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大全11篇
时间：2022-02-21 04:35:03
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篇（1）
【中图分类号】G420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新形势下，更好的认识和分析军队音乐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现状，可以进一步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利用和发挥军队音乐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
一、 国外研究现状
据查阅的文献资料，外国还没有对于此类课题的相关研究，但对于音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还是有一定的研究。
公元三世纪，雅典学者朗吉弩斯在他的名著《论崇高》中就曾指出："音乐有一种惊人的力量，能够表达强烈的情感"。古希腊学者则认为音乐可以让人勇敢、积极而谦和，令人轻松和愉快。很多西方国家的音乐教育者都认为："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为了社会的发展进步"。20世纪伟大的小提琴家胡迪？梅纽因则提倡用来提高儿童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指出："只要孩子们获得更多的艺术教育，整个社会的犯罪现象就会减少"。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指出："在影响青年人心灵的手段中，音乐占着重要地位，音乐是思维有力的源泉，没有音乐，就不可能有合乎要求的智力发展。对于艺术，特别是音乐，道德是其灵魂，是其存在的意义。"
对于外军来说，关于军队音乐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研究暂时还没有涉及，但对于军队文化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则可以查阅到相关的一些资料，在此简单做以介绍，以达到借鉴思考之目的。
美军主要通过牧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时掌握官兵的思想动态，"他们的文化娱乐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本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宣传军人的道德行为、部队的历史传统与，组织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和体育比赛，其主要活动方式是：电影、电视、演出、舞会、音乐会、电台、广播、报刊、图书、展览等。"[1]日军也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为了提高精神教育的效果，充分利用电化教学手段和传播媒介，将教育内容通过电影、电视、报刊或编成文艺节目进行宣传教育，以吸引广大官兵的兴趣。有的部队还通过举办歌曲会、音乐会、歌谣大会等形式进行教育，寓精神教育于娱乐之中。"[2]苏军则主要是在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设立俱乐部，俱乐部负责成员的主要职责为："对部队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宣传教育，培养军人的美学情趣，宣传优秀的现代和古代文学艺术作品，发展各种形式的军人业余创作，组织合唱队、乐队、戏剧队、舞蹈队、造型艺术小组、摄影组、文学组、体育组等。"[3]
从以上资料显示，从本质上看，外军都将军队文化工作（其中也包括音乐文化），作为对官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具体详实的对于军队音乐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的论述、著作和成果还比较缺乏，没有一个比较完善和系统的体系。
二、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关于"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研究已初具规模。2007年，由陈万柏、张耀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提出："文化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重要载体，具有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渗透力，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面。发掘和利用文化中的教育因素，能够充分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同时，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渗透到文化建设中去，通过文化建设过程感染人、教育人。"[4]
但是关于"音乐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研究目前还不多，专门研究音乐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且已经出版的书籍尚且没有。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关键词为"音乐+文化"的相关文章有998篇，但搜索关键词为"音乐+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相关文章仅有6篇。
再细化到"军队音乐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研究在目前来说更是凤毛麟角，严格意义上专门研究军队音乐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书籍尚且没有，涉及到"军队文化"和"军队音乐文化"的书目前仅有一本，即由何静、秦宗仓、张军等主编的蓝天出版社出版的《军队文化导论》，其中第三章为"军队音乐文化"。目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关键词为"军队+音乐+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相关文章为0篇。
总的来看，关于文化、音乐文化、各种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相关研究很多，这些研究成果既为军队音乐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的纵深推进奠定了一定基础、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较大空间。但是涉及军队音乐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的专著还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期刊论文也基本没有，只有研究方向相近的几篇硕士论文，比如我校2009级毕业研究生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军旅文艺作品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大连理工大学的陈肖东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论音乐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四川大学的孙小川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军营音乐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延边大学的李洋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军营文化及其德育功能》和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陈惠斌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军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艺术渗透》，因此，在这一领域，还有大量的理论和应用问题亟需进一步探讨，研究空间较大，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创新性。
三、发展趋势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与军队音乐文化关系密切，不可分割。文化既构成了外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和微观环境，又以其核心价值意识内化于思想政治教育深层，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军营环境中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目前军队理论界关于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比较全面，但系统地研究军队音乐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著作还不多见，真正深入研究该问题的学术成果更少。因此，从音乐文化的角度探索军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无疑具有重大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广阔深远的研究前景。除此之外，当今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因此，深入的、专门研究作为先进军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音乐文化，充分发挥其在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专业性、开创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刘刚，翟吉华，花永庆.外军政治工作概论[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187
[2]国防大学训练部.军队政治工作理论学习指南[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73-74
[3]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
[4]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53
参考文献
[1]刘刚，翟吉华，花永庆.外军政治工作概论[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187
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篇（2）
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发展及成果
1976年10月6日，“”反革命集团覆灭，举国欢腾；197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彻底打开了人民思想上的枷锁；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经验，以民为本创新，找到了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这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迅速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回顾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改革开放的突破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的历史性变化。这个变化的根本原因源于思想解放。可以说，思想的解放和意识形态的创新，是社会政治进进步重要动力。30年改革开放的事实充分证明，思想解放与社会政治的进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就整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
1.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发展
思想的解放也为我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带来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文化氛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比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大家在对待西方音乐史的态度上呈现出在积极和热情之余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谨慎和保守。尽管如此，我国在结束后的这段时期，所有关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成果都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门学科的日益完善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一时期良好的文化氛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大专业音乐院校逐渐恢复正常的教学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专业音乐教育工作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随着教学工作的步入正轨，西方音乐史在我国高等院校的专业教育地位也开始得到了恢复并日益加强，此外，西方音乐史作为一门学科也日益受到了各大专业音乐院校的重视，他们相继开设了西方音乐史课程，并相继招收从事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研究生，开始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研究力量日益增强。
（2）音乐期刊的恢复及发展。1976年3月，随着“”的将近结束，《人民音乐》等音乐刊物逐渐复刊，为我国音乐研究及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改革开放后专家学者的新思想新成果逐渐见诸各大音乐期刊，逐渐引起更多的学者的参与，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刊物也逐渐介绍西方学者的著作，为中外音乐交流搭建了沟通的桥梁。
（3）学术交流会的增加。1984年8月，中国当代音乐史上首次西方音乐研讨会在京召开，由《人民音乐》和《音乐研究》两刊承办。来自全国各音乐院校及研究单位的理论工作者约40人参加了会议。代表们总结过去的研究经验和教训，也分析了研究现状的种种不足，并就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务展开了讨论。此次会议的召开有利于学者们彻底摆脱过去的研究误区，他们逐步建立起学科意识和学科责任，使研究工作沿着科学的轨道发展。1986年5月，由天津音乐学院主办的美国音乐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与会代表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学及研究人员80人，会议期间举行了九次学术报告会，代表们就美国的作曲家、音乐作品、流行音乐、音乐表演、音乐教育状况等课题展开了广泛交流。会议还成立了以许勇三为理事长的美国音乐研究学会。1987年10月，由天津音乐学院和《音乐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苏联音乐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与会代表50余人，收到论文、译文40余篇。会议期间成立了以吴祖强为理事长的苏联音乐研讨会。天津音乐学院将此次会议论文汇成专辑发表。
2.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成果
（1）西方音乐史著作的问世。《西方音乐及其流派》《西方音乐史略》《外国音乐简史》《欧洲音乐史话》《西方音乐史教程》《外国音乐史话》《西方音乐史》相继出版。其中，有7部是由我国学者编著而成，一部译著。李应华的《西方音乐史略》和钱仁康《欧洲音乐史话》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2）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以往的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和民族主义音乐的研究，而是逐渐将目光转向了西方近现代音乐的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历史纵向的研究，而是更多地向相关姊妹学科进行了横向相关研究；不再进行集体研究，而是更多的发挥个人思想，这一时期的著作以及学科研究多为个人研究，不再是集大家之言，虽著作中仍然有明显的时代背景的印迹，但已经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初景。
（3）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各大音乐院校逐渐复课，西方音乐史由以前的公共选修课转变成了专设的研究学科，有更多的学生选择这一专业，进行专门的学习。教育队伍也逐渐壮大。
二、改革开放中期，我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史的发展和成果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将祖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迅速向前推进，从整体上扭转了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局势，而且也改变了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资”现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我国的整体音乐研究环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广大音乐家在“南巡讲话”的鼓舞下，逐渐摆脱了由于多年政治运动而在心底留下的阴影，开始了在自己领域内积极而执着的探索和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迎来了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春天。
1.改革开放中期，我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史的发展
（1）专业院校专业队伍的发展。“”后，音乐学专业开始招收研究生。经过老一代专家学者的精心教授，我国培养了新一代西方音乐研究的生力军。毕业后这些研究生有的成为高等院校老师，有的成为音乐期刊编辑，有的选择继续出国深造，学成回国后带来新的思想和学术成果。他们为西方音乐史研究开拓了新思路，活跃了学术空气，增添了成果。他们教授的学生有的也逐渐成为中国研究西方音乐史的主要力量。为西方音乐研究贡献出他们的力量。
（2）各类出版物的不断涌现。以《人民音乐》为首的5种音乐期刊在改革开放时期复刊之后，就不断涌现有一定学术水平的音乐期刊，其中主要为各大音乐院校创办的期刊。这使广大的专家学者、教师学生有了发表个人见解，了解他人学生成果的平台。国门的开放，也使我国涌现出了更多学习外语的专门人才，这对我国研究西方音乐的进程又大大加快了速度。
（3）交流的增多。这一时期，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营造了有利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等，都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的条件，也为学术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我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大量有关西方音乐的学术会议陆续召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90年5月14日～18日“第一届美国音乐研讨会年会”在山东艺术学院举办，同年的7月1日～6日，第二届外国音乐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国音乐教学人员及研究人员，共计40余人。代表发言主要论述了西方音乐史学界的发展状况、史学观和方法论以及我国史学学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此外，大家还针对具体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1991年1月28日～2月1日，“第五届音乐理论读书研讨会、西方音乐史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举办方为《中国音乐学》编辑部和中国艺术研究员音乐研究所外国音乐研究室，与会代表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余位音乐理论工作者。此次会议的议题为“基督教对西方音乐的影响”。
1998年4月14日～16日，“第三届西方音乐研讨会”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会议由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联合主办，与会代表有来自全国各省市的研究人员2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方法”，收到论文20篇。于润洋、高士杰、李应华、蔡良玉、黄晓和、王哺、杨燕迪等先后进行发言。
2.改革开放中期，我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史的成果
（1）著作的不断涌现。由于国家的重视，人民的需要，由国务院决定，先后组织2万余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问世。其中的音乐舞蹈卷也饱含了我国的音乐学专家学者的几十年的研究结晶。《西方音乐通史》《西方音乐文化》等几部有份量的作品出现，至今仍为很多专业类院校作为专业教科书。《欧洲音乐史简编》《简明西方音乐史》《世界音乐史话》《西方音乐漫话》等著作也不断涌现。
（2）对于西方音乐研究，有了更细化的学科研究。研究上的细化使得各学科有了更明确的方向，更有力地发展。诸如西方音乐史研究方法论、（如蔡良玉的《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方法回顾》）；通俗音乐史发展、（如钟子林的《摇滚乐的历史和风格》、洛秦的《爵士百年兴衰录》）；对于作曲技术的发展史的研究（如许永三的《西方交响乐发展纲要》）；对于音乐国别史的（如蔡良玉的《美国专业音乐发展简史》、黄晓和的《苏联音乐史》〈上〉）。
三、我国现阶段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发展及成果
自21世纪以来，外部环境的影响，时代的进步，使得我国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1.我国现阶段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发展
（1）专门人才的培养。随着国门的开放，很多专业院校的学生能够在国内学习一定基础类课程后，到欧美等国家进行更深一步的学习和研究，也有更多的学者能够频繁出席一些国际交流会议，并有更多机会到国外进行访问学习。
（2）信息产业的发展给研究带来方便。我国现已有2.5亿网民，高效、便捷的电脑和互联网，早已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不可缺少的伙伴。这对于研究西方音乐史的专家学者，教师学生，更是有了极大的帮助。不但能在国内网站上了解国内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还能直接阅读国外网站的文献资料，实在是一件让人欣喜之事。这也促进了国内很多相关网站的成立，例如中国音乐学网、中央音乐学院网、中国音乐学院网、上海音乐学院网、天津音乐学院网等等。
（3）西方音乐学会成立。2004年5月17日，经中国音乐家协会批准，西方音乐学会正式成立，并于2005年3月27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西方音乐学会全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直称为“西方音乐学会”，学会英译为“SocietyforWesternMusic”，缩写为“S.W.M.”。学会成立后，于2007年4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并通过了学会的章程。学会的成立对于西方音乐各学科的建设及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2.我国现阶段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成果
（1）译作的更多出现。如《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美]保罗·亨利·朗/著，顾连理、张洪岛、杨燕迪、汤亚汀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9世纪音乐史》[德]格奥尔格·克内普勒著，王昭仁译，人民音乐出版社；《二十世纪音乐》[法]玛丽一克莱尔·缪萨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6月；《欧洲中世纪音乐》[美]杰里米尤德金/著，余志刚译，中央音乐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虽然有很多的反面的声音，认为一味的翻译国外作品，有悖于研究西方音乐史本身，但是，只有更多地了解他人思想，外部经验，才能在学术上少走弯路，少碰钉子。
（2）研究队伍分布合理，队伍壮大。在各地各大音乐院校，均有专业过硬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不但搞学术研究，还为各大院校培养了合格的专业学生。由于各大高等普通院校近年来对于西方音乐史的公共选修课的普及，对教师队伍的不断需求，音乐学院有了更多的选择此专业的学生。这门专业正向着繁荣未来稳步发展。
四、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当然，任何事物在发展的进程中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现在普遍存在学生中的目光短浅，没有开阔的国际视野；阅读量较小，有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方向的学生竟然没有完整看过一部专业大部头书籍，只是现抱佛脚，死记硬背些对考试有益的篇章。这些不足之处，就需要师生共同努力。譬如，导师为学生每学期制定读书计划，制订一定的论文题目，并让学生自选题目独立完成一些论文；在学好英语的前提下，多学几门外语，为能了解更多的国际学术界的信息作些努力，将来为我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理论，促进了中国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和探讨，它不仅为繁荣中国的文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通过对西方音乐的研究更加加深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改革开放30年，在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仅是短短一刹，却已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铸造辉煌；改革开放30年，在我国的音乐发展史上可能只是短短的一个小节，但却是起承转接向另外一个崭新的篇章；改革开放的30年，在国际西方音乐研究史上可能只是小小的一个音符，但却是响彻云霄的嘹亮一声。
参考文献：
[1]田青，乔建中，韩钟恩.中国音乐年鉴（1989年-2001年）.北京艺术版社.
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篇（3）
认真贯彻落实市教科所秋季学期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全面提高经开区音乐学科教育教学质量和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为目标，以教研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研究、培训、指导和服务的职能作用，为我辖区音乐学科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二、工作思路
本学期音乐学科教学研究的工作思路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九年义务教育（2011版）音乐课程标准》，反思课程改革以来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在深入推进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研究、指导、服务”的品质，要以提高小学音乐课堂教学质量为核心，以课题研究和教研组建设为突破口，加强对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的指导和管理，充分发挥学科中心组和学科基地的功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搞好课外兴趣小组和各项艺术活动，努力促进我辖区音乐教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
三、重点工作
（一）常规教学指导细化工作。
坚持经常深入基层学校，深入班级课堂，进行常规教学、校本教研、校本培训指导，发挥研究、培训、指导、服务的作用。
（二）教学研究质量提升工作。
积极开展调研、主题教研和学科教学研讨活动，打造高效精品课堂。
（三）师资培训活动落实工作。
围绕我辖区音乐教师的队伍特点，认真做好各类培训工作；以岗位能力、教学基本功为重点，切实抓好教师队伍培训。
（四）艺术比赛组织开展工作。
根据2018年xx市中小学生艺术节活动通知，认真落实文件要求，10月初组织辖区各学校进行城区选拔赛。
四、工作内容及措施。
1.坚持研培一体化，进一步加强教学指导、引领。
结合我辖区实际、学科教师队伍现状，坚持深入学校、深入课堂，加强对常规教学、教学设计、课堂教学、教学案例、教育叙事和教学反思等教师专业素质和能力发展的指导和引领。10月份，音乐中心组成员不定期到各校进行听课、指导、培训，教师课堂存在的问题做积极的分析和研讨，为老师的课堂实效性进行指导、服务。特别是边远学校，将组织优秀教师进行送教下乡活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2. 积极开展系列教研活动，积极探索有效教学的新形势和新途径，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服务。
（1）利用好教师QQ群平台，搞好“互动合作式”集体备课活动,实现传统教研与网上教研相结合,通过集体大备课,激发广大音乐教师的教研热情,既加强了校际之间教师的学习交流,又减轻了老师的工作的负担,提高了备课实效。
（2）做好各个学区音乐教师联片交流活动。通过“磨课”“演课”“同课异构”等教研方式,展示课堂精彩,创新理念,创新课堂,创新方法,打造优质高效课堂，推出优秀教育研究成果和精品课，全面提高音乐学科教师的整体素质。 。
3.加强音乐教师专业技能与课堂教学能力培养，举办专项技能主题展示活动，发挥中心教研组教学示范。
1.音乐教师专业技能培训。
重视中小学音乐教师在音乐专业技能方面的提高与进修,定期开展“声乐”“器乐”“舞蹈”等音乐主题活动,对青年教师的范唱伴奏能力要有一定的考核要求,使广大音乐教师积极参与,相互学习,加强音乐基本功训练,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为了能推选优秀教师参加xx中小学音乐教师五项全能比赛，预定11月初开展本辖区音乐教师基本功比赛。
2.重视课堂教学能力培养。
充分发挥中心教研组的教学示范作用,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作用,发挥名师,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及优质课获奖者的榜样激励效应。通过录像或现场课观摩精彩课堂展示,经验介绍,专题研讨和与名师对话互动等,引发教师们对课堂教学设计与组织的深度思考,进一步总结我辖区优秀音乐教师的教育教学经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4.继续落实“艺术体育2+1”项目的开展情况，组织开展好艺术节比赛，发展学生素质，丰富校园生活。
1.调研各个学校大课间以及课堂乐器的开展情况，把有成效有特色的学校积极做好重点扶持和指导，并作为典型在城区推广。
2.根据市教育局艺术节的文件要求，开展主题为“阳光下成长”的中小学艺术展演活动。城区比赛时间定于10月初，各校老师提前安排好训练时间，保证节目质量，全面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和人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面貌。推选出精选节目后，中心组成员对出线节目质量进行把关或者指导，争取推出能够代表经开区优质精品节目，力争金奖。
2018年秋季学期音乐兼职教研工作月行事历
时 间
工 作 内 容
九月
1、深入基层学校听课指导
2、协助教研室开展2018年智慧好课堂城区选拔赛
十月
1、协助开展城区中小学艺术节评比活动
2、开展音乐教师学区联片教研活动
3、送教下乡
十一月
1、 举行音乐教师五项技能选拔赛。
2、进行辖区教研活动（观摩优质课或邀请专家讲座）
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篇（4）
2.论音乐欣赏课在大学生德育培养中的功能及实施途径
3.高校音乐德育功能的实现与研究
4.高校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初探
5.音乐教育中德育渗透的有效途径
6.发掘音乐教育的德育价值——论一种可能的德育方法与途径
7.论音乐的德育功能
8.浅谈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9.论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
10.谈如何在小学音乐中实施德育教学
11.论高校音乐教育中的德育渗透
12.新课程标准下的音乐教学德育方式研究
13.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14.小学音乐教学与德育的渗透研究
15.高校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的特点和作用
16.论我国古代音乐教育的德育内涵及功能
17.音乐教学中如何渗透德育
18.试论音乐的德育存在
19.依托流行音乐的美育功能 实现高校德育教育的创新
20.高校音乐课程的德育渗透研究
21.音乐教育德育功能实现的课程论审视
22.在音乐课堂中利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德育渗透
23.高职院校音乐教育德育功能的开发及多样性
24.论音乐的德育属性
25.中学音乐教育中的德育渗透问题研究
26.小学音乐学科中德育渗透的研究
27.高校音乐教育德育功能实现的途径
28.浅谈中学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
29.浅谈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30.让无痕化的德育渗透于音乐教育中
31.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及实施途径
32.怎样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以音乐教学为例
33.论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方法的创新——以德育课内容为主体,将音乐融入课堂教学
34.在音乐教学中发挥德育的魅力——浅谈德育教育在音乐教学中的作用
35.浅谈中学音乐教育中德育的重要性
36.新课程背景下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渗透策略
37.音乐对改善高校德育课堂之现状的作用研究
38.论高职院校音乐教育中德育功能的开发
39.浅谈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德育因素
40.寓德于乐 以乐养德──谈音乐的德育功能和方法
41.试析小学音乐教学中德育教育的渗透
42.音乐与德育教育关系解析
43.谈小学音乐教学中德育内容的体现
44.小学音乐学科中德育渗透的措施分析
45.中学音乐教学中德育渗透的有效路径
46.学校德育与音乐教育整合的意义探析
47.音乐小天地唱出大道理——小学音乐教学渗透德育
48.强化音乐教育在德育中的助剂作用,增强道德教育实效
49.试论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
50.试论高等院校音乐课程的德育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51.以美育德——论音乐教学的德育功能及其实效性研究
52.音乐的德育功能
53.研究生德育中的音乐素养培育途径及作用探析——以上海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为媒双育人”活动为例
54.浅谈如何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
55.浅谈音乐学科的德育功能
56.学校音乐教学中德育教育渗透方略分析
57.浅论音乐的德育功能
58.高职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研究
59.论述高教音乐教育中的德育渗透
60.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教育
61.寓德育于音乐教学之中
62.增强音乐学专业课程德育功能的对策
63.基于新课程背景下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渗透方法
64.让无痕化的德育渗透于音乐教学之中
65.给德育插上音乐的翅膀——让音乐成为德育的有力辅助手段初探
66.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渗透探讨
67.流行音乐教育应用于德育教学的实践研究
68.浅议高校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69.美育与德育的结合是音乐教学的基本原则
70.将音乐引入高校德育课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71.德育在音乐艺术教育中的渗透思路探索
72.试论中职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73.新课标视角下德育思想在音乐教学中的渗透
74.浅谈音乐教育在大学德育中的应用
75.德育在音乐艺术教育中的渗透研究
76.谈音乐欣赏课的德育功能
77.浅论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
78.高雅音乐在高校德育教育中的渗透作用思考
79.高校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及途径
80.论中专院校音乐教育中的德育功能
81.音乐教学中如何渗透德育教育
82.德育功能在音乐教育中的作用
83.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84.音乐院校体育教育中实现隐性德育教育的可行性研究
85.“以和为美”——论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
86.音乐,化腐朽为神奇——电影《放牛班的春天》中音乐的德育功能
87.寓教于“乐”——浅谈高校音乐教育的德育渗透
88.隐性教育在音乐艺术院校德育中的应用研究——以中国音乐学院为例
89.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90.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渗透
91.音乐艺术院校德育工作的实践探索
92.音乐教育中的德育作用论
93.音乐教育的德育作用探析
94.音乐的德育功能
95.浅谈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96.让德育走进音乐课堂
97.让音乐成为小学德育课堂的营养剂
98.浅谈音乐在高校德育教育中的渗透
99.试论音乐在德育中的功能
100.浅谈音乐教育在德育中的艺术魅力
101.论生态德育在音乐课程中内涵与策略
102.音乐教学中渗透德育的实践与思考
103.谈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渗透与作用
104.论音乐教育中的德育价值和审美价值
105.浅谈音乐教师的德育意识
106.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107.例谈小学音乐教学中德育渗透的几种方式
108.试析高校音乐教育与德育教育的关系
109.完善高校音乐教育对德育作用的对策建议
110.浅谈在初中音乐课堂中加强德育教育的重要性
111.吴地传统音乐的当代德育价值
112.音乐教育中德育功能探析
113.浅谈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教育
114.浅谈农村初中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115.让“生成事件”成为音乐课堂德育的鲜活教材
116.加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在德育中的潜移默化作用
117.高校音乐教学德育树人的内涵研究
118.如何加强音乐教育中的德育功能
119.论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
120.德育教育在高中音乐教学中的实施
121.从救亡音乐谈当代大学生的德育教育
122.浅议在音乐教育中开展德育工作
123.浅析德育教育在音乐教学中的渗透
124.论德育教育在音乐教学中的落实
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篇（5）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民族音乐学”(亦称“音乐人类学”)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从国外引入中国的一个理论学科或方法论概念。其引入后在中国音乐理论界引起普遍关注。引进倡导者多通过翻译、宣传直到付诸实践以倡导之；闻之者，或趋之若骛，或谨慎运用，或迷惘不解，或怀疑反对者皆有之。在音乐界成了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一个舶来的音乐学方法论，在中国音乐学界引起如此复杂的纠葛，其影响所及，已涉及到中国音乐理论研究应该走什么道路，应该以什么观念态度对待外来理论方法等重大问题；并不可避免地涉及高等院校音乐学理论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层次教育观念、思想和方法的导向。每个关注中国音乐理论研究进展的学者，都不太可能回避或漠视这一现象，而应该对之作出必要的分析与思考，从而在历史事实和进程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使中国音乐理论建设在更理性的、健康的道路上前行。
鉴此，笔者拟就民族音乐学传人中国后的命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一番初步回顾、梳理、反思和评价，提出一管之见，供学界参考讨论。
一、大背景视域的思考
从现当代音乐史的宏观角度思考，民族音乐学传人中国，不过是现代以来多次西乐东渐浪潮中的一次。因而，在讨论本文主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反思一下现代以来几次主要的西乐东渐浪花的历史命运。
简略地说，近现代以来中国音乐产生较大影响的西乐东渐大致有三次，由于这三次西乐东渐多已成为过去时，因而我们现在有可能对其命运作出一些初步结论。
第一次是20世纪初叶欧美专业音乐教育与创作体系的输入，其标志是上海国立音乐院的设立及随后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体系陆续地、全面地建立起来，其影响之深远广泛，无须赘述。基于这一历史事实和经验，可以肯定这次输入的命运是福光高照的。尽管近年有学者提出争议。但这些声音是微弱的，其在学理上和实践上都很难与之抗衡，因而对已有的专业教育体系并未产生大的震撼。
第二次是20世纪中期以来欧美、日本等国探索性音乐教学法的传人，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科达伊、奥尔夫教学法等。这些颇具新意的音乐教学法在中国音乐教育界一度热闹非凡，但如鹅卵投湖，渐趋平静。事实上，这些音乐教学法本身远非成熟，它更多带有试验探索的性质，所适用的对象范围也很有限，除中小学外，很难纳入高等院校的专业教育体系，即使师范院校范围内也未能全面铺开，只是少数院校和少数专业教师进行了一些译介宣传和模仿试验，无论在教育理论或教学实践来看均罕有自主创新的纪录，并未触动原有的教学体制。因此，总的来看，这次音乐教学法的输入是有气无力的。
第三次是本文将着重讨论的20世纪末从欧美传人中国的“民族音乐学”，这次输入的波及面主要是与中国对应的学科――民族音乐理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范围。从其输入至今30年来的历史过程和事实看，它的命运是不容乐观的。即使谨慎地加以描述：其实则瑕瑜互见、且并非如引进者宣称的那么先进与辉煌。如果按照当下引进者们激进的单向推崇膜拜思维和作法，很可能欲速不达甚至误入歧途。
以上宏观视域的反思，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考察思考，但主要检视评价标准仍然是――实践。
二、民族音乐学学科特点简析
民族音乐学是源于欧洲、盛于美国的一门理论学科，早期产生于老牌殖民国家荷兰、英国、德国等，因其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而称为比较音乐学，后渐依其研究对象而改称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大约于20世纪初叶，主要研究力量从欧洲移师美国。早期在音乐形态学及音乐理论上的有影响的建树有音分值标记法、各民族乐器比较、反“欧洲中心论”等。
其研究思路或学术目标，多重在音乐的文化涵义和功能，尤其强调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思路，而忽略音乐本体的研究。早期代表人物多为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甚至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等。这种人员结构特点与此学科形成的背景有关。早期民族音乐学的兴起，实与当时的殖民主义政策相关。当时几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恰恰也正是推行民族音乐学的主要国家)为了理解殖民地人民的文化思想，以为殖民政策的顺利推行提供参考物，派出了大批文化工作者到殖民地搜集文化资料，附带也搜集了大量音乐资料，由此逐渐产生民族音乐学学科。这个深层背景也是早期学者多为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是此学派一直重视研究文化的主要原因。
民族音乐学大本营移师美国后，强调文化研究的倾向并无太大更改。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对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移民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在国家政策上也支持各民族平等互利，这样，民族音乐学在美国高校的设立，更多体现了政治上文化上对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宽容性，同时，也自然是少数民族族裔争取自身政治和文化权利的一个文化标志。由此进一步形成了文化相对论的音乐观念。这一观念主张，各国各民族的音乐没有高低粗野之别，一种音乐现象的高低优劣，主要决定于各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和文化传统。按这种观念，非洲的鼓乐与欧洲的交响乐的音乐价值没有绝对高低可言。这一观念本有其合理因素，但如果无限延伸，则有否定音乐存在客观价值评判标准的偏执倾向，反会重蹈绝对化覆辙，也必然导向不可知论。不幸的是，中国的引进者们恰恰主张文化相对论的无限性和绝对性，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而在中国理论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因事关复杂，本文暂且搁置不作深究。
从学科教育体制的角度以及笔者近年赴美考察的结果来看，民族音乐学在美国的教育体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人才培养多限于研究生层次(硕士、博士)，系科专业主要设立在综合大学下属的音乐院系或人类学系，代表性的学者教授也多在此类院系；其二，教学研究对象非常宽泛，早期多针对非欧美的、经济较落后国家的民族音乐(欧美音乐学界认为中国是东亚高文明国家)，后因“城市民族音乐学”的兴起，教研对象渐扩展到发达国家，研究城市音乐和移民社区的音乐文化。音乐学院中民族音乐学的专业设置多因人设课，有什么人就开什么课。比如我所认识的几位美国民族音乐学的教授，或懂江南丝竹，或懂广东音乐，或专长明代音乐史，哪怕只有一个人，也可在民族音乐学招牌下招收硕士生博士生。其它
如加美兰音乐、印度音乐等均是如此。可见，在民族音乐学的旗号下，教育研究所涉领域、对象繁富，跨学科杂交色彩太浓，很难形成一个清晰的知识与学术体系，与其说是独立自足的学科，不如说它更多带有方法论的性质。
从国外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目标和实践来看，重心无疑仍是文化。研究方法更多偏重于描述――解释体系和跨学科考量。
民族音乐学传人中国后的30年间，情况似乎并不比在国外有所改观。仅从教育体系的建立来看。既然是一个学科，必然需要建立相应的系科专业，招收研究生培养专业人才。我国早期的一些学者如沈洽等，也确实试图在中国音乐学院建立民族音乐学系。但时隔30年，却没有什么令人眼亮的成果出现，无疾而终。近些年倡导音乐人类学的教授们，也试图建立系科专业，但也举步维艰，他们自己招收的研究生，也仍然以其原来专长的专业领域为招生目录(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教育等)。至今还没有任何一所高校建立起像样的民族音乐学系或专业。如果连倡导者自己都拿不出学科建设的范例，也就很难令人服膺了。
从这些现实情况看来，笔者倒认为，民族音乐学，就其在欧美的教学研究实践状况来说，尤其是就中国引入者所身体力行的作法来看，更具有方法论的性质。
三、中国类似学科简介
民族音乐学传人中国后，之所以引起普遍关注和新旧观念冲撞，是因为中国早已存在着一个类似的学科实体，即民族音乐理论、民族民间音乐或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三个概念名异而实同，是同一学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称谓名)等。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现存的活的口传音乐。此学科历史也很悠久，自王光祈、杨荫浏、郭乃安等学者始，至今已有四代教学研究成果积累。仅就中国音乐学术界范围内而论，此学科的实力雄厚，教育体系完善，目前已健全了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学位教育体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国内高等院校或研究院所担任领导或教学科研骨干人员。在近百年的教学研究历史中，积累了丰厚的资料和成果。学术研究的质量水平丝毫不低于世界上其它任何先进国家和地区。事实上，国内同行们都一致认为，中国体制下培养的硕士学位论文，远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同等学位论文水平，其中一些优秀的硕士论文，甚至接近国外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
中国传统音乐遗产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界都受到高度重视，大约在20多年前，中国政府和音乐家组织联合攻关，倾举国之力进行了民族音乐六大集成等宏伟的资料建设，目前已基本完成。此项成果不但有效保存了珍贵的民族音乐遗产，为后续的教育研究工作提供了雄厚的资源保证，也赢得了世界范围相关组织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和赞赏。有多项品种纳入了世界级和部级的非物质口传文化遗产名录。
此学科在教学研究体系上已趋于成熟。表现在以下两点：
1、研究对象明确：中国人民创造运用的、产生于本土的、至今存活的所有民族民间音乐形式和作品；
2、研究目标和重心明确：对中国传统音乐(目前主要是汉族传统音乐)进行分类学、音乐形态学及音乐构成规律的研究，偏重于音乐本体“描述――分析”的方法论。但亦不乏结合文化背景的、跨学科研究的范例。
由于种种原因，也由于系统性研究的时间不长，目前还有诸多空白和薄弱的领域、环节亟待填补。如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还缺乏对中国旋律学、和声学、曲式学、多声音乐等方面的系统化研究；对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还相当零散不成系统，等等。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理论体系还任重道远。
但无论如何，此学科已具有稳定明确的学科性质与富于传统特色并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论。并无需要外来学科理论取而代之或加以重大改造的“落后”弊端。
四、民族音乐学传入中国的基本脉络
民族音乐学传人中国的历史过程大约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的发起人是以高厚永、沈洽、杜亚雄等人为代表的几个中国传统音乐学者。
上述两位学者原都是从事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研究并颇有建树的，当时他们都积极倡导引进民族音乐学的理论，甚至希望以之取代中国固有的民族音乐理论。现在看来意味深长而且值得反思的是，当时作为主要倡导者的高厚永自己也意识到，民族音乐学的主张与他长期研究的内容和目标都相距甚远，很快他就远离了这个他曾高标的旗号。另一个积极倡导者沈洽虽然自己也感受到了应者寥寥的寂寞，但仍始终不懈地倡导民族音乐学的理念(尽管这一新理念与他以前的研究模式似乎在方法论和观念上都差之甚远)。他在民族音乐学方面也有身体力行的作为，但他付出长期努力的成果，在音乐学界却几乎无人知晓或反响甚微(如他多年来在台湾推行的“音腔”理念的精微计算机定量分析试验和他沉潜云南研究多年的基诺族音乐等)。这一现象颇耐人寻味，暂不赘述。
第一阶段民族音乐学传人的形式，主要是翻译国外民族音乐学原著，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一些学者也按照民族音乐学的理念投身于研究实践，召开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等。其中1978年由高厚永、沈洽、杜亚雄等知名学者发起召开的南京会议，声势较大，当时拟以之代替两年一度的全国传统音乐年会。然而，大量与会学者很快发现会议的宗旨和倡导的方法不对路，遂立即转而在沈阳另召开了一次年会，参会者均是国内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资深专家学者。两军对垒的火药味斯时已现端倪，并一直延续至今。
第二个阶段大约在时隔30年来的21世纪初叶，其主要倡导者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几位知名教授。
这次传人倡导的形势与第一阶段有了一些不同之处。首先，易名“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旗号，似乎想与没有造成良好效应的民族音乐学拉开距离，虽然在方法论等实质上两者并无二致；其次，学科宣传的意识更强，一开始就高标音乐人类学是民族音乐学术研究的前沿学科，并有目标有意识地通过项目组合了六位音乐院校的知名教授，人员的学术背景略显杂多，分别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音乐学院，各自学术专长主要为中国音乐史、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理论、音乐美学、音乐教育、世界音乐、少数民族音乐、民族音乐学等。
一个学科涉及这么多专业方向，固然可以解释为跨学科性质所决定，但因缺乏学科知识学术体系的独立完整解说，不能不令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一个学科。倡导者们一直也在回避这个要害问题，就更加深了这种疑问。
五、民族音乐学传入后的命运
民族音乐学传人中国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或三种遭遇。首先是引起了普遍关注。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的学者，几乎无人不关注和知晓这个新概念，当然，关注和知晓的程度又五花八门，有的能清楚认识到它的真实内涵和意义，有的则过分拔高它，一些人稀里糊涂地运用它却不知就里，以至多年后有所觉悟又宣布脱离之。当然，审慎吸收合理因素而用
于研究实践的也不乏其人。又有一批学者对之不感兴趣，而是照常走自己的研究道路，如此等等。
其次，在传人后不久的时间段内，遭到大多数中国传统音乐学者的冷遇和不屑，这些学者包括一批资深的教授学者和省市研究院所、文化馆艺术馆的研究人员。他们对民族音乐学崇尚的重文化内涵轻音乐本体的理念十分反感，这或许不是民族音乐学本身的过错，而与倡导者们的拔高宣传倾向更有关联。
最后，学科碰撞。在整个传入过程中，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两个学科，在研究理念或方法论上发生的冲突不断加剧和明朗化，逐渐在有形无形中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这种对立已超越了借鉴吸收的含义，而涉及到中国音乐理论研究的方向和道路。这一对垒局面的演变也有些耐人寻味。长期以来，倡导者们多持主动的、有组织的多渠道的宣传姿态；怀疑者们则多各自为政，不予理会。近些年来，怀疑者们开始分别批评，其中不乏尖锐严峻之文。
六、冲撞的焦点
两军冲撞涉及到的比较重要的焦点为：
1、学科关系问题
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这两个学科相同或不同?相互包容或不包容?倡导者认为是性质相同且可包容，一度有代替论。即前观念和方法具前沿性与世界性，因而可以包含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并以其名取代后者。反对者认为从研究对象、目标和重心来看，两者都有很大不同，孰高孰低还难分解，何谈包容，遑论取而代之。
2、研究对象问题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是世界范围各民族各国音乐，涉及中国音乐毕竟少而不成系统；反之，中国传统音乐明确地唯一地系统地研究中国本土音乐，并不涉及其它国家音乐。一当涉及，便划归“世界音乐”的学科。两者在研究对象上差距是明显而巨大的。如果主观地强调民族音乐学的前沿性，就会导致漠视中国传统音乐固有的研究模式和成就，甚至改变研究方法和方向，这也是近年有学者批评其为“非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3、研究目标和重心问题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目标和重心显然是在文化，虽然有“音乐中的文化”、“文化中的音乐”等绕口令似的提法，但实质上是以音乐的文化涵义和功能为其主攻目标和研究重心。从倡导者们自己的论著和所培养学生的论文来看，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文化的、其它学科的知识观点占据了主要篇幅，而音乐则极大淡出，甚至不少文章见不到一个音符。这个问题，近来也有不少学者提出批评，称之为“非音乐化”。相反，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则以音乐本体形态为研究目标和重心，已形成了几代人的传统。这一明显差异显然也直接关联到作为一个音乐学科到底该研究什么的大问题。
以上几点的差异，必然最后归结为学科研究的道路和方向方法问题：中国音乐理论研究向何方去?是走自己的路或是以西代中?
七、冲撞的原因分析
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外各种学科、理论、思想的交流融合碰撞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不稀罕。合则用之，不合则弃之。只要符合国情和研究目标，能提高研究的水平和效益就是好的。然而，民族音乐学的引进引起争议如此之大，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和困惑如此之多，就不能不反思其中的真实原委了。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值得注意和思考。
1、引进倡导者的认识和倾向性问题
从认识角度看，引进者是否真正认识和理解了、由此恰如其分地向国人介绍了这个学科在国外的地位和原意吗?在引进过程中是否过多地渗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意图?更值得考究的是，这些引进的理念与方法，是否真的那么先进与优秀?这些问题看来是存在的。
比如，说民族音乐学是最前沿的学科，这个提法就颇堪商榷。因为实际上这个学科在欧美院校教育中，还并未处于主流地位，在国内而言，即使正规的学科建设还未见雏形。就倾向性而言，显然引进者在主观上又有拔高之嫌，过分夸大了民族音乐学的某些研究方法。
比如，民族音乐学最津津乐道其三段式程序方法：田野工作、实验室工作和案头工作，提出了一些诸如“局内人”、“局外人”的视角观念等，但却忽略了这些研究程序和方法，中国音乐研究实践中早已有之，且不乏精湛的范例。只不过前者作了一些“深奥”的抽象与偏重文化涵义的表述而已，究其实质，并无多少新意。
又如民族音乐学最强调田野工作的重要性，特别强调音乐与文化的关联性等，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过分强调之，似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并不重视田野工作，实则是无的放矢之举。殊不知，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同样非常重视采风且不乏经典范例。如此造作，必然引起中国学者的反感。
2、非本土化倾向
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水平的评价上，过分拔高民族音乐学的模式，就导致轻视或忽略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的已有传统、成就和水平，这种非本土化的作法，不但引起争议和反感，确实也涉及到中国音乐研究如何对待借鉴和继承的关系的大问题。
3、非音乐化倾向
民族音乐学过分强调跨学科研究和文化重心，这就引发了学科性质和归属的问题。是民族学、人类学为主或是音乐学为主?音乐专业学者到底以什么本事参与研究?以什么专长与其他学科学者会话?最后，它是否有资格称为音乐学科?
4、实践检验
一个学科理论到底好不好，最后要拿成果说话。民族音乐学引进者多爱谈理念、概念，鲜用扎实的成果来使人信服。引进外来理论时亦多处于翻译解释的水平，鲜少结合中国音乐实践的创新纪录。一个奇特的现象是，民族音乐学最强调田野工作经验，在美国，缺乏多年田野工作经验的教授被讽为“书斋里的学者”，没人瞧得起。然而引进者中多数学者恰恰最缺乏田野工作经验。相反，中国传统音乐学者中，特别是有成就的学者们中，无不是以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见长的。
以上几点，固然并非两个学科冲撞的全部原因，但应该是比较主要和重要的原因。
八、余论
看来，民族音乐学传人中国的命运并不算成功。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看待民族音乐学传人中国的命运?难道它真无可取之处?
我以为，全盘肯定和过高估计不好，完全否定和贬低同样不利。我们应该以理性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思考和评价它。既看到它的正确的合理的因素，也看到其不太正确或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因素。一分为二地冷静分析后，再加以借鉴运用，或能有助于实现我们借鉴的良好愿望。
一方面要看到民族音乐学的正面作用和影响。它特别强调音乐研究中文化内涵功能的重要性，有助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视野和领域的拓展，从音乐形态本体的研究拓展到音乐的文化意义和功能的研究；有助于加强跨学科研究的自觉性，不断拓展我们的知识结构；有助于完善学科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论，更新研究的思想观念。
虽然，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结合文化研究的范例也不少，但自觉地、精密地结合，与不自觉地、随机式地结合还是有很大不同。在强调音乐文化意义的研
究过程中，音乐研究本身的意义或会有所提高，并为其它学科的发展提供新的材料和观点。
另一方面要充分地看到民族音乐学本身和民族音乐学引进者倾向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民族音乐学过分强调文化的研究本有先天不足，如全面肯定势必导致音乐研究主体的弱化和错位，最后甚至会丢掉音乐学者的饭碗。作为一个音乐专业，无论如何扩大研究视野和方法，如何借鉴吸取其它学科的观念和知识，到底它还是一个音乐学科，音乐本身的研究还是应放在第一位才行。遗憾的是，引进者恰恰进一步拔高这一先天不足的倾向，这样的推行不走向失败还能是什么?姑且不论这种不加批判地倡导本也不合洋为中用的借鉴初衷。
综上所述，民族音乐学传人中国30年来的命运并不令人乐观，但它还有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它今后的命运并不决定于它自身的固有特点，而主要是掌握在倡导者们的手中和中国传统音乐学者的冷静分析与合理运用的科学态度上。
中国传统音乐经过四代人近百年的探索和努力，已积累了颇丰厚的成就和较成熟的方法，并出现了延续性的学者、成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模式和传统，我们没有必要放弃这一传统，应该继续沿着前辈学者开创的传统走好自己的路，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模式。当然我们也同样没有理由简单排斥国外的学科理念和方法，应以开放的批判的态度和精神去借鉴并运用国外一切有利于我们自身建设的因素。
音乐文化的研究有它自身的启动和一般程序，研究对象和范围从音乐到人到文化，研究目标从WHAT到HOW到WHY，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借鉴和运用应处于这个程序的第三步，用早了、用歪了、过份了，都会走向反面。
①此译名在早期皆可混用，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宜分开，以其有较大差别(参看杜亚雄及洛秦的相关论文)，吾以为其实质上并大差别，没必要在概念上徒增纠葛。故本文的表述一般将这两个概念视为等价概念。
②引入者多主张是学科，然殊少作出正面的周密的学科定义和实践性证明。在我看来，将它作为方法论来看更妥当。后面将稍详辨析之。
③这种提法本身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缺乏应有的音乐学的实证。
④参见洛秦、宋瑾等相关论文。见近年《音乐艺术》、《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刊登的相关论文。
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篇（6）
一、引言
教育本身是一种创造性的的思维活动，有经验的教师都知道：最好教的是书本上的“死知识”，学生只需死记硬背就能掌握，但往往效果也是最差的；而最难教的则是“教学教法”，如同一句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会学生花最少的时间精力，学会最多知识的方法。因为“教学教法”要受到人、时间、地点等各种条件因素的影响，它本身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对一个教师教学能力也是一种综合性的考察。它需要教师对所学知识进行融会贯通，把知识和最合适的学习方法传授给学生，很多人在教师职业生涯初期往往会感到不适应，并且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师范生到教师，角色上的转变让很多年轻教师的职业心理和专业技能都准备不足，刚工作就给年轻教师一个下马威。
二、工作竞争压力
1.音乐教师的专业能力
音乐教师的专业能力，指的是他们在从事音乐教育专业的工作中必须掌握的技能，它包括：演奏，演唱，作曲技术理论，创编乐曲和歌曲，合唱指挥，音乐历史等。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音乐教育教师的专业能力要求在各级单位中也是不同的，包括：高校音乐专业教育、高校非音乐专业音乐教育（俗称选修音乐课）、中小学音乐教育、幼儿园音乐教育等单位。在各级单位中，中小学音乐教师队伍最为庞大，在音乐教育领域中也最为重要，下面就以中小学音乐教育为例，教师在工作中必须加强的专业能力。
为了扮演好这个角色，中小学音乐教学中，除了正常的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教师的教学内容。因此，这就要求中小学音乐教师具备一定的专业功底，这些内容包括：坚实的基础音乐理论知识，精准的视唱，视奏能力，系统的和声知识和作曲能力，分析音乐作品和音乐表现的能力，合唱团和乐团和指挥能力，音乐史知识，舞蹈表现能力等等。只有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和能力，音乐教师才有可能在课堂内完成歌唱教学，音乐欣赏，阅读乐谱，音乐理论，乐器演奏；在课外活动组织辅导好合唱队、合奏队、舞蹈队，有效的组织策划好一系列的集体性的音乐实践活动。
2.音乐教师的教育能力
（1）良好的课堂教学组织能力。组织教学包括以下三点： 组织自己的课堂行为；组织自己的讲授；组织学生的活动。作为一名合格音乐教师应该做到对每一个教学环节胸有成竹，能将文化知识、音乐专业技能和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巧妙融合，实施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去；其次能够对教学中的各种复杂或突况有较好的应变能力，自始自终贯彻自己的教学要求，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利用音乐激发其形象思维以达到音乐教学的目的；最后能够在教学过程中了解学生的能力，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的判断，及时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
（2）精湛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在学生眼中，音乐教师充满个性，音乐教师的见解应该富有想象力，相比其他学科老师能够更加吸引学生。加上音乐教师优美的语言能激发学生的激情和力量，有时幽默的语言也能使学生在愉悦中接收教育。
（3）科学研究能力。教学科研活动是揭示教学规律的创造性活动，它能促进教师的教学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音乐教师在具有丰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了解同行的工作情况，在同行间相互交流探讨，并总结归纳出自己的教学经验，不断探索教学规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让自己的教育能力有着长足的进步。
三、教育对象年龄的变化
（1）有效的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是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的统一；聚合思维是把问题所提供的各种信息聚合在一起得出一个正确答案；发散思维是沿着不同的方向去思考、追求多样性的思维。在音乐教育中，应尽量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多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
（2）最大发想象力限度地帮助学生发展自己的想象力。音乐教师在教学中要营造一种激的氛围，以提供学生一个自由创作的空间；而这种氛围的创设，是需要教师有较强的创作能力的。
（3）调动学生的创新兴趣。音乐本身就能让人产生兴趣，音乐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这一点。使学生通过音乐教育对音乐和音乐以外的事物产生兴趣并探索认知它们。要引起学生的创新兴趣就需要教师的引导，用什么方式引导、得益与否，这就需要音乐教师的创造能力了。
四、教育制度的改革
1.音乐教师的听赏能力
音乐听赏能力是音乐教师自身专业素养的积累与提高及施教的基本前提，作为一种职业标准，对音乐教师听赏能力的要求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纯感性层面，需要教师将系统的专业知识与其他丰富的人文知识同诉诸感性的音响表象在更高的层面上得以整合，进而达到对音乐文本的多层次的理解这一境界。作为一名音乐教师，应多从音乐的作品风格、结构进行理性的总结分析。
2.音乐教师的反思、评价能力
音乐教师在具备了专业能力、教学能力等“基础设施”后，对其提出的更高要求便是教师的反思、评价能力。音乐教师的反思、评价能力实际上是对自我能力的总结和充实的能力。这种能力简单说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音乐教学活动中，我们应该多去发现研究问题，课后多做总结，不仅要去研究学生的问题，而且还要多从自身上寻找原因，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摸索到一套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例如，我们经常会碰到课堂上学生唱不准音、旋律走调、节拍合不上等诸多问题。有些学生缺乏良好的听辨能力，有些学生有音乐感觉但不能精准的表达音乐，两类学生属不同性质，前者少数人后者多数，对这两类学生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训练。
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篇（7）
一、对科达伊音乐教育理念的思考
（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成功绝不是天才的偶遇，而是源自对最朴实的信念的坚持不懈的执着。
1.为民歌编织美丽的外衣
早在20世纪初，科达伊就认识到，匈牙利民族音乐的真谛蕴藏在古老的农民歌曲之中，并以此为振兴匈牙利民族音乐的探索起点，数十年如一日地进行民歌的收集和整编工作。
然而，仅仅将民间音乐的第一手资料教给生活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学生，是无法获得我们所期望的共鸣，于是还需要重为民歌做嫁衣。Borbala Sziranyi在《科达伊理念引进中国的省思》中，特别指出科达伊收集民歌之后的系统化和艺术化的工作创立了科学的标准。让人不禁联想起在《巴托克书信回忆录》中如何对收集到的民歌进行改编的建议：从在原有的旋律基础之上配置最简单的和声，到编写无伴奏的合唱和旋律再加工，再到比较大的改变（变成完整带表演性的歌曲），直到交响化的大型作品。
2.关注和培养孩子的好品味
科达伊音乐学院院长Peter Erdei在《多变世界里科达伊教育理念的重要意义》中对“何时教”进行了明确的定位：“音乐教育应该从幼儿园开始，这样孩子在幼年时期就能抓住音乐的本质。”而这又需要有足够的课时作为保证。每天10分钟比每周1小时更有效，每天15分钟比每周2小时更值得。”
国际科达伊协会主席Gilbert Greeve[比]在回答上海音乐学院代表提出的有关音乐课程在其他国家的设置情况的提问时，出示了下列信息：在芬兰和比利时，小学每天都有半个小时的音乐活动，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22年，而通过这一课程模式成长的学生数量超过6000万人，无论他们将来是不是走职业的音乐道路，相信完美的音乐体验将使他们终身受益。
3.以歌唱（包括大量重唱、合唱）为主的教学
廖乃雄[加拿大]在《学习科达伊，进行三维的歌唱教学》中洋洋洒洒近一万三千字的篇幅详尽地论述了歌唱作为音乐教育终极目的和手段的重要性：既要通过音乐教学活动学会正确地歌唱，又要通过歌唱去体验丰富多彩的音乐要素。同时提出了将视唱―重唱―合唱作为科达伊体系歌唱教学的三个维度：广、深、远。只有歌唱在音响的构件上建立起了立体性的结构，才能“锦上添花，烘云托月”。文别提及无伴奏合唱的经典所在，因为无伴奏合唱最讲究声音的绝对准确、纯净、和谐，以及各个声部的高度控制与配合，这些对于训练合唱都极其重要，对于合唱艺术的形成也具有决定作用。科达伊体系的音乐教学就根据这一理念，强调不用或少用钢琴去进行合唱训练，并以轻声练唱为主要手段去促进人声的纯、美，增进合唱训练的成效，并提高合唱的艺术质量。”
4.科达伊音乐教育哲学
科达伊终生追求的目标是“让音乐属于每个人”。其哲学思想基础是他对于音乐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的理解。
米夏利斯[希腊]在《中国和希腊需要一个匈牙利的范典》中论证了科达伊教学体系的内在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正是在艺术价值和科学的教学方法双赢的背景下，科达伊教学法当之无愧地可以作为全世界的财富。
Borbala Sziranyi[匈]在《科达伊理念引进中国的省思》一文中更是明确地提出了科达伊音乐教育哲学的概念，并从以下五个方面对科达伊的教育观念进行哲学角度的思考归纳：1.音乐教育尽早开始；2.音乐教育中只应该使用最高质量的音乐；3.主动的音乐创造活动才能引导人们对音乐的真正欣赏和理解，单一的聆听是不够的；4.歌唱是任何音乐教育的基础；5.音乐解读能力是各种音乐创造的基础。
James Cuskelly［澳］的《用科达伊教学法提升音乐素质：当代研究和课程实践》的论文从对科达伊教学法的内心听觉的概念出发，指出深刻地聆听的方式才是和音乐的结合。并比较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和戈登的音乐哲学思想，认为“歌唱基础上的连续并深入地发展内在、精确的音乐听觉意识是科达伊哲学的基石”。
（二）教者教圣贤之道，育者育天下英才
Judith Johnson[澳]在《让我们一起歌唱――将儿童引入多声部音乐》一文中对“好老师”进行了如下的解读：“这应该是一个能够理解成功来自于尽早开始于孩子的老师；一个受过训练知道如何选择材料的老师；一个知道研究动作和音乐之间的联系并且把儿童文化中的歌唱游戏应用于年幼学生的音乐教育课程的一部分的老师；一个理解了无伴奏歌唱是好/成功的咏唱的秘诀之一的老师。”
如果说Judith Johnson的要求是从音乐本体出发，那么在Borbala Sziranyi[匈]在《科达伊理念引进中国的省思》中则对“好教师”作了全方位的定义。首先，将音乐教师执教的出发点给予正确的定位――“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以一种不是折磨而是使学生快乐的方式在学校教音乐和歌唱，将对美好音乐的渴望注入给他，这种渴望将会持续终生。”其次在文中借用科达伊在李斯特音乐学院1953年学年结束仪式上的讲话：“一位好的音乐家/音乐教师的特点可以总结如下：1.训练有素的耳朵；2.训练有素的智力；3.训练有素的心灵；4.训练有素的双手。所有的四项都必须一起发展，不断均衡。”这样的提法获得了所有参会者的一致认可。反思科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在全世界缔造的神话，正是多年来师资的高水准所形成的良性教学循环所带来的成果，在匈牙利每两年要在音乐学院内部以及其他的一些地区或全国进行专门的视唱比赛，据说最难的题目总是留到最后由担任评审的委员们完成，这种做法太值得我们深思！
二、实践中对科达伊教育体系的运用
（一）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参会的中外音乐教育前辈都是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专家，因此，每天的会议都不断有实践和思想火花的撞击，带给与会者无限的遐想空间。而其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课程展示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使我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Sandra Mathias[美]的《我会唱》的报告中记录了各种适合幼儿园音乐教学的声音匹配游戏。如：1.卡片游戏：分别用狮子，猫，布谷鸟表示低、中、高音。有效地利用视觉激励听觉的发展；2.罐子游戏：分别用装有硬币、玉米粒和大米的罐子分别音色和音高，培养幼儿的静心听辨能力。另外，为了更有效地发展音乐记忆能力和音乐思维能力，Mathias在实践中反复实验，获得大量第一手的数据样本，并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样本进行鉴定，从而更科学地指导教学。
Franz Riemer[德]在《移动的Do在德国》的发言中翔实地介绍了首调唱名法理论在德国的发展线索，一路走来，坎坷跌宕，喜忧参半，给中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提供了诸多可行的举措。
Joy Nelson[美]在《一个高校课程模式：以科达伊研究为课题的博士学位课程》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博士课程科达伊研究方向的教学计划。基于科达伊教学体系概念和音乐教育哲学基础之上的音乐理论与历史的研究以及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都发展得相当完备，文献和历史资料的准备已经完全做到了本土化，并在课堂实践中反映并应用当代的教学理论，为各国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有关教学法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可参照的模式范例。
赵洪基[韩]在《视唱练耳教学中的朝鲜民歌改编》的报告中结合本人的创编实践，总结了对民歌文献的研究方法和改编民歌的九点技巧，其中，提出的“低声部音域尽量不要低于中央C”是从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出发并在实践中获得的真理，因此在改编的前提就是做到合理地定调。
（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正如开幕式上教育部章新胜副部长的发言中所述：“如何才能使占世界人口1/5的13亿中国国民成为有素质的人力资源，音乐的任务艰巨而重要。知识世界悄然兴起，为了保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除了合理地开采能源、加强环境保护之外，提高国民素质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作为美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教育，正是其中的有力砝码。”
中央音乐学院周海宏副院长的发言更是将我国音乐教育中存在的最棘手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师范和专业音乐教育区别何在？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师范音乐学院一直在走专业化的道路？专业音乐学院究竟应该教会学生什么？学生毕业从教教什么？怎么教？”
其实上述问题已经得到越来越多音乐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在不断寻求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教育观念正在不断获得一次次新生的洗礼，虽然短时间内不会见到丰硕的成果，但是只要我们执着地追求信念，若干年后，历史一定能回馈给我们最丰厚的成果。目前对我们而言，好高骛远，或者知难而退都是不可取的，唯一能做的就是从了解本民族的精髓开始，饱含热情、脚踏实地地投身到第一线的教学之中。
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篇（8）
音乐教学过去单因子的研究只能提高某一方面的质量，如何把握整体的质量与效益，需从音乐教学的结构入手，从教学模式上进行研究，即根据素质教育的目标，在现代音乐教学理论的指导下，研究音乐教学过程的结构和相关的音乐教学策略与教学评价等。
一、回顾与分析
1.我国中小学音乐课大半个世纪以来几乎就是“唱歌课”。50年代前后的教学模式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民间艺人“梨园式”的教唱――教师唱一句，学生跟一句，唱会即为完成教学任务。另一种是受专业音 乐教学的影响，其模式为：基本训练（发声训练、视唱练耳）――歌唱（范唱、识谱、教唱、歌唱处理）。
2.五六十年代，音乐课受其他文化课的影响，强调文化知识的传授，学习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教学法，凯洛夫的教学模式引入音乐课，其模式为：组织教学，复习检查，讲授新课，巩固、布置作业。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音乐教育开始出现了生机，音乐教学改革逐趋活跃。如：为了改变大声喊叫的唱 歌，开展了童声训练的研究；为改革枯燥的乐理知识教学，出现游戏教学；为改革单一的歌唱型教学，增加了器乐教学。但是从总体上看，其指导思想与教学目标仍然停留在重知识传授上，其教学模式还是属于“凯洛夫式”的。
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音乐教学法开始传入我国，尤其是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及达尔克洛兹教学法的传入，开拓了我们的思路。国外音乐教学法强调即兴创作，从观念上促进我国的音乐教学改革，使音乐教学研究上了一个台阶。
二、研究的思路
1.明确目标、转变观念。
我们必须认识，中小学音乐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是非专业音乐教育，它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而非音乐专业人才。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小学音乐教育必须以全体学生为对象，以普及音乐文化、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任务，要彻底改变以专业音乐教育为目的，以教师为中心，单纯知识、技能传授的教学思路。中小学音乐教育要以学生为本，以音乐教育为手段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研究、总结国内的经验及其模式。
自七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音乐教研网络相继建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研活动，同时也涌现了大批音乐 教学的有志改革者，他们在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各方面进行单因子改革或整体改革的实验，他们的思路及经验，在各地的刊物上都有报导，我们要认真做好收集、整理工作。
3.加强对国外音乐教学思想与模式的研究。
本世纪以来产生的音乐教育体系和流派，对世界音乐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的曼哈顿维尔音乐课程计划，强调学生主动地进行探索学习，以及螺旋型课程等，为音乐教育的研究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美国的综合音乐感教育，强调音乐学习的各个方面应当相互联系，综合成为一个整体，通过表演、听赏、创作 等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获得音乐态度和音乐素质的全面发展。我们可以将这些体系的教学模式简约为如下图式：
曼哈顿维尔课程的五个教学环节：
自由探索有指导的探索探索性的即兴表演有计划的即兴表演强化
三、音乐教学策略
1.德育与美育。
音乐教育――不是培养音乐家，首先是培养人。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名言。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意义，远远超出艺术的范围，是陶冶高尚情操的有力手段，而德育与美育是它的灵魂。我们要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培 养完善的人格，音乐教育首先要教会学生“学会做人”。
2.生动与主动。
“生动”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形式的生动；二是教学内容设计的生动；三是教学手段与方法的生动。只要一切从学生出发，即使是枯燥的基本训练，也能变得生动而活泼。
3.传授与创造。音乐教学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教师将人类社会长期积累起来的音乐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传授给学生。从现代的观念来看，必须把知识、技能和发展智力统一起来，而创造力则体现更高的要求，更能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
4.静态与动态。
传统的音乐课强调知识技能的传授，大都采用一般文化课的静态形式，学生正襟危坐。音乐本身是非语义 性的，体态律动学的诞生，使人们对音乐心理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动态更能唤起人的本能，更能触发人的自由联想，有助于人的创造意识和行为。静态与动态的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是音乐课较为理想的一种策略。
5.单一与综合。
主要为声乐（歌唱）、器乐、欣赏、音乐常识与基本训练。作为普及的学校 音乐教学，“综合”是它的主体， “综合”更为适宜。
四、音乐课基本教学模式研究的初步设想?
1.我们对唱游课进行了初步总结：①唱游课教学打破了传统音乐学科的单一性，采取音乐游戏、律动、歌表演、集体舞、节奏乐等综合性音乐艺术手段，提倡艺术形式的多元性。目的，以培养他们审美情趣为核心。实施唱游教学，一方面为进入年级学习音乐打好基础，一方面积淀为具备审美情操的基石，从而成为完善学生素质的一个组成部分。②唱游课的指导思想：“动中学，玩中学，乐中学”，一切从学生出发。③唱游课的相关策略：a注重兴趣；b人人参与；c创设情景；d加强表现；e加入竞赛 ；f即兴创作。④通过归纳，初步形成了游戏教学模式：从而产生更高层次的兴趣，这模式中各环节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层层紧扣，循环发展。⑤唱游课教学评估，采用“音乐乐园”、“音乐会”等形式，对学生的表现能力、审美情趣进行测试，并评定“优、良、中、差”。
2.由于学生年龄的增长、教学内容的增加，教学模式可以从低年级的游戏模式逐步过渡到游戏、活动模式活动模式：
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篇（9）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音乐理论界是一支重要的力量，音乐学是一个成就卓著的领域。30年来，广大音乐理论工作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注意引进国外有益的音乐理论、方法和手段，积极继承中华文化的深厚传统和音乐学先辈的学术遗产，又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及时在新时期音乐生活中提取新命题，总结新经验，发现新问题，进行新阐述，奉献新成果。30年来，随着学术环境的进一步宽松和对外交流的逐步扩大，当代音乐学在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研究、学科建设、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张振涛研究员代为宣读了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的贺信。贺信中说：
过去的30年间，广大音乐工作者和音乐学家，突破思想禁锢，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产生了一大批反映出当代学者思想风貌、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希望中国音乐学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更加科学地探讨音乐学这门古老学科在当代应该发挥的积极建设作用。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指导方针。改革开放30年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就是因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相应的文化建设道路。
开幕式上，于润洋、赵宋光、樊祖荫、杨燕迪、彭志敏、罗艺峰等分别代表音乐学界以及兄弟艺术院校发表简短祝词。上午10点，学术讨论正式开始。与会代表围绕着“真理标准讨论”与音乐理论界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30年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新世纪新形势与我国音乐理论界的未来发展等议题展开热烈的学术研讨。
在记忆追索中回顾历史
今天，我们已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但与会代表在记忆的追索中充分体味到改革开放的来之不易。《中国音乐学》原编辑部主任缪也追问道：为什么我们在建国17年、“”10年后才有“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提出?当时，在两个“凡是”盛行的社会背景下，“改革开放”开启了一次全民思想的大解放，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1．“真理标准讨论”与音乐理论界的思想解放
30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作用，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因此，本次“论坛”将“真理标准讨论”与音乐理论界的思想解放作为首要论题，并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热切关注。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茅原在发言中说：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扫清了思想障碍，迎来了改革开放，因此，改革开放是坚持真理标准讨论的结果。那么，什么是“真理”?在改革开放已取得巨大成果的今天，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的认识要符合客观事实。历史在发展，新问题层出不穷，真理问题确实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于是，他对“事实真理”和“理性真理”、“伦理”和“道德”的区别等问题进行了充满哲理性的思辨与分析。他指出，正确的观点如果不被群众所掌握，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今天仍具重要意义。
星海音乐学院教授赵宋光在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进行阐释时提出：“戴着社会主义帽子的教条不要迷信，戴着普世真理面具的教条不要迷信，戴着民族特色招牌的教条也不要迷信。通过实践检验实效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点。”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正是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及时修正，在实践中前进的结果。中国音乐学这30年所取得的“令人惊讶”的发展变化，是坚持了“实践第一”的理念，中国音乐学未来的发展依然要坚持“实践第一”的理念。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居其宏从“音乐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与改革开放大潮在三次思想解放的强劲互动中几度沉浮起落”的视角，对音乐理论界思想解放的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剖析了音乐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经历的“延伸与崛起、强势回流与陡然弱化”等复杂遭际，并以大量的事实和生动的分析说明：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一个曾经具有先进性的音乐思潮，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固步自封和不思进取，在伟大的社会变革面前丧失了对时代的适应性和拥抱艺术的勇气，乃将原有的先进性逐步消弭、某些消极因素日益膨胀，最终异化为一股与改革开放大潮、与新时期音乐艺术多元繁荣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沦落为时代的弃儿，从而完成了自己的悲剧性行程。这一事实，在令人万分痛惜之余，也必然引发后世学者的深思。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积极为音乐界的思想解放鼓与呼，其功不可没。一批来自媒体的专家以其亲身经历回顾了音乐界在改革开放中的变迁。
《人民音乐》前任主编张弦在发言中以一个音乐编辑的身份，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音乐》在音乐界的思想解放方面做出的努力，以及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期所担任的不同角色。她在发言别肯定了“回顾与反思”的作用，着重指出，音乐界改革开放的脚步远远滞后于思想、哲学等其他文化领域，有进行再度反思的必要性。
《人民音乐》前任副主编于庆新着重介绍了当年《人民音乐》“回顾与反思”栏目的策划、设置过程，以及问题讨论的经过。他以其亲身经历的丰富编辑事例说明了“回顾与反思”过程中，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所经历的艰难历程。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记者陈原从“记忆”入手，以其亲身感受，回顾了《人民日报》在改革开放30年中，对流行音乐、新潮乐派、摇滚乐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 用。陈原真情的回忆、流畅的文笔、清晰的谈吐勾起一些当事人的亲切回忆，并给每一位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与会代表的记忆追索与反思中，我们看到音乐界的“改革开放”并非风平浪静。正是在各种思想的激烈交锋与争鸣中，广大音乐家解放思想，完成了一次次超越，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韩锺恩以四个“一”概括了我国当代社会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中国音乐在新时期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意义。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戴嘉枋在提交的论文《震荡与转型――论80年代改革开放前期中的中国音乐》中说：改革开放直接导致中国音乐学人的“音乐观念真正由一元走向了多元，在与创作领域良性互动以及与旧音乐观念的剧烈争鸣、交锋中，彻底地显露了依附于政治的旧音乐观念虚弱、拙劣的本质，并于锤炼过程中初步树立了音乐理论的主体意识和相对独立的学术品格的同时，也拓展了自身的文化视野。”
2．对分支学科的梳理
应邀参加这次高层论坛的专家来自国内音乐学界各个学科领域，大多是近30年中国当代音乐学发展的亲历者、参与者和主要建设者。他们在发言中，紧紧围绕自身所从事的学科研究，结合个人体会，对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学各学科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在当代音乐研究领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梁茂春在发言中回顾了中国当代音乐研究30年的发展历程。他以亲历者的身份从“拨乱反正”、中国当代音乐的特点等方面谈到这个领域30年来取得的飞跃发展和众多成果，他将中国当代音乐研究看作是一个完全与改革开放同步的“朝阳学科”，并将本学科的特点概括为四点：时间的短近、历史的复杂、充满了争议、人事的复杂。他同时谈到，当代音乐研究既充满了――涉及到当代人作为局内人在研究中的局限性和优越性，音乐与政治的缠绕带来的历史复杂性，发展历程艰难而崎岖，因此是一个充满风险的领域，更具挑战性，也充满了发展生机。他建议国内各音乐院校、师范院校应当开设当代音乐课程；音乐理论家应当对当代音乐的诸多问题进行认真思考，使这个学科能够更健康地发展。
在音乐批评领域，常州工学院副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生乔邦利归纳了“回顾与反思”的历史意义和对当下的启示，将其中影响较大的音乐批评思潮归纳为四种类型：新启蒙主义音乐批评思潮、人本主义音乐批评思潮、后殖民主义音乐批评思潮和基于现代化的音乐批评思潮。认为解放思想是“回顾与反思”的思想渊源，人文关怀是“回顾与反思”的理论品格。此间的音乐批评对音乐创作与传播、音乐学学科建设、音乐界树立科学发展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针对90年代以来音乐批评界的种种弊端，作者呼吁要认真研究这些问题，重建音乐批评的社会责任感。《音乐周报》高级记者傅显舟博士在题为《乐评标准与薪火传承》的发言中谈到，搞好乐评，艺术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作曲家、欣赏者、评论家都有自己的自由。在这里，信仰问题是很重要的，伟大的作品必须要有伟大的信仰支撑。
在传统音乐与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主编樊祖荫在提交的论文中，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声部民歌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回顾、总结了近30年来我国多声部民歌的研究历程及取得的成绩，并展望了今后的发展前景，对深化已有成绩提出三点建议：加强与国外多声部民歌的比较研究；加强民间多声部音乐的整体研究；加强与创作、教学相结合的应用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杨民康教授发言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构建注重与民族学、音乐学结合，与原有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音乐研究理论，它们的同异体现在“文本方式”、“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研究立场”、“规模范围”、“描写方式”、“研究维度”等多个方面。他建议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开辟下述方向的研究课题：“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传统音乐生存状况研究”，“民族杂居区的音乐文化交融状况研究”，“都市社会的多元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都市社会的少数民族音乐生存状况研究”，“汉族传统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之间的传播交流状况研究”。
在西方音乐史学领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蔡良玉在提交的论文和发言中，针对30年来西方音乐研究领域所呈现的突出变化、成就、问题及今后的希望，谈了八方面的内容：(1)西方音乐研究的学科定位从“外国音乐史”到“西方音乐研究”的转变是学科建设中的重要进步；(2)各种方法论的引进使我们对国外研究现状有了进一步了解；(3)“音乐学分析”方法的诞生是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重大成果；(4)对前人专著的思考以及各种新专著的涌现；(5)西方音乐文献翻译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意义；(6)30年来有两大得以突破，即对西方现代音乐和对基督教文化与音乐的关系研究，是思想解放为这一学科领域带来的新成果；(7)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音乐的思考进一步深入，体现出国内学者的自觉意识；(8)当前的学风问题和翻译出版问题，希望今后能大力推进跨文化研究，实现求知、理解、对话的崇高理想。
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领域，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再生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古代音乐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现状进行了梳理。他提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进入“后杨荫浏时代”，其显著特色有三：一是涌现了一批老、中、青结合的学者群体；二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功力趋向成熟化，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其中许多学者在史学界起到中流砥柱作用；三是研究成果多数具有厚重的学术分量，体现出独到的学术见解与社会文化价值。他把此时音乐史学学科取得的巨大进步概括为“三个突破、两个亮点、一个期待”。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汪毓和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作了简要回顾，对音乐学研究工作的提高和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并希望这次颇具意义的研讨会能够成为一个起点，今后应联合不同领域、不同学会做进一步深入的讨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修海林从历史学学科理论出发，结合新时期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分层结构”的问题；并指出，多层开放研究结构的形成，是史学研究趋向完善的标志，推进音乐史学的多层面研究对于学科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冯长春的发言谈到，改革开放后中国音乐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和音乐界观念更新的结果”。他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与实践，是对长期以来“左”的思潮的反拨、不断接近历史真实及对史学人文价值的诉求，但与其他人文学科与艺术学科相比，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仍存在某些滞后和亟待解决之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进步需要观念更新，也期待更多脚踏实地的践行者。
在音乐美学领域，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范晓峰从音乐观念的演变特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三方面，回顾新时期以来音乐美学研究 显出的勃勃生机以及多样化、多角度、多论域的观念态势，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外国学术思潮的引进，使音乐美学的本体研究(如音乐存在意义与价值、音乐的本质、音乐存在方式、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开始进入深层思考。学理层面的不断思考和探索，已经显示出音乐美学学科在中国发展的不断成熟与壮大。目前音乐美学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待音乐美学家做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3．对其他学科领域的关注
在本次“论坛”上，不少与会代表对音乐传播学、音乐教育学、音乐创作、音乐文化学等新兴学科的快速发展进行了介绍。
中国音协原书记处书记冯光钰以《中国音乐传播学与改革开放》为题，梳理了音乐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呼吁学者立足中华文化，有机地吸取传播学的优长之处，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传播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秦序研究员从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谈到我国文化价值观的重大变革与发展。他认为，30年来的成果来之不易，当我们面对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胸中会涌起“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畅快之感。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管建华在发言中着重谈到，“音乐学院体制”在时下音乐教育中的现状与问题。他从“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分析人手，论及当今音乐学院体制的重构问题。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刘承华着重从“改革开放中的文化格局及其变化”、“音乐中的文化观念及其演变”、“当前的区域化趋势与音乐文化走向”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改革开放与音乐文化观念的演变”。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音乐真正进入了自主创新的时代。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田耀农在题为《300年辉煌、100年梦想、30年跨越》的发言中，从“80年代初期的新潮音乐和民族音乐学的大发展”、“80年代后期的流行音乐和音乐美学的大发展”、“90年代的高雅音乐与社会音乐教育的大发展”，以及“新世纪初音乐教育的大改革和大发展”等四个方面，对30年来各类音乐与音乐学科的发展进行了概述。但在自由讨论中，也有代表对作者把1708、1908年作为重要的历史界标提出质疑。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郭克俭的论文《学科概念驱动下的自觉意识――1997～2007年我国(大陆)声乐学术叙事考索》，主要对1997至2007年我国声乐艺术的学科建构、演唱技法、教学理论、声乐史述、美学探讨、嗓音科学等六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予以考察评述。
这次“论坛”还邀请了武汉音乐学院院长彭志敏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朱世瑞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庄曜教授等部分作曲家与会，他们分别从创作实践的角度谈了自己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感受。朱世瑞从开放给中国音乐创作带来的收益、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创新主体的生存空间与物质基础、当代音乐创作中创新思维的艺术空间与精神基础、当代音乐创作中创新表达的需求空间与社会基础、当代音乐创作中思维转型与创新成果等八个方面详细地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创作中的创新思维；庄曜提交的论文着重谈到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对音乐创作的影响，认为数字技术已经使今天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教育方式、消费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从音乐创作的学习和教育、音乐技术构成形态、互动行为方式、生产和消费等方面论述了数字技术提出的许多新课题和无限发展空间。
从以上对部分与会发言的概要梳理中可以看出，是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使中国音乐学在80年代后进入转型，是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音乐学术的发展，也是改革开放促进中国音乐学人反观中国音乐学的百年历程，站在前辈的肩上向更高的目标迈进。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是促进中国音乐事业健康发展的直接动因。没有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中国音乐学人很难谈到完成“百年中国音乐学术再研究的历史和学术使命”。
在学科群落中反观自身
在提交会议的近五十篇论文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学者站在学科总体的高度，对当下音乐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就音乐学学科建设提出自己的思考。这些发言几乎不约而同地将重心放在冷静平和的学科反思上，体现出成熟自觉的学科发展意识。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于润洋在题为《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中提出，音乐学研究中需要对六对关系范畴进行整合与渗透：第一对是历史和理论的关系。历史不是史料的堆积，需要理论思维，理论的研究绝不能离开历史，成为绝对思辨的理论。第二对是音乐学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关系。音乐学本身是一个多门类的知识系统，它既与其他人文学科有密切联系，又与音乐学子学科之间也存在联系，若想学科发展有所突破，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现状。第三对是理论立足点和历史一当代的理论资源的关系。不管研究者是否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论支点。第四对是社会一历史阐释与音乐文本的关系。单纯从音乐本体进行技术分析是必要的，从社会内涵进行研究也是必要的，但二者并非相互排斥，彼此割裂，最好是相互融合，这对于音乐学研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长期探索的问题。第五对是音乐文本自身与对它的理解和体验的关系。我们对于一部作品的体验和理解，无法避免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因而不能看成是唯一正确的而强加于人。第六对关系是思想与表述的关系。他提出音乐学的文字表述应该深入浅出、明晰易懂，既不要流于晦涩，也要避免过度文学性、想象性的描述。最后，他勉励广大学子，音乐学是一项寂寞的事业，没有什么重大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但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做下去，是因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反杜林论》序言)。
赵宋光在对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中提出，音乐学的基本要求是面对事实、寻觅事实，克服盲点、纠正误读。音乐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有许多分支学科，应如何整合?为此他提出“分支学科群落”的概念，初步设想有七大群落：按照时间序列的音乐史领域(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国内的、国外的、西方的、世界的)；空间并列的民族音乐学领域；有关人类自身生产的音乐领域，音乐教育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学、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与物质媒体相关的乐器志、乐器分类学、测音数据等；与表演场合相关的建筑声学；等等。并通过具体研究实例指出了各个学科群落有待研究和超越的问题。他指出，音乐学研究的任务应该是弥合缝隙、你我渗透，在各个分支学科之间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缝隙就要立即弥补，这样才能防止四分五裂。他认为，这个整合过程将是比较漫长的，要防止揠苗助长，要顺其自然的发展。他还援引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相关论断，提出“工艺结构学”的概念。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音乐学取得的长足进步概括为“四增”：学科自主意识增强、学科队伍力 量增长、学术成果业绩增多、学术影响辐射增大。将学科发展仍然面临的问题总结为：(1)尚不能深度阐释国内当前高度复杂、独特的音乐现实和文化生活；(2)中国当代音乐学引进西学不够，思想贫血，尤其与文、史、哲、美术，甚至电影等学科相比，缺乏对西方深度理论成果的吸收；(3)知识零散化，科目细碎化，越来越缺乏整合和思想共享的可能性，存在意识形态的分裂，相互沟通交流相当少；(4)中国音乐学学统体系面临较大压力，主要原因是研究生扩招发展过快，规模太大，力不从心，已导致教学质量下降，整个教学和学科体系都存在不合理现象。以上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需要深入思考和反复试验。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安国在会上发表了“两点感悟”：感悟一，当前的音乐学研究“与动态展开的、无比丰富、生动的音乐艺术实践相较，音乐学理论研究的社会影响力及实践应用力实际上十分有限”，音乐理论工作者对理论研究的社会期望值过高，缺乏“自知之明”。为此，他建议音乐学研究者摆正所从事的学科位置，切勿认为自己可以“改写历史”、“包打天下”，而应保持平和的研究心态，潜心向各自专业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做好自己应该做和所能做的事。而当下学术研究中浮躁心理、学术泡沫、学术抄袭等不良风气的泛滥，导致当下理论研究成果社会公信力大面积降低。感悟二，当前的音乐学研究“对历史延伸、积淀下来的，彼时彼地的音乐学陈说，或当代人从不同视角出发的、此时此地的学术观点，不宜轻率地提出批判和否定，而宜取兼容、互补、并存的立场”，这既与当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的多元化相适应，也有利于音乐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魏廷格在题为《中国当代音乐学之缺失与前瞻》的主题发言中，采用他一贯的不断设问方式，对音乐理论研究中的种种缺失展开诘问。他强调音乐学必须在促进创作、表演、欣赏方面起到有力的作用，如果这三方面都做得不好，音乐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在着重谈到音乐学的责任时提出理念，并针对当前存在的一些具体现象指出：现在，我们有学术自由，但是当前音乐学界的最大问题就是理念的缺失，强调只有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才有可能实施这些理念；音乐研究与实践的脱节对音乐学和音乐实践双方都可能造成伤害。显然，魏先生始终没有改变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形成的观点，理论的主要目的是指导实践，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就是无用的。朱世瑞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音乐创作是音乐研究的对象之一，应该密切关注音乐创作，作曲界本身也要注意音乐学界的动态，彼此要有互动。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冯效刚在论文和发言中主要从音乐学学科研究的角度回顾了30年中国音乐学所走过的历程，提出：(1)只有在理清音乐学各学科间的区别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讲清学科之间的互渗互补、渗透融合的关系及其共同的人文学科定位；(2)要重视学科制度的建立和学科生态环境的营造，遏制学术腐败和学术失范现象的发生。他认为，音乐学界近年来对“学术氛围”和“学术规范”的关注，是中国音乐学人“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入文关怀”在新时期的自觉表现。
在关注音乐学学科整体发展现状的发言中，有两位专家谈到当下最凸显的学风问题。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戴鹏海以一个老音乐学家的身份，做了题为《改革开放与我》的自由发言，对当前音乐学界存在的种种不正之风和怪现象提出严厉批评。他率真地说自己向来是一个只会说丑话，不会说好话的人。他指出：我们音乐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要自重，要做社会的脊梁骨，要做堂堂正正的人。他认为，目前文艺界和理论界最大的问题是人文关怀的失落和道德底线的崩塌。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道德重建。尽管他对于当下音乐学学科现状充满忧虑之感，但强调自己会仍然坚持守住脚下的一方土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堂堂正正、言行一致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原副主编黄旭东在题为《学风不正、文德下降与学界应取的对策》的发言中，首先充分肯定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音乐理论界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学术研究领域得到空前扩展，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随后，他以近年来音乐学界的一些学术失范行为个案，剖析了学术失范的成因和社会根源，认为学风不正、不讲文德已成为当前音乐界与当代音乐学领域需要关注并且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为遏制当下不良学风，他以24个字向广大音乐学学子提出忠告：刻苦勤奋学习，广泛搜集资料，取精为我所用，求真独立思考。
缪也在《理论的拓展与实践的丰盈：音乐学的国家意志和平民立场》的发言中谈到，我们应牢记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我国的音乐学发展并非风平浪静，政治与学术的影响息息相关。音乐学的学科建设处在国家意志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制约之下，我们的事业要在其中找到生存空间，在事业发展的轨道上，健康比和谐更加好。学者应有理性意识、学术意识。
过去30年，中国当代音乐学有许多经验需要深入体会，总结经验，反思教训，为学科未来发展指出一条健康之路是众多与会代表的共识，他们围绕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音乐学各学科发展进程中的“得”与“失”，展开了一场历史性的交流与对话。
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伍国栋在发言中，开宗明义提到：“人到三十，步入壮年，应当算是进入人生成熟发展期了……不做反思，不总结得失，当有悖于此学科迈入成熟期后继续发扬光大以及对学人赋予的学理期望。”他分别用“三得”(学科建构，系统完善；视野开拓，路径扩展；学术反馈，影响扩大)、“三失”(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一种“世态怪象”――“自大幽灵，驱之不散”；中国民族音乐学理论及方法传承中“高谈阔论”而脱离音乐对象具体研究实践的现象――“理论实践，多现脱节”；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自身建构中的忽视本土传统音乐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现象――“迷失本位，自绝血缘”)对这一学科近三十年来在理论及方法传承上的成就与不足进行了评述，并以大量具体的实例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三失”的危害，充分展示了他强调民族音乐学研究只有重视本土、本源和本体，才能构建自己的研究特色的学科理念：
民族音乐学不是一门纯理论音乐学学科，其基本理论及方法必须要应用于具体民族的具体音乐及其音乐生活观察和研究，才可能体现其相关的科学意义和学术价值。所以这门学科的学术视野和具体操作，既需要有指向具体音乐本体的详尽剖析，也需要有指向具体音乐生活的文化考察，一切从理论到理论的“把玩”或“自恋式”宣扬，只能是一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空谈。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毛继增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分为：“1978年”和“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时期”两次，并具体分析了两次“思想解放”与民族音乐学的联系。他结合自 己50年的学术研究经验，明确提出我国民族音乐学学者在破除个人迷信、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方面需要明确的两个界限：“要把传统文化和封建主义、封建统治、封建思想有所区别”，“应将信仰文化、民俗文化和封建活动、宗教迷信区别开来”。他还提出民族音乐学向田野深入的问题，呼吁民族音乐学者要向19世纪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学习，在田野工作上努力做到“投入、深入和融入”。
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杜亚雄分析了我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现状，认为田野工作若要得到科学、准确的第一手材料，必须搞清楚与调研对象有关的五个W，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实音乐生活中出现的民间乐种“城市化”、“商业化”、“世俗化”和“流行化”的倾向进行了分析；对民族音乐学界出现的“安乐椅化”、“学府化”、“去音乐化”和“功利化”等不良倾向进行了批评。最后，他对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面对现实、调整工作方法提出四项建议：提倡居住体验法；开展城市民族音乐学研究；建立应用民族音乐学；加强音乐方面的研究。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韩锺恩在题为《以当代的名义跨入当代――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发展》的发言中，首先阐明“当代”的三个意义：当代是一个断层，即作为一个历史时段进行叙事；当代是一个问题，即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当代是一个修辞，即作为一个表述的结构进行陈述。他将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的当代成就概括为：立足当下，以学科自觉姿态，通过深入挖掘与注重内涵建设，不断寻求与逐渐回归学科原位。之后，又对音乐美学在研究方式、研究对象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未来音乐美学的学科建设必须加强创新意识，努力回归人文原点与人本原位。中国音乐学应注重内涵建设，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由学术泡沫尽快进入学术软着陆。
人民音乐出版社期刊中心主任、《音乐研究》常务副主编陈荃有从音乐学术媒体发展的角度谈到近年来音乐理论研究领域的“得”与“失”。他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以来，音乐界学术类媒体的发展逐步踏入正轨。在梳理、分析了此间中国音乐学术类媒体发展历程后，指出了音乐界学术类媒体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他把近年来中国音乐学术期刊的建设和发展现状归结为“一个机遇、两对矛盾、三座障碍”。他认为，我们当下提出加强音乐学术建设，不能忽略了音乐学术期刊的建设。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班丽霞提出，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西方音乐史研究虽然取得很大进展，但尚未达到与西方音乐学界平等对话的程度。导致这一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作为文化他者的客观因素外，我们尚欠缺学科发展必须的素质和能力。如音乐本体分析能力、外文阅读与翻译能力、对作品的感性体验能力，以及基于文化层面的内涵诠释能力，而最后一种能力的缺失已成为制约学科发展的突出瓶颈。若想改变这一现状，除了提高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自觉外，最根本的方式应该从教育人手，引导和鼓励青年学子扩大学术视野，弥补文化缺失。在自由碰撞中展开争鸣
与以往学术会议相比，这次论坛的特色除了多学科的交流与对话之外，还体现在一个“论”字上――论坛尽量留出充足的时间给与会代表展开讨论，讨论的主题均出自当日专家的发言，各类热点话题的自由争鸣，使许多话题很快升级为热火朝天的论辩。尽管多数问题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但通过对话、争论了解他人观点，对于问题的深入思考大有裨益。论坛争论的主要话题有：
1．重写音乐史：是重写?还是改写、续写?
“重写音乐史”的话题主要由两个发言引起。第一个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岩以《关爱与重新审视》为题的发言。他结合自身对陈洪、程懋筠、何安东等音乐家的研究，提出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的评价尺度问题，认为对于音乐家的“关爱”存在不平均现象，应给予派的音乐人士以更多关注。显然，这个话题涉及对近现代音乐史的“重写”问题。
第二个是武汉音乐学院教授、《黄钟》副主编田可文在《“重写音乐史”话语中的地域性研究问题》的发言中提出，中国音乐的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或绝大部分保持着独特的地域色彩，这种地域性的文化(就国内而言)并未得到音乐史学家太多的重视或说是重视得不够。受“重写音乐史”话题的启发，他认为当前中国音乐史研究更应该关注地域性研究，并将其放入完整的中国音乐史体系中去考虑。这应是当前每个音乐史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也是摆在每个音乐史学工作者(尤其是边远地区音乐工作者)面前的课题。
2．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实践?还是求真?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谢嘉幸在《从书本到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学面临的第二次转型》的发言中，指出目前部分音乐学家偏爱书本音乐学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学逐步摆脱政治运动的左右，从意识形态音乐学中走出来，完成中国音乐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转型；而当前，我们正面临的是“书本音乐学”的困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面对现在社会音乐生活的诸多现象，音乐学基本处于失语状态，这主要是受制于当下音乐教育体制的僵化和商品化；学科体系的自言自语；从书本到实践――如何面对音乐艺术的实践?如何面向社会文化的实践?如何面向跨文化的实践?
对此，于润洋引用马克思的“哲学解释世界，但关键问题是要改变世界”进行回应。他认为，我们不敢说我们的研究可以改变世界，但要以此为目标。目前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多少话语权，主要原因是我们做得还不够。
其实，茅原的与会发言在论及“音乐生态”问题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强调“音乐学家应该关注现实音乐生活”：
只有当社会真正需要的时候，音乐事业才能生存和发展。只有当社会知道它自己的真正需要的时候，它才会认识到应该要求满足这种需要。
根本的出路可能在于大力推进普及工作，踏踏实实提高群众的音乐水平。音乐学工作者应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基层去，到普通学校中去。
缪也在发言中也提到，希望音乐学界不能仅停留在方法论层面，还应注意学术成果之后的深加工。学术普及工作也是我们的分内之事，能转化为生产力的情况下要尽量促成这种转化。
对此杨燕迪认为，应提高音乐学在三个层面的影响作用：一是针对实践音乐家，为他们提供可靠、可用和可行的智识参照，同时也为音乐学家自己留出充足的发展空间；二是针对普通乐迷；三则针对文化、知识界，达到真正的对话和交流。这和杨燕迪在80年代后期的观点有明显不同。从强调学科自立，反对直接服务于实践，到主动切入音乐实践与音乐生活，但量力而行，强调保留自主空间。一个附属，一个自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王安国和杨燕迪在20年前，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曾经针锋相对，而20年后，二者都在朝对方立场转移，但这种立场的转移更加符合实际。
多位专家都对自身和青年学生提出希望：做一个读书人，甘于寂寞，抵制商品经济条件下各种不良倾向的诱惑，做好自己的事，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3．理念的实施者：是领导?还是个人?
魏廷格在主题发言中强调，只有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才有可能实施这些理念，就像蔡元培、萧友梅曾经所做得那样。
魏先生将学科发展寄希望于某位领导的观点，即刻在会议上引发争议，戴鹏海、居其宏和朱世瑞等人均认为，解决学科问题、促进学科建设首先要从自己做起。
4．民族音乐学的主体：是音乐?还是民族?
杨民康的发言《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引出“民族音乐学的主体是音乐还是民族”的讨论。杜亚雄谈到美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去音乐化现象；修海林认为学科的最终关注点应该是通过音乐来关注人；赵宋光提出，音乐民族志与民族音乐志的区别在重音，是在第一个音还是在第三音?二者的区别重点在人还是在对象?杜亚雄和杨民康二人的侧重点完全不同――杨民康是研究人，杜亚雄是研究音乐。
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罗艺峰教授提出，应该从文明交往论的角度来思考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音乐学成就，从这一理论角度出发，会获得全新的认识和历史观，才可能脱出“中西关系”二元对立的思维，全面刷新20世纪中国音乐史的面貌，进而从整个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高度来认识我们的现代音乐文化建设。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宋瑾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中国音乐学研究的创新问题。他认为，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引介国内外相关成果；加强研究深度与广度；运用新知识拓展新视野；挖掘中国古代学术资源；开拓新学科。他还谈到两点思考：音乐学研究三结合原则和三类型的音乐学创造。
本次“论坛”讨论的问题之多，涉及面之广，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研讨会中所少见。在与会代表中，老一代音乐学家是以亲历见证人的感悟历数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和教训；中年一代音乐学家以改革开放第一批受惠者的体验，展示拓展思路、大胆创新的胆识；改革开放十年以后崭露头角的“新生代”，他们的想法无拘无束，展示了中国音乐学的未来。三代学人都就所关心的问题畅所欲言，为音乐学各学科领域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在清醒自觉中面向未来
选择2008年12月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这样一个特殊时间，围绕“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音乐学”这样一个特定主题，召开本次高层论坛这样一个全国性学术盛会，其意义不仅在于回顾历史、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更重要的是，来自全国各地音乐学界的老、中、青三代学人济济一堂，大家共同站在改革开放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连接点上，就涉及中国当代音乐学乃至整个音乐文化建设总格局中所存在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以及如何推进其在新世纪的健康发展等一系列战略性命题，集思广益、共商大计，以更自觉地面向未来、迎接挑战，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充分体现出代表们高度的历史意识、责任意识、问题意识和前瞻意识。
赵宋光在“论坛”的总评述中，将中国音乐学的进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1)学科组自主意识有所增强，不是简单地理解为为实际服务、为政治路线服务，而是着力于构建学科自身的学术结构；(2)学科的梯队力量逐渐壮大，涌现出一批创新型的人才；(3)学术成果业绩丰硕，呈现一批创新的成果；(4)学科的学术辐射力和影响逐渐增大，在文学艺术界得到承认。
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篇（10）
中图分类号：G40－014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安、求新图变的时代。随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震荡变革，我国的音乐教育学科也在短短的百余年里，从古代到近代、从现代到当代，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犹如雷奔电驰一般。在继承我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近代以来西方先进、科学的音乐教育理论，从古代音乐教育形态转型为近代音乐教育科学；从广义的音乐教育到具有特别指向的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学科；从翻译、介绍和借鉴外国音乐教育知识，到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独特理论品格的音乐教育学科体系。这样以来，一方面使得我国近代以来的音乐教育带有浮光掠影的特征，对许多音乐教育问题一掠而过，未能及时地进行广泛的、深入的展开探究；另一方面，又使得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紧紧随着时代的脉搏、现实的社会音乐生活，急迫的音乐教育课题迅速的前进，致使我国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打上了某些政治性的、功利主义的印迹。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出现了不同教育思想指导下的教育实践。我国新式音乐教育从20世纪初年开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幼稚到逐渐成长的过程。音乐教学制度、课程标准、教学方法、教材建设等等，无不如此。”如：1862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则成为近代我国新式学校的起点，在19世纪末我国兴起的新式学堂中，均未将音乐课程列为必修课。直到1901年，由上海地方政府创办的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才在学校课程中设置了音乐课，这是我国现知最早开设音乐课的学校。本文认为研究我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建立与发展、探索在学校教育中设置音乐课这一历史实事、考察为我国近代音乐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先辈教育家、借鉴和学习他们的音乐教育经验，这对于我国当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中外音乐教育实践的历史表明：“任何时代的音乐教育思想，都是在这一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是受这种教育思想的指导和制约的。”我想，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的研究意义就在于此。
一
所谓音乐教育思想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社会条件下，在教育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教育现象与问题的认识与看法。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教育思想。古今中外教育思想的内容虽然各式各样，纷繁复杂，但无例外地都围绕着培养人这个中心，回答各个时代社会所提出的教育的基本问题。”具体到音乐教育思想方面就是：音乐教育的作用与地位，音乐教育的目的与方针、音乐教育的内容、音乐教育的方法、音乐教育的对象――学生与教师等。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所处的社会条件的不同，导致各个音乐教育家对音乐教育基本问题的认识与思考的不同，并存在着多种看法，针对具体的情况提出各自的意见，由此也就产生出不同的音乐教育思想。音乐教育思想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形式，对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应该从他的具体音乐教育实践进行考察，进而阐明他的音乐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和意义。
李叔同作为我国近代艺术与学堂乐歌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诸多艺术领域中都起到过开拓性的作用和贡献。他创办我国近代第一个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也是最早将西洋作曲法引进我国的人之一；他发起组织了我国最早的话剧团体一“春柳社”，并首次在《茶花女》中扮演女主角，成为中国话剧史上饰演茶花女的第一人；他不仅是最早引进西洋绘画方法的人，同时也是我国推行写生的首创者。20世纪20年代前后，我国第一批从事现代艺术――音乐、美术的教育园丁们，大都出于他的门下，如我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李鸿梁，以及再传弟子缪天瑞、唐学咏、钱君、孙继南等，他们都作出了各自独特的、突出的贡献。有李叔同作词配曲的《祖国歌》，曾经唱遍大江南北，沸腾了千百万爱国者的满腔热血；《送别》、《春游》、《早秋》等歌曲，至今我们仍然能够听到那美妙的音乐音响等等。他在中国音乐教育实践领域所逐步形成的音乐教育思想，也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立的理论意义。正如李泽厚所说：“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经常两度出现。另后人惊叹不已的是，历史竟可以有如此之多的相似处，有的相似只是外在形式，有的则是因为同一或类似的本质规律在起作用的原故。”之所以选择“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这个课题进行研究，也正是基于他在近百年来的我国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影响的音乐教育思想，直到今天还在起着重要作用，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音乐教育实践，还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并且这种作用和价值，对今后我国音乐教育发展还将继续发挥着影响。“可见，一切个人的素质、性格、教养，事件的偶然、巧合、骤变，尽管可以造成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严重影响，远非无足轻重，但如果与这历史必然的途程比较而言，也就相对次要了。”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对于李叔同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从历史的视角看不过是一瞬间，然而历史的偶然一瞬间可以是一代人的几十年，从而通过种种偶然去理解和把握必然，促使偶然更多地和更充分地体现历史前进的必然，就应该是一件很重要的学习任务，同样也是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选择了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作为研究的对象。
二
对于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这一专题，迄今已有的中国音乐史(音乐教育史)和艺术史(艺术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太都有所涉及，这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一)全集与传记类专著：主要有：《弘一大师全集》(1－10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丰子恺文集》(1－7卷)(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弘一法师――李叔同》(金梅著，2002年出版)、《弘一大师传》(陈慧剑著)、《弘一法师》(中国佛教协会编1984年)、《丰子恺》(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小传丛书)(刘英著2002年出版)、《丰子恺自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丰子恺自叙》(苑兴华编1996年出版)、《写意丰子恺》(钟桂松叶瑜荪编1998年出版)、《丰子恺――文苑丹青一代宗师》(黄江平著1999年出版)、《丰子恺新传》(陈星著1998年出版)、《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向延生主编)，《漫画家丰子恺》([挪威]克里斯托夫・哈布斯迈尔著，陈军译2001年出版)、《钱君传》(吴光华著2001年出版)、《缪天瑞的音乐生涯》(高燕生、刘连捷主编2000年出版)、《命运的二重奏――弘一大师与刘质平》(曹布拉著2001年出版)等等。上列这些文集、全集和传记， 都从不同的侧面，对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贡献、音乐创作等角度，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这些文献资料和传记，是研究和探讨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依据和重要文献资料。只是有些传记侧重于文学的描写，其研究价值不足。
(二)研究类专著：主要有：《弘一大师艺术论》(曹布拉主编，2000年出版)、《弘一大师新论》(方爱龙主编：2000年出版)、《弘一大师考论》(陈星著，2002年出版)、《漫忆李叔同》(余涉编98年出版)、《我看弘一法师》(陈星编，2003年出版)、《清空朗月》――“李叔同与丰子恺交往实录”(陈星著1997年出版)、《品茗说弘一》――“弘一大师与文化名流”(陈星著2001年出版)、《新艺术的发轫》――“日本学者论李叔同与丰子恺”(曹布拉译2000年出版)、《李叔同歌曲寻绎》(陈星著1994年出版)、《丰子恺经典作品选――缘圆堂》(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道消失的风景――丰子恺艺术思想研究》(朱晓江著2001年出版)、《丰子恺论》(朱晓江主编2001年出版)、《丰子恺研究资料》(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丰华瞻、殷琦编1985年出版)、《丰子恺研究》([日]杨晓文著1998年出版)、《丰子恺的艺术世界》(陈星著1993年出版)、《钱君的艺术世界》(司马陋夫、晓云编1992年出版)、《弘一大师文集》(书信卷)(一)(萧枫编注1996年出版)、《丰子恺艺术随笔》(孙冰编选，1999年出版)等等。此类专著对李叔同研究比较深入，有些研究专著也有深度。但主要侧重美术或艺术总论方面，专门研究音乐教育思想的不多，并且也显得比较单一。这些研究大都侧重文学、艺术、美术等层面，而对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音乐教育活动与贡献、音乐创作与实践等方面缺乏更深入的探讨。
(三)中国音乐史中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汪毓和编著2002年出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徐士家编著1997年出版)、《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孙继南等主编，1993年出版)、《中国新音乐史论》([香港]刘靖之著1998年出版)、《中外音乐交流史》(冯文慈著)、《中日音乐交流史》(张前著)、《中外音乐交流史稿》(陶亚兵著)、《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张静蔚编选、校点1998年出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资料汇编》(一、二、三、四、五)(中国音乐研究所编、油印)等等。在这些中国音乐史、中外音乐交流史中，论及到学堂乐歌和20世纪20年代中国音乐发展时，对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与贡献及音乐教育活动，有比较简单的论述，均未展开讨论。然而这类研究也是探讨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四)中国音乐教育与专题研究类：主要有；《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1840――1949)(俞玉姿、张援编2000年出版)、《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选》(1840――1949)(俞玉姿、张援编1999年出版)、《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840――1949)(伍雍谊主编1999年出版)、《音乐教育展望》(戴定澄主编200]年出版)、《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马达著2002年出版)、《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1989)(孙继南编著2000年出版)等等。这类研究中对于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在文献资料和音乐教育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此外，在各种音乐词典和相关的论集中，也有直接或间接的论述。如：《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音乐词典》、《中国音乐词典》(续编)(缪天瑞主编)、《音乐百科词典》(缪天瑞主编)、《大陆音乐词典》(康讴主编)、《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文献卷》(1900――1949)(王宁一、杨和平主编2000年出版)、《硕士学位论文集》(音乐卷)(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音乐知识手册》(1－5卷)(薛良主编)等等。
(五)学术论文类：主要有：《李叔同――弘一大师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孙继南)、《李叔同――弘一大师的音乐观及其歌曲创作》(戴嘉枋)、《弘一大师的音乐》([美]叶明媚)、《弘一大师在美学上的地位》(刘继汉)、《弘一大师的艺术与吾人之身心修养》(侯秋东)、《李叔同浙一师时期的艺术教育实践》(陈星)、《论李叔同的艺术观》(杨晓文、张恒悦)、《从李叔同的歌曲创作看日本学校歌曲对中国学堂乐歌的影响》(温和)、《浅谈弘一大师的教育思想》(杨永庆)、《李叔同的性格与人格》(杨晓文、张恒悦)、《关于李叔同若干史料的补充》(郭长海)、《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丰子恺)、《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丰子恺)、《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丰子恺)、《先器识而后文艺――李叔同的文艺观》(丰子恺)、《弘一上人史略》(刘质平)、《一代名师――忆李叔同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片断》(吴梦非)、《我的老师李叔同》(李鸿梁)、《忆弘一大师》(钱君)、《我与弘一法师》(丰子恺)、《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纪念弘一法师(朱光潜)、《李叔同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启蒙运动中的贡献》(孙继南)、《艺苑高名传四海――启蒙音乐家李叔同》(孙继南)、《近代艺术教育的拓荒者――音乐教育家吴梦非》(刘立新)、《名师高徒、一脉相承――音乐教育家刘质平》(孙继南)、《奉献给艺术事业的一生――画家丰子恺的音乐著述》(丰元草)、《众多的谱集、无形的丰碑――音乐出版家钱君》(刘立新)、《辛勤耕耘、潜心探索――音乐理论家缪天瑞》(何芸)、《弘一大师有关人物论文集――弘一大师与刘质平的因缘》(孙继南)、《以德感人、以乐化人――弘一大师的乐教精神》(孙继南)、《李叔同歌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孙继南)、《海峡两岸弘学研究日益深入》(孙继南)、《李叔同歌曲艺术的研究、继承与发扬》(孙继南)、《从李叔同编创看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孙继南)、《直行终有路、何必计苦荣》――访孙继南教授(石山)、《中国最早的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孙继南)、《李叔同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启蒙运动中的贡献》(孙继南)、《值得重视的以讹传讹现象――从李叔同歌曲谈起》(孙继南)、《漂泊异乡、魂归故土――寻访始末及初探》(孙继南)等等论文，从人物、音乐教育活动、音乐创作或艺术观点的角度，直接或间接的论及有关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问题。这些成果对深入研究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述与本论题相关的各种学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李叔同的艺术活动、音乐创作、音乐教育与艺术实践诸方面。研究成果中以人物的个案为线索的居多，主要是对人物的生平、传记、艺术贡献等侧面大致地作出了勾勒，这对于我们深入探索李叔同在各个不同时期的音乐教育思想或艺术主张，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参照。如：孙继南先生发表的《艺苑商名传四海 ――启蒙音乐家李叔同》、《李叔同――弘一大师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李叔同歌曲艺术的研究、继承与发扬》、《从李叔同编创看他的音乐教育思想》、《李叔同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启蒙运动中的贡献》等，就较详细地阐述了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相关的内容涉及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音乐小杂志》与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以教育为宗旨的创作实践”、“桃李无言自成蹊”、“育人为本的音乐教育观”等，这些对于我们研究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以及他的音乐教育思想的生成的原因是十分宝贵的。再如：丰子恺先生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撰写的《为青年说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先器识而后文艺――李叔同的文艺观》、《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刘质平撰写的《弘一上人史略》、陈星撰写的《李叔同浙一师时期的艺术教育实践》等文章，对于我们深入探讨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通过某种专题或近现代音乐教育史进行的相关研究，则有利于我们更深人地了解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的各种变化，把握各个历史时期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变化的基本轨迹。如：伍雍谊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840――1949)，则从“近现代学校美育与音乐教育思想”、“近现代学校美育与音乐教育法规建设”、“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创始及发展”、“音乐师资的培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描述；马达的《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从“清末民初期的学校音乐教育”、“五四”运动至新中国建立之前的学校音乐教育”等论域进行了详尽的展开讨论；孙继南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1989)，分上编和下编两大部分。上编以编年史的方法，记录了1840年至1949年，下编记录了1949年至1989年间我国音乐教育发展里程中的音乐教育重大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为研究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提供了背景依据和历史线索；还有从音乐教育家个案研究人手的成果也值得注意。如：曹布拉著的《命运的二重奏――弘一大师与刘质平》、高燕生、刘连捷主编的《缪天瑞的音乐生涯》、刘立新的《近代艺术教育的拓荒者――音乐教育家吴梦非》、孙继南的《名师高徒、一脉相承――音乐教育家刘质平》、丰元草的《奉献给艺术事业的一生――画家丰子恺的音乐著述》、[日]杨晓文著的《丰子恺研究》、朱晓江著的《一道消失的风景――丰子恺艺术思想研究》、刘立新的《众多的谱集、无形的丰碑――音乐出版家钱君甸》、何芸《辛勤耕耘、潜心探索――音乐理论家缪天瑞》、孙继南的《弘一大师有关人物论文集――弘一大师与刘质平的因缘》、石山的《直行终有路、何必计苦荣》――访孙继南教授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了个案研究。另外，海外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成果，也值得我们重视。如日本学者、美国学者、台湾学者、新加坡学者、香港学者等的相关研究。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全面探讨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大有帮助和启迪的。目前看来，在诸多与本论题有关的研究成果中，还缺少将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联系起来作综合性研究的成果，现有的局部研究成果也只是侧重李叔同一般的音乐思想和艺术活动的初步描述，甚少涉及更宽泛内容的深入探讨，更缺少将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置于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置入中国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系统中，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所以，目前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尚不能全面反映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独特贡献、思想和变更的流程；不能准确地描绘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在各个时期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今后还将继续发挥影响的历史事实和全貌。鉴于此，本论题的研究，将力图在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这些方面有所突破和作更深入的、拓展性的研究。
三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厚音乐教育传统的文明古国，在历代音乐文化传播传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征的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系统，并渗透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音乐教育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因此，本论题的研究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并坚持以史为基础、以论为辅助、史论结合的原则。在具体的研究和写作中，采取文献研究、个案研究、调查研究等方法，力图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研究思路，将努力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充分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因为研究和探讨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其真正的目的，应当是进一步从历史中接受启发，并对其合理思想加以发挥，以为今天理论与实践发展之需要。”所以，尊重历史事实，给研究对象以公允的评价，这是一个研究者的最基本的责任和素质，也是研究本论题的基本思路。
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篇（11）
二、从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的层面，许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于润洋就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1.扩大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也存在此问题。我们的状况不令人满意的是，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不够。我们的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思维是一个分析的思维，它自然地形成各个分支；中国的思维是普遍联系的、综合的思维，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加深认识。我理解音乐学的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它的子学科本身也具有边缘性。我们要吸取其它各学科的东西，一个学科的发展，常常是出现在交叉点上。我主张要关注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2.方法论上，要加强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我的经验及通过我接触过的理论，我觉得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当然还要关注当代哲学的发展，重要的是吸收，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也是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3.加强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我们的音乐学有时比较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搞作曲的觉得你们脱离实际。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课程在加强作曲技术理论，加强他们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分析音乐的能力。另外，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有问题。本体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的参照。音乐文章常常是枯燥乏味，不知道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王次zhào@①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标志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一流的人才、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所谓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对自己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很精通——有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知识结构；2.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对学科前瞻性的思考——要有开阔的视野，对学术研究的最一般的原则要把握。”赵宋光在谈到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提出了音乐学的“七大分支”的规划构想“历史的音乐学这一大块，仍保持为一大分支；体系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大分支：音乐学元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应用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个分支：音乐教育学、音乐学技法理论、为音乐实践服务的科学技术理论。每一个大分支内，可有若干小分支归属其下。”茅原将音乐学学科划分为十二个小的分支：1.声学；2.音乐美学；3.音乐史学；4.作曲技术理论；5.民族音乐学；6.文本评论；7.乐器学；8.词典学与术语学；9.图书档案研究；10.音乐图解学；11.大众媒介；12.边缘学科。而每一个分支又可划分出若干子分支。谢嘉幸认为：“从音乐学院的学科分类，我分成两个层面，九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两个层面：1.理论层面(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2.实践层面(音乐教育学、音乐表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科技)。”庄元认为音乐学学科的构架应是：“1.音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音乐的应用理论研究。3.音乐的开发性研究。”俞人豪说：“从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它有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组成，虽然每一部分的下属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它的基础性学科依然是音乐史学、音乐音响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民族学。我认为现在对此特别需要肯定和强调。因为近年来音乐学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各种冠以音乐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已经几乎淹没了它的基础和主体，使音乐学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包的大框，什么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伍国栋认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其它音乐学的学科成立有四个条件：1.本学科有相对独立的，与它学科有区别的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要与其它学科有联系；2.有一定的发展历史；3.此学科应有一批突出的学者；4.此学科应有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著作、经典性的著作。”刘承华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1.开展音乐文化学的学科建设。2.加强音乐文化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比重。3.加强音乐文化学对相关音乐学科的渗透。”
三、取当代音乐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许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戴嘉仿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角度，认为：“1.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最后的结果就不能不带有主观性。如何更宽宏地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香港音乐家刘靖之对上世纪西方音乐传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基本是全面否定。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生是新音乐史，是有些片面。我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应该用宽容的态度。2.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要加强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以后不要开通史，要从专题史与断代史入手，使学生多接触一些研究方法。不同的系要求不一样。对表演专业等等，音乐史的教学主要是知识性的；对音乐学系的学生可以看书掌握知识。在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中，则对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伍国栋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层面”从“1.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层面。2.音乐对象特定技能操作的工艺掌握实践层面。3.音乐综合考察材料的描述解释实践层面。”三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安国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为国家制定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意见。着重谈了以下六个问题“1.关于音乐审美的价值。2.音乐审美对人的创造力的发展。3.音乐审美能力与音乐知识、技能的关系。4.母语文化与世界文化。5.综合理念与综合学科。6.乐谱价值与谱式的选择”。谢嘉幸在《建设兼有音乐学与教育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首先是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2.其次是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3.音乐教育学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等等。杨和平在《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中认为：“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文献学就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搜集、整理起来，提供给当代音乐学研究者和后来的音乐学研究者所用，并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提供给今天或明天的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借鉴、参考之用，还要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发展。加快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音乐生态平衡的基础。……音乐文献学还要重视对当下健在的音乐家的研究。”庄曜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音乐教育》中说：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对“1.学习资源的开发；2.学习的评价方式；3.音乐的观念变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它不能取代现实，不能只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的简单的转化。”庄元在《音乐传媒与传播》就“音乐传播与大众传媒研究的必要性和音乐传播研究的领域”谈了自己的观点。此外，冯效刚发表了《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科学性问题研究》；冯文慈提交了《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杨易禾提交了《音乐表演美学学科建设管见》；田耀农提交了《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