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论文论文大全11篇

教育论文论文篇（1）

二、建议与对策

从整体的调查结果来看，学生对教育学的满意度不高，对学习教育学的态度不积极，这跟学生对学习教育学的重要性形成较大的反差，既然学生认为学习教育学很重要，但为什么又对学习教育学的积极性不高、满意度不高呢?一个方面除了上面结果显示的教师上课只注重理论、轻视实践、教学方法单一之外，还有就是对教育学本身的认识存在误区。因此，教育学这门课没被学生看好，既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主要是学生对教育学的认识存在偏差的问题，也有教师自身的原因，主要是没讲清楚这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学生只从书名上去认识这门学科，结果造成了认识偏差。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一)把握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学生不喜欢教育学，对它不感兴趣，觉得枯燥，这与教育学这门课本身的特点也不无关系。因为再有教育经验，再懂教学的老师，也必须面对教育学这门学科的学科性质和特点的问题。因为教育学是一门理论学科，要把理论讲清楚，又谈何容易。但是学生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学生对教育学的不正确的认识，这同时与教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教师并没有让学生明白这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学生在接受这门课之前，并没有多大的心理准备。教育学是一门理论学科，但大多数的学生却认为，学习教育学的目的是学到教学技能，从前面的问卷调查结果已显示，70%以上的男生和80%以上的女生都认为，学教育学的目的是掌握教学方法与技能，这正好与教育学的目标相反。从开放式问卷中也可以看出，很多同学反映，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结合实践，如对“你希望教育学课程能满足你哪方面的需要”的回答中，大多数同学的回答是:“教学方法和技能”，“怎样设计课堂教学，怎样管理班级以及突发事件”、“希望在教学技能与教学设计方面有帮助”等等，从回答的内容来看，都是把教育学当成学科教学法课，或教学技能课，具有明显的功利性特征。学生没有认识到教育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有关于教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一直以来存在较大的争论，存在学科定位的不合理问题，如师范司召开的公共课教育学教材讨论会简报中提到，“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公共课教育学兼有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两重性质，它既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又是一门很强的专业实践课”。这门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热爱教育事业，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从事教育、教学的基本技能”。教育学一共只有54学时，在这些课时内，不可能让师范生都能“解释教育现象”，“掌握教育专业技能”，又“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并“热爱教育事业”。我们认为高师公共教育学课程应是一门专业理论学科，应把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培养学生关于教育科学的理论思维能力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提高教学技能、课堂管理技能的课，只能由相应的学科并到实践中去解决。教育学不可能解决教育中的所有实践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一开始上这门课的时候，必须讲清楚教育学是一门教育理论课程，而不是技能课程。只有把学科定好了，教师和学生都知道学教育学的目的是什么，这样，才不会误导学生，也不会让学生在学了这门课程后产生失落感。

(二)教育学教师要理解中小学的教学实践，自身要懂教学

当前教育学教学过程中一个较大的问题是，教师只管讲理论，不能结合具体的实践进行讲解。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驾驭教育学课给教育学教师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多数教师的教学不能从实践入手，脱离基础教育实际，教学过程纸上谈兵，空洞乏味，缺乏生活气息”是当前教育学课堂的一个真实写照。因此针对教师课堂上只注重理论讲解，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建议学校给教育学老师和学生一些时间，每个学期有一定的时间专门用于到中小学去听课，不断提高学生对教学的感性水平，即在上这门课之前，要在一个见习期，或边上课边见习。教学只有建立在学生的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才会更有效。同时针对教育学教师、教学法教师，长期以来没有中小学的教学实践经验的特点，特别是刚毕业且没有在中小学呆过的教师，必须到中小学教学一定年限。不管是哪个层次的毕业生，只要从事培养教师教学工作的，都应到中小学进行支教，理解中小学的教学实践，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小学教师的教师来。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技能，教育学教师不懂教学，却在上教育学课的时候讲解怎么教学，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因此，教育学教师自己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教学技能，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与具体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促进教育学教学的有效、高效。

(三)进行案例教学

在调查过程中，有些学生提出了宝贵而又有建设性的建议，这证明我们的学生是希望学好教育学的。有很多学生提出，要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教学，在案例中建构教育理论。当前国内一些学者也主张采用案例教学，通过案例教学，来提高教育学教学的有效性。虽然教育学是理论学科，理论的东西多少会有些晦涩难懂，但如果能结合案例进行教学，将会有一定的改观。所谓案例教学，“从广义上讲，案例教学可界定为通过对一个具体情境的描述，引导学生对这些特殊情境进行讨论的一种教学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与讲授法相对立的”。通过创设生动的具体案例，使学生进入某种特定的事件、情境之中，通过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探讨，挖掘案例中隐藏的教育教学规律，从而提高学生创造性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虽然给教师带来了更大的教学负担，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教师具备较高的理论素质与实践水平，但是，为了提高教学的有效性，这样做是值得的。

(四)培养学生克服困难的精神

从自己亲身观察来看，当前的大学生有畏难情绪。我们不能完全被上面的问卷调查结果所吓倒，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全部是教师无能造成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学习，都要付出艰辛努力，任何学科都是如此。但是，由于社会的浮躁，很多学生不肯花时间来学习理论性的东西，只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一些简单的教学技能，这跟教育学的理论要求是不相融的，因为教师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最终还是一个目的，使学生理解教育的相关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教育我们的学生，要克服畏难情绪，只有真正理解了教育的相关原理，才能真正指导今后的教育教学实践，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才不会盲目。

教育论文论文篇（2）

1．将高远的志向作为德育培养的目标。

志向主要指的是一个人内心对某一事物或者目标的向往，并为这一向往而付诸努力的过程，能够突出展现学生对未来美好生活不断追求的一种积极昂扬的精神。高远的志向，不仅能够体现现代社会的内在层次性，同时还能够体现时代具有的前瞻性特征。因此在德育教育理论发展中，要将自强不息、不懈努力、奉献祖国等作为培养学生高远志向的主要内容，使得学生能够怀有远大抱负。

2．将高雅的情趣作为德育培养的目标。

情趣是一个人拥有的情调趣味，或者是这个人内在的情意、志趣，高雅的情趣和低俗的情趣对于一个人道德影响巨大。高雅的情趣是积极的、文明的、健康的，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科学性和文明性相得益彰，同时也与法律规范和道德要求相符合［2］。因此，在德育教育理论发展中，要明确地将培养学生高雅情趣作为办学目标之一，积极开办学校礼仪教育、文化艺术节、读书节、志愿服务活动等人文娱乐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健康审美观，增强学生对美的理解和欣赏能力，从而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创造美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养成高雅的情趣，拥有一颗美丽的心灵的同时，也能将未来的世界创造得更加美好。

（二）明确学校德育内容

学校德育内容的明确要求学校能够充分利用学校的物质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促进其在教育理论中的发展。

1．物质文化资源层面的利用。

物质文化主要指的是学校的建筑设计、空间设计、人文景观设计以及园林绿化情况等所展现的风格形态。一个学校的文化水平和文化样式主要通过物质文化资源呈现出来，因此可以说，物质文化资源是学校文化存在的基础。只有对学校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进行科学的规划和设计，才能够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凸显出学校本身及学生的自身道德价值取向。由此可见，学校德育的建设离不开物质文化资源的建设，学校应从各个场馆、校舍、广场、雕塑等文化建筑开始，丰富学校精神内涵，营造良好的学校文化氛围，使学校德育能够充分融于教育理论发展之中［3］。首先，在建设学校场馆及校舍等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将古典因素与现代元素结合起来的方式，展示学校浓郁的人文教学氛围，更新陈旧的配套设施，营造出新的教学精神风貌。通过建立学校博物馆、陈列馆、纪念园等能够展现学校发展历程的馆区、园区，充分凸显学校长久以来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有效促进学校文明的继续传承。同时，学校还可以在本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文化的优秀内涵，进一步丰富学校的文化底蕴。学校广场的建设也是有讲究的，可以在广场的适当位置设置一些与学校校训、校风等密切相关的雕塑，凸显学校文化主元素，营造良好的办学氛围。另外，还可以通过积极成立心理咨询室、网络实验室、自动录播室、演奏厅、体育馆、创作室等能够充实文化内涵的专用教室，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德育情操，为学生的德育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其次，还可以对校园内的植物种类、园林广场、道路建筑等命名，充分展现出学校办学的“生态文明”、“和谐开放”、“开拓创新”等价值追求，例如可以将学校的主要道路命名为“致远路”、“求实路”、“思源路”等，将学校的主要建筑物命名为“格物楼”、“育才楼”、“知行楼”等。另外还可以在学校办公楼、行政楼以及宿舍楼等楼梯间的墙面上张贴一些能够展现学校校训、学校精神的名人格言以及学校美术班学生的毕业创作作品等，同时也可以在教学楼的楼梯间墙面以及教室墙面上将一些能够体现学校优良学风的人生格言、励志格言等张贴上去，通过营造良好的办学氛围，时刻陶冶学生以及教师的情操，从无形中帮助学生塑造高尚的人格，树立高远的志向［4］。最后，学校可以通过提倡学生对校园环境进行自主设计，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将学校的德育办学理念很好地灌输到学生的思想理念中，形成学校与学生在道德精神层面上的统一和融合。

2．精神文化资源层面的利用。

精神文化资源层面主要包括学校发展历史文化的沉淀、学校校训以及学校先进的办学理念。首先，一个学校可以将其办学的理念浓缩在校训之中。校训能够很好地将一个学校的办学传统体现出来。校训不仅是一个学校文化与历史的积淀、人文精神的高度凝练，更是校园文化与教学理念的体现。校训作为校园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在制定校训时应该结合校园文化突出校园特色。以某高校的校训为例，“饮水思源，宁静致远”。［5］该校训主要蕴涵三重含义，自强不息、精忠爱国、勇于承担。这种校训不仅能够激励师生的爱国情怀，更他们让对未来怀一种积极宁静的心态去创造。这对于学校、对于师生都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其次，历史是学校的根，文化是学校的魂，学校应该传承历史，丰富文化。将学校的历史文化价值不断地挖掘出来，建设以校友名人榜、校史课等为重点的课程，打造具有校园文化特色的文化品牌，突出体现老校的文化韵味，扎根文化基础，进一步发挥出文化的励志、继承作用。另外，还可以通过建设校史陈列室，将校园风云史、传奇故事以及名人校友提词等呈现出来，同时还可设置贵宾接待室，接待一些外宾或是历史研究人员。再者，还可以修建一些名人墙砖，将对学校有贡献、捐助者、优秀师生以及杰出校友的名字刻在墙砖上，介绍其光荣事迹，表彰其精神，让师生以此为榜样。除此之外，还可以开设相关的校史教育课程。把校史中经典的故事、人物事迹提炼出来，编排整合，作为教育新生的入学课程，为新生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激励学生传承优秀的文化。最后，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理念是一个学校办学的核心和信念所在，体现了一个学校的办学方针及灵魂，是一个学校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以某高校的办学理念为例，“发展教育”，该教育理念总的来说，囊括了四个发展观。即以学生为中心的发展观、综合且可持续的发展观以及增长极限观。从理念的操作层面来讲，可以将学生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尝试发展、自觉发展以及超越发展阶段［6］。但就学生个体而言，“发展教育”的理念应该重点以学生为核心，让学生做到不断地挖掘自我、超越自我。从一个新的起点出发，去尝试、去发展、最后超越自我，从而实现学生的自主发展，创新发展，达到学校教书育人的目的。

二、学校德育在教学实践中的发展途径

（一）构建学校德育教育体系

首先，联合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三种力量，建立起开放的德育体系。在学校方面，要成立学校德育工作领导小组来统筹领导学校的德育工作，小组应当由校长担任组长，组员包括分管德育工作的副校长、德育处领导、团委领导和年级部主任等。在社会方面，学校应该充分利用政治资源、法律资源、科技资源、环保资源、军队资源等，促进各种社会资源协调发挥作用，如可以聘请法律专家担任学校的法制副校长等。在家庭方面，学校应该加强与家长的联系，通过学校开放日、家长会、家访等途径加强与家长的互动，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到对学生的德育教育中来。其次，将团委、学生会和社团联合会三股学生自治力量联合起来，建立起学生德育管理的自主体系。依靠团委、学生会和社团委员会的力量，充分发挥三者对学生事务的管理协调作用，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德育教育工作中来，通过自主策划、组织和实施一些大型活动，如读书会、人文沙龙、体育竞技、艺术展览、志愿服务、科技大赛、暑期实践等活动，将德育教育的理念融入日常学生活动中。此外，在学生自主组织的学生活动中，要注意发挥学校行政人员的管理协调作用和教师的指导作用，要鼓励家长和其他社会成员参与到活动中来，以形成全员参与德育教育的局面，将德育精神普及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促进德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构建学校德育办学模式

1．架构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平台。

学校德育教育要发挥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平台的作用，就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在教师管理层面上要建立起三级平台的管理架构。第一级平台以班主任为核心进行班级管理，第二级平台以年级部为核心进行年级管理，第三级平台以学校德育处为核心进行全校范围的管理。三级平台协调发挥作用，有利于促进学生进行自我德育管理。要尽量避免包办式德育教育，重视激发学生自我德育管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在学生管理层面上要建立起由团委、学生会、社团联合会联合管理的学生自我德育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以学校中学生自治的各个组织，如学生会、团委、学生社团、学生协会等为主力，立足于学生的利益，在学校的指导下和教师的协助下，进行德育教育工作的自我管理。教师管理和学生管理相结合，共同促进、共同进步，有利于学校德育教育的成功开展。

2．营造学校德育教育资源网络。

德育网络营造的关键在于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学校、家庭、社会等都是德育资源的重要来源。首先，在校内资源方面，要充分重视校训的作用，注重校训的内涵，将勇于承担、自强自立、精忠爱国等理念融入校训之中，通过校训感染学生；此外，编写相关读本，讲述校训精神、学校历史等等，作为学生德育课程的必读书目。选拔德育骨干对校训进行专题研究，开展校训解读课堂讲解研究成果也是发挥校训作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其次，在学校推进德育主题教育，可包含多个主题，如责任意识教育、法制知识教育、公民意识教育、感恩父母教育、爱护环境教育、公德意识教育等等。最后，将家庭和社会的德育资源与学校的德育资源相结合，建立起德育资源网络，让德育工作在家庭和社会中持续开展。

3．铸造学校德育教育特色品牌。

首先，要重视学校师生的心理健康，定期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心理辅导活动和心理知识培训活动。依靠学校负责心理教育的专职教师，建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打造有学校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其次，要重视学校师生的身体素质，规范体育锻炼活动和课间操活动，在体育锻炼活动中锻炼学生的纪律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他们的体质，打造有学校特色的阳光体育；最后，注重学校德育主题教育的针对性，增强其时效性，打造有学校特色的德育教育。

教育论文论文篇（3）

婴幼儿成长是有规律的，早期教育也应该适应婴幼儿成长规律。0-3岁为婴儿期教育，要坚持的教育原则是教养结合，以养为主；3-6岁为幼儿期教育，要坚持保教结合，保教并重的原则。

1.关注0——3岁婴儿教育，注重教养结合，以养为主。

（一）如何养？关键从婴儿最基本的生活环节吃、睡、排泄的养育对孩子的影响。（1）哺喂：母乳具有婴儿成长最好的营养价值；母乳喂养除了乳汁的营养成分和抗体成分以外，伴随着母乳喂养时的哺喂姿势带给婴儿心理上的刺激，使婴儿有一种安全感、依恋感。（2）睡眠：满足婴儿睡眠需要是婴儿健康成长的一大保障。至于睡姿和环境同样给婴儿以影响。睡姿一般以婴儿自然睡姿为好，但大人不要刻意孩子一种睡姿；环境当然必须比较安静、空气流通。（3）排泄和盥洗：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将婴儿大小便自控能力与心理上的自主意识相联系，是婴儿意志力的初萌。因此值得关注的是尿布本身对婴儿自控排泄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棉布做的尿布不光有吸水性好的功能，同时还能刺激婴儿的触觉，带养人为婴儿换尿布的过程，本身就是婴儿的一种学习，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以致提前学会自控。因此，每天重复进行的养育行为，是养育者无意识地给婴儿的发展以不同的机会，这其中的“养”中就蕴含了“教”的过程。

（二）如何教？大家都知道，婴儿年龄越小发展越快，同月龄之间的个体差异也越大。因此，婴儿教育不可能有固定的教育目标和内容，对每个个体的训练方式也各不相同。3岁前的“教”是附属于“养”的，倡导0岁开始的教育，实际上是唤起养育者在养育过程中的教育意识，那就是生活即教育。（1）养育的规律性，蕴含着秩序感的培养——对婴幼儿建立稳定的作息时间、固定的物品取用场所、有规则的生活照料等，让婴儿在不断的预期的确定中，建立一种秩序。（2）伴随养的语言刺激量，蕴含着语言发展的机会——养育者在照料婴儿时适时用恰当、温和的语言刺激伴随自己的养育行为。如给孩子穿衣、喂食、盥洗等过程中，不断描述其正在进行的行为以应答婴儿的表情，激发婴儿的语言欲。（3）养的方式也蕴含着习惯的养成——养育者对婴儿照料行为的习惯就是一种示范，如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擦嘴，睡觉时衣服鞋子摆放整齐……，这些生活常规不用专门教，养育者的行为自然就会随着孩子生活自理行为的产生，而转移到孩子的行为模式中。（4）在养的过程中还能收获智慧——生活中处处渗透着各种事物的知识和事物之间关系的经验，孩子在各种生活环节的自然过程中就经历、体验和发现着各种事物的变化，养育者在生活照料的同时，善于做出描述和解释，给孩子事物的名称，让孩子尝试由行为引起的变化，随孩子认知发展而不断发展。

另外，在生活中，对婴儿来说，除了通过生活照料，满足生存需要外，游戏是婴儿生活的又一重心，婴儿游戏是一种自发旅行生理、心理功能的行为，养育者的作用在于创设环境提供机会，支持其游戏行为。总之，婴儿成长是身心相依的，为此对他们的教养也是密切不可分割的。牢记保教关系原则是：教养合一（教与养为同一过程）——教养结合（教与养相互渗透）——教养并重（教养相对独立而同等重要）。年龄越小，教与养越不能分离，2岁之前的婴儿教育应当完全融于养育的行为，他们是同一的过程。

2. 关注3——6岁幼儿期教育，保教结合，保教并重。

这一阶段孩子开始上幼儿园了。家长陪伴的时间相对少了，但不等于不要教育。那这时所要坚持的原则是保教结合，保教并重。孩子在幼儿园的生活这里不作重点讨论，而重点谈家庭教育问题。保育谈的是生活问题，教育谈的是人格、行为问题。家长关键起引导、示范作用，保证安全，尊重幼儿，孩子能做的事情一切有孩子自己动手；在孩子动手的过程中，适当加以引导、鼓励，给孩子规则，给孩子安全，让孩子主动探究，参与活动，大胆想象，吃苦耐劳，对人有礼貌，关心他人，自觉阅读等等，这是教育，是在生活中的教育，生活即教育。

第二、谈教什么的问题。

鲁迅在“五四”运动当天写了一段话，到今天仍然可以作为当代家庭教育启蒙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对于儿童，一是理解，二是指导，三是解放，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高尚的道德情操、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不被淹没的力量。

1.理解。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要充分尊重孩子身心发展规律，去理解孩子的需要和成长。（1）孩子十分喜欢游戏。小孩子生来就十分好动，他们是以游戏为生命的。做父母的要明白，孩子多运动，就多强健；多游戏，就多快乐；多经验，就多学识，多思想。具体方法是：第一，做父母的应准备良好的设备使孩子得到充分的运动；第二，做父母的应该找适宜的伙伴使孩子得到良好的影响。只有这样，孩子的身体就容易强健，心境就畅快了，智慧就容易增进，思想就容易启发。（2）孩子喜欢模仿。小孩子未到一岁的时候，就能模仿简单的声音和动作了。到了3——4岁的时候，孩子的模仿能力就更强了。而这些模仿的对象就是接近他身边的所有人，尤其以父母为最重要的模仿对象。父母的举动都是孩子无形的榜样。（3）孩子十分好奇。孩子不光喜欢游戏，好模仿，也十分好奇。柏拉图说：“好奇者，知识之门”。所有孩子都好奇，请家长不要关闭孩子的好奇心。（4）孩子喜欢获得成功。孩子喜欢动作，但更需要动作以后的成功。给孩子做的事情一定要适合孩子的承受能力，让孩子在做事中获得成功，有成功就会高兴，就有了自信心；所做的成就愈多，自信力就愈强，事情就愈容易成功。（5）孩子喜欢野外生活。大多数孩子都喜欢野外生活。野外的郊游对于小孩的身体、知识、行为都有很好的影响。做父母的虽不能样样都满足孩子，但至少要经常带孩子到野外去玩玩，哪怕是村边的小路走一走对孩子也是其乐无穷。（6）孩子喜欢合群。有小伙伴合作玩是孩子十分幸福的事情。做父母的一定要根据孩子合群的心理以教育、影响孩子。第一要让孩子经常有小伙伴玩；第二给孩子买一些小玩具、布娃娃等，以弥补孩子的寂寞，当然到了一定阶段让孩子进幼儿园是最好的选择，也是孩子社会化的开始。

2.指导。

孩子是父母的影子，有怎样的父母，就有怎样的孩子。这个指导既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影响。因为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你的指导方向就是孩子的成长方向。指导的关键是孩子的人格养成和个性发展教育。

首先是人格养成——培养一个适应社会发展的好人，健康人。

其次是性格、情商的培养——即勇气、意志力、坚持、兴趣爱好、为人处世、幽默等等。

第三是帮助孩子发展个性和实现自我。养成阅读的习惯，凡事能主动担当，有

责任意识等等。孩子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家长的权威性、引导性和家庭文化的传递性非常深刻。其中，父亲的榜样对男孩的影响特别重要，会塑造男孩今后人生中的形象和生活方式。此外，女孩形成自己的性别认知，以及对异性的基本判断能力也都是在家庭中完成的。

3.解放。

教育论文论文篇（4）

我们《大学语文》的教学主要采用的是讲授法，所以教师在讲解时要尽可能利用好课堂来进行德育渗透。其中，在知人论世环节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他们爱国情怀。“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亚洲有我，中国有我”等，无数深情表白之后潜藏的都是对祖国母亲、故土家园的眷恋依赖之情。这就是人们心理上的情感归属。所以爱国主义仍是德育教育永不褪色的主题。《大学语文》选编的都是一些“文质彬彬”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无不凝结着作者的深厚情感。因此，在导入时，教师应抓住知人论世这一环节，把爱国主义教育巧妙地融于作者介绍之中。如《山鬼》一文，教师在正式讲解之前，可以深入地介绍屈原的生平与创作背景，让学生体会屈原浓烈的爱国情怀，这时可提问：“我们知道屈原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悲痛难忍，这其中既包括对祖国家乡的深深依恋，又包括对小人当道、国家日益没落的忧心焦虑与无能为力。从他一生的经历，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屈原的殷殷爱国志、拳拳爱国情，这不正是我们应该学习，并且以后教授给你们学生的精神榜样吗?”有鉴于此，学生会深受感染，从而激发他们对祖国的热情之情，也就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洗礼。又如《金陵驿》的作者文天祥也是我们所熟知的爱国主义诗人，亦留下了“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的感人绝唱，至今读来仍为他的爱国精神所触动。当然，在此环节应把握好时间与分寸，否则会有本末倒置之嫌。

二、精讲课文，感知理想抱负

对于学生比较熟悉的作者，教师可把德育渗透放在精讲课文之中，让学生在学习分析中受到理想教育，从而得到启迪。如《安定城楼》一诗，教师在讲解中应紧扣“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中的范蠡典故来重点分析，引导学生思考：李商隐现在真的想归隐江湖吗？如果真要归隐，条件是什么？通过上下文的典故涵义与诗意疏通，大家明白，他借范蠡之典只是想表明必须把治理国家的事业完成，功成名就之后，年老之时才会归隐。最后教师可进行总结升华：这首诗主要表现的就是李商隐青年时期的高远抱负和奋发精神。而作为未来人民教师的你们，更应该象诗人那样，坚守自己的理想，为之奋斗拼搏，并把理想的火种传给你们的学生，志存高远，让他们也能感知理想的魅力。还有《出师表》、《尚未选择的路》这些富有内涵的作品比其他教材有着无可比拟的德育优势，可以让学生从中汲取养分，树立远大的理想，这比任何一堂思想政治课都易于接受与消化。

教育论文论文篇（5）

2人文观下的体育教学

2.1指导思想人文性体育教学不只是简单去发展学生的身体精神。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体验不中，他们身体中原有的、原始的本能和本能的反应被激发了起来，由此催生了强烈的探究本身生物潜力的欲望、激情，学生的锻炼不能只是单纯的身体锻炼，还应该包括了精神方面的层次，更为重要的是，其可激发起学生对于生命和人生意义的全方位的发展，由此在精神、行为和意识上去接受这一类的教育和影响、打造一个人的人格精神，让学生可以全面的、自由、健康的发展。

2.2教师职业观学校体育的情况需要的是人文方面的参与，而当前的学校体育人文精神的渗入太少，而人文体育教学最后还是要通过人来实现的，即为教师来完成。“学高即师”，作为一种教师的典范，多数可以称为是大师的级别，不单单是因为有着高超的教学艺术和技术，更加重要的是在于突出的常识以及引人注意的人格魅力和风格。所以对于一位教师而言，提升自己的人文素质以及修养，同样也是人文性体育教学发展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3教学目标体育是人们进行自我维护和加强身体素质的一个动态过程，体育一般体现了人们对于自己身体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下的追求，在当前中国教育的改革背景之下，学校体育教学的主体目标一般是以健康作为标准。但是，中国的学校体育是以教学作为主要的目的，快乐只起一定的辅助作用，过于重视学生的“学”，而忽视了体育中的乐趣。只是一味要求学生提升自己身体素质，没有重视并且却丰富精神文明的知识，反思当前我们国家教育改革的健康第一、快乐体育，只是体育教学中的一点改变，在此改变下，人文精神进入了学校的体育，让这种改变可以达到“质”的飞越。

2.4教育方法人文性体育教学一定要满足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时间的连续性质。指的是人文性体育教学一定要贯穿学生接受体育教学的全部的过程；第二，空间的拓展性，指的是人文性体育教学的观念一定要渗透到教学的过程中的所有组成部分，由目标一直到内容、由方法到手段，甚至是教学者的本身，都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和理念。人文性体育教学是为了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是以文明、文化作为向导的，以人为本的教育过程，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过程，主要指的是学生在课堂当中，自己去思考、探究、研究、分析、解决问题的一种学习方法。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让学生明白怎么去思考，如何用“心”去理解应该怎么做，并不是只是让学生单纯去接受教师思考发的现成的结论。由此可见，教师需要主动、积极去满足学生学习需要，其教学方法一定是以人为本，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帮助、引导学生。

2.5教学环境体育本来就是一个游戏，有着极强的娱乐性。在对学生是否喜欢上体育课的原因调查中可以发现，有50％的同学是为了可以得到放松、娱乐，40％的是为增加身体的体质；7％的学生是为了学习运动的技术，2％的学生是为了学习到体育的文化，1％的学生是是为培养自己的适应力。由此可见，体育教学是要充分表现出一个快乐的教学思想，考虑学生的性格，创造出一种快乐体育的人文教学环境，改变当前体育教学过于僵硬的情况。让体育教学将阳光、空气、自然环境融合一体。

教育论文论文篇（6）

二、借鉴文化素质教育之丰富内涵，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视野

(一)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内涵

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知识、人文思想、人文方法和人文精神等人文文化因素，要增加课程的人文内涵，首先就要充分拓展课程所包含的人文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渗透。在课程的每一个专题中都可以恰如其分地渗透人文科学知识，既可以让课程体现人文性，又丰富了课程的内容，为学生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着重培育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忠贞的爱国热情、高尚的道德情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引导学生自觉地追求生命中的真、善、美。

(二)拓展实践教学活动的人文意蕴

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活动也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大特色和重要任务。这些实践项目多以演讲、辩论以及表演的方式进行，要完成这些项目，学生就必须学习和运用历史、文学、音乐等文化知识，还要掌握演讲、辩论等技巧，可以说这既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又是对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良好契机。

教育论文论文篇（7）

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在《教育世界》中引入教育学，德国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开始在中国传播，伴随着师范教育的发展及班级授课制的普及，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在当时的教育界风靡一时，人们对五段教学法很是痴迷。在这之前，我国只有《论语》、《学记》此类的古典教育著作，这些都是基于个别化教学的背景编写的，而且论述比较零散，无法适应班级授课制的大趋势。

2“.学美”阶段。

上世纪20年代，杜威来华，将实用主义带入中国。其他学派的教育学说及教育著作也陆续被引入国内。

3“.学苏”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热潮。主要表现为翻译苏联的教育学，邀请苏联专家来讲授教育学，还有积极引进苏联教育学研究的最新信息。甚至是把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当作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经典著作来读，却忽视了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56—1976年期间，我国学者开始积极探索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

4.多元化与反思阶段。

在介绍和研究美国、日本及西欧教育学家的新思想的同时，我国学者也变得日益重视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开始注重对教育学的全面反思。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中国化真正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所包含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发掘，出版了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文集和研究著作，还出版了一大批尝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教材和著作。

二、教育理论的实践功能及反思

教育理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的功能，否则它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对于教育理论功能的阐述，是基于它与教育实践的关系而言的。彭泽平在“指导说”的基础上，认为教育理论具有两个实践功能：一是认识层面的解释功能和预见功能，二是对教育实践者进行价值观念的启蒙和重塑功能。从我国教育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就教育理论的功能而言，我国教育科学显然名不副实，仍然没有把教育这一社会事实作为真正的研究对象，教育基础理论没有转化为教育技术科学和教育技术，因而不能对教育实践提供方法上的指导，无法正常发挥其实践功能，依然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之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依然很大，首先，教育理论研究沦为专家们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承担不起解释和指导教育实践的使命；其次，广大一线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难以得到有效的理论总结和提升，他们逐渐丧失了探索的能力及勇气，日益成为专家设计方案的工具。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存在差距，甚至脱离了实际，原因如下。

1.教育理论空泛并与教育实践发展不同步。

教育理论的研究受限于教育规范，空洞而因无法指导实践。比如，研究教育目的，就把法定的教育目的大大解释一番，很空洞，至于实践中的教育目的，如教师、家长等教育当事者所领悟到的教育目的、教育过程中所体现的教育目的，则研究甚少。这只解释了教育目的应然本质，没有对教育目的实然本质给予回答。另外，教育理论与实践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在一定范围内，理论比实践超前或落后都是正常的，适度的距离有利于两者的发展，但是，如果距离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理论与实际就会脱离。

2.教育学的依附性及理论研究缺乏整合。

教育理论研究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几乎没有独立的发现，总是从别的学科那里借来问题和结论，一直受制于其他领域，无法从依附性中独立，更无法从教育学的学科视角来研究和探讨问题。现下理论研究中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也陆续渗透到教育理论研究队伍中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教育问题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交叉较多，且教育问题本来就人人可有观点，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是，教育理论研究需要的是较高的综合素质，如较强的知识整合的能力，就算是专业出身的人员，也难以具备这些素质，何况其他学科加入进来的人员，更是难以超越自身的专业视野而有所建树，因此，教育理论即便被大量人员大范围研究，也依然缺乏整合性、科学性与独立性。此外，由于没有摆脱依附性，无法做到以教育实践为基点，教育理论研究也难以对教育实践产生有效的指导。

3.缺乏历史视野。

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杜威曾说过：如果过去的事情全都过去，一切完了，那么，对待过去只有一个合理的态度。但是，关于过去的知识是了解现在的钥匙，历史叙述过去，但这个过去乃是现在的历史。教育传统与文化传统是相互联系的，教育传统一方面是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带给文化传统变革的动力。只要我们认真思索这两者的联系，是很容易寻找到当今教育问题的答案的，如教育理论为何总是停于表面而无法深入，经认真思索后，得出的答案是与文化传统中批判精神、反思意识的缺乏有关。因此，教育探索者难以找到教育理论生长的突破口，无法把握现实。

4.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认识上的偏差。

研究者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研究的目的并非为了指导与服务教育实践，而是单纯为了教育理论的发展；研究的对象是教育知识概念，抽象于实践之外；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文献分析、逻辑思辨。因此，所得研究结论很“高深”，与实践不“沾边”。反过来，第一线的教师尽管学过一定的教育理论，但不知应该用在哪，怎么用，或根本不屑使用，只是凭借着自己对教育教学活动的经验来开展实践，不能实现实践活动的创造性，实现教师自身的发展；认识的偏差还导致教师对研究的误解和排斥，缺乏自下而上的主动革新及发展意识。在对待教育与教育科学的问题上，他们通常只认同教育的重要性，对于教育学科理论研究，则认为是专家的事，不敢高攀，与自己关系不大，从事教育实践，却从不把自己当作一个研究者，而一旦谈到教师应参加教育研究时，又不认为这对自身的教育实践的研究很重要，潜意识中就已经将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分裂开来了。

教育论文论文篇（8）

Abstract:Mr.PanMaoyuanhasputupaseriesofviewpointsonmasshighereducation,whichformasystematictheory.Theseviewpointsinvolvethesignificance,implication,transitionperoid,enforcementapproach,quality,classificationandorientationofmasshighereducation.Mr.Pan''''sthoughtonmasshighereducationisaChineseeditionoftheWesterntheories.Theyinherit,developandenrichtraditionaltheories.TheyarebasedonChinesereformpracticeandserveit.

Keywords:PanMaoyuan；masshighereducation；thought

高等教育的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实践的跨越更是需要理论的飞跃。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政府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围绕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问题和理论研究显得十分需要。潘懋元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学人，在这一宏伟的时代进程中与时俱进，立足中国现实，综观世界风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一系列的思想和观点，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于我国过去和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概要

1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意义

为什么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模型能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有没有必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些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理论界思考较多、争论较激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其立论有三：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需要培养大量的高水平的生产、管理、服务人才；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21世纪掌握高新科技的创新人才只能由大学来培养，中国本科以上的人才储备量太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第三，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人口的文化构成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城乡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如潘先生所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应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而应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争取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够迎头赶上，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高等教育大众化正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超车道。”［1］

2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具体含义

潘懋元先生在引进和接受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基础上，对大众化的理解不是坚持简单的数字标准，而是从量和质两方面来入手，坚持量与质的统一。潘先生认为，大众化的进程包含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两个方面。量的增长是人们所熟知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准确说是在校率)达到15%～50%。质的变化具有广泛的内涵，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也就是说，大众化进程包括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是两者相互统一的过程。

马丁•特罗教授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最先提出者，他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一发展观出发，提出了精英、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数量指标，并进而剖析了三个阶段高等教育观念、功能、管理和课程等方面所存在的质的变化。特罗教授同时断言，“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学生数量的增长都先于其他方面的变化”，只有量变在先，然后才有后面的质变。潘懋元先生认为，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将高等教育量的扩张与质的变化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将以往关于学生选拔与录取、课程与教学方式、行政与管理等许多离散的、孤立的问题研究综合在一起，并将其置于从精英到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大跨度的历史发展背景下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使原先只以数据表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具有了丰富的质的内涵，也使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质的飞跃有了量的参照系，这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潘先生根据世界各国学者有关该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从我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实践来看，提出了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理论，认为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进程中存在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的非均衡性。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进程中存在一个质的局部变化先于量的总体达标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高等教育的“量”的积累尚未达到西方学者所说的大众教育的“度”，即毛入学率未达到15%，但是却“超前”出现了种种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新质。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而考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提出了“过渡阶段”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要通过量的积累和总的量变过程中的许多部分质变才能完成。部分的质变需要一定量的积累,反过来部分的质变一旦发生又会促进量变，并为整个高等教育的根本质变准备条件”［2］。

3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路径

潘懋元先生关于大众化高等教育道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有涉及，自90年代末以来就开始撰写论文，特别提到起点（即资金投入）和终点（毕业生就业）这两个关隘，并以此探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条路径［3］。

（1）民办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公立高校来实施的，以此为基础的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中对于私立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进程中的作用没有涉及。显然，这种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潘懋元先生在90年代末就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潘先生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此外还有师资、设备和校舍等教育资源的短缺等，而这些问题通过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都能较易解决。

（2）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在高等教育的出口即毕业生就业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首先要转变传统思想，改变思维方式，并提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就是一条大众化的必由之路。在这里，“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不仅仅是为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而且还是在高等教育服务理念上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包括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大众化高等教育要为农村的发展提供高层次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在入学机会上，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要为城市生源服务，也要为占适龄青年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村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农村青年能够‘上得来’，城市青年能够‘下得去’，而且两者都能够‘用得上’、‘留得住’”。

4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过程问题——高等教育质量

潘懋元先生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思想非常丰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如在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上，潘懋元先生提出了全面素质质量指标和多规格、多层面的质量要求构成；在教育质量的价值取向上，坚持“社会发展需要与人的自身发展需要相统一”；在实现教育质量标准的途径上，坚持教学是实现教育质量的基本途径；在保障机制上，强调优化教育结构、立法与管理是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这里，笔者将重点阐述潘懋元先生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1)教育质量的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核心。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大众化时代，基于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是多样化的：既需要学术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也需要应用型、技术型、职业型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而后者的需要量是数以千万计的。与传统的基本上是单一的本科以上的教育、培养学术型高级专门人才、课程设置着重于传授与研究“高深学问”的精英教育相比，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办学类型的多样化，其核心就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多样化上。据此，先生提出了多层面、多规格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先生认为，高等教育质量在统一的质量标准要求下还存在依各级各类的具体培养目标所规定的质量要求，这就是“具体的质量标准”。不同高校处在不同层次，拥有不同培养目标，针对不同的社会适应面，应当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质量标准。先生非常赞同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所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中所言的“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衡量高等教育质量”。按潘懋元先生的理解,所谓“多层面”，包括博士、硕士、学士、专科等纵向层次，也包括理论型、技能型、研究型、应用型等横向层面。对于纵向层次的质量要求，人们比较清楚，而对于横向层面的质量标准,人们则较模糊或容易忽略。在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等教育时，分辨横向层面的不同质量标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能否顺利发展的要害问题”［4］。

(2)关于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思考。潘懋元先生认为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既是真命题，也是假命题。从前者来说，高等学校由于连续不断的扩招，学生数量的增长与学校教育资源的增长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为了应对质量的下降，先生提出了改变两条政策性原则（第一，在规模速度上,变“稳步发展”与“快速发展”为“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第二,在增长方式上，变“内涵式发展”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以外延式发展为主”）、采取两项适当对策（第一，扩充教育资源；第二，政府切实履行财政性经费增长的承诺，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教育，开放海外“招商引资”）。从后者来说，是由于用传统的、精英教育的标准衡量当前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所引起的认识偏差。先生提出了要树立正确的质量观，实现两个转变：要把传统的唯知识质量观和西方流行的唯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括知识能力在内的素质质量观；要把精英教育时期的单一化的教育质量观转变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同时要根据社会对各层次、各类型专门人才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标准，评价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教育与教学质量［5］。

5中国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

《高等教育法》提出：“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是以“采取多种形式”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以多样化为前提的。没有多样化，只采取全日制这一单一形式，不可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只采用一个传统的本科的精英教育标准来衡量多种形式教育的质量，会对大众化的发展方向产生误导。因此，在多样化的框架下就存在着进行分类定位的必要了：

(1)从大的方面来说，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同时包含着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潘懋元先生认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并不是两个矛盾对立、非此即彼的概念。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既包含了大量的旨在培养专业性的、应用性的、职业性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服务人才的大众教育，也还存在一定比例的从事高深学问学习和研究的传统精英教育。只不过两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一个朝提高方向发展，一个朝普及方向发展。无论是朝着哪一个方向发展，都是科教兴国战略必要的组成部分，哪一个方面也不能缺少［6］。潘先生进一步认为，尽管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包含了精英教育，但是对于一所具体的高等院校而言，必须存在较为明确的分工和定位，研究型的大学必须着重发展精英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而一般的高等学校，尤其是高专高职，应该全心全意承担大众高等教育的任务，培养应用型的各类人才。因此，有必要改变当前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定位不明、分工不清的局面。

(2)从具体的高等院校来说，要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多层次、多类型需求进行正确定位，避免统一，寻求特色。潘懋元先生认为“单一化的发展方向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的矛盾，从全国来说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如当前的共同趋向就是在类型定位上重学轻术，在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学科定位上综合求全，在发展目标上定位北大、清华、哈佛、牛桥(牛津、剑桥)。所以当务之急，应当做好分类指导工作。要使高等学校定位明确，各就各位，各定发展方向。分类指导的前提是科学的、恰当的分类。先生比较国内外几种主要的高校分类方法，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比较适合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分类和高等学校的定位。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中国高等学校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相当于5A1)，他们遵循“本科(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顺序提升其学习层次；(2)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型(应用性)大学或学院(相当于5A2),他们依循“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专业硕士(学位或文凭)专业博士(学位或文凭)或进入研究型博士”的学习阶梯；(3)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或技能型)高校(相当于5B),它们走“专科(副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进入专业硕士”的培养阶梯。每一种类型都有重点高校，都可以办出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国内(省内)知名、国际(国内)有影响的高校。这样，高等教育的发展就可以各就各位，避免大家都追随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路子［7］。在学校的定位上，先生提出，每所高校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学校所处的客观环境、社会需要状况和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在各自的层次和类型中争创一流。

二、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特色

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内容广博，从入口到出口都囊括在内；思考全面，从大学的分类定位到具体的教学问题都有涉及；视野开阔，从世界反思到中国国情考察，思想深邃，逻辑清晰，系统深刻，自成体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思想体系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是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最早在美国提出，其据以为本的仅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而“对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相当比重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基本没有涉及”［8］，也没有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大众化发展方式［9］，因此视野自然具有局限性，甚至对同是发达地区的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也不能进行准确的指导。如马丁•特罗教授在1978年自己也承认“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着美国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的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明显的错误”［10］。显然，将美国的大众化理论简单移植过来指导本国高等教育发展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样，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的学者都对大众化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在我国，90年代末开始进行大众化发展首先需要的就是理论的指导，潘懋元先生在引进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出了中国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个性：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薄弱，他认为按照特罗的依靠政府举办公立高校来实现大众化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所以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中国是后发外生国家，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还没有达到大众化门槛的时候就已经局部出现大众化的“质”；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学轻术，崇尚“动口不动手”，这就要求对高等学校进行符合实际的分类定位等等。可以说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是符合我国国情、建诸于我国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2是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丰富、发展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以马丁•特罗教授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基本反映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它提出的数据模型和量变带动质变的论据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是采用归纳法提炼出来的，该理论的实际基础非常狭窄，现在看来，有些观点具有明显的缺陷：由于该理论提出至今的几十年中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经济全球化、网络技术的发展等使许多原先正确的观点现在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现实而显得有点过时；由于特罗教授本人的精力和视野的有限而使得该理论的问题考虑得不全，具有片面性。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无疑首先是对马丁•特罗教授理论的继承，但同时也是对该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创新和发展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思想，如提出了大众化发展的“过渡阶段”理论和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思想；二是从现时代的形势出发，与时俱进，促进大众化理论的时展，如根据今天国际竞争的需要提出了“教育——人”才是21世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从整体把握，论述马丁•特罗教授没有顾及或涉及不深的方面，如进一步研究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理论等。

3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存在。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基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的需要和现实，以指导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为目的发展起来的，其思想既来源于中国高教实践，又超前于中国高教实践，因此，既是对实践的把握与升华，又对未来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早在我国政府决定开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之前，以潘懋元先生为首的厦门大学高教所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已经看到了大众化发展的必要性，开始着手引进并研究西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奔走呼号。1999年扩招成为事实后，高等教育由于规模扩张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潘先生从这些问题中觉察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于西方理论论述的地方，并提出了“过渡阶段”一说，开始引导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关注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质的变化，以期尽量减少突然启动的大众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潘先生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实施路径，是对我国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结构的准确把握。同时，面对公众和学界对大众化高等教育中质量问题的批评和责难，先生又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质量观，提出了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今天，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人才培养质量以及与社会需求衔接的问题，他对高等教育结构分化、功能定位的高度重视就是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延续。从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来看，应该说，这一理论体系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它有力地指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实践。

今天，86岁高龄的潘懋元先生仍以他矍铄的精神和睿智的头脑在高等教育这块广袤的田野上孜孜不倦地耕耘，每年仍以数量不菲的思想成果服务于高等教育这一他为之毕生奉献的事业。“人不下鞍，马不停蹄”仍然是今天先生的真实写照。我们深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不断前进，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会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

［2］潘懋元.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J］．高等教育研究，2001，（2）：6．

［3］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398．

［4］潘懋元.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3，（6）：3．

［5］潘懋元.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J］．中国大学教学，2004，（1）：4-8．

［6］潘懋元.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中国高教研究［J］．2001，（12）：16．

［7］潘懋元.分类、定位、特点、质量［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5，（4）：106．

教育论文论文篇（9）

中国分类号：C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2－0002－09

值新世纪之际，反思教育理论，洞见教育理论研究的明天，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每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思考着教育理论的未来形态及教育理论研究的走向。对世纪的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会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它应该关注什么？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下文展示的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走向教育理论自身的批判

着眼于批判，于理论自身的反思与评判中增强理论研究的自我意识和活力。

（一）批判之必要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社会路向的偏离，那么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旧有传统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教育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不能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已有的教育理论研究，正视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弊端，那么，教育理论自身就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自身也就少了一份更新的基础，少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

从理论的一般发展逻辑上看，批判也是理论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如，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哲学本身的发展就会大受制约。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范畴重新衡量和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还是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理论研究以很大影响，催生着新理论的萌生。

教育理论研究少批判之风，少反思之风，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它既没有文学的唇枪舌剑，也没有哲学的究根追底；既没有科学的反求诸己，也没有文化学、社会学的自我批判。它常常是以一种波澜不惊、四平八稳的形态向前运行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教育自身往往倾向于构成一种保守、封闭的体系，作为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研究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保守、封闭的罗网，而无开放的胸怀，也就少自身的深刻反思与探究，拒斥彻底的批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批判对理论的研究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一是监督，通过透视教育理论研究的运行情况，提示着理论研究依循原有预定的路向前进，使理论发挥其自身应有的功能；二是规范，及时捕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甚至理论成果的表达形式规范化；三是引导，通过对理论研究的评析，辨识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形态，使研究适时转型、变化；四是重构，“不破不立”，批判所担负的并不仅仅是解构的功能，而且也承担着重新去“结构”的角色，正是在批判之中，理论的新形态得以生成。教育理论研究中少了批判，多了“共鸣”；少了彼此间的对立，多了一团和气和自说自话，其后果是许多研究陷于低水平的重复，理论上一片沉寂，缺少新的生长点，同时研究缺少应有的规范。

（二）批判之含义

这里我们要认识到批判绝不仅限于否定、批评，它是与分析、评判、甄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批判既有反思的意味，也有建构的功用。理论在着眼于自身批判的同时，也正是于深刻的自我反思中寻求着建构的路径。就此而言，批判至少意味着下列几个方面：

批判意味着距离：对这样的距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从批判的立场上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与批判对象的不一致，如果两者完全趋同了，也就没有了批判存留的必要与可能；第二，从批判所处的角度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中立与客观，站在一定的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被批判对象，角色的任意调整，都有可能使批判的立场颠倒或转换。正是由于这种距离，使得批判显得冷峻与不尽“人情”。就拿教育政策的批判来说，它几乎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领域，在这种批判中，教育研究者既要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既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独立性，也体现了教育理论研究的独到价值。换句话说，教育理论研究之所以对教育政策、决策有所助益，正是在于你首先是一个研究者，你的立场、观点、角度是与决策者不同的，你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儿。没有认识到这点，你的研究也就在决策者心目中失去了光彩。

批判意味着究本溯源：批判不是在表面上看问题，不是认同和首肯所呈现的种种结论，而是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做前提上的探寻与思索，分析其前提存在的合理性及依据的确当性。它常常表现出一种穷追不舍的态度与精神，有一种“吹尽黄沙”的执着。正是这种追本溯源，使得研究更具理性，认识日趋合理。

批判意味着重新衡量和估价：批判常是与对历史的反思、对既有事物的重新甄别和评判结合在一起的。它对那些既定的标准进行再审视，为事物的分析提供新的坐标与标尺；为历史的演进进行“盘点”，对历史作出重新的梳理与评定。正是这种重新衡量和估价，使得批判常常与重新的建构结合在一起。正所谓“不破不立”。

批判意味着独立：批判应该有一种不强人从己，也不强己从人的洒脱，它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为特征，不盲从，不轻信。以批判为己任的研究者，有时嬉笑怒骂，有时坦诚直言，表现得特立独行。正是这种独立，使得教育理论研究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注意到自身的运行与发展。

批判意味着质疑和否定：批判既然总是与分析、评判、批评等结盟，也就常表现出对既有结论和认识的质疑与否定。质询某一认识是否合理，重新审视某一结论是否正确，这些最终达成的往往是否定。好在正如霍葆奎教授所言的：“只有一种观点的学术，是窒息了的学术；没有争论的学术，是死亡了的学术。”正是这种质疑和否定，才使得理论繁荣，认识日益趋向于真理。

（三）批判之指向

教育理论研究的批判可以指向许多方面，大凡其中诸多事物，如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群体，都可以置于批判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和打量。这里着重分析对研究前提、概念与命题的批判。之所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批判，是由教育理论前提的不确定性、概念的歧义性和命题逻辑证明的非终极性等因素所决定的。

在教育学的每一具体理论中，都有其确定的理论前提，但每一前提不仅是解释某种理论的出发点，而且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理论的层次是无限的，不存在确定不变的终极前提。任何理论前提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它总是依靠某一或某些条件而存在的，因而需要寻根究底的考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育理论与其前提的关系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前提是理论本身的一部分，是理论各环节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前提又不完全在教育理论之中；因此，对教育理论前提的批判反思，不能完全在教育学自身内部进行，否则就变成了用教育学自身理论说明前提，即用此前提说明此前提，用此推论说明此推论的循环论证。而就教育学中存在的若干概念、术语来讲，无一没有歧义。因为概念总是从教育实际经验中得出的，在实践领域甚至是理论领域，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操作情景来界定概念，选择概念某一方面的含义。这种以多样性为前提所进行的选择，就造成了教育上的概念、术语的多样的可能性。①此外，以概念为基础的命题的逻辑说明，也不存在同一的、终极的层次。在每一命题的逻辑论证中，每一说明层次当中都含有一个自身尚待说明的问题。教育理论自身的这些特征，要求在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向理论的根本点发问，在宏观的理论背景下对它进行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

对教育理论中的理论前提、概念术语、命题所作的反思，是在四个依次展开的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规范性的批判反思；二是对合规则性的批判反思；三是对真实性、可行性或者说合理性的批判反思；四是对有效性的批判反思。

第一种反思是考察、追究概念、术语、命题等“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不是”以及“针对什么或相对什么而言”等等，也就是要追究、考察规范和标准。

第二种反思是在确定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判定它们是否合乎逻辑等方面的规则。合乎规则的思维，是产生和形成正确命题、概念的条件之一。对于判定理论观念来说，合规则性是从形式上进行的判定，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只有这些尚且不够，因为符合规则的思维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思维，其真实性、可行性即合理性还需要从事实方面去追究。这就需要第三种反思──考察分析它在实践上真实程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真的这样；它是否可行，可行与不可行的条件和根据怎么样。由于“真实”就是能被实际从事的相应活动所实际地把握，“可行”就是能成为实际进行的活动，因此，真实性是可行性的前提，可行性是真实性的验证。

第四种对有效性的反思，就是考察、追究其“作用”、“影响”、“价值”或“意义”，分析其预期效果、潜在意义，质询如果这种思想观念成立且可行，意味着什么，会引起什么后果，产生什么连锁反应。

一般来说，对于教育学中的任何命题、概念等，都可以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例如，对“课程是学生在学校情境中获得的全部经验”这一命题，就可以首先弄清什么是“经验”，什么是“学校情境”等；把“课程”归属于“经验”在逻辑上是否相悖；这种课程界说在实际中能否把握，运用它可否分析学校中的有关现象；它与教育学中其它相关概念关系如何；它在整个教育理论中居何地位，有何作用及意义等。

应该指出，在批判中既要反思旧的观念和做法，对研究传统进行梳理，同样也需要甄别新的认识和行为。新的并不见得是对的、好的，旧的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落后的、不好的。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学理上的原因，主要就是庸俗的进化观给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受其支配的“新”与“旧”的观念，总是觉得“新的总比旧的好”，“越彻底越好”这样一来，谈论旧的就被视为保守，批评新的就被视为顽固。

二、走向丰富的教育实践

着眼于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于理论与实践的两相融合中寻求教育理论的生长点。

（一）理论需要借助于实践才能得到发展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理论界一直论争不下的一个命题。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是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理论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理性，而实践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感性。理性与感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能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深入本质，后者则囿于现象世界，囿于直观世界。任何事物、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或形式，它们与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不是等同的，马克思也曾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但理论毕竟需要直面实践，在实践中体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理论归根结底是来于实践，又归根结底是要指导实践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理论是需要以实践为土壤的，正如迪尔登在《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讲的：“教育理论是一种独特努力的产物，这种努力是要去获得教育实践的理智而深沉的理解；这种理解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既有课程的，也有制度的；既有经验的，也有评价的。但是实践并不一定借助于理论来进行。赖尔在《心的概念》中指出，从历史的观点看，实践先于理论；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没有理论体系指导的理智的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教育理论的性质决定了实践视野的重要

教育学从根本上讲，是应用的学问。

理论有两种基本的指向，一是解释或预测，二是规定或建议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与这两种指向相对应，可以将理论分成解释理论和实用（应用）理论。解释理论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实用理论则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也就是说，实用理论是关于如何进行改进的建议或规定，其主要功能在于指导实践。从教育理论的功能来看，教育理论主要在于指导教育实践，在于对教育实践提出处方或建议，因而主要归属为实用理论。当然这一结论并不排除教育理论中有解释理论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主要是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是给定的。比如说，在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理论中，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引进的。教育学意义上的理论，则是针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和建议人们怎么做。

（三）教育理论总体上是落后于教育实践的

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实践工作者大多是借助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理论来观照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形成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参照体系。迄今为止，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学校教育活动等缺乏基本的了解，更缺乏深入的探究与说明，以至于支配教师实践行为的不是理论，而是积习已久的教育上的惯。

第二，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作出预测与评判。描述、解释、评判、预测，是任何一种理论对相应的实践行为应该发挥的四种作用，也是理论功能的有效体现方式。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状况来看，教育理论由于自身解释功能的降低以及对实践行为的“规避”，使得

自身无法对实践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对实践的评判也常常显得缺乏应有的针对性。

第三，用超乎教育现象的理想化认识来指导实践。由于这种理想是在摆脱对教育现实的真切感受的状态下提出的，因而指导意义有限。这样还会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久而久之，实践界会对理论生厌，说不定哪天还会“揭竿而起”。教育学不是玄学，不是闭门造车的学问，这点是每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记取的。

第四，用简单化了的推论来认识、界定复杂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为，在它的内部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它的外部所形成的方方面面彼此羁绊的联系，是简单的眼光所无法打量与把握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对教育内部的复杂系统知之甚少，研究者大多是用从理论到理论的推论和演绎在认识着教育，为实践工作者提供着这样或那样的学问。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隔绝已久的理论与实践的壁垒。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体现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因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应该以“对话”作为沟通性前提方式。对话的目的是增进两个群体的相互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结成研究共同体，共同面对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形形问题。

（四）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形成多样化的理论形态

虽然有人指出：“什么样的理论能够向教育实践提供最多的帮助，这是一个真问题；而教育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帮助，这只是个假问题。”但是，的确存在着一些对实践缺乏效用、缺乏指导意义的教育理论。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相对说来得当的选择，就是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

其一，把握实践问题，分析实践问题。实践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它的生机活力和多样态的存在方式，使得它与抽象的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如果理论是停滞不前的，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与活力的，那么，

它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无法适应实践的挑战与要求。理论的抽象与一般意义，不应成为远离实践的借口，只有在分析实践中存在的多种多样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才能“活化”，从静态的语言表述转化为动态的生成。

其二，转变研究方式，实施“田野作业”。时下教育理论研究有一种趋向，那就是尚清谈，尚书斋式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有着一定的效用，能够在理论形态和思维深处澄清一些问题，但是，若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均以此为业，以此为乐，终其一生都是在与书本打交道，那么，研究的结论要指向实践就有了一定的难度，解决实践问题就成了一句空话。“到现场去”，感受现场，体验课堂，体会学校的实际生活，通过定性的或定量的研究方法，汇总、提升实践形态中的各种资料，大概才不至于使理论工作者一味地陷于“无现场”的玄思状态。

其三，解构研究话语，形成新话语方式。许多理论工作者不愿深入课堂，深入学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实践工作者不理解他们的理论，“层次”太低。这种想法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也许就会得出另外一个不同的结论：理论工作者尚没有找到一个与实践工作者对话的机制，他们是使用一种与实践工作者不同的话语方式在交流与活动着，从而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沟通就成了“鸡同鸭讲”、自说自话的游戏。实际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活中，由于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环境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是教育自身发展所必需的途径。从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角度讲，以批判的姿态分析自身的观念、偏见、行为以及话语方式，是理论研究本身应有的使命与责任。

其四，与中小学教师合作，构成研究共同体。直面实践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如理论工作者将自身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去，验证自身的理论；如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一道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共同合作去解决问题。无论何种方式，理论工作者都应以一种合作者而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指导者的角色出现，他应注意倾听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与建议，与他们共同分析所面临的困境，寻找解决困境的方式与方法。这种研究共同体不仅给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提供着一些新的信息和经历，而且为他们提供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实践问题在得到解释、解决，理论问题在得到生成、提升。

卡尔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中谈到：“显然，教育实践并不是能够按一种完全无思维的或机械的方式完成的机器人式的行为。相反，教育实践是一种有意识地作出的有目的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常常只能根据缄默的、最多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阐述的思维图式来理解，实践者用这种思维图式来认识他们的经验。……从事教育实践总是必须先有一种理论图式，这种理论图式同时又是构成这种实践的要素和理解其他人的教育实践的手段。”实践的丰富多样性，同样需要理论的丰富多样。我们期待着这种理论多样性的到来！

三、走向多维度的综合

着眼于综合，于分析的基础上探寻综合这一教育理论发展的机制。

（一）综合是教育的总体特征

任何一个现象或事物，都有其不同的活动方式和特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千姿百态的活动方式和特性的存在，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除了具备一般的社会活动的特征之外，还有着自身的一些独到的表现样式，构成自身独特的特征。

其一，教育是一种多维度的活动。从时间维度来讲，它是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三个时间点上构建一个连续体，试图让过去在今天能够得以延续，让今天成为未来发展的基础，让未来有过去和今天的烙印；从空间维度来讲，它是在社区、国家、世界这样三个范围大小不一的空间上构建一座桥梁，试图让受教育者认识到自身的位置，认识到三者间的有机构成等；从个人成长发展来看，横向上涉及人生活空间、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各个方面，纵向上与人的成长发展史和未来发展密切相关。

其二，教育是一种多种因素构成的结构性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涉及的因素众多，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教育环境等无不在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它们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于教育活动中，而是常常构成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性联系，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联结方式。因而，单因素地看待问题，分析教育中的种种现象。常常会失却它的整体性，从而使得对其的分析处于一种“失真”的境地。

其三，教育是一种富有情境化、个性化色彩的活动。教育与其他活动方式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教育自身的情境化。它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表现方式，在此时此地适用的行为，在彼时彼地就不见得适用；事先精心策划的行为，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并不见得能够“畅通无阻”。对这样一种活动的分析与研究，需要从具体的情境出发，着眼于特殊的场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

其四，教育是一种动态发展、生成的活动。它在变化中逐渐生成，需要根据教育演进历程加以调整，是以事物间的不断转化为典型体现方式的，“这里不仅有形态的、结构的转化，而且有物质与精神间、不同主体间、实践阶段与水平间、人所在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社会与个体间等多方面、多形态、多时态、多事态、多主体的多重多次转化。”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对这样一个事物，不能沿着把局部要素从整体中孤立出来，研究其性质，再把它们“相加”，得出对整体的认识这样的道路前进。对复杂的事物，不能通过将其还原为简单事物的方法来认识，而是应该研究复杂事物本身，在整体的关联中认识教育。

（二）综合的种类

综合的种类多种多样，这里仅从实践与理论形态的典型体现样式──学科的角度加以粗略地介绍和分析。

1．实践样式的综合。

在当今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形形的教育教学模式与做法。对这些模式与做法，教育理论界长期的态度是或不理不睬，或冷嘲热讽，极少投入理论热情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探讨。这样一来，一些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就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的状态；没有了理论工作者的分析与探讨，这些行为常常显得表面与感性，不能很好地提升出来，成为一种“有根有据”的东西。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存在，在教育界存在着这样一个怪诞的现象：一方面是实践中一些新样式在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中有着较大的市场，深深影响着广大教师的实践行为；另一方面是这些样式没有理论舞台，甚至在理论工作者看来是一种不值得分析与探讨的行为。实践中的“热火朝天”与理论界的“隔岸观火”形成鲜明的对比。

的确，就实践本身来说，势必会出现一些新的表现样式，尤其在社会变革、教育转型的今天。但是，由于实践工作者自身的局限，这些样式难免会流于感性与直观，借助于感性的、缺少理论支撑的手段来传播。如果理论工作者能够与实践工作者结成研究共同体，两者以一种互补的姿态进行对话与交往，提升出来的经验与做法或许会更具说服力与实践意义。布鲁纳并不是一个实践工作者，但他对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理科教学中的发现学习进行的概括，使得发现学习摆脱了一般的现象层面，成为一个为世界范围教育工作者共享的行为样式；布卢姆的掌握学习，前西德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等无一不是如此。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实践工作者行为为后人所采纳。

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需要理论工作者的综合，实践工作者因视野所限不能去做的事情，恰恰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形形的模式与做法，也需要综合评判。

2．学科间的综合。

我国的教育学大体走过了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这样一个历程，也就是从刚传人的大教育学形态，到20年代以后教育学一分为多；从1949年重新采用教育学形态，再到70年代末以后大教育学瓦解，成为众多不同的形态。时至今日，教育理论的分化已为既定事实，先前的教育理论已分化为课程论、教学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几十门不同的学科。这正如日本《教育大事典》中有关“教育学”的条目所讲的：“现在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已分得很细，所以进行笼统的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已经很少。如果说到某人在进行教育学的研究，就必须问一问他是在研究教育学的哪个专业领域或哪个更加细小的分支。但……非常专门化了的研究恐怕也要犯视野狭小的毛病。为此，有必要对教育学的专业分化有个整体观，对诸多专业领域作综合治理。”教育理论的这种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教育理论分化了，先前的一些整体性的研究内容被各个分支学科“蚕食”了，这是不是如同剥笋一样，剥到最后，教育学自身也不存在了呢？并非如此。任何一门科学，其发展既离不开分析，也离不开综合。分析在思维中把事物加以分解，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综合则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体。分析与综合是同一方法中不可分割的环节，两者是统一在一起的。对此。恩格斯曾有这样的论述：分析与综合“是必然地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并未能与分支学科的发展同步，未能及时汇综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进一步抽象，为教育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范畴与命题，或为已有的范畴与命题提供新的依据，这恐怕也是众多的教育学书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根源所在。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而是反映出一些教育学研究者把教育学这门学科看得太简单了，他们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剪贴教育学，不仅无益于教育学的建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为教育学掘墓。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综合是必要的，没有了综合，作为教育学基础学科的教育学就不存在，分支学科的发展各自提出自己的研究规范和概念体系，也就失去了分支学科间相互对话、吸取的根基，这些学科也就不成其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了。其次我们还应认识到，综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付出的辛劳甚至要较分析为多，因为它要求研究者在占有众多分支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抽象出共同性、普遍性的东西来。没有对分支学科的熟话以及分支学科间联系的洞察，综合就难以进行。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综合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本领：第一，对教育自身要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第二，注意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不要漠视其他学科的成果；第三，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做到学科领域间的融汇贯通。对学科间的汇总，非不能也，是难为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育理论研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领域，它比其他学科领域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更高。

在21世纪，可以预期，中国教育理论研究除了上述发展走向外，还会存在其他走向，如走向教育自身独有的领域，即教育理论研究不在教育的兜圈子，直指教育自身的问题；不停留在“抄”与“搬”的水平上，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不附庸于社会意识形态，走向理论的自立等。这里限于篇幅，恕不—一介绍。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在正确把握发展走向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实践，相信会使中国教育理论日益成熟并走向真正的繁荣！

注释：

①[美]爱因斯坦著，许基民译。在谈到概念的确定时，爱因斯坦曾指出：“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的概念，从逻辑观点来看，完全和因果性概念一样，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爱因斯坦文集［M］．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②人类学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有助于加强我们对研究传统的认识。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贵族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英文为refinedculture。与此相对应的所谓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平民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可称之为高文化与低文化（hingandlowculture），接近于我们所说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或者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种传统运行轨迹不同，表现样式不同，实际的内涵也有着不小的差距。一般说来，大传统常常是以小传统为媒介传播到民间的，因此，它就不可能完全保留其本来面目，而是经过了民间的筛选和转述。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取舍，也有引申、修订、加工甚至再创造。反思大传统，甄别小传统，探讨大小传统如何转化、运作、相互关联，也应成为批判的主要内容。

③具体内容可参见：郑金洲．教育理论研究的缺失──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理论的反思[N]．上海：教育发展研究，1999（10）。

参考文献

[1][德]霍埃著，兰金仁译，批评的循环[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沈剑平，论教育理论的结构，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5][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翟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6][英]卡尔著，郭元祥等译，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教育论文论文篇（10）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从20世纪初发端，经过了渐兴、停止、恢复、发展等阶段的近百年的发展，今天已呈勃勃兴盛之势。但在这兴盛之中，却也呈现出某些问题，这些问题既阻碍着美术院校的发展和完善，又对一些美术从业者和学生的发展存在不利。

一、美术界人士对美术理论还应更加重视

近年来，中国美术界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艺术浪潮，从“85美术”到“波谱”“玩世”“泼皮”“艳俗”等。在这一波波的艺术浪潮中，有些艺术家由于相对欠缺较深厚的理论知识基础为基奠，缺少对中西方艺术史和艺术背后的整体知识的系统了解，致使他们在这些艺术浪潮中虽不乏创作了固于本土而面向世界的时代力作，也有一些单纯模仿西方艺术样式的矫饰的作品。

叔本华曾说:“人类总免不了会犯同样的错误。”在今天的美术界，有些人仍视美术理论为美术创作的附庸。比如笔者的一个小有名气的艺术家朋友就曾不屑地认为“艺术家所需要的是灵感，是手上工夫，是情感的体验，而不是理论。”笔者认为，如果没有理论知识的积淀又何来灵感？没有理论知识引导情感表达创作定会显得苍白无力。今天，有些青年艺术家都把自己一头扎进画布而不学习理论知识的现状，并把这些视之为是对艺术的另一种“执著”。然而，笔者看来，他们中有些殊不知这份“执著”有令人扼腕的叹息。

有几次，笔者遇到几个某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的自由画者,他们问:“谁是山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孩还问到:“是八个大山人吗?”笔者啼笑皆非。然而，当我们了解到有些专业美术院校的课程设置，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在我国，有些高等美术院校的课程设置，其美术理论课所占的比重相对不高。一些绘画专业在有些学校在设置的专门的美术理论课课程上存在安排得不足。一些学校的美学概论、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等被列入公共文化课范围内，总课时约占公共文化课的30%左右。

二、从西方学者的观点,谈美术理论的重要

西方本质主义美术教育家艾斯纳和格内尔认为，美术是人类文化和实践极其特殊的一面，人类的美术能力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教育和学习的结果。因此，艾斯纳和格内尔认为，美术教育作为现代大众化教育的一支生力军，其最合理的专业课程设置应该包括下面四大部分，即：美学、美术批评、美术史和美术创作。在艾斯纳和格内尔的这份课程列表中，美术理论所占有的比例明显很大。由此可见，西方美术教育者对美术教育理论素质的重视程度相对还是较高的。

美学是与人生价值问题相联系的。美术院校通过对美学课程的设置可以使学生在对美的本质、形态、类型等问题的了解的同时，增强对美的感悟、认识、鉴赏和判断能力。而美术批评是在美术欣赏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标准对美术作品与美术现象所作的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对美术批评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清晰的思维能力和高层次的审美判断能力。而美术史的学习，对于艺术院校的学生来说就更显得重要。学习任何专业的人，都应对自己所学的专业的历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知道自己所学专业在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状况。俗话说：“读史可以使人明智。”美术院校学生通过对中西方美术史的学习，不仅可以认识和了解过去美术史的发展和现状，更在于他们可以去传承其中优异的部分，去开拓更加宽广的艺术局面。对于美术院校的学生来说，学习美术史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从我国丰厚的文化积淀中去汲取养分、获取灵感。师古人、师传统，犹如师造化一样都是我们重要的学习方法。三、从美术教育的本质看美术理论的重要

中国美术教育是在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救国”的口号下发展、壮大的。“美育救国”在今天仍然具有发展国家，提高人们审美意识的时代紧迫感。因此，美术教育在今天作为大众化教育的生力军，其本质仍然是“美术文化和审美文化的教育”。面对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们对美的要求的日益高涨，美术学院作为有一定社会责任的社会教育机构，所培养的人才理应是适应社会，进而改造社会和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具有独立审美自觉的人，而不应仅仅是单一的技能操作者；所培养的理应是服务于社会，也服务于自己的美术工作者、美术教育者和美术热爱者，而不仅仅是所谓的艺术大家。

在我国当代高等美术院校中，只有既重视专业理论又重视专业实践，使两者相结合的教育方式，才是最合理的审美教育的途径。专业理论和专业实践这两者相对而言，专业理论是“虚”的教育，其重视的是精神素质的培养；而专业实践课则是“实”的教育，其重视的是技能和技巧的培养。只是当这“一虚”“一实”相结合时，既重精神又重技能时，才是最有益于一个审美的人的发展。

结语

美术理论是重要的，无论是对于一个想要在实用美术领域中有所收获的人，还是一个想成为艺术大家的创作者来说都如此。好在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已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正如一位当代西方哲人所说，在艺术领域，你的理论知识和思想意识的多少与高低将决定着你的眼界有多高，也将决定着你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

参考文献：

教育论文论文篇（11）

摘要：當前，影视教育作为国家义务教育课程综合性、实践性的重要补充，已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但影视教育融入义务教育体系在中小学的实际落地效果并不理想。本文结合笔者所在学校——深圳市光明区光明小学关于影视教学开展的形式和内容，简要分析当前小学开展影视教育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建议，旨在抛砖引玉，与各位同行共勉。

关键词：影视教育问题对策

一、小学影视教育的问题分析

笔者以“影视教育”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平台进行搜索，近三年与小学影视教育有关的论文共9篇，虽然文章数量不多，但结合我校影视教育开展的实际情况，还是能从中发现和总结出现阶段小学影视教育存在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和思考影视教育在小学阶段开展的问题与建议有着指导性价值。

1.影视教育多以“第二课堂”为主，缺乏完整的课程体系

笔者以所在学校为例，每周社团时间为每周二、四下午四点十分至五点半，有时还会因为其他一些不确定因素导致无法上课，这就会导致学生无法进行持续性学习，学习的深度也仅仅停留在知识的表面。同时，在与部分指导教师的交流过程发现，“教材”的缺乏也是阻碍影视教育能够顺利开展的重要问题之一，目前，对于小学阶段的影视教育而言，现有的优质影视教材乏善可陈，更不必说完整的课程体系。

2.教师对影视教育缺乏正确的认知

笔者在前期的课题研究中曾经对学校部分教师，包括影视社团教师做过一次访谈，通过访谈可以得知教师对影视教育的认知存在很大的片面性，总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第一，教师认为影视教育只能作为正常学校教育的辅助手段，例如，语文课上根据课本知识改编的舞台剧，英语课上的情景剧等。第二，有的老师认为影视教育就是向学生播放电影，动画片，纪录片、学习视频等一些简单且肤浅的教育过程。第三，一些专业社团的老师在平时训练学生的时候存在重“技能”轻“理论”的现象，他们认为影视教育应该要重点培养学生的影视制作能力，而对学生的艺术欣赏、艺术评价等方面的能力有所忽视，甚至是完全放弃，这也是很多学校专业社团教师在影视认知上存在的一个误区。

3.影视教育师资力量薄弱

目前大多数从事影视教育的一线教师都没有受过系统的影视知识学习，存在大量的其他学科教师“客串”影视社团教师的情况。例如，语文老师担任“校园课本剧”社团、“小主持人”社团、“诵演社”等社团辅导教师，音乐老师担任“形体表演”“影视配音”等社团辅导教师，科学老师

担任“道具制作”社团等辅导教师，还有一些教师开设的社团纯属个人的兴趣爱好，专业性不强。

二、小学影视教育的对策

1.加强“第一课堂”学习，构建实效影视教育课程体系

所谓实效，即开设的影视课程要符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例如，可以将小学阶段分成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对于初级的一、二年级学生可以开设“形体训练”和“影视配音”课程，通过“形体训练”达到训练学生的形体仪态和简单表演的效果，而“影视配音”则可以让学生对影片中各种声音进行简单的了解和模拟训练。对于三、四年级的学生可以开设“影视欣赏”和“人物形象设计”等相关课程，三、四年级的学生正处于具体运算思维期，也是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通过以上两门课的开设可以提升学生发现美、欣赏美的鉴赏能力和艺术素养，通过对美好事物的内涵的挖掘和欣赏，对处于这一时期的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人物形象设计”则可以训练学生在色彩和造型方面的审美感知能力，通过具体的实物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可以增强学生对色彩搭配的认知和理解。而对于五、六年级的学生可以开设“摄影基础”和“后期制作”等方面的课程，此年龄段学生认知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较之前都有很大的提升，“摄影基础”和“后期制作”相辅相成，可以让学生了解影视作品拍摄的过程、技巧以及如何通过后期制作软件对拍摄的素材进行拼接和加工，直到完整作品的形成，从而加深学生对影视作品的理解。

2.拓宽师生交流渠道，夯实影视教育师资力量

目前大多数学校对于教师培训多采用“走出去”的方式，而且还是选择性的“走出去”，尤其对于一些收费的活动会慎之又慎。面对这样的困境，笔者认为，如果条件允许，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多组织一些影视教育的交流和相关的培训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提升教师的能力，特别是对影视教育的认知，另一方面也能引起各学校领导的重视，这对学校影视教育的开展有非常大的帮助。

除了“走出去”，笔者认为还需要适当的“请进来”，可以请一些影视教育开展的较好学校的教师来校进行经验分享，加强校级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扬长避短。此外可以邀请一些影视专家、学者、有条件还可以邀请一些名演员、名导演等来校进行专题讲座或进行师生培训，这是能够提升学生影视素养最便捷的方法之一，提升学生对影视的认识，增强他们对学习影视的兴趣。如果能对口帮扶学校的加入，效果自然会更好。

最后笔者认为，伴随“互联网+教育”模式的兴起，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来提升师生的影视素养。

总结

就目前阶段而言，中小学开展影视教育遇到的问题还有很多，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更显得更有研究的价值。本文所提到的问题与对策也只是笔者的一些肤浅的认识，希望通过本文能够引起同行们更多的思考。

影视教育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综合大学与艺术院校影视教育模式比较三题论文

近年来，我国高等院校的影视教育蓬勃发展，开办影视相关专业的院校迅速增加。除了老牌的影视专业院校如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外，不少其他的艺术院校如南京艺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也纷至沓来，许多综合性大学更是蜂拥而至。由于各个院校的基础、传统、优势及定位的差异，许多院校的影视教育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综合性大学的影视教育模式同专业艺术院校如专业美术院校的就不尽相同。

湖北大学是湖北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历史悠久，学科齐全，师资雄厚，拥有博士学科授权点，是一所典型的综合性大学，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湖北美术学院也是一所湖北省属院校，全国八大专业美院之一，办学历史悠久，学术传统深厚，拥有硕士学科授权点，是一所典型的专业美术院校，在美术界具有较高的地位。湖北大学的影视教育主要集中在影视摄影与制作、艺术学院的数字媒体艺术和动画专业，湖北美术学院的影视教育主要集中于影视摄影与制作、动画、数字媒体艺术和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专业。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宏观比较它们本科影视教学模式的特点。

一、学理性与艺术性

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大学的理念与体制受西欧或苏俄近现代大学的影响。近现代以来，大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使命，一般都可以概括为探求新知、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而支撑大学使命的两大基石是钻研学术和崇尚理性。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这些思想和观念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显然，创建于1931年的湖北大学和1919年的湖北美术学院也是如此，都或多或少受其浸润。

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学理化。所谓学理化，即学术化和理性化。学术化指的是知识的探究、获取、积累、传授和运用。在探索学术的过程中，概念、理论和思想及其相互关系不断地发展、丰富和完善，从而形成某一学科某一层次的学术体系。这一层次的学术体系既可以往上发展构建更高层次的学科学术体系，也可以往下细分衍生为学科学术体系。理性是一种归纳或演绎的逻辑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其根本是一种科学精神。理性化就是科学化。理性具有自觉性、被引发性、可预期性和稳定性等特征。[1]学理化一直是大学象牙塔恪守的重要原则。

湖北大学在尚未创办影视相关专业之前，就已经在艺术、中文和教育等学科专业开设有关影视的课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影视学科的发展，湖北大学在其艺术学院下相继开设了影视摄影与制作、动画、数字媒体艺术和视觉传达设计等影视相关专业。其实一直以来湖北大学的影视专业希望同该校的其他学科专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彰显自身的学科特色，追求艺术，推崇感性。同时由于湖北大学强大的学术气场、统一的管理体制以及学科自身的发展，该校的影视方向专业也逐渐为传统的学科体系所同化，逐渐成为人文社科体系的一部分，同时根据该校的自身情况以及硬件条件，最后不得不采用所谓的“文化课”学科专业确立的培养目标、教育方法、管理模式和评价尺度，变得愈来愈学术化理论化。

在这种大背景下，湖北大学的影视专业相当重视理论基础的教学与研究，注重学生影视理论的素养和学术规范的养成。“理论乃根本，乃原则。根本定，原则立，自能左右逢源，自由肆应。方法则随事而变，难以隅反也。”[2]该校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明确提出：“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全面的艺术素养和复合型知识，具备宽厚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系统掌握影视学科的理论、知识、技能，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能适应当代社会影视发展需要，并具备一定研究能力，能继续攻读相关领域的硕士、博士学位的优秀影视艺术人才。”[3]在课程设置上，该专业专门开设了多学时的电影理论、中外影史、影视剧作和影视鉴赏等理论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反省思辨、创造创新和学术写作能力。在课堂教学上，多以理论讲授、影视观摩和小组讨论等方式为主。在知识考核上，多以闭卷考试和论文写作为主。在招生上，既招录文史类、理工类考生，也招收美术类学生，对高考文化课成绩要求相对较高。毕业之际，学生不仅要求展出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而且必须提交一份学术论文或报告。最为重要的是，正如对其他院系的老师一样，湖北大学对其影视专业的老师也制定了严格而细致的科研考核标准。在这种指挥棒下，湖北大学的影视专业强调学术研究、注重理论教学也就不足为奇。当然，我们对理论的理解也不能过于狭隘。正如钱学森所认为的那样，一个成熟的学科一般要由基础理论、技术理论和应用理论三部分构成，影视学的理论也是多种多样的。

湖北美术学院的影视教育发轫于1997年筹办的动画专业。影像媒体艺术、数字媒体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以及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影视相关相继成立，它们主要分布在动画学院和设计系。由于学科特点，湖北美术学院一直以来致力于专业美术教学与创作，追寻的是一种艺术至臻，不拘一格。即使在学科发展和评价体制日趋完善的今天，在不少湖北美术学院师生观念里面，所谓的学术就是画画，就是艺术创作。他们无感于理论，崇尚感性，甚至主张“正像信仰的时代要受到理性的审判一样，现在，理性的时代要接受感情的审判”[4]。这种办学理念和学术风气也浸润到了其影视教育。当然这并不是说湖美不重视学理研究，而是说他们更偏重于感性艺术性。

湖北美术学院的影视摄影与制作、影像媒体艺术和数字媒体艺术等专业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赫然地写着——要造就“具有创造性的（影视）艺术家”[5]。在课程设置上，虽然也有影视理论课程，如影视摄影与制作的《中外影史》和《电影理论》等，但相对而言这些理论课程数量少，课时量低，且多为专业选修；而专业艺术课程数量多，课时量大，皆为必修，旨在重点培养学生的影视艺术创作能力。在具体教学上，湖美的影视专业倾向于工作室导师制，让教师牵头组建教学创作团队，以影视创作案例教学、项目教学为主，辅之以理论讲授、影视观摩和小组讨论。在知识考核上，甚少闭卷考试和论文写作多以提交创作的影视艺术作品为主，并鼓励那种實验性艺术性的作品。在招生上，该校的影视专业学生都是美术类考生，经过了艺考的激烈选拔，对专业课成绩要求较高，而文化类成绩较低。毕业时，影视专业学生的毕业影视作品才是重中之重，而论文或报告要求相对较低。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为了鼓励广大教师艺术创作的积极性，湖北美术学院对教师的科研考核相对宽松，老师参展的影视艺术作品或展览，皆可换算为科研工作量，甚至予以重奖。在这种氛围下，影视专业广大师生看重艺术创作也就顺理成章了。

美国教育学家布鲁姆、哈罗和克拉斯沃尔曾提出著名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他们认为，教育目标可以分为三大领域，即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6]按照他们的知识分类理论，显然湖北大学的影视教育越来越侧重于认知领域的知识理论教学，而忽视了对后两个领域的观照；湖北美术学院的影视教育则强调情感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中的感性、艺术和技能学习，疏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这都是有所偏颇的。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也有助于观照湖北大学和湖美的影视教育异同。他认为人有七种智能，即逻辑-数理智能、言语-语言智能、视觉-空间智能、音乐-节奏智能、身体-动觉智能、交往-交流智能和自然观察智能。[7]一个人的这些智能只有和谐平衡发展，他才能全面健康地成长。但当今理性化的技术社会往往偏向于前两种智能，而忽视其他智能，这给个人及社会全面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当然，忽视前两种智能的教育也是失之偏颇的，甚至是愚蠢的。

二、综合性与专业性

在影视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各校影视专业因校制宜，依托各自的办学基础和优势进行合理定位彰显特色，方是明智之举。显然，湖北大学和湖北美术学院在这方面也有所作为，可圈可点。事实上，影视学科是一个交叉性学科，表现出典型的综合性特征；而另一方面，影视学科的专业性也相当强，需要接受系统专门的学习和训练，体现了综合性和专业性的统一。从许多角度来看，影视都是一种特殊的综合体。从媒介性质角度看，影视是一种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全面装配起来的集艺术、娱乐和教化功能于一体的媒介手段。从作品的接受方式看，影视是一门视觉和听觉的综合艺术。从作品的存在方式看，影视是三维时空艺术，语言艺术和音乐艺术都是一维时间艺术，绘画是二维空间艺术。从作品完成过程看，影视是由剧作、导演、表演、摄影、录音、美术、剪辑、照明等各艺术或技术的专业共同参与的综合艺术。而另一方面，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录音、美术、剪辑和照明等都非常专业，需要专门的学习训练。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影视艺术对人才培养也提出了较高要求，既在广度上即综合性上有要求，也在深度上即专业性上有标准。

湖北大学是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学科专业涵盖12个学科门类，教学设施先进，师资力量雄厚，学术研究斐然，人才培养突出。在影视教育中，湖北大学充分发挥了其综合性大学的优势。譬如该校的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明确规定：“本专业旨在培养博学而笃志、求新而笃行，掌握影视学的基本理论，具备扎实的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核心知识，具有综合运用创新思维、创作方法、电脑能力，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强烈的学科交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能够在涉及影视的文化创意、新媒体文化和互联网科技等领域，从事与之相关的策划、创意、设计、制作、编辑、管理和传播工作的高素质创意复合型人才。”要求学生“掌握艺术、人文、电脑知识，具备跨人文、艺术、科学领域的复合知识结构；了解专业相关的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了解本专业的发展历史、发展前沿、研究动态及创新方向；掌握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基本理论、核心知识，以及展开专业创作、制作所需要的相关知识；了解影视项目管理、市场营销、著作权保护及相关方面的一般常识”；“具备较强的专业学习能力，掌握基本的专业创作及研究方法，具备在艺术、人文与科学交叉领域开展创新性的工作；能独立或合作完成影视作品的创作、策划、开发、运营中的至少一个环节；具备一定的外语应用、资料检索与分析、专业写作等方面的能力；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交流沟通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在实践中具备较强的独立思考、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8]。显而易见，湖北大学的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知识结构提出了较为全面的要求，其动画和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亦是如此。湖北大学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的优势，专门成立了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教育学院。该校影视专业的学生除了专业课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和兴趣选修文学、法律、管理及计算机等方面的课程，努力成为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和强能力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作为一所专业美术院校，湖北美术学院的学科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美术、设计和艺术管理等与艺术相关的学科上，其美术设计方面的实力不容小觑，其影视专业正是建立在其雄厚的美术设计学科实力之上。影视摄影与制作同摄影、影像媒体艺术、数字媒体艺术和视觉传达设计等专业关系密切，作为一种特殊电影形式的动画其基础是美术设计，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的基础也在美术设计。可以说，美术学科同影视学科具有先天的亲缘关系，具有较强的互通性，同时也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能性。事实上，不少电影导演和摄影都是学美术出身的，更不必说美术设计、服装设计等工作了。同样是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湖北美术学院最新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这样的：“本专业将结合国际上先进的影视摄影与制作教育理念及数字化视觉设计的发展趋势，探索‘专业基础教学+工作室课题教学’的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中贯彻‘既突出专业艺术性的也强调专业实用性’的教育理念，在学生掌握了美术和摄影的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启发、引导学生深入探索以摄影为媒介的视觉设计语言表现，通过递进式的‘理论-技术-实践’的教学方式，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创意应用型影视艺术专业人才。”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的学生必须“掌握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的相关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相关的设计方法和有关技术”“重点掌握数字三维制作的技术、VR互动技术”“熟练使用影视摄影与制作的各种器材与软件，如摄影器材、灯光器材、剪辑器材等，特别是要掌握三维制作软件与VR虚拟现实的实际应用”。[9]湖美的人才培养目标紧跟国际潮流，立足学科前沿，对学生的专业指向更为明确、具体和深入，一目了然。为了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湖美专门投巨资建设了摄影棚、影视后期制作实验室和VR技术实验室等专业实验室，供该校影视专业学生学习和创作。该校影视专业学生的创新思维、专业素养、艺术审美和动手能力普遍较为彪悍。

不难看出，综合性大学影视教育的优势在于其综合性，由于它囊括众多的专业学科，拥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可以进行跨学科教学，学生综合素质相对全面，知识结构比较完整，发展后劲较为充足。当然具体到影视教育，其缺陷也非常明显，正如综合性大学影视专业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普遍反映的那样，眼界开阔，知识面广，适应性强，但大多是蜻蜓点水，泛泛而谈，似乎什么东西都懂一点，但什么东西都不精深。而专业性艺术院校的优势恰恰弥补了综合性大学的不足，其影视教育的专业性、艺术性、技术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悍，毕业生可以马上上手工作，不少都成为业界的行家里手，其工作是非专业人士难以替代的。此外，艺术专业院校教育传统厚重，艺术氛围浓郁，师生比例较高，教学管理也是围绕艺术教学展开，十分有利于集中优势进行影视教学。例如，按照湖北美术学院的教学模式，全体大一新生必须接受一年的專业视觉基础教育，然后展开各自具体的专业教育；每天课程安排上，大一大二学生每半天学公共课文化课，每半天学专业课程；大三大四后全天学习专业课，而且每天只学一门课程等等。这种集中“大量连续时间”的教学模式，显然比综合性大学影视教育的那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方式要科学合理有效。

美国教育学家布鲁姆、哈罗和克拉斯沃尔曾提出著名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他们认为，教育目标可以分为三大领域，即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6]按照他们的知识分类理论，显然湖北大学的影视教育越来越侧重于认知领域的知识理论教学，而忽视了对后两个领域的观照；湖北美术学院的影视教育则强调情感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中的感性、艺术和技能学习，疏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这都是有所偏颇的。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也有助于观照湖北大学和湖美的影视教育异同。他认为人有七种智能，即逻辑-数理智能、言语-语言智能、视觉-空间智能、音乐-节奏智能、身体-动觉智能、交往-交流智能和自然观察智能。[7]一个人的这些智能只有和谐平衡发展，他才能全面健康地成长。但当今理性化的技术社会往往偏向于前两种智能，而忽视其他智能，这给个人及社会全面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当然，忽视前两种智能的教育也是失之偏颇的，甚至是愚蠢的。

二、综合性与专业性

在影视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各校影视专业因校制宜，依托各自的办学基础和优势进行合理定位彰显特色，方是明智之举。显然，湖北大学和湖北美术学院在这方面也有所作为，可圈可点。事实上，影视学科是一个交叉性学科，表现出典型的综合性特征；而另一方面，影视学科的专业性也相当强，需要接受系统专门的学习和训练，体现了综合性和专业性的统一。从许多角度来看，影视都是一种特殊的综合体。从媒介性质角度看，影视是一种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全面装配起来的集艺术、娱乐和教化功能于一体的媒介手段。从作品的接受方式看，影视是一门视觉和听觉的综合艺术。从作品的存在方式看，影视是三维时空艺术，语言艺术和音乐艺术都是一维时间艺术，绘画是二维空间艺术。从作品完成过程看，影视是由剧作、导演、表演、摄影、录音、美术、剪辑、照明等各艺术或技术的专业共同参与的综合艺术。而另一方面，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录音、美术、剪辑和照明等都非常专业，需要专门的学习训练。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影视艺术对人才培养也提出了较高要求，既在广度上即综合性上有要求，也在深度上即专业性上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