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化学论文大全11篇

能源化学论文篇（1）

0引言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的工业文明得以迅猛发展，由此引发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成为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利用和转换太阳能是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世界上第一个认识到光电化学转换太阳能为电能可能实现的是Becquere1，他在1839年发现涂布了卤化银颗粒的金属电极在电解液中产生了光电流，以后Brattain、Garrett及Gerisher等人先后提出和建立了一系列有关光电化学能量转换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开辟了光电化学研究的新领域。1972年Honda和Fujishima应用n-TiO2电极成功的进行太阳能光分解水制氢，使人们认识到光电化学转换太阳能为电能和化学能的应用前景。从此，以利用太阳能为背景的光电化学转换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科学研究前沿。光电化学太阳电池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材料制备工艺简单，即使应用多晶半导体也可期望获得有较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可大大降低成本，增加大规模应用的可能性，因此光电能量的直接转换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 我国自1978年进行光电化学能量转换方面的研究，其进展情况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七十年代后期，为寻找廉价光电化学转换太阳能的方法和途径广泛地进行了各种半导体电极／电解液体系的光电化学转换研究；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人工化学模拟光合作用研究的深入，有机光敏染料体系的光电能量转换很快兴起并得到很大发展；九十年代以来，由于新材料的诞生和迅速发展，新型纳米结构半导体和有机／纳米半导体复合材料成为光电化学能量转换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 1常规和非常规半导体电极的光电化学太阳电池 用于光电化学太阳电池中半导体电极研究的材料包括有：Si、Ⅱ-Ⅵ族化合物CdX（X=S、Se、Te）、Ⅲ-Ⅴ族化合物（GaAs、InP）、二硫族层状化合物（MoS2、FeS2）、三元化合物（CuInSe2、CuInS2、AgInSe2）及氧化物半导体（TiO2、ZnO、Fe2O3）等，其中窄禁带半导体（Eg≤2.0eV）可获得较高的光电转换效率，但存在光腐蚀现象，宽禁带半导体（Eg≥3.0eV）有良好的稳定性，但对太阳能的吸收率低。因此大量的研究工作都是围绕提高光电效率和稳定性进行的。 同固体太阳电池一样，Si在光电化学电池研究中也是一个重点对象。Si是较理想的光电极材料，但在电解质水溶液中容易光腐蚀，其表面生成SiOX绝缘层使光电流急骤衰减。因此，克服光腐蚀是Si光电化学电池研究的主要内容。在n-Si电极表面化学沉积Au，形成Au与Si表面渗合层，可减少光腐蚀；用电沉积法将聚丁基紫精修饰于p-Si电极表面，也使光腐蚀明显下降。n型和P型外延硅（n／n+-Si、p／n+-Si）电极由于电荷分离效率高，其光电流较大。通过表面修饰几个纳米厚的金属层（Pt、Ni、Au、Cu、Co），进一步提高光稳定性，可以获得光电性能优越的光电化学电池。其中以真空蒸镀或溅射方法在外延硅表面修饰Pt或Ni以及Pt／Ni（Ni／Pt）复合层的效果较好，如Pt／n／n+-Si和Pt／p/n+-Si电极在KBr-Br2电解液中光电转换效率分别达到12.2%和13.6%，用MOCVD方法在p／p+-Si电极表面覆盖TiO2薄膜形成异质结结构，不仅提高了光稳定性能，而且在一定电压下光电流增大了10倍。用同样的方法覆盖α-Fe2O3，和ZnO薄膜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用LB膜技术在n-Si电极表面修饰排列有序的Pt团簇（平均直径为4nm），其开路电压达到了0.685V。金属和金属氧化膜的表面修饰加速了光生空穴的界面转移，从而有效抑制了电极自身光腐蚀，同时也提高了光电性能。 Ⅱ-Ⅵ族化合物半导体CdX（X=S、Se、Te）是光电化学研究较为普遍的光电极材料，其主要优点是可用多种方法如粉末压片法、涂敷法、真空沉积、化学气相沉积、电沉积、化学溶液沉积以及喷涂热解法等制备，得到转换效率较高的多晶或薄膜光电极，这些方法价格低廉、简单易行，多数还可适用于大面积制备。在CdX（X=S、Se、Te）化合物中CdS的能隙较大（Eg=2.4eV），只能吸收小于517nm波长的太阳光，曾用压片烧结、涂敷、喷涂热分解制备各种CdS电极并用RuS2进行光谱敏化，将吸收截止波长由517nm延长至

能源化学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广西民族地区学困生发展策略与语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简介]韦美日（1964―），女，广西环江人，硕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

在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课改实验的“泛人文化”，表现为在公开课或是教学竞赛中，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主，进行漫无边际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语文知识、技能的传授、训练；一边是学校的常规教学中的“去人文”，表现为课堂教学仍然以传授知识为主，扎扎实实进行应试能力训练，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当成可有可无的内容，随意增减。

一、语文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矛盾现象背后是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下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问题。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使语文课堂教学僵化、老化，局限于狭小的语文课程，受制于语文教学的狭窄空间，不能进行真正的跨学科、跨领域、面向生活的语文综合性学习，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语文教学实践的功利化取向

语文课程改革中，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有其内在联系，即语文课程实践中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侵蚀了语文课程标准的理性价值取向，导致对语文课程理念的浅表理解，或者是误读。在教学行为上则表现为阳奉阴违：在展示语文教学改革成果的实验课上，尽可能多地增加人文性的内容，贴近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会获得比较高的评价；在常规语文教学实践中，认认真真落实语文知识点，尽量吃透语文考试的内容，在各种语文考试中成绩优秀，会得到大家的承认。这种过于功利化的语文教学活动必然走向经验性和机械化，轻视排斥理论指导，惰于实践创新，消解语文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体系，在语文课程改革旗帜掩护下，走的是应试教学的老路。

（二）语文教学内容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单一化

要摆脱语文教学的经验性和机械化的惯性倾向，语文教学就不能只顾在自己的领地上埋头耕耘，还需要具有宏观的、全局的战略眼光，超越眼前的功利性需要，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未来谋划，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运筹帷幄。语文教学立足于语文素养的提高而不只是在实验课中表演人文性，语文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也不只在语文课本和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中，其途径和方法是无限多样的，需要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更需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语文教学实践，不同学科的理论可以为语文教学开辟新天地，提供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所关注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对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方法，为成功地利用本土的语文课程资源提供可参照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引导语文课程实施走出“泛人文化”和“去人文”的泥潭。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及其发展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提出

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苏联专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出的。”[1]“1956―1958年期间，时任苏联民族学研究所东亚和南亚室主任的切博克萨罗夫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进行讲学。期间，我国学者林耀华与他共同撰写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全面地运用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踏出了此理论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之后2O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耀华的学生张海洋开始继续此项研究，其硕士学位论文便是《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2]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1]林耀华先生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1]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罗吉华文章所说的“本土化研究”是指中国的人类学家用苏联专家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认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在研究实践中修正完善这一理论，使之更贴近中国民族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服务，这一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延续。50年代，林耀华先生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结合东亚各个经济文化类型的情况，区分了三组经济文化类型：第一组，以狩猎、采集和捕鱼起着主导作用的类型；第二组，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第三组，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3]他还对每一种类型的特点及分布范围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为建立和运用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基本的研究框架。其优点是将研究置于东亚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分析，有一个中观的认识角度，选取了每一类型中的典型进行描述，加深了对某一类型的特点的理解和认识；其不足是未能深入到中国领土上的56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内部，了解其具体的生计方式，区分其经济文化类型，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没有构成一个细节完备的逻辑体系。

林耀华先生主编的1997年出版的《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在原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实和完善。首先，阐明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含义及其作用，强调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它在学科理论方面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论方面指出了它的一系列操作规范，为正确理解和实际运用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其次，阐明了其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使其方法论意义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内容方面和现实生活领域，有效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强化其实践意义，把它从纯学科的认识论逐步发展为能为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与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所提出的内容框架相比，《民族学通论》区分了类型组里面的具体类型。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包含两个类型：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山林狩猎型和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河谷渔捞型；第二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分为四个类型：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第三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区分出六个类型：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最后一种类型还区分出两个亚型：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4]

《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的内容相比较，有三点不同：第一点，类型组名称有变化；第二点，类型组中的典型变成了具体的类型；第三点，各类型的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综合性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三点变化把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从东亚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考察，因而从名称到特点都更符合中国民族地区的地理分布特点，历史以来形成的各民族的居住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这个体系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突出了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有利于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规律，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其不足之处是由于顾及到经济文化类型的综合性特点，虽然提到了建立有层次的立体结构的四个内容，但在具体阐述内容时，没有对构成这种综合性的具体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相应的描述，即其类型内部的基本结构仍然有待完善。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教育中的应用

在哈经雄、滕星先生主编的2001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学通论》第四章第二节《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中，在林耀华先生所下定义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首先对世界民族及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一个粗线条的分类，然后对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进行初步探讨。”[5]这里区分出四个经济文化类型组，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二组，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温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三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包括山地雨林混合农业和犁耕农业；第四组，现代化工农牧业类型组，包括三种类型：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基于世界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和民族教育的视角，其内容的特点也很鲜明，第一点，从“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来区分的经济文化类型，与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相呼应，吸收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中观视角并赋予时代特色；第二点从“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出发进行研究，重点不在于构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而在于探讨其特点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一论题的优点是简洁明了，突出特定研究视界中的经济文化类型的核心内容，其不足在于宏观角度必然要牺牲许多具体的内容，而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的许多特点是要通过具体细节才能得到精确反映的。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在本土化的实践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分更加能体现中国区域民族分布的特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强化了它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启示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但在民族学的发展和民族学研究中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其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立足于本地的物质文化基础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地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民族学对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科学的认识途径。”[4]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也要从认识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开始，进而认识其物质文化的特点，这一认识途径对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来说尤其有价值，因为它是自然的馈赠和历史的遗存，不须投资。广西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中的“丘陵稻作型”，“水稻种植与干栏式建筑的结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丛结。”[4]这是与民族地区学生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物质文化，如水稻的起源和分类，水稻种植的知识，干栏式建筑的特点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也是最基本的语文课程资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和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物质文化的认同。不仅如此，本地物质文化资源进入语文课程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语文课堂气氛，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成效。

（二）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面向不同的学科领域

对世界民族的分类有各种角度和方法，但各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如语言谱系法，能准确标出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及接近程度，但却不能标出各族群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和生计方式的特征，这正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长处。[4]就是说，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综合运用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解决了本学科的理论问题。语文课程的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的特点，决定了语文课程资源的无限广阔性，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如果局限于本学科领域，课堂教学中一味强调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语文味”，只重视“语文”的课外读物，或者只圈定在“语文教学辅助材料”的范围里面，那么语文教学就很难逃脱没有“文化”、脱离现实生活的宿命。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及其获取知识的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语文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不断从各个学科领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和新的方法，再以“语文”为核心，对这些知识和方法进行整合，成为语文课程资源。

（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要重视背景知识的运用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重视对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地域差异比较，其经济文化类型组的排列就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文化特征。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执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也是考虑到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因此要真正了解其类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就必须了解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地方乡土知识体系的构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知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否则三级课程体系的建构就失去了实质意义。语文课程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语言文字的正确应用不但是语言文字本身的事情，还有语言文字涉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也只有关注了语言文字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语文课程作为各门学科的基础才名副其实，才能在三级课程体系中发挥它的基础作用。“纯语文知识”的教学，其实只重视语言形式方面，而抛弃了文字的丰富内涵，是缺乏“文化”的语文课程，无法完全承担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的任务。

（四）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建构

“了解作为人类进化的遗传和变异背景的经济文化类型，必然能使体质人类学的认识途径得到丰富。”[4]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可以开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眼界。因此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应该重视作为课程资源基础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认识和研究，重视在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开发的语文课程资源的原始材料的积累。这些资料应该把已有的体质人类学、民族志的资料包含在其中，眼光不能只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也应包含物质文化，如民居、生产工具等要素，要透过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去理解和传承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传统。语文教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以它为工具掌握其中的文化内容，形成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另外，为了使经验的积累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需要借助其他学科先进理论的指导，但即使是有亲缘关系的交叉学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其构建的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能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而不是解释相关学科的事实和现象。希望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摆脱不了模仿和借用的惯习，最终会使自己处于缺乏适切的解释框架的状态，无法建构一个能充分阐述学科特点的理论体系。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目前就处于这种尴尬的状态。要有所作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也只是手段，目的还在于，在积累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民族地区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才会走上有序发展的道路。

（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仅本身就注意环境、地域和经济、文化的综合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历史民族区或历史文化区的概念与之相辅相成。”[4]因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这种独特视角和研究路线，使其区别于民族学的其他理论，对中国民族经济文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为其他学科领域的借鉴和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把它运用于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领域，就要注意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的特点与经济文化类型的契合度。语文课程标准所阐述的语文学科的特点，即人文性、实践性、具有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适用于国家课程体系，而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之外，还有适用于地方、学校课程体系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母语思维和汉语思维的转换、兼容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历史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变迁问题，这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结合点。

（六）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发展指向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本民族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减轻文化变迁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压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保持其应有的文化特点”。[4]应该说，这不仅是民族学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努力的方向，也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努力的方向，当然也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目标。在语文课程资源的选择和鉴别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供了有实用价值的标准，这一标准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是否具有本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第二，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促进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第三，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反映本地区经济文化变迁的特点。按照这一标准，并非所有的民族地区的乡土知识都适合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其实就是一个价值选择、文化选择的过程，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标准的确定就是一个关乎教育哲学的问题，是民族学和教育学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而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则是各学科当前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综上所述，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学研究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出发，对作为同样关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而言，它所受到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把服务于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为立足点，关注本地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识，从语文学科的需要出发，有效整合多学科的知识与经验进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就有可能有效解决当前语文课程实施中的经验性和机械化倾向，走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邓红，李天雪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6（3）：80

[2]罗吉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与民族地区地方性校本课程的建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2）：12

能源化学论文篇（3）

1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美国信息管理专家霍顿(FWHorton)对信息资源的定义是“来源于文件和公文中的信息内容或信息机构、设备、人员、资金等信息资源的支持工具”。德国信息管理专家斯特洛特曼(KA Stroetmann)认为，信息资源包括信息内容、信息系统和信息基础结构三个组成部分。以上是广义的信息资源定义，狭义的信息资源指的是信息内容本身，本研究的信息资源指的是其狭义定义。

军事医学诞生于军事需求，随着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武器装备和军事战略发展不断提出的医学保障新问题和卫勤新需求而进步。国外虽然没有专门的军事医学学科，但从军事医学实践来看，外军的军事医学不是简单的实施救治，而是更广泛意义的公共卫生体系。

外军军事医学的主要活动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①进行的生理和心理评估和测试，筛选适合在部队服役的军队成员；

②在驻军、单位医务室、前置和后置部署的军队医院单位、维和使命或灾难应急响应的行动区域提供医疗服务；

③开展预防医学，包括军事人员的疫苗接种、食品卫生和饮用水安全、工作生活区域卫生、运动和身体训练的医疗监管、健康教育；

④研究适用于军队动物的兽药，保障军队动物享有动物保护和福利；

⑤研究军用药品、血清和疫苗等医疗材料和药剂，进行药品、血清，疫苗和手术设备的采购、存储和供应；

⑥进行军队医疗系统的财务、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设备、信息系统的管理；

⑦在研究中心、研究所、医院进行科学和医学研究。

2001年，第15届军事医学大会提出“军事医学是针对军事单位医学问题需求的知识体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2版的“军事医学”条目将军事医学定义为“研究军事活动中军队成员健康保护、健康恢复、健康促进的理论、技术和组织的特种医学，为卫勤保障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以保护、恢复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指的是军事医学认识主体在研究军事医学过程中所用到的，经过选取、加工、组织、序化的所有有用的信息资源，是卫勤保障所需的研究素材和信息来源。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与军事医学信息需求密切相关，种类包括图书(如《简式核化生反应手册》、《化学战生物战医学指南》、《生物防恐的生物剂检测》、《军事医学系统论》、《军事医学史》)、期刊(如Military Medicine)、报纸(如The Voice of Federal Medicine )、科技报告(如美国四大报告、英国航空委员会ARC报告、英国原子能局UKAEA报告、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报告、德国航空研究所DVR报告、日本的原子能研究所报告、东京大学原子核研究所报告等、会议文献(如世界军事医学大会的会议文献)、标准专利、学位论文等，还包含军事医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网络资源，如军事医学专题数据库、军事医学机构的动态信息(消息、政策法规、会议消息、项目进展、出版目录等)、站点资源(军事医学科研机构、管理机构、相关公司的网站信息)等。

2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

信息资源建设是指对无序状态的媒介信息进行采集、组织、加工等，使之成为可被利用的信息资源体系的全过程。信息资源优化指的是根据特定图书馆的性质、任务和读者需求，调整信息资源的采选主题、学科等，整合信息资源，根据对信息资源的评价结果，剔除部分资源，增加所需的新资源，通过信息资源的采选、组织、评价、剔除循环往复的过程不断优化馆藏资源。

信息资源的采选、组织、评价和剔除在信息资源优化中的作用分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资源的采选可根据读者需求、学科发展、资源共建共享需求，调整资源采选范围，突出重点学科和特色资源建设；突破传统资源类型的限制，拓展资源收藏的种类，增加数据型工具资源(基础词库、规范文档、机构词典)、事实型数据资源(科研项目库、查新项目库、专利分析库)、关联型标注资源(元数据仓储、引文数据库)、软件型工具资源(TDA、生物计算工具)的收藏。

信息资源的组织可对纸本资源进行序化和布局调整；整合电子资源，提高信息资源的揭示度，实现跨库检索，提供知识关联度强、界面友好的学科服务平台；进行范围更广的资源共建共享，推动联机编目、馆际互借、协调采购等，使现有保障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

信息资源的评价包括对信息资源保障、信息资源利用、信息资源获取、信息开发组织的评价，信息资源保障评价指的是对读者需求满足率、学科覆盖率、核心书刊的拥有率等的评价；信息资源利用评价指的是对馆藏利用率、馆藏拒借率、藏书周转率、馆际互借满足率等的评价；信息资源获取评价指的是对通过网络信息资源的设备向读者提供虚拟馆藏服务能力的评价；信息开发组织评价指的是对通过技术手段对网络资源开发和组织能力的评价。

信息资源的剔除指的是根据信息资源评价结果，剔除内容成就过时、利用率低、与学科建设发展不符或重复的馆藏。

根据信息资源优化的定义，结合军事医学的学科特色，军事医学信息资源的优化指的是根据军事医学信息资源建设的职能任务和用户需求，调整信息资源的采集范围和采集重点，进行军事医学特色资源的整合、组织与揭示，根据信息资源对满足军事医学现实、潜在及未来信息需求的评价，剔除老化资源及非密切相关资源，增加需求度强的新资源，通过资源采选、组织、评价、剔旧对军事医学馆藏不断进行的优化。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提出建立在文献分析和知识挖掘上的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策略，进一步提高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与用户需求的契合度，提升军事医学资源质量，发挥军事医学信息资源采购资金的最大经济效益，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资源采选、资源评价、资源剔除。

二、信息资源优化策略的研究现状

在CNKI中选择主题检索“资源优化策略”，学科范围选择“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共检得38篇文献(检索日期2015-03-25 )，筛选其中与资源优化策略研究密切相关的23篇文献。通过分析可知，国内“信息优化策略”的研究内容包括资源采选(如基于OPAC书目系统、网络数据库资源、OA资源的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采购体制的优化策略、资源组织(如建立功能完备的资源检索平台、统一的数据库导航系统，加强图书馆自建数据库建设，基于资源共建共享或资源长期保存提出的资源整合和优化、资源评价(如基于数据库利用情况、引文分析提出的资源优化策略，基于h-index指数法分析相应图书学科类别分布与价值利用程度提出的资源优化策略，基于重点专业馆藏资源保障和利用等指标提出的优化策略等方面的优化策略。中文信息资源优化策略研究没有开展系统全面的馆藏优化研究，研究热点是网络资源、资源共建共享、资源的长期保存或开放获取等，属于广泛意义上的资源建设范畴，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现状。

在CNKI中选择主题检索“资源建设策略”以扩展检索范围，学科范围选择“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共检得319篇文献(检索日期 2014-03-25 )，筛选其中与信息资源优化密切相关的250篇文献。为分析研究热点，将文献关键词导入EXCEL及Bibexcel软件进行关键词同被引分析，并用Vosview进行可视化(如图3)。

图3 CNKI数据库“资源建设策略”研究热点聚类

从图3可以看出，国内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热点集中在高校图书馆、复合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及馆际合作等，内容涉及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优化(包括重点学科的资源优化、特色资源建设)、网络化知识化环境下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包括资源数字化、复合图书馆建设、开放存取等)、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馆际合作。

在SSCI中，没有检索到信息资源优化的相关文献，因此选择主题检索collec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学科选择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共检得258篇文献(检索日期2015-O5-20 )。为分析研究热点，将文献关键词导入EXCEL及Bibexcel软件对关键词同被引进行分析，并用Vosview进行可视化(如图4)。

图4  SSCI数据库collec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研究热点聚类

从图4可以看出，国外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图书馆、研究型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内容涉及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整合、信息论坛、机构知识库、本地化资源、学术交流等建设策略，研究型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全文数据库、纸本期刊等资源建设策略，数字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信息服务、用户研究等优化策略。此外，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馆际合作等也是国外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热点。

三、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

分析国内外信息资源优化及信息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热点，结合相关文献调研，对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分为基于读者的优化理论、基于资源的优化理论、基于计量学的优化理论。

1 基于读者的优化理论

    读者需要理论。读者需要理论由美国学者普尔(WF Poole)于19世纪提出，后来受到美国图书馆学者克特(CA Cutter)等众多学者的推崇。读者需要理论强调，馆藏建设不能只关注资源本身的价值，要重视读者的阅读需求，根据读者的年龄、学历等，有针对性地进行馆藏优化，并从合理性、需求时限、需求性质等方面对读者需求进行了划分。

社会调查选择理论。社会调查选择理论认为，资源选择应根据社会环境调查、读者需求调查结果来确定。社会环境调查包括图书馆所辖区域的人口密度、读者分布、城市发展、工业发展、社会发展；读者需求调查包含读者类型、数量、阅读兴趣、阅读内容等。

读者使用概率理论。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hiyali RamamritaRanganathan)在1966年的《图书馆书刊选择》提出读者使用概率理论，指出采购图书应考虑读者使用的概率，选择符合读者需要、使用概率高的图书。

2 基于资源的优化理论

图书价值理论及选择理论。图书价值理论由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提出，麦维尔·杜威(Melvil Dewey)提出的选书“三最”原则是该理论的代表性观点。图书价值理论认为，图书价值分为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应重视图书的科学性、学术性和艺术性。莱布尼兹认为应及时地、连续地、均衡地选择有学术价值的新出书刊；麦维尔·杜威选书的“三最”原则指的是“最好的图书、最多的读者、最少的开支”。克鲁普斯卡娅、海伦汉内斯也都认为，馆藏要以最少的经济损耗提供最大的知识量。图书选择理论在19世纪由斯达索夫提出，指的是藏书补充需要经过严格选择，并突出系统化和特色化。20世纪鲁巴金提出了完整的“选书理论”及选书原则(系统性、完整性和完善性)。推瑞（C Francis K W Drury )、布斯威克(Arthur Elmore Bostwick)都认为，图书选择应同时注重知识价值和社会需求性。麦考文(Lionel Roy Mccolvin )基于图书知识价值和社会需求，提出纯理论的图书选择评分法，成为现代选择图书的重要理论之一。

馆藏分级理论。馆藏分级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指的是图书馆根据任务、读者需求等设计馆藏建设的结构体系，对资源涉及的学科、资源类型等进行分级。美国托马斯·布雷(Thomas Bray)将馆藏分为最低级、基本级、教学级、研究级、综合级5个级别；《藏书发展方针规范指南》将馆藏分为完整级、研究级、学习级、基础级、最低级5个等级。吴慰慈和刘兹恒也提出了五级结构的馆藏书结构表。

零增长理论。零增长理论也称为稳定状态理论，首次出现在1975年的阿金森报告(the Atkinson Report)，指的是当馆藏达到最佳规模或成熟状态后，在不断补充新资源的同时，应适时剔除相应数量的利用率较低的馆藏，使馆藏的实际增长速度为零。

文献协调理论。文献采访协调理论在1899年由美国欧内斯特.理查森(E CRichardson)提出，1942年朱丽安·鲍依德(Julian P Boyd)提出，图书馆界应分工合作，积极收集各国具有价值的资源，编制国家联合目录以便于馆际互借。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许多国际性的区域合作采访及全国性合作采访计划(theNational Program for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得到全面推广和实施。

书目控制论及文献控制论。书目控制论由图书馆学家谢拉(CJ H Shera)和伊根(M E Egan)于1949年提出[79]，指的是通过书目系统控制文献流分布状态，以促进书目数据互换和文献资源共享。1980年威利契(Hans H Wellisch)提出书目控制的基本模型(威利契模型)}80}，后来又出现了国家书目控制(NBC)、世界书目控制(UBC)、世界出版物利用(UAP)等宏观书目控制思想。文献控制论指的是文献控制系统根据内外部的信息变化进行自行结构的调节，改变文献流的分布状态，1982年，朱迪思·科林斯(Judith Collins)和鲁斯·芬纳(Ruth Finer)提出了国家层面的文献控制论。

3 基于计量学的优化理论

帕累托法则。1897年，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指出20%的人掌握着整个社会80%的财富，提出了帕累托法则。美国图书馆学家特鲁斯威尔将帕雷托法则推广到图书馆藏书利用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八定律”，即20%的馆藏可以满足80%的读者需求。根据二八定律，图书馆藏书布局采用了三线典藏制。

布拉福德定律。布拉福德定律是核心期刊选择的理论基础，指的是将科技期刊按其刊载某学科专业论文的数量多少，以递减顺序排列，可分为该学科的核心区、相关区和非相关区，各区的文章数量相等，此时核心区、相关区、非相关区期刊数量成1: n: n2的关系，核心区期刊就是该学科的核心期刊，1969年高夫曼、莫利斯证实期刊流通量的分布也近似服从布拉德福定律，1971年加菲尔德证明了被引文献在期刊分布完全服从布拉德福定律，从引文角度提出了核心期刊的定义。

能源化学论文篇（4）

一、引言

根据教学实践经验表明，《中国文化艺术导论》通识课与艺术学院其他通识选修课程有所不同，艺术的创作源于文化的修养，一个艺术家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了这个艺术家未来的艺术成就水平的高低。中国文化艺术博大精深，涵盖面非常地广泛，既体现时代性，又保持民族性。在本课程中把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结合起来，把现代信息文明与中华优秀文化历史统一起来，结合艺术学院9个专业学生的专业特点，让本科生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摆脱从理论到理论的普通通识课讲授的怪圈，让学生最终获得对专业发展有用的中国文化之精华。学生应该不是为了学分去选择通识课，教师也不是为了课时去教授通识课，通过课程的教学改革应真正达到学生从实际出发或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角度自主选课的目的。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剧，纷繁复杂的流行文化，光怪陆离的网络文化以及新鲜的西方科学主义和现代文明纷至沓来，从而造成了许多人对传统文化的困惑和质疑，这也使得传统文化教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困惑中。外来文化的输入和渗透使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受到挤对，社会不良文化使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受到熏染，青年流行文化的盛行使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受到冷落，以网络文化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使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滞后。本文借鉴相关国内外最新研究理论与实践，从教学模式角度对《中国文化艺术导论》通识课程进行研究，担任这门通识课的所有老师必须实实在在的努力，去做好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传播和弘扬工作，不仅是知识的教育，更本质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华文化、把握中华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人文关怀的情结、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在精神上真正成人。保证教学效果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共同努力，力争打造一门具有艺术学院特色的精品通识课程。为了克服一个教师授课的知识结构欠缺的困难，尝试团队通力合作的方式进行教学，一门课由多名教师共同完成，按照专题讲授，讲透讲好。在正式上课前，负责《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导论》的各位老师们集思广益，资源共享，互相学习及了解别人所讲述的内容及课件，从全局、宏观的角度把握本门通识课程的教学体系，在上课时，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再辅以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等手段，会使课堂教学变得更有活力和吸引力。

二、通识选修课大学教学模式的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徐岚(2014)提出通识选修课要改变大学内部的“重科研、轻教学”现象，首先应该改变以往政策对“研究卓越”的完全聚焦，在国家高等教育战略规划中建立“教学卓越”的概念，政府需要在市场与大学之间重新定位;其次，把互联网引入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加强对创新人才的培养。相关教育学者们对通识选修课“教学模式”这一概念的系统研究是继乔伊斯和韦尔出版《教学模式》一书之后。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教学模式概念的界定、教学模式的构成要素、教学模式的创建及应用实施等方面。但是以大学教学模式为研究主题的文献很少，大多集中在大学教学模式存在的弊端、如何创新大学教学模式及大学教学模式变革的走向等方面。钟志贤在《教学设计视域:大学教学模式的局限与走向》一文中提出当前大学教学模式主要存在十大问题，并且分别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改革的方案。大学教学模式变革已经不是一个很新鲜的话题，已经有一些国家走在改革前列，他们正将教学的考量纳入整体的卓越计划中，例如西班牙的“国际卓越校园计划”、德国的“卓越计划”和爱尔兰的“学校研究计划”，他们是同时强调研究和教学的重要性的;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为培养卓越教学理念制定了专门计划，例如芬兰的“大学教育卓越中心计划”、英国的“教学卓越中心计划”、德国的“卓越教学计划”、法国的“创新教学卓越计划”和台湾地区的“教学卓越计划”，这些计划是用来资助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建立或着进行教学模式改革。钟志贤教授针对当前大学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以教学模式的基本构成要素为研究模板，详细的论述了大学教学模式改革的路径:即培养建构主义教学理念、注重高阶能力的培养、注重知行合一的价值取向、走向双主体关系和互动对话关系、培养建构主义技术应用、运用多样化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走向弹性且灵活的教学设计、强调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强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运用以学习者发展为中心的教学评价。目前，通识选修课“翻转课堂”已经应用到很多学校的教学实践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课程的教学不足现状

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信息化的教学资源也逐渐被学校引起关注，这种信息化的教学资源能够囊括很多的教学信息，并且能够集合有价值的教育信息。学校信息化教学资源的丰富利用能够极大地扩充学校的教学资源。信息化的教学资源也是优化教育资源的一条途径，但是目前为止《中国文化艺术导论》大部分教师还没有足够的敏感度去优化现有的教学资源。《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课程教师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偏向于运用固定一种教学方法，这就映射出对教学资源利用的过于简单化，不能够很敏感的整合现有的教学资源，多方式的利用信息化的教学资源。经过调研统计的数据可以得出，50%以上的《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师认为他们自己有较为敏感的教学资源意识，近60%的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不能开发出有利于课堂教学的教学资源品类，近70%的教师不能够及时的意识到生成性教学等与课堂教学相关的教学资源，我国大部分学校教师有能力辨别有用的课堂教学资源，但是还存在22．3%的教师不具备辨别有用教学资源的能力。总体来说，《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师对教学资源优化的敏感度还相对较差。分析当前我国学校教师对教学资源优化的敏感度相对较差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学校教师对教学资源观没有形成彻底的认识。其次，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善于运用固定的、习惯性的思维进行教学，从而缺乏开发有用教学资源的能力。总的来说，在我国《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学模式变革的过程中，教学资源方面的各种问题都需要得到充分重视，并且要在教育资源的优化上借鉴新的教学模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课堂教学进行优化，从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学模式的变革。

四、《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对策研究

(一)构筑《中国文化艺术导论》完整的课程体系

1．打造一流《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核心课程

一个事物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或者想得到长期发展必须有出色之处。教育既是如此，一所学校要想变得更优秀，除了高质量的教师团队外，必须具备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课程。如果一个学校核心课程不具备竞争力，那么这所学校的竞争必然会处于劣势地位，很快会被一些更优秀的院校所代替。学校要不断地巩固学校核心课程或者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建立核心优势，注重培养全面发展且高素质的教学团队。扩大学校的优质课程面，进而培养出一流的学生。由于学校教师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由这些教师讲授的课程质量自然也参差不齐，引进必要的优质的新的教学模式课程可以弥补所造成的课程质量差。学校的非核心课程过于繁杂，有的已经开设的课程质量不高，有的选修课根本开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引进高质量的新的教学模式课程可以让学生选修到高质量的课程，进而可以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

2．开展新的技术运用于《中国文化艺术导论》线下教育

新的教学模式在线教育之所以得以顺利发展是由于有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等技术作为支撑。学校可以把这些技术运用于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对整个学习过程进行精细化的管理。教师应该学会这些技术的应用，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可以通过这些技术分析学生的优势与不足，为每一位学生打造出一整套培养方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这不仅满足了不同特征的学习者的学习的需要，正好也迎合了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

(二)开发《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数字化教学环境

1．明确建立数字化教学环境的指导思想

在建设《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课程数字化教学环境之前，学校领导首先应该明确建立数字化教学环境的指导思想，即统一规划、全面设计、整体安排以及分步实施。数字化教学环境是一种跨时空、跨平台的一个概念，并且是由多媒体教学环境、网络教学环境以及技术服务体系共同支撑的教学环境。数字化教学环境涉及很多个领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技术也相对复杂。因此，在开发数字化教学环境时要充分整合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硬件设备资源以及充分利用教育技术优势来顺利推动数字化教学环境的建设。

2．应注重《中国文化艺术导论》多媒体系统的建设

学校在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时应注重多功能多媒体系统、开放式的学习系统、网络教学平台和在线答疑系统等子系统的建设。因为这些子系统可以丰富教学课堂教学手段，可以对学生进行合理的指导，引导学生运用更多的学习方法。学习系统的开放化可以帮助学生随时随地的获取学习资料，可以丰富所学课程的相关资料，这不仅对教师的教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促进了学生的多功能学习。完善的教学管理系统和支持服务系统可以对教学的顺利进行做出很大的贡献。最后让教师学会用技术教学，学生学会用技术学习。

(三)建立校级《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

处在新的教学模式时代，建立校级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可以加快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进程。最近几年，政府和学校对建立校级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投入很大的精力，但是就目前来讲，我国学校对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建设的程度还不能够满足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进程。对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应用等方面还需进行大量的研究和实践。笔者将从建立校级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理念、思路以及设计架构这三个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1．明确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设计理念

要明确《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设计理念，即“共享、聚合、应用”。共享是指不同背景、不同层次的学习者可以通过网络学习到在网络上分布的学习资源，并对其进行共享和有效利用;聚合是指运用一些资源管理技术手段把所需的教学材料集中在一起，并把集中好的学习材料放在网络上供学习者学习;应用是指提供给不同背景层次的学习者学习、利用这些聚合学习资源的环境，并且最大化的利用这些聚合过的教学资源，使这些聚合的教学资源的作用得到更大化发挥。

2．理顺建立校级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思路

要从《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课程概念上、技术上以及运行实施上理顺建立校级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思路。从概念上来讲，建立校级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目的是为了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和利用的最大化，也就是说要对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教学资源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并且建立一种机制来保障所建设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能够顺利运行并且起作用;从技术上来讲，是运用相关的技术对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教学资源进行多方式的共享，从而可以解决多方向的教学资源共享和协作;从运行实施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方面来说，教学资源中心应该面向全球建设教学资源网点，把线上线下所有的优质教学资源通过相关技术手段聚合起来，为世界各地所有的学习者提供丰富且优质的教学资源信息。我们可以把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分为教学资源管理、教学资源制作、知识整合以及教学资源扩展四个模块。在教学资源管理方面，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作用是对聚合过的教学资源进行储存、管理、评价等，不同的学习者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在网络上对聚合过的教学资源进行搜索、浏览或者下载等，并且可以了解所下载学习资料的属性，将其收藏在自己的资源库中进行储存;教师们在对数字化教学资源进行制作时应该针对不同模块的教学资源进行不同的模块设计，并且还要运用多媒体剪辑器等相关技术对教学资源信息状况进行追踪记录，以便于学习者后期的使用;在知识整合阶段，这个阶段的作用就是对线上线下的零散的教学资源进行再加工、再整合，使其成为一个具有科学性并且有效的教学资源系统。

(四)更加注重《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课程学生学习成效的教学评估

1．明确学生学习成效教学评估的评估主体

要明确学生学习《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成效教学评估的评估主体。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和受益者，提高学生的全方面的素质水平是高等院校办学的目的所在。因此，学生才应该作为高等院校教学评估的主体。把学生设定为学校教学评估的主体，那么学校教学评估就应该围绕学生来开展，譬如，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或者掌握技能的情况等。从调查显示的学生的学习情况来映射出学校的教学质量，这样可以保证评估所得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被评估的主体在评估过程中占据被动地位，以防出现各种不必要的干扰，增加其评估结果的客观性，从而更好的反映出学校教学目标的达成程度，让学校更明确的认识到学校自身所处的地位。

2．保证《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课程评估中介机构的独立性

基于学生学习《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成效的教学评估的评估主体的非官方的评价机构。这些评估机构所作出的评估结果主要是用于提高原有的教学方法、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评估机构与被评估机构没有隶属关系，是合作关系，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有权利对被评估机构进行咨询。评估结果不会对学校后期的发展有任何的影响，因此，在评估的过程中，被评估机构不会感受到有强制性的压力。这种基于“学生学习成效”的教学评估的评估方式可以避免政府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评估结果会具有较高的信度。

3．确保《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评估方式的科学化与多样化

要针对不同领域的学校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细节化的评估标准，并且对不同研究领域的学校进行评估时，其评估标准都可以准确的体现出其领域的特色。社会上多样化的评估机构的存在可以供院校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由于社会上评估机构的多样化，这些评估机构为了生存下去，必定会最优的做好本职工作，赢得社会及院校的认可。他们彼此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这种竞争机制属于良性竞争，也就是说，评估机构为了得到更好的发展，他们会优化自身的评估方式，更准确的变大出评估的信息，从而会营造出越来越健康的评估环境，最后使学校教学评估一直往更科学化、更现代化以及更先进化的方向发展。

(五)注重对《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师的培训

1．建立《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师交流中心

建立《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师交流中心，服务于提高教师《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课堂教学能力。除了教师要转变传统的面对面教学模式，创新现有的教学模式，树立起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学会熟练应用计算机，探索在线教学模式外，还需要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来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技术的应用，另外还要组建一支高水平的技术团队即教师发展中心为教师提供教学技术方面的咨询服务。教师发展中心还应该对教师进行持续的培训，在培训过程中针对不同教学技术水平的教师制定出分期培训计划。让教师及时的掌握教学的新技术、新方法以及教学新的理念，并且在知识上丰富自己，能够合理的运用教学媒体，强化教学设计，能够做好课程设计与组织实施并且在知识上丰富自己。教师发展中心除了服务于教师之外，还要对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素质发展等方面的服务于指导。新的教学模式时代的到来迫切需要教师发展中心这一平台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进一步推动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2．倡导《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师科研型教学

倡导《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师进行科研型教学，把科研引入到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去。新的教学模式的以学生学习发展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已经做出了示范。我国高等院校也逐渐开始重视教学理念向以“学生学习为中心”教学理念的转变。教师进行科研型教学是以建构主义为基础的发展起来的，建构主义认为认知个体要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平衡，就必须通过同化与顺应，并且所达到的平衡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个体的不断丰富发展和提高就是在这种动态的循环中进行的。知识是通过主动建构形成的，而不是通过被动接受形成的，因此，知识不能够对一切问题提供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在运用知识解决具体问题时并不是一用就准，而是针对具体问题所处的情景对个体所具备的知识进行再加工与再创造。进行科研型教学可以采取以下两个办法:第一，教师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变成教学资料展现给学生，以供学生进行学习研究。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创造性学习的能力，而且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第二，教师为了在课堂上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在课下教师就会非常注重对教学的科学研究，进而在不断的科研过程中会关注到很多与科研相关的前沿问题和实际问题。这就会使教师不断地挖掘新的、真实性的、前沿性的教学材料，不知不觉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进而提高教学质量。科研和教学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是不可分离的，相互促进的一个整体。

参考文献:

［1］纪薇，王红松，苏本江．关于高校选修课教学的几点思考［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8(Z1)．

能源化学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8-111-02

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因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位高校工作者的重要责任，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而实践教学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和吸引力的有效方式。本文就闽南地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问题进行探讨。

一、闽南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资源

闽南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兼容闽越土著文化和海洋文化形成的，多元的、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文化。作为传统文化,它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尽管其中尚存不足之处,但蕴含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多得的丰富资源。具体如下：

1.开拓精神。敢于吃螃蟹，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是闽南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神之一。古有宋元时期，闽南人大规模出洋贸易；明清海禁时期，闽南人敢于冒禁下海。今有20世纪80年代初期闽南人率先与我国台湾商人进行海上贸易。即使在“”时期，全国各地正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而闽南的晋江人却敢于冒险犯禁,开设“地下工厂”做生意。如今，闽南商人勇于竞争的精神促使他们成为福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形成一系列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仅以鞋业为例，晋江每年生产的运动鞋数量超过50亿双，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运动鞋生产基地。闽南人以其面海的自然优势，甘冒风涛之险，置生死于度外，向海洋发展，锤炼出勇于竞争、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

2.拼搏精神“爱拼敢赢”是闽南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闽南民间自古就有“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的说法，特别是闽南商人更是崇尚“宁做鸡头，不当凤尾”的思想。而要做“鸡头”就不能随大流，必须独辟蹊径，拼搏进取。因而，“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成了闽南人拼搏进取精神的现实写照；“办企业就要当老板”就成了闽南人的价值取向。自古到今，闽南人怀着“爱拼才会赢”的坚定信念，把封闭的边海变为开放的窗口，把闽南文化中最值得弘扬的的拼搏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省外投资创业的福建人超过250万人，其中，仅闽南的泉州一地就达70多万人。

3.开放精神。闽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与漫长的移民历史和海外交流史结合在一起。闽南移民可以分为比较集中的两个阶段，一是自西晋开始，久经战乱的中原人“衣冠南渡”大举南迁；二是自明朝以后数百年间，闽南人“过番”南下东南亚。长年闯荡异域，艰难谋生和见多识广，塑造了闽南人胸襟广阔、自强不息的豪放性格。同时，闽南背靠大陆，面向大洋，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各国、各民族、各宗教文化在这一地区和谐共处。在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下形成了以中原华夏文明为主体，以儒学为核心而带有浓厚海洋性和地域特征的文化系统，塑造了闽南文化兼容、开放的精神。

4.务实理念。闽南地区地瘠民稠，生存空间狭小，再加移民环境，致使闽南人更加崇尚务实的创业理念。这也就是明清以来相当部分闽南人冒险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以谋取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所在。精明务实的创业精神，培育了闽南人无所畏惧的性格，历史上闽南人就以敢作敢为而著称，缔造了许多奇迹，以致巨贾辈出。若以世界华人富豪榜所列资产1亿美元以上者统计，闽南籍和来自闽南文化圈范围者（台湾、广东潮汕地区）约占2/3。改革开放以来，闽南人精明务实的创业精神再次得到充分激发，并取得巨大的成就。仅以泉州为例，改革开放之前，泉州地区是福建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泉州现在已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经济总量连续10年居福建省首位，约占全省1/4。2010年，泉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3564.76亿元，人均GDP已达6000美元。同时2009―2010年泉州人均收入在全国城市人均收入排名第24位，达12699元。

5.“祖根”意识。闽南文化崇源重本、格守传统。不管是西晋开始的中原人大举南迁，还是明清时期闽南人远渡重洋南下东南亚，闽南先民闯荡异域，艰难谋生，思乡念土，塑造出强烈的“祖根”意识。在共同的血缘、心理、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能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广义的闽南人凝聚在一起，养成强烈的群体意识，这种强烈的“祖根”意识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维系闽台区域关系的“粘合剂”，是闽南文化向心力的大众心理基础，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基本形态

所谓课程资源，是指形成课程的要素来源以及实施课程的必要而直接的条件。闽南文化是指闽南地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共同心理和文化特性的结合体，包括一定的行为规范、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念、理想目标、地域心态等。它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宝贵资源。这一资源具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1.物质文化资源。所谓物质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文化形象的外在表现,主要包括闽南地区的自然景观、人工环境和生产、生活用品中的文化因素等。例如，闽南大地分布着众多的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即使是处于宏大历史背景之中，也与闽南当地人民的生活和当地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地方意义，它们是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实践教学课程的重要资源。又如，闽南大地拥有大量富涵地域特色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资源，各风景区还伴有美妙动人的神话传说，或名人轶事趣闻，这些都是开展爱国爱乡实践教学活动的重要资源。再如，闽南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积累非常深厚的地区,各种博物馆星罗棋布，而博物馆正是学校教育难得的宝贵资源，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稳定基地。还有，闽南村落建筑是中原士民进人闽南后逐渐形成的，具有特定基质的社区基层组织基本形态，具有血缘性、聚居性、稳定性的特点，并代代相传至今，是“祖根”理念的物质载体，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场所。

2.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所谓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民众的生活习惯，如婚葬嫁娶、节日庆典、饮食起居、社交往来等地方传统。这是当地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且以某种方式固定下来的生活经验的凝结。例如，闽南人具有聚族而居的传统风俗。闽南人90%以上是北方移民，他们既受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之苦，又受国内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双重侵害。当他们到达新垦地之后便自然而然地采取了聚族或聚乡而居的形式，以应付新的环境，稳固自己已经占有的生存空间，拓展本家族、乡族的社会势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风俗促进了早期闽南文明的开发和进步。到明清时期，闽南人远渡重洋到东南亚谋生，身在异国他乡，他们又聚族而居，扎下根来，并将在海外的赢利回报故乡的同时，为故乡带来了南洋文化。所以，闽南人历来爱国爱乡，涌现出许多动人典范，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

3.精神文化资源。所谓精神文化资源，是指闽南地区民众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道德标准，它是闽南人的精神支柱和活力源泉。其表现形式为民众价值观经过提炼高度概括出来的口号、歌曲、象征性符号等。例如，从某种意义上讲，《爱拼才会赢》这首家喻户晓的闽南歌曲，正是闽南人“爱拼敢赢”文化精神的写照。纵观历史，闽南先民正是在这种精神支撑下，开疆拓土，远渡重洋；横看当今，闽南人正是在这精神鼓舞下，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团结协作、开拓进取，开创闽南经济发展的新纪元。

4.活动文化资源。所谓活动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民众在丰富多彩、富有特色的具体工作、生活、文娱、学习等行为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它是民众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娱乐方式、生产方式和锻炼方式。闽南活动文化方式种类繁多，其中很多不仅具有娱乐价值和生产价值，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泉州为例，作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享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著名侨乡”、“木偶之乡”、“南音之都”、“多元文化宝库”之美誉。不仅富有星罗棋布的静态文化，而且拥有丰富多彩的动态文化，二者完美地形成了泉州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海丝”文化、华侨文化、泉台文化、戏曲文化、民俗文化、方言文化，以及茶文化、石文化、瓷文化等诸多元素。这些都是我们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丰厚素材。

三、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行为模式

1.完善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系统工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是以不同的形态分散于社会各个角落，具有多重属性，正常情况下,它们分属于不同部门管理。因此，对其进行开发利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做到：

首先，闽南地方政府应制定当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资源建设的指导性意见。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资源的需求分析为基础,对闽南文化资源开发力量进行整体部署。在充分调动高校、教师等在该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中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同时,扩大社会各界特别是闽南文化资源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教育参与力量，激励更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协同该课程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

其次，高校必须面向社会宣传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以取得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广泛支持与合作。通过宣传和沟通，使闽南文化资源所有者和管理部门与学校形成共识，达成协议，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明确各自的职责，为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正常开展奠定基础。

再次，高校必须充分挖掘开发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地域特色人才。所谓地域特色人才，是指闽南地区那些在知识、技能、社会资源、人脉等方面有教育影响力的人士。其构成主要有：党政机关相关人士、闽南文化专家、企业界人士、离退休干部和学生家长。他们身上聚集着各种不同的资源和潜力，是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不可或缺的人力因素。

第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提升自身闽南文化素质。由于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最终是要落到课程执教者身上，所以，教师的闽南文化素质直接关系到实践教学资源开发的质量。针对高校教师来自全国各地，相当一部分教师来自非闽南地区，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其闽南文化积淀先天不足，这为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通过各种手段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闽南文化素质势在必行。

2.探索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新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创新思维，努力探索一条充分发挥大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以最大限度实现闽南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新路子。具体模式如下：

第一，体验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体验式实践教学模式，就是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参观诸如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华侨博物馆、郑成功陵园、施琅纪念馆、李贽纪念馆等闽南文化保护区的各种物质文化资源，让学生去亲身感知和体验闽南文化精神，以获得思想道德升华的模式。这种实践教学模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深受学生欢迎，能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第二，探索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探索式实践教学模式，也就是引进来的教学模式。一是邀请闽南文化专家到校为学生作有关闽南文化的专题报告。二是将闽南物质文化资源、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活动文化资源引入课堂，引导学生探索所蕴涵的闽南精神文化。以此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这种实践教学模式，一方面有助于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闽南文化所含思想政治教学资源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助于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作用，培养学生学术探索能力，挖掘闽南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并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三，创作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创作式实践教学模式，特指引导音乐、美术、建筑、创意等相关专业学生，对闽南物质文化、传统风俗文化、精神文化、活动文化进行传承、创作和创意的模式。在创作过程中使学生深刻理解、领悟闽南文化精神的内涵，实现闽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种实践教学模式深受相关专业学生的欢迎，对学生的影响也具更直接的效果。但这模式通常只适用于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和学业基础的大学生，而且还应得到专业教师的支持。

第四，娱乐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娱乐式实践教学模式，指结合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引导学生欣赏闽南传统风俗文化和活动文化，从中提升对闽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感悟，以达到寓教于乐目的的模式。如，引导学生观看高甲戏、梨园戏等。又如，利用节日活动组织学生开展课本剧演出和南音欣赏会等，这种实践模式的优点在于受众面广、参与性好、感染力强。但必须得到宣传、艺术、演出等部门的协助和支持，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本文为2010年福建省教育厅思政课教学研究专项课题《挖掘闽南文化宝贵资源，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和吸引力的研究》[JAI0393S]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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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燕.试论社区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2）

4.李康平.论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运用的价值与路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4）

能源化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4-0144-05

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利用的教学资源，依据其存在形式，大致可分为显性资源和隐性资源。在传统的理论课教学中，由于课程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在教学的过程中，显性资源凭借灌输式、说教式、宣讲式等讲述方式，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较为充分地开发与利用，与此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活力，使教学效果受到影响。由于隐性资源具有教育影响的潜移默化性、教育效果的长期性，能更有效地释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弹性和张力，能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改的需求，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隐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然而，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丰富的隐性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甚至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研究隐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有关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隐性资源开发和利用对思想政治

理论新课程的重要性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

1.社会心理、社会思想的变化给新课程带来的挑战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成长起来的90后，正在成为大学校园受教育者的主要群体。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催生出崭新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想。市场经济成为中国公民广泛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市场经济体系造成了较为悬殊的物质利益占有的差异，形成了思想领域的物质利益倾向和浓郁的个人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所倡导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价值观、人生观取向和市场经济价值导向激烈冲突，市场经济影响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包围之势，思想政治的影响日渐式微。网络等新媒介的出现促成了信息资源传播的革命式变化。中国社会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心理、思想观念领域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严峻挑战。革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迎接时代挑战，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的主旋律。灌输式、宣讲式等教育方式日益陈旧而渐失生机，思想政治教育的无意识化、生活化、实践化的新课程改革趋向被逐渐认可。重视课堂中的各类隐性资源因素的开发与利用，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导地位，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性与吸引力成为理论课教育者的时代使命。

2.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属性问题

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属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阶级属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得以存在的客观依据。立足课程属性，教学才有规定的原则、立场等硬性规范。把握课程的阶级属性，理论课教师对于课堂教学中的话语体系也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把握和遵循课程所要求的主旋律。否则，在学生心中课程形象就无法树立起来，教师自己在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和范畴等的选取上也会出现把握不准的情况。以课程性质为纲，拓展和规范教学内容，在坚持课程属性的前提下，老师们在课堂上发挥的自由空间反而更大，课程本身的专业特色和丰富内涵不减反增，教学效果反而更加显著。但是，课堂教学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属性问题往往容易被教条式地理解并且僵化对待，出现割裂思想政治，片面强调政治性而忽视思想性的现象。结果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远离学生的生活和思想实际，成为一种空洞的说教，减弱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效性。与思想政治理论阶级属性相适应，灌输式、宣讲式等教学方式必然被广泛使用，这更加深了学生与课程的隔膜。因此，引进教学资源，更新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法，重新确立教学评价标准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际效果日益重要。

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自身建设问题

社会环境的恶化，理论课教师地位的边缘化，课程从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的难度，学生对课程的漠视，教师对自身工作价值的怀疑和否定，使得作为课程教学主体的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大打折扣。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授课教师一定要在克服以上不利因素的前提下，建立与当代实际相适应的教学价值观，提高自身素养，加强自身建设。

此外，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隐性资源的开发，也是教师自身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思想理论课教学中，一味地强调文本内容和传统的教学方法等显性资源，加剧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严峻形势。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的传播者，除了语言表达的规范、富有生命力等等之外，还需要特别注重言词之后所内隐的教师的理想信念、科学态度、人生境界等问题，注意人格的渗透力和行为的垂范价值，使学生能够感同身受，促使学生实现由知到行的转化。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组织者，要关注教师的课堂组织管理能力和水平，重视课堂管理中内隐的课程资源，提高自身素养，增强管理艺术，营造优良的教学氛围，推动和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的实现。

（二）隐性资源开发和利用对思想政治理论新课程的重要价值

隐性资源以潜在的方式客观存在于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中。目前，理论课教学中被使用的教学资源大量地以显性资源存在，隐性资源则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处女地。教学实践证明，显性资源直白地宣讲阶级意识和政治倾向，使理论课变得僵化而缺乏生机，而隐性资源则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及价值，它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心理、社会环境的变化，满足新课程的要求。开发和利用隐性资源的现时价值尤为突出，具体地讲，隐性资源开发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隐性资源能有效地化解教材体系，“生化”“活化”理论课

理论课教学实践中，一方面，在课堂外生成、以物质制度等为载体的隐性教育资源，如，学校环境、校园规章制度等的使用能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另一方面，教材文本所蕴含、内隐的资源也能起到激发课堂活力的重要作用。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就内容及导向看，基本上属于政治文本、意识形态文本和政策文本，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理论的宣传，压缩探讨思考的空间，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需求产生冲突。作为学术文本、思想文本的理论教材则蕴含着丰富的隐性资源。挖掘和利用这些隐性资源，拓宽教材内容，沟通历史与时代、理论与现实，用以弥补教材之不足。这些资源能有效地将道德的、审美的、学术的、政治的和科学的经验与知识渗透到教学活动中，对受教育者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此外，教材中的内隐文化价值观能通过心理的微观层面活动对学生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有利于削弱理论课的“强控制”传统刻板印象，有效地破除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学生不再被当作是理论知识的被动“接收器”，而是被看成是有多方面需求的、发展中的现实的教学主体。

2.隐性资源能沟通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让理论课植入学生心灵

课堂教学的推进是在与非正式学生群体文化等多种隐性资源的交互作用中进行的，教学不是教师一人所开展的独角戏，学生个体作为一种重要因素对施教进程也会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教学班中不同学生群体的存在及由此而形成的非正式学生群体文化隐性课程。作为集体成员的学生个体，他们会不自觉地通过暗示、认同、模仿等无意识心理活动逐步使班级养成优异的心理氛围。积极健康文明的同学关系会营造良好的心理、情绪、情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种融洽和谐的教育教学氛围。否则，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隐性资源主要有物质、制度和文化等几个方面的静态载体。依附于不同载体，或者由于价值导向的不同，会导致不同隐性资源的生成。有意识地挖掘类似隐性资源，将诱生丰富多样的隐性资源，激发课堂无穷的魅力。课堂教学中，除了下意识地使用以上隐性资源外，特别要关注在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文本的多重互动中逐渐推进、瞬间生成的隐性资源，尤其要关注不可重复、无法复制地随着教学内容的展开和多种课堂因素的交互影响中形成的“生态式”情景课堂。教学互动中，学生所犯的错误，学生的质疑、提问与教师的回应，教师对学生的多层面评价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的隐性资源。合理利用这些资源对思想政治理论将形成十分积极的影响。

此外，探究式、合作式和体验式等学习方式本身也成为一种有效的隐性资源。此类学习方式的倡导有助于学生获得自我探索、发现知识的经验体验，有助于培育学生形成严谨、团结、合作、求实的学习风尚，使班级形成向上的精神气质与面貌。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隐性

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几个重要环节（一）良好课堂教学环境的营造

教学环境作为一种隐性资源，会促进学生的社会化成长和某种程度的个性自由和谐发展。教师主导型的教学环境对学生成长发展的作用甚微，它一般只从自身愿望和设想出发，漠视学生的兴趣、需要、经验和发展水平。优良的教学环境要求在知识与能力相互转化间，学生能充当主体角色，允许一个独立空间的存在，让他们去自我观察、探索、讨论和创造，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我们这里所说的教学环境主要指教育氛围、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等课堂人际关系的存在。在课堂师生和生生互动活动中，教师具有指导者与合作者的双重身份，教师要善于捕捉细微信息，能抓住教学活动中的偶发事件，以自己的热情、机智感染和教育学生。

环境具有教育功能，它本身成为一种教学“磁场”，能让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和启迪。开发环境教育资源，注重环境创设和布置，有意识地通过生生互动、文本交互、师生交流，及时抓住时机进行教育，把学生的主体地位放在思考问题的首位，把环境本身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和课程模式的建构性要素高度重视。创造一种安全、轻松、愉快的精神环境，不仅要重视文本教育，同时也应把课堂环境创设作为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要素来探索研究。此外，为学生独立性发展创造环境，尊重他们的愿望，给学生选择、安排的自由，把自交给学生，教师参与尽量多引导少干预。环境设计应体现主体性、合作性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题特色性。

课堂人际关系的生成及驾驭。教学中生发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对教学产生强烈的渗透性影响，它本身就成为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导向正确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等课堂人际关系有利于课程的多向度发展和教材的弹性展开，有助于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与之相应的则是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教师倡导和主张的合作式、探索自主性学习方式促成了新资源的产生。合作学习为生生之间互动提供了新资源产生的平台；探究性学习，成为促使学生自我内省、自我评价、自我教育和成长的重要隐性资源；自主学习为学生社会化发展并成为独立的个体做初步准备。

（二）文本教学内容中隐性资源的挖掘

课程资源不同于教学目标指引下的教材文本内容，对文本内容的补充和替换是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重要途径。课程资源的开发，需要在教学主客体的良性互动中、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过程中予以实现，这种转化体现出文本内容价值目标和教育教学功能目标的和谐统一。对于显性资源而言，这种转化过程一般根据课程教学目的，课程内容的立场与价值导向，确定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线索，对具体而丰富翔实的课程资源进行开发，然后通过鉴定、筛选、挖掘基本途径，开发课程资源。而对于教材文本中的隐性资源挖掘，一般从学生需求、学生情感、情绪和感受出发，注重从教学艺术、学生的发展等层面来寻求隐性资源挖掘的线索。隐性资源开发利用的线索应该具有层次性和多向性。在动态课程教学中，教学氛围、教学情景、教学灵感、突发事件、师生的问答等都是很好的课程资源线索。

（三）隐性资源的情景式生成

隐性资源服从教学内容的需要，除了教师下意识地预设和安排之外，隐性资源基本上都是基于课堂因素变化而形成的。每种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孕育出取之不尽的课程资源。过去，理论课课堂教学有重教材，忽视其他教学环节的倾向，随着课堂教学改革的推进，其他课堂资源因素开始被强调，特别是多种因素交互、动态地生长而成的“生态环境”。这些生态环境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课堂教学中偶然事件的发生、师生互动中产生的新信息和新知识、教材的创新使用等等。环境生成造就了这些稍纵即逝的隐性资源，如果能及时地把握和利用，课堂内容将进一步得以拓展、延伸和升华。把握和驾驭这些资源，主要依赖于教师的智慧禀赋与驾驭能力，教师应形成利用资源的自觉性，随时准备激发和利用隐性资源，使隐性资源载体的作用得以及时发挥，将隐性资源置于实践的基础之上，使潜在的资源显露出来。

（四）教师作为隐性资源因素的开发

教学中，教师是新课程隐性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主体因素，学生也是课程资源的创造者和消费者。教师在隐性资源的挖掘、利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学观念滞后，僵化教条地使用教材，必然束缚课堂的活力，压制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基于自身的知识结构、知识储备、综合素养等将教材中的隐性资源开发，展示出来，同时在动态的师生互动实践活动中，在知识探寻的教学活动中，激发和把握隐性资源，调动和运用情感和价值观等精神性因素，培养学生正确的适合社会需要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教师本身会成为重要的课程资源之一，其仪态仪表、言行举止、情感价值观态度等将对学生发挥潜在而深远的影响，教师之于教学一般会起到“师定课程资源”。此外，教师进行创新性工作，会使自身成为隐性资源最重要的开发者和利用者。再者，教师群体之间的合作、交流、共享课程资源等活动，也能积累、开发和利用各类隐性资源。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隐性资源

开发与利用应注意的问题（一）树立课程隐性资源开发的意识

教学意识是教学实践的先导。课堂教学活动是课程资源重新生成、不断组织的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对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现实的教学是多因素变化作用的过程，是学生个性不断张扬、发展、提升的过程。而对教学活动中呈现出的教学场景和教学细节，应及时采撷、激化，服务于教学目的，及时有效地化有形教材为无形教学。总之，树立课程开发意识是课堂教学有效开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开发隐性资源之前，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具备足够的问题意识，寻找开发隐性资源线索，努力探寻并回答以下问题：需要秉持怎样的价值导向来开发利用隐性资源？如何开发和利用？开发后的隐性资源凭借什么样的中介进入教学过程？通过什么方式利用这些课程资源会更加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并在教学中予以践行，有利于正确定位资源内容并有效指导隐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现资源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具有资源意识是开发利用的基本前提，这种资源意识是从两个方面来强调的，一是隐性资源意识；二是隐性资源开发意识。

（二）确立课程隐性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价值取向

政治理论课隐性资源有鲜明价值取向。课程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它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和纯粹客观，而是具有极强的个性和主观色彩。教师对课程资源的认识和筛选、开发和利用与教师本人的教育理念、教学观及教育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联。思想政治理论课隐性资源主要有以下价值取向：一是目标价值取向。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目标有三个维度：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取向。由于在兴趣、理念、特长等方面存在着个体差异，导致教师在选择、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过程中会有所偏重，目标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内容、资源利用方法，而资源内容及其利用方法又会更好地为目标服务。二是学生取向。围绕学生的心理需求，学生的兴趣和发展进行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服务于学生成长发展需要的价值取向属于学生取向。实际操作中，一般是混合两种价值取向，取中间状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平衡两种取向上起关键作用。

（三）创造性地开发与利用课程隐性资源

重视课堂教学过程。教学过程的真实推进及最终结果，更多的是由课程的具体行进状态以及教师当时对教学问题的处理意识及其对问题的解决方式决定的。任课教师在每堂课上所教授的具体内容、使用的教学方法、面临的教学环境和经历的过程并不相同，每一次都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教师的创造才能、主导作用，正是在处理这些情景中得以发挥。同时，智慧而富有成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对教师的知识结构、能力水平提出了挑战。通过师生间、生生间的动态信息交流，实现师生互相沟通，引发思想碰撞。

秉持先进的教育价值观。先进的教育价值观是创造性地开发和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隐性资源的前提。课堂教学本身是师生共同参与的生命活动的一部分。认真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对学生而言所具有的独特的发展价值，确保教学为学生的多方面发展提供优良服务。理论课教学教育注重以生为本，创造性地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

关注课堂创造性活动。课堂隐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课堂活动的重要源泉，也是教师教学风格、教学个性产生的基点，在激发课堂活力方面起主导作用，没有创新意识和激情，没有一定的创新力和跳跃性的洞察力，仅仅依靠固有模式执教的教师，是不可能有效把握和利用隐性资源的。与直接或间接获取的显性资源不同，隐性资源相对利用价值更高，开发的成本和难度大，有些隐性资源藏匿于创造性活动之中，呈现未开发状态，有些甚至难于用文字来表达，但是又有可能成为课堂珍贵的教学资源。因此，独具创新意识，努力开展经常性的创造性活动，是开发和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隐性资源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1]吴刚平.课程资源的理论构想[J].教育研究，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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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化学论文篇（7）

一、目前文献学的研究现状与理论缺陷

知识一旦产生，人类文化就必须运用或是收藏而形成文献。文献学伴随文献的产生而产生的。文献学成为一门有理论意义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是中国文化最先提出它的理论体系。文献的内涵，中国人从先秦时期开始，学者们就认为文献就是典籍。典籍是用文字记录的知识载体。所以我国的文献典籍在很大意义上被局限在传世纸质文献上。在这一基本观念之下，文献学所注重的是文献的实物载体的整理与保藏。因之，中国传统文献学是以文献整理为基础的学用体系。中国文献学在文献整理中，注意文献的分类，形成中国文献学行之有效的四部分类，并为图书的保藏提供了完整的庋藏模式。以整理典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刊学、辨伪学、辑佚学，构成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繁杂的理论与实践方法论。但是这些理论与方法如何整合成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结构，中国人无心于这项工作，因而中国的文献学研究其实并不研究什么是文献和文献的本质，注重的是整理的具体方法。这套方法是经典的，经受住了长期实践的检验。然而，由于没有理论核心的支撑这些方法是散乱而缺少结构的。将具体的文献整理工作上升为理论体系的中国文献学，是20世纪才出现的。1920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将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人形成的一个地方学术流派的文献研究方法称为“文献学”。第一次用“文献学”一词来批判文献学科。梁起超的文献学概念与历史学概念还不大能区分，在很大程度上梁启超的文献学就是历史文献的整理方法论。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著《中国文献学概要》。这是文献学在理论意义上中国第一部文献学专著。此后，国家危殆，战祸不断，文献学研究更多是学者们的勾稽整理，文献学学科体系没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新中国成立后，文献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学术研究机构一般只是文献的整理机构。高校不设文献研究课目。50年代末期，王欣夫在复旦大学讲授目录、版本、校雠课程内容。80年代初，文献学学术研究空前高涨，学科体系逐步建立，一批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学术成果产生。

近三十年来，中国文献学在研究的理论深度与方法改进上有着显著的成就，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进步。

第一方面是，在对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文献学理论体系。这对于缺乏理论体系的中国古代文献学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是很多学术功底深厚的文献学家苦心经营的结果。具有标志性成果和极高学术价值的是一批文献通论与基本理论著作产生。从80年代到今的30多年时间里，有通论性文献学论著达300余种正式出版，大大繁荣了文献学的研究。这些通论性的著作，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起到了方向性的指导作用，作为文献学教学的教材。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王欣夫《文献学讲义》、罗孟祯《古典文献学》、洪湛侯《中国文献新编》等是这类著作的代表。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是对中国古代文献注重实践的优良传统的总结与提高。将文献形体特点、整理的方法、文献学发展的学术传统作了全面整理，并针对古代文献学不太重视理论探讨的不足，对文献学理论进行系统构架，建立了文献学的完整体系。尤其是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在建构学科体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方面的成就是运用已有的理论成就为指导，对专科文献进行整理研究。随着文学文献、中共党史文献、经济文献、科技文献、法律文献、中医药文献、简帛文献、宗教文献研究的全面展开，中国文献学的基础研究在各个分支学科领域取得进展，相关材料编撰成书，掀起一个文献整理的高潮。

文献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无庸讳言，它也是有重大不足与缺陷的。这种不足与缺陷不但是中国文献学的，甚至是世界文献研究中的共同问题。这就是将文献研究等同于文献辨伪研究。辨伪研究也是传统文献研究最为成熟的具有体系的上研究方法，无疑有其精采之处。传统文献学当然有多种多样的理论，多种多样的方法，但是这些理论与方法，归根结底就是关于文献的静态研究。被认为是最成熟的古典文献学理论，在版本、校勘、辨伪上有着文献序列比较论证的成功方式，在文献的形体保存上有目录学的成功经验。但是传统文献学只认识文献在某一时段出现之后的静止现象，而对文献文献是怎样产生？如何发生演变？如何在实际知识中发生作用？传统文献研究不关心这些问题，也就是说不研究文献的本质规律。这样使文献学步入了一个自设的陷阱，使文献学与社会严重脱离，以致于造成一种大众性误解，以为文献学就是古庙青灯，就是常年累月与故纸堆打交道，因而人们一谈到文献学就被视为畏途，大学招研究生文献学是最冷门的专业。文献学被定格的实用性，缺少深度的理论意义，使文献学沦为一种工具性学科，大大降低了文献学本身所具有的理论指导作用。因而文献学从理论上拓展新的领域，将文献研究从一种实用技术上升到理论研究已是势在必行了。本文的目的不是一个命题的论证明，是为了唤起一种新的文献思考方法，提出一种新文献理论。

二、什么是文献发生学

文献发生学是从本质上研究文献的生成与变化。它将文献研究从技术方法转变为认识研究。传统文献学重视文献的起源与静态研究，文献发生学重视文献的发生与动态研究。传统文献学重视文献的形态处理，文献发生学重视文献的逻辑判断。传统文献学注重文献的存在形式，文献发生学重视文献的认识前提。因而文献发生学是具有高度理论意义，可以指导和提高具体的文献研究，同时对其它相关学科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文献发生学的理论与其它有关社会科学的发生论一样，其基本理论根植于发生学。发生学是关于生命系统在地球历史发展过程中生物种系的发生与发展。其基本手段是能过对化石形态学与解剖学特征，现存生物形态学、解剖学、生理学特征的比较，以现存生物个体对象在的分子测序和种系发生为基本方法，建立种系发生树，描述各个物种之间的可能有的亲缘关系。发生学是自然科学。将自然科学理论嫁移到人文社会科学，这是文理交叉互用的常见现象。发生学嫁移到其它学科，比如文学发生学、历史发生学、这是成功的列证。文献研究至今还没有这方面的尝试。这主要是文献学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种实证性的科学，因而文献研究更多的是经验性的，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倾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文献学者往往会被嘲笑为门外汉。正是这种实证性与经验主义倾向，一具文物，一通文献人们可以凭肉眼给予经验的判断，但不能从理论上予以说明。在文献源头不明的情况下，传统文献学对文献的判断束手无策，其结论也让人将信将疑。只有当文献的起源（文献的发现源）绝对化，传统文献学才可能对文献作出解释。传统文献学将文献静止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区域上，导致文献研究的僵化与片面。

文献发生学认为文献不是一种现时的形式。文献之所以成为文献，并保留记录人类的知识，它的本质是观念之下文献的发生，在一定文体语境之下知识的记录。观念产生文献，这是文献发生学的核心概念。观念前提是文献生存的前提。观念并不是主观的唯心观念，它是一种文献产生的知识结构。观念的发生过程，将知识结构过渡到文献阶段。这个过渡阶段文献并不是事实的可视性和时间的可把握性来实证文献，它是以逻辑形式存在于知识文化的判断中。比如，在“左传学”中《左传》与《春秋》的关系问题，或者说经与史的问题一直是左传学最为纠结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左传学家们力图搜寻左丘明与孔子的同时存在，《左传》所产生的时代来说明经与史，传经与不传经在文献上的证据，可是成效并不显著。重要原因就是《左传》的起源背景在存世文献中灭失或是存在甚少，因而实证研究就显得力不从心，而缺少说服力。其实，如果从《左传》与《春秋》在观念一致上进行研究，说明两者的观念同源，这对经传关系的研究可能更具有说服力。

文献发生学的魅力在于，它解释文化是怎样在观念的发展变化中构成文献的。知识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不断被重新结构的结果。知识文化的每一次人为的更变，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新的文献。所以文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献在变化中，但这个变不是因为时间或是保藏上的蚀变，而是文献在流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在使用中一种文献或是一个历史事实被不同的文化话语使用而发生变化，但它的文献之源还在。引起变化的文献是什么呢？它变化之后的文献与原文献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传统文献学是不考虑这个问题的。文献发生学将文献视为一个流动过程，将文献形式链接成为一个生动的文化之环，从而打破了文献学的呆板与僵化。文献是一个知识变化的叙列，文献会在不同的语境下演化为不同的结构。因而不论这个文献因演变而如何地面目全非，它在知识上是同源的，这就是同源文献。文献在传播过程中会产生不同文化的移植。它可能被别种文化移植，也可能移植别种文化。这种因知识基因的复制而产生的文献，是旁系同源文献。

同源文献证实文献之间的知识亲缘关系。文献的知识基因来自于同一知识结构，这是直系同源文献。我国大量的经学研究文献正是这种直系同源文献。传统文献学只是静止地分析这个片断结构，这显然是不够的。找出同源文献，对学术演进是非常重要的，而众多的亲缘文献在同一演进序列中形成知识结构，使散乱不堪，貌似无序的文献被归整到一个系列整体，对文献的编目有着巨大的价值。

旁系同源文献是文献演进中产生的知识基因复制文献。如象神话。洪水神话是世界同主题神话。但在一个大的文化圈内这一主题有明显的差异，但其基因却是相同的。在东亚文化圈内，洪水是被治理的。虽然洪水同样危害人民，不同的神话有着千差万别的叙述与结构，但最终成了人们战胜的对象。因而这些神话在文化上是同源的，只不过在不同的亚文化范围内，有着自己的特点，是旁系同源文献。

文献发生学重视文献本身的功能，这也是传统文献学的一个重大区别。文献一旦发生就有着自己的外形与功能。传统文献就文献外形的改变或伤害作技术处理。文献发生的功能有着两个意义。一是指文献产生后的使用功能。历史文化知识，或是历史事实可能是相同的。当一个文献使用者，在对文献进行观念性驱使时，多重文献的集合，会形成新的功能，表达不同叙述下的意义。正如正史的写作中，史学家们所使用的文献可能是相同，但在不同历史观与价值观之下，史料通过集合处理会产生新的意义。如同《史记》与《汉书》在史料文献材料上说，两者的区别并不是异质的，可是他们两者却对历史有着迥然不同的解释。功能的第二个意义，指文献在外形上的相同，功能的相同，并不能说这种文献就是同源的。比如世界范围内的创世神话，在很多地区与文化这是普遍存在的，其功能在说明世界的起源。但是这些神话并没有文献上的亲缘亲系，它不是同源文献。

文献发生学的两个重要支撑范畴，一是观念前提 ，一是文献同源。目的是纠正传统文献学研究重视形体，忽视主体性，对文献功能认识不足的实证主义倾向。当然，文献发生学对于传文献研究中的鉴伪是充分肯定的。发生学的文献分析是借鉴古典文献的版本分析，校仇定格，辨伪定性，结合其它分支文献学的情报处理方式而形成的。它主要是文献的属性分析、形体分析、用途分析、信息含量分析。

文献发生学是一种新文献学理论。目的是为了改变当前文献学研究的浅表层次，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将文献学从实证导向理论的抽象，将重视文献的形体导向哲学的高度。文献的发生研究是解决文献本质问题的有效途径。只有弄清了文献的发生才能弄清文献被选择运用的基本动因。文献的发生，并不是文献的起源。文献的起源只是找到文献形成的最早形式，这是静止的研究。即便是找到文献的最早源头，这也只能说明在源头语境之下的文献的原始状态。这几乎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有认识到了文献背后的观念动因，这才能真正认识文献，追溯出文献的真正源头。文献发生学力求理论运用与文献实践相结合，达到一种新学说、新理论的高度。

参考文献：

能源化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态学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态”一词就被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使用，当时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地理学之父卡尔・苏尔从景观出发，研究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对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一学术术语，他和伯杰斯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带领研究生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被称作是城市科学的“芝加哥派”。[1]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提出了文化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态方向。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由美国人类学家J. 斯图尔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专著《文化变迁理论》中完整地阐述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在该书中，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2]这一观点的出现也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文化生态学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文化生态适应”理论、“文化核心”与“文化余留物”理论。

二、文化生态学的发展

斯图尔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整个50年代，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人类学领域，并且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论和学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这些著作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内容，界定了研究范围。

70 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3]在这段时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扩宽，如加拿大心理学家伯里认为，生态背景与社会政治背景通过人类的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发挥作用，人类个体接受生态影响、遗传传递、文化传递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产生可观察的行为和可推测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国学者哈里斯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义》，这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主要强调“基础决定论”，即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文化体系。[5]

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6]同时期，文化生态学也成为了美国人类学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课程。1994年，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国际传播研究年会的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学者发起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讨会，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文化中的传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来自亚洲和欧美等国的学者分别对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态学在中国

我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如、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机制时，就试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8]尽管这些属于静态研究，但是启发了我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调查的兴起与发展，我国文化生态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热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迅速增多，学者们不断对斯图尔德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应包含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论、系统结构论、生态功能论、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等。[9]尤其是21世纪，文化生态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传播学交叉的新兴学科，文化学是其研究对象，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态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认识地方文化资源的本质与特征

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如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延续性和发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的意识，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态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会等环境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内容。将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融入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保护，在保护过程中既要保护文化资源本身，也要注意环境对文化资源的作用，使文化资源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

（三）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现庸俗化开发

纵观我国现在的文化资源开发现状，无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资源，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体。这种资源依托型开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对资源无节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庸俗化开发，如对古镇的开发，全国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辙，毫无新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文化生态学中对文化的尊重和认可，让文化资源体现出它的生命特征与价值。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证了文化资源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在空间上的扩布，文化资源也会因此而更多元和丰富。

参考文献：

[1]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94.

[2]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19-120.

[3]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5）：2-7.

[4]侯鑫.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研究[D].天津大学，2004.

[5][美]马文・哈里斯著.张海洋，王曼萍译.文化唯物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3.

[6][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9.

[7]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06）：22.

[8]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0.

[9]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2.

能源化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盛行，处于主导地位。语言学理论学派认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篇章材料替换为另一种语言的篇章材料”的过程（Catford， 20），因此翻译是对比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但是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几乎忽略了文本的整体性以及其他的一些非语言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功能主义目的论于首次被德国学者凯瑟林娜・赖斯提出。而后她的学生汉斯・弗米尔、贾斯塔・赫兹・曼塔利和克里斯蒂安・诺德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功能主义目的论长期以来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翻译理论之一。功能主义目的论的理论基础有四，分别是芬兰学者冯赖特的行动哲学研究、美国数学家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的通信理论、德国美学家汉斯・罗伯特・姚斯和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接受美学、以及语篇语用学（卞，44-59）。作为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提出了对翻译源文本的分类，并以分类为基础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本文由四个部分构成，旨在诺德的翻译类型进行分析。不可否认的是，诺德的翻译类型分类是功能主义目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分类豪无缺陷，所以本文将会对翻译类型的贡献以及局限性进行详细地阐释。

1功能主义目的论形成和发展的学术背景

“翻译研究”这个术语于1988年由美籍学者詹姆斯・霍姆斯在他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首次提出，但是对于翻译实践的研究远远早于这个术语产生的时间。最早的翻译实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Stolze， 2）。16世纪时，为了能有效地促进《圣经》的翻译，马丁・路德在他翻译的德语版《圣经》中倡导自由译法，这种方法与真实译法是对立的（Stolze， 3）。用现代术语来说，马丁・路德所倡导的是归化译法，而后者是异化译法。在翻译研究领域中，不同的翻译学派有不同的研究重心，所以每个学派提出的翻译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不同的学派的形成从本质而言都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翻译实践。

一开始，翻译被认为是语言学的分支，在语言学的领域里对翻译进行研究。索绪尔创建的现代语言系统深刻地影响了翻译研究，因为翻译与应用语言学是紧密相连的。像詹姆斯・霍姆斯、罗曼・雅各布森、J.C.卡特福特、尤金・奈达以及皮特・纽马克等翻译学者都非常强调翻译中语言本身的因素。雅各布森（114）在他的论文《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将翻译划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类，并指出在语际翻译中语言意义和语言等值是核心问题。在这一时期里，直译和意译的冲突仍然存在。尤金・奈达在他的论文《论对等原则》中提出了静态对等和动态对等的概念；前者更重视源文文本，而后者更重视读者反应。奈达（136）还进一步阐释了动态转译包含的三个核心概念，“最恰当、自然和对等”，并指出“自然”的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语言和文化以及特定信息的语境，并易于译入语读者所接受。这三个要求与后来的功能主义学派的一些思想不谋而合。但是，总体而言，翻译的语言学派的主张虽反映了该学派十分重视单个句子的句法结构等语言学因素，但却忽略了文本的整体性。

2克里斯蒂安・诺德的翻译类型和翻译策略

在凯瑟林娜・赖斯理论的基础上，赖斯的学生汉斯・弗米尔提出了目的论，贾斯塔・赫兹・曼塔利提出了翻译行为理论，都丰富了功能主义目的论。当然，克里斯蒂安・诺德也不例外。

克里斯蒂安・诺德是赖斯的学生，也是功能主义目的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她的著作《目的：析功能翻译理论》中，诺德（46-47）在回顾了朱利安・豪斯的隐性翻译和显性翻译理论和赖斯的文本类型分类，并提出了两个基本的翻译类型，分别是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文献型翻译强调的是源语作者和源语文本接受者之间的交际行为，对源语作者和源语文本读者在源语文化中的交际做文献记录；译者把源语文化呈现给译语读者，把他们置于源语文化中，并让它们觉得读到的东西本身是存在于读者的文化中的。工具型翻译是为了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实现不同的功能的翻译，强调译语文本读者能够无障碍地接受源文本传达的信息，并且接受到的信息和源文本信息具有同样的功能，即实现译语文本和源语文本的功能对等。

诺德进一步地将文献型翻译划分成了四个子类别，分别是逐行对译、字面翻译、文献学翻译和异化翻译。逐行对译旨在再现源语语言结构，常应用于比较语言学研究中；通过字面翻译，译者想要重现源语语言的形式，在目标语言中再现源语语言的句式结构和词汇用法等；如果在译文中还加入了注释对源语语言和文化进行阐释，这种就是文献学翻译；如果译文给目标语言读者造成一种文化距离感，这就是第四种类别异化翻译。

工具型翻译目的是达到源文本的语言功能，所以，根据目标语语言功能和源语语言功能的相似程度可以将工具型翻译细分为三个小类别，分别是等功能翻译、异功能翻译和相似功能翻译。

2.1对诺德的翻译类型的阐释

辜鸿铭的翻译可以作为文献学翻译的一个例子。当他在英译《论语》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些脚注来对中国的文化现象等进行阐释。比如，在论语第二章中，辜鸿铭（13）将夏朝和欧洲的希腊时代做类比，将殷朝和欧洲的罗马时代做类比，使西方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同样，在第六章的脚注中，辜鸿铭（46）将鲁国类比为古代中国的英格兰，将尧帝比作中国父系社会的亚拉伯罕・林肯。

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则是异化翻译的一个例子。比如第二十六回， “当下只见王婆推开房门，入来怒道：“你两个做的好事！”西门庆和那妇人都吃了一惊。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请你们来做衣裳，不曾叫你来偷汉子！…”，赛珍珠的译文则是：

The Old woman came in， pushing the door open and crying，“This is 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Then Hsimen Ching and the woman both startled with fright and the old woman said，“Ha， good！ HA， and this is well！ I ask you to come and make clothes and I did not tell you to come and steal a man！ …”

“你两个做的好事！”和“偷汉子”被译为了“This is 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和“steal a man”，这种译法不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而是遵循了源语语言的用法，所以给译入语读者一种文化距离感。

诺德还指出，一般而言，使用说明书等实用文本的翻译是等功能翻译。而将《格列夫游记》和《鲁滨逊漂流记》之类的小说译为儿童读物则是异功能翻译。诗人译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原诗的部分相似功能功能，但却不能做到等功能，因为不同语言中的韵、节奏、意象等是不同的，所以诗人译诗是相似功能翻译的一个例子。下面以古诗《天净沙・秋思》为例来分析诗人译诗。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Tune： Sunny Sand

Autumn Thoughts

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Under a small bridge near a cottage a stream flows；

On ancient road in the west wind a lean horse goes.

Westward declines the sun；

Far， far from home is the heartbroken one. （Translated by XuYuanchong）

虽然在英语译文仍然是诗的形式，但是同原文相比，有几处明显的不同。首先，在“Sunny Sand”之前添加了“Tune”来说明“Sunny Sand”不是题目，而是一个词牌名。再者，在这首词中，每一句都押尾韵/a/，而在英语译文中只有前三句押韵，而且是押的/s/音。最后，《秋思》这首词是由意象相连，而译文中加入了许多动词、方位词等来保证整首诗的流畅和完整。

2.2对诺德翻译类型的评述

诺德的翻译类型理论阐释了从逐行翻译到异化翻译各种翻译类型，并且提出了各类作品，比如说明书、文学经典和诗歌，对应的翻译方法。她的两大翻译类型分别是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前者更重视源语言文化，而后者是以目标语言的文化为导向。所以，除了源语言和源文化之外，诺德也将目标语言的语言功能纳入了考虑范围，这在根本上同豪斯的划分区别开来。因此，诺德了源文本的绝对地位，但同时她也指出她提出的翻译类型以及其他的翻译理论并不是否定对等理论，因为对等关系是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众多关系中的一种（诺德，29）。

但是，同其他的理论一样，诺德的翻译类型并不是完美无缺毫无漏洞的。她强调所有的翻译都可以归为文献型翻译或者工具型翻译，这种两极化的主张使得她的翻译类型理论的可行性有所降低，因为某一翻译可能不仅仅是文献型翻译或工具型翻译，其中的某些成分也可能包含了另一类型的翻译因素。赛珍珠的《水浒传》译本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例子。赛珍珠将这本小说的书名译作All Men Are Brothers（所有人皆兄弟），这个译法显然是意译（书名的直译译法应该是The Water Margin）。但是在赛珍珠的译本一直是以直译著称。她自己在译本的序言中也说道，她翻译的目标是再现中文的魅力，所以她更加注重源语言和源文本。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赛珍珠的直译：

石秀便问道：“这位兄长是谁？”

Shih Hsiu asked， saying， “Who is this brother？”

在这个例子中，“问道”被译为“asked， saying”。这种译法完全忠实于中文源文本，但是英文中没有这样的用法。除此之外，上一个部分中提及的“你两个做的好事”、“偷汉子”分别被译为“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和“steal a man”.这里的“好事”实则表示“不要脸的事”而不是英译中的“a good thing”，“偷汉子”也不是译文中的“steal a man”，但是赛珍珠却在英译本中保留了中式的说法和表达。赛珍珠版本的《水浒传》译本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在翻译过程中，就算有明确的目标，译者有时也会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所以，两极化的翻译类型有时也许不完全可行。

3结语

作为功能主义目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诺德的翻译类型打破了源文本的主导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指导实践的可行性，兼顾了语言内外两方面的因素，既摆脱了原文的束缚，也避免了极端功能主义之后对原文的不尊重等，且分类较为全面。但是诺德的理论也有所局限，她的二元对立的主张降低了理论的可行性，因为有些时候，一个特定文本的翻译，如上述部分中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可能包含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两方面的因素。综上所述，克里斯蒂安・诺德的翻译类型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对功能主义目的论的发展确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虽然其理论有所缺陷。

参考文献

[1] Catford，J.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2] Gu，H.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Tianjin：Tianjin Social Science Academy Publishing House，2014.

[3] Nord，C.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4] Jacobson，R.On linguistics aspects of translation.In L.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pp113-118.London：Routledge，2000.

能源化学论文篇（10）

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国接受之后，随之开始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浅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性认识之不足，使中国的现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处于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由此表明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步入了历史性误区。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潮。在反思各种思潮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为了使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为了使学术进路和思想理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新传统主义认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将偏离正确的方向，使之在当代的中国文化误区中步入更大的误区。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误区决定了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

就中国当代文化异化的原因及思想和学术的主要问题而言，可以用西化、极左和腐败进行概括。中国自“全盘西化”引发了文化专制之后，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文化专制，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腥风血雨，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体制，着眼于经济发展，没有在文化理路、思想和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使之中国的当代文化进路仍陷于西化和极左体制所造成的误区之中，思想和学术仍在原有的体制之中继续生产异化的产品。非但如此，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学术也被商品化，体制化的思想和学术拒斥正本清源，在异化的道路上产生了严重的学术腐败。所以，没有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正本清源，继续以体制化及西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异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产生困境的本质性原因。

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不对西化与极左及学术腐败进行正本清源，在思想和学术上必然产生非常混乱的局面。正因如此，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某些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为我所用的歧解，其难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一以贯之，难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中和贯通，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偏离正确的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为现代提供了丰厚而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路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进路中，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已经给中国带来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所以，当代兴起各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步出现代文化危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由学术理路所决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要求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进路中应首先解决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被否定，既然被否定，为什么还要复兴的“悖论”问题。显然，就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思潮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悖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正本清源，就不能克服这一致命的“悖论”，就不能走出两难困境。可见，以任何一种当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将使自身处于合法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于现代取得合法性的，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可见，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克服两难困境及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违背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否定历史传统而走上现代舞台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却要重新回到传统之中，由此表明其思想逻辑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传统文化所存在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推定只能自相矛盾，其实质或是空洞的符号，或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口号，以这样的理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于在本质上将再次断送中国文化。

虽然事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但其理应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相悖，是出现两难问题的本质性原因。可见，就学术思想理路而言，不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将混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根本不可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这样一来，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

由中国所处于的“全盘西化”的时代所决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理论误区，所以，要认识困境和误区的原因，要求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进行追根寻源，厘清西方文化何以进入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现当代历史，在西方已处于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又何以还要步入数典忘祖、激烈批判传统的西化之路。由此可知，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要求贯通中西，以对中西文化的问题和应然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由此证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由此证明我们应承续的传统究竞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究竟是那些具体内容。

问题表明，以现代“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在思想误区中产生的推定，将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应当首先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在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之后，还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性在于，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何以于近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何以步入了西化之路。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要求我们对所有问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正本清源。由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学派林立，形成的问题错综复杂，也只有对其正本清源，厘清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才能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摸着石头过河”，难以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与主张复兴理学或心学的某些复兴传统文化论有所不同，新传统主义认为理学或心学恰恰是失落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产物。问题表明，理学或心学的最大的理论误区是在《易》上，其虽然也把《易》作为群经之首，但由于在基本性上把《易》定为卜筮之书，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所以只能断章取义的解读《易》。由于《易》居于儒学的基础理论地位，因此，对《易》的误解必然带来对儒学的种种误解。新传统主义以正本清源为基础，以形而中论哲学为钢领，认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是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儒道本一，儒学与道学中和贯通，而不是后儒所谓的“儒道相绌”。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儒学在孔子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孔子为开创中国文化传统而整理出“六经”元典之后，由于其弟子不理解孔子修纂“六经”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发生了儒分为八的问题。由于暴秦燔书，使之在汉代开始重修“六经”，因而失落了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史表明，从孔子弟子开始，后世儒家对孔子的思想一误再误，使儒学产生了多种流派，肢解了孔子儒学的思想体系。所以，就儒学而言，应当复兴先秦的孔子儒学而不能复兴后儒的儒学。显然，这需要以正本清源为基础，才能厘清孔子与后儒的儒学何以不同，从而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厘清孔子儒学为什么能代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学术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表明，后儒对孔子儒学的误读，主要产生于对《易》思想原理的肢解。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上，就儒学而言，应当主要以“六经”为本。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建构中，新传统主义同时主张复兴道学生命科学，以此为基础，建构现代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以生命科学取代一切宗教的神道设教。

由中国文化于当代的困境所决定，无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还是认识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何以处于优秀地位，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进行正本清源，只有在思想和学术两个方面中和贯通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才能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历史要求我们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我们必须在对儒学、对儒学的经典（当然，也包括其它思想流派及其经典）有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明智的抉择。否则，只能陷在历史的误区中而一误再误。

由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的中和贯通所决定，首先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能够贯通中西，能够发现西方“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本质性原因，能够在本质上证明中国哲学的优越性。否则，失去了哲学基础，就不会对中西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本质性的正确认识，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纸上谈兵，或者是无的放矢，或者是另有所图。可见，离开了正本清源，就不会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只能继续以西方哲学的理路异化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就象中国于现当代正在进行的那样），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本真的认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主观的一厢情愿，而不会在历史进程中实现。进而论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代中国具有意义，还应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证明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将使西方步出“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给出新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才有本体性意义，才能为中西文化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化开出新的历史进路。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哲学的中和贯通

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进路，显然是在当代异化的中国思想和学术进路中作出的抉择，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所以需要在思想和学术上解决一系列问题。由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应当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性和优越性给出理论推定，以此做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所以，以现代的学术思想进路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定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理论，其基础性工作，是建构中国的哲学体系。换而言之，建构中国哲学，是能否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的关健问题。可见，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本质的意义上取决于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前题。如果不是首先建构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没有可靠的中国哲学做为理论基础，则必然以肢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为其所用而论以复兴，而这种复兴绝可不能步出西化的思想理路。因此，新传统主义是以形而中论哲学为基础所提出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式，其理论体系包括哲学、科学与文化，以此完成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工作。

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正本清源表明，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内化”性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以对概念范畴的本体论与主体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不断反思，外化出了哲学的思想方法，使哲学成为专门的学科，并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浩瀚的哲学文献，但因西方哲学最终没有解决本体论和主体论问题而于现代终结。中国哲学于春秋时期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路，其思想原理内化于概念范畴之中，形成了以《易》为代表的内化的哲学思想形式。春秋以后的学术思想进路，只是不断的对其概念范畴进行解释，所谓“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即是典型的解释方式。就现代中国哲学进路而言，在没有对中国内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的外化之前，仅仅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推定中国的哲学，是西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是对中国哲学的歪曲（如把中国古代某些思维方式推定为唯物、唯心或朴素的辨证法等），而且产生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哲学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然而，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却步履维艰。问题产生于“全盘西化”的思想方法：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的西化式疏解，脱离了中国文化自在的思想形式，悖离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推定。

思维方式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文化产生于自在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规律只能自在于自身的思想原理之中，以任何外来文化的思想原理进行解构，将产生思想及文化的异化。所以，要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应当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思想形式进行哲学外化。显然，外化不但需要正确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应当与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中和贯通。在准确把握人类的思想方法和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形成方法论是“承诺推定法”。[3]以“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是“形而中论”。[4]以“形而中论”为哲学基础形成的中国文化体系由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所组成，其与形下性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思西方哲学，表明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不但没有走出形而下的困境，而且因形而下的本体论困扰使哲学终结。因此，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指明方向，并由此建立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

形而中论哲学认为，从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自在性为出发点，应当把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及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即所谓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呈现出哲学困境，使人类在不断产生的异化中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并带来新的、更多的问题。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时代在呼唤哲学，哲学的革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5]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具有人类的共性，从而使哲学具有共性，这是产生人类哲学的逻辑起点。而问题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西方哲学进行的解构。而哲学的共性则要求中西哲学产生于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融贯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诺推定法”，即出自于中西思想之共性。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本没有哲学这种学科形式，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学上的推定（就象西方哲学家对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样），在智慧的学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国哲学的逻辑和形式。智慧使哲学产生，但智慧并不是哲学。哲学在其本质性上承诺着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三者的统一将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此乃“承诺推定法”的基本原理。可见，“承诺推定法”源于中西哲学自在的思想原理。

根据“承诺推定法”，对中国的思想形式进行范畴、形式和逻辑推定，推定出了由本体论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中国哲学的内化性，使之形成哲学的学科性建构，是对范畴内化的逻辑与形式进行主体性和本体性的推定。《易》代表了中国哲学理路的基本形式，以“承诺推定法”对《易》的思想原理进行外化，形成的理论体系即“形而中论”。《易》哲学理路的时空方式性和西方哲学理路的时空形式性，能够以“承诺推定法”进行“中和贯通”，表明了时空是思维的生成方式，时空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所以，对于人的存在和认识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中论”把时空推定为本体和主体的“形而中性”，其基本命题可简单陈述为：1、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或形式。2、时空是本体的自在方式或形式。3、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4、 时间和空间是主体形而中的自为，人类的理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自在与自为。[6]

“形而中论”哲学的主体性为“时空”之“形”，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形而中者之谓人。《易》哲学思维是以“卦”作为形式的，“卦”的认识论原理表现为形而中的方式，“卦”作为存在与思维的中和，是时空的方式性。因此，就主体认识的方式性，为“形而中者谓之卦”。[8]因为“卦”代表了主体的认识，所以，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决定于“形而中者之谓人”。[9]“形而中”是人存在的本质性，其思想的主体性是“形而中主体之谓神”。[10]“卦”是主体思想的中和方式，由此表明《易》之“中和”方法。“形而中者谓之卦”，是用“卦”承诺形上和形下、承诺“道”与“器”的形式和范畴。“形而中者之谓人”，主体通过“卦”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卦”和“形而中”，实现了主体与本体的统一。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之谓人”的统一性表明，“形而中论”实现了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

“形而中论”表明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时空方式性，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则表明其时空的形式性，由于时空本体论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哲学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原理。“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表明，中国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的中和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西方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进行的对立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下的形式性，所以不能以形而下的西方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概念和范畴解读中国形而中的思想原理。然而，“形而中论”哲学思想原理却能够对形而下的西方哲学进行“中和贯通”，从而表明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力。

由“中和贯通”所决定，对以儒道经典文献（主要是“六经”和《道德经》、《庄子》、《内经》等）的“形而中论”哲学解读，给出了复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一以贯之的证明，并对中国文化何以能贯通西方文化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证明。“形而中论”哲学的“中和贯通”，在哲学上解决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非同一性问题，在文化体系的建构上，形成了为解决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步出了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宗教三元分立的局面（只所以三元分立，是因为其分头解决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而不能相融为一个贯通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这些问题，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广义的文化——因此而终结）。所以，“中和贯通”不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更是在对西方文化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方法。以“中和贯通”为思想方法，打通中西哲学和文化，产生普适的人类哲学和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开出新的文化传统。可见，由“中和贯通”所决定，“中学西渐”不但是历史的需要，也是逻辑上的必然。换而言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路出于西方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历史需要则决定了西方只能运用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学西渐”成为一个自在的历史过程。

问题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则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西化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中华民族的思想载体只能是自身的文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妄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哲学是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前提，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现形式。显然，这是一切有志于中国文化及民族复兴的学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文化大同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类性。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人类文化的基本性和普适性，所谓的复兴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换而言之，只有在深切认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发现问题的本质性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才能在本质上理解为什么要复兴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

人类自进入现代以来，社会的发展进路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模式。由于西方文化的形而下本质性，其虽然在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由此也表明现当代中国文化陷入了双重误区：西化性误区和历史性误区。由这个双重误区所决定，进而导致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这个悖论的形式如下：“中国文化在现代虽然已经让位于西方文化，可是， 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批判反思说明了其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机。可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文化进行‘祛魅’、进行反思批判，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而中国却不竭余力的进行现代化，进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国反传统的同时，许多西方思想家却敏锐的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由此又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11]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出现代悖论，能否复兴，取决于其能否解决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已然终结，宗教失落，由此引发了西方的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只有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才具有复兴的现代意义。这就是说，以哲学、科学和宗教为形式，推定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其理论“特质”应当解决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中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积极意义，中国文化才有复兴的必要性。所以，应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推定中国文化的特质。上论表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由哲学所决定，中国的科学与宗教也与西方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中国科学的特质是形上性。所谓科学，是由客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作为特征的学科形式。与西方科学不同（由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所决定，西方科学在形下性的方面建立了科学思想体系，以形而下的科学原理，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为人类掠夺自然资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人类社会步入灾难性的生态环境，从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中国科学以儒学和道学为理论形式，拒斥形下性，提出了“君子不器”[12]的理论命题，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理路，使主体与形而上之“道”中和贯通，形成了形而上的科学思想体系。形下性的西方科学主要是对客体及物质世界的认识，形上性的中国科学则主要是对主体及生命存在的认识，其本质性是关于生命的科学。形上性的生命科学原理是主体的“形神中和”，[13]从而实现了“以至于命”的价值取向（形下性的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生命科学，但因其把主体的生命客体化，使“形神二分”，所以，其不但不能实现“以至于命”，而且使生命在客体化的操作中失去生命存在的价值）。春秋之后，中国的生命科学不断发展出成熟的中医学和以丹道为代表的道学，成为人类文化中独特的学科形式，成为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极为重要的科学形式。儒学则以“以至于命”作为生命科学的理论形式，但因后儒的误解而失落。应当认为，通过正本清源，明确认识儒道本一的科学原理，在步出后儒的理论误区之后，儒学将为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为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宗教的特质是人文道德教化，而西方宗教则是上帝教化，所以，不能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和内容推定并定义中国的宗教。如果以宗教的社会效用论之，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和儒教，以道教和儒教为主体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具有本质性的不同，道教和儒教的本质是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而西方宗教则是客体（由上帝决定）超越性。随着西方理性的没落，西方宗教出现了危机，上帝和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们陷入形而下的自私自利的进路中，无限制的掠夺自然资源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空前的危机。中国道教和儒教的人文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在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系。道教与儒教的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使本体与主体中和贯通，主体的可操作性和超越性由形上性的生命科学提供了保证。中国近现代的西化进路，把道教和儒教等同于西方的宗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以形上性的科学理路推定道教和儒教的超越性，使宗教与生命科学中和贯通，最终使宗教消亡，是当代“宗教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的哲学、科学和宗教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哲学，进而以哲学为基础推定的科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显然，以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为指导思想，以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推定人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使本体论与主体论中和贯通，进而全面推定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形成与人类生存本质相统一的文化建构，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在统一，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路。

总之，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对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进行彻底的反思批判，吸收其优秀的文化形式，中和贯通人类文化中的优秀的理性形式，完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形成新的文化建构并于现代复兴，实现中学西渐，开创人类文化的新传统，使人类文化实现大同，是新传统主义的理论目标。

历史将表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以后，通过中学西渐，中国文化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文化，将使人类历史向真正文明的路向上发展，中国文化将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注 释

[1]参见拙作《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载《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易说卦传》。

[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易系辞传》。

[6]参见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1998年第2期。

[7]《易系辞传》。

[8]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9]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0]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能源化学论文篇（11）

将地方民族文化融入到高校的思政理论课程中，不仅能丰富教学内容，同时也能帮助学生更加深入的了解人当地文化和历史背景，强化学生对思政理论知识的理解，达到提升教学效果的目的。下面将对利用地方民族文化资源提高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实效性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利用地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的原则

（一）目的性原则

首先应坚持目的性原则。我国的高校思政教育主要是为了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近年来在世界多元化发展的环境中，我国的意识形态逐渐的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也面临着多元化的挑战。而地方资源是丰富多彩的。因此在思政教学中应积极利用地方教学资源，把握教育重点思想，帮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对地方民族文化资源利用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政治教育的目的，同时也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和教材内容来进行利用，保证地方资源的利用有效性。

（二）针对性原则

在进行高校思政教育的过程中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应遵循针对性原则。大学生与其他的学生有所不同，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在文化和专业等方面都有多不同。积极的利用地方文化资源能有效的提升学生学习兴趣，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但要注意应将学生划分为几个不同的群体，对于艺术性强的学生可以多采取户外时间的活动，通过体验式来达到强化理论教学的目的。对于理工科的学生则可以利用地方统计数据等知识点来引导学生进行思政理论知识的学习。

（三）创新性原则

在创新性原则中，高校应积极的打破传统常规性思维。只要是有利于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提升的教学资源都可以加以利用。同时应坚持教学内容的创新性。大学时代是学生形成政治思想素质的重要阶段人，常常会容易受到外界的错误思想诱惑。对此，应将地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相应的变化，达到与时俱进的效果，根据学生的思想变化来进行相应的教育，真正的利用其民族文化资源，让民族文化资源起到最佳的效果。

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提高高校思政理论教学的有效措施

（一）将文化转换成为教材

当前我国高校所应用的思政理论教材都是由国家统一进行编写并发放的。有着科学性、统一性等特点，但并不能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地方特色的学生实际需要。对此，教师可以将思政教学内容与地方民族文化融入到一起进行教学。教师可以采取案例讲解的方式或是情境再现等方式来进行教学，当中充分的结合当地民族文化，通过生动的历史再现等形式来让学生体验到更加真实的感受。利用真实的情境来进行教学将帮助学生深刻的了解到理论知识的含义，最终提升教学的效果。

（二）将文化引入到研究中

科学研究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高校在进行思政教育的过程中，教师的素质是十分重要的。要求教师一定要具有相应的民族文化素养，同时重视借鉴国内外的优秀民族文化研究成果[2]。将这些民族文化融入到日常的思政理论教学中去，帮助学生建立起相应的问题意识，同时能有效的提升学生对问题的兴趣，带动学生学习的热情。将民族文化带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全面的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对我国民族复兴的研究，达到提升教学效果的目的。

（三）教师的主动参与

教师是高校思政理论教学中的最直接参与者。教师的参与对地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作为教师应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为地方民族文化的开发和利用提供进一步的保障。对此，教师应积极的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来了解学生的思想状态和生活状态，并撰写研究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的地方性教材，满足于学生的实际需求。此外，应在课堂教学中学会倾听学生的反馈建议，了解学生真正的需求，及时的找到适合学生使用的新的教学资源。

（四）积极展开实践教学

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要求学校和相关的政府单位应建立起实训基地。教学实践基地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保证高校长久发展和稳定的需要[3]。教学基地的建设是通过具体的商议和规划而形成的，这对学校的未来长久使用将起到重要作用。传统的思政教育过程中由于缺少实践教学的场所，因此高校也比较忽视实践教学。教学基地的成立将围绕学校的思政教育提供稳定的场所，对教育的顺利实施有着重要意义。此外，在实践基地完成后，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时间活动，通过活动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保证高效思政理论教育的教学有效性提升。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大学生的思想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成为了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重要教育措施。随着高校思政理论教育课程的改革推进，教学资源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对此，教师应重视起利用地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思政理论知识教育，提高学生在思想上的觉悟，帮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郭庆.思政理论课教学现状、特色及创新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6）：4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