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论文大全11篇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1）

[4] 程洪，盛丛峰.论武汉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与对策[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5]罗争玉.文化事业的改革与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62.

[6]文化部.文化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文产发〔2012〕17号）[EB/OL].，2012-07-09.

[7]欧阳坚.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创新[EB/OL].http：///politics/2010-07/12/c_12323560.htm，2012-07-12.

[8]齐勇锋.关于推动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初步探讨[A].2004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R].2004.32.

[9]俞晓敏.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8.111-112.

[10]胡晶晶，戴锐.文化产业发展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思及责任定位[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11]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2.

[1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http：///jrzg/2011-10/25/content_1978202.htm，2011-10-18.

[13]文化产业振兴规划[EB/OL].http：///jrzg/2009-09/26/content_1427394.htm，2009-09-26.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Cultural System Reform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2）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标志着呼唤已久的新一轮教育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然而，教育体制改革并非万能，也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杰出人才的培养，固然依赖于教育体制等外部制度的革新，更需要教育体制背后的文化心理的支撑，以及先进的文化理念作为后盾。我们要改革的不仅是外在的教育制度，更重要的是将教育体制改革重点落实在人心的改造上，特别是文化性格的重塑上，最终造就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今天整个文化面临艰巨的现代化转型，多种文化样态并存，文化转型也日趋复杂和多变，这些都意味着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教育体制改革与文化转型的关系辨析

与前几次教育改革不同，此次教育体制改革一个最直接的突破口，便是席卷全社会的关于“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的讨论。虽然人们提供的方案各不相同，但是学界无一例外认为，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已经发生深刻转型，教育体制却严重滞后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步伐，必须做出相应调整。WWW.133229.COm因此，改革教育中与先进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落后体制，便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是文化转型的必然要求。教育的本质，说到底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培养什么样的人，便是一个文化问题。当一个社会出现新的文化元素和新的文化诉求，并要求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时，会最先反映在教育层面，要求教育通过不断调整和变革自身，以培养出符合新的文化需要的人才。今天，创新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新的方向，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不仅是要培养现代意识的公民，更要培养出能够具有创新意识的杰出人才。

当然，教育体制改革并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的封闭的改革，它是在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互动中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需要多方力量的支持，特别是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支持。教育体制改革不能仅仅依靠教育制度自身，还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协同运作，教育问题的凸显，所呈现出来的恰恰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困境。教育体制改革的成败受制于新旧文化力量的制衡。新文化为教育变革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引领着教育改革的发展，而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传统，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日趋固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对教育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规定、制约甚至延缓作用。

另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为文化转型提供动力。自从人类开展教育活动以来，教育对保存和传承文化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社会通过各种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既保证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化资源。当然，在此过程中，教育并不是消极地继承文化。教育往往会甄别、遴选出优秀的文化，并加以传承。教育者立足于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而且受教育者本身会发挥创新才能，对既有的文化加以创造和革新，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这种文化选择，教育体制不断改变着现实社会的文化基础，引导社会进步。正如樊浩所说，“教育的任务，在于帮助和引导人们建构超越于世俗之上的崇高而神圣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造就真正的人，也造就人的精神和社会文明的平衡、健全和合理。教育对于意义世界构建的效力及其合理性，就成为教育的文化力量的内在表征。教育应该成为社会的文化创发源和辐射源，教育应该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文化支持和文化批评，并充当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的自觉承荷者和时代精神的代言人”。［1］这正显示出教育体制改革对文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教育体制改革面临的文化状况

今天的中国，文化领域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传统精英文化、现代世俗文化、商业文化、后现代文化多元文化并存的宽容的、开放的文化生态。认清我们时代的文化状况，对于更好地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的中国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文化状况呢？大致而言，今天的中国正面临三重文化形态的建构。

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处于主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作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依然是我国的主导文化形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是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人民素

质的提高，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就是培养出具有“四有”特点的社会主义公民。当然，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随着政治的开明以及社会的进步，除了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之外，各种亚文化也在兴起和发展，使得文化价值观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二是传统文化热方兴未艾。虽然经过近代以来的历次文化批判，传统文化日益式微，但是传统文化的因子依然流淌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并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为了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一些人士把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的典籍中，试图寻找根治精神创伤的文化药方。以复兴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热，在全社会蔓延开来。借助百家讲坛、孔子学院、拜祭黄帝陵等或民间或官方的行为，传统文化中符合当今人们心理需求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思想资源被人们汲取出来，有利于疗治失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是，人们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政治层面的等级观念、长官意志、特权意识；经济社会层面的小农意识、保守意识；文化层面的人格依附意识、缺乏创新意识——依然缺乏足够的反思和警醒。

三是商业文化和世俗文化肆虐。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治动荡之后社会普遍的虚无心态，以及商品经济重利文化的冲击，世俗功利主义文化乘虚而入，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文化的世俗化与商品经济同步而行，商品经济所奉行的互惠、实用、重利的原则深深地影响了世俗文化的形成。这种文化的人性基础，是人性恶的物质利益驱动论——支配人们活动的动机，归根到底是谋取实物的利益；其核心是效率和效益的最优化原则；其价值取向是绝对的市场化价值取向。［2］世俗文化将关注的焦点投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物质世界中，随着人们对性、欲望、金钱等物质、生理层面的渴求迅速膨胀，以及对现世幸福的关注超过了精神层面的追求，人文精神日益衰退，理想、价值被放逐，整个社会生活在尘世里，缺乏超越精神和理想情怀。以功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世俗化运动，对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

不可否认，商业文化和世俗文化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因素，它肯定人的世俗价值，强调个体的利益诉求，张扬人的生存欲望。世俗文化的崛起，对唤醒被传统文化压抑已久的人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制约教育体制改革成败的双重文化阻力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21世纪的教育体制改革“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说到底，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培养适合时展的具有新的人文精神和现代意识的公民。这种现代公民，既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土壤中，又具有开阔、开放的国际视野；既需要一定的文化守成意识，又具有深刻的怀疑精神、创新意识；既具有独立的个体人格精神和文化自觉，又遵守现代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

鉴于中国正处于文化转型的现实，要切实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解决好制约教育体制改革的双重文化难题。

一方面，警惕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带给教育体制改革的阻力。在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占主流地位，但是传统文化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教育改革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守成式的、控制性的文化。传统文化主张的是集体的力量，个体应该置身于集体之中。传统文化贬低个人权利，无视人的个性和自主性，扼杀个体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这种保守主义的、中庸式的群体文化观突出表现在要求学生唯书本、 唯标准答案是从，忽视学生的思辨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种教育专制主义是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的，不仅扼杀了个体的好奇心，也培育不出杰出人才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和怀疑精神。因此，教育体制改革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教育的消极影响，教育改革必须要以新的个体本位文化形态来引导，充分尊重和呵护人的好奇心和创新精神。

另一方面，警惕现代功利主义文化带给教育体制改革的阻力。功利主义如今全面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教育活动中。从幼儿园开始的各种考试、竞赛和评优，其背后功利式的文化心态，已经在民众中根深蒂固。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需要社会大环境的荡涤，绝非单纯依靠教育体制改革便能解决的。像近年来愈演愈烈并被人们广为诟病的“择校热”和“学区房”问题，亦是这种功利观的尖锐体现，它已经深深伤害了中国基础教育公平，显

然也无法依靠教育内部的制度调整所能解决的。

而高等教育所受到的功利主义文化的侵蚀，其状况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固然不能死守精英教育的路数，但是高等教育毕竟承载着民族的希望，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人才的重任。反观当下的大学，以各种数目字管理教学和科研；经济利益刺激下的盲目扩招让大学不堪重负；各种文凭班、老板班让大学沦为钱权交易的场所；为了追求就业率，不惜在就业数字上大费周章。正如著名学者王英杰所说，很多“优秀的青年学者对行政职务青睐有加，使出浑身解术务求获取，失去行政职务则如丧考妣，魂不守舍。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怎么可能生长出大师”［3］？

教育的问题固然是功利观念侵蚀的结果，但是也跟我们的教育理想的缺失有很大关系。以大学为例，一些大学已经抛弃了学术神圣的传统，忘记了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的根本宗旨。因此，如果不改变这种功利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环境，让教育理想和教育传统真正回归，那么，我们再有多么完善的教育制度，也可能是绣花枕头。

当然，上述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对教育改革的阻力的分析，也说明了教育体制改革还面临着严重的文化认同问题。教育体制改革的领导者和政策方略的制定者固然有很多美好的理念和设想，但是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缺乏基层教师的参与。这种灌输式的教育体制改革如果得不到基层教师的文化认同，抑或基层老师的文化素养和理念跟不上改革的节拍，都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这将使得教育体制改革面临更加复杂的文化矛盾。

参考文献：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3）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标志着呼唤已久的新一轮教育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然而，教育体制改革并非万能，也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杰出人才的培养，固然依赖于教育体制等外部制度的革新，更需要教育体制背后的文化心理的支撑，以及先进的文化理念作为后盾。我们要改革的不仅是外在的教育制度，更重要的是将教育体制改革重点落实在人心的改造上，特别是文化性格的重塑上，最终造就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今天整个文化面临艰巨的现代化转型，多种文化样态并存，文化转型也日趋复杂和多变，这些都意味着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教育体制改革与文化转型的关系辨析

与前几次教育改革不同，此次教育体制改革一个最直接的突破口，便是席卷全社会的关于“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的讨论。虽然人们提供的方案各不相同，但是学界无一例外认为，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已经发生深刻转型，教育体制却严重滞后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步伐，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因此，改革教育中与先进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落后体制，便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是文化转型的必然要求。教育的本质，说到底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培养什么样的人，便是一个文化问题。当一个社会出现新的文化元素和新的文化诉求，并要求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时，会最先反映在教育层面，要求教育通过不断调整和变革自身，以培养出符合新的文化需要的人才。今天，创新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新的方向，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不仅是要培养现代意识的公民，更要培养出能够具有创新意识的杰出人才。

当然，教育体制改革并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的封闭的改革，它是在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互动中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需要多方力量的支持，特别是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支持。教育体制改革不能仅仅依靠教育制度自身，还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协同运作，教育问题的凸显，所呈现出来的恰恰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困境。教育体制改革的成败受制于新旧文化力量的制衡。新文化为教育变革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引领着教育改革的发展，而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传统，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日趋固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对教育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规定、制约甚至延缓作用。

另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为文化转型提供动力。自从人类开展教育活动以来，教育对保存和传承文化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社会通过各种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既保证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化资源。当然，在此过程中，教育并不是消极地继承文化。教育往往会甄别、遴选出优秀的文化，并加以传承。教育者立足于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而且受教育者本身会发挥创新才能，对既有的文化加以创造和革新，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这种文化选择，教育体制不断改变着现实社会的文化基础，引导社会进步。正如樊浩所说，“教育的任务，在于帮助和引导人们建构超越于世俗之上的崇高而神圣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造就真正的人，也造就人的精神和社会文明的平衡、健全和合理。教育对于意义世界构建的效力及其合理性，就成为教育的文化力量的内在表征。教育应该成为社会的文化创发源和辐射源，教育应该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文化支持和文化批评，并充当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的自觉承荷者和时代精神的代言人”。［1］这正显示出教育体制改革对文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教育体制改革面临的文化状况

今天的中国，文化领域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传统精英文化、现代世俗文化、商业文化、后现代文化多元文化并存的宽容的、开放的文化生态。认清我们时代的文化状况，对于更好地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的中国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文化状况呢？大致而言，今天的中国正面临三重文化形态的建构。

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处于主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作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依然是我国的主导文化形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是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人民素

质的提高，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就是培养出具有“四有”特点的社会主义公民。当然，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随着政治的开明以及社会的进步，除了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之外，各种亚文化也在兴起和发展，使得文化价值观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二是传统文化热方兴未艾。虽然经过近代以来的历次文化批判，传统文化日益式微，但是传统文化的因子依然流淌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并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为了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一些人士把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的典籍中，试图寻找根治精神创伤的文化药方。以复兴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热，在全社会蔓延开来。借助百家讲坛、孔子学院、拜祭黄帝陵等或民间或官方的行为，传统文化中符合当今人们心理需求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思想资源被人们汲取出来，有利于疗治失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是，人们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政治层面的等级观念、长官意志、特权意识；经济社会层面的小农意识、保守意识；文化层面的人格依附意识、缺乏创新意识——依然缺乏足够的反思和警醒。

三是商业文化和世俗文化肆虐。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治动荡之后社会普遍的虚无心态，以及商品经济重利文化的冲击，世俗功利主义文化乘虚而入，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文化的世俗化与商品经济同步而行，商品经济所奉行的互惠、实用、重利的原则深深地影响了世俗文化的形成。这种文化的人性基础，是人性恶的物质利益驱动论——支配人们活动的动机，归根到底是谋取实物的利益；其核心是效率和效益的最优化原则；其价值取向是绝对的市场化价值取向。［2］世俗文化将关注的焦点投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物质世界中，随着人们对性、欲望、金钱等物质、生理层面的渴求迅速膨胀，以及对现世幸福的关注超过了精神层面的追求，人文精神日益衰退，理想、价值被放逐，整个社会生活在尘世里，缺乏超越精神和理想情怀。以功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世俗化运动，对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

不可否认，商业文化和世俗文化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因素，它肯定人的世俗价值，强调个体的利益诉求，张扬人的生存欲望。世俗文化的崛起，对唤醒被传统文化压抑已久的人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制约教育体制改革成败的双重文化阻力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21世纪的教育体制改革“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说到底，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培养适合时展的具有新的人文精神和现代意识的公民。这种现代公民，既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土壤中，又具有开阔、开放的国际视野；既需要一定的文化守成意识，又具有深刻的怀疑精神、创新意识；既具有独立的个体人格精神和文化自觉，又遵守现代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

鉴于中国正处于文化转型的现实，要切实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解决好制约教育体制改革的双重文化难题。

    一方面，警惕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带给教育体制改革的阻力。在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占主流地位，但是传统文化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教育改革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守成式的、控制性的文化。传统文化主张的是集体的力量，个体应该置身于集体之中。传统文化贬低个人权利，无视人的个性和自主性，扼杀个体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这种保守主义的、中庸式的群体文化观突出表现在要求学生唯书本、 唯标准答案是从，忽视学生的思辨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种教育专制主义是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的，不仅扼杀了个体的好奇心，也培育不出杰出人才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和怀疑精神。因此，教育体制改革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教育的消极影响，教育改革必须要以新的个体本位文化形态来引导，充分尊重和呵护人的好奇心和创新精神。

另一方面，警惕现代功利主义文化带给教育体制改革的阻力。功利主义如今全面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教育活动中。从幼儿园开始的各种考试、竞赛和评优，其背后功利式的文化心态，已经在民众中根深蒂固。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需要社会大环境的荡涤，绝非单纯依靠教育体制改革便能解决的。像近年来愈演愈烈并被人们广为诟病的“择校热”和“学区房”问题，亦是这种功利观的尖锐体现，它已经深深伤害了中国基础教育公平，显

然也无法依靠教育内部的制度调整所能解决的。

而高等教育所受到的功利主义文化的侵蚀，其状况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固然不能死守精英教育的路数，但是高等教育毕竟承载着民族的希望，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人才的重任。反观当下的大学，以各种数目字管理教学和科研；经济利益刺激下的盲目扩招让大学不堪重负；各种文凭班、老板班让大学沦为钱权交易的场所；为了追求就业率，不惜在就业数字上大费周章。正如著名学者王英杰所说，很多“优秀的青年学者对行政职务青睐有加，使出浑身解术务求获取，失去行政职务则如丧考妣，魂不守舍。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怎么可能生长出大师”［3］？

教育的问题固然是功利观念侵蚀的结果，但是也跟我们的教育理想的缺失有很大关系。以大学为例，一些大学已经抛弃了学术神圣的传统，忘记了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的根本宗旨。因此，如果不改变这种功利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环境，让教育理想和教育传统真正回归，那么，我们再有多么完善的教育制度，也可能是绣花枕头。

当然，上述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对教育改革的阻力的分析，也说明了教育体制改革还面临着严重的文化认同问题。教育体制改革的领导者和政策方略的制定者固然有很多美好的理念和设想，但是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缺乏基层教师的参与。这种灌输式的教育体制改革如果得不到基层教师的文化认同，抑或基层老师的文化素养和理念跟不上改革的节拍，都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这将使得教育体制改革面临更加复杂的文化矛盾。

参考文献：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4）

一、入世后政府体制改革

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我国的出口产品和对外投资项目将在WTO多个成员和地区中享受多边、永久的最惠国待遇。同时，我国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将获得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与改革方面的参与权。我国可利用WTO的贸易争端纠纷的机会，即在发生较大的与他国的贸易纠纷时，通过多边谈判和国际贸易纠纷仲裁程序去协调和解决，从而可避免一些单方面贸易报复所产生的向题。

(一)有利于我国的制度创新

加入WTO后，要求我国遵守相应的制度和规则，给了我国一个制度供给主导性起主要作用的国家产生制度变迁需求的强大压力，这必将促进我国的制度创新。

WTO规则包括(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四个附件。附件一包括:附件lA即货物贸易多边协议，附件lB即服务贸易总协定;附件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附件二包括:关于战争争端解决规则及程序的谅解。附件三包括:政策评审机制。附件四包括:民用航空器协议，政府采购协议，国际奶制品协议，国际牛肉协议。这四个附件中，前三个附件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第四个附件只对接受成员具有约束力，对未接受的成员不产生任何权利和义务，因此又称为复边协议或诸边协议。

为了与WTO规则和各项协议相适应，我国已对《著作权法》、《商标法》、《对外贸易法》、《保险法》等等进行修改。在货物贸易方面，需制定《反倾销法》、《反补贴法》、《电子商务法》。在服务贸易领域，需制定《外汇管理法》、《旅游法》、《投资基金法》等。在全国人代会修改和制定法规的同时国务院也加快了大量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它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使之与WTO规则、协议的规定相一致和适应。资料显示:目前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已清理了2300多件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它规范性文件，一些废止的法规已经公布，其它的将陆续公布。上述的一切标志着我国的制度创新将进人一个新时代。

(二)有利于我国高祈技术产业的发展

在我国加人WTO后，外资将更多地以风险投资形式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已经使国际资本把占领经济制高点、抢占前瞻性领域的范围扩大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随着竞争优势向知识和技术的倾斜，跨时空拓展技术应用正成为公司发展战略的核心。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在未来经济中的作用不可忽略。它不仅会成为中国全盘经济的制高点及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推动力，而且技术力量和市场前景对世界经济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取得参与资格后，意味着拥有了重要的市场份额，将满足中国长期发展战略需要。

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已出现大幅下降，但由于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巨大的市场潜能，形成了大量的增值机会，延伸了资本运作范围，国际资本已经将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列人了全球最具价值的市场之一，正逐渐加大投资份额。从我国人世前WTO的谈判可以看出来:外方十分渴望扩大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提出参与我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发展、扩大市场份额、以特定的基金形式投人运作等要求。这些外资可以以风险投资形式实现对我国的资本扩张，进而带动国内民间投资向风险资本的转化，造就足够多的市场参与主体，形成高技术企业发展必须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基金。国际资金本身构成新的投资主体，直接扩充民间资本比重，增加民间资本数额，形成有实际推动力的资本支持。

另外，加人WTO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外留学人才的回国创业和原有科技人员创业。据统计，海外华人有近三千万散布在世界五大洲。海外华人中具有高、中级职称的高级技术人才就有十万。海外华人尤其是留学生数量多、质量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否争取他们回国创业或者为国服务，关系到中国技术产业发展前途。

二、入世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中国加人WTO必然牵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其中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换以及服务业的现代化是结构调整中三个相辅相成的方面，这三个方面的任务是否完成，将直接关系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状态和趋势。

(一)发展以信息技术产业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

我国目前的进出口结构仍然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其基本原因是，我国目前的行业内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与加工贸易相关。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制造业的技术等级不高，高技术含量产品市场上占较大比重的是进口品。因此，这几年中国积极推进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替代进口品。这种替代进口不是对进口品设置政策性堡垒，而是利用市场开放型经济:一是开放市场，允许外国制造业产品进人;二是从国外进口技术和中间品，生产替代进口品;三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建厂。

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时普遍面临的问题是工业低水平严重，在加人WTO的条件下，差距扩大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追逐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低于其水准的制造业可能被发达国家扼杀。这可以说是我国制造业发展所遇到的经济全球化的严重挑战。应对的路径只可能是发挥后发优势，瞄准现代最新技术和产业，直接发展现代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这种跨越就是要跨越一个技术时代，直接进人现代技术时代。

因此，我国在加人WTO以后面临的结构转换任务是，抓住时机根据现代化的目标推进产业升级，其基本要求是国际分工结构由目前的比较利益结构转向谋求竞争优势。在发达国家进人新经济的背景下，中国结构转换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产业。由此为计算机、网络、通信等技术、产品和服务进人中国提供巨大的市场。

(二)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中国是农业大国，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中国的农业特别是种植业，20多年虽然相对增长速度较慢、比重呈下降趋势，但其绝对额仍然在不断增长。但是，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和农民收人低下的问题仍然是我国社会经济的突出问题。在加人WTO后，农业在短期内将是受到冲击的最大一个部门。以主要农产品国内外价格比较为例，见下表:

上表清楚表明:(l)我国农业产品中的大宗产品，即谷物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均没有优势;(2)在我国经济作物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大豆、花生及其加工产品豆油、花生油也不具备优势。面对外国农产品进人，中国的对策不一定是以同样的产品针锋相对抢夺市场，而是调整产业结构，减少一部分低效益的谷物生产，转向具有出口潜力的产品(例如园艺产品)。这同时意味着主动让出一部分市场给国外产品。

(三)服务业的提升和服务业的现代化

中国目前的现状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对外开放程度也低于制造业。中国的服务业的落后不仅在于其总体比重低，还在于其结构处于低水准。目前在服务业中占较高比重的是进人堡垒较低的运输、餐饮、娱乐、房地产等。其中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占25%左右。而具有主导性、现代性的金融、保险、通讯等行业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则严重滞后。

根据有关协议，我国将在2005年允许外商独资银行经营银行零售业的全方位服务业务，并开办人民币业务;人世后国外券商和基金公司将进军国内市场，以合资的方式设立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三年后持股可增加到49%。允许国外保险公司拥有50%的股份。初步分析，加人WTO对我国金融产业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中资银行的呆坏账没有完全处理，储户的流失可能会导致其流动资金短缺，从而引发财务风险;(2)由于大量呆坏账存在，加上员工素质偏低，在缺乏透明度情况下积累的金融风险在人世后外界力的作用下可能成为威胁金融安全的主要根源;(3)中资银行优秀人才的流失;(4)在资本市场上，对A股和B股市场影响存在巨大差异性，对游资的监管成为一个要害问题。

三、入世后我国政府的主要任务

加人WTO后面对的是机遇、挑战和任务，实际上“锁定”了我国改革的方向，即中国必须朝着开放的市场经济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同时我们承诺的时间表也锁定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迫使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加快改革的步伐。

(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1.以产权多元化改造国有企业，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此必须做到:一是对国有独资企业的数量要严格控制。除保留少数必要的国有独资企业外，大多数起支柱作用的大型国有企业都应改造为产权多元化的现代公司。二是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特别要注意给国内私企充分的“国民待遇”。

2.建立国资委下属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大型集团公司，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实现政企职能分开，保证国有资产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内增值。

3.建立一个使中国企业家健康成长的新机制。其要点一是企业家职业化，把经营者同公务员分别开来;二是建立企业家市场。企业家的选择机制主要是市场机制;企业家的劳动力价格应由市场评价，并由企业按照其绩效、风险、责任来自主确定，而不应由政府来确定，不应同外资企业的工资待遇有很大的差距。以市场化的选择、激励、约束机制，从根本上杜绝企业领导的短期行为和“59岁现象”。

(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民营经挤和外资经济，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因为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比重小，实力弱，很难承接和填补国有经济的退出部分，也很难支律起“多元化”的一极。

现实中，我国作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每年有数百亿的境外投资进人，它们都是私人资本。多年来，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广大私营民营企业表现出了国有企业所无法具有的活力和效率。法规也已制定了保护个人独资企业的法规，但仍然存在许多避垒，主要表现为:

首先在融资方面的不公正待遇。许多国企和政府工程尽管决策失误、浪费严重，造成资金大量损失，经营长期亏损，无力偿还借款，却仍然可以根据政府部门的指令继续从银行获得信贷，而民营、私营企业却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同时也得不到给予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如减免税等。其次，在市场准人方面的歧视。实际经营领域中，准许国有经济进人的行业有80多个，准许外资进人的行业有印多个，而准许国内私人和民间资本进人的行业只有40多个。

(三)国内市场壁全有待消除

国内经济在许多地方及行业中依然存在着对国内产品和投资的种种壁垒。形形的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这些国内的地方和行业壁垒，不仅阻挡着外地产品的自由进人，而且使用行政权利为一些质次价高的产品提供庇护。所有这些现象表明，我国经济在诸多方面，还面临不公平、不公开的市场，最终不会培育出具备现代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企业。因此需要各地各级政府树立新观念，转变旧职能，培育市场功能。

(四)以信息产业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1.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产业为先导产业，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带动整个工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2.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信息化改造，使之成为兼有“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双重特点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如纺织、轻工等产业。

3.大力扶植高科技中小企业，充实鼓励风险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给予他们一个全面发挥的机会。

(五)迅速提升我国企业管理水平

1.把握最新的管理理论，树立现代经营理念。特别是由物本管理转向人本管理再转向智本管理;由你死我活的刚性竞争转向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柔性竞争;由重视有形资产转向更重视无形资产;由传统的营销系统转向网络营销;由被动的适应环境转向主动的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由企业组成的科层化、凝固化转向企业组织的扁平化、网络化、柔性化和虚拟化等。总之，我们的企业领导者必须更新观念、跟上新的管理形势。

2.以国内外先进企业为样板，推广追赶战略和标杆管理，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在管理方面的差距。企业应建立进步无止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标杆管理观念，不断完善自己。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293-02

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责任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和面临任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这是指导中国文化改革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对加强全民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做出了重要规定。《决定》指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计划，加强重点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这些内容，无疑是对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鞭策，增强了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这对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高校肩负着为党和国家培养优秀人才的重任，做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根本保证。特别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有意识地引导大学生认识当前我国的国情，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力军，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切实使大学生充分认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因此，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新的要求和责任，面临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的要求和任务，针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特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使命更加崇高，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艰巨，我们应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的战略高度，认识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意义。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挑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利益结构等方面的调整，促使着社会个体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价值标准、社会规范、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改革中深层次的矛盾日渐凸显，加之开放层次和领域的增多，文化传媒的丰富和多样，各种价值观念交织，致使人们的思想、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状况，2013年5月至7月，课题组在成都部分高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进行了不记名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收回有效问卷775份，有效回收率为96.8%。调查结果显示：12.8%的大学生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比较差；51.6%的大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一般；只有35.6%的大学生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很好。大多数的同学都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非常重要，认为当代大学生除认真学习好自己的专业课知识外，还应该具备优秀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质；有少部分同学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较差，表现在教学内容陈旧，有些内容已经在中学阶段学过，教学方式方法单一，对大学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问卷结果还反映出大学生更重视专业课。

通过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与整理，课题组认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不强的原因有多方面的，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课程教学因素。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要求在课堂上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发挥大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性能有效保证教学活动的开展、促进大学生思想和行为转化的内在动力。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观认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是一种交往互动关系，应该充分发挥学习者学习的主体作用。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忽视学习者的个性，教学中不能做到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多数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面对的是几十甚至上百人的大班课堂，教师面对的是不同专业的学生，讲授缺乏特点和针对性。课堂上往往缺少师生之间的讨论和对不同意见的争论，课后师生之间也缺少沟通和反馈。

第二，社会环境因素。大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可能会对现在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现象缺乏正确的判断。当今社会在党风、社会风气方面都存在着一些消极表现，如贪赃枉法，腐化堕落，权钱交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大学生很容易受到这些消极现象的影响而产生政治评价的偏激和信仰信心的失落，从而减低了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容的认同感，甚至会产生逆反心理。

第三，学生自身因素。面对现代社会日益加剧的竞争，为了在未来的择业中处于有利地位，研究生考试、过级考试、出国考试等已成为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主攻方向，学生专业课负担很重，学习压力大，客观上弱化了大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在课题组调查中，有41％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就业不直接挂钩，部分学生反应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抵触情绪。现实政治生活领域负面现象的影响，淡化了大学生的政治热情，造成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错觉，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一种教化和说教。

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形势下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思考

调查结果表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并不乐观，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因此，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形势下如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课题组进行了一些探讨。

第一，在课程教学中以学生为本。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人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归宿，一切教育都必须以人为本。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应该如此，在课堂中，应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加强师生之间的平等互动，把实现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根本的目标。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研究如何将教材体系转变为教学体系，进而转变为学生的认识体系和行为体系，探讨贴近学生思想实际的途径。如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多种教学类型。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情感教学法、问题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方式方法，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良好环境，使学生终身受益。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学生切实感受到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并不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实现自己健康成长的需要，从而发自内心地喜欢它。

第二，重视社会环境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影响。每个人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人接受环境的影响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过程。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和价值取向，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良好健康的社会环境可将学生的道德认识、人生价值观和道德活动导入正确的方向；相反，不良的、消极的社会环境既会误导学生思想道德的认识和实践，也会削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重视社会环境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影响，因此，教师要通过启发、引导大学生客观地看待社会中的一些不良现象，培育他们自我教育的观念，增强其主体意识，在教学中，要让大学生有独立感悟、思考、探索的空间，让学生在主动参与教学的过程中获得自我教育和自我提升，最终能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第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注重责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旨在使受教育者形成一定的思想政治观念包括政治观、理想信念、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的教育。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社会思想越是多样化，越需要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唱响主旋律，要旗帜鲜明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个人成就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在教学方法上要注重探索系统的、有理论说服力的结合方式，用历史的、现实的、学术的逻辑开展思想引导，把教育引导和帮助他们成长结合起来，把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目标结合起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帮助大学生提高对自己将要担负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的认识，明确自己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责任。

参考文献：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6）

文 叶平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顺应“生态时代”观念的变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全会”）明确主张，“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这里新的历史起点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因此，弄清我们所处的时代观念变革的特点是打开“全面深化改革”之门的钥匙。

我们所处的时代观念变革的特点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此有许多观点，如“生态文化时代”、“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生物技术的时代”、“生态文明的时代”等。这些观点的共性都与“人一自然”关系的生态紧密相关，预示着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生态时代”。在“生态时代”，“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广泛的与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中。”从产业革命发展的历史上考察，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环境革命的时代。历史上的农业革命解决了人的生存问题，但未能解决发展问题；工业革命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同时带来全球环境问题；现在正在进行的环境革命，就是要解决人类如何生存和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五大观念的巨大转变，反映了我们所处的时代观念变革的特点。

人类生死观的转变

“人类毁灭”一直是古今时髦的话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领略了原子弹的毁灭性威力后，在20世纪50年代，有观察家预言未来人类可能死于世界核大战。但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则预言：人类可能毁灭于人类自己酿成的地球生态环境的灾难。这种人类生死观的转变，将影响我们时展的方向。“我们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做些什么，还取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盖娅（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神）做些什么。如果我们使盖娅遭到危险，她将为了更高的价值——‘活着’的系统自身——而放弃我们。”这个“盖娅假说”揭示了地球几十亿年由动物和植物二者协同进化造就的二氧化碳与氧气的平衡态，人类经过300年就撼动了这种历史积累的平衡态且使之面临失衡的危险。要改变人类发展的困境，尽管有不同的环境理论学说，“但是，环境问题仍然呈继续恶化的趋势，没有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全球生态危机的挑战进一步严重化，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出现这种状况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 “世界的末日”主题通过生态持续性和生态现代化的双重话语，已经被一种巨大的（然而是不应有的）生态乐观主义所代替。这种“再循环利用所有正常的有利条件”的方法已经有效地抵消了问题的紧迫性。另一方面，把环境危害转换为常规计划和管理问题，似乎没有必要把环境危害提升到政治高度。事实上，“坎昆会议”的分歧是《京都议定书》利益分歧的延续，根源于“南一北问题”。我国在会议上坚持的对地球环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立场，本质上是基于历史并尊重历史以及弘扬政治高度的伦理自觉，是正确的。这是在人类“要钱还是要命”这类生死观讨论的背景下人类整体利益的明智原则，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融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创造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不仅揭示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刻画出符合生态的文明改革秩序，而且我党满怀伦理自信，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生态文明”，这一生态时代的“中国话语”正在作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新概念、新主题，成为人类生死观转变的新起点和新逻辑。

群众运动观的转变

历史上的群众运动主要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如19世纪末，以《共产党宣言》为旗帜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红色”运动；20世纪上半叶，以反战为目的的和平文化运动——“蓝色”运动。20世纪中叶以来，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环境运动，则主要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也就是所谓的“绿色”运动。这场运动，经历了以环境保护(1962-1992年)、可持续发展（1992-2007年）为特征的两个阶段，现在进入生态文明的新阶段（2007-）。其特点既体现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开展环境公共教育”的活动中，也体现在重整社会的生态秩序，推进文明的生态秩序的创造性群众活动中。特别是在我国，全会“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的主基调，对于推动我国群众生态文明运动，彰显强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行动，进而形成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相支撑的强大的社会原动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科技一经济发展观的转变

传统的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科技与经济的正反馈发展。这种发展观建立在“无限论”的基础上，结果遭致大自然的“报复”。由此产生科技一经济发展观的生态转向，绿色科技、循环经济成为

关键词 。随着世界科技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绿色壁垒以及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现象透射出更为隐蔽的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全会指出，“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制，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为此要建立绿色科技创新制度、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产和消费制度，特别是“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对于彻底改变“拼资源”、“拼能源”和“高污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由资源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时代哲学观的转变

哲学即人学，但在最近25年来，公众的生态意识日益加强，生态哲学迅速发展，哲学的主流也开始在关注人的内心和社会关系的同时，急剧地转向荒野环境和人类生态领域。国际环境伦理学家、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的代表作就名为《哲学走向荒野》。今天，人与自然关系的荒野生态与人类日常生活的人类生态研究，已经成为21世纪哲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仅就知识论而言，从传统的知识论转向生存实践论是一个必然趋势。“虽然詹姆斯强调‘哲学烤不出面包’，但哲学知识却不能与‘这有限人生的实际世界’完全分离”；罗蒂指出“一个信念之真，是其使持此信念的人能够应付环境的功用问题，而不是其摹写实在本身存在方式的问题”。还有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概念，他们从西方哲学新趋向视角反映了时代哲学观的人类生态转向。

文化观的转变

传统的文化视野局限于本土性、民族性的文化观，随着科技、经济革命的世界性扩展，现代性文化冲破甚至颠覆了地域性的、民族性的、阶级性的和国家性的文化束缚，其结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造成了本土文化的消减甚至流失，为此呼唤挽救民族文化成为一种文化观的转向；另一方面，造成全球生态危机，为此要求改变分立的传统文化走向整合的生态文化，成为文化观转向的另一种趋向。高等院校是文化的中心，也是文化革命和社会创新的策源地，我党提出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此，我国高等教育不仅要发展专业教育，还要发展公共文化教育，特别是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学生素质教育，支持创建绿色大学，积极培育具有生态文明意识的高级人才。由此促进区域自治的政治文明与全球整合的生态文明相互交融，对于推动人类文化变革，走向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需“与时俱进”地创造“绿色知识和智慧”

“与时俱进”是一种发展的观点，是指用发展的眼光审时度势并以此评价发展中的问题的思想方法和总体观点，树立这种发展的观点审视新生事物，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不是依据现有的条条框框而是依据把现有的和未来可能有的发展前景联系起来的理论思维方式。全会特别突出这一点，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界定生态文明的基本概念，这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前提。

简要地说，生态文明是符合生态的文明。从社会文明秩序变革的视域考察，生态文明就是把创造生态的文明与创造文明的生态相结合的社会建构过程。

创造生态的文明有两层含义：一是从人类视域考察，创造生态的文明就是把那些与人类的生存和子孙后代的命运相关的生态纳入伦理考虑，创造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绿色知识和智慧；二是从非人类的视域考察，创造生态的文明，就是把那些与其他种类的物种及其环境的现在和未来命运相关联的文明纳入伦理考虑，创造符合非人类长远利益的绿色知识和智慧。

所谓创造文明的生态，就是综合上述人类与非人类长远利益的绿色知识和智慧，重整社会文明秩序，创造人与非人类和谐生态的社会文明秩序。其中，从自然界或非人类的长远利益视域考虑生态“红线”，是“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包括产权、补偿制度等）”的理论依据，其哲学基础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要树立“自然界最懂自然”的信念。加利福尼亚深层生态学家乔治·塞欣斯认为：“自然不只是比我们现在想的更复杂，而且它比我们任何时候所能想到的都更加复杂。”

二是要学习“生物利益的自保护性”智慧。生物要生存就要利用和改造环境，其结果创造了自我生存的条件和整体生态的稳态发展，这种生物本性就是所谓“生物利益的’自我保护性”。相反人类要生存就要利用和改造环境，其结果是资源面临耗竭和环境污染，既造成自我毁灭的条件，也导致地球生态危机。“生物利益自我保护性”是值得人类学习和效仿的生存智慧。中科院科学家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下辖的巴音胡舒嘎查（村）十年联合治沙经验是“人退沙退”，确证自然有强大的恢复能力。但是在我国无论在自然资源利用还是在环境保护理论和实践上，并没有把“敬畏自然”的观念纳入环境决策过程，主要原因是“征服文化”影响大，忽视或不顾“自然是历史积累的成就”，它能够自然而然地在地球上维持生命生生不息，实现生物（包括人类）与环境的协同和进化的事实。

三是要吸取大自然报复的教训。我们把人为破坏自然生态从而遭到大自然报复现象的本性，称为大自然的“报复性”。这种“报复性”体现为一种强大的自然生态调节力量，具有四个特点。其一，“真正的专制”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大自然的报复形象地而且是本质地向我们当代人提出了生态警示。恩格斯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其二，生态调节的固有性。自然的“报复性”内在于地球生物圈生态调节的固有性，符合系统一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的解释，是当外界的冲击足以冲破或破坏局部系统的生态调节弹性阈限时，局部系统的物质、能量流动发生异常波动，局部系统要素受损严重或接近瘫痪，甚至局部系统出现大的涨落并转变成整体系统危险的信号，一方面表现为整体系统为维持稳态调动整体力量干预或控制局部系统的破坏趋势而产生的强大恢复力；另一方面是整体系统以物质和能量流动整体最优的形式对局部系统的要素与外界冲击要素的作用方式进行信息识别，为保证整体系统的稳态有时可以牺牲局部，或为保证局部系统的稳态可以牺牲部分要素的调控力量。这种来自整体系统的自我调控力量是生物圈生态系统结构关系所固有的“整体支配并决定部分的属性”。其三，“后发”制约性。这是隐喻“天灾”与“人祸”的关系， “人祸”在先，“_天灾”在后，特别是作为大自然报复的“后发”制约性或“发动的滞后性”的特征描述。例如，一条大河的上游人砍树，要经过一段时间呈现下游人遭殃。其四，结果的中立性。恐龙灭绝是由于它在地球上的绝对统治，“征服者被征服”，给人类以警示。如果人类一意孤行，那么我们的明天就像恐龙那样。大自然的报复对当时绝对优势种恐龙和对今天绝对优势种人类都是“一视同仁”，具有中立性。但更危险的是：人类加速灭绝也可能导致地球一切生命的绝灭。确立大自然的报复性概念在于：要求人类一切生态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生态阈限内进行，改变以往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蛮干行为，改变那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思想观念。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树立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制”。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制，需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有机整体论思维。特别是全会多次突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那么如何建立相应制度，划定红线，实施补偿制度呢？其理论前提有四点：

圈定循环经济“红线”的有机整体论观念

废物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循环，因此在发展生态工业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能够并人生产过程的废物再用的污染限度问题，还要注册不能进入循环的那些物质的去向。划定此“红线”目的是控制污染的性质及时空转移方式，同时根据这种生态生产规模以及最终废物的去处牵涉到谁的利益来制定补偿制度。

确立“荒野环境”的有机整体观念

所谓“荒野环境”是相对城市环境、乡村环境存在的没有人破坏的自然规律起主导作用的自然环境。生态文明制度的设计应当总体考虑这三类环境的关系：一是要改变城市或乡村的规划忽视荒野环境的现状，要在三者有机整体的景观层面开展上述各自规划，特别是要结合荒野保护，限定城市、乡村规模和自然资源利用的上限以及环境容量的底线，以保存荒野自身；二是对有源、有流的江河以及湿地和湖泊的利用和保护，应当与涵养水源的上游雪山、地下水以及天然森林、草原的保护整体考虑，不仅仅把它们视为人类的资源或生态因子，而应当把它们视为一个活的生命整体，有生存、疾病和健康三态。我们应当确立“河流生命健康”或“荒野生命健康”管理理念。根据这种理念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时，应当关注三大方面：一是“红线”的划定既要有法可依，也要为当地社会发展留有余地；二是划“红线”必然涉及当地人的利益结构，应当根据国家规定核算生态补偿，做到应补尽补；三是如果涉及资源型产业的关、停、并、转，那么除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外，还要征求地方政府、企业、民众和学者多方意见。这不仅体现对生态讲文明，也体现文明的社会生态的建构。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保护相关联

在远离科技和工业的荒野地区，大多是生物多样性富集地区，那些地区祖辈传流栖居着少数民族，他们在与生态环境相互依存和作用中积累起来的地方知识、本土经验、民风民俗乃至宗教信仰，一直指导着他们的行为并形成与自然和谐的生活习惯。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关联文化多样性保护。如果能在那些土著居民生活的地区建设生态文明民俗村并与旅游产业相结合，那么就可以在向世人展示土著民族的生态文明的同时，也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了宣传和教育。

建立大环境科学“智库”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基础的“大环境科学学术共同体”（包括环境自然科学、环境人文和社会科学等），再次成为国家“智库”关注的焦点，这为环境科学的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当前，在发展环境自然科学的同时，应当加快发展环境人文与社会科学，促进大环境科学学科群的协调发展。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7）

一、相关概念

（一）行政与行政体制的含义

行政：所谓政府行政就是指政府部门组织为了实现公共的利益和目标，以公共权利和法律为基础，对社会公共事务和政府内部自身事务进行的管理和活动的服务活动。

行政体制：行政体制又称行政管理体制，主要是指政府系统内部中行政权力的划分、政府机构的设置以及运行等各种关系和制度的总和。从国家的层面看，是指行政机关与立法、司法机关的权力的划分。行政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决定行政体制。狭义行政体制的内容包括职能定位、权力配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四个方面。本文是指狭义的行政体制。

（二）文化与文化体制的含义

文化：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在发展进化过程中逐步掌握的能改善人类生活的知识、能力、习惯的总称。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这里是指狭义的文化。

文化体制：所谓文化体制，是指文化领域内各种文化组织所赖以设立及运转的具有特定内在逻辑关系的制度体系，包括文化政策法规系统和文化组织系统两大部分，它是一定历史时期政党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的结构化表现形式，是执政党意志在文化领域的体现。

二、新时期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历程

按改革进行的时间特特征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很相近，改革的内容相关性也很大。说明行政体制和文化体制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三、行政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的关系

文化体制与政治体制同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决定行政体制。从以上行政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历程来看，两者的改革相生相伴，具有密切的联系。

（一）行政体制改革影响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与变迁，行政体制改革始终在不间断的进行，文化体制也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之中。文化体制与行政体制就像一对孪生姐妹，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悄然生长。伴随着行政体制的变革，文化体制也在不断的进行调整。

不同的行政体制运行下产生迥然不同的行政文化。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成功迎请荷兰执政者威廉与玛利亚为英国的国王和女王。先后制订并颁布了《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确立君主立体。英国没有成文的完整的宪法文件，因此为了巩固新生的制度和保障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有限王权和自由平等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

（二）文化体制改革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指导思想

当一国需要发展的时候，不仅需要“硬件”的支撑还要“软件”的指导，文化是不可或缺的“软件”，而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一些先进的思想理念正海能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事物的发展与变化，内因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外因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样，在政府的行政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影响因素――行政环境。简单的说，行政环境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作用或影响行政管理主体及其活动过程、活动方式的外部要素总合。这些要素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也有社会的、自然的；还有国际的、国内的。它们共同影响并制约着行政管理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并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

（三）行政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马克思主义矛盾论认为：同一事物的两个矛盾同时产生，并相互消长，随着矛盾的消长，事物也随之不断变化。行政体制进行变革的时候会带动落后文化理念、价值观的变革，当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现先进的思想理念时，行政体制中的职能定位、权力配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也要跟上潮流，进行相应的调整或变革。可以说文化体制的变革促使行政体制的转变，而行政体制转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文化体制。因此，可以认为行政文化的革新与行政体制的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分割，相互促进，又彼此消长，不断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向前发展，不断加速人类社会向文明迈进的步伐！

参考文献：

[1]蔡涓娟.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19）：86-87.

[2]邓凡.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加强行政文化建设[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4）：18-19.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8）

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一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中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为传播信息、学习知识、宣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给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能否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胡锦涛就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所提出的要求中指出：要提高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提高网络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水平，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网络文化的重要源泉，推动优秀文化产品的数字化、网络化，加强高品位文化信息的传播，努力形成一批具有中国气派、体现时代精神、品位高雅的网络文化品牌，推动网络文化发挥滋润心灵、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作用。不少专家学者把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化产业称作IC产业，它既包括原有文化产品在互联网上传播和延伸的扩展，是传统文化产业的网络化和数字化，如数字图书馆、数字电影等；又有以信息网络为载体，形式和内容都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新型文化产品，比如，网络游戏、移动短信等。近两年网络游戏在我国异军突起，2004年的市场规模达36亿元；网络动漫近几年也持续升温，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短信的增长更是迅速。但从文化产业结构来看，目前网络游戏等份额过重，其他产业则滞后、羸弱。实际上网络文化产业应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网络文化应该是丰富多彩的，需要在网络游戏之外面向网络视频、网络培训、网络教育以及整个文化产业领域广泛发展。

文化产业是为提升人类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的品质而提供的一切可以进行商品交易的生产与服务。传媒、出版、影视、娱乐、游戏、旅游、教育、音乐、戏剧、艺术博物馆等都是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我国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能力长期低于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形成了供需之间的巨大缺口。国际上认为，当人均GDP为1000－3000美元阶段，文化消费需求会大幅增长。近年来，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教育、旅游等行业的飞速发展，已经显示了这一趋势。未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应适应信息时代的技术进步，大力加强与信息产业的联手和结盟，以信息产业带动文化产业的结构性调整，促进文化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并寻求与其他产业的最大融合，构筑文化产业新产业构架，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数据显示，新兴的网络文化产业已在不经意间轻松超越传统文化产业，成为文化产业的领头羊。国际数据公司（IDG）在一份报告中称，2002年光网络游戏营业额一项已从2001年的3亿元猛增到9.1亿元，对电信等相关产业的带动超过百亿元，而去年电影业的总票房收入才不到9亿元，文化部官员预计今年网络游戏产业的产值将超过20亿元，在超过电影产业产值后还将超过音像业，不久并将超过电视业，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子文化产业老大。文化部官员在接受专访时，从多个角度向本报记者描绘了网络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网络业发生变化的动因一是数字技术的变化，一是商业模式的变化，技术上网络正在向宽带产业方向发展，同时通讯及电视等也在从模拟向数字化发展，三网技术上正在靠拢，传统电信运营商的传统电信业务正在与网络相融合，同时正在加紧拓展多媒体业务，由此网络也在从传统的图文为主向音频视频方向转化；原来网站的商业模式基本上是克隆传统媒体，靠广告收入赢利，但这一模式并不成功，短信及网络游戏的出现带动三大门户网站走出了低谷，并带动网站及通信业从传统的基础运营商向技术及内容提供商转变，短信及网络游戏成为内容与技术融合的突破点，成为通信业与网站新的经济增长点，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移动短信为800亿条，中国联通为100亿条，而今年上半年已将近800亿条，网易的短信业务每月已达2000万元，搜狐和新浪的短信也在1000万元以上。

  网络业发生的深刻变化已使网络产业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并蕴涵着巨大的商机。据文化部官员介绍，网络业的高级阶段，是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基础，以信息内容产业为主导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网络业分化出四个与此相关的产业，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信息技术产业，将包括所有的数字化终端设备；远程医疗、教育及电子商务等形成一个庞大的信息服务产业；通信业结合网络技术后将成为包括电子邮件、网络电话、网络会议等内容的新的信息通信业；还有就是信息内容业，这是网络文化产业的大本营。

  国内已有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把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化产业称作IC产业，目前国内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比较落后，像网络游戏产品基本上是韩国产品的天下，这与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极不相称，但大家都已看到其中的商机和问题。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文化部负责制定互联网文化发展与管理的方针、政策和规划，监督管理全国互联网文化活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实行备案制度；对互联网文化内容实施监管，对违反国家有关法规的行为实施处罚。由于网络文化本身正处在急速变化时期，因此对于网络文化的管理尚处在摸索阶段，除文化部外，还有七八家部门同时在行使管理职能，这就增加了相关企业的管理成本，政出多门也直接影响政府形象。文化部官员表示，在发展IC产业方面，将通过整顿市场秩序、加快法规建设入手，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制定公平竞争的规则，引导网络文化健康发展。网吧将通过经营许可证制度用3年左右时间把百分之七八十的网吧纳入连锁经营体系，目前已有30多家拿到许可证。文化部官员强调，他们实施的是经营守法、内容合法的底线管理，不会干扰企业自主经营，也不会以系统或所有制划线，限制行业发展，对国外网络文化产品也持开放的态度，同时将大力扶持本土的网络文化企 业及网络文化产品。据悉，科技部已在863计划中增加网络游戏的开发项目，文化部正在准备实行进口游戏内容审查制度，并参考国际惯例组织现代行会。为了推动网络文化发展，文化部、国务院信息办、北京市人民政府10月23日将在北京举办首届中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为世界各国信息文化产品搭建一个共同的展示平台和交流空间，引导网络产业与内容产业进一步融合，促进网络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据悉，韩国30多家公司、日本索尼及多家香港公司都将参展。

综上所述，网络文化产业产值是是文化产业的领头羊，必须重视发挥其在社会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 欧文•拉兹洛. 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研究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

[2]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新华出版社，2002（4）.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9）

1确立财务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中心地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

财力资源是生产的一大要素,财务管理的本质是理财。何谓理财,简言之就是应用财务机制,实施财务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做到开源导流,搞活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程中我们曾历经过计划经济时代,如果用现代市场经济的眼光来审视过去,可以这样说,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真正意义上的财务管理是不存在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属物依附政府的行政职能而生存,企业的生产经营几乎完全由国家确定,用钱的多少由国家财政部门核定拨给,一切赔赚由国家财政担当,企业的任务就是按国家的指令安排生产经营,无论谁经营好坏都有饭吃,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企业无财可理,唯一的财务观念就是,按国家财政的指令性要求使用自有资金。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企业的理财观念和理财职能也将向高层次和科学化转变。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已经被完全置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将彻底分离,政府职能从企业脱出,企业职能将完全回归。在国家“保大放小”宏观调控格局之下,为数众多的企业都将面临自择生存之路的严峻考验,不可谓不触及企业的灵魂。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内部营运资金的界限完全淡化。资本金制度在企业的建立,形成企业资金来源渠道,资本结构多元化。企业资金筹措、收进、付出,不再定格于国家财政规定的极限之内,而完全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调控。这对于企业内部理财的“内功”无疑将是最大的考验。

——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客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着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再是一帆风顺,企业往往遭遇不测的概率增大,诸如资产的总量失衡、营运效率低下、经济效益滑坡,有的甚至走入资不抵债的绝境等等。能者生存,败者亡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客观产物。严峻的现实迫使企业应该考虑如何去面向市场的变化,盘活存量资产,确保资本有效流动,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不言而喻,经济环境越是复杂纷纭,企业理财活动越是备受关注的重心,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中心地位将日趋突出。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完全走上了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道路,长期形成的单一的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必须转向商品经营与资产经营同时并重的经营方式上来。由此,企业内部管理的重心必须转移到以营运资本为核心,投资决策为重点上来,重新构建企业的成本、质量、效益、利益分配等方面的新机制。这将延伸财务管理的活动环境,大大丰富现代财务管理的内容,为财务管理机制注入新的活力。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特别是那些经过兼并,改组后的企业集团,规模日趋庞大,内部机构复杂,经营活动形式多种多样。这就要求企业内部既要各司其职,但又要始终保持协调一致,才能保证统一目标的实现。为此,企业必须建立健全以资本为纽带的现代管理机制,而这一纽带作用正是通过企业的理财活动来实现的。总之,定位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中心地位,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也是总结长期财务管理实践而形成的理性认识。市场经济发展迫使国有企业“移髓换血”

——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的经营思想,经营策略、经营方式都将在深度和广度上发生变化,发挥财务管理的职能作用,当好企业经营拓展的先行官和坚强后盾,已成为客观要求。为此,有必要重新认识财务管理在现代经济中的性质和作用,转变观念,树立企业的财务管理意识和经济核算思想,完善财务管理运作的手段,使企业真正按照“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总体要求健康发展。

2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是投资决策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具有了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其生产经营的目标只能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置和资本的有效运用,将成为企业管理的新课题。近几年一些国有企业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都进行了多种方式的资产重组与资本经营的大胆尝试,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失败者,究其原因往往在于投资决策的盲目性,资金投向“主配角”关系错位,至少是决策障碍,形成事与愿违,出多入少或有去无回。现实就是如此,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的经营已呈多元化格局,单一的经济活动的方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瞬息万变,企业要在竞争中活得下去,或比别人活得更好,管理者们的眼光就必须随时觅寻和盯住新的经济增长点,适时调整投资方向,把企业有限的资金投向能为自己带来丰厚回报的优势产业(产品)开发方面。显然,投资决策成为企业理财的核心问题。

剥去商品、资产的外壳,任何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无不表现为资金的投入、营运、回收等保值增值的价值运动过程。企业管理不仅关注商品生产和商品的营销,更注重资本的流动和周转,资产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资本化运动的质的含量更显得重要。资金运动表现出其不间断性的特征,并存在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时间段上,有其不同的经济内容。但企业任何一个时空阶段的资金存量(从物质载体上表现为资产存量)总是有个合理的度,并保持着相互之间的最佳比例,这个比例必须与市场的需求变化相适应,才能盘活资金(资产)达到保值增值,这是财务投资决策的理论依据。投资决策是关乎企业目标实现的最高战略决策,其作业点应摆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与国家产业政策,与深化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和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衔接。

二是进行经营项目的科学论证。充分估算投资项目的总成本,资本回收期限,目标效益等,以确定资金需求量和筹资渠道,并提出可行性方案。

三是资本投资运行的风险分析。市场变化对企业经营的拉动,单个企业资本营运又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性,这些都是制约企业投资目标最终能否实现的客观因素。这就要求企业的理财部门必须跳出闭门算帐的土围子,面向市场调查研究,为投资决策提供充分依据。

四是制定投资规划。投资规划是企业投资行为的指导纲领,投资规划包括企业的投资目标、投资总量、投资成本、投资效益、配套措施等。企业投资规划的作用就在于指导、调控投资行为按正确的轨道运作,确保投资目标实现。

总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企业将作为彻底独立的经济主体自主筹资、自主投资、自主经营、自主管理,企业的投资行为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按上级意图安排资金的被动行为,企业投资也成为决定企业在未来市场中占有份额的重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占有市场的份额越大,企业从社会平均利润中获取的利润额就越多,企业就越有活力。因此,它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可以这样说,投资行为导向着企业的命运,现代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为投资目标而奋斗。注重科学投资行为内在的巨大能量,摒弃以投机取巧,甚至钻国家产业政策的空子来谋求一时之利的心态,是一个成熟的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所应有的本质特征。投资决策体现企业的根本利益,是现代企业最高层次的战略决策,是现代财务管理的核心。

3建立现代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机制是实现企业目标的保证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内部管理的最基本的职能是对资本投入决策与资本营运的管理。

这是现代企业管理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内部管理的显著区别之一。资本投入决策与资本营运管理的内涵是以市场为背景,以资本投入决策为中心,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财务调控为手段,对企业资本经营和资产经营活动实施价值管理。显然,随着现代企业内部管理转轨变形,必须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新型机制。构建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机制应以价值数据信息为网络,连接财务决策,财务控制,财务考核各个内部管理分系统,发挥既服务又监督两重职能作用,推动企业内部各部门按照各自不同的分工,但又相互有机联系地运转,实现企业的总体目标。从这一基本要求出发,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机制应包括收集企业内部资本运行及资产存量信息;组织资金效益分析;制定存量、成本、效益分析模型;进行财务决策方案论证;内部财务反馈等。

首先,企业财务管理部门应根据企业总目标及构成项目,收集归类各种财务信息为财务决策和分层管理做好基础工作。

其次,对各类资料进行分析,筛选和组合,通过可行性论证,制定财务决策预选方案。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10）

【关键词】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成本最小化

【正文】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起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创立于19世纪下半叶。二战以前，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基本上采用部分积累、部分现收现付式的全国缴费计划（Weaver1982，转引自WorldBank，1994）。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战争期间的财政混乱局面，人们对基金支持的养老金计划产生了怀疑，公共养老金计划日益成为以缴费制、依靠工资税筹资和现收现付等为特点的计划(WorldBank,1994)。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已步入成熟期。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并且由于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年龄结构日趋老化。建立在现收现付系统上的社会保障支出日益庞大甚至入不敷出，终于产生了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福利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期，智利成功地完成了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基金制的私有化改革，彻底摆脱了社会保障体制对经济的制约作用，使经济走上了良性发展轨道。受智利改革成功的鼓舞，世界各国纷纷对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广泛展开对各种类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利弊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对是否转向完全基金制还是转向部分现收现付、部分基金制的混合制仍存在较大分歧。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MartinFeldstein为主席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积极倡导对现收现付为主的现行美国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认为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以完全基金制为特点的私有化改革，既有助于解决社会保障制度的未来赤字问题，又可以提高国民储蓄率，并可促进经济增长。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PeterA.Diamond为主席的美国国家社会保险研究院(NationalAcademyofSocialInsurance)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美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无大的财政问题，只需将退休年龄与人均期望寿命指数化并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一部分投资于股票市场即可解决未来的财务问题（李珍，1998）。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对影响社会保障体系运转的各因素认识上的差异。支持转向基金制的人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老化将使现收现付制走向崩溃。反对者则认为，人均期望寿命的延长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重要因素，通过适当提高退休年龄即可部分缓解现收现付制面临的压力．同时将现时的盈余进行投资使其得到增值亦可使现收现付系统得以延续。由于完全基金制高度依赖于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基金的持续增值，政策的稳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速度等无不对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受近年来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鼓舞，部分人认为完全基金制可使国家彻底摆脱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带来的困境，但有关完全基金制对经济发展影响方面的争论仍在继续。

近年来有许多经济学家对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具备的优缺点进行了广泛细致的研究(Per-OlovJohansson,1998)，但尚未发现有人就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是否存在最佳时机进行过研究的报导。当前，在世界银行的大力倡导下，迫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压力，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

（二）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分类

世界各国采纳的养老保险制度差异很大，大体可归为三大类：一是现收现付式；二是基金式；三是以上两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的融合，也称做混合式(WorldBank,1994)。

现收现付(Pa-As-You-GO,PAYG)式养老保险制度是通过征收工资税筹集资金的。具体表现为，在任何时点，养老保险体系对正在工作的一代人以其工资收入的一定百分比收取养老保险费，同时用所收取的资金对体制内已退休者支付退休金。

基金制(PensionFund)又称积累制，是近年来较受人们推崇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该制度是通过积累起一笔资金用于支付未来的债务，使总的缴费额加上投资收益在任何时候都足以现值付清全部当期债务。

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是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与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的混合体。在这种体制下，在职职工上缴的养老保险费中的一部分将被用于支付目前已退休者的退休金，剩余部分则以基金形式形成积累，留待将来退休时作为其养老金的一部分。

（三）各种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

为了便于分析，根据现收现付制度的运行规律给出如下定义：(1)p(a,t)为t年初养老保险体制已覆盖的年龄为a的人数。(2)假定养老保险费率为一常数c，即养老保险体制内所有人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占其收入的比例为常数（不同国家c的变动幅度很大，从略高于10%到超过30%不等，并且一般是受保人与雇主按比例分摊该项费用）。(3)不同收入组别的人，其工资水平只与参加工作的年限有关（注：由于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工资收入将呈上升趋势（利用1998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提供的1997年月平均工资数据，以工资收入作为因变量，工作年限作为自变量做线性回归，其R[2]=0.974），此处为便于讨论，假定随工作年限的增长，工资增加的幅度为常数。），即：

W[,a]=W[,0](1+(a-a[,0])w)

式中：a[,0]为参加工作时的年龄，W[,a]表示工作年限为(a-a[,0])的一组人的年平均工资，W[,0]为参加工作第一年的工资，w为年工资增长率。(4)假定所有人都在年龄为a[,0]时开始工作，于a[,1]岁末时退休（为简化起见，暂不考虑失业因素），人均期望寿命为a[,2]。(5)在现收现付制下，已退休者每年领取的退休金为W[,r]。

则有：t年收取的保险费总额为

附图{图}

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下，若在职期间按规定交纳了养老保险费则在退休后即可开始领取退休金，并且通常规定年度领取的退休金为该年度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某一百分比R（替代率）（注：对退休金的发放标准的管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将退休金按工资进行指数化；二是将退休金按通货膨胀率进行指数化，此处系指前一种指数化方法。），所以有，附图{图}

（当规定退休金为职工在职期间最后n年工资的某一百分比R[,n]时（注：此处为将退休金按通货膨胀率进行指数化的一种特例。），

附图{图}

当年度收支保持平衡时，有：

附图{图}

通过式(1)可以看出，在推广现收现付制度的初期，由于附图{图}很小，即受益人较少，而附图{图}较大，即缴费人较多，因而在较低的养老保险税率下即可收取较多的养老保险费，从而保证支付给退休者较高的养老金；随着制度覆盖面的加大，受益人附图{图}逐渐增多，缴费人附图{图}也在增加，仅交纳过极少养老保险税（由于制度是在其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开始推行的，这批人未能在整个工作期间向制度交纳养老保险费）的一些人，得以领取较多的退休金；当制度覆盖面达到一定程度后，新进入者明显呈下降趋势，缴费人附图{图}增长缓慢，与此同时受益人附图{图}却仍在继续增加，缴费人与受益人之比持续下降，在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年度内缴费将有可能不足以满足支付退休金的需要。要想使现行制度维持下去，惟一可选择的办法是提高养老保险费率。

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者指出的：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有着典型的生命周期，该周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制度处于第一阶段时，覆盖率低，缴费人和受益人的比例很高，大多数国家在这一时期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且人口增长较快的阶段，所以可积累起一大笔当期盈余为该制度提供资金。第二阶段时，覆盖率加大，缴费人与受益人的比例降低，未在整个工作期间缴费的人却获得足额的津贴，缴费率虽然提高，但盈余减少或消失了。大多数国家在这一时期处于人口年龄结构稳定且人口增长放缓的阶段。第三阶段，大多数人被覆盖并享有足额的退休津贴，人口已经老化，缴费人与受益人之比持续下降，大多数国家出现较大的当期赤字，直至制度走向崩溃(WorldBank,1994)。

在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下，工作期间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形成养老保险基金，制度将保证该基金的最低收益率；在满足规定的缴费年限并达到退休年龄后即可一次性支取或分期支取过去个人缴费及其所得收益。按照上面定义的符号，加入保险制度时的年龄为a[,0]时，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下退休金的发放标准为（等额分期支取的情况）：

附图{图}

式中r为年收益率，a[,0]为个人交纳养老保险费的最低年龄。

从式(2)可以看出，完全基金制仅依赖于交纳的养老保险费的高低与基金的增值。任何该制度下的受益人都将在退休后领取个人在工作期间曾交纳过的养老保险费以及这笔资金的收益，缴费低者领取的养老金也少。显然，完全基金制不存在现收现付制那样的生命周期。然而，该制度当基金无法达到预期增值时，将无法支付应付的退休金。

因此，在实施养老保险计划的最初几年里，由于几乎没有适合的受益人，制度赡养率（注：制度的赡养率定义为制度内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与制度内交纳养老保险费的人数之比。）很低，现收现付制常常显得比完全积累制优越。当制度渐趋成熟时，更多退休人员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现收现付制度的优越性消失了。但如果工资的增长率加上劳动力增长率超过利率，现收现付制在长期运作中仍然具有成本优势和较高的收益率。在这种情况下，现收现付制能使各代人生活得更好：每代人都能得到比他们支付过的缴费额高的养老金现值。但是如果工资的增长率加上劳动力增长率低于利率，完全积累制计划就具备长期运作的成本优势以及较高的收益率(WorldBank,1994)。

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因其部分为现收现付制，部分为基金制，其性能特点介于两者之间。养老保险税率不可能每年都进行调整，所谓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在最初阶段由于存在较多的盈余而形成积累，实际上等同于混合式养老保险；随着现收现付制度的成熟，过去的盈余逐渐被用于弥补养老金支付的缺口，直至最终用完所有的资金而走向真正的现收现付。所以在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下，当现收现付与基金部分分开管理时，其现收现付部分也会因制度的成熟而有可能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而其基金部分在不能达到预期收益时同样会遇到支付困难。

（四）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

对于任何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其受益人均为制度覆盖者。因此，讨论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应只就制度内的人口年龄结构而言。

1.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是代际资源的转移，制度内人口的老龄化必然对其产生影响。

(1)因生育率持续下降导致的人口老龄化。若人口老龄化出现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最初阶段，制度的赡养率（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与交纳养老保险费的人数之比）较低，短期内随着制度覆盖面的增大，制度的赡养率不会有太快的增长，但制度趋于成熟的过程将明显缩短。若人口老龄化出现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的成长期，赡养率已达到一定水平，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意味着进入制度的新人呈下降趋势，制度覆盖面增大的速度必将放慢，将导致制度成熟的速度加快。若人口老龄化出现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的成熟期，赡养率已达较高水平，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使缴费人口趋于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呈上升趋势，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必将迅速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

(2)因人均期望寿命延长导致的人口老龄化。从式(1)可以看出，当退休年龄及替代率保持不变时，人均期望寿命的延长，致使a[,2]-a[,1]增大（领取退休金的年龄组别增加），若缴费率不变，必然会使制度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直至走向崩溃；但若能适当提高退休年龄a[,1]，将有可能在缴费率不变的条件下使替代率保持不变。

2.对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下，每一个人的退休金来自过去交纳的养老保险金及其增值，该制度不存在代际资源的转移，因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制度内人口的老龄化并不会对制度产生影响；但当人口老龄化源自人均期望寿命的增加时（a[,2]-a[,1]加大），该制度也将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若要保持缴费率不变，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提高退休年龄或寄希望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使资金快速增值。

3.对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当出现因生育率持续下降造成的人口老龄化，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必将在未来产生支付危机，而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不会受到影响；当人口老龄化源自人均期望寿命延长时，两种养老保险制度均需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才可避免发生支付危机。因此作为两种制度的混合体，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无法应付因生育率下降造成的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对因人均期望寿命延长形成的人口老龄化也只有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才可使制度避免产生支付危机。

当前人口老龄化的形成既有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也有因医疗和生活水平提高使人均期望寿命提高的原因，至于两种因素哪个作用更大些，仍在讨论之中。战后，生育率持续下降，不论其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有多大，必然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之一；而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基金式和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明显优于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所以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已是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

二、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成本的界定

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成本主要指因改革而使社会将要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与原体制的遗留问题有关，也与未来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世界银行，1998）。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意味着原制度的终结与新制度的开始。然而由于原制度内不同年龄组别的人已向原制度交纳过不同年限的养老保险费用，当原制度保持不变时，这些人退休后原制度有义务为其发放相应的退休金。过去原制度用收取的保险费支付已退休者的退休金，因而对现已退休和正在工作并已交纳过一定年限养老保险费的人形成隐性债务。这些债务不仅不会随制度的改革而消失，反而会因制度的改革而使隐性债务显性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债务并非需要立即支付，而是可以在未来需要时分期支付的。

（一）人口学因素对改革成本的影响

人口学因素是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的主要诱因之一。原体制内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均预期寿命的增加等，无疑将对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成本产生重要影响。人口学因素对改革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原体制内人口的年龄结构。从某一特定时点看，若体制内的赡养率很高，则表明现行制度的债务（注：制度的债务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向现已退休者（老人）支付的养老金；另一类是，现在仍在工作，但已向现行制度交纳过养老保险费的人（中人）将来退休金的一部分。）较大，若此时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则原制度所欠债务的支付高峰将集中于改革后的最初阶段；若体制内的赡养率处在较低水平，则表明原制度的债务较小，实施改革后所需支付的剩余养老金较少。当从某一时间段进行考察时，若原体制内的赡养率已经较高而且呈上升趋势，则表明原制度的债务较大，并且改革后不久就将面临养老金支付的高峰期；而若体制内的赡养率呈下降趋势，则表明债务正在减少；若推迟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时间，短期内体制内的赡养率呈下降趋势，并且在一定期间内不会发生支付危机，则应待体制内的赡养率下降到一定水平时再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

2.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下，当退休年龄保持不变时，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使人们在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的年限加长，因而由制度支付的养老金将会增加。在对现行养老金体制进行改革时，原制度遗留的债务（将需支付的养老金）不仅与每年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有关，也与需要偿还债务的期限密切相关。当未来人均期望寿命随着医疗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时，则将意味着原制度偿还债务的数量和期限将同时增加。因此，人均期望寿命的延长将使原制度的债务负担加大。

3.即将被现行制度覆盖的人口的年龄构成。这将引起现行体制内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化，使原体制内的赡养率发生变化。当对改革的实施时间进行选择时，该项因素将起一定的作用，必须在考虑之列。

（二）经济学因素对改革成本的影响

假定养老金体制改革发生在t年，而在改革后的第n年需付出的养老金总额为W(t+n)，则原制度遗留的债务在改革发生时的现值为：

附图{图}

式中，r为预期年收益率，m表示需要为原体制支付遗留债务的年限（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发生后，原体制覆盖范围内最后一个生存者的死亡时间与改革时点间的年限）。由于相对而言，W(t+n)和m主要取决于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因此影响原制度遗留债务现值的经济学因素等同于影响投资收益率r的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速度将对投资收益率产生影响。若改革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较高的经济增长必然产生较高的投资需求，因而将可望有较高的投资收益，从现值看，r增加，原体制的债务将会减少；若改革发生在经济增长缓慢甚至不景气阶段，投资需求必然较低，将不会有太高的投资收益，从现值看，r较小，原体制的债务将会加大。

其次，实际利率对投资收益率的影响。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差，在名义利率一定的情况下，若通货膨胀率较高则实际利率较低，因而r较小，从现值看原体制的债务将会加大；若通货膨胀率较低则实际利率较高，因而r较大，从现值看原体制的债务将趋于减少。同理，在通货膨胀率不变的情况下，当名义利率较高时，则实际利率也较高，因而r较大，从现值看原体制的债务将趋于减少；而当名义利率较低时，实际利率也较低，因而r也较小，从现值看原体制的债务将会加大。

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因素也将对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带来间接影响。一是，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的财政状况。一般而言上缴的养老保险费与一般政府财政税收是分开管理的，但在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原体制遗留的债务却必须由政府承担。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还清所有原体制遗留的债务。因此，若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政府有较大的财政盈余，则将非常有利于对原体制遗留债务的清偿；若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政府已有较大的财政赤字，则对于筹集清偿原体制遗留债务的资金十分不利。二是，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的就业状况。提高退休年龄是使养老保险体制有效化解人口老龄危机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当提高退休年龄作为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措施之一时，必将使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在劳动力需求一定下，失业率必将呈上升趋势，政府将承担更多的失业救济费用。因此，在考虑改革成本时，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项内容。三是，养老金体制改革是否会要求增加缴费率？如果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将需要增加缴费才能获得当前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下的退休金收入水平，则增税将使消费需求下降，进而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四是，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是否会降低替代率？实际上这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上述问题。若保持现在的缴费率不足以获得当前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下的退休金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水平的下降将使消费需求下降，进而也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五是，若选择大量发行国债的方式为清偿原体制遗留债务筹集资金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三）社会学因素对改革成本的影响

第一，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意味着社会统筹水平的降低。当由于个人的短视行为未能为退休后的生活积累足够的资金时，老年贫困者将会增加，社会将为保障最低生活水平而承担更多的社会救济费用。

第二，保证代际公平是政府的一项社会责任。由于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而使某一代人的付出大大低于所得，则将产生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第三，性别差异将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下，由于一旦在工作期间按规定交纳了养老保险费，则在退休后无论生存多少年，每年都将有权领取既定额度的退休金。但在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体制下，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数量是固定的（即工作期间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及其增值），当生存年限较长时，年度内领取的退休金数量必然下降。生理差异使女性期望寿命一般高于男性，而当前在许多国家女性退休年龄均低于男性，所以在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体制下，女性退休后的收入会大大低于男性。同样情况下，女性老年贫困者将大大高于男性，这必将加重社会负担。

（四）养老保险体制现状对改革成本的影响

养老保险体制现状是决定改革成本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处于发展初期，覆盖面较小，原体制遗留的债务较少，只需付出较小的代价就可完成养老保险体制的改革；当该制度进入成长期，覆盖面加大，原体制遗留的债务相对较多，改革的成本必然加大；当现行制度进入成熟期，覆盖面已扩大到一定程度，赡养率较高，原体制遗留的债务必然较多，社会必然要为改革付出很高的代价。

当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若原体制尚有部分盈余以抵消部分债务，则将使体制改革的成本减小；反之则无疑于火上浇油，与其立即对其进行改革，倒不如先想办法筹集资金让现行体制负债运营一段时间，待其渡过支付高峰后再进行改革。

原体制承诺的替代率的高低是决定改革成本的重要因素。当其他因素相同时，较高的替代率将意味着原体制遗留较大的债务，反之则债务较小。

原体制规定的退休金计发方式也是决定改革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原养老保险体制规定退休金与工资增长率挂钩的情况下，随着在职职工工资的增长，原体制遗留债务的现值也将增长。而在原养老保险体制规定退休金与物价上涨幅度挂钩的情况下，原体制遗留债务的现值将随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上升。

三、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成本最小化研究版权所有

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将对不同年龄组别人的经济状况产生影响，下面采用OLG(OverLappingGenerations)模型方法分析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成本最小化问题。OLG模型是目前广泛应用于有关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研究的一种方法。第一个大规模仿真OLG模型由Auerbach与Kotlikoff建于1987年，它由55个给定期望寿命且有远见的队列组成，技术进步设为外生而劳动力为内生。该模型在后续研究中得到一定的扩展，如增加了不确定的期望寿命，可贸易与不可贸易商品，不同的消费群体及贷款限制等因素，但与最初Auerbach与Kotlikoff所建模型相比并无太大的变化。1989年Auerbach等人用此模型分析人口变化对四个OECD国家（美国、日本、德国以及瑞典）产生的影响。在对退休金标准、财政政策以及经济的开放程度等进行不同假设的前提下，他们对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模拟。1997年Kotlikoff等人又用OLG模型对美国社会保障系统的私有化影响进行模拟，并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OLG模型已被一些研究人员用于研究有关养老金改革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智利）的影响。KetilHviding与MarcelMérette于1998年又对Auerbach等人的模型进行了扩展，把对养老金改革和人口老龄化两方面的研究进一步结合起来(HvidingandMérette,1998)。

采用OLG模型方法对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成本最小化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在现行养老保险体制下，体制内不同年龄组别、不同缴费年限的人上缴的养老保险费用被用于支付体制内已退休者的退休金，为此，现行体制是一种存在代际间(Intergeneration)资源转移的体制。二是，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实施改革必然涉及如何对原体制遗留债务进行清偿的问题，而每年偿还的债务也是针对多个年龄组别（即多个出生队列）进行的。三是，原体制遗留债务的清偿需要延续许多年，因而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折现率将对债务额的大小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我们给出如下假设：

(1)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可选择在t[,0]至t[,1]年内开始推行；并且一旦决定实施改革，所有现行体制覆盖下的养老保险对象均立即转入新体制。

(2)现行体制下对退休者养老金的发放标准为：领取的养老金与退休前n年内的平均工资之比为R[,n]。

(3)现行体制的结构为P(a,y,t)，其中a表示年龄，y表示已缴费年限，t为年度。

(4)若改革发生在t[,0]年之后，在改革之前的几年内仍将有人进入现行体制，新进入的人的年龄构成为NP(a,t)，其中，a为年龄，t为年度，并且t[,0]≤t≤t[,1]，当不计死亡影响时，t年度现行体制的结构将为：

附图{图}

(5)假定改革方案规定原体制下已缴费者按已缴费年限占应缴费年限的比例为系数确定未来原体制应向其支付的养老金数额。

(6)截至t[,0]年年初，现行体制内资金盈余为TC[,0]。

(7)预计资金的年收益率为r（当预计资金收益率会有所变化时，可以r(t)表示。在此仅假定其为一常数）。

(8)在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前现行养老保险费率保持不变，即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内的所有人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占其收入的比例均为常数C。

(9)不同收入组别的人，其工资增长只与参加工作的年限有关，工作年限每增加一年，工资将增加一个固定的比例w，同时假定第一年的工资水平为W[,0]。

(10)假定所有人都在年龄为a[,0]时开始工作，于a[,1]岁末时退休，人均期望寿命为a[,2](t)（为将人均期望寿命延长的情况考虑在内，此处将人均期望寿命设为时间的函数。下面将死亡概率设为时间的函数也出于同样的考虑）。

(11)在现收现付制下，已退休者每年领取的退休金为W[,r]。

(12)假定决定人均期望寿命的年龄别死亡概率为d(a,t)，对于已退休者（即年龄大于a[,1]者），每年a岁组尚存人数将等于上年初a-1岁组尚存人数减去该年龄组在上一年内的死亡人数，即：

P(a,y,t)=P(a-1,y,t-1)

-p(a-1,y,t-1)·d(a-1,t-1)

=p(a-1,y,t-1)

·(1-d(a-1,t-1))

（请注意：到退休时，已缴费年限y将不再改变，保持为定值；由于工作年龄段的死亡概率较低，为简化起见，假定所有人都能存活至退休年龄；但退休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死亡概率将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必须在考虑之列）。

若改革发生在t′时刻，原体制所欠债务总额的现值将取决于以下三部分的大小：

(1)t[,0]时刻的盈余，在t′时刻的现值：

TC[,0]·(1+r)[t-t[,0]](3)

(2)现行体制在t[,0]到t′期间的收支差额在t′时刻的现值：

附图{图}

（式中，第一部分为各年度收取的养老保险费，第二部分为各年度支出的退休金）。(3)在t′时刻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现行体制在未来应支付的退休金在t′时刻的现值：

附图{图}

式中T表示现行体制未来应支付退休金的最高年限，由人均期望寿命增长的幅度决定。图1给出式(5)所述情况。

图1中第一部分为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已退休者（老人），他们在生命结束前，将领取全额退休金，即式(5)中的第一部分；图中第二部分为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尚未达到退休年龄，但已向原体制交纳过一定年限的养老保险费者（中人），他们在到达退休年龄后，原体制应根据他们过去的缴费情况（图中第三部分）向其支付一定比例的退休金，即式(5)中的第二部分。

为讨论方便，把式(3)记为TD1，把式(4)记为TD2，把式(5)记为TD3，当在t′时刻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原体制遗留债务TD为：

TD=TD3-TD1-TD2(6)

可以看出，TD的大小取决于体制内人口的年龄结构、预计资金的年收益率、退休金替代率（退休金与退休前工资收入之比），以及工资增长的幅度和决定人均期望寿命的年龄别死亡概率等（为简化，此处并未考虑退休年龄提高、就业状况、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的影响。要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必须进行计算机仿真）。

对于TD1而言，TC[,0]为一常数项，当可以保证r为大于零的小数时，有：当t′固定时，(1+r)t′-t将与r呈同方向变化，r增大则(1+r)t′-t增大；r减小则(1+r)t′-t变小。同样，当r固定时，(1+r)t′-t也将与t′呈同方向变化。

附图{图}

图1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原体制遗留债权所有者年龄结构示意图①

①在改革后的某一时刻t，对原体制拥有债权者由两部分人组成：改革时已退休者（老人，年龄为B到a[,2](t)）和改革时尚未退休但已向原体制交纳(A-a[,0])年以上养老保险费在时刻t已退休者（中人，年龄为a[,1]到B）。

因此，TD1是r与t′的增函数。当投资收益率为正值时，现时的盈余将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TD2的情况尽管看起来较复杂，但在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尚未出现入不敷出时，由于年度内收缴的养老保险费仍大于年度内为已退休者支付的养老金，所以TD2也将是r与t′的增函数。

从式(5)来看，在t′一定时TD3将与r（同上假定r＞0）呈反方向变化，而在r保持不变的情况下，TD3与t[1]间的关系将由改革时的年龄结构、替代率、工资增加幅度及未来的人均期望寿命等决定。

因此，在r一定的条件下，TD与t′的关系将决定于TD1、TD2、TD3之间的相对变化。

为便于讨论，假定TD1、TD2、TD3均为t′的函数，并且在[t[,0],t[,1]]上连续、可导，则TD也是t′的函数，并且在[t[,0],t[,1]]上连续、可导。上面的讨论表明：在r＞0的条件下，存在附图{图}

即恒有附图{图}，则在[t[,0],t[,1]]上TD的最小值出现在t[,0]处。这种情况表明，尽管现行体制的运行仍将产生盈余，但盈余及其增值的速度已低于债务增加速度，必须立即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实施改革的时间越迟，社会将要付出的代价越大。(2)若在[t[,0],t[,1]]上存在使

附图{图}

则t″点为使TD达到最小值的点。这种情况表明，在t″之前，保持现行体制，盈余仍将增加，并且盈余及其收益增加的速度大于现行体制对老人和中人形成的债务的增长速度，但在时间t″之后情况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盈余及其收益增加的速度将低于现行体制对老人和中人形成的债务的增长速度，因此应选择t″点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即t″点是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实施改革的最佳时点，选择在该时点进行改革可使改革的成本达到最小。(3)若在[t[,0],t[,1]]恒有

附图{图}

即不存在使附图{图}的点，则表明在[t[,0],t[,1]]上TD的最小值将位于t[,1]处。这种情况表明，在[t[,0],t[,1]]时间段内，保持现行体制，盈余将持续增加，并且盈余及其收益增加的速度大于现行体制对老人和中人形成的债务的增长速度。因此，在[t[,0],t[,1]]时间段内不应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而应视情况选择在t[,1]之后再决定是否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

由于附图{图}的大小与体制内人口的年龄结构密切相关，下面将就不同的人口年龄构成进行简单讨论：

(1)战后出现过人口出生高峰，但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和医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年龄构成已经老化，只是老化的速度较缓慢，美国及OECD的一些国家均属这类情况。

美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已覆盖大多数人，继续推行该制度则进入该制度的新人仅为刚及工作年龄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的人口年龄结构与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接近。

根据联合国1996年所做预测，美国2000、2020和2040年人口年龄结构见下表。

观察下表及图2并结合前面给出的公式，对美国而言，战后婴儿高峰期出生的这批人（以下简称为BBS）现在正是交纳养老保险费的主要力量。原因在于，BBS现已40岁左右，平均交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已占应缴费年限的一半左右，而若选择此时进行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原体制仍将负担其退休金的近一半，而由于工资收入与年龄高度相关（注：在进行公式推导时，曾假定工资随参加工作的年限按固定比例增长，美国1998年《统计摘要》提供的数据基本符合这一规律，但50岁以上人的工资水平有所下降。），对于BBS来讲，在剩余的一半缴费年限中将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必将大大高于其已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即式(4)中的第一项目前呈增加趋势。尽管式(4)中的第二项也将有所增长，但从总体看式(4)仍有一段时间将保持正值。目前美国养老保险体制已积累大笔盈余，并且年度财政赤字也已消除，所以如能在未来数年内使养老保险体制的盈余较好的增值，TD1与TD2都将增加，而TD3的第二部分即对中人的退休金债务将随着BBS退出工作年龄而大大减少，而与BBS在退休前这段时间所交纳的养老保险费相比，BBS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增加并不多，所以TD3第一部分的增量较小。因此，最小化的改革成本有可能存在于2020年之前的某个时点。

(2)在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同时，死亡率也急速下降，人口迅速老龄化，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均属此类情况。

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已覆盖国有企业的绝大部分职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新增职工的速度已明显放慢，与此同时退休职工却迅速增加，为退休职工发放退休金已成为影响许多企业发展的障碍。从1997年起我国已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明确采纳了混合式养老保险体制。由于社会统筹的层次较低，而且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国家不可能拿出足够的资金对原体制遗留债务进行清偿，因此在现行体制下个人账户空账现象十分普遍，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于现收现付式体制的延续。

美国人口年龄结构表万人

年龄分组200020202040

0-41876.32156.22155.6

5-92045.62147.72127.7

10-142017.62043.62125.8

15-191940.21959.32148.4

20-241813.22006.72169.0

25-291833.62197.42162.2

30-342006.42183.52059.8

35-392276.22097.91979.6

40-442282.81944.72034.3

45-492032.71912.52208.6

50-541763.62016.72155.4

55-591360.42203.92032.2

60-641080.92113.91821.3

65-69943.11766.51697.9

70-74878.61389.91645.8

75-79735.1924.51582.3

80以上896.11163.02213.0

资料来源：TheSexandAgeDistributionoftheWorldPopulatios,The1996Revision,UnitedNations.

附图{图}

图2美国人口年龄结构图

资料来源：TheSexandAgeDistributionoftheWorldPopulations,The1996Revision,UnitedNations.

由于过去我国的养老保险体制仅覆盖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而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国有企业新增职工的速度已明显下降，当前体制内的年龄结构确实已经老化。但由于制度的覆盖面较小且社会统筹层次较低，制度仍处在发展阶段。如果加大制度的覆盖面，使目前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中的职工也进入养老保险体制，再加上目前因城镇化而带来的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涌入，在一定时期内现行体制将保持相当的盈余（TD1与TD2都将增加，并且TD2将快速增加），而由于体制内退休者（TD3中的第一部分）在短期内增加不多，如若利用前面给出的公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并不是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的最佳时机，现行体制遇到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提高统筹层次的途径加以解决（笔者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对我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成本的最小化时机进行了模拟，印证了以上推论，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另外，在上面的讨论中，并未区分究竟是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基金制，还是从现收现付制转向混合制，但是无论转向哪种制度，现行制度的遗留债务都是相同的，除人均期望寿命和预期收益率外，这笔债务仅由改革的时点和改革前现行体制的状况所决定，而与改革后制度的选择无关。

四、结论

无论是完全基金式、混合式还是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均无法抵御因人均寿命延长产生的人口老龄危机。但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既源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也源于因医疗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的人均期望寿命延长。对于因生育率持续下降而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明显无法抵御其冲击，所以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由于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内每年收取的养老保险费中的大部分已用于对体制内退休者的退休金的支付，体制内已退休者（老人）和已向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交纳过数年养老保险费但目前尚未退休者（中人）未能形成积累，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就必然要求社会兑现原有的承诺，从而使原体制的隐性债务显性化。原体制遗留债务的大小是改革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在衡量改革成本时还应考虑经济增长、就业状况、财政承受能力、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以及贫困化、代际公平、男女性别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在对影响改革成本的部分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推断：由于存在年龄结构上的差异、人均预期寿命增长速度的不同以及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各国必然存在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的最佳时点，而并非改革得越早越好。在决定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为使社会承担的改革成本达到最小化，应结合各国情况妥善选择改革的时机。版权所有

【参考文献】

1李珍(1998)：《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

2世界银行(1998)《老年保障：中国的养老金体制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11）

二、完善预算编审制度

一是深化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政府支出按功能分类和按经济性质分类核算，更加清晰地反映钱从哪来、到哪去、用在何处。二是改进预算编审办法。继续完善分类核算的预算支出管理，不断改进和完善部门预算编制办法，促进财政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三是夯实预算管理基础。开展结余资金清理和非税收入调查，推进预算管理基础性工作。四是进一步完善定额标准体系，科学编制部门预算指标。坚持推行预算公告制度，通过社会舆论媒体的监督，增强部门预算的透明度。五是建立科学、规范、量化的绩效预算评价指标体系，强化“成本一效益”评估分析，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益。

三、深化预算执行制度改革

一是继续加快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稳步拓展政府采购规模；进一步明确县乡管理体制，构建“条块结合”的全县政府采购格局；加快建设全县一体化的信息管理平台，使政府采购更加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管理效率得到提升。二是继续深化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推进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将改革范围进一步拓展至县域所有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同时推进县乡改革；在人员经费、政府采购项目、部分专项资金已经实施的基础上，建立财政性资金国库直拨体系，为全面实施国库直拨改革打下基础。三是推进区域公务卡制度改革。选择部分财务管理基础较好，具有代表性的部门进行试点，切实增强公务消费的透明度，从源头上加强廉政建设。

四、探索预算绩效评价

一是推进绩效考评试点。协同纪检、检察等相关主管部门，选择社会关注的项目开展项目绩效考评试点，并逐步扩大考评范围和领域。二是增强社会参与程度。引入中介机构和社会专家对绩效考评试点项目进行评价，预算主管部门组织开展自我考评，建立社会考评和自我考评相结合的绩效考评方式。三是加强考评结果运用。探索绩效考评结果公开的方式和范围，对绩效差劣或未按要求完成绩效跟踪的项目要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根据考评结果，安排、调整以后年度预算安排，建立绩效对预算编制的正向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