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律人生论文大全11篇

道德法律人生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2-0102-05

社会中存在法律与道德这两根维系和谐、稳定、有序的准绳，道德法律化或法律道德化，一直是学界争论热点，至今尚未就此达成共识。学者无外乎三种观点，即：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抑或二者相互结合。针对法律道德化，戴茂堂、左辉认为，“在强调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之时，在逻辑层次上应把道德置于法律之上，从法律走向道德即法律道德化，而不是从道德走向法律即道德法律化。”[1]针对道德法律化，张博颖认为，“公民道德法律化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但不是绝对的，必须保持合理的限度。”[2]针对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相互结合，范进学认为，“从法律产生到法治实现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交互演进过程。”[3]34本文无意于道德法律化或是法律道德化的取舍之争，而是从道德与法律两者的辩证关系入手，对道德法律化的相关问题从必要性、可能性、方向性等三方面展开论述。无论道德法律化还是法律道德化，都应当排除独断论、一元论误区。在认识到法律和道德这两个概念的显著区别之余，还需注意到二者之间的“模糊性”，即二者之间的通融性、转化性和支撑性。

一、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分析：现实问题呼唤道德法律化

关于道德法律化，目前学术界较为认可的定义即为，“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3]34目前现实当中不少问题无法依靠道德约束力解决，由此，当前我国社会便存在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即将一定领域内一定层面的道德规范上升至法律法规层面。因为法律和道德作为调控社会秩序以维持社会和谐有序的两种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社会中虽然一些问题看上去是道德问题，但在人们道德素养不够高的现实情境下，当以单一道德方式不足以约束人们以符合社会普遍要求的方式行动时，法律就不该缺位而应当及时出现，依靠法律法规来抑制社会中道德失范行为的发生，这样才能保持社会有机体的和谐有序。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比如当前我国子女对父母的赡养问题、家庭暴力问题、见义勇为问题、给老年人让座问题、诚信问题、慈善事业等，单纯依靠道德约束并不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有时甚至会异化成道德“泛化”甚至构成对人身权利的非法侵犯。再如，当前单纯以道德说教的方式难以有效约束公务员不腐败，以单纯的道德教育不足以使公务员按公仆要求服务人民。构建起严密的反腐败以及公务员职业规范的法律法规体系才能有效遏制公务员的腐败行为并规范其行政行为。在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现实下，在某些领域内和某些问题中，单纯依靠道德约束难以使人们的行为以符合社会要求的方式来行动，因而将道德问题上升至法律层面，即道德法律化就具有了强烈的现实必要性。

就国外立法实践而言，较为典型的如新加坡，新加坡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精神文化和道德建设方面的滑坡现象，将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大量道德规则纳入了法治的轨道，像对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随地大小便、便后不冲水、乱涂乱画、随便攀摘花木、公共场所抽烟、吐口香糖渣等属于道德约束的内容都一一立法，使其变为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在人们的行为中巩固下来，成为建设和维护文明社会制度和习惯，使人们的行为朝着秩序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由此便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获得了其他国家难以达到的成功[4]。在现代，许多国家都将见危不救和遇到犯罪不予制止等，在道德上不被认可或是在道德上受谴责的行为视为犯罪行为并予以制裁。如1976年《德国刑法典》规定：“意外事故或公共危险或危难时，有救助之必要，依当时情况又有可能，尤其对自己并无显著危险且违反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能救助者，处l年以下自由刑或并处罚金。”1994年《法国刑法典》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采取个人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处50万法郎罚金。”还如，“诚实信用”已在一些国家民、商事立法中被确立为最高原则。《美国商法典》规定：“凡本法范围内之任何合同或义务，均要求（当事人）必须以诚信履行或执行之。”《德国民法典》规定：“债务人须依诚实与信用，并照顾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瑞士民法典》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可见，一些国家作为道德规范的“诚实信用”原则已经逐步走向法律化。再如，在行政管理领域，一些国家也出现了道德法律化的发展趋势。如美国1987年的《从政道德法》就对政府官员申报私人财产、收受礼品等廉政方面的职业道德从立法上做出明确规定。德国规定，公务员接受礼品不能超过10欧元，否则就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纪律处分，其中包括警告、严重警告和开除公职。可见，一些国家在道德法律化问题上已经具有了成功先例和率先实践。

二、道德法律化的可能性分析：道德能蜃化为法律

（一）道德与法律之间存在密切辩证关系

一个社会中的道德与法律之间并非毫不相关，而是存在密切联系，中西方学者对此都有过论述。比如边沁所做的道德立法尝试，孟德斯鸠所提出的自然法律观。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社会规范，二者之间并不具有严格的界限，二者之间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模糊性”，道德可以转化为法律。

大多数学者在谈及道德法律化的质料来源时，均引用了现代自然法学家富勒在《法的道德性》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只有社会中的“义务性道德”或称“低限道德”是道德法律化的来源。在道德法律化的进程中，不仅要将这些道德标注予以法律化即用外在的强迫性法律手段强制人们执行，并且不可忽视道德法律化的道德根基。当前必须做好普法工作，让人们知晓这些法律，并从道德层面对这些法律条文进行合理性解读，让人们认识到这些法律条文蕴含的合理因素，以此引导人们自觉遵守之。长此以往，当法律能有效调控人的行为之时，也会将这些外在的法律规范予以内化，将其作为自身行为判断的标准，由此就实现了法律的道德化。以法律道德化为指引的道德法律化才能更好更有效约束人们的行为。

然而，从长远的动态过程来看，社会当中的一些“愿望性道德”或称“高限道德”也是作为法律的旨归而存在，比如公平、正义、自由等道德愿景。这些虽然不是作为法律的直接质料来源，但随着人们道德水平的逐渐提高，会在未来某个时期成为道德法律化的来源。从动态过程来看，道德法律化有着提高社会平均道德水准的作用，而随着人们道德水平的逐渐提高，又会有更高要求的道德规范被转化为法律。这一动态过程便造成了社会当中的“低限道德”和“高限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流动变化的。但是，无论道德法律化的内容如何变化，法律若要真正对人们行为发生有效约束作用，都必须依靠法律道德化即法律的“入心”，因为法律道德化是法律被主体自觉遵从的内在动因。此进程亦如孟子所言“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夜；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孟子・尽心上》）。春秋五霸始伊“以力假仁”非真仁，而当他们长期假仁之后，仁已不自觉内化为他们自身道德判断的一部分。对于法律亦如此，当法律长期内化为个体道德判断一部分用以持续约束个体行为时，法律其实也就转化成了个体内在道德一部分，这就是道德法律化反过来促成法律道德化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对于公务员群体而言，其道德法律化“并非以基于惩戒手段来降低公务人员道德失范行为的发生为目的，而是通过激励性措施来唤醒公务人员内心的公共良善，实现公共行政伦理的个体与组织的内化”，[10]进而实现公务员“自我立法”，引导其达致伦理自觉，这就体现了公务员道德法律化中的法律道德化，前者必须以后者为依托和指引，才能更加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 戴茂堂，左辉.法律道德化，抑或道德法律化[J].道德与文明，2016（2）：8.

[2] 张博颖.论公民道德法律化及其限度[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1）：23.

[3] 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c法律道德化[J].法学评论，1998（2）.

[4] 郑维川.论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J].新华文摘，1996（10）：17.

[5]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60.

[6] 杨B.不可“杀一不辜”的社会伦理旨趣[J].宁夏社会科学，2016（3）：33.

[7] 贺麟.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一书评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2.

道德法律人生论文篇（2）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106

【原刊页号】22～29，54

【分 类 号】D410

【分 类 名】法理学、法史学

【复印期号】200201

【 标 题 】“伦理法”的是与非

【英文标题】Ethical Laws“Yes”and“No”

【标题注释】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1)06-0022-09

【文章日期】收稿日期：2001-03-20

【 作 者 】任喜荣

【作者简介】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Law School,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 i n,130012

任喜荣(1970-)，女，内蒙古满州里人，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对于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特征，人们的概括五花八门，然而“伦理法”的概括在近期获得了 普遍的认同。“伦理法”的概括应予肯定，但现有的理论解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 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伦理法”的概括只有基于世界法律发展的整体背景，基于立法、执 法、守法等法律运行的全过程，才可能达致理论的完满。

【英文摘要】To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ancient Chinese law,people have several viewpoi nts,but“ethical law”is the common opinion.The article agrees with this opinion ,bu t it argues that this opinion has some puzzledom needing better important.The co nclusion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law is ethical law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wide law,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law f unction.

【关 键 词】化理法/伦理/道德/ethical law/ethic/moral

【 正 文 】

对于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特征，人们的概括五花八门，然而“伦理法”的概括在近期获得了 普遍的认同。本人赞同伦理法的概括，但认为现有的理论解说存在如下问题尚需解决：其一 ，将“伦理”与“道德”作截然的划分，将“伦理”视为中国古代的，“道德”视为西方的 、现代的，并以之作为“伦理法”的理论前提，是否有伦理学的基础；其二，在法律的道德 性是法律的内在规定性的理论前提下，“伦理法”的概括是否足以构成对其他法律文化类型 的区别；其三，伦理法着重从法律的精神和法律规范的内容出发界定传统法律的特征，并以 之与其他法律文化样式相区别，是否论据充分。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深入的学理分析，综合 考察各家观点，力图科学地界定“伦理法”的内涵。

一、“伦理法”观点之梳理

“伦理法”观点之形成是有渊源的，从分析手段和方法上看主要着眼于中国古代法的精神 和法律规范的基本内容。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所称“中国法律之儒家化 ”、俞荣根先生在《儒家法思想通论》中所称“儒家之法是伦理法”，就体现了这种一脉相 承的特征。

建国前，瞿同祖先生专门撰文论述中国法律之儒家化。[1]按照瞿先生的看法，法律之儒家 化的运动起自汉代，而唐律“一准乎礼”则是法律儒家化的完结，其着眼点在于儒家思想指 导立法司法实践以及法律规范内容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准。至于儒家化的法律其性质如何，瞿 先生没有进一步说明。

俞荣根先生则是较早地将儒家化的法律概括为“伦理法”的人[2](P130)。

他首先阐明，“伦理”是我国固有的范畴，与由古希腊的“伊苏”(Ethics)一词演化而来 的“伦理”截然不同。前者实指古代宗法社会中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人伦尊卑等级秩序，亦 称“伦常”，即人伦之常道。后者则主要指风俗、习尚，而不是家族人伦秩序。[2](P132-1 33)儒家伦理法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儒家伦理法是把宗法家族伦理作为大经大法 的法文化体系；因此，第二，在这个体系中，宗法家族伦理被视为法的渊源、法的最高价值 ，伦理凌驾于法律之上，伦理价值代替法律价值，伦理评价统率法律评价，立法、司法悉以 伦理为转移，由伦理决定其弃取；并且，第三，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以伦理代 替法律，伦理与法律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宗法伦理道德被直接赋予法的性质，具有法的效 力，从而形成法律伦理化和伦理法律化的双向强化运动”[2](P134)。

“伦理法”作为一种法文化品格，必然有其制度上的表现，因此俞先生进一步指出儒家伦 理法的概括并不仅仅是针对于中国古代法的价值和精神层面的，而且也包括具体的制度层面 ，即“儒家伦理法既具有理想法的价值，而又同时具有实在法的功能，勾通两者之间的力量 就在于圣人的人格和圣人的政治法律活动。”[2](P136)《唐律疏义》是伦理法的最高规范 表现形态，具体表现依俞先生的分析，仍不外是“十恶”、“八议”、“依服制定罪”等内 容。从逻辑上看，法律规范内容的伦理性是对法律文化品格的伦理性的进一步验证，前者是 后者的物质载体。

可以说俞先生的观点虽然是极具开创意义的，但仍然继承的是瞿先生的思维理路，只不过 把 法律儒家化进一步抽象为伦理法而已。这可以通过他所阐述的中华法系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中 加以证明。[2](P7)俞先生提出儒家之法是伦理法之后，在学界影响至为深远，张建国先生 的《中国法系的形成与发达》就其内容来看，是以法律思想的儒家化和规范内容的伦理化为 前提的。而“情理法”的概括不过是将儒家伦理法在法观念上的进一步解析。

从法的精神和内容角度对中国法的传统作一言以蔽之的概括，促使人们特别注重法律与儒 家伦理的关系，但不论是“法律之儒家化”也好，“伦理法”也好，这些说法，措词不 同， 强调的重心或有差异，但显而易见，实质却是大同小异。不过是对“礼法结合，德主刑辅” 或“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古人之言的现代注解罢了。

二、“伦理法”的理论困境

（一）“伦理”范畴与“道德”范畴的关系

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即使在伦理学上，人们的观点也不一致。

如有主张伦理与道德内涵一致的。魏英敏先生认为：“伦理与道德具有大体相同的意义。 两者均突出了行为准则在人们行为中的重要性，稍有不同的是，伦理并未突出人们个体的心 理、品质。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伦理称为客观的法，指谓社会道德，把道德称之为主观的法 ，指谓个人道德。实际上，如同道德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伦理也包含社会和个人两个方 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常常是把‘伦理’、‘道德’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甚至是 ‘ 伦理道德’并称。”[3](P111)也有主张伦理与道德不一致的，如有人指出：“长期以来， ‘道德’与‘伦理’这两个概念被混为一谈，至少是缺乏本质上的区分。其实老子早就敏感 到了这两个层次的本质差异，所以他主张遵从道的生活而反对遵从礼教的生活。虽然老子的 取舍有些过火，但我们至少必须明确这两个层次的地位。‘伦理’表明的是社会规范的性质 ，而‘道德’表明的却是生活本意的性质。”[4](P17)也有人从中国道德的特性出发论述伦 理与道德的区别，如有人指出：“现代人所说的道德，中国旧日称为‘伦理’。……所谓‘ 伦理’就是人伦之理――不同的人伦关系有不同的行为原理。这种着重个别关系的道德观念 与西方道德哲学中对普遍原则的追求大异其趣。”但他接着又指出：“然而，说‘伦理’是 一套中国人独特的道德观念，并不表示中国的道德观就只有这么一套。中国哲学家的道德观 有不少是不能单用‘伦理’这个概念去概括的。即以儒家为例，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 义，都有普遍性，基本上亦不是基于人伦关系。”[5](P4)

尽管在伦理学上，人们对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有不同认识，但我们找不到一种观 点是认为中国的古代传统道德是“伦理”而西方的道德是“道德”这样截然的划分。即使上 文提到的，有人认为“伦理”是中国特殊的道德，但他也不认为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就等同 于“伦理”。因此，对于中西道德的区别这样一个问题，伦理学者也主要不是从“伦理”与 “道德”的概念上进行界分，而是从道德的不同内容上进行界分。

反观“伦理法”的概括，却把伦理与道德做了严格的界分，并以之作为理论的基础。如对 伦 理法介绍最为详尽的俞荣根先生在《儒家法思想通论》中专列一个问题研究：“‘伦理’ 是我国固有的文化范畴”[2](P132-134)，他认为：“‘伦理’一词，不能视为一个西方文 化的概念，而是道地的中国文化的固有概念。”“‘伦理’一词，实指古代宗法社会中以血 缘家庭为基础的人伦尊卑等级秩序，亦称‘伦常’，即人伦之常道。”“儒家所说的‘伦理 ’，可以明确为宗法伦常或血缘人伦，是一种家族主义伦理。”[2](P133-134)这样的界分 不仅有违伦理学的通常思路，而且以伦理等同于“人伦”或“伦常”，似乎也就没有必要称 “儒家之法”是“伦理法”，改为“人伦法”或“伦常法”更不容易引起异议。这样修改之 后与作者的本义似乎也不违背。正是由于“伦理法”本身在基础问题上存在漏洞，因此已再 此方面受到攻击，如范忠信先生就曾指出：“人们常说中华法系或中国法律传统是‘伦理法 ’ 的法系或传统。这种说法或许并不准确。任何一个民族皆有自己的伦理，其法律皆体现了各 自的伦理。从这种意义上讲，各民族的法律都未尝不可以称之为‘伦理法’。所谓‘伦’， 就是人际关系。如中国古代首重‘五伦’，就是重视五种人际关系。‘伦理’，就是人际关 系应有之理，就是所谓‘义’、‘宜’、‘谊’。因此，‘伦理’一词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概 念，并无特定的价值取向之涵义。”[6](P105-106)我认为他的批评是一言中的的。

（二）法律的道德性

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是法学史上的永恒话题。从法律的角度看，“法律和道德不仅分 享同一套词汇，以至于既有法律上的也有道德上的义务、责任与权利；而且，所有国内法律 制度都体现着特定的和基本的道德要求的宗旨。不得杀人和不得滥用暴力是法律禁令和道德 禁令相一致的最明显的例证。还有一种观念，即正义的观念，它似乎要把这两个领域统一起 来：正义既是适合于法律的善，又是诸善中最具法律性质的善。我们思考和谈论‘依照法律 的正义’，也思考和谈论法律的正义和非正义。”[7](P8)企图把“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 理论及历史法学这三个传统法学派结合为一体的”[8](P11)统一法理学的代表人物博登 海默也指出“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道德中 有些 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 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规则的遵守，而这些道 德规则乃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9](P368)事实上，“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的 关系，总是指特定的法律与特定的道德的关系，譬如资产阶级法与资产阶级道德的关系，社 会主义法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关系，和社会主义法与剥削阶级道德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地看问 题，就不存在不体现统治阶级道德的法律。事实上，法律必然与统治阶级道德相一致，即使 个别法规偶然违背统治阶级道德，但从总体上看法和统治阶级道德总是一致的。”[10](P40 4)

法律的道德性是法律的一般本性，因此，中国古代法也必然是道德性的。中国古代的道德 是 以儒家为代表的人伦道德。“仁”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原则。“礼”是儒家道德的规范形式。 “仁”与“礼”作为道德范畴，在儒家是被泛化而适用于社会各领域的。而儒学发展至宋明 ，仁、礼同于天理。天理的社会内容又被解释为三纲五常，理、礼、法合一于人伦道德。法 律的道德性，在中国古代特殊化为法律的人伦道德性。

庞德曾论述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动态发展历程。他认为，法和道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 展的，因此它们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关系。他把法律的发展分为前 期或萌芽时期、严格法时期、衡平法时期和成熟法时期等几个阶段。他认为在第一个阶段， 即萌芽时期，法与道德浑然一体，这表现在古希腊“法律”一词“最初只解作伦理的风俗， 宗教的仪式，人类概观中的律例，以致社会制裁的全体”。在第二个阶段，即严格法时期， 如 古罗马和英国中世纪，由于“国家和政治结合的作用明确出现，法律亦就从其他社会规范中 明确地分化”，因而法律与道德截然对立。在第三阶段，即衡平法或自然法时期，由于利益 之被忽略，以及伦理习惯之被漠视，促使来自外界的道德观念大量混入。因此，一个时期道 德侵吞法律，而哲学、法学把法律条规视为道德的一种，并把法学附属于伦理学。而随后的 一个时期，即法律的成熟时期，法律和道德重新分离，但不像第二阶段那样截然分开，而是 既分离又联系，而且在法律运作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联系。如在立法中道德是法律的基础， 立法者依据心中对某种事物的道德判断进行立法；在司法中法与道德彻底分离，但又有四个 接触点，即司法造法、司法的自由裁量、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裁决）。因为这些活动都离不 开人们心目中的道德观念。[11](P172-173)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史揭示了“道德法”是早期法律发展的不成熟的形态，是人类社会法律 发展的共同的早期阶段，而不仅仅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法律的特点。“道德法”不仅表现 在法律的精神、内容与道德的一致，而且表现在法律运行过程中的非独立状态。“法律作为 一种独立的体系所需要的法律原则的独立、司法制度的专门化、法律程序的完备、法律部门 的体系化、法律家阶层的职业化、 法学教育的发达都远远没有达到，没有人试图将当时的法 律和法律制度组成一种独特的结构。也就是说，法律实施的全过程都是为了实现道德的或宗 教的目的，法律只是手段。”因此，对于中国古代法的特殊性这一问题，仅仅从儒家伦理的 特殊性出发界定法律的特征，在逻辑上是存在缺陷的。即使从某一社会道德的特殊性出发来 界定法律的特殊性，从而与其他社会或时代的法律相区别，它也仅仅在下面的意义上才是合 理的，即对应道德的差异来发现法律的差异。如果以本社会道德的特殊性来界定本社会法律 的特性，如称自己是“伦理法”，却不以相同的前提来界定其他社会法律的特性，并由此展 开比较则无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当我们作出“伦理法”的概括时，必须意识到它有着世界性 的普遍背景。

“伦理法”的概括显然没有意识到法律与道德的混沌不分，是法律发展早期的普遍现象， 而一厢情愿地把她作为中国古代法的特色来对待。

（三）法律的文化特质

依俞先生的解释，“将儒家法思想的文化特质概括为伦理法在一定意义上为的是区别其与 西方法文化的不同之处，标明其法文化的民族的、地域的和时代的特色。”[2](P132)这说 明“伦理法”概念的提出，一是致力于揭示“儒家法思想的文化特质的”，二是为与其他法 文 化形态相区别的。就第一点而论，“特质”当是指“特殊的品质”，而品质，基本上是用于 对人性的一种善恶评价。因此，“文化的特质”完全是一种拟人化的手法，把文化作为一种 生命形态来加以研究，这至少可以说明文化是可以有其善恶观的，因此，也就树立了文化与 道德（或伦理）的特殊联系。而道德总是关涉人的内在精神的。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把道德 看成是出自“善良意志”的“绝对命令”，而唯心主义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则认为道德是主观 意志的法，道德的基本内容要求人们在内心中规定善恶标准，从而在行动中扬善去恶。当代 美国加里福尼亚贝克斯菲尔德大学教授J.P.蒂洛认为：“道德基本上是讨论人的问题的，讨 论人同其它存在物（包括人和非人）的关系如何。道德讨论人如何对待其它存在物，以促进共 同的福利，发展和创造性，努力争取善良战胜丑恶，正确战胜错误”[12](P9)因而，文化与 法律的关系问题最终会成为“法律的精神”问题。因此“儒家法思想的文化特质”其实也就 是在传统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古代法律的精神。“伦理法”从中国道德的特殊性出发，揭 示中国古代法的精神，此一概括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就第二点而论，仅仅关注法律精神的“伦理法”的概括，无法完成与其他法律文化形态相 区别的任务。只有从法系角度出发，才有可能作出全面的回答。

“法系”是一个包容了法律文化的静态与动态状态的更为宽泛的概念。法系的研究是通过 对古往今来的人类法律实践活动进行地域的和历史的划分，通过横向、纵向的比较，探讨人 类法律实践活动的规律性并预见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法系是一个天然的比较法学的概 念。

但是应以何种标准划分法系，“比较法学家们意见并不一致。不过，为此目的而经常采用 的标准是：法律制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法律渊源的理论和层次，特定法律制度中的法律家 的操作方法，该法律制度所运用的具有特色的法律概念、该制度中的法律机构以及制度内所 采用的法律分类。”[13](P3)亦即“民族、语言、历史、传统、文化、地理、宗教、社会制 度、意识形态（包括哲学、正义观念）、实体法以及法律技术和法律风格等”[14](P64)都 是界分法系的因素，它们应是综合为用的，任何依单一因素所界分的法系都不可能是全面的 。

由于法国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在《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一书中过于拘泥于法律体 系和文化类型的密切关系，注意这些类别之间在伦理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受到勒内?罗迪埃 等的批评，认为“这就可能把比较法变成比较文化的研究。……到头来，既不是法律规范的 比较，也不是文化的最高原则的比较。这样的研究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可能和法律科 学与法律技术关系不大。”[15](P26-27)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推而广之，仅仅从文化的精 神层面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也是有缺陷的。

三、“伦理法”的科学内涵

“伦理法”之所以面临上述困境，我认为并不是该范畴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而在 于人们对其加以论证的理论思路。首先，“伦理法”的理论前提不在于“伦理”与“道德” 概念本身的截然分野，而在于中西伦理的品质差异；其次，“伦理法”的法文化的特性不在 于法与伦理的紧密联系，而在于其联系的长久性、稳定性和封闭性；再次，“伦理法”不仅 仅表现为法以儒家伦理为最高原则，以及“《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的规范表现，而 且表现为在法律确定的前提下，法律运行过程中伦理标准取代法律标准的普遍性和不可逆转 性。

如果我们能够改变思路，便会赋予“伦理法”以科学的内涵。

（一）“伦理法”之概括应该基于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宗法历史背景

尽管在伦理学上，伦理与道德通常不作明显的界分，但伦理毕竟在词源上是中国固有的概 念，古人对伦理的解释本身便赋予了它宗法血缘社会所固有的宗法血缘的内涵，因此，“伦 理法”尽管在普遍意义上意指“道德法”，但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的特色，反映了中国特殊 的法律传统。对于中西伦理的区别，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指出：“其与 伦理也，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 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 忌讳，而西人众讥评。”[3](P85)现代伦理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时认为，中国古典 伦理思想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强烈的现世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第二，鲜明的家 族主义和群体主义意识。第三，浓厚的情感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第四，突出的重义轻利和 崇道扬善品格。[3](86-91)正是这种伦理的特殊品格，决定了法的特殊发展走向。

（二）“伦理法”之概括应该基于古代中国独特的法律渊源体系

在伦理法的渊源体系中既有正式的法律渊源，也有非正式但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法律渊源 ，后者突出了伦理法的特性。

前者主要指各朝各代正式制定的律、令、格、式等由国家正式制定的法律规范形式，后者 主要指家法族规、儒家经典，称它们为准法律规范毫不过分。

在封建社会，各王朝为了借助家族的力量进行统治，国家的司法权下移，家族承担了重要 的执法角色。从唐代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家法族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家法族规虽非 国家的有关立法者或立法机构所订立，但它们从问世以来几乎一直得到上自朝廷下至地方官 府的支持和提倡。”[16](P161)就纠纷的处理而言，“众多的家法族规都明文规定，家内族 内发生的争端应先在家中、族内处理，对于径自告官者就要予以惩罚。有些地方官府也公开 认同这一先告程序。”[16](P189)这就意味着家法族规是伦理法体系中非正式的法律渊源。

伦理法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指导的，而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它的 载体即儒家经典对法律长期、全面的渗透来实现的。儒家经典主要指被后世合称为“十三经 ”的十三种主要典籍，这些典籍在漫长的时间内，对中国古代文化发挥着指导和统领的作用 。这些经典经过“引经决狱”、“引经注律”、“纳礼入律”等阶段实现了对法律的全面渗 透。在司法实践中，执法官常常引用儒家伦理思想的总体精神，去指导具体案件的定罪量刑 。特别是那些事实清楚，却不好定性的案子，其断案依据，不少是比照儒家经典浓厚的伦理 观念提出的。儒家经典在法律实践领域中发挥了具体调整法律关系的作用。

（三）“伦理法”之概括应该基于中国古代特殊的法律推理和法律教育方式

推理是从已知的判断推导未知的判断的活动。在以制定法为主的法律体系中，制定法是一 切法律推理的基本前提。但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儒家经典却往往是推理的基本前提。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司法审判并不都是为了判断是非、求得公正、伸张权利，有时不过是为 了化冤解仇，求得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安宁而已。在这中间，与其说国法重要，倒不如说伦常 、人情更重要[17](P94-95)。为了达到这种权衡，即使引经的做法有牵强附会之嫌，也不顾 惜 。目的不过是天理、国法、人情融于一体，以达到司法审判的最高境界。在礼与法矛盾的 情况下，可以以礼破法。这便是古代法律推理的重要特点。

“伦理法”模糊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并且道德在价值层面上高于法律，因此，对于执行 法律的法官来说，懂得道德或礼所包含的“法意”比记住法条和墨守法条更重要。法律教育 无法真正开展，法律知识的获得具有明显的经验性。

（四）“伦理法”之概括应该基于特殊的法律机构的制度设计

中国古代，司法权附属于行政权，行政与司法合一。首先，皇权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皇帝是最高的法官，最终的裁判者。皇帝既可以通过“三复奏”、“五 复奏”制度，将判处死刑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还可以不经司法机构直接断狱，并且有权 改变司法机构的裁决。此外，皇帝可以通过大赦、恤刑等手段赦免犯人。虽然皇帝干预司法 ，形成对司法的监督，有利于杜绝或减少冤狱，但另一方面，皇帝对司法的干预也不可避免 地破坏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而“地方法律设施的特点有二：一是中央对地方司法的控制 日趋严格；二是行政长官一般也兼任司法长官，行政与司法是合一的。”[18](P442)按照三 权分立理论，行政与司法的合一，便会形成行政机关的专制，民主的前提是司法的独立。伦 理法不需要如此，因为它本身就是为专制服务的。

（五）“伦理法”之概括应该基于“以刑为主”的法律体系和“诸法合体”的法典体例

正如张晋藩先生所说的：“中国古代法律虽然不像西方学者断言的那样‘只有刑法而无民 法’，但重刑轻民的确是历史的事实，它既是中华法系的特点，又是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 ”[19](P136)张中秋先生也指出，中国传统法律刑事性的社会原因既不是商品经济不发达也 不是社会的古老。中国传统法律刑事性的社会原因是传统中国国家权力和观念的发达。传统 中国是一个国家权力和观念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成一切以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最高 价值，这种价值观的无限扩散，渗透到包括纯私人事务在内的一切领域。中国传统法律的刑 事性并不表明中国文化是落后的，相反，它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20](P78-98)。

诸法合体是古代中外各民族法律编撰的共同特征。例如罗马《十二铜表法》就是如此。而 古代中国经过秦汉魏晋，至唐代制定《永徽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体例臻于定型 。唐以后，无论是《宋刑统》还是《大明律》、《大清律例》都沿袭了纳诸法于一典的编撰 体例。历经二千五百余年而不改，其保守性为世所罕有。直至清末修律，引进西方法律，才 打破了这一的传统。

（六）伦理法之概括应该基于中国古代独特的法律意识

法律与伦理的紧密结合使中国古人过着遵循“礼”的生活而不是遵循“法”的生活，“法 ”仅仅被视为保障“礼”实现的手段，因此，任何违法的人同时就是违礼的人，“违法”本 身首先是一个道德的评价其次才是一个法律评价。在古代中国人的秩序观中，“礼”是以“ 修 身”为基础的，“违礼”当然也需要首先通过“身修”来改变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总之，按 照这一逻辑，法律的问题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就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法律意识其实就是道德 意识，对普通人而言，守德才能守法，对执政者而言，“为政”必须“以德”。

综上所述，“伦理法”是指中国古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并与儒家的道德观紧密相连的 、世界早期“道德法”的基本形态之一。它在立法、执法、守法、法律意识等方面都严重依 附于道德，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法典体例、法律机构体系、法律技术手段、法律教育类型以及 法律意识形式，既表现出了法律相对于道德的明显的非独立状态，又因这种联系的血缘性、 紧密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而与其他的“道德法”形态相区别。

【参考文献】

[1]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A].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C].北京：中华书局，1981.

[2]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3]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上海：三联书店，1994.

[5]余锦波.伦理与道德[A].价值与社会[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范忠信.中华法系的亲伦精神――以西方法系的市民精神为参照系来认识[J].南京大学 法律评论，1999，（春季号）.

[7][英]哈特.法律的概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8][美]伯尔曼.论实证法、自然法和历史法三个法理学派的一体化趋势[J].法学译丛，198 9，(5).

[9][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0]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11]严存生.近现代西方法与道德关系之争[J].比较法研究，2000，(2).

[12][美]J.P.蒂洛.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13][美]格伦顿.比较法律传统[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14]沈宗灵.比较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法]勒内.罗迪埃.比较法导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6]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17]高浣月.清代刑名幕友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道德法律人生论文篇（3）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106

【原刊页号】22～29，54

【分 类 号】D410

【分 类 名】法理学、法史学

【复印期号】200201

【 标  题 】“伦理法”的是与非

【英文标题】Ethical Laws“Yes”and“No”

【标题注释】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1)06-0022-09

【文章日期】收稿日期：2001-03-20

【 作  者 】任喜荣

【作者简介】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Law School,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 i n,130012

    任喜荣(1970-)，女，内蒙古满州里人，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对于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特征，人们的概括五花八门，然而“伦理法”的概括在近期获得了 普遍的认同。“伦理法”的概括应予肯定，但现有的理论解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 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伦理法”的概括只有基于世界法律发展的整体背景，基于立法、执 法、守法等法律运行的全过程，才可能达致理论的完满。

【英文摘要】To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ancient Chinese law,people have several viewpoi nts,but“ethical law”is the common opinion.The article agrees with this opinion ,bu t it argues that this opinion has some puzzledom needing better important.The co nclusion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law is ethical law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wide law,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law f unction.

【关 键 词】化理法/伦理/道德/ethical law/ethic/moral

【 正  文 】

    对于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特征，人们的概括五花八门，然而“伦理法”的概括在近期获得了 普遍的认同。本人赞同伦理法的概括，但认为现有的理论解说存在如下问题尚需解决：其一 ，将“伦理”与“道德”作截然的划分，将“伦理”视为中国古代的，“道德”视为西方的 、现代的，并以之作为“伦理法”的理论前提，是否有伦理学的基础；其二，在法律的道德 性是法律的内在规定性的理论前提下，“伦理法”的概括是否足以构成对其他法律文化类型 的区别；其三，伦理法着重从法律的精神和法律规范的内容出发界定传统法律的特征，并以 之与其他法律文化样式相区别，是否论据充分。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深入的学理分析，综合 考察各家观点，力图科学地界定“伦理法”的内涵。

            一、“伦理法”观点之梳理

    “伦理法”观点之形成是有渊源的，从分析手段和方法上看主要着眼于中国古代法的精神 和法律规范的基本内容。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所称“中国法律之儒家化 ”、俞荣根先生在《儒家法思想通论》中所称“儒家之法是伦理法”，就体现了这种一脉相 承的特征。

    建国前，瞿同祖先生专门撰文论述中国法律之儒家化。[1]按照瞿先生的看法，法律之儒家 化的运动起自汉代，而唐律“一准乎礼”则是法律儒家化的完结，其着眼点在于儒家思想指 导立法司法实践以及法律规范内容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准。至于儒家化的法律其性质如何，瞿 先生没有进一步说明。

    俞荣根先生则是较早地将儒家化的法律概括为“伦理法”的人[2](P130)。

    他首先阐明，“伦理”是我国固有的范畴，与由古希腊的“伊苏”(Ethics)一词演化而来 的“伦理”截然不同。前者实指古代宗法社会中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人伦尊卑等级秩序，亦 称“伦常”，即人伦之常道。后者则主要指风俗、习尚，而不是家族人伦秩序。[2](P132-1 33)儒家伦理法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儒家伦理法是把宗法家族伦理作为大经大法 的法文化体系；因此，第二，在这个体系中，宗法家族伦理被视为法的渊源、法的最高价值 ，伦理凌驾于法律之上，伦理价值代替法律价值，伦理评价统率法律评价，立法、司法悉以 伦理为转移，由伦理决定其弃取；并且，第三，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以伦理代 替法律，伦理与法律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宗法伦理道德被直接赋予法的性质，具有法的效 力，从而形成法律伦理化和伦理法律化的双向强化运动”[2](P134)。

    “伦理法”作为一种法文化品格，必然有其制度上的表现，因此俞先生进一步指出儒家伦 理法的概括并不仅仅是针对于中国古代法的价值和精神层面的，而且也包括具体的制度层面 ，即“儒家伦理法既具有理想法的价值，而又同时具有实在法的功能，勾通两者之间的力量 就在于圣人的人格和圣人的政治法律活动。”[2](P136)《唐律疏义》是伦理法的最高规范 表现形态，具体表现依俞先生的分析，仍不外是“十恶”、“八议”、“依服制定罪”等内 容。从逻辑上看，法律规范内容的伦理性是对法律文化品格的伦理性的进一步验证，前者是 后者的物质载体。

    可以说俞先生的观点虽然是极具开创意义的，但仍然继承的是瞿先生的思维理路，只不过 把 法律儒家化进一步抽象为伦理法而已。这可以通过他所阐述的中华法系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中 加以证明。[2](P7)俞先生提出儒家之法是伦理法之后，在学界影响至为深远，张建国先生 的《中国法系的形成与发达》就其内容来看，是以法律思想的儒家化和规范内容的伦理化为 前提的。而“情理法”的概括不过是将儒家伦理法在法观念上的进一步解析。

    从法的精神和内容角度对中国法的传统作一言以蔽之的概括，促使人们特别注重法律与儒 家伦理的关系，但不论是“法律之儒家化”也好，“伦理法”也好，这些说法，措词不同， 强调的重心或有差异，但显而易见，实质却是大同小异。不过是对“礼法结合，德主刑辅” 或“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古人之言的现代注解罢了。

            二、“伦理法”的理论困境

    （一）“伦理”范畴与“道德”范畴的关系

    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即使在伦理学上，人们的观点也不一致。

    如有主张伦理与道德内涵一致的。魏英敏先生认为：“伦理与道德具有大体相同的意义。 两者均突出了行为准则在人们行为中的重要性，稍有不同的是，伦理并未突出人们个体的心 理、品质。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伦理称为客观的法，指谓社会道德，把道德称之为主观的法 ，指谓个人道德。实际上，如同道德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伦理也包含社会和个人两个方 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常常是把‘伦理’、‘道德’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甚至是 ‘ 伦理道德’并称。”[3](P111)也有主张伦理与道德不一致的，如有人指出：“长期以来， ‘道德’与‘伦理’这两个概念被混为一谈，至少是缺乏本质上的区分。其实老子早就敏感 到了这两个层次的本质差异，所以他主张遵从道的生活而反对遵从礼教的生活。虽然老子的 取舍有些过火，但我们至少必须明确这两个层次的地位。‘伦理’表明的是社会规范的性质 ，而‘道德’表明的却是生活本意的性质。”[4](P17)也有人从中国道德的特性出发论述伦 理与道德的区别，如有人指出：“现代人所说的道德，中国旧日称为‘伦理’。……所谓‘ 伦理’就是人伦之理――不同的人伦关系有不同的行为原理。这种着重个别关系的道德观念 与西方道德哲学中对普遍原则的追求大异其趣。”但他接着又指出：“然而，说‘伦理’是 一套中国人独特的道德观念，并不表示中国的道德观就只有这么一套。中国哲学家的道德观 有不少是不能单用‘伦理’这个概念去概括的。即以儒家为例，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 义，都有普遍性，基本上亦不是基于人伦关系。”[5](P4)

    尽管在伦理学上，人们对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有不同认识，但我们找不到一种观 点是认为中国的古代传统道德是“伦理”而西方的道德是“道德”这样截然的划分。即使上 文提到的，有人认为“伦理”是中国特殊的道德，但他也不认为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就等同 于“伦理”。因此，对于中西道德的区别这样一个问题，伦理学者也主要不是从“伦理”与 “道德”的概念上进行界分，而是从道德的不同内容上进行界分。

    反观“伦理法”的概括，却把伦理与道德做了严格的界分，并以之作为理论的基础。如对 伦 理法介绍最为详尽的俞荣根先生在《儒家法思想通论》中专列一个问题研究：“‘伦理’ 是我国固有的文化范畴”[2](P132-134)，他认为：“‘伦理’一词，不能视为一个西方文 化的概念，而是道地的中国文化的固有概念。”“‘伦理’一词，实指古代宗法社会中以血 缘家庭为基础的人伦尊卑等级秩序，亦称‘伦常’，即人伦之常道。”“儒家所说的‘伦理 ’，可以明确为宗法伦常或血缘人伦，是一种家族主义伦理。”[2](P133-134)这样的界分 不仅有违伦理学的通常思路，而且以伦理等同于“人伦”或“伦常”，似乎也就没有必要称 “儒家之法”是“伦理法”，改为“人伦法”或“伦常法”更不容易引起异议。这样修改之 后与作者的本义似乎也不违背。正是由于“伦理法”本身在基础问题上存在漏洞，因此已再 此方面受到攻击，如范忠信先生就曾指出：“人们常说中华法系或中国法律传统是‘伦理法 ’ 的法系或传统。这种说法或许并不准确。任何一个民族皆有自己的伦理，其法律皆体现了各 自的伦理。从这种意义上讲，各民族的法律都未尝不可以称之为‘伦理法’。所谓‘伦’， 就是人际关系。如中国古代首重‘五伦’，就是重视五种人际关系。‘伦理’，就是人际关 系应有之理，就是所谓‘义’、‘宜’、‘谊’。因此，‘伦理’一词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概 念，并无特定的价值取向之涵义。”[6](P105-106)我认为他的批评是一言中的的。

    （二）法律的道德性

    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是法学史上的永恒话题。从法律的角度看，“法律和道德不仅分 享同一套词汇，以至于既有法律上的也有道德上的义务、责任与权利；而且，所有国内法律 制度都体现着特定的和基本的道德要求的宗旨。不得杀人和不得滥用暴力是法律禁令和道德 禁令相一致的最明显的例证。还有一种观念，即正义的观念，它似乎要把这两个领域统一起 来：正义既是适合于法律的善，又是诸善中最具法律性质的善。我们思考和谈论‘依照法律 的正义’，也思考和谈论法律的正义和非正义。”[7](P8)企图把“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 理论及历史法学这三个传统法学派结合为一体的”[8](P11)统一法理学的代表人物博登 海默也指出“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道德中 有些 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 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规则的遵守，而这些道 德规则乃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9](P368)事实上，“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的 关系，总是指特定的法律与特定的道德的关系，譬如资产阶级法与资产阶级道德的关系，社 会主义法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关系，和社会主义法与剥削阶级道德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地看问 题，就不存在不体现统治阶级道德的法律。事实上，法律必然与统治阶级道德相一致，即使 个别法规偶然违背统治阶级道德，但从总体上看法和统治阶级道德总是一致的。”[10](P40 4)

    法律的道德性是法律的一般本性，因此，中国古代法也必然是道德性的。中国古代的道德 是 以儒家为代表的人伦道德。“仁”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原则。“礼”是儒家道德的规范形式。 “仁”与“礼”作为道德范畴，在儒家是被泛化而适用于社会各领域的。而儒学发展至宋明 ，仁、礼同于天理。天理的社会内容又被解释为三纲五常，理、礼、法合一于人伦道德。法 律的道德性，在中国古代特殊化为法律的人伦道德性。

    庞德曾论述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动态发展历程。他认为，法和道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 展的，因此它们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关系。他把法律的发展分为前 期或萌芽时期、严格法时期、衡平法时期和成熟法时期等几个阶段。他认为在第一个阶段， 即萌芽时期，法与道德浑然一体，这表现在古希腊“法律”一词“最初只解作伦理的风俗， 宗教的仪式，人类概观中的律例，以致社会制裁的全体”。在第二个阶段，即严格法时期， 如 古罗马和英国中世纪，由于“国家和政治结合的作用明确出现，法律亦就从其他社会规范中 明确地分化”，因而法律与道德截然对立。在第三阶段，即衡平法或自然法时期，由于利益 之被忽略，以及伦理习惯之被漠视，促使来自外界的道德观念大量混入。因此，一个时期道 德侵吞法律，而哲学、法学把法律条规视为道德的一种，并把法学附属于伦理学。而随后的 一个时期，即法律的成熟时期，法律和道德重新分离，但不像第二阶段那样截然分开，而是 既分离又联系，而且在法律运作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联系。如在立法中道德是法律的基础， 立法者依据心中对某种事物的道德判断进行立法；在司法中法与道德彻底分离，但又有四个 接触点，即司法造法、司法的自由裁量、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裁决）。因为这些活动都离不 开人们心目中的道德观念。[11](P172-173)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史揭示了“道德法”是早期法律发展的不成熟的形态，是人类社会法律 发展的共同的早期阶段，而不仅仅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法律的特点。“道德法”不仅表现 在法律的精神、内容与道德的一致，而且表现在法律运行过程中的非独立状态。“法律作为 一种独立的体系所需要的法律原则的独立、司法制度的专门化、法律程序的完备、法律部门 的体系化、法律家阶层的职业化、法学教育的发达都远远没有达到，没有人试图将当时的法 律和法律制度组成一种独特的结构。也就是说，法律实施的全过程都是为了实现道德的或宗 教的目的，法律只是手段。”因此，对于中国古代法的特殊性这一问题，仅仅从儒家伦理的 特殊性出发界定法律的特征，在逻辑上是存在缺陷的。即使从某一社会道德的特殊性出发来 界定法律的特殊性，从而与其他社会或时代的法律相区别，它也仅仅在下面的意义上才是合 理的，即对应道德的差异来发现法律的差异。如果以本社会道德的特殊性来界定本社会法律 的特性，如称自己是“伦理法”，却不以相同的前提来界定其他社会法律的特性，并由此展 开比较则无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当我们作出“伦理法”的概括时，必须意识到它有着世界性 的普遍背景。

    “伦理法”的概括显然没有意识到法律与道德的混沌不分，是法律发展早期的普遍现象， 而一厢情愿地把她作为中国古代法的特色来对待。

    （三）法律的文化特质

    依俞先生的解释，“将儒家法思想的文化特质概括为伦理法在一定意义上为的是区别其与 西方法文化的不同之处，标明其法文化的民族的、地域的和时代的特色。”[2](P132)这说 明“伦理法”概念的提出，一是致力于揭示“儒家法思想的文化特质的”，二是为与其他法 文 化形态相区别的。就第一点而论，“特质”当是指“特殊的品质”，而品质，基本上是用于 对人性的一种善恶评价。因此，“文化的特质”完全是一种拟人化的手法，把文化作为一种 生命形态来加以研究，这至少可以说明文化是可以有其善恶观的，因此，也就树立了文化与 道德（或伦理）的特殊联系。而道德总是关涉人的内在精神的。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把道德 看成是出自“善良意志”的“绝对命令”，而唯心主义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则认为道德是主观 意志的法，道德的基本内容要求人们在内心中规定善恶标准，从而在行动中扬善去恶。当代 美国加里福尼亚贝克斯菲尔德大学教授J.P.蒂洛认为：“道德基本上是讨论人的问题的，讨 论人同其它存在物（包括人和非人）的关系如何。道德讨论人如何对待其它存在物，以促进共 同的福利，发展和创造性，努力争取善良战胜丑恶，正确战胜错误”[12](P9)因而，文化与 法律的关系问题最终会成为“法律的精神”问题。因此“儒家法思想的文化特质”其实也就 是在传统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古代法律的精神。“伦理法”从中国道德的特殊性出发，揭 示中国古代法的精神，此一概括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道德法律人生论文篇（4）

一、 概念的界定

教育法是一定社会或阶级，依据一定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所制定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概念指明了教育法的特殊内涵，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表明了教育法的特殊性，即教育法的教育性。教育法是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确定的，目的不是法，而是教育，其法的制定直接或间接的是为了培养人。

第二，表明了教育法与其他法规一样具有国家意志性和实施的强制性。教育法是通过权力的强制性来保障教育活动顺利地开展和教育目的的有效实现，失去了法的强制性，教育立法就变得毫无意义。

第三，表明了教育法的社会性。教育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规定了人们在教育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表明了教育法在本质上具有客观性，教育法的制定不仅符合教育规律，而且能够揭示教育的客观规律，为教育发展服务。

道德是社会以善恶评价方式，依靠内心观念和传统习惯及社会舆论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教育是一般道德要求在教育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是教育活动中的所有活动主体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由于教育活动的主体具有多样性，按照主体在教育活动中的角色大致分为教育行政人员、教师、学生、家长及其他社会成员。其中教师的教育道德是构成和影响教育活动的核心。

二、从道德与法的起源看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道德与法就其特质而言具有两重性：形式的主观性和内容的客观性。形式的主观性是指二者都是以观念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内容的客观性是指作为一定的社会规范，二者都不是个人主观任性的产物，而是一定社会经济利益的反映，是社会对人们所普遍遵守的公共生活秩序或公共利益的总规定，反映了一定社会的客观要求，也体现了个体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道德与法的两重性，导致了二者在效用上的特殊性。首先，法律的规范必然以他律的形式表现其自身的特征，要求社会个体受其制约。其次，道德的规范更多地体现在主体的自律，通过自律达到自我约束，形成良好行为。

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道德与法是相伴生成的。弗洛伊德从古希腊神话中寻找道德与法的起源，他认为，在远古时期，原始部落中父亲独占了母亲与所有的女子，并用严酷的手段来压制所有男子——儿子的性本能，终于有一天，儿子们不堪压抑，联合起来杀死了父亲，共同分享父亲所有的特权。但是，在被压抑的欲望得到宣泄和满足之后，杀父亲的儿子们心理萌生了一种深重的罪恶感，他们彼此之间又发生争斗，每个人都试图独占从父亲那里夺来的权利。为了忏悔这种杀父之罪，也为了兄弟之间不再因争斗而重新发生战争，他们终于想到了需要订立一种社会契约。［1］“于是，便出现了最早的、由克制本能欲望的满足而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开始承认彼此应用的义务，建立了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机构，总之，道德和法律由此发端”。［2］

古代中国，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子在《礼论》中论述道：“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不必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3］这里的“礼”就是指调节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道德与法。对此，恩格斯更加精辟地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种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4］可见，道德与法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必然现象，在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中相辅相承，发挥各自的社会功能。

教育法和教育道德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些联系主要表现在：

第一，二者都是国家在教育方面的利益和意志的行为规则。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反过来又为经济基础服务，在本质上二者是一致的。例如，我国义务教育法第十四条规定：“教师应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业务水平，爱护学生，忠于职守。”［5］很明显，这一法律规定和教师必须遵循的教育道德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在教育过程中，任何侮辱、责骂和体罚学生的行为，既是违法的，又是教师的道德所不容许的。在此，教育法律和教育道德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教育道德对教育法律的实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的有些教育法律条款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以提倡教育道德为手段。在《高教六十条》中规定：“学生的课余时间，除学校统一规定的重大政治活动以外，一律由学生自己支配。”“学生个人的习惯和爱好，只要不妨碍学校和他人利益，不得限制和干涉。”［6］这里对学生的自由权利作出了法律保证，如果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自由活动进行限制和干涉，就违反了教育法。但是，这一规定并非是让学生放任自流，按照教育道德的原则，教育工作者有道德上的义务，去关心和组织安排学生的课外活动，使他们的习惯和行为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可见，教育道德是顺利实现教育法律的重要保证。

第三，教育法律对提高教育道德具有积极的作用。学生教育道德的提高需要广大教师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然而教育法律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这是因为，教育法律是教育工作普遍的、明确的行为规范，它告诉广大教师，在教育工作中，应该保护什么，反对什么，什么行为是正当的，什么行为是不正当的，应该发扬什么，应该摒弃什么等，无疑为教育道德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我国的教育法律中有很多方面都涉及教育道德的领域，并使教育道德具有法律依据，教育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在提倡教育道德。如教师要“爱护学生，忠于职守”等法律规定，都是教育道德的法律化。从我国教育法律和教育道德的内容和实践的总体看，凡是教育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都是教育道德所谴责的行为，违反教育法律就违反教育道德。

三、教育法与教育道德在教育中的作用

教育法和教育道德以他律和自律的形式相互联系并对教育发展产生影响。二者本质的区别又使他们在教育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转贴于

1.教育法与教育道德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决定了二者在教育中的历史命运不同

首先，教育道德自人类社会产生教育，作为调整教育活动的道德行为规范就随之产生并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在阶级社会，还是在无阶级社会，教育道德始终是人们从事教育活动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所不同的是，在阶级社会中，教育道德是为一定的阶级所占有，为统治阶级服务。今天，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教育道德的内容和范围也得到丰富和发展，可见，社会的发展水平越高，人们对教育道德的要求就越高，教育道德在教育中的作用就越大。其次，从教育法的产生历史可以看到，教育法产生于私有制和国家出现以后，随学校教育的产生而产生，是一定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随着现代教育体制的完善而完善，并发挥着重大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教育逐步趋向公正、平等、教育法及其作用将会逐步削弱，其发展轨迹是产生―强大―减弱―消失。同时，教育道德又具有超前功能，它是为人类社会的教育上升到更高一级的水平服务的，在共产主义社会，教育法律消亡之后，教育道德将依然存在，并发挥更大的作用，教育道德的内容和范围也将空前的丰富和发展。可以说，教育道德与教育法律不同，它是同人类社会共始终的。

2.教育法与教育道德在教育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教育法的表现形式是法律条款。这些法律条款包含在与教育有关的宪法、法律、条例、国家命令等规范性的法律文件之中。它的篇、章、节、条及款项，都规定得严密具体。在教育法律规范中，它的假定部分规定得既明确又准确，不存在有任何摸棱两可含混不清的语言。它的处理部分一般分为禁止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制裁部分也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民事、刑事和行政制裁等界限准确、清晰。总之，教育法律规范总是有正式的文字语言表现形式，它的条文是明确、具体、严谨的，具有规范性。教育道德的表现形式则不同于教育法律的表现形式，一般来说，它只存在于人们的教育意识和社会舆论之中，要求人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比较抽象、概括，不像法律那样明确规定了教育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表现形式主要是观念形态，每个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又受到个体心理活动的制约，是一种无形的制约力量，教育道德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如教师怎样做才是爱护学生，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教师的职业道德，学生的行为规则等都有具体规定。但是，这些条文都属于道德规范的文字表现形式而不是教育法律规范，只有由国家立法机关按照立法程序颁布的教育法律，才具有法律性质，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3.教育法与教育道德在教育中所调整的范围不尽相同

在一般情况下，教育道德要比教育法所调整的范围更加广泛，它几乎涉及教育活动的所有行为。而教育法律所要调整的只是人们的某些特定的教育行为，在教育领域，绝大多数需要处理的关系都要有教育道德来调整。凡是违背教育法规的行为，必然同时也违背教育道德；但某些违背教育道德的行为，虽然受到舆论的谴责，但不一定受到教育法律的制裁。教育道德上的义务并不都是教育法律上的义务，如有些教师经商，其中有个体行为，也有教师集体的行为，这种现象引起社会的极大舆论，损坏了教师的职业形象，在教育工作中形成了消极的影响作用，这是与教师的教育道德相违背的行为，应受到教育道德的谴责，但是，这种行为并没有违背教育法规，不能用法律进行制裁。

4.教育法与教育道德在教育中实现的方式不同

教育法作为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其他法律一样，具有特殊的强制性，依靠国家权利作后盾，要求人人必须遵守。对于一切违反教育法的行为主体也要根据情节和法律规定给以制裁，并由国家权力机关进行组织实施。教育道德则是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习俗和教育力量来实现，对教育活动中的一些非道德现象和行为主体多采用批评教育的方式，或社会舆论的道德谴责促其改正过失，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转引自夏伟东.道德规范：两重性及从他律到自律［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荀子·礼论.诸子全集［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道德法律人生论文篇（5）

1 当代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和道德素质的现状

1.1 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现状

大学生学习法律理论知识，只流于表面，老师教学不能有效的发挥学生学习法律的主动性，大部分老师教学方法单一，课时少但内容庞杂，造成课堂枯燥乏味，学生更多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从而达不到增强法制观念、提高其法律意识的目的。另外普法教育除课堂教学以外，只有断断续续进行的普法活动如：开展“普法月”普法周”等活动。这样的法制教育效果不明显，部分学生法制意识仍然较为淡漠。主要是由于他们对于法律知识理解不够深刻而没有树立增强法制的观念。在我国，学校法制教育安排充其量只能算是以“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观念”为目的的观念教育[1]。这种以思想道德教育的套路来开展法制教育课，不仅达不到法制教育的目的，由此还会使法制教育得不到发展。

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2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现状

作为时代的宠儿，大学生的价值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不少同学过分夸大个人的价值，忽视自己对社会、集体的义务和责任，造成个人主义突出。这导致了集体功能的弱化，使集体失去了其特有的凝聚力。受西方实用主义的影响，一些大学生过分注重实用，理想观念不再。同时在图书馆撕书，在课桌上制造“课桌文化”，在食堂打饭时插队，在公共汽车上面对老弱妇残熟视无睹等等社会公德淡漠。随着社会物质产品的丰富，社会经济条件的好转，大学生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但他们不是用良好的经济状况来改善自己的学习条件，而是过分地把钱投入到物质享受、追求安逸，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更有甚者，部分大学生大学生严重，有的大学生偷同学的电脑、自行车、现金、手机等等。这样的大学生的道德素质着实让人堪忧。

2 大学生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发展

2.1改革法制教育机制

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应该反思和借鉴深刻的教训和经验从原有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中找出存在的问题，要避免类似药家鑫这样的事件的发生，在实践中就要加强法育与德育的结合。把由单纯的道德说教转变为以赏罚机制为载体的道德教育，以选择性激励帮助人们在为自己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付出物质利益代价和成本中学会遵守社会道德[3]。

2.2 改革法制教育内容

有利于实现学生在德育过程中的主体性，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有严格的纪律与管理使之落实在行动上，从而使德育教育处于良性循环之中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才能从制度上有效促进他律向自律转化，实现德育的可持续发展。

2.3开展法律与道德实践活动

开展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将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有效地内化为法律能力。可以开展法律法制宣讲、法律知识竞赛等多种活动，提高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关心与兴趣，培养大学生的法制观念。对于社会上出现的典型事件通过如辩论协会、演讲协会等进行讨论。，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及世界观。

2.4 营造健康校园道德氛围

社会是个大课堂，社会实践是重要环节，是培养大学生道德素质最生动、最有效的道德教育途径。学校可以组织学生通过社会服务、军事训练、参观访问、公益劳动等活动，让学生广泛接触社会、亲自感受人民群众的良好精神风貌；同时进一步增强劳动观念，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在实践中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社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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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不良现象，并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道德观念，促使自己良好道德人格的形成和完善。通过参观先进典型，了解先进人物的成长过程与高尚思想道德，使学生从中受到感染，从而自觉地提高自身道德修养[4]。

2.5 重视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是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措施。校园文化是一种受益面大、涉及面广的教育方式。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精心设计独立自主、诚实守信、艰苦奋斗的氛围；营造出创造干净、优美、有秩序的环境氛围；建立一种以师生关系为表率的和谐人际文化；学校领导与教师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改进工作作风，严于律已，为人师表，这样才能对学生的道德教育树立好的榜样，扭转不良的校园文化。

道德法律人生论文篇（6）

道德与法律是否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这是道德与法律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在西方的法哲学领域，而在伦理学领域一般都对此作肯定的回答。西方影响最大的自然法学和实证法学正是由于对此间题的不同回答而成为彼此对立的两种法学理论。自然法学主张道德是法律的存在依据和评价标准。所谓自然法是自然万物的理性法则其实质是道德法则，它在人和社会中的充分实现便是法。因此，它不但是法律制定的最终依据，还是评价法律好坏的最高标准。

可以说，自斯多葛以来，尽管自然法学派的面目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其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的修正，但坚持法律应以道德为基础的核心观点，则一以货之。到了当代的自然法学派，更是抛弃了自然法之类的虚构，直接诉诸于道德。富勒认为法是使人类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作为一种有目的的事业，法律具有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所谓外在道德是指法律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和理想。所谓内在道德是指内含于法的概念之中并成为评价法律和官员行为的眷恶标准，它包括法律必须具备的八个因素：一般性或普通性、公布、可预测性或非溯及既往、明确、不矛盾、可为人遵守、稳定性、官员的行为与已公布的规则的一致性。一个有效的法律必须具备这两种德性，否则就丧失了法律的存在资格。他还提出义务的道德和向往的道德的区分：义务的道德是法律的堂兄弟，如摩西十戒等，它既是道德又是法律；向往的道德是人们的较高的道倦追求，如博爱等，不能成为法律，但作为法的目的是有意义的。

另一位自然法学者德沃金亦认为法律的运作不可能避免或拒绝法律应当是什么的指引，法律的构成包括规则、原则和政策等因素，其中不得不公正地损人利己、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利等法律原则本身就是道德原则。 自然法学者主张法律应以道德为依据和标准，也带来了难以避免的理论困惑。首先，自然法的理论是建立在一组超越时空的永恒、抽象的道德规则之上的，这不能不是虚幻的假设因为这类道镭规则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是不存在的。第二，在法律的概念里加入价值判断作为必要特征是否会导致混同了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并最终破坏法律？对这个危险，自然法学者没有在理论上彻底化解。第三，将道德性质作为法律的必要条件，是否会导致存在即合理的的结局，反而扰乱了道悠作为法律的批评武器的功能？

正是基于这些担忧和困惑，实证法学主张道德与法律的分离，否定两者的内在必然联系。著名实证法学代表人物奥斯丁说：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优缺点，是另一回事。（转引自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扒法律出版社版，第85页》这就是恶法亦法论。他指责把法与道德混淆的倾向，讥讽它是产生无知和困惑的来源。主张纯粹法学的凯尔森更是否定了法律和道德在内容上的任何联系，他说：法的概念无任何道德含义，它指出一种社会组织的特定技术.（凯尔森，《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1949年英文版，第5页）新分析法学的代表人物哈特没有如此纯粹，他承认存在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这是实证法学派立场的一次倒退，不过他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即主张严格区分实际是这样的法律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律.他说：这里我们所说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意识，是指这样一个简明的观点：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的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第85页）这是值得注意的大多数实证法学学者的主张，他们并不否认道德与法律的历史联系，但他们主张这种事实上的联系，并不意味着法律的概念就逻辑地内含道德的因素。

分析实证法学的实然与应然分开的理论，仍然是在抽象地谈论法律与道德。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与道德都是具体的，法律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它不能不受立法者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的联系是必然的，但它与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则没有必然的联系，甚至处在对立的地位。可见，分析法学者的纯粹立场反而是搞混两者关系的源头。同时，分析法学的理论也无法避免在逻辑上推导出法律专制主义，既然承认恶法亦法，为什么就不能承认遵守、听命于专制主义的法律不是一种法律义务呢？另外，分析法学主张法律可以具有任何内容，而事实上人类成员在同一个宇宙空间，面临相同的生存环境，自然有一些公理性质的规则，这是任何一个法律体系都必须包括的，自然法学曾把它的绝对性推向了极端，而分析法学是否也把它的相对性推向了极端？

关于道德的法律强制的问题，也是讨论道德与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道德的法律强制是指使用法律来推行和实施道德，这是一种古老的理论与实践。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都有论述。他们认为城邦的法律不但要确保人们有机会过上良好的道德生活，还要监督人们实际上过良好的道德生活；不仅要惩罚恶行，还要彰扬善德，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促进社会的美德。可以说，与这种古典的法律强制理论把道德作为社会生活的目的，从而主张法律具有强制实行道德的使命不同，现代的强制理论把社会存续本身当作目的，道德是社会的重要粘合剂，一旦公共的道德瓦解，社会将因此崩溃，因此，要求一个社会的存续必然需要法律对于道德的强制。

美国的社会学家帕森斯、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英国法学家德富林都阐述了这种社会崩溃论，德富林于19的年3月在英国科学院作的题为《道德和刑法》（后以《道德强制》为题发表）的演讲中，明确阐述了他的强制理论。他认为，第一，社会有权利对道德问题作出判断；第二，社会有权利使用法律武器强制实行它的判断；第三，可用一种确定公共道德的方式来判断在什么情况下实施法律强制。一般说来，由于自然法学者主张道德是法律存在的基础，两者存在内在的深刻联系，法律自然地具有保障和体现道德的使命。与此不同，分析实证法学主张，法律概念不必然地包括道德，法律就不能被要求强制实施道德。哈特就针对德富林的主张发表了《法、道德和由》等文章和讲演，批判了德富林的逻辑论证，阐明了两个中心观点：一是某一行为依据一般的行为标准是不道德的这一事实并不足以使该行为成为应受惩罚的行为；二是道德的法律强制本身是否符合道德是一个需要证成的问题。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话题，但它讨论的主题显然与西方文化有别，由于 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思维模式，致使它不着重于思考法律与道德的本体意义上的联系；而是更注重两者的社会功能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关于道德与法律是否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和道确的法律强制等在西方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几乎是不同学派都予以接受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制度中，从 以礼入刑到 原心定罪等立法和司法原则也一直以此为不可动摇的理论前提。而恰恰是在德法的功能以及德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个问题上，西方文化中很少有争论，都主张社会的法治，而在中国则引起广泛的争论，儒法之争就是在这一意义上的争论，即道德与法律作为工具，谁更有利于统治的间题，结论是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同时，由于 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指的是刑法，所以德法的关系问题就转换为德与刑的问题，使得问题的论域发生了变化；尽管有德法之争，但自董仲舒以后儒学独尊，统治中国社会二干余年，因而也没有像西方理论界那样形成对立的学术流派。这不仅影响了对法律与道德关系思考的深刻程度，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导致了道德和法律的角色混同，形成了中国古代道德政治化、法律化的传统。 二、道德与法律互动的内在机理

德法互动是以道德与法律的内在联系为前提和基础，同时又因为两者彼此区分开来的独特个性而成为可能，获得意义。因此，我们一方面认同自然法关于道德与法律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的观点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不否认分析法学强调法的独立和形式性特征的意义，而将二者统一于社会实践包括道德实践和法律实践之中。

道德与法律的联系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无论从种系发生还是从个体发生来看，各个个人都只有以一定方式联合起来，才能在自己的联合体中获得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力量，求得自已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必然性。所以，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存在的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4页）这里，独立是以必要的制约为前提的，它内在地包含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正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必然性的实质内容，它导致了个人需要、个人利益与社会需要、社会利益以及他人需要、他人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作为人自身的根据，引申出人如何处理这种关系的需求。个人利益的实现归根到底是由全体社会成员的活动构成的社会总体活动的水平决定的。

当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其需要的满足，利益的实现，都遵循着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因而只能部分地达到，这就需要个人与他人之间、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有一种恰当的结合方式。这种恰当的结合方式就是每个个人都能自觉地扬弃自身的需要和利益的杂多性、偶然性，达到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这些从人自身发展的社会必然性中直接引申出来的处理人际利益关系的准则，是对隐藏在表面上看来是杂乱无章的偶然性的利益关系背后的必然联系的理性表达。这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恰当的结合方式的准则，本身就意味是公证的、善的，它的存在就是价值。

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最初的规范都是不得如何、应当如何的义务性道德规范，就是说，义务性规范与权利性规范比较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但是这个规范作为。应当，是在社会生活实践申经过多次反复并经过思想家的提炼和概括形成的，它本身没有权威的确认、系统的制度和有力的后盾。就是说，道德不能确立一个作为普遍同意的是非标准和解决人们纠纷的共同尺度，也缺少一个调解纠纷、解决争执的公正的裁判者，即使有了裁决，实际上也无法执行。可见，道德规范作为社会必然性的展开，无疑是社会存续的根本纽带，从这个烹义上说，德富林的崩溃论是正确的。因此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是一个有序而美好社会的根本。

但是，在一个充满复杂利益关系的社会里，道德本身的存在是不够的，它本身既无法阻止也无法惩罚破坏它的行为，因此，社会需要出现另外一些规则来弥补这些不足。这些规则可以明确道德规则的内容和范围；可以控制道德规则的发展变化并决定其取舍；可以确定一个权威来裁决纠纷或执行裁决。这些社会规则、规范就是法律。因此说，一种真正的法律或应然的法必须体现和保障维系着社会存在的基本道德义务，这是它与生俱来的使命。但法律不是抽象的，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立法者不是思想家而是社会的统治者，它通过法律体现的不只是社会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统治者的利益；它通过法律确认和保护的不只是社会的公共道德准则，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道德，这就使得统治者的立法不但有可能难以体现道德的公正，反而成为道德的异化，成为专制者践踏道德的暴虐工具。同时，立法者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局限，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的局限，也无法在现实的法典中完美地体现出法的理念来。这样，法的实然与法的应然的矛盾和冲突就历史地展现在人的面韵。但是，法的应然和实然的矛盾冲突并不能成为把道德与法律分离开来的借口，像分析实证法学派所做的那样。

既然法律对于道德如此重要，那它本身就应当是合乎道德的，应该拥有道德的合理性。分析法学曾试图将法律与道德的事实上的联系与它们之间的逻辑上的联系分开，显然是因为没有认识到法律与道德的历史和逻辑上的统一。法律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就意味着道德上的公证，富勒把法律的道德性分为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确有所见。所谓内在道德实际就是法律制度本身的道德，它既和法律的道德内容不同，也和制度中立法者的个体道德不同，作为制度道德是法律概念所逻辑内含的。无论是法律的内在道德还是法律主体的个体道德都要受制约于法律的制度道德，当然，法律的制度道德也取决于法律本身的道德目的和立法、执法者的道德水准。所谓外在道德其实指的就是法律内容的道德属性，而法律内容的道德展性是连很多分析实证法学者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法律不像是纯粹的技术、抽象的规范，在它的立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贯穿了道德的原则和精神。

道德与法律的内在联系为德法互动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而两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品格则使它们的互动具有现实的可能和意义。德法互动有两种类型，一是道德对法制建设的促进或阻碍；二是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或阻碍。就前者而言，。法律源于道德、本于道德的伦理属性就说明了道德不但是法律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依据，还是法律改革和实现的内在动力。不但在法律运行的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的每一环节都贯穿了道德理念、道德要求和道德评价，而且在法律未曾涉及或很少涉及的广大社会领域里，要由道德来弥补法律的不足和空白。具体说来，道德对法律建设的促进作用有三方面：

其一，道德不但是立法的基础，还是进行法律批判，促进法律改革的标准。一个不体现道德理念的法律必然会沦为暴君任性的产物、肆虐的工具，法律从实然走向应然必须要道德的推动。

其二，法律的实施要有道德的支持。法律的实施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它在一个社会的整体系统中进行，不但要受到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道德环境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健全的法制要以良好的道德环境为依托。同时，法律实施的过程也是实现正义等价值目标的过程，这其中法律规范的实施者即司法者和执法者的道德素质是关键。

其三，法律秩序的最终实现要靠社会个体的自觉自愿的遵循，而所谓自觉自愿，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出自个体道德价值观上对法律的认同，很难想象，一个在道德感上道排斥的法律，会得到人们的普通遵循。

与此相对应，法律也对道德建设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我们认为，法律对道德的支持和保障是以法律的独特品格来保证的。正是由于法律的独特社会功能形式，才能完成体现和保障社会基本道德的历史使命。

第一，法律具有一种制度性的优势。法律把基本的道德义务用权利的形式确认下来，成为一个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框架、基本规则，并通过社会结构关系与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条例和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制度等环节表现出来，这使得法律具有一种制度性的优势。

首先，它表现为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的深刻性和广泛性。由法律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往往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的基础，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次，表现为对个体道德的优先性和原生性。任何个体都面临着制度的不可选择性，个体道德大量地是从社会制度中派生出来，并成为人的行为的规范。

再次，还表现为法律制度对道德具有的选择性机制。道德的积极功能只有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才能发挥出来，譬如 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只有在完备的

行政法律制度和千部任免制度的保障下才能实现。有些道德规范只有在与一定的制度条件相结合时才能成为积极因素，如孝。在宗法制度下是扼杀人性的，但在现代家庭婚姻法律制度下，则是优良的社会品德。还有一些落后、消极的道德因素只有在一定的法律制度下才可能被抑制和消除。 第二，法律具有比道德更为明确具体的表达形式。道德不是被颁布的，而是经过反复的社会实践，并经由思想家提炼、概括而成，这便它的表达往往是不系统和不明确的，常是一些 应该的原则。但它一且获得法律的确认，就具有明确、具体的表达形式，便道德原则成为易于遵循且带有法律权威性的具体行为准则。正是由于这种明确的确认，赋予情境化的道德选择以一种超越特定情境的可预测性，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法律预测对方会做出何种反应或国家会对自已的行为有何评价。例如诚实信用的道德原则在契约法中被具体化规定，就使得经济交往是在可预期、有保障的情况下顺利运行。也正是由于法律的具体明确性，才使人们在道德权利与义务发生冲突时，有可能做出明确的是非曲直的裁断，无论是社会一般成员依据法律所做的判断，还是由权威机构按照法定程序、依据法律条文所作的道德裁断，都具有能保证实施的权威性，这比道德冲突时的两难和舆论裁断的乏力要干脆得多。

第三，法律拥有道德所缺乏的一种国家强制力。道德规范转换为道德实践是以道德认知、道德认同为中介的，是在良心的感召和激励下实施的道德行为，因此，对道德行为的评价侧重于行为的动机，对道德行为的惩罚主要是良心的制裁，这使得道德具有内在化的特性，使得道德在面对那些没有道德自觉和良心沦丧的人时，变得无能为力。相反，法律是一种异己的制度秩序，它主要指向外在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它的背后是国家的强力机构：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因此，一旦道德原则与规范被法律予以确认，就获得了国家的强制力。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道德规范的实现，并惩罚那些具有道德恶行的人。

三、法律作用于道德的方式及其限度

德法互动的内在机理告诉我们，作为社会两大规范系统的道德与法律是彼此支持、相互作用的，法律作为道德运行的外部保障系统是实现道德进步的必要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权力、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情形就更加如此。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以促进道德的进步，已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更切实的可行性。就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而言，法律对道德进步的支持和保障其方式最主要的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道德立法，确认道德要求。博登诲默曾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转化为法律规则来实现的。（《法理学 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将道德原则明确为法律规范，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倡导社会道德。我国宪法及其他部门法都把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明确规定下来，如宪法把 四有、五爱、五个教育等道德要求用母法的形式确认下来，《民法通则》和《刑法》等则把诚实信用、互助互爱等社会公德以部门法的形式确认下来。以法律的权威形式确认了道德原则，能有力地保证道德的贯彻执行，有效避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道德建设的软弱无力，并且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内容的具体、明确和可操作性，有利于人民对道德的普遍遵循。

第二，通过法律实施，维护道德风尚。法律的实施是通过司法、执法和守法等环节最终实现法律的过程。一个良好的法律的实施过程其实也是实现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过程。通过法律实施来维护道德风尚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对不符合法律要求的缺德行为予以否定，并加以撤消以至制裁。在我国的法律体系里明确了关于惩治违反职业道德的违法犯罪的规定，关于惩治违反家庭道德的违法犯罪的规定，以及关于运用法律治理市场经济中的违反道德规范现象等有关规定。其次，道德的法律强制还表现为法律能为人们提供和保障行使道德权力的空间。这里的道德权力不但指有权行使道德，进行道德追求，还指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拥有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道德监督和批评的权力。而实施道德批评和监督要靠法律对公民权力的设置和保障来实现。再次，法律强制不只是狭义上的道德制裁，还包括了对道德行为的鼓励及道德教化。如通过授予光荣称号、表彰、晋级和对为人民的利益见义勇为而蒙受损失的人给予一定的补偿和抚恤等法律手段，鼓励人们的道德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广大社会成员进行自我道德教育的过程。

第三，通过法制建设，培育道德意识。法是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社会意识，也是客观化和权威化的社会意识，是传播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任何立法者都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进行道德的宣示，统治者必然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来确认社会的公共道德准则，维护统治阶级的基本道德原则。通过法律，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人的精神世界，每个人关于是非善恶的价值观念就会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同化或部分同化。社会主义的法律同样具有传播社会意识的功能，通过对社会主义道德的法律确立，通过对合法行为的鼓励和违德行为的法律制裁，把社会主义的道德意识灌输给人。邓小平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3页）法制教育就内含着民主教育、道德教育。就是说，法制教育不仅培养公民意识，即对法律要求于一个公民的东西的认识和践履，还培育着道德意识，即个体自觉追求的应当.公民意识和道德意识的融通，是法律实现从而促使道德进步的真正奥秘所在。

法律对道德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法律对道德的取代，在利益关系日呈复杂的社会里，我们无法设想任一社会规范的单独作用，它们「能在社会的综合调整体系里彼此支持、协调作用，何况道德的法律强制是有限的。哈特认为法律强制实行道德有个道德上的合理性问题，并提出这又是一个需要证成的问题。因为道德的法律强制是对人的自由的某种限制和剥夺，而人的自由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它就需要证明是有理或合适的。既然我们已经证明了法律对道德强制的某种资格，那么这里的合理性证明就是如何合理地划定法律介人道德的限制区域。那么，到底在一个多大的范围内实行道德的强制才是合理的呢？这涉及道德的分层问题。

道德法律人生论文篇（7）

[作者简介]杨喜梅，天水师范学院经济与社会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甘肃　天水741001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7-0120-03

随着现代人权利意识的觉醒，道德权利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但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道德权利的认识还存在着各种偏差。在道德生活中。道德权利被忽视和践踏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的道德建设的进展与成效。因此，在现时代，深入地认识道德权利，显得十分必要。

一、道德权利是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权利的时代”，权利已经成为一个大众话题，权利语言也成了一种日常语言。权利包括五个要素：资格、要求、利益、自由和权力。资格是权利观念的核心要素，“所以以资格为原点，可把权利定义为：在社会关系中，主体因法律、道德、传统的赋予而拥有的不可侵犯、不可剥夺、不可干涉的享有、实施、索求和要求某种利益的资格或名份”。“权利”在本质上是表示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最普遍最根本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范畴，它是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肯定与阐释，是人在现代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实质性要素。

权利不仅存在于人类政治、经济生活中，同时也客观存在于人们的道德生活中。道德权利是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利中内在的包含着道德权利。

在权利的渊源上我们可以看到道德权利的影子。米尔恩在《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谈及社会权利的渊源时写道：“使法律、习俗和道德成为权利渊源的是它们包含着规则和原则。”也就是说，法律、道德、习俗都是由规则和原则组成的。他进而指出，而任何社会都是由特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组成的，个人作为社会的成员，任何个人权利的来源，就是他所隶属的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美国伦理学家波彻姆也认为，法律、道德、习惯等均可以成为权利的来源，权利不仅仅是指法律权利，还有道德权利、习惯权利等形式，“权利体系存在整个规则体系之中。规则体系可能是法律规则、道德规则、习惯规定、游戏规则等等。但是，一切相应的权利之所以存在或不存在，取决于相应的规则允许或不允许这项要求权，以及是否授予这项‘资格”。夏勇也谈到过权利的来源：“没有法律，权利依然存在。法律权利只是权利的一种形式，除此之外，还有道德权利和习惯权利。”他认为，权利最粗浅的含义，是一个人应该或可以从他人、从社会那里获得某种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这是一种可以由道德和习俗来支持的表示应该的正义观念，不一定要依靠法律来创造和维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原始社会关系时，也多次使用了“权利”一词，但他们认为“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还谈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由此可知，法律并不是权利的唯一来源，除了法律，还有习惯和道德。法律权利只是权利的一种形式。道德权利可以上升到法律权利，但它本身并不依赖法律权利而存在。

在权利的含义中同样包含有道德权利。格老秀斯直接把权利看作道德资格，即道德权利。认为权利有“公正”、在直接和人相关的意义上的道德品质、和与法律的“最广意义”相同的强令我们去做正当行为的“道德行为规则”这三种含义。“隶属于使人得以正当地占有某一特殊的权利，或可以做某一特殊的行为。”。

从权利的要素看，道德权利被包含在权利之内。在权利包括的利益、主张、资格、权能、自由这五个要素中，美国法学家庞德注重权利的主张这一要素，他说，当一项主张为法律所支持。不论它是否得到任何其他东西的支持，都可被称为一项“法律权利”；当感到一项主张“应当”由法律给予承认和维护时，它可被称为一项“自然权利”；而当一项主张“可能为共同体的一般道德感所承认并为道德舆论所支持”，我们称它为一项“道德权利”。麦克洛斯基则把道德权利视为赋予权利主体做某些事情的“道德权威”，“有资格”不受干预或获得帮助等等。余涌则认为，“道德权利是道德权利者基于一定的道德屠测、道德理想而享有的能使其利益得到维护的地位、自由和要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权利的构成要素也是道德权利构成的本质要素。

二、道德权利的内涵界定

道德权利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权利现象在道德领域的表现，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它的存在既是社会交往关系继续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交往关系合理性的主要表现。道德权利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它常常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或在不同的道德语境中体现出不同的道德意味。

有许多学者借鉴了法学和哲学界对权利基本问题的研究成果，将权利的一般规定性“套用”到道德权利的界定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美国法学家庞德的“期望说”，把权利看作是一种“合理的期望”，他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道德权利，他认为，“一个人可以有以经验、以文明社会的假设或以共同体的道德感为基础的各种合理期望”，一个人可以有各种合理期望，当这其中的某些合理期望为法律所认可和支持时，就称为法律权利；若其为一般道德感所认可并为道德舆论所支持时，就称为道德权利。庞德说，当一项主张，可能为共同体的一般道德感所承认并为道德舆论所支持，这时我们称它为一项道德权利”。(2)麦克洛斯基提出“权威说”，把道德权利视为赋予权利主体做某些事情的“道德权威”，“有资格”不受干涉或获得帮助等等。(3)凯里特的“同意说”，即“无论一个人是否具有这种力量――即通过自己的行为或影响他人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公共意见赞同或至少是默认他这样去实现他的愿望，而不赞同任何对他这样行为的阻碍，那么，他就有实现他的愿望的‘道德权利’”。(4)合道德说，即“合乎道德的权利”。实际上是指道德义务的自觉和自我约束，它强调道德义务的无偿性和非权利动机性。这种意义上的道德权利是一种高度道德化的理想。

国内伦理学界关于道德权利的看法和定义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提法：第一，道德权利系指人们在道德生活――社会生活的最为广泛的方面一中应当享有的社会权利；具体地说，就是由一定的道德体系所赋予人们的，并通过道德手段(主要是道德评价和社会舆论的力量)加以保障的实行某些道德行为的权利。第二，道德权利就是道德主体的人在履行道德义务、责任或使命等活动中所应享有的权利。第三，道德权利是道德主体依据道德所应享有的能使其利益得到维护的地位、自由和要求。第四，认为道德权利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们有权学习和掌握道德理论及观念，培养和实践道德情操及品质；二是指人们学习和实

践道德所获得的道德地位、道德信誉及道德权威。

上述对道德权利概念的不同定义和描述，都有其合理之处。通过对其概括和总结，可以形成对道德权利的大致理解：道德权利指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由道德赋予的不可侵犯、不可剥夺、不可干涉的享有和要求某种利益的资格或名分，是道德主体在道德生活中具有的人格、尊严和应享有的道德自由、权力和利益。它反映的是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所具有的道德行为的自由度、按照道德所享有的利益、道德主体的主体地位。它是个人在道德生活中应该享有的使人的尊严、自由和利益得到维护的社会资格，这种社会资格表明了个人的社会身份。它意味着：人人都有一定的维护个人生存的权利；有表现自己个性的权利；有一定限度的个人自由；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比如：维护自己人格和尊严的权利。对不道德行为进行抨击和谴责的权利，得到道义和舆论支持与保护的权利，接受道德教育的权利，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权利等等，这些普遍存在的道德权利构成了人类道德生活的重要内容。

三、道德权利在逻辑上优先于法律权利

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均体现了权利的本性，都是权利的重要表现形式。道德权利在逻辑上优先于法律权利。由于法规本身的合理性根据只有从道德中寻找，道德在逻辑上优先于法律。这种优先性在于：

第一，道德为法律规范体系提供价值合理性根据。任何一种法律体系都是基于一定的道德精神建立的，在法律上对一种行为的属性和内容作出界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为权利的赋予和义务的要求提供道德合理性的证明。那些不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法律规范是没有存在根据的，迟早是要被废弃的。

第二，道德义务为民众遵守法律义务提供前提。米尔恩曾说过：“没有法律可以有道德，但没有道德就不会有法律。这是因为，法律可以刨设特定的义务，却无法创设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一项要求服从法律的法律将是没有意义的。它必须以它竭力创设的那种东西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种东西就是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这种义务必须，也有必要是道德性的。～假如没有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那就不会有什么堪称法律义务的东西。”

第三，道德为实施法律规范提供伦理前提。法律规范是要靠人来实施的，如果实施法规的专门机构的专门人士缺少职业道德精神，缺少公正廉洁精神，法规就有可能成为腐败的帮凶，所以法规的实施者首先要受到道德的约束，同时接受民众的监督。

第四，一般来说，法律规范惩罚的行为也应当是受到道义谴责的行为。如果法律规范所惩罚的行为没有引起道义上的普遍谴责，那么，这种法规本身的合理性就值得质疑，因而就需要重新修正。

总之，道德对法律的内在逻辑居先性决定了道德权利对法律权利的优先性。这正如洛克所强调的那样，“道德上的权利和义务是内在本质并优先于法律”。密尔把道德权利看成是比法律权利更根本的东西，他从世上存在不公正的法律这一事实出发，强调法律有不逮之时，法律有不逮之处，这都需要道德，需要诉诸道德权利。他指出，当人们认为不公正的法律侵害了一个人的权利时，“受侵害的当然不是法律权利，所以人给它别的名称，叫做道德权利”。因此，法律权利并不能自我证明，还需要得到诸如道德等其他原理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叶篷，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问题新论[J]，开放时代，1997，(3)。

[2]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M]，夏勇，张志铭，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3]波彻姆，哲学的伦理学[M]，雷克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夏勇，人权概念起源[M]，北京：中固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周蓉，论道德权利[D]，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7]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沈宗灵，董世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M]，王守昌，戴栩，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9]余涌，道德权利研究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0]凯里特，道德理论[M]，伦敦,1928。

[11]李德顺，价值学大词典[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12]程立显，试论道德权利[J]，哲学研究，1984。(8)。

[13]唐能赋，道德范畴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道德法律人生论文篇（8）

一、研究模拟法庭对大学生德育作用的意义

当代大学生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绝大部分心理、生理均未成熟，对事物认识有不稳定性、不全面性和矛盾性，可塑性强，高校浓厚的自由学习氛围，使他们迅速浸染于各种文化与思潮之中，容易出现认识误区，价值观念被扭曲现象。据统计，近年来，大学生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学界公认将大学生德育与专业课相联系，在专业课程中渗透德育是一种有效的开展德育活动的方法，但是，对如何开展这一活动的研究和探索还十分欠缺。随着法律专业具有的应用性、技术性特征日益被人们所认识，法律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中的地位日渐提高，其中模拟法庭作为法律教学的必修课程，由于具有融体验性、实战型、知识性为一体的特征，被认为是一种情境式学习方式，是有利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法律教学中应用的一种教学手段或方法，越来越多的高校法学专业将其从理论课程中分离出来作为专门课程开设。但是，从近年来教学实践和相关著述中可以发现，法学教育理念受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较大，不少人偏重模拟法庭对大学生司法实践能力的培养作用，而忽视其在大学生品行造就方面的功能，教育的失衡，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有必要从加强德育教育功能方面对模拟法庭课程做全面审视和设计。

二、模拟法庭的特点决定其开展大学生德育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模拟法庭对大学生有德育作用是由其本身决定的

法律的适用问题是模拟法庭的核心，而法律本身具有伦理性，法律的适用过程也离不开对其的伦理分析和考量。法律与道德同属于社会规范，西方有一句谚语“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它充分说明了法律与道德的密切联系，二者都包含正义、公正、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符合道德理念的，往往也符合法律。因此，学生参与模拟法庭，学习法律的过程，也往往是经受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的教育过程，即如何通过正当程序，公正地适用法律，作出公正地裁判。法律思维有二元性，包括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谌洪果指出“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式，它的一端便是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上层面，联系着法律和法律人的文化内涵+品格和精神需求，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法时，它的一端便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下层面，它在对解释+推理+论证等法律方法的探索中使法律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为理性的安排”[1]。韩宏伟也指出法律思维是以利益衡量为价值尺度的评价性思维[2]。也就是说在学生适用法律解决争议时，其思维过程就存在着以本人价值尺度为标准进行利益衡量，充分揭示和反映出法律适用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倾向。因此，模拟法庭的运行绝不仅仅是法律知识、技能的传授过程，更重要的是法律人应有的道德品格的培养和造就过程。而不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会直接导致学生适用法律上的偏差，不能真正贯彻和实现法律的价值目标。

（二）模拟法庭的实践性、情境性使其更有利于吸引大学生兴趣、更具有感染力，在大学生德育上具有明显优势

道德发展有四个阶段：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从前到后一环套一环，其中后三环的发展中道德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而据调查，大学生道德认知水平普遍较高，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行为则比较欠缺[3]。模拟法庭的实践性、情境性为道德实践提供了机会。模拟法庭所使用案例往往是真实发生的或由真实案例改编而来，为学生打开了介入社会的一扇窗，通过对贴近实际、来源于生活的案件的调查、审理和裁判既考察了学生运用法律的能力，亦是为学生提供了了解人性，了解社会，反思三观的机会。同时，在模拟法庭进行过程中，学生通过角色扮演，模拟法庭整个流程，代入感强，印象深刻，这种特有的情境性能够强化学生的情感体验，比枯燥的理论说教或旁观者式的观影更能深入人心，触发思考。

（三）模拟法庭的各个环节尤其是控辩环节的设计

符合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的要求，有利于促进个体道德的发展根据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理论，冲突的交往和生活情境最适合于促进个体道德判断力的发展。模拟法庭存在控辩双方，两方观点针锋相对，冲突既有书面，亦有口头表达方面的，在各方理由的剖析中，各方道德判断也得到充分展现，在这一过程中，法律中蕴含的社会普遍道德规范、个人的道德判断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和融合。按照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的说法，道德不可能从外部强加于人，而是个体内部状态与外界交互作用的产物。模拟法庭中各方的观点冲突越激烈，越能起到对学生道德发展的推动作用。因此，从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理论来说，利用模拟法庭对大学生开展德育是具有实效性的。

三、现有教学设计在大学生德育上存在明显不足

首先，高校现有模拟法庭课程的内容设计目的多围绕培养控辩技能等展开，强调对学生文书写作、语言表达等能力的训练，对法律职业道德、社会伦理的教化不够重视。根据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理论，道德发展有三水平六阶段，大学生应当属于第二水平，即习俗水平，这一水平正是学生了解、认识社会行为规范，意识到人的行为要符合社会舆论的希望和规范的要求，并遵守、执行这些规范的关键时期，也即成为社会人的转型时期，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融入社会，成为有益于社会之人。因此，模拟法庭教学中理当将德育作为其重要课程目的，充分发挥其以案说理的优势，为学生的道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其次，案例选择上没有考虑道德认知发展规律。多数高校忙于建设案卷库，强调案例类型多样，力求拓宽学生的法律知识面和见识，却忽略了案件的伦理性、对抗性。这样的案例用来训练出具有高超的法律专业技能的人才也许没有问题，但是，案例缺乏伦理对抗性，将不利于学生的情感体验与认同，模拟法庭的德育功能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最后，模拟法庭课程各个教学环节的设计基本未考虑伦理考察方面。在模拟法庭课程设计中，往往强调学生对程序法、实体法的学习和应用，不注重对案例包含的伦理因素进行分析和论证；在成绩评定标准中，基本都把学生的文书写作、口头表达、资料检索、运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表现等做为主要考察项目，对学生在整个模拟法庭中的伦理品格表现如诚信、友爱、互助、协作精神等都忽略不计了。

四、完善现有模拟法庭教学设计，加强其在大学生德育中作用的建议

首先，充分认识法律思维具有两元性，将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纳入模拟法庭课程设计目的中。摒弃忽视法律的社会性、伦理性的做法，也即抛开法律中的意志与情感内涵，单纯从法律规则角度进行推理、解释、论证的做法，强调对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和道德的培养，并将其排在法律技能之前，作为模拟法庭课程的根本培养目的。最终，为大学生有机会进入后习俗水平积极创造条件，即以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自己行为的基本准则，能从人类正义、良心、尊严等角度判断行为的对错，而不会完全被世俗和法律条文所束缚，学会自主地寻求公平正义的裁判。同时，强调法律的社会性、伦理性，改善学生思维方式，也在进一步激发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积极性、创新性上具有一定作用。其次，根据大学生道德发展阶段合理选择案例。如前所述，大学生的道德发展处于三水平中习俗水平阶段，是了解、认同普遍伦理和规范时期的重要时期，因此，应将涉及家庭伦理、职场伦理、社交伦理等基本社会公共伦理的案例作为主要选取范围，特别是与个体道德差异大，容易产生道德上的两难的案例用于德育效果会更好。当然，还必须考虑学生认知情况和能力，不能过于提高案例模拟难度，否则过犹不及，影响体验和认知效果。再次，根据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合理设计课程环节。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认为实施德育的方法和策略为：了解当前道德判断水平--运用道德难题引起认知失衡--揭示高一阶段的道德推理方式--引导接受更为合理的推理方式--鼓励道德判断的实施。将上述方法和策略与模拟法庭的各个教学环节相结合，做出如下设计：第一，在案例给学生前，设置考察当前学生对案例相关伦理规范的认知水平环节。设计若干讨论话题或问答题，了解学生相关道德判断发展水平，并充分引发学生对相关伦理规则的产生、发展和具体内容的兴趣。第二，案例进行案情分析时，一并指出其中的道德难题或法律适用可能引发的后果，根据学生所持观点划分小组（原被告角色分配）。充分调动学生查寻资料、组织语言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学生创造性解决道德难题或法律适用难题，并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第三，组织模拟法庭开庭活动时，充分利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的“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四大要素[6]，完成道德教化、法律技能和法律知识的传授。第四，对整个过程进行总结和评价。建议组织学生完成德育小论文，对模拟法庭过程中对道德的认知、体验进行归纳总结，这样更有利于加强学生道德方面的情感体验和认同。总之，模拟法庭可以成为大学生德育活动的重要阵地，设计、组织好模拟法庭的德育活动，将进一步丰富德育形式，提高德育实效，因此，有必要对此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

作者:王志敏 孙淑云 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参考文献：

[1]谌洪果.法律思维：一种思维方式上的检讨[J].法律科学,2003(2).

[2]韩宏伟.法律思维如何型塑——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反思[J].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15(4).

[3]全思懋、石松、万小羽.当代大学生公民道德发展状况调查[J].青年探索,2009(3).

道德法律人生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5-070-02

201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建国以来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召开的党的全会，会议全而研究了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实现全而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党中央提出必须坚持五个原则，其中一项原则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要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使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一、中西方人性善恶观

法治与德治的主体都是人，规范的是人的行为，调整的是人的社会关系，实现的是人的价值，一般来说，关于人的理论学说基本都是以人性的假设为根据和支撑点，来推导和构建它的理论系统。人性是什么？一直以来都有讨论，但没有正确的答案，以自然法为核心的启蒙思想家认为，人性就是人“择善弃恶”的理性；社会功利主义者认为，趋利避害才是决定人行为的终极动因；马克思主义认为，白由是人的本质属性。人性是复杂的，是多层而的，“人性是个极其复杂的集合体，人的各方而特性在不同的层次和深度上反映了人与动物的区别，表明了人的本质。”因此，现实的人性是人的各种本质属互规定的表现，对人性问题的讨论是极其复杂和艰难的，但可以从伦理学的领域去研究探讨人性与法治、德治的关联。

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的规章制度。从伦理学视角来看待人性，有善恶之分，普遍认为，西方对人性恶的论述，成为法律创制和法律适用的逻辑起点，是法治思想的根源，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性本善论，则是德治思想的主要根基。

由于基督教的性本恶的人性观的影响，西方文化中传播着一种性恶论的文化，原罪是基督教中重要的基础教义，因为人类的始祖犯下了原罪，因此人一生下来就带有原罪，原罪说加剧了对人性的不信任。此外，西方大多数学者还认为，人具有感官欲望，会产生虚荣和骄傲之心。如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把白然状态下的人概述为“人与人像狼一样”；有美国“宪法之父”之称的詹姆斯・麦迪逊也提出：“政府之存在是人性恶的最好证明，如果每一个人都跟天使一样，那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与西方主要性恶论文化相适应，西方法治理论以人性恶为前提，其本质在于对恶的人性的限制与压制，西方法学者一般认为：“法治是以防恶为目的，以保障个人私利为归宿，公法的设定，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的设定，在于抵御公共权利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和防止社会个体权利的滥用，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西方国家的法治基于对人性和权利的不信任，由此产生了法律权威、分权制衡等法治思想。

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总体上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善的或可以为善的，孟子提出的性善论，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基于此，儒家强调“内圣外王”的道德教化作用。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至善，是一种教化性恶观。总之，儒教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

除了人性善或恶一元论之外，历史还存在着人性既有善又有恶或人性之初无善亦无恶的二元论观点，这种看法是说人之初具有善端和恶端，或人之初无善无恶，人个体的本性取决于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和塑造，是一种人性可塑论的观点。人性可塑论观点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告子和杨雄。

一般认为西方法治的根基是人性恶论，但在西方也存在人性二元论假设，例如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每个人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他白己，从所有方而来说，每个人当然都比他人更适宜也更关心自己，每个人都能更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快乐和痛苦的感受，而不是他人快乐和痛苦的感受。”他对人的论述，集中于“经济人”的概念，但事实上，他在写《国富论》之前，还写了《道德情操论》，这说明经济人除了自私精明也是富有道德情操的，是理性人与道德人的统一。

从伦理学角度来看，主体间交往中个人与个人之间和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就是人性中善与恶的冲突。实际上，单纯从人的自然属性上而言，自保自爱、趋利避害不能说是善还是恶，只有从社会层而看待某人的行为，才会有善恶之分。因此，从伦理学视角谈人性的善恶就是区别的看待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性，是由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决定的，人性亦善亦恶，后天可塑论之说使法治和德治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这里同意，人性之初具有善端和恶端，但人的个性主要受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和塑造的观点，基于此，在现实中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很有必要的。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法治追求的是公平正义和利益等价值，这是一种普通而实在的境界，德治追求的是要在社会中激发人的善，提倡真善美，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养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人都能有素质，讲道德，做事有良心不能违法犯罪，这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因而有必要二者软硬兼施。

二、从人性的善恶谈“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

从人性具有善恶的角度来看，“法治”与“德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抑制人性中的恶，发扬倡导善的，美好的一而。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辩证统一。

（一）“法治”与“德治”是同一阶级进行统治的“两手”

“法治”与“德治”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

1.道德是法律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法治”需要“德治”的支持和配合

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离不开“法治”，但“法治”作用的有效发挥，则有赖于“德治”的支持和配合，古人云：“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人性有善恶，但在后天的环境和教育下是可以塑造的，而不能只看到恶的现象，只要求用法律去抑制，去打压，这样是很有害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主流还是善的，大多数人是助人为乐，把国家和集体利益看作高于个人利益的，每年评选的那些感动中国人物，他们就是在后天中通过教育和自我内化，发扬了其善。因此，我们应该全而的看待，引导人们自觉自愿地按照有利于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方向行动，形成高尚的道德人格。在道德建设中，要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法律意识和公民守法的自觉性，为“法治”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只有从心里让人们真正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才能创造出一个守法安定的社会，才能做到依法治国。第二，“德治”是“法治”的必要补充。孟子曾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这说明了“法治”需要“德治”的补充。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但法律总是抽象的、概括的；而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是各异的，出现的问题也是千姿百态的。法律的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把复杂纷繁的社会关系全部纳人其调控的范围。而道德规范则不同，它是人类社会生活最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作用的领域极其广泛和深入，它能调整许多法律效力所不及的问题。

2。法律是道德的重要条件和保证，“德治”需要“法治”的保障和辅助

说“法治”是“德治”的保障和辅助，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而：一是，凭借法律的强制作用促进道德白律。道德与法律的最大不同点在于道德的非强制性，所以道德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法律的保证。否则，它就是软弱无力的。二是，通过“道德立法”形式赋予某些道德以法律性质。由于经济体制转变和社会转型，主体的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受一些不正确的二观影响，当前很多人往往道德败坏，价值观扭曲，无底线地追求“成功”。例如，近些年来，凤姐、郭美美，抛出一些夸张、出格的言论，不断炒作，为了追求“出名”，她们不在乎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德治”是不太可能了，还需要法律的强制和约束，因为大众媒体、互联网毕竟是公共场合，如果明显违背公序良俗，违反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则以突破了道德范畴，是事关公众利益的重大问题，必须有法律和制度的约束进行“托底”。

（二）“法治”与“德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林肯说过：“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则是隐蔽的法律。”根据我国宪法提倡“五爱”的公德，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开、等价有偿、诚实守信的原则，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由此可见，这里的许多规定既是“法治”的内容，又是“德治”的内容。另一方而，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又可以互相转化。如果个人产生邪念，不能马上停止，而让“恶”战败了“善”，那就破坏了道德，重者甚至违反了法律。如不诚实守信，不尊重妇女等的行为一般来说属于不道德行为，但如果越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变为法律要追究的问题。

从人性善恶视角论“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表明，“法治”与“德治”只有协调发展、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和调控手段体系，提倡以德治国是为依法治国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环境，如果每个公民都能遵守社会公德，那法律的初衷就实现了，那人的全而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途径

（一）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要并举

人性亦善亦恶，通过德治，教化人们弃恶从善，为实现全而依法治国奠定基础。因此，要把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使法律规范的外在约束性变为广大公民的内在自觉性。

（二）施“法”与施“德’要双管齐下

长期以来，我国无论是在法律实践上，还是道德实践上，主要的不是失之过严，而是失之于宽，例如，中国式的过马路，就是人们为了省点时间不顾交通规则，形成你闯我也闯的观念，因为这些人就是在拿“法不责众”这个借口来钻空子寻白己的方便，所以，必须双管齐下，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这两把利剑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三）法律监督与道德监督要同时进入社会视野

法律监督与道德监督是保证“法”与“德”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在实际操作中要强化法律监督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让那些假恶丑的人和事曝光，时刻警醒人们；逐步完善法律和道德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让法律监督和道德监督同时进入社会视野，使全社会形成崇尚真善美，鞭策假恶丑的良好风尚。

参考文献：

道德法律人生论文篇（10）

 

2011年5月9日，国家副主席同志在旁听了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师生举行的“我读《大学》――以‘五四’精神解读‘修齐治平’的当代价值”为主题的读书会活动之后指出，学习讨论儒家经典《大学》，以“五四”精神解读“修齐治平”的现代意义、时代精神是别开生面的，他说“我们的一切学习都是为了学以致用,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五千年文化,是我们的自豪所在,一定要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动力。学习国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当古董摆设,也不是食古不化、作茧自缚,而是要变成内心的源泉动力,做到格物穷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中国儒家传统素来重视道德教育与实践，“修齐治平”理论则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体系进行道德教育和践履的理论体系。用新的精神去分析和改造儒家“修齐治平”理论，对于我们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儒家“修齐治平”理论体系。

“修齐治平” 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简称, 其完整系统的表述, 最早见于《礼记》第四十二篇《大学》之中。《礼记》相传是孔门弟子曾子所作，而《大学》篇在宋代先由二程兄弟从《礼记》中抽出，后由朱熹编排整理，并和《中庸》、《论语》、《孟子》一起合称“四书”，成为后世儒家入门的教科书。古代的“大学”涵义和现代大学是有着很大差异的，古代教育包括两个部分：“小学”和“大学”。其中“小学”的教育目标和过程是“详训诂，明句读”，即是学子掌握文字；“大学”是对“小学”而言的，“大学”是大人之学，是讲治国安邦的道理的。古人十五岁入学，学习伦理、政治和哲学等“穷理正心，修礼治人”的学问，也就是学习如何参与国家政治。

《大学》被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中的“经”为《大学》首章，即是“修齐治平”总论，而作为“传”的后十章则是对首章的阐释发挥。《大学》首章首句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新民, 在止于至善”人文历史论文，这是《大学》的教育宗旨所在，被后儒成为“三纲领”；而后言及“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1］P.4这里则被后儒总结为“八条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是指穷究事物的原理来获得知识；诚意就是不要自欺欺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修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齐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治国、平天下是谈治理国家的事。综合起来，意思就是：要想彻底了解事物，就要把事物的原理研究得清清楚楚，然后才能意念诚实，意念诚实了自然就能端正心态；做到心态端正就能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自身的道德修养提高了就能把家庭管理得有条不紊；家庭管理好了才能治理好国家，最终实现平定天下。质言之，修齐治平理论作为古代儒家教育中的入门理论，中心就是如何修身和学习。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是有着严格的顺序的，也是一个彼此密切联系的整体，这体现了古人对于家国天下的整体理解。修身之前的四个条目是关于自身道德修养的问题，修身后的三个条目则探讨如何实现以德治国。修身是中心，是根本，但是修身的最终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说，《大学》宣扬的格物并不是进行科学研究，而是着眼于道德践履；修身也不是为了发展个人的独立人格和人格自由，而是将个人束缚于家庭道德，进而受制于君臣上下的封建等级制度，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儒家“修齐治平”理论时所必须注意的。

二、当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所面临的问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高等学校“两课”教育的重要课程之一，是高等学校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渠道和基本环节。它是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教育为主线，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依据大学生成长的基本规律，教育引导大学生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强化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的一门课程。这门课根据2005年教育部课改方案，从2006年9月开始实施，一直处于不断地改进过程中，但至今仍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改进，这也在实践教学中造成了一些问题。

一方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理论性较强，而学生政治理论素质不高，难以把握课程“教”与“学”的切入点，造成了学生兴趣缺乏的问题。“基础”课是大学生进入大学课堂的第一门课，它的授课对象是大一新生，新生们大都是长期处于家庭关爱之下，社会经验较少，法律素质较差，政治理论功底相对比较薄弱。在进入大学之前，他们对于政治理论的接触是有限的。初中开设的“思想品德”课和高中开设的“政治与生活”课和“哲学与生活”课，是与“基础”课非常接近的课程，但这些课程的教学体系和目标与“基础”课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学课程主要包括心理健康、法律常识、公民道德和伦理常识等教育内容。这些内容的教学主要根据中学生的生活实际和发展需求人文历史论文，通过案例教学，以生动、形象的方式进行教学，纯粹的理论分析很少。换句话，就是只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做”，而没有告诉学生“是什么”和“为什么”。再加上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影响，使得大多数非文科学生将政治课视作副科，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对于政治理论课有着很深的误解，在看到“基础”课本上的理论时更感到枯燥无味，往往还会产生抵触情绪。基于这些问题，就亟需一个切入他们生活实际的，能有效统合道德和法律的理论体系来引导学生自觉学习政治理论，接受政治理论，最终付诸于实践，实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目标。

另一方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章节设置上相对较为分散，整体上难以把握，即“基础”课在安排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涉及的道德法律知识时缺乏一个良好的逻辑结构，而且道德和法律的衔接上有些脱节。从课程形成背景来看，“基础”课是对“98”方案中的两门课进行整合而形成的一门崭新课程，它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人生哲学、伦理学和法律基础等方面的内容。同时，还要安排一定时间的实践教学，而这门课只能开设一个学期，从理论上来讲，总课时也只有54学时，其中实践课时占去6个课时，再加上国家法定节假日占去的课时，最后的实际理论课时量只有大约42课时。两门课合并以来，由于课时量的减少，在课程安排上难以兼顾且整体性差，某些院校将思修和法律课分为上下两个学期安排，这却又违反了教育部把两课合一的初衷。再者，在课本的结构设置上，“思想道德基础”和“法律知识“基本上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而在大学生的实际社会生活中，道德和法律的界限是很模糊的，通常，一个忽视道德底线的人也很容易逾越法律的底线。因此应该在课本内容结构上进行调整，将道德和法律知识放在一起进行整合，放进人生的个人成长，个人和他人关系，个人与家庭关系，个人和国家集体关系的各个层面，和理论直接联系起来人文历史论文，这样就可以避免教学中的重复，以适应课堂教学课时量的不足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

三、“修齐治平”理论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育中的价值

儒家以“修齐治平”理论为核心的“大学之道”，其目的在于培养人的道德品质，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出发，对内整合管理家庭，对外为封建王权统治服务。虽然这种思想有着强烈的阶级局限性，但是应该看到，这种道德修养与践履的体系，对于当前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能够为解决前面指出的“基础”课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维度。

一方面，“修齐治平”理论植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具有着亲和力，能够更好地为大学生所接受。我国的大部分家庭还是深受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影响的，很多学生接受了从小加强自身道德修养，长大后成家立业，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教育。在这种传统文化背景下，根据大学生的成长规律，用“修齐治平”的道德修养和践履体系来承载“基础”课关于个人道德修养和家庭，国家政治以及法律方面的道德常识和理论，能够引起学生思想上的共鸣，更好地学习相关政治理论，达到“基础”课的教学目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规定，真正做到学法、懂法、用法，依法办事，依法维护国家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修齐治平”理论是一套完整的从个人道德修养的实现延展到家庭、国家的体系，能够更好地将“基础”课中的道德与法律知识结合起来，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实施教学。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道德是优位于法律的，法律是受道德指引并和道德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道德修养体系，从个人出发，将国家、家庭、个人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有着“家天下”的封建糟粕存在，但是在加以扬弃之后，也是能够为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教育服务的。“基础”课的章节体系，若是能够按照修齐治平的体系，将法律和道德知识充实入个人、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等各个层面，就能够合理利用较少的课时，避免重复，有效的完成课程教学，使大学生获得必备的道德法律知识人文历史论文，实现自身的成才目标。

将修齐治平理论引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育，具有着很强的可操作性。现代人讲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就是源自于“修齐治平”理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就曾尝试着把传统修身思想与共产主义精神结合, 写成《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亲定其为党员学习教材。但是，在引入修齐治平理论时需要注意该理论的历史背景和阶级性，必须清除其中蕴含的封建主义忠君残余，划清它同封建主义政治糟粕的界限“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对于传统文化，一定要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进行分析，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反对食古不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反复强调，要积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努力改造落后的文化”［2］P.66书记也指出，大学生应该“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这样既发扬了“修齐治平”理论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为国为民的积极意义，又破除了封建主义官本位思想的糟粕，为大学生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总之，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运用修齐治平理论体系，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指导，采取扬弃的科学态度，批判地加以继承，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2］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0

道德法律人生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3）03-0029-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修课之一，是高职学生入学后接触的第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的要求，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均应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而且均应安排3个学分，本科约54个学时，高职高专约48个学时，高职和本科统一使用统编教材。高职生源为高考录取的最后一批，学生无论是科学文化素质还是思想道德素质都与本科学生差距甚大，而且高职学生录取分数差距很大，高的超过500分，低的只有200分左右，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远远高于本科院校。尽管我们所使用的教材理论性、整体性、实效性都很强，但是学生对政治理论类教科书不感兴趣。另外，为实现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高端技能型人才的目标，高职教育必须以学生为主体，以任务为载体，以实训为手段，设计出知识、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体系，实施“教学做评”合一的教学模式。因此，高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必须以教材体系为蓝本，构建具有高职教育特点的教学体系，切实提高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加强教学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理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以教育部指定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1年修订版）为蓝本，以“为社会主义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为教学目标。为实现课程目标，结合高职教育特点，本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以下基本理念。

以人为本理念 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以人的本质为逻辑起点，根据人的成长规律和思想道德素质由内到外的培养轨迹，实施人的本质――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理想信念教育――道德法律教育的“四层递进”如图1所示。以人为本，主要是以学生为本，即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的发展，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感，注重学生个性发展。

和谐德育理念 课程教学体系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生个体发展为出发点，在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调控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使之发生整体效应，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的和谐发展。具体包括教师与学生双主体互动的和谐，学生知、情、信、意、行等要素的和谐，德、智、体、美等教学内容的和谐，学校、家庭、社会思想品德教育的和谐。

因地制宜理念 课程教学体系构建要紧密结合地方传统文化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将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渗透到课程教学之中。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地处孝感。孝感是全国著名的孝子之乡，是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的后花园。我们充分运用地域优势，将孝文化、感恩教育、“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两型意识融入课程教学之中，逐步形成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独自的课程特色。

知行合一理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必须从高职人才培养规律出发，坚持“知行合一”理念，把教、学、做、评有机结合在一起。教，培养现代道德人格；学，培养自主、自为、自控、自新、自强精神；做，通过实践体验知行合一；评，达到心灵有触动、思想有感悟、行动有体现的效果。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在实践中认同理论、理解理论、内化理论。

就业导向理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要紧密联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将高职学生的思想道德需求与职业道德培养、未来职业发展有机结合，对教师实行“1+X”专业教学定向，与专业教学有机结合；以服务社会、增进就业为导向，将行业法律法规、企业职业规范、人才市场运作程式等纳入教学内容；坚持以学生能力培养为本位，不拘一格地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和素质提升。这些做法，一方面，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可体现“立德”和“树人”双重功能，培养德技双馨人才。

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原则

为了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高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使受教育者亲身经历并启动全部心智感受、关注、参与、领悟，通过体验或内省实现自主学习，从而达到自我完善和提升的内化过程，我们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中遵循了以下原则。

规定性原则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构建遵循、教育部关于“思政课”教学的若干意见和教学大纲的要求，充分体现新教材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教育为主线，依据高职学生成长的基本规律，教育、引导学生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养成科学健康的职业理想、职业精神和职业意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理论，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规定，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真正做到学法、懂法、用法，依法办事，依法维护国家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

针对性原则 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贴近高职学生特点，紧密结合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充分考虑学生面临的时局、所处的年级、学生的个性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独特性。采取项目化、任务化的教学方式，通过课堂互动、问卷调查、座谈研讨、网络教学、社会实践等多种渠道，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鼓励学生主动发现、提出、思考和解决问题。改革考核方式，用课业考试替代“一考定成绩”的传统做法，建立起新的考核指标体系，包括学生上课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社会调查、讨论发言、比赛评分、实践体验等方面，通过全程考核，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处理能力。

完整性原则 课程教学体系各内容之间要保持一定的逻辑连续性和完整性，围绕特定主题开展的教学活动应保持各个教学环节的连贯和完整。课程教学过程不仅包括课堂教学，而且包括课前、课中、课后的全过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要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渗透于高职学生学习、生活各个环节之中，将课内与课外结合、课程教学与学生日常表现结合，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手段，开展教育活动，实现德育功能的系统发挥。通过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施，实现传统德育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课堂与现场、可能与现实、对象与主体的真正有机统一。

有效性原则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要抓住课程目标和任务，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注重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情感教育、态度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逐步培养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通过创设情境，应用新颖独到的教学方法，调整认知策略，吸引广大学生参与，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意识地、巧妙地寓于各教学环节中，从而使学生集中注意力，把记忆与思维凝结在一起，以达到智力活动的最佳状态。

课程教学体系构建与实施

课程教学体系的设计包括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单元安排、教学实施、考核与评价等几个方面。为了实现课程教学目标，提高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加强教学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体现人本性、职业性、实践性、开放性、整体性的课程特色，我们根据高职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中学生（中职生）―高职生―社会人―职业人”的角色转化过程，突破教材学科体系，以项目为载体，强化职业导向，着力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旨在使学生形成健康的职业理想、职业意识、职业心理，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教学体系构建时，我们基于高职教育特点，设计了“理论+实践”课程，共设计政治思想教育、道德品质教育、法律素质教育、职业素质教育4大教学项目，下设12个教学子项目，27个教学单元（如表1所示）。同时，根据高职教育规律，设计了15个实践体验项目，其中，课内3个，课外12个（如表2所示），以实现课内知、悟、信，课外播、律、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按照“五环融合、六步递进”的模式予以实施。“五环融合”，即课内与课外融合，课程教学与国际国内时政、社会热点融合，课程教学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融合，课程教学与高职办学方针融合，课程内容与地方经济文化特色融合。“六步递进”，即每个教学单元按照任务驱动、课堂讲授、案例解析、讨论深化、总结提升、实践体验六步由知到行实施。表3以项目4的子项目1的教学单元4.1.1为例，说明“五环融合、六步递进”教学模式的实施。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探索和构建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并有效地渗透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感恩、责任、忠诚、奉献”的思政主题，倡导学生“传承美德当孝子，一专多能做义工”。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课程教学效果非常明显，学生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职业素质普遍提升，涌现出了一位全国道德模范，两位湖北省年度“十佳大学生”，三位孝感市“十大孝子”。用人单位普遍反映，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综合素质高。我院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被评为湖北省精品课程、全国高职高专文化教育教指委精品课程；教育部的《高职特点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研究》课题成功结题，《以中华孝文化为坐标开展校园文化建设》获教育部校园文化建设成果二等奖，《以中华孝文化为坐标开展高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获湖北省教育成果二等奖。学校被授予“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奖”，获得“湖北省思想政治教育先进单位”等称号，思想政治理论课部被湖北省教育厅授予“思想政治教育先进基础单位”称号。“在‘思政课’教学中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在思想道德实践中提高专业技能水平”成为湖北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品牌。

参考文献：

[1]刘素平，刘秀娟.浅谈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1（32）.

[2]贾少英.“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张薇.浅析生活化德育中的体验教育[J].黑河学刊，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