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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市场调研大全11篇

时间:2023-08-20 14:57:37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1)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1909年,IrvingFisher提交国会的“国家健康报告”中提出,从广义的角度看待健康首先是个财富的形式。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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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uchs(1996)“Economics,Values,andHealthCareReform,”AmericanEconomicReview8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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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Fuchs,VictorR“Health,GovernmentandIvringFisher”NBERworkingpaper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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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Feldstein,Martin(1995),"TheEconomicsofHealthandHealthCare:WhatHaveWeLearned?WhatHaveILearned?"AmericanEconomicReview,85(2):28-31.

十、Feldstein,Martin:theWelfareLossofExcessHealthInsurance

十一、MGrossman,1972,TheDemandforHealth:ATheoreticalandEmpiricalInvestig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forNBER

十二、Grossman,1999,thehumancapitalmodelofthedemandforhealth,NBERWorkingPaperSeries

十三、MVPauly,1987,“Nonprofitfirmsinmedicalmarkets”,AmericanEconomic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JPNewhouse,1970,“Towardatheorynonprofitinstitutions”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2)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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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JPNewhouse,1970,“Towardatheorynonprofitinstitutions”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3)

本文是河北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项目“京津冀区域合作视角下河北健康旅游资源开发研究”(SQ123006)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国内外健康旅游研究综述

收录日期:2013年3月30日

一、国外健康旅游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健康旅游概念的探讨。健康旅游由来已久,早在14世纪初温泉疗养地Spa的建立就是健康旅游的最初形态。当时健康旅游范畴相对宽泛,即能够使自己或家人获得身心健康的任何旅游方式都可视为健康旅游。

澳大利亚学者Bushels(2000)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提出了健康旅游的定义,“健康旅游是借助传统与非传统医学治疗的旅游服务,从而使旅游者身体得到健康,放松,工作压力能够缓解的一种旅游方式”。Mueller与Kaufman(2001)对于健康旅游的定义为:人们离开常住地或暂时居住地或工作地点,去寻找体验一种使身体得到放松,精神压力得到缓解的活动而引起的所有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同时,他们认为医疗旅游应该是健康旅游的一种表现方式。Hunter-Jones认为,健康旅游的概念过于狭窄,不能只关注温泉浴、健康、卫生保健等主题。在Henderson的研究中,将现代健康旅游分为3类,即温泉浴及选择性治疗、整容手术、医疗旅游。

健康旅游,即Health tourism,亦称Health travel,甚至有些学者直接称为Medical travel。但David Reisman认为,尽管健康旅游与医疗旅行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健康旅游不同于医疗旅行。David通过比较分析认为,健康旅游更多的是强调一种预防性的保健作用,而医疗旅行是当一个人患有疾病时为得到治疗而进行的活动。

目前,学术界对于健康旅游尚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所谓健康旅游主要是指人们为追求健康而暂时离开居住地的旅游活动。较早提出健康旅游概念的是Jonathan.N.Goodrich和Grace.E. Goodrich。他们通过对206名游客、12名医生面对面的交谈了解,对22个旅行社、2位中药经销商进行电话采访,并对世界上24个国家的284本旅行手册进行研究分析,指出健康旅游是一些旅游企业或旅游目的地除了通过优美的风景吸引旅游者之外,同时通过提升健康服务基础设施如酒店住宿条件、水上运动、高尔夫等吸引游客。

(二)健康旅游市场的研究。欧美市场是健康旅游的发源地。Inskeep(1991)研究温泉旅游时,对温泉旅游开发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和评价,并强调发展温泉旅游必须将其潜在的市场需求考虑在内。Crell(1994)研究的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健康旅游资源的开发。Loverseed H.(2001)以北美的温泉旅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北美市场特点,重点研究了北美温泉旅游市场消费者行为特征对该地温泉旅游的影响。Brian Hay(2001)初步研究了苏格兰的健康旅游、康体旅游,分析了这一新兴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

(三)健康旅游实践研究。传统的健康旅游多是指温泉旅游,随着全球范围内大旅游的崛起,健康旅游的概念已经扩大,除了包括温泉旅游之外,还涵盖了养生旅游、医疗旅游、保健旅游、康体旅游等多种旅游形式。Henderson J.C.(1992)研究的是东南亚地区的健康保健旅游发展问题。Finnicum P与Zeiger J B.(1996)从身体健康、智力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和环境健康五个方面研究了养生旅游之一健康旅游方式。Eleni A,Didaska lou.(2003)等探讨了医疗与旅游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健康旅游就是界于医疗与旅游两者之间的产品,是以追求健康为目标而进行的度假活动。

Hall C.M(1992)以探险、运动等体育形式为核心内容研究了健康旅游的发展。Hansrue Mueller(2001)年,针对康体旅游市场这一马来西亚健康旅游的重点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成为马来西亚发展健康旅游很有价值的参考。

Joan C.Henderson(2004)以新加坡为实证案例,探讨了政府旅游组织机构职能、旅游教育对健康旅游发展的影响。在Chew Ging Lee(2001)的《 Health care and tourism : Evidence from Singapore 》一文中,以新加坡的旅游发展为例,运用资源整合和因果检验方法,针对健康旅游活动对新加坡旅游业短时间内和长期的发展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

(四)健康旅游产品研究。在泰国,医疗旅游业的发展始自1997年,主要是将传统自然药草、专业医疗、Spa美疗等养生度假活动融合于旅游活动当中,重点发展曼谷、清迈、普吉与苏梅岛等主要旅游目的地,积极发展健康旅游,并且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自2004年起,泰国实施一项为期五年的国家计划,由泰国政府卫生部门牵头,组合医疗服务、健康保健服务、传统草药产业三个区块,力推泰国成为“亚洲健康旅游中心”。

印度也是亚洲乃至世界健康旅游较发达的国家。印度健康旅游以瑜伽、冥想、阿育吠达为主,重点突出健康旅游特色。雷・马塞洛(2003)通过对印度经济构成的分析,发现医疗旅游形式的发展,一方面可以为国内外旅游者提供疾病治疗服务,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印度经济增长,有利于印度医疗业发展。2009年印度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第一届医疗旅游贸易展览会的主题就是:打造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印度希望通过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引进先进的医疗技术及设备,引进一流人才以及较低的消费成本等来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

二、国内关于健康旅游研究进展

我国旅游业起步相对较晚,健康旅游活动的真正兴起也只有大约十年的时间。对于健康旅游的研究相对较少。截止到2002年,国内几乎没有完全明确针对健康旅游的理论或实证研究,更多的是对于温泉旅游、医疗旅游、保健旅游等细分市场的研究分析,或者是在生态旅游、健康旅游抑或是体育健身旅游等方面的研究中涉及到保健、医疗、康复疗养等旅游的健康功能。(表1)由表1可以看出,温泉旅游一直以来是我国学者及业界研究的重点问题,其次是医疗旅游及保健旅游。近几年,学术界及业界才开始渐渐转向康体旅游问题的研究,而对完整意义上的健康旅游的研究则主要开始于2003年以后,2003年以后对健康旅游的研究成果占87%。

(一)国内健康旅游概念的探讨。国家旅游局将2001年定位为“中国体育健身旅游”年,健康旅游的概念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提出的。王艳、高元衡(2007)既从宏观角度,也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健康旅游的内涵,健康旅游能够使旅游者的身心得到提高和改善,并将健康旅游分为求医疗养、休闲调整、增强体质以及自我实现四种类型。杨文在《关于大力开发我国老年人康体旅游的必要性研究》一文中,对康体旅游的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康体旅游是人们以参与健身休闲娱乐,观看体育运动从而达到身心愉悦为目的或以体育健身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旅游活动形式,并进一步从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两方面对大力发展我国老年人康体旅游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罗明义(2001)在《现代旅游经济学》一书中阐述了康体旅游的基本内涵,它是指一系列可以改善旅游者身体素质的旅游活动。陶汉军(2001)认为保健旅游的目的是治疗疾病或疗养,以增进身体素质。王兴斌(2000)认为健康旅游应该是以康复型旅游为主的,已达到提高身体素质、养生疗养的目的。

郑利的《旅游健康学研究》一文,从旅游活动的特殊性出发,运用多学科知识,比如健康学、管理学等,对旅游健康、旅游健康资源、旅游健康管理等概念进行了定义。白鸥(2010)的《健康旅游研究综述》是对健康旅游研究较成功的成果,她综合分析了健康旅游的定义和分类、发展历史、现状及趋势,指出了我国和欧美旅游市场的不同之处。

(二)国内健康旅游实践研究

1、医疗保健旅游研究。亚健康已经是现代人们生活中不再陌生的现象。它是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低质量生活状态,也被称为是第三状态。郭鲁芳、虞丹丹(2005)认为,可以通过比如疗养旅游、森林旅游、体育或宗教旅游等载体形式来缓解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压力,消解第三状态。陈传康等从以“三亚宇达国际康体休闲中心”为实例,从医学的角度,配合建设康体休闲和康复养生中心,研究了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不同阶段的人体第三状态调理与恢复的第四医学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相互关系,突出体现健康旅游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包含了关于“生命、健康、运动、享受”的传统观念。叶烨(2005)对比了医疗旅游与传统旅游之间的不同之处,区别在于医疗旅游更注重满足对旅游者的需求,提供个人化、多元化的医疗和护理服务,使旅游者在治疗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关怀和照顾,同时还能满足一定的旅游需求。2006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疗旅游园正式向游人开放,开创了埋沙疗法。旅游园的特色是将沙疗和旅游结合起来,把身体埋在火热的沙子中,综合热疗、光疗等方法,有效去除病痛。

2、温泉健康旅游研究。张建忠、杨新军(1998)以安宁市温泉旅游度假区为研究案例,初步探讨了旅游度假区开发康体休闲和康复养生等健康旅游项目的必要性,并提出针对安宁市温泉旅游度假区康体项目的CI/CS策划。李玲通过对国内外康体旅游目的地的调查对比分析,指出作为较为新型的旅游体验的康体旅游,已迅速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旅游新趋势,并为中国发展国际康体旅游市场提出了对策和建议。2010年李攀等在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大背景之下,从旅游文化的角度,应用“原住民文化”,探讨了海南黎族养生保健文化的未来发展。

3、国内健康旅游产品研究进展。近几年,健康旅游得到快速的发展。尤其是非典之后,各地对于健康旅游以及旅游业的健康发展的认识更加深刻。福建武夷山推出以“享受健康呼吸,享受健康饮食,享受健康运动”为主题的旅游活动;四川的“九寨沟健康旅游”项目;广西巴马长寿之乡的旅游发展更是紧紧围绕生态、健康、长寿为核心;云南省以“神奇迷人彩云南,健康安全旅游地”为宣传口号,大力宣传云南旅游的健康文化。2004年昆明滇池试图将滇池打造成世界级康体休闲胜地;2005年云南省保山市以健康旅游为主要的工作核心,以生态Spa和户外运动为主,将保山建设成为健康旅游胜地。2007年云南德宏围绕“康体旅游”项目开发为核心,将德宏“天然氧吧”与健康旅游结合。2010年广东省佛冈县也开始着力打造健康旅游示范基地;遂宁借助重庆市打造“健康重庆”的契机,大力推进遂宁健康旅游。

4、国内健康旅游市场研究。徐修远(2010)也是针对老年健康旅游开发市场,研究了该市场旅游产品的供求现状,以期能满足日益发展壮大的老年健康旅游市场需求。李伟(2008认为,旅游是缓解精神紧张,放松心理压力的绿色良方,可以使老年人心胸开阔,精神愉悦。对于健康旅游的研究不只是局限于旅游活动的表现形式或体验,还有对于旅游业未来发展的研究。胡静综合了旅游学、社会人类学、美学、健康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在区域旅游产品开发上的应用以及众多学者关于区域旅游形象设计上的研究,结合鲁东滨海旅游带发展现状,对其未来的滨海旅游健康旅游产品开发进行开发与策划。

三、文献研究综合评述

纵览国内外关于健康旅游的研究,在健康旅游的概念、健康旅游产品以及健康旅游实践研究等方面有一定的探讨,为健康旅游以及健康旅游产品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从健康旅游的概念来看,诸多研究都强调健康旅游是人们以参与健身休闲娱乐,达到身心愉悦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者以保健的形式开展康复性旅游活动,达到维护自身健康的目的。

从健康旅游市场来看,老年人市场,即“银发族”已经成为健康旅游的重点市场,他们对健康的追求表现出很大的热情。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中青年面临的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中青年市场是一大亟须开发的潜力市场。

从健康旅游产品的研究来看,开发了多类诸如SPA、中医推拿理疗等产品,同时健康旅游产品的开发更多的结合健康旅游、生态旅游等进行相应开发。

因此,笔者认为,第一,健康旅游是旅游目的地充分利用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开发设计健康旅游产品,给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提供健康疗养的旅游环境;第二,健康旅游的发展离不开旅游目的地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健康旅游开发要深入结合旅游地的自然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健康旅游产品。同时,健康旅游产品的开发要注重层次性;第三,健康旅游的发展要深入保护自然环境,着力构建养生环境,创造健康旅游发展的外部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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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4)

在许多国家的国民医疗保障体系中,商业健康保险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商业健康保险在健全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保障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商业保险中的一类重要业务,健康保险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各家保险公司的青睐。以往的许多研究都表明,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潜力巨大。为此,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规律,笔者对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目前的状况进行了描述,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商业健康保险应采取的经营和发展战略,期望这些分析和建议能对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事业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现状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保险业复业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主要表现在:

(一)覆盖人群逐步扩大,业务规模迅速增长

据统计,2001年,商业健康保险承保数量首次突破1亿元,2002年达到了1 .36亿元,当年保费收入达320 .96亿元,比上年增长44.96%;自2003年3月非典疫情发生以来,健康保险保费收入持续增长,在非典最为严重的5、6月份,保费收入分别达37. 19亿元和59.42亿元,大大高于上年26 .75亿元的月均保费收入水平。

(二)经营主体不断增加,产品供给日益丰富

目前,已有29家寿险公司和8家财产险公司经营健康保险,提供的险种已经超过300种。除了传统的费用补偿型和住院津贴型产品,保险公司也开始涉足收入损失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等新领域。

(三)服务领域日益拓宽,社会影响明显扩大

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健康保险已经覆盖了包括电力、铁路、邮政、通讯等行业在内的各大行业,社会影响明显扩大。特别是在2003年上半年发生的非典疫情面前,保险业快速行动,采取加快理赔、加快产品开发、加快销售创新等特殊服务,在抗击非典的特殊时期,树起了保险业良好的社会形象,有力支援了国家抗击非典斗争,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

(四)对于国内健康保险的需求市场来说,市场潜力巨大

全国50个城市的保险需求调查显示,49 .9%的城市居民考虑在未来3年内购买商业保险,其中预期购买健康保险的比例高达76%,在人身保险各类业务中占居第一位。

二、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障碍

(一)政策和法律等外部环境还不够完善

商业健康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保证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时的直接费用或间接损失获得补偿的保险,包括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收入保障保险和长期看护保险等。

2002年12月,中国保监会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快健康保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加快发展健康保险业务,加强健康保险专业化经营和管理,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健康保险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原则要求。尽管在宏观的层面上,我国的健康保险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微观层次的不完善却一直阻碍着保险公司在商业健康保险方面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险公司尚不具备法律赋予的可参与医疗服务定价及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实施监控的权利;二是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具体的业务界限还不够清晰,存在社会保障机构开办商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争夺业务的情况;三是对涉及医疗保险的诉讼案件,在审理及新闻媒体报道时,也往往存在偏袒被保险人的情况。凡此种种情况都使商业健康保险的进一步发展面临困难。

(二)商业健康保险经营模式的风险控制存在缺陷

我国现在采用的健康保险经营模式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缴付保费,然后被保险人到医疗服务提供者那里接受医疗服务,医疗服务工作者按照提供的医疗服务收费,而后被保险人付费后用付费凭据到保险公司那里报销索赔,保险公司间接地按照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进行付费。简而言之,就是“被保险人看病,医院治病收钱,保险公司买单”。这相当于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支付了医疗服务费用,是补偿性按服务付费的健康保险模式,我们把它简称为买单式健康保险模式。

买单式健康保险模式分离了医疗服务和保险服务,保险公司仅仅参加了保险服务,无法控制医疗服务,不可避免地在风险控制方面存在着缺陷,从而不能协调好保险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两者之间的利益机制,导致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缺乏共同的经济利益,进而得不到医院配合,造成核保调查和理赔查勘困难重重,影响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

(三)保险公司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缺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

根据我国健康保险发展的现状,目前保险市场上可以购买的健康保险产品主要包括基本住院医疗费用保险、住院医疗生活津贴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等险种。但是市场上的健康保险产品,不论是产品设计还是保障水平,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弊病。并且在产品销售上,各个层面的产品缺乏互补性。

一方面,基本住院医疗费用保险和住院医疗生活津贴保险都存在一定的缺点,即个人投保须附加于一定保额的主险之上。结果导致了实际投保率很低,给付率极高的情况。而重大疾病保险根据投保人选定的保险金额承保,长期寿险固定利率分定期保险和终身保险两种,实际投保率不高,短期给付率低,但高额保单承保风险极高。这些都无疑增加了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困难。另一方面,近年来,各保险公司都设计了许多保单,但普遍存在着保险责任相近、单一和缺乏创新的缺陷;同时开办的住院医疗费用保险和生活津贴保险的保险期限太短(只有一年),使被保险人的利益得不到足够的保障,从而不能真正满足市场的需求。

(四)商业健康保险的基础设施不够坚实

商业健康保险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强、管理难度大的业务。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包括医学技术人才、精算人才等。专业化的人才资源和计算机系统是商业健康保险的软硬件基础,我国保险公司在这两方面的基础建设比较薄弱,亟待加强。

在人才资源方面,我国的保险公司普遍缺乏一支既懂医学医疗又懂保险业务的复合型人才。首先,各保险公司都缺乏合格的医疗保险管理人员;因为健康保险涉及医学、保险和管理等多个领域,要求管理人员具备宽广的知识面和跨领域的背景,而符合如此要求的人才凤毛麟角。其次,保险公司的精算管理、险种开发、核保理赔和市场营销等岗位都急需熟悉健康保险的专业人才。最后,保险公司还缺乏合格的健康保险专业营销人员。

在系统设备上,许多保险公司还没有建立起健康保险业务的专业信息系统设备。现有的健康保险业务大多依靠寿险业务系统进行管理,相关的数据也按照寿险业务的标准进行记录和管理。这样导致保险公司无法实现健康保险业务的专业核保理赔功能,也无法记录统计健康保险业务迫切需要的各项医疗资料。没有健康保险的专业电脑平台,健康保险的专业化风险管理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加强健康保险的专业信息系统建设不容忽视。

(五)健康保险的产品监管政策不到位

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保险业在挑战和机遇面前,保监会应适时地调整和完善保险监管,以使我国保险业在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下得到发展,同时使我国的保险市场进一步向世界各国开放,从而达到双赢。

目前,各保险公司的健康保险产品的条款和费率都由总公司报保监会统一备案,报备的条款和费率没有弹性。但是健康保险的地域性要求很强,各地的自然情况和经济形式都不相同,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和医疗费用水平不同,相应的保险责任、免赔额限度、以及费率等保单要件要求也就不尽相同。因此,总公司统一备案的条款到达地方后很难完全适应当地的情况,不易得到市场的认同。现行的统一备案制使健康保险产品缺乏灵活性,不利于保险公司因地制宜地设计和调整健康保险产品条款,抑制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拓展。

三、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对策

(一)争取政策支持,创造有利于健康保险发展的外部环境

随着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地位和作用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还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相关政策。例如:保监会将继续加强与财政部、税务总局的联系,争取减免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所得税,进一步鼓励和吸纳更多的居民个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加快健康保险专业化进程;同时,明确商业健康保险地位,准确界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界限,规范市场经营环境。因此,目前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有着非常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还受到来自经营环境中的诸多因素特别是医疗服务方面一些因素的不利影响,在这些不利因素中,医疗机构的行为和医疗服务过程,特别是医疗服务成本的变化对商业健康保险所造成的影响,各家保险公司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二)完善医疗风险控制体系,推进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形成合作机制

如何建立对医疗风险的控制体系,是发展健康保险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离不开卫生医疗系统的支持,并且,商业健康保险作为重要的筹资手段和市场化的制度安排,也能够成为卫生医疗体系改革的重要推动和促进力量。从这个角度出发,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和卫生医疗系统的发展有着共同的目标,应当携起手来,开展一些试点,进行一些合作,探索建立商业健康保险与医疗服务系统的合作模式,完善医疗风险控制体系,从而实现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和卫生医疗改革的双赢。此外,协调有关政策,鼓励保险公司投资、参股医院,或与医院建立合同、契约关系等,探索与医院有效合作的各种方式;与财政部协商,在财务报表上增加一个科目,用于核算保险公司与医院“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费用支出和收入。这些都是完善医疗风险控制体系不可缺少的补充。

(三)设计合理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完善健康保险产品体系

产品是市场竞争中最重要的工具。根据健康保险的市场需求情况,制定正确的产品开发战略是经营成功的基础。目前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很窄,据统计2001年的覆盖人数不足8000万人,绝大部分居民没有得到医疗保障。各保险公司可以大力推出针对低收入且无保障人群的基本医疗保险、重大疾病保险和住院医疗生活津贴补助保险等险种;对于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职工人群,提供低价格、窄范围、高保障的险种;对于较富裕的年轻群体,提供价格与保障程度比例适中,保障期限长、保障范围有针对性的险种,对于高收入的中年群体提供高价位、保障全面的保险产品。同时结合国家医改动向,开发能长期适应医疗改革进展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争取长期的盈利空间;重视对广大农村医疗保险市场的产品开发,满足农民的医疗保险需求,使商业健康保险在保险密度上更进一步。

(四)建立专业化的信息管理系统,加快健康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

信息管理系统是实现健康保险专业化运作的基础平台,对健康保险的风险控制和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各保险公司应充分重视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建立和完善与健康保险业务相适应的信息管理系统,特别是完善健康保险的理赔管理系统和统计分析系统。

人才培养是健康保险专业化发展的关键。各保险公司应制定健康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规划,加快健康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采取多种途径培养健康险专业人才,特别是要重点培养高级管理人员和精算、核保、核赔、健康管理等专业人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五)加强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监管,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

保监会应抓紧出台健康保险产品管理办法,形成相配套的技术标准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健全监管措施,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和监管环境。

鼓励保险公司与部分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事业单位积极开展合作,进行商业健康保险试点,健全服务方式和经营模式,为健康保险的进一步发展积累经验。同时,还鼓励保险公司结合当地市场特点,与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及医疗服务机构进行沟通协调,积极探索,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形式的商业健康保险,制定出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产品,在不断的探索中加快商业保险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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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5)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1-0047-05

一、健康旅游的定义

Goodrich(1994)将健康旅游定义为旅游设施或旅游目的地充分设计和利用除常规的旅游活动之外的保健设施与服务来吸引游客。这些保健服务包括在饭店或度假区里接受有资质的医生和护士进行医疗检查、特别的饮食设计、多种维生素治疗、针灸、瑜伽、水疗、针对各种疾病的特殊治疗、草药、肌肉拓展和放松技巧、美容等。 Borman(2004)和Jonathan(1994)定义健康旅游是常规旅游与医疗保健服务设施相结合的旅游产品。 Finnicum和Zeiger(1996)从健康旅游的五个层面(身体、智力、社会、精神、环境)来解释健康旅游的含义。 Mueller和Kaufmann(2001)认为健康旅游是指因为以维持和促进健康为目的的人们的旅行和停留所引发的所有关系和现象的总和。 Ross(2001)将健康旅游界定为旅游者出于健康理由从居住地到目的地进行治疗的相关活动。 Eleni A和Panagiotis Th(2003)指出健康旅游是介于医疗(系统的医疗设施设备)和旅游(多元化的休闲导向的)之间的产品,用来描述一系列以健康为目的的度假机会。 Smith和Puczko(2009),Robyn Bushell和Pauline J. Sheldon(2010)界定健康旅游是可以使旅游者生命、生活质量提高的一种旅游方式,涵盖医疗、卫生、美容、体育/健身、冒险等。 加拿大旅游委员会提出把消费者对保健和养生的需求与旅行、休闲和娱乐这些旅游产品结合起来就是健康旅游。

这些定义的视角各不相同,所提出的健康旅游的范围和相关旅游产品的类型也不同,而且到目前为止,健康旅游的概念和产品边界也还未达到统一,但都着眼于旅游者的健康、保健目的。

二、健康旅游的相关研究

健康旅游最初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Spa旅游,相关产品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并且相关产业也一直都比较兴旺。后来,随着对健康旅游的认识不断加深,健康旅游的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Sonja Sibila Lee(2006)提出,健康旅游产品包括:①室内室外的健身运动;②健康食物;③放松项目,如Spa、按摩、药物治疗;④健康休闲文化活动等使自己或家人更安康的游览方式。

时尚旅游(2006)将健康旅游分为保健旅游、美容旅游和医疗旅游,但因为一些相关研究将美容旅游作为医疗旅游的一个部分,因此,本文在时尚旅游的分类基础上,将健康旅游的相关研究归结到保健旅游和医疗旅游两个方面:

(一)保健旅游(Wellness tourism)

保健旅游的概念兴起于西方,是以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为目的的旅游形式,也可联系到养生的内涵。不同国家和地区利用其不同的资源优势发展保健旅游。如温泉、瑜伽、香料、武术、太极和气功等,利用其有利的自然资源优势,积极打出健康、健身、保健等口号来招徕旅游者。同时,有些国家和地区还联合起来发展健康保健旅游,如奥地利联合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开展了一个欧洲健康旅游的项目,使这一地区成为欧洲高品质健康旅游目的地。

虽然保健旅游发展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社会,但相关的学术研究却不多,主要形式也多集中在以Spa为主的保健旅游方面。

Jonathan N. Goodrich和Grace E. Goodrich(1987)探讨了保健旅游的概念,并基于涉及旅游者、旅行商、医生(包括两个中医)的调查初步探讨了保健旅游的发展和未来研究领域的建议。

Goodrich(1990—1991)对加勒比地区(覆盖牙买加、巴哈马、维京群岛等14个国家)的健康旅游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对该地区旅游保健设施和服务进行了调查及分析。

Mueller H和Kaufmann E.L(2001)以酒店调查为基础,将健康旅游市场分成:健康需求客户;特殊需求客户;寻求治疗的客户;侧重于娱乐和其他需求的客户等四类,并对相应客户的特征和对酒店产品的需求进行了分析。

国际Spa协会2002年进行了一项研究, 定量分析消费者趋势以及对Spa 产业的影响,指出东方或亚洲健康项目将继续非常受欢迎。

奥地利经济和劳动部(2002)对英国的健康旅游市场专门做了研究, 为奥地利的健康旅游供应商提供市场信息和数据。

加拿大Spa协会(2004)对加拿大的温泉旅游现状进行了统计调查,预测了未来10年的健康旅游产业一些发展趋势,指出古代处方和产品将越来越受欢迎。

Spa Finder(2004)全球最大的Spa度假旅行批发商,就Spa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其中包括Spa产品的变化、消费群体和消费行为的变化等。

Anna G.A(2005)对保健旅游兴起的原因,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阻碍和解决办法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的变化、旅游需求的变化以及卫生保健系统的特性促成了保健旅游的兴起,但接待地的各种限制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得保健旅游的发展有不少障碍,这些问题要通过相关规则的制定、技术的发展和政府的支持等来解决。

Hunter Jones P(2005)通过对英国癌症病人旅游倾向的实证调查研究,探讨癌症与旅游之间的联系,发现癌症病人也有旅游需求,他们会根据病情的不同程度对旅游产品有不同的需求。由于身体易疲劳、经济条件限制、自信心缺乏,他们一般会选择短距离、包价旅游产品,目的地也集中在说英语的国家和地区。

Murat Sayilia等(2007)指出温泉旅游在健康旅游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土耳其有众多的温泉资源可以用于治疗一些普通疾病,其中坎加尔鱼温泉以其天然的鱼医生治疗牛皮癣而闻名。作者主要对坎加尔鱼温泉做了社会经济调查,对104名旅游者进行了调查,对其特征和对目的地的感知特点做了分析,并对土耳其未来健康旅游的发展进行了预测和分析。

Adrian K和Adam R(2008)分析了1949—2006年波兰温泉Spa的发展,并对这一时期Spa与健康旅游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分析。

Smith M和Puczko L(2009)对健康旅游的定义和类型进行了界定,探讨了推动健康旅游的动机和需要,描述了健康旅游的发展历史,并对健康旅游的管理和营销进行了分析,对其未来发展做出了预测。同时,研究了很多相关的实际案例,内容涵盖了温泉、医疗健康、生活教练、冥想、节日、朝圣和瑜伽等多个方面。如,对俄罗斯、葡萄牙的维达古、巴西的佩德拉斯的Spa资源对保健旅游的促进进行了分析。

Robyn Bushell和Pauline J. Sheldon(2010)从健康与旅游间的理论联系、健康与旅游间的矛盾以及健康旅游者的动机与经历等三方面通过案例分析来对健康旅游进行了分析。

(二)医疗旅游(Medicine tourism)

世界旅游组织将医疗旅游定义为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休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Gupta(2004)定义医疗旅游是指与旅游业合作为病患提供一种经济高效的医疗服务。该过程通常在私营医疗服务部门进行,但涉及旅游业的私营和公共部门。医疗旅游者可以在进行医疗手术或治疗的同时进行旅游活动。Connell(2006)认为医疗旅游是指人们旅游度假的同时获得医疗、牙科和外科服务的远距离旅游。获得的治疗不仅包含美容和牙科服务,也包括要求复杂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外科手术。

医疗旅游是健康旅游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部分,借助旅游产品的快速、方便,旅游者可以接受到比他们在居住地质量更好的医疗服务,同时感受异地的风情,相关研究也日渐丰富。研究主要集中在医疗旅游的作用、市场分析、地区和个案分析等方面。

(1)医疗旅游的作用

Ramirezde Arellano(2007)指出医疗旅游的投资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而且可以产生外汇收益,使国际贸易更加平衡,并且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Bookman(2007)指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为国外医疗旅游者提供专门的医疗设施和服务,医疗旅游在全球经济中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David Reisman(2010)提出医疗旅游以较低的成本、较短的等待时间、不同的服务方式把休闲旅游和医疗手术结合起来,不仅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同时能够使病患在可负担的成本下获得高质量的治疗。比如病患可以前往墨西哥、 印度和泰国接受心脏导管手术,前往匈牙利、 波兰和马来西亚看牙医。同时,书中还提到医生和医院的流动,比如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生可以去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学习和工作,医院可以通过开设附属医院的方式到迪拜、 菲律宾、 哥斯达黎加等地治疗当地患者。

(2)医疗旅游的市场分析

Awadzi和Panda(2006)强调应制定适当的指导和认证程序来确保医疗旅游者权益的重要性。

Smith和Forgione(2007)提出寻求国外医疗服务的医疗旅游者做出相关决定的影响因素的两阶段模型。第一阶段,确定选择目的地的决定因素,其中国别特征,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管理政策等影响较大。第二阶段,确定影响具体卫生医疗机构的因素,其中成本、医院评审、质量的护理和医生培训影响着卫生医疗机构的选择。

Caballero Danell和Mugomba(2007)从电子媒体、报纸、期刊、杂志和学术材料收集到医疗旅游市场的相关信息,提出进入该市场需要进行包括消费者利益、品牌、法律框架、基础设施、产品、目标市场、沟通渠道、运营商、中介机构和社会问题的分析。

Heung,Kucukusta,and Song(2010)提出了医疗旅游的概念模型,分析了该行业的供应和需求的全貌。

(3)地区和个案分析

Chacko(2006)指出印度医疗旅游业的主要吸引力是其低成本。此外,印度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知名医生及护士组成的人力资源队伍,同时英语使用广泛,沟通不成问题。

Tata(2007)详细分析了亚太国家医疗旅游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Leng(2007)和Yap(2007)分析了马来西亚政府推广医疗旅游所举办的各项活动,指出马来西亚的医疗旅游者主要来自印尼、新加坡、日本和西亚国家,价格优势是其主要的竞争优势,34家私家医院在马来西亚从事健康旅游,其中很多均得到国际组织的标准化(ISO)认证。

Singh(2008)统计出哥伦比亚、新加坡、印度、泰国、文莱、古巴、中国香港、匈牙利、以色列、约旦、立陶宛、马来西亚、菲律宾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成为主要的医疗保健目的地;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土耳其正在把自身打造成医疗旅游目的地,特别是在美容旅游方面。

Singh(2008)分析了亚洲主要医疗旅游目的地国家情况,如泰国、新加坡等。

RNCOS(2008)分析亚洲国家利用低成本的医疗设施,极少的等待时间、互联网服务的发展使得亚洲国家医疗旅游迅速发展,并指出亚洲五个主要医疗旅游目的地是泰国、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以色列,正在成为新的医疗旅游目的地。

根据Cohen(2008)的研究,随着医疗旅游的发展,泰国很多一流的医院在国际上获得名声,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病人。这些医院外观看起来像高档酒店,环境舒适,医疗设备和技术先进,设有专门针对医疗旅游者的治疗区域和设施,员工服务意识强,医生与患者间关系融洽,大多数相关医院得到青年商会(JCI)的认证。同时指出太多医疗旅游者主要来自日本,美国、英国和中东旅游者人数也在大幅增加,主要的吸引力在于其价格优势。泰国的医疗费用比新加坡便宜50%,比香港便宜3倍,比欧洲和美国便宜5~10倍。

Ye,Yuen,Qiu和Zhang(2008)采用推力和拉力的动机理论研究来香港的医疗旅游者动机。研究结果显示医疗旅游者主要关注医疗的问题,而不是目的地的特征,指出医疗旅游者的主要动机包括医疗质量、促销活动、友好程度、成本和声誉等。

Chew GingLee(2010)研究了国际旅游业中卫生保健部门的作用和新加坡的卫生保健状况对其国际旅游业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而言,卫生保健对国际旅游业的影响是正面的。不过,短期而言,两个变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当前的新加坡政府正努力使其成为领先的医疗中心,使其就长远而言,吸引更多的旅游者。

JiYunYu和TaeGyouKo(2011)对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旅游者在未来济州岛医疗旅游中可能感知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采用跨文化研究方法来比较了三个地方旅游者在感知因素的组成、旅游的便利性、医疗旅游首选产品、成本等方面的感知差异。

Vincent C. S. Heung,Deniz Kucukusta和Haiyan Song(2011)对影响香港医疗旅游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用定性研究方法收集有代表性的私人和公共医院、政府机构和医疗机构的数据,分析出政策法规、政府支持、成本、容量问题和当地社区的医疗需求是发展的主要障碍。同时提出了解除这些障碍的几种策略建议,如新的促销活动政策,政府对投资医疗旅游市场的鼓励活动,接待部门和医疗机构合作开发医疗旅游产品等。

William Bies和Lefteris Zacharia(2011)指出海外医疗旅游虽然能减少开支、节省时间,但也存在一些风险。同时作者用ANP模型分析了是否应该发展医疗旅游以及用何种形式发展更好。

Farhad Moghimehfar和Mohammad Hossein Nasr-Esfahani(2011)以伊朗城市伊斯法罕的生育医疗旅游为例分析了在医疗旅游目的地选择中的决定性因素。

与此同时, Awadzi、Panda、Burkett、Tan、Barclay、Balaban、Marano、Birch Vu、Karmali Stoklossa和Sharma等学者开始关注医疗旅游对目的地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对当地医疗资源的占用,影响当地居民的医疗活动;②当地居民医疗成本上升;③传染性影响。

三、结论

健康旅游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经过近30 年的探索,健康旅游的概念和内涵、产品形态、消费动机、市场营销等都得到了发展,但对健康旅游的概念和产品边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研究的内容长久以来主要集中于Spa 旅游,近年来才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内容,使健康旅游涉及保健、养生、医疗和旅游等多个行业。其中,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休养为主题的医疗旅游产品不断受到欢迎,相关的研究也开始丰富起来。但就整体而言,整个健康旅游行业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广度、深度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研究。

具体来说,从研究的广度上来讲,研究的范围主要涉及:①健康旅游的定义;②健康旅游产品的形式和分类;③健康旅游兴起的原因分析;④健康旅游者的需求特征分析;⑤具体旅游目的地健康旅游发展现状分析(如,加拿大、土耳其、波兰、日本等地区的温泉Spa旅游,泰国、墨西哥、阿根廷、韩国、印度等地区的医疗与美容旅游);⑥健康旅游的影响分析,特别是健康旅游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从研究的深度上来讲:①虽然对健康旅游的概念和产品边界不少,但目前理论界对其的理解还未达到统一;②由于健康旅游近年才兴起,因此相关基础性研究的数据有限;③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

因此,未来的健康旅游研究,还有很多领域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探索,如:①健康旅游概念和产品的界定,这不仅影响理论研究,还影响相关数据的收集;②健康旅游设施或目的地研究;③健康旅游市场调研;④健康旅游实证调查;⑤健康旅游的价值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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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6)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0)04-0146-03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在一切幸福中,人的健康胜过任何其他幸福。我们几乎所有的幸福都取决于健康。”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健康对国际竞争的重要意义,并从国家层面制定了各自的健康战略。作为改善国民健康、提供健康产品和服务的健康产业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普遍认为是“21世纪引导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产业”,更有专家提出,“健康也是生产力”。

一、我国健康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健康产业是一个包容性极大的产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健康产业仅指与人身体健康有关的、与医药产销及医疗服务直接相关的产业活动。广义的健康产业不仅包含与人身体健康有关的医药、医疗产业活动,还包含围绕医药、医疗活动有关的边缘性产业,如制药设备、包装、运输、服务等相关产业活动。健康产业的产业链非常长,它包含医药、保健品、食品饮料、医疗器械、中药、化妆品等的生产制造,同时包含医疗服务、健康管理、休闲健身、营养保健、咨询服务、健康人才的培养等服务领域。正因如此,它对国民经济发展,创造并安置就业,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健康产业体系相对完善,增长潜力巨大

我国健康产业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以健康食品和保健服务业的兴起为标志。2003年SAS风暴过后重新唤醒了全民的健康意识,催生了健康体检行业。2005年健康体检机构及体检服务行业快速发展,健康管理理念被引入并广泛传播。2009年中国政府制定“健康中国2020”发展战略,并启动新一轮的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健康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医疗健康市场,并且拥有20%的年增长速度,预计从2011年至2015年,年平均增幅将达23%至24%。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健康产业规模已超过5000亿规模,未来5年还会递进式增长。目前,我国健康产业由六大基本产业群体构成:第一,以医疗服务、药品、器械以及其他耗材产销、应用为主体的医疗产业;第二,以健康理疗、康复调理、生殖护理、美容化妆为主体的非(跨)医疗产业;第三,以保健食品、功能性饮品、健康用品产销为主体的传统保健品产业;第四,以个胜化健康检测评估、咨询顾问、体育休闲、中介服务、保障促进和养生文化机构等为主体的健康管理产业;第五,以消杀产品、环保防疫、健康家居、有机农业为主体的新型健康产业;第六,以医药健康产品终端化为核心驱动而崛起的中转流通、专业物流配送为主体的新型健康产业。

(二)医疗器械、生物制药和中药行业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我国医疗器械行业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从医疗器械市场规模与药品市场规模的对比来看,全球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大致为全球药品市场规模40%,而我国这一比例不到15%;从人均医疗器械费用来看,我国目前医疗器械人均费用仅为6美元/人,而主要发达国家人均医疗器械费用大都在100美元/人以上;从具体配备看,基层医疗机构医疗器械配备水平较低,目前,我国2000余所县医院装备配置在不同地区平均缺口率达到30%~50%。从现有设备水平来说,有15%左右是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产品,60%左右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产品,亟需更新。根据CVSource数据库统计,2010年,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利润总额近115亿,占医疗健康产业总利润额的14.3%。随着医疗设备更新周期到来和医疗改革对基层医疗的大力投入,我国中低端医疗器械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全球的生物制药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我国生物制药我国起步相对较晚,虽然也有诸如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样一批优秀的生物制药企业,但由于生物制药新药研发投入资金要高,我国生物制药与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明显差距。2010年国务院把生物产业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大力发展用于重大疾病防治的生物技术药物、新型疫苗和诊断试剂、化学药物、现代中药等创新药物大品种,提升生物医药产业水平,加快先进医疗设备、医用材料等生物医学工程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促进规模化发展。因此,我国的生物制药潜力巨大。

中药行业一直以来受到我国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1996年,我国就提出了“中药现代化”,十多年来,我国的中药现代化取得了显著成绩。据国家中药主管部门统计,2009年底产值达2000亿元,占我国8666亿元医药产业工业总产值的22%。但是,我国中药产业企业规模小、产品多,创新品种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低,科技含量很低,多为原药材或粗加工,缺乏精品。日本的中药原料75%上来自中国,但日本的中药产品在国际中药制剂市场却占有80%的份额,其中返销中国的药品已经占到了中国医药市场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作为中药大国的中国在国际医药市场却仅占5%左右的份额。我国中药历史悠久,随着中药越来越受到国际的认可,中药作为我国的国粹,在未来更具有崛起的良机。

(三)资本市场将在我国健康产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健康产业的发展与资本市场密切相关。随着我国医疗的深入、医疗保障体系覆盖面的不断扩大,人口老龄化和收入水平提高等因素的推动,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增长迅猛,境内外IPO持续稳定、跨国药企入境并购不断增加、新医药基金不断涌现。2010年中国医疗健康领域共披露VC/PE投资事件132起,投资金额累计约82亿元。2011年VC/PE角逐医疗健康市场热情不减,前三季度投资金额累计值呈爆发式增长。1~9月所披露的投资事件达84起,投资金额超223亿元,是2010年全年的2.7倍。未来的市场将靠实力取胜,技术、产品、商业模式也将会和资本结合,发展机会偏向资本实力。

(四)医药行业创新能力弱、市场集中度不够,药品采购和流通机制不合理

2008年中国医药行业前10强占全国纯药品工业产值的11.5%,而世界前10强的集中度达到49%,美国前10强占的比例是51%,世界前50强占69%。2007年,我们医药产业前三位市场占有率达到19.2%,而美国的巨型产业前三位加在一起占市场份额95%。我们的企业还不够规模,集中度还不够,很分

散,国内有4000多家制药企业,但是真正能做大做强,达到美国前10强的企业还没有,差距较大。

二、我国健康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

经济学理论认为,需求是市场存在的前提,而市场是政策、人口、购买力和消费意愿四因素的统一体。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政策的倾向与大力支持,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健康观念的改变和新医改的深入和细化,有力推动健康产业产生巨大的经济发展力,我国的健康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市场。

(一)国家政策的倾向与大力支持

2009年3月,中国政府公布了大规模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计划,承诺在2009-2011年三年投入8500亿元人民币来发展国家医药卫生体制,将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人口覆盖率从当年人口的约65%提高至2011年人口的90%。首先,医改促进了消费升级,潜在需求被释放。更多的病患将有能力购买医疗产品,从而形成杠杆效应,需求将迅速放大。其次,国家将采取“低水平、广覆盖”的策略,着重加强城市社区医院和农村卫生院、卫生所等基础医疗机构的建设,构建起基础医药卫生服务网络。在这个过程中,基础医疗器械和低端普药将放量增长,相关产品销售收入快速上升,销售利润率逐步提高。健康测算表明,在健康领域投入一块钱,经过整个社会一波再一波的发展,达到八块钱左右的收益,从而带动了健康产业的医疗、保健、医药、卫生等的整个产业链的发生了巨大变革。

(二)老龄化社会的逐渐形成

英国学者贝恩德指出。健康产业背后发展的动力是社会的人口统计学的变化。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目前,中国已经开始经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历程。按照国际划分标准,我国已于1996-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据统计,当下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32亿,占总人口的8.4%;预计2016年将达到1.358亿,占当时总人口的9.7%左右。由此可见,未来我国健康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老年健康产业,其中包括营养食品、保健用品、老年人护理、老年保健康复等方面。

(三)疾病谱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国居民的死因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传染性、营养不良性及母婴疾病死亡占总死亡的比例由8.2%降至5.4%,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所占比例由76.5%上升到82.5%,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等已成为人类健康最大的敌人,慢性病已成为我国国民健康的最大威胁。10年间我国超重者增加了1亿,1.6亿人血脂异常,2亿人高血压(全球10亿高血压)。《2010年中国城市大调查》结果显示,城市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的达76%,处于过劳状态的接近60%,真正意义的健康人仅占2.5%左右。未来的健康产业发展重点应当是从以治疗为主转为以预防为主,以传染病预防为主转为以慢性病预防为主,医疗保健服务消费需求将迅速增加。

(四)经济快速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健康消费观念加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GDP连续30年保持了10%的高速增长,2010年我国GDP增速为10.4%,中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人达到1.9109万元,是2000年的3倍多。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使得人们对医疗健康产品及服务的需求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在美国,健康产业占GDP比重超过15%,加拿大、日本等国健康产业占GDP比重也超过了10%。2010年,健康产业仅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5%,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健康产业发展空间巨大。

三、健康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一)从国家层面制定健康产业发展战略

从国家层面确立健康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从税收、金融等政策法规上支持健康产业快速发展。加强管理机构的建设,制定健康产业技术标准,提高行业监管力度。树立健康理念,普及健康教育。创新健康技术,注重研发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引导消费观念,促进健康产业发展。

从理念上树立健康是人最宝贵的财富。健康投资是回报最大的投资,健康是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传播健康知识和信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对生物制药、传统养生保健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快速申请和认证等方面给予支持,对新技术、新产品实行研究开发的税收优惠,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引导险投资投入健康产业领域,完善促进保健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明确业务主管部门、监督主体及市场准入,产业标准等事项,确保产业健康发展。

(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健康管理体系

目前,我国还未形成一个防患于未然的有效的健康管理产业体系。其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上医治未病”、“阴阳平衡与协调”、“辨证施治”、“扶正固本”等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的健康管理理念高度契合。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作用,通过中医的方剂、针灸、推拿、气功养生等治疗手段与食疗、药浴及身心锻炼等辅助手段能解决绝大部分的健康问题,尤其是亚健康的调理问题。其二,“养儿防老”是中华的传统思想,通过构建“家庭护理”和社区结合的方式实现老人的健康管理。其三,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大,随着医改的覆盖,治病支出的降低,这部分人的健康管理也存在巨大市场。其四,随着经济的发展,先富起来的人存在个性化的、高端的医疗管理需求。

(三)大力补充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产业

商业保险是基本医疗保障之外的重要健康保障。美国参加各种商业健康保险的人口占85.l96%,我国台湾地区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率高达96%。我国目前覆盖人群不足12%,且产品单一,同质严重,规模小、赔付率较高。因此,我们要开发个性化、针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政策的健康保险产品,满足广大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保障需求,补充医疗保险市场的健康保险产品。

我国的各保险公司密切关注健康保险。平安保险与南非最大健康保险公司Discovery合作共同开拓中国广阔健康险市场。同时,进行医网、药网、信息网三网合一,发展健康保险的全新模式。中国人保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准备开发针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政策、家庭养老等的健康保险产品。

(四)加大医药流通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7)

在大力倡导全民健身形式下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消遣娱乐、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它不仅可以消除大脑疲劳感,使疲惫的身体得到积极休息,恢复体力,精力充沛地再投入到生产劳动中,也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脑力、体力消耗的补偿方式,而且这些活动提供给人们一个摆脱必然性的束缚,可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可以得到发挥自己爱好、兴趣和才能的机会,为自身的充分发展提供条件。

根据零点公司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等城市居民的健康消费调查显示,5城市居民年平均运动花费为654.49元,北京人又以880元高居榜首。如果按照北京市人口1000万来计算,则北京市一年的健身市场消费就达88亿元。群众消费结构的调整必然对体育消费产生新的需求,为北京运动休闲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北京体育休闲产业协会运动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于2007年在北京成立,从具体操作和实施方面,笔者认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还需进一步完善。运动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现有会员企业单位的经营场所共计2530个。其中运动健身1417个、生态观光345个、休闲餐饮552个、保健服务164个、科普教育14个、体育休闲产品生产厂家38个。这些运动、保健、休闲、观光、旅游、饮食、购物等单位场所,如能统筹规划,集体运作,完整配套,全面服务,既可以全面展开为人民大众的健康事业服务,又可以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

一、集观赏、健身、娱乐一体的“运动休闲市场”

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城市居民的收入进一步提高,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需求消费和精神享受的提高,力求全面开拓人的体能和智能,对健康的理解也愈加全面深刻。北京运动休闲研究会可以提供以观赏各种体育比赛为主的“观赏型市场”,以健身、娱乐为主的“参与型市场”,以集观赏、健身、娱乐为一体的“体育旅游市场”。

二、提供生活愉悦、精神舒畅的“运动休闲场所”

21世纪的城市体育理念必须转向满足国人的强健、发展的需要,满足个体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倡导快乐,健康第一”,要通过多种愉快而健康的身心活动来促进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余暇时间的增加,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使人们有了运动休闲的可能性。北京运动休闲研究会提供的场所,可以使人们在休闲中放松心情、沟通情感、释放压抑、消除疲劳、发展个性、增强体力和活力,成为城市人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生活需要。

三、展开医疗体育保健的“运动休闲行动”

卫生部资料:2000年部分城市前五位主要疾病死亡原因构成中就有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三项属于慢性病,而这三项就占总体疾病死亡原因的63.40%。显然,慢性病已取代传染病成为人类生命的最大敌人。它主要包括: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病等一系列不能传染的疾病。根据对1998年全球疾病负担的估计:慢性病占43%,中国占60%。根据WTO报告,2005年全球总死亡人数为5800万,其中近3500万人死于慢性病,而中国慢性病死亡人数占了750万。引起慢性病的后天因素主要有四个:烟、酒、不健康的饮食结构和习惯、少运动。

医疗体育是一种医疗性质的体育活动,即从医疗的目的出发,利用体育的手段,通过患者自身特殊的身体练习,以达到防病、治病,促进身体健康和各种功能的恢复,加速疾病痊愈的效果。这种以体育为医疗手段的方法,也称体育医疗,简称体疗。医疗体育能有效地调理亚健康、治疗慢性病。

四、“运动休闲行动”的综合构思

1.实行会员优惠制

运动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的企业单位各运动场所对会员实行会员优惠,班车接送,定点小区、公司服务,提高场馆的利用率。

2.利用现有场馆资源

举办周末或节假日的运动休闲会,召开各类型(家庭型、单位型、新婚型)的中小型运动会或趣味项目比赛,设立县级奖、区级奖、市级奖等,达到休闲、健身一体的健康运动模式。3.利用医疗体育调理亚健康、治疗慢性病

(1)运用健康体检中心的诊断检查,判断结果,设计方案,参加运动,对症治疗,休闲健身。例如:①青少年驼背。体格体检检查,确定驼背度数,检查骨骼肌肉情况,判断是需医疗手术还是医疗体育矫正,设计医疗体育实施方案,分别参加运动健身场所的肌肉力量姿势的锻炼,SPA、足疗馆、松骨按摩中心的肢体关节的保健等,体格体检检测结果。②肥胖症。体检检查,诊断肥胖原因,确定减肥方案,分别参加运动健身场所的心肺功能、肌肉力量的锻炼,休闲餐饮的营养饮食调理等,体格体检检测结果。

目前北京体育休闲产业协会运动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的《中国青少年形体健康检测标准化与干预》课题正在进行,其调查结果显示:八成多青少年表现出形体姿态不良,走路时探颈、驼背、窝肩等。接下来便是医疗体育的干预,矫正躯干身型,锻炼肌肉力量,松解僵硬肢体,培养正确姿势等。

(2)举办运动休闲健身节、健身周、健身季。利用度假村、温泉、运动健身等场所,开展亚健康康复、慢性病调理、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健康饮食方法、运动休闲健康身心的理念等。

参考文献:

[1]学生在网站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8)

(一)推进健康西安建设是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健康是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基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推进健康西安建设目标的提出,是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表现。2014年,西安市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标志着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发达状态”,发展中心由经济发展为主转向社会发展为主,以满足人民群众更突出、更迫切的健康需求。要建立更加公平有效的医疗卫生体制,进一步提高健康服务保障水平,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健康基础。

(二)推进健康西安建设是维护市民健康的必然要求

身心健康的市民意味着城市更强大的综合竞争力和更可持续的发展能力。推进健康西安建设目标的提出,不仅展示了政府预期管理在健康领域的新作为,也有利于以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健康水平为目标,动员全社会参与,切实加强对市民健康重大和长远问题的有效干预。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就是要凸显“未病先防”思路,真正从维护市民健康出发,开展一系列相互配套的综合改革。

(三)推进健康西安建设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必然要求

当前,经济增速正经历换档走低的过程,但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特别是高品质服务需求的增速却在提高。“十二五”期间,西安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年均增速,经济总量先后跨越4000亿元和5000亿元大关,发展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但与此同时医疗卫生和健康事业人均指标还较低,差异化市场需求未能充分满足。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医疗卫生发展不能仅依赖政府的高投入,而要更加注重从完善体系和结构调整中提升效率、提高质量。推进健康西安建设目标的提出,为发展健康服务业带来机遇,不仅有利于拉内需、扩就业,还可以带动西安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相关产业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二、品质医院的内涵

品质是一种价值判断。在市场竞争中,品质是质量、信誉、责任和文化的集合,是以顾客为导向,符合顾客需求,让顾客满意的特质。

医院品质,存在于医院的内在本质中,具体反映医院的服务环境、技术水平、道德伦理、医疗费用等,指导并影响医院的管理与运行。广义而言,医院品质是指政府对医院资源的分配、医疗政策规划与执行的品质;狭义而言,医院品质是指医院的医疗临床品质和服务品质。本文的研究主要从医院视角出发,探讨的是狭义概念。临床品质指以医生为主的医疗人员对医疗临床作业执行的状况,其品质优劣一般以是否达到医院或卫生主管部门所设定的规范或标准来认定;服务品质是指临床周边设施的品质集成,包括软硬件环境、行政手续、医疗费用及服务态度等品质,以顾客满意度为标准。品质医院,顾名思义就是拥有良好临床品质和服务品质的医院。

三、西安医院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西安市坚决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财政支出和新增财力的80%用于民生事业”,不断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积极推进医院改革发展,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医院体系,让群众更好地享受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带来的实惠。

一是医院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政府财政实力的增强、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西安市不断加大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医疗卫生资源持续增加,在全国及全省处于较高水平。全市医院数、医院床位数和医院卫生技术人员数逐年递增,截止2015年底,西安市有295个医院,比上年新增14家医院,其中,综合医院约210家;医疗机构床位数为54708张,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数为81462人。医疗质量和技术管理得到强化,建立10个市级质量控制中心,对市属市管医疗机构进行临床应用能力评估。

二是积极推进医院综合改革。在远郊7个区县,全面推行县区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完成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和编制核定工作,取消以药补医、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有效降低了群众看病就医负担,远郊7个区县的县域内就诊比例达到78%。“十二五”期间,在29家县区级公立医院逐步推行了药品“三统一”和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价格平均下降30%左右。适时调整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配送和目录增补工作,基本满足了基层就诊群众的用药需求。

三是医疗服务效率有效提升。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把市场无形手的力量释放出来,在医疗卫生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兴办医院,截止2015年底,全市民营医院约120家,占医院总量的40%,进一步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同时,随着新的技术手段在医院得到广泛应用以及医院运行机制的不断健全,医疗服务质量显著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有效提升,2015年全市医院平均病床使用率提高到88.67%,医院平均住院日降低到9.5天,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到5328.2万人次,比2011年增长24.15%。

四是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信息化设施投资不断加大,市级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基本建成,县级平台建设稳步推进,远程会诊系统全部安装调通。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全员人口三大基础数据库不断完善,目前全市12家市属医院、15家省级三甲医院实现了电子病历数据共享。市属市管三级医院基本建成HIS、LIS、PACS、OA系统,48家医院推行门诊预约挂号。升级完善市级医疗一卡通结算平台,试点医院累计发卡263万张。

五是科研和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近年来,全市建成国家和省市级重点学科85个,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5个、省市级科技奖56项,开展新业务新技术95项,填补国家和省市空白19项。每年引进培养博士硕士400余人,区县级医疗单位引进专业技术人员1374人。全市每万人口拥有全科医生2.55人,超过国家标准。

在看到西安市医疗卫生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与广大市民的殷切期盼相比还有较大距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医院看病等候时间长、诊疗时间短。受医生的培养制度、收入水平和就业制度影响,基层医院医生服务质量和水平不高,使得病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也需要前往大医院治疗。此外,西安市的区位和医疗资源优势显著,辐射范围大,周边地区的不少病患偏好西安优质的医疗资源,进一步加大了西安各大医院医疗服务的供给压力。如果将医疗服务分为诊疗、药品和检查三个部分的话,由于诊疗价格过低、医患接触时间短暂等因素,医院看病存在诊疗短缺,用药和检查过度的结构失调问题。

二是医患矛盾形势依然严峻。就医行为是一种搜寻过程,病人是无法准确判断病情,因而不知道哪个专科最合适;医生也不知道哪些病人是最合适本科室的。在分工细致复杂的医疗体系中,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医患双方缺乏信任,加上患者经济和法律意识增强、医患沟通欠缺以及病人就医前后的心理落差,容易造成医患矛盾。

三是医院管理水平有待提升,医院管理X效率偏低。医院管理理念落后,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意识薄弱,硬件设施未能充分发挥最佳效益。医院管理制度不健全、人事薪酬制度不能匹配行业特点、医务工作强度高以及情感需求未能满足,难以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影响医院效率的提高。

四是就医环境有待改善。近年来,虽然全市新建、迁建、改建了一批医院,硬件环境得到较大提升,但由于占全市医院份额较小,对整体状况的影响有限。这点在北大街区域内医院体现最为明显,例如停车难问题。此外,就医流程优化不足、医生服务意识相对薄弱、方便服务病患能力较差等就医软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四、加快品质医院建设的对策建议

西安“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品质西安”建设,2016年西安市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品质西安的内涵。

(一)加快医院科研前沿化,树立健康西安建设的新思维

从发挥医院最佳社会效益出发,加强医院科研工作,在大医院中创建研究型医院,让经济条件相对差的人看得起病,让相对富裕的人看得好病,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就医时间损耗,提升医疗服务效率。一是围绕西安系统推进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目标,加强医院与科研院所、医疗装备生产商合作,推进原创新药、高端医疗装备、精准医疗等创新研发。二是依托西安雄厚的科研技术实力,运用大数据、编程等技术,开发医疗机器人或新型医疗终端装备,把医生从繁杂雷同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提升精准治疗质量和水平。三是发挥医院中省级重点实验室和特色科室专家的模范带头作用,建立全市医疗科研创新联盟,共享医疗创新成果。

(二)推进医院管理科学化,培育健康西安建设的新样本

医院科学化管理,要以病人为中心、以提升医院运行效率为目标,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要摈弃急功近利的思想,持续更新管理理念,不断学习先进医院案例、总结自身工作经验,才能作为健康西安建设的新样本展现出去。一是坚持医院行风建设常抓不懈,在全市医院持续开展医德医风活动,坚决遏制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二是提升医院管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优化工作流程,方便病患获取信息,满足医疗技术和现代管理的需要。三是适应医院改革发展趋势,建立现代医院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医院法人治理架构,完善人事分配制度,落实医院医疗质量第三方评价机制。四是加强院内重点人群的安全防范意识的宣传和提示,比如对携抱婴儿离开医院的人做必要的检查和询问。只有硬件方面强了,软件方面不掉链子,品质医院才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三)促进医院医患和谐化,营造健康西安建设的新气象

医院是为人民提供健康服务的场所,要以救死扶伤、捍卫健康为己任。医院要眼睛向内看,一切从患者出发,积极转变服务模式,提高服务质量,把病人的满意度作为最终追求。一是建立和完善医患沟通制度,加强培训引导医生进行换位思考,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沟通体系,促进医患沟通顺畅。二是在确保医疗安全的前提下,提供精湛、优质的技术服务,真正为病人着想,诚心实意地为病人服务,把为病人解除痛苦作为终生最高追求。三是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加快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创造条件率先实现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签约医生。四是探索建立医院社会互动机制,一方面,深入推动医院进社区、养老院、幼儿园开展义诊活动,积极宣传医疗卫生知识,提高健康卫生意识,营造有利于医疗卫生发展的舆论氛围;另一方面,定期举办医院日活动,邀请市民近距离感受医护人员工作,获取社会更广泛的理解与支持。

(四)加强医院服务人本化,打造健康西安建设的新动力

当前,群众健康卫生意识不断增强,对医疗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医患关系不尽人意,医务工作者面临较大的压力。需要是人的普遍本性,医院在管理员工和服务病患的过程中,应综合运用各种机制,通过满足人的各种合理需要调动人的积极性,打造医院持续发展的新动力。一是尊重员工,要充分理解、支持和关怀员工,创造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二是着力提高员工综合素质,营造终身学习的氛围,加强员工专业技能、人文修养、社会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培养复合型员工,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医疗环境。三是着力实现员工个人价值,建立一套能够持续激发员工创造力和工作热情的机制,尽力让其“安居乐业”。医院只有对员工好,给予精神和物质方面的细心呵护,员工才愿意付出更好地服务病患,病患也就更多地称赞宣传医院,从而在各个主体间形成良性互动,营造一个有求必应、和谐共生的医患生态环境。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9)

[中图分类号] F12 [文献标识码] B

一、绪论

近几年来IT行业发展迅速,人们日益体会到移动设备在日常生活中带来的方便和益处,随着人们对移动设备的推广和使用,IT行业逐渐地发展成熟,IT技术逐渐地渗透到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各个领域,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应用,各个行业的App也随之应运而生,医疗App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至今医疗App的大体框架已基本形成。

在国外医疗健康类的App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据皮尤网络和美国生活项目调查显示部分智能手机用户都安装了一款有关健康类的App应用,并且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于2011年将医疗健康类的App纳入了管制范围,而对于国内刚兴起的医疗健康类App的管制,中国政府有望跟进[1]。

国内医疗App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发展势头比较好的App应用软件如丁香园、快速问医生、好大夫在线等,这些较为知名的健康类App凭借着对国内市场的准确定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同的健康类App主要的运营方向也不尽相同,市场上的医疗健康类App提供的功能以医疗查询、疾病查询、就医信息、症状自查居多,这些功能极大的方便了患者就医以及自身的保健。但随着App的广泛使用,医疗健康类App出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而本文正是对此类App如何去更好的应用以及应用中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希望通过对医疗健康类APP应用的研究和分析让更多人了解医疗健康类APP应用,为医疗APP市场分析人员提供可靠的分析方向,进而满足医疗卫生中多元化的需求。

二、医疗健康类App在国内出现的问题

1.医疗App市场鱼龙混杂,缺乏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2]

虽然现在患者能够通过移动App接受一些治疗方案,但是这些治疗方案是否真的能使患者康复,这还是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各种健康咨询与简单问诊类的App层出不穷、他们有的通过网络的回复、图片等方式对患者进行诊断,一方面从手机输入症状,患者所描述的信息可能并不完整而且他们所描述的信息有可能并不准确。另一方面通过手机问诊时医患之间并没有彼此之间的信任。而这两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相关部门对医疗APP的审核缺乏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

2.医疗App行业应用发展环境并不规范

目前国内医疗App并没有像美国一样将医疗健康类的App纳入国家的监管范围,并且国内的医疗行业并没有完全的开放,大多数的医院并不愿意共享患者和医生的私人信息,以致各地的App厂商与卫生机构的合作仅仅局限于地方区域。

3.医疗健康类App应用具有局限性

目前手机App应用功能普遍都有“手机问诊”类功能,通过手机问诊但能否做到确诊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检查,因为手机用户的所描述的一些症状可能只是“标准化”的症状,而在医学上一些细微的差异都可能是不同症状引起的[3]。除此之外医疗健康类App使用的对象范围具有局限性。目前医疗健康类的App使用人群一般为青年人,老年人使用甚少,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老年人患病的症状可能是由多种疾病引起的,使用“手机问诊”功能造成误诊的几率远大于青年人,另一方面智能手机的使用在中国起步较晚,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并不太熟悉。

4.医疗App应用中的数据的质量和真实性无法保证

医疗健康类的App并没有纳入政府的监管,当使用医疗健康类App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损害时并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有效的维权。对于医疗健康研究模糊的领域,一些健康类的App谎称一些食物或保健品能够预防某些疾病,更有甚的是现在医疗App很多疑难解答来自于一些普通网站的搜索,其解答的内容良莠不齐,可信度很低。

三、App应用分析

1.医疗健康类App并不能替代常规的就诊

医疗App中的就诊咨询服务只能帮助患者了解大概的病情,对于疾病的确诊与治疗还需要去医院就医,因为对于现今App的功能还无法对患者进行临床测验,只能通过患者的描述提供诊疗方案,但患者的描述往往是不全面、不科学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和急诊病患者更要慎重的使用App中的“手机问诊”服务。

2.移动数据库的建立可使App更加“智能化”

近些年来,由于一些医疗App误诊的事件,使医疗健康类App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而促使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如患者对自己的病症描述不清,患者的病症是由多种疾病的并发症引起的,但从App本身来说,它对患者的“诊治”太过“标准化”,对于一些个体化的差异的诊治不够“智能”。而如何才能使App的诊治更加“智能”呢?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移动病情数据库,通过以往手机App用户的问诊,积累一些常见疾病的数据资料,当再次有这样的患者询问时便可以从以往积累的“经验”中向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案。

3.医生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可更好的促进App的发展[4]

如今App的市场鱼龙混杂,支撑App的医生团队更是数不胜数,在这样的环境下唯有建立一个医生信用评价体系才能使医疗App体制更加的完善,就像“淘宝”中买家买到商品后对卖家商品的评价一样,通过“好评”建立卖家的信用级数,通过这样的体系从而使医疗健康类App更好更快的发展。

四、结论与展望

首先,医疗APP终究是为人们的医疗健康服务的工具,它终究不能代替医院医疗中的全部工作,只有协调好医务人员、患者、移动健康类APP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发挥医疗健康类APP在医疗中的作用。其次,技术的发展始终要以人为本,而脱离人们的需求去谈技术的开发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现实的。医疗健康类APP也是如此,它的开发离不开人们的需求,人们的需求是开发的原因和动力。医疗App使医疗资源得到了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从而使我们通过医疗健康类App得到更多的医疗资源。未来的App通过建立一个良好的医生信用体系使患者使用移动App终端便可得到不同级别的医疗服务,并且未来的App趋向于“智能化”它不仅可以作为医生传输信息的工具,而且可以通过检索移动数据库进行“智能”的分析与判断,给患者一个合理有效的诊疗方案。

[参 考 文 献]

[1]五大趋势预测[J].中国信息界(e医疗),2013(12):49-51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10)

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地方党委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全局性问题。商业健康保险是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幸福。大力发展商业健康(医疗)保险,并把商业医保与社会医保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满足广大群众的医疗需求,而且有利于发展经济、稳定社会。

1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现状

近几年来,我国健康保险业务量迅速增长。十六大以来,商业健康保险快速发展,年均增长速度高于30%。2006年,健康险保费收入为375.66亿元,同比增长20.28%。2007年健康险保费收入为384.2亿元。健康险在人身险总保费收入的占比由1999年的4.2%增至2006年的8.8%。在业务总量继续增长的同时,健康保险市场和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2006年,近100家保险公司开办了各类健康保险业务,其中包括:人保健康、平安健康等4家专业健康险公司,形成了经营主体多元化的竞争格局,专业健康险公司的保费收入近10亿元,市场份额提升较快。另外,健康保险的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目前已提供健康保险产品近千种,分为医疗保险、疾病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四大类,并开始向居民的健康管理等服务领域延伸。目前虽然产品仍然以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导,但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健康保障功能进一步显现。

2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近几年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还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一是整体规模小。与国外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情况相比,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普及率很低。美国参加各种商业健康保险的人口占85%。我国台湾地区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率高达96%。2006年我国人均商业健康保险费支出还不到30元,是美国2001年的1/90;2006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深度仅为0.293%,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3%)。二是产品单

一、同质性严重、市场供求矛盾突出。虽然目前市场上健康险产品近千种,但基本上表现为与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具有较强替代性的保险产品,或者是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团体补充医疗保险产品。并且集中在定额给付型的疾病保险产品,短期(如一年期)的产品居多。补偿性的医疗费用保险产品如个人住院费用医疗保险、门诊医疗保险产品少;长期保障的产品少。而这些恰恰是老百姓所需要的。这样,市场上一方面表现出社会公众对健康保险需求迫切,另一方面保险公司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三是保险费率偏高,保障程度偏低。老百姓生活确实需要商业健康保险,但事实上它与老百姓的距离却很远。对老百姓而言,目前商业健康保险最突出的问题是价格偏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缺乏精算所需的疾病发生率和医疗费用率等基础数据,由于我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疾病发病率和医疗费用率有很大不同,而且数据变化很快,监管部门要想制定出一张统一的、全国性的发病率表和医疗费用表难度很大,因此国内至今没有一张统

一、科学的发病率表和医疗费用表。保险公司为了避免收不抵支在产品定价上偏于保守,而高高在上的价格难以吸引更多的投保人以摊薄风险降低单位保费,从而造成恶性循环。从保障效果来看,保障程度偏低。对于重疾险,保险公司往往把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制定出非常苛刻的理赔条件。与普通人对于疾病保险的直观理解不同,市面上的重大疾病保险并非只要得了保险合同上规定的疾病就可以得到赔偿,事实上要获得赔付,不仅要得规定的病,还要按规定的方法诊断与治疗,甚至还要按规定的症状去生病。在很多情况下,当满足了保险合同的赔付条件,患者已经濒临垂死的境地,从而让疾病保险的保险目的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而健康保险的另一大类型-费用报销型保险,往往是一年期的短期险种,续保审察严格,并且有投保年龄上限,因而难以满足消费者的医疗保障需要。四是保险条款不严谨、不完善,管理的随意性大,实务操作不规范、缺乏统一标准。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专业化经营。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基本上采取附加于人寿保险业务由寿险公司统一经营的模式,缺乏专业性。完全用寿险、财产险的经营理念和组织来经营医疗险,造成产品开发、流程设计、风险评估、风险监控、专业培训和市场营销的系统偏差。

3发展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几点建议

3.1营造宽松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

给予商业健康保险应有的社会地位。国家应将其作为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纳入其中,并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形式确定下来。财税政策支持。国家财税部门应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商业健康保险的快速发展。一是应允许经营健康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享受以下税收优惠: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利润免征所得税。二是应允许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的投保人,其缴纳的保费和获取的保险金享受以下税收优惠:若企业团体投保的保费支出部分,可以在一定额度内列入成本,在税前列支;个人缴纳的保费部分,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且个人获取的医疗保险金也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社会认同感。保险公司应定期运用典型赔付案例,积极宣传商业健康保险在保障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大力普及健康保险知识,增强社会各界的保险意识,以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社会认同感与亲和力,使政府重视,政策支持,企业欢迎,百姓拥护。政府在健康医疗保险市场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政府应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①积极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扩大覆盖面,使广大职工真正享有医疗保障。②加强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管理。这是规范医疗行为、防范道德风险的关键。③对药品生产流通环节进行监控,从源头上治理“回扣促销”等不正之风,使患者既享受到较廉价的药品,同时又保证用药安全。

3.2注重市场调研,把握市场需求,重视产品开发战略

为使推出的健康险产品能够被市场所接受,保险公司必须注重市场调研,掌握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次、不同年龄群体对商业健康险的需求状况,并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实力确定目标市场。在险种开发方面,对于低收入、无保障的人群提供低价格、宽范围、低保障的险种;对于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职工人群,提供低价格、窄范围、高保障的险种;对于较富裕的年轻群体,提供价格与保障程度比例适中、保障期限长、保障范围有针对性的险种;对于高收入的中年群体提供高价位、保障全面的保险产品。

3.3实施人才培养战略,强化商业健康保险的专业化经营

商业健康保险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强、管理难度大的业务,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如医学技术人才、精算人才等。保险人在开展健康险业务的同时,应切实加强对健康险专业人才的培养。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和储备一批医疗管理人才,建立起一支复合型的健康险专业人才队伍。

3.4保险公司应加强医保合作,积极探索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有效合作途径

在健康保险的风险控制中,医疗服务提供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探索建立医保双方的利益共享机制,有利于保险公司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建立有效合作关系,增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风险控制意识,使保险公司在保证被保险人获得良好医疗保障服务的同时,能够有效控制经营风险。在实务中,医保双方主要有如下合作途径:(1)选择定点医院。保险公司可就健康保险保障范围内的医疗收费标准、医疗服务质量等内容,在各医院之间进行公开招标,引入竞争机制,从中遴选出若干服务规范、信誉良好的医疗机构,并与之签订合作协议。保户来此就医,只要属于保险范围内的病种,可不先缴费,而是事后由医院凭相关证据与保险公司结算,以切断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现金流”。如果非特殊原因,定点医院超过预先约定的费用标准,保险公司就要从付给医院的费用中扣减超过部分。如果节省了费用,医院则可以从保险公司拿到额外奖金。(2)选择合同医生。目前,医疗费用无从控制,其中较大原因乃是病人就医是一种随机性极强的无权选择,缺乏引导性。所以,保险公司有必要在定点医院中再选择合同医生,为费用控制装上“双保险”。(3)相机审查医疗服务。即保险公司可委派资深医师对定点医院和合同医生进行随机抽查,此举意在加强对医疗服务过程的协调管理,审核医院或医生所提供的施治方案和用药在医疗上是否必需和适当,以把好核赔关。(4)大力推进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网络建设。在针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管理内容上,保险公司应积极推动定点医院的电子化建设,由从初级的病历调阅、治疗调查等手工管理模式,逐步转变为通过网络化来实现费用控制和医疗服务协调管理,从而形成管理式医疗。(5)保险公司通过参股或控股等方式,参与医疗机构管理,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真正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统一体。总之,有效的医保合作模式可创造出政府、保险公司、医院、保户“四赢”的局面:政府解决了医改所带来的重大疾病无保障的难题,保险公司卸去了医疗费用无从控制的隐患,医院在医改冲击后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保户则获得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保障。

3.5积极探索新型管理控制体系

一是建立专业的精算体系,注重积累精算数据,加强精算评估,科学厘订产品费率,防范产品开发风险;二是建立专门的核保核赔体系,制定和实施健康保险核保核赔管理制度,加快研发和推广健康保险专用的核保核赔管理手册等专业技术工具。

参考文献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11)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保险业复业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已经取得了一定发展。

(一)覆盖人群逐步扩大,业务规模迅速增长,但还没有摆脱“补充”角色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字,近几年我国医疗费用总额的平均增幅已达到24%,2002年全国医疗费用总支出为5320多亿元,其中61%为个人支出。但是,由个人负担的这3000多亿元医疗费用中,健康保险保费仅为321亿元,商业医疗保险的费用支出占全国医疗费用总支出的6%,由商业医疗保险提供保障的人群只占全国总人口的3%左右。而我国目前实行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我国由政府开办的社会医疗保险还处于主导地位,商业健康保险只起到补充的作用,其保障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与我国当前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但也有一定的缺陷,即只能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除了在检查、用药、治疗等方面规定有严格的补偿范围外,每年统筹基金的支付还有一个限额,约为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倍左右。统筹基金主要补偿住院费用,职工个人仍要承担住院费用中起付线以下的部分(约为社会平均工资的10%)和比例自付部分(自付比例约为20%)。更重要的是,重大疾病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可怕杀手,而且其种类和发病率越来越高,社会医疗保险在医疗费用支付上的限额使得许多重大疾病患者的高额医疗费用无法得到充分的保证,贵患者家庭和单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在重大疾病保险领域内,商业健康保险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实务界也证明了这一点。目前在商业健康保险的销售市场上,各商业保险公司销售的主要险种就是重大疾病给付型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在被保险人发生重大疾病、重大手术和意外伤害时,按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随后保险责任终止。

(二)经营主体不断增加,产品供给日益丰富,但专业化程度不高,产品供给不能满足需求

近年来,我国健康保险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经营主体持续增加,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产品供给不断丰富,服务领域日益拓宽。2003年1至8月,商业健康保险保费规模已达288亿元。保险公司与部分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事业单位积极开展合作,在北京、天津、厦门等地进行的健康保险试点,服务方式和经营模式取得了一些突破,积累了经验,为商业健康保险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较好基础。

但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健康保险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首先,和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健康保险市场上的供给主体还相对较少,目前仅有中国人寿、平安寿险、太平洋寿险和泰康人寿等几家公司在进行健康保险业务的试点工作,虽然新保险法允许产险公司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但这种做法值不值得提倡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销售对象仅局限于一些大中城市,而且大多是已经投保的个人和团体;销售方式上大多采用附加于人寿保险的方式,不为被保险人提供综合和终身的医疗保障。其次,产品供给丰富,但产品设计单一,雷同率高。人们需要的健康保险产品,保险公司缺货;保险公司推出的许多健康险产品,或者因为价格过高,消费者承担不起,或者因为保障范围过窄,某些产品只对特定疾病或意外伤害造成的医疗费用支出提供保障,而某些产品仅限于为住院费用支出提供补偿,风险划分过细,综合性不强,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要。第三,健康保险在风险性质、保险事故特点、风险控制理念和方法、精算原理等方面均不同于寿险业务,但目前商业健康保险的定价、经营和管理都和寿险相似,这些都不利于健康保险今后的发展。所以,加快健康保险的发展,应树立专业化的经营管理理念。而且根据《关于加快健康保险发展的指导意见》,商业健康保险专业化经营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已经达成了共识,因此,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1从组织培训专业化的角度来看,组织和培训体系欠缺,市场推动受到抑制。尽管已经有不少公司成立了单独的健康保险部门,但其职能有限,既没有相应的产品开发权,也缺乏专门的组织培训体系和销售队伍,市场推动能力有限。在培训方面,绝大多数寿险公司一年只对员工进行一两次的专业培训,并且培训内容多数仍停留在条款介绍和产品比较上,缺少对健康保险的经营理念、市场分析、风险特征、风险控制方法等相关内容的完善的培训体系,远远不能满足健康保险发展的需要。

2从产品定价专业化角度来看,现阶段,健康保险精算人才较为匮乏,精算技术标准体系尚未健全,相关基础数据亟待建立。尽管目前商业健康保险险种已经超过300个,但从整体上来说,这些产品差异性不大,主要为重大疾病定额给付保险、住院医疗费用补偿性保险和住院津贴等几类保险。存在极大需求的高额医疗费用保险、护理保险、收入损失保险、综合医疗保险以及专项医疗服务保险险种基本上仍是空白。

3从核保核赔专业化角度来看,一些公司尚未建立专门的健康保险核保核赔制度,缺乏健康保险的核保核赔资格认证体系,难以控制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发生。此外,由于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缺乏有效的控制关系,难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保险公司难以介入到医疗服务选择的过程之中,无法针对医疗服务内容进行合理性认定,难以控制医疗费支出,因此对医疗风险的控制更难。

二、发展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对策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启动和实施以及人们健康保险意识的不断增强,使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成为保险业界中的最有前景的璀璨明星,从而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一)细化市场,研究制定发展战略

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难点、热点问题。我国保险理论界和实务界应该在认真研究并吸取世界各国商业健康保险制度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健康保险市场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研究,从根本上掌握实际市场的需求心理、需求水平、需求规模。在此基础上还要对当前政策支持条件、医疗机构的配套改革进行全面的评估,打好健康保险的质量基础。同时,注重市场调研.把握市场需求。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导致了保险市场呈现出明显的需求差异性。为使推出的健康险产品能够被市场所接受,保险公司必须注重市场调研,掌握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次、不同年龄群体对商业健康险的需求状况,并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实力确定目标市场,为商业健康保险的不同险种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

(二)营造宽松的外部经营环境,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种类

1给予商业健康保险应有的社会地位。实践证明没有商业健康保险的积极参与,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既然如此,国家就应该支持它的发展,给它一个与社会医疗保险平等的地位.将其作为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纳入其中,井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形式确定下来。

2根据不同人群,不同费用偿付方式开发设计组合型的新险种,保证险种多样化、多层次、多保障,以满足人们对综合健康保险的需要。我国目前能够享受社会医疗保障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仍需要商业健康保险来满足他们的保险需求。因此,保险公司应适时修改和完善现有的健康险险种,开发设计出一些可以提供全面健康医疗费用的多层次的健康保险产品。同时不能忘记对基本医疗保险进行补充,设计一些对基本保险支付上限金额免赔的报销型险种,实现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合理有效衔接。

3建立健全保险公司核保核赔制度,提高防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健康保险核保同人寿保险核保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仍有一些显著的区别。例如,健康保险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发生概率就要高于人寿保险,这就决定了健康保险的核保较一般的寿险有更多的环节。因此,保险公司须与社会各部门像医院、社保局等进行更多的联系。同时,公司内部应避免理赔权力过分集中,防止,杜绝人情案;加大核保生存调查力度,把保险欺诈拒之门外;加大理赔力度,实行查勘与理算分离等,增强反欺诈的能力。

(三)实施人才培养战略,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商业健康保险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强、管理难度大的业务,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如医学技术人才、精算人才、法律人才和核保理赔人才等。而目前仅靠普通国民大学教育无法解决健康保险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在开展健康险业务的同时,不仅应在公司内部着重加强对健康险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职业道德教育。而且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国外及其他和健康保险相关的行业领域引进一批专业人才,建立起一支能够满足中国健康保险市场需要的复合型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