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传播论文大全11篇

知识传播论文篇（1）

《水问》含有“水的哭诉”、“水的呐喊”之意,直接而尖锐,急促而紧迫[1]。该片的总编导王猛说:“水是宽容的,因为这种宽容才产生了生命,也因为这种宽容,它容纳了这个世界所有肮脏的东西。中国的工业文明发展浓缩了西方两百年的时间,作为代价,中国的河流与湖泊也浓缩了西方两百年的污染史”。水默默的维护人类的干净、舒适、健康,也默默地承受人类交给它的肮脏。水是有生命、有感知的,它会释放情感,在饱受污染时,它也有哭诉的愿望。

一、《水问》反映的我国水资源真实现状

目前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都以世界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着。但当我们沉浸于自己取得的骄人成绩时,却也开始尝到了自己酿制的苦果[2]。巨大成就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生态和环境危机,其中以水资源危机最为突出和严重,也最为直观。事实上水危机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从四面八方开始蔓延。

清茶一杯是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但在甘肃省的很多地区,能喝上一杯干净的水已经变成一种奢侈,很多人因为水源干涸而不得背井离乡。华北地区的打井高潮时,每年打井在三百万眼以上,而如今,这些井已经无水可取。在衡水市,以前打井只需要100多米便可,如今须打300多米才可见水,取水工具最初是离心泵,后来是工业泵,现在必须用深潜水泵才能抽出水来,水源的干涸速度令人瞠目结舌。被称为高原明珠的滇池是全国著名的高原淡水湖泊,但昆明市每天有约25万吨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滇池,导致滇池生态承载能力越来越弱[3]。我国的东南地区是著名的水乡,随着经济发展,污染十分严重,已成为缺水地区。

黄河源头有千湖之县美誉的玛多因缺水要搬迁了;世界第四大淡水湖的咸海已消失了一半;淮河因污染导致岸边所有河蟹养殖户破产;在长江,人们花费巨资,只为寻找白鳍豚;“太湖美”、“汾河清”已是曾经的景色。水资源危机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制约了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二、对水资源现状的思索

《水问》真实再现了中国水资源所面临的种种严峻挑战,从道德、伦理等精神层面上都深深震撼着观众的心灵,对保护水资源,对唤醒大众的环保意识起到了重大作用。

水资源问题已经从以前模糊的概念渐渐变成大众听得见、看得见的现实问题。近年来滇池太湖蓝藻、重庆大旱、济南暴雨、南方洪水等水环境问题,以及震惊全国的松花江苯污染、北江韶关镉污染、阳宗海砷污染、新洋港河水源污染等一系列水污染事件,一再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深深忧虑。《水问》将中国众多地区水资源的真实现状全面、立体地呈现给观众。事实告诉我们,如果世界人均水资源是一杯水,中国人均水资源却只有杯底上很少的水,整个中国都处于缺水的状态,只是缺水的方式不同而已。可以说,我国的水资源状况确已到了令人十分堪忧的地步。

水资源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水问》选取了观众最熟悉的题材,同时又从中挖掘出最不为人知或是难于理解的真相来告知观众。它从全新的角度来呈现中国水资源情况,深刻剖析了水资源存在的问题。平时一说到水污染,大家自然而然地想到,这是工业企业大量排放高浓度污水所造成的。实际上,随着我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大量的城市生活污水与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流湖泊,大量垃圾污物无序堆放,使得大部分河流湖泊成为排污明沟和纳污水体。中国的环保标准并不比欧美发达国家低,但英国泰晤士河边可能只有十家工厂,而长江沿岸就有上千家工厂,即使每家工厂都保证达标排放,所有工厂排放的污染总量也远远超过了河流的自净能力。

a)培养大众环保意识势在必行

面对我国水资源如此恶劣的情况,《水问》并未告诉观众过多的解决办法,但却是观众看完影片后最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环保意识不仅是一个概念,一个口号,而是一种需要随时随地,从小培养的意识。应该将更深层次的环保理念融入到大众最潜在的意识当中。

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前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倡导人们改变久已形成的传统观念,树立新的发展观和价值观[2]。十七大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它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正义是一个新的环保概念,它包括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代内正义强调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的机会均等,在谋求生存与发展上的权利均等。代际正义关注的是当代与后代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和生态责任问题[5]。它强调以人的持续发展为目标,要求上一代为下一代合理储存资源。

我国著名环境学家曲格平曾提出:“为子孙后代,我们需要一场变革”[4]。水资源的享用者,不仅是这一代的居民,还包括更多的后代子孙。当代人在享有良好水资源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保护水资源的义务。每一代人总是从前人留下的资源储备而发展起来的,如果前一代人偏爱自己的利益,过多消耗自然资源,将导致后代资源的匮乏。因此,培养生态正义意识,就是力求使当代人能够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和保护水资源,同时也为了满足后代子孙能平等地享用水资源。

《水问》告诉我们,工业文明时期的与大自然对抗、征服自然为我所用的思想是行不通的。取而代之的是创建生态文明,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水问》让广大民众更加了解我国的水环境状况,清楚环境危机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加强环境保护不但要有法律的支持,还要以大众的道德观及潜意识作为约束。这就需要扩大环保宣传力度,掀起全民生态教育,培养一种崭新的精神上的环保主义。

b)结语

中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用水量最多的国家。人们都知道水的重要性,但当重要性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时,就容易被人忽视。

中国的水资源整体状况已经恶化到了关乎国计民生的境地。要建设生态文明和生态正义,就必须让公众了解我国目前的真实环境状况和环境问题。《水问》成功的传播了环保知识,让公众意识到保护水资源的责任与使命。我们期待着更多更好的环保记录片的问世,进一步提高大众环保意识。

参考文献

[1].《水问》科学发展观背景下的环保警钟[N]四川新闻网,2008,10.26

[2].赵淑杰环境危局唤醒人类生态精神——一部环保纪录片引发的生态思考[J]生态保护,2008,388(18):49-51

知识传播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图书馆 信息传播 知识产权 论文论文摘要：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图书馆信息服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图书馆信息收集更及时，信息传播更广泛，但也面临着信息传播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只有依据我国《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才能保护著作权人利益，保障图书馆信息传播;规避侵权风险，依法合理使用或法定使用;规范服务行为，合理使用信息资源，传播科学文明。 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发明创造，离不开文明的传承，更离不开科学文化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已由过去单一的图书文献服务进人到电子图书、多媒体、多功能的信息资源数字化服务。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图书馆信息传播更及时、更方便、更快捷，同时图书馆也面临着信息传播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本文提出一管之见，与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运用知识产权法等法律、法规，解决图书馆信息传播实践中的有关问题。 一、传播信息是图书馆的使命，保护知识产权是图书馆的责任 图书馆是社会文化教育服务机构，是信息的存储中心，更是信息的传递中心。在广泛传播文化知识、传递信息资源的工作中，要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保障作者的个人权利。 (一)保护知识产权是保障人类智慧财产权 知识产权亦称智慧财产权。它是指公民和法人对其在科学和文学领域内创造的精神财产以及智力成果而依法享有的权力总称。知识产权保护科学文化知识的创造发明者，从而激励知识创新，激励发明创造，激励文艺创作，也促进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文学艺术成果的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是人们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理论体系，其本质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障人类智慧财产权。 (二)信息传播是图书馆的使命 图书馆是社会文化机构，同时也是公益服务机构。而信息传播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之一，是社会性、服务性、教育性的直接表现。图书馆肩负着传承文化、传播知识信息，进行科学文化知识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传播的责任。图书馆的服务宗旨是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读者的知识信息需求。图书馆在不断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传递信息知识中进一步发展。 (三)图书馆在全面、准确、及时传播信息的同时，面临着知识产权问题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知识信息更多地呈现出数字化的特征。现代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呈现信息资源网络化、数字化的特点。图书馆在现代信息服务中，比以往服务更全面、更准确，也更及时。但在全面、准确、及时的信息传播同时，图书馆也面临知识产权问题。比如，图书馆在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信息服务中面临的复制权问题;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开发中利用数据库版权问题或发行权问题;网络信息传播权间题或发表权问题等等。 二、法律、法规是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根本保证 知识产权法是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制止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人大常委会于2000年8月25日、2001年10月27日先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简称《专利法》，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简称《著作权法》，下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商标法》，下同)进行了修订。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国。《知识产权协议》( TRIPS)是世界贸易组织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它不仅为国际贸易提供充分的知识产权保护，而且也是我国、经济建设、图书馆信息服务、信息传播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 (一)知识产权保护著作权人利益，也保障图书馆信息传播 著作权与专利权、商标权等共同构成民法权利体系中的知识产权。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财产权规定了明确的保护期限，如公民作品，其发表权、复制权、发行权等财产权利的保护期限为作者终生加死后50年;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作品等，其发表权、复制权、发行权等财产权利的保护期限为50年。图书馆在信息服务和信息传播中，即要保护著者的著作权，保护专利人的专利权，又要满足服务社会，满足读者知识信息需求。因此，图书馆要协调著者个人利 益与公众利益相一致，运用法律法规，保障图书馆信息服务和信息传播。 (二)规避侵权风险，依法合理使用或法定使用 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不必征得著作权人同意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基于正当目的使用有著作权作品的合法行为”。法定许可使用是指“依著作权法的规定，使用者在利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时，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使用其作品信息”。其法定许可五种情形在我国《著作权法》第23条、第32条、第39条、第42条和第43条作了明确规定。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对合理使用的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1)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2)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3)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4)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5)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6)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7)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8)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9)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10)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11)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12)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我国《著作权法》第23条、第32条、第39条、第42条和第43条对五种法定许可情形也作了明确规定。图书馆信息服务在信息传播中依法办事，做到合理使用或法定使用，就能规避侵权风险，既保障了著者的个人利益，又满足了公众的知识信息需求，促进知识信息的共享。 三、规范服务行为，合理使用信息资源，传播科学文明 规范服务就是制度化、标准化、专业化的图书馆信息服务行为，它是对图书馆信息服务行为的规定，是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以及传播的规定。依据我国《知识产权法》规范图书馆信息服务行为，合理使用信息资源，保证图书馆工作的正常有序进行，传播科学文明。 (一)使用复制权 图书馆在数据库建设或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在馆际互借或文献传递中，往往会通过影印或扫描建立数据或制作文献资料副本。不论是传统的复印，还是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化，都面临复制权问题。只有在非营利、非商业、非系列的状况下，在以满足社会需要或读者需求的前提下，使用有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中的复制权。从而做到保护著作权人、商标权人、专利权人的利益，合理使用复制权。 (二)使用信息传播权 图书馆信息服务最直接表现为信息传递或信息传播，在图书馆馆际互借工作中，信息传播权问题尤其表现明显。图书馆馆际互借是图书馆之间根据协定相互利用对方的馆藏来满足本馆读者信息需求的文献外借方式，是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外延，是馆际间合作的一种方式。它能将参与协定的其他图书馆的馆藏作为本馆馆藏信息资源的延伸，从而弥补各自馆藏信息量的不足，实现图书馆馆藏信息资源的共享。传统环境下的馆际互借一般是实体的书籍或期刊等文献在各馆之间流通，其传播范围是有限的。现代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更多的是在网络的环境下，通过网络方式进行传递。由于网络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其信息接受对象难以跟踪了解，对信息利用的结果无从知晓，因而面临信息传播权问题。图书馆在信息传播中，特别是在馆际互借中，应给所传递的信息注明权属或给读者予以友情提示或告知。 (三)使 用版权或发行权 图书馆在对科研情报研究的二次文献中，在开发数据库时，都面临着版权问题或发行权问题，特别是对声像资料的翻录、翻译，录音录像、影视作品的版权或发行权问题。图书馆在信息服务工作中，应根据合同协议分清权属，正确使用版权或发行权。 (四)发表权 图书馆在开展知识讲座、学术报告等活动中面临知识信息发表权问题。图书馆请著名的专家、学者，为广大的读者讲学，进行学术报告、知识讲座，讲授的知识信息，有的是讲授人未曾发表的，特别是高校图书馆收藏的优秀学生论文，是作者不曾发表的，在传播过程中，都应征得讲授人或作者本人的同意，在保护讲授人或作者权益的同时，正确使用临接权，使图书馆能够成为版权人和读者的桥梁，成为信息资源的管理者，成为知识共享的组织者，成为信息传递中心

知识传播论文篇（3）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管理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知识密集型的专业服务组织—高校实施知识管理在现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校蕴藏着丰富的知识资源，而隐性知识又是知识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师生员工会产生大量隐性知识，包括经验和经验化形态的技术，以及隐含于教师所认同的理念中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教育教学质量的支柱，对教师和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强隐性知识管理，转化高校的隐性知识，使知识势能低的主体共享其知识，将有利于高校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组织核心竞争力得到提升，更重要是有利于知识的增值、裂变、聚合，从而使高校真正完成其传播知识、创新知识，将知识服务于生产，推动我国知识经济发展的使命。

一、高校隐性知识管理的内涵

1958年，波兰尼在其代表作《个体知识》中认为知识分为两类:explicitknowledge和tacitknowledge即今天所言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指可以用严格的数据、科学公式、公理、文字等符号表达出来，可以编码化的，易于存储、交流和共享的知识。隐性知识是高度个性化的和难以格式化的知识。显性知识容易学习传递沟通，也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隐性知识是难以模仿的，不易被窃取或复制，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全面、更能创造价值，是组织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高校隐性知识则是指存在于高校的知识势能极高的教师员工的头脑或组织结构和文化之中的，很难用数字、公式和科学法则以及文字、语言来精确表达的，难以明确的被他人观察、了解、让他人获知的知识。诸如教学、科研、管理专长、学术研究经验、创作灵感以及对行业的洞察力、判断力等等。这种知识是通过个人经历来获取的，它深藏于个人的头脑之中，没有与知识的所有者分离开来。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难于编码，是尚未文献化的零散的非结构化的不系统的知识，高度的个人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隐性知识都是隐含而难于获得的，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加深，一部分隐性知识将不断实现转化，而新的隐性知识也会不断产生。因此，如何使隐性知识显性化并促使其在高校内部流传与共享，从而创新高校知识，增加高校知识存量，则是高校知识管理的重点，也是生存发展的关键。

所谓隐性知识显性化是指将隐性知识编码化，使其转化为显性知识，易于人类的学习和借鉴。隐性知识管理就是对这个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涉及的诸多问题的管理。由此高校隐性知识管理的内涵可以表述为:高校隐性知识管理是高校设计优质良好的知识转化环境，对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进行管理，使隐性知识顺利实现显性化，以达到高校的目标和功能的过程。

二、高校隐性知识管理过程中的障碍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校知识管理的重点在于隐性知识的共享与转化，以实现个人和高校知识价值最大化，培育高校核心竞争力。然而知识管理是一项巨型的复杂系统工程，目前在知识储备、知识传递、知识创新的高校实施知识管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管理步伐缓慢，笔者认为，其中主要的障碍有:

1缺乏先进的技术手段

我国高校知识管理刚刚起步，大多数尚未建立以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基础的知识管理系统，缺少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开放交互式技术平台。“知识地图”、“电子讨论系统”、“最佳实践”数据库、视频工具等先进技术手段很少应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隐性知识流动与转化的范围和效率。

2.高校传统组织体制的制约

我国高校目前实施的是科层制的管理体制。一方面科层制的管理体制组织结构僵化，等级森严，缺乏活力和创新精神。这种组织体制的弊端是中间层次过多，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组织内部的沟通有着难跨越的层级鸿沟，阻断了教职员工面对面的互动式交流，科层制的管理体制的价值追求是成员遵循原则处理、解决问题，它压抑了组织和成员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科层制的管理体制会导致不良的组织文化。科层制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管理体制。行政权力是它的中心，这样一种管理体制会形成一种围绕行政权力展开的组织文化。“教而优则仕”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的写照。由此造成的必然是对组织的行政权力的关注和追逐，以及对组织内的知识或者说学术权力的忽视和淡漠，严重制约了组织隐性知识的流动与转化。

3.缺乏合理的激励制度

合理的激励措施是知识转化的动力，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在知识转化领域普遍存在着激励措施不当、不合理甚至缺乏的情况。一方面，由于以“性善论”为前提，再加上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教书育人，使社会对教师拥有过高的期望，一般对知识的转化不实施激励。另一方面，高校的知识主体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人”，高校的知识转化往往是难以量化的，因此按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对知识转化主体进行激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4.对隐性知识显性化重视的程度不够

隐性知识转化问题是知识管理的核心问题，不论是在高校还是在社会其它领域。人类实践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显性知识的获取、传播、应用，而忽略了隐性知识的存在及作用。我国高校的知识管理尚处在诞生阶段，对隐性知识显性化重视的程度不够。我国高校对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关注比较少而且大多处在自发阶段。教学过程中更多的是书本显性知识的转化;科研过程虽然由于频繁的师生接触可以传递大量的隐性知识，但是由于我国高校的师生比例失调，科研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是可望不可及的;而师生直接服务社会的活动也处在自发阶段，没有形成一定的格局。因而对大量高校的学生而言，他们更多的接受的是显性知识而不是隐性知识。

三、高校隐性知识管理策略

针对高校隐性知识管理过程中存在着的障碍，现提出以下应对策略:

1.建立合理而有效的激励机制，保证知识流动、转化知识势能高的个体在创新知识、开发知识时需要在智力、体力、财力等面给予大量的投人，如果在转化、共享其成果时不能有所收益，甚至连回收其成本都困难时，势必影响知识生产者的积极性，限制知识的转移，也将造成知识的浪费;同时，知识接受者接受知识的积极性越高、知识存量越大，则知识转移率越高，知识转化也越充分。二者都需要激励，只有激励两者才会积极参与其知识的转移，隐性知识才可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转化。激励机制分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机制，两者都是高校组织为促进隐性知识转化而必备的制度。物质激励主要是以薪酬激励作为重要手段，组织要建立“学历提升奖励”、“知识开发补偿”、“按知识贡献分配”等制度，从物质上激发教师员工提高自身的知识存量，积极开发知识，转化个人隐性知识。精神激励则包括环境激励、目标激励和情感激励等。

环境激励主要是创造优良的环境，激发教师员工的热情，为其提供知识共享、知识创新所需的资源;情感激励和目标激励则通过建立平等互敬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制定与高校发展目标一致且与教师员工实际需要相符合的奋斗目标，激发其使命感，进而形成其内在的动力。这样，从物质和精神等方面激励高校教师员工隐性知识转移的积极性，使隐性知识最大程度地实现转化。

2.重视学校组织的文化建设

与传统管理一般只重视规章制度建设不同，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校知识管理强调组织文化建设，每一个成功的学校必须有自己的学校精神，用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来熏陶全体教职员工，独特的组织文化全面地影响着各项管理职能的实现以及集体效力的发挥。所以在高校要尽快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知识主导型组织文化，建立学习型学校，形成一种能促进学习知识、交流知识、共享知识、创新知识的良好氛围，建立自觉合作、自觉交流、自觉共享的价值观体系，在学校内创造一种信任、合作和深度会谈的精神，鼓励教职员工积极贡献出自己的隐性知识和丰富经验，加快隐性知识的交流与共享。

3.重构高校管理机构和体制

传统的学校内部组织结构，是按照刚性管理的要求设计的，教职工与领导之间、教职员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等级差别，教职员工的信息、意见和建议要通过这一组织结构逐渐汇报，不能超越，从而给隐性知识的流动与转化设了障碍，严重制约了组织隐性知识的流动与转化。知识管理要求打破这种设计，建立能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知识型学校组织结构，撤销一切形式化的组织和冗员，实现管理层的纵向缩减和管理人员的全面精简，从而实现组织结构扁平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上下级沟通顺畅，信息充分流动，教师们有较大的自由度和自主的权力，易于把个人的发展和学校的发展连接起来，具有较强的积极性和较高的创造激情，因而有利于知识交流、转化、共享与创新，从而实现知识价值的最大化。

4.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知识传播论文篇（4）

[摘 要] 知识型员工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如何扬长避短，在企业中发挥和体现自身价值，除了组织管理外，自我管理至关重要。知识型员工的自我管理包括自我目标、自我角色认知、自我学习、自我人际关系、自我激励和自我反省管理六个方面。 【论文关键词】 知识型员工 优劣势 自我管理 在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不断进步的今天，知识型员工占企业总人数的比重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是一支十分庞大的队伍。企业知识型员工的管理可以从二个层面来研究，一方面是企业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另一方面是知识型员工的自我管理。 一、知识型员工的优劣势 在企业中，相比其他类型员工，知识型员工具有以下优势： 1.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特长。一般都大学毕业，接受过专业教育或培训，较知书达理，法律意识强，接受新生事物快，创新性强，不墨守成规。在企业里从事专业工作，对本专业的知识领域，大都经历了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认识过程，这种经历使他们具有专业优势。 2.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和自信。知识型员工有参与确定目标、制定决策的欲望，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追求来自工作本身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并强烈期望得到社会的承认。他们对专业的投入意味着他们很少把工作时间定义为每天8小时和每周5天，这种上进心如果和企业的目标结合起来，将形成巨大的力量。 3.起点高。由于有较高学历和专业知识，知识型员工新入职企业便会有比普通员工高的地位、工资收入等。高起点对知识型员工既能产生优越感又能产生工作动力。 4.精力集中。相比管理层核心员工，由于不须应对管理等复杂繁琐的日常事物，知识型员工的时间和精力更集中于专业领域，更可能在专业领域取得成绩，为企业做出贡献。 知识型员工是一个有鲜明特点的群体，以往的研究文献中大多肯定他们的长处，却忽略了他们的短处。实际上，从不同角度看人，会有不同结论。如果从企业老板的角度看，知识型员工有以下几方面的不足或称管理难点： (1)不听话。比较清高散漫和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与流水线的操作员工被动地适应设备运转相反，他们倾向于拥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作环境，强调自我引导和自我管理，不易被说服，也不愿受制于呆板的规章制度。但从企业来说，没有统一的指挥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不形成合力，企业的任务难于完成。在我国，相当多的企业还未达到民主化的管理层次，领导习惯于下命令，要求下属绝对服从，不喜欢听不同意见，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型员工被认为“不识做”或“书生气”。这里先不论谁是谁非，从适者生存的角度来说，知识型员工的这种“不听话”既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自我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2)对专业的忠诚度高于对企业的忠诚度。他们更看中自己在专业方向的发展，与专业有关的工作自觉积极地做，与专业关系不大或无关的工作采取消极、应付甚至拒绝的态度，认为做那些事情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但公司的角度来说，希望自己的雇员服从于公司，不但能从事专业工作，还应接受其他的工作安排，以满足人尽其用、成本最低和利润最大化原则。 (3)团队精神、沟通意识不够。知识型员工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独立思考习惯，但往往过分坚持己见，既不容易让人了解，也不是很乐于了解他人。有问题容易归因于客观原因或他人，不太愿意从主观或自身寻找原因，对企业和他人的要求过高，面子薄，心理承受能力较差，不能很畅顺地与同事合作沟通，即所谓智商高情商低。企业与纯研究机构不同，企业更需要团队的合作和步调一致，通过协作获得综合优势。独立与协作是矛盾的二个方面，处理不好协同关系，独立性就会打折扣，知识型员工在公司的作用也不能充分发挥。 (4)流动意愿强。知识型员工有接受新工作挑战的能力，因而拥有

知识传播论文篇（5）

[摘 要] 知识型组织激励机制的设计应坚持以人为本，通过顺应人性的激励因素的设置来发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发掘人的潜能，凝聚人的合力，实现人和组织的共同发展。 【论文关键词】 以人为本 知识型组织 激励机制 如何通过顺应人性的激励来发挥员工的主动性、创造性，发掘员工的潜能，凝聚员工的合力，是任何一个想要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获得发展的知识型组织必须面对的。知识型组织应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组织发展的目标之一，以人为出发点，尊重人的价值，理解人的需要，构建以人为本的激励机制。本文拟对此进行若干探讨。 一、知识型组织以人为本的激励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在激励中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作为一种结果、一种努力方向提出的，也必然有其因，这就是必要性。本文认为,在知识型组织激励中贯彻以人为本是十分必要和有价值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传统的人事管理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转变的客观需要 由于知识型组织的核心资源是知识，员工作为知识的载体和运用者，知识型组织比以往任何一种组织都更注重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客观上需要完成从传统的人事管理到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转变。传统人事管理过于强调人应适应工作，把人看成管理和控制的工具，人在管理系统中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挫伤了人的积极性，妨碍了人的发展。当前知识型组织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在于运用知识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组织员工创造性的发掘，依靠命令与控制是无法实现的，主要还得运用激励手段来实现。而知识型组织员工的个性丰富，工作动机和个人需求多样，人才的价值观开放，追求个性的差异。这对于知识型组织，应把人视作最主要的资源，强调以人为中心，把人看成是具有内在建设性潜力的因素，既注重人的工具性价值，更注重人的发展和完善。知识型组织要实现传统人事管理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作为管理的重要环节——激励，也应该坚持以人为本，探寻激励的有效措施。 2.知识型组织实施有效激励的内在要求 激励的实质是通过影响人的需求和动机达到引导人的行为的目的。当人的需要未得到满足时，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不安和紧张状态，这种状态会促成一种导向某种行为的内在驱动力，这就是动机。当人有了动机之后会导致一系列寻找、选择、接近和达到目标的行为。人作为一种利益主体，受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教育程度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利益追求上会呈现出层次性和多样性；同时人的利益追求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受主客观各种因素影响。面对有各种不同的利益追求的人，探索对人管理的规律性，引导、调和人的利益追求，实施有效的激励，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复杂工程，这就要求知识型组织必须以人作为基本的研究出发点，围绕着人来设置激励要素和激励方案。以人为本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协调组织与员工的关系，释放员工的最大潜能，追求组织和员工个体的全面发展。 3.我国知识型组织激励实践的现实呼唤 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很多知识型组织人才的管理问题往往是今天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为了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我国知识型组织从强化物质激励着手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激励的效果逐渐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充分考虑到他们更高层次的需要，对他们的公平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等需要关心不够，影响了员工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从我国知识型组织目前的激励实践可以看出，激励要从人本身的需要出发，并且随着人的需要的不断变化，激励措施也应该及时调整。因此，激励要想充分和持续地产生效果，激励机制地建立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反映人的利益、要求和愿望，了解和满足人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持续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知识型组织以人为本的激励机制构建的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的原则

知识传播论文篇（6）

[摘 要] 心理契约是知识型员工与企业之间心理联系的纽带，是知识型员工管理的一剂良方。本文论述了心理契约的内涵，分析了知识型员工的心理契约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型员工的管理策略。 【论文关键词】 心理契约 知识型员工 管理策略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以更快的速度更新，知识型员工已经成为企业价值的主要创造者。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认为，在20世纪制造行业的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增长了50倍，这是管理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实际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贡献;在21世纪，管理需要做出的重要贡献与20世纪的贡献类似，它要提高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因此，如何针对知识型员工的诸多特征，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是当今每个企业的管理者必须深思的问题。本文将从心理契约的角度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进行深入探讨。 一、关于心理契约的内涵 心理契约这一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由Argyris首先提出的。 Levinson等界定了这个概念，最早用来描述组织与员工之间相互持有的、用以表明组织与员工之间隐含的和未公开说明的相互间期望的总和。后来学者把它界定为组织与员工双方对雇佣关系中彼此对对方应付出什么同时又得到什么的一种主观心理约定，约定的核心成分是雇佣双方内隐的不成文的相互责任。心理契约存在员工心理契约和组织心理契约两个大的类别。每一类别中又包含“组织对员工的责任义务”和“员工对组织的责任义务”两大责任内容。由于组织心理契约的存在主体难以确定，因此迄今为止的心理契约研究主要从员工角度进行，Rousseau提出了从这一角度提出了心理契约的狭义概念，认为心理契约是员工对员工与组织双方相互义务的一种理解或有关信念，这种信念指的是员工对外显和内在的员工贡献与组织诱因之间的交换关系的承诺、理解和感知。由此可见，心理契约是非正式的，并且是隐含的，而不是公开的，它本质上是主观的。 目前大多数文献将心理契约划分为交易和关系两个维度。在交易维度中，心理契约关注具体的、短期的和经济型的交互关系，如工资、奖金等；而关系维度的心理契约更多关注广泛的、长期的、社会情感型的交互关系，包括长期的工作保障、职业发展等。国内学者朱晓妹和王重鸣研究指出知识型员工的心理契约中的组织责任由物质激励、环境支持和发展机会三个维度构成，员工责任由规范遵循、组织认同和创业导向三个维度构成，他们认为三维结构更符合中国背景下知识型员工的心理契约特征。大量的调查数据表明，在满足了对物质财富的需求后，知识型员工所追求的是对自身价值的证明，通过理念和价值观来吸引并留住员工才是管理知识型员工的最佳方式。因此，企业体现出来的对知识型员工心理适应的关注和对获得知识型员工心理认同进而建立起来的心理契约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知识型员工心理契约的分析 知识型员工大多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具备相应的专业特长，有独立的价值观,自主性和独立性是其突出的心理特征;知识性员工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目标有着更高的定位，心理成就感和自我实现是其最大精神追求；知识型员工忠于职业而不是企业，终身就业能力的提高是其新的职业心理期盼。这些在个人特质、心理需求、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特殊性特点决定了知识型员工心理契约的特殊性。首先，由于知识型员工专业性强、自身素质高，他们能更好地了解心理契约形成的过程和背景。在应聘企业职位时，他们通过与企业的接触的沟通，能更好地体会企业各种信息中所包含的真正含义，所以知识型员工对初始单方心理契约的形成影响很大，大多与企业价值理念的基本契合是健康的；其次，由于知识型员工成就期望强，他们重视来自同事的尊重，更重视自我实现的满足。他们希望通过完成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工作而得到同事和社会的认可。这种认可表现在精神上则主要侧重于心理契约，所以知

知识传播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传播学作为一支晚生的学科，它来自于域外，速成于中国，其发展速度令人振奋，但是其内虚的体质却让我们担心它发展的持续性和未来成长空间。好在，中国传播学始终没有盲目乐观到失去起码的自省，这种可贵的自省一直伴随着中国传播学短暂的成长历史。这从今年来的关于传播学学科的一系列反思性文章以及讨论中都可以看出。由于中国传播学的特殊成长经历，对中国传播学进行反思，需要上溯到它的上游部位，即从其知识源头出发，对传播学的知识谱系进行整体性的观照。我认为，中国传播学存在的问题，除了受其自身主、客观条件的约束之外，也与传播学的域外处境有很大关系。与那些资深学科比起来，传播学在西方知识界先天不足，后天虚弱，其学科身份一直遭到质疑，其合法性基础比较脆弱。

一、传播学的合法性危机

传播学从其出生那天开始，就一直被身份危机的问题纠缠着。传播学的诞生，从社会需求来说，可谓是生逢其时。但从传播学学科权力的境遇来看，传播学又生不逢时，它出生于现代知识生产特别成熟的西方现代社会。传播学作为后来者，它在日益细化的学科家族中，在一个个历史悠久、知识积累异常丰富、学科规则业已成熟、知识权力巩固、具有相当话语权的强势学科面前，在知识权力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知识场域中，青涩的传播学面临着立足的困难。作为一门边缘和交叉学科，传播学是其他众学科的“余数”，是一个“剩余”的学科。在知识产生和传播过程中，充满着话语权力的争斗，知识权力的争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知识场域中的话语权力的博弈异常复杂，十分隐蔽。在西方知识场域中，传播学是一个后来者，它比新闻学还要晚。更何况，新闻学在血统分明，学术政治壁垒森严的西方知识场域中，根本就没有什么话语权可言。在一个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传播学没有显赫的血统，又没有足够强大的知识突破力量，它的学科合法性如何建立起来？传播学要跻身于学科丛林，会面临合法性危机，所遭遇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传播学想要进入其中，并获得一席之地，取得起码的知识权力，首先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知识话语，以赢得先入者的认同。但是，传播学作为其他学科的“余数”，很难在一个个知识理论巨无霸面前拿出足以垫起一个学科的理论。传播学的早期理论多是其他学科的衍生成果。比如，很多的传播学理论是出自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甚至数理学科。既然，传播学的主要家底是人家的，是靠其他学科援助支撑起来的，那么，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从何而来？

在传播学面前，耸立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知识共同体。三大知识王国各有各的话语权力，各有自己一套成熟的话语体系，各有自己的知识生产逻辑和表达语法，也有它们自己的问题域和解释范式，具有相对成熟的知识传统。特别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大知识共同体，具有悠久的知识谱系以及成熟的知识生产规范。在它们悠久的知识传统中，已经打下了坚固的话语权力基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知识生产上各有倚重，有各自不同的定义域和解释逻辑。自然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话语体系。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按科学的方法”被看作是指“超然的、客观的、事实主导、方法论严密、文本限定”。在科学的语言游戏中，真正的知识是客观、外在的知识。真正的知识与所研究现象的主观的、变化的、内在不可靠的内心感受泾渭分明。科学作为知识的一种，掩盖和否认其创作者的社会以及其内心体验。[1]科学的积累结构是一个充满了像扭结那样短小连接点的组织结构；而人文学科的学术领域的组织结构却更多地是一种任意的网络，其上的任何一点都好像能与任何其他点连接起来。[2]由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生产逻辑的深刻差异，他们之间的战争也一直没有消停过。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强烈冲击过去以人文传统为主的知识权力格局。人文科学不得不调整知识解释系统，比如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自然科学的强劲冲击有很大关系。不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知识权力上基本上处于均势状态。

后来，社会科学的迅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知识权力平衡。相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一个迟到的第三者。社会科学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得自然科学之赐。早期社会学有一种“科学”冲动，希望像自然科学那些来研究社会。社会科学有一股模拟自然科学解释逻辑的冲动。受“科学”主义的蛊惑，社会科学试图要寻找诸如自然界规律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知识生产逻辑的偏爱打破了西方知识场域的权力平衡，引发社会科学自身的身份及合法性危机。本来，社会科学在其知识积累上应居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3]但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解释逻辑的倚重，引发人文科学的强烈质疑，同样也引起了社会科学内部有识之士的批评。

考量传播学的知识家底，不难发现，传播学的知识理论体系对社会科学的倚重是有目共睹的。传播学起家，多靠社会科学的支援。在很多传播学的理论家中，他们原初身份并不是传播学家，他们多出身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学科。不同学科的介入带来了传播学知识资源的多元杂陈。这种多元杂陈给传播学带来了诸多活力，同时也给传播学带来了麻烦：传播学学科的内在逻辑和核心语法无法建立起来。在传播学短暂的知识生产历史中，我们很难看到传播学的核心解释逻辑，看不到它的轴心范式。我们多看到一个个理论据点，却看不到各点连线后形成的稳定逻辑。缺乏这些，传播学的学科合法性如何建立？

传播学倚重社会科学，却并不能从社会科学那里获得多少合法性支持，更何况社会科学本身都存在合法性危机问题。处身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夹缝之中，社会科学的合法性根基是比较脆弱的。传播学知识资源和解释逻辑主要取自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合法性都遭到质疑，那么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支流，其合法性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对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反思

如果没有外援，传播学的知识和理论根基就被掏空。因此，传播学的学科身份以及学科合法性是建立在其他学科之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西方传播学演化历史来看，传播学知识体系主要来自于社会科学，其中主要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而在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对传播学的援助尤多。可见，传播学与社会学的亲缘关系更密切一些。我们今天反思传播学，不能不对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进行整体性反思。既然社会学是传播学的支柱性理论外援，传播学学科身份以及合法性基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学。社会学的问题，特别是社会学的身份危机和合法性问题必然会影响传播学。下面我们就着重就社会科学中的重镇社会学谈谈社会学及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危机。

社会学从其鼻祖孔德开始，就有一个“科学”迷思诱惑着这门学科。在社会学内部，长时间盘踞着一个十分执拗的意愿：社会学要像自然科学研究自然世界那样来研究人类社会。“科学”的迷思把社会学引向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社会学的身份危机也多是因其“科学”迷思引起的。自然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模式和认知方式，同时还是一种社会进程。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的成功是由众多因素引起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所推崇的实证精神极大地满足了资本主义发展对于程序、效率的追求。在这种追求过程中，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得到极大张扬，使科学得以战胜文化中的其它力量而上升到主流地位。科学事业与资本主义逻辑相互推波助澜，科学所获得的权力最后归由方法来代言。[4]正因科学在西方现代语境下渐渐演变成日益强势的“主义”，科学就渐渐演变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成为一条捆绑科学精神的绳索。致使社会学深陷在科学主义的牢笼之中本能自拔。毕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们的解释逻辑应该是不同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社会，是充满了主体张力的社会网络。对社会系统的解释，单靠冷冰冰的科学逻辑是难以周恰的。社会学作为准科学整个传统目标，是要达到对社会世界的最终的、共同的解释。社会学家当然不仅是局外观察者，他们也是自己文本创造出的真实中的参与者。整个社会建构起来的真实必然会与其他参与者的真实发生冲突，而且经常是根本性的冲突。[5]社会学家犯了采用科学的统一文本形式的错误。而他们本应该采用文本形式，展示文本的多样性。社会学家应该使用能反映社会生活文本多样性的文本形式。[6]社会学家对科学逻辑的偏爱造成了社会学理论的偏狭。本来，社会学试图把社会学变成一门“社会算术”，借助科学来垫高其合法性根基，通过科学的知识话语权来增强其学科话语权。但是，社会学的这种知识权力扩张策略，遭到了人文科学的质疑，同样也遭到了自然科学界的质疑。

在社会学内部，反对自然科学式方法论的声音也时有发生。 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就反对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理解社会学。其理由是：一是我们无法像了解自然世界中的客体或者事物那样了解社会或者“社会事实。”因为社会仅仅存在于人类自身的创造和再创造行为中。在社会理论中，我们不能把人类活动看作由因果关系所决定的事物，就像自然事物那样。只有从我所说的个体与制度逐渐的双重介入（doubleinvolvement）的角度，我们才能把握它们，也就是说，我们在创造社会的同时，社会也创造了我们。社会系统像一座建筑物，但时时刻刻被用来建筑它的每一块墙砖所重构。二是社会学的实践意涵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科学的技术用途。原子不可能懂得科学家对它所做的解释，也不会根据科学家的知识改变自身行为。但是，人类却会这样。社会学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必然不同于自然科学与其对象的关系。[7]因此，有人认为,社会学追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是徒劳的，甚至这么警告说：“社会学家称之为科学性的东西也是值得质疑的”。那种以科学标榜或者以科学为目标的科学社会学研究模式基本上借用上个实际物理学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是机械论式的，同时也是决定论式的。因为它是按照一种直线性的因果关系，研究对孤立的对象产生影响的规律和规划。这样的审视排除了对象所处的环境，而且对象的环境被认为完全独立于其观察的条件。这样的审视从社会学的领域内排除了一切设想事件参与者、主体、责任、自由的可能性。科学社会学的悲剧在于它无法以实验的方式单独提取研究对象。我们是无法在社会结构中进行实验的。更何况组成社会结构的交互作用和反作用是如此复杂，很难将某个现象作为对象孤立起来。社会科学中的观察者既是个受到干扰的观察者，也是个起着干扰作用的观察者。[8]因此，从自然科学而来的外在的科学方法不足以使社会学成为科学。社会科学实际上是“非决定性科学”，其理论不能成功地预测独一无二的确定性结果。社会科学中正确的解释形式既非化约论的(non－reductionist),同时也非决定论的；这种解释形式所处理的现象不仅是多样性的和不规则的，而且也是有意向的和复杂的。[9]社会学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东西。[10]这些观点都在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人是社会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形形的人组合成为内社会人，就很难用自然科学那种研究逻辑来解释，这就造成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会学用化约论和决定论的逻辑来解释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其说服力是值得怀疑的。

三、传播学建构学科合法性的其他途径

社会学是传播学知识理论的柱石。传播学学科合法性在相当程度上得助于社会学。但是，社会学及其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危机都没有解决，那传播学合法性问题就值得存疑了。这里我们质疑传播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质疑那些具体的传播学理论的理论说服力。学科合法性除了依靠一系列具体的理论支撑之外，还需要有学科理论之间结构性逻辑的支撑，这种结构性逻辑将不同的知识点和理论节连接起来，形成学科话语的语法和范式。对于一个学科而言，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传播学除了从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那里获得合法性支持之外，它还会开掘其他合法性资源。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渠道：

一是从社会的实际应用中获得合法性支持。传播学后来在西方社会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传播学研究在社会上的实际需求。特别是战后西方社会对传播学研究的需求大增，大大刺激了传播学研究。传播学研究获得了大量的政府政策和财力支持，还有很多财团提供充沛的资金支持。大量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及时转化到政府决策以及社会管理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现实效用。传播学研究在政府管理和社会控制中的广泛应用，为传播学赢得了空前的合法性支持。存在即是合理的。传播学既然在现实社会中很有用，这样的研究就应该有大力发展的理由。当然，这种实用主义的合法性解释遭到不少学者的尖锐批评。比如，凯利反对的是以控制论为代表、以社会控制为根本目的、以信息传递为基本观念、以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为基本模式的传播学。他推崇的是以人文价值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标的传播研究。他反对以社会控制为目的的传播学研究，推崇以人本主义的传播学研究。在美国，他推崇具有浓厚人文传统的芝加哥学派的传播学研究。[11]

二是与新闻学结盟，借助新闻学的合法性打造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新闻学进入西方知识界也很晚。新闻业是一门实践性的行业，他是一门与社会打成一片的技艺。它对理论的兴趣比较淡薄。新闻学进入知识共同体，是以大学开设新闻专业为标志。新闻学浑身上下冒着热气，闯入知识殿堂，就遭到其他学科的歧视。新闻无学，不仅是中国知识界对新闻学的偏见。在西方，新闻学同样遭到“无学”论的鄙视。后来，新闻学凭借其社会声誉以及可贵的理论努力，获得了知识界的认可，其学科合法性性也有了初步基础。但总体而言，学科合法性还是不足的。传播学从社会科学中起身，获得“科学”合法性之后，即与新闻学联姻，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对于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的新闻学而言，传播学的加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学理不足的欠缺。传播学从社会科学中搬运了很多理论资源，进入理论基础薄弱的新闻学，就给新闻学输出了很多理论血液。不过，传播学进入新闻学又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后果。凯利对传播学进入新闻学引起的严重后果表示担忧。他尖锐地批判道：新兴的传播科学，为新闻教育带来了非常不幸的结果：一门控制的学科和以自由为精髓的新闻应当说水火不相容，但实际上它们却成了合作伙伴。殊不知，这门控制的学科并非关于启蒙和公民性的科学，并非是生长于社会之中的科学，并非为清晰我们的视野、扩大我们的选择、模拟我们实际面对的进退维谷、提高我们理解自己的细密而发展的科学，而是一个关于社会的科学，是为控制公民――哪怕是仁慈控制――而设立的科学。新闻已经失去了它作为一项民主的艺术所应有的独立，成为传播的一部分。[12]新闻业本来应该成为自由和民主的守护者，但是传播学进来以后，却让新闻传播学成为研究社会控制的学科。其结果是：传播学不但没有给自己的合法性加分，还给新闻学的合法性增加了麻烦。

三是从人文学科中汲取资源。传播学的知识理论主体来自于社会科学，但它也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借取理论资源。其中，对人文科学的吸纳也不少。比如，传播学中的批判学派理论，就具有很浓厚的人文色彩，吸收了很多人文学科的理论观点和解释框架。这就突破了传播学作为社会控制的学科限制，赋予传播学以启蒙的意义。传播学吸收人文学科理论资源，为其学科拓宽了合法性基础。但是，传播学中的人文资源与社会科学资源毕竟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二者的语法结构悬殊甚大。两股绳子搓在一起，就会经常打架，从而削弱了一个学科话语体系的统一性。

注释：

[1]迈克尔•马尔凯：《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5、46页。

[2]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3]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45、46页。

[4]吴小英：《社会学危机的涵义》，《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5]迈克尔•马尔凯：《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3页

[6]迈克尔•马尔凯：《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4页

[7]安东尼•吉登斯著， 郭忠华译：《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年， 第8-9页。

[8]艾德加•莫兰 阎素伟译：《社会学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0页 。

[9][美]詹姆斯•博曼著 李霞等译：《社会科学的新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页。

知识传播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0)22-0005-02

诚如现代图书馆学和开山鼻祖阮岗纳赞(Shiyali R Ramamrita1892-1972)对图书馆所言,“图书馆是一个成长的有机体”。图书馆的成长,是一个不断吸收新技术、新思想、新学科的过程。产生于20世纪中叶的传播学,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吸收与融合后,已成为图书馆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传播”是指信息在两个或以上的个人之间进行的传递,是人们进行信息交流的一种活动。相对图书馆学而言,传播学是以研究人类如何借助符号和媒介进行交流信息、沟通感情,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传播过程的科学。

传播学将人类的信息传播形式分成两种: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很显然,作为社会公益机构的知识传播媒体――图书馆,它所从事的是一种大众传播。

所谓大众传播,包括我们日常所见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新兴的互联网,这是一种由特定的职业人中工作者通过印刷媒介或影像、电子媒介向社会公众定期传播信息的一种信息交流活动。

1948年,被称为“传播学之父”的哈罗德・拉斯维尔,在其《传播的社会职能与结构》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研究大众传播过程的经典模式,即5W模式:什么人(who),对什么人(To whom),通过什么渠道(Through which channel),说了什么(Says what),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et)。

对照这一模式,图书馆的5W分别是: who――馆员,To whom――读者,Through which channel――流通、阅读、咨询,Says what――知识在哪里, With what effeet――传播知识。

将图书馆设计成为一个传播学的模型,是谢拉等人的杰出贡献,这对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1 图书馆学对传播学的引进

最早而又成功地把传播学引进图书馆学的是美国当代的著名图书馆学理论家、教育家和哲学家杰西.H.谢拉(Jesse Hauk Shera,1903-1982)。上世纪60年代初,谢拉在其《社会认识论》一书中就指出,信息的交流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的发出者、接收者、传递者和传导体是信息交流的四要素。

谢拉的图书馆学交流说集中反映在他随后的《图书馆学引论》一书中,在这一图书馆学经典奠基之作中,他认为图书馆是社会文化交流传播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的知识交流过程通常包括传递者、接收者、信息和传递媒介物四个因素,图书馆的知识传播要以信息的接收者为核心。按照谢拉观点,文献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传播是图书馆实现其情报职能的最基本的手段。传播学为谢拉的图书馆学理论注入了新的有机成分。

1982年传播学科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1907―1987)在其专著《传播学概论》一书中,将传播的功能外向功能和内向功能。他将“传播信息、劝说指挥、传授知识、提供娱乐”归为外向功能时,这四种功能,无一不与图书馆的基本功能相吻合。

1990年,新泽西州Rutgers大学通讯学院的Nicholas J. Belkin从认知观角度理解情报科学研究的范畴就是人类交流系统,他认为传播学是研究一个系统(信源)如何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信宿),这一点,传播学的研究与情报学的研究有着相通之处。

1992年,丹麦情报学家英格沃森(Peter Ingwersen)博士撰文指出情报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就是与传播学逐步融合。同年C.博格曼和J.施门特专门研究了情报科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他们认为,两者有共同的研究论题、共同的研究人员和正式的组织联系。

2001美国学者吕贝卡・鲁宾(Rebecca B. Rubin)在对情报学与传播学学科框架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指出,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焦点是意义建构,她认为传播学对意义构建的关注,引起了对于不同情境和环境中人们之间相互作用和行为等的兴趣;而在情报科学研究中,重点更多地关注于文献信息和系统及其用户的接口上。

在中国,周文骏就在1979年发表的《图书馆工作的传递作用、体会和发展》一文中指出,当着信息化社会来临的时候,人们使用图书馆,利用图书中获取各种信息,将是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图书馆工作发展的历史,基本上是利用文献这个情报交流工具进行情报交流的历史。情报交流就是知识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在整个情报交流系统中文献是最基本的工具,图书馆是最基本的机构。

尽管周文骏并没有明确提出图书馆的大众传播职能,但其文中充满了传播学思想。而明确这一概念的,则是图书馆学知名教授黄宗忠先生,他于1993年他所发表的《文献信息传播理论初探》一文中率先在图书馆学中引进传播学,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 传播学对图书馆学的贡献

可以说,正是传播学的思想,将传统的的以藏为主的藏书催化为以用为主的图书馆。也正是因为有了传播学向图书馆的引进,图书馆学才被纳入信息科学。传播学理论催生了文献信息交流说――图书馆学是研究文献信息交流理论和方法的学科。

传播学的5W反映了信息交流过程中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相对传统的要素说,5W使概念更为准确,框架更为清晰,结构更为合理。

传播学的引入推进了图书馆学从文献世界向信息世界的转变,改变了传统图书馆学重载体胜过重信息的习惯思维。正因为如此,谢拉才说,图书馆学已从书籍世界发展到信息世界。

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就是有关研究信息传播接受者的理论,受众理论包括:受众的目的、受众选择行为。

对于图书馆而言,受众,即读者,其利用图书馆的目的就是获取知识,认识世界;娱乐消遣满足精神、情感需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

研究发现,读者有选择地接触某一种信息载体,且往往只选择那些能加强自己信念的信息,而拒绝那些与自己固有观点相抵触的信息。情报用户的情报需求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社会政治、文化传统,用户本身的职业、知识素养、个人志趣及专长、好恶等。图书馆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以提高信息服务质量,满足用户的需求。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目的在于实现其知识传播,研究传播路径,消除传播障碍,是实现图书馆大众知识传播的前提和保障。

3 图书馆学对传播学的贡献

即使到了网络时代,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宝库的特质并未改变。即使有如谷歌这样的超级传媒的存在,它的学术搜索所传递的知识信息也主要来自于图书馆。

在图书馆学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文献信息处理的理论和实践早已成型为一门严谨并独立的学科,如采选、编目、分类、标引等,这些已为传播业所吸收,成为现代信息处理的科学理论。

即使是大众媒体的传播,同样离不开对知识的管理和组织。这一点表现在网络信息的传播是尤为突出。以谷歌为例,“inurl:”,“intitle:”,“filetype:”等检索指令和雅虎中的分类搜索,CNKI的聚类搜索都基于图书馆的编目、分类、主题分析等理论。

4 图书馆作为大众知识传媒的优势

图书馆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传媒,相对其它媒体,在如下几个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1)丰富的馆藏资源

图书馆是知识的海洋,丰富的馆藏文献是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实现知识传播的基础与保障。

2)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

进入后信息时代的网络环境,信息的交流与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络设施的完善与否。随着云计算的出现,图书馆的网络成为国家信息基础建设的重点工程,这对实现知识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文献信息服务的多元化

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多元化,人类社会在向着多向化方面发展,读者对图书馆的需求也呈现其多元化。因此,图书馆必须研究读者,为来自社会上不同类型的信息用户提供个性化的高水平的服务。

4)信息资源利用全球化

互联网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让信息资源全球共享成为可能,传播作为图书馆的功能也将日益彰显。

此外,人力资源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图书馆作为公益事业的无功利性,都是图书馆作为大众知识媒体的强大优势。

5 结论

正是有了传播学,图书馆才不再上藏书楼。也正是有了对信息、情报、知识传播的深入研究,图书馆学才焕发了生机,图书馆事业才走出了低谷。作为图书馆人,应该时刻关注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与发展动向,积极主动地从中学习和借鉴,以丰富和壮大,以成为不断生长的有机体。

参考文献

[1]周文骏.图书馆工作的传递作用、体系和发展[J].图书馆 工作与研究,1979(1).

[2]周文骏.文献交流引论[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3]孟广均.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19992.

知识传播论文篇（9）

1知识概念以及相关关键词

知识是管理和传播的共同对象，也是管理和传播赖以成立的基础和材料。根据美国亚特兰大Emory大学Goizuete商学院决策与信息分析系教授AmbitTiwana以达文波特(Davenport)和普鲁萨克(Pruak)对知识的定义为基础，提出以下定义:“知识是结构化的经验、价值、语境信息、专家见解和直觉的非固定混合体，它为评价和利用新经验与信息提供了环境和框架。它源于所知者的头脑，并为之应用。在组织中，知识不仅常常内嵌在文件或存储库中，而且还存在于日常活动、流程和规范中。”［2］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一般被分为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和灰色知识，按照上文麦克考文的提法，图书馆能够提供“内嵌在文件或存储库”中的“完成态”的显性知识;而对于“源于所知者的头脑、并为之应用”的“进行态”知识，图书馆是无法提供这类服务的;灰色知识介于两者之间，虽然有其独特性，但如果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问题能够解决，灰色知识的服务就可以水到渠成了。传播的概念和技巧在这方面与图书馆学的交流说基本一致。

从整体论角度讲，知识虽然是结构化的，但是也要随着经验、价值、语境信息、专家见解和直觉的变化呈现出非固定性，无论是从知识的形态，还是对知识的拓展和创新，都需要传播以及传播活动中的人的参与。如果将知识的结构性比喻成芝诺圆圈的话，圆圈的边界就是创新和发展的起点，圆圈越大，边界就会越长，所以学问越好的人，因为他的知识的结构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和领域更加宽泛，不懂的东西随着圆圈的扩大而增加，人也相应地变得更加谦虚。不同的圆圈的交集，就是传播的作用和产物，人们常常讲的我有一个想法，你有一个想法，交流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两个新想法的故事，其实就是传播的机制和效果。个人要想扩展其知识总量时，知识的发展是以圆圈的边界为起点的，而传播所产生的交集使交流的双方知识拓展都呈现出跨越式的趋势，这种知识的迁移容易激发创新性的想法和主张。

信息与知识是经常一起提及的概念，有时候人们对信息和知识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十分清楚，或者就是简单地认为区别不大，可以互换。所以，当图书馆改为信息中心时，图书馆知识海洋的比喻依然被人们提起，一些学者对图书馆提供的是知识服务还是信息服务也一直在纠缠不清之中。虽然有的学者认为知识包含在信息之中，但从以上知识的定义中，知识明显更加倾向于个体的、主观的方面，也就是说如果经验、价值、语境信息、专家见解和直觉没有记忆或存储，以至于能够随时取用的时候，知识并不能被称为知识，它没有力量。而且结构化的知识，能够为分析、理解、应用信息提供机制和模式。其实无论是知识也好、信息也好，在没有被人们掌握和利用之前，都是静止在世界之中。信息更加倾向于社会化状态，尤其是网络化社会的发展，使人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流动带来的机会、挑战与压力，信息的流动过程，也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传播，传播和信息就如同硬币的两面。按照信息论的创立者香农的理论，所谓信息，就是可以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的内容，从信息流动的过程分析，一般来说信息可分为问题信息、途径信息和地址信息，图书馆在这三个方面都提供着相应的服务功能。一些专家认为图书馆提供的不应该是知识服务，而应该是信息服务，针对这一点的讨论集中在知识和信息那个更加准确和个性化的问题，但是无论知识和信息，在主客观的本体论层面上做研究和讨论，明显是纸上谈兵。由于知识和信息正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以知识或者信息搜索为服务方向的互联网公司正在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所以这些纸上谈兵的引申含义有的是金钱诱惑下的难言之隐罢了。“信息或知识，当它不再是作为工具和实现其他经济目标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资源的概念时，它对传统物理空间体系和经济学体系同时构成了一种系统的架构。”［3］

知识与信息是图书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图书馆一方面通过知识管理将无序状态的知识与信息组织、协调到位，另一方面，以用户为导向的读者服务工作在新媒体的技术的压力下，必须将传统的读者服务精神与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在知识传播的领域，得到更大的收获和启示。没有最终的知识传播效果，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功能就会有被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取代的危险，而且目前这种恐慌性的不自信，已经在图书馆的馆员中有所蔓延，传播学的融入是图书馆自身发展的新的起点和定位。

2图书馆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一般来说，能够构成学科的三方面因素是学科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历史上看，图书馆与传播学的关系十分具有戏剧性的场景:二战期间的1942年，包括施拉姆、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等传播学的前辈，每两三天便聚集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长方形会议桌旁，研究并决定应该向美国公众传播什么样的信息，以鼓舞国内的士气。正如D·M·怀特所说:“大众传播研究1942年‘始于’国会图书馆”。事实上拉斯维尔的“5W”传播模式正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研讨班上提出来的。而如果在1943年，施拉姆接受衣阿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的位置的话，传播学就有可能出自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了［4］。目前，中国大学中的图书馆系有的已经和传播学结合改名为信息传媒学院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周庆山也在给研究生上传播学概论课程。

知识传播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高职教育在发展专业和职业教育的同时，应该注重将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作为高职教育发展后劲的有力支撑，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传播学在高职通识教育课程建设中更加给力。

一、通识教育与传播学

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education”的译名。也有学者把它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等等。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在19世纪初第一次将它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实践和理论研究虽然很多，可是至今通识教育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实践和理论模式。哈佛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对通识教育有这样的说法：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职业教育有着根本性的区别。通识教育不是为了培养你们掌握特定的技能，也不是为你们谋求某种职业做准备。通识教育的教导内容更具有普遍性，看上去似乎不那么“有用”。

从对通识教育的一般看法而言，传播学在高职院校的讲授具有看上去似乎不那么“有用”的特征，因为其理论、模式都是一般性的概括。但如果了解了传播学的历史及其理论、模式的来源的话，就会清楚这些一般性的概括都来自对仅仅上世纪的事件分析的结果。可上个世纪距离现在并不遥远。两次世界大战的电影、书籍等目前依然拥有大量的受众、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影响也是始于那个时代，尤其是对中国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发展最动荡、最激烈、最辉煌的世纪，这种记忆将会持续十分久远，这样传播学理论背后的故事依然能够引起青年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作为高职院校的专业课程，传播学不能像在新闻传播学院那样提供全面的理论和技能训练，但作为通识教育，传播学课程在高职院校教育体系中又应该是“有用的”。才会符合高职院校实用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这种有用性，体现在现今信息时代里。大学生运用传播学理论。如何面对和处理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几个基本的传播形式。

当今世界。影响政治、经济、社会等最深远、最激烈、最彻底的是科学、市场经济和大众传播三个方面。(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虽然科学和市场经济与传播学没有表面或概念上的关系，但是，科学传播、地方性知识、女性主义等与传播学联系紧密。市场经济中的广告、公关都可以涵盖在传播学的理论背景下。因此，了解传播学的基本知识，不仅是能够对媒体的事件具有一定的概念和分析能力。更加重要的是可以把握全局。知道哪些是传播的，而哪些是没有被传播的，这样，才能够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理解和迅速掌握最基本的理论原则和行动方法。因为传播学课程所分析的案例都是当前萦绕在人们心头的热点话题、存续于人们胸中的经典话题。所以传播学具有贴近性，这种贴近性的熟悉感。可以充分调动起受众参与思考和行动的热情，有利于对事件、故事、经历的理性分析和判断。

传播学的学科基础和背景提示我们，传播学需要十分宽泛的多学科知识准备，然而。反过来思考，这也使得选修传播学课程的学生可以通过广泛的阅读来拓展知识面，而且这些知识通过传播学的纽带联系起来后，具有了一个可以应用的平台，对于应用型、实践性的高职教育来说，传播学课程的通识教育目的就可以具有实现的基础。

以传播学概论课程作为高职通识教育的开端，可以借用媒介事件的传播学视角。在教学分析中，把通识教育串联成学科群的网状结构。因为传播学概论就是从应用理论来分析解读当前的媒介事件开始的。兴趣和现实结合的特点会吸引学生的眼球，引发他们的理论思考。

传播学应用性强、学科覆盖范围广、实际案例俯首皆是在当今大众媒介产生着巨大影响的时代，传播学对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社会的规律的解读、负面效应的批判和未来前景的把握都具有精辟的主张和见解。由于传播学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结合得十分紧密的原因，也由于传播学从一开始就是多学科的探索之地，所以传播学不仅有综合各类学科资源、汇聚当前世界上任何媒体事件的能力，而且，在传播学理论的统摄下，当前的各类事件和多种学科，都可以用传播学的理论或模型进行分析和运用。

二、传播学课程建设要解决的问题

问题是课程建设的出发点。而不是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传播，但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传播确实是问题解决的途径与结果。传播学概论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信息社会中，科学、市场经济、大众传媒作为控制的领域，是怎样通过媒介事件传播的。学生要学会运用合理的参考机制和参考背景，弹性思维，综合表达。在知识领域表现为对知识理解后的联想、迁移和覆盖的能力，在方法上表现为计算机式的记忆、存贮、思想和输出的圆形思维，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思路流畅、逻辑清晰、隐喻和故事运用得当。

问题的参考背景是与传统相对的现代性社会的特征：(1)民主化；(2)法治化；(3)工业化；(4)都市化；(5)均富化；(6)福利化；(7)社会阶层流动化；(8)宗教世俗化；(9)教育普及化；(10)知识科学化；(11)信息传播化；(12)人口控制化。等等。这个参考背景对于一门通识课程设计来说，范围太大了，但是。如果将这些背景所涉及的领域通过媒介事件的分析，以隐喻和故事的编排综合起来的话。就能够在教师的授课过程中逐步实现和完善。

课程设计的部分只是在规划和技术层面上的第一步，人文社会学科更加强调的是对于人的效果。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必须是本人来理解和解决，别人是替代不了的。“自然似乎没有把他铸成就将其放到世界中：自然没有做出关于他的最后决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让他成为不确定的东西。因此。人必须独自地完善他自己……必须试图依靠自己的努力解决他那专属他自己的问题”。确定性和好奇心的满足必须在课程设计中同时得到显现。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问题的解决涉及到两方面：一方面是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另一方面是承认课程设计的不完善性。

媒介事件在课程设计中是传播学课程理论的载体。传播学理论是媒介事件分析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在新闻写作中。根据一件新闻事件来展开历史事件的叙述是常用的手法。事件的联系性可以全面充分地揭示主题，鲜活人物。媒介事件的案例分析遵

循历史的解析、个人化的解析、理论的解析、传播模式的解析等原则，贴近高职院校应用型、实践性的教育目标。

比如：拉斯维尔提出的“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产生什么效果”的线性传播模式，不仅具有传播学上的实践应用价值，在其他领域内应用也同样具有效果。只要去思考，就会发现一个理论、一种模式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使用。学生在信息利用方面。其实就是这个传播模式的具体应用。当然，理论和模式的简单程度和普遍性、穿透力也是其能够产生学科覆盖和知识迁移的因素之一。只要去实践，理论的实际应用效果就会自然显现。麦奎尔在中国的讲演，仅仅总结了四句话、确定目标、收集资料、马上开始、永不停歇。正是这个简单的方法使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找到号称“金手指”的麦奎尔咨询公司的服务标志时。麦奎尔拿着国家地理杂志说：“你们已经有了，杂志封面上的黄色边框就是你们的无形资产，它已经在杂志社的多年坚持下悄悄形成了”。在信息社会中，拉斯维尔的传播模式虽然在传播学理论上有值的探对和商榷的地方，但作为分析事件、认清问题的简单实用的方法，拉斯维尔的传播模式是入门的一把金钥匙，兴趣的培养也应该从简单的选择性开始。在准备论文、汇报、报告、演讲时，背景资料的检索和查找时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任何创新性的言论和做法。都是基于对历史状况和简单模式的翔实把握的，拉斯维尔模式可以说是知识的出发点，因为这一模式的每一部分还分别对应了“控制分析、内容(话语)分析、受众分析、媒介分析和效果分析”，由此开始的知识和社会领域的探秘层次和复杂性是具有拓展的潜质的，也就是说，拉斯维尔模式的简单性并不代表其深度的缺失，而是具备了深度探索的理论属性。

我们通常思考的是拉斯维尔模式在传播学或新闻学中的应用，从没有思考过教育能用这个模式做哪些事情。有时候变化角度产生的效果恰恰应该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教育传统中融进新的关键词了。从信息的吸收程度角度讲。学科的自引率越高，这个学科的发展就越来越成为封闭的系统。教育学与传播学都不是这样的学科，他们还有许多需要吸收的营养。

三、传播学课程建设原则

学生一方面要求课程的系统性，另一方面又要求趣味性、互动性和贴近实际，虽然案例分析、小组研讨，理论讲授、作业等形式在课程建设中必不可少，

但通识教育更重要的是教师与学生的充分互动和交流，应该是一种嵌入式的教育形式。在课堂之外，利用博客、徽博、电子邮件和QQ群的讨论，使这种嵌入式的教育更加充分地实现。

教学案例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表征，利用新闻的五个特点的原则来选取适合的案例，这样精选出来的例子的代表性和解释力才能更加清晰和独特，具有典型性和持久性。由于是在新闻背景下的案例分析。容易引发学生的共鸣。案例、资料应贴近理论，但由于理论与实践由于抽象程度不同，在案例和资料中人们很难看到理论的背影和力量，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透过现象将理论融入其中。理论的概括性在案例分析中的作用效果，能够让学生在相似的媒介事件发生时，实际分析和探索的能力将会得到体证和检验。

理论教学不局限于一门学科的理论解释和思维，必须具有一定的延展性，采用理论迁移与覆盖的思维方法，将理论的延展性与理论的交叉性有机结合。

注重学生个性的成长，形成独立的判断、自己的结论。这需要多角度，多极的不同理论解释。但要在实际授课中做到适可而止，以免得学生产生盲从或迷惑。这要看学生的理解力和知识阅历、生活阅历而定。尤其在注重学生个性成长和独立判断精神的同时，要用传统来平衡由于学生个性和独立问题带来的传播上的偏向。

知识传播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7-0137-05

一、学科互涉

传播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它的产生反映了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逐渐融合的趋势，这已经成为众多传播学研究者的共识了。中国学者徐耀魁在《传播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传播学是借鉴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结果，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而陈卫星认为：“传播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科学领域的划分，形成当代社会科学中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嫁接现象。它打破了传统的知识和学科分类，能够把来自其他不同学科领域中的理论问题都统摄起来。”事实上，如果从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传播学学科知识谱系的生成，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中学科互涉现象的必然结果。

“学学科互涉”这一概念来源于英文interdisciplinary，国内学者对这个词主要有以下几种译法：跨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混合学科、多科性，港台学者则译为“科际整合”。尽管译法各不相同，但却隐含着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关于学科互涉的起源，20世纪6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教学及改革中心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学科互涉活动调查时，发现了五个源头，即自然科学的发展、学生的需要、职业培训的需求、社会的基本需要和大学的功能与管理问题。美国学者克莱恩和纽威尔认为，除了熟悉的动机以外，还有一些新的推动力，即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文科研究(liberal studies)和职业培训；社会、经济和技术中的问题解决；社会的、政治的和认识论的批评：整体的、系统的和超学科的研究；借鉴的互补流和亚学科互动；新领域、混合团体和机构间的联盟：人才培养与机构规模的缩小等。因此，“旧源头与新源头以及某些情形下本质上不同的活动的出现，导致了学科互涉活动新的复杂性。”20世纪以来学科间的这种复杂的交叉与融合，意味着现代传播学知识谱系起源语境的复杂性。

学科互涉理论化的方式很多，如果将其比作一个学术光谱的话，那么，在光谱的一端，工具主义将学科互涉看作一个经验问题；在光谱的另一端，认识论将其视为一个理论问题。这种不同可以体现在两个“隐喻”上，即搭建桥梁和重新建构(bridge building and reconstructing)。搭建桥梁一般发生在成熟与稳固的学科之间，而且通常有一个应用方向，大多数工具性计划都是搭建桥梁式的。相对而言，重新建构则给学科带来部分变化，它通常具体体现为对学科重构的状态的批评，以及不管是含蓄地，还是明显地，对流行的知识结构的批评。通过具体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传播学知识谱系生成的过程中，这两种学科互涉方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美国学者克莱恩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个重要的学科互涉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到20世纪30年代，这次运动主要以一种桥梁搭建形式，把大量的方法从自然科学领域借鉴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正是借助于这一次的学科互涉运动，现代传播学建立了最初的学科知识谱系的雏形。20世纪以后，由于受到自然科学的强大影响，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由传统的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中，大量的数学定量分析方法被采用。这种潮流风潮很快就影响到传播学研究领域，并对现代传播学知识谱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随着抽样和态度测定技术的进步，调查研究方法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促使广播研究朝着精确的、量化的经验方向发展。在这方面，拥有数学博士学位的拉扎斯菲尔德可谓独领，“他利用了调查研究、广播节目的内容分析、收听率和其他种类的第二手资料，他驱使‘广播研究项目’广泛地超越传播研究的全景，并在他所经之处做出创新和即兴创作。”但是，由于“桥梁搭建者一般不对问题的选择、学科所运用的认识论或学科的逻辑结构，进行批评性的反思。”因此，社会学科研究领域的新突破迫在眉睫，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

在克莱恩看来，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采用的是一种重新建构的形式。由于“逻辑与哲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刺激了对新的整合范畴的探索，这类探索表现在新的整合性社会科学课程与项目、行为科学理论以及一些交叉的概念，比如地区、信息、交流、决策、角色及身份建构上。”就传播学知识谱系的建构而言，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传播学知识谱系重新建构的一个契机。这个时期，为了躲避希特勒政权的迫害，大批欧洲学者移居美国，其中就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众多学者。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学者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原有的传播学研究面貌和价值取向。因为这使“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才有了真正的对立面，有了一种外在的推动力，促使它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思考和修正。”这“为当时蓬勃展开的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研究，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提供更加深刻的分析，因而不仅能够影响以后几十年美国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成为活跃于当代欧美国家、第二三世界国家的批判的传播学派的最早理论肇始者。”当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进行融合的可能性：经验主义需要借用批判学派的理论来增加自身阐释的张力；而批判学派则希望用经验的方法来丰富、矫正并支持它的某些理论假设。因此，以重新建构为主要形式的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使传播学知识谱系变得更为全面和完整。

二、知识越界

传统意义上的学科之间往往存在着鲜明的边界，按照克莱恩的说法，“边界的修辞意义是由空间性的隐喻，如区域、疆域和领域指涉出来的，隐喻成空间令人注意到范畴和分类凸显差异的方式。”“由于合理性、权威性同思想观念紧密相关，于是便建立了评价体系，知识也按等级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但是，随着20世纪以来学科互涉现象的不断出现，各种知识单元之间的界线不断被打破和重构，各个学科之间的知识越界已经成为无法避免的趋向了。克莱恩对知识的“互补流”这样描述：

知识正日益学科互涉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因借鉴其他学科而带来的日常互补流，广为人知的例子涉及到工具与仪器、方法与技巧、数据与信息、概念与理论：如计算机、激光、电子显微镜和基因缝合技术：统计方法、刻板的数学模式、数据集和系统工程学；博弈论、结构理论和要素分析；调查与访谈技巧、参与者的观察、厚描法(thick description)和文本阐释；进化论、信息论、糸统论和结构主义；角色、地位、决策、信息和交流等概念；以及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 析。

可以说，随着知识越界的不断深入，一幅关于学科知识、专业知识、学科互涉知识的全景图正逐渐展开、研究知识的方法论也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认识论，包括访谈与调查、人种学研究、谈话与话语分析、引文分析、批评史研究、档案研究、研究人员与研究地点的经验主义分析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构成分析。正是由于知识越界带来的影响，使得传播学成为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同时也为这一学科的知识创新和领域拓展带来了强大的动力。

法同学者马太・多冈存《新的社会科学：学科壁垒上的裂缝》一文中认为：任何一个专业之内的创新思想，通常来自与其他专业或学科的思想的交互作用，而不可能产生于本专业内部凭狭隘的眼光进行到底的研究。自我孤立的专业有一种典型的情况：因为没有外来的新思想注入，总是趋于高度保守。巧合的是，这篇文章还把美同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作为例证进行分析。库尔特・卢因是二战之前和期间著名的心理学家，对一系列心理行为感到兴趣，其中包括学习的认知和感知过程、动机、人际报应、惩罚、冲突和影响、领导、社会风气、群体标准以及价值观。“虽然他的兴趣变化发展，他总是执着于一项中心的理论信条，那就是忠实地狲述和阐释复杂的具体现实；而为了这样做，[就必须]超越社会科学传统的界限。”而恰恰是这个卢因，被誉为现代传播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传播学知识谱系中普遍发生的知识越界现象。作为一门“新的社会科学”，传播学同样产生于“学科壁垒上的裂缝”，而传播学领域普遍发生的矢识越界，也类似于马太・多冈所说的知识杂交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概念的越界使用、方法的借用、理论的越界杂交。

首先，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大量使用r其他学科的术语和概念。当然，各个学科之间的概念混乱常常造成各种无法回避的误解，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传播学来说同样如此。因此，传播学者李彬指出，虽然传播学越来越成为显学，但这个学科的许多基本概念存我国还程度不同地存在模糊、朦胧，甚至混乱不清之处，乃至误读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在根本J：制约着学科的发展与提升。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更多的时候，“借来的概念需要对新的学科环境作某些适应，因为一个概念不仅仅是一个词，它还是一个念头一种思想。”李彬在《传播学的关键概念》一文中列举的部分概念，比如话语(discourse)、文本／讯息(texffmessage)、“隐喻(metaphor)、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人种志(ethnography)等等，都是从其他学科借用的术语或慨念。可以说，正是来源于其他学科的大量术语和概念，给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带来了新的思想资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传播学的知识谱系。

其次，传播学研究广泛借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一些自然科学领域中常用的研究方法，比如表格、图形、求和、变化尺度、比例、比率、抽羊分布、统计分析、多重回归、线性相关、因素分析等等，都在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使。马太・多冈认为，数学和统计学被引入社会科学，“直到一点为止，二者都起了极其有价值的作用；除开它们自身便有贡献之外，它们尤其成为一种桥头堡，据以向其他方面借川其他东西。”这在传播学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最后，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往往产生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理论杂交。比如，20世纪40年代之后兴起的“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产生了一次大飞跃，这也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传播学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从“三论”中吸取和借用了不少有用的珊论和方法来丰富自己。例如，传播学中的“反馈”概念和原理就来自控制论：传播学中的数学传播过程模式，则来自信息理论。因此，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各个学科领域的理论杂交，这也是是知识越界行为的一种重要表现。

三、学科规训

对于一门学科的建构及其知识谱系的生成来说，仅仅依靠学科互涉和知识越界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沃勒斯坦等人所描述的，这样的知识还没有学科化和专业化，因而还没有取得知识形态的合法性，还不能构成具有制度化结构特征的现代科学。而传播学正是这样的一门学科，知识形态合法性的缺失和学科制度结构的不完善，成为当前传播学屡遭诟病的原因，“传播无学”的论断似乎成了广大传播学研究者共同的心病。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传播学自身知识谱系的规训，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了。

“规训”一词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切人点是对监狱诞生的考古学分析，这主要体现在福柯的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在该书中，福柯认为，规训的目的就是造就驯顺的肉体，并引伸到对人文科学的思考。福柯指出，“如果说它们(人文科学)能够形成，能够在知识型(eplsteme)中造就如此之多的深刻变化，那是因为它们是通过一种特殊而新颖的权力渠道而传送的，即一种关于肉体的政策，一种使人的群体变得驯顺而有用的方法。这种政策要求把确定的知识关系包含进权力关系，要求一种使征服与客体重合化的技术。它本身就带有新的造成个人化的技术。这种权力――知识造成了人文科学的历史可能性，而监狱网络则是这种权力――知识的盔甲之一。”福柯的深远意义在于使人们真正认识到规训背后隐藏的“权力――知识”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究科学与学科的关系，以及学科发展的内在约束问题，于是才有了所谓的“学科规训制度”。学科规训制度一词对应的英文词是disciplinarity，来源于另一个英文词discipline。有译者认为，“discipline具有多重而又相关的含义：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以至熏陶等。汉语里没有相对应的词项能包含它的丰富含义。Diseiplinarity是新词，本文译作‘学科规训制度’、‘学科规训’等以包含学科、规训、建制等内涵”。由这一最基本的词义延伸可以看出，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至少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教学的科目(subjects ofinstnletion)，即教的科目和学的科目，是一种传递知识、教育教学的活动；(2)学问的分支(branches 0f knowledge)，即科学的分支和知识的分门别类，是一种发展、改进知识和研究的活动；(3)学术的组织(units Of institution)，即学界或学术的组织是从事教学与研究的机构。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更深入认识传播学学科知识谱系的形成过程。

在传播学的学科规训过程中，施拉姆被称为集大成者，这与其始终致力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是分不开的。施拉姆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播学。他还开创了美国传播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之先河，主编了最早的一批传播学教材，编写了近30部论著，开辟了诸多新的大众传播媒介研究领域。由于施拉姆在传播学成熟和理论系统化过程中的重要贡献，他被誉为“使传播科学从梦想变成了现实”的人。施拉姆创建的一整套制度和规训，是学科化和专业化了的现 代学术形态，也是一种生产传播学新知识、培养研究者的制度结构。这才使得传播学初步获得了学科的合法性，挤进了现代学术的序列之中，成为大学建制的学科之一。因此，施拉姆才有底气宣称：“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面，传播学的研究会成为所有哲学科学里面的基础。讲话、编写、广播等技术都同传播的过程密不可分。因为要牵涉到这些基本的技术问题，所以综合之后的社会科学会非常看重对传播的研究，它将成为综合之后的新的学科的一个基本学科。”事实上，在他的这段宣言里，就隐含着对传播学从学科互涉到学科规训历史过程和发展前景的概括。

当然，施拉姆的努力并不意味着传播学学科规训的完成。有学者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科学的规模和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支持学术的社会条件愈来愈成熟，科学机构和从事科学活动的人数大幅增加，科学按指数规律发展，从整体上己经完成了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在其影响和推动下，人类社会进入到了后工业化社会，或称为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等。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学科规训制度表现出与传统现代社会极为不同的范式，体现出一种后现代的状况。传播学这一学科知识谱系的成型过程，正处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这种“后现代”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为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了种种难以避免的隐患。这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徐耀魁传播学的发展[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卷第1期,2003-2.

[2]陈卫星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与展望[J]，国外社会科学,1998,(1).

[3]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M]，姜智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E・M・罗杰斯.传播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5]兰多、普罗尚斯基和伊秦尔森语[A].参见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M].姜智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殷晓蓉.E.M.罗杰斯和他的《传播学史》[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7]马太・多冈.新的社会科学:学科壁垒上的裂缝[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3).

[8]李彬译.传播学的关键概念[J].国际新闻界,2002,(5).

[9]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