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对人生的意义大全11篇

智慧对人生的意义篇（1）

关键词：教学机智；教育智慧；教学智慧

文章编号：1005?6629（2014）3?0006?05 中图分类号：G633.8 文献标识码：B

在讨论教学机智的界定以及教学机智的形成与发展变化过程中[1，2]，笔者发现有不少人用教学智慧来界定教学机智，认为教学机智是在特定情境中表现出来的教学智慧，甚至是教学智慧的“集中表现”，也有人认为教学智慧是“动态生成的”教育机智，或者是一种高度机智[3]，还有人把《教育大辞典》中“教学机智”的定义直接搬用做“教学智慧”的定义，把教学智慧与教学机智作为同义词，混合使用这两个名词[4，5]。在讨论它们的特点、属性、养育和修炼等时，频频出现混淆现象。这表明，教学机智跟教学智慧有着很强的关联。为了深化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有必要弄清什么是教育智慧、教学智慧，弄清教学机智跟教学智慧究竟是怎样的关联、对教学实践有哪些重要的启示等问题。

1 什么是智慧

要弄清什么是教学智慧，先要弄清什么是智慧，还要弄清它的特质、它跟其他易混淆概念的区别，弄清它的表现、类型、构造、形成等等。

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国的《墨子》等经典古籍中已经出现了“智慧”一词。其义历经演变，特别是在受到佛教和现代心理学的影响后，有了明显的变化，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根据各种比较合理、易被接受的观点，可汇集、概括为：“智”通“知”，本义是聪明、知识丰富（相承经典，无所不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四时能变谓之智”（《管子》）。佛教术语中的“智”意指人们普遍具有的辨认事物、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或认识。“知或谓之慧”（《方言》）。慧，意精明、明理；是一种高级的知觉能力，一种分辨是非、于法简择的能力；是一个人把家事、国事、天下事放在心上，用心去想，思考各事的规律，思考各事之间的联系与作用，在弄懂这些道理后所达到的精神状态。在由这两个字合成的“智慧”一词中，明白一切事相叫做智，了解一切事理叫做慧；决断曰智，简择曰慧；俗谛曰智，真谛曰慧。智慧是人们生活实际的基础，是现代人所必须具有的。若没有智慧，人就无法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现代智慧是由智力体系、知识体系、方法与技能体系、非智力体系、观念与思想体系、审美与评价体系等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6]。严格地说，通过对有关字词做出解释或规定来界定概念的词解式定义并不是科学的定义方法。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在其著作《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专节讨论过智慧。他认为，智慧是科学和努斯（nous）①的结合，并且与最高完满的德性、最娴熟的技术和最精确的科学等“最高等的事物”相关。他认为智慧是由普遍认识产生，是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并把智慧区分为理论的智慧和实践的智慧[7]。英国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A.N，1861～1947）认为：“智慧是掌握知识的方式，它涉及知识的处理、确定有关问题时知识的选择，以及运用知识使我们的直觉经验更有价值。[8]”这两个界定，一个立足玄虚思辨，很是深邃；一个涉及具体应用，多为表象，颇有典型意义，也反映了界定智慧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我国现代一些学者也曾经尝试给“智慧”进行界定，例如：田慧生认为，智慧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下，在知识、经验习得的基础上，在知性、理性、情感、实践等多个层面上发生，在教育过程和人生历练中形成的应对社会、自然和人生的一种综合能力系统。它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聪明，甚至也不只是心理学概念中的智商，它是每个个体安身立命、直面生活的一种品质、状态和境界[9]。这个界定指出智慧的上位概念是“综合能力系统”，从形成的背景、基础、过程和功能等方面描绘其特点以区别于其他综合能力系统，可以为我们从新的角度和深度界定智慧提供有益的启示。

为了弄清什么是智慧，让我们来看一个实际例子：

在解答习题“1.92 g Cu投入适量的浓硝酸中充分反应，生成的气体颜色越来越淡，共收集到896 mL标准状态下的气体；将盛此气体的容器倒扣在水中，通入足量氧气使气体恰好完全溶于水中，则消耗的氧气在标准状态下体积是多少”时，按通常解法，可以按部就班地设定与浓硝酸反应的铜为x mol，与稀硝酸反应的铜为y mol，由化学方程式：

若由题供信息确定HNO3从铜原子夺得的电子最终都给了O2，铜原子失电子总数应该等于氧分子得电子总数，可以得到转移的电子的物质的量关系式n（Cu）×2=n（O2）×4，由此可以方便地算得n（O2）=0.03×2/4= 0.015 mol，即336 mL。

如果学生独立地想到后一种解法，显然他是有智慧的。如果他是课前在辅导班中学会了这个方法，才能够提出后一种解法，对他的智慧评价就要打个折扣了。如果他能够根据后一种解法的实质，把这种方法命名为“电子守恒法”，他的智慧就显得要高一些。如果他能独立地把后一种方法迁移到其他情境中，想出“电荷守恒法”、“质量守恒法”和其他守恒法，概括出有普遍意义的“守恒法”，甚至想到“平衡法”、“变换法”等等其他方法，他的智慧就更高了……

根据对实例的分析，对于智慧可以作出下列判断：

（1）独立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策略是智慧（的表现），找到新的方向、新的可能也是智慧（的表现）。

（2）在复杂情况下辨认事物、判断是非、明确事理、把握实质需要智慧，而且也是智慧（的表现）。

（3）发现新的概念、新的关系、新的规律、新的规则、新的原理，甚至新的理解等等，也是智慧（的表现）。

（4）智慧是有超出常人、超出一般水平之处的。

（5）智慧总是跟问题有关的，不但跟问题的解决过程和结果有关，跟问题的发现和把握也有关。这里所说的问题既包括实际的问题，也包括理论的问题。

（6）智慧不只表现于一时一事。“是金子总要发光，偶而发光的不是金子”适用于描述智慧。

（7）智慧跟思维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智慧有赖于对事物整体的认知，有赖于上位的思考，有赖于对规律的把握，这种认知、思考、把握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直觉的、自发的。

（8）智慧跟理性有关，理性概括层次越高，智慧就越高、越“大”，适用范围越大，影响越大。

（9）智慧是人脑活动和发展的产物，是人的发展的重要内容，智慧以人脑为物质基础。

此外，还可以结合其他实例作出下列判断：

（1）智慧跟必要的知识相联系，但知识不等于智慧；智慧的形成离不开知识，但它不能像知识那样传授。

（2）虽然良好的技能和艺术都需要智慧，但智慧不等于技能，也不等于艺术。按照既定的操作程序实施一定的方法，不能视为智慧。

（3）智慧是一种潜质，它跟主体的德性，包括情感、情绪、心态、心境等有关，跟主体的价值观和审美也有关。所以，虽然它可以表现为某些能力，但又不宜只归结为某些能力。

（4）智慧能反映主体的经验、理论修养和德性，但它已经经过概括、内化、升华和个性化加工，因而智慧不是经验、理论修养和德性，也不仅是这三个方面的综合。

综合上面的讨论，可以把智慧界定为：智慧是人对复杂的事物及问题、问题的解决以及问题解决结果进行理性思考的创造性表现，是人的知识、经验和德性融合、概括、升华、内化和个性化的结果。智慧有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利于事物的完美，是人的一种稳定的潜质、是人独有的特点，它以人脑为物质基础，是人脑活动和发展的产物，是人的发展的重要内容。

2 什么是教育智慧、教学智慧

2.1 教育智慧、教学智慧的界定

根据对智慧的界定，不难界定教育智慧（教学智慧）是人对教育（教学）领域内的复杂事物及问题、问题的解决以及问题解决结果进行理性思考的创造性表现，是人的教育（教学）领域知识、经验和德性融合、概括、升华、内化和个性化的结果，有利于教育（教学）领域问题的有效解决。简单地说，教育智慧（教学智慧）是人在教育（教学）领域的智慧。

教育智慧和教学智慧的不同关键在于对应的领域不同。教学领域与教育领域的差别主要在于：教学领域是教育领域的一部分，通常以认知为主要内容，不包含品德养育；教育领域则既包含养育内容，也包含教学内容。

对化学教学智慧的界定可以仿此进行，不过最好能反映其学科特点，这里姑且从略。

2.2 教育（教学）智慧的表现

教育（教学）智慧的表现首先在于教育者的教育（教学）理念方面，包括他对教育（教学）的理想和追求，对教育（教学）对象的尊重，对教育（教学）活动、教育（教学）目的和教育（教学）过程的整体认识，对教育（教学）内容的深入理解等，能够做到观念合理、新颖，认识深邃，视野开阔，高瞻远瞩。具体表现为以学生健康、全面、可持续和有个性的发展作为教育（教学）之本，重视启发、引导每一个学生主动学习，自主发展，适应社会的发展，等等。

其次，教育（教学）智慧表现在教育者对教育（教学）活动的构思和设计方面，既包括教学活动的构思和设计，也包括养育活动的构思和设计，能够做到合理、恰当、高效和巧妙、新颖，体现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具体表现在教育（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教育（教学）过程和方法的设计、教育（教学）评价系统或者教育（教学）评价工具的设计能够超越陈旧、落后的知识灌输教育，激发学习兴趣，引导学习方式转变，重视教育（教学）的个性化，等等。

再次，教育（教学）智慧表现在教师的教育（教学）组织管理行为中，主要表现为对教学方法的选择与灵活运用，对学生的启发和引导，对教育（教学）过程恰当、高效和巧妙地实施和组织管理，在深刻洞悉基础上对教育（教学）突发事件有效、巧妙和敏捷地应对，对教育（教学）效率的保证，教育（教学）创造性的发挥，体现他对于教育（教学）理念和规律的把握，等等。

在课堂教学中，教育（教学）智慧常常表现为：（1）准确、深入地把握学情，合理、恰当地设置教学目标。（2）对教育（教学）内容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对有关的背景知识有足够的了解。（3）善于设置适宜的教学情境激发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投入学习活动。（4）敏锐地把握教育（教学）时机，掌握适当的“火候”，因势利导地进行教育（教学），不仅关注预设，而且关注生成。（5）实事求是、灵活机动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措施得当，方法适宜，及时调整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得到发展，实现教育（教学）最优化、高效化。（6）重视师生间的双向交流，重视把握学生心理，注意用智慧、幽默和优美的语言化解消极因素，调控教育教学过程，强化教育教学效果。

此外，教育智慧还表现在教师追求专业化发展、追求自我完善方面。

2.3 教育（教学）智慧的功能

由教育（教学）智慧的表现可以概括它的功能主要是：

（1）形成或领悟教育（教学）理念，为教育（教学）工作合理、准确、明确地定位，制定正确的教育（教学）目的和工作方针。

（2）发现或领悟教育（教学）的新内容、新方法、新认识。

（3）为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确定方向、适宜的目标和有效的策略。

（4）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关系，妥善地解决各种矛盾，巧妙、灵活地应对教育（教学）的复杂性，增强教育（教学）的有效性，激发教育（教学）的创造性。

例如，对于智慧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可以发现：

（1）智慧的形成、提高、增长和发展总是或明或暗地跟具有价值判断（方向导引）意义、方法论意义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2）智慧常常跟策略联系在一起，它的形成、提高、增长和发展总是跟策略水平的提高联系在一起。较强的策略意识有助于智慧的形成和发展。

（3）成功有助于智慧形成和发展，对挫折的研究、批判和反思也能助推智慧的形成和发展。

（4）把握有关的本质和规律有助于智慧的形成和发展。

（5）改革、创新有助于智慧的形成和发展，保守、因循守旧则有碍于智慧的形成和发展。

（6）广泛的阅历、丰富的经验、触类旁通的知识有助于智慧形成和发展。

（7）智慧不能自然地形成和发展，它依赖于思考、总结、升华，依赖于在活动中磨砺、修炼。

4.2 教育智慧的养育与修炼

根据上述对智慧形成和发展规律的讨论，在进行教育智慧的养育或修炼时必须：

（1）要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建立正确的教育观、教学观、学生观、人才观、课程观、发展观等等。

（2）注意教育教学理论的学习，注意提高理论素养，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

（3）要有很强的方法和策略意识。策略形成的基本规律是：从无意识、不自觉的外部控制到有意识、自觉的外部控制（例如提出要求、诱发、指导等），再经过主体有意识的自我控制（元认知控制）转化为自动地、习惯地自我调节、控制策略的选用，逐步地由低级（外部的、不自觉的）向高级（内部的、自觉的）发展。要按照这个规律逐步提高策略思维水平。

（4）积极参与教育实践，注意改革和创新，注意经验的积累、反思、总结和提升，有良好的反思习惯，努力使教育智慧由混沌、缄默状态变成清晰、自觉状态。

（5）注意知识的积累，重视整体性知识和背景知识。

（6）有很强的认知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思考能力。

（7）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事业的追求，乐观、自信的心态，等等。

参考文献：

[1]吴俊明.基于教学实例的教学机智界定[J].化学教学，2013，（9）：7～11.

[2]吴俊明.化学教学机智的形成与变化发展[J].化学教学，2013，（12）：3～8.

[3]胡燕琴.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智慧研究综述[J].当代教育科学，2006，（5）：16～19.

[4]王鉴.教学智慧：内涵特点与类型[J].课程?教材?教法，2006，26（6）：23～28.

[5]李星云.论新课改背景下教师教学智慧的生成[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4（4）：1～3.

[6]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9. htm2012-12-25；http：// baike.baidu.com/view/110955.htm2013-2-1；http：//baike.baidu. com/view/110884. htm2012-11-30.

[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8.

智慧对人生的意义篇（2）

循着(智慧〉的新视角，经过近50年的艰苦探索后，冯先生终于幵辟出了解决知识和智慧相分割的新路径:把狭义的认识论扩展为广义的认识论。他提出认识论应当包括如下四个问题: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第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即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第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即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何以可能？)第四，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前两个问题主要是回答从无知到知、从意见到真理的过程是怎样的，后两个问题主要是囬答从抽象真理到具体真理、从知识到智慧的过程是怎样的。西方近代哲学流行的认识论是只研究前两个问题的狭义的认识论。中国近代一些哲学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王国维的“可信”与“可爱”的矛盾,是与受到西方近代这一狭义的认识论的影响有很大关系的。冯先生把后两个问题引入认识论,成为广义认识论，在这广义认识论里,知识和智慧并非是互相隔绝的两个领域,而是统一于整个认识辩证运动之中的。这就将可信和可爱相统一，克服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

这一广义认识论的最终形成,是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的发掘作凭借的。正如冯先生自己在〈智慧说三篇导论>中所说智慧学说,即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是最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是民族哲学传统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如果是单纯讲的知识,即客观的事实记载、科学定理等,都无所谓民族特色。如果讲的是贯串于科学、道德、艺术、宗教诸文化领域中的智慧,涉及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生观、世界观等，归结到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这便是最富有民族传统的特点的”。®这就是说,在他看来，只有把握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富有民族特点的智薏,才能在探索知识和智慧的关系上交出中国学者的创造性的答卷。显然,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民族智慧，只有经过对中国哲学史的深入研究才能办到。因此,正是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绪论〉里,冯先生以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有智慧的把握,第一次正式表达了他的广义认识论,并对狭义认识论的偏失提出了批评。他把中国传统哲学概括为四个方面的争论:名实之辩、天人之辩、心物（知行）之辩、理气(道器)之辩,认为考察上述的争辩,可以看到，与西方哲学相比较,中国传统哲学较多地和较长期地考察了广义认识论的后两个问题,从而显示出具有民族特点的智慧,这就是：

在逻辑思维方面,先秦的〈墨经〉虽然建立了可与亚里斯多德相媲美的形式逻辑体系,但是后来长期遭到人们的冷落。相反,朴素的辩证逻辑却得到了长期的发展,从先秦的〈老子〉、〈易传〉和荀'子直到张载、王夫之、黄宗羲，辩证思维绵延不绝，薪火相传。与此相关,西方自然观长期以原子论的形式出现,而中国则比较早地发展了辩证法的元气论,认为气分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就是“道”（自然发展规律)。中国古代科学的光辉成就正是以这样的自然观和辩证逻辑为基础和方法指导的。从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和自然观,可以看到传统哲学对广义认识的第三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和多方面的思考。

在培养理想人格（自由人格)方面,西方哲学较多地考察了自愿原则和意志自由，而中国传统哲学较多地考察了自觉原则和“为学之方”(道德的教育和修养)。无论是先秦的孔、孟、荀，还是后来的程、朱、陆、王,或是柳宗元、张载、王夫之，无不强调道德行为出于理性的自觉。然而正统儒学由此而导致了宿命论。同时，人的自由也是美学问题。在这方面,西方较早提出了美学上的模仿说(再现说)和典型性格理论，而中国则较早发展了美学上的言志说(表现说)和意境理论。先秦的庄子、荀子奠定了言志说和意境理论的基础，以后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抒情艺术传统是紧密相连的。

由此可见™将知识和智意相统一的广义认识论的后两个问题的引进,是以把握中国民族特色的最高哲学智意为思想资痕的。这一广义认识论的形成,同财也是对传统哲学智慧的提升的结果。

这一提升是同冯先生的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相联系的。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中,冯先生考察了传统哲学的智慧在近代的演变以及近代哲学吸取传统哲学智慧的经验教训。他指出I中画传统哲学在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制约下,经历了进化论和辩证唯物论两个革命阶禺,传统哲学原先的四方面争论在这哲学革命的进程中得到了新的展开。传统的“理气(道器)”之辯经近代演变,主要表现为历史观问题，由变易史观对“道(体)器(用）”关系的考察,发展为进化论和_史现。传统的“心物(知行)”之辩在近代经过了绎验论和先验论的分别发展,后来历史观和认识论的两方面争论在心物之辩上合而为一,由马克思主义者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來作了科学的回答。传统的“名实”之辩演变到近代,主要是逻辑思想和方法论上的争论。近代哲学开始重视传统哲学所忽视的形式逻辑，同时也继承了固有的揸长辩证思维的传统,尤其是马克©主义者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逻辑和方法论怎样发扬民族的传统特色、进一步会通中西,对此在基本理论上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传统的“天人”之辩包含自电人格培养问«,近诉蜇学对此主要批判了无欲、无我的圣贤观,主张平民化的理想人格，强调意志自由，反对忽视自®原则約宿命论,但最终形成了唯意志论和宿命论的两极对峙>这说明近代哲学在这方面虽有一定贡献,但很需要进行深入的批判总结。

然而,要对逻辑与方法论、自由理论与价值观这两方面作出批判的总结,按照冯先生“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原则,方法和徳性两者还有个共同的认识论基础,两者都归结到智惹学说。因此,有在智意f说上达到新的理论境界,才能解决上述两方面的基本理论问题。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冯先生的广义认识译拓展了智惹学说上的理论新境界，而它之所以把被狭义认识论排拒在外的两个问题引入认识论，正是为了批判总结中国近代哲学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提升传统哲学的智慧。

因此，建立在广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智慧说,一方面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为凭借,另一方面又以提升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为己任。前一方面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而实现的辱一方面是通过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而明确的。所以,他的智意说是对中国哲学史的一种总结。

由于冯契先生的智薏说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深层发掘和努力提升,因而其智慧说本身必然表现为对传練哲学脊慧的创新。这种创新使得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叙述，而是为智慧说提供了具有生命力的活东西。这正是我们在<智意说三篇〉中所看到的。

〈智慧说三篇>对于智慧学说的构筑,贯彻了冯先生‘‘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原则,从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是其主干,是讲"理论”，〈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与（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则分别是其两翼,讲化理论为方法和化a论为德性。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于广义认识论的四个问题的回答,指出知识包含有智慧的萌芽,而智慧则不能脱离知识经验,论证从知识到智慧是统一于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辩证运动的。对于第一个问题，冯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里融进了传统哲学“体用不二”的智慧,肯定在实践中获得的感觉能给予客观实在,即感觉的内容(用)和感觉的对象(体）合而为一。“体用不二"在这里既肯定了感觉是由外物引起的这一因果关系，又表达了感觉和外物具有同一性的意思。对于第二个问题,冯先生阐明以得自经验者还治经验就是知识,得自经验者即概念，用概念来“摹写”和“规范”经验即形成知识领域,作为知识经验主体的“我”，运用逻辑范畴进行思维,逻辑是知识经验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这里既受到庄子对“言、意”(逻辑思维)能否把握“道”(宇宙发展法则)所提出的责难中所蕴含的智慧的启发®又剔除了其中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对于第三个问题,冯先生指出，科学知识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就是真理,而真理是一个“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过程;通过理论上的“一致而百虑”和实践上的“同归而殊途”的反复,真理的辩证发展过程表现为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再上升到具体。显然,这里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易传》把“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作为思维规律的辩证逻辑的智慧。对于第四个问题,冯契先生指出关于“道”的真理性认识和人的自由发展内在地联系着,这就是智慧。智慧使人获得自由，它体现在化理论为方法和化理论为德性。他以传统哲学“转识成智”的智慧来阐述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同时又排斥了掺杂其中的神秘主义色彩,指出这一飞跃包含着理性的自觉、思辨的综合和德性的自证这些环节。

从上述可以看到,对于广义认识论的理论论证充满了对传统哲学智慧的辩证总结,传统哲学的智慧也因为这样的创新而焕发了青春。

〈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主要是阐明认识的辩证法如何通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冯契先生把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思想和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传统相互诠释,指出类、故、理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逻辑范畴(这已由（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所论证)，也是人的认识由现象深入到本质、理论思维力求在事实间把握其本质联系所必经的环节:知类即知其然;求故即知其所以然;明理即知其必然和当然。由此提出了按照“类”（包括同一和差异，单一、特殊和一般,质和量,类和关系等)、“故”(包括相互作用和因果关系，根据和条件,实体和作用，质料、内容和形式,动力因和目的因等）、“理”(包括现实、可能和规律,必然、偁然和或然，目的、手段和规则,必然、当然和自由等)的次序来排列的辩证思维的范畴体系,其间溶化了中国传统哲学相反相成、象数相倚、体用不二、矛盾倚伏、理一分殊、天人合一等辩证法智慧。辩证逻辑作为思维工具,就是以得自客观现实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之道来还治客观现实和认识过程本身,于是理论便化为方法。贯穿于逻辑范畴体系中的对立统一原理转化为分析与综合，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的运用表现为理论和实际的统辩证方法这两条基本要求，亦即荀子所说的“辩合”与“符验”。

显然,冯先生在这里充分地汲取了传统哲学擅长于辩证思维的智慧。不过.传统哲学因忽视形式逻辑而使其辩证思维处于分散、无系统的状态,没有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冯先生早已洞察传统哲学的这一缺失，因而即使是着重阐述辩证思维,却十分强调不能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分为两截:普通的形式逻辑已包含有辩证法的萌芽,面辩证思维则一定要遵守形式逻辑。由于把握了传统哲学独特的辩证思维智慧,并克服了其偏颇,因而冯先生在这基础上构造的辩证思维理论和辩证思维的逻辑范畴体系,就使得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获得了自觉的和科学的形态,逋含其中的智慧也就有了现代的新意义。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主要阐述了认识时辩证法贯彻于价值论领域，在使理想成为现实的活动中,培养自由人格的德性。冯先生分析了认识活动中认知和评价的关系，指出评价是揭示事物和人的需要之间的联系。随着评价的发展，出现了功利和精神价值的分化以及精神价值中真善美不同领域的分化。然而,价值的创造都是化理想为规实的活动。理想的实现意味着人的自由，而在不同的价值领域，自由有不伺的含义。木过,功利和穑神价值抅成统一的价值体系,合理的价值体系应当包括：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通过自由劳动而达到辩证统一;人的本质力量即理性和非理性(情、意)的全面发展;自由个性和集体精神互相促进,奔向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统一的理想目标。这样的价值体系谏则的提出，是和对中国传统哲学有关价值学说的重要论争即天人之辩、理欲之辩、群已之辩釣考察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三方面论争中，儒、墨、道、法、释诸家各有所偏。正统派儒学主张独断论的夭命论,漠视了人道原则,把实践理性绝对化,忽视了人性的其他方面,以“公”来束缚个性,这是权威主义价值体系。同时,各派学说经过曲折斗争,也形成了比较正确的辩证的见解:强调自然原侧和人道原则的统一;身和心、理智和情意的比较全面和多样化的发展;群己统一,既尊重个性又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可见，合理的价值体系的原则是以正确解决天人之辩、理欲之辩、群己之辩为基础的。

同样,冯先生从这一基础出发,引伸出了培养平民化自由人袼的基本途径一在自然和人的交互作用中,实践和教育相结合;在世界观的培养过接中,镲育、智育、美育相结合;集体帮助和个人主观努力相结合,以求个性的全面发展。从这一基础出发展示了人类走向自由之路的轮廓——就天人之辩而言,人类的自由王国是自軚的人化和人道的自然化、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相统一;就理欲之辩而言,人类的自由王国是;^本质力董和人创造的文化获得全面发展，使人格成为知意情相统一,使文化成为真善美相统就群.已之辩而言,人类的自由王国是社会成为自由人格的联合体,集体和个性相统一。

在上述内容中,冯先生一方面深刻揭示了传统哲学(尤其是正统儒学)价值观的弊端,另一方面着力提炼出其中富于智葸的观念,并运用于论证合理的价值体系原则,因而传统哲学在这方面的智慧被賦予了培养自由德性的新境界。

总之,〈智慧说三篇〉所建立的智意说,从知识和智薏相统―、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对立的现时代的高度,对传统哲学的智薏作了创新。由这样的创新反观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我们不难着到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正是其昝慧说的展开。

因为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和其智蕙说相赏通的,所以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即闪射出智慧说把知说和智慧相统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统一的光辉。

把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主要是自“五*囲”开始的。从那时起直至新中国戒立,研究中国哲学史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胡适、冯友兰和庚外卢。“五*囪”以来西方的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中国;这三位代表人物油中_#学史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三大思渐在这一领域的反映。

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属于实证主义流派和科学主义思潮。因此,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贯串着的主线是将先秦非儒学派、程朱理学、清代朴学与西方近代实证科学方法相沟通。

起初胡适认为宋明理学虽有程朱、陆王之分别，但朱熹和王阳明都同意把"物”作“事”解释。这一个字的人文主义的解释导致了“把哲学限制于人的‘事务和关系的领域”,而“对自然客体的研究提不岀科学的方法"。因此,先秦“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通过对先秦哲学的研究,他以为墨家是最合适的土壤，因其是“发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科学逻辑的唯一的中国思想学派”。后来,他对程朱有所肯定程颐、朱裏一派认定格物致知的基本方法3大胆的疑古，小心的求证,十分明显的表示一种‘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但捏朱并未彻底走向这条路。他认为使这条路重现的是清代朴学,朴学与实用主义依据近代科学所概括出来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一“圆满的科学方法论”是最为接近的®,并强调这是他所做的一项开创性工作/‘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

胡适的上述研究，是用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注重发掘其中的获取实证知识的科学精神，并认为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之所在。这实际上是把知识等同于智慧。

冯友兰赞赏新实在论，因此不仅不拒绝运用近代实证科学所要求的概念明晰化的逻辑分析方法（即其所谓“正的方法”），而且以此作为构造自己哲学理论的工具。然而，他作为现代“新儒家”，其哲学的内在精神是弘扬儒家的人文关怀精神，以之与近代人文主义思潮相联系。这在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表现为一方面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作逻辑分析、使其明晰化；另一方面阐释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慊家的人生智慧。显然，前一方面是服务于后一方面的，因为冯友兰认为哲学最重要的功用是觉解人生，所以，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线是在后一方面。

胡适以为哲学的发展受制干和科学相联系的逻辑方法'与这种科学主义的立场相左，冯犮竺则从把科学和哲学严格区分的人文主义立场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他用知识和智«来区分科学和哲学,认为科学能给人以积极的知识,而哲学则不给人们增加任何关于实际事物的知识,他指出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意即哲学是人生的智慧。他以如此区分科学和哲学、知识和智慧为基点来省察中国传统哲学,指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因此,他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宗旨就是发掘蕴含其中的人生智慧,这种人生智慧在他看来,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他说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的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的。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我们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个传统经孔孟、老庄、名家、董仲舒、玄学、禅宗到程朱理学而集大成,这样的人生智慧不以科学(知识)为根据。他认为最富于如此人生智蒽的程朱理学，“不是以当时之科学底理论为根据,亦不需用任何时代之科学底理论为根据”。®因为这样的人生智意是用他所谓的“负的方法”而获得的负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Mil位然而负的方法在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因此,尽管他在<新原人〉中也提到科学知识转成哲学智意,但是哲学智惹的获得必定是“终于负的方法”,所以.中国传统哲学的人生智慧最终是以柙秘主义排斥科学的知识理性的结果。

总之，冯友兰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以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人生智琴是和科学知识相分离的。

外庐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其代表作〈中国思想通史〉的主旨是“发掘中国思想it上唯物主义和反正宗的‘异端’思想的优良传统”,以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这些传统是可以结合的。这一主旨展开于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论证先秦和明淸之际的哲学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资源的古希腊和文艺复兴以来的哲学有类似的成果。侯外庐说广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之花果,固然可以媲美于希腊文化,而淸代思想之光辉,亦不逊色于欧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成果”。®第二方面是论证中国古代哲学有着一脉相承的唯物主义传统,在这里可以找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相通的萌芽。与此同时他论证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蘊含着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继承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因素,指出传统哲学的唯物主义包含着实事求晕的科学态度,而反正统的异端思想则包含着古典的民主观念。

侯外庐的上述两方面,可以说在实际上触及到了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是由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交织而成的。因为由第一方面的论证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与古希腊和文艺复兴媲美的先秦和明清之际的哲学，无疑充满着类似古希賸和文艺复兴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而第二方面昀论证则更直接说明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是以科学糖神和人文精神并重的,因为古典的民主观念显然以人文精神为内涵。但是,由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是一种狭义的认识论，因此,尽管侯外庐批判过胡适、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哲学史观,但他不可能从知识和智惹相统一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克服胡适和冯友兰的或@重科学知识、或偏重人生智蓠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

由以上的回顾,我们可以认识到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对这一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三种学术取向的批判总结，这是与其智意说相吻合的。如冯契先生所述,其智慧说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可以说,这是从知识和智惹相统一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三大思潮的反省。因此,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作为智慧说建立之基础和哲学史论证的基础，自然具有与智慧说相同的学术品格。

冯契先生以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史定义,即哲学史是“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这显然是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以指导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的继承和发展。然而更重要的发展,是把原来只讲知识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扩充为将知识和智慧视为统一的认识辩证运动的广义认识论,并以这样的认识论来考察中国哲学史,解决了这一研究领域里胡适和冯友兰的或偏重科学知识或偏重人生智慧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因此,知识和智惹相统一，就是贯串于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线和个性之所在。综上所述,这一主线和个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他从广义认识论出发,论证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是和知识相联系的。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既讨论了广义认识论的前两个问题(主要是考察从无知到知），也讨论了广义认识论的后两个问题(主要是考察从知识到智慧），而且主要是通过后两个问题的讨论而表现出智慧的民族特征。但是,这些智慧是和知识相联系的，即其既是知识的飞跃,又不脱离知识。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善于辩证思维不只是表现于人生领域(如天人统一、理欲统一),而且表现于科学领域,中国古代科学主要是以辩证逻辑和辩证法的自然观为指导的,这是个将实际知识跃升为科学智慧的过程。这就既克服了胡适把获得实证知识的科学方法等同于传统哲学智慧的片面性,又克服了冯友兰把传统哲学智慧局限于人生领域而否认其有科学知识作根据的片面性。同样,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在培养理想人格上注重理性自觉的智慧,主要是与儒家培养仁智统一(“仁且智”)的理想人格相联系的。而在孔子和其他一些有辩证法思想的非正统的懦学思想家那里,“智”是具有知识理性内涵的，即具有以理性获得实际知识的科学意义。因此，中国传统哲学的人生智慧要求知识在理性的基础上转化为仁德。这就既克眼了胡适把传统哲学智慧局限于科学理性(知识理性)，而将人生智慧排斥在外的片面性,又克眼了冯友兰把传统哲学的人生智慧与科学理性(知识理性)相分离的片面性。

其次,冯先生以知识和智惹相统一的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史,指出中国近代哲学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经验教训证明了只有在智慧学说上达到知识和智慧相统一的新高度,才能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成果、克服其不足。

智慧对人生的意义篇（3）

智慧是信息时代生存之本

智慧是当代的万有引力，智慧地球自转和公转，都在围绕这个核心引力转。

人们现在都喜欢长寿，为此研究长寿之道。理解IBM的成功之道，对于外人来说的实际意义在于探究组织的长寿之道。

成立于1911年的CTR（Computer Tabulating Recording Company）公司于1924年改名为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谁也没有想到这家公司会在100年后，仍然屹立在世界上。

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对企业安身立命来说，一个最突出的矛盾是：每个中国企业在开张时，都信誓旦旦要做百年老店；但当每年100万家中国企业关张时，都一律搞不明白如何做百年老店。

这时再不虚心向长寿老人学习，不仅是浅薄，而且是对自己的命运不负责任了。在这一背景下理解IBM提出的智慧地球，先要抛开杂念，诸如这是不是IBM为赚钱编造的理由之类，屏息静气想一想，听话听音，想想为什么别人把成功的宝押在这里，想想自己可不可以从中受到启发。

智慧是一个远远超脱于IBM和我们众生之上的东西。与其说是IBM在主张它，倒不如反过来说，是智慧这个万有引力，在逼着IBM的全部世界围着它转；我们也围着智慧转，并不是在服从IBM，而只不过是顺从我们共同的引力而已。

在这里，我们需要换个角度，不是从IBM角度思考智慧，而是把智慧当作一个超脱的东西，先想一想智慧为什么和怎样把IBM这样的企业吸引住，IBM又是如何通过顺应智慧而获益；再想一想我们是应该像IBM那样顺应智慧的牵引，还是反其道拒绝牵引。

IBM把智慧当作解决问题的核心

IBM为什么把智慧，而不是别的什么，当作解决问题的核心？我们即使不买IBM的产品，也值得考虑这个问题。

IBM这个企业有个独特之处，它的模式是，把自己的成功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卖给其他人，以帮助别人成功。这就是IBM价值观的第一条：dedication to every client’s success。

当IBM提供智慧解决方案时，它首先认为智慧是自己打开成功之门的最好钥匙；然后将心比心，猜测别人要想取得同样的成功，将最需要这个，因此市场需要量最大，于是索性把让自己成功的东西变成产品和服务，变成自己的生意，提供给别人。

智慧，它是IBM真正长命百岁的关键因素吗？对希望成为百年老店的中国企业来说，这是追随不追随，或在多大程度上追随智慧所要作出的关键判断。

我们现在一般把智慧想得很简单，以为就是人脑子里的一种思考能力。但IBM比大多数人（包括企业、国家）悟得都深。差别在于，它不是从个人生命体角度理解智慧，而是把组织（包括组织体面对的物质系统）当作一个生命体，考虑组织体的智慧。

一般人很容易想到的是领导是组织的大脑，领导有智慧，组织体就有智慧；领导智慧高，组织体的智慧就高。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这是传统观念。IBM想的是，组织要作为真正的生命有机体，必须从上到下（从组织中心到组织的节点），从里到外（从社会网络到物联网络）都具有智慧。

思维短路的穴位所在

对智慧地球一知半解的人，在这里就开始头脑短路。因为他已经提炼不出问题所在。

我们找一个思维穴位。在这里，一定是一般人与IBM想问题相反的地方。

德鲁克曾把企业成功，高度概括为组织与环境的匹配（张瑞敏称之为人单合一）。企业成立时，组织的初始禀赋与环境一般是匹配的。所有短命企业的共同特征，是环境变了，组织没有跟着变，于是企业与市场变成两张皮（人单不合一，人生产出来的，没有订单）；所有长寿企业的共同特征，是环境变了，组织跟着变（生产出来的，正好就是订单需要的）。IBM的一般长寿经验，就是组织跟着环境变。这是一般人可以想到的。

一般人想不到的，或说存在盲点的穴道，在于改变“变化”这一条件的初始值。从原来设定的匀速变，改为加速变（将时间转化为空间，就是从同质变化即所谓量变，改为异质变化即所谓质变）。这时，一般人与IBM的结论正好相反。难怪多数人在思考智慧地球时，与IBM都想拧了。

我们先看现象上出现的怪事。在企业，效率高的企业反而失败。张瑞敏曾形容这种现象说“效率不一定很低，但是，很多事情的有效性不高”。这是特指市场需求复杂化后，有效率地奔向错误的目标，会放大错误；因此必须把快速准确瞄准目标（海尔称为“打飞靶”）当作要解决的问题。张瑞敏认为“其实，也不仅仅是海尔，所有中国企业都面临着这种挑战，即如何在速度中做到准确度，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做到有效能”。

背后原因是效率这把尺子，变弯曲了。就象牛顿的时间，变成了爱因斯坦的时间。效率尺度（牛顿尺度）变成了效能（爱因斯坦尺度）。效率隐含的天然假定是人单合一（斯密状态），没有考虑（由于交易费用和信息不对称而产生）人单不同步的情况。

智慧背后的达芬奇密码

一般人与IBM的结论正好相反在何处呢？这就涉及智慧背后的达芬奇密码所在。

当环境变化加速，或复杂度提高时，IBM组织变动的方向，是在向人类一切短命组织相反的方向在变。一般短命组织面对环境变复杂的典型反应是，化繁为简，降低组织复杂度。降低组织复杂度典型的副作用就是让组织变机械、变得官僚化。为了避免大企业病，IBM是反向操作，提高组织复杂度，让组织变灵活。智慧最主要的作用，是用来降低提高组织复杂度的成本。

通过提高组织复杂度来降低成本，这真是个奇特的反向思维。国际上只有少数企业，如IBM、海尔、英杰华保险、汇丰银行等公司，是这样的思路。他们与别人的脑子是反的，别人将复杂性视为负面因素，他们却将复杂性视为正面因素，用组织复杂性（导致灵活性）对付环境复杂性，而非以组织简单性（导致机械性）对付环境复杂性。将复杂性管理作为竞争优势，当作机遇来把握。其中道理正如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NECSI）Bar-yam所认为的，只有组织的复杂性高于所处环境的复杂性，组织才能够生存。

当然，复杂性不是越高越好。它必须是经济的。IBM开发出名为“复杂性搜索器”的管理工具，去除与有效满足需求无关的复杂性，保留有益的复杂性。通过主动创造可以带来差异化增值效益的复杂性，获得竞争优势，复杂性管理可以基于复杂性提高来实现竞争优势；例如通过提高产品研发与生产的复杂性、提高组织结构复杂性以及提高企业文化复杂性，构建竞争优势。

有智慧与没有智慧的区别，直到解决这个问题时，才看出真正的、实质性的区别。没有智慧，组织越复杂，成本肯定越高（这是科斯定理反映的实际）；有智慧，组织越复杂，成本反而越低（这是科斯定理的解药）。复杂性的成本变化规律是，组织越向生命体方向靠，边际成本越低；组织越向机械体方向靠，边际成本越高。而生命体（如灵长类生物）与非生命体的区别，就在于灵的有无。灵就是IBM说的SMART。这就是智慧问题的实质。

显然，许多人（包括赞同IBM智慧地球提法的人）空谈了半天智慧这个、智慧那个，但并没有聚焦用智慧来解决什么问题。

组织智慧化后，赢的标志就是，环境越复杂，组织不仅反应不迟钝，反而反应越来越灵敏。人不仅不越来越两张皮，反而结合越来越紧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IBM的“自转”受到的是这样的引力，它假设组织所处的环境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组织必须从根本上寻找一种与科斯不同的应对之道，不是让组织机械化、官僚化，相反是让大象能够跳舞，在做大做强后，进一步做活，使组织复杂性高于环境复杂性，即，第一，让组织应变速度高于环境变化速度；第二，让组织复杂性的成本低于环境复杂性带来的利润。为此，只有将智慧置于问题解决之道的核心，才能赢。

智慧是为了更好地随需应变

我们可以看出，IBM的CEO彭明盛在2002年提出的随需应变，与2009年提出的智慧地球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IBM的长寿密诀与解决方案的密码是完全同构的。

“随需应变”的四大特征—开放、整合、虚拟、自主，决定了IBM按需服务的目标是随需应变。企业将具备四大能力：快速应变能力（responsive ）、随需可变的成本能力（variable）、抗跌弹性（resilient ）、核心专注能力（focus），从而使企业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便利性和经济到保证。

智慧地球强调三个重要维度，一是能够更透彻地感应和度量世界的本质和变化；二是世界正在全面地互联互通；三是在前两个维度的基础上，所有的事物、流程、运行方式等能够更深入地智能化，并且也能被人类更智能地洞察到。智慧地球是人类社会、自然系统、商业系统和各种组织因智慧的普遍应用而转型的进步过程。

随需应变从时间尺度讲，环境变复杂了，组织要通过变灵活，从上到下加以响应；智慧地球从空间尺度讲，环境变复杂了，组织要通过加强有机性，从里到外加以响应。有机性与灵活性，说的都是主体提高自身复杂性，低成本应对外界复杂性。要让随需应变和智慧地球变得经济，就需要智慧。

IBM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Ginni Rometty女士在2013年提出了 “智慧企业”的概念。“智慧的企业”将符合三大特征：一、捕获和分析数据，以数据驱动决策；二、将智能融入产品和生产流程，以智能创造价值；三、细分客户，按照个性化需求交付价值。智慧企业是智慧地球的最新实现路径之一，而根本之处，恰恰是大数据帮助企业可以前所未有的“精准式”随需应变

智慧的公转含义

当今世界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市场变化越来越复杂，产业变化越来越复杂，社会变化越来越复杂。

我们需要智慧，不是因为IBM提倡。而是因为，智慧就是复杂性的总解药。是我们应对最主要挑战的最主要武器。

复杂性可以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绕进去，比如把华尔街绕进去，但它最怕智慧。智慧有两个护身法宝，一是灵实力，二是巧实力。前者可以把信息不对称，变为信息对称（哲学上叫“澄明”）；后者可以四两拨千金，把复杂不经济，变为复杂经济（由效率经济升级为效能经济）。复杂性一遇到这两样，就从害乖乖变成利了。

地球变得智慧之后，直观上最大的改变是，原来只有网络的中央对环境进行响应，而网络的节点缺乏有效响应；未来不仅网络的中央对环境进行响应，而网络的节点有效响应的问题，也可以经济地解决。工业病这个癌症由此根治，人类顺利进入信息社会。

智慧是现象背后的东西。智慧之所以可以降低复杂性成本，是因为它抓住的是世界的意义所在。

互联网的世界，是一个软件定义的世界。这个“软件定义”有特别的含义，不应望文生义，简单理解为技术上的编程。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人。信息存在方式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软件就是这个世界新的生存方式，它决定了人的哪个层面的存在（生存、发展还是自我实现）被呈现在第一线。

这个时代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依托软件这个新大陆而存在。软件好象筛子，其它东西——从农业社会的功能价值到工业社会的交换价值——都顺着这个筛子漏下去了；剩下的只有信息社会最独特的价值——意义价值——浮现在屏幕前。

从组织角度看，意义是目的，意义系统相当于指挥系统，交换价值和功能价值只相当于手段，它在位于执行系统的层面。小到一个人决定花不花钱；大到整个市场为不为总供给买单，全取决于意义系统的评价（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有钱也不值得花；有意义，贵一定也值得花。

智慧就是对意义的直接把握。意义价值第一要感应（对物而言）和体验（对人而言），因为它是感性的；二是要洞察，要靠本质直观把握。一把椅子、一件衣服，将价值的光圈调在功能档，看清的是材料的实体价值（通过制造形成的功能与使用价值）；将价值的光圈调在服务档，看清的是货币的价值（通过社会化形成的交换价值）；将价值的光圈调在意义档，看清的是体验的价值（通过设计形成的意义价值）。意义价值的总和，就是幸福总值，即快乐还是痛苦的价值。智慧就是通过大数据直截了当把握意义所在（以往只能通过货币间接感知有无价值）。

智慧通过软件接管了人类的意义系统，让货币值钱，它就值钱；让货币不值钱，它就不值钱。比如，网上流传笑话，一则说，光棍节丈夫没收老婆的银行卡，因为她一高兴，钱都不当钱，花光了。另一则说，光棍节后三天，丈夫请假在家，见货就退，因为老婆一高兴，钱都不当钱，花光了。可见通过软件定义的世界，接管这个世界管花钱的指挥系统的厉害。

智慧对人生的意义篇（4）

[中图分类号]G4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5）24-0049-03

当今，新一轮教育改革对教师的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推动着教师由知识型向智慧型转变。做一名智慧型教师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生成并发展一种对自身教学行为进行反思的实践智慧，因此，教师实践智慧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深远意义的课题，如何正确地看待和生成教师实践智慧也逐渐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一、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术界对实践智慧的研究程度稍浅，时间稍晚。虽然早在20世纪末，郭金平、袁祖社就从哲学领域和社会学领域论述了实践智慧，但却并没有从教育领域论述实践智慧，也没有将实践智慧与教师教育教学实践结合起来。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才逐渐积累了一些成果。

（一）研究背景

第一，学术期刊。2003年，吴德芳的《论教师的实践智慧》揭开了教师实践智慧的神秘面纱，这也是国内最早论述教师实践智慧的专门性学术论文。截至2015年6月，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以教师实践智慧为搜索主题词的文章有92篇，其中，专门性论述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的学术期刊文章2篇。这92篇文章大部分以一般性理论论述为主，结合具体学科的研究较少。

第二，著作或著作章节。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专门性著作有范国睿的《诗意的追求――教师实践智慧案例引导》、邓友超的《教师实践智慧及其养成》以及舒尔曼著、王艳玲译的《实践智慧：论教学、学习与学会教学》。同时，姜勇等著的《教师自主发展及其内在机制》和王守恒等著的《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都提到了教师实践智慧。但是这些著作年份都较早，知识更新不及时，一些新的观点并没有被采纳进长。

第三，学位论文。博士论文有以席梅红《教学实践智慧发展论》为代表的文章，共5篇;硕士论文有以郑苗苗《论教师的实践智慧》为代表的文章，共12篇。在17篇研究教师实践智慧的博士和硕士论文中，专门性论述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文章的数量很少，仅为2篇。

虽然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著作、文章不断增多，也近百余篇，但基本上是重复性的研究，真正有创意的研究寥寥无几。目前，就思想政治课来说，探究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的文章只有3篇，分别是东北师范大学王荣华的硕士论文《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李宏昌的博士论文《思想政治教师实践智慧问题及对策研究》和苗田的期刊论文《新时期培育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基本策略》。无论是对教师实践智慧还是对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的研究，都主要涉及含义、特点和生成。

（二）关于含义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教师实践智慧含义的研究，整理后分为以下三个观点：第一，知识能力说。李斌、赵瑞情和范国睿认为教师的实践智慧是一种知识的积累、能力的提升。第二，认识体验说。张兴峰和王素梅认为教师的实践智慧是教师对教学情境的认识和体验。第三，综合素质说。许占全认为教师的实践智慧是教师综合素质的生成和体现。由此可见，对教师实践智慧含义的理解众说纷纭。实践智慧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翻译而来的，被汉译为“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或“明智”。因此，这个命题必定会引出不同角度的讨论。但是，笔者更倾向于教师实践智慧是一种综合素质的提升，这很好地体现出了教师实践智慧是知识、能力、德性的统一，是认知与情感的统一。

（三）关于特点的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特点的研究，整理后分为以下三个观点：第一，生成性。教师实践智慧产生于教师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又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整个过程都伴随着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教师要在应对这些动态的突发事件中使实践智慧得到提升。第二，缄默性。实践智慧往往是一种瞬时间的直觉反应，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的，具有明显的不可言传性。但席梅红却对此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她认为“实践智慧是教师在教育情境中对个别的、特殊的教学现象的理解与处理，但它并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是可观察、可转述和可言传的”[1]。第三，个体独特性。教师的实践智慧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不同的教师由于其年龄、成长经历、生活背景等的差异，对教学的感悟也会有种种不同，再与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特征相结合，往往会形成极具个性化特点的实践智慧”[2]。其实，教师实践智慧的特点远不止这些，还有实践性、德育性等。虽然这些特点并未在学术界达成统一认识，但也是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所以，纵观现有的相关文章可以发现，一些学者对教师实践智慧特点的研究还是有些片面的。

（四）关于生成的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生成的研究，整理后分为以下四个观点：第一，通过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实践智慧的获得离不开理论与实践的交融和相互影响”[3]，实践智慧的生成要以理论知识为基础，并在理论知识的升华中发展实践智慧，积极促使理论知识在实践中转化为实践智慧。第二，教师的个体自我反思。王恩惠认为“只有将实践性知识内化成自己的思想并在教师头脑中得以重新建构，这样才能在教学情境中发挥其教育学上的意义，完成知识向智慧的提升，而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策略就是教师的教学反思”[4]。第三，加强教师合作。 “一个教师的教育理念与行为是这个人所属共同体的教育理念与行为的一种表现，个人的智慧是该共同体文化的实践的产物”[5]。第四，通过课堂实践检验。教师生成和积累的实践智慧究竟是否科学、准确，这需要课堂实践来检验，因为“教学过程可以预设，但教学过程的展开却并非完全依照预定的教案”[6]。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突发事件，这就需要教师运用实践智慧来及时感知和处理教学问题，以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

综上分析，通过对国内教育领域对教师实践智慧文章的研究，笔者发现普遍存在如下四个问题：第一，对教师实践智慧含义的界定未达到统一认识;第二，对教师实践智慧的重复性、无用性研究文章太多;第三，缺乏对教师实践智慧和思想政治课之间的整合研究;第四，对教师实践智慧生成的理论论述较多，但对实践方法的论述较少。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学者和教师要专注于实践而不是理论，只有回归到教育教学实践才能把握实践智慧的内涵和外延。

二、国外研究现状

笔者查阅到的国外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资料大多是关于实践智慧的研究，并没有对教师实践智慧方面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研究。国外的研究主要针对实践智慧的含义、内容和生成三个方面进行。

（一）关于含义的研究

西方实践哲学传统源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是一种反思性智慧。同时，其他学者对实践智慧的理解也有不同的观点：以奥迪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实践智慧是“真实的、伴随着理的能力状态”，强调实践智慧的介理性;以里弗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它就是对情景的感知、辨别与顿悟;以邓恩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实践智慧是对人类有益的道德品性。综上分析，外国学者对实践智慧研究多倾向于一个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概念，虽然后来延伸至人类的实践智慧，但并未延伸至教育学领域，也没有专门地探讨教师的实践智慧，这也成为国外研究领域的一大憾事。

（二）关于内容的研究

对实践智慧内容的研究也为分三个观点：第一，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考虑的乃是对人的整个生活有益的事;实践智慧不只是对普遍事物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特殊事物的知识，并且经验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7]。所以，他主张生活实际就是实践智慧的内容，而且是生活实际中对人类有意义的事。第二，邓恩认为，实践智慧是使人走向真善美的行动倾向，这种倾向让人懂得如何更好地生活，是技术倾向所不具备的道德意识。第三，舒尔曼认为，实践智慧是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化。因为“教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复杂性的智慧工作”[8]，“教师教育必须转变，从知识论的培养观转向实践智慧的培养观”[9]，这种观点更倾向于“慎思”的生成与发展。

（三）关于生成的研究

国外的学者认为实践智慧的生成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通过“教育叙事”，这种观点强调教师个体的反思。康内利和柯兰迪宁主张教师通过写日志、传记等方式进行单独的个体反思，或经过教师间会谈、参与观察等方式后再进行反思。第二，通过“合作的自传”，这种观点强调教师间的合作。巴特和雷蒙德主张一组教师先对工作的背景、使用的课程、教育理论等写出自我描述性的文字，然后进行组内批判性的评论，通过教师间的合作来生成实践智慧。可见，国外学者对于教师实践智慧的生成是各执己见的。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强调语言表达对于教师反思的重要作用，并以某种语言表达方式为媒介来设计教师活动。

综上分析，国外对实践智慧的含义、内容和生成都是未达成一致观点的，这给深入地研究实践智慧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没有矛盾就不会发展，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会不断产生出更多、更新的观点，并最终会剖析出其本质。同时，这也正是我国学者需要深思之处。因为我国学者的观点大都相同，真正有建树的文章较少。教师实践智慧的发展不需要重复性研究，而需要实践性、创新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席梅红.论教师实践智慧的可言传性[J].教育发展研究，2008（20）：75.

[2] 吴德芳.论教师的实践智慧[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4）：34.

[3] 杨燕燕.培养实践智慧的教师职前实践教学――以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为例[J].全球教育展望，2012（4）：40.

[4] 王恩惠.蔡培菊.试论教师实践智慧的养成[J].教育科学论坛，2009（9）：38.

[5] 许占权.提升教育实践智慧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J].教育导刊，2007（8）：8-10.

[6] 朱丽.教师实践智慧的生成与提升[J].当代教育科学，2008（12）：9.

智慧对人生的意义篇（5）

对于“实践智慧”这个词语，学者们已经有了许多考证和说明。在汉语读物中，较早专题考察phronesis的论文有洪汉鼎的《当代诠释学与实践智慧概念》、《论实践智慧》等。[1]考证较为详尽的是汪子嵩等著的《希腊哲学史》。在讲到巴门尼德时，该书对巴门尼德所用过的跟“思想”有关的几个词作了比较分析，它们是：noema、nous、phronein和logos。其中，phronein的词根是phren，phronesis的词根也是这个。该词根指的是心或横膈膜（midriff），有视之为思想器官的意思。赫拉克利特也大量使用以phren为词根的动词、分词、名词，并且混入了“深思熟虑”、“持重”、“慎重”等伦理性含义。该书作者认为：“在哲学上，nous引申为不牵动意志、目的的心灵活动，如积极理性、沉思等；而同心、胸膜相联系的phren，则引申为牵动意念和追求的理性，所以英文有译（指译phronesis，——引者）为prudence、practical wisdom的。《希英大词典》将这个词作两类解释：一是广义的指目的、意向、思想、感觉、判断等，二是狭义地指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和治理事务中的深思熟虑（prudence in government and affairs）。”[2]

我想指出的是：最早考证该词的可能要算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而且他特别揭示了一层很重要的意思。在《克拉底鲁篇》中，苏格拉底说：“phronesis这个词可以表示phoras kai roee noesis（运动和流变的观念），或许是phoras onesis（运动的好处），但不管怎么说，它与pheresthai（运动）有关。”[3]phronesis（智慧）不仅跟意志有关，而且跟运动有关，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概念应当大有裨益。当然，“苏格拉底”在同一个地方也说sophia（智慧）也跟运动有关，这两个“智慧”意思相近。这里涉及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分歧，下文再议。

希腊语世界中对phronesis形成了最系统思想的是亚里士多德，其根本特点在于将phronesis和sophia明确区别开来，将前者视为专门在实践领域起作用的智慧而将后者视为专门在理论领域起作用的智慧。这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拉丁语用来翻译phronesis的词是prudentia。在拉丁语世界，托马斯·阿奎那承接亚里士多德传统，对prudentia作了最系统的研究，他的重要创新之一是将prudentia看成联系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的枢纽。[4]

英语的prudence来源于拉丁词prudentia。德语的Klugheit英译为prudence。康德把Klugheit看作伊壁鸠鲁伦理学的核心，而把Sittlichkeit（德性）看作斯多亚派伦理学的核心。[5]伊壁鸠鲁派跟亚里士多德传统接近，斯多亚派宗师苏格拉底。康德自己也是贬抑Klugheit而尊崇das moralische Gesetz（道德律）。

当代哲学家中，加达默尔是复兴和弘扬亚里士多德的phronesis最用力的人。他直接讨论的就是phronesis和sophia的差别，并且特别强调了维柯在发挥phronesis传统中的重要作用。[6]

这样一来，在phronesis一词的理解和使用上就有两种传统：一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经斯多亚派到康德的传统，其特点是否定或贬低跟sophia完全有别的phronesis；一是从亚里士多德经阿奎那等到加达默尔的传统，其特点是肯定跟sophia完全有别的phronesis，伊壁鸠鲁派和维柯很靠近这一传统。

汉语对phronesis的译法有很多。上世纪30年代，严群译这个概念为“深虑”（prudence）。[7]向达所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上海）笔者未见。《尼各马可伦理学》在大陆近出的两种汉译本——苗力田译本和廖申白译本均译为“明智”，在台湾的高思谦译本译为“明智”或“实践智慧”。[8]吴寿彭的《政治学》汉译本译这个概念为“明哲”。[9]潘小慧译阿奎那意义上的prudentia为“智德”。[10]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译phronesis为“实践智慧”，他们主要参照的是Ross等人的英译法。Ross在其所翻译的Nicomachean Ethics中译phronesis为practical wisdom而译sophia为philosophic wisdom，[11]有意凸显两种智慧之别，可谓用心良苦。显然，汉语的译法跟译者所参照的英译有关，也跟理解有关。在柏拉图的意义上，phronesis和sophia都可译为“智慧”，但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这两者固然也都是智慧，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所以译为“实践智慧”应最确切，当然同时还须有译sophia为“哲学智慧”或“理论智慧”为之对照。在阿奎那的意义上，“智德”之译颇佳；在康德的意义上，“明智”之译已经有抬举之意了。

2．“实践智慧”概念在亚里士多德体系中的位置

“实践智慧”以及直接相关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中都有讨论，但较为集中的讨论是在其实践学科的几种著作和《灵魂论》中，其中《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大伦理学》讨论最充分，《论善与恶》中也有精彩之笔，尽管这后两篇著作被认为可能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亲作，而只能算成他这派的作品。不过，单从跟“实践智慧”有关的论述看，这些作品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故本文放到一起讨论。

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思想和灵魂学说入手来定位其“实践智慧”概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和“潜能—实现”说，任何事物都由形式和质料两方面构成，并且都有一个从潜能到实现的发展过程。对有生命的事物来说，其质料无疑是其躯体，其形式则是其灵魂。植物的灵魂是营养，动物的灵魂中除了营养外还有感觉欲望，而人的灵魂中除了营养、感觉欲望外还有思想。[12]对人来说，思想是人的灵魂中有“逻各斯”的部分，亦即理性的部分；营养和感觉欲望是无“逻各斯”的部分，即非理性的部分，其中，营养部分既非理性又无所谓是否听从理性，感觉欲望虽非理性却有是否听从理性的问题。按希腊人的观念，任何事物的功用发挥出色就叫德性（arete），人的灵魂的各部分也就有德性问题。与灵魂的构成相应（撇开营养部分不看），人的德性也包括两方面：理智德性和伦理（道德）德性。理智德性包括理论智慧（sophia）、理解（seenesis）和实践智慧（phronesis），道德德性包括慷慨与节制等。前者可以教育而成，后者只能在行为中养成。[13]理智（dianoia）的共同特性在于求真，其方式有五种：技艺（techne）、科学（episteme）、实践智慧、理论智慧和努斯（nous，Ross译为intuitive reason，直觉理性）。努斯求科学理论的前提之真，科学求推论性知识之真，理论智慧则是二者的结合，这三者都属于认知性的沉思，即理论活动（theoria），以始因不变的事物为对象。技艺和实践智慧都以可变的事物为对象，属于计虑打算性的理智，求的是生产和实践之真，其中，技艺指导外在器物的制作（poesis），实践智慧指导伦理和政治行为，即狭义的实践（praxis）。[14]

显然，实践智慧就是实践领域的智慧，既不同于理论领域的理论智慧，也不同于制作领域的技艺（维科后来将技艺发展为poetic wisdom，实即“制作智慧”）。实践和制作都属于可变的领域，不同的是：前者变化的根源在于人的感觉欲望中有一种自为性机制，后者变化的关键则在生产对象的可塑性。人的感觉欲望的状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感情，包括喜怒哀乐等；二是能力，即感到喜怒哀乐等的能力；三是品质，对待喜怒哀乐等的态度和方式。喜怒哀乐属人之常情，能喜怒哀乐也是人之本能，没有人会因这两个层面的状态而被称赞或谴责。这点相似于《中庸》所谓未发之中。但是，当喜才能喜，当怒才能怒，且喜怒皆要有分寸，类似于“发而皆中节”之谓，这里面就包含了人的品质，有人的意愿和选择等自为性机制在起作用，存在着过、不及和中道三种可能。在这个层面做得恰倒好处就叫做有德性（确切讲为伦理德性），就会被称赞，而过与不及则都会受谴责。这些品质包括温和、勇敢、谦谨、节制、公正、慷慨、友爱等十四种，都是习惯所成，修养所致。“伦理学”（ethike）就是这种“习惯”（ethos）之学，德性也就是人的灵魂的优良习惯。[15]可见，实践是指把人自身变好的活动，跟制作是把物品做好的活动明显不同。

伦理德性是人的灵魂中感觉欲望部分的良善（agathon，指具体的善），是狭义的人的行为所追求的目的；而整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则是生活的总体良善（tagathon），即生活得好、行为得好、德福双全，亦即幸福（eudaimonia）。对人而言，其可能实践地达致的最高目的就是幸福，幸福之上更无目的。神的幸福固然高于人的幸福，但这种幸福对于人来说最多只能在理论沉思中歆羡，而不能在实际生活中拥有。人的幸福是人所能获得的各种良善的总汇与和谐，这些良善既包括灵魂的良善（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也包括身体的良善（如健康、美丽）和外在的良善（如财富、朋友），还要有好运当头、神灵护佑。但这些因素中最能被我们自己把握住的、最应该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来达成的只有灵魂的良善，即德性。德性，特别是伦理德性一旦具有，甚至比科学知识的拥有还要稳定可靠。学到的知识可能遗忘，但高尚的品行即使在厄运中也闪烁光辉。幸福不是一个静止的终点，而是灵魂的合于完满德性的现实活动，包含着无数的具体行为和目的，并通过这些具体行为和目的而一步步实现出来。这好比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并完善游泳技能，——这就是潜能和实现的辩证法在实践中的体现。伦理德性既通过每一个行为来养成，又能帮助我们确定每一个行为的正确目的，而实践智慧作为一种特殊的理智德性，其意义就在于为我们计虑达到每一具体目的的正确手段，并且这种计虑要以对生活的总体良善的周全考虑为坐标。如果只有伦理德性而没有实践智慧，则良善的目标就会因为缺乏正确的手段而无法实现；如果只有实践智慧而没有伦理德性，则有效的手段就可能被错误的目的所利用，而服务于错误目标的聪明才智并不配称为实践智慧，因为它跟人生的总体良善是背道而驰的。伦理德性是灵魂养成的优良习惯，它可以保证我们的行为总是趋向正确的目的，尽管这种保证不像自然规律那样必然。伦理德性本身不包含计虑打算的功能，所以需要灵魂中理性部分的帮助。实践智慧是理智德性之一，其特长就在于理性地思考跟实践行为相关的种种因素，以寻求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尽管其思考结果不像科学命题那样确定。实践智慧不属于感觉欲望方面的优良习惯，其自身不具有保证行为人一定趋向正确目的的功能，所以它主要充当伦理德性的助手。不过，由于每一种伦理德性所确立的都是单一目的，实践智慧则要考虑整体的和终极的目的，因而实践智慧以其理智之光能使每一种伦理德性在达致幸福的整个过程中显明自己的位置和意义。就此而言，相对于伦理德性来说，实践智慧又不仅仅是依附性的，它还具有对于伦理德性的开显和整合功能。这类似于康德的知性范畴对感觉经验所起的作用，可表述为“伦理德性无实践智慧则盲，实践智慧无伦理德性则空。”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只有配合一致才可能为人生谋求到现实的幸福。城邦政治的意义和使命就在于为全体公民实现合于德性的幸福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16]

在《善与恶》中，对实践智慧概念有一个较在其他著作中更为完备的界说：“实践智慧在于深思熟虑，判断善恶以及生活中一切应选择或该避免的东西，很好地运用存在于我们之中的一切善的事物，正确地进行社会交往，洞察良机，机敏地使用言辞和行为，拥有一切有用的经验。记忆、经验和机敏，它们全都或源于实践智慧，或伴随着实践智慧。或者，其中的有些兴许是实践智慧的辅助性原因，例如经验和记忆，但另一些却是实践智慧的部分，譬如深思熟虑和机敏。”[17]

3．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的理由

要领会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提出实践智慧概念，最关键的是弄清这个概念跟理论智慧的关系。

在前面引用的柏拉图对话中，phronesis和sophia并无区别，并且这二者跟techne（技艺）也没有实质的区别，这三者都是人类理性在流变的世界中把握确定性的优秀品质（亦即德性）。据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对于智慧和明智并未加以区别，而是认为，凡是知道并且实行美好的事情，懂得什么是丑恶的事情而且加以谨慎防范的人，都是既智慧而又明智的人。”[18]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通常被概括为“德性即知识”，但如果放到亚里士多德的框架中去解读，应该再加两句话：“明智即智慧”（实践智慧统一于理论智慧），“道德即理智”（伦理德性还原为理智德性）。把德性归结为普遍性的知识，意味着只用把握普遍性的理论智慧就能同时解决认识和实践两方面的问题。沿着这条思路，柏拉图更进一步，将理论的目光锁定在对普遍的、不变的和独立的“相”（idea，eidos，通常译为“理念”）的追寻和把握上，比如，如果要在实践上真正成为“善的”，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知道那个“善”本身。这条思路在理论上的根本困难在于无法将“相”的世界和具体事物的世界令人信服地联系起来，在实践上的根本困难在于这种主张无法获得符合其理论预期的操作成效。

亚里士多德主张“实践智慧”，所针对的就是这些困难。据我的理解，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最根基性的区分应是神人之分。如果有普遍、不变和独立品质的存在（on，“是”、“所是”），那一定是属神的或者说分有了神性的。人的灵魂中用于把握这种“所是”的品质就是理论智慧，这种智慧是人的灵魂中的神性部分。人拥有这种神性的理智，仅仅是为了以沉思的方式去接近神、摹仿神，求取类神（相似于神）的幸福。也就是说，这种智慧是高贵的，但却是非实践的。所有神性的存有都是不可改变的，人不能把不可改变的东西作为自己实践的对象。人自身属于动变世界，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为的动变，指导行为去应对动变的世界以求取相对稳定的幸福，需要一种特殊的智慧，即实践智慧，这是一种纯粹人性的或属人的智慧。神的智慧是单纯的，而人的智慧则由神性成分和人性成分混合而成，故人的本性是一种混合本性。[19]用实践智慧处理好纷扰的人事，可以为理论智慧腾出闲暇，使其更好地去做通神的工作，所以，实践智慧又被比作理论智慧的管家。[20]重视神人之分，这在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是一致的，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神性不仅具有理论性，而且具有可实践性，甚至是实践性的源泉，而亚里士多德的神性则只有理论性，没有可实践性，实践性的源泉在于纯粹人性之中。当然，这并不是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没有看到人性的混杂性，而只是说在他们看来人性的问题可以归根到底由神性来解决，二者是可通约的，相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性中的神性成分和纯粹人性成分是不可通约的，只能分类解决。

分类解决的思维方式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精髓。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把“是”（on，或译为“存在”）分成十个种（genos）或范畴，并在许多地方都明确反对把“是”本身看成统一这十个种的更高的种。[21]在《后分析篇》中通过对三段论的细致分析，他得出了不同学科有不同本原（arche，或译“第一原理”）的“一种一科”（one genus to one science）原则。[22]这些分类思想与其神人相分的价值观互为表里，构成了一种迥异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维方式，而其庞大又细密的学科分类体系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所结出的果实。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亚里士多德倡言实践智慧的逻辑学和本体论根据。《优台谟伦理学》指出：“善”和“是”一样有多种含义，抽象的“善”本身正如抽象的“是”本身一样，即使具有理论意义，也不具有实践意义；实践中有意义的善必须可以操作，因而是十分具体的。[23]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也讲了同样的道理，并且对快乐也作了多角度的分类。[24]《大伦理学》仍延续了这种对“善”严加分类的观点。[25]对“善”进行分类，就好比将柏拉图的“善”的相打成碎片，幸福于是得以取而代之成为实践所追求的最高价值。跟“善”的相不同，人的幸福是不能理论地规定的，因为它无非是那些“善”的碎片靠诸多因缘在一生一世中凑成的一种非稳定的和谐状态。实践智慧所关涉的就是这种“凑在一起的东西”，[26]它的特长就在于根据每一个实践活动的具体情况协调各种凑在一起的因素。“善”的种类在实践上不可通约，就是说“善”在实践上具有异质性（heterogeneity，“种类不同”之意），这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学科的根本理论前提。正是这个前提使得“相”论在伦理学中遭到瓦解，使得用理论智慧解决实践问题的思路发生塌陷，从而为人生的“实践智慧”之需提供了一个理由。

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还有很多理由，但我以为上述理由是最重要的。

4．有关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概念的其他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还牵涉大量其他问题。这里暂列几种，供进一步讨论之用。

第一，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ousia，或译“实体”）只能是个别，知识只能是普遍。这应该是区分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学理原点，但亚里士多德自己没有明确讲过。这是有待我们深入挖掘的。[27]

第二，如果把分类原则贯彻到底，那么在实践方面就会走向彻底的个别主义，而在理论方面则以“作为是的是”（to on hei on）为主题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就难以成立。关于“是”的分类理论和普遍之“是”的学问之间的关系，西方学界长期聚讼纷纭，至今未有定论，[28]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第三，实践智慧是一种针对个别性的智慧，这是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的，但主张实践智慧的学说却是普遍性的，如是，伦理学、政治学等实践学科与其主张的实践智慧之间是否存在悖论？进而，关于实践问题的理论研究对实践本身来说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有，意义又是什么？对此，尽管亚里士多德有论述，但道理远未讲清、讲透，需要我们接着往下讲。

第四，按照今天流行的广义的实践概念，制作也是一种实践，其中也有智慧（即技艺），这种智慧跟实践智慧颇多相似之处，亚里士多德在讲实践智慧时也总是忘不了捎带讲讲制作的智慧，那么，这两种智慧究竟是什么关系？制作的智慧在一定条件下可否与实践智慧相整合？这也需要深究。

第五，“实践智慧”问题牵连整个哲学史，从这个角度切入，整部哲学史都要改写，各家各派都要重新理解和评价。这更是一项大工程了。

第六，总起来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谓理论与实践（广义的实践）的关系问题。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纯粹理论领域的理论，还是以实践领域和制作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或准理论，它们作为对普遍性的认识跟实践、跟制作究竟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跟实践无关的理论？有没有跟理论无关的实践？普遍的理论跟个别的实践究竟应当如何关联？这些都是亚里士多德没有回答而我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29] 转贴于 主要参考文献

1．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The Modern Library， 2001， New York.

2． 亚里士多德著：《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3． 亚里士多德著：《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北京。

4． 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北京。

5． 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6．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北京。

7．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94年，北京。

8．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

9． 色诺芬著：《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北京。

10．

康德著：《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

11．

加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上海。

12．

严群著：《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13．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著：《希腊哲学史》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7、2003年，北京。

14．

Eleonore Stump: Aquinas， Routledge， 2003， New York.

15．

洪汉鼎著：《论实践智慧》，《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16．

潘小慧著：《德行与伦理——多玛斯的德行伦理学》，哲学与文化月刊杂志社，2003年台北。

17．

智慧对人生的意义篇（6）

对于“实践智慧”这个词语，学者们已经有了许多考证和说明。在汉语读物中，较早专题考察phronesis的论文有洪汉鼎的《当代诠释学与实践智慧概念》、《论实践智慧》等。[1]考证较为详尽的是汪子嵩等著的《希腊哲学史》。在讲到巴门尼德时，该书对巴门尼德所用过的跟“思想”有关的几个词作了比较分析，它们是：noema、nous、phronein和logos。其中，phronein的词根是phren，phronesis的词根也是这个。该词根指的是心或横膈膜（midriff），有视之为思想器官的意思。赫拉克利特也大量使用以phren为词根的动词、分词、名词，并且混入了“深思熟虑”、“持重”、“慎重”等伦理性含义。该书作者认为：“在哲学上，nous引申为不牵动意志、目的的心灵活动，如积极理性、沉思等；而同心、胸膜相联系的phren，则引申为牵动意念和追求的理性，所以英文有译（指译phronesis，——引者）为prudence、practical wisdom的。《希英大词典》将这个词作两类解释：一是广义的指目的、意向、思想、感觉、判断等，二是狭义地指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和治理事务中的深思熟虑（prudence in government and affairs）。”[2]

我想指出的是：最早考证该词的可能要算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而且他特别揭示了一层很重要的意思。在《克拉底鲁篇》中，苏格拉底说：“phronesis这个词可以表示phoras kai roee noesis（运动和流变的观念），或许是phoras onesis（运动的好处），但不管怎么说，它与pheresthai（运动）有关。”[3]phronesis（智慧）不仅跟意志有关，而且跟运动有关，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概念应当大有裨益。当然，“苏格拉底”在同一个地方也说sophia（智慧）也跟运动有关，这两个“智慧”意思相近。这里涉及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分歧，下文再议。

希腊语世界中对phronesis形成了最系统思想的是亚里士多德，其根本特点在于将phronesis和sophia明确区别开来，将前者视为专门在实践领域起作用的智慧而将后者视为专门在理论领域起作用的智慧。这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拉丁语用来翻译phronesis的词是prudentia。在拉丁语世界，托马斯·阿奎那承接亚里士多德传统，对prudentia作了最系统的研究，他的重要创新之一是将prudentia看成联系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的枢纽。[4]

英语的prudence来源于拉丁词prudentia。德语的klugheit英译为prudence。康德把klugheit看作伊壁鸠鲁伦理学的核心，而把sittlichkeit（德性）看作斯多亚派伦理学的核心。[5]伊壁鸠鲁派跟亚里士多德传统接近，斯多亚派宗师苏格拉底。康德自己也是贬抑klugheit而尊崇das moralische gesetz（道德律）。

当代哲学家中，加达默尔是复兴和弘扬亚里士多德的phronesis最用力的人。他直接讨论的就是phronesis和sophia的差别，并且特别强调了维柯在发挥phronesis传统中的重要作用。[6]

这样一来，在phronesis一词的理解和使用上就有两种传统：一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经斯多亚派到康德的传统，其特点是否定或贬低跟sophia完全有别的phronesis；一是从亚里士多德经阿奎那等到加达默尔的传统，其特点是肯定跟sophia完全有别的phronesis，伊壁鸠鲁派和维柯很靠近这一传统。

汉语对phronesis的译法有很多。上世纪30年代，严群译这个概念为“深虑”（prudence）。[7]向达所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上海）笔者未见。《尼各马可伦理学》在大陆近出的两种汉译本——苗力田译本和廖申白译本均译为“明智”，在台湾的高思谦译本译为“明智”或“实践智慧”。[8]吴寿彭的《政治学》汉译本译这个概念为“明哲”。[9]潘小慧译阿奎那意义上的prudentia为“智德”。[10]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译phronesis为“实践智慧”，他们主要参照的是ross等人的英译法。ross在其所翻译的nicomachean ethics中译phronesis为practical wisdom而译sophia为philosophic wisdom，[11]有意凸显两种智慧之别，可谓用心良苦。显然，汉语的译法跟译者所参照的英译有关，也跟理解有关。在柏拉图的意义上，phronesis和sophia都可译为“智慧”，但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这两者固然也都是智慧，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所以译为“实践智慧”应最确切，当然同时还须有译sophia为“哲学智慧”或“理论智慧”为之对照。在阿奎那的意义上，“智德”之译颇佳；在康德的意义上，“明智”之译已经有抬举之意了。

2．“实践智慧”概念在亚里士多德体系中的位置

“实践智慧”以及直接相关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中都有讨论，但较为集中的讨论是在其实践学科的几种著作和《灵魂论》中，其中《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大伦理学》讨论最充分，《论善与恶》中也有精彩之笔，尽管这后两篇著作被认为可能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亲作，而只能算成他这派的作品。不过，单从跟“实践智慧”有关的论述看，这些作品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故本文放到一起讨论。

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思想和灵魂学说入手来定位其“实践智慧”概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和“潜能—实现”说，任何事物都由形式和质料两方面构成，并且都有一个从潜能到实现的发展过程。对有生命的事物来说，其质料无疑是其躯体，其形式则是其灵魂。植物的灵魂是营养，动物的灵魂中除了营养外还有感觉欲望，而人的灵魂中除了营养、感觉欲望外还有思想。[12]对人来说，思想是人的灵魂中有“逻各斯”的部分，亦即理性的部分；营养和感觉欲望是无“逻各斯”的部分，即非理性的部分，其中，营养部分既非理性又无所谓是否听从理性，感觉欲望虽非理性却有是否听从理性的问题。按希腊人的观念，任何事物的功用发挥出色就叫德性（arete），人的灵魂的各部分也就有德性问题。与灵魂的构成相应（撇开营养部分不看），人的德性也包括两方面：理智德性和伦理（道德）德性。理智德性包括理论智慧（sophia）、理解（seenesis）和实践智慧（phronesis），道德德性包括慷慨与节制等。前者可以教育而成，后者只能在行为中养成。[13]理智（dianoia）的共同特性在于求真，其方式有五种：技艺（techne）、科学（episteme）、实践智慧、理论智慧和努斯（nous，ross译为intuitive reason，直觉理性）。努斯求科学理论的前提之真，科学求推论性知识之真，理论智慧则是二者的结合，这三者都属于认知性的沉思，即理论活动（theoria），以始因不变的事物为对象。技艺和实践智慧都以可变的事物为对象，属于计虑打算性的理智，求的是生产和实践之真，其中，技艺指导外在器物的制作（poesis），实践智慧指导伦理和政治行为，即狭义的实践（praxis）。[14]

显然，实践智慧就是实践领域的智慧，既不同于理论领域的理论智慧，也不同于制作领域的技艺（维科后来将技艺发展为poetic wisdom，实即“制作智慧”）。实践和制作都属于可变的领域，不同的是：前者变化的根源在于人的感觉欲望中有一种自为性机制，后者变化的关键则在生产对象的可塑性。人的感觉欲望的状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感情，包括喜怒哀乐等；二是能力，即感到喜怒哀乐等的能力；三是品质，对待喜怒哀乐等的态度和方式。喜怒哀乐属人之常情，能喜怒哀乐也是人之本能，没有人会因这两个层面的状态而被称赞或谴责。这点相似于《中庸》所谓未发之中。但是，当喜才能喜，当怒才能怒，且喜怒皆要有分寸，类似于“发而皆中节”之谓，这里面就包含了人的品质，有人的意愿和选择等自为性机制在起作用，存在着过、不及和中道三种可能。在这个层面做得恰倒好处就叫做有德性（确切讲为伦理德性），就会被称赞，而过与不及则都会受谴责。这些品质包括温和、勇敢、谦谨、节制、公正、慷慨、友爱等十四种，都是习惯所成，修养所致。“伦理学”（ethike）就是这种“习惯”（ethos）之学，德性也就是人的灵魂的优良习惯。[15]可见，实践是指把人自身变好的活动，跟制作是把物品做好的活动明显不同。

伦理德性是人的灵魂中感觉欲望部分的良善（agathon，指具体的善），是狭义的人的行为所追求的目的；而整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则是生活的总体良善（tagathon），即生活得好、行为得好、德福双全，亦即幸福（eudaimonia）。对人而言，其可能实践地达致的最高目的就是幸福，幸福之上更无目的。神的幸福固然高于人的幸福，但这种幸福对于人来说最多只能在理论沉思中歆羡，而不能在实际生活中拥有。人的幸福是人所能获得的各种良善的总汇与和谐，这些良善既包括灵魂的良善（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也包括身体的良善（如健康、美丽）和外在的良善（如财富、朋友），还要有好运当头、神灵护佑。但这些因素中最能被我们自己把握住的、最应该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来达成的只有灵魂的良善，即德性。德性，特别是伦理德性一旦具有，甚至比科学知识的拥有还要稳定可靠。学到的知识可能遗忘，但高尚的品行即使在厄运中也闪烁光辉。幸福不是一个静止的终点，而是灵魂的合于完满德性的现实活动，包含着无数的具体行为和目的，并通过这些具体行为和目的而一步步实现出来。这好比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并完善游泳技能，——这就是潜能和实现的辩证法在实践中的体现。伦理德性既通过每一个行为来养成，又能帮助我们确定每一个行为的正确目的，而实践智慧作为一种特殊的理智德性，其意义就在于为我们计虑达到每一具体目的的正确手段，并且这种计虑要以对生活的总体良善的周全考虑为坐标。如果只有伦理德性而没有实践智慧，则良善的目标就会因为缺乏正确的手段而无法实现；如果只有实践智慧而没有伦理德性，则有效的手段就可能被错误的目的所利用，而服务于错误目标的聪明才智并不配称为实践智慧，因为它跟人生的总体良善是背道而驰的。伦理德性是灵魂养成的优良习惯，它可以保证我们的行为总是趋向正确的目的，尽管这种保证不像自然规律那样必然。伦理德性本身不包含计虑打算的功能，所以需要灵魂中理性部分的帮助。实践智慧是理智德性之一，其特长就在于理性地思考跟实践行为相关的种种因素，以寻求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尽管其思考结果不像科学命题那样确定。实践智慧不属于感觉欲望方面的优良习惯，其自身不具有保证行为人一定趋向正确目的的功能，所以它主要充当伦理德性的助手。不过，由于每一种伦理德性所确立的都是单一目的，实践智慧则要考虑整体的和终极的目的，因而实践智慧以其理智之光能使每一种伦理德性在达致幸福的整个过程中显明自己的位置和意义。就此而言，相对于伦理德性来说，实践智慧又不仅仅是依附性的，它还具有对于伦理德性的开显和整合功能。这类似于康德的知性范畴对感觉经验所起的作用，可表述为“伦理德性无实践智慧则盲，实践智慧无伦理德性则空。”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只有配合一致才可能为人生谋求到现实的幸福。城邦政治的意义和使命就在于为全体公民实现合于德性的幸福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16]

在《善与恶》中，对实践智慧概念有一个较在其他著作中更为完备的界说：“实践智慧在于深思熟虑，判断善恶以及生活中一切应选择或该避免的东西，很好地运用存在于我们之中的一切善的事物，正确地进行社会交往，洞察良机，机敏地使用言辞和行为，拥有一切有用的经验。记忆、经验和机敏，它们全都或源于实践智慧，或伴随着实践智慧。或者，其中的有些兴许是实践智慧的辅原因，例如经验和记忆，但另一些却是实践智慧的部分，譬如深思熟虑和机敏。”[17]

3．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的理由

要领会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提出实践智慧概念，最关键的是弄清这个概念跟理论智慧的关系。

在前面引用的柏拉图对话中，phronesis和sophia并无区别，并且这二者跟techne（技艺）也没有实质的区别，这三者都是人类理性在流变的世界中把握确定性的优秀品质（亦即德性）。据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对于智慧和明智并未加以区别，而是认为，凡是知道并且实行美好的事情，懂得什么是丑恶的事情而且加以谨慎防范的人，都是既智慧而又明智的人。”[18]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通常被概括为“德性即知识”，但如果放到亚里士多德的框架中去解读，应该再加两句话：“明智即智慧”（实践智慧统一于理论智慧），“道德即理智”（伦理德性还原为理智德性）。把德性归结为普遍性的知识，意味着只用把握普遍性的理论智慧就能同时解决认识和实践两方面的问题。沿着这条思路，柏拉图更进一步，将理论的目光锁定在对普遍的、不变的和独立的“相”（idea，eidos，通常译为“理念”）的追寻和把握上，比如，如果要在实践上真正成为“善的”，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知道那个“善”本身。这条思路在理论上的根本困难在于无法将“相”的世界和具体事物的世界令人信服地联系起来，在实践上的根本困难在于这种主张无法获得符合其理论预期的操作成效。

亚里士多德主张“实践智慧”，所针对的就是这些困难。据我的理解，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最根基性的区分应是神人之分。如果有普遍、不变和独立品质的存在（on，“是”、“所是”），那一定是属神的或者说分有了神性的。人的灵魂中用于把握这种“所是”的品质就是理论智慧，这种智慧是人的灵魂中的神性部分。人拥有这种神性的理智，仅仅是为了以沉思的方式去接近神、摹仿神，求取类神（相似于神）的幸福。也就是说，这种智慧是高贵的，但却是非实践的。所有神性的存有都是不可改变的，人不能把不可改变的东西作为自己实践的对象。人自身属于动变世界，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为的动变，指导行为去应对动变的世界以求取相对稳定的幸福，需要一种特殊的智慧，即实践智慧，这是一种纯粹人性的或属人的智慧。神的智慧是单纯的，而人的智慧则由神性成分和人性成分混合而成，故人的本性是一种混合本性。[19]用实践智慧处理好纷扰的人事，可以为理论智慧腾出闲暇，使其更好地去做通神的工作，所以，实践智慧又被比作理论智慧的管家。[20]重视神人之分，这在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是一致的，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神性不仅具有理论性，而且具有可实践性，甚至是实践性的源泉，而亚里士多德的神性则只有理论性，没有可实践性，实践性的源泉在于纯粹人性之中。当然，这并不是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没有看到人性的混杂性，而只是说在他们看来人性的问题可以归根到底由神性来解决，二者是可通约的，相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性中的神性成分和纯粹人性成分是不可通约的，只能分类解决。

分类解决的思维方式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精髓。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把“是”（on，或译为“存在”）分成十个种（genos）或范畴，并在许多地方都明确反对把“是”本身看成统一这十个种的更高的种。[21]在《后分析篇》中通过对三段论的细致分析，他得出了不同学科有不同本原（arche，或译“第一原理”）的“一种一科”（one genus to one science）原则。[22]这些分类思想与其神人相分的价值观互为表里，构成了一种迥异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维方式，而其庞大又细密的学科分类体系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所结出的果实。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亚里士多德倡言实践智慧的逻辑学和本体论根据。《优台谟伦理学》指出：“善”和“是”一样有多种含义，抽象的“善”本身正如抽象的“是”本身一样，即使具有理论意义，也不具有实践意义；实践中有意义的善必须可以操作，因而是十分具体的。[23]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也讲了同样的道理，并且对快乐也作了多角度的分类。[24]《大伦理学》仍延续了这种对“善”严加分类的观点。[25]对“善”进行分类，就好比将柏拉图的“善”的相打成碎片，幸福于是得以取而代之成为实践所追求的最高价值。跟“善”的相不同，人的幸福是不能理论地规定的，因为它无非是那些“善”的碎片靠诸多因缘在一生一世中凑成的一种非稳定的和谐状态。实践智慧所关涉的就是这种“凑在一起的东西”，[26]它的特长就在于根据每一个实践活动的具体情况协调各种凑在一起的因素。“善”的种类在实践上不可通约，就是说“善”在实践上具有异质性（heterogeneity，“种类不同”之意），这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学科的根本理论前提。正是这个前提使得“相”论在伦理学中遭到瓦解，使得用理论智慧解决实践问题的思路发生塌陷，从而为人生的“实践智慧”之需提供了一个理由。

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还有很多理由，但我以为上述理由是最重要的。

4．有关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概念的其他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还牵涉大量其他问题。这里暂列几种，供进一步讨论之用。

第一，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ousia，或译“实体”）只能是个别，知识只能是普遍。这应该是区分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学理原点，但亚里士多德自己没有明确讲过。这是有待我们深入挖掘的。[27]

第二，如果把分类原则贯彻到底，那么在实践方面就会走向彻底的个别主义，而在理论方面则以“作为是的是”（to on hei on）为主题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就难以成立。关于“是”的分类理论和普遍之“是”的学问之间的关系，西方学界长期聚讼纷纭，至今未有定论，[28]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第三，实践智慧是一种针对个别性的智慧，这是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的，但主张实践智慧的学说却是普遍性的，如是，伦理学、政治学等实践学科与其主张的实践智慧之间是否存在悖论？进而，关于实践问题的理论研究对实践本身来说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有，意义又是什么？对此，尽管亚里士多德有论述，但道理远未讲清、讲透，需要我们接着往下讲。

第四，按照今天流行的广义的实践概念，制作也是一种实践，其中也有智慧（即技艺），这种智慧跟实践智慧颇多相似之处，亚里士多德在讲实践智慧时也总是忘不了捎带讲讲制作的智慧，那么，这两种智慧究竟是什么关系？制作的智慧在一定条件下可否与实践智慧相整合？这也需要深究。

第五，“实践智慧”问题牵连整个哲学史，从这个角度切入，整部哲学史都要改写，各家各派都要重新理解和评价。这更是一项大工程了。

第六，总起来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谓理论与实践（广义的实践）的关系问题。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纯粹理论领域的理论，还是以实践领域和制作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或准理论，它们作为对普遍性的认识跟实践、跟制作究竟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跟实践无关的理论？有没有跟理论无关的实践？普遍的理论跟个别的实践究竟应当如何关联？这些都是亚里士多德没有回答而我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29]

主要参考文献：

1．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the modern library, 2001, new york.

2． 亚里士多德著：《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3． 亚里士多德著：《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北京。

4． 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北京。

5． 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6．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北京。

7．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94年，北京。

8．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

9． 色诺芬著：《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北京。

10． 康德著：《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

11． 加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上海。

12． 严群著：《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13．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著：《希腊哲学史》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7、2003年，北京。

14． eleonore stump: aquinas, routledge, 2003, new york.

15． 洪汉鼎著：《论实践智慧》，《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智慧对人生的意义篇（7）

一、简要概述智慧城市的基本概念

智慧城市就是一种以先进、科学、有效的方式来满足及治理城市问题，除此之外，其还能为城市的新颖式发展、时代性发展及飞跃式发展创下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智慧城市的概念告诉我们，在新时代下只有坚持建设智慧额建设，才能让城市在发展中处于不败之地。除此之外，在《智慧的城市在中国》这一白皮书中，把新时代下的“智慧城市”定义如下：其书认为新时代下的智慧城市就是能够合理、科学、高效的将信息化形式运用到城市建设的各个步骤及环节的实践中，然而，就能通过这种科学、创新、智能的形式对城市建设中的市民、环境、城市设施、城市安全、公共服务、各类活动等方面起满足性的作用，由此为城市的发展、人民的生活带来空前的变化，同时也能最大限度的推行智慧城市建设。再者，智慧城市建设的宗旨就是将城市的自身看成一个源源不断的发展系统，其是由人、事务、运输、信息、自然资源等方面组成的，然而这些方面是不断改进、相互相成、互相促进的一种系统循环，才叫做智慧城市。

二、在智慧城市建设中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

1、提倡技术是核心。技术是建设智慧城市的核心部分，其就是将城市里的先进技术都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由此来组成一个以“智慧”来形成的综合技术城市，其中包括：计算机、人的活动、通信网络等等。实现智慧城市建设都是需要用这些先进的技术、创新的手段及科学的方式方法去模拟人类的各种活动，并将这些先进的技术替换人的智力工作，由此来实现城市智慧化。从技术本质的角度来看，智慧城市的建设是对新时代下普遍存在的网络技术、传播技术、信息技术等的综合组成部分，是实际建设及信息化建设的科学结合体。于是要想建设智慧城市就必须将智慧技术应用到建设的实践中，只有坚持这样的建设方法方式，才能有效的建设智慧城市，才能促进智慧城市的不断发展。

2、城市本身是基础。要想建设智慧城市就要把城市本身当着一个综合的整体，重点在于培养其的管理、学习、应变等能力。于是，与之有关的数据的接受、感应、输出、掌握、解决和使用等设施就形成了智慧城市之基础，也是建设智慧城市不可忽视也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与此同时，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凭借与很多技术将城市组成中的网络基础设施、物质基础设施、经济基础设施等有机的结合起来，就能实现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3、明确智慧城市建设的特征。首先，将整体全面联系在一起是其特点之一，其就是通过智能的传输机器将城市里的全部设施相联，并将这些部分用网络连接起来，由此对城市活动的主要部分进行准确、按时、高校的感应与监督。其次，就是要使各方面互相协作。面临智慧城市的基础建设，就是要将城市里的各个组成部分和与之相关的步骤进行高效的合作，并提高多方面、多点及多形式的写作能力，才有最大限度的实现城市智慧化的建设。

三、在建设的实践中分析建设智慧城市的意义

对于建设智慧城市来说，其建设的重要意义是人们在生活中比较重视及爱关注的问题，于是，分析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意义就显得很重要。例如：在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主办、赛迪承办的2012年中国智慧城市高峰论坛上，了《中国智慧城市产业战略研究报告》和2012年典型城市“智慧化水平”评价结果。报告显示，从经济角度来看，智慧城市的建设不仅有助于调整这个城市的经济结构，还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及改进其发展方式。其次，建设智慧城市还能结合其自身的特点来节约城市资源、环境保护等，这对于每个城市的发展来说都是很重要且不可忽视的方面，也是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意义。最后，其的建设还能带动城市里新事物的产生，能让城市实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其不仅能为城市开拓前途无量的市场前景，还能做到资源浪费最低、各行各业效益最大及综合发展最全面的实际意义。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展智慧城市的建设是很重要的，在开展的过程中找准方法也是不可忽视的，只有这样才能为城市的发展带来帮助，才会打造出一座无与伦比及与众不同的智慧城市。

参 考 文 献

智慧对人生的意义篇（8）

教育智慧是什么?在该丛书的总序中,主编田慧生开宗明义地指出:“教育智慧是良好教育的一种内在品质,表现为自由、和谐、开放、创造的状态以及尊重生命、关注个性、崇尚智慧、追求人生幸福的教育境界。”作为教育的一种内在品质,教育智慧是渗透、内化于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的。为此,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教育智慧代表了教师整个身心的存在”,“智慧就是教师工作的意义和形态”。这是对教育本质的全新理解。在当前功利至上的改革背景下,对“研究型教师”的鼓吹已成泛滥之势,大量伪研究、假研究现象层出不穷。对此,田慧生呼吁:“研究不是目的,而是教师智慧生成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对智慧型教师的追求,恰恰是教师专业发展内涵的新型认识和追求。”

从这种理解出发,该套丛书把“教育智慧”和“智慧型教师”置于当前教育转型的大背景下,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角度广泛审视,为读者呈上了九部角度不一、学理深刻的专著。它们分别是:《智慧型教师素质探新》、《智慧型教师的诞生》、《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教学智慧的生成与表达――说课原理与方法》、《教师实践智慧及其养成》、《教师研究的意蕴》、《重建课堂文化》、《课堂教学叙事研究:理论与实践》、《回归智慧,回归生活――教师教育哲学研究》等。

教育智慧究竟应该如何养成?这是该套丛书着力回答的问题。对此,该丛书摒弃了泛泛而谈,而是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立体开掘,每一种努力都试图涉及教育智慧与智慧型教师的核心内涵、表现特征与实践操作样态,以期给教育实践带来真正的启示。在《教师实践智慧及其养成》一书中,作者邓友超富有创见地指出:“教师实践是一种反思性实践。我们对教师专业成长的期望,是教师对教育教学认识的提高与深化,是教师对教育情境的机智与洞察,是教师对教师专业生活的责任感和幸福感。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实践智慧的要义所在。”从“智慧”到“教育智慧”再到“教师实践智慧”,在这里,教师专业成长的内涵被赋予了另一种性质的限定,关于教育工作的规律性把握、教育情境的创造性驾驭、教育伦理品性的彰显成了其意义体系中的核心内容。

智慧对人生的意义篇（9）

当今世界瞬息万变，科技进步和知识更新速率加快，不确定因素加速了世界政治、经济、生态环境迅速变化。智慧型组织的提出为任何一种组织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乃至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模式。因为智慧是一种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本文拟对智慧型组织的定义、特征及意义做一粗浅的探讨。

一、概念界定

要理解智慧型组织，我们有必要了解智慧的概念（wisdom，wit）。智慧：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马克思也说过：“当我们得到理解的时候，智慧是不会枯竭的；智慧同智慧相碰，就迸溅出无数的火花。”

本文定义的智慧型组织是指基于持续学习，能够透彻了解并预测组织所处的环境中各种关系，能够更快、更好地预见并适应环境变化，并且能根据环境的动态变化适时调整自身与环境之间关系，及时做出正确的对策，以高效实现组织目标。其组织结构形态应该多样化，也就说能够根据不同的部门特点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以提高自身环境适应力。

二、智慧型组织的三个最重要的特征

1.对环境的了解透彻，有很强的环境预测能力。

智慧型组织能够透彻了解并预测组织所处的环境中各种关系，能够更快、更好地预见并适应环境变化，这是智慧型组织最核心的特征。在此基础上，组织便能及时做出正确的对策，以高效实现组织目标。

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把组织环境分为不同类型，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组织环境的复杂性。智慧型组织的核心能力就是对组织环境的透彻了解以及预测能力。理想的智慧型组织能够协调好智慧型组织与环境的关系，认为组织的发展是动态的，并且是“与时俱进”的，以保证组织与环境的共同发展，以达到相互促进的结果，使组织能够生存乃至发展。

2.学习的能力是智慧型组织中一项必备的基本要素和需求

环境是可变的，那怎样才能在可变的环境中把握主动？那就得靠学习。也正是通过持续地学习才能以达到智慧型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均衡。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在不同的境况下处理不同的问题。人始终是在追求一种更符合我们自身的自然状态。那怎样才能让组织拥有人的智慧呢？如何才能达到那种灵动的状态呢？ 关键是智慧型组织中的人。因此我们应该想方设法也要让组织具有这种灵动性。而组织是靠人来运作的，因此，组织良好的运行关键是靠组织中的人。

组织的目标是追求组织理念的实现。智慧型组织作为组织的一种，它的目标也是为了实现自身的目标，组织的愿景连接组织成员的感情、希望和梦想，所以组织的愿景应得到共享。本文认为衡量智慧的组织的组织目标的原则是让大多数人满意的原则。任何一种目标实现有不同的方式，相同的结果付出的成本未必一样。通过智慧地处理问题，以达到让大多数人满意的结果。智慧的方法既应该遵循科学的方法论，又应该有组织成员基于对所在组织的了解基础上的个人的决断意见。最后所达到的目标结果应具有持续影响力，不但是短暂的，是应深深根植于组织成员内心的。

3.智慧型组织结构形态是多样化的，也就说能够根据不同的部门特点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

智慧型组织不是指某一特定的组织，和一般的组织理论不同，智慧型组织只是强调组织的一种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要求组织根据不同的部门特点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而不是简单地归类为u型结构或扁平化结构。这样组织就能够根据组织自身的特点、功能采用适合的组织发展的组织结构形态。

三、智慧型组织的意义

1.组织的理念在于实施以及坚持。智慧型组织就要求使学习成为组织成员的一种自觉的行为，并且能在彻底了解环境的动态变化的基础上，适时调整自身与环境之间关系，及时做出正确的对策，高效实现组织目标。

2.本文认为智慧型组织最核心的意义是其理念体现了现代管理中最重要的理念——以人为本。人是管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是能动的，能与环境产生交互作用。智慧型组织的核心也正体现了这一点。

智慧对人生的意义篇（10）

智慧离不开经验，因为智慧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才能。党的智慧不是脱胎于固有的套路和陈旧的范式，也不是源于抽象的思辨。中国共产党的智慧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鲜活的实践经验，来源于中外优秀文化，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集体思维，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党的智慧的杰出成果。智慧蕴涵在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的分析、解决之中，但智慧却不能等同于经验，智慧是经验的超越。我们应当关注新实践，准确把握社会生活的新特点，下功夫挖掘经验蕴涵的智慧元素，理性而客观地在党的历史长河中“拾贝”党的智慧，不断汲取新的精神滋养。

智慧离不开知识，因为智慧是灵活运用知识的本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现成的公式，当作标签贴在各种现实事物上的做法，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精神和发展实质是背道而驰的。有的人读了许多马列的书，能大段背诵马列原著，自诩为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知识，但却毫无马克思主义的智慧。只坚持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人，不一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守成者，完全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断送者。“智慧”不是用知识装点出来的，装点出来的“智慧”是毫无用处的。正如哲人所说：“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只会喊口号,脱离生活实际,缺少血肉,是不会获得真正智慧的。当今时代，我们获得知识和信息并不少，人们的知识在不断地得到充实，但我们决不能说，我们的智慧也已不缺。智慧离不开理论创新，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还要不断把中国的成功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不断创新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以此指导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实践。

一个有智慧并且不断创造更高层次智慧的党才是有力量、有活力、有前途的党。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在未来行程里只能是一个莽夫，一个没有智慧的党在把握前进方向上只能是跌跌撞撞。在我国，共产党是管理的最成功的一个现代组织，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和改革时期，共产党表现出的许多超人智慧，表现出的许多过人之处，至今还无人能望其项背。但这些智慧并非“小技”，是有别于帝王将相的权术和一般的计谋韬略的，也并非什么秘密，是尽人皆知的，或者说是公开的秘密。我们知道，尽管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探索出一套丰富而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虽然并非军事机密，也被他人做过研究，但却很难被其他军队仿效。指出；“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选集》第4卷第1248页）这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核心竞争力，”有的学者把它概括为，“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和流不掉”。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智慧。

共产党的独到之处是什么？党的智慧的标记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许多人没有弄明白，许多人也学不会。也有一些人，表面上明白了，实际上没有真正弄明白。还有一些人，理论上知道了，实践上没做好，或者不想真做。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取决于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和党的事业。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事业是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一切，决定了党的智慧的性质。多少危急时刻，多少重大关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一再迭宕起伏，多次绝处逢生，实现一次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一向把人民看作国家的主人，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已的行动的出发点，使自已的全部工作始终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的期待，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要求，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志指出：“我们党根本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是党的智慧的真谛。

党的历史折射的智慧之光，至今仍闪烁着光芒，给人以启发，给人以指导。不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忘了自己身边最大、最有说服力的成功经验，无异于漠视当今主流的价值，无异于放弃了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学习榜样，无异于坐在无尽的宝藏旁边忍受着贫困的煎熬。当前，人们对国外的东西介绍的很多，甚至有人言必称西方，居然没有认识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党史常识中，蕴藏着博大精深的智慧。有一段时间以来，对无数革命先烈和众多先进模范用汗水、智慧和生命铸就的伟大精神遗产“视而不见”者有之；说“好箭”、“好箭”，但就是不放者有之；口若悬河式地标榜称颂，自己却背道而驰甚至腐败堕落者也有之。历史早已翻开了一页，党的历史虽然已成为“过去”的往事，社会生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面临的问题也大不相同，但大的方向没有变，大的道理没有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眼光和方法，必将贯穿于党的整个历史进程，甚至可以说，“自古已然，于今为烈”。

从智慧角度解读党的历史，揭示中国共产党政党智慧的形成与发展规律，研究中国共产党政党智慧的特点，还是目前党史、党建学科较为薄弱的领域。伴随时代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变迁，中国共产党要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驾驭纷繁复杂的局势，保持先进性，科学发展，必须不断丰富和提升党的智慧。当前，红色经典不断升温，全力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恰逢其时。全社会上下对党的先贤和革命英烈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崇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景的向往，对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期盼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使党的智慧研究和宣传有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我们应当从理论创新的高度，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俯身时代最前沿，研究和挖掘党的智慧的瑰宝。要把中国共产党的智慧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来研究，使党的智慧研究成为党的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提炼出有深度有创见的理论精华，寻找出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坚持这样做，对于我们党更好地把握今天的形势和未来的方向，提高党的决策水平，规避决策风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促进党的事业的发展，保证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具有重要意义。

把解读党的智慧作为框架，重组高校政治理论课的知识基础，是创新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大胆探索。党的理论和主张只有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才能有效发挥作用。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行之有效的途径，把理论叙述的生硬晦涩，使人不感兴趣，难以被人接受是很大的缺憾，也是很大的缺点。邓小平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道理。党的十七大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用大众化的喜闻乐见的方式，研究表述中国共产党的诸多智慧，把深刻的道理寓于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的经验、感悟之中，让政治理论课成为精神的盛宴，使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具有亲切感, 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智慧对人生的意义篇（11）

关键词:智慧经济 知识经济 解释 理论框架

知识与智慧的关联与区别

到目前为止,人类根据推动经济发展主导要素的演变,分别定义了农业、工业等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是从强调知识在经济社会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出发的。因此,各国在定义这种经济形态均使用英文词汇“Knowledge Economy”,我国在翻译该词汇也将其定义为“知识经济”。为明确知识与智慧的差别,本文先研究有关权威工具对知识与智慧的定义。

关于知识的定义。根据《辞海》的解释,“知识”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从本质上说,知识属于认识的范畴,其表现形式是人类全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成果的总和。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的解释,所谓知识,从其反映的内容而言,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与联系的反映,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从其反映活动形式而言,有时表现为主体对事物的感性知觉或表象,属于感性知识,有时表现为关于事物的概念或规律,属于理性知识。通过上述定义,可以推出,知识主要是人类以往经验或技能的积淀,包含前人的智慧,只要具备相同的前提条件,通过在相同条件下的运用,可以取得与以往一样正确效果的人类认识。

关于智慧的定义。在《辞海》中,智慧是指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新华字典》(2004)中智慧指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通过上述定义可以知道,智慧强调的是一种能力,也可以说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创见性的加工,独辟蹊径,形成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本身是一种全新的创造性思维形式,是知识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深加工和再运用。它强调解决问题思维过程的创新性结晶,如火花、灵感、创意等。

从上述概念可以归结出知识与智慧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知识是对以往人类经验和智慧的总结,而智慧是在以往知识更高层次的运用和加工。知识主要描述人类对以往实践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反映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思想和情感的信息,而智慧是根据以前的知识,结合新的情况和环境,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思维,形成新的条件下被证明为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知识。

知识强调可以在相同条件下重复永续运用,而智慧强调短时间的创造性思维。知识是对以前认识的总结,在相同条件下可以永续运用,在时间上具有永存性,而智慧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解决某些问题进行创造性思维中短时间内产生的,在时间上不具备永存性。

知识是智慧生产出来被记录的结果,而智慧强调知识创造的过程。智慧一旦被记录下来,就成为知识,可以与他人以同样的方式拥有和利用该知识,在空间上可以无限复制自己,而智慧很难复制。而智慧往往是思维对某一问题的创新性思维的过程,强调专有性,它因环境、对象而转移, 可能在此时此地被创造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在彼时彼地无法运用。

智慧经济学的提出

从上述智慧和知识概念上的区别,笔者认为知识经济概念不能全面描述人类智慧在创造社会财富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运用知识经济概念概括当前经济发展形态不贴切,有必要建立新的经济学概念,即用智慧经济概念来概括当前经济形态更为准确和完整。

知识经济本质上是智慧迸发推动的结果。作为知识经济的主导产业,信息技术、知识产业其实都源于创新性思维、依赖于智慧的迸发。其一,知识经济强调技术创新,而这种技术创新本身是智慧创造的结晶。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周期缩短,对国家和企业来说,进行知识创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这个过程就是智慧的创造与涌现,是智慧创造速度、质量、数量的全面竞争和比赛。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平均每年引进技术高达2207项,促进了国内经济迅速腾飞。由此可见,已有的技术也就是以前的知识是可以复制、重复运用。但后期日本模仿和复制过多,而本身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创新能力不足,结果导致日本经济的竞争力不及美国。其二,知识经济强调产品创新,而产品创新是思维火花、创意等智慧迸发。知识经济强调产品个性化、特色化生产和设计,其本质上属于智慧的属性。一方面,知识可以复制,并运用同一标准进行生产。而智慧具有专有性,它针对特定的需要和特定的环境而被创造出来,环境变化就会导致失败。另一方面,满足个性化的需求,需要创新性的产品。有学者指出,标准化的产品永远是“旧”产品,容易被市场淘汰,而“个性化”的产品永远是“新”产品,新的产品往往需要创造,而创造更需要智慧。其三,知识经济强调生产管理方式创新,而这种管理创新往往是智慧的成果。科技产品的创新与运用,需要企业生产活动的组织与管理模式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而这种模式的变革需要进行创新性思维,结合已有的管理科学知识、行为知识,在更高层次上进行再造,创造出更多的管理智慧。

智慧的大量创造、迸发已经逐渐替代知识、资本等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目前,知识经济的重要产业――信息产业,在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达到40%-60%左右。在当前信息产业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是“思维运行时间”而不是“机械运行时间”,也就说是“智慧的运行速度” 、“智慧的组合和创造”决定企业创造财富的速度和企业的命运。因此,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是大量技术的创新和运用,而大量技术的新发明就是智慧的发现、运用,将经济的快速发展归因于技术和知识的运用不全面,毕竟知识是过去认识的总结,如不进行再创新,也就是进行大量智慧劳动,就无法解释创造、技术的新发明大量涌现的根本原因。

智慧的重要表现方面“创意”在逐步改变和创造生活。创意本身是属于智慧的范畴,并非知识所能全部概括的。英国是全球最早提出和发展“创意产业”的国家。据其定义,“创意产业”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并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以促进整体生活环境提升的产业。据统计,1997-2001年间英国以文化为主体的创意产业年增长率达到8%,是同期英国总体经济增长2.6%的3倍多,成为英国发展最快的产业。美国是全球文化创意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从1996年开始,文化创意产品超过其他所有传统产业,成为美国最大宗的出口产品。到2002年,美国文化-创意产业产值达到5351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5.24%。另据有关专家介绍,目前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的产值,并以5%的速度递增。这充分说明,以创意为代表的产业在推动经济发展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创意本身属于智慧的范畴,因此,智慧的创造、消费实际上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成为经济快速发展新的加速器。

智慧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框架

作为一个新提出的概念,笔者借用知识经济概念的某些提法来定义智慧经济。他认为智慧经济是指建立在智慧的发现、创造、运用、消费基础上的经济,智慧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生产力诸要素的各个方面,智慧资本在社会财富创造中越来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智慧经济时代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内容表现为智慧的生产和消费,它是智慧经济化和经济智慧化相统一的过程,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一)智慧经济发展的动力

1.智慧经济内在驱动力。人是智慧经济时代的内在驱动力。在这个时代,人不断地实现智慧经济化,推动人类生产力不断改变。同时,创造智慧主体的人,在将智慧经济化的过程中,逐步将智慧内化到人类的生产生活中,改变人的思维活动和生活方式,推动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由以物质和服务等有形产品生产为主转变为以智慧生产、创造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生产活动,从而实现经济智慧化。因此,人的“智慧”是智慧经济化发展的无穷动力,人是智慧经济时代的核心和目的,是智慧经济化和经济智慧化的直接创造者。

2.智慧经济外在推动力。智慧经济发展涉及智慧培养途径、环境、转化等方面,因此,可以将智慧经济外在推动力分为:教育力。教育是启迪、开发人的智慧的前提条件,而教育培养模式是否适应智慧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是发展智慧经济的关键;环境力。营造鼓励智慧生产、创造文化,社会环境是推动智慧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制度力。在智慧经济时代,国与国核心竞争力表现在制度力的竞争,能否建立有利于智慧创造和开发的制度是发展智慧经济的重要基础;整合力。智慧经济时代要实现经济智慧化,必须整合智慧创造与创新各种综合力量,形成推动智慧的生产、交易、流通的统一链条;分配力。在以前历次经济形态中,人们没有对分配的重要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分配力也是生产力。在智慧经济时代,智慧生产和创造出来,必须借助先进的分配模式,将智慧资本参与经济成果的分配,调动人们创造智慧的积极性,从而才能推动智慧向为智慧成果转化。

(二)智慧经济时代的产业分类

借鉴庄一召《关于智慧产业》对智慧的分类并根据其在智慧经济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可以把智慧经济时代的产业分为三类:创新性智慧产业、发现性智慧产业和规整性智慧产业。

创新性智慧产业。主要指从无到有地创造或发明新的东西。如策划、广告、软件、影视、艺术等都需要新的创新,可以归属于创新类智慧产业的范畴。

发现性智慧产业。主要指发现本来就存在,但随着时展、认识提高或科技进步、被新认知的东西。一些科学研究,如天文、物理、考古、地理学等可以归属于发现类智慧产业的范畴,另外,新闻由于涉及深加工也可以属于发现类智慧产业的范畴。

规整性智慧产业。主要指可以运用现有的规则如法律、法规、制度、政策、方针、方法等来调整、梳理、矫正、改变已经存在的东西。如司法、会计、教育、培训、出版等都属于规整类智慧产业的范畴。

(三)智慧经济的主要特征

在智慧经济时代,人的智慧引导着知识进化,知识的进化孕育着智慧的大发展。一般来说,智慧经济具有如下特点:

1.主要资本是智慧资本。与以前的农业、工业、知识等经济形态相比,在智慧经济时代,智慧取代劳动、资金、知识等要素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要素,相应的智慧资本成为社会的主要资本。智慧经济中,智慧资本是第一资源,谁拥有智慧资本,谁就是社会财富的主导者。智慧资本发挥作用主要通过品牌资源、概念创新、知识产权、创意发展、智慧的再创新和再消费进行。智慧经济时代,人是智慧的载体,因此智慧精英是智慧经济社会培养的主要目标。

2.消费对象主要是智慧的消费。智慧经济时代的消费,本质上就是消费智慧、运用智慧的新型消费模式,也就是消费智慧、观念、创意等精神财富的过程。

3.资源配置的主要对象是智慧的分配。在智慧经济中,智慧成为稀缺资源,智慧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科学、合理、综合、集约的配置,而不像工业文明时代对土地、石油等短缺资源的配置。因此,在智慧经济时代,对智力资源(人才和智慧)的占有比工业经济中对稀缺自然资源(土地和石油)的占有显得更为重要。

4.主导产业主要是思维、观念等产业(第四产业)。联合国组织把现有知识经济自主产业分为: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新材料科学、空间科学、海洋科学、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和管理科学(软科学)技术。在智慧经济时代,主导产业不仅涵盖以往产业中的智慧创新,还涵盖了创意等产业、与智慧生产相关的服务业,以及思维产业、观念产业等(笔者称之为第四产业)全新的新型产业态。

5.竞争主要是培养智慧人才模式的竞争。智慧经济时代教育应该是启迪、开发智慧的教育,其重要环节是建立启迪智慧的教育模式。智慧经济时代要求培养、开发人的智慧,培养一个有智慧的人,让人掌握创造智慧、发现智慧、运用智慧的方法,让每个人的智慧尽可能发挥、展现。与此相适应,在智慧经济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智慧创造能力的竞争,更是培育智慧人才模式的竞争。谁在开发人才智慧的培养模式上占据先机,随就把握了竞争的主动权。

(四)发展智慧经济的思路

加强对智慧经济形态的研究。目前,国内有部分学者从不同侧面开展了智慧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以及经济生活中对智慧的研究,还没有正式形成智慧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为此,需要国家从战略层面支持智慧经济学基础研究,重点研究智慧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对象、机理、内容、产业等问题,探讨智慧经济社会如何形成的过程、资源如何配置、如何形成主导产业等重大问题。特别要结合目前国内开展的“知识城”建设的实践,进行深入理论探讨,形成比较完善的智慧经济学研究体系。

建立有利于智慧经济发展的教育培养模式。目前我国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没有按照启迪、开发人的智慧的模式进行人才培养,这是造成我国高等教育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侧重于启发人的思维,启迪人的智慧,而不是在知识拥有上超过我们,是在智慧创造能力上胜出,更主要的是在培育智慧的模式上领先于我们。因此,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培养模式是符合智慧经济时展要求的,与此相适应,其经济形态已部分进入了智慧经济时代。而我国教育目前仍停留在知识学习、复制或部分创新阶段,还没有转入启迪人们智慧的教育模式阶段,不适用于智慧经济时代对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与此相适应,我国经济总体形态上仍处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和部分智慧经济三种经济形态交织的混合时代。为此,必须对我国高等教育进行整体性的改革和创新。逐步建立高校办学公平竞争机制,如综合实力前20名部属高校开展公私合办试点,允许个人和企业通过冠名等形式资助高校办学,扩大办学自。

抢占智慧经济时代主导产业发展的先机。要按照“先智慧经济化、后经济智慧化”的原则,进一步营造鼓励推动智慧创造的良好环境,选择创意、思维、观念等产业,以及与智慧生产相关的服务业作为推动智慧经济化的先导产业,国家从财政、税收、规划、智慧产权保护等方面,全面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尝试开展“智慧城”建设,建立智慧产业创新园区,健全孵化机制,培育未来在智慧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智慧产业,通过推动智慧经济化,进而最终实现经济智慧化。

参考文献:

1.刘韧.潘石屹的智慧经济[J].知识经济,2002(4)

2..“头脑风暴”助推重庆“智慧经济”――院士献计重庆发展观点集萃[J].当代党员,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