8.3%的增速,相信中国能够继续高速增长20年。但是,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元时,长期高增长的投资局面将难以维持;在社会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的时期,消费的快速增长是一个缓慢过程;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外需处于较长时期的调整等因素,未来中国经济必然会从过去两位数高增长的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这一趋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决定的,并不是经济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宏观政策力量所能调控的。

从短期看,2012年是中国政府的换届年。鉴于中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高度相关,地方政府换届后,通常会开始一系列规模庞大的中长期投资。如果这一规律不被打破,2012年中国将会开始兴建一系列新的建设项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经济的下行风险。尤其是2011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10.3万亿元,为政府继续扩大投资提供了资金支持。从出口方面看,尽管欧洲需求可能会进一步萎缩,但美国经济走强的趋势很明显,来自美国的需求有可能超出预期,这将有助于降低中国出口大幅滑坡的风险。从消费看,中国的国内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是相对稳定的。同时,中国2012年通胀率会进一步下降,货币政策有可能放松。在这样的情况下,2012年中国经济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IMF预计中国2012年投资增长率约为9.2%,消费增长率约为9.6%,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进一步下降至-0.9%,全年通胀水平将维持在3.25%的水平,较2011年5.4%的水平显著回落[1]。从投资方面看,历史规律显示,每个五年规划的第二年都是各种项目集中落地的时间,这意味着2012年将是大批中央和地方重大规划项目真正启动的一年。目前来看,地方政府虽然受到资源约束,但投资热情仍十分高涨。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较大,这对投资增长带来一定支持。但是,由于房地产投资大概占到城镇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4,对上下游行业拉动作用明显,因此,房地产投资的大幅下滑对整体投资和经济增长将产生较大冲击。尽管保障性住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收缩的影响,但保障住房投资的拉动效果不能过于乐观,2012年开工面积很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下降。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有可能降至20%左右,增速比2011年下降约4个百分点。从投资方向上看,尽管扩大硬实力投资是必要的,但最佳选择是多投资一些社会工程和可以促进内部市场增长的项目。当然,这会面临另外一个难题:在扩大内部市场,增加社会福利的同时,如何保持经济的竞争力?德国之所以在债务危机中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就因为它之前进行了长达10年的改革,限制了社会福利和工资增长。10年前,德国人均收入在欧盟中排名第3位,10年后下降到第12位。德国付出了如此牺牲才保住了今天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中国提高国民收入和福利水平是必要的,但也要防止福利与工资收入增长过快而损害竞争力。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关键在于强化产品创新,提高产品质量。从消费方面看,2011年中国消费形势总体良好,全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万亿元,同比增长17.1%,比过去十年平均增速高2.1个百分点。2012年,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上升,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影响市场平稳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在增多,但消费保持平稳增长的基础依然坚实。尽管商务部预计2012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4%以上有些乐观,但全年保持10.5%的消费增速是可能的。

从进出口方面看,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下降,中国的出口形势不会太差,预计2012年仍将有10%的增长。笔者认为,欧美经济在低迷状态徘徊可能会持续3~5年,也可能持续5~8年,但不会出现较大的负增长。由于发达国家在全球GDP所占的比重已下降到50%左右,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不会特别大。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中国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会持续增长。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大幅增长,对中国的出口是一个积极因素。近期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也给中国出口带来积极影响。2011年以来,欧美国家都在金融“去杠杆化”,对资金的需求大幅增长,很多跨国公司把国外的资金调回本国使用,2011年末中国就有数百亿美元流出。2012年中国出口形势不会太差,预计仍然会有10%的增长。从物价方面看,2011年CPI涨幅突破了年初确定的4%的调控目标,全年平均涨幅接近5.5%。本轮CPI上扬之猛、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已经不是结构性物价上涨,而是全面的、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尽管此轮通货膨胀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近年采取的刺激性宏观政策。2009、2010年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新增67.3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21.7万亿元,分别相当于同期GDP的64.3%、20.7%。未来一段时期,撇开投资膨胀和货币流动性充裕两个因素,通胀的压力并未消除。从外部看,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持续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未来一段时间全球范围内流动性过剩还将持续,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可能继续在高位震荡,这些将直接推升国内相关商品价格。从国内看,成本推动压力将成为长期趋势。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能源、原材料、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成本逐步攀升,节能减排和资源价格改革、税费改革也要推进,这些都加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尽管目前物价持续回落,但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物价正处于一个相对温和上涨的时期,通货膨胀压力将始终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即使通过这轮调控,使物价上涨中的货币性因素减弱,但由结构调整、价格改革和工资上涨等因素引发的物价温和上涨,仍会持续一个时期[2]。相对而言,2012年通货膨胀水平下行是大概率事件,瑞士信贷和中国社科院均预测,2012年中国的物价涨幅为4.6%。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厦门大学的联合课题组预测为4.9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为3.25%左右。笔者认为预测,2012物价水平将保持在4.5%左右。从房地产方面看,目前房地产调控已经呈现明显效果,一线城市和部分地区房价持续下跌。2012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价格将继续下滑,但整体价格回落超过25%的概率较小。无论从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需求角度,还是从中央政府对于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需求角度,都无法承受房地产价格超过25%的下滑。估计2012年三季度中央政府可能放松限贷、限购政策。房地产建设占中国GDP的13%,在总投资中的份额超过1/4,因此,房地产市场是观察中国经济走向的“晴雨表”。房地产价格大幅回落对各方都不利,房地产调控的目标应该实现房地产价格的软着陆,而不是简单让价格大幅度下降。正确的选择是,通过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的有效调控,用3至5年时间实现房价的相对合理,切忌操之过急,导致房地产硬着陆。英国、西班牙、爱尔兰等房地产的硬着陆,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的情况和欧洲不一样,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房地产大起大落的负效应是很大的。从小企业经营方面看,2011年下半年以来,小企业倒闭以及一些小企业主跑路问题比较突出,引起了中央政府高层关注。政府和媒体认为,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小企业的融资难。笔者认为,当前小企业经营困难,不完全在于融资难,而是许多企业对自己的经营发展目标定位不清。近些年来,许多中小企业纷纷退出实业投资,盲目投资于房地产或向金融公司转向。由于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方面绩效显著,大量中小企业退出实业投资,对实体经济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深刻影响。以浙江温州为例,2011年上半约有20%的企业处于半停工或停工中,第四季度增加到30%,预计2012年第一季度可能会上升到40%。特别是,一些小企业在实业投资不振的同时,呈现出向金融公司“转型”的趋势。以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某地级市为例,2011年1—8月,全市各类新增公司数量总计1.2万多家,其中最多的就是投资公司,约占全市新增公司总数的30%。笔者认为,振兴实体投资关键是提振中小企业的产业投资。引导民间资金向实体经济、产业投资领域渗透,是2012年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内容。近一段时间,有关放松小企业信贷政策的呼声较高,但是,在目前货币环境下,即使小企业拿到贷款,也难以投入到实体经济,它们有足够的动力转手去放高利贷。为了促进小企业对实体经济的真实投资,应根据企业的投资方向、生产盈利能力等指标进行分类处理,并采取定向资金投放托管的措施,防范产业资金挪用到民间借贷市场。

二、2012年宏观政策演变趋势

2011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2012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要密切监测经济运行的变化,适时适度做好必要的预调与微调,保持前瞻性,提高针对性,增强有效性,合理把握调控的力度和节奏,推动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笔者认为,对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不仅要有利于短期的周期性调整,更应立足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在通胀压力逐步得到缓解的情况下,2012年宏观调控的重点应定位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从国际经验观察,本轮经济回落很可能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阶段到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德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都曾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一种国际公认度较高的购买力平价指标)左右时,都出现了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回落幅度30%~40%,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中国已经经历了超过30年年均10%左右的高增长,2010年人均收入接近8000国际元,如果继续保持8%~9%的增长速度,将会在2014年左右达到11000国际元。因此,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经济增长速度将由10%左右回落到6%~7%[3]。需要注意的是,增长速度下降有比较平缓的,也有短期内大幅下滑的。保持稳定增长是未来几年的重要政策目标。而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就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解决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国有垄断性大企业与小微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关系,真正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和政策的着力点定位于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和创新活动。从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中国要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助推产业升级和创新活动,就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抑制房地产泡沫,打破行政行垄断,鼓励竞争。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长周期增长趋势性放缓和短周期总需求紧缩的叠加状态。从长周期看,潜在增长率正处于放缓的开始阶段。从短周期看,外需不振和投资放缓将拖累GDP增长率的持续下滑。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有三次显著加速。期间,劳动力与资本的增速相对稳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主要贡献因素。而潜在增长率的三次显著提升均与改革有关,体现了体制改革的红利。1980年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980年的8.7%快速上升到1986年的9.8%,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41%。1990年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990年的9.8%上升到1994年的10.3%,全要素生产率为之贡献了30%。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的9.8%上升到2006年的10.7%,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37%。目前,潜在增长率由“十一五”期间的10%以上回落到9%左右。主要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都趋于衰减:入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已经逐渐释放完毕;农村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已所剩不多;房地产的畸形发展,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4]。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趋势不可避免,但是,只要能够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效促进科研、教育、政府效率大幅改善,消除限制劳动力转移的体制与政策因素,未来30年中国经济仍会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

(二)宏观调控政策选择面临的几个问题

1.调控部门对经济走势如何判断的问题。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调控部门是乐观的,企业界是悲观的,研究界和金融投资界是混乱的。各地政府普遍认为经济形势好于预期,尤其是2011年财政收入又创了历史新高,这容易使宏观调控部门对未来经济下滑估计不足。在信贷收紧、房地产严控、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欧美债务危机加深等因素作用下,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超出预期,经济增长指标、结构指标和效益指标都没有明显下降,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内生动力和超常韧性。如果宏观调控部门只拘泥于观察宏观数据,有可能出现对宏观经济形势过于乐观,对后期经济回落估计不足,从而出现政策调整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

2.宏观调控目标的多元化问题。中央银行的核心职能是通过稳定币值来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部门除了要促进经济增长外,更要维护社会稳定。其实,此轮通货膨胀对实体经济运行并没有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它所引发的问题主要是社会层面的。因此,如何界定和选择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单一还是多元?是经济目标还是社会目标?目标之间的先后次序如何安排?考验着中央政府的智慧。

3.通货膨胀根源与控通胀手段的非一致性问题。本轮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2009、2010两年货币投放过多导致的。2011年以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通胀率半年来持续回落,通胀问题似乎不再突出。但是,中国本轮通胀的核心根源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与输入型通胀叠加形成的,这些因素对紧缩货币都不敏感,一味紧缩信贷并不能控制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源,但会使实体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实体经济下来会使需求减小,通胀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这种调控的代价需要评估。在复杂的通货膨胀背景下,紧盯着CPI实行货币紧缩,容易造成对实体经济调控过头而通胀又难以真正控制的局面[5]。

4.对金融风险生成机制的认识不到位问题。目前,许多金融问题源自政府的金融抑制政策。民间借贷与影子银行的发展,表明这些金融管制已经难以为继。短期内,因为违约增加,这些活动会有所收缩。但长期来看,只要金融抑制政策不消除,这些活动一定会死灰复燃。积极的应对策略应该是逐步取消管制政策,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将这些非正规的金融活动纳入正规的监管体系之下。

(三)宏观调控政策选择

1.财政政策。中国正处在结构调整时期,在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尚在可控范围内的情况下,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是,财政政策要把社会资金的配置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相适应,把资金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农业现代化、公共服务投资等方面,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具体政策安排上,必须严格控制赤字规模和债务余额规模,特别要加强对地方债务的监管。同时,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发挥财政政策在改善民生、调整经济结构中的积极作用。2012年财政政策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提高补贴、结构性减税等措施,降低生产流通成本、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提高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从而保障供给、缓解物价上涨压力。严格控制并逐步减少中央赤字和国债余额规模,切实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改进和强化预算管理,防范债务风险。要抓紧研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税制和转移支付的制度安排,彻底解决“土地财政”问题。

2.货币政策。基于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2012年必须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避免政策的滞后效应与多种因素叠加。要注重以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优化的政策来取代总量紧缩的政策;要合理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提高政策的针对性;要把握好各种政策工具的平衡点并进行合理组合,强化银行表外业务监管,防止风险积聚,保持金融系统健康稳定;要加强价格型工具的运用,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变银行系统与民间融资市场贷款利率利差过大问题,以及存款利率与理财产品利率利差过大的问题;要有选择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向小微企业、三农和战略新兴产业等特定领域实施定向放松。同时,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应促进与小微企业相配套的小微金融机构及债券市场的发展。

3.税收政策。重在推进结构性减税,为实体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动力,为微观经济层注入活力。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加大减免税收力度。同时,应加快推进增值税的改革试点,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的问题,进一步降低生产型服务业的营业税税负水平,为服务业的专业化细分与结构升级创造条件。应尽快对房地产增值收入征收资产所得税,从税收制度上落实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的调控理念。

4.产业政策。政策的重心在于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进一步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节能减排的政策力度,促进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建立产业退出机制,促进落后生产能力有序退出;要着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加快重点产业调整和技术改造,进一步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科技含量高、市场需求潜力大的产业和产品的支持力度,尽快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加强对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5.收入分配政策。重在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健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制度,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民增收,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社会政策重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三、2012年中国银行业发展趋势

基于以上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分析,2012年中国银行业资产增速将会较为平稳,资产质量也会基本保持稳定,有望实现平稳运行的局面。但是,存款增长、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等问题,必须充分重视。

(一)2012年商业银行经营运行趋势

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数据,2011年银行业利润增长了近50%。有关统计也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沪深两市2000多家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增速为18.76%,而16家上市银行业绩增速却高达31.49%。需要指出的是,2011年银行业的辉煌业绩,是一种短期现象。总体判断,2012年银行业的业绩仍会保持2011年的基本态势,尽管有可能回落,但回落幅度不会太大,总体上保持稳定[6]。

1.存款规模会有所回升。2012年,综合考虑信贷投放规模有所扩大、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外汇占款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存款余额增速有望回升,但大幅回升的可能性不大。预计2012年末,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5%。首先,信贷投放规模扩大,相应贷款派生出的存款规模也会随之增加。如果2012年新增贷款规模8.5万亿元,将直接推动存款增加8.5万亿元。其次,新增外汇占款规模下降限制了存款扩张。2012年外汇占款增长将显著放缓。在主要发达国家复苏前景暗淡,我国外需不振的影响下,2012年出口增速将放缓,贸易顺差有所收窄;国外企业自身资金不足,预计FDI规模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回落;在欧洲债务危机蔓延、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的大环境下,总体短期资本流入将明显放缓甚至流出。预计2012年新增外汇占款规模将在2万亿元左右。

2.新增贷款规模将有所扩大。2012年,实体经济信贷需求依然不低。首先,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仍将稳步推进,保障房建设持续推进,以及继续推进在建、续建项目,预计投资增速将趋稳,这将带来一定规模的贷款需求。其次,在收入增长和鼓励消费政策的带动下,2012年实际消费增速有所上升,从而带动相应贷款需求增加。第三,对“影子银行”加强监管,表外融资转移到表内,导致一部分融资需求转移到银行信贷上。第四,对小微企业、“三农”、战略新兴产业等领域的信贷支持进一步加强。最后,个人住房贷款需求和房地产开发贷款需求难有明显增长。综上,在经济增速不会大幅回落的情况下,2012年贷款需求依然维持在一定水平,预计全年新增贷款8.5万亿元,增长15%。

3.中间业务收入增速将有所回落。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实体经济对贷款的需求将有所下降,从而使商业银行由利息收入外化而来的财务顾问费用收入的增速将比2011年明显降低。同时,表外融资向表内的回流,使得相关中间业务收入的增速也会相应走低。特别是,随着CPI的逐步回落,以及银监会全面加强对银行理财产品的监管,包括理财、等在内的相关中间业务的增速也都会有所回落。预计2012年手续费收入增速会明显放缓,大约在30%左右。

4.银行理财业务在规范中稳步发展。2011年商业银行理财市场的发行数量和规模创新高。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源于通货膨胀和负利率催生了居民的投资理财热情,另一方面是可替资品的竞争力减弱,凸显了银行理财产品的优势。此外,存款增长乏力也激发了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揽存的强烈动机。预计2012年银行理财市场将呈现以下变化:一是理财产品发行数量和产品金额增速将有所放缓。二是信贷类和票据类资产存量将进一步下滑,债券类资产占比将保持相对平稳或稳中有升,利率产品占比继续提升的空间有限,高风险的股票资产比重有望出现微幅上升。三是理财产品期限将有所拉长,3-6个月期限的理财产品将占主流,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将逐步下行。四是资金池类理财产品将更加规范,对银行风险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5.资产质量保持基本稳定。2012年资产质量会基本保持稳定,但部分领域的风险隐患仍不容忽视。相对稳定的宏观形势对银行业资产质量的正面支持作用会继续存在,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尚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出现风险集中爆发的概率不大,系统性风险可控,但局部隐患仍应引起关注。房地产贷款质量将面临一定的挑战,房地产组合的不良率会略有上升,但总体风险不会很大。随着监管机构的进一步规范化管理,民间借贷问题对小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将被弱化,小企业贷款仍将是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重点,该业务会承受一定的风险压力但与收益基本平衡,对整体风险状况的影响不大。

6.盈利增速将略为降低。受银行贷款增速保持稳定、银行体系外资金回流有所增加、境外资金流入放缓等因素的影响,2012年信贷资产增速可能略有放缓,但仍是拉动盈利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经济增速下行使得信贷供需矛盾有所缓解,净息差基本稳定;信贷替代型中间业务收入增长速度可能有所放缓,手续费收入对盈利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由于收入增长放缓而管理费用增长稳定,前期持续下降的成本收入比将基本保持稳定,不会对银行盈利增长产生明显贡献;“拨贷比”监管要求为信用成本率设置了“底限”,银行进一步降低信用成本率来释放盈利的空间将受到限制。预计2012年上市银行净利润增速将下降至20%左右。

(二)2012年银行业运行与发展的重点

2012年,中国银行业运行与发展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在目前体制下,货币政策偏紧后必然会使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进一步突出。2012年,各商业银行应进一步扩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7]。对于村镇银行信贷规模,应按照存贷比而不是按资本金进行控制;对于评级优良的小额贷款公司,应放开杠杆率比率50%的上限,支持其适当扩大贷款规模;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向银行借款用于实业投资的,可视作同业拆借,不占银行贷款规模;对中小企业经优质担保公司担保发行的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支持商业银行给予贴现,且不占银行贷款规模。中国人民银行应将其与银行承兑汇票同等待遇,予以再贴现支持,以促进小企业的生产贸易活动;对各商业银行每年新增贷款中支持小微企业的份额,监管部门应按照不同类型银行,分别规定不同的比例。对超比例部分,可进一步下浮存款准备金率,并酌情追加贷款规模;支持小微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集合债券(不面向自然人),利率随行就市,并将集合债的审批权限下放到地方人民银行分行,缩短过去长达六个月的审批期限;允许并鼓励各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开展买卖、转让业务,释放其贷款规模限制;鼓励商业银行在小微企业融资方面的各类金融创新,建立适合小微企业特点的贷款风控体系。在确保风险控制前提下,大力鼓励对小微企业开展无质押、无担保的贷款等。

银行业前景篇(2)

瑞信业绩表现和欧债危机演进高度相关

从瑞信最近五年净收入的季度变化(图1)来看,其与欧债危机推进的每个重要节点都有很大相关性。自2009年第四季度三大评级机构同时降低希腊信用评级,拉开欧债危机序幕开始,瑞信从次贷危机中复苏的势头被立即逆转,到2010年第三季度希腊获得7500亿欧元救助后,其经营业绩才有所回升。但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三大评级机构不断下调希腊等国的信用评级及银行信用评级,瑞信的业绩也再次呈现持续下滑趋势,并再度出现亏损。2011年第四季度,瑞信单季亏损6.4亿瑞郎。由此可见,瑞信的业绩和欧债危机的演进相关性极高。

这种相关性主要归因于西方混业经营体制下的银行业业务结构及收入结构情况。欧美银行业中的非利息收入普遍很高,如美国银行、德意志银行等都达到80%左右,瑞信2011年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也达到74.8%。这主要是由于投行、交易等非信贷业务构成了其主要业务。从瑞信2011年的收入结构来看,投行、私人银行、资产管理及公司业务的收入占比依次为45.2%、42.8%、8.4%及3.6%。从图2可以看出,私人银行作为其主要业务非常稳定,受到欧债危机的冲击很小;资产管理和公司业务虽受到一定影响,但规模不大,可以忽略;唯有投行业务的波动剧烈,且和净收入高度相关。瑞信投行业务在2011年第四季度亏损13.1亿瑞郎,全年净利润比2010年减少98%。由此可见,瑞信经营业绩对市场的敏感性主要来自于投行业务。

瑞信的投行业务主要包括债券承销、股票发行、咨询、固定收益产品交易及股票交易等,其中,交易业务的波动较大。在遭受次贷危机影响最大的2008年第四季度,瑞信的交易业务损失达50.8亿瑞郎,主要源自在杠杆交易及美国资产抵押债券、次级CDO(担保债务凭证)等结构性产品方面的损失。而瑞信之所以能在2009年第一季度迅速扭亏为盈,主要源自三方面:一是瑞信对投行业务的定位进行了调整,降低风险容忍度,如加强流动性及减少复杂结构性产品风险额度等;二是美国对次贷危机的有效控制,随着美国政府对几大投行的接管及高盛等的转型,美国政府宣布1万亿美元有毒资产购买计划(PPIP计划),次贷相关产品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市场情绪缓和,瑞信基于公允价值的各类债券价值回升及二级市场交易收入大增(其中,仅房地产抵押债券及CDO交易增收就达17.3亿瑞郎);三是转投债(这也为欧债危机的损失埋下“祸根”)。这次复苏说明,针对市场上的流动性问题,政府的救助是非常有效的,只要市场信心恢复,银行业的困境会很容易摆脱。

2012年难以走出亏损“阴影”

从2009年至今,投行业务的不断缓慢下滑反映出市场对本次欧债危机认识的不断深化,债务的财务危机正逐步向偿还能力危机及体制危机转变。在本次私人部门的债务互换(PSI)中,名义上,私人部门将放弃53.5%的面值,如果算上利息损失,预计将实际放弃约74%的债券票面价值。持有该类债券的大银行大都已经进行了拨备,如2011年苏格兰皇家银行为所持希腊债务减记损失拨备了11亿英镑。因此,本次债务互换之后,希腊政府的财务危机将得到暂时缓解,其债务本身对银行业造成更进一步损失的威胁将会减轻――除非希腊真的出现违约。进而,这将有效防止希腊无序违约或投资者恐慌性抛售的风险,但投资者可能将会更为“认真”地考虑债务危机的本质,即债务减记之后希腊是否将具有偿还能力,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债务危机是否会依次减记,欧洲央行、欧洲稳定基金、IMF等是否仍有继续援救这些“后来者”的能力等问题。欧洲银行管理局(EBA)认为,欧洲央行目前需筹资1150亿欧元,以弥补其持有的问题国债带来的损失。因此,欧洲债务危机在本质层面的更深影响或刚刚开始。

欧洲银行业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这种债务重组能否像次贷危机的解决那样换来市场流动性的改善。从投资者角度来看,显然对希腊2011年第四季度GDP增长-7.5%、年轻人失业率达51.1%和总体失业率21%的“表现”很难怀有信心。换句话说,即使未来针对欧债危机没有“坏消息”出现,当前新的希腊债券仍可能将缺乏流动性,希腊债券市场的重建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投资者对葡萄牙、西班牙债务的关注度可能提升,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将会减弱,相关的交易或公允价值损失可能不会因希腊债务问题的暂时性缓解而减小,反而可能逐步增大。因此,短期内银行固定收益投资的减值损失不会减少。从瑞信2010年和2011两年的经营表现来看,固定收益交易收入的增长率分别为-38%和-40%,这是对宏观经济运行最敏感、“萎缩”最快的业务。2011年末,瑞信52%的资产是根据公允价值定价的,这些资产仍面临很大的减值压力。在体制问题没有解决、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预计2012年瑞信固定收益投资的情况难有大的改观。

由于目前普遍存在担保品不足的问题,若债务的流动性问题不能解决,银行业通过金融市场或央行融资的能力会受到制约,进而其投资能力、信贷能力等都将难以有效发挥。目前,欧洲银行业债券的利率比欧债危机爆发前高出约100个基点。从2012年3月欧洲央行进行的第二轮5295.3亿欧元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效果来看,尽管银行间拆借利率有所回落,但央行隔夜存款却比2012年1月底时增加了2926.35亿欧元,这些存款很大一部分被存回央行,建立自己的财务“防火墙”,还有一部分被用于银行子公司的融资。从瑞信的数据来看,2011年第四季度,其对信贷资产的信用风险拨备大幅提升,由第三季度的5000万瑞郎猛增至3.2亿瑞郎。可见,量化宽松并没有给实体经济注入多少资金,没有促动偿还能力问题的解决,也没有转化为银行的盈利能力。

瑞信投行业务的第二收入支柱是股权交易业务,但其近两年的收入增速也都在-20%左右,面临很大萎缩压力。由于这部分业务和实体经济关系密切,量化宽松政策的失效使欧盟很难再拿出有效刺激经济的措施。欧洲央行对2012年欧元区经济的增长预期已从先前的0.3%下调至-0.1%,并预计欧元区17个国家中至少有6个将陷入衰退。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下,欧洲乃至全球股票市场难有很好的表现,股票、债券的发行市场状况也难有很大起色。瑞信2011年第四季度承销的股票规模同比下降67%,这也直接影响到瑞银投资银行的第三块收入――股票和债券承销收入。这部分收入在投行收入中的占比约为20%,2011年承销收入增长为-26%,这一趋势或将持续。

资本监管对瑞信的业绩增长带来了明显的压力。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后,瑞士监管当局对瑞银(UBS)和瑞信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即2019年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10%、资本充足率达到19%。在盈利能力和融资降低的情况下,瑞信面临的资本压力将更为突出。由于难以通过融资的方式扩充准备金,瑞信只能更多地通过减少资本占用方式来提高资本充足率。投行业务作为资本耗用最高的业务,压缩其资本耗用成为其首要选择之一。瑞信2011年年报中提出,到2012年末,投行风险资本占用额将从目前的2480亿美元缩减至1900亿美元,减少23.4%。在多国及大量银行信用评级不断下调和经济不景气背景下,高品质的资产稀缺,资本节约很大程度上可能要通过投资规模的缩减来实现。瑞信2011年第四季度投行营业收入减少总额中的21%(约4.69亿瑞郎)是由其业务收缩引起的,其中,1.49亿瑞郎是由于高资本占用业务的退出导致,3.2亿瑞郎是由投资规模减少造成。如果其他欧洲银行也面临同样问题,可能对金融市场带来负面的压力,反过来也将对投行业务造成进一步冲击。

综上分析,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瑞信的投行业务很难像2009年那样迅速恢复盈利。瑞信对这一问题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从2011年第四季度即开始推进投行业务与私人银行业务的合作营销。但瑞信私人银行业务已经占据其较大的经营份额,模式也较为成熟,除了在新兴市场可能开发相对可观的新增客户及资产外,很难出现大幅增长,也难以弥补投行业务下滑的影响。

瑞信2012年将难以走出亏损的“阴影”,而这对混业经营的欧洲主要大银行都具有普遍参鉴意义。

对我国的启示

瑞信作为欧洲银行业的个案,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欧美银行业经营“缩影”,给我们带来了深刻启示。

特殊的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决定了其在外部宏观因素冲击下的业绩波动特征,对风险的体现更为敏感和显性化,这对市场和政府正确评价银行业更为有益。这种情况与我国目前在银行业分业经营体制下,以信贷业务为核心的银行体系有很大不同。自1980年以来,我国基本每隔十年完成一个经济运行的中周期过程,银行业整体收益呈现跟随实体经济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即银行业表现对实体经济的波动有明显的隐性化和滞后性。

这种业绩对风险显现特点的差异性为我国和欧美银行业的业绩比较带来了困难,很难简单通过同一时点的业绩比较来说明经营状况的孰优孰劣。当西方银行业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下为生存“困苦”之时,我国银行业1.2万亿元的经营利润却并不足以为之带来太多“欣慰”的资本。近几年,在经济危机冲击下,有多少风险已隐藏于银行体系,欧债危机对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影响的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很难通过中国银行业当前的数据来进行分析。因此,简单地从业绩数据推及体制红利的观点难免有些偏颇。实际上,我国银行业也正在以商业个体担当宏观经济的自动“稳定器”职能,承受体制性风险。这与西方银行业有很大不同。更进一步地,那种轻举妄动、固步自封,甚至认为我国银行业应像生产型企业那样,“趁机”到欧洲大举兼并金融企业的想法,更需要在事前进行认真论证。

银行业前景篇(3)

1990年,波音公司研究员Tomc audell和他的同事在设计一个辅助飞机布线系统时提出了“Augm ented R cad-ity”(简称AR)概念,是将原本在现实世界的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很难体验到的实体信息(视觉信息、声音、味道、触觉等),通过计算机等科学技术模拟仿真后再叠加,将虚拟的信息应用到真实世界,被人类感官所感知,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的感官体验。因此,真实的环境和虚拟的物体实时地叠加并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画面或空间。

AR技术,不仅展现了真实世界的信息,而且将虚拟的信息同时显示出来,两种信息相互补充、叠加。它包含了多媒体、三维建模、实时视频显示及控制、多传感器融合、实时跟踪及注册、场景融合等新技术与新手段。增强现实提供了在一般情况下,不同于人类可以感知的信息。

一、AR技术主要特征及应用领域

(一)AR技术主要特征

首先,融合虚拟和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将计算机生成的虚拟物体和信息叠加到真实世界的场景中来,以实现对现实场景更直观深入的了解和解读,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场景中实现与现实相关知识领域的理解。增强的信息可以是与真实物体相关的非几何信息,如视频、文字,也可以是几何信息,如虚拟的三维物体和场景。其次,实时交互。通过增强现实系统中的交互接口设备,人们以自然方式与增强现实环境进行交互操作,这种交互要满足实时性。第三,三维注册。“注册”(此处可以解释为跟踪和定位)指将计算机产生的虚拟物体与真实环境进行一一对应,且用户在真实环境中运动时,也将继续维持正确的对准关系。

(二)AR技术主要应用领域

AR技术可广泛应用到军事、医疗、建筑、教育、工程、影视、娱乐、家居、工业、旅游、电商等领域。例如,瑞典著名的家具品牌宜家在2005年推出一款“IK EA N ow”应用程序,消费者通过用手机摄像头扫描房间,放置软件中的家具,达到体验不同家具放置的效果,并且打出不用担心买到错误家具的广告语,解决了消费者的不安心理,这款AR广告程序满足了消费者在线购买产品的欲望。同时,AR技术可在医学领域发挥独特作用,可以帮助医学学习者建立对人体系统的立体动态概念,观察内部活动、模拟手术实践等。微软在AR眼镜的会上就展示了其在医学教育领域的潜力:只需随手一拨,就可以得到不同层次的人体结构,还可以单独观察某一器官的运动。它可作为一种可视化手术辅助工具,用图像来指导外科手术的完成,协助医生在可视化环境下精确完成手术,赋予医生“透视功能”,使医生更加具体的了解病人体内的情况从而确定手术的精确位置。

二、AR技术在商业银行的应用现状

目前AR技术在商业银行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有部分商业银行在客户服务和产品营销方面尝试使用AR技术。如马来西亚银行为追求世界最新科技潮流,同时为给顾客带来更便捷、更高效率的服务和即时满足感,了首个增强现实移动银行应用,可支持手机扫描条码。这款应用可以允许顾客查询自己的账户余额、信用卡消费记录、随时随地进行转账。这款应用可以有效减少顾客对实体银行或者ATM机的需求”。南京银行“你好银行”用A R技术推出的“发现你好”功能,正是紧随AR技术发展趋势,开创性的将AR技术与你好银行营销推广相结合,为“你好银行”客户提供耳目一新的互动体验。客户只需打开南京银行你好银行APP,通过手机摄像头扫描任一南京银行或你好银行Logo即可随机获得一个以AR效果呈现的奖品。这是南京银行“你好银行”近期特别策划的客户互动体验场景。

此外,平安银行北京分行打造的“北京分行AR”APP是北京分行为高端借记卡用户打造的“增强现实”媒介平台。它能将真实世界和虚拟信息集成,实现实时交互。这种全新的多媒体交互形式能运用文字、图片、信息图、平面动画、3D动画、语音、实拍视频等手段,生动地向持卡人及时讲解平安借记卡的使用场景、最新营销活动、增值服务权益等有用信息,以方便持卡人更好地使用该系列信用卡。初次上线使用,北京分行将扫描点设在白金及以上借记卡左上角的“平安银行”Logo之上,内容为展示高端客户的权益,通过理财经理、大堂经理的展示达到营销信息推送目的。

三、AR技术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应用前景

(一)网点建设规划、布局优化和功能改造

AR技术在商业银行营业网点建设规划及网点布局优化和功能改造方面有广阔应用前景。采用AR技术将规划效果叠加到真实场景中以直接获得规划的效果供评估决策,能使决策更加科学。营业网点建设规划及网点布局优化和功能改造包括营I网点的地理位置的选择、内部装修、设施的布局等内容。商业银行在营业网点建设规划及网点布局优化和功能改造方面的现行做法主要是由基层支行通过对拟建或拟优化和功能改造的营业网点所在地现场考察,综合考察周围的经济金融环境、交通环境,如所在地的物流、各类市场、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企业、居民小区、已有其他商业银行营业网点、交通环境等情况及网点建设或改造成本,做出需求报告及图纸,报上级行审查审批。上级行审查审批人员主要是根据基层支行的需求报告做出决策批复,基层支行根据批复选择开发商对营业网点进行施工建设,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没有客户、网点员工的参与,营业网点施工建成前也无法将建成后的网点场景效果呈现给上级行审查审批人员、客户、网点员工评价。如果基层银行利用AR技术做成网点建设规划或网点布局优化和功能改造需求报告及电子资料,上级行的规划建设审查审批人员可以看到拟建或功能改造的营业网点的地理位置的实景情况和周围环境,以及网点建成后的场景效果。在正式实施前可以请网点员工及周围不同类型的客户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避免由于营业网点规划建设的盲目性带来的风险。

(二)员工管理与培训

AR技术在内部员工和资产管理方面,如员工考勤、固定资产管理、信贷资产管理等方面前景开阔。现行员工考勤方式主要是刷卡方式,实际操作中存在员工请人代刷卡导致考勤不准确情况。如果利用带有人脸识别功能的AR技术,商业银行可通过识别员工的脸部特征来确定员工的身份进行精准考勤。商业银行也可以利用AR技术制作AR固定资产管理卡片、贷款管理卡片来加强管理和提高管理水平。管理人员通过扫描AR固定资产管理卡片可以了解该固定资产的购买日期、价格、厂商、管理单位等信息:通过扫描AR贷款管理卡片了解到该笔贷款的发放对象、发放日期、贷款金额、贷款期限和利率等要素,同时能够查询贷款调查人员、审查审批人员、管理单位、客户还款情况等信息,了解贷款的抵押物权证及相关合同的保管情况。

AR技术在员工培训方面有应用潜力。在员工培训中,运用AR技术有望成为最有效的培训方式。AR技术可以增强培训体验,更加贴近真实,能够为员工提供一个知识丰富的学习环境、一个没有银行资金损失和信誉损失风险的操作环境。在营业网点柜台业务培训时,新员工可以利用AR技术为电脑生成的虚拟客户办理业务,同时一切都在真实训练环境中进行。虚拟客户能对新员工的服务质量和水平进行实时反馈,而新员工可以记录和重放训练过程。例如,银行对员工进行信贷业务培训时,运用AR技术,计算机能够根据培训目的,生成虚拟相应企业。这样员工可以运用现实中的信贷政策和工具对虚拟企业进行信贷操作训练。同时,对员工进行银行财务会计业务培训时,银行可利用AR技术使电脑能够根据培训目的,生成虚拟的银行分支机构,这样员工可以运用会计知识及政策在虚拟银行上进行财务会计业务训练,并且在财务会计训练过程中实时跟踪各个环节和流程。

四、AR技术在商业银行对外营销和服务应用前景

(一)产品营销

AR技术在产品营销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商业银行现行产品营销的方法和手段比较单一,主要是依靠营业网点摆放宣传折页、展架来宣传产品,或者通过网点客户经理或大堂经理和柜员向客户推介相关产品。营业网点用摆放的宣传折页、展架来宣传产品,由于主要依靠文字和图片来宣传介绍产品,内容枯燥效果欠佳,同时银行员工在向客户推介相关产品时,由于员工语言表达能力及对产品熟悉程度的差异,营销效果也不一定理想。基于商业银行的产品具有高度抽象的特点,AR技术能将银行抽象金融产品可视化、形象化,从而增强客户对银行产品的认知程度和申办意愿。AR卡册、传单、卡片等宣传资料的应用将带给商业银行营销宣传方面创意空间,升级传统物品资料宣传方式,解决传统物品宣传资料无法把产品以更深入的互动方式介绍给客户的问题,带给客户视觉和影像的全新体验,为商业银行突显品牌效应。商业银行也可通过AR技术开发商开发出产品和业务宣传资料,能声形并茂、清晰准确地宣传产品,并能让客户模拟使用产品达到体验效果,增强产品对客户的吸引力。比如,商业银行可以利用AR技术,让客户通过手机扫描环球旅游信用卡的AR宣传资料,就能模拟在国外旅行时购物、住酒店、就餐的用卡情景体验,达到增强客户的办卡意愿的目的。

(二)建立金融超市

商业银行通过建立AR金融超市,将其设置于营业网点客户大厅或ATM机具场所进行营销。AR金融超市只需几平方米的空间,客户通过裸眼只能看见AR金融超市招牌及业务指南,而通过AR设备则可看到一个完整金融超市,超市产品展柜上放置了数字形式的金融产品。用糁恍柰ü手机等移动设备扫描产品,就可以了解产品的功能、特点、申办条件及使用方法。同时AR金融超市可利用带有人脸识别功能的AR技术确定客户的身份,获取客户在银行的信息资料后向客户自动推荐合适产品。客户通过筛选,可对符合申办条件的产品添加至网络购物车,完成购买或申办。AR申办产品完成后,客户可选择在营业网点领取申办的产品,也可选择在客户单位或家中收到银行寄送的产品。

(三)客户服务

银行业前景篇(4)

关键词 商业银行 表外业务 发展

一、引言

随着外资银行在我国金融市场经营的扩大,表外业务将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和外国商业银行比拼的新战场。表外业务是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重点,目前成为其获利的主要途径,开展表外业务不但可以为商业银行带来丰厚收益,还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大力发展表外业务是商业银行发展的必然选择。20世纪80年代后,以表外业务创新为代表的金融业务创新活动尤为突出。随着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的加深,受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也出现了新的高潮,而表外业务方面的创新尤其突出,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不断推出新的表外业务品种,表外业务创新研究成为我国银行界的热点课题。

二、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内容及其确认

(一)表外业务的内容

表外业务是指确定的交易双方在未来某个时间对某项金融商品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合同,在交易成立时,它即形成某个企业的一项金融资产,并同时形成另一个企业的一项金融负债。按照 200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的《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的解释,表外业务被定义为:“商业银行所从事的,按照现行的会计准则不计入资产负债表内,不形成现实资产负债,但能改变损益的业务。具体包括担保类、承诺类和金融衍生交易三种类型的业务。”担保类业务是指商业银行接受客户的委托对第三方承担责任的业务,包括担保(保函)、备用信用证、跟单信用证、承兑等;承诺类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在未来某一日期按照事先约定的条件向客户提供约定的信用业务,包括贷款承诺等;金融衍生交易类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为满足客户保值或自身头寸管理等需要而进行的货币和利率的远期、掉期、期权等衍生交易业务。

(二)表外业务的计量

表外业务给传统报表提出挑战。表外业务的历史成本,如果按签约时间考虑,采用其初始净投资难以反映其价值和风险情况,如果按交易时间来考虑,由于其交易在未来发生、而且可能是一个过程,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来代表历史成本。另外,表外业务的价格波动很大,历史成本难以追踪其市场价值变动情况。在表外业务这个具体项目上,历史成本的可靠性和相关性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用历史成本来计量表外业务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在此情况下,公允价值作为历史成本的替代者,用来计量表外工具。公允价值计量是采用市场价格来追踪表外业务的价值波动,能更好地反映表外业务的价值和整个企业的价值,相关的信息对投资者等报表使用者的决策更有价值。

银行业前景篇(5)

统一监管分歧巨大

虽然建立欧洲银行业联盟的呼声很高,且已有时日,但这试图依靠统一监管实现整体风险把控的联盟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多方质疑。各国基于自身不同的经济发展形势和金融运行态势,以及在欧债危机冲击下的多方利益“纠葛”,对该联盟计划“表里不一”——表态支持多,实际推进少。

在2012年5月23日的欧盟非正式峰会上,欧元区首脑同意建立统一的银行监管机制,这被认为是建立银行业联盟的重要一步。但与许多别的建议提案类似,会议并未就这种银行业联盟的具体建立和实施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讨论,仅表示“需要”建立银行业统一监管联盟,但却未对涉及各国政治、经济等关联的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其主要原因在于这种银行业联盟的建立涉及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因而遭遇了广泛的反对。

捷克明确反对建立银行业联盟,其观点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反对声音。捷克总理彼得?内恰斯表示:“由于捷克银行市场的95%是由国际金融机构的子公司控制,实施银行业联盟将严重伤害到捷克经济。”除捷克外,德国、瑞典、荷兰和丹麦等国亦反对银行业联盟的建立。

围绕在银行业联盟问题上的分歧,东欧国家反对意见较为一致,普遍担忧自身资本将遭受“侵蚀”。保加利亚央行行长表示,他对任何涵盖整个欧盟,而非只涵盖欧元区的银行业监管联盟表示忧虑,认为可能会损害其银行体系。实际上,许多东欧国家的银行均由其他欧洲大国的银行拥有,东欧国家忧虑在成立银行业联盟后,当母行资本不足时,会抽取较健康的东欧银行的资本。

同样反对该联盟在整个欧洲地区生效的还有英国,英国强调“欧盟任何银行业规条仅应在欧元区生效”,进而对所谓的“银行业统一监管”在本国持抵触态度。

作为欧元区“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德国和体量次之的法国被认为将“引领”欧债危机的走向和欧元区危机的自我“救赎”之路。德法在银行业联盟问题上的态度对其推进落实意义极为重大。但与德法在其他欧元区救助机制上的默契和配合不同,两国在欧洲银行业联盟问题上存在分歧,而这也是决定银行业联盟是否能够建立和推进的最为关键分歧之一。

作为在全球率先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法国,呼吁迅速推进银行业联盟改革。法国财长莫斯科维奇9月16日表示:“应快速前进,不能浪费解决欧债危机的时间。”他还表示,欧元区统一金融监管体系应覆盖欧元区全部银行。他预计,欧元区将在年底就银行业联盟达成协议。而德国则对快速推进银行业联盟建立持反对态度,并认为该银行联盟不宜对欧洲或欧元区范围内的所有银行均实现监管或同等监管,监管的范围不宜过大。德国希望欧元区成员国监管机构保留对各国地方储蓄及合作银行的主要监管权,欧洲央行仅监管欧元区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德国财长朔伊布勒9月16日重申,欧洲央行没有能力监管欧元区全部6000多家银行,且大量参与银行监管可能影响该行货币政策独立性。朔伊布勒指出,“我不认为明年1月1日前有可能利用救助基金直接重组银行”,更恰当的做法是缓慢、稳步推进改革。默克尔亦观点鲜明地表示,希望欧盟在推动银行业统一监管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能过于追求速度,不能为了满足欧洲自身设定的2013年1月这一最后期限而仓促进行。

德法两国对建立欧洲银行业联盟的分歧,随着欧洲银行业联盟建立原定“时间表”的演进而越发加大,并可能在未来几月进一步尖锐化。9月22日,默克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讨论有关欧元区银行业监管的问题,默克尔此前警告称柏林反对建立一个权利凌驾于欧洲央行之上的泛欧洲银行业监管机构,而奥朗德则呼吁建立监管体系的动作必须加快。

德国不愿独背“黑锅”

目前看来,德国反对欧洲银行业联盟的立场,成为该计划推进的最大阻力。作为欧洲经济体量最大的德国,其在欧债危机中的相对“强势”增长,成为欧元区走出危机的最大希望。在欧洲危机的解决进程中,德国以自身资源“出手相救”被认为是某种必然。此外,德国在欧央行中的话语权,也决定了其在欧洲银行业监管决策方面的重要影响力。德国之所以对欧洲银行业联盟的建立“顾虑重重”,坚持“反对”态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并不愿意过多依靠自身资源“援助”严重陷于“泥淖”的国家,并担心在未处理清楚多国相互关系的情况下,武断推进该联盟计划,将打乱现有的欧债危机救助节奏。此外,“一刀切式”地对全部银行进行监管,或将带来新的银行业整体性问题。

按照欧洲央行行长、欧洲系统风险理事会主席德拉吉对成立银行业联盟的建议,联盟将在欧元区层面上筹集资金,用以救助受困的银行。很显而易见的一种可能是,欧元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将是欧元区救助计划的最大出资方,这种负担显然德国并不太可能接受。更进一步地,这种救助机制一旦成为现实和“惯例”,德国将更担心自己将成为银行业联盟的最后“拨款方”。

按照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建立银行业联盟的三个推进步骤,欧洲央行获得监管欧元区所有银行的权力只是第一步;未来的第二步,则是成立一只基金用来关闭问题银行;最后的第三步,也是最深层的一步,即建立完善的保险机制用于保护欧元区居民的存款安全,也就是所谓的欧元区存款风险共担。在后两个步骤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资金将来自于欧元区各成员国的拨款,而这将是一笔不小的数额。按照巴克莱银行的分析估算,如果按照巴罗佐所设想的欧洲央行监管6000家银行的规模计算,所需的保险基金可能将近11万亿欧元(约合14万亿美元)的存款提供担保。如果只以这个数额的1%作为保险基金,则欧元区银行很有可能被课以其年收入20%的重税。这1100亿欧元的保险基金需要在银行业联盟成立之初就拨付使用,在目前情况下很难实现。尤其是对于目前都寄希望于ESM(欧洲稳定机制),甚至欧洲央行贷款的众多欧洲银行来说,实在难以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更大的筹款任务将“顺理成章”地压在目前健康状况相对良好的德国大型银行身上,德国显然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出现。

更进一步来看,如果有国家退出欧元区,而其存款却被以银行业联盟的形式保护起来,选择退出国家的人们就有可能选择在本地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其转移到其他欧元区银行中去,而这将或导致欧元区内部的财富被直接转移至外部。“银行业联盟,换句话说,就可能会变成德国人最不希望看到的拨款联盟。”

此外,在欧债危机的救助节奏中,德国希望能够夯实基础而循序渐进,欧洲银行业联盟的建立也应该是分步骤进行,不能急于盲目推进。在默克尔看来,目前,无论是在财政预算,还是惩罚机制以及欧洲央行在对银行进行监督时该向谁负责等问题上都还缺乏进一步的规范。在这样空洞而不够健全的框架下,欧洲央行自身的声誉和独立性也将可能受到质疑和威胁。“我们是要建立一个长久的、关系到欧元区未来的银行业联盟,这或许需要更多的时间。”默克尔说。

银行业联盟前景黯淡

银行业前景篇(6)

一、前言

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金融机构,在改善经济发展上必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注重银行各项业务的发展,促进银行更好地发展,其中商业银行信贷的发展可以对金融行业的发展起一定的支持作用,从而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二、商业银行信贷的概况

1.商业银行信贷的发展

信贷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也是其主要盈利的途径。他主要是通过信贷的利息进行收益。银行信贷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通过其特有的形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商业的发展。我国的各大银行的信贷体系也在不断地改革深化,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推行全面绿色信贷。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自从绿色信贷这一概念在2007年在我国正式被正式提出,近20年来,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都全面实行了该项业务,并且在农业,商业等众多领域有了很显著地成效。但是,由于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等不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业务开展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2.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信贷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银行贷款也受到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精神相结合的新兴领域。互联网信贷是一种新型的信贷方式,为信贷者提供了便利,扩大了信贷对象范围,为一些小型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与传统的信贷方式相比,互联网信贷以其快速,效率高,范围广的特点被广泛使用。传统的银行信贷应及时作出调整,使银行信贷得到良好的发展。

三、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中存在的问题

1.商业银行信贷体系不完善,监管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中存在着信贷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而就导致在信贷业务的具体流程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具体操作不规范,材料信息不合格等现象。有一些银行对个人或企业的信用评估登记上记载的不详细,就会影响调查核实的细节,最终出现赖账等问题的出现。当然,这些问题的出现也有一部分是监管机制不健全导致的。对于银行绿色信贷有一些相关的法规还不是很完善,导致具体操作时没有相应的标准。

2.商业银行信贷存在一定的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存在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中长期贷款快速增长,不良贷款率快速上升。中长期贷款的数额一般较大,而且期限较长。在这较长的期限里容易发生一些信贷政策上的改变,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利率的变化,而这就容易导致一些风险的出现。商业银行供于信贷的费用主要就是百姓的储存资金,而银行一些政策的改变容易影响这些储存资金,而中长期的贷款期限较长,所以就会影响银行资金的正常运转。而不良贷款增加是最直接的导致银行信贷风险的因素。除此之外,房地产行业也给银行信贷带来一定的风险。一方面,开发商在项目开发时有时会采用贷款的方式,而贷款买房是现在大多数家庭采用的购房形式,也是银行信贷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对银行信贷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由此也带来一定的风险。

四、促进商业银行信贷发展的举措

1.建立风险防范和预警机制

风险防范和与预警体系是银行信贷正常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建立科学合理的防范与预警机制是减少银行信贷风险的重要举措。所谓的防范与预警机制就是指一个能及时发现信贷机制中的潜在风险,而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从根本上消除此风险,使信贷体系正常运行。而当其检测到该预警机制无法自行解决的潜在风险时,就会有一定的提示,我们银行的管理人员就可以根据提示来自行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达到消除风险的目的。

2.严格控制信贷投放比例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在房地产行业投放的比例过大,而目前房地产业的发展并不是很景气。所以,此情况下我们就应该考虑调整信贷投放的比例,适当的将信贷向其他行业转移投放,例如汽车行业、教育行业、以及旅游业等这些都将成为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他们的发展都离不开信贷业务的支持,所以积极调整信贷投放比例也可以对信贷的发展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商业银行信贷的发展前景

1.明确发展方向

要想使银行信贷快速高效的发展,首先要明确其发展方向。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有很多,要想得到好的发展就要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其次,应该确保银行流动资金的稳定,这主要通过控制资金存储来实现。加大调研力度,把握客户需求。另外,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大量与信贷相同特点的融资产品,而在银行信贷的发展中应该采用一定的方案去应对同类产品的竞争。

2.加强信贷方案创新

我们应该根据客户的信贷需求及时调整信贷的体系,健全科学合理的信贷体系,而且要注重加强信贷方案的创新。首先,这种创新是要以客户和经济市场为导向,其次是要注重信贷的方式的创新,可以吸取互联网信贷中一些可取的特点,融入到银行信贷之中,扩宽服务范围,当然这种丰富是要建立在细致的市场调研之上的,进而完善信贷的方案。在方案的创新中要融入专一性的思想,可以对每一类客户打造独特的符合其实际要求的信贷方案。另外应该积极的灵活而高效的融资产品。

六、结语

综上所述,银行信贷是一种对国家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一种融资形式。而在互联网金融等形式快速发展的今天,银行段信贷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要想使银行信贷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要改进上文总结的问题,并且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降低信贷的风险,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银行业前景篇(7)

一、导言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两件事情令世界瞩目,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忧的是中国取得成就的同时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滞后,并且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制约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其核心表现是中国银行体系积聚的大量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逐步建立起了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截止2004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三家政策性银行、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十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和若干家外资银行分支机构。银行存贷款保持快速增长,银行提供的金融工具与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银行体系保持了总体稳定,没有出现过严重的银行危机等问题。不过,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积累了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大量风险,其自身成为不利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增长的引爆器。银行部门的不法行为、银行体系的巨额不良资产、提高资本充足率、改善公司治理、有效处置不良贷款,以及避免产生新的不良贷款等重大问题给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提出了挑战。银行改革进程缓慢和以往改革措施不配套制约了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银行体系问题的解决及其成效,制约了中国向潜在最优经济增长的转化。“如果不深入改革,以解决问题的根源,那么银行系统势必会在将来造成新的混乱局面。”

尽管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商业银行改革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指明了方向。但是如何实现宏大的改革目标仍旧是一个问题。因此分析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问题在中国加入WTO的后过渡期结束后开放金融业参预全球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二、银行业改革:文献回顾

1.银行功能

Arrow-Debreu-Mackenzie(ADM)模型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金融中介没有存在的必要。金融中介的存在只是因为现实中的交易成本巨大,信息不对称也较为严重。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存在道德危害(moral hazard)与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所以金融中介可能会优于金融市场,因为中介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可以复制市场的某些功能,可以签订长期激励合约。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除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外,技术进步与资本集聚是经济增长另外两个重要推动力。金融体系之所以在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是因为它们能为资本集聚和分散新技术提供资金。金融体系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很大程度上在于交易体系中存在着摩擦。在签署议定和执行合约消耗资源、信息不对称和信息获取成本高昂的世界里,合理发挥功能的金融体系能够减少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储蓄者与投资者有效结合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金融体系所起的几个功能有助于减少这些交易成本(Pagano, 1993; Levine,1997),它对资本集聚与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

根据许多学者的看法,银行与其他公司相区别的原因是它们共同:1)提供了可兹利用的支付体系;2)生产信息与监督借款人。 它们所共同履行的这两个核心功能有助于解释银行特殊的原因,而且还有助于解释它们易受特殊管制的原因。银行--其迅捷的流动性对于支付体系发挥良好的功能来说至关重要--持有价值固定的短期存款债务来换取价值不确定的贷款--它是非透明借款人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非透明借款人在金融市场上是受到限制的。然而银行易受道德危害问题的影响,银行价值固定的存款可从某种公共援助上获益--明示的(存款保险)或暗示的(最后贷款人的介入)援助--这种支援可以防止支付体系的崩溃。然而银行挤兑会在无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发生,它减少了社会福利(Diamond and Dybvig, 1983)。因此必须确保存款人不会遭受损失,其目的在于阻止未加担保的挤兑和由挤兑所引起的支付体系的崩溃。不幸的是,这也意味着存款人没有任何监督银行冒险的激励,这样又可能使银行家比没有存款保险时更有激励去冒险。由于一部分银行特许权价值依赖于存款保险的存在,所以银行面临业务许可的管制与有效监管就极其重要:不用对此有任何惊讶,薄弱的监管与没有风险保险金的存款保险是美国储蓄贷款危机中增加与破产上升的秘诀所在(Barth and Bradley,1989)。

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了金融的基本功能。然而,问题并非就此结束,因为国有商业银行还承担了某些特殊功能,其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功能;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功能。这两个功能尽管从会计效率上看并非最优的选择,但是如果从中国的特殊状况看我们无法否认其巨大的社会意义与绩效。 “国有商业银行所履行的企业性和公共性双重功能,决定了对其绩效评估不应只是单一的经济效益评价。”

2.银行问题的成本

银行业是一个具有极大外部性的行业,其外部性为正,也可能为负。银行的负外部性一直就是对银行业进行管制的一个重要理由。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一家银行的倒闭,特别是大银行的倒闭可能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迫使其他银行走向破产,不管是有清偿力的银行还是没有清偿力的银行,由此可能引发银行系统的崩溃。

引发银行倒闭的因素可能很多。Diamond 和 Dybvig(1983)指出,银行提供的流动可能会引发挤兑。由于银行的资产清偿价值低于银行的流动性存款价值,所以存款人可能在没有任何银行资产经营不利的信息时对银行进行挤兑,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囚徒困境,由此一家稳健的银行也可能倒闭。

其他因素可能也会引起银行倒闭。由于市场不完备,也或是因为银行的监督技术不完善,银行可能无法完全分散资产风险。这样的结果是如果储户察觉银行资产价值过低,那么收回存款将成为其首要考虑的策略问题。由此也会引发银行挤兑。

银行挤兑的成本巨大。因为它迫使银行将尚未到期的长期资产提前清算,这样就扰乱了银行的正常生产过程,它的另外一个可能结果是银行提前对投资项目进行清算,这又会使整个社会的正常生产与交易过程中断。传染性挤兑在经济并不景气的时候可能会使整个金融体系崩溃,这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影响。对银行挤兑的负面影响促成了许多国家实施了银行管制政策并提供了政府存款保险和贴现窗口政策。但是它们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银行问题。

对银行危机的代价与成本进行分析与衡量是一件麻烦而棘手的事情[Frydl(1999);Frydl and Quityn,(2000)]。霍克谢等(2004)区分了银行危机的代价与成本。他们指出,银行危机的代价包括社会的总代价、财政代价和净代价。不过,社会总代价却是难以计量的,因为银行危机会使宏观经济不稳定,经济体系失去有利的增长机会。例如,银行危机出现时一般会使银行信贷紧缩,利率可能会上升,利率上升同时还会伴随着通货膨胀和汇率的剧烈波动,由此导致了总产出的永久性损失。财政代价包括危机救助与解决成本。

Cerra 和Saxena(2003)提供了亚洲国家永久性损失的经验证据。他们使用了制度转换模型将衰退区分为永久性损失和暂时性损失。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亚洲国家发生的是Hamilton型衰退,产生了永久性损失,而非Fridman型在危机以后是一个迅速增长阶段、导致赶上最初发展趋势的衰退。跨国研究表明,银行危机期间产生的损失非常大,平均占当年GDP的10%以上,银行的贷款量与利润率在此后也都下降了 (Hoggarth 和 Reidhill, 2003)。

3.转轨国家银行业改革与最优银行体制选择

Thakor(1996)认为,金融系统设计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即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经允许的经营范围、决定银行业结构的监督和金融市场上对信息的披露。Allen和Gale(1994)解释了目前两种主要金融制度设计—美国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和德国的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福利含义。相比之下,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比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提供了更好的跨时风险分担。因为银行提供的长期贷款协议是实现理想代际财富转移和风险分担的必要条件。而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具有更好的跨域风险分担机会,其原因是在这样的制度中经济人能在金融市场上选择更多的金融工具来对冲他们的风险头寸。不过,两人的模型没有考虑到银行主导型体系具有的银行挤兑和传染诱致的恐慌状况。不过,到目前为止,关于金融系统的最优设计等一般性问题仍然未难受得到解决(Santos,1998)。

转轨国家的银行改革问题与最优金融体系的设计问题同样有趣。不过转轨国家的金融系统改革既费时又费力,由于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公司外部融资中通常居于主导地位,所以这些国家的银行体系改革更为重要 (Bush,1998)。尽管转轨国家已经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银行改革,但是由于银行在改革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不良贷款以及政府渐进退出银行部门等因素的影响,银行部门在重组现在的公司以及为私人新设企业提供融资等两个方面的作用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在对发达国家银行的研究中得出的一些研究结论在转轨国家也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支持。

我们知道,很多计划经济国家进行转轨的根本目标是把经济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以下的无效产量点向转换曲线上的点移动,以便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并且最终改善本国民众的福利水平。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银行体系能够把储蓄与投资联结起来,并且把资金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门、区域或项目上。所以改革银行体系的关键之处就是把金融中介的克服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具体地说就是提高现有银行中介的效率并提高其支持实体部门结构调整的能力。

转轨国家银行改革以及最优银行体系的选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由于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所以它会导致不利的选择结果并均衡信贷配额(Stiglitz and Weiss,1981)。信贷配给的出现可能源于借款人没有足够的净资产为其贷款提供担保,也可能是由于银行并未在竞争的环境中经营。在转轨国家,中小企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营,这不利于中小企业发挥技术创新、增加出口、提高就业水平等方面的宏观作用。由于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抵押或担保品和经营记录,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可能很少,外部资金(还包括股票融资或债务融资)对中小企业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中小企业只能依赖内源融资缓慢发展,这种状况的不利影响就是经济增长只能是次优的。

此外,由于转轨国家起始时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所以信贷配给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银行资金过多地流向国有部门,尽管这种长期关系会使国有企业得到足够的资金,但是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会使流向国有部门的资金低效运用,它使银行部门自身积累了大量不良贷款资产,银行部门不良资产过多会诱发信贷紧缩而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率。不过,如果银行能克服这些问题将会发挥其在公司公理中的作用并加速国有部门的重组进程与效率,那么经济增长将会向最优的路径靠拢。

关于转轨国家最优银行体系的选择问题,理论研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大部分研究都证明了转轨国家选择全能银行体系优于单纯商业银行业务的金融系统。因为全能银行体系的主要优点是它可以利用范围经济并能够扩大银行的服务范围。例如银行从监督公司存款账户中获得的信息有助于银行分析与掌握该企业的现金流量与经营状况,这样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Nakamura ,1993)。

全能银行的范围经济使银行可以利用协同作用。例如全能银行可以解决企业的公司控制问题,因为它们具有股东与债权人的双重角色。Steinheer 和Gilibert(1994)根据公司控制权理论指出,全能银行在转轨国家的有益作用是:它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担当积极的股东,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充当积极的债权人。银行持有的股份较少可以限制股东的所有者控制;并且银行还能够减少非银行债权人因为缺少信息或其他干预机制对公司事务的干预不足。不过,他们认为全能银行只能由私有化的银行来承担。另外,还有人认为尽管全能银行具有优点,但是它在转轨国家可能并不具有适用性。

与此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则针对转轨国家的现状提出了专业化银行的建议。Thorne(1993)指出,在转轨国家的早期阶段,商业银行无法对商业企业实施有效的公司控制,这种控制功效应该交给投资银行办理,所以转轨国家应该建立起专业化的银行体系。Rajan(1995)也指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能选择全能银行。Mckinnon(1991)的看法更激进。他认为由于商业银行本身的独特性以及其功能等诸多原因的影响,狭义银行最为合适。

就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的现状看,在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银行部门风险识别与评判能力低下、银行监管部门素质不高、政府与银行的“裙带”关系、相应的制度建设落后包括法律的制定及其有效实施等因素影响下,全能银行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它可能只是转轨国家制度基础设施得到完善以后的一种长远的潜在选择。因此专业化银行可能是目前条件下转轨国家的最优选择。

4.银行业最优改革模式

在IMF的一项调查中,Dziobek and Pazarbasioglu (1997)通过对24个国家银行危机的经验分析总结了一套银行重组的“最佳模式”:他们认为最佳的模式应该包括足够宽的范围,并且因此对一系列的特定状况都要有积极作用。霍克谢等(2004)指出,系统性银行危机的管理对策要因国而异。其含义是适合本国自身状况的银行改革才是最优的。具体说影响一国危机管理对策的范围包括:危机的成因;宏观经济条件和该国的发展前景;银行体系的财务状况;内外部传导的风险以及可使用的解决工具;此外还应该包括银行体系与公司部门的所有权结构;人力资源的局限性;法律、监管、司法以及行政架构;透明度的传统;以及政治上的连续性和领导人的素质等。由此可见,解决银行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成效依赖于上述这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通常情况下银行业改革的“最佳模式”包括解决银行的流动性问题、银行业的结构调整、经营重组与财务重组以及宏观基础设施建设。

1)流动性支持。前文指出,银行挤兑的成本巨大,因此在银行出现危机时提供流动性支持对于整个银行体系至关重要。因此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向银行体系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支持以便确保支付体系的顺畅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迅捷的救援行动能够为政府找出问题的原因并制定相应的对策留下了足够的时间。然而,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只应该限定于那些有清偿能力的银行。不过,在银行转轨国家,流动性支持似乎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储户与债权人享有了政府可信的全面担保。因此,流动性支持中的问题可能主要在于消除政府全面担保中的道德危害风险。然而,拉美的例子说明,在高度美元化的经济体中,政府的全面担保并不能取信于民,即使是政府出台行政管制措施时也无法阻止存款人的恐慌与挤兑。

2) 银行业的结构调整。霍克谢等(2004)指出,银行业的结构调整政策需要把银行区分为三类:有生存能力并且符合监管要求的银行、有生存能力但资本不足的银行和没有生存能力且也不具备清偿能力的银行。确认银行是否具有生存能力是对重组工作进行管理的一项关键工作。而且银行是否具有生存能力应该交由市场处理与决定,同时对于资不抵债的银行应该由处理其问题的监管机构决定是让其整改后继续经营还是退出市场。除了银行业的市场结构需要调整以外,银行机构内部的产权结构可能也需要得到相应的调整。如果银行的所有权没有明显变化,那么没有任何一家机构能完全行使股东权利以控制损失(Sheng, 1996)。不过,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私有化并不是一种立竿见影的解决措施,相反它是一种长期的进程,并且需要实质性的优先举动,例如财务与经营重组。快速私有化会产生重大的风险。因此市场化方案设计对于决定银行部门未来的利润率与生存能力非常重要,智利的经验表明中国采用渐近的方法更为可行(Li Wen hong,2001)。

3)经营重组。经营重组对于恢复银行的盈利能力与持久的清偿力是必不可少。经营重组的目标是提高信用评估能力、改善风险管理、加强内部控制、改善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关系和治理结构等,同时要把激励机制作为关注重点。24个国家的调查指明内部治理的低效是所有样本国银行问题的一个原因,银行重组的进展与这些问题是否能被解决高度相关。调查还发现,所有国家通过解决存量问题恢复银行的清偿力要比通过解决流动性问题能取得更大的成功。看起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政府发现在防备无清偿力方面取得进展要相对容易一些。这个结论表明中国更需要注意经营重组,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一些银行都面临着管理效率低下问题,这是它们利润低下不断积累不良贷款的原因之一。不过,经营重组能否取得成功还需要公司部门重组作为配合。银行和公司必须以及时、有序并以公平分担的方式对公司债务进行重组,因此,必须强化正式的破产制度。当然,对公司债务进行重组需要在公司业务重组的背景下进行,如果无法对贷款进行重组,应该对其加以清算;另外可行的方式是对抵押物进行拍卖。

4) 宏观基础设施建设。转轨国家银行改革的宏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多方面因素。具体说包括界定政府的功能、解决法律与司法体系的不足、废除不公平的待遇(包括对各类投资者一视同仁、不公平的税负等)、改善审慎监管等。特别是转轨国家,由于政府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政府利益需求可能不会与银行价值最大化目标相一致(Boot and Thakor, 1993)。此外,在许多转型国家都可以发现,竞争对银行业的意义更大,它比改变所有制更为重要,并且它也能给管理者提供适当的约束机制(Stiglitiz, 1999)。Claessens et al (2000)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实际上能提高发展中经济银行的效率。这个发现可能的理论解释是外资银行能给它们带来管理新方法、公司治理机制和信息技术。国内银行必须采用这些新方法、新机制和新技术,以便与国外对手进行有效竞争(Peek 和 Rosengren,2000)。允许外资银行进入的深层益处是,它可能会使银行体系更稳定。Demirguc-Kunt (1998) 和 Levine (1999)的经验研究清楚地说明了外资银行的存在降低了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并且使银行变得更加稳健。

三、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评述

转轨国家的转轨进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前苏联与东欧用西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主张的 “休克疗法”进行改革。此种改革方式的主张者预计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会呈现出“J曲线”效应,即GDP在改革初始时期下滑后会出现强劲回升。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该方案导致了GDP急剧、持久地下降,并伴有特别高的通货膨胀和其它社会指标的严重恶化 (World Bank,1996)。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崩溃、社会危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采用了“渐进的”转型方式。它是分阶段的、局部的、增量的、常常是试验性的逐步推广进行,特别是没有大规模的私有化过程。中国自其改革开始便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所取得的经济发展绝无仅有,其GDP实际年均增长率高于8%(详见图1)。持续经济增长已经使贫困大幅度减少:从1978年到2000年,根据世界银行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

每日一美元的贫困线,中国的贫困人口已经从2.6亿降低到1亿(Weiss,2002),从占总人口的31%降低到8%。从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的角度看,中国是正确的:缺乏关键的制度建设,私有化产生了致命的私人寻租行为并阻碍了转轨进程(Black 和 Tarassova,2002)。

尽管世界普遍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前景表示乐观,但是也有人指出这种乐观基于一个重要的假设,那就是,中国能否在未来数年内继续改善其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的问题。若要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维持强劲经济增长,中国就需要银行及资本市场更好地发挥金融中介作用。要维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并防止严重的经济混乱,中国银行业持续进行成功的改革将至关重要。

1.国有商业银行问题成因

不过,中国改革成功神话进程中做到加速对国有企业进行结构调整,这相应的造成了银行体系巨额的不良贷款;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宏观挑战,即在保证财政持续性的同时如何阻止银行体系的崩溃(Liu,2002,APF,2002)。换句话说,不考虑过去的成就,目前中国的持续增长可能会受到国有企业产生损失所带来的尖锐的不平衡结构的威胁。

脆弱的银行体系,承担着巨额的不良贷款负担,其功能将会错乱。它们不能对企业实施治理,这会加剧资源的错误配置。不良贷款的解决可能通过银行资产与贷款的分离而实现,但因此可能会导致信贷紧缩并破坏实体部门的活力;而且新兴好银行可能也要忍受软预算约束。

中国银行业的脆弱性众所周知,主要表现在利润率低、资本不足与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如果按照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相关指标看,不良贷款的确是银行体系风险的巨大来源。

对国有商业银行问题成因的分析,主流观点认为是产权问题(易纲等,2002),换句话说是政府担保导致的道德风险恶化的结果和银行自身的问题(刘锡良等,2003)。其他经验证据表明银行的国有制比重较高或政府过多干预信贷分配,是银行危机的主要原因(Lardy,1998)。政府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单一所有者要以国家财政最终承担银行损失,而市场约束例如破产与倒闭则不具备有效性。银行在政府提供了全面担保以后要担负政策性负担。由于政府与银行管理者之间的“裙带”关系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对管理者的绩效评估并不能实施,所以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者可以利用政策性负担推却自己的低效经营责任。易纲等(2002)指出,“国有银行诸多问题的根源,是银行在产权和治理结构上的缺陷。” 尽管此种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可能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因素,而且其隐含的一个结论就是政府完全放弃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权。这种结论与现实不符,因为银行私有制国家的经验表明,银行私有制并不能有效阻止银行问题的出现。

总的来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是多年积聚起来的,其成因非常复杂,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除了国有商业自身体制落后、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薄弱等原因外,其主要原因是:“直接融资占比过低,企业严重缺乏自有资金,生产经营过度依赖银行贷款;为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体制转轨和国有企业重组,国有商业银行发放了大量特定贷款;社会信用环境较差,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严重;未能实行审慎会计制度造成大量虚盈实亏等。由此可见,国有商业银行历史上聚集起来的各种损失,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的经营损失,它是我国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必须付出的成本。”(唐双宁,2005)

2.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阶段

自1984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专业化改革:1979-1994

1984年,中国“大一统”的银行体制终结。其典型事件是,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中国工商银行,加上专营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和原行使财政职能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及1979年恢复的中国农业银行,这四家银行成为国家专业银行,人民银行则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自此,中国形成了各司其职的二元银行体制。

2)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1994-2002

1994年,国家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1995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至此,四家专业银行从法律上定位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四家银行过去的专业分工也更加淡化,业务交叉和市场化竞争进一步发展。“但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在梳理内外部关系、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处置不良资产等层面上进行,尚未触及到体制等深层次问题”(唐双宁,2005)。

3)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2003

2003 年12 月31 日,通过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两家试点银行)注资450 亿美元,正式启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2004 年8 月26 日和9 月21 日两家试点银行相继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汇金公司代表国家对两家试点银行行使出资人权力,较好地解决了国有商业银行长期存在的产权主体虚置问题。2005年,政府决定对中国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政府层面对此次股份制改革的看法是,它将从根本上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实现国有商业银行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历史性转变,它也标志着国有商业银行由治标向标本兼治的根本转变,同时是中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3.国有商业银行原有改革的有效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认识到金融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经济稳定的基础。自1997年11月开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措施:

一是补充资本金和剥离不良资产。1998年,财政部定向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所筹资金专门用于补充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将1.4万亿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华融、东方、信达、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

二是加强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建设。正式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管理,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强化统一法人管理,改革内部稽核体制,建立权责明确、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内部管理体制;引入国际先进的贷款风险识别和管理理念,推行贷款五级分类试点。

三是根据市场化原则积极推进机构管理改革。针对分支机构重叠、管理层次多、运行低效的状况,国有商业银行从1998年开始进行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1998~2002年间共精简机构约4.5万个(其中县支行约1800个),净减少人员约25万人。

上述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进程,但总体上看,银行经营管理还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特别是银行的财务状况仍然不佳,历史包袱沉重、资本金严重缺乏,自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现状,已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由前述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中国银行业改革与整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具有相同的性质,即渐进性。渐进性改革的表现是政府掌握改革进程,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掌握着经济、金融资源的分配,并通过改革成本的分摊将改革风险控制在一种潜伏状态下,并在适当的时候开辟新的改革渠道来分散已经积累很高的系统性风险。而中国银行体系改革的本质就是政府在集中信贷资源、控制信贷风险和引进市场竞争因素之间的动态权衡。这种做法不同于“金融约束”,它属于政府主导下的金融抑制。在维持低效产出与社会稳定的目标下,国有商业银行扩张的结果只能是日益严重的银行脆弱性,不利于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张杰(1998)认为这种状态下的银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金融资产在原有金融结构和制度框架上的简单扩张,没有质的根本提高。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原有改革措施有效性不足,无法消除国有商业银行问题的根源。

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前景何在

从国际社会看,转轨国家商业银行面临的问题并不新鲜。转轨国家银行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创建真正的银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转轨中的治理失效》一文中指出,在许多转轨国家,由于法律框架薄弱,偷盗行为的单位收益率明显高于创造财富努力的单位收益率。偷盗加上期权价值,再加上所有权就意味着(在没有竞争贷款市场的情况下)获取贷款的收益是巨大的。其后果是贷款不一定被分配到那些最可能有效利用资产的企业手中,相反却可能分配到那些有政治背景关系或那些知道如何最好“利用”体制的企业手中。

自1980年代末以来,构建现代化的银行体系一直是中国政府的目标之一,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系的努力也在不断推出。如前文所述,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渐进式改革,政府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唯一所有者,由此出发设计和出台的银行改革措施从根本说不是最优的。总体上看,改革主要停留在技术层面上,例如梳理国有商业银行的内外部关系、引进先进管理技术以及处置不良资产,并没有触及银行管理体制和银行公司治理等核心问题。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最优改革,从目前来看,争论比较明显。综合起来看有以下几种:1)银行改革产权无关论(郎咸平,2002),即大银行的产权无需变更,在坚持国有的前提下通过加强银行内部改造就能实现改革目标。这与政府改革观比较接近;2) 分拆国有大银行以加强竞争(李稻葵,2002;钟伟和巴曙松,2003); 3)民营银行观(徐滇庆,2004);4)金融结构论(林毅夫,2003)。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部门建立起良好的公司治理正是确保银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具体包括股东、高管层、存款人、员工、社会公众、政府和监管者等)利益均衡的制度安排,它是银行良好运作和科学管理的根源和基础,是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制度保障。由于实践中没有对政府行使所有权的方式、内容、界限进行有效规范和制约,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一样,存在产权边界模糊、产权界定不清、产权约束弱化的现象,并直接导致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监督约束机制弱化的银行公司治理困境。

原有改革成效并不显著,目前仍存在诸多挑战,包括提高资本充足率、改善公司治理、处置不良贷款,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经济增长进程中防范国有商业银行产生新的不良贷款。

前文指出,解决银行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说,需要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首先,国有银行要客观计算出自身的坏账金额和严重程度。其次,银行必须采取措施,尽快冲销、出售坏账、确认损失;必须尽快重组资产并重建准备金。第三,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建立起有效的银行公司治理,以便调整贷款程序,创造信贷文化,并且基于合理的风险管理、亏损确认和准备金拨备程序有效降低并防范不良资产,而非以花俏的会计手段掩盖问题的严重性。

要实现健康的银行体系,除了需要政府有坚定的信念与科学合理的改革进程与指导原则以外,还需构建银行有效经营管理的宏观基础设施,它包括透明度、各种国际会计准则、有效的司法体系和强有力的监管结构。完善的金融体系由多个要素构成,开发有深度和广度的国内债券和股票市场,并使之成为银行之外的储蓄和投资中介必不可少。

本文不想在国有银行最优改革问题上做过多阐述,只想着重提及两个问题:银行外汇注资和上市。政府主导并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可以有多种方式,而改革总归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无论银行出现问题是由其自身原因还是由于政府的原因或者是两者共同的影响,政府以公共资金为银行重新充实资本都是正当的。改革的物质成本就是要以政府注资来消化和置换银行已有的不良资产。无可置疑,政府巨额注资是必要的,没有巨资的填补和置换,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上市就有欺诈之嫌。不过,对注资的持续性需求清楚地表明:对银行全面改革来说,注资计划本身是不够的,如果注资以后没有明晰的职责界定与损失评估机制,则还会出现注资需求。其实政府此次注资后做出不再注资承诺的可信性需要认真关注。如果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注资成为永无止境的举措,那么我们的改革只能是将无法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就股份制改革并上市来说,其实这里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问题不仅在于必须要根据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要求,遵循“三会分设、三权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原则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每个职能部门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并清楚地使其权利责任做到对等分布。不仅总行需要完善的公司治理,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事实上是一个独立利益主体的情况下,地方机构的公司治理问题如何解决和总行与分支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管理机制如何理顺同样重要。国有商业银行地方机构屡屡出现重大事件已经提出了改革的迫切要求。

就引进国内外的战略机构投资者来说,对外与对内的开放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尽管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对于国有银行走向世界可能具有特殊的影响。如果财政部作为国有银行原有的实际单一股东无法约束国有银行,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中央汇金公司的约束就能有效呢?如果链条过长、成本过大可以解释国有银行的效率低下的话,我们又如何可以相信增加了一个层次后就能降低而不是增加了成本呢?

其次,国有银行股份制上市可以借助资本市场力量能达到增资扩股、壮大资本实力、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与市场检验的目的。不过如果没有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缺乏相应的人事和激励、约束机制改革,法律与监管低效的话,“上市即灵”只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结论

与20世纪50-60年代的前联邦德国、日本和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经济增长“奇迹”一样,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加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中国奇迹”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进行的渐进式改革避免了社会动荡,它与其他转轨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渐进式改革存在着战略选择问题,即改革的先后次序、轻重缓急问题。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看,在改革早期,政府运用财政和金融资源,优先支持了农业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从广义上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也是国企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上述领域优先改革进程中消耗了相当多的资源,在政府财政资源与能力非常有限的约束下,银行业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其结果之一就是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同时也使金融改革滞后。

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金融体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相关绝对指标看,它们无疑是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核心。要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就必须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促使其加快转型步伐。从200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伊始,一系列银行改革措施的出台即显示了政府改革银行体系的决心,又显示了政府改革银行体系的能力。不过,国有银行从计划型转向市场型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转型过程中的改革原则、政策措施设计同样复杂。

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甚至于将来上市显然不是政府改革银行体系的终极目标,它只是完善市场经济体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是金融体系改革的一项内容。如果把股份制改造与上市当成国有银行改革目标的话,那只能是对国有银行改革的一个曲解。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市场主体。国有商业银行欲成为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真正商业银行,只有这几项措施的出台与实施显然无法达到目标。只有进行系统化的持久改革,我们才能实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终极目标:以高效的银行体系提高民众福祉。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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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双宁: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几个问题,在中国金融学会2005学术年会上的演讲,2005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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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前景篇(8)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个人财富加速增长,我国金融系统个人金融业务发展迅速,个人金融业务市场前景看好。笔者通过对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个人金融业务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就如何加快个人金融业务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一、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发展现状

与国外金融业相比,我国个人金融业务起步较晚,但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迅速,据统计,2000-2008年间年平均增长率达16.5%,2010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30.33万亿元。庞大并持续增长的个人金融资产,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个人金融业务提供了物质基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体制改革激发了居民的理财需求。商业银行大力发展个人金融业务,必然扩大业务经营范围,增强金融服务功能,改善银行的资产、客户和收益结构,推动经营战略转型。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目前有74%的人对个人金融业务服务感兴趣,41%表示需要个人金融业务服务。近年来,各家商业银行已把开展个人金融业务作为竞争优质客户的重要手段和新的经济效益增长点。

二、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从实际运行情况看,商业银行在理财业务上给客户提供的服务层次低、规模小、类别上都不能与外资银行相抗衡,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1.分业经营,制约业务发展

目前国内金融业仍处于分业经营阶段,银行、证券、保险三大市场相互割裂,目前的个人金融业务,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咨询、建议或投资方案设计等较低的个性化服务层面,银行无法利用证券和保险这两个市场实现增值,个人金融业务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2.条块分割,缺乏机制保障

个人金融业务是体现“以客户为中心”理念,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的一种新型综合性业务,它的顺利开展必须上下协调、前后沟通。而我国的个人金融业务通常归于银行的个人业务部,个人理财业务涉及的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又分别由多个部门管理,导致个人金融业务条块分割,无法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3.资源短缺,缺少系统支持

建立和运用客户资料库分析系统是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基础,而商业银行的运行系统是建立在账户基础上,客户信息资源极为有限,客户资金增减、资金流动趋势、客户对银行服务的不同选择等掌握不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了解不够,无法有效地加以分析利用,导致个人金融业务的开展始终无法确定目标群体。商业银行之间、银行与保险、证券公司之间的客户信息资料库还不能相互共享,造成了客户信息资源的浪费,不利于个人理财业务向纵深发展。

4.缺乏高层次人才

个人金融业务是一项综合性的业务,具有集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网络机构和信誉于一体的特征,它要求个人金融服务人员不仅了解银行的各项产品和功能,还要掌握证券、保险、房地产等相关知识,并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与组织协调能力。而目前我国银行人员专业单一,复合型人才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发展。

三、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发展前景的对策建议

1.积极培育业务意识和金融市场

作为从事个人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要充分利用网点、员工及各种媒体和中介机构,加强个人金融业务建设的宣传和引导,主动宣传正确的个人金融业务观念和方法,推荐适宜的业务产品,提供便捷的业务工具,加强个人金融业务发展的管理与规划。细化客户市场,重视个人金融业务产品个性需求研究,提供差异化个人金融业务服务,在服务好优质客户的同时,不能忽视单身期、家庭形成期、家庭成长期、子女教育期、家庭成熟期、退休期等不同阶段中低层次的客户,他们数量众多,集合效益明显,个人金融业务产品的需求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因此,银行客户经理可通过建立客户档案,对客户的价值贡献度和承受风险的能力进行分析,从而实现对客户市场的细分,针对不同客户的不同特点,提供差异化的业务服务。

2.不断丰富业务产品和服务内容

长期以来,个人金融业务仅是国内银行筹措资金的手段,银行向个人客户提供的服务是无差别的大众化服务。现阶段,金融监管仍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开放和人民银行支持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支持金融同业间加强合作,共享信息,业务适当交叉,混业经营政策的松动,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不能停留在为客户提供单一的储蓄或者咨询上,应引入市场细分理念,确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以目标客户为基础,针对客户的需求开发服务新产品,根据客户在不同阶段、不同行业、不同风险偏好的特性,设计个性化的理财计划,有差别地、选择性地进行金融产品的营销和客户服务,加大个人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为客户“度身定做”金融产品,使客户实现最大化的保值和增值。

3.加强金融机构间的跨行业合作

以居民的货币资产储蓄为纽带,在为客户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同时,通过储蓄、支付和消费环节以及证券、保险、基金等投资领域合理流动,提升服务层次,获取综合效益,逐渐聚集起核心个人客户群体。加强与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从互相间业务发展到更广泛的行业间接触。金融密集地区的商业银行可适当考虑同外资金融机构合作,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更便利的产品营销方式,同时商业银行还可以与一些社会中介机构开展合作。

4.加大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力度

目前,市场上普遍缺乏既熟悉银行业务又精通证券交易、保险等多项金融业务的全能型人才。一方面,商业银行在引进人才时要注重复合型人才的招聘和吸纳;另一方面,着眼发展长远,优选一批业务熟练、责任心强、对个人金融业务感兴趣的精英员工,进行保险、股票、债券、基金、税收等金融经济专业知识的强化培训和进修,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个人金融业务理财专家,为不同职业、不同消费习惯、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类人士提供个人金融业务服务。同时与境外机构积极合作,引进国际经验,建立和完善个人金融业务执业人员自律性的行业标准、职业道德;创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从业人员资格认证体系,规范我国个人金融业务发展,全面提升个人金融业务服务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升商业银行在个人金融业务领域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贾丽娜.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OL].中国金融网,2010-11-17.

银行业前景篇(9)

互联网金融成为现代社会金融产业的重要支柱,在资金流通、支付、转账等多个领域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互联网金融有效的吸收社会分散资金,加快资金利用率,依托网络交易、网络银行等发展起来。从2005年发展到今天,互联网金融得到极大完善。各大银行将业务向着互联网金融转型,建立线上线下形结合的新模式,进一步促进支付、信贷、融资等多种业务的网络化。银行互联网金融业务将成为银行的重要力量。

一、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特点

互联网金融业务立足于现代经济发展,关注小微客户,在网络虚拟平台中开展灵活多变的金融服务,满足客户的现实需求。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特点可以归为以下几点:

(一)低成本

互联网金融业务是在现代互联网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其运行后台具备海量数据、计算迅速、覆盖范围广泛的特点。互联网交易过程中省去了金融中介环节,减少了交易成本,加快了交易效率。大量的数据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减少了信息处理成本,减低内耗,维护了交易双方的根本利益,使得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壮大起来。

(二)金融产品的实惠性

互联网金融业务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于金融产品的实惠性。通过互联网的智能筛选、数据库综合性处理,将客户分为不同的类别,针对性的推出个性化金融产品,贴近客户的现实需求。金融产品的门槛普遍较低,对客户需求的满足程度比较高,使得长期收益较低的银行客户转向互联网金融。

(三)网络金融便捷、高效

互联网金融彻底改变了传统的银行金融业务办理形式,提高了客户对资金的利用效率。大量的用户通过移动终端进行第三方支付;发达的互联网技术根据客户的浏览和网络痕迹进行信息处理,及时提供针对性内容;计算机监测系统,交易跟踪体系,快速处理各种交易漏洞,确保网络金融的安全。客户处于时间和便捷程度的考虑,适应了网络金融的处理方式,接受便捷、高效的服务,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四)更新速度快

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带来巨大的动力。不同的经营模式和发展理念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尝试。近些年,淘宝、滴滴打车、美团外卖多种经济活动转移到网络平台上,以其较低的价格和快速的传播速度,迅速打出较大市场。互联网金融业务也随着网络经济内容的变化而不断改革,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可以找到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影子。互联网金融更新速度是银行无法相比的,这也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了机会。

二、银行金融业务的结合点和发展趋势

(一)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的结合点

银行在金融领域有着特殊的地位,具备一定的优势。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的金融形式还存在着不足。虽然互联网减少了金融中介对交易的影响,降低了总体的交易成本,但是,虚拟平台无法进行开户业务,资金储备无法完全独立。只有将银行实体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才可以进一步做大、做强电子金融市场,让现代人体会到科技力量带来的便捷服务。

银行的资金雄厚、经营业务广泛,具有良好的稳定性。银行的实体特性,使得银行具有优于互联网的业务处理能力。银行开展的网上银行和电商平台在网络金融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带动了其他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互联网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都是在虚拟平台进行的资金转化和流通,虽然达到了交易双方的目的,但是,资金的落脚点在银行。虚拟平台无法彻底摆脱银行,独立运行与金融市场。电子网络平台和银行虽是竞争对手,但是,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一同进退。因此,银行和互联网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将双方的优势和特点结合起来,才可以取得最理想的效果。

(二)银行金融业务的发展趋势

1、P2P业务

P2P业务指的是依靠互联网技术进行网络上借贷双方额的直接交易。网上银行成为交易中介,为交易双方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提供一定的参考内容,避免资金难收,影响金融产业的稳定。P2P模式的审核机制和门槛还需要做详细规划,将信用不良、无偿还能力的部分客户分离出来,保障银行利益。

2、网络第三方支付业务

人们的日常消费逐渐走上网络支付的路线。电子支付手段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在生活中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各种移动扫描设备满足现实电子支付需求;支付宝、掌上银行等多种网络支付软件满足网络电子支付需求。银行需要认清时代的发展需求,建立稳定的第三支付平台,为电子支付提供便捷服务,处理消费和支付的关系,让银行有效的占据电子支付市场。

3、网银

其开展时间高,但是,操作方式比较复杂,需要利用“盾”设备进行网络转账和交易,大大影响了交易的效率。因此,银行需要改变其运行方式,简化操作流程,融入互联网技术,发展出新型网银,让银行客户充分体会到网上银行的便捷性,进一步冲击支付宝在电子支付中的作用。

4、融入电商平台

电商时代给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电商平台是金融行业及其衍生行业的重要支撑点。比如:网络购物、网络红包、网络转账等。银行需要认识到电商在整个互联网金融中的重要性,进而融入电商,为电商提供更多便捷服务,拉近与电商之间的关系,稳定整个互联网的金融秩序,突出银行的地位。

三、结束语

银行互联网金融业务是银行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关系到银行的长期运行和发展,银行需要认识到自身发展的不足,积极改革内部机制,打造便捷的网络服务平台,成为互联网金融业务新力量。

参考文献:

银行业前景篇(10)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其于银行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在全球范围内时有发生,学者们(Calomiris, 1990; Kaminsky & Rienhart, 1996; Demirgü-Kunt et al,2005; Dewatripont et al, 2010)以不同视角探索了金融危机及银行危机发生的机理,得出一致结论:商业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决定性因素。以此次金融危机为例,2003年到2007年期间,银行机构通过高杠杆的使用,大量借入短期、低成本资金,投入到长期、流动性差的风险资产中,最终导致过度风险(excessive risk),因此银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risk-taking)是金融和经济脆弱性的根源。面对银行债务担保引发的巨大风险敞口,西方政府进退两难。

此次金融危机,我国银行业并没有受到较大冲击,这能否说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较小?事实和经验证据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业目前面临自身特殊的风险承担特征。首先,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投放巨额信贷,违约风险进一步凸显,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不断上升。其次,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行为模式和风险暴露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进一步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李文泓,2009)。再次,我国仍然停留在隐性存款保险层面,即公众认为国家会对银行所有的经营失败买单,而实际中政府也几乎承担无限责任的隐性存款担保。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加大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为整个社会金融、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关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问题,已日渐引起了我国学者们的重视,目前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外部环境(货币政策、资本监管政策)和内部治理结构(大股东控制能力、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高管特征等)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张雪兰和何德旭(2012)利用2000-2010年间我国金融经济数据,实证检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证实货币政策立场显著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并且受银行异质性特征的影响。陈其安和黄悦悦(2011)以14家上市银行2007-2010年季度数据为样本,以超额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政府监管指标,实证检验了政府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发现超额资本充足率和银行规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孔德兰和董金(2008)选取2000-2007年5家上市银行数据,从公司治理角度,即大股东控制能力、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资本充足率等方面考察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证实公司治理中各因素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但是影响存在差异。吴成颂等(2014)以2002-2011年13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银行高管特征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高管特征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结果不一致。其中,银行高管学历与银行风险呈正相关,银行高管学历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现显著性倒U型关系,银行高管任期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不显著的U型关系。

与上述文献的研究视角不同,本文拟从银行收益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入手,以前景理论为基础,利用我国商业银行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收益能不能成为抑制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工具,并最终给出政策建议。

二、理论及文献综述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收益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投资组合理论、资本市场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以及最新发展的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

(一)早期银行风险承担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早期的银行风险承担与收益之间的关系非常直观(Knight,1921)。投资者如果选择了风险承担相对高的投资,那么就必须存在一个相对较高的预期回报作为补偿。基于此,预期回报的上下限既不能为负,也不能是无限的。Bernoulli(1954)经过检验最终证实风险承担与收益的关系取决于损失的维度。也就是说,当投资的可能损失越大时,投资者就越不愿意继续进行投资,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逐渐增加。另外,每个投资者对于预期收益都有一个不可观测的最大效用值,而投资者风险厌恶取决于这些不可观测的个人效用水平。

此后,关于风险厌恶和效用方程的研究构成了微观金融理论的核心,并且逐渐扩展至投资者行为和债券市场。Markowitz(1952)的《证券组合选择》提供了一种根据各种证券风险程度提升总体收益的证券组合方法,标志着现代金融投资理论由此开端。该理论同样引入了方差和均值的思想,即利用均值衡量收益,用方差(标准差)度量风险。假设有N种资产可供投资,那么任意一组组合将对应相应的均值和方差,即收益和风险。利用图形表示,则图1中ABC区域内任意一点代表一种资产组合,投资者的目标是收益既定时风险最小,或者风险既定时收益最大。如图1所示,曲线AB满足上述要求,本文称之为效率边界。效率边界上不同点反映了投资者不同的投资偏好。如选择A点代表该投资者具有较强的风险承担动机,选择B点则表示该投资者具有明显的风险厌恶倾向。

继Markwitz后,Sharp(1964)提出若存在一种无风险资产①,则投资者的最佳选择不再是效率边界,而是资产市场线,即图2中相切于效率边界的直线。

基于资产组合理论,Fama & French(1992)假设风险与收益具有正向的线性关系,这一假设符合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偏好和愿意在既定收益下承担相应风险的理论,当前仍然适用。

(二)前景理论与银行风险承担

现代金融理论普遍接受人们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风险回避、效用最大化以及不断更新自己的决策知识等假设之上,然而实践中人们的投资决策并非如此。另外,现代金融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是建立在有效的市场竞争基础之上的,而大量研究证实非理性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往往能够取得比理性投资者更高的收益。为了解释现代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市场异象,行为金融学理论在放松对理性经济人约束的条件下,以心理学为基础,通过刻画金融机构行为的特征来研究其决策过程。其中,通过修正最大主观期望效用重点研究投资者偏好和风险选择的理论是Kahneman与Tversky(1979,1992)提出的前景理论。前景理论最大的成功在于将来自于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经济学当中,利用实验对不确定情况下人为判断和决策进行研究和解释。

前景理论是一个描述性范式的决策模型,假设风险决策过程分为编辑和评级两个过程。在编辑过程阶段,个体凭借框架和参照点等采集和处理信息,在评价阶段依赖价值函数和主观概率的权重函数对信息予以判断。价值函数是经验型的,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二是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好的;三是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加敏感。前景理论也可以利用五大效应加以描述(如表1所示)。

根据上述效应,前景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公司治理理论认为投资者的偏好是固定的,而前景理论中投资者的偏好会随着参照点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前景理论改变了风险分析模式,提出投资者实际厌恶的是损失而并非风险。

前景理论在解释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中提供了不同于现代金融理论②的思路。前景理论从人的主观判断特别是对风险的感知状况出发,可更有效地探索和了解风险决策过程。特别地,风险决策中的信贷审批和贷款期限决定因素中,信贷人员的经验和判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前景理论“为了更好地探索和了解风险决策过程,所以参与到行为中”的研究方法类似于中国传统思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前景理论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中的研究主要是风险态度与参照点在风险承担动机中的应用。Fishburn(1977)从理论上证实了在投资组合配置上应该采用一种替代风险中性的分析模型,将风险定义为低于特定目标的分布。根据前景理论,如果低于特定目标,决策制定者是风险偏好型的,如果高于特定目标,决策制定者变成了风险厌恶型的。与Fishburn(1977)不同,更多的学者从实证角度对前景理论进行验证。Fiegenbaum & Toman(1988)以美国85个不同行业的3 300家企业为样本,通过会计数据确定了基准回报值作为中位数,将公司分为两组,最终证实与前景理论预测完全吻合。Johnson(1994)对1970-1989年间美国商业银行进行测算,得出结论美国大多数商业银行符合下述情况:如果其收益低于既定目标,则银行更加偏好风险。Godlewski(2006)选择了11个新兴市场国家的894家银行作为样本,通过不同变量对风险和收入进行测算,最终发现高于既定目标水平的银行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厌恶,但低于既定目标水平的银行不一定是风险偏好型的。Nahila & Boujelbene(2012)通过对1999-2008年间10家突尼斯商业银行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论证了前景理论是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重要决定因素――低于目标水平的商业银行更加愿意从事追求风险的行为,而高于目标水平的商业银行表现得更加风险厌恶。Alam & Kin(2012)利用2000-2010年795家伊斯兰商业银行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支撑了前景理论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方面中发挥的作用。

三、实证设计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机构对于风险承担的态度取决于未来收益状况。如果未来收益是确定的,那么机构会更加厌恶风险;而如果未来损失是确定的,那么机构则会更加偏好风险。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决策中,参照点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效应”。本节将采用前景理论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进行测算。

(一)模型设计

根据Fishburn(1977)对于样本银行的风险偏好测算,风险不完全是预期收益的分布,而是距离目标收入的方程,即:

R(t)=∫t-∞(t-x)αdF(x)

其中,R(t)是风险的测量;t是指目标水平;α是指目标偏离的敏感程度,α>0;F(x)是关于X的概率密度函数。

根据前景理论,R(t)是对低于目标结果的风险承担可能性的测算。α测算银行对于低于目标结果的态度,如果其处于(0,1)之间,低于目标结果的银行会做出更高风险承担的决策;而如果α大于1,则银行会更加风险厌恶。

根据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利用Fiegenbaum(1900)提出的实证模型,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进行实证检验。模型如下:

RISKb=αh+βhRETURNb+εb,如果b属于

高盈利组(h)

RISKb=αl+βlRETURNb+εb,如果b属于

低盈利组(l)

其中,b代表银行(b=1,2,…,97),h和l分别代表高盈利组和低盈利组,α是常数项,βh和βl是高盈利银行和低盈利银行有关风险与收益关系的系数。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本文采用97家商业银行2003-2013年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数据来源于Bankscope数据库和各银行年报。

在前景理论中,商业银行的收益和风险指标决定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其中,在收益变量的选择上,本文主要采用资产收益率(ROA)指标来衡量每单位资产创造多少利润,体现银行运用其全部资金获取利润的能力;净资产收益率(ROE)指标主要反映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用以衡量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力;股东权益比率(Equity To Asset,E/A)是股东权益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反映企业资产中有多少是所有者投入的。同时,本文采用净利息差和营业收入比来衡量商业银行收入和信贷行为。NIM和NIRAA是衡量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盈利能力的指标,其中NIM是利息净收入与总生息资产平均余额的比率,NIRAA是利息净收入与总资产平均余额的比率,二者数值越高,反映银行获利能力越强。

风险指标变量中,本文选择了不良贷款率(Non Performing Loans/Gross Loans,NPL),这一指标主要反映商业银行低质量贷款的比重,通常用来测算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一旦银行发生不计后果的借贷以及借款者进行高风险的投资,不良贷款会迅速地上升。不良贷款上升代表银行贷款审查的无效、贷款评估的错误判断、贷款信息披露的缺乏。拨贷比(Loan Losses Reserves/ Gross Loans,LLRGL)是坏账准备金占总贷款的比重,可以反映管理层风险态度以及改变银行利润率的拨备情况。该比值越高,代表商业银行坏账准备金越高,因此商业银行拥有越高的风险承担状况。信贷资产比(Net Loan/Total Asset, NLTA,NLTA)比值越高,表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越大,相应盈利越高。

(三)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

首先,根据收益变量对样本进行分类。在划分标准上,本文采用了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方式,即利用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收益类银行和低收益类银行。然后,分别对两组银行的风险和收益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前景理论中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βl系数应该为负,βh的符号应该与βl的符号相反,且|βl|>|βh|。也就是说,如果实证结果证实βh>βl>0,且|βl|>|βh|,即可证实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可以用前景理论解释,低收益商业银行比高收益商业银行拥有更加强烈的风险承担动机。

表3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低收益组的βl符号基本与预期符合,且全部在1%水平上显著,证明我国低收益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收益呈现负相关,具有较强的风险承担动机,表现为风险偏好。高收益组的βh系数符号基本与低收益组商业银行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实现了高收益的商业银行并没有表现出风险厌恶,而是同样呈现风险偏好的特征。因此,我国商业银行中的高收益类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前景理论,高风险偏好特征明显。

另外,低收益组|βl|均值为259,中位数为111;高收益组|βh|均值为212,中位数为054。显然,|βl|>|βh|,即低收益组商业银行比高收益组商业银行具有更加陡峭的风险收益关系。换言之,低收益商业银行表现出比高收益银行更强烈的风险承担行为,这一点符合前景理论的预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样本中R2较低,最低的只有015。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样本容量大于30时,R2的要求可以相应降低。本文中,5组收益指标和3组风险指标的样本均在600左右,所以不能片面强调拟合优度,可以将F值与R2共同考察。考虑到F值较大,且均大于临界值,可认为模型中风险与收益之间的线性关系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证实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利用ROE作为收益标准,将我国商业银行划分为高收益商业银行组和低收益商业银行组,再次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通过对表3和表4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次实证检验结果十分类似。总体而言,低收益类商业银行的系数βl多数显著为负,表明低收益类商业银行风险与收益之间负相关,表现出较大风险偏好动机;高收益类商业银行的系数βh基本上与低收益类商业银行保持一致,表明高收益类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前景理论,同样表现出高风险偏好。总之,我国商业银行呈现出的风险承担行为,既有与前景理论一致的地方(低收益银行的风险承担表现),也有与前景理论不相符的地方(高收益银行的风险承担表现)。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收益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1)与国外银行相比,收益仍然无法构成我国商业银行的硬约束,“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尚不能完全实现,即高收益银行不能表现出风险承担的自我抑制,而是同低收益银行一样,仍然保持较高的风险承担动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承载的更多是国家信用。一方面,我国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出现的风险,大部分处理结果均是接管、收购或者救助,部分采取清算和关闭撤销的处理方式后,又得到不同程度的中国人民银行注资或者地方财政支持。甚至一些银行出现的人为操作性风险,最终也由政府买单,大大违背了银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经营理念。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资本监管标准的严格与监管执行的温和形成强烈反差。2004年至2006年三年过渡期中,银监会对资本充足率未达标的银行纠正整改措施不够。2006年底,达标银行资产仅占银行总资产的77%。直到2009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才全部达标,这已经距离1995年《商业银行法》中提出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过去了整整14年。(2)我国商业银行整体仍然未能根本改变传统的以利息收入为主的收入模式。尽管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和投资收益不断增加,但是利息净收入仍然占据65%左右,有的商业银行比例更高。收入模式的同质导致商业银行在业务设计和产品创新上呈现同质化特征,这是高收益银行与低收益银行实证结果出现趋同性的主要原因。

针对上述结论,我们建议:首先,鉴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较强的风险承担动机,加上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尚未显性化,必须通过外部约束商业银行尤其是高收益银行的风险承担。其次,加快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条件,还可为民营和小型金融机构创造一个与大型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竞争环境,推动民营银行等中小银行的发展,增加金融服务供给,缓解民营经济、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面临的融资约束,同时还有助于防止商业银行将风险转嫁给消费者。最后,通过银行业务多样化,打破银行业务同质化趋势,建立收益约束银行风险承担的机制。

注释:

①无风险资产指收益率为正,风险为零的资产。

②现代金融理论认为过度风险承担行为大多是由公司治理机制无效,银行资本监管无力,过度市场竞争和制度法律环境恶劣等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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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mmercial Banks′ Risk Tak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Theory

LIU Qing-yun1, YANG You-zhen2

(1.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China;

银行业前景篇(11)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1-90 -02

一、当前银行业发展现状

中国银行业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改革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整个银行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有力的支持中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截至2015年9月,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87.8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5.0%。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6.9%,同比高出1.11个百分点。总负债为173.46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2%。2015年上半年,各项贷款余额96.66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23.97万亿元。拨备覆盖率为198.39%,流动性比率为46.18%,核心一级资本净额达97062亿元,资产利润率(ROA)为1.23%,资本利润率(ROE)为17.26%。在过去几年里,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银行业维持了高速扩张的势头。但是在资产质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许多银行面临沉重的历史包袱,如果处理不当,银行系统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甚至影响整个经济的稳定。

二、中国银行业在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挑战

从经济总量来看,当前经济增长形势十分严峻,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持续下滑,呈现微通缩形态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出现大幅下滑,貌似与政府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方向一致,实际却大相径庭。政府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由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消费驱动型的增长模式, 但这需要在投资增速放缓的同时,消费能够接过投资拉动增长的接力棒,在这种经济形势下,银行业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市场竞争发生深刻变化

2014年股市上证指数由2122.13点上涨至3239.36点,涨幅高达52.87%,雄冠全球,民间借贷、影子银行以及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以余额宝为首的网络“宝宝”军团一度占据媒体焦点的头条,在金融市场中大肆抽离商业银行的资本,存款向其大量流入,对传统银行业造成了极大冲击。中国商业银行第一次面临着新兴行业的挑战,不进则退,很显然,在创新的社会中,银行业将面临着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转型挑战。

(二)客户行为发生深刻变化

客户群体从60后延伸到00后,银行客户的金融行为正在不断变迁。尤其是年轻客户希望拥有更多自主选择权,更在意用户体验,对服务的便捷性、易用性提出很高要求。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客户获得银行服务的方式也大大改变,越来越多的客户借助移动终端来享受金融服务,网点不再是最重要选择。同时,客户也逐步从注重价格转变为更加注重价值体验,产品竞争将升级为品牌和服务的竞争。

(三)盈利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在“新常态”经济形势的背景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已在逐步实施。2013年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对媒体表态,将大力促进利率市场化的实施,并要在两年之内看到结果。央行随之分别在2014年第二季度两次实施定向降准,第四季度降息, 2015年第一季度又接连降准降息,以刺激大市场。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行进的大背景下,将面临利差缩小、利润降低的挑战。

(四)经营管理发生深刻变化

国内外经济下行大大加重了银行业的经营风险,同时,随着资金成本的上升,银行为转移成本压力,可能主动选择将贷款投向收益较高的行业或企业,而偏好稳健的客户将可能被放弃。这种逆向的选择一定程度上诱使银行资产质量继续下降,信用风险增加。

三、中国银行业发展新趋势

我国银行业将继续推进深化改革和创新发展,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也面临不少风险挑战,经济新常态下,银行业发展呈现出了新趋势,可以归纳为“五个新”。

(一)发展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银行业经过不懈努力,保持稳健运行。同时,正由过去十余年规模、利润高速增长的扩张期进入规模、利润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一是资产规模保持增长。2015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同比增长15%,增幅较去年同期上升了1.4个百分点;总负债同比增长14.2%。二是净利润增速明显放缓。2015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8715亿元,同比增长1.53%,增速下降显着,大型国有银行的利润增速下降到了1%左右。三是资产质量下降但可控。受实体经济持续下行的影响,上半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1.76万亿元,新增不良贷款3222亿元。

(二)运行新亮点

我国银行业总体保持平稳的经营态势,也呈现出不少亮点:一是资产结构调整。银行业调整生息资产结构,发展投资类和交易类资产,债券投资、股票投资、基金投资等。二是收入结构优化。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显着提高,银行业盈利来源不断丰富,资产托管和收付委托等投资银行业务,以及各类理财等业务,正成为重要的收入增长点。三是发力“互联网+”。银行系互联网金融产品和业务种类日益丰富,不仅仅局限于支付、结算等基础银行业务的互联网化,更是涉及小微信贷、供应链金融等各项业务。四是综合化经营提速。五大行基本形成以银行业务为主,基金、信托、保险等非银行业务为辅的综合化经营架构,各类银行也纷纷紧随,综合化经营盈利增长的拉动作用开始显现。

(三)转型新变化

面对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发展格局的持续深刻变化,中国银行业积极推动战略转型,并取得重大进展和成效,差异化经营特征日渐显着,同时也迎来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得到增强。、二是加快互联网与银行的融合进程。作为助推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的主要金融力量,商业银行越来越重视互联网与银行的融合进程,充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大创新力度,全面打造服务互联网生活、互联网制造和互联网贸易的数字化银行。三是“走出去”效益进一步提升。

(四)管理新重点

新常态下,银行的管理重点也发生了变化:一是探索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2015年6月交通银行成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首家试点银行,推出了将探索引入民资、探索高管层和员工持股的混改方案,标志着银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已经拉开序幕。二是积极推动提高银行专营化水平。深化事业部制改革,促进“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转变;推进专营部门改革,实现业务合理集成,缩短经营链条,缩小管理半径;探索部分业务板块和条线子公司制改革。三是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

(五)服务新机遇

我国银行业始终以服务国家建设作为基本职责和天然使命,按照“十三五”规划重点,主动将业务发展与国家战略实施相结合,在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助推国家战略顺利实施的同时,抓住蕴含的新机遇,

四、“新常态”下银行业的发展的建议

(一)以互联网思维推动银行业创新

滴滴打车在两年内用户数猛增至2亿人,大众点评仅上半年业务增速达300%,从马云到马化腾,从支付宝到财付通,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未来,以互联网思维推动银行业的创新主要应从如下三方面入手:其一,加快研发时效,致力产品创新。余额宝的出现为银行业带来巨大的存款威胁,迫使商业银行也研发创新产品与之对抗。银行业在把握互联网思维方向的同时,要致力于加快延伸产品的研发推广时效,在产品组合创新、功能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利用传统银行业深厚根基,与互联网平台合作,拓展新产品,提升客户体验。同时,通过平台互补,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客户优势,拓宽客户基数。其二,持续扩大移动终端消费群体。手机银行是网银产品的延伸与创新,就目前而言,虽然在内容上没有网银丰富多样,但其可携带的便捷性大大增强了用户体验,有助于客户忠诚度的培养。因此扩大使用银行移动终端产品的消费群体,不仅有助于业务拓展,还有便于银行业更及时得到用户信息回馈,是银行业的一条发展之道。其三,优化用户的个性化体验。不断创新以优化用户的个性化体验,是银行业拓展发展空间的必经之路。未来银行业为客户提供的是更丰富的价值以提升客户的生活品质,从产品、服务、客户端全面提升客户体验。

(二)智能化银行

银行业要改革不仅要在思维上转型,还需要技术和经营模式上的创新,即银行服务的智能化。目前,互联网思维大行其道,商业银行要想抓住机遇拓展发展空间,就要顺应潮流,取长补短,开拓创新。高智能化的自助终端机可以解决很多柜面上非现业务,机器的效率要大大的高于普通人类,智能化系统解决了终端的业务,银行业柜面人员的数量会减少,银行人员将更多转化为承担客户沟通环节,充分了解客户的需求,创造更多的服务收益。通过技术革新带来的经营模式创新全面提升银行业的核心金融服务能力。

(三)拓宽获利渠道

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之下,存贷差将会越来越小,回首2015年的数次降息,存贷款利率同时下降,存款利率上浮限制放开,利率市场化的到来使得利差收窄,银行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利润来源。首要提高中间收入的环节,提高中收对冲利差缩小带来的风险。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之下,金融市场会变得更加开放,投资市场的产品也必然会增多,这些产品尤其是新产品普遍知名度较低,而中国人的理财方式过于保守,并不会去关注,即便它的功能全面风险可控,却缺少一个让大家知晓的平台。而银行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占有优势,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这些新产品做代销渠道,向客户发售,银行则赚取佣金。未来银行在硬件上要拼技术和产品,软件上要拼思维和人才储备,因此未来的银行将会更加充满竞争性,不仅是在发展战略上还会是在人力资源上。

五、结语

新常态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严峻的挑战,也蕴含着新的发展机遇。未来银行业的发展,将更多以价值为导向,从单一提供金融服务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价值服务,这种变化用两句较为通俗的话来总结,便是:银行不仅做客户的财富管家,也要做客户的生活管家;银行不仅做客户的财富帮手,更要做客户的生活帮手。一个新战略的成功,一定是基于市场、客户本身的需求的,它本身就存在于市场之中,银行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方式切入并执行这一套战略。不管是自建平台,搭建完整的互联网生态也好,还是与异业合作,在特定的市场领域中展开合作,只要出发点都是基于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力量给客户更好的服务、更有价值的产品,并随之慢慢赶紧固有的公司价格和产品体系,最终都一定能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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