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大全11篇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篇（1）

1、领导精力到位。这次联动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镇党委、政府书记、镇长亲自过问，并为联动服务中心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追加了装修经费，调剂了办公用房，配备了精干力量。分管领导更是用相当多的精力倾注联动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

2、人员配备到位。任何事情都需要人去办，人手太少忙不过来办不好事。近年来，我镇机关工作人员一减再减，但综治办、司法所、办人员却在增加，而且越配越强。去年我镇建立综治司法联动服务中心，鉴于其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根据“联动服务中心人员不少于4人”的规定，联系本镇实际，抽调镇里骨干，配足配强联动服务中心人员。半年来，我们不断充入调整联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充入调整时，不但注重在数量上配足，更注重在素质上配强，使联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都有较强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个个都能独挡一面开展工作，从而保障了联动服务中心有人办事、有能办事。现在，我镇联动服务中心配有5名专职人员，且都是国家公务员、中共党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4名，占80%；平均年龄41岁。

3、经费投入到位。因联动服务中心工作具有无偿服务性的特点，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它是为民办事的无偿服务机构，要搞好联动服务中心建设就必须由镇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这几年，我镇财政虽增幅较大，但我镇大事多，需要用钱的地方特别多。对此，我们遵守中央领导“舍得花钱买平安”的指示，几年来，镇政府投入了不少资金用于综治办、司法所、办和联动服务中心的建设。今年，列入镇财政预算的综治司法办公专项经费达38万元，使联动服务中心的建设又上了一个台阶。

4、硬件设施到位。较好的办公场所和工作设施，是联动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联动服务中心形象建设的需要。在这次联动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中，我镇下大决心、化大力气，把租期未到贴款3万多元提前收回的12间街面房中的8间给了联动服务中心，为此镇里不但减少了租金收入，而且倒贴了承租方的损失。目前，镇联动服务中心群众候访室、来访纠纷受理室、纠纷调解室、办公室、综治办公室、司法办公室、主任所长室、档案资料室、会议室一应俱全。内部设施配备齐全，购置了新的办公桌椅、书柜、沙发、计算机、打印机、电话机、空调器等各7台（套），还配备了数码相机、扫描仪。

5、队伍管理到位。联动服务中心是镇政府的内设机构，切实加强对联动服务中心的领导和队伍管理，是发挥中心作用的关键所在。为此镇党委、政府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建立规章制度，用制度来规范联动服务中心每个工作人员的行为。联动服务中心建立了值班、学习、例会、司法联动排查等10多个制度，使每项工作有章可循，做到有“规矩”，成“方圆”。二是公开投诉电话，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向社会作出承诺，增强联动服务中心工作的透明度，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将联动服务中心的工作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三实行集中办公，方便管理。将原来综治办、司法所、办分散办公，改为集中办公，这不仅加大了对联动服务中心人员的管理力度，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更有利于联动服务中心人员集中学习、互相交流、疑案会诊和突发性事件的有效处置。四是镇领导经常听取汇报，检查指导工作。镇里无论主要领导，还是分管领导，经常去联动服务中心走走、看看、听听，切实解决联动服务中心人员的困难和问题，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调动每个人的工作积极性。

6、工作要求到位。对联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镇党委、政府既要求他（她）们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又要求他（她）们在工作中自觉增强工作事业心和责任心，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严格依法办事。明确联动服务中心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保一方平安的主要职能部门之一，切实履行好工作职责，真正做到服务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在平时工作中，党政领导自觉做到加强领导但不越位，支持工作但不包办代替，注意充分发挥联动服务中心自身的职能作用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镇党委、政府集体听取联动服务中心工作汇报每季不少于1次，支持他们大胆独立地开展工作，重大事件镇党政领导亲自到场指挥，具体工作放手支持他们。

二、工作成效

我镇联动服务中心建立后，由于加强了规范化建设，其职能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通过统一受理、统一分流、统一协调、统一督办，成功调处了大量的民间纠纷，协调有关部门及时平息了许多突发性矛盾纠纷，化解了较多的案件。去年9月中旬开展综治司法联动服务以来，“联动中心”已受理群众来访43批、187人次。共涉及民间纠纷28起，调处成功28起，调处成功率100％，其中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17份，涉及金额32.8万元，全部履行完毕。的案件有44起，人数185人，办结44起，办结率达100％。。有效地预防了矛盾纠纷的激化，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为我镇的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一些不宜调解或调解不成的矛盾纠纷，引导当事人走诉讼之路。如比较有影响的普林寺箱包厂和时代服装公司的劳资纠纷案，经联动服务中心正确引导后，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联动服务中心建立后，我镇的整个来信来访、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实现了“5个转变”，即、调解工作由过去各自孤军作战变为有关部门齐抓共管；来信来访、矛盾纠纷受理的部门更加明确；来信来访、矛盾纠纷调处由被动变为主动；调处时间由长变短；调处效果越来越好。基层和群众比较满意，也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

三、几点体会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加强综治司法联动服务中心建设，并非多此一举，而是构筑调处新格局，基层党委、政府化解矛盾纠纷、处理来信来访职能的全面到位；并非增设机构，而是对来信来访、矛盾纠纷受理、调处力量的真正强化；并非包办一切，而是在矛盾纠纷、来信来访特定的对象上，有关部门联动处置的有效落实。

1、设立联动服务中心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维护人民利益的实际行动。实践证明，这一模式符合当前农村的客观实际，顺应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方向。

2、设立联动服务中心是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改革和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特别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如果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纠纷、来信来访不能及时得到妥善处理，就有可能激化，甚至演变成社会治安问题，这样势必牵扯群众乃至各级领导大量的精力，从而影响新一轮农村创业的进程。联动服务中心在受理案件、排查矛盾纠纷中，通过热心、耐心、细心地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督促办理，为民排忧解难，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增进内部团结，把群众用于的精力解脱出来，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投身到生产建设中去，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小陈老师工作室原创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篇（2）

2.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安定有序、和谐稳定。如果矛盾纠纷得不到正确处理,社会就不可能达到和谐与稳定。目前农场正处于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纠纷很可能在这一时期集中显现。只有排查化解好各种矛盾纠纷,理顺情绪,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意义特别重大,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为构建和谐新崇文打下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3.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纠纷错综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党的执政能力面临严峻考验。如果社会各方利益得不到妥善协调,各种矛盾纠纷得不到妥善处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将受到严重影响,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也将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妥善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是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当前矛盾纠纷的主要成因

一是部门领导干部工作作风不深入、不扎实,推诿扯皮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对文件政策学习理解不够透彻,解答问题时回答不全面。在化解疑难矛盾纠纷时,有急躁和畏难情绪,不够耐心细致,缺乏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对涉及多部门的矛盾纠纷,不够积极主动,个别人存在等、靠的现象。有的片面强调工作程序,把案件终了当做问题终了,把程序走完当成工作做完,致使“案结事未了”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是基层领导干部发现、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个别基层工作人员身上还存在政治敏感性不强、不善于做群众工作、破解难题的能力欠缺等问题。有的基层干部化解矛盾的工作思路还不够开阔,有效化解的办法欠缺,只把工作重点放在已经显现出来的矛盾纠纷上,对苗头隐患重视和解决不够,从源头预防矛盾纠纷的对策和措施还不多,对解决新情况、新问题还沿袭过去的思维,凭经验办事,缺少有针对性的新办法和新措施。

三是排查化解的工作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群众反馈与相关政策联动机制、条块协调配合机制、人户分离的案件的工作机制以及对年龄偏大的非正常上访人员法制教育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资源整合、领导包案、“三访”、排查建档、信息预警、联动化解、公开答复、考评监督和应急处置等制度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排查化解工作的整体效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是责任追究制度的落实还没完全到位。督促检查、责任追究的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漠视群众呼声、致使群众反映的问题久拖不决导致严重后果的,还没有认真落实责任倒查制度;对处理矛盾纠纷不力的责任人还没有完全做到责任追究,致使有些集体访虽然早有苗头,但由于没有及时处理,结果形成长期积案。

五是法律知识、政策法规宣传教育不到位。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虽然年年开展,但其覆盖面和影响力十分有限,群众素质不一,普及程度不均衡。

三、进一步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几点思考

1.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意识。受理举报,是纪检监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纪检监察干部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树立正确的接访观,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明确纪检监察工作的基本职能在于维护党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积极接访、有效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在办案实际中坚持首问负责制,强化责任意识,遵守保密制度,以积极的态度认真接访,调处矛盾纠纷,化解各类矛盾,将受理举报、耐心接访调处矛盾纠纷作为纪检监察干部的一项基本职责。纪检监察干部在积极接访和调处矛盾纠纷的工作实践中,要注重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2.加强宣传引导,重视廉政法治教育。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实行依法治“访”是目前开展廉政法治教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践证明,干部群众法律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廉政教育的效果。因此,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基层干部的依法办事水平,是开展廉政法治教育、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如何把众多的廉政法律法规转化成人的素质,通过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和廉政意识,去维护和保证法律法规的落实,是当前和今后排查矛盾纠纷、化解各类矛盾的关键。为此,应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措施,深入基层干部中推进廉政法治教育。

3.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完整机制。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坚持各项制度是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

一是坚持矛盾纠纷的定期排查制度。农场基层党组织、社区党组织每半月排查一次,节假日、“两会”期间集中排查。在排查工作中坚持“三个结合”,即日常排查与集中排查相结合,一般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条条排查与块块排查相结合;确保“三早”:情况早知道、工作早到位、问题早解决。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篇（3）

（一）指导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及省委、市委、县委政法工作会议和省、市、县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主动适应形势新变化和经济发展新常态，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凝聚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力量，紧紧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和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动员组织广大法律服务工作者和人民调解员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公平正义，为深化平安、法治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目标任务。建立健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建立健全律师参与化解和涉法涉诉案件机制，通过不断加强全县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制度、保障等建设，使人民调解网络进一步完善，调处化解联动机制更加规范，调处化解时效性和成功率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增强法律服务工作者主动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积极性，有效遏制集体访、非访、和“民转刑”案件发生，力争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往上交”的工作目标，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化解矛盾纠纷的独特优势，全面提升法律服务和人民调解工作成效。

二、工作措施

（一）健全完善“三调联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立足自身职能，积极推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机制和平台，不断完善全县人民调解委员会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对接，规范有序推进“警调对接”“诉调对接”“检调对接”工作。

（二）进一步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县司法局、县综治办、县人民法院、县民政局《关于深入推进全县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积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深入开展，加强劳动争议、道路交通、医疗事故、土地征用及地界纠纷、城市建设和拆迁、校园、水事、消费、安全生产、土地承包及财务纠纷、婚姻家庭等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发挥其专业性强、业务权威、成本较低的优势，及时解决本行业领域的矛盾纠纷。

（三）及时高效运用人民调解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全县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对于邻里矛盾纠纷、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损害赔偿矛盾纠纷等常见性、多发性矛盾纠纷，要坚持及时就地化解；对于各类疑难复杂矛盾纠纷，要组织专门力量、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化解；对涉及劳动争议、医患纠纷、道路交通事故、环境保护、旅游消费等行业领域的纠纷，要充分发挥相关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力量，及时化解。对于有可能激化或引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纠纷，要高度警惕，及时稳控，及时报告，坚决防止形成现实危害。

（四）组织推动律师参与案件和矛盾纠纷化解。按照中央政法委《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涉法涉诉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精神，充分发挥法律服务队伍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积极作用，推进律师参与涉法涉诉案件化解和工作，引导群众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引导涉法涉诉走向法治途径，形成良好秩序，提高依法解决涉法涉诉问题的工作效能。

（五）充分发挥公证和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公证机构通过提供公证服务，在依法履行办证职责的同时，要积极发挥专业优势，以证释法，以证析理，引导当事人增强法治观念，充分运用公证手段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把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当作分内职责，在法治宣传、法律服务中排查、调解、解决矛盾纠纷，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成绩。

三、制度机制

（一）建立矛盾纠纷动态排查制度。全县各级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要做好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内的矛盾纠纷和隐患排查，形成全覆盖、无盲区的网格化排查工作格局。基层司法所要组织指导好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落实月排查制度、建立排查纠纷工作台账，及时掌握矛盾纠纷总体情况和动态。围绕矛盾纠纷易发、多发领域深入开展排查，做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稳控、早化解”。同时，要根据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元旦、春节、“两会”、国庆等重要节点、敏感时段，开展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活动。

（二）推进矛盾纠纷网格化管理制度。各基层司法所要以综治、维稳网格为基本管理单元，实施以网格长为具体联络指导，网格员为基础的区块化、网格式的管理模式，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直接到户、覆盖全员”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络格局。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责任，收集排查各类矛盾纠纷信息，化解调处矛盾纠纷，网格内一般性矛盾纠纷，由网格员现场处理，并登记上报；对网格员难以解决的矛质纠纷，及时上报网格长，协调村（居）调解委员会进行调处；对疑难矛盾纠纷进行分类汇总，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协商解决，重大矛盾纠纷及时逐级上报。

（三）实行突出矛盾清单化管理制度。各基层司法所要对本辖区存在的矛盾纠纷登记造册，建立台账，按照“分级负责”“归口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指导督促，及时化解。县局每月核报一批重点和突出矛盾纠纷，列出清单，明确化解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化解时限，明确工作要求，强化跟踪管理，做到按期销号管理。

（四）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告知机制。人民调解委员会对不适合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的矛盾纠纷，应当告知当事人通过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律师等法律工作者接受当事人委托或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时，应告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渠道供当事人选择。

（五）建立分析研判制度。在动态排查的基础上，基层司法所每半月、村调解委员会每周召开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分析、研究可能引发恶性事件和的苗头隐患，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通过分析研判，防止矛盾激化升级。重大节点和特殊敏感时期实行日排查和零报告制度。

（六）深化司法确认制度。基层司法所要强化服务意识，及时向当事人指导做好对已化解矛盾纠纷达成协议的司法确认工作，确保做到申请材料的规范和证据的齐全。不断扩大司法确认工作的影响力和认知度。

（七）健全源头预防机制。根据排查汇总的矛盾纠纷信息，将可能进一步扩大升级的苗头性、倾向性的隐患登记造册，研判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群体、规模等情况，形成预警信息，建立纠纷预警台账。并按照管理层级及时报告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篇（4）

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基层法院在和谐司法的环境下，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的路径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一、化解矛盾是新时期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能

法院是国家设立的最权威的解决纠纷的专门机构，经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争议，具有综合性、中立性、规范性、终极性和权威性的特点。解决纠纷是法院制度的普通特征，是法院制度产生的基础、职能的主要内容和直接任务，也是其他功能发挥的先决条件。

化解社会矛盾是更高层次的解决纠纷。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能由过去的以打击刑事犯罪特别是反革命犯罪为主，转变为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民事经济纠纷为主。裁判案件是解决纠纷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法院制度产生的根源和动作的主要内容。实现当事人权益和保证法定义务的履行是解决纠纷的基本要求。化解矛盾是在依法裁判的基础上彻底解决纠纷。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结果得到当事人双方和社会的认同，不仅实现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消除了当事人之间心理上的敌视与对抗，增强了与社会的共容性。因此，从根本上化解矛盾是解决纠纷的最佳境界、最高层次。化解矛盾已经成为新时期人民法院的主要任务。

二、人民法院应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大有作为

从广度和深度上全面化解社会矛盾。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案件解决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的请求，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也是众多社会矛盾的最后解决渠道。因此，人民群众对法院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法院也倾力解决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的请求。如果法官仅解决自己所处理的案件中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而不顾及案件引发的其他矛盾或隐患，就不会取得好的社会效果，也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认同。

因此，人民法院化解社会矛盾应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而不是只解决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法院所涉及的社会矛盾具有多维性，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原发矛盾、次生矛盾、派生矛盾。如果后两种矛盾不能得到及时、妥善处理，就有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影响到案件的处理和社会，同样必须引起充分重视。

人民法院的工作要得到群众的认同，必须从广度和深度上同时下工夫全面化解社会矛盾。一是和谐法官和当事人的关系，避免民众有对立情绪。从法官这一方而言，法官要放下官架子、亲近民众，取得民众的信任，从而愿意采取合法、平和的方式积极与法官一起解决矛盾。二是法官要全面解决矛盾。从时间、空间、主体、客体等多个方面入手，多管齐下。唯其如此，法官才能彻底化解社会矛盾，增强人民群众对法院的认同。

三、人民法院树立工作目标、明确工作要求

首先要树立案结事了的工作目标。要把化解矛盾作为审判工作的目标追求和重要考评标准。我们不仅要强调调解率、撤诉率、执结率等，同时要提高调解案件的自动履行和执行到位率等，确保实现案结事了。

其次要明确工作要求。做好以下几点：一要解决好对当事人的感情态度问题。二要健全完善审判工作机制。三要坚持“调判结合、调解优先”的原则。

再次要突出能动司法。积极采取措施，着力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很有中国特色。我们要深刻认识建立多元纠纷矛盾解决机制的重要意义，全力推进多元化纠纷矛盾解决机制的全面落实，加强对多元纠纷矛盾解决机制的领导，形成大调解格局，努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多元化纠纷机制理论和实践这些年来的发展非常快，主要有自行解决、民间解决、仲裁解决和法院判决这几种形式，但是要进一步落实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矛盾化解关口前移，推行诉前调解。对一些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民事案件，引导当事人接受调解，必要时以法院的名义制作调解书，减少不必要的诉讼，实现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优势互补，简化诉讼程序，尽量使当事人在最短时间内获得赔偿。

2.把调解贯穿审判始终，倡导全程调解。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采取“四调”工作方法，即庭前引导自行调、庭审抓症结重点调、庭后找时机跟踪调、判后答疑再次调，把调解作为一种常态工作机制。

3.穷尽执行方法措施，力促执行和解。一是审执统一促和解。杜绝一判了之的心态，增强法官做好调解工作的责任心，将诉讼调解一直延伸到执行和解中。二是多方协调促和解，在执行中，借助人民调解组织、村居委会、司法所的力量做好执行和解工作。三是积极引导促和解。引导双方当事人作出合理让步，以达到互相理解、实现和解。四是强化威慑机制促和解。对一些法制观念淡薄的当事人，采取拘留、罚款等措施，施加压力和威慑，促成和解。五是司法救助促和解。对的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在适当履行义务的基础上督促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再由政府给予一定的司法救助，化解执行的困境。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篇（5）

一、搭建县乡两级矛盾纠纷综合化解工作平台

县委政法委牵头搭建县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平台。县级平台设非诉讼服务中心，与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合署办公。中心负责受理、分流、化解反映到中心的社会矛盾纠纷；对乡镇、部门（行业）不能有效化解的矛盾纠纷进行指导或化解处理；联系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群众团体、行业组织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组织全县矛盾纠纷化解骨干培训。县人民法院速裁庭、县土地承包经营仲裁院、县劳动争议仲裁院、县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庭入驻非诉讼服务中心。

乡镇（新城区）设立调解中心，与乡镇诉源治理工作站、人民调解委员会合署办公，负责统筹协调政府各职能办公室和驻乡镇庭、所、队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对接县非讼服务中心、县直单位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指导村级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负责基层调解员业务培训。

二、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排查预警

坚持全覆盖与聚焦重点相结合。按照“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单位不漏事项、行业不漏对象、系统不漏部门、园区不漏企业”要求，各责任单位要对辖区人群、建设项目、社会事务进行系统梳理，对矛盾纠纷逐一登记、建立台帐、分类管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重大建设项目、重大改革事项、重点部位和重点人群，要及时开展专项排查。

坚持平时排查与定期排查相结合。对辖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村（居）委会实行周调度分析，乡镇（新城区）实行半月调度分析。各单位、村（居）组长、网格员、党员对周边社会矛盾纠纷要做到了然于心，随时掌握动态。

坚持集中排查与专项排查相结合。在节日、“两会”等重要敏感时期和纠纷多发季节，要加大密度进行集中排查。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时，应当同步组织开展专项排查。调解员排查工作情况要同步录入湖南人民调解系统。

三、完善矛盾纠纷化解联动工作机制

完善层级化解工作制度。按照“村、乡、县三级化解”思路，对于本地本单位内部成员间民间矛盾纠纷，村（居、单位）等基层单位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本村（居、单位）。村（居、单位）调处化解不了的，应向乡镇调解中心报告请求派员指导调处化解。对本乡镇跨村或涉及乡镇部门的矛盾纠纷，应由乡镇调解中心组织调处。特别重大复杂、有较大影响、涉及多部门多地的，可提请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牵头协调组织处理，或由县级分管领导牵头组织处理。

进一步密切条块协作。对乡镇范围内主体涉及与县直部门（单位）及其派驻机构的矛盾纠纷，可由乡镇调解中心牵头协调县直部门（单位）共同调化解。矛盾纠纷主要起因、解决手段主要在县直部门（单位）的，县直部门（单位）应主动联系乡镇调解中心组织化解。

优化多种类化解路径。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责任单位应当告知当事人矛盾纠纷化解途径的时效、成本和风险，引导其依法理性选择成本较低、对抗性较弱、有利于修复关系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或者仲裁机构先行处理的，告知当事人申请、并督促进行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或者仲裁。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调解达成的协议，引导双方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依法进入诉讼程序的，人民法院依法调解、裁判。按照“调解优先”思路，尽量引导当事人自行和解、接受调解，将调解贯穿于纠纷解决的全过程，加大调解结案力度，做到案结事了，实现和解、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矛盾纠纷化解途径有机衔接、协调联动。

四、充实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力量

县委政法委统筹全县政法机关工作力量，为每个村（社区）安排一名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指导员，县人民法院在每个乡镇调解中心设立诉源治理工作站，至少安排一名法官参与矛盾纠纷处理。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指导员职责是指导村（社区）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机制，参与重大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未单独设立人民调解组织的县直单位选派人员进入县联调委专家库。

每个乡镇、村（居）至少配备一名专职调解员。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配备一至三名专职调解员。

五、加大保障力度

对调解成功的案件实行“以奖代补”。人民调解案件“以奖代补”经费、购买乡镇、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服务（专职调解员）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各调解中心运行经费由设立部门予以保障。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篇（6）

XX乡境内有XXX、XXX、XXX三个集贸市场，境内干湿季分明、雨量充沛，雨热同季、霜期短、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15℃，年降雨量平均在1250毫米，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上市交易的主要农副产品有粮食、蔬菜、大白芸豆和早蚕豆、碗豆等作物，是烤烟、泡核桃、茶叶等经济作物适宜种植区。

——烤烟产业稳步发展。全乡大部分地区均适宜种植烤烟。主要品种有红花大金元，属清香型山地生态烟，所产烟叶色泽金黄，内在质量较好，20__年，全乡共种植烤烟7200亩，实现产量1.73万担，产值983.6万元。

——茶叶种植历史悠久。全乡有茶园面积18300亩，可采摘面积17233亩，茶叶总产73万公斤，产值1095万元。主要品牌有华山云雾绿茶、大山茶王、银溪绿茶等名茶。在德安村委会有台商华庆农业综合开发公司千亩生态乌龙茶生产基地；在古德村委会有基围1.71米、树高11.8米、树幅65平方米，被誉为“茶王”的人工栽培古茶树。

——泡核桃产业初具规模。XX乡现有泡核桃面积84800亩，其中：20__年到20__年全乡共规范化、科学化种植泡核桃7.15万亩，实现了人均2亩的目标，今年预计实现产量562.5吨，产值450万元，户均收入达513元，人均收入达126元。

——豆类种植发展前景看好。全乡10个村委会均适宜种植早豆类，如：早蚕豆、珍珠豌豆等豆类，每年产量400吨，产值200万元。红星、发达、卫国等三个村委会每年种植大白芸豆4000亩，产量600吨，产值150万元。

XX社会治安状况良好，20__年初全县政法工作会议上被命名为“平安乡镇”。全乡没有较为尖锐突出的和集体上访纠纷，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林权界线、土地占用、水资源利用、异地搬迁和电网改造等因素是突发性引发的，其他的是由婚姻家庭邻里财产债务产生的民间纠纷。

今年来共受理治安案件29起，查处27起，查处率为90。刑事案件立18起破6起，破案率为33.3，与去年同期立9起破3起相比，立案上升9起，破案率与去年持平，破案绝对数上升3起。乡内有特种行业14家，其中旅店有12家，废旧物品收购2家；出租房屋户有31间，17个爆炸物品使用单位，8个机动车修理点。对乡内的这些行业、场所及单位进行了160余次安全检查，发现隐患12起，整改12起。积极查处各类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打击和整治密切的结合起来，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今年来共排查调处矛盾纠纷144起，其中：林权纠纷61起，土地纠纷10起，宅基地6起，财产10起，债务5起，赡养1起，继承1起，人身损害5起，电力2起，公路2起，婚姻家庭邻里31起，防疫纠纷8起，异地搬迁1起，成功劝阻群体性上访1起，纠纷调处成功129起，成功率达90％。三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80起，其中：林权纠纷54起，土地纠纷5起，宅基地4起，电力2起，公路2起，婚姻家庭邻里11起，异地搬迁1起，劝阻群体性上访1起；司法途径调解矛盾纠纷46起，其中：林权纠纷3起，土地纠纷3起，财产10起，债务5起，赡养1起，继承1起，人身损害5起，婚姻家庭邻里18起；公安派出所调处6起，其中：婚姻2起，林地2起，土地2起；土地所调处宅基地2起； 林业站调处林权2起；兽医站调处防疫纠纷8起。全乡没有发生一例因调处不及时而激化为刑事案件的民间纠纷。引发矛盾纠纷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上的因素。经济的发展拉大了贫富差距，巨大的差异激发了人们对财富的占有欲望，人们的致富能力又显得不足，这种欲望与能力的不相称，促使一些人铤而走险，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而引发纠纷。二是文化上的因素。农村社会分化带来多元化的社会形态，农民的社会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亦面临分解与重建的过程。随着外来文化和城市文明的传播，广大农民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将会不断趋于丰富和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致使各种观念相互碰撞与冲突频发。使得人们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上愈来愈向后者偏移，农村各类关系的调节由道德杠杆为主逐步演变为利益杠杆为主，利己主义思想逐渐抬头，这是引发纠纷的其中原因。三是组织上的因素。进入社会转型期之后，组织结构也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其结构模式多样化及异质性特点十分明显。实际情形是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仍处于滞后状态，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的乡镇组织，及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政治结构中仍未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还在试验阶段，不能有效地整合农村新兴的各种社会力量，无法提供足够相应的参与管道，致使冲突和摩擦不可避免，这是极易诱发纠纷发生的原因之一。四是制度上的因素。村级组织对社会稳定工作重要性缺乏认识，治保会、调解会认识不足、战斗力不强，各项工作措施没有落到实处，导致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得不到提高，许多措施和制度在制定或者评比、挂牌后，就不注意加强经常性工作，出现号召多，过硬措施少，造成责任不落实、工作没人抓，这也是引发纠纷的原因之一。五是农民法制意识问题。虽然法制建设在农村逐步加强，但受知识基础影响，部分农民还不会用“法”来解决争端，而依靠单纯的“私力”解决，明明违了法，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这又是引发纠纷的又一原因。

二、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加强领导，创新机制，坚持“统一领导、协调有力、职责明确、运作规范、工作高效”原则，全民动手，齐抓共管。针对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保障、管理[本篇文章拜文*秘*__*网-网所赐-未经过文秘站网站同意转载此文均为抄袭后果自负]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使多元化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形式、工作机制更加合理、科学化，以巩固治安防控体系为基础，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延伸防控领域，围绕基层组织建立长效机制，做到深层营建、拓展创建范围、提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水平，把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形式、工作机制作为永久性工作长期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具体做法和经验如下：

（一）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督查机制

成立相应的常设督查组，有专人负责，采取定期查、突查、暗访、入户了解等办法，对各村委会和单位矛盾纠纷排查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评比，通过检查督促，使矛盾纠纷排查措施有效的全面落实。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完善多元化矛盾督查机制，把群防群治牢牢延伸到村民小组。同时，采取领导和综治委成员单位领导挂村、村级领导挂组的挂点制，加大宣传力度，要求各级各部门领导逢会必讲稳定，下乡必查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做到早安排、早督促、早落实。各村委会和各单位成立相应的矛盾纠纷排查领导组，结合创建平安的责任意识、协作意识和进取意识，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的工作格局。

（二）健全和完善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有效预防和处置矛盾纠纷

以“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为目标，建立完善预防和妥善调处矛盾纠纷的四个机制，即：集中排查机制、统筹协调机制、快速联调机制、考核奖惩机制。落实好事前防范和目标防范相结合、经常排查和重点排查相结合、分级调处和应急调处相结合、专门调解和群众化解相结合、强化责任和重奖严惩相结合的工作制度。坚持政策性问题普遍排查、个案问题专题排查、潜伏性问题深入排查和苗头性问题提前排查的原则，实现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由被动到主动，由调处为主到防范为主的转变，力争做到“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切实落实“一个矛盾纠纷，一个调处班子，一个调处责任人，一个调处方案”，定期召开调解协调会议，集中了解纠纷排查情况，使矛盾纠纷情况不漏不重底数清，及时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达到无一件民转刑案件发生的目标，有效杜绝重复访、越级访和集体访的趋势。在创新多元化矛盾排查机制方面：一是整合排查资源。把民间矛盾纠纷排查、涉法上访问题排查、企业干部问题排查、基层干部作风排查等整合在一起，实现信息共享，有效节约人力、物力、财力。二是完善排查方式。推行定期排查和集中排查相结合，村每月、乡每季度开展一次“拉网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如实填报《矛盾纠纷排查统计表》，视轻重缓急，分类归档，逐级上报，确保各类矛盾得到及时发现。三是实行台帐制度。建立村情台帐、不安定因素排查台帐、回访台帐等台帐管理制度，做到了“年初建帐、年中查帐、年底交帐”，逐步实现矛盾排查规范化、科学化。在创新纠纷调解机制方面：一是完善纠纷调解网络。建立由乡、村调委会、民调小组、调解员、纠纷信息员四级调解组织构成的“人民调解网”，全乡13个行政村全部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每个村民小组中设立一个调解小组，配备调解人员604名、纠纷信息员290名；建立综治委员会牵头，纪检监察、民政、土地、等部门参与、5－8名专职调解员具体负责的“行政调解网”；建立以司法所为中心，覆盖各种矛盾纠纷，渗透诉讼全过程的“司法调解网”，有效防止矛盾纠纷激化事件的发生。二是实行级别调处制度。在全乡范围内推广“四制”调解方式和“四统一”管 理机制，即：首问责任制、首席调解员制、调解员等级制和联席会议制，统一工作制度、法律文书、运作规程、持证上岗。一般案件，由首席调解员负责调处；复杂案件，由主任、副主任制定调处方案；重大疑难案件，提交乡党委、政府集体研究，分类调处。三是促进调处工作延伸。在开展边界“三联”取得实效的基础上，打破行政区域束缚，积极与毗邻县、乡协商，全面开展联合调解矛盾纠纷工作，联手解决矛盾，避免矛盾激化，几年来毗邻周边协作共防，形成群众和睦相处的良好态势。

（三）抓信息渠道畅通，强化队伍建设

综治委和各村委会（各单位）综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加强对矛盾纠纷排查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加大督促检查力度，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实施“云岭先锋”工程为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排查矛盾纠纷工作。同时，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狠抓矛盾纠纷排查与各项创建平安措施的落实，全面提高基层调处工作水平。为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各村委会和各单位以及各小组都组建调解、治保、民兵、、治安巡逻、应急救援、消防、处突八支队伍，做到“组织健全，职责明确”，坚持走群众路线，真正形成党委、政府统一组织领导，各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大力支持，各项工作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局面。针对以往纠纷信息的滞后性，组建一支由村民小组长组成的信息报送队伍，一旦发现纠纷信息可直接报送，保障信息渠道的畅通，有效监控了社会治安的动态，提高了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的前瞻性、预见性和准确性。

三、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善未形成合力

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不能务实求真，未能杜绝浮报虚夸现象。存在着各部门之间缺乏配合联系，各自为阵，群防群治没有较大的凝聚力，没有专职部门来牵头，至使工作缺乏交流、汇报和向心力，有些工作处于无人管理，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没有与时俱进，因地、因事制宜，需要不断的丰富和完善管理条件。

（二）缺乏开展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经费

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存在劳动和报酬不相协调的问题,无法落实无固定收入人员的劳动报酬和综合治理的激励机制，形成多干少干一个样，特别是村民小组一级。

（三）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作用发挥不明显

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虽然形成，但是少数干部认识不足，缺乏工作积极性，没有一套合理的制约办法开展纠纷排查，难以真正发挥机制作用。

四、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主要对策、意见和建议

深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联系实际，牢固树立群众观念的宗旨意识，有的放矢地解决矛盾纠纷。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导致的矛盾纠纷都有一个酝酿和发展的过程，都不是简单、孤立存在的，是与我们的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大量问题紧密关联的。在处理问题、开展工作中必须切实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正确对待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紧紧围绕稳定大局，真正落实“守土有责、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执行、落实本地本部门本单位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解决好群众关心和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密切注意掌握村情民情，认真搞好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有效防止和避免出现的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一）健全领导责任机制

强化领导责任，推行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是成功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保证。搞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一是各级各部门应切实负起责任。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程，建立领导责任制，形成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综治委牵头协调，职能部门各负其责，狠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对可能由民间纠纷转化成刑事恶性案件或大规模的矛盾纠纷或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党政主要领导应靠前工作、亲自调处、亲自督办、亲自疏导化解。应舍得花费精力想平安，舍得组织人力保平安，舍得挤出财力买平安，真正落实“守土有责、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二是把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建设好。紧紧围绕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区域经济、增加群众收入、维护社会稳定来搞好基层组织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协调好基层“两委”关系，增强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三是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实行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凡是群众关心的问题都要尽量及时公开，提高群众对重大决策的民主参与程度，必要时举行民主听证会，落实好税费改革、征地拆迁各种补偿款发放，真正做到“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四是大力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广大干部应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素质，耐心做好群众工作，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及时分析和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强新形势下处理突发性事件能力。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应树立“以人为本”、“管理就是服务”的意识，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准，促进思想作风的转变，最终让“人民满意、党组织满意”。

（二）健全层级管理机制

1、乡镇层面

由于引发矛盾纠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必须采取不同方法方式加以解决，对于邻里、赡养、婚姻、继承等一般民间纠纷，由乡镇调委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特别是由司法所接待调处；对重大复杂的矛盾纠纷由乡综治委牵头，公安派出所和司法所及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认真依法调处；对时间长久、一时难以查明原因，且工作量大，涉及面广的矛盾纠纷，由乡综治委督促和协调有关部门，形成整体合力，及时解决矛盾纠纷。

2、村级层面

村调委会负责调处本村的纠纷，小组调解员或信息员负责调处本小组内的一般性纠纷并提供小组情况。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作用，形成全方位的“点、线、面”三级防范调解机制，防止矛盾纠纷激化，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坚持“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分级负责、归口调处，建立综合治理奖惩激励制度，各部门任务明确、职责分明，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负责机制，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预防上。工作中，各级调解组织应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及时掌握矛盾纠纷发生的情况、特点和规律，积极预测，超前防范，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做到预防与化解纠纷相结合，建立信息、排查、回访等预防机制，变事后处理为事前化解，变被动调处为主动预防。

（三）健全综合治理机制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矛盾纠纷的法定组织。单设乡 综治委专干的同时，乡镇、村都应依法设立建立调解委员会，在村民小组配备调解员或信息员。积极做好乡与乡之间、村与村之间、县与乡、乡与村之间的边际协防联系，建立上下贯通、纵横交织的调解联动网络。在乡镇一级还可确定国土、林业、民政、计生、妇联、团委、老龄委等部门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联动单位，通过加强网络管理与协调，积极促进各调解组织规范运作。这样当发生比如土地、林权等纠纷时，由国土、林业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有利于更好地解决纠纷。同时，也可以开展联片调解，即：组织人民调解员巡回办案，依法调解，以案释法，“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方式进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四）健全法制教育机制

公民知法、懂法、守法是减少矛盾纠纷的前提。按照“防重于治”的原则，结合普法宣传，深入开展“法律进农家、矛盾化基层”活动，把群众的普法教育与化解矛盾纠纷结合起来，使大家学会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真正把化解矛盾纠纷纳入法制轨道，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五）健全制度运作机制

1、建立矛盾纠纷每月排查分析例会制度

乡综治委应每月召开一次分析例会，主要听取本辖区每月的治安状况、纠纷调处情况报告；排查近期辖区内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分析纠纷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动向；研究重大复杂疑难纠纷或跨区域纠纷案件的调处方案和防激化措施；交流纠纷调处工作经验，安排下一步纠纷调处工作。

2、建立工作责任制度

村调委会对当地发生的纠纷情况和可能发生纠纷的苗头、隐患，应深入进行排查，及时调解，并定时上报。乡调委会对本辖区各村发生的纠纷和可能发生纠纷的苗头、隐患进行汇总分类；对重大疑难纠纷及时上报；对依法属于某个部门调处的，移送某个部门并配合调处。

3、实行包案调处制度

将每起纠纷具体落实到每个调委会和调解员身上，做到“四定”、“三包”，即：定牵头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结时限，包调处、包跟踪、包反馈。

4、建立调处工作报告制度

村每月上报一次，乡每季上报一次，如有重大纠纷调处情况应随时报送。上报的材料包括调解数量、主要类型、纠纷的特点、动向和规律，解决办法，预防措施等。

(六)健全后勤保障机制

1、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应有专门的办公室，乡调解组织应做到有调解室、有牌子、有印章、有调解工作台帐，有调解例会和调解记录，有纠纷登记薄。

2、抓好基层调解员的培训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篇（7）

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户籍制度研究、水资源与社会研究。

主要著作：《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等。

摘要 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多元化与平常化特征。而在基层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则出现了多元化与权威化的并存格局。较多的纠纷经历者选择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纠纷解决方式，这并非出于对权威的认同，而是受工具主义的权威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影响，纠纷者主要根据权威介入对自己效用的大小而作出选择。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既要建构法制权威，更要加强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

关键词 基层社会 矛盾纠纷 化解机制 社会秩序构建

中国社会转型新时期，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社会秩序也将面临诸多构建与重构任务。如何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未来的新发展，因为秩序是任何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

问题、理论及意义

秩序是指社会关系相对均衡、社会交往互动正常有序的状态。秩序构建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机制。探讨转型中国的秩序构建机制，如果从社会学的本土方法论角度看，那就要关注和研究矛盾纠纷的发生及解决机制。因为在本土方法论看来，要想知道社会的常态是何以建构的，就必须先弄清哪些因素或行为会造成反常。所以，要想把握转型过程中如何构建起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就要探究影响秩序的社会矛盾纠纷是如何发生以及如何解决的。

基于这一理论视角，本研究所关注和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快速转型的中国，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究竟呈何状态、有何特征，这些矛盾纠纷是如何发生的、又是通过哪些途径或方式解决的，以及人们为何要选择这些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关于现阶段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发生机制问题，目前学界流行这样几种理论解释：一是“新生社会矛盾”论。如李强提出，当前的社会矛盾纠纷主要是由国内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利益群体的分化所引发的，可以说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新生社会矛盾”或“新生社会问题”。①像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和阶层结构的变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弱势群体，以及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开发建设和征地拆迁权益分配问题等，都属于新生的矛盾问题。

二是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凸显”论。有较多学者倾向于认为，②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由于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触及利益格局的变化，并将导致价值观的变迁，从而引发社会矛盾纠纷的高发和凸显，社会快速转型期也是矛盾纠纷的凸显期。

三是“人民内部矛盾”论。此类观点主要是运用了的矛盾论思想，将当下的矛盾纠纷视为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将会异常尖锐、复杂，突发性群体矛盾增多。③因此，正确认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有效调和、化解这些矛盾，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与重构有着战略性意义。

以上几种理论解释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对当前及未来社会矛盾纠纷的性质、特征和趋势进行了整体性理论推导，而对于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中矛盾纠纷的发生机制和解决机制，可能没有直接的帮助。

此外，本研究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从基层矛盾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经验事实中，呈现出了什么样的法律性（legality），这种法律性与新时期社会秩序的构建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所谓法律性，指的是法律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表现，或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的与法律的关联，即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关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与法律性的关系问题，涉及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推进法制建设，构建法制秩序，需要结合国情、联系社会实际，而不仅仅是法律专业技术的推进过程。从对居民的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经验考察中，可以更具体地认识社会的法律性特征，从而为法制建设的推进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的策略。

关于法律性与社会秩序构建的关系问题，昂格尔认为经典社会理论主要有两种传统：一是工具主义理论，二是合理性理论。④工具主义强调法律在社会秩序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工具性的，居民通常将法律视为公共工具或资源，当法律有助于实现其个人利益时，就会利用法律；而合理性理论或共识理论则强调，法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主要在于其合理性或正当性。由于人们认为法律规则是合理的、正当的，所以愿意遵守法律原则，从而构建起法制秩序。

法律性的建构论则认为，“法律性并非完全依靠诸如宪法、法律条例、法院判决等正式的法律或诸如合同履行这类国家权力的直接表现来支撑的。相反，法律性是长久的，因为它依赖并唤醒了日常生活的平常图式。”⑤在人们发生纠纷和处理纠纷的日常实践中，同时建构起法律性的特征。由此看来，一个社会的法律性并非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多样的、变动的。

无论是法律工具主义论还是法律合理性论，都存在将法律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及特征作单一化看待的弊病，由此忽略了法制建设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法律性建构论试图从工具与规范、结构与能动性之间寻找兼容性，然而由于在强调法律建构性的同时，也导致过于突出法制建设的变动性和相对性，从而可能使法制建设实践变得无所适从。因此，在对居民的纠纷及其解决机制选择的具体经验考察中，我们就需要极力回避把法律与秩序构建的关系加以模式化或图式化的困境，而要从具体经验中探寻一些共性特征或规律。

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与平常化

综合社会调查（2005、2006CGSS）关于基层矛盾纠纷发生情况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居民在一段时间内（4～5年）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在12%左右，其中与政府机关的纠纷发生率在2.4%左右；2010年的调查显示，有9%左右的居民声称受到政府机关或工作人员的不公正对待，但真正发生纠纷的可能比例要低。所以，就当前纠纷发生的规模而言，基层矛盾纠纷并未显现出“矛盾凸显”的特征，因为无论从纠纷发生比例还是从纠纷发生的增长趋势来看，都难以发现现阶段的基层矛盾纠纷具有“凸显”之趋势。

从居民所经历的纠纷类型结构来看，在城市基层社会，较为多发和易发的矛盾纠纷主要是劳动与保障方面的纠纷、住房与拆迁方面的纠纷以及婚姻与家庭方面的纠纷；在乡村基层社会，较为多发和易发的矛盾纠纷则主要是邻里纠纷、婚姻与家庭纠纷以及土地方面的纠纷。除了这些相对多发的纠纷类型之外，现实中发生的矛盾纠纷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干群纠纷、借贷纠纷、合同纠纷、医患纠纷、环境纠纷、侵权伤害纠纷等。即使在同一类型的矛盾纠纷当中，纠纷的性质和形式也可能是不同的。如在城市劳动与保障方面的纠纷中，既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导致的结构性矛盾纠纷，也有居民在劳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劳动争议和普通民事纠纷。可以用多元化来概括基层矛盾纠纷的现状特征，即现实中的矛盾纠纷是多类型的，而不是某个维度、某种类型的矛盾纠纷格外凸显。

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特征还在纠纷经历者的构成上得以体现。实证分析表明，除了性别因素对个体间纠纷发生有较为一致的影响（之外，即男性较之女性与他人发生的纠纷更多）其他诸如受教育水平、职业、收入和阶层等个人的社会性因素与纠纷发生并未显示出方向一致的相关关系，说明纠纷经历者在社会构成上并没有某种突出特征，也就是说，在经历过矛盾纠纷的当事人中，他们广泛分布于社会中的多种群体、多阶层，而不是集中反映在某些阶层或群体间。

此外，在当前基层矛盾纠纷的类型和结构的多元化特征里，实际还包含了基层矛盾纠纷的平常化趋势。纠纷平常化趋势反映的是，大量的基层矛盾纠纷实际是在平常的生活实践或社会互动中发生的，而并非某种不均衡的结构所导致和引发。所以，从平常化的角度来认识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为了避免将现实中的所有矛盾纠纷都与结构联系在一起。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既有结构性矛盾，也有生活性的或平常的纠纷。

基层矛盾纠纷的平常化、生活化，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会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偶然发生，这些矛盾纠纷的发生和存在，其实是现实生活的构成方式之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平常的生活性纠纷对秩序构建没有消极影响，因为有些生活性纠纷也会演化为。

基层矛盾纠纷所显现出的多元化和平常化特征，其实与当前社会关系及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是一致的。随着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类型、关系性质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在更为频繁、更为复杂的社会交往互动中，发生多种多样矛盾纠纷的可能性无疑也随之增大。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不仅进行着现实的面对面交往，而且还会在网络上进行虚拟社会交往。在网络交往中发生的纠纷或问题，也就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新型纠纷或问题。但是，新的矛盾纠纷的出现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凸显，而是反映出矛盾纠纷的时代特征，或者叫作“转型性特征”。其中较多的矛盾纠纷实际上依然属于平常的生活性纠纷，因为这些纠纷不过是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互动中出现的一般问题，此类问题的多与少并不能反映出诸如“矛盾凸显”那样的特殊意义。

鉴于当前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和平常化的现实状况，在纠纷管理或治理策略方面，首先需要正确对待社会中的矛盾纠纷。一方面，不宜过度突出或强调矛盾纠纷的消极面。构建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并非要防止所有矛盾纠纷的发生，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矛盾纠纷的发生和存在，也是社会秩序的构成形式之一。一个阶段矛盾纠纷的增多或减少，其实都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正常现象。另一方面，要重视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基层纠纷虽难以预防，但和谐的社会则需要有健全、有效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以便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生活中的平常纠纷。

其次，需要针对多元化矛盾纠纷采取多元的纠纷管理策略。尽管基层矛盾纠纷走向多元化，但我们可以根据矛盾纠纷性质将其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结构性矛盾纠纷；二是生活性矛盾纠纷。在应对生活性矛盾纠纷方面，可以用平常的态度、常规的机制去对待和处理。在纠纷管理上可以采取基层―调解―化解的管理策略，这一策略更加注重在基层建立起完善的民间纠纷化解机制。针对结构性矛盾纠纷，则需要有战略的眼光、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去加以应对，在纠纷管理策略上需要用顶层―调整―解决的治理策略，也就是以宏观结构调整来解决不均衡的结构问题，重视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调和结构性矛盾。

基层矛盾纠纷成因的非转型性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总会体现一个时期的时代特征。社会转型可以说是当今的时代特征，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纠纷也就具有“转型性特征”。不同时代的重要变迁事件、特别是涉及不同群体利益的事件，总会在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上得以体现。如在城镇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下岗再就业的职工群体，他们与企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在乡村社会，随着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村镇干部不再需要直接向农户征收税费，农村的干部和群众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社会关系的结构变化过程也会在矛盾纠纷的发生和演化上有所显现。

当前，基层矛盾纠纷所具有的转型性特征，并不说明社会转型是各种矛盾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关于矛盾纠纷与社会转型的关系，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战略机遇期与矛盾高发期并存”论，或“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凸显”论。⑦这一论断，表面看似乎与当前形势较为相符，然而进一步从理论和经验事实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和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种观念存在着把社会转型视为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直接原因的误导作用。

社会矛盾纠纷有其自身的发生及演化机制，任何矛盾纠纷都是结构关系或互动关系失去平衡的一种状态。发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纠纷，并不一定就是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换言之，社会转型不必然导致矛盾纠纷的增多和凸显。恰恰相反，正是改革开放和结构转型的推进，调和和消解了诸多结构性的社会矛盾。所以，对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纠纷之间关系的认识，需要跳出简单的因果推论和决定论的认识论陷阱，聚焦于现实社会中矛盾纠纷发生的具体情况，通过揭示矛盾纠纷的转型性的形态和特征，来理解和认识两者的相互关系。

尽管基层矛盾纠纷的成因是复杂的、多样的，不同纠纷的发生都会有具体的诱因，但如果概括起来，基层矛盾纠纷的主要成因大体分为三大类：一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的分化；二是个人或组织间的权力（力量）配置的不均衡或失衡；三是社会交往实践中的行为冲突。

对于大多数社会矛盾纠纷而言，纠纷的发生皆因利益的纠葛，即相关主体因利益诉求的冲突而产生争执。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分化引发矛盾纠纷的机制是，当社会中不同个体的各自利益追求或诉求不断增强时，社会共同体和结合体中的利益主体和利益需求也就出现分化和多元的格局。当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发生交汇或交叉时，就会产生利益关系。而当不同利益主体在交互作用过程中出现利益行动不相一致或相互冲突时，也就会产生矛盾纠纷。所以，矛盾纠纷发生的关键在于交互利益关系的冲突。社会系统中均衡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通常有两种原因：一是单方的行动造成利益结构的客观变化，这是引发矛盾纠纷发生的常见原因，如劳动欠薪纠纷、征地拆迁纠纷、人身财产损害纠纷、借贷纠纷等。二是一些群体成员利益观念的变化导致新的利益诉求或权益主张，从而改变已有利益关系格局，由此也会诱发矛盾纠纷，如劳资矛盾纠纷、环境维权及消费者维权等。

在一些结构性的社会矛盾纠纷中，权力或社会力量配置的不均衡实际是其发生的重要原因。权力或力量的不对称、不平衡，使得交互作用的双方难以维持关系的均衡，由此引发矛盾纠纷。例如干群纠纷、农民工欠薪纠纷、消费纠纷等，这些矛盾纠纷发生的根源，其实就在于对不均衡的权力关系缺乏有效制衡机制。

此外，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通常也会因为某些偶然因素而在交往互动过程中发生行为冲突并由此引发纠纷。那些平常化的纠纷可以说是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其成因及演化过程都包含较多不确定性，基本无规律可循。因而，预防此类纠纷的发生几乎不太可能。较为理想的应对策略是及时对纠纷加以管理和化解。

从基层矛盾纠纷发生的主要成因来看，有些成因与社会转型或改革存在一定联系，而有些原因则并不具有转型性，因为，这些矛盾纠纷都可能会发生。

揭示基层矛盾纠纷成因的非转型性，其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正确地看待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与矛盾纠纷的关系。如果过于强调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纠纷凸显的必然联系，就有可能误导人们对社会转型、改革创新持以消极的态度；同时也可能诱导人们以预防矛盾纠纷发生为理由，拒绝结构转型和改革创新。对转型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纠纷加以理性分析和对待，有助于我们不断推进结构转型和改革开放趋于合理，促使矛盾纠纷得以有效化解，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与权威化并存

社会秩序的构建与重构离不开社会矛盾纠纷的处理和化解。在矛盾纠纷解决过程中，通常既反映出居民对不同纠纷解决途径和策略的选择倾向，同时也会反映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特征，因为人们解决纠纷的行动策略选择也可能是根据社会环境作出的。

根据“纠纷金字塔”理论，人们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即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金字塔型”的特征。这意味着大多数人会选择在基层化解矛盾纠纷，或者说，大多数矛盾纠纷是在基层得以解决的，而选择向上级正义系统申诉、特别是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中的人和纠纷都会逐渐减少。对一个社会来说，在矛盾纠纷总体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基层解决的纠纷越多，“纠纷金字塔”的塔尖部分就会越小。⑧

经验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经验与纠纷金字塔的理论假设并不十分吻合。在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方面呈现多元化与权威化并存的特征。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特征主要体现为选择忍忍算了、双方自行解决、上诉到行政正义系统和诉讼到法律正义系统等几种主要纠纷解决方式的纠纷当事人的比例已经较为平均。这说明，现实中人们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来解决所遇到的矛盾纠纷，而不是集中依靠某一种方式或途径。一般的观念认为，绝大多数人对生活中所遇到的纠纷会采取容忍或自行协商解决方式予以解决，而经验调查则显示，仅有半数左右的人在处理个人间纠纷时会选择这两种方式；更多的纠纷当事人、特别是权力不对等的纠纷当事人，如干群纠纷和环境纠纷的经历者，则倾向于选择权威正义系统（包括行政和法律系统）来解决纠纷问题，由此显现出纠纷解决方式的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特征。

当前，纠纷解决机制之所以呈现出多元化与权威化并存的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化；二是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较为有限；三是居民对权威及权威解决方式的作用的社会建构。随着人们所遇到的纠纷趋于多元化，为了解决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纠纷，人们也就要去寻找和选择不同的、适宜于纠纷解决的方式和策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是与纠纷多元化发展分不开的。

然而，在人们选择多种多样方式和策略解决矛盾纠纷的同时，还显现出权威化或上层化的趋势，这说明目前基层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矛盾化解能力和有效性还是有限的。由于较多的矛盾在基层得不到有效化解，人们不得不选择上诉至更高层的行政和法律正义系统。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化或上层化特征的形成，与人们对权威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建构有着一定关系。在法制宣传中过于强调法律途径对矛盾纠纷解决的有效功能，以及行政机关对上访者采取的“拿钱摆平”策略，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矛盾纠纷解决的社会氛围。经验分析也表明，越来越多的人运用行政的、法律的权威来解决纠纷，并不是出于对权威的认同，而是将权威视为一种工具而加以利用。

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积极的意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不等同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⑨而是注重由多种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和力量参与到基层纠纷管理和化解之中。当基层社会生活能提供更多种矛盾纠纷化解的途径和力量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基层解决纠纷问题。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实并不存在一种最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只有当社会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途径和方式，更多的人能够从多元的纠纷解决方式中找到并选择对自己最适合的、最有效的方式，社会总体的矛盾纠纷解决效率才能达到优化程度。

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化或上层化趋势体现在当前的一些上访事件和中，这一趋势特征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民众的权益主张和法制意识在增强，但如果越来越多的平常纠纷依靠权威介入的解决机制，不仅对社会秩序构建系统的自身调节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过多的纠纷集中到行政和法律系统后，会导致公共行政和司法资源的拥挤，同时也会提高民众解决纠纷问题的成本。权威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对短期内解决纠纷问题可能是有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很好地化解矛盾和不均衡的关系。鉴于基层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权威化的负面社会效应，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治理策略，积极预防这一趋势的进一步演化和强化。要缓和纠纷解决的上层化趋势，一方面需要完善和加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发挥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积极效能；另一方面需要理性的利益表达机制和社会氛围，引导民众理性选择纠纷解决方式。

法律意识、权威运用与秩序构建

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也折射出居民的法律意识或法律性的特征。法律意识的范畴虽然较为广泛，但居民对法律权威的观念及态度是其核心。经验调查显示：当前居民的法律权威意识与法律合理性意识都呈现出增强的趋势，同时也显现出工具主义法律意识更为突出的特征。80%以上的居民赞同无条件服从法律，但与此同时，又有70%以上的人表示只有在法律合理的情况下才遵守法律。这说明居民对法律权威的意识和态度并非一维的，而是在动态的社会建构之中。一方面，多数居民意识到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会根据实际需要而采取对待法律的态度和行动。也就是说，多数居民的法制意识并未形成规范内化的特征和趋势，即“法律正当性意识”尚不普及，⑩人们还没有真正将法律视为正当的、合理的行为规范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选择。

实证分析还显示，居民的法律意识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人们是如何认识和看待法律的，与现实中矛盾纠纷关系的产生没有明显关系；但是，居民的法律意识则对他们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有着一定的影响。具有法律权威意识的居民，选择法律解决机制的可能性越小；越是把法律视为一种工具的人，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现象表明，对法律权威的认同和服从意识，对人们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并不起促进作用；而工具主义的法律意识则能提高人们运用法律方式解决纠纷的可能性。

对权威认同与纠纷及解决方式选择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分析，同样揭示了居民的权威认同情况与选择权威介入的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并无显著关系，而居民的权威选择意愿与纠纷类型的相互结合则显示出较为显著的影响。由此可认为，居民选择权威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原因主要是对权威效用的预期，也就是纠纷当事者结合自己所遇到的纠纷类型，选择自己认为对该类型纠纷解决更加有效的权威介入。人们选择法律权威介入纠纷解决，也主要是因为他们预计法律权威在解决所遇纠纷中会发挥最有效的工具性作用。

当前，居民工具主义法律意识与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之间所呈现出的密切关系，既是基层社会法律性的现实特征，同时也可能反映了法制宣传教育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目前的法制宣传让民众接受了更多法律工具性的内容，而对促进居民接受法律规范性意识作用不太明显。

工具主义的法律意识及工具主义的法律使用行为虽是法律性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形态之一。然而，法律工具主义的泛滥，不仅可能影响到法制建设的进程，而且也会对社会秩序的构建产生消极影响。从经验分析中我们发现，在一些对公共秩序构成较大威胁的及集体上访事件中，那些有过利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经历的人，参与到的可能性更大。如果纠纷当事者倾向于工具性地使用法律方式解决纠纷，那么他们都会期望从这一纠纷解决过程中获得收益或“获胜”，然而法律方式特别是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总会有“胜诉”与“败诉”的判决。如果人们不是真正认同法律权威的公正性和正当性，那么纠纷中的“败诉”一方就会产生新的不满或纠纷。正是因为这一机制的存在，现实社会中的涉诉上访、涉诉才得以发生。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中的居民权威认同与权威选择分离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居民与权威的关系。对此，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类似于“基层精英论”、“法律服从论”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命题，即认为社会秩序之所以可能、之所以建构起来，是因为人们对某种权威的服从或遵从，也就是精英和权威对秩序构建起到核心作用。按照这一理论命题，在社会秩序的构建过程中，我们需要重点建构一种核心权威，并促使广大民众服从与遵从这种权威。那么，推进法制建设，构建法制秩序，也就是要在社会中构建起以法律为中心的权威。然而，现实经验表明，权威的建构并不等同于秩序的构建，构建起法律权威并不一定意味着构建起法制秩序。由此看来，推进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还需要与时俱进地把握法制建设的社会基础，一方面要推进社会的法制化，让法律的规范意识广泛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要推进法制的社会化，使法律系统的建设更加贴近社会生活。

余论

在当前快速转型期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并未呈现出特别严重的迹象。已发的矛盾纠纷虽具多元化特征，但较多矛盾纠纷依然属于平常生活性纠纷。即便是群体性纠纷事件，其中有些冲突也是由偶然的、平常因素所引发的，并未显现出对社会秩序构成的系统风险。所以，社会转型、改革创新和新的发展机遇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高发或凸显，中国社会在推进新发展的进程中，不宜“因噎废食”。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工作的重点不需要放在预防或减少矛盾纠纷之上，而需要放在深化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之上。改革、创新和转型进程会不可避免遇到阻力或利益冲突，只要这一进程是朝着正当的、合理的目标迈进，这些阻力和矛盾会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得以迎刃而解。但如果停止改革创新的步伐，一些结构性矛盾会越积越深，对社会秩序构成的系统性风险会更大。

目前，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之所以显得突出和敏感，一个重要原因是基层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具有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特征和趋势，较多的矛盾纠纷当事人在处理纠纷问题时，不是倾向于在基层化解矛盾，而是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向行政的和法律的权威机关上访和诉讼，也就是不断地寻求权威介入矛盾纠纷的解决。这一现实经验反映出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还不够完善，基层社会秩序的自我调节功能依然较低。因此，基层社会建设需要注重和加强矛盾纠纷化解的能力建设。二是已有的法制宣传教育可能还不够全面。目前的宣传偏重于鼓励公民“拿起法律的武器”，而对教育和培养公民的法制精神以及按照公正合理原则行事的规范法律意识方面则强调不够，由此对较多居民形成工具主义的法律意识产生一定影响。工具主义权威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广泛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公共权威资源的滥用，同时也可能造成公共权威机关的公信力的降低。

推进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点任务就是要让法制精神真正地广泛深入人心；在矛盾纠纷管理上，针对结构性矛盾要注重从宏观改革和制度创新上调和利益关系，而对平常生活性纠纷则要注重构建立足基层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经验与秩序构建研究”的最终成果，项目编号：10BSH008）

注释

李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

吴忠民：《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社会矛盾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第1～6页；魏佳蓉：“转型期社会矛盾化解之道――以提高法律实效为视角”，《理论月刊》，2012年第4期。

于咏华：《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1页。

[美]昂格尔，《现代社会的法律》，吴玉章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美]尤伊克・西尔贝：《法律的公共空间》，陆益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4页。

⑥陆益龙：“纠纷管理、多元化解机制与秩序建构”，《人文杂志》，2011年第6期。

王郅强：“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形态与性质分析”，《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7期。

Felstiner， W.R. Abel and A. Sarat， "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sputes"，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5： 631-54.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篇（8）

近年来，我县的社会矛盾纠纷数量不断上升，形式日益多样，性质越加复杂。从矛盾主体范围来看，过去的纠纷主体主要是自然人之间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民间债务、损害赔偿、买卖合同、加工承揽等纠纷，而近年来职工与企业、村民与村委会、单位与单位、个人与行政机关、法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纠纷也日益增多；从矛盾主体数量来看，过去主要是一对一的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纠纷，而近年来往往是利益相同、要求相似的多数人形成的群体性纠纷，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拖欠工资、社会保险、自然资源权属等；从纠纷处理难度来看，呈越来越难的趋势，这既有当事人利益要求过高原因，也有群体性纠纷涉及面广、影响大、矛盾易激化的原因，还有因新类型纠纷缺乏法律调整而无法可依的原因等等；从人民法院审理情况来看，一方面大量的矛盾纠纷涌到法院，使法院人少案多任务重的矛盾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当事人不能正确地对待法律与情理、法律事实与客观真实的差异，不能正确处理个体利益与大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一旦败诉，则怨气冲天、四处投诉、缠讼缠访，使人民法院处于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承受着重大压力，有些矛盾纠纷不仅不能做到案结事了，而且也损害了国家法律权威。

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的社会矛盾纠纷量大面广和多样复杂的问题，这是改革开放深入，相对利益调整，认识观念冲突，社会与经济发展，人流物流增多与增速，以及城市化建设推进中所产生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也是不能避免的必然趋势。但是一些民间纠纷和官民矛盾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化解，又往往会引起矛盾纠纷激化，甚至导致暴力、恶性等事件发生，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危及社会稳定。

如何化解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以构建社会和谐、维护治安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从现阶段实际情况出发，发挥政治优势，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不失为一条较好的出路。一是可以满足社会主体对矛盾纠纷解决路径的多元化需求及理念。人们需求的多元性，必然要求有多渠道解决矛盾纠纷的机制，单凭法院诉讼的解决纠纷，已经难以满足社会需要，有些当事人并不知晓法律，尤其是群体性纠纷的当事人并不希望通过法院诉讼的司法程序解决纠纷，他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高效快捷的政治思想协调工作或行政程序，或要求党委政府组织统筹解决。二是可以有效地节约社会资源，尤其是有限的司法资源。如果将大小不一、难易不等的各种矛盾纠纷都不加区别地适用同一司法程序或同一解决方式，势必造成有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不堪重负。三是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功能相济、有制衔接、资源整合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这将从机制上赋予当事人对解决纠纷程序的选择权，从法律上保障当事人对实体权益的处分权，体现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整合力量、健全机制，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调整利益关系。处理社会矛盾纠纷既要重视法律调节手段，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又不能绝对化、简单化，不能把依靠政治优势可以解决的矛盾都引向司法渠道。要处理好越来越突出的矛盾纠纷与有限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主要依靠各级党政组织、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形成党委总揽全局、各部门齐抓共管、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格局。根据上述精神和我县实际，就如何发挥政治优势、多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善于依靠政治优势，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当前社会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往往涉及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多样化的矛盾主体、多领域的利益冲突以及体制、机制、政策、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解决这些矛盾纠纷，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制约，不是一种手段、一个部门所能做到的，必须分流处理，建立和完善多方面、多层次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要在党委的领导下，依靠各级党政组织、各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运用政治、思想、经济、行政、法律、民间等多种手段搞好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工作。

二、发挥政府行政确认和行政指导作用，做好矛盾纠纷源头预防。

从当前我县的社会矛盾纠纷类型来看，大量的矛盾纠纷发生在农村，这些矛盾纠纷中尤其突出的是涉及村级集体资产分配纠纷和自然资源（土地、滩涂）权属纠纷。这些在以前价值微几、不为人们利用的自然资源，随着城市化建设推进，其价值往往是成百倍增长，自然就成为人们利益冲突的客体。据了解，目前有许多村级集体组织或村民为争夺自然资源财产利益而纠纷不断、矛盾尖锐，有的纠纷甚至长期存在。另外，目前一些农村组织在分配村级集体资产中也不断引发纠纷，甚至形成群体。产生上述矛盾纠纷的主要原因，就是目前我县有不少的土地、滩涂尚未定权发证，存在权属不清，对村级集体资产分配缺乏规范。因此，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行政确认和行政指导的作用，抓紧做好自然资源的定权发证工作，制定村级集体资产分配指导规范，正确引导和规范农村基层群众自治，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农村矛盾纠纷。

三、发挥党政组织统筹协调作用，及时化解复杂群体纠纷。

群体性的矛盾纠纷往往具有人数多、涉面广、影响大、情绪不稳定、矛盾易激化等特点，而且这些矛盾纠纷往往还涉及多种复杂原因、多个复杂问题，不是一种手段、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必须充分发挥党政组织统筹协调优势，由党政组织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运用多种手段加以化解。如发生在我县芦浦的一起土地权属等纠纷问题，不仅纠纷主体涉及当地四个村数千村民，以及当地一家养殖公司和众多养殖承包人，而且纠纷内容涉及土地滩涂权属、承包经营、侵害财产权、征用补偿、损失赔偿等等，纷争利益大、纠纷时间长、矛盾激化，调处这些矛盾纠纷,不是一种手段,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需要县里成立专门工作组并协调各个部门加以统筹处理。

四、发挥基层调解组织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第一道防线”。

据了解，我县近年来的基层调解组织建设有所轻视，其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职能在萎缩，有的村居、单位调解组织不健全，调解人员水平不高，有的调解干部未尽职，有的调解组织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以致大量的矛盾纠纷直接涌向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发挥政治优势，就是要注重发挥调解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作用，使矛盾纠纷多一些调和解决，少一些“对簿公堂”，把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健全组织、明确职责、配备人员、加强培训、提高能力，使其真正发挥政策法律宣传员、经济发展护航员、矛盾纠纷化解员和突发事件消防员的作用。

五、不能把依靠政治优势可以解决的矛盾纠纷都引向司法渠道。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篇（9）

（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难以补偿

由于受市场作用的驱使，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驱动力，人们更重视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凸显，从而使经济利益矛盾和物质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矛盾纠纷的核心内容。诸如近年来涉及失业、下岗、医保、拆迁、物业管理等类型的案件，大都是由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而这些矛盾纠纷的发生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极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同情，但在利益补偿方面又难以解决，因此在化解中难度较大。

（二）群体性矛盾涉及面广，难以沟通

由于受经济结构调整和政策因素的影响，矛盾涉及的对象大多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一旦在利益上发生矛盾，就不仅仅是个体性矛盾，而是群体性矛盾，只要有人挑头，马上就群起响应。如职工下岗待岗、拖欠职工工资、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安置等类型的案件，所涉问题往往带有普遍性，关乎一个单位大部分职工或一个村的多数村民的切身利益，极易在一些人的组织串联或煽动下，酿成。

（三）对抗性矛盾容易转化，难以平息

在个人利益驱使下，随着相互之间利益差距的扩大，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处境。一旦发生冲突又得不到及时妥当处理时，容易向对抗性的方面转化，造成公开的冲突。如上述群体矛盾就易引发停工、停产、集体上访，或发生殴斗等群体性暴力冲突，转化为刑事案件。

（四）历史遗留矛盾时间长、跨度大，难以突破

社会矛盾纠纷千差万别，复杂程度多种多样，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跨地区和部门的问题，有的问题则缺乏政策上的支持和法律上的依据，处理、协调难度较大。如涉及“两案人员”、“核基地人员”连续上访等案件，要求落实政策、解决待遇等问题。

（五）多样化的社会矛盾连锁反应快，难以协调

社会矛盾纠纷的主体由过去的个人对个人、家庭对家庭、单位对单位向个人对村委、对个人企业、对单位、对政府之间矛盾纠纷转化。如一个因土地开发引起的纠纷就涉及施工单位、开发商、政府职能部门等多家单位，形成连锁反应，社会矛盾纠纷主体的多样化意味着纠纷复杂程度的提高和解决难度的加大。

二、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基本原则

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要本着“可疏不可堵、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逆”的基本思路，按照“区分性质、讲究策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冷静稳妥”的总体要求，正确把握时机，妥善跟进化解。

（一）司法为民原则

以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把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作为做好三项重点工作、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关键。正确对待群众反映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及时答复，认真化解。

（二）预防为主原则

提高办理案件质量和效率，从源头上预防各种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避免和减少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经常全面排查隐患，针对可能引发的敏感问题和重点人员，做到预防措施在前、化解工作跟进。

（三）力争主动原则

对早期发现矛盾纠纷苗头，要迅速疏导，及时平息，防止个别问题群体化、简单问题复杂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内部问题社会化、局部问题扩大化。

（四）案结事了原则

要把解决实际问题、力争案结事了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首要环节，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决不能为一时结案而采取拖、哄、压等强制手段，表面上的平息只能是矛盾激化的前奏。

（五）教育疏导原则

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不断加大宣传教育工作力度，帮助广大群众认清改革中出现一些困难的必然性和暂时牲，引导群众自觉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共渡难关。要深入到群众中去，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宣讲法律政策，消除对立情绪，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六）依法处理原则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必须依靠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协调各方力量，分工负责，齐抓共管。对个别利用社会矛盾纠纷制造事端的不法分子，要及时调查取证，采取果断措施，依法严厉打击。

三、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建议

积极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是人民法院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是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根据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的新特点，充分发挥诉讼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积极作用，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机制，达到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目的。

（一）建立健全法制道德教育机制

深化法制道德教育，加强诚信建设，提高全体公民的整体素质，是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基础环节。在法制道德教育中，要坚持法制教育和内容、形式和方法的创新，增强法制教育的实效性；要根据不同对象，区分层次，有的放矢地进行法制道德教育，因人施教，因事施教，因时施教，增强针对性和约束力；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以规范、教育、监督为手段。以提高干部群众的法律道德素质为目的，发挥法律、道德在平衡矛盾、调整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

（二）健全完善预防社会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

通过大力开展巡回办案活动，到田间地头现场开庭，加强与群众沟通与联系，实现诉讼调解制度与其他化解矛盾纠纷方法的衔接，形成全方位的化解矛盾纠纷网络。

（三）建立健全排查预测机制

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治理活动，是预防和及时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方法。要坚持制度创新，建立健全矛盾纠纷登记制度、分析报告制度、分流督办制度、检查考核制度、研究预测制度等，用制度规范矛盾化解。及时发现和研究矛盾纠纷的苗头、倾向、原因和规律，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切实将不安定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和初始阶段。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篇（10）

20__年以来，我乡人民调解工作在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区司法局的指导帮助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针，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服务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为首任；以健全调解机构为重点；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人民调解员业务素质为突破口，以建章立制，规范操作为手段，以构筑“大调解”格局为目标，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协调相关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深入扎实地开展了人民调解和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及时有效地化解了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我乡通过做好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网络、运行、责任追究等三方面工作，扎实构筑大调解工作长效机制，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促进社会长期稳定的目的，人民调解工作取得了较好发展，有了新的突破。为营造和谐稳定的“平安__”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长效网络机制

一是健全组织机构。建全和完善乡、村、自然村调解员三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组织机构，乡成立人民调解领导小组由乡党委、政府一把手任正副组长，司法所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目前，全乡6个村全部成立调委会，6个自然村通过全面推广“中心户长制”成立调解小组，每个自然村的中心户长既是调解员又是纠纷信息员，全乡、村二级调委会共调整充实专、兼职调解员25人，全乡已形成三级调解组织，目前7个调委会结合村部建设已初步达到规范化标准；二是为进一步规划人民调解工作，整合资源，乡司法所、综治办、办联合组建__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组建的调处中心以综治、司法、为主，指导矛盾纠纷排查和参与重大民事纠纷调处工作，负责组织协调和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司法所。20__年至20__年5月份，经过全乡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我乡共排查矛盾纠纷案件20起，其中20__年调解16件，20__年1－5月份4起。乡司法调处中心调处2件（其中一起学生意外伤害纠纷正在调处过程中，现已达成初步协议），村级人民调解18件。三是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应急机制，确保关键时刻突发性群体性疑难性的矛盾纠纷能得到及时有效化解。我乡在每年的春节、五一、十一、重要会议、重大活动期间，一改过去人民调解“不诉不理”的工作作风，而是将工作重心前移。通过收集各类民事纠纷信息，在既是掌握动态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社会矛盾的突发性、关联性、聚合性和敏感性，坚持抓小、抓早、抓苗头，严防小的问题顺势酿成大的事端。据统计，一年多来，全乡各基层调委会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9起，成功调处19起，调解率达100%，调解成功率达100%，无一起“民转刑”案件发生。

二、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运行机制：1、预防机制。一是坚持信息预防。各村、部门从抓早、抓小、抓快着手，及时掌握信息，解决问题，消灭隐患，防止形成矛盾纠纷。二是坚持普遍预防，采取普法宣传，举案说法等多种形式，增强广大群众守法意识和明辨是非能力，从源头上减少纠纷的发生。三是采取“四超前”措施，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即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超前介入，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2、排查机制。对辖区内突出的矛盾纠纷，采取定时、定人、定点、定责的办法，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调处，做到乡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各级调处组织都能建立矛盾纠纷档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矛盾隐患，按性质和轻重缓急进行梳理分类，详细记入档案。3、调处机制。坚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贯通，左右协调，依托基层，多方参与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新机制。实行分级调处制，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搞好归口调处，小纠纷由信息员或村民小组长（中心户长）调处；一般矛盾纠纷由村调委会依法调处；疑难纠纷由乡调委会及时调处；跨乡、跨行业重大纠纷由乡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组成联合调解组共同调处。4、督查机制。一是领导督查，乡领导负责对本辖区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进行督查，定期听取汇报，研究解决问题

。二是跟踪督查，对于落实到具体部门调处的矛盾纠纷，各级调处组织实行全程督查，按时通报调处工作进展情况，杜绝有调无果、有头无尾的现象。三是会议督查，各村每季度、乡每月召开一次矛盾纠纷调处领导小组成员会议，通报情况，讲评工作，部署任务。5、回访机制。坚持回访预防，对于调处的矛盾纠纷由本级调解组织指定专人包案，定期回访，督促履行协议，防止纠纷出现反复，酿成新的事端。6、报告机制。各村每半月向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报告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情况（包括半月报表），乡司法所每10日向区司法局报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情况，排查上报要有领导签字，加盖单位公章，排查没有发现问题的，也要记录在案，实行“零报告”制度。乡对那些可能引发重大治安问题和的矛盾纠纷，及时介入调解，同时从发现之日起二日内向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报告。7、培训机制。定期对乡村调解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升队伍素质，提高调解水平。司法所负责每月通过工作例会对各村调委会主任进行业务培训，乡对村调委会成员每年不少于两次集中业务培训。

三、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责任追究机制：在完善乡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的基础上，将乡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纳入综合治理考评细则，进一步建立健全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责任追究机制。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不力，致使矛盾纠纷激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者不良后果的单位和个人，并实行“一票否决”，由乡人民调解领导小组提出建议，提交党委、政府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的责任。

四、为进一步推动我乡人民调解工作，巩固人民调解长远发展的基础，根据市、区司法局统一部署，在开展全乡人民调解百日会战活动。通过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有效提高调解工作质量，通过“百日会战’活动，使全乡人民调解员整体素质、工作水平得到提高、自全面启动百日会战，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共排查出矛盾隐患5起，其中一起：朱先好，铜陵市鑫豪成综合养殖场法人代表，现暂住__乡太阳村。20__年承包了太阳村村民姚艮树的20亩鱼塘，建起了养殖场。20__年1月26日，朱某在养殖场进行沼气池作业时，于姚某之间发生矛盾。姚妻一气之下向鱼塘放水，导致朱某在建沼气池工程遭受严重损失。朱某为此将姚某告上法院。__乡司法所多次主动上门调处，通过情理和法理角度对姚某进行了教育，使他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应承担经济损失，朱某也最终同意调解。两人都在调解书上签了字，姚某赔偿朱某经济损失2.5万元，朱某也到法院撤诉，一场几个月的邻里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五、当前调处矛盾纠纷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1、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发展不平衡。有些单位的领导对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行动迟缓；有些村因村委会换届人事变动，没有很好地实现工作衔接和工作过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

2、人民调解的基层基础工作还比较薄弱。规范化调委会建设标准低。还有人民调解经费没有地方落实，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3、人民调解工作超前意识不够，存在“有事办事，无事漠视”的现象。

六、对今后调处矛盾纠纷的对策和建议：

1、建立农村矛盾纠纷摸排预警机制。

针对当前农村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摸排预警机制。如何开展矛盾纠纷的摸排工作，要坚持二个原则。一是群众性原则。农村各类矛盾纠纷隐患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光靠乡村二级干部或者司法部门是不能及时有效地捕捉到种种问题的萌芽，我们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作用，开展摸排预防工作。二是早发现原则。任何矛盾纠纷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爆发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及早发现，及时采取措施，就能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确保社会的稳定。

2、加强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协调指导。

要认真履行人民调解职责，切实加强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协调指导，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月报告、排查调处数据月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月工作例会“三个一”工作机制，及时掌握村内矛盾纠纷动态，及时研究矛盾纠纷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规律，切实当好党委政府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参谋助手。要通过督促抓好预防、排查、调处、信息报送、定期分析、信息报送、应急处置、挂牌督办、联调、督导检查、保障等十项机制的落实，进一步加大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的指导协调督促力度，切实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多种化解手段并用、三大调解良性互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3、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维护农村村民合法权益。

加强对村民的政策法制教育，扩大普法的广度，采取各种宣传方式，在农村中深入普及法律知识，特别注重普及与农民生活、生产相关的有针对性的法律，宣传守法、执法和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已的合法权益等知识，还应大力推广村务公开，增强透明度，动员广大村民积极参与村务管理，使干部与群众之间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相互支持，减少干群间的纠纷。同时，广泛开展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引导群众积极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加强文化道德和修养，做到遇事冷静对待，互相谦让，正确处理，减少各类矛盾纠纷的发生。

4、提高队伍素质，适应新时期需要。

为适应新时期的矛盾纠纷有突发性、潜伏性和反复性等特点，化解难度大，需要建立一支适应21世纪要求的高素质的调解队伍。特别是提高基层干部依法行政和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更为重要。首先应采取培训等方式尽快提高现有调解员的素质，必须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培训。提高各级各级人民调解员对新形势下加强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他们的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进而通过各级干部向广大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并要求每个领导干部每年至少亲自解决一两件在当

地有重大影响的疑难纠纷。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篇（11）

中图分类号：DF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157-03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当前的新课题，而将社会管理创新与西部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融为一体的课题研究，在我国则是首次。目前，在纠纷解决机制上，国外有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特别是美国的“司法ADR机制”以及日本学者棚濑孝雄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等研究成果对我国法学理论与实务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内对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方兴未艾，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不同的利益群体大量出现，导致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和复杂化，社会矛盾纠纷在利益纠纷下往往转化为或者包含着民族、宗教等问题，最严重时，在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影响和控制下，利益纠纷转化为影响国家安全、国家关系等社会纠纷。面对西部民族地区日益纷繁复杂的纠纷解决需求和纠纷处理机制的缺失以及司法资源的相对有限，各基层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倍感构筑一个适合民族地区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基于此，我们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选择了西部民族地区的一个县（越西县）为样本，来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越西县地处偏远的四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隶属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邻美姑县，南接昭觉县、喜德县，西界冕宁，北连甘洛县、石棉。幅员2 256.47平方公里，辖9个地区工委、5镇、36个乡、288个村、908个村民小组、2个街道居委会。现在有汉族、彝族、藏族、羌族、苗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傈僳族、满族、瑶族、侗族、纳西族、布依族、白族、壮族、傣族等民族分布，总人口23.45万人。

过去在国家解纷解决机制尚未建立之前，越西县有着彝族特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即“德古”领导下的民间调解。但国家建立了正式纠纷解决机制之后，彝族传统的“德古” 民间调解渐渐被取而代之。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大量出现，越西县也逐渐建立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大调解工作体系，拥有调解、诉讼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2012年，我们调研了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开展的情况，发现该县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后，解决社会矛盾纠纷问题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通过非诉讼方式处理纠纷的案件大幅上升

2009年，越西县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560起，结案556起，结案率为99.3%；2010年，法院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480起，结案477起，结案率为99.4%；2011年，法院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共571起，结案570起，结案率为99.9%。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结案率呈上升趋势。然而，通过非诉讼方式处理的案件也在逐年增加，2009年全县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案件1493起，结案1412起，结案率为94.5%；2010年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案件1275起，结案1176起，结案率为92.2%；2011年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案件1 811起，结案1 056起，结案率为90%。这些数据反映出该县法院诉讼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案件越来越多。

（二）人民法院面对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案件，产生了诸多不足

由于该县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较多，出现了办案人员短缺的窘境。同时，由于在民族地区，民族案件逐渐增多，由于部分案件当事人不会说汉语，而法院中会讲彝语的工作人员较少，从而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另外，该县人民法院中法官年龄结构偏大加之业务能力不强，在不断增多的案件压力下，办案质量得不到极大的提升。

（三）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施过程中，传统的调解方式在民间重新出现

由于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案件数量逐渐增多，各纠纷解决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完全及时地解决各类纠纷，这就导致了越西县过去被代替的彝族特有的民间调解方式“德古”再次出现。在彝语中，“德”是“瘠”、“瘦”的意思，即病态的象征，而“古”是“治”的意思，故“德古”指“治理人间的病态，惩罚非正义的行为”。在彝族地区，人们把熟知习惯法及其他社会规范，遇到纠纷能明析事理、仗义执言、以理服人的头人，尊称为“德古”。过去，在我国彝族地区，彝族人遇到重大、疑难纠纷或者案情复杂、矛盾尖锐或涉案人数较多时，则会请“德古”等民间权威来进行调解，从而迅速有效地平息纠纷。虽然越西县又出现了“德古”民间调解，但由于“德古”属于至今并未纳入正式制度的民间调解，未成为多元化解纷解决机制的一种解决方式，所以当地诸多彝族群众虽然内心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处理纠纷，但迫于司法途径的权威性，仍选择花高成本，走司法程序。

（四）越西当地群众对非诉讼解决机制认同感不高

从调查问卷的信息来看，我们发出调查问卷310份，其中有213份（占问卷总数的68%）的问卷一般群众反映：他们对于矛盾纠纷的解决仍倾向于人民法院。他们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具有强制力，通过司法程序更有利于保障自身权益；而调解仅仅作为一种尽力让双方达成共识的一种方式，不具有强制力，同时也不能很好地保障权益，与其浪费时间在调解上，不如直接走诉讼程序。从调查问卷反馈的信息来看，当地群众对非诉讼解决机制认同感不高，更认同人民法院的诉讼解决机制。

上述四个方面反映出：越西县非诉讼方式解决案件比例在上升，法院诉讼压力在增大，群众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认识不够，这些问题充分说明在该县宣传、推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健全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

越西县随着经济的日渐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利益关系也不断变化，各种矛盾纠纷也随之出现。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我国市场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另一方面，人民的权利意识、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在觉醒和增强，各种形形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各种利益关系此消彼涨，各种价值观念交互碰撞，矛盾错综复杂。所以在社会管理创新下完善彝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

（一）有利于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

在建设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中，努力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纠纷机制，整合一套功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价值相互渗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有效预防、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大事。在“社会管理创新”这一时代背景下，引导凉山州越西县彝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发展，进而推广到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对于维护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有利于尊重纠纷主体的多样选择，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纠纷

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体现了纠纷主体对各种解决纠纷方式有不同偏好，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就能很好地尊重纠纷主体的各种选择，让纠纷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自身利益选择解纷方式。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的，其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单纯寄予某一种程序，并将其绝对化。它以人类社会价值和手段的多元化为基本理念，重视民间和社会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为当事人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以实现不同的价值。

面对越来越突出的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多发性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司法能力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必须发挥多元优势，针对各类纠纷的不同特点，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在于：程序简便灵活，效率较高；化解纠纷的成本低廉；能够妥善解决情与法、情与理、法与乡规民俗的冲突；能够拉近纠纷处理者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优化配置司法资源，减轻法院的压力

司法的过高期待和传统纠纷解决途径的单一化会直接导致法院压力加大，追求效率的动机使得法院不得不向增加法官人数、简化诉讼程序寻找出路，这必然会妨碍程序的正规化，影响司法的权威性。在司法资源短缺、诉讼成本不断攀升、法律援助使用不当的情况下，司法资源利用上的不平等会不断扩大。而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向当事人提供便捷、及时、经济和符合情理的非诉讼服务，扩大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达到司法资源的优化利用，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三、完善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内部的完善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涵括了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和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两类。

1.诉讼解决纠纷机制的完善。越西县人民法院目前正以构建和谐社会和服务经济建设为目标，强化诉讼调解。在规范层面上，该院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越西县人民法院规范诉讼调解规则》及越西县人民法院、越西县司法局《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以此来规范调解工作。在原则上，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坚持走调解多判决少的路子。在目标考核上，将调解结案率纳入目标考核，作为评优评先的依据。目前该院创新调解方式，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做好调解工作。将庭前调解与庭中调解相结合，庭内调解与庭外调解相结合，同时，采取委托单位（组织）调解和人民调解员及亲戚朋友调解的方式，把民事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诉讼调解过程，努力提高案件调解率。

2.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的完善。目前，该县已有几个乡构建起了“大调解”工作体系，如南箐乡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该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严格将社会矛盾化解作为综治维稳的重要工作狠抓落实，把矛盾纠纷工作放在首位，并形成了相应的机制。具体做法为：一是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党委书记为组长，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为副组长，具体负责“大调解”的日常工作，全面加强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二是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主要负责研究部署相关工作、排查矛盾纠纷、收集掌握工作信息、整合调解力量、协调处理重大矛盾纠纷、培训调解员、建立健全工作台账。三是扩大调解网络覆盖面。建立健全纵向覆盖镇、村（居）、社三级，横向覆盖各单位（部门）的调解网络，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员工作”。

总之，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下，越西县自2011年以来，坚持“一手抓预防，一手抓调处”，严格落实县、乡一月一排查，村、社半月一排查的矛盾纠纷滚动排查调处工作制，切实做到抓早、抓小、抓苗头。同时，以乡（镇）、单位综治办为载体，深化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形成了上下联动、左右互动、运作高效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网络，充分发挥各级组织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着力强化矛盾纠纷疏导能力。通过实行联合接访、上门接访、内部调解等方式，进一步畅通民意表达和诉求渠道，矛盾纠纷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得到及时有效化解。在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指引下，工作成效显著。如2011年第一季度，全县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215件，调处矛盾纠纷183件，调处率为85.1%，实现了矛盾纠纷“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的目标。

（二）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机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仅由多个纠纷解决机制共同组成，更重要的是这些机制在独立运作的同时，强化衔接，互相配合，实现功能互补。首先，应重视调解的重要性，将其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加强人民法院对调解工作的指导，建立相关协调指导机构，并定期了解人民调解的工作进展，从而研究相应对策，解决问题，不断推进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其次，可以建立司法联席会议制度、情况通报制度、庭审观摩和联合培训制度，使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人民调解等组织密切联系，强化工作配合，达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真正意义上的功能互补。最后，应强化宣传引导，推广好的经验，使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挥更大的优势，进而在全县形成健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三）严格规范各类纠纷解决机构

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所以不健全，部分原因来自纠纷处理机构的过于松散，这使得机构内部工作人员办案效率低、缺乏足够的工作热情，同时在办案过程中出现了有失公平、公正的现象。由此可见，严格规范各纠纷解决机构，对于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应在各纠纷解决机构建立严格的工作规章制度，规范各类运行机制，实行当事人监督制度，确保纠纷处理的公正。

（四）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

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应将越西县彝族特有的民间调解纳入正式的民间调解制度，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解纷方式。“德古”调解在越西县彝族同胞中具有很高的威望，所以将“德古”调解纳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定会从源头上解决诸多尖锐的民族矛盾纠纷，确保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当前可将“德古”调解逐步实现规范化，将其职责范围定位在民事纠纷中，至于刑事纠纷必须通过刑事诉讼解决，促进“德古”与人民调解逐步融合。广泛吸收民间有威望的“德古”进入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培训增进其对国家法律、政策的理解，促进两种调解方式不断融合，功能互补。在当事人权限范围内，调解活动的方式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可以以“德古”调解方式进行。

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越西县矛盾纠纷的特点和规律，实现各类纠纷解决机制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从而增强解决矛盾纠纷的有效性，促进彝区和谐稳定，正是当前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我们相信越西县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将走上科学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轨道，有效地促进彝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永强，乔闻钟.民族地区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探索——关于“北川模式”的调研与思考[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5）：5.

[2] 刘永强.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北川模式[J].黑龙江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9，（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