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产业发展路径大全11篇

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篇（1）

[2]郭君平，沈文华.关于乡村旅游与沟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思考及政策建议[J].江两农业学报，2010（22）：166-168.

[3]王银爱，殷敏.北京乡村旅游服务质量提升对策研究[J].绿色科技，2010，（12）：128-130.

[4]王兵等.对北京郊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J].旅游学刊，2006，（10）：108-110.

[5]黄冠华.京郊体验型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现状及对策[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1，（2）：98-99.

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篇（2）

一、关于城市化

城市化的学术研究伴随着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推进。如何来理解城市化概念,不同的学科都从自己的研究

视角做出了回答。人口学关注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重变化;地理学则强调城市在地域空间上的扩大;经济学则认为城市化应该是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的转化过程。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认为,城市化意味着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质变的全部过程。前苏联学者斯捷潘年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从生产的发展,即从城市化所体现的生产活动的集中过程、交往密切的过程来理解城市化;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的发展,即从城市化所体现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来理解城市化。我们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化,认为城市化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是城市规模的扩大过程,这种规模扩大包括面积扩大和人口增长两个方面,这一过程还伴随着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迅速向周围的扩张渗透。从实质上来看,城市化是作为城市文明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产生、集聚和扩散的过程。

从城市化的的概念出发,我们将城市化的特点归纳为:一是城市化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过程,因此,城市化的研究既要注重结果,也要关注过程;二是城市作为人口聚集点,其产生、扩大的过程都将被视为城市化;三是城市的面积扩大与人口的增长是城市化的重要表现,城市文明的扩散和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也将被视为城市化的重要过程;四是城镇作为小城市模型,城镇化也被认为是城市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据此,我们将对我国三种城市化路径即农民工外流型、征地吸入型以及乡村工业化型进行比较研究。

二、我国三种城市化路径比较

目前,学术界关于我国城市化道路、路径或模式的研究非常多,在城市化道路方面也向来就有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之争。小城镇论者认为,中国应该走小城镇发展之路,实现农民职业、身份的转换,这种发展道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通过保持原有的地缘关系,降低城市化的成本;而大城市论则认为小城镇道路忽视了大城市发展的规模效益。当然,也有比较折中的观点则主张中等城市论或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因此,和这些研究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并不去争论中国目前应该选择怎样的城市化道路,而只是对已经呈现出的三种城市化路径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分析各自的适应性特点。

1、选择依据

我国三种城市化的路径分别是农民工外流型、征地吸入型和乡村工业化型。从城市化的概念出发,三者都应该符合城市化的内涵和特征,是城市化的不同过程表现形式,是实现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采取的不同道路选择,因此也使城市化有了不同结果的表现。

(1)征地吸入型。征地吸入型可以说是一种最普遍的城市化的发展路径,这种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种普遍的形式,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使用方式。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的扩张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此,对于周边土地的需求也成为一种必然,征地成为解决城市扩张的主要手段,城市扩张,面积和人口的增加都是城市化的表现。当然,由于各国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各国在城市征地方面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千差万别,在形式和结果等方面的表现也大不相同。比如著名的英国的“圈地运动”,实质上也是一种征地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掠夺式、剥削式的征地方式。因此在性质上与我国采取的征地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

(2)农民工外流型。农民工进城务工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本乡镇以内的本地农民工数量为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37.7%。农民工进城务工似乎与城市化没有关系,我们之所以认为农民工进城务工也是城市化的一条路径是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农民工进城,有一部分就留在了城市,并成为市民,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完善,进城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将逐渐享受市民待遇,特别是农民工子女将成长为城市的新市民。二是城市化不仅是人口和面积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文明的影响和扩散。农民工进城务工,不断地受到城市的制度、规则、习惯等各方面的影响,农民越来越多的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而这个过程也被看作是城市化的一个过程。三是在世界城市化的进程中,都有一个农民变为市民的过程,西方国家是以大批农民破产为代价的,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民进城务工,逐步转变为市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

(3)乡村工业化型。走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也是国家的重要战略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我国城市化路径的选择问题上就存在着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之争,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可选择的路径之一。与大城市相比,小城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在我国制度框架内,特别是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来看,两者并无本质性区别,但城镇居民与农民身份和职业等方面却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们认为小城镇的发展道路也是城市化路径的选择之一。而乡村工业化正是通过发展工业和乡镇企业走小城镇的发展之路,小城镇的发展必须有本地的工业、企业的支撑,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支柱,所以小城镇与乡村工业化密不可分,乡村工业化作为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路径选择之一。

2、路径比较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较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发展也出现了不同路径选择。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有的地方形成了内生性的发展道路,有的地方强调外力的拉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三种路径均有各自适性特点。

(1)农民工外流型。农民进城务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特点,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也填补了城市急剧发展所需的建设力量的空缺。农民工进城与城市化的进程密切相联,但又没有完全纳入到城市化的概念之中,因为大多数农民工到城市里工作只是生活的一个中间过程,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居住。在我国现行的户籍等相关制度的框架内,他们依然是农民。目前,我国农民工进城还存在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新市民的道路还在探索之中,留守儿童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和城乡差距也存在被继续强化的风险。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边缘化的境地,在城乡关系中,农村还是处在弱势的地位。正因为如此,许多发达城市在城市新市民的道路上率先开始探索,开展新市民活动,在国家政策层面,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待遇,包括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也向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制定,农民工与他们所在城市的居民在制度的框架内享受更加公平的权利和待遇。事实上,城市化的进程需要产业和人口的双重集聚,许多经验也表明如果只有产业的集聚而没有人口的集聚势必会造成或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

(2)征地吸入型。征地吸入型是一种传统型的城市化路径。通过城市发展的幅射带动周边地区的人口进入到城市,城市处于主动位置,而周边被征地区域处于相对被动位置,因此,这也被视作是外边城市化之路。失地农民实现了身份的转变,成为城市居民。但他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就业能力等方面面临着新的转型。不可避免遭遇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全方位抵触和冲突,必须接受城市生活秩序和工业文明的规则。做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让他们分享工业化、城市化成果,这是和谐社会公平公正的要求。

(3)乡村工业化型。这是一种内生型的城市化道路的实践。乡村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则是通过发展自身的工业企业,增强经济势力,带动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实现从农业到工业、从农村到城镇从农民到市民的全面转型,从就业结构、生产方式到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等各方面也会得到全面的提升。因此,乡镇工业化型的发展道路是一种内生型的城市化路径。相对农民工外流之路,乡村工业化之路对城市的依赖较小,而且农民实现就地转移和转型,离土不离乡,在亲缘、地缘、业缘等方面的关系成本相对要小得多,农民自身也不存在被城市边缘化的问题,相对征地吸入型,乡村工业化之路则要经历相对较长的发展过程,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暴露也相对缓慢,因而整个城市化的转型较为平稳。在城市化水平方面,乡村工业化之路也相对而言较低,征地吸入型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城市较集中、较高水平的辐射,而乡村工业化型则要经历更多的探索过程。

三、小结

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着多种类型的选择,关键是寻找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国目前的三种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对于不同的农村地区具有不同的适应性,多元化的城市化道路是并行不悖的,重要的是结合自身的发展实情和先进的发展理念创造出多元化的发展路径。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值得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应该是发达与落后的竞争并和谐发展的关系。因此,较为合适的城市化发展路径在发展城市、富裕农村的同时,要不断地缩小城乡的差距,而不是强化不公平的城乡二元结构,强化农村对城市的依附关系。不同的城市化发展路径中农民的主体作用不容忽视,城市化的核心问题在于人的城市化,包括身份、职业、观念全面地融入城市生活秩序,接纳现代化的文明理念。

【参考文献】

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篇（3）

一、关于城市化

城市化的学术研究伴随着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推进。如何来理解城市化概念，不同的学科都从自己的研究

视角做出了回答。人口学关注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重变化;地理学则强调城市在地域空间上的扩大;经济学则认为城市化应该是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的转化过程。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认为，城市化意味着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质变的全部过程。前苏联学者斯捷潘年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从生产的发展，即从城市化所体现的生产活动的集中过程、交往密切的过程来理解城市化;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的发展，即从城市化所体现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来理解城市化。我们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化，认为城市化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是城市规模的扩大过程，这种规模扩大包括面积扩大和人口增长两个方面，这一过程还伴随着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迅速向周围的扩张渗透。从实质上来看，城市化是作为城市文明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产生、集聚和扩散的过程。

从城市化的的概念出发，我们将城市化的特点归纳为:一是城市化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过程，因此，城市化的研究既要注重结果，也要关注过程;二是城市作为人口聚集点，其产生、扩大的过程都将被视为城市化;三是城市的面积扩大与人口的增长是城市化的重要表现，城市文明的扩散和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也将被视为城市化的重要过程;四是城镇作为小城市模型，城镇化也被认为是城市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据此，我们将对我国三种城市化路径即农民工外流型、征地吸入型以及乡村工业化型进行比较研究。

二、我国三种城市化路径比较

目前，学术界关于我国城市化道路、路径或模式的研究非常多，在城市化道路方面也向来就有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之争。小城镇论者认为，中国应该走小城镇发展之路，实现农民职业、身份的转换，这种发展道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通过保持原有的地缘关系，降低城市化的成本;而大城市论则认为小城镇道路忽视了大城市发展的规模效益。当然，也有比较折中的观点则主张中等城市论或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因此，和这些研究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并不去争论中国目前应该选择怎样的城市化道路，而只是对已经呈现出的三种城市化路径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分析各自的适应性特点。

1、选择依据

我国三种城市化的路径分别是农民工外流型、征地吸入型和乡村工业化型。从城市化的概念出发，三者都应该符合城市化的内涵和特征，是城市化的不同过程表现形式，是实现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采取的不同道路选择，因此也使城市化有了不同结果的表现。

(1)征地吸入型。征地吸入型可以说是一种最普遍的城市化的发展路径，这种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种普遍的形式，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使用方式。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的扩张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此，对于周边土地的需求也成为一种必然，征地成为解决城市扩张的主要手段，城市扩张，面积和人口的增加都是城市化的表现。当然，由于各国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各国在城市征地方面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千差万别，在形式和结果等方面的表现也大不相同。比如著名的英国的“圈地运动”，实质上也是一种征地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掠夺式、剥削式的征地方式。因此在性质上与我国采取的征地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

(2)农民工外流型。农民工进城务工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本乡镇以内的本地农民工数量为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37.7%。农民工进城务工似乎与城市化没有关系，我们之所以认为农民工进城务工也是城市化的一条路径是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农民工进城，有一部分就留在了城市，并成为市民，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完善，进城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将逐渐享受市民待遇，特别是农民工子女将成长为城市的新市民。二是城市化不仅是人口和面积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文明的影响和扩散。农民工进城务工，不断地受到城市的制度、规则、习惯等各方面的影响，农民越来越多的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而这个过程也被看作是城市化的一个过程。三是在世界城市化的进程中，都有一个农民变为市民的过程，西方国家是以大批农民破产为代价的，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民进城务工，逐步转变为市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

(3)乡村工业化型。走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也是国家的重要战略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我国城市化路径的选择问题上就存在着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之争，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可选择的路径之一。与大城市相比，小城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在我国制度框架内，特别是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来看，两者并无本质性区别，但城镇居民与农民身份和职业等方面却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们认为小城镇的发展道路也是城市化路径的选择之一。而乡村工业化正是通过发展工业和乡镇企业走小城镇的发展之路，小城镇的发展必须有本地的工业、企业的支撑，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支柱，所以小城镇与乡村工业化密不可分，乡村工业化作为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路径选择之一。

2、路径比较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较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发展也出现了不同路径选择。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有的地方形成了内生性的发展道路，有的地方强调外力的拉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三种路径均有各自适性特点。

(1)农民工外流型。农民进城务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特点，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也填补了城市急剧发展所需的建设力量的空缺。农民工进城与城市化的进程密切相联，但又没有完全纳入到城市化的概念之中，因为大多数农民工到城市里工作只是生活的一个中间过程，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居住。在我国现行的户籍等相关制度的框架内，他们依然是农民。目前，我国农民工进城还存在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新市民的道路还在探索之中，留守儿童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和城乡差距也存在被继续强化的风险。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边缘化的境地，在城乡关系中，农村还是处在弱势的地位。正因为如此，许多发达城市在城市新市民的道路上率先开始探索，开展新市民活动，在国家政策层面，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待遇，包括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也向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制定，农民工与他们所在城市的居民在制度的框架内享受更加公平的权利和待遇。事实上，城市化的进程需要产业和人口的双重集聚，许多经验也表明如果只有产业的集聚而没有人口的集聚势必会造成或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 转贴于

(2)征地吸入型。征地吸入型是一种传统型的城市化路径。通过城市发展的幅射带动周边地区的人口进入到城市，城市处于主动位置，而周边被征地区域处于相对被动位置，因此，这也被视作是外边城市化之路。失地农民实现了身份的转变，成为城市居民。但他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就业能力等方面面临着新的转型。不可避免遭遇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全方位抵触和冲突，必须接受城市生活秩序和工业文明的规则。做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让他们分享工业化、城市化成果，这是和谐社会公平公正的要求。

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篇（4）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全面转型的一个动态过程，其内涵十分丰富，不仅包含了农村人口和非农产业向城市地区的集聚过程，也包含了城市文明向农村地区的扩散过程。城市化是现代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力推动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

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工业化的发展十分迅速，相比之下，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却相对滞后。然而，众所周知，农业对工业、农村对城市的支持作用是保持工业化和城市化持续稳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历史原因和现实状况决定了其根本问题就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因此，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建设。

在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建设新农村无疑是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格局、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路径。新农村建设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系统工程，它将农村和城市共同置于现代化的框架之中，把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引入到农村，将农村的发展同城市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

新农村建设战略是在我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提出的，是城市化发展趋势在农村的具体政策体现。所以，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和推进，应当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紧密结合，充分发挥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相互推动的合力作用，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推动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进而使新农村建设成为促进我国农村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职能是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其经济职能处于从属地位。随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经济中心的现代城市才得以逐渐发展。但是，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异常艰难曲折，我国城市化进程真正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发展思路和特点的不同，可以把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改革开放前夕的自上而下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的自下而上阶段。

(一)1949～1977年：自上而下的城市化

1．自新中国成立至“一五”计划结束。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城市作为工业化的载体，成为建国初期城市化的战略发展重点，这直接决定了该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自上而下的特点。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导向型城市化道路，使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而为经济结构的失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脱轨埋下了隐患。

2．“”时期，农业劳动力非正常地向非农产业和城市急剧转移。导致城市化水平由1957年的15．39％迅速上升到1960年的19．75％。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处于脱离经济发展实际状况的虚假城市化阶段。随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农业劳动力出现了向农业和农村回流的“逆向转移”现象，从而使城市化水平迅速下降。这一时期城市化进程的起伏发展是政府集中控制政治经济政策的直接结果。

3．“”十年是中国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政治政策的错误严重干扰了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在这10年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时期城市化道路明显地表现出政府自上而下强制安排的特点，政府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主导力量。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主要是依靠行政强制力来维持的，其目的是实现国家初始工业化。但是这种道路本身的缺陷使其不可避免地损害了社会公平目标，使农村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日益面临诸多问题。

(二)1978年至今：自下而上的城市化

1．改革开放伊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涌现出来．开始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88年的25．81％。但随后的1989-1991年是我国经济治理整顿的新阶段，城市化水平增长缓慢。

2．1992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规模越来越大，小城镇建设成效卓著，带动了城市化的较快发展，200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36．09％。

相比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式城市化道路，这种自下而上的市场主导式城市化发展路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更优选择。但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取得的突破性发展，也出现了区域发展失衡、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等问题。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城市化大大超前于人口城市化。当前我国城市用地增长率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比已经高达2．29：1，远远高于国际上公认较为合理的1．12：1。城市土地利用不科学，边际效益大大下降，且耕地资源的大量占用，直接威胁着我国的粮食安全。二是工业化未能有效地带动城市化。中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与其就业比重严重背离，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

当前，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选取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需求的城市化道路，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协调发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而新农村建设无疑为我国的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选择空间。

三、农村城市化是符合国情的必然选择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表明，割裂农村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片面地通过城市导向的战略政策来推动城市化，不利于城市化进程的长远推进。惟有紧密结合我国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道路，才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长期以来，关于我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小城市和小城镇模式。这几种模式各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但是这三种模式的共同

价值取向是都强调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集聚性迁移，是实现城市化的根本途径。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时代特点的变化，在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的城市化进程逐渐凸显出诸多弊端，如流动人口对城市管理和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农民大量外出导致的农村发展缺乏内在动力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和推进，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一条更为现实可行的思路，即通过对农村的全面建设实现农村城市化。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其表现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实质是农民生产方式的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而农村城市化则是指农村地区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素质等方面与城市文明逐渐趋向同一的历史过程。农村城市化是我国现阶段实现城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有效途径，也是缩小城乡差别并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化的根本途径。通过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的城市化，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和时代需求的城市化道路。

首先，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使我国城市和农村缺乏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沟通

这使农村的发展和城市相比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单纯地通过人口的流动实现农民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和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是不现实的。由于受农民的乡土意识、文化素质和我国目前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不论是在经济层面上还是文化、心理层面上，大多进城务工的农民都不能算做已经被城市化的个体，而只是处于流动状态的边缘群体。

其次，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而城市数量及其对人口的容纳能力却十分有限

单纯地通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实现城市化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即使到2050年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时，农村人口可能还有30％，达4亿人以上。这一大批农村人口同样必须有一个城市化过程，而单纯的城市导向城市化道路是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以建设新农村为主要内容，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为基本目标的农村城市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再次，从本质上讲，农村城市化实际上就是城市文明不断向农村扩散和辐射，并促使农村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逐渐转变，并最终与城市文明趋同的历史过程

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取向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其基本目标是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并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农村城市化道路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实施路径。

四、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

因此，建设新农村和推动农村城市化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一条适合我国自身特点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加强城乡联系和沟通，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历史经验表面，割裂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发展模式最终必然制约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新农村建设应该努力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沟通，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不仅要重视农村的自身建设，也要重视对城市文明和资源的吸收。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和城乡协调的一体化发展。

(二)发展非农产业，强化产业支撑

工业化始终都是城市化最有力的助推器，农村城市化道路也不例外。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通过自主建设和吸收城市投资等途径，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通过加速工业化促进农村的城市化。此外，还要因地制宜，结合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完善产业结构和市场体系建设，把潜在资源转化为现实优势。

(三)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管理体系

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篇（5）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8-182-03

自1988年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省城镇化水平由16.99%上升到2011年的50.5%，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呈现出服务主推、绿色崛起、城乡均等的显著特色，有望走出一条特色新型城镇化之路，塑造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海南版本。明晰海南新型城镇化的未来图景和重要意义，并据以形成可行的实现路径，显然具有较大的必要性和实践价值。

一、海南新型城镇化的图景解构

1.新型城镇化的一般语境。新型城镇化尚未有标准定义，但不同学者认识方向大致相同。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最新精神，本文认为新型城镇化的一般语境如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互动，实现经济高效的发展方式；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持生态可持续的原则，达到环境友好、集约发展的要求；构建规模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城镇体系。

2.新型城镇化的海南图景。由新型城镇化的一般语境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主要涉及产城互动、环境友好、城乡统筹等方面的内容，放到海南特殊语境中，海南在城镇化进程中，在产城关系、生态环境、城乡统筹方面表现出了海南特色。本文根据对“新型城镇化”概念的解读，结合海南产业结构特点、资源禀赋特征及城镇化发展趋势，设定海南新型城镇化的如下图景。

（1）产业图景――服务业主推。在海南城镇化进程中，第三产业无论是在产值贡献还是就业安置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从经济增长贡献看，第三产业比重逐步提高，第三产业贡献率由1988年的39.6%提高到2012年的48.5%，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从就业结构看，第一、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不断流向第三产业，1978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仅为13.5%，而到2012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已达到40.7%。因此，第三产业事实上承担了同时吸纳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转移出来劳动力的双重任务{2}，大大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

旅游业是海南支柱型产业中的龙头产业，城镇化发展必须依托旅游业释放出的巨大推动力。把以旅游业为主的服务业作为推动城镇化的驱动力，是海南新型城镇化应有之义。新型城镇化将进一步提升以旅游为主的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并形成以城镇化带动服务业、以服务业促进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2）生态图景――绿色崛起。生态环境是海南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海南岛屿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特点和作为南海开发的生态支点的战略地位，决定了海南城镇化必须考虑生态敏感性。生态环境也是城镇化发展的资源条件，海南生态健康之岛的形象深入人心，优美的生态环境已成为旅游和移居的关键吸引要素之一，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新型城镇化必须走绿色崛起的道路，建设宜人宜居的人居环境，形成海南城镇的独特魅力，进而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城镇化发展。

（3）空间图景――城乡一体。海南城镇化过程中注重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为城乡一体化奠定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但传统的户籍制度与以农促工的发展思路造成的海南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城乡间生产要素流动，削弱了城乡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增加了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转化的阻力，导致了产业城镇化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错位现象。新型城镇化把城乡一体化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增强城乡人口、资源、技术等要素的合理流动，建立城乡间的互动联系，推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4）福利图景――城乡均等。海南城镇化把城乡统筹作为目标，沿着促进科学发展的发展主线和实现和谐社会的公平主线两条线索展开，前者旨在塑造城乡一体的空间图景，后者则导向城乡均等的福利图景。海南在城乡福利发展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也存在明显的城乡福利二元化现象，不利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经济层面上，城乡福利二元化阻碍了劳动力流动，农村“土地保障”式福利阻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社会层面上，城乡福利二元化不利于保护农民的权利和体现社会公平，易诱发社会负面情绪和不稳定因素。海南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推进福利城乡均等化的水平，新型城镇化的前瞻性也要求城乡均等化。海南新型城镇化应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社会公平，走倾向农村的道路，分步骤、分层次地推行城乡福利均等化。

二、海南新型城镇化的意义解析

1.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体现科学发展观。新型城镇化具有扩大内需的潜力，新型城镇化将进一步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刺激全岛消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住房等的需求。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海南产业结构的优化，新型城镇化将延续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海南产业结构特点，利用资源、政策等条件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新型城镇化是改善海南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条件，在生活方式方面，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推动消费结构与消费方式的优化升级；在生产方式方面，新型城镇化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有利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发展。

2.改善民生，体现公平，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新型城镇化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协调城乡和区域发展，有利于构建幸福、公平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型城镇化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新型城镇化提供更多社会公共服务，完善城镇服务功能，有助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使农民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让更多的人更好地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红利。新型城镇化统筹区域发展，有利于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体现共同发展的理念。

3.保护环境，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传统的城镇化持“先开发后治理”的思路，引发了诸多环境问题。新型城镇化要求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把生态文明理念与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过程，把环境保护作为城镇化的依托条件与建设目标，改变城镇化与环境的关系，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4.解决海南城镇化问题，推动城镇化科学发展。海南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城镇化的一些问题。一是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城镇规模较小，发育程度低。二是海南城乡二元化比较明显，城乡居民收入、福利差距较大，二元体制对农民进入城镇定居的限制，导致了实际意义上的土地城镇化、产业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将整合海南资源与生产特色，进一步释放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动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引导城镇化科学发展。

5.助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新型城镇化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生产方式，构建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生产体系，与国际旅游岛建设协同产业基础。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城镇的美化，形成城镇特色景观，为旅游发展增加资源条件，提升国际旅游岛的旅游吸引力。新型城镇化是城镇基础设施改善和服务能力提高的过程，也是居民素质提高、精神风貌改善的过程，为国际旅游岛建设优化软硬件环境。

三、海南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探析

1.海南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产业路径。

（1）服务业升级――内力型产业路径。提高以旅游业为主的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首先要强化行业监管，推行行业改革，提升行业标准，营造服务业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其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旅游企业间的分工重组，优化服务业空间布局。最后，加强以旅游为主的服务业的人才培养，推进服务业信息化建设，注入科技创新，实现科教兴业。

（2）产城互动――外力型产业路径。该路径即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倒逼服务业发展，并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增加服务业需求；优化城镇化的规模结构，以大城市的发展带动高端现代服务业发展，以小城镇的发展为服务业带来人口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以城镇区域协调打破服务业市场分割；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减少城乡人口流动的摩擦力，增加服务业的就业人口。

2.海南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生态路径。

（1）“开源节流”――核心生态路径。一是采取管理与技术手段，加强对现有环境的保护，做好环境管理和防止工作。制定与完善环境保护法规与标准，确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加强环境的执法监管；提高环境治理的科技投入，注重环境容量测定和环境影响评价。二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做好城镇内部和全域的生态功能分区，增加对环境基础设施、生态工程和绿地系统的建设投入。

（2）借力产城――多渠道生态路径。一是借助生产调整来实现生态保护。调整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增加以旅游为主的服务业比重，依据各地环境禀赋合理布局服务业位置；改善服务业生产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推行绿色服务理念。二是借助城镇化实现生态保护。根据各地环境禀赋特征对城镇化进行合理规划，科学布置城镇位置与内部空间结构，加强城镇间环境治理与生态建设的协调合作。

3.海南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路径。

（1）以城带乡――“拉力式”空间路径。大力推进城镇服务业的发展，提升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蓄能力，通过交通、信息等服务业的发展提升城镇对乡村的扩散效应，推动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优化城镇化发展的规模与结构，尤其是加快小城镇的建设发展，构建城乡联系的节点，推动就地城镇化。

（2）城乡统筹――“耦合式”空间路径。一是降低城乡间人口、就业、信息等要素流通的摩擦力。调整户籍和就业制度，改革土地征管制度，从而减少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换的阻力；建立市场化的城乡发展机制，培育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设用地市场、技术市场等。二是实施城乡统筹规划，把城乡作为整体考虑，配合区域规划，做好中心镇规划与农村规划，实现城乡功能互补。

（3）农村跟进――“推力式”空间路径。一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推广机械化、规模化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率；发展乡村旅游，与城市服务业形成配合，完善旅游企业与农民间的利益分享机制。二是优化农村组织管理，改革完善农村行政管理制度，鼓励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科学合理地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

4.海南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福利路径。

（1）构建福利体系――福利路径的主体。构建城乡均等化的福利体系要把解决“四大类型”和“两大群体”的问题作为主要工作。“四大类型”即为城乡均等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实现四大福利类型的城乡均等，要坚持分步骤、分层次的原则，优先在基本的、边际社会效益高、农民急需的福利项目上实现城乡均等化供给，逐步由低水平、广覆盖向高水平、高覆盖的城乡福利均等模式推进。“两大群体”主要是农村非农人口和农村务农人口，对于农村非农人口，必须通过户籍、土地、就业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保障等福利政策的调整，逐步使之融入城镇福利体系中。

（2）政策与资金的配合――福利路径的保障。政府管理及政策方面，一是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构建服务型政府，关注民生；二是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明确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建立福利配给工作的绩效评估与问责机制，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三是构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立足于农民需求。福利资金方面，坚持以公共财政为主、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的原则，形成国家财政、农村集体、农民个人、旅游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面资金来源，着力为农村福利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四、结语

作为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海南在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以旅游为主的服务业主推的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和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的方式与理念值得研究和推广，但同时统筹城乡关系是海南新型城镇化的短板，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新型城镇化质变的关键之一，应作为今后海南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

注释：

{1}考虑到新型城镇化的先进性和前瞻性，本文持广义福利的概念，即“发展性社会福利”，见田凯《关于社会福利的定义及其与社会保障关系的再探讨》.2001

{2}城乡福利均等化是相对的，是基于保障“基本水平”的较低层次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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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篇（6）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在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正日益成为稀缺资源，交通便利、景色优美的乡村社区也成为都市居民休闲度假旅游的重要目的地。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8.5万个村庄开展乡村旅游，全国乡村旅游经营户超过170万家，其中农家乐150万家，从业人员达2600万①。但与此同时，一些乡村旅游社区在经历早期的快速发展之后，直接面临游客量下滑、旅游收入下降、城市化或商业化现象加剧、乡村景观特征减弱并迅速进入衰退阶段的发展状态，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乡村旅游的“围城效应”[1]。乡村旅游社区复杂的演化现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但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于乡村旅游社区参与[2]、社区增权[3]、社区治理[4]和社区居民感知[5]等方面，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而景观空间的演化是乡村旅游社区演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应用演化经济地理等相关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进行研究，对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社区演化的相关研究内容，推动乡村旅游社区向良性方面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1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文献研究

1.1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概念内涵

景观是地球表面的动态系统，是包括地球表面的沉积物、岩石、土壤、动物、植物以及土地形态等复杂体，而且还包括空间结构内在的能量物质变换过程[6]。景观通常可以依据人类对其影响程度大小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指完全未受到或受人类影响较小的景观，称之为自然景观；第二类是指受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影响较大的景观，称之为人源景观。对这两类景观进一步划分，自然景观又可分为原始景观和轻度改变景观，人源景观可分为自然―人源景观和文化景观。自然―人源景观是指那些虽然受人类活动影响但之后还是能按照其自身规律发展的景观，而文化景观则是人类为满足某种需要而有意识地建立的景观[7]。乡村旅游社区是人类为了满足生产或生活的需要在乡村社区范围内开展旅游及其相关活动，其本身是一种文化景观。因此，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是指在乡村旅游社区这一区域范围内的文化景观。区域文化景观主要包括聚落景观、建筑景观和土地利用景观等三方面，它是由地域文化景观与地理环境相适应并产生和发展而成的[8]。集聚型农业村落文化景观分为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等[9]，乡村文化景观的核心是聚落和土地利用[10]。

综上，我们认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是指在乡村旅游社区地域范围内由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文化景观的总和。如表1所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包括乡村旅游社区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景观等三部分，其中，聚落景观是指乡村旅游社区各种房屋集合所形成的景观，包括民居、厂房、社区公共建筑等；民居景观是指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房屋景观，包括居民住宅内景、外观以及其结构和功能等内容；土地利用景观是指乡村旅游社区由于不同用途的土地所形成的景观，包括农业用地、工业用地、旅游用地、绿化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内容。

1.2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现有解释

（1）符号学视野下的乡村旅游景观形成及演化机制。陈岗等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旅游景观的形成及演化机制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处于自在状态的文化景观经过旅游开发后就形成了旅游景观[11]。根据符号学理论，当旅游者对乡村社区景观产生“凝视”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乡村社区景观作为旅游吸引物而吸引旅游者的时候，景观符号就从自在的景观符号转换成为乡村旅游景观符号，形成了新的“能指”和“所指”。作为自在的乡村景观的“改造”过程，实质是通过本地居民、当地政府、外来开发商等乡村旅游参与者的“意义博弈”最终形成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的过程。在“意义博弈”的过程中，由于旅游开发运营商的现代文化背景和旅游者的外来文化背景，使得乡村旅游社区遭受现代商业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冲击，进而推动乡村旅游社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因此，旅游文化主体意义博弈所形成的旅游景观符号的现代化重构就是乡村旅游城市化的本质含义。

符号学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演化的解释是将社区旅游景观形成的过程视为意义主体博弈的结果。在符号学理论框架下，乡村旅游社区演化一定会导致商业化和城市化并最终会使乡村旅游社区景观走向消亡，也即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的演化是单维的（最终走向消亡）。这种单维演化理论是针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长期演化而言的，忽视了乡村旅游社区在某一阶段通过创新而走向复兴的可能，因此，符号学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解释存在一定局限性。

（2）传统经济学及地理学视野下的乡村旅游社区景观城市化解释。池静等应用经济学“公地悲剧”等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乡村性被削弱、城市化和商业化日趋严重的现象进行解释[12]。乡村旅游资源公共产权的属性决定了“公地悲剧”产生的必然性。在乡村旅游社区，农家乐的发展对公共空间无度挤压，公共管理的无效和公共服务提供的短缺损耗了社区核心资源，损害了社区旅游品牌形象。钟伟运用城市化理论构筑了“乡村旅游目的地城市化问题”这一概念，探讨了“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两种不同情况对乡村旅游目的地造成的危害并从宏观背景、客观因素和主观原因等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13]。乡村旅游社区的主要客源是渴望体验乡村文化景观的城里人，而乡村旅游的经营者是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城里人虽然渴望体验“乡村性”浓郁的乡村文化景观，但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仍然是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在游客消费习惯的城市化和乡村旅游经营者向往城市化生活的双重推动下，乡村旅游社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不可避免[14]。可见，传统经济学和地理学相关理论重点关注乡村旅游社区城市化和商业化形成的过程和机制，但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历史过程和机制并未做详细深入的探讨。

2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地理学将演化经济学中的时间和历史等因素和经济地理相融合，借鉴达尔文主义的遗传、变异、选择及演化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报酬递增等概念对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景观演化给予了有力的解释[15]。相对于传统景观空间演化理论的解释，演化经济地理更加注重对区域经济景观演化的历史和过程分析，其假设更加“真实”，对现实问题也更具解释力[16]。因此，本文应用演化经济地理的基本理论，将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置于演化经济地理视野下，借助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路径依赖等演化经济地理的基本概念工具，分析乡村旅游社区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的演化（图1）。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由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景观的演化共同决定，这个演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过程，它们分别沿着各自的方向演化，每一时点将会形成一个演化面，最终形成景观空间演化。在该分析框架中，遗传机制、变异机制是景观空间演化的内部因素，选择机制、关键事件和起点状态是外部因素。

（1）遗传机制。正如生物体具有遗传基因一样，按照演化经济地理理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三个层面在演化的过程中也存在遗传因素的影响，这种遗传基因实际上是乡村旅游社区文化基因的体现，如乡村旅游社区民居建筑风格的继承、相对固化的聚落分布等。

（2）变异机制。在自然界中，生物亲代与子代之间，以及子代的个体之间在性状上的差异称为变异。生物体的变异特性使生物体产生新的性状，以致形成新的物种，变异对生物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理，就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而言，也存在变异，如在旅游等产业的冲击下民居建筑风格和聚落形态的改变、社区土地利用发生变化等。

（3）选择机制。自然界选择的基本准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选择是解释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力。在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过程中，市场竞争机制是决定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方向的重要力量。

（4）关键事件。演化经济地理还认为，外部环境的突变对区域的演化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重视偶然因素的触发机制。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还受社区外部环境突发性因素影响，如交通条件改善、重大政策或社会因素影响等。

（5）起点状态。不同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起点不同，对其演化的方向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3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过程和机制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体现了随着社区产业形态的变化而在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变迁，其本身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演化特征的演化过程。如图2所示，按照演化经济地理的理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路径依赖过程可以划分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和锁定（或创新）阶段，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每一阶段都是随着产业变迁的变迁而发生演化且每一阶段都形成各自的演化过程和机理。

（1）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乡村社区独特的民居建筑、浓郁的乡土气息、乡村田园风光……，这些社区景观在外来旅游者“凝视”之前都只是乡村社区景观而已，旅游者的“凝视”使之从乡村社区景观转化为旅游景观。因此，在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乡村社区的演化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向旅游景观空间的演化做准备或者创造机遇，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或机遇成熟，乡村社区景观空间将开始向旅游景观空间转换。

（2）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阶段。当旅游者进入乡村社区并将其作为旅游目的地时，乡村社区就逐渐完成了由社区景观空间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的转化。在遗传机制的作用下，乡村社区旅游景观仍主要保持着原有的乡村景观特色，但同时，旅游者的进入使得乡村旅游社区产业发生演化，社区逐渐出现以旅游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由此推动原有景观空间发生变异，主要体现在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增多、旅游基础设施增加、现代化配套设施增多等方面。在此阶段，乡村旅游社区旅游产品处于开发成长阶段，供小于求，选择机制的作用尚不明显，因此该阶段主要是在遗传和变异机制作用下，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逐渐形成。

（3）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发展阶段。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旅游产业发展加速，接待游客量快速上升，景观空间变异加快，吸引外来旅游投资商进入乡村旅游社区，旅游商业用地增加，乡村集体用地减少。同时，社区民居内外景观功能发生重大改变。外来旅游投资商在乡村旅游社区投资建设的旅游商业服务设施，将使得乡村旅游社区城市化和商业化现象更加明显。此阶段市场选择机制已经开始产生作用，农家乐经营户之间竞争相对比较激烈，一些规模较大、营销和经营能力较强的经营户接待游客较多，规模不断扩大，侵占庭院景观，同时农家乐经营户和外来投资商也开始了市场竞争。

（4）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锁定或创新阶段。在路径依赖规律作用下，乡村社区旅游产业发展停滞或衰落，由此社区景观空间将进入一种“锁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逐渐固化，旅游设施长期缺乏维护，外来旅游投资商经营不景气并逐渐闭门歇业，农户接待游客量显著减少，乡村社区景观破败，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将逐步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如果此时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处于动态变化状态，通过创新（变异）寻求新的演化路径，就有可能实现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创新。在促进空间创新环境的作用下，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将会走向创新和变异，从而进入新一轮演化。

4 案例研究：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过程和机制

4.1 案例地与研究设计

前卫村位于上海市崇明县中北部，面积2.5平方公里，2013年有239家农户，500名村民。作为上海市远郊的一个村庄，前卫村于1970年由围垦而形成。建村以后以农业为主，198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乡镇工业，走上“以工致富”的道路。1990年代中期乡村工业发展逐步走向衰落，由此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1994年前卫村开始对外开展旅游接待，1999年8家农户率先改造自家住房接待游客，开辟了上海市农家乐旅游发展的先河。2004年国家领导人视察前卫村后，前卫村乡村旅游步入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全村有108家农户开办农家乐。除此之外，前卫村还引进外来资本建立了“木化石馆”等景点。2010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2年前卫村旅游门票收入500万元，全年全村旅游营业收入达1570万元，农家乐接待户收入数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乡村旅游已成为前卫村主要产业。

为了掌握前卫村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过程和事实，研究者主要采取了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资料搜集等方法。其中，对前卫村的实地调研于2013年4月至7月陆续完成，深入访谈同时进行，访谈人员共计60人次，涉及前卫村“两委”干部、旅游公司负责人、农家乐开办者及普通农户等。

4.2 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的过程分析

自1970年建村，到1999年正式开始发展农家乐乡村旅游，再到2011年开始进入路径锁定阶段，崇明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大致经历了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1970～1998），景观空间形成阶段（1999～2004），景观空间发展阶段（2005～2010）和景观空间锁定阶段（2011～）。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各个层面演化过程及主要特征如表2所示。

4.3 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机制分析

如表3所示，在乡村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前卫村围垦后形成的景观空间起点状态体现了农业产业特征，1978年中国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前卫村产业发生巨变，1981年开始和上海市长征联营厂合作开办工业，这一关键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其发展轨迹，传统农业产业发生变异，走上了村办工业的发展道路，乡村工业的发展使景观空间产生变异。1993年，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前卫村村办工业发展陷入困境，与长征联营厂和上海市牙膏厂合作失败这一关键性历史事件终止了原有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在遗传机制作用下，乡村工业发展阶段所积累的良好的接待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和知名度为前卫村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打下基础。1999年8家农户率先开办农家乐并迅速走红这一事件直接推动前卫村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2004年国家领导人视察前卫村这一关键性事件更强化了前卫村乡村旅游发展道路。2010年上海长江隧桥开通和上海世博会召开这一外部条件的变化，使得前卫村乡村旅游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但与此同时，随着周边地区乡村旅游的逐渐崛起，竞争日趋激烈，选择机制发生了显著的作用，前卫村农家乐的吸引力逐渐下降。2011年前卫村老书记突然中风病倒使得其发展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乡村旅游景观空间的陷入停滞和衰落阶段。因此，前卫村乡村旅游景观空间是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随着产业变迁而发生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演化过程。

5 结论及展望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是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随着产业变迁而发生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演化过程。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可以划分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旅游景观空间形成阶段、旅游景观空间发展阶段和旅游景观空间停滞或衰落（复兴）阶段，每一阶段演化特征和机制各不相同。但总体上，景观空间的演化呈现出城市化和商业化的趋势。在聚落景观上，随着景观空间的演化，旅游设施和商业设施数量不断增加；在民居景观上，开办农家乐农户住宅内外结构均发生较大变化，商业化氛围浓厚；在用地景观上，农业用地面积不断缩减，旅游接待服务设施、道路广场用地大量增加，最终推动景观空间的城市化和商业化。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是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随着产业变迁而发生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演化过程。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一是缺乏定量分析研究，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过程和机制以描述为主，缺乏量化研究成果支撑；二是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阶段的划分缺乏明确的标准，仅以描述性分析为主；三是案例研究仅以前卫村为例进行验证，缺乏更多乡村旅游社区案例的支撑。以上这些不足有待在将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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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vement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Landscape

in Qianwei Village， Shanghai

GONG Wei1， ZHAO Zhong-hua2

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篇（7）

中图分类号： F590.3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2.04.016

Analysis about the Path and Pattern of Brand System of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Langfang

SHAN Fu-bin

(Langfang Teacher's College, Langfang,Hebei 065000,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system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the path and pattern, it was building the brand system of rural tourism of Langfang. The path was to cultivate the industry internal competitiveness and shaping the image of tourism products. The pattern included five types,there were relying on the agricultural high-tech, tourist attractions,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ase, the distinctive agricultural culture and special towns and villages.

Key words: rural tourism；brand system; path; pattern

廊坊市作为环渤海区域内重要城市之一，优越的区位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基础，多元农业、特色村镇、农业文化、民俗风情、特色工艺品等 [1]，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经过多年建设，廊坊市乡村旅游业已渐成规模。但是，在其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重复建设、同质化严重、精品项目少、重游率低等问题[2]。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廊坊市乡村旅游产业整体水平提升，阻碍了产业的持续发展。要提高廊坊市乡村旅游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影响力，有力支撑廊坊市“休闲之都”的城市发展定位，必须走品牌化建设分道路，促进产业快速升级。

1 廊坊市乡村旅游业的发展现状

1.1 培育了一批效益良好的龙头项目

经过多年发展，廊坊市培育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龙头项目”。例如，永清县杨家营绿色采摘村、瓦屋辛庄文物古迹赏析村、三河市美丽乡村生态旅游区、安次区金丰农业科技示范观光园等。这些龙头项目主题鲜明、文化品位较高，在获得了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极大地带动了区域产业的整体发展。

1.2 构建了以休闲为核心的功能体系

在廊坊市打造“京津第一休闲空间”总体概念的指导下，一批特色鲜明的休闲农业园、农家乐、休闲渔业小区、民俗村等乡村旅游项目不断发展、壮大。这些项目主要为游客提供观光采摘、参与体验、康体娱乐、民俗感知、餐饮住宿等服务，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新的休闲选择空间。

1.3 能够有效对接京津大城市游客的需求

廊坊市作为北京与天津两大城市的“后花园”，与京津两大城市紧密相连。随着京津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与工作压力的增大，他们渴望能有一个充分接近自然的空间来缓解压力。廊坊市正充分利用了空间区位优势，以丰富的旅游产品与优质服务，积极吸引京津城市游客。

1.4 与现代农业生产实现良好地协同互促

廊坊市作为北京、天津地区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基地，为丰富两大城市的“菜篮子”提供了良好保障。廊坊市区域内的瓜果、蔬菜、畜禽生产基地，在为京津市场提供优质农产品的同时，积极开展观光体验业务，有效地实现了农业生产与农业休闲有效融合、互促。

2 廊坊市乡村旅游业品牌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

旅游品牌的实质是给游客带来独特精神享受的一种承诺，它是建立在旅游资源或旅游地域的独特性之上的。狭义的旅游品牌是指某一种旅游产品的品牌；广义的旅游品牌，则包含单项产品品牌、旅游企业品牌、公共性产品品牌、旅游地品牌等[3]。笔者在综合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建设廊坊市乡村旅游的品牌体系，应该包括旅游产品品牌、旅游地品牌、以及相匹配的农产品品牌等。

构建旅游产品品牌要充分注重整体观念，从吃、住、行、游、购、娱等全方面展开。其中，文化植入与突显特色是保证旅游产品品牌建设效果的关键。建设廊坊市乡村旅游业的旅游地品牌需要立足产业基础与资源优势，对廊坊市乡村旅游业发展的主题进行定位，树立其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乡村旅游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品牌建设离不开相应的农产品。通过知名农产品带动乡村旅游发展，以乡村旅游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效互动。

3 廊坊市乡村旅游业品牌体系建设的定位与目标

3.1 品牌体系建设的定位

廊坊市乡村旅游业的品牌体系建设，需要基于大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通过文化创意、农业科技与现代服务的有效融合，将其打造成环渤海地区内以现代都市休闲功能为主导的乡村旅游业发展的特色区、现代农业资源要素有效集聚、科学利用的示范区，引领、带动我国北方地区乡村旅游业创新发展。

3.2 品牌体系建设的目标

廊坊市乡村旅游业要基于产业的功能定位，进一步提高乡村旅游服务产品的品质，全面提升产业价值水平，构筑以农、林、牧、渔产业为基础，集观光采摘、操作体验、度假租赁、康体娱乐、科普教育、示范推广、会展培训等多元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产业体系。

在品牌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本地传统优势农业和生态环境禀赋，融合区域社会历史、产业传统、民俗节庆和农业文化，借助主题创新、经营创新、景观创新、产业融合创新、活动创新，培育产业优势。同时，保护生态多样性，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依托品牌化发展，使廊坊市乡村旅游业成为集信息交流、文化传承、就业创业的平台，促进产业快速转型、升级。

4 廊坊市乡村旅游业品牌体系建设的基本路径

4.1 品牌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

实现廊坊市乡村旅游业的发展目标，需要基于其独特的空间区位、现有产业基础与优势，以打造廊坊市乡村旅游业的品牌体系为核心[4]，以京津地区城市居民的特色需求为出发点，强化特有农业资源要素、文化要素的集成利用，完善现代化的服务水平与能力的保障体系[5]，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功能体系的优化，提升产业整体价值水平。

4.2 品牌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

廊坊市乡村旅游业品牌体系建设路径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二是打造特色旅游吸引物。培育竞争力是对产业内在发展能力的提升，是产业品牌体系建设的内在支撑[6]；打造特色旅游吸引物是产业外在形象的体现，是对游客的有效吸引。

提高产业竞争力，需要各级政府从宏观层面进行系统规划与开发，制定科学制度，引导与扶持相关主体参与产业的品牌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各类主体力量，为产业发展提供金融、信息、技术等配套服务。强化经营主体对资源要素的吸引、集聚、利用能力。通过政府科学驱动、保障体系完善与资源的高效利用，提升产业整体竞争优势。

特色旅游吸引物能够有效吸引游客，保障经营主体获得收益回报[7]。廊坊市乡村旅游业特色旅游吸引物的打造，需要以旅游者需求为基础，依托特有农业资源、生态环境、农业文化，进行科学、合理设计与开发。特色旅游吸引物要给旅游者带来直观的感受与深切的体验，促进产业知名度与美誉度的提升。

5 廊坊市乡村旅游业品牌体系建设的模式

5.1 以农业高新技术为依托的模式

廊坊市城区内、三河市内乡村旅游主要依托现代农业园区展开，提供观光、体验、科普等服务。这类乡村旅游业的品牌体系建设，需要以农业园区、农产品生产基地为载体，以高新农业生产技术为支撑，以现代服务体系为辅助，重点发展绿色农产品采摘、科技体验、租地耕种、农业节庆、技术交流、农产品展销、农庄餐饮等业务，吸引都市白领、青少年，满足大城市的居民需求[8]。

5.2 与旅游景区相互配套的模式

廊坊市永清县、霸州市、香河县等地区内拥有众多历史遗迹、博物馆、自然景观等景区。这些地区的乡村旅游业主要依托旅游景区发展。此类乡村旅游业的品牌体系建设，重在强化农家乐、娱乐休闲、体育俱乐部、健康运动、农史展览、民俗收藏、手工艺品展销等业务，与旅游景区之间形成相互匹配。通过二者间的良性互促，凸显乡村旅游的生态优势与优秀文化。

5.3 以现代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模式

在廊坊市安次区、永清县、三河市等村镇内，拥有大量的葡萄、梨、桃、西瓜、蔬菜等生产基地，以生产基地为载体，也是打造乡村旅游业品牌体系的模式之一。此类乡村旅游业品牌体系的核心是构建农业产业链与旅游产业链的“双产业链相互驱动”[9]。即以精品果蔬品牌，吸引游客观光旅游；借助旅游品牌，扩大优质产品销售。

5.4 以特色农业文化为支撑的模式

廊坊市拥有胜芳镇花灯、固安屈家营音乐、文安武术，永清扎刻与剪纸、三河豆腐加工工艺等传统农业文化。依托传统农业文化，也是一种建设乡村旅游品牌的模式[10]。开展吹奏音乐会表演、舞蹈花会表演、传统手艺表演、民俗展演、创意产品制作等活动，配以文化产品销售，让游客对农业文化获得深刻体会，提高游客的满意度。

5.5 以特色村镇为载体的模式

廊坊市胜芳镇、高楼镇、?t阳镇、南营镇、辛庄村、杨家营等村镇，或是以民族文化为特色，或是以现代化新型农村为特点，或者拥有难得的田园风光。以这些特色村镇为载体，也可以有效塑造产业的品牌。在保持村镇原有特点的同时[11]，辅之以风情民俗、田园风光，发展乡村度假游、田园风光游、民俗体验游等业务，为游客提供一个舒适的度假场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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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篇（8）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7）03016404

1引言

我国旅游逐步摆脱非常规发展模式，出现需求多样化、散客主流化、旅游全域化、产业融合化和服务智慧化等常规现象，开始进入长期稳定的发展状态[1～4]。乡村旅游也呈现出产品需求升级、自驾自由行主导[1]、整合集聚发展、产业形态创新和线上营销加速的常态化特征[5～8]。新常态拉大了乡村旅游市场非优区与优区的差距，而普遍存在的市场非优区应是乡村旅游研究重点。

乡村旅游的消费主体是城市居民，而旅游客源市场优劣的衡量标准是出游能力[9]。基于此，笔者将乡村旅游市场非优区界定为本地市场出游能力弱，缺乏高引力景区，且2 h交通距离范围内缺乏可依托的三线及以上城市的乡村旅游地。法国学者Beteille R早在1992年已将乡村旅游看作非优旅游，研究其起步到走向繁荣的演变[10]。Ross G F[11]、Opperman M[12]等多位国外学者在相关研究中都涉及到旅游非区的概念，但缺乏深入探讨。国内旅游非优区的研究始于旅游资源非优区[13，14]，后拓展到区位非优研究，其中市场区位是重要板块[15～18]。要轶丽[9]和陈婷[19]提出市场非优区的特征是旅游目的地的居民本身出游能力低，且远离主要高出游能力的客源市场。对于市场非优区发展，陈传康认为应重点解决交通问题[20]，朱国兴提出从市场空间、行为结构和客源结构的定位弥补不足[21]，徐升艳探讨产品、合作等具体措施[22]，孟清超阐述了推-拉理论开发模式[23]。

综上所述，我国市场非优区研究集中在2000～2010年，国外的更早，所以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解读；目前市场非优区是作为非优区位或者旅游非优区的部分进行研究，缺乏专题研究，尤其缺乏乡村旅游市场非优区研究。本文以广德县为例，揭示新常态背景下乡村旅游市场非优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探讨其发展路径，以期为相似区域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借鉴，丰富非优区研究的理论。

2案例地分析

乡村旅游市场非优区的主要表现是资源禀赋较好而市场响应较弱。据此，通过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的数据对比分析，选择广德县作为案例地。

广德县符合乡村旅游市场非优区的定义。2015年，广德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9526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县内4A级及以上景区只有太极洞，且与其交通距离在2 h以内的只有2个三线城市。

乡村旅游市场非优区资源禀赋较好，体现在资源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影响力等方面。广德县旅游资源涵盖了旅游资源国标中的主类，且数量丰富。县内拥有丰富的蓝色水库资源、溶洞资源和养生资源，也有航天军事研学资源，旅游装备制造资源和佛道文化养心资源等独特人文资源。县内拥有国家重点镇2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中国绿色名镇、中国传统村落和安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各1个，乡村旅游资源得到国家认证。

市场响应较弱，主要体现在旅游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和社会对区域景区的关注度等方面。2015年，广德县接待国内外游客396万人次，不到黄山区国内外游客接待量的一半；实现旅游业总收入11.7亿元，不到黄山区的1/5。社会对广德县景区的关注度较低，县内产品引力有限。太极洞自2011年以来的百度搜索指数平均值为274，而黄山为6887。

3乡村旅游市场非优区分析

3.1乡村旅游发展存在问题

乡村旅游市场非优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一日游走向过夜游，实现真正的乡村旅游。具体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产品引力不足。传统乡村旅游产品以农家乐接待和景点观光为主，缺乏乡村性和体验性；缺乏营地驿站等新业态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缺乏夜产品。

（2）廊道设施欠缺。广德县交通暂不具备主题体验和串联散点的旅游功能，缺乏慢游道、旅游引导、服务驿站和廊道景观等旅游服务设施。

（3）品牌尚未确立。广德县乡村旅游中有许多国家认证的农家乐或景点品牌，未形成统一鲜明的区域品牌，市场认可度低。

（4）支撑体系较弱。该县乡村旅游的支持政策、人才支撑、智慧化建设以及包括厕所、厨房、环境卫生、道路交通在内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都较弱。

3.2市场非优区乡村旅游发展路径

乡村旅游市场非优区主要是指乡村本地居民出游能力弱，而周边缺少规模大且出游能力高的客源市场，是与五大城市群核心城市周边的乡村旅游优区相对的。旅游新常态使得乡村旅游非优区的产品有效供给不足、资源小散缺乏整合、品牌市场响应小和支撑体系弱等问题更加突出，提质增效更为迫切（图1）。

对乡村旅游市场非优区的发展路径，本文从产品、整合、品牌和支撑四个角度解读。首先，产品是乡村旅游市场的核心卖点。要贯彻生产、生活、生态和生命融合理念来提升产品的体验性，开发休闲业态、研学业态、旅居业态和互联网+等新业态产品，补充慢游、体验和文化三个主题的夜休闲产品。其次，整合才能全面提升产品引力。勾勒框架、打通脉络、塑造视点和宣传造势是逐步整合廊道周边小散特乡村旅游点的四个重要步骤。再次，统一明确的品牌是让乡村旅游产品打入市场的关键。品牌建设体现在游前塑造宣传、游中体验服务和游后反馈分析的旅游全过程中。最后需要体制、人才和环境等方面的支撑，需要乡村旅游协会来统筹，推进政策畅通、人才培育和旅游环境建设行动。

4广德县乡村旅游发展对策

4.1提升乡村旅游产品品质

4.1.1增加产品体验性

提升产品体验性的关键途径是生产、生活、生态和生命理念的融合。生产理念指农渔业生产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形成主题产业链，打造生态观光休闲产品。生活理念是指挖掘乡村文化，提供乡村民俗风情体验和田居耕读的生活方式。生态理念是指贯彻低碳理念，重现青山绿水田园炊烟的乡村记忆，于生态环境中养疗。生命理念是指乡村旅游产研结合，通过科普研学提倡回归本真，人与自然、自我的交流和感悟。四生理念深化旅游体验，丰富产品的体验层次和维度。

4.1.2开发新业态产品

开发满足市场升级需求的新业态产品，主要包括面向都市人群的休闲业态，面向学生和亲子市场的研学业态，面向养生养老市场的旅居业态，以及功能性新业态在线旅游产品（表1）。

4.1.3补充夜休闲产品

针对乡村旅游接待的都市游客市场、自驾自由行市场和度假市场的需求，将乡村旅游夜产品分慢游、体验和文化3个主题打造。慢游主题可利用灯光艺术包装村落小镇，提供夜景步道。体验主要依托于乡村夜市和小镇老街的美食体验和购物体验，还有景区开发的夜场体验。旅游演艺和节日是文化主题的典型代表，主要包括实景演出、民俗演艺、体育竞技和杂技等。

4.2加强廊道串联整合

用廊道整合资源串联小散特乡村旅游点，聚小成大，聚弱成强，形成新的廊道型乡村旅游综合体。根据广德县现状，建设水廊桐I画廊，陆廊各乡镇内5条全域环线风景道。廊道通过勾线、通脉、点景和渲染的方式进行建设。

勾线是定位廊道的主干线，实现畅通畅游。建设水上航线或陆上自驾风景道，实现水陆畅通、联通；完善旅游集散接待中心、基营接待村落和服务驿站等旅游集散体系；宏^定位廊道主题和功能，规划设计空间布局。

通脉是打通廊道的脉络，建设廊道支线和漫游体系。要明确可连接的旅游支线，扩大廊道辐射范围；建4.4.1体制机制保障体系

政府引导摸清乡村旅游资源和土地存量，开展乡村旅游信息普查行动；出台乡村旅游宏观调控政策，包括相关土地政策，旅游扶贫政策，乡村旅游企业的市场准入、规范、监督、评价、运行和发展的系列准则，实现政策畅通。

建立由当地龙头企业管理者、政府旅游人才来领导，旅游局与村部管理人员、广德县企业管理者和高校旅游规划管理人才共同组成的乡村旅游协会。协会组织制定和评审广德乡村旅游标准，开展百万乡村旅游创客行动，组织竞技比赛发现作品和人才，协助乡村旅游项目策划营销，管理监督并保障协会运行，保障消费者与村民的权利义务。

4.4.2乡村旅游人才培育

通过校村联袂机制，建立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和乡村人才培训基地，科学培育三级人才梯队，即面向协会会员的管理型人才，应届毕业生和引进的产品设计和营销等专业人才，当地群众和当地专科院校人才组成的文化传承人才。

在乡村旅游人才培训基地进行订单式培育，制定一套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课程，培育基本素质、专业技能、旅游理论知识、旅游文化素养和自学能力，并进行淡季实地考察和定期考核。同时，开展乡村旅游创客行动，申请广德县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积极融入现代互联网众筹项目，创立广德乡村旅游创业基金，建立广德县乡村旅游创客联盟和交流平台，不定期组织创客大赛。

4.4.3乡村旅游环境建设

环境建设行动通过乡土保护和旅游导向的山水林田村道的景观整治，以农旅融合为路径，完善道路体系、智慧工程等公共服务体系，为村落物质和文化遗产建档，创意创新传统资源并利用垄上行等新型旅游交通塑造新旅游吸引物，保护和重现乡景、乡味、乡音和乡俗等乡村记忆。这从电商化行动和农家乐改造抓起。

在各村镇全面普及电子商务的意义和技术，保证经营者熟悉网络营销及预订支付。搭建政府乡村旅游官网，提供信息共享的网络平台。选择代表乡镇定点实验示范，实现乡村旅游电商化。农家乐改造行动以乡土化、院落化、特色化、精致化、生态化为提升原则，基础与服务设施完善为基础，对村落景观进行整体乡土化塑造，健全游憩要素与功能，统一民宿建筑风格，挖掘各农家乐特色，围绕“一院一主题”进行风格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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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篇（9）

关键词：

经济新常态；乡村旅游；文化创意；产业融合

新常态下，旅游业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点。国发〔2014〕31号文件《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依托当地区位条件、资源特色和市场需求，挖掘文化内涵，发挥生态优势，突出乡村特点，开发一批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品”。2017年1月12日，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积极实施“三步走”战略奋力迈向我国旅游发展新目标——2017年全国旅游工作报告》上明确说明，“515战略”实施以来，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积极推广‘旅游+’等模式，推进旅游业与农业、林业等深度融合”。乡村旅游仅依靠产业规模的扩建、配套设施的完善等方式进行发展，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旅游业发展的新形势，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势在必行。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明显呈现出原创力不足，其衍生产品的价值不高、产业链不完整等问题。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机理、路径、模式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理论与对策。以“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为词频在CNKI中文知网文献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找到20条相关结果，关于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有6篇，关于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有4篇，关于乡村旅游资源和旅游开发的有7篇，关于乡村旅游产业和产业链发展的有3篇。其中，李霞对郑州市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进行了策略研究；张曼婕研究分析了贵州省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发展状况；张硕等提出了北京乡村旅游与创意产业互动发展的途径；李霞提出了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在产业链各节点上的融合建议；赵华等从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当前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途径。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对于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一，没有统一界定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后所产生的新业态的名称和概念，难以准确把握这两大产业融合发展的水平、规模和效果。第二，集中于初步描述和探索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现象，倾向于对这两大产业融合的宏观策略进行探讨，侧重于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应用型研究较少。第三，没有深入研究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机理、路径与模式，还需进一步做理论和实证的重点探索。因此，研究经济新常态下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转型升级、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互联网+”“旅游+”时代下，我国乡村旅游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逐渐由原本依靠要素或投资驱动向依靠科技创新驱动转变，乡村旅游需要全域化、特色化、精品化发展，为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衍生出新的旅游业态创造了天然的基础。为适应当前大众旅游消费升级的特征，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应依托乡村生态，融入文化灵魂，突出农耕生产，体验乡村生活，打造乡村旅游的升级版。要立足地区实际，挖掘特有资源，注重人文关怀，实现乡村旅游的特色化、差异化、个性化、人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便是一条有力的发展路径，文化创意产业可将原有的乡村文化进行再挖掘，开发出独具特色的主题产品，最大程度地发掘出农业的多元化功能。另外，文化创意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可以将乡村文化资源、场景创意等进行商品化、市场化开发，利用乡村旅游产业手段实现文化资源的商业增值，开辟一种乡村文化资源产业型发展的新模式，使文化创意产业在与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中实现效益最大化，改变文化创意产业传统的生产与消费模式，扩展其附加价值，完善和延长其产业链。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最终将带来乡村旅游的巨大发展，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最佳手段

2014年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中指出“加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扎实推进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2014年1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旅游局等七部门共同启动乡村旅游富民工程。2016年8月，国家旅游局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下发《关于印发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的通知》（旅发〔2016〕121号）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力争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国25个省（区、市）2.2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230万贫困户、747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通过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使全国1万个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年旅游经营收入达到100万元，贫困人口年人均旅游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新常态下，乡村旅游目前普遍的一家一户的零散经营模式，在食品卫生、服务水平、安全甚至环境污染等方面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发展乡村旅游来实现精准扶贫，就是要把各种旅游资源整合起来，重塑乡村经济产业结构，延长乡村经济产业链。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可以解决乡村旅游景区建设城市化、产品单一雷同、环境污染、缺乏科学规划等问题，将新农村建设、农业生产、小城镇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紧密结合，打造出能够实现旅游精准扶贫目标的特色乡村文化创意旅游精品，加快文化创意型乡村旅游的良性发展。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可以优化乡村旅游产品的结构，加快休闲农场、房车营地、乡村民宿、艺术村落、乡村庄园、乡村博物馆和市民农园等乡村旅游新业态类型的发展，扩展乡村旅游产业链和产业面。再通过吃、住、行、游、购和娱等旅游基本要素的本地供给，为当地村民提供更多参与开发建设、旅游服务、经营管理、发展决策和利益分配等各个环节的机会，实现当地村民收益的最大化，扩大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造血”功能。

三、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瓶颈

乡村旅游可以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更加丰富的创意素材，提供更具特色的创意环境，提供更为广阔的创意空间，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可以实现乡村文化多渠道、多层面的表达，倍增产业效益，实现产业集聚和区域优势。但是，当前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还面临着不少的瓶颈。

（一）缺乏整体规划，联动发展不足

文化创意是一种再造与创新的文化现象。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将乡村沉淀已久的民俗文化加以创新，以不同的文化创意物质表现体现乡村文化内涵，使乡村旅游开发，联系创意生活，让原有的村落以现代形式彰显。只有依托乡村文化底蕴而发展，才是文化创意的重要展现，才能带动相关区域和产业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大多数村落的发展模式都较为单一，造成村庄的生活模式只适合于当地村民，真正融入乡村的艺术家和扎根乡村的文化创意产品较少，真正受益的村民不多，区域联动发展不足。要想让艺术家与原住民共生共融，文化创意产品独具特色，还需要村落的整体规划，甚至区域的整体规划，在尊重原生态、原风貌的基础上，促进艺术家与原住民的共生共融，让村民更多受益，让艺术家更接地气。

（二）产业链不完整，发展后劲不足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需要进行农业生产创意、乡村生活创意、乡村景观创意、乡村功能创意、农产品科技创意和乡村旅游品牌创意，助推乡村旅游方式从“旅游”到“生活”的转变。然而，当前我国引入文化创意开发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大多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复合其他相关产业共同发展力度不够，产业链过短，没有形成多种新的旅游业态和旅游产品。只有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附加值、延伸产业链条、拓展产业空间，全面打造集文化艺术展览中心、农事生产销售、主题酒店、特色餐饮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的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园，重点发展一批农业旅游示范点和国家农业公园，构建统一的乡村创意文化旅游产品体系，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互融与共荣，用文化创意发掘乡村文化、表现乡村文化、营销乡村文化。

四、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策略建议

（一）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路径

用文化创意推进乡村旅游产品研发和产业融合，可形成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如何将原有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及传统民族习俗等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融观赏、考察、度假、学习、参与、娱乐和购物于一体，提升乡村文化创意旅游的市场化运作能力，是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应走一条基于资源特色的差异化融合发展路径，不同资源类型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其产业融合发展具体路径与发展重点均应有所不同。不同地区都应找准自己最独特的资源优势，培育乡村文化创意旅游新业态，形成特色鲜明的乡村文化创意旅游产业格局。如农业资源优势突出的地区，应重点发展创意农业旅游，一方面提高创意农业的科技含量，集约生产高附加值的农作物产品，完善创意农业生产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开发体验型创意农业旅游产品，让游客回归自然，感受田园生活的乐趣，并充分发挥出创意农业旅游的科普和环保教育功能；历史建筑资源优势突出的地区，应重点关注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彰显自身特色，在规划中坚持对自然肌理和历史文脉保护的基础之上，进行历史文化教育旅游、生态旅游的开发；节庆资源优势突出的地区，应重点发展特色文博和主题文化旅游节，大力开发农业的绿色、环保、休闲、体验和示范功能，开展各类乡村体验特色活动。

（二）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要通过文化元素推动产业结构多元化，从文化创意、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体系建设、渠道建设和个性化等多方面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建设美丽乡村，发展优美产业，推动生态建设、创意农业、观光体验同步发展。

1.分圈层差异化发展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应按照城市、近郊、远郊3个圈层来差异化发展。城市圈层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美化城市氛围为主，在适宜区域发展景观创意农业。近郊圈层以休闲农场、乡村庄园、市民农园等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为重点，发展社会生活功能型创意农业；远郊圈层以设施农业、精细农业为重点，发展高新技术农产品，兼顾创意生活功能。近郊和远郊在发展乡村文化创意旅游时，当前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有所不同，如近郊首先要解决交通和停车问题，而远郊则更关注资源的核心竞争力差异。但不管哪个圈层，都要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突出体验性、娱乐性，做到精致化、生态化。

2.分区域功能化发展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时必须进行区域功能划分，哪些是当地原住民的保留区域，如核心生活区域，游客不得前往，也没有前往的兴趣；哪些是游客的专有区域，主要进行乡村文化体验、娱乐；哪些是原住民和游客的共有区域（分享区域），既能为游客提供各项旅游服务体验，又能为原住民所用，甚至参与文化创意旅游的开发。只有增强原住民的认同感，原住民的参与也才会有持久的动力，乡村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发展才可能有持续的力量。

3.规划先行，过程管理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必须要先进行整体规划，将一切可能出现的原住民与游客之间的文化和利益冲突问题事先解决，尤其是大量游客到来之后不能给原住民带来生产和生活上的不便，在乡村文化创意旅游实施过程中还要做到管理上的平衡，使游客和原住民的幸福感都得到保障。然后，将原有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及传统民族习俗等资源进行再挖掘，开发出独具特色的主题产品，将创意设计、广告营销、零售流通、管理培训等前瞻性地融入乡村旅游价值链产生的每一个环节。

4.注重新媒体营销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必须注重渠道建设，包括官方渠道、民间交流渠道和网络渠道等。乡村文化创意旅游是一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生活创意产业。乡村的生产创意、生活创意、景观创意、功能创意、科技创意、产业创意和品牌创意都要通过官方渠道、民间交流渠道和网络渠道向外传播。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越来越多的游客通过微信、微博、论坛等社交媒体获取旅游信息，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将成为乡村文化创意旅游营销宣传的新阵地，通过社交媒体将乡村优美的意境和养心养美的场景传递给游客，是一种情感营销。总之，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就是走一条生态、悠闲、慢拍的生活方式发展之路，发动民众的创新力量，形成叠加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参考文献：

[1]李霞.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3.

[2]张曼婕.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湖北农业科学，2014（14）：3430-3433.

[3]张硕，吴上上，陈跃雪.北京乡村旅游与创意产业互动发展研究[J].北京农学院学报，2014（3）：83-86.

[4]李霞.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述评[J].科技咨询，2014（2）：22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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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于莉.乡村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运作模式研究[J].中国商贸，2010（26）：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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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康杰，杨欣.文化创意视角下乡村旅游开发的策略[J].农学学报，2015（5）：136-140.

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篇（10）

路径依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政治过程影响制度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包含了大量的讨价还价、度量和强制的交易成本，其结果往往是非效率的，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政见的反映。显然，诺斯已经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因为与制度框架相互依赖的组织和利益集团会竭力维护现行的制度，阻挠制度变迁。第二，制度变迁是一个适应性学习的过程。第三，制度的非效率是历史的常态(而非例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迹，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滑下去，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要扭转路径的方向，往往要引入外生变量或靠政权的变化改变现状。

地权制度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制度，同样遵循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由于受制度变迁成本、制度改进中不断“试错”的效应、政府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意愿等因素的制约，决定了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沿循一定的路径向前发展。

同时，研究证明，一个地区的初始资源禀赋状况深刻地影响着地权制度变迁路径，甚至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演进的模式。即：初始制度体系一旦形成，其演进中的报酬递增特性所导致的路径依赖就会作用于其后的制度变迁，使制度演进沿着既定的轨迹运行。

苏南乡村地权演变脉络：明清至现在

明清至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前时期的地权模式。抛开更早的地权制度不谈，苏南乡村的地权配置，可以划分为明清和民国时期、时期、家庭承包制时期、新时期四个时期。明清时期的苏南，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经济的繁荣使其人口急剧增长，导致人均用地减少，人地矛盾加剧。苏南乡村土地制度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主要由皇室、贵族和地主占有，地权配置基本上是一种“皇室一地主”模式，农民拥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皇权和绅权把土地、高利贷、商业三者巧妙地结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结构十分牢固的集团。由于土地的自由买卖使得土地产权自由转移，理论上讲，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但由于市场发育成度低，明清时期土地基本是官僚、商贾运营的对象，结果是土地大规模兼并，造成农民生存环境恶化，引发种种社会危机。

民国时期，政权始终没能把国家力量真正贯彻到乡村社会，无力完成对地权的最终控制。土地地主私有的现实导致对农民土地利益的极大损害，以至于最终促成了代表农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诞生。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强烈干预地权的一种变革过程。这时国家政权与地主阶级(乡村权威)之间表现为“强进―全退”的格局，地权模式表现为“地主一农民”模式。同时，虽然通过政权力量实现了土地均分，但并没有消灭土地私有制。就这一阶段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一种制度创新，因为后农民的土地私人产权与改革前封建地主的土地私人产权同属于土地私有制的范畴。也没有创建出一套防治乡村社会再度出现两极分化的机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此在不久，又出现土地集中和两极分化的状态。

互助组时期完全消灭了地主土地私有制，在国家政策引导之下建立起农民土地所有制，体现了国家政权支持下的农民拥有清晰产权的制度绩效，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此时，互助组开始具有了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征。初级社具备了集体产权的雏形，是一种“弱集体―农民”地权模式。这种在国家政权的干预下、农民依然具有产权的地权模式，仍然发挥了较高的制度绩效。在农民拥有土地产权的情况下，国家干预与农民收入的提高呈正相关关系。

高级社开始由产权明晰的农民私人所有制进入产权模糊的集体所有制时期，但由于经济发展的惯性，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农业经济增长。本文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地主阶级消灭、乡村权威尚未重现、而由国家完全控制乡村的时期，没有出现损害农民利益的利益集团。这种地权配置方式是一种“集体一农民”模式。在极短的时间，由农民所有制变革为集体所有制，集体行使国家赋予的管理农村生产经营的权力，与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即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制度时期，土地产权控制表现为“完全国家”模式，国家控制史无前例地深入、渗透到中国乡村土地制度的各个方面，导致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集体组织以国家政权“人”的角色诞生，代表国家管理整个乡村社会。这种完全国家控制、农民几乎无任何权力的乡村土地制度，大大地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由国家创立的地方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强制性“委托一”模式。这个模式下，代表国家控制着乡村政权，并牢牢控制着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分配、使用等各项权利，农民除了具有部分收益权之外，几乎丧失了初期的所有权利，致使中国农业20年徘徊不前。可以说，没有赋予农民土地产权是体制失败的根源所在。

新时期苏南乡村权威对地权的影响。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族权和绅权控制着整个乡村的秩序。时隔半个多世纪，这种乡土的族权、绅权秩序遭遇了行政秩序的强行抑制或中断，这便是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然后经历上世纪50、60年代的、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再到制度。这些自上而下、高度统一的行政控制将中国所有农民整合在全面共产主义性质的框架中，一度抑制了乡村家族权利的运作。

到上世纪80年代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经济改革，和上世纪90年代国家对乡村社区逐步放权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中国农村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松动的变革空间。这时，家族复兴频频出现在全国各地某些望族大族的村庄，尤其在乡镇企业发达的苏南乡村地区更是明显。这些早期称之为“绅”、现代称之为经济能人、村干部、乡镇干部，或同时集村、乡镇政治权力于一身控制着所辖乡村的社会能人，社会学上称之为“乡村权威”。“乡村权威”一般集村中的党政企大权于一身，拥有“党支部书记一董事长”的称谓，有的甚至还兼任村长的职务。这些人在苏南乡村地区比社区中一般成员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优势以及由经济资源所延伸的其他资源优势，并控制着村庄的土地资源，甚至影响着国家正式制度

(包括土地制度)在乡村社会的作用。

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制度引发的农业危机所致，自下而上形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从对地权的影响来看，是一种“强集体―农民”的制度创新。这种模式下，土地所有权虽然仍然属于集体，但集体只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承包经营权、使用权、部分收益权等归农民家庭支配。而对苏南地区的乡村而言，这一时期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并崛起一大批经济能人的时期，经济发展使大量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很多乡村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提前进入了规模化经营时期。之后发生的由并村引致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土地开始向拥有经济资源并决定社区利益分配的乡村权威集中，实质是“权威”地权模式。

从苏南乡村各个时期的地权演变看，无论地权如何演变，国家始终是控制乡村地权的一条线，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根据自身需求释放乡村地权，释放的大小决定了不同时期的地权配置模式。除国家控制地权外，私有制时期：苏南乡村地权主要由地主阶级控制，农民基本或极少拥有土地产权；公有制时期：乡村地权也主要由集体所控制，农民只是阶段性(并且是极短时期内)或部分拥有土地产权，农民完全拥有土地产权的互助组时期，只有两年时间。可见，苏南乡村土地产权的真正拥有者是国家及其人。因此，明清以来苏南乡村地权演进中的路径是循“国家―人”这一模式而进行的。

“国家―人”模式构成苏南乡村地权路径依赖的核心

明清时期，苏南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国家自身和允许地主阶级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这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利用地主把土地权力、商业、高利贷的代表人物，甚至也包括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府来以补强中央专制政府的统治，这对于调整失效的官僚机构，增加一部分新的活力是有一定影响的。与此相应，“国家一人”模式成了苏南乡村地权路径的发端，由于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苏南乡村土地产权制度就会沿着“国家一人”这一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并决定了以后各个时期可能的地权模式选择。

时期，虽然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土地产权，但中央为了防止社会动荡、维持社会经济发展，仍然保留了富农和地主阶级一定量的土地所有权。但与制度框架共生且相互依赖的富农和地主阶级利益集团竭力维护自身利益，阻挠制度变迁，之后不久，就重新出现富农兼并贫农土地的现象，地权模式也就沿着既定的路径滑下去。

为了防止土地再次变成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国家政权开始全部介入，并将土地所有权赋予农民，这一时期从互助组开始，经历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和，历时二十六年。这段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为了消除封建残余、维护自身统治、国家政权全部控制乡村地权的阶段。但由于经济市场的不完备、制度变迁成本高昂，使得体制这种非效率制度存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政府在短期内改进经济绩效的能力十分有限。由于土地产权制度变迁自身又是一个适应性学习的过程，面对约束土地产权制度又有内在的不断创新和变革的冲动，因此，长期非效率的制度被基层自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制度的自我调整和自适应性使毫无生机的土地产权制度重新焕发生机。

国家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以及地权的最终控制者，关注的总是制度的规模报酬递增，于是从反对家庭承包责任制到默许、允许、赞同、支持到全国全面推广。因此，制度总是在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控制之下并指派某种组织代表其行使乡村土地管理的职能。

到了新时期，也就是家庭承包责任制造成的土地条块分割这一制度形式已不能适应苏南乡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土地规模经营、股份合作等土地流转形式开始大规模地在苏南乡村地区盛行，并且国家政权更多地放权于乡村自治时，苏南乡村地权制度也在发生着改变。自明清以来，国家空前的放权于乡村村民自治，无疑，承接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权力的主体一乡村权威同时也是控制地权的主体，地权制度变革依然没有跳出“国家一人”这一核心模式的框架。

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篇（11）

“三农”问题是党的十讨论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发展农村经济对和谐社会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发展农村经济的切入点工作是多方面的。发展精准乡村休闲旅游业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精准乡村休闲旅游的涵义

精准乡村休闲旅游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即是在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的基础之上如何将休闲、娱乐、民族文化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结合起来，以乡村旅游为纽带，将名族文化、人们的精神需求层面等融入到乡村休闲旅游的现代化旅游方式。

二、河北省精准乡村休闲旅游发展的现状

目前，在河北省内共有400多个乡镇和1800多个村落开展乡村旅游业务，带动全省农民直接就业的人数达到15万人。2013年河北省28家企业荣获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示范创建企业，其中河北美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秦皇岛冀弘水产养殖观光有限公司2家评为五星级，张北佳圣农作物种植有限公司等15家评为四星级，河北丰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评为三星级。河北海路风情游首次入选十大精品线路。截至目前，河北省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示范创建企业五星级5家、四星级29家、三星级20家。这些企业的发展推动了河北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带动了农村餐饮、农产品销售、商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特色产品的开发，增加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

三、发展精准乡村休闲旅游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

1.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可以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助推农户增收。农业除了确保温饱问题，还具有观光、教育、休闲等多重功能，休闲农业是“绿色朝阳产业”，在大城市周边区域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前景广阔。将农业与旅游结合起来，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可以有效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2.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传统的种植业不足以带动当地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农村要想吸引城市人群到乡村旅游，就必须调整原有的农业产业结构，种植附加值高的农作物，高的价格可以弥补产量低的不足。另外，开发可以让游客参与的旅游项目，让游客参与种植和收割，休会农村生活的快乐。

四、发展精准乡村休闲旅游的策略

1.加快旅游商品开发，促进农旅深度结合。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高效农业，积极扶持一批“农家乐”旅游示范户，规范旅游服务管理。充分利用河北省旅游市场优势和丰富文化底蕴，加大旅游食品、纪念品等旅游商品的开发和生产，积极支持农民创办旅游商品生产加工企业，延长旅游商品生产加工销售产业链，创建一批旅游商品知名品牌，丰富旅游文化内涵，拓宽农民就业增收的路径，推动河北省旅游经济再上新台阶。

2.加强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树立科学发展观。乡村旅游的主体是久居城市的人群。城市人民选择乡村旅游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乡村有无污染的生态环境，新鲜的空气，蔚蓝色的天空。因此，农村在开发乡村休闲旅游时一定要兼顾环境保护，优质的环境是乡村旅游得以发展的强动力，也是乡村旅游的核心价值。因此，在开发乡村休闲旅游的过程中要加强环境保护，加强检查和监督。

3.完善销售体系，拓展客源市场。乡村休闲旅游能够得以发展，除了要有优质的产品外，良好的销售体系是保证其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当产品形成后要制定合理的促销方案，搞好产品的策划。支持利用旅游消费渠道搞好农产品销售、供应和配送。加强与旅行社的联系，建立网络销售平台，利用先进网络技术加强宣传和促销，形成整体规划，联合促销。

4.加强专业培训，提高管理与服务队伍素质。目前，河北省乡村休闲旅游从业人员的知识层次和年龄层次相差较大，大部分的从业人员为当地的农民，文化知识欠缺，专业技能不足。只有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才能有好的策划和高水平的管理，使企业得以长期发展。各旅游企业应该通过加强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的管理理水平和员工的素质，使管理科学化，服务标准化，操作程序化。在培训中注意职业培训与发展性培训相结合。

参考文献：

[1]张建宏.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及路径选择[J].农业经济，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