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化学论文大全11篇

能源化学论文篇（1）

0引言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的工业文明得以迅猛发展，由此引发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成为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利用和转换太阳能是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世界上第一个认识到光电化学转换太阳能为电能可能实现的是Becquere1，他在1839年发现涂布了卤化银颗粒的金属电极在电解液中产生了光电流，以后Brattain、Garrett及Gerisher等人先后提出和建立了一系列有关光电化学能量转换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开辟了光电化学研究的新领域。1972年Honda和Fujishima应用n-TiO2电极成功的进行太阳能光分解水制氢，使人们认识到光电化学转换太阳能为电能和化学能的应用前景。从此，以利用太阳能为背景的光电化学转换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科学研究前沿。光电化学太阳电池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材料制备工艺简单，即使应用多晶半导体也可期望获得有较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可大大降低成本，增加大规模应用的可能性，因此光电能量的直接转换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 我国自1978年进行光电化学能量转换方面的研究，其进展情况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七十年代后期，为寻找廉价光电化学转换太阳能的方法和途径广泛地进行了各种半导体电极／电解液体系的光电化学转换研究；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人工化学模拟光合作用研究的深入，有机光敏染料体系的光电能量转换很快兴起并得到很大发展；九十年代以来，由于新材料的诞生和迅速发展，新型纳米结构半导体和有机／纳米半导体复合材料成为光电化学能量转换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 1常规和非常规半导体电极的光电化学太阳电池 用于光电化学太阳电池中半导体电极研究的材料包括有：Si、Ⅱ-Ⅵ族化合物CdX（X=S、Se、Te）、Ⅲ-Ⅴ族化合物（GaAs、InP）、二硫族层状化合物（MoS2、FeS2）、三元化合物（CuInSe2、CuInS2、AgInSe2）及氧化物半导体（TiO2、ZnO、Fe2O3）等，其中窄禁带半导体（Eg≤2.0eV）可获得较高的光电转换效率，但存在光腐蚀现象，宽禁带半导体（Eg≥3.0eV）有良好的稳定性，但对太阳能的吸收率低。因此大量的研究工作都是围绕提高光电效率和稳定性进行的。 同固体太阳电池一样，Si在光电化学电池研究中也是一个重点对象。Si是较理想的光电极材料，但在电解质水溶液中容易光腐蚀，其表面生成SiOX绝缘层使光电流急骤衰减。因此，克服光腐蚀是Si光电化学电池研究的主要内容。在n-Si电极表面化学沉积Au，形成Au与Si表面渗合层，可减少光腐蚀；用电沉积法将聚丁基紫精修饰于p-Si电极表面，也使光腐蚀明显下降。n型和P型外延硅（n／n+-Si、p／n+-Si）电极由于电荷分离效率高，其光电流较大。通过表面修饰几个纳米厚的金属层（Pt、Ni、Au、Cu、Co），进一步提高光稳定性，可以获得光电性能优越的光电化学电池。其中以真空蒸镀或溅射方法在外延硅表面修饰Pt或Ni以及Pt／Ni（Ni／Pt）复合层的效果较好，如Pt／n／n+-Si和Pt／p/n+-Si电极在KBr-Br2电解液中光电转换效率分别达到12.2%和13.6%，用MOCVD方法在p／p+-Si电极表面覆盖TiO2薄膜形成异质结结构，不仅提高了光稳定性能，而且在一定电压下光电流增大了10倍。用同样的方法覆盖α-Fe2O3，和ZnO薄膜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用LB膜技术在n-Si电极表面修饰排列有序的Pt团簇（平均直径为4nm），其开路电压达到了0.685V。金属和金属氧化膜的表面修饰加速了光生空穴的界面转移，从而有效抑制了电极自身光腐蚀，同时也提高了光电性能。 Ⅱ-Ⅵ族化合物半导体CdX（X=S、Se、Te）是光电化学研究较为普遍的光电极材料，其主要优点是可用多种方法如粉末压片法、涂敷法、真空沉积、化学气相沉积、电沉积、化学溶液沉积以及喷涂热解法等制备，得到转换效率较高的多晶或薄膜光电极，这些方法价格低廉、简单易行，多数还可适用于大面积制备。在CdX（X=S、Se、Te）化合物中CdS的能隙较大（Eg=2.4eV），只能吸收小于517nm波长的太阳光，曾用压片烧结、涂敷、喷涂热分解制备各种CdS电极并用RuS2进行光谱敏化，将吸收截止波长由517nm延长至

能源化学论文篇（2）

1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美国信息管理专家霍顿(FWHorton)对信息资源的定义是“来源于文件和公文中的信息内容或信息机构、设备、人员、资金等信息资源的支持工具”。德国信息管理专家斯特洛特曼(KA Stroetmann)认为，信息资源包括信息内容、信息系统和信息基础结构三个组成部分。以上是广义的信息资源定义，狭义的信息资源指的是信息内容本身，本研究的信息资源指的是其狭义定义。

军事医学诞生于军事需求，随着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武器装备和军事战略发展不断提出的医学保障新问题和卫勤新需求而进步。国外虽然没有专门的军事医学学科，但从军事医学实践来看，外军的军事医学不是简单的实施救治，而是更广泛意义的公共卫生体系。

外军军事医学的主要活动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①进行的生理和心理评估和测试，筛选适合在部队服役的军队成员；

②在驻军、单位医务室、前置和后置部署的军队医院单位、维和使命或灾难应急响应的行动区域提供医疗服务；

③开展预防医学，包括军事人员的疫苗接种、食品卫生和饮用水安全、工作生活区域卫生、运动和身体训练的医疗监管、健康教育；

④研究适用于军队动物的兽药，保障军队动物享有动物保护和福利；

⑤研究军用药品、血清和疫苗等医疗材料和药剂，进行药品、血清，疫苗和手术设备的采购、存储和供应；

⑥进行军队医疗系统的财务、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设备、信息系统的管理；

⑦在研究中心、研究所、医院进行科学和医学研究。

2001年，第15届军事医学大会提出“军事医学是针对军事单位医学问题需求的知识体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2版的“军事医学”条目将军事医学定义为“研究军事活动中军队成员健康保护、健康恢复、健康促进的理论、技术和组织的特种医学，为卫勤保障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以保护、恢复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指的是军事医学认识主体在研究军事医学过程中所用到的，经过选取、加工、组织、序化的所有有用的信息资源，是卫勤保障所需的研究素材和信息来源。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与军事医学信息需求密切相关，种类包括图书(如《简式核化生反应手册》、《化学战生物战医学指南》、《生物防恐的生物剂检测》、《军事医学系统论》、《军事医学史》)、期刊(如Military Medicine)、报纸(如The Voice of Federal Medicine )、科技报告(如美国四大报告、英国航空委员会ARC报告、英国原子能局UKAEA报告、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报告、德国航空研究所DVR报告、日本的原子能研究所报告、东京大学原子核研究所报告等、会议文献(如世界军事医学大会的会议文献)、标准专利、学位论文等，还包含军事医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网络资源，如军事医学专题数据库、军事医学机构的动态信息(消息、政策法规、会议消息、项目进展、出版目录等)、站点资源(军事医学科研机构、管理机构、相关公司的网站信息)等。

2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

信息资源建设是指对无序状态的媒介信息进行采集、组织、加工等，使之成为可被利用的信息资源体系的全过程。信息资源优化指的是根据特定图书馆的性质、任务和读者需求，调整信息资源的采选主题、学科等，整合信息资源，根据对信息资源的评价结果，剔除部分资源，增加所需的新资源，通过信息资源的采选、组织、评价、剔除循环往复的过程不断优化馆藏资源。

信息资源的采选、组织、评价和剔除在信息资源优化中的作用分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资源的采选可根据读者需求、学科发展、资源共建共享需求，调整资源采选范围，突出重点学科和特色资源建设；突破传统资源类型的限制，拓展资源收藏的种类，增加数据型工具资源(基础词库、规范文档、机构词典)、事实型数据资源(科研项目库、查新项目库、专利分析库)、关联型标注资源(元数据仓储、引文数据库)、软件型工具资源(TDA、生物计算工具)的收藏。

信息资源的组织可对纸本资源进行序化和布局调整；整合电子资源，提高信息资源的揭示度，实现跨库检索，提供知识关联度强、界面友好的学科服务平台；进行范围更广的资源共建共享，推动联机编目、馆际互借、协调采购等，使现有保障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

信息资源的评价包括对信息资源保障、信息资源利用、信息资源获取、信息开发组织的评价，信息资源保障评价指的是对读者需求满足率、学科覆盖率、核心书刊的拥有率等的评价；信息资源利用评价指的是对馆藏利用率、馆藏拒借率、藏书周转率、馆际互借满足率等的评价；信息资源获取评价指的是对通过网络信息资源的设备向读者提供虚拟馆藏服务能力的评价；信息开发组织评价指的是对通过技术手段对网络资源开发和组织能力的评价。

信息资源的剔除指的是根据信息资源评价结果，剔除内容成就过时、利用率低、与学科建设发展不符或重复的馆藏。

根据信息资源优化的定义，结合军事医学的学科特色，军事医学信息资源的优化指的是根据军事医学信息资源建设的职能任务和用户需求，调整信息资源的采集范围和采集重点，进行军事医学特色资源的整合、组织与揭示，根据信息资源对满足军事医学现实、潜在及未来信息需求的评价，剔除老化资源及非密切相关资源，增加需求度强的新资源，通过资源采选、组织、评价、剔旧对军事医学馆藏不断进行的优化。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提出建立在文献分析和知识挖掘上的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策略，进一步提高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与用户需求的契合度，提升军事医学资源质量，发挥军事医学信息资源采购资金的最大经济效益，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资源采选、资源评价、资源剔除。

二、信息资源优化策略的研究现状

在CNKI中选择主题检索“资源优化策略”，学科范围选择“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共检得38篇文献(检索日期2015-03-25 )，筛选其中与资源优化策略研究密切相关的23篇文献。通过分析可知，国内“信息优化策略”的研究内容包括资源采选(如基于OPAC书目系统、网络数据库资源、OA资源的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采购体制的优化策略、资源组织(如建立功能完备的资源检索平台、统一的数据库导航系统，加强图书馆自建数据库建设，基于资源共建共享或资源长期保存提出的资源整合和优化、资源评价(如基于数据库利用情况、引文分析提出的资源优化策略，基于h-index指数法分析相应图书学科类别分布与价值利用程度提出的资源优化策略，基于重点专业馆藏资源保障和利用等指标提出的优化策略等方面的优化策略。中文信息资源优化策略研究没有开展系统全面的馆藏优化研究，研究热点是网络资源、资源共建共享、资源的长期保存或开放获取等，属于广泛意义上的资源建设范畴，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现状。

在CNKI中选择主题检索“资源建设策略”以扩展检索范围，学科范围选择“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共检得319篇文献(检索日期 2014-03-25 )，筛选其中与信息资源优化密切相关的250篇文献。为分析研究热点，将文献关键词导入EXCEL及Bibexcel软件进行关键词同被引分析，并用Vosview进行可视化(如图3)。

图3 CNKI数据库“资源建设策略”研究热点聚类

从图3可以看出，国内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热点集中在高校图书馆、复合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及馆际合作等，内容涉及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优化(包括重点学科的资源优化、特色资源建设)、网络化知识化环境下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包括资源数字化、复合图书馆建设、开放存取等)、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馆际合作。

在SSCI中，没有检索到信息资源优化的相关文献，因此选择主题检索collec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学科选择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共检得258篇文献(检索日期2015-O5-20 )。为分析研究热点，将文献关键词导入EXCEL及Bibexcel软件对关键词同被引进行分析，并用Vosview进行可视化(如图4)。

图4  SSCI数据库collec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研究热点聚类

从图4可以看出，国外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图书馆、研究型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内容涉及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整合、信息论坛、机构知识库、本地化资源、学术交流等建设策略，研究型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全文数据库、纸本期刊等资源建设策略，数字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信息服务、用户研究等优化策略。此外，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馆际合作等也是国外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热点。

三、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

分析国内外信息资源优化及信息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热点，结合相关文献调研，对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分为基于读者的优化理论、基于资源的优化理论、基于计量学的优化理论。

1 基于读者的优化理论

    读者需要理论。读者需要理论由美国学者普尔(WF Poole)于19世纪提出，后来受到美国图书馆学者克特(CA Cutter)等众多学者的推崇。读者需要理论强调，馆藏建设不能只关注资源本身的价值，要重视读者的阅读需求，根据读者的年龄、学历等，有针对性地进行馆藏优化，并从合理性、需求时限、需求性质等方面对读者需求进行了划分。

社会调查选择理论。社会调查选择理论认为，资源选择应根据社会环境调查、读者需求调查结果来确定。社会环境调查包括图书馆所辖区域的人口密度、读者分布、城市发展、工业发展、社会发展；读者需求调查包含读者类型、数量、阅读兴趣、阅读内容等。

读者使用概率理论。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hiyali RamamritaRanganathan)在1966年的《图书馆书刊选择》提出读者使用概率理论，指出采购图书应考虑读者使用的概率，选择符合读者需要、使用概率高的图书。

2 基于资源的优化理论

图书价值理论及选择理论。图书价值理论由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提出，麦维尔·杜威(Melvil Dewey)提出的选书“三最”原则是该理论的代表性观点。图书价值理论认为，图书价值分为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应重视图书的科学性、学术性和艺术性。莱布尼兹认为应及时地、连续地、均衡地选择有学术价值的新出书刊；麦维尔·杜威选书的“三最”原则指的是“最好的图书、最多的读者、最少的开支”。克鲁普斯卡娅、海伦汉内斯也都认为，馆藏要以最少的经济损耗提供最大的知识量。图书选择理论在19世纪由斯达索夫提出，指的是藏书补充需要经过严格选择，并突出系统化和特色化。20世纪鲁巴金提出了完整的“选书理论”及选书原则(系统性、完整性和完善性)。推瑞（C Francis K W Drury )、布斯威克(Arthur Elmore Bostwick)都认为，图书选择应同时注重知识价值和社会需求性。麦考文(Lionel Roy Mccolvin )基于图书知识价值和社会需求，提出纯理论的图书选择评分法，成为现代选择图书的重要理论之一。

馆藏分级理论。馆藏分级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指的是图书馆根据任务、读者需求等设计馆藏建设的结构体系，对资源涉及的学科、资源类型等进行分级。美国托马斯·布雷(Thomas Bray)将馆藏分为最低级、基本级、教学级、研究级、综合级5个级别；《藏书发展方针规范指南》将馆藏分为完整级、研究级、学习级、基础级、最低级5个等级。吴慰慈和刘兹恒也提出了五级结构的馆藏书结构表。

零增长理论。零增长理论也称为稳定状态理论，首次出现在1975年的阿金森报告(the Atkinson Report)，指的是当馆藏达到最佳规模或成熟状态后，在不断补充新资源的同时，应适时剔除相应数量的利用率较低的馆藏，使馆藏的实际增长速度为零。

文献协调理论。文献采访协调理论在1899年由美国欧内斯特.理查森(E CRichardson)提出，1942年朱丽安·鲍依德(Julian P Boyd)提出，图书馆界应分工合作，积极收集各国具有价值的资源，编制国家联合目录以便于馆际互借。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许多国际性的区域合作采访及全国性合作采访计划(theNational Program for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得到全面推广和实施。

书目控制论及文献控制论。书目控制论由图书馆学家谢拉(CJ H Shera)和伊根(M E Egan)于1949年提出[79]，指的是通过书目系统控制文献流分布状态，以促进书目数据互换和文献资源共享。1980年威利契(Hans H Wellisch)提出书目控制的基本模型(威利契模型)}80}，后来又出现了国家书目控制(NBC)、世界书目控制(UBC)、世界出版物利用(UAP)等宏观书目控制思想。文献控制论指的是文献控制系统根据内外部的信息变化进行自行结构的调节，改变文献流的分布状态，1982年，朱迪思·科林斯(Judith Collins)和鲁斯·芬纳(Ruth Finer)提出了国家层面的文献控制论。

3 基于计量学的优化理论

帕累托法则。1897年，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指出20%的人掌握着整个社会80%的财富，提出了帕累托法则。美国图书馆学家特鲁斯威尔将帕雷托法则推广到图书馆藏书利用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八定律”，即20%的馆藏可以满足80%的读者需求。根据二八定律，图书馆藏书布局采用了三线典藏制。

布拉福德定律。布拉福德定律是核心期刊选择的理论基础，指的是将科技期刊按其刊载某学科专业论文的数量多少，以递减顺序排列，可分为该学科的核心区、相关区和非相关区，各区的文章数量相等，此时核心区、相关区、非相关区期刊数量成1: n: n2的关系，核心区期刊就是该学科的核心期刊，1969年高夫曼、莫利斯证实期刊流通量的分布也近似服从布拉德福定律，1971年加菲尔德证明了被引文献在期刊分布完全服从布拉德福定律，从引文角度提出了核心期刊的定义。

能源化学论文篇（3）

一、引言

根据教学实践经验表明，《中国文化艺术导论》通识课与艺术学院其他通识选修课程有所不同，艺术的创作源于文化的修养，一个艺术家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了这个艺术家未来的艺术成就水平的高低。中国文化艺术博大精深，涵盖面非常地广泛，既体现时代性，又保持民族性。在本课程中把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结合起来，把现代信息文明与中华优秀文化历史统一起来，结合艺术学院9个专业学生的专业特点，让本科生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摆脱从理论到理论的普通通识课讲授的怪圈，让学生最终获得对专业发展有用的中国文化之精华。学生应该不是为了学分去选择通识课，教师也不是为了课时去教授通识课，通过课程的教学改革应真正达到学生从实际出发或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角度自主选课的目的。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剧，纷繁复杂的流行文化，光怪陆离的网络文化以及新鲜的西方科学主义和现代文明纷至沓来，从而造成了许多人对传统文化的困惑和质疑，这也使得传统文化教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困惑中。外来文化的输入和渗透使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受到挤对，社会不良文化使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受到熏染，青年流行文化的盛行使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受到冷落，以网络文化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使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滞后。本文借鉴相关国内外最新研究理论与实践，从教学模式角度对《中国文化艺术导论》通识课程进行研究，担任这门通识课的所有老师必须实实在在的努力，去做好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传播和弘扬工作，不仅是知识的教育，更本质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华文化、把握中华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人文关怀的情结、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在精神上真正成人。保证教学效果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共同努力，力争打造一门具有艺术学院特色的精品通识课程。为了克服一个教师授课的知识结构欠缺的困难，尝试团队通力合作的方式进行教学，一门课由多名教师共同完成，按照专题讲授，讲透讲好。在正式上课前，负责《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导论》的各位老师们集思广益，资源共享，互相学习及了解别人所讲述的内容及课件，从全局、宏观的角度把握本门通识课程的教学体系，在上课时，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再辅以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等手段，会使课堂教学变得更有活力和吸引力。

二、通识选修课大学教学模式的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徐岚(2014)提出通识选修课要改变大学内部的“重科研、轻教学”现象，首先应该改变以往政策对“研究卓越”的完全聚焦，在国家高等教育战略规划中建立“教学卓越”的概念，政府需要在市场与大学之间重新定位;其次，把互联网引入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加强对创新人才的培养。相关教育学者们对通识选修课“教学模式”这一概念的系统研究是继乔伊斯和韦尔出版《教学模式》一书之后。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教学模式概念的界定、教学模式的构成要素、教学模式的创建及应用实施等方面。但是以大学教学模式为研究主题的文献很少，大多集中在大学教学模式存在的弊端、如何创新大学教学模式及大学教学模式变革的走向等方面。钟志贤在《教学设计视域:大学教学模式的局限与走向》一文中提出当前大学教学模式主要存在十大问题，并且分别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改革的方案。大学教学模式变革已经不是一个很新鲜的话题，已经有一些国家走在改革前列，他们正将教学的考量纳入整体的卓越计划中，例如西班牙的“国际卓越校园计划”、德国的“卓越计划”和爱尔兰的“学校研究计划”，他们是同时强调研究和教学的重要性的;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为培养卓越教学理念制定了专门计划，例如芬兰的“大学教育卓越中心计划”、英国的“教学卓越中心计划”、德国的“卓越教学计划”、法国的“创新教学卓越计划”和台湾地区的“教学卓越计划”，这些计划是用来资助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建立或着进行教学模式改革。钟志贤教授针对当前大学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以教学模式的基本构成要素为研究模板，详细的论述了大学教学模式改革的路径:即培养建构主义教学理念、注重高阶能力的培养、注重知行合一的价值取向、走向双主体关系和互动对话关系、培养建构主义技术应用、运用多样化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走向弹性且灵活的教学设计、强调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强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运用以学习者发展为中心的教学评价。目前，通识选修课“翻转课堂”已经应用到很多学校的教学实践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课程的教学不足现状

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信息化的教学资源也逐渐被学校引起关注，这种信息化的教学资源能够囊括很多的教学信息，并且能够集合有价值的教育信息。学校信息化教学资源的丰富利用能够极大地扩充学校的教学资源。信息化的教学资源也是优化教育资源的一条途径，但是目前为止《中国文化艺术导论》大部分教师还没有足够的敏感度去优化现有的教学资源。《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课程教师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偏向于运用固定一种教学方法，这就映射出对教学资源利用的过于简单化，不能够很敏感的整合现有的教学资源，多方式的利用信息化的教学资源。经过调研统计的数据可以得出，50%以上的《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师认为他们自己有较为敏感的教学资源意识，近60%的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不能开发出有利于课堂教学的教学资源品类，近70%的教师不能够及时的意识到生成性教学等与课堂教学相关的教学资源，我国大部分学校教师有能力辨别有用的课堂教学资源，但是还存在22．3%的教师不具备辨别有用教学资源的能力。总体来说，《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师对教学资源优化的敏感度还相对较差。分析当前我国学校教师对教学资源优化的敏感度相对较差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学校教师对教学资源观没有形成彻底的认识。其次，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善于运用固定的、习惯性的思维进行教学，从而缺乏开发有用教学资源的能力。总的来说，在我国《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学模式变革的过程中，教学资源方面的各种问题都需要得到充分重视，并且要在教育资源的优化上借鉴新的教学模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课堂教学进行优化，从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学模式的变革。

四、《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对策研究

(一)构筑《中国文化艺术导论》完整的课程体系

1．打造一流《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核心课程

一个事物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或者想得到长期发展必须有出色之处。教育既是如此，一所学校要想变得更优秀，除了高质量的教师团队外，必须具备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课程。如果一个学校核心课程不具备竞争力，那么这所学校的竞争必然会处于劣势地位，很快会被一些更优秀的院校所代替。学校要不断地巩固学校核心课程或者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建立核心优势，注重培养全面发展且高素质的教学团队。扩大学校的优质课程面，进而培养出一流的学生。由于学校教师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由这些教师讲授的课程质量自然也参差不齐，引进必要的优质的新的教学模式课程可以弥补所造成的课程质量差。学校的非核心课程过于繁杂，有的已经开设的课程质量不高，有的选修课根本开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引进高质量的新的教学模式课程可以让学生选修到高质量的课程，进而可以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

2．开展新的技术运用于《中国文化艺术导论》线下教育

新的教学模式在线教育之所以得以顺利发展是由于有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等技术作为支撑。学校可以把这些技术运用于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对整个学习过程进行精细化的管理。教师应该学会这些技术的应用，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可以通过这些技术分析学生的优势与不足，为每一位学生打造出一整套培养方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这不仅满足了不同特征的学习者的学习的需要，正好也迎合了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

(二)开发《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数字化教学环境

1．明确建立数字化教学环境的指导思想

在建设《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课程数字化教学环境之前，学校领导首先应该明确建立数字化教学环境的指导思想，即统一规划、全面设计、整体安排以及分步实施。数字化教学环境是一种跨时空、跨平台的一个概念，并且是由多媒体教学环境、网络教学环境以及技术服务体系共同支撑的教学环境。数字化教学环境涉及很多个领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技术也相对复杂。因此，在开发数字化教学环境时要充分整合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硬件设备资源以及充分利用教育技术优势来顺利推动数字化教学环境的建设。

2．应注重《中国文化艺术导论》多媒体系统的建设

学校在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时应注重多功能多媒体系统、开放式的学习系统、网络教学平台和在线答疑系统等子系统的建设。因为这些子系统可以丰富教学课堂教学手段，可以对学生进行合理的指导，引导学生运用更多的学习方法。学习系统的开放化可以帮助学生随时随地的获取学习资料，可以丰富所学课程的相关资料，这不仅对教师的教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促进了学生的多功能学习。完善的教学管理系统和支持服务系统可以对教学的顺利进行做出很大的贡献。最后让教师学会用技术教学，学生学会用技术学习。

(三)建立校级《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

处在新的教学模式时代，建立校级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可以加快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进程。最近几年，政府和学校对建立校级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投入很大的精力，但是就目前来讲，我国学校对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建设的程度还不能够满足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进程。对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应用等方面还需进行大量的研究和实践。笔者将从建立校级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理念、思路以及设计架构这三个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1．明确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设计理念

要明确《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设计理念，即“共享、聚合、应用”。共享是指不同背景、不同层次的学习者可以通过网络学习到在网络上分布的学习资源，并对其进行共享和有效利用;聚合是指运用一些资源管理技术手段把所需的教学材料集中在一起，并把集中好的学习材料放在网络上供学习者学习;应用是指提供给不同背景层次的学习者学习、利用这些聚合学习资源的环境，并且最大化的利用这些聚合过的教学资源，使这些聚合的教学资源的作用得到更大化发挥。

2．理顺建立校级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思路

要从《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课程概念上、技术上以及运行实施上理顺建立校级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思路。从概念上来讲，建立校级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目的是为了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和利用的最大化，也就是说要对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教学资源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并且建立一种机制来保障所建设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能够顺利运行并且起作用;从技术上来讲，是运用相关的技术对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教学资源进行多方式的共享，从而可以解决多方向的教学资源共享和协作;从运行实施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方面来说，教学资源中心应该面向全球建设教学资源网点，把线上线下所有的优质教学资源通过相关技术手段聚合起来，为世界各地所有的学习者提供丰富且优质的教学资源信息。我们可以把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分为教学资源管理、教学资源制作、知识整合以及教学资源扩展四个模块。在教学资源管理方面，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中心的作用是对聚合过的教学资源进行储存、管理、评价等，不同的学习者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在网络上对聚合过的教学资源进行搜索、浏览或者下载等，并且可以了解所下载学习资料的属性，将其收藏在自己的资源库中进行储存;教师们在对数字化教学资源进行制作时应该针对不同模块的教学资源进行不同的模块设计，并且还要运用多媒体剪辑器等相关技术对教学资源信息状况进行追踪记录，以便于学习者后期的使用;在知识整合阶段，这个阶段的作用就是对线上线下的零散的教学资源进行再加工、再整合，使其成为一个具有科学性并且有效的教学资源系统。

(四)更加注重《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课程学生学习成效的教学评估

1．明确学生学习成效教学评估的评估主体

要明确学生学习《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成效教学评估的评估主体。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和受益者，提高学生的全方面的素质水平是高等院校办学的目的所在。因此，学生才应该作为高等院校教学评估的主体。把学生设定为学校教学评估的主体，那么学校教学评估就应该围绕学生来开展，譬如，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或者掌握技能的情况等。从调查显示的学生的学习情况来映射出学校的教学质量，这样可以保证评估所得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被评估的主体在评估过程中占据被动地位，以防出现各种不必要的干扰，增加其评估结果的客观性，从而更好的反映出学校教学目标的达成程度，让学校更明确的认识到学校自身所处的地位。

2．保证《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课程评估中介机构的独立性

基于学生学习《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成效的教学评估的评估主体的非官方的评价机构。这些评估机构所作出的评估结果主要是用于提高原有的教学方法、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评估机构与被评估机构没有隶属关系，是合作关系，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有权利对被评估机构进行咨询。评估结果不会对学校后期的发展有任何的影响，因此，在评估的过程中，被评估机构不会感受到有强制性的压力。这种基于“学生学习成效”的教学评估的评估方式可以避免政府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评估结果会具有较高的信度。

3．确保《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评估方式的科学化与多样化

要针对不同领域的学校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细节化的评估标准，并且对不同研究领域的学校进行评估时，其评估标准都可以准确的体现出其领域的特色。社会上多样化的评估机构的存在可以供院校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由于社会上评估机构的多样化，这些评估机构为了生存下去，必定会最优的做好本职工作，赢得社会及院校的认可。他们彼此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这种竞争机制属于良性竞争，也就是说，评估机构为了得到更好的发展，他们会优化自身的评估方式，更准确的变大出评估的信息，从而会营造出越来越健康的评估环境，最后使学校教学评估一直往更科学化、更现代化以及更先进化的方向发展。

(五)注重对《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师的培训

1．建立《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师交流中心

建立《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师交流中心，服务于提高教师《中国文化艺术导论》课堂教学能力。除了教师要转变传统的面对面教学模式，创新现有的教学模式，树立起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学会熟练应用计算机，探索在线教学模式外，还需要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来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技术的应用，另外还要组建一支高水平的技术团队即教师发展中心为教师提供教学技术方面的咨询服务。教师发展中心还应该对教师进行持续的培训，在培训过程中针对不同教学技术水平的教师制定出分期培训计划。让教师及时的掌握教学的新技术、新方法以及教学新的理念，并且在知识上丰富自己，能够合理的运用教学媒体，强化教学设计，能够做好课程设计与组织实施并且在知识上丰富自己。教师发展中心除了服务于教师之外，还要对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素质发展等方面的服务于指导。新的教学模式时代的到来迫切需要教师发展中心这一平台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进一步推动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2．倡导《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师科研型教学

倡导《中国文化艺术导论》教师进行科研型教学，把科研引入到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去。新的教学模式的以学生学习发展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已经做出了示范。我国高等院校也逐渐开始重视教学理念向以“学生学习为中心”教学理念的转变。教师进行科研型教学是以建构主义为基础的发展起来的，建构主义认为认知个体要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平衡，就必须通过同化与顺应，并且所达到的平衡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个体的不断丰富发展和提高就是在这种动态的循环中进行的。知识是通过主动建构形成的，而不是通过被动接受形成的，因此，知识不能够对一切问题提供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在运用知识解决具体问题时并不是一用就准，而是针对具体问题所处的情景对个体所具备的知识进行再加工与再创造。进行科研型教学可以采取以下两个办法:第一，教师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变成教学资料展现给学生，以供学生进行学习研究。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创造性学习的能力，而且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第二，教师为了在课堂上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在课下教师就会非常注重对教学的科学研究，进而在不断的科研过程中会关注到很多与科研相关的前沿问题和实际问题。这就会使教师不断地挖掘新的、真实性的、前沿性的教学材料，不知不觉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进而提高教学质量。科研和教学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是不可分离的，相互促进的一个整体。

参考文献:

［1］纪薇，王红松，苏本江．关于高校选修课教学的几点思考［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8(Z1)．

能源化学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4-0144-05

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利用的教学资源，依据其存在形式，大致可分为显性资源和隐性资源。在传统的理论课教学中，由于课程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在教学的过程中，显性资源凭借灌输式、说教式、宣讲式等讲述方式，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较为充分地开发与利用，与此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活力，使教学效果受到影响。由于隐性资源具有教育影响的潜移默化性、教育效果的长期性，能更有效地释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弹性和张力，能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改的需求，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隐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然而，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丰富的隐性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甚至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研究隐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有关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隐性资源开发和利用对思想政治

理论新课程的重要性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

1.社会心理、社会思想的变化给新课程带来的挑战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成长起来的90后，正在成为大学校园受教育者的主要群体。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催生出崭新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想。市场经济成为中国公民广泛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市场经济体系造成了较为悬殊的物质利益占有的差异，形成了思想领域的物质利益倾向和浓郁的个人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所倡导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价值观、人生观取向和市场经济价值导向激烈冲突，市场经济影响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包围之势，思想政治的影响日渐式微。网络等新媒介的出现促成了信息资源传播的革命式变化。中国社会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心理、思想观念领域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严峻挑战。革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迎接时代挑战，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的主旋律。灌输式、宣讲式等教育方式日益陈旧而渐失生机，思想政治教育的无意识化、生活化、实践化的新课程改革趋向被逐渐认可。重视课堂中的各类隐性资源因素的开发与利用，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导地位，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性与吸引力成为理论课教育者的时代使命。

2.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属性问题

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属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阶级属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得以存在的客观依据。立足课程属性，教学才有规定的原则、立场等硬性规范。把握课程的阶级属性，理论课教师对于课堂教学中的话语体系也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把握和遵循课程所要求的主旋律。否则，在学生心中课程形象就无法树立起来，教师自己在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和范畴等的选取上也会出现把握不准的情况。以课程性质为纲，拓展和规范教学内容，在坚持课程属性的前提下，老师们在课堂上发挥的自由空间反而更大，课程本身的专业特色和丰富内涵不减反增，教学效果反而更加显著。但是，课堂教学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属性问题往往容易被教条式地理解并且僵化对待，出现割裂思想政治，片面强调政治性而忽视思想性的现象。结果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远离学生的生活和思想实际，成为一种空洞的说教，减弱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效性。与思想政治理论阶级属性相适应，灌输式、宣讲式等教学方式必然被广泛使用，这更加深了学生与课程的隔膜。因此，引进教学资源，更新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法，重新确立教学评价标准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际效果日益重要。

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自身建设问题

社会环境的恶化，理论课教师地位的边缘化，课程从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的难度，学生对课程的漠视，教师对自身工作价值的怀疑和否定，使得作为课程教学主体的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大打折扣。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授课教师一定要在克服以上不利因素的前提下，建立与当代实际相适应的教学价值观，提高自身素养，加强自身建设。

此外，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隐性资源的开发，也是教师自身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思想理论课教学中，一味地强调文本内容和传统的教学方法等显性资源，加剧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严峻形势。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的传播者，除了语言表达的规范、富有生命力等等之外，还需要特别注重言词之后所内隐的教师的理想信念、科学态度、人生境界等问题，注意人格的渗透力和行为的垂范价值，使学生能够感同身受，促使学生实现由知到行的转化。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组织者，要关注教师的课堂组织管理能力和水平，重视课堂管理中内隐的课程资源，提高自身素养，增强管理艺术，营造优良的教学氛围，推动和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的实现。

（二）隐性资源开发和利用对思想政治理论新课程的重要价值

隐性资源以潜在的方式客观存在于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中。目前，理论课教学中被使用的教学资源大量地以显性资源存在，隐性资源则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处女地。教学实践证明，显性资源直白地宣讲阶级意识和政治倾向，使理论课变得僵化而缺乏生机，而隐性资源则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及价值，它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心理、社会环境的变化，满足新课程的要求。开发和利用隐性资源的现时价值尤为突出，具体地讲，隐性资源开发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隐性资源能有效地化解教材体系，“生化”“活化”理论课

理论课教学实践中，一方面，在课堂外生成、以物质制度等为载体的隐性教育资源，如，学校环境、校园规章制度等的使用能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另一方面，教材文本所蕴含、内隐的资源也能起到激发课堂活力的重要作用。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就内容及导向看，基本上属于政治文本、意识形态文本和政策文本，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理论的宣传，压缩探讨思考的空间，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需求产生冲突。作为学术文本、思想文本的理论教材则蕴含着丰富的隐性资源。挖掘和利用这些隐性资源，拓宽教材内容，沟通历史与时代、理论与现实，用以弥补教材之不足。这些资源能有效地将道德的、审美的、学术的、政治的和科学的经验与知识渗透到教学活动中，对受教育者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此外，教材中的内隐文化价值观能通过心理的微观层面活动对学生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有利于削弱理论课的“强控制”传统刻板印象，有效地破除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学生不再被当作是理论知识的被动“接收器”，而是被看成是有多方面需求的、发展中的现实的教学主体。

2.隐性资源能沟通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让理论课植入学生心灵

课堂教学的推进是在与非正式学生群体文化等多种隐性资源的交互作用中进行的，教学不是教师一人所开展的独角戏，学生个体作为一种重要因素对施教进程也会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教学班中不同学生群体的存在及由此而形成的非正式学生群体文化隐性课程。作为集体成员的学生个体，他们会不自觉地通过暗示、认同、模仿等无意识心理活动逐步使班级养成优异的心理氛围。积极健康文明的同学关系会营造良好的心理、情绪、情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种融洽和谐的教育教学氛围。否则，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隐性资源主要有物质、制度和文化等几个方面的静态载体。依附于不同载体，或者由于价值导向的不同，会导致不同隐性资源的生成。有意识地挖掘类似隐性资源，将诱生丰富多样的隐性资源，激发课堂无穷的魅力。课堂教学中，除了下意识地使用以上隐性资源外，特别要关注在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文本的多重互动中逐渐推进、瞬间生成的隐性资源，尤其要关注不可重复、无法复制地随着教学内容的展开和多种课堂因素的交互影响中形成的“生态式”情景课堂。教学互动中，学生所犯的错误，学生的质疑、提问与教师的回应，教师对学生的多层面评价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的隐性资源。合理利用这些资源对思想政治理论将形成十分积极的影响。

此外，探究式、合作式和体验式等学习方式本身也成为一种有效的隐性资源。此类学习方式的倡导有助于学生获得自我探索、发现知识的经验体验，有助于培育学生形成严谨、团结、合作、求实的学习风尚，使班级形成向上的精神气质与面貌。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隐性

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几个重要环节（一）良好课堂教学环境的营造

教学环境作为一种隐性资源，会促进学生的社会化成长和某种程度的个性自由和谐发展。教师主导型的教学环境对学生成长发展的作用甚微，它一般只从自身愿望和设想出发，漠视学生的兴趣、需要、经验和发展水平。优良的教学环境要求在知识与能力相互转化间，学生能充当主体角色，允许一个独立空间的存在，让他们去自我观察、探索、讨论和创造，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我们这里所说的教学环境主要指教育氛围、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等课堂人际关系的存在。在课堂师生和生生互动活动中，教师具有指导者与合作者的双重身份，教师要善于捕捉细微信息，能抓住教学活动中的偶发事件，以自己的热情、机智感染和教育学生。

环境具有教育功能，它本身成为一种教学“磁场”，能让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和启迪。开发环境教育资源，注重环境创设和布置，有意识地通过生生互动、文本交互、师生交流，及时抓住时机进行教育，把学生的主体地位放在思考问题的首位，把环境本身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和课程模式的建构性要素高度重视。创造一种安全、轻松、愉快的精神环境，不仅要重视文本教育，同时也应把课堂环境创设作为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要素来探索研究。此外，为学生独立性发展创造环境，尊重他们的愿望，给学生选择、安排的自由，把自交给学生，教师参与尽量多引导少干预。环境设计应体现主体性、合作性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题特色性。

课堂人际关系的生成及驾驭。教学中生发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对教学产生强烈的渗透性影响，它本身就成为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导向正确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等课堂人际关系有利于课程的多向度发展和教材的弹性展开，有助于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与之相应的则是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教师倡导和主张的合作式、探索自主性学习方式促成了新资源的产生。合作学习为生生之间互动提供了新资源产生的平台；探究性学习，成为促使学生自我内省、自我评价、自我教育和成长的重要隐性资源；自主学习为学生社会化发展并成为独立的个体做初步准备。

（二）文本教学内容中隐性资源的挖掘

课程资源不同于教学目标指引下的教材文本内容，对文本内容的补充和替换是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重要途径。课程资源的开发，需要在教学主客体的良性互动中、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过程中予以实现，这种转化体现出文本内容价值目标和教育教学功能目标的和谐统一。对于显性资源而言，这种转化过程一般根据课程教学目的，课程内容的立场与价值导向，确定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线索，对具体而丰富翔实的课程资源进行开发，然后通过鉴定、筛选、挖掘基本途径，开发课程资源。而对于教材文本中的隐性资源挖掘，一般从学生需求、学生情感、情绪和感受出发，注重从教学艺术、学生的发展等层面来寻求隐性资源挖掘的线索。隐性资源开发利用的线索应该具有层次性和多向性。在动态课程教学中，教学氛围、教学情景、教学灵感、突发事件、师生的问答等都是很好的课程资源线索。

（三）隐性资源的情景式生成

隐性资源服从教学内容的需要，除了教师下意识地预设和安排之外，隐性资源基本上都是基于课堂因素变化而形成的。每种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孕育出取之不尽的课程资源。过去，理论课课堂教学有重教材，忽视其他教学环节的倾向，随着课堂教学改革的推进，其他课堂资源因素开始被强调，特别是多种因素交互、动态地生长而成的“生态环境”。这些生态环境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课堂教学中偶然事件的发生、师生互动中产生的新信息和新知识、教材的创新使用等等。环境生成造就了这些稍纵即逝的隐性资源，如果能及时地把握和利用，课堂内容将进一步得以拓展、延伸和升华。把握和驾驭这些资源，主要依赖于教师的智慧禀赋与驾驭能力，教师应形成利用资源的自觉性，随时准备激发和利用隐性资源，使隐性资源载体的作用得以及时发挥，将隐性资源置于实践的基础之上，使潜在的资源显露出来。

（四）教师作为隐性资源因素的开发

教学中，教师是新课程隐性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主体因素，学生也是课程资源的创造者和消费者。教师在隐性资源的挖掘、利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学观念滞后，僵化教条地使用教材，必然束缚课堂的活力，压制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基于自身的知识结构、知识储备、综合素养等将教材中的隐性资源开发，展示出来，同时在动态的师生互动实践活动中，在知识探寻的教学活动中，激发和把握隐性资源，调动和运用情感和价值观等精神性因素，培养学生正确的适合社会需要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教师本身会成为重要的课程资源之一，其仪态仪表、言行举止、情感价值观态度等将对学生发挥潜在而深远的影响，教师之于教学一般会起到“师定课程资源”。此外，教师进行创新性工作，会使自身成为隐性资源最重要的开发者和利用者。再者，教师群体之间的合作、交流、共享课程资源等活动，也能积累、开发和利用各类隐性资源。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隐性资源

开发与利用应注意的问题（一）树立课程隐性资源开发的意识

教学意识是教学实践的先导。课堂教学活动是课程资源重新生成、不断组织的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对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现实的教学是多因素变化作用的过程，是学生个性不断张扬、发展、提升的过程。而对教学活动中呈现出的教学场景和教学细节，应及时采撷、激化，服务于教学目的，及时有效地化有形教材为无形教学。总之，树立课程开发意识是课堂教学有效开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开发隐性资源之前，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具备足够的问题意识，寻找开发隐性资源线索，努力探寻并回答以下问题：需要秉持怎样的价值导向来开发利用隐性资源？如何开发和利用？开发后的隐性资源凭借什么样的中介进入教学过程？通过什么方式利用这些课程资源会更加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并在教学中予以践行，有利于正确定位资源内容并有效指导隐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现资源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具有资源意识是开发利用的基本前提，这种资源意识是从两个方面来强调的，一是隐性资源意识；二是隐性资源开发意识。

（二）确立课程隐性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价值取向

政治理论课隐性资源有鲜明价值取向。课程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它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和纯粹客观，而是具有极强的个性和主观色彩。教师对课程资源的认识和筛选、开发和利用与教师本人的教育理念、教学观及教育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联。思想政治理论课隐性资源主要有以下价值取向：一是目标价值取向。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目标有三个维度：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取向。由于在兴趣、理念、特长等方面存在着个体差异，导致教师在选择、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过程中会有所偏重，目标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内容、资源利用方法，而资源内容及其利用方法又会更好地为目标服务。二是学生取向。围绕学生的心理需求，学生的兴趣和发展进行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服务于学生成长发展需要的价值取向属于学生取向。实际操作中，一般是混合两种价值取向，取中间状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平衡两种取向上起关键作用。

（三）创造性地开发与利用课程隐性资源

重视课堂教学过程。教学过程的真实推进及最终结果，更多的是由课程的具体行进状态以及教师当时对教学问题的处理意识及其对问题的解决方式决定的。任课教师在每堂课上所教授的具体内容、使用的教学方法、面临的教学环境和经历的过程并不相同，每一次都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教师的创造才能、主导作用，正是在处理这些情景中得以发挥。同时，智慧而富有成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对教师的知识结构、能力水平提出了挑战。通过师生间、生生间的动态信息交流，实现师生互相沟通，引发思想碰撞。

秉持先进的教育价值观。先进的教育价值观是创造性地开发和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隐性资源的前提。课堂教学本身是师生共同参与的生命活动的一部分。认真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对学生而言所具有的独特的发展价值，确保教学为学生的多方面发展提供优良服务。理论课教学教育注重以生为本，创造性地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

关注课堂创造性活动。课堂隐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课堂活动的重要源泉，也是教师教学风格、教学个性产生的基点，在激发课堂活力方面起主导作用，没有创新意识和激情，没有一定的创新力和跳跃性的洞察力，仅仅依靠固有模式执教的教师，是不可能有效把握和利用隐性资源的。与直接或间接获取的显性资源不同，隐性资源相对利用价值更高，开发的成本和难度大，有些隐性资源藏匿于创造性活动之中，呈现未开发状态，有些甚至难于用文字来表达，但是又有可能成为课堂珍贵的教学资源。因此，独具创新意识，努力开展经常性的创造性活动，是开发和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隐性资源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1]吴刚平.课程资源的理论构想[J].教育研究，2009，（9）.

[2]秦永芳.试论思想政治课程资源的开发与整合[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0）.

[3]闫红敏，范蔚.刍议课程资源及其有效开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2）.

能源化学论文篇（5）

一、“乡土化”资源范畴界定

乡土资源包含的范围较广，可以是自然资源、生态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乡土化”资源主要是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引入地域特色和乡土元素教育载体；在众多的乡土化资源中“红色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载体之一。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凝结的思想、政治、文化、精神产物，也是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物化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所形成的具有思政育人意义的历史遗存，并以物质的（旧居、旧址、遗迹等）、信息的（标语、文件、书信等）、精神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等）等形态表现出来的教育资源。

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只是课堂教学，忽视了实践教学，如何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高其实效性，是每一个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者都在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推行“引进来，走出去”的教学思路，采取“乡土化”资源教学路径就是一个良好的教学途径，比如在《中国近现代纲要》的实践教学中融入红色资源，让学生们参观渭南渭华起义纪念馆；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爱国主义专题的讲解中，让学生走进乡村，了解农村，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主义情怀，让学生切实体会思想政治理论课厚重、朴实的物质内容。

二、“乡土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意义

1、激发学习兴趣，深入理解教材内容

引入乡土资源教育，通过考察、走访、研究与分析等方式，将学生生活的体验融入到课程内容，延伸课堂教学，开拓学生视野，以培养学生主人翁责任感和热爱家乡的使命感，将教学收益与社会效益最大化。如在讲授《西方经济学》时可以结合陕西省周至县的猕猴桃以及礼泉县的苹果等近年来的价格的变化让学生理解价值规律的意义；在《中国近现代纲要》的教学中组织学生参观西安事变旧址让学生亲身感受西安事变的过程及历史意义等；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核真正深入学生的灵魂深处。

2、乡土资源有助于学生树立科学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

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充分利用乡土资源，用红色资源武装学生头脑，利用延安、秦岭等陕西乡土红色资源，通过重温历史事件、了解优秀文化遗产等的方式，感受中国共产党的风雨奋斗历程，树立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激发学生的奋发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明确自己的神圣历史责任和使命，自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3、乡土资源有助于学生成长成才

将“乡土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通过挖掘本地区的“乡土化”人文资源、自然资源，开展综合性学习，使学生在乡土文化的熏陶中，提高综合性学习的能力，对于增强学生的信念教育、道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乡土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路径

1、第一教学平台——彰显课堂教学特色

第一教学平台即课堂教学，教师采取“乡土化”教学模式，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按专题进行讲解，针对每个专题再去挖掘“乡土化”资源的结合点，如教师讲解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时，可以挖掘、借鉴陕西省文史馆以及各地的党文史馆、纪念馆等资源，使课程内容充实、饱满，使原本枯燥的理论知识用鲜活的历史人物再现历史事件，彰显特色课堂教学，以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

2、第二教学平台——实践教学基地常态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离不开实践教学基地的建立，但目前因经费、安全规章制度不健全、无法保障等原因没有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落到实处的“挂牌”基地不乏其数。再者就是实践基地教学的细节工作不到位，不能简单地将学生带到实践基地，请一个导游讲解一下就算实践教学了，要让学生在实践基地进行调研、走访，记录信息，亲身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体会新农村建设的历程，在怀念历史，展望未来的过程中，提升人格修养，从而坚定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坚定自身的使命与担当，只有将“乡土化”资源物尽其用，才能真正做到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3、第三教学平台——网络教学信息化

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指导学生是信息化时代教学的必然要求。乡土化资源如何和网络教学结合，切实发挥这种教学手段的作用是一个需要亟待探讨的课题。网络信息技术指导教师可以利用QQ、MSN、E-mail、微博、课程网站等对整理好的乡土化教育资源课件在课程网站或教师微博或QQ空间进行上传，以及将以往的学生实践学习情况的照片、视频、成果进行上传，学生可以依据兴趣选择性学习；而且实践表明这种将“乡土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教学的效果是值得进一步推广的。

4、第四教学平台——研究式教学

深入开展研究性学习，走进农村，感受乡土知识。乡土知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特定的地区自然人文环境条件下的变异和发展，学生们通过乡土知识的学习可以了解很多书本中没有的知识，丰富视野、陶冶了情操。学生们可以采取抄录碑刻、参观纪念馆、访问耆老、记录兴趣点和知识点等方式，为立项选题研究积累素材，如“延安精神的如何引领新时代的青年”、“志愿者扎根西部的源动力”等课题的顺利开展得益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依据学生的所学专业、兴趣爱好、选题上给以指导，让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研究问题，培养学生的研究特质，一旦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程，如书法专业的学生可以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的书法精髓与人格魅力；服装设计专业可以研究一下红军部队的服饰变迁；中文专业的学生可以选择革命文献的整理研究等，这样的实践教学可以大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从而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综上所述，将“乡土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结合教学内容挖掘“乡土化”资源的地域知识，依赖“四个教学平台”进行全方位的教育，让学生在课堂中聆听理论知识的魅力；在实践教学基地亲身体验“乡土化”资源地域特色；在网络教学中可以将课堂虚拟化，学生随时都可以访问这一平台，方便学生的同时也拓展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空间；在研究式学习中最大可能的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在实践中调研、钻研、求证知识，真正从课堂中走出去，带着疑问学习和实践，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

能源化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盛行，处于主导地位。语言学理论学派认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篇章材料替换为另一种语言的篇章材料”的过程（Catford， 20），因此翻译是对比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但是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几乎忽略了文本的整体性以及其他的一些非语言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功能主义目的论于首次被德国学者凯瑟林娜・赖斯提出。而后她的学生汉斯・弗米尔、贾斯塔・赫兹・曼塔利和克里斯蒂安・诺德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功能主义目的论长期以来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翻译理论之一。功能主义目的论的理论基础有四，分别是芬兰学者冯赖特的行动哲学研究、美国数学家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的通信理论、德国美学家汉斯・罗伯特・姚斯和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接受美学、以及语篇语用学（卞，44-59）。作为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提出了对翻译源文本的分类，并以分类为基础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本文由四个部分构成，旨在诺德的翻译类型进行分析。不可否认的是，诺德的翻译类型分类是功能主义目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分类豪无缺陷，所以本文将会对翻译类型的贡献以及局限性进行详细地阐释。

1功能主义目的论形成和发展的学术背景

“翻译研究”这个术语于1988年由美籍学者詹姆斯・霍姆斯在他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首次提出，但是对于翻译实践的研究远远早于这个术语产生的时间。最早的翻译实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Stolze， 2）。16世纪时，为了能有效地促进《圣经》的翻译，马丁・路德在他翻译的德语版《圣经》中倡导自由译法，这种方法与真实译法是对立的（Stolze， 3）。用现代术语来说，马丁・路德所倡导的是归化译法，而后者是异化译法。在翻译研究领域中，不同的翻译学派有不同的研究重心，所以每个学派提出的翻译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不同的学派的形成从本质而言都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翻译实践。

一开始，翻译被认为是语言学的分支，在语言学的领域里对翻译进行研究。索绪尔创建的现代语言系统深刻地影响了翻译研究，因为翻译与应用语言学是紧密相连的。像詹姆斯・霍姆斯、罗曼・雅各布森、J.C.卡特福特、尤金・奈达以及皮特・纽马克等翻译学者都非常强调翻译中语言本身的因素。雅各布森（114）在他的论文《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将翻译划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类，并指出在语际翻译中语言意义和语言等值是核心问题。在这一时期里，直译和意译的冲突仍然存在。尤金・奈达在他的论文《论对等原则》中提出了静态对等和动态对等的概念；前者更重视源文文本，而后者更重视读者反应。奈达（136）还进一步阐释了动态转译包含的三个核心概念，“最恰当、自然和对等”，并指出“自然”的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语言和文化以及特定信息的语境，并易于译入语读者所接受。这三个要求与后来的功能主义学派的一些思想不谋而合。但是，总体而言，翻译的语言学派的主张虽反映了该学派十分重视单个句子的句法结构等语言学因素，但却忽略了文本的整体性。

2克里斯蒂安・诺德的翻译类型和翻译策略

在凯瑟林娜・赖斯理论的基础上，赖斯的学生汉斯・弗米尔提出了目的论，贾斯塔・赫兹・曼塔利提出了翻译行为理论，都丰富了功能主义目的论。当然，克里斯蒂安・诺德也不例外。

克里斯蒂安・诺德是赖斯的学生，也是功能主义目的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她的著作《目的：析功能翻译理论》中，诺德（46-47）在回顾了朱利安・豪斯的隐性翻译和显性翻译理论和赖斯的文本类型分类，并提出了两个基本的翻译类型，分别是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文献型翻译强调的是源语作者和源语文本接受者之间的交际行为，对源语作者和源语文本读者在源语文化中的交际做文献记录；译者把源语文化呈现给译语读者，把他们置于源语文化中，并让它们觉得读到的东西本身是存在于读者的文化中的。工具型翻译是为了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实现不同的功能的翻译，强调译语文本读者能够无障碍地接受源文本传达的信息，并且接受到的信息和源文本信息具有同样的功能，即实现译语文本和源语文本的功能对等。

诺德进一步地将文献型翻译划分成了四个子类别，分别是逐行对译、字面翻译、文献学翻译和异化翻译。逐行对译旨在再现源语语言结构，常应用于比较语言学研究中；通过字面翻译，译者想要重现源语语言的形式，在目标语言中再现源语语言的句式结构和词汇用法等；如果在译文中还加入了注释对源语语言和文化进行阐释，这种就是文献学翻译；如果译文给目标语言读者造成一种文化距离感，这就是第四种类别异化翻译。

工具型翻译目的是达到源文本的语言功能，所以，根据目标语语言功能和源语语言功能的相似程度可以将工具型翻译细分为三个小类别，分别是等功能翻译、异功能翻译和相似功能翻译。

2.1对诺德的翻译类型的阐释

辜鸿铭的翻译可以作为文献学翻译的一个例子。当他在英译《论语》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些脚注来对中国的文化现象等进行阐释。比如，在论语第二章中，辜鸿铭（13）将夏朝和欧洲的希腊时代做类比，将殷朝和欧洲的罗马时代做类比，使西方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同样，在第六章的脚注中，辜鸿铭（46）将鲁国类比为古代中国的英格兰，将尧帝比作中国父系社会的亚拉伯罕・林肯。

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则是异化翻译的一个例子。比如第二十六回， “当下只见王婆推开房门，入来怒道：“你两个做的好事！”西门庆和那妇人都吃了一惊。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请你们来做衣裳，不曾叫你来偷汉子！…”，赛珍珠的译文则是：

The Old woman came in， pushing the door open and crying，“This is 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Then Hsimen Ching and the woman both startled with fright and the old woman said，“Ha， good！ HA， and this is well！ I ask you to come and make clothes and I did not tell you to come and steal a man！ …”

“你两个做的好事！”和“偷汉子”被译为了“This is 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和“steal a man”，这种译法不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而是遵循了源语语言的用法，所以给译入语读者一种文化距离感。

诺德还指出，一般而言，使用说明书等实用文本的翻译是等功能翻译。而将《格列夫游记》和《鲁滨逊漂流记》之类的小说译为儿童读物则是异功能翻译。诗人译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原诗的部分相似功能功能，但却不能做到等功能，因为不同语言中的韵、节奏、意象等是不同的，所以诗人译诗是相似功能翻译的一个例子。下面以古诗《天净沙・秋思》为例来分析诗人译诗。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Tune： Sunny Sand

Autumn Thoughts

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Under a small bridge near a cottage a stream flows；

On ancient road in the west wind a lean horse goes.

Westward declines the sun；

Far， far from home is the heartbroken one. （Translated by XuYuanchong）

虽然在英语译文仍然是诗的形式，但是同原文相比，有几处明显的不同。首先，在“Sunny Sand”之前添加了“Tune”来说明“Sunny Sand”不是题目，而是一个词牌名。再者，在这首词中，每一句都押尾韵/a/，而在英语译文中只有前三句押韵，而且是押的/s/音。最后，《秋思》这首词是由意象相连，而译文中加入了许多动词、方位词等来保证整首诗的流畅和完整。

2.2对诺德翻译类型的评述

诺德的翻译类型理论阐释了从逐行翻译到异化翻译各种翻译类型，并且提出了各类作品，比如说明书、文学经典和诗歌，对应的翻译方法。她的两大翻译类型分别是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前者更重视源语言文化，而后者是以目标语言的文化为导向。所以，除了源语言和源文化之外，诺德也将目标语言的语言功能纳入了考虑范围，这在根本上同豪斯的划分区别开来。因此，诺德了源文本的绝对地位，但同时她也指出她提出的翻译类型以及其他的翻译理论并不是否定对等理论，因为对等关系是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众多关系中的一种（诺德，29）。

但是，同其他的理论一样，诺德的翻译类型并不是完美无缺毫无漏洞的。她强调所有的翻译都可以归为文献型翻译或者工具型翻译，这种两极化的主张使得她的翻译类型理论的可行性有所降低，因为某一翻译可能不仅仅是文献型翻译或工具型翻译，其中的某些成分也可能包含了另一类型的翻译因素。赛珍珠的《水浒传》译本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例子。赛珍珠将这本小说的书名译作All Men Are Brothers（所有人皆兄弟），这个译法显然是意译（书名的直译译法应该是The Water Margin）。但是在赛珍珠的译本一直是以直译著称。她自己在译本的序言中也说道，她翻译的目标是再现中文的魅力，所以她更加注重源语言和源文本。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赛珍珠的直译：

石秀便问道：“这位兄长是谁？”

Shih Hsiu asked， saying， “Who is this brother？”

在这个例子中，“问道”被译为“asked， saying”。这种译法完全忠实于中文源文本，但是英文中没有这样的用法。除此之外，上一个部分中提及的“你两个做的好事”、“偷汉子”分别被译为“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和“steal a man”.这里的“好事”实则表示“不要脸的事”而不是英译中的“a good thing”，“偷汉子”也不是译文中的“steal a man”，但是赛珍珠却在英译本中保留了中式的说法和表达。赛珍珠版本的《水浒传》译本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在翻译过程中，就算有明确的目标，译者有时也会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所以，两极化的翻译类型有时也许不完全可行。

3结语

作为功能主义目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诺德的翻译类型打破了源文本的主导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指导实践的可行性，兼顾了语言内外两方面的因素，既摆脱了原文的束缚，也避免了极端功能主义之后对原文的不尊重等，且分类较为全面。但是诺德的理论也有所局限，她的二元对立的主张降低了理论的可行性，因为有些时候，一个特定文本的翻译，如上述部分中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可能包含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两方面的因素。综上所述，克里斯蒂安・诺德的翻译类型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对功能主义目的论的发展确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虽然其理论有所缺陷。

参考文献

[1] Catford，J.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2] Gu，H.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Tianjin：Tianjin Social Science Academy Publishing House，2014.

[3] Nord，C.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4] Jacobson，R.On linguistics aspects of translation.In L.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pp113-118.London：Routledge，2000.

能源化学论文篇（7）

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国接受之后，随之开始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浅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性认识之不足，使中国的现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处于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由此表明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步入了历史性误区。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潮。在反思各种思潮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为了使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为了使学术进路和思想理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新传统主义认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将偏离正确的方向，使之在当代的中国文化误区中步入更大的误区。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误区决定了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

就中国当代文化异化的原因及思想和学术的主要问题而言，可以用西化、极左和腐败进行概括。中国自“全盘西化”引发了文化专制之后，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文化专制，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腥风血雨，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体制，着眼于经济发展，没有在文化理路、思想和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使之中国的当代文化进路仍陷于西化和极左体制所造成的误区之中，思想和学术仍在原有的体制之中继续生产异化的产品。非但如此，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学术也被商品化，体制化的思想和学术拒斥正本清源，在异化的道路上产生了严重的学术腐败。所以，没有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正本清源，继续以体制化及西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异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产生困境的本质性原因。

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不对西化与极左及学术腐败进行正本清源，在思想和学术上必然产生非常混乱的局面。正因如此，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某些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为我所用的歧解，其难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一以贯之，难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中和贯通，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偏离正确的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为现代提供了丰厚而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路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进路中，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已经给中国带来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所以，当代兴起各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步出现代文化危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由学术理路所决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要求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进路中应首先解决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被否定，既然被否定，为什么还要复兴的“悖论”问题。显然，就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思潮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悖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正本清源，就不能克服这一致命的“悖论”，就不能走出两难困境。可见，以任何一种当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将使自身处于合法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于现代取得合法性的，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可见，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克服两难困境及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违背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否定历史传统而走上现代舞台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却要重新回到传统之中，由此表明其思想逻辑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传统文化所存在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推定只能自相矛盾，其实质或是空洞的符号，或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口号，以这样的理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于在本质上将再次断送中国文化。

虽然事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但其理应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相悖，是出现两难问题的本质性原因。可见，就学术思想理路而言，不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将混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根本不可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这样一来，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

由中国所处于的“全盘西化”的时代所决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理论误区，所以，要认识困境和误区的原因，要求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进行追根寻源，厘清西方文化何以进入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现当代历史，在西方已处于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又何以还要步入数典忘祖、激烈批判传统的西化之路。由此可知，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要求贯通中西，以对中西文化的问题和应然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由此证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由此证明我们应承续的传统究竞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究竟是那些具体内容。

问题表明，以现代“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在思想误区中产生的推定，将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应当首先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在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之后，还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性在于，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何以于近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何以步入了西化之路。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要求我们对所有问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正本清源。由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学派林立，形成的问题错综复杂，也只有对其正本清源，厘清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才能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摸着石头过河”，难以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与主张复兴理学或心学的某些复兴传统文化论有所不同，新传统主义认为理学或心学恰恰是失落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产物。问题表明，理学或心学的最大的理论误区是在《易》上，其虽然也把《易》作为群经之首，但由于在基本性上把《易》定为卜筮之书，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所以只能断章取义的解读《易》。由于《易》居于儒学的基础理论地位，因此，对《易》的误解必然带来对儒学的种种误解。新传统主义以正本清源为基础，以形而中论哲学为钢领，认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是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儒道本一，儒学与道学中和贯通，而不是后儒所谓的“儒道相绌”。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儒学在孔子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孔子为开创中国文化传统而整理出“六经”元典之后，由于其弟子不理解孔子修纂“六经”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发生了儒分为八的问题。由于暴秦燔书，使之在汉代开始重修“六经”，因而失落了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史表明，从孔子弟子开始，后世儒家对孔子的思想一误再误，使儒学产生了多种流派，肢解了孔子儒学的思想体系。所以，就儒学而言，应当复兴先秦的孔子儒学而不能复兴后儒的儒学。显然，这需要以正本清源为基础，才能厘清孔子与后儒的儒学何以不同，从而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厘清孔子儒学为什么能代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学术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表明，后儒对孔子儒学的误读，主要产生于对《易》思想原理的肢解。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上，就儒学而言，应当主要以“六经”为本。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建构中，新传统主义同时主张复兴道学生命科学，以此为基础，建构现代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以生命科学取代一切宗教的神道设教。

由中国文化于当代的困境所决定，无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还是认识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何以处于优秀地位，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进行正本清源，只有在思想和学术两个方面中和贯通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才能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历史要求我们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我们必须在对儒学、对儒学的经典（当然，也包括其它思想流派及其经典）有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明智的抉择。否则，只能陷在历史的误区中而一误再误。

由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的中和贯通所决定，首先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能够贯通中西，能够发现西方“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本质性原因，能够在本质上证明中国哲学的优越性。否则，失去了哲学基础，就不会对中西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本质性的正确认识，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纸上谈兵，或者是无的放矢，或者是另有所图。可见，离开了正本清源，就不会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只能继续以西方哲学的理路异化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就象中国于现当代正在进行的那样），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本真的认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主观的一厢情愿，而不会在历史进程中实现。进而论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代中国具有意义，还应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证明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将使西方步出“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给出新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才有本体性意义，才能为中西文化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化开出新的历史进路。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哲学的中和贯通

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进路，显然是在当代异化的中国思想和学术进路中作出的抉择，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所以需要在思想和学术上解决一系列问题。由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应当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性和优越性给出理论推定，以此做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所以，以现代的学术思想进路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定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理论，其基础性工作，是建构中国的哲学体系。换而言之，建构中国哲学，是能否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的关健问题。可见，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本质的意义上取决于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前题。如果不是首先建构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没有可靠的中国哲学做为理论基础，则必然以肢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为其所用而论以复兴，而这种复兴绝可不能步出西化的思想理路。因此，新传统主义是以形而中论哲学为基础所提出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式，其理论体系包括哲学、科学与文化，以此完成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工作。

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正本清源表明，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内化”性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以对概念范畴的本体论与主体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不断反思，外化出了哲学的思想方法，使哲学成为专门的学科，并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浩瀚的哲学文献，但因西方哲学最终没有解决本体论和主体论问题而于现代终结。中国哲学于春秋时期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路，其思想原理内化于概念范畴之中，形成了以《易》为代表的内化的哲学思想形式。春秋以后的学术思想进路，只是不断的对其概念范畴进行解释，所谓“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即是典型的解释方式。就现代中国哲学进路而言，在没有对中国内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的外化之前，仅仅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推定中国的哲学，是西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是对中国哲学的歪曲（如把中国古代某些思维方式推定为唯物、唯心或朴素的辨证法等），而且产生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哲学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然而，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却步履维艰。问题产生于“全盘西化”的思想方法：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的西化式疏解，脱离了中国文化自在的思想形式，悖离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推定。

思维方式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文化产生于自在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规律只能自在于自身的思想原理之中，以任何外来文化的思想原理进行解构，将产生思想及文化的异化。所以，要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应当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思想形式进行哲学外化。显然，外化不但需要正确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应当与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中和贯通。在准确把握人类的思想方法和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形成方法论是“承诺推定法”。[3]以“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是“形而中论”。[4]以“形而中论”为哲学基础形成的中国文化体系由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所组成，其与形下性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思西方哲学，表明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不但没有走出形而下的困境，而且因形而下的本体论困扰使哲学终结。因此，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指明方向，并由此建立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

形而中论哲学认为，从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自在性为出发点，应当把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及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即所谓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呈现出哲学困境，使人类在不断产生的异化中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并带来新的、更多的问题。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时代在呼唤哲学，哲学的革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5]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具有人类的共性，从而使哲学具有共性，这是产生人类哲学的逻辑起点。而问题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西方哲学进行的解构。而哲学的共性则要求中西哲学产生于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融贯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诺推定法”，即出自于中西思想之共性。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本没有哲学这种学科形式，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学上的推定（就象西方哲学家对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样），在智慧的学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国哲学的逻辑和形式。智慧使哲学产生，但智慧并不是哲学。哲学在其本质性上承诺着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三者的统一将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此乃“承诺推定法”的基本原理。可见，“承诺推定法”源于中西哲学自在的思想原理。

根据“承诺推定法”，对中国的思想形式进行范畴、形式和逻辑推定，推定出了由本体论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中国哲学的内化性，使之形成哲学的学科性建构，是对范畴内化的逻辑与形式进行主体性和本体性的推定。《易》代表了中国哲学理路的基本形式，以“承诺推定法”对《易》的思想原理进行外化，形成的理论体系即“形而中论”。《易》哲学理路的时空方式性和西方哲学理路的时空形式性，能够以“承诺推定法”进行“中和贯通”，表明了时空是思维的生成方式，时空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所以，对于人的存在和认识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中论”把时空推定为本体和主体的“形而中性”，其基本命题可简单陈述为：1、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或形式。2、时空是本体的自在方式或形式。3、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4、 时间和空间是主体形而中的自为，人类的理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自在与自为。[6]

“形而中论”哲学的主体性为“时空”之“形”，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形而中者之谓人。《易》哲学思维是以“卦”作为形式的，“卦”的认识论原理表现为形而中的方式，“卦”作为存在与思维的中和，是时空的方式性。因此，就主体认识的方式性，为“形而中者谓之卦”。[8]因为“卦”代表了主体的认识，所以，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决定于“形而中者之谓人”。[9]“形而中”是人存在的本质性，其思想的主体性是“形而中主体之谓神”。[10]“卦”是主体思想的中和方式，由此表明《易》之“中和”方法。“形而中者谓之卦”，是用“卦”承诺形上和形下、承诺“道”与“器”的形式和范畴。“形而中者之谓人”，主体通过“卦”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卦”和“形而中”，实现了主体与本体的统一。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之谓人”的统一性表明，“形而中论”实现了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

“形而中论”表明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时空方式性，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则表明其时空的形式性，由于时空本体论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哲学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原理。“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表明，中国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的中和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西方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进行的对立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下的形式性，所以不能以形而下的西方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概念和范畴解读中国形而中的思想原理。然而，“形而中论”哲学思想原理却能够对形而下的西方哲学进行“中和贯通”，从而表明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力。

由“中和贯通”所决定，对以儒道经典文献（主要是“六经”和《道德经》、《庄子》、《内经》等）的“形而中论”哲学解读，给出了复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一以贯之的证明，并对中国文化何以能贯通西方文化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证明。“形而中论”哲学的“中和贯通”，在哲学上解决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非同一性问题，在文化体系的建构上，形成了为解决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步出了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宗教三元分立的局面（只所以三元分立，是因为其分头解决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而不能相融为一个贯通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这些问题，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广义的文化——因此而终结）。所以，“中和贯通”不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更是在对西方文化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方法。以“中和贯通”为思想方法，打通中西哲学和文化，产生普适的人类哲学和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开出新的文化传统。可见，由“中和贯通”所决定，“中学西渐”不但是历史的需要，也是逻辑上的必然。换而言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路出于西方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历史需要则决定了西方只能运用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学西渐”成为一个自在的历史过程。

问题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则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西化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中华民族的思想载体只能是自身的文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妄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哲学是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前提，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现形式。显然，这是一切有志于中国文化及民族复兴的学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文化大同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类性。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人类文化的基本性和普适性，所谓的复兴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换而言之，只有在深切认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发现问题的本质性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才能在本质上理解为什么要复兴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

人类自进入现代以来，社会的发展进路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模式。由于西方文化的形而下本质性，其虽然在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由此也表明现当代中国文化陷入了双重误区：西化性误区和历史性误区。由这个双重误区所决定，进而导致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这个悖论的形式如下：“中国文化在现代虽然已经让位于西方文化，可是， 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批判反思说明了其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机。可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文化进行‘祛魅’、进行反思批判，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而中国却不竭余力的进行现代化，进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国反传统的同时，许多西方思想家却敏锐的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由此又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11]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出现代悖论，能否复兴，取决于其能否解决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已然终结，宗教失落，由此引发了西方的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只有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才具有复兴的现代意义。这就是说，以哲学、科学和宗教为形式，推定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其理论“特质”应当解决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中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积极意义，中国文化才有复兴的必要性。所以，应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推定中国文化的特质。上论表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由哲学所决定，中国的科学与宗教也与西方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中国科学的特质是形上性。所谓科学，是由客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作为特征的学科形式。与西方科学不同（由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所决定，西方科学在形下性的方面建立了科学思想体系，以形而下的科学原理，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为人类掠夺自然资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人类社会步入灾难性的生态环境，从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中国科学以儒学和道学为理论形式，拒斥形下性，提出了“君子不器”[12]的理论命题，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理路，使主体与形而上之“道”中和贯通，形成了形而上的科学思想体系。形下性的西方科学主要是对客体及物质世界的认识，形上性的中国科学则主要是对主体及生命存在的认识，其本质性是关于生命的科学。形上性的生命科学原理是主体的“形神中和”，[13]从而实现了“以至于命”的价值取向（形下性的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生命科学，但因其把主体的生命客体化，使“形神二分”，所以，其不但不能实现“以至于命”，而且使生命在客体化的操作中失去生命存在的价值）。春秋之后，中国的生命科学不断发展出成熟的中医学和以丹道为代表的道学，成为人类文化中独特的学科形式，成为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极为重要的科学形式。儒学则以“以至于命”作为生命科学的理论形式，但因后儒的误解而失落。应当认为，通过正本清源，明确认识儒道本一的科学原理，在步出后儒的理论误区之后，儒学将为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为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宗教的特质是人文道德教化，而西方宗教则是上帝教化，所以，不能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和内容推定并定义中国的宗教。如果以宗教的社会效用论之，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和儒教，以道教和儒教为主体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具有本质性的不同，道教和儒教的本质是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而西方宗教则是客体（由上帝决定）超越性。随着西方理性的没落，西方宗教出现了危机，上帝和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们陷入形而下的自私自利的进路中，无限制的掠夺自然资源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空前的危机。中国道教和儒教的人文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在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系。道教与儒教的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使本体与主体中和贯通，主体的可操作性和超越性由形上性的生命科学提供了保证。中国近现代的西化进路，把道教和儒教等同于西方的宗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以形上性的科学理路推定道教和儒教的超越性，使宗教与生命科学中和贯通，最终使宗教消亡，是当代“宗教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的哲学、科学和宗教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哲学，进而以哲学为基础推定的科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显然，以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为指导思想，以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推定人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使本体论与主体论中和贯通，进而全面推定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形成与人类生存本质相统一的文化建构，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在统一，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路。

总之，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对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进行彻底的反思批判，吸收其优秀的文化形式，中和贯通人类文化中的优秀的理性形式，完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形成新的文化建构并于现代复兴，实现中学西渐，开创人类文化的新传统，使人类文化实现大同，是新传统主义的理论目标。

历史将表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以后，通过中学西渐，中国文化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文化，将使人类历史向真正文明的路向上发展，中国文化将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注 释

[1]参见拙作《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载《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易说卦传》。

[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易系辞传》。

[6]参见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1998年第2期。

[7]《易系辞传》。

[8]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9]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0]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能源化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2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6-0154-02

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当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而之于现代企业而言人力资源之间的竞争其本质上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竞争，一个企业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要加强对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视。据此笔者将主要就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间的互动性，展开具体的探究与分析。

一、互动性研究的必要性

在当今时代，人力资源直接决定企业的发展前景，其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将人力资源作为研究目标并以此开展的企业文化以及人力资源管理，业已成为企业发展优秀人力资源的重要路径方式。然而当前许多企业文化建设仍然处于不够健全阶段，面临着诸多的资源管理弊端与漏洞，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严重低下。伴随着全球经济文化乃至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企业文化建设与人力资源的发展，正在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与挑战，如何合理应对这些发展困境，是当前企业界亟需应对的重要难题。

对于企业的文化建设而言，只有能够适应企业的发展规划要求与人力资源发展，才能够实现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发掘。目前有大量的企业在文化建设的过程当中，由于无法适应快速的市场发展从而致使企业在一夜之间濒临破产。企业文化发展的严重落后，将直接导致人力资源的管理难以适应企业的长期发展规划，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这是造成企业面临极大威胁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互动性的理论出发点

企业文化这一理论来源，最早产生于美国，而使其成为一种主流的管理学思想则发端于日本。我国的学术界与企业界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伴随着我国整体经济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的企业在市场经营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不断提高，而企业为了能够适应不断提高的竞争压力，大量的企业对于国外先进的管理技术进行了深入的学习与研究。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初期发展起来的一部分企业迫于品牌竞争方面的影响，开始认识到企业形象的重要性，而企业在对外宣传的形象上，必须要依靠其强大的内部文化来予以支撑。正是基于这一压力之下，我国大量的企业开始重视并逐步实施企业文化方面的内容建设。

企业文化从文化的角度来对于企业的发展进行诠释与解读，运用先进、优秀的文化手段来促进企业管理层次的提升，这正是目前企业管理理论与内容实践的重要趋势。作为管理哲学的一种，企业文化既是对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对于管理科学的重要发展与延伸，这一理论内容的基础正是基于以人为本的思想构建。重点突出了将人作为企业日常管理的核心，借助于同等的价值观念、信念以及适当的人际关系，乃至于不断拼搏奋进的企业精神等文化内容，能够使企业自上而下的营造出整体性的文化氛围，并最终将企业管理从技术上升到艺术的高度。

直到今天，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相关性，越来越表现出逐步结合的发展趋势，借助于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理论的发展成果表明，企业文化的研究正在越来越广泛的同组织行为、以及组织绩效的研究相联系起来；大量的管理学领域研究学者认为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已经逐步由硬性层面的技术内容逐步的转向为软性层面的人性化内容；开展人力资源的管理应当更多的思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管理学的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正逐步趋同，这便是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管理在数个领域当中，所表现出的高度相关性最为有力的证明。

三、解析管理相关性

作为当今现代企业的重要管理理论与方法，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愈来愈发明显，大量的企业及研究领域对其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然而有关于企业文化的边界划定，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均未做出统一的标准定义。

对于企业文化不论是企业家还是管理学领域的研究学者，每一个人几乎都有自己的定义理解，这主要是由于每一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因此在考虑问题时的出发点也便不同，而恰恰也是由于这些种类繁多的企业文化定义，反而能够更加详细、清晰的向我们表明企业文化同其它方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企业文化是一类亚文化种类，正是由于企业这类特殊的组织形式，所导致了企业文化当中所蕴含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等意识与物质形态均必须是该企业组织每一名成员所必须认同的。企业文化由于是一类相对较为特定且兼具独立性的文化系统，能够在企业管理的过程当中发挥出最为本质的文化导向作用，这一文化导向作用能够更加有效的激发员工保持对企业的忠诚度，同时始终为企业同自身的共同利益与目标所不懈努力与奋斗，以使得企业能够保持长久发展的不竭动力来源。

企业文化所重视的是使每一名员工，都能够被分配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之中，对于物质资源要能够最大化地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并确保货物的顺畅流通，在伴随着企业外部环境的快速调整变化之时，企业还要能够同时兼顾社会责任。人力资源的管理要能够依据组织的战略目标，制定出具体详尽的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同时还要为了能够达到组织目标的实现，而进行人力资源的获得、应用、开发评价以及激励。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信息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能量推动着企业外部环境的演变与发展，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管理当中一个十分核心与关键的组成部件，同样也面临着严峻的外部环境考验。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整体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以及企业间竞争的加剧，在经济生活之中对于物质生产，所逐渐显现出的文化渗透、促进、融合业已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然路径。大量的管理学家与企业家们由战略层面的高度，以及文化发展的角度对于企业的文化管理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这同时也是目前企业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走向。 文化管理是近些年来新兴的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理念，是对于现代人力资源科学管理的一次跨越式发展。文化管理使得人力资源管理上升到了文化层面的高度之上，其试图以研究者的内心活动来激发员工的潜在能力。

四、探究管理互动性

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的互动性探究，是当前管理学理论之中关于企业文化的前沿理论内容，它同相关的管理学理论内容之间存在着一个互相融合的过程。正是基于企业文化的战略前瞻性，使企业在市场竞争发展中的核心竞争能力，企业文化就必须要作用在企业日常经营与管理的各个方面之中，因而将企业文化融进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之中，也是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力资源的管理与企业文化之间存在有高度的关联性，这一联系性使得两者间的融合更加贴合于一类内在力量的合并。

理论研究的发展能够使得人们对于实践规律具有更加良好的把握，而实践规律又同时存在有普遍性与共通性。企业文化与管理两者间的内在相关性，无不体现于各个方面之中，两者的发展必然是互为辅助、互相影响且互相作用的。而影响与作用在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当中一直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只有将静态的相关性转接到动态的互动性之中，才能够实现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的有机集合，并促使此两者能够不断的推进发展。

伴随着当前以智力与知识为主要经济发展特征的信息化时代到来，影响经济社会前进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已逐步由金融资本转变为对于新型技术、知识以及创造性人力资源的运用。人力资源业已成为目前企业发展所最为宝贵的资源财产。越是拥有丰富、雄厚的人力资源，便越是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屹立于不败之地。这不仅是当前世界现代化发展对企业的要求，同时也是时代进步、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便充分说明了这一趋势的实践正确性。这不但是现代化进程所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发展与文化不可分割性的具体表现。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人是企业开展文化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学习者以及传播者，因此开展人力资源的管理就必须要从人身上做足功夫，紧紧围绕人这一资源管理重点，开展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使得人力资源的管理逐步的贯穿到企业的日常发展之中，并由具体的个人来传承企业的文化思想与内容。同时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也能够在企业的管理层发生变动、亦或是企业人员发生调整之后，企业依然能够良好的传承与保持企业的文化积淀，这对于企业文化建设的长远发展，以及健康与可持续性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价值。

我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只有阴阳调和方能达到平衡。之于企业文化而言，阳，即为硬性的人力资源管理；阴，即为软性的企业文化管理。在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的管理目标之中此两者均是为了实现企业、个人以及社会整体的价值追求，并促使这三方面达到和谐统一，他们均是将人本主义思想作为核心价值思想，从战略高度的层面来思考，将人作为多种价值的中心环节，企业可通过价值观的培养与形成来激励员工，促使员工能够具备有共同的价值目标与行为准则需求。其中人力资源的管理则重点采用实际的方式和方法来作用于员工，企业文化能够给予人力资源的管理提供理论上的指导，而人力资源管理则能够给予企业文化创造出丰富的实践经验。

使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进行良性的互动，应当以整体的高度去考量，并且要在整体上认识到优秀的企业文化与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目标之间的相关性。此两者在进行有效的互动时其中的一些具体内容是可被具体量化的，例如企业的价值观念对于企业员工所产生的激励作用，企业发展的趋势价值与最终效果，以及企业文化对客户群体所产生的影响等，只有将事实同假设予以差异化的对待，同时还要采用大量的事实对所做的假设进行检验。

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的互动性，目前还基本处于十分粗浅的初级研究之中，不具备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此外在这一模式当中还包含有大量可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诸如怎样构建企业文化同激励之间的互动模式；怎样能够构建学习型组织模式；怎样开展企业文化的设计，以提升企业的文化扩张，并达到对企业形象与竞争力的提高，以及使得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做出及时、准确的判断，这将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闫庆收，孙福田.浅谈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作用[J].科技管理研究，2013（5）.

[2] 宋联可，魏江茹，张 钰，等.企业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影响的研究述评[J].商业研究，2014（5）.

[3] 张保建.企业如何立足人力资源管理来塑造企业文化[J].中国商贸，2015（24）.

能源化学论文篇（9）

一、翻译与文化类课程多媒体网络资源共建、共享的理论基础

首先，翻译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已经被广为论述。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开始依据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等从文化层面研究翻译本质、翻译策略以及翻译与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等理论问题。翻译就其广义的属性而言，是文化的交流、沟通与融合。二十世纪70年代，西方文化翻译研究学派兴起以来，文化与翻译关系的探讨成了翻译理论界的热门话题。苏姗·巴斯奈特和安德列·拉菲弗尔提出：翻译研究己经从传统的形式主义方法转向文化研究的大语境、历史和传统——翻译研究的目的被重新定义。它所研究的对象是文本及其所包含的原语和译入语文化，因而翻译研究得以沿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且能够超越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奈达在探讨功能对等时较深入地探究了文化与翻译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要真正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译者如果不细心体察文化背景，就难以准确领会词语的意义。

其次，营建多媒体网络共享资源平台是建立在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关于学生的学习理论经历了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发展到建构主义。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瑞士儿童心理学家Piaget的认知发展理论、Vygotsky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和Bruner的发现学习理论。建构主义的基本学习观是：学习的自主性、学习的情境性和学习的社会性。利用多媒体网络手段正是建构主义学习观实现的途径，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可以自主学习，通过丰富的资源增强学习的情境性，通过与教师及同学的交互式学习实现学习的协作与社会性。

二、高等学校翻译文化类课程的教学现状

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听说读写译这五种技能是最基本的。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对翻译教学的要求也随之提高。目前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翻译文化类课程的设置与安排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

1.课程开设具有多样性，但是存在重复讲述和缺乏资源共享的情况。多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在文化翻译类方向开设的课程包括笔译、口译、翻译与文化、语言与文化、跨文化交际、西方文明、希腊罗马神话、中国传统文化、英美概况等，这些课程有很多内容是重复的，如西方文明中一般都会介绍希腊罗马神话，翻译与文化、语言与文化中有许多内容都是重复的等。这种课程设置浪费了大量人力资源，每个课型都需要一名教师任教，这无形中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这种设置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压力，降低了学习效率。目前，各个高校都在减少教学时数，如何让学生在有限的教学时数中获取最多的信息是关键。此外，这些课程缺乏交流，造成部分知识不必要的重复等，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

2.学生的学习资源有限，信息更新较慢。传统教学方式一般每门课程采用一本教材，其信息量无法满足教学要求，而且教材的出版需要一个编写的周期，所以避免不了信息不能及时更新的弊端，而翻译及文化类课程的一大特点是需要学生占有大量的信息，具有一定的知识保有量，并且了解最新的术语及文化名词。通过创建翻译文化类课程共享的网络资源，可以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从而弥补课堂时间有限、学习资源稀少的不足，又避免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热情。

3.学生的学习效果不能得到最及时、最有效的反馈。在传统教学中，学生的作业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评改，而且有问题不能及时向老师求助。通过多媒体共享资源的营建，学生的作业、自主学习成果等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展示。老师对这些学习成果进行评改后可以让所有学生受益。学生经常在学习中遇到问题，但不能得到老师的及时解决，网络平台中的讨论交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学生不仅可以向老师请教，还可以和同学交流经验。

三、翻译文化类课程多媒体共享资源的营建

1.多媒体共享资源营建内容。共享资源营建所涉及的课型应该包括翻译类课程，如笔译、口译、翻译与文化、翻译理论等。文化课程包括跨文化交际、语言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英美概况、希腊罗马神话、圣经、西方文明等。多媒体共享资源包括上述所有课型相关的多媒体资料。第一，多媒体课件。多媒体课件不仅是教师上课使用的课件，还应该包括教师开发的利于学生在课后进行自主学习及研究的多媒体课件。第二，课外阅读材料及学术资源。利用多媒体网络手段，教师可收集大量课外阅读材料，并在网络平台上定期更新。另外，应增加学术资源的建设，以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及学术能力。第三，通过网络链接为学生提供更自由、自主的学习途径。例如，学生在研究翻译理论时，可以通过教师建立好的网络链接去了解某种学派或翻译理论。

2.多媒体共享资源的使用。多媒体共享资源的营建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兴趣，因此在使用上应侧重便利性。网络共享资源应建立一个交互性的平台，这样利于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互方式可以包括以下几种形式：第一，电子黑板。学生可凭密码进入，在电子黑板区可以看到老师张贴的多媒体课件、课外阅读材料和作业点评等。第二，讨论区。讨论区类似聊天室，学生可以利用该空间探讨学习方法、解决问题、进行辩论等。教师应监控学生的参与数量及质量，并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三，个人主页区。翻译及文化类各科任课教师可创建个人主页，利于学生按科目进行信息查询及寻求帮助。第四，内部E-mail。学生可通过内部E-mail与教师及同学进行更便利的沟通。为了便于学生的使用，网络共享资源在设计上应遵循便于查询的原则。因此，共享资源应按照科目分别设立链接，在每个科目下面再详细地、分层次地设置各个章节的知识要点。例如，某学生探讨习语的翻译方法，可以选择翻译科目，然后找寻习语翻译这一章节，同时，他发现很多习语都有文化背景，因此，他可以同时选择“跨文化交际”和“希腊罗马神话”两门科目，并搜索习语的文化差异与翻译这一信息。通过共享资源的使用，学生可以事半功倍地提高翻译能力。

四、营建多媒体共享资源的创新意义

1.改变传统教学学科之间的封闭性，充分利用学科之间的互补作用，节约教师资源，充分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通过翻译文化类课程共享资源营建，将翻译课程与文化类课程（如跨文化交际、希腊罗马神话、西方文明）等有机整合，创建网络共享资源，以此达到学科之间的相互补充。通过资源共享，可以避免一些重复的内容在不同学科中出现和某一学科的知识得不到相关学科的补充两个弊端，而且在大学课时计划修改的同时，能保证学生课时减少，但所学知识不减少。

2.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传统的教学方法局限于课堂，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营建网络平台，学生可以自主学习、创新学习，提高学习的能动性。另外，通过课程的有机结合，不同学科的教师可以交换授课，例如在讲述英语诗歌翻译时，可以请主讲希腊罗马神话的教师讲述英语诗歌中有关神话的文化背景，这样可以保证学生接受到更专业的知识。而且，相对于传统教学方式，利用多媒体手段可以促使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创新学习。

参考文献：

[1]Bassnett，Susan. and Lefever，André.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M].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1990.

[2]Nida，Eugene A. 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2001： 109-110.

[3]侯万春.建构主义教学观和大学英语教学[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 （1）：34-36.

能源化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216-02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是我国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核心课程之一，其十二章知识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且回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因此显得内容庞大，教学任务艰巨。在各地高校的“概论”课上如何结合地域社会的具体现实、响应思政课程改革的“三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和实效性，使这门课成为广大学生真心喜爱、乐于接受的公共思政课，不仅是广大理论者推进理论研究、回应现实问题的责任，也是思政任课教师在教学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任务。

新疆历史文化资源因其显著的地域性特征在新疆高校各门思政课程①教学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将新疆历史文化资源有机地融入思政课教学环节中，不仅能拓展我们的教学空间、触及学生的实际生活，同时也可以增强学生的兴趣和参与，从而激发广大学生爱国、爱疆的朴素情感，进而达到增强教学实效性的目标。

一、新疆历史文化资源的特征及其教学价值

新疆史称西域，是丝绸之路上多个民族、多彩文化、多种宗教的交流融合之地，因此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积淀，还保留了大量的名胜古迹，民族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资源，以及契合了当代新疆社会发展需求的优秀道德伦理等精神资源。

笔者认为新疆历史文化资源指的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所有历史文化资源的总和，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各类有形实体资料，如新疆各地遗迹遗址、人物故居、烈士陵园/纪念馆、各类博物馆/档案馆、各类主题展览纪念活动等；二是各种无形精神资料，如反映新疆各族人民勇于拼搏的时代精神、真切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契合当代新疆社会快速发展需求的优秀传统伦理道德。这些文化资源讲述了新疆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历史，同时也蕴含着当代中国发展的优秀情怀，带有强烈的新疆地域特色，具有为思政课服务的独特优势，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有利于丰富“概论”课的教学内容

全国高校通用“概论”课教材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组统一编写的，内容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因此本教材的覆盖面宏大、目的明确，但从教学实际来看，每一地区的发展历史、经验与作为均存在差异，因此教师在授课中可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对课程的内容进行拓展或佐以证明。以新疆高校为例，将新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纳入“概论”课教学内容中来，以教材理论讲新疆故事，无疑能够加深新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现实理解。

2.有利于抓住学生的兴趣，提升教学实效性

时间上“概论”课两大理论成果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内容上涵盖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改革和发展的方方面面，同其他四门思政课程相比，“概论”课的现实感较强；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单讲理论很难引发学生的共鸣；且当前新疆高校的在校生包括大量南疆、农牧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因而在实际教学中应当量体裁衣、因地制宜，新疆文化资源往往同学生们的传统文化、心理思维、生活风俗紧密联系，将其引入到相对应的教学内容中并与之相证相佐，能使课程更贴近大学生的现实生活经验，引发同感并接受和认同。

3.有利于升华爱祖国、爱家乡的感恩之情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早在公元前61年，西汉设立了都护府使得西域成为祖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从列强入侵瓜分中国到抗日战争，新疆各族人民一直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抵御外敌，共同保卫建设新疆，这些历史真实地反映了各族人民血浓于水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团结之情，在“概论”课教学中我们应当注意使用这些资源来培养大学生热爱自己家乡、感恩伟大祖国的情怀，如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中的新疆人先进事迹、各民族爱国故事、各类纪念馆、主题参观活动、西部大开发、 “访惠聚”等都是对广大学生展开新疆社会和谐发展、祖国统一理论、社会主义道路优越性等意识形态教育的优秀素材，让学生了解新疆在祖国发展中的作用、了解新疆现实发展的要求，非常有利于增强学生对“概论”课理论的理解和接受，进而自觉否定、抵制、抛弃各种混淆的、诋毁的和错误的社会思想、网络信息等。

二、充分发掘可运用于“概论”课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1.珍贵的红色历史资源

红色历史资源彰显了我们革命烈士勇于牺牲、英勇抗争的宝贵事迹，是寄托后人崇敬之情的不能忘却的纪念，也是当代90后、95后大学生最应当了解、铭记的历史。新疆是极富革命英雄传统的地区，曾有无数革命烈士在这里留下了宝贵的红色资源，如反抗外国侵略第一枪的1855年塔城各族英雄儿女怒烧沙俄贸易圈事件、抗日战争中新疆各族人民踊跃捐款捐物以及用生命保障抗战国际物资通道的史实、八路军驻疆办事处的峥嵘岁月等等，这些红色历史资源对于学生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各民族的血肉之情以及祖国的统一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2.反映新疆现实发展的方略及制度实践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均不相同，如何能因地制宜地让学生理解理论呢 ？在讲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时，新疆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多种宗教和谐并存的现实实践就明显更具有说服力和可探讨性；又如讲“改革开放”时，新疆的17个国家一类口岸和10个二类口岸，新成立的喀什经济特区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都是比较优秀的资源；再如讲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功实践都是体现我国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直观素材，这些地方资源结合“概论”课的理论内容，容易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且更有利于学生形成“从局部到整体、从整体再到局部”的认识方式。

3.彰显正能量的道德伦理精神

道德和伦理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其具体反映的是人们的文化心理；“概论”课中的相关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但任何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确立都不是一瞬间的事，更不是教育单方面的事，而是一个从个体的认同开始、受社会大环境影响形成的过程。新疆各族人民在保卫和建设新疆的过程中不乏各类优秀的道德伦理精神，如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勤劳朴素的民族传统，特别是部分民族受到了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进而转化为民族精神中的传统道德，如和平、向善、诚实等等；此外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新疆也涌现出一大批高尚的道德模范人物，如阿里木、王燕娜等，他们不仅是新疆改革开放之路上闪亮的道德建设名片，也是新疆社会现代化发展中先进文化引领人物，这种感召力能够极大地增强学生对家乡、对祖国的自豪之情和向心力。

三、在“概论”课中运用新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路径

1.优选合适案例，实现有机融合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最大特点是其地域性，也是其优势所在，但并不是什么地方资源均可以走进课堂、为我所用。任课教师应首先明确 “概论”课教学内容、目标和教学任务，然后选择合适的资源。那么如何判断其是否合适？首先，教师应当考虑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与“概论”课授课内容的对应性和吻合性，如在讲授“生态文明”相关内容时，乌鲁木齐煤改气工程的引入形成了学生关于冬季烧煤与烧气供暖的直接对比思考，让学生自己对环境变化产生直观的认识，将理论与个人生活经验紧密关联；其次，教师在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融入“概论”课体系时，应实现有机融合，切忌文不对题、生搬硬套，更不应该出现缺乏历史依据和现实佐证、人云亦云的信息，要保证能够进入“概论”课体系中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全部应当有理有据；再次，在运用这些资源时，教师应当特别注意教学的主次分明，应以教材体系为主，历史文化资料为辅，如在讲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时，任何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案例的落脚点都应放在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和强化上，不能喧宾夺主。

2.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与方法

新疆各高校思政课教学包括传统教学与多媒体教学以及二者结合等方式。为了增强学生的兴趣和参与，活跃课堂气氛，教师在授课方式上可以采用小组讨论发言、辩论、调研汇报等形式，如在讲述“改革开放”这一内容时，可让学生通过调查，自己亲手搜集资料，了解新疆改革开放之初到今天的巨大变化，同学们可以从自己的生活观察入手感受自己家乡的变化，最后教师通过教授、总结和引导，使学生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产生认同，并且可以通过新疆的长治久安来探讨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辩证关系。新疆的稳定和发展直接同广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在实践中，这种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使用能够产生较为理想的效果；同时在授课方式上，教师应多借助多媒体的优势，利用视频、图片、照片、影像等多种元素组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各类记录新疆社会发展和热点问题的新闻类纪实栏目，如《大事小事》《新疆新闻》《丝绸之路》等以及各类反映新疆人生活的影视作品，如《美丽家园》《真爱》等，在播放中教师通过对节奏的掌控、讲解，形成学生的情境代入，最终实现观念的知识内化。

3.拓展实践教学

“概论”课与其他四门课程相比，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解释现实这一教学目标，而从思政课的性质来看，书本理论与课堂教学均需要学生第一人称的参与；比起教师的讲授引导，通过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实现学生自发的、主动的认识与思考，由此达成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是最牢固的，而且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改革的攻坚期，各种利益诉求凸显，只有让教材联系学生的现实生活和感受才可以抓住学生的心，因此在“概论”课中，教师应多注意社会实践调查的设计，新疆各高校也应当推进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配套制度和基础，整合社会资源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服务。在新疆高校“概论”课中可以运用到的实践资源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各类博物馆、故居、纪念馆、烈士陵园、主题活动的参观活动，如八路军驻疆办事处、军垦博物馆、自治区周年庆祝展览活动等，教师通过问题的预设和情境的代入，让学生在参观中去感悟历史和缅怀革命先烈，形成强烈的情感触动，实现理念的传递和接受；第二类是组织学生自行或分组展开田野调查活动，教师预先对主题进行设定，学生在实践调查中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最后以PPT或者主题演讲的方式进行全班汇报，老师加以引导，如将“和谐社会”的内容与乌鲁木齐参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活动联系起来，请同学们捕捉、发现生活中各类文明、和谐的或者不文明、不利于和谐的现象，在课堂上对这些现象加以说明，并利用所学习的理论进行分析，最后找出原因，形成正确的判断。笔者在“概论”课实践中，发现这样的学习方式更加生动直观，并且把繁多的理论和生活直接联系起来，学生的理解和接受度较好。

四、结语

“概论”课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其课程目标是树立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坚定广大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和信念。因此，“概论”课最终应着眼于广大学生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教育上，思政课教师对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运用，应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当前新疆处于三期叠加②的历史时期，各高校的思政教师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完成教学活动，另外，教师应对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选择把握适度与适合的两大标准，站稳思政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这既是我国思政教育的要求，也是广大思政教师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能源化学论文篇（11）

1.服饰文化文献研究的现状

    我国服饰文化研究从开始迄今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得到一定的重视也就是近几年，虽然服饰文化的学科建设有了显著的成就，但存在着的问题也摆在我们的面前。笔者根据调研得出结论如下:

    (1)服饰文化理论研究文献较少，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活动。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产业要数服饰产业，但对服饰文化理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像对服饰本身那样重视，与某些增长很快的研究领域相比，这一专业学科研究明显处于“冷门”状态，基础理论数量暖乏，缺乏系统研究成果，发表的成果自然也很少。理论研究与整个社会服饰产业兴旺发展的景象极不协调，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服饰产业自身的蓬勃发展。

    通过对“服饰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检索为“零”的结果来看，图书馆情报界对服饰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也没得到应有的重视。也间接地说明服饰文化信息资源建设在此专业学科研究领域的重要作用。因此，对促进服饰文化学科的级别、完善学科专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研究方法粗糙，比较性研究较少。在对服饰文化文献检索以及服饰文化研究主题内容的调研时发现，此学科研究领域的视野狭窄、局限性以及研究方法的粗糙，导致了大多数服饰文化研究的文献都是对传统民族服饰形式进行描述性的研究，内容较单一，创新点不多。再就是，缺乏横向比较性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上都有待扩展和改进。

2服饰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的必要性

2.1服饰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

    近些年，服饰产业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当今世界的重要产业，也是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中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成为我国外汇创汇的主要产业。服饰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也是我们对服饰文化信息资源建设必要性的论述。

2.1.1服饰文化对大众生活的影响

服饰文化在中国有着5 000年的悠久历史，从人类原始生活开始就与人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服饰的产生最原始最基木的作用表现在御寒和审美方面，那时服饰的实用价值体现其真正的价值。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它以文化的方式传承于今的时候，当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中独立为一种门类的时候，它的意义不同反响。

    服饰文化可以表达人的思想情感和心里的精神诉求，显现个人的审美情趣，还具有鲜明的文化表征，可以折射出社会经济、人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对时尚的不同追求，寄托着人们追随流行的情感动态。服饰文化对大众生活的影响，不论是从古至今，还是从国内到国外都是很大的。

2.1.2服饰文化在网络时代的全球化

    服饰的国际化是整个世界不争的事实，西方国际服饰设计师在作品中不断导人中国服饰文化元素，带有中国独特标志的设计理念开始受到推崇。最显现中国标志的就是“中国红”和中国各民族传统的刺绣，使中国元素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感受到了中国元素更深的魅力。而对应的是18世纪风靡欧洲的洛可可风格服饰，也对东方的服饰产业有着较大的冲击。由此表明，在现今信息传播迅猛的网络时代，服饰产业也正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

2.2服饰文化学科建设发展的需求

    学科的快速发展需要科研成果的支持，提高科研的效率就要学科信息资源的帮助。在服饰文化学科建设中，信息资源建设是其中重要的支持和保障因素，或者说是服饰文化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从众多学科中脱颖而出，成为重点学科，关键就是看其是否有明确的研究方向、结构梯次合理、学术层次较高的学科队伍。我国科技论文产量很大，而获得公共信息资源的渠道口前并不是很畅通，从而影响了学科的科技创新和发展。学术科研水平和信息资源建设的优劣自然就成为衡量学科建设的重要指标。

    (1)图书馆服饰文化信息资源需要系统化。具有信息资源系统性，才能反映学科信息资源的历史、学科的发展状况、学科的特点及规律，从而保证所收集资源具有较大的使用价值。数字信息资源应在图书馆的指导下持续不断地补充、长期积累，保持学科信息资源的连贯性、系统性，并研究这些学科与其他学科领域的边缘交错、相互渗透情况，准确反映出这些学科间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客观规律，从而保证信息资源的实用价值。

    图书馆信息资源涵盖各个学科的内容，而服饰文化信息资源是图书馆信息资源整体化、系统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服饰文化学科与其他学科间的交又、渗透促进各个学科的共同发展。在《21世纪服饰文化研究》一文中，华梅提出如何研究服饰文化的问题，并再次重申“服饰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认为需要从历史学、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民俗学、艺术学和美学的角度，运用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手段对服饰文化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思想和思路无疑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利于人们更好地概括和探索服饰文化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关系，从更高层次把握服饰文化的研究方向。

2.3图书馆特色信息资源建设的需求

    服饰文化的信息资源不仅具有其他学科信息资源的普遍特点，还有其鲜明的特点，突出表现在新颖性、时效性土。

    服饰文化信息资源建设能够把图书馆特色馆藏推上新的高度。建设具有再创造性、新颖性、时效性、多样性、广泛性、层次性和复杂性等特点的、高质量的服饰文化特色信息资源，不仅能丰富和突出图书馆的馆藏特色，而且能提高服饰文化信息资源的利用率，使图书馆成为服饰文化信息资源的交流中心，提升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增强图书馆在文献信息服务市场竞争中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3服饰文化信息资源的建设

    (1)完善图书馆馆藏，有效开发馆藏，建立特色数据库。完善图书馆馆藏，有效开发馆藏，建立特色数据库是图书馆进行信息资源建设卓有成效的工作。馆藏资源的丰富是图书馆开展信息资源建设的有力保障。因此，图书馆首先要扎扎实实地做好馆藏服饰文化信息资源的采访、收集工作，尤其是做好网络信息资源的收集工作，这部分信息资料既补充了馆藏信息资源的不足，又蕴藏着丰富的服饰文化学科发展前沿性的信息资源。同时，努力做好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中的工作，与有相关服饰文化学科的高校或其他情报单位，以互惠互利的原则建立起一个收集、收藏与使用的共建共享关系，建立完备的服饰文化信息资源体系，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以达到较高的服饰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使用率。

    设立特色数据库，开发深层次信息资源服务，利用先进的计算机、通信技术，实现学科专业信息资源的传输网络化。此项举措不仅能突出图书馆的服务特色和馆藏，而且可以为特色文献信息资源的利用设立现代化的服务平台，为读者提供更完善的、更便捷的、更多元的检索系统，充分提高图书馆信息资源利用率和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率，并为实现资源共享工作的有效开展打下基础。

    (2)发挥网络优势，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加强网络环境下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实现文献信息的共建共享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图书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可以弥补图书馆信息资源的不足，可以有效地避免信息资源的购置重复。服饰文化信息资源建设工作就是要充分挖掘馆藏资源，注重收集和提供服饰文化相关的各类文献信息资源。要及时主动地掌握产业的经济发展、学科科研最新动向、服饰潮流动态等信息，并借鉴其他学科信息资源建设的成功经验。

    当今世界，知识信息总量的急剧增加，信息载体日益多样化，用户的信息需求量也处于迅猛增加的态势，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无法只靠自身的力量完整地收集各种知识信息载体。因此，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也成为人们的迫切需求。建设服饰文化信息资源，除了充分利用图书馆自身的馆藏信息资源，还要通过使用网络环境，加强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实现资源共建共享。开发和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实现情报机构资源共享，不仅是对图书馆特色馆藏文献的有效补充，也是深化服务层次的重要前提。

    (3)开展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做好专题咨询服务。了解学科发展的动态，随时获取与掌握学科的最新知识，并具有科学的判断力和分析能力，将文献进行加工、整理、综合、分析、评述，使它转化为二次、三次文献，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不同需求。提供优质的二次、三次文献服务，可以解决好馆藏大量价值较高的专业文献无人问津与读者为查不到资料的焦虑而抱怨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服饰文化方面的图书、期刊价格昂贵，复本量少，加之此专业用户在获取信息资源时，常常需要粘贴图片，图书、期刊很易损坏，由此，就会出现“藏与用”的问题，服饰文化信息资源数字化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同时也提高了文献信息资源的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