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10 14:53:55
世界金融论文篇（1）
战后历史的若干个阶段
将二战后时期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和一个中间阶段对我们的分析工作是很有用的。第一个时期是战后重建和发展时期（1945～1963）。从1964年至1966年是一个过渡阶段，其间在西方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经济社会政策转变。从1967年至今是第三阶段，这是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不断劣化并最终导致今日严峻危机的30年。
1、战后重建和繁荣发展的时期（1945～1963）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对健康的、实物性的经济增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这包括：战后欧洲（特别是欧共体的西德、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和复兴；美、苏两国强劲的工业和技术进步；许多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印度和部分南美国家，有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大经济集团都以人均实物产出的增长为目标，而达至这个目标的途径也都是对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型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
这段时期，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和其他相关安排的保证下，货币相对稳定。这些安排包括：相对固定的货币平价，金本位支持下的美元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相对严格的货币银行管制。贸易协议准许政府通过合理的关税、补贴、价格支持、支持性信贷和税收政策等多种手段保护和扶持本国生产者，在食品和关键工业部门尤其如此。一般而言，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政府不鼓励投机，而是鼓励在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进行公私投资。它们的政策强调高技术资本品的生产和人口科学素质的提高。金融利润主要产生于实物的制造和贸易。结果就是整个金融体系有真实的实物经济作强大后盾。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使美国带着种种问题进入了战后世界。罗斯福的战后政策是消除英、荷、法的殖民体系，与苏联、中国及其他国家一起开创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业发展时期。1945年4月罗斯福的突然去世之后，继任者杜鲁门的经济政策没能利用美国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高水平的工业去帮助战后世界的发展，反而带来了1948～1949年的经济衰退，这是战后一系列经济衰退中的第一次。1954年，艾森豪威尔试图以信贷扩张的手段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复苏。在短期繁荣之后，这项政策从1957年起引发了另一次严重的金融衰退。
当时还是一名工业咨询人员的林顿。拉鲁什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特别注意到1957年的衰退作为战后经济“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并得出结论说，除非改变当时流行的经济政策取向，否则西方经济就会向一系列国际货币危机发展。他预言这种危机将在60年代末爆发。
拉鲁什评论说，艾森豪威尔的信贷扩张已导致了不健康的消费信贷“泡沫”——特别在汽车销售方面——而没有刺激对作为工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之基础的资本品的投资。在美国工业发展处于阶段性停滞的条件下，凯恩斯学派用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方法加剧了浪费性的消费品和服务的增长，以及行政和销售人员的不必要的增加，从而加速了对短期利润的追求。这增加了经济中每单位实物产出的整体成本，而以工业技术进步为前提的生产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信贷的扩张伴随着美国经济实质效率的下降。在西欧各国工业制造能力迅速扩大的同时，美联储的政策导致了美元对西欧货币的快速贬值。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拉鲁什警告说，不改变导致1957～1959年经济衰退的根本性政策错误，西方政府将以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处理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事实证明他的预言完全正确。
然而，在危机间歇期内美国经济在肯尼迪政府（1961～1963年）领导下曾有一次相当正确的政策转向。肯尼迪实施的税收政策鼓励工业企业投资于新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这与肯尼迪的载人空间计划（最终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和高科技军事计划是紧密联系的。这些计划都是通过政府投资来推动技术发展和扩大、改进科学和工程人员教育。这些政策与阿登那、戴高乐时代西欧持续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发展一道，保证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相对较快的现代化和技术创新。
2、过渡阶段（1964～1966）
不幸的是，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被杀。在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和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领导下，以前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政策被抛弃了。鼓励投资于生产性部门和新技术的各项政策被一步步废除。新的政策取向是创造消费品和非生产的巨大膨胀，从而在中短期内取得较高的倾向回报率。尽管肯尼迪政策的某些正面因素持续到1967年，他的遇刺标志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经济后果的政治转折点。理解这次政策转变的根本性内涵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美国。直至60年代初期，人们仍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繁荣、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在于其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传统的“美国体制”总是倾向于让国家鼓励对科学和技术进步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支持大规模基本建设，扶持新兴工业部门并以“保护主义”政策培植国内生产。即使进入60年代之后，美国人仍普遍认为如果准许所谓“市场力量”遵循货币收益最大化原则，不受政府干涉和调节地统治整个经济过程，那么任何工业经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为了保持一个现代化的，以科学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政府必须起积极的作用：它必须经常介入以保持长期投资的生产性导向，控制投机和浪费，限制“市场力量”的以长远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短期利润取向。相似的国
民经济原则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发展中也被采用，成为这些国家战后重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之下，使于约翰逊政府并为其后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的经济政策转向，其实质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经济的“美国体制”的彻底抛弃。这个根本性的政策转向反映在开始流行于60年代中期的“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等概念上，这种驱使从英美逐渐传播到其他西方工业国家。
许多人认为既然美国有全球最大最有力的经济，又是军事超级大国，那么它一定应该对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负主要责任。不过，尽管“金融癌症”的传播与美国近30年的经济金融政策息息相关，但上述说法至少忽略了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传统的美国工业体制本身就是近30年“金融癌症”的最大受害者。同在美国海外广泛流传的神话相反，比之于60脑袋，现在美国经济的生产基础要弱得多，美国大部分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准和教育文化水准也要低得多。1997年，已有超过100万个美国家庭宣布破产。所谓“信息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的表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以下事实引开了，即美国经济事实上已不能在实物层次上满足自身的需要，它必须依赖于工业设备和消费品的大量净进口。美国1997年的实物贸易逆差大于1980亿美元。
其次，对于更广泛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导致“金融癌症”的那些政策并不起源于美国。这些政策要古老的多。它们起源于英帝国，后来被那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通过所谓“亲英的东海岸权势集团”进口到——或更准确地说，几乎是像殖民地一样强加于——美国的。这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总是与传统的“美国体制”作对，而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王权及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一部美国史就是亲英的、寡头的倾向与传统的共和倾向斗争的历史。在本世纪初，代表传统“美国体制”的麦金利总统被暗杀，亲英的西奥多。罗斯福上台，这意味着英裔美国寡头集团事实上已经接管了美国。然而，“美国体制”集团的影响一直保持到50年代，甚至更久。原因之一就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出于军事和其它因素的考虑，认为仍有必要保持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可是，在著名的英国贵族伯兰特。罗素所主张的战略教条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
罗素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无限进步造成了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其表现形式就是核武器。只要国家能自由地发展其科学研究和工业能力，他们总能造出核武器。因此，罗素及其追随者认为能使世界保持安全的途径是：①消除国家以有利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专制权力；②停止工业化的扩散，限制获取工业技术；③消除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至少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
罗素政策的第一个突破是1958～1959年美苏在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领导下所达成的协议。尽管这些协议对西方经济政策的深刻影响只是在几十年后才充分显露出来，它们当时就已极大地推动了放弃广泛的科学和工业发展政策，而开始采取所谓“后工业社会政策”。
至60年代中期，局势已很明朗，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已完全接受了罗素的政策并开始转向“后工业社会”。从那时起，寡头集团已或多或少地控制了美国经济、金融和外交政策达30年之久。
世界金融体系30年的癌症（1967～1997）
过渡阶段结束于1967年，当时一系列爆炸性的金融危机正如林顿。拉鲁什所预言的那样开始。后来的历史表明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决非暂时或周期性现象。从战后初期卓有成效的“美国体制”政策所作的根本性转向，为世界经济种下了致病的癌变基因。
在这30年历史进程中，金融体系的疾病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以各国政府和组织不得不面对和应付的危机为标志。历史表明，在每一个关键转折点上，所采取的决策总是使问题更为恶化，并为下阶段更严重的危机准备了条件。这些决策的共同重点在于：对由不数据增长的债务“泡沫”和投机性金融资产引起的问题，它们总是试图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实质经济来“喂饱”泡沫的方式加以解决，与此同时它们还成功地为这些泡沫的增长清除各种壁垒。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和主要组织的这种非理性、自我毁灭式的行为，构成了过去30年经济史最重要的特征。很明显，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及其之所以被容忍了这么久的原因在于一些植根于国家政府和组织的思维习惯深处的错误。
在本文余下的部分中，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世界经济的“金融癌症”发展的几个关键点上。我们将特别关注在不同的阶段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及其影响。
转折点一：1967~1971年货币危机和经济政策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转向
我已描述了1964~1966年的根本性政策转变是如何与越战引起的通货膨胀及其它因素一起，为始于1967年英镑危机的一系列货币危机准备好条件的。不幸的是，对1967~1971年货币危机的反应没能使经济政策转回到健康的工业发展上来，而后者本来是能够稳定美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在助理财政部长保罗。沃克尔、乔治。舒尔茨、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他人的建议之下，先是约翰逊在1968年3月，后来是尼克松在1971年都发出了让金融体系与真实经济“脱钩”的信号。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决定停止以黄金支持美元的地位。这给战后布雷顿体系下的货币稳定划上了句号。它为洪水般的金融和商品投机打开了闸门，为通向“浮动汇率制”铺平了道路，削弱了良性的长期计划，增加了国际性长期投资与贸易的风险。
与金本位和固定货币平价的废除相伴，美国的政策使美元加速流向“离岸市场”，在那里没有对利息的限制，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相当大的一部分外流美元涌入了英联邦国家，这是以伦敦为中心的所谓“欧洲美元”市场的开始。
到1979年，已有超过1/3的美元在海外流通。这些钱成了离岸欧洲美元银行根据“凯恩斯乘数”进行信贷创造的基础。由于美国国内银行的潜力仍被美联储的政策所限制，不断增长的欧洲美元信贷开始通过加拿大等离岸中心市场流入美国银行体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欧洲美元信贷泡沫”的增长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政策越来越成为海外美元市场的“囚徒”。
转折点之二：1973~1975年的石油冲击
西方的政策不仅没有设法使“美元泡沫”，包括以伦敦为基地的欧洲美元市场受到控制，反而以不断增加的流入量使这个泡沫越鼓越大。在70年代中期石油冲击的帮助下，泡沫以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代价迅速膨胀了起来。毫无疑问，油价的大幅上涨是英美权势集团掌握的大银行和石油公司以人为的方式策划和哄炒起来的。油价陡涨四倍制造了新泡沫，即第三世界债务泡沫，同时也是英美银行和石油卡特尔对世界工业经济的掠夺。
这些虚假的债务没有被冻结或一笔勾销。达到高利贷水平的“浮动利率”和不断发出新贷款用于还旧贷款（即所谓的“滚动还债”）还使这些债务泡沫迅速扩大。这种政策同IMF从80年代开始强制推行的管制政策一起，将大多数发展中经济推进破产的深渊，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国家高技术资本品的出口。
70年代后半期，金融癌症已到了性命攸关的地步。林顿。拉鲁什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一项可行的替代政策方案，并在各国政府和组织中广泛传播。拉鲁什关于成立“国际发展银行”的建议目的在于重建新的金本位制，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这个建议于1976年被提交联合国大会。
稍后，法德两国对卡特政策的破坏性经济政策和“浮动汇率”政策的抵制在1978年达到高峰，在这一年它们决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和欧洲货币基金（EMF）。后来，拉鲁什又呼吁把EMS和EMF建设在为以最初的“国际发展银行”所体现的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部分之一。当然，他希望能将美国等国尽可能早地纳入这个新体系中。不幸的是，这些创议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中包括对几位主要欧洲工业家和政治家的暗杀，这些人都热心于第三世界的工业的发展。到80年代初，欧洲的亲工业潮流已被严惩削弱了。后果之一是如今的欧洲金融聪明和共同货币计划同一种货币学派的、反发展的政策联系到了一起，而后者同1976~1978年的亲工业倾向是截然相反的。
转折点三：1979年的“利率冲击”
不可避免地，华尔街泡沫、欧洲美元泡沫和第三世界债务泡沫的进一步增长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新当选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不久后保罗。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不公没有着手解决潜在的真正问题，反而推行了极端的货币主义“休克疗法”，将利率提高到美国内战以来最高的水平。这种政策加上沃克尔和卡特政府强制施行的信贷控制等手段，给了美国经济的工农业基础以沉重一击，仅仅几年之内，数十万的农场主和中型工业企业被毁掉。在许多工业部门，美国经济的实物产出在3年内下降了30%至40%.直至今日，美国工业和农业仍未从1979~1981年的“休克疗法”中恢复过来。
这种毁灭性的高利率政策的后果当然不局限于英美两国。欧洲美元贷款的利率从1978年初的7%上升至1980年初的20%.世界贸易也经受了自1958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但更主要的是，利率上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可怕的打击：他们用欧洲美元贷款支付他们的石油进口，而欧洲美元的利率通过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已翻了一番。一夜之间，这些国家不得不支付两倍于他们借钱时所预计的债务利息。
这次“休克疗法”的反对工业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在1970年末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成立于一战后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旁系衍生物，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最重要的政策机构。在以“80年代计划”为名出版的一系列书籍中，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开地主张推行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使世界经济在控制下解体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摧毁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发展的力量。通过对民族国家经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一条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将被开辟出来，而民族国家的经济将在“全球化”中被取消。
转折点四：1982~1983年的拉美债务危机
利率的急剧提高和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境地，并直接导致了拉美的债务危机。从1978到1982年的四年间，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的官方债务从1565亿美元增至3228亿美元。与此同时，超过780亿美元的流动资本离开了拉丁美洲。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大量流入的投资作为补偿。
对这种掠夺行为的最强烈的抵抗来自墨西哥总统洛佩兹。波蒂略。1982年5月，波蒂略与拉鲁什商讨了拯救墨西哥经济的措施。过后不久，拉鲁什起草了一份拉美国家经济政策。这项名为“洛雷斯行动”的方案核心在于：拉美国家应建立起“债务者卡特尔”和一个共同市场，目的是争取公平地重组债务并开创一个大陆范围的以实物经济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局面。
1982年8月初，当“洛雷斯行动”计划公布的时候，墨西哥事实上已停止了支付外债。资本在恐慌中纷纷逃往国外，整个金融体系开始解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波蒂略开始实施拉鲁什方案中的关键部分。为了恢复对经济的控制，实行了严格的货币管制，宣布暂时性的外债停付以及银行系统的国有化。除了这些紧急措施以外，波蒂略还努力寻求其他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的支持，力图建立起一个面对外国债权人的统一政策。
不幸的是，由于一些拉美国家的动摇和胆怯，由于外部的强大压力，全面实施“洛雷斯行动”计划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拉美国家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债权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波蒂略向联合国发表演讲前夜，就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了把IMF变为强迫第三世界还债的“世界警察”的建议。这个政策体现在IMF的“管制政策”（Conditionalites）和“结构调整方案”中。债务国将被强迫进行货币贬值；消除对生产部门及食品等基本商品的国家补贴；对公共开支进行大幅度削减。不论怎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都是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准的下降，搁置对经济的生产性基础的投资，通过贬值大量增加债务负担。
世界金融论文篇（2）
然而，在我看来，这一切还只是表面现象，而绝不是根源。根源应该存在于导致美国贷款买房的债务人越来越普遍地无力还款而不得不断供的社会因素里面。
一般来说，如果银行明知一个人根本就无力还款，还要高额贷款给他买房是不可能的；而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还款能力的人，也是不可能贷款买房的。
这就是说，凡是能够得到贷款买房的债务人，在当时是有还款能力的，至少自己和银行确定有还款能力。
由此可以断定，美国贷款买房的债务人无力还款以至于不得不断供，肯定是后来的原因造成的。
而且，我们知道，债务人断供必将迫使银行收回房屋，损失最大的首先是债务人，前期的投入可能都会化为乌有。所以，债务人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轻易断供的。
如此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美国贷款买房的债务人越来越普遍地无力还款而不得不断供的主要原因，无疑是贷款时预期的收入减少甚至没有了。
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贷款买房的债务人越来越普遍地或破产、或减薪、或失业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贷款买房的债务人越来越普遍地或破产、或减薪、或失业的呢？
无疑是市场不景气。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市场不景气的呢？
无疑是竞争太激烈。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竞争太激烈的呢？
无疑是生产力过剩。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生产力过剩的呢？
无疑是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以及迫于外部竞争的压力，总是盲目地、不断地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造成生产能力无限扩大的结果。
如果美国市场是封闭的，那么，这一切无疑是美国的资本家造成的。
但是，如今美国市场基本是开放的，每年的对外贸易额都很大。而且，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美元汇率过高。80年代中斯前后，为刺激各国对美投资，美国政府几次提高美元汇率，致使美元升值了50％以上。由于美元汇率过高，美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便失去了竞争力。
2．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中，有些国家如日本对美采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使美国产品难以进入该国市场，造成了较大的贸易逆差。
3．美国产品本身的原因。80年代以来，在外国产品潮水般涌入美国的时候，美国国内生产的某些产品却出现了价高质次的问题，丧失了国内外市场，从而导致出口萎缩，进口猛增，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这些现象无疑表明：当今美国的生产力过剩，已经不单是美国资本家的作为所致，其它国家的资本家显然功不可没。
不说别的国家，仅中国这些年来，对外贸易额就越来越大，而且顺差也越来越大，以至于积累的外汇储备已达近两万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无疑是从美国市场上赚来的。
各个国家的大量的价廉物美的商品充斥到美国市场，并被美国消费者购买和享用，必然会导致美国相关产业的产能过剩，致使这些产业的一些资本家破产，许多就业者不得不被减薪甚至失业。
这些产业的破产资本家及其他失业者，为了生活必然会压缩开支以及涌入其它行业挣钱，这就势必会影响其他产业的利润以及薪酬，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减薪甚至失业，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压缩开支，导致整个社会需求逐渐萎缩，必然会使许多贷款买房者，越来越普遍地无力还款而不得不断供，导致银行的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了金融危机。
而且，如今这些现象绝对不会仅限于在美国发生。
因为，所有向美国等其它国家出口商品赚取外汇的国家，专门生产出口商品的这部分产能，对于国内需求来说，本来就是多余的。一旦国外需求萎缩，这部分产能也就必然过剩，致使这些产业的一些资本家破产，许多就业者不得不被减薪甚至失业。这些产业的破产资本家及其他失业者，为了生活必然会压缩开支以及涌入其它行业挣钱，这就势必会影响其他产业的利润以及薪酬，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减薪甚至失业，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压缩开支，导致整个社会需求逐渐萎缩，最终也会出现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
世界金融论文篇（3）
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首家获准在华营业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一至两家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至2000年底，已有9家外资保险公司和11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获准在中国经营保险业务。众多的外资保险公司正在中国潜在巨大市场的吸引下排队等待进入。
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速度同样是很快的。日本的寿险市场在开放了30年之后，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只占1.3％的市场份额。而我国开放8年将超过了这一水平。在保险业开放试点城市上海，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已经多于中资保险公司。
（二）加入WTO议定书对保险业开放的承诺
根据议定书，保险业的开放承诺为：
1．企业设立形式方面：（1）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外资比例可以达到51%。加入2年后，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设立独资子公司，即没有企业设立形式限制。（2）加入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合资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50%，外方可以自由选择合资伙伴。合资企业投资方可在减让表所承诺范围内，自由订立合资条款。（3）合资保险经纪公司在加入时的外资股比可达到50%，加入后3年内，外资股比例不超过51%，加入后5年内，允许设立全资外资子公司。（4）允许外资保险公司按地域限制放开的时间表设立国内分支机构，内设分支机构不再适用首次设立的资格条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审批市场准入。
2．经营地域方面：（1）加入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和非寿险公司在上海、广州、大连、深圳和佛山提供服务。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国寿险和非寿险公司在以下城市提供服务：北京、成都、重庆、福州、苏州、厦门、宁波、沈阳、武汉和天津。（2）加入后3年内，取消地域限制。
3．业务范围方面：（l）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向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财产险及与之相关的责任险和信用险服务；加入后4年内，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向外国和中国客户提供所有商业和个人非寿险服务。（2）加入时，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外国公民和中国公民提供个人〈非团体〉寿险服务。加入后4年内，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提供健康险服务。加入后5年内，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外国公民和中国公民提供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险服务。
4．营业许可：加入时，营业许可的发放不设经济需求测试（数量限制）。申请设立外资保险机构的条件是：投资者应为在WTO成员国有超过30年经营历史的外国保险公司；必须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连续2年；在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低于50亿美元。
同证券业一样，保险市场也是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急待进入的市场。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我国守住了一些关口：一是外资进入寿险领域只能设立中外合资寿险公司，而且，外方股份不得超过50%，外方不能拥有管理控制权；二是不承诺保险经纪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三是拒绝了外方要求的每年必须开放若干家外资保险公司，只承诺按审慎原则审批准入。尽管如此，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起点还是高于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如泰国，从允许外资准入到外资在合资企业中拥有49％的股权的时间跨度为11年（1993-2003），拥有50%的股权则需要15年（-2007）。
（三）中国保险业因循WTO规则开放后的压力
中外资保险业的竞争力差距同样体现在规模悬殊上。1848年成立现已进入我国的英国保诚集团管理的总资产为2400亿美元；1862年成立的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管理的总资产达1267亿美元。而我国最大的寿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管理总资产仅746亿元人民币，约合90亿美元。中国再保险业仅有唯一的一家中国再保险公司，权益性资产仅1．33亿美元，而伯克希尔·汉塞威再保险公司的权益性资产为401亿美元。专业人才匮乏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中资保险公司在险种设计、保费精算、公司经营、市场营销和保险资金运营等方面都严重缺乏专业人才。
（四）中国保险业应对加入WTO的改革对策
一是加快国有独资保险公司的股份化改革。二是调整产品结构。产险公司险种结构的调整以大力发展责任险和信用、保证险业务，将传统的财产险类业务与新兴的责任险类业务整体发展；寿险公司的险种结构调整应当以发展非传统型寿险产品为主，在满足保户保障储蓄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保户的投资需求，使得保单的保费、保额、现金价值和保险期限都可以随保户的需求而改变，进一步提高我国设计开发报销和监管非传统寿险产品的能力。三是拓宽保险公司投资渠道和比例限制。四是积极与银行结成战略联盟，充分利用银行的网点、客户和资金优势，交叉销售保险产品。
第四节人民币资本可兑换
资本项目可兑换常常被认为是中国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最后一个环节。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改革一度中断，以致于监管当局很长时期内不愿意公开谈及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问题。然而，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必然会加快。
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含义
货币自由兑换可理解为：一种货币持有者可以为任何目的而将所持有的货币按市场汇率兑换另一种货币的权利。在货币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即使在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的时候，货币发行当局也保证持有任何国家货币的任何人享有无限制的货币兑换权。
人们通常所说的可兑换常常可能指的是不同的内容，它可能指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对内可兑换，也可能指完全可兑换。在IMF协定中，“可兑换”只是指的是“经常项目可兑换”，既不包括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也不涉及居民之间的可兑换；同时，它指的只是“对外可兑换”，即只适用于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国际交易，而不适用于国内交易。
资本项目可兑换指的是“消除对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账户下各项交易的外汇管制，如数量限制、课税及补贴”。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本要求，就是对资本项目交易的资金转移支付不得加以限制和拖延。具体表现为：（1）不得对因收购海外资产而要求购买外汇实行审批制度或施加专门限制。（2）不得限制到国外投资所需转移外汇的数量。（3）不得对资本返还或外债偿还汇出实行规定审批或限制。（4）不得因实行与资本交易有关的外汇购买或上缴制度而造成多重货币汇率。如果人民币实现了自由兑换，则人民币对外币的兑换、人民币和外汇资金的对外支付和转移将不受限制，人民币汇率将由国内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居民可以自由选择和持有货币资产；各种货币资产的国际国内转移将不受限制。
二、现行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的管理
通常所说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是指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和金融帐户及其相关的项目所进行的外汇管理。根据IMF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分类，所谓资本和金融项目交易，指的是资本项目项下的资本转移、非生产/非金融资产交易以及其他所有引起一经济体对外资产和负债发生变化的金融项目。这里，资本转移是指涉及固定资产所有权的变更及债权债务的减免等导致交易一方或双方资产存量发生变化的转移项目，主要包括固定资产转移、债务减免、移民转移和投资捐赠等。非生产/非金融资产交易是指非生产性有形资产（土地和地下资产）和无形资产（专利、版权、商标和经销权等）的收买与放弃。资本及金融账户（即我们通常简称的资本项目）分成44个项目。按照管制项目的多少排序，IMF182个成员国中，中国排在第8位，处于严格管制阶段。
中国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对跨境资本交易行为本身进行管制，主要由国家计划部门(如计委)和行业主管部门(如人民银行、证监会、外经贸部)负责实施。二是在汇兑环节对跨境资本交易进行管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实施。
（一）资本项目交易环节
对金融市场准入的限制：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购买B股和中国境内机构在境外上市的证券；限制居民到境外出售、发行、购买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不允许境外外国投资者在境内出售、发行股票、证券及货币市场工具；不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A股和其他人民币债券、以及货币市场工具。在对外借贷款(包括对外担保)的限制：允许外商投资企业自行筹借长短期外债；境内其他机构对外借款有限制，如首先要取得借款主体资格，然后是要有借款指标，并要经外汇管理部门的金融条件审批；境内金融机构经批准后才可以遵照外汇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规定对外放贷；一般情况下，境内工商企业不可以对外放贷，但可以经批准提供对外担保。
对直接投资(包括不动产投资)的限制：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限制不多,主要是产业政策上的指导；境内机构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限制，如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经有关部门审批等。
（二）资本项目汇兑环节
允许境内机构开立外汇帐户保留资本项下的外汇收入，国家不强制要求其结汇。如外商投资企业可以申请开立外汇帐户，用于其资本金的收支。
对于境内机构在境内进行资本项下本外币转换。目前我国实行实需交易原则，境内机构只要提供真实的交易背景或需求后，汇兑基本没有限制，可以申请结汇，也可以申请购汇。例如，境内机构借用外债后需要转换为人民币使用，只要其提供真实交易背景，其结汇是允许的。境内机构偿还外债需要购汇，我国的法规同样允许其购汇。当然，借用外债后要进行登记，这是外债还本付息的前提条件。
表1我国资本项目管理概览
资本项目内容管理现状
直接投资1.外国及港澳台在大陆的直接投资资本金及协议借入投资
额经外汇局审批后予以结汇。外方利润可兑换汇出。
2.大陆在境外的直接投资由外汇管理机关审查其投资风险及
外汇来源，投资收益必须调回国内。
间接投资1.境外发行股票发行所得外汇均要调回境内，结汇要
凭资料到外汇局申请。
2.境外发行债券发行必须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所得外汇必
须调回境内，偿还债务凭《外债登记证》或《外汇贷款登记证》
申请，经批准方可汇兑。
其它资本项目1.外国政府贷款向外经贸部申请并由其审批，由其授权金融机
构办理转贷管理事务。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方可结汇
2.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国务院审批，相应国际金融机构评估，由
国务院正式批准，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方可结汇。
3.国外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只有经过批准的金融机
构和一些大企业有直接向外筹资权力，中长期(一年以上)国际商
业贷款必须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由国家下达外债指标。
4.国外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短期贷款短期国际商业贷款(一年以下)
实行余额管理，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每年下达短期外债余额控制指标，
限额负债。
5.偿还外债本金凭外债登记征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后方可汇兑。
6.存放国外存款个人家庭不得在境外开立私人账户，境内机构在
境外开立外汇账户要经外汇管理部门审批。
7.对国外贷款和投资经外汇管理局审批。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暂行规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1993年12月28日）。
尽管整体上我国属于资本项目严格管制国家，但也应看到，我国已有相当部分的资本项目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管制。正如戴相龙行长指出的，我国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涉及到40多个项目，其中20多个项目已经开放，没有开放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企业直接向外举债和把人民币兑换成外汇进行对外投资；二是外币投向中国本币证券市场。可以预计，随着中国加入WTO，资本项目的管制将逐步放松。
三、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收益与风险
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各国无一例外地都慎之又慎。JagdisBhagwati（1998）指出：“任何国家如果想开放资本自由流动，必须权衡利弊得失，考虑是否可能爆发危机。即使如某些人假定的那样，资本自由流动不会引发危机，也要将经济效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与所有的损失相比较，才能作出明智决策。”中国经济要走向开放型经济，人民币可兑换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但是，理论和实践表明，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极大。因此，我国在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应综合考虑正反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尽量趋利避害。
（一）收益分析
1、降低交易成本
一是减少了烦琐的审批手续。目前，我国资本项目实行逐笔审批制。这种事前审核和经常项目事后核销的工作量极大。企业要做成一笔出口业务，正常情况下至少要到外汇局三次(领取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备案，收汇核销)，无疑加大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二是企业汇兑费用直接得到减轻。现行结售汇制使银行获得了固定了两笔交易手续费，企业的成本则同比例上升了。三是压缩了寻租空间。只要政府对许可证的发放不是完全规范化和公开化，寻租者就会以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官员的决策。存在经济租金就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腐败行为。
2推动金融市场的完善和深化
一是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表现为：外汇市场的资金来源和范围扩大，更多的外汇进入市场；外汇交易方式更新，逐步将有形市场转为推行远程柜台交易；涌现多样化的外汇市场工具；交易币种增多。
二是推动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境外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入参与，将带来新的市场规则、工具、技术和资金；还会直接促进境内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不在于金融机构数量的多寡，而在于交易规模的扩大及交易品种的多样化，开放资本项目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之一。
3、便利国企重组及其跨境资本运营
中国急需境外资本收购、兼并和改组一部分大企业，外商也看好具有厚实的客户基础和庞大的经营网络等优势的中资机构，有意愿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实施大手笔的跨国并购。国家经贸委已经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利用外商投资进行资产重组的暂行规定》，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大胆利用外资的积极态度。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为外资参与国内企业的跨国兼并、重组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外资以多种形式投资国有企业改革与改造。同时，同样重要的是，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中国的企业、银行可以更方便地去海外上市，进行跨国资本运营。
4、提高金融调控和监管的有效性
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中央银行原则上无须频繁出没于外汇市场，也无须被动供给外汇或人民币。这样，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将不再受到外汇市场状况的僵硬影响。资本项目可兑换后，部分过去非法流动的外汇资本也会回归金融体系，接受监管当局的监管。
（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风险分析
1.人民币汇率风险上升
国内金融市场深度开放后，金融活动所引发的纯金融性资金交易所导致的本外币间的转换将增多，市场供求中资本项目性质的外汇比重将增加，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因素将逐步由现在的经常项目收支为主转变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综合收支状况。加入WTO后，人民币汇率将在更大程度上受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国际游资也能通过外资金融机构更轻易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部分金融资产也将为境外投资者持有，外汇市场的波动将更加频繁。
2加重中国资本外逃的潜在风险
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于中国的最大风险在于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广泛发生后的资本外逃。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一边倒”的趋势引起的资本外逃一方面直接减少了国内的资本形成，另方面中央银行为制止这种趋势将被迫提高利率以吸引资本流入，高利率的结果同样压抑了国内的投资热情。可见，资本项目可兑换引起国内投资缩减是必然的，而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投资无疑是最紧要的事。
四、中国经济深度开放形势下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压力
1、WTO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推动
WTO并不直接对外汇制度作出安排，但它将外汇管制视为非关税壁垒之一。本章第二节已经指出，GATS第十一条已对外汇资本流动和汇兑便利作出了进一步规定和要求，敦促成员国国重新审视并放松那些可能实质性阻碍外资金融机构有效进入市场的资本管制。目前，WTO规则正日益向推动资本流动自由化方向发展。
90年代中期以后，IMF开始改变其立场，转而积极推动资本帐户的自由化。1995年10月，IMF的一份正式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工业化国家早已完成了经常帐户的可兑换，而且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已接受了《IMF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内容，因此，IMF今后将把各国的资本帐户作为其主要的监管对象。”在1997年的世界银行和IMF第50届年会上，IMF执行主席正式向与会各国提出了修改基金组织章程的设想，其主旨就是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列入修改后的章程。此后，IMF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以探讨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写入新章程的问题。
在《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外汇和国际收支”部分，针对工作组的一些成员国担心中国会使用外汇管制来管理商业和服务贸易的水平和构成，中国代表已承诺，中国将根据“WTO协定”的规定以及WTO中与IMF相关的宣言和决定，尽中国在外汇方面的义务。根据这些义务，除非IMF另有规定，中国将不采取任何法规或措施达到限制任何个人或企业得到进行经常项目下国际交易所需外汇的目的。另外，中国代表还承诺，中国将根据“IMF协定”第8条款5节的规定，提供外汇方面的信息，并提供在过渡审查机制看来必需的其他外汇方面的信息。
2、开放型经济大发展的内在需要
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全面渗透，以及跨国公司在其财务计划与风险管理中需要的一系列复杂而又崭新的金融交易的扩展，将对中国现有的汇率与资本管制提出严峻的挑战。二是中国对外贸易呈现从传统进出口方式向以投资带动和以承包工程带动方式的转变趋势，与贸易流动相伴随的国际资本流动会不断增加，微观层面的企业对投资自由化及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
3.管制的有效性愈受挑战
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将进一步下降。首先，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为实施资本项目管制，必须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进行区分。然而，从国际收支角度看，国际收支大部分交易同时具备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的特性，因此，客观上造成难以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进行有效区分，部分资本项目资金混入经常项目逃避管制。其次，我国部分资本项目实际己经放开，由于资本本身具有可替代性，对一种工具进行控制而对另一工具不进行控制就会导致资金流向未受控制的工具，容易出现资本项目监管真空或漏洞，导致资本管制有效性降低。
值得关注的是，银行市场全方位开放后，将对资本项目管理展开深层次冲击。通过本外币相互质押贷款渠道、通过外资银行联行往来渠道、通过咨询公司渠道、以及通过对背贷款渠道等，我们的资本项目事实上基本上无法守住。换言之，外资银行全方位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可以有多种途径绕开资本项目管制，致使现有的管制措施失效。
4.难以承受的管制成本
与管制的复杂性相对应，资本项目管制成本也急剧攀升。在管制日益无效的情况下，管制成本的上升需要认真考虑。
五、谨慎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
前已述及，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既有内在动力，也有外在压力。这当然意味着我们必须积极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国推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就应“快”字当头。从制度变迁的意义上说，推动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重要的是要分析我国的经济条件。市场机制发育成熟、经济基础健康、宏观调控技术娴熟以及金融体系稳健等，通常被列为一国进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必备条件。显然，在近期内，我国尚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在条件不成熟时强行推动自由兑换，必然会推高其风险的一面。
不过，也应看到，中国独具的某些条件使得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产生的风险没有那么大。一是长期以来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在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普遍是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而我国1982-2000年，资本项目顺差累计高达1905亿美元，经常项目累计顺差则为985亿美元。二是WTO效应所促进的大量且长期的资本流入，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将产生积极的正面效应。
总之，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所指出的：“尽管我国还没有一个资本账户开放的明确时间表，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中国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只是迟早的事情。在开放的经济中，放松管制是一种普遍趋势，但自由兑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开放不等于不管理，管理也不等于消极的限制，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外汇管理理论和方法。”
我们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必须稳妥推动，具体而言，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我们对于资本项目可以实行分类开放的战略。
1.尽快放开类
尽快统一对不同交易主体的资本项目管理标准。例如，对国内金融机构面向外资企业的信贷存在很多限制。而发达国家却是鼓励。又如现行法规规定境外法人或自然人作为投资汇入的外汇未经外汇局批准不得结汇。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由外汇局审批其资本金结汇已无太大的实际意义，应取消对外汇资本金兑换人民币的限制，允许外资资本金直接办理银行结汇。
目前我国实行的资本项目管理上，法人和自然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往往存在区别管理等。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资格需要放宽，由指定银行扩展到大企业，再到非居民，但限制交易品种。
意愿结售汇制需尽快实现。可考虑改即时结汇为灵活的“限期结汇”，将在限期内结售的外汇在银行开立专户存储。在从强制结汇发展为意愿结汇的过程中，可能会经历将限额结汇制度推广到所有中资企业的过渡阶段，然后随着最高限额不断提高而逐步过渡到意愿结汇。考虑参加WTO后外资流入增加的情况，可以适当扩大企业和居民购汇需求。
2.逐步放宽类
金融机构海外融资。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融资已有十多年历史，银团贷款、海外借款和发债等一些融资方式都已采用。其间因取消双重汇率制度、日元升值等原因，发生过汇率风险。但最大的问题还是金融机构本身经营不规范所引起的风险。总体上，应给予合格金融机构更大海外融资自。一般企业的海外融资还需要严格的控制。
外商投资企业在A股上市融资。中国企业已走出国门进行融资，对外国企业开放本国证券市场也势在必然。
3.偏严掌握类
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我国是一个对外投资的小国（拥有全球跨国投资存量的6％，但对外投资仅占全球的0．54％），累计投资额约为260亿美元。我国的境外投资项目审批手续繁琐，涉及部门多，对外投资存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但至少现在看来这些管理仍然十分必要。至今为止，我国5800个对外投资项目很少是成功的。可见，我国缺乏真正的“好企业”。在国有企业未转换机制，又未从多数竞争性行业退出的情况下，放开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汇兑限制，无疑给国有资产流失打开了大门，也增加了境内资本外逃的机会。
世界金融论文篇（4）
The Choice Of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s In The Risk-neutral World
——the Appliance In Chinese Economy
Abstract
Currency assets are the assets which are deposite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during the course of management. And the quality of currency assets management can influence company’s profitability and anti-risk ability directly.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s in th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heory. They are the rash advance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conservative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and medium-sized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These three kinds of tactics use different percentage of long term or short term capital to catch the best way of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In these three kinds, rash advance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is full of risk, but it is also most profitable. And the conservative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is oppose to it, and medium-sized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is in the middle of them. After making the definition of entire risk-neutral world, we can exclude the influence of the risk to the choice of current assets financing tactics. And then we can get the best model of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s in the environment without risk. It seems that the rash advance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is best. But this model can not represent the real world, so we change the definition, and make the definition of finite risk-neutral world. In this world, risk starts to make influence to the choice. The advantage of rash advance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starts to become narrow. At last, the hypothesis of the risk-neutral will be canceled. Biding the current china economic circumstances, we will get the tactics fit current china economic. The conservative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is best.
Keyword: current assets financing tactics, risk-neutral world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1
第二章 理论回顾···················································1
(一) 流动资产概念与特性···································1
(二) 传统流动资产融资理论——三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类······2
(三) 风险中性世界概念发展回顾······························4
(四) 风险中性概念定义······································5
第三章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的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新认识·········5
(一) 完全风险中性世界的假设································5
(二)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的影响·········6
1、 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6
2、 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7
3、 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7
(三) 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理性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8
第四章 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的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新认识········8
(一) 有限风险中性世界的假设·······························9
(二) 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的影响········9
1、 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9
2、 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10
3、 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10
(三) 有限风险中性世 界中理性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10
第五章 在目前中国经济环境下策略的选择·····························11
第六章 总结及局限性分析···········································12
参考文献··························································13
第一章 绪论
融资,即资金的融通。本文所涉及的融资是狭义上的融资,即资金的融入。融资管理是整个财务管理三项核心内容之一,另外两项分别是投资管理和分配管理。在这三项核心内容中,融资是整个企业的资金运作的起点,并且通过融资获取所需的资金是整个企业能够正常开展生产活动和经营活动的前提。因此,融资策略的选择对于一家企业的经营业绩,甚至是生死存亡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有通过公司内部积累资金、以股本方式融资和以债务方式融资等,捐赠收入等项目来源并不稳定,本文不将其作为主要来源之一。从另一角度上看,资金融通可分为长期融资和短期融资。长期融资包括普通股融资、优先股融资和长期负债融资、融资租赁方式等;短期融资主要有商业信用、商业票据、短期融资券和短期借款等。本文以第二种方式,即以长、短期融资来将其划分。
流动资产是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短期置存的资产,是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资产有着周转速度快、变现能力强、形态多样化等特点。流动资产的管理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如何采用合适的融资方式来对流动资产进行融资也是公司一项必须要解决好的课题。
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下,寻找到一种合适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重要性更是愈发凸显。我国目前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在流动资产的管理能力存在不足。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多样的,既有传统体制固有的问题,也是由于一定程度上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研究不发达的缘故。
本文将采用风险中性的假设来逐步推导,试图寻求一种适合风险中性世界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并逐步延伸,寻求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流动资产融资方式。
综上所述,本文将结合中国国情和风险中性理论,来深入研究流动资产融资理论,以寻找出合适的资产融资策略。
本文将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上述引言部分是对本文研究的内容、目的、意义的介绍;其次是理论的回顾,这部分将对国内外传统理论研究进行介绍——三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类,此外,也将对在金融衍生产品定价中得到广泛运用的风险中性假设的理论进行介绍;第三部分是进行完全风险中性世界假设,进而推导出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的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新认识;第四是放开假设条件,进而假设出一个介于完全风险中性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有限风险中性世界;第五部分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寻求合适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最后是对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作出概括性的总结和对本文的局限性进行解释。
第二章 理论回顾
流动资产概念与特性
流动资产是指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短期置存的资产。这些资产可以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内循环一次,即可以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者耗用的资产。流动资产包括现金和各种存款、存货、应收及预付款项、短期投资等等。
流动资产的定义和所包括的项目,便使得流动资产拥有以下几点主要特性。
其一,是周转速度较快。在定义中就可以看出流动资产一般可以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者耗用。其二,是变现能力较强。这在流动资产的诸项内容的构成中可以看到,现金项目自不必多谈,存货等项目可以通过销售变现。其三,形态多变。流动资产往往从货币形态开始逐步通过供应、生产、销售等环节,经由多种形态如实物形态、债权形态等最终回到货币形态。
这三项特性,其源头还是在于流动资产的“高流动性”上。流动资产顾名思义,其流动性在所有的资产中最高,这点在会计报表中也可以轻易看出,资产负债表中将各项资产按其流动性从高至低排列,而流动资产囊括了其上方的诸项资产。但是,强劲的流动性固然为企业的财务安全提供了保证,但是根据财务学中“流动性往往与盈利能力呈负相关”的原理,流动资产也是所有资产中盈利能力较薄弱的。持有过度的流动资产,将会使得公司盈利能力不足,而过度持有固定资产则会使公司财务风险激增。现代流动资产理论真正研究的重心在于在抗财务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两者之间权衡。
(二) 传统流动资产融资理论——三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类
在斯蒂芬·A·罗斯所着作的《公司理财》一书中,对传统的流动资产融资的策略做了总结。在传统流动资产融资理论中,斯蒂芬·A·罗斯认为流动资产可分为永久性流动资产和临时性流动资产。永久性流动资产是指公司的营运循环跌至谷地时,公司依旧持有的流动资产,投入其中的资金是长期的。而与之相对,临时性流动资产是指会随着营运循环中季节性和循环性波动而变化的流动资产。
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由于销售水平的长期上升趋势,因而往往对于总资产的需求从整体上也不断上升。因此推演出对于一家成长中的企业,其总资产需求量随着时间而表现出有长期上升趋势、并且围绕着这种趋势有季节性变动和不可预测的逐日逐月波动。
可以将之形象的刻画成下图:
如图2-1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总资产需求曲线呈波动向上,并且这种波动趋势无任何规律可寻。在总资产需求曲线的波动向上的过程中,有一条向上的波动区间,在这一区间的下限以上部分,就是临时性流动资产,在这一下限以下部分,就是由永久性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构成的永久性资产。在图2-1中,永久性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被严格区分为上下两部分,事实上这两部分都是永久存在的,并无明显界限的,只是固定资产在短期内不会上升,而永久性流动资产会随着经营业绩的上升而逐步上升。
在如何解决流动资产融入资金的问题的实质是资本收益与财务风险之间的权衡,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融资策略——保守型融资策略、进取型融资策略和适中型融资策略。
保守型融资策略采用了温和的策略,认为公司的稳健重于盈利,因而不仅以长期性资金(如股本、长期负债等长期融资)融入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更是以永久性资金融入临时性流动资金。只有部分的临时流动资产通过临时性资金(如短期借款、短期有价证券等短期融资)融入。
如图2-2。
进取型融资策略则是走到了保守型融资策略的对立面,只采用部分长期资金来融入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剩余的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以及全部的临时型流动资产都采用短期资金来融入。该种经营者往往将公司的利润置于第一位。
如图2-3
适中型是以上两种方法的折衷,以短期资金来融通临时性流动资产,而用长期资金来融通永久性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
如图2-4
这三种不同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体现了三种不同的经营者价值观,很直白的体现了三种融资方式。但是其间的高下,并无法直接通过以上直观的表述得出,要结合确实的环境来得出。
以下,我将引入风险中性概念来进一步进行解释。
(三) 风险中性世界概念发展回顾
风险中性定义始见于金融领域,主要用于对期权、期货的定价。风险中性假设和风险中性概率在赫尔的《期权、期货和其它衍生证券》等关于金融衍生产品的书籍中常有出现,风险中性概率在Darrell Duffie的“Dynamic Asset Pricing Theory”中有所描述,风险中性和风险中性概率在宋逢明着的“金融工程原理—无套利均衡分析”中也对进行了一定的分析。风险中性最初是在Black-Scholes 微分方程[注1]中出现。
Black-Scholes 微分方程是用于为期权或与期权相似的拥有选择权的投资项目的定价或估值公式而被广泛应用。在Black-Scholes 微分方程中没有任何与投资风险偏好相关的变量,在该方程中出现了以下变量:股票的当前价格、股票价格方差、期权规定的执行价格、执行时间和无风险利率,这些变量都独立于风险偏好,这是因为与投资者风险偏好密切相关的股票预期收益率这一关键变量已经在方程的推导过程中消除。从而在对期权进行定价时,任何一种风险偏好都对期权的估值不产生影响了。
[注1] Black-Scholes方程的公式为;
其中Ct为t时刻看涨期权的价格;St为股票t时刻价值;X为股票的执行价格;
N(d2)为风险中性世界中期权的执行可能性,X·N(d2)为执行价格乘以支付执行价格概率;St·N(d1)·表示以下变量:风险中性世界中当执行时股价高于执行价时,该变量等于股价,其他情况下都为0。为股票价格波动的标准差;
rf为无风险利率,T为执行时间。
,。
约翰·赫尔:《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产品》第11章,第216页,(华夏出版社)
在此以后,该方程还额外提出了一个假设:所有的投资者都是风险中性的,这个世界就是风险中性世界。在风险中性的世界中,我们就可以用任意的收益率来代替预期收益率,进一步我们可以用无风险利率来替代证券的预期收益率。此后,有学者证明把在风险中性世界中求出的Black-Scholes微分方程解放到风险厌恶世界中时也是有效的。在风险中性的世界中,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为无风险利率,投资世界的风险中性假设便是指世界是风险中性的,世界是风险中性的便蕴涵着: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为不要求风险补偿的无风险利率。
以上是风险中性在衍生证券定价领域的基本理论框架。此后,Hull从实用角度(1993),Wilmott、Howison和Dewynne从微分角度(1995)对衍生证券定价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使得风险中性的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大,但其使用范围依旧被局限于金融产品及其衍生产品的定价领域。
(四) 风险中性概念定义
风险中性在之前的Black-Scholes 微分方程在期权等衍生证券的应用的介绍中已经基本给出了基本描述:
风险中性是指投资者对于任何投资项目不考虑这一项目所包含的风险,不要求风险溢价,只要求无风险回报率的情况。
所有投资者都是风险中性的世界被称为风险中性世界。
风险中性世界是与现实的经济环境不同,现实的经济经济环境被认为是风险厌恶世界。在现实的风险厌恶世界中,投资者并不会无视风险。对于风险厌恶者往往会规避高风险的项目;而风险偏好者也不会只要求无风险回报率,他们会根据不同的投资项目中所包含的风险程度,要求不同的风险溢价,以寻求风险补偿。
本文所采用的风险中性定义与在衍生产品定价中采用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并且在此后的论述中,将不再涉及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问题,仅仅借用风险中性及风险中性世界的定义进行进一步分析。
第三章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的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新认识
在对原有传统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类和风险中性世界进行介绍后,本文将通过一系列假设来进行进一步分析。
(一) 完全风险中性世界的假设
在对风险中性世界的概念进行介绍后,我在此处定义一个更为具体的“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以方便此后的分析,并且区分下文我将定义的“有限风险中性世界”。
对于“完全风险中性世界”,本文作出以下假设: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所有投资者没有风险溢价,对于任何一种投资都要求相同的投资回报率,而无论其风险高低。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没有风险厌恶或偏好的行为,即投资者不仅不会因为风险的上升而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并且对任何的项目都会进行相同的投资,而不会选择拒绝进行投资。
市场是无摩擦的,资金的融通没有交易成本,即融资的唯一成本是对于资金供给者的投资回报,即股利和利息。
资金的融入没有时间间隔,即无论长期融资还是短期融资都可以在作出融资决策后,将立即获得所需资金。
发行股票或债券没有准入门槛。
不存在政府,即没有政府的市场干预与任何税收问题。
在此处,对于“完全风险中性世界”的假设非常苛刻,与现实经济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对于简化讨论过程有着重大的帮助。
在对完全风险中性世界进行了假设之后,实施上排除了以下几点因素:第一,风险对于企业的影响。第二,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因素。在进行了如此的假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项投资项目的价值的影响仅仅被限制在了流动性方面,这样就有利于我们简化对于问题的讨论。
(二)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的影响
在对“完全风险中性世界”进行了定义之后,本文将对市场对于公司采用的对于流动资产的融资策略的选择的反应进行分析与论述。
1、 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本文首先对于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进行分析。在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中,如2.2节所述,企业往往通过冒险的手段,不仅以临时性资金融入临时流动资产,更是以临时性资金融入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只有部分的通过永久性资金融入。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里,通过4.1节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样一个风险中性世界中,融资成本只只取决于流动性,即长期资金的融资成本高于短期的融资成本。这样的话,如果其他条件不发生改变,则尽量采用临时性资金会貌似会更有利。
但是,采用临时性资金短期融资是否会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呢?从目前主流的财务学中来看,将会对公司的价值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划分为偿债能力和获利能力以及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等等。流动资产的融资策略一般不会对企业的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因而真正受到影响的因素是偿债能力和获利能力。以下将从这两方面开展分析。
偿债能力分为长期偿债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之分。考察长期偿债能力的指标主要有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权益乘数和已获利息保证倍数等;考察短期偿债能力主要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等。长期偿债能力主要与企业的长期经营有关,而对于短期负债和刚性债务的偿还多与短期偿债能力相关,因此本文所指的偿债能力为短期偿债能力。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由于本文对其的假设条件1:所有投资者没有风险溢价,对于任何一种投资都要求相同的投资回报率,而无论其风险高低;和假设条件2:没有风险厌恶或偏好的行为,即投资者不仅不会因为风险而提高要求的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并且对任何的项目都会进行相同的投资,而不会选择拒绝进行投资。因而,企业的破产风险被大大的降低了。当企业面临财务困境时,由于假设4:资金的融入没有时间间隔,即无论长期融资还是短期融资都可以在作出融资决策后,立即获得所需资金;和假设5:发行股票或债券没有准入门槛。公司即便风险已经很大,依然能够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融通足够量的资金。特别是假设2,由于在这个完全风险中性世界里,投资者不会因为一家企业的风险而选择规避。这就保证了企业无论面临何种财务困境,都能够轻松融到资金而度过难关。在这样的一个完全风险中性世界里,任何的一家公司无论其规模大小或经营业绩和蕴涵着的风险,都没有因偿债能力被逼至极限而破产的可能。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完全风险中性 世界中,所有的企业的偿债能力都趋向于无穷。
从获利能力角度分析,当公司所需求的临时性流动资产量一定时,在进取型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下,流动资产的融资成本就可划分为用来融入部分固定资产和部分永久性流动资产的长期资金,和用来融入全部的临时型流动资产和剩余的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的短期资金。设融资总成本为A;用来融入部分固定资产和部分永久性流动资产的长期资金的成本为A长1,用来融入剩余的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的短期资金的成本为A短1,用来融入全部的临时型流动资产的短期资金的成本为A短2。于是就有 A=A长1+ A短1 +A短2。在这三项中,由于流动性越强,其盈利能力越弱,因而对于投资者来说,给出的临时性流动资金的使用价格低于长期资金的使用价格。因此,在资金的来源无限的情况下,更多的使用临时性资金的确使得资金总成本更低。此外,使用临时性资金还有另一项优势,那就是灵活性。从图2-1中我们可以看到,临时性流动资产的需求并不稳定,拥有临时性的资金可以迅速根据临时性流动资产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从而省去了由于持有过量的流动资金而产生的融资成本。
2、 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对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进行分析后,本文将通过对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和与其相反的保守型融资策略进行比照。
在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中,如2.2节所述,企业不愿冒着资金短缺的危险,因而不仅是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以永久性资金融入,临时性流动资金也有一部分是以永久性资金融入,只有部分的临时流动资产是通过临时性资金融入。
从偿债能力上来看,由于公司的一部分流动资产是以长期资金的方式融通,因而在一般状况下较进取型流动资产拥有更高的安全系数。但是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如前文所述,资金在这样的一个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是几近无限的,因而同样是抗风险能力是无限,因而事实上保守型和进取型在这个世界中的偿债能力是相同的。
再从获利能力角度进行分析,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采用了更多的长期资金来达到融通流动资产的目的。设融资总成本为B;用于融入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的长期资金成本为B长1,用于融入临时性流动资金的长期性资金的成本为B长2,用于融入剩余临时流动资产的临时性资金的成本为B短1。于是有B= B长1+ B长2+ B短1。在这三项中,很明显,B的构成中,短期资金的比重远远低于A,(B短1< A短2
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介于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和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之间,以短期资金来融通临时性流动资产,以长期资金来融通永久性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
在偿债能力方面,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与以上两种策略相同,抗风险能力都是趋于无限。
在盈利能力方面,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融资成本介于两者之间,设融资总成本为C,设用以融通临时性流动资产的短期资金的成本为C短,用以融通永久性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的长期资金的成本为C长。在适中型中的短期资金比例介于进取型和保守之间,(B短1< C短 = A短2< A短1 +A短2)。此外,由于适中型采用短期资金融通临时型流动资产,因而不存在因为资金闲置而产生的无谓损失。因此,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盈利能力介于进取型和保守型之间。
(三) 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理性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
在通过上文的分析之后,可以看到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里,由于企业可以通过不受任何限制地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获取资金,因而无论采用何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都没有因为财务拮据而发生财务拮据成本甚至是破产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也就是其偿债能力都趋于无穷。因此,在这样的一种完全风险中性世界里,采用何种融资策略都不影响其偿债能力。
再从获利能力上看,我们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分析,即RWACC,本文所定义的这种RWACC,不是以债务或股权来区分其资本结构,而是以长短期资金来划分其资本结构。设以L代表长期资金,S代表短期资金,RL代表长期资金成本,RS代表短期资金成本。因此,RWACC可以改写成:
从这个公式中可以看出,由于RL>RS,因此使得S的比重增加,有利于使RWACC下降。在三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中,前文已论述指出:
B短1< C短 = A短2< A短1 +A短2。因而,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取了最多的短期资金作为其资金来源。其盈利能力最强。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短期资金比重其次,因此其盈利能力居中。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短期资金比重最低,因此其盈利能力最差。
我们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可以进行进一步推论:应当在资本结构中完全采用短期资金进行融通。
从公式,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令L=0,S=L+S,则公式变为 ,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达到最低,等于短期资金成本。
所以,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理性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是采用极端进取的理念,将全部资产——而不仅仅是部分的流动资产,都以短期资金融通。
第四章 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的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新认识
在对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进行了分析后,我们发现,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可以无限制地融通资金事实上就意味着市场上的资金是无限量。这一假设与经济学中的资源稀缺假设向左,因此,这样的一个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我们就需要更改假设,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 有限风险中性世界的假设
在对之前的完全风险中性进行了假设与分析后,本文将更改假设,使其有更大的适用范围。
对于“有限风险中性世界”,本文作出以下假设:
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所有投资者没有风险溢价,对于任何一种投资都要求相同的投资回报率,而无论其风险高低。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有风险规避行为,投资者虽然不会因为风险的集聚而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但是会选择拒绝进行投资。
市场是无摩擦的,资金的融通没有交易成本,即融资的唯一成本是对于资金供给者的投资回报,即股利和利息。
资金的融入没有时间间隔,即无论长期融资还是短期融资都可以在作出融资决策后,立即获得所需资金。
发行股票或债券没有准入门槛。
不存在政府,即没有政府的市场干预与任何税收问题。
这个“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与“完全风险中性世界”的最大区别就是:投资者不再是对于风险完全漠然了,虽然市场上依旧不存在风险溢价行为,但是投资者已经是风险厌恶的了,他们会规避高风险的项目。
(二) 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的影响
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对于不同风险的项目,投资者已经不再是毫无顾忌的进行同等投资了,因而在市场中不存在无限资金的情况了。因此,要对三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进行重新分析。
1、 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
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由于原先“完全风险中性市场”的第二条假设被打破,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分析已经改变。因此,本文将在这两方面重新进行分析。
从偿债能力上看,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对于不同风险的公司依旧不产生溢价,但是当公司的风险上升后,其能够在市场上通过信用或股权融到的资金总额会下降。也就是,之前完全风险中性市场中的无限偿债能力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不存在了。公司因无法偿还到期资金而将发生财务拮据成本,更为严重的会导致公司的破产。采用了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由于其短期资金的总额超过了临时型流动资产的总额,当短期资金到期需要偿还时,发生流动资金不足以补偿债务的可能性很高,此外有相当一部分临时资金用以融通永久型流动资产或固定资产,这些永久型流动资产往往是由存货、应收及预付款项等构成,这些永久型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的变现能力往往较差,即便成功变现也往往会产生较大的折价,公司的财务风险极大。
从盈利能力上看,采用进取型的融资 策略的融资成本中支付给投资者的部分,较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但是,由于财务拮据而产生的财务拮据成本的发生可能性大大增加。在拮据成本中,不仅有包括上文所提到的由于永久型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的强行变现而导致的折价损失,还有因为公司由于财务状况不稳而导致经营者无心经营,员工对于工作产生懈怠和对公司的信任度下降等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原有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会受到影响。此外,对于生产经营需要有必要的流动资产,当被迫变卖流动资产以偿还欠款时,就会由于如原材料等资产的不足而无法充分的发挥生产潜能,造成机会成本。此外,财务危机的发生,也对各利益相关者对于公司的信心产生打击。
因此,事实上采用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融资总成本为:长期资金的融资成本+短期资金的融资成本+财务拮据成本。其中,长期资金的融资成本与短期资金的融资成本之和与短期资金占所有资金的比例成反向关系,而财务拮据成本与短期资金占所有资金的比例成正向关系。因此,在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融资成本不再简单地与短期资金占所有资金的比例成反比。
2、 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
相对于进取型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缺点的逐渐显露,保守型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却逐渐展现出其优势。
从偿债能力角度看,保守型融资策略,由于其短期资金量少于临时型流动资产量,因而其安全性较高。由于长期资金往往会转换为存货等不易变现的资产,而短期资金会以现金和短期投资的有价证券形式出现,因此速动比率和支付能力系数会较进取型高,因此其可能面临的财务风险远远小于进取型。
在盈利能力方面,采用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在长期资金的融资成本与短期资金的融资成本之和上,依旧高于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但是,在因财务风险而产生的财务拮据成本上却小于进取型。财务拮据成本是由于公司的不合理借债和过度借债产生,采用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其债务结构优于进取型,其长期资金比重高于短期资金。并且,如前文所述,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进取型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会极端地完全采用短期借款进行融资,而保守型策略的选择者,在长期资金的筹集中,相当一部分会采用股本这一永久资金形式筹集,这就更进一步降低了风险。因此财务拮据成本小于进取型。
3、 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
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分析与,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相似,其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依旧是介于保守型策略和进取型策略之间。
因此,本文在此就不再作更多的赘述。
(三) 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理性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
在对三种融资策略进行了逐项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与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不同,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风险对于投资者开始产生影响,偿债能力三种选择策略不再相同,进取型的风险上升至三者中的最高,而保守型为三者中的最低。
此外在盈利能力上,也无法简单地用RWACC进行完全衡量,除了在作出融资决策时可明确预知的长短期融资成本外,还要加上由于财务风险而产生的财务拮据成本。
正是由于“风险”这一变量的介入,使得原先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作出的采用极端进取型融资决策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已经不再适用了。并且,何种策略最佳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已经无法简单作出。
因为,融资总成本=长期资金的融资成本+短期资金的融资成本+财务拮据成本。流动资金所占的比重已经不再是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那样永远地与融资成本成反比,它与财务拮据成本呈正比。因此,无法简单地得出结论。
何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最为合适,要结合经营管理者对于可能产生的财务拮据成本的预期与其自身的风险厌恶程度,方能得出。
第五章 在目前中国经济环境下策略的选择
在对完全和有限风险中性世界的融资策略进行分析后,本文将回到现实的经济环境中进行分析。在此,针对完全风险中性世界和有限风险中性世界的定义,本文对其现实世界进行分析:
在“真实世界”中,投资者有风险溢价,对于蕴含着不同的风险的投资项目,要求不同的投资回报率。
在“真实世界”中,有风险规避行为,投资者不仅会因为风险的集聚而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还会选择拒绝进行投资。
市场是有摩擦的,资金的融通有交易成本,即融资的成本包括对于资金供给者的投资回报,即股利和利息外,还有交易费用、税收等。
资金的融入是有时间间隔,长期融资和短期融资在作出融资决策后,无法立即获得所需资金,要通过一定交易时间间隔,如谈判时间等。
发行股票或债券有准入门槛。
存在政府,即有政府的市场干预和税收问题。
现实经济环境并不符合任何的一条完全风险中性或有限风险中性的假设,风险中性假设的理想世界的彻底被打破引入了更多的将会影响决策的变量,其中发生了最为重要的改变就是风险溢价的被引入。
风险溢价使得原先在分析盈利能力时,对于投资者不会因为风险增长而造成要求更高的回报率的假设被打破。当采用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时,其所蕴涵着的风险上升会导致资金提供者要求更高的风险回报率。债权人会提高借款利率,而股东会要求更高的分红比例,以求抵补他们可能遭受的公司因无力偿还债务而破产时,会带来的损失。因此,公司由于大量地采用了短期资金进行融通而产生的较低的融资成本,会被资金提供者所要求的更高的回报率所缩小,甚至是抵消。因此,原先进取型融资策略在融资成本——也就是盈利能力上的优势被进一步缩小。而其所可能遭到的财务风险并没有因为融资成本的上升而下降,反而因对于利息或股利欲求的膨胀而雪上加霜。
与进取型策略不同,保守型策略所遭到的风险溢价将会较小,因为其可能产生的财务风险远比进取型来得小。同时,保守型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在抵抗财务风险方面的优势并没有丧失反而增大。
最后,结合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即社会诚信度较低、流动资产管理能力不足等客观因素,保守型流动资产管理策略的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
由于中国目前公司的诚信度较低,因而理性的公司应当采用相对较紧的信用政策,以求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因而在中国如果采用短期资金融资,就有可能要面临更短的还款时限,和更多次数的进行借款。这对于一个有摩擦的市场是不利的,因为每次签订借款合同并不能及时履行,并且交易成本的介入会加大其财务成本。
在另一方面,中国的流动资产管理能力往往较为薄弱,这也就意味着发生超出公司原先预期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旦出现超出原先预期,当短期资金到期,而流动资产中的非现金项目又无法按照原计划转换成货币形式时,财务危机就发生了。因此,比照发达国家的流动资产管理体系,中国薄弱的流动资产管理能力又加剧了风险。
结合以上两点,对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式和流动资产管理现状,本文作出以下结论:在中国,现在经济状况下,应采用保守型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
第六章 总结及局限性分析
本文采用了两种风险中性假设来逐步分析流动资产融资策略。
完全风险中性的假设,其适用范围最为有限,但是在这样的世界中得出的结论却最为明确而又直接:采用极端的进取型融资策略,即完全采用短期资金融通所有资产,可以使得融资成本最低。这是由于在完全风险中性的世界中,公司的偿债能力是无限的。
有限风险中性的假设,将之前的完全风险中性的假设条件放宽成后,风险开始产生影响,进取型的融资成本优势就被由于风险而造成的财务拮据成本而减小。
最终,所有条件放开后,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下,由于社会诚信度较低、流动资产管理能力不足等现实情况,风险因素进一步加强。因此,采用保守型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更为有利。
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采用了大量假设进行分析,这也就使得本文的结论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主要针对于风险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影响,而其他方面的因素被弱化了,可能导致本文结论的失真。另一方面,由于本文倾向于定性分析,而缺乏数据的支撑,使得本文结论与现实情况可能并不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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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约翰·赫尔 :《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产品(第三版)》 张陶伟等译,华夏出版社出版,第204页至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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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尹海平:“企业流动资产管理策略初探”,《财会月刊, FINANCE AND ACCOUNTING MONTHLY》,中国识网编辑部邮箱 2000年18期,
世界金融论文篇（5）
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根据有不同的层次可以将方法论分为不同的分类，一般讲方法论分为一般和具体的科学方法论。我们在探索现实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同时，与进一步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相一致的方法论理论是哲学方法论。所谓具体的学科的方法论要进一步进行理论解释和实践证明，这是更进一步的层次。
2.宏观金融研究的方法论
（1）金融协调理论金融协调理论重点强调的是协调，协调即在把握各种金融经济和社会规律的前提和基础之上，重点追求金融的效率，通过运用与静态系统相对应的动态分析，总结各种经济和金融规律，并且重点注重金融风险，找准金融与各个实体经济，商业活动的关系，构造一种政府的政策调控体系，以促进金融与各个相关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
（2）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指金融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同时实现产业利益的最大化及不断发展的过程。金融产业与真实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平等互利的产业经济关系。
二、中国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探讨
1.思想方法的训练
在研究宏观金融理论的方法论的时候要学会融汇各种有益的知识，把东西方这两个文化平台很好的衔接起来。反对盲目学习西方国家以及的错误做法。当然也不能完全拒绝外来的西方的科学知识，要正确对待自己国家形成的理论体系，学习西方先进的好的东西。一个先进民族的发展和壮大，要始终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另外还要不断吸收外来的科学文化。是自己的国家能够在两个文化平台自由往来，这是宏观金融学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论发展的现代趋势。
2.思维逻辑
人的逻辑思维有好与不好、先进与落后之分的。每个正常人都具有提升理论思维逻辑的能动性。但是要想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逻辑首先需要学习方法论，知道方法论的重要性。要不断结合实践分析、比较，作出判断。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需要有系统的思维逻辑，在大量阅读有关文献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研究分析，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
世界金融论文篇（6）
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根据有不同的层次可以将方法论分为不同的分类，一般讲方法论分为一般和具体的科学方法论。我们在探索现实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同时，与进一步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相一致的方法论理论是哲学方法论。所谓具体的学科的方法论要进一步进行理论解释和实践证明，这是更进一步的层次。
2.宏观金融研究的方法论
（1）金融协调理论金融协调理论重点强调的是协调，协调即在把握各种金融经济和社会规律的前提和基础之上，重点追求金融的效率，通过运用与静态系统相对应的动态分析，总结各种经济和金融规律，并且重点注重金融风险，找准金融与各个实体经济，商业活动的关系，构造一种政府的政策调控体系，以促进金融与各个相关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2）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指金融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同时实现产业利益的最大化及不断发展的过程。金融产业与真实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平等互利的产业经济关系。
二、中国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探讨
1.思想方法的训练
在研究宏观金融理论的方法论的时候要学会融汇各种有益的知识，把东西方这两个文化平台很好的衔接起来。反对盲目学习西方国家以及的错误做法。当然也不能完全拒绝外来的西方的科学知识，要正确对待自己国家形成的理论体系，学习西方先进的好的东西。一个先进民族的发展和壮大，要始终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另外还要不断吸收外来的科学文化。是自己的国家能够在两个文化平台自由往来，这是宏观金融学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论发展的现代趋势。
2.思维逻辑
人的逻辑思维有好与不好、先进与落后之分的。每个正常人都具有提升理论思维逻辑的能动性。但是要想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逻辑首先需要学习方法论，知道方法论的重要性。要不断结合实践分析、比较，作出判断。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需要有系统的思维逻辑，在大量阅读有关文献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研究分析，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
世界金融论文篇（7）
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概念最早见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研究霸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文章中。1973年，金德尔伯格在其专著《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金融霸权的理论之一“霸权稳定论”。“金融霸权”概念经过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发展，已经体现出诸多内涵。通过对各学科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中我们认为，金融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其军事、政治和其他经济霸权因素的支持下，拥有的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支配性控制权的结构性状态。美国金融霸权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即两个支柱)之上，即国内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强制性的对外金融扩张。
一 美国金融霸权的表现
金融霸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现实中它表现为多方面优势并存的状况。美国金融霸权直观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元霸权
上世纪40年代，国际经济规模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实力霸主地位确立，直接催生了具有“双挂钩”特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产生。与战前英镑的地位不同，美元与黄金保持1：35的指定平价，此项机制在美元独霸地位的建立之初就蕴涵着未来必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即“特立芬难题”。经历了1959、1968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势头显然已无法挽回。直到1976年，《牙买加协议》才从名义上对布需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形式上的确认。
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才是美国选择建立而又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考量，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收益；(2)国际铸币税收益。非居民持有的美元现钞年增加额、美元相对贬值或美国国内通胀和美国国债低利率引发的财富隐性内流，这两方面均属美国所占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3)赤字消费收益。美国所极力推行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保持了其剧增的收支逆差，正如hudson指出的：“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量人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牙买加体系时代及其之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强，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催生的“广场协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向世人“彰显”着美元霸权的现实影响力。
(二)国际组织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当今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两大主导性机构，在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合作和支持后发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imf来说，持续性的借款职能意味着必要且持续性的监管，由于基金组织所借以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所以针对imf的改革议题也将同样的不易解决。现实中令人悲观的是，美国与西欧控制的两大机构直接为西方集团利益服务。imf在贷款条件的设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西方国家推行自身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用心，而悍然置借款国当地具体经济状况与不顾。我们认为，国际货币领域中各国不同的财政金融诉求应该得到充分顾及，各国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表决投票权应该得到妥善协调。
(三)华尔街模式
20世纪，华尔街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使命。美国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成员国央行对国际金融事务的控制，采取“国际金融抑制”严格限制私人金融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世界领先的美国私人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开始了其全球范围的扩张行动，形成了可以左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强力集团。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体系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支撑，以摆脱传统商业银行为主的运行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呈现出“脱媒”的特征。
美国在全球推行其华尔街模式，依靠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尽可能的统一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从而依靠在资金、服务、人才和意识等均呈现明显优势的华尔街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甚至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各国金融机构内部部门设置、金融体系构成呈现出美国化趋势即为明证。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本质
针对意识形态，国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理论化的阐述。综合各种理论及目前现实，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依赖于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体现出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美国特殊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来源，所谓美国特殊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美利坚民族承担着建立民主自由样板国家的特殊使命，并且有责任在国际社会广泛推广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的输出自然就会成为盛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欲蔓延或可采取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难以忽视的紧密联系，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次有过深刻的描述：“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
在理论层面上，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寻求全球性的古典自由放任；在实践层面上，极力推行着一场有利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均可被认为是其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试验场。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需要统领全球要素，保证世界资源毫无阻拦的流向处于霸权“旋窝中心”的美国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新自由主义金融扩张理论的吹鼓者，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世界金融论文篇（8）
于此同时，一个更为宏伟的话题正在中国的北京酝酿。据了解，2008年11月3日一个国际性的全球顶级金融会议将在北京召开。
由中国金融网、中国金融研究院、亚洲金融研究院等机构联手发起的世界金融论坛(World Finance Forum，英文简称WFF)，为了促进全球金融业的良性发展和合作举办的国际化、高规格的金融论坛。
世界金融论坛是立足北京的全球性金融资本高峰论坛和全球金融领域的顶级盛会，论坛每两年召开一次，是打造全球金融、资本、政商学界交流、平等对话的全球性平台。
世界金融格局中的新生力量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金融格局中的新生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金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银行、证券、保险业迅速发展，金融改革扎实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扩大，金融监管和金融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得到处置和化解。
金融改革开放任重而道远。继续加大金融企业改革力度，使之经得起开放条件下市场竞争和经济周期变化的考验。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更好地服务于“三农”。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深化保险业改革。不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利率市场化等改革。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使开放的节奏和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和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强调，当今的中国金融业更具活力、更加开放，正在成为世界金融格局中的新生力量。但是，探索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仍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智慧和坚韧不拔的决心，扎扎实实做好各项金融工作。
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金融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加快形成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大力推进金融组织制度、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快培养和引进各类金融人才。不断提高金融调控和服务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金融安全直接关乎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大局，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必须把维护金融安全稳定放在首要位置。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继续加强金融监管，寓监管于服务之中，在有效监管、防范风险前提下促进金融创新。强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加快构建金融安全网。加强全社会金融知识普及和风险教育。
全球的金融中心正在向东方漂移
专家预计，到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一定会实现这样的目标：第一个是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全球最重要、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透明度也是最好的资产交易场所、一个投资市场。它的市值，我认为到2020年，一定会超过100万亿元以上。
第二个，全球的金融中心正在向东方漂移，正在向中国漂移。就是以资本为体系的金融体系，一定会在中国出现。
第三个，我们这个市场人民币的定价权一定要在我们这个市场，那么基于这样的战略目标，我们必须实施和制定和这个目标相匹配的政策。
全球中融中心向东方漂移，中国已经做好准备。
5月9日至10日，上海召开了“2008 首届陆家嘴论坛”，主题为“世界格局中的中国金融”。会议云集了国内外高官及行业领袖，规格之高堪称中国的金融“达沃斯”。 “上海如何加快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无疑是此次大会的真正焦点之一。东道主的诉求非常清晰：借高规格金融会议重温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梦。
世界金融论文篇（9）
全球化作为一个术语最早是由T.Laiwei(莱维)于1985年提出来的。OECD前首席经济学家S.Osleit(奥斯雷特)说，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就是全球化。就目前对全球化的定义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全球化泛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产生以来，至今仍在继续的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日益拓展和加深的过程;狭义的全球化则特指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8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的一体化趋势。鉴于本文关注的是当代全球化发展的问题，因此更加倾向于对全球化的狭义理解。全球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临着不同的问题，其发展是渐进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当下，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不断地给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出全新的课题，需要人们审慎地应对和解决。为此，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理论，并自觉地将这一理论作为我们认识和解决全球化问题的理论依据和指导。
2全球化的实质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所做的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8]由此得出，无论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当代，全球化的性质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3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是实现现代化。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示和方法论指导，同时在建设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我们也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丰富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马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抗拒的，随着产业转移和全球市场的形成，各国已经连成了一个整体，各国相互依赖而发展。开放则兴，闭国则衰。中国近代社会闭关自守导致落后挨打的历史印证了这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主动地走向世界，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与世界性国际市场接轨，真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对铜仁得金融信息化建设而言，要以夯实金融基础设施为着力点，努力提高其信息化水平。
一是要建立健全区域性金融市场交易体系，对交易主体、交易平台、交易工具进行丰富和完善，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便利活跃的交易场所，包括有形和无形场所，以及各类交易手段。
二要完善支付结算体系，在支付服务机构、支付工具、运行设施、支付网络等方而进行配套和完善，为基层投资者提供快捷、准确、安全的结算渠道，特别是要加强与沿海发达地区在支付结算方而的合作，创新支付结算工具，注重支付结算系统建设。
三要完善支付保障体系，立足县域实际对信用保障、科技保障、后台运作保障、信息保障、规则规范保障等进行充实完善，以更好维护金融安全运行和提高资金流动效率。
4以推动信用体系建设为抓手促进金融环境建设，为四化同步发展完善金融生态
世界金融论文篇（10）
20世纪最后10年国内外理论界和决策者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是经济、金融全球化，诸如经济、金融全球化发生的原因，对各国和整个世界经济、金融带来的影响、机遇和挑战，以及面对这一形势各国和各微观经济主体应采取的对策，等等。在此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预计在新世纪或新千年各国经济、金融必将进一步融合，甚至一体化。以上这些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认为，对经济、金融全球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在分析经济金融全球化本质的基础上，对全球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自主化、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惯例、全球化与贫困化、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分析、揭露和论证，指出西方掩盖全球化本质的主流理论在国内泛滥，我们既要积极参与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我所用，发展民族经济，壮大自己；又要必须坚持民族化、自主化(国产化)，这应该成为经济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我国金融机构首要任务必须要扶持技术、品牌国产化，以赢得在全球化中取胜。
不少学者只宣传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化等等，说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而忽视在全球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化的另一种基本趋势。不能否认，推动当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是同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最新阶段的巨大作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世界是有众多的有的民族国家组成，资本所追求的全球性垄断与民族国家的之间，是相互尖锐对立的，它们所决定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趋势，是世界经济这一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全球化趋势越强，民族化问题也随之越突出。因此，我们在重视研究、适应和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研究各国民族国家、民族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安全。我国是一个寻求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与富强，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其一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放弃对资源的控制，听任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源的任意配组和利用。波兰的国有银行已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外国资本家将波兰银行筹集的资金调往国外，使波兰的企业得不到信贷扶持，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前车之鉴。其二是在世界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福利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因为世界尚未大同。在参与世界经济金融竞争中，如果本国银行不重点扶持提高本国民族经济的竞争力，这是舍本逐末，颠倒了主次，最终会导致民族经济被淘汰出局，就不可避免地使本国人民的福利受到根本性的损害。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扬全球化已使民族经济范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而终结，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利己主义的宣传，是企图实现他们无阻挡的控制，占领整个世界市场，攫取最大的垄断利润。
金融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和时代潮流。我国在获得金融全球化利益的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和对全球金融利益的过度追求，势必会产生一些利益损失，坚持一定的利益原则，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如提高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并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等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金融利益，是我国金融全球化过程的重中之重。
虽然许多人都预测在亚洲也必然会出现货币整合，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亚元的出现似乎遥遥无期。亚洲货币一体化远远滞后于贸易和投资合作。显然，如果欧洲、北美完成了金融整合，而亚洲各国依然一盘散沙，那么在经济竞争中非吃亏不可。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剧烈冲击之下，亚洲各国普遍认识到通过货币整合来增强金融市场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由于亚洲各国，除了日本之外，经济规模都不是很大，缺乏相互协调的机制，结果被国际金融投机集团各个击破。一个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很快就通过外溢效应蔓延到邻国，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台湾、香港、一直冲击到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在金融风暴中各国都竭尽全力应付，也曾经相互磋商，希望能够协调一致，集合地区内更大的力量来制止风暴的蔓延。但是，由于缺乏协调机制，甚至还出现了以邻为壑的做法，结果一个又一个国家在金融风暴中倒了下去。整个亚洲经济遭遇到难以估量的损失。实践证明，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下，一个孤立的经济体很难独善其身。只有联合起来，建立某种形式的货币联盟才能增加地区的金融稳定性。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泰国外长素林提出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增加“灵活干预”这一原则，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金融货币联动体系。
世界金融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087-04
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环境持续动荡，发达经济体系纷纷陷入衰退境地而难以自拔。危机后人们开始对审慎监管理论进行全面反思，这种全面反思和彻底自省亟须我们运用科学的理论体系，追问制度设计的理念建构和价值选择的基本定位，甚至需要对监管的范式作出有力的回应。
一、范式：金融监管变革的深层理念
“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用语，最早于1959年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必要的张力》一书中首次提出来，在其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大量使用，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范式是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所共享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系列成型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一套话语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中，它具有普遍的认同性和合法性；它不表现为具体的理论本身，而是不同理论所组成的理论群内在共性的抽象。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要在一定的范式制约下认识世界，要在过去承继下来的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的限制下进行创造。
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思维框架，体现这种思维传统的就是范式。范式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单个事实通常不能证实或一种范式。只有当出现更好的范式替代它，并成为某一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时，才会出现新旧范式替换的局面。范式通过对科学中关键性、全局性的问题的解决，重新描述关于世界整体的图式。所以，范式的变革不是个别概念或定律的转换，而是世界观的变化。整个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地自我否定中推进和发展的。
科学革命实质上就是范式的转化和更替。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列举了科学史上的三次重要的范式转换：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中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体系，一次是18世纪下半叶化学领域中拉瓦锡的氧化学说取代燃素说，一次是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进一步发展了牛顿力学。
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而且对说明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征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范式”条目中就确认了经济学也是一种范式。范式概念的引入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研究手段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对经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性质而论，金融监管范式同其他实验科学领域的范式并无任何不同。在监管活动中，必然也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一种总的观点或框架去统摄、解释客观而零乱的风险面相，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手段和方法。正是由于运用了现有范式所包含的理论信念及其衍生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才使得监管者得以精细深入地研究金融风险的各个部分。实际上，由于监管理念的形成、选择和最终被共同接受的过程都涉及大量的人文、社会等因素，因此，在金融监管的发展形态中运用范式概念甚至要比在其他学科中运用更为契合。
需要注意的是，有人往往会滥用“范式”这个概念。范式不是方法，而是构成理论的方法之方法。如果对监管活动本身的逻辑结构和内涵缺乏认识，则往往不能在恰当的逻辑层次上合理地运用这个范畴。范式不同于模式，不是对所有的理论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一种知识体系的思想逻辑的回答，尤其是对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基石的价值论的思考。任何学科思想体系在历史过程中的形成和发展，总是首先在价值理论的逻辑层次形成主流的判断或规范，然后再在一般理论、分析方法中构成变革和发展。一旦某种价值理论问题的公理性基础假设得以确立，它就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支配学科思想的常规发展。所以，凡是不能够深入到价值论逻辑层次的思想，都不应被视作范式问题。
二、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呼唤监管范式的转换
引起范式转变的最切近的基础是实践的发展。在当代经济金融社会生活的巨大发展中，无论是金融现象还是作为其理论表现的金融学在内容、题材、方式和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监管方式、应对政策甚至监管范式也都要相应改变。
1.对金融监管范式的视阈拓宽根植于对现代金融的深刻理解和对金融理论模式宏观背景的考察。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特点是，它完全放弃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不去探讨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不去研究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有制的质的区别，千方百计去分析具体经济现象，甚至把经济问题归结为烦琐的数学公式。根据马克思的认识，社会财富增加的唯一途径就是产业资本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只有在促进产业资本扩大和效率提高的时候，才有正面的作用。而当金融资本过度挤占了生产资本的利润率和生存空间的时候，其自身的存在基础自然会受到动摇。一旦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则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现有金融监管范式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矛盾。此次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对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解释，如金融创新过度、资本家的贪婪本性、金融监管不力等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爆发的历次金融或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的形式，此次金融危机无疑再一次暴露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如果人们只是把矛头对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而不是针对金融体系本身，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只有自觉地反思、检讨当代整个文化、价值系统存在的病症，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危机的本质并找出相应的、有效的对策。否则，人们关于危机谈论得越多，离开危机的真相和本质就越远。
3.对金融发展的目的和目标的重新界定呼唤新的范式引导以重构金融价值体系。在过去三十年，金融业的自我发展逐渐背离了其真实本质。在许多时候，我们是为了发展金融而发展金融，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形式当成了内容。过度金融化使得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金融资产的增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脱离了实际需求。另外，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市场行为与金融监管目标也往往是矛盾的。现有的金融监管方式和技术手段只能把“内在的统一性”理解为“抽象的同一性”，无法把事物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外部表现正确地归结为事物本质自身中的内在矛盾，因而难以达到对本质的真正理解和把握。这样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本不可能真正揭示出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
4.对实在论的反思要在范式层面上对金融研究方法进行总体性把握。目前我们的监管方法主要还是科学主义的，而科学主义的实质就是实在论，其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二元论、独断论等形式。当代金融学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至大多数金融学家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和构建，似乎一旦没有了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证明形式，就不足以使人信服。但现实世界往往要比这些“完美”的模型复杂得多。金融危机是经济学主客二分和数理崇拜的代价，而所有这些弯路正是由于人们追求所谓“通天塔”的确定知识所造成的。
总之，要达到对当代金融的批判性理解，停留在西方金融理论的水平上是不行的。对我们来讲，转变金融监管范式是从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理性的历史实践和逻辑演进的真实反映。只有诉诸对既有学科范式的批判性改造，建立起新的理论范式，才能实现真正的监管目标。
三、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时机已经成熟
监管范式是通过思想、观念的力量来影响和控制监管活动的。正确的金融监管范式能够推动金融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方法论支撑。同样，落后的监管范式也会给金融监管带来消极和保守的影响。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型是对现代主义赖以成立的哲学基础进行重新认识和批判，以建立一种回归现实世界的、更具开放性和生动性的新的意识形态。显然，这种转型不仅是一种停留于过去范式下的修修补补，而是它呈现出了一种根本性、整体性批判和反思的理论态度，并标志着一种人类全新的价值取向和致思模式的确立。
现有的各种监管模式（如自由主义和管制主义等）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它们讨论的却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所谓监管方法都是一系列具有共同特征的制度化要素。而我们这里讲的监管范式的转变是对各种现有监管模式的层次上的超越，以达成更高的视野和境界。
传统的监管方式可以称之为结构主义方式。这种方式预设了一种理想状态，通过监管行为来使监管效果不断接近这一目标，这就难免简单化、机械化。结构主义方式强调技术与效率，忽视社会结构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互动对实践效果的影响，忽视金融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特征。而新的监管方式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融合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范畴体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结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人的存在方式截然不同的新的存在方式。我们也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当代范式转变的伟大意义。只要社会制度不改变，人们还将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这个金融资本的逻辑中，现有的生活方式就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金融学研究发生了一定变化。为了修正长期以来经济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设带来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偏差，金融学家尝试引入新的研究变量来解释金融现实。在行为经济学方法中，从个体到群体的选择，既包含着个体由于有限理性认知能力的界定，又包含着群体的社会网络复杂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中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对人类行为选择的限定。行为主义认为金融行为是通过主体的理解而社会地建构的。该方法修正了机械简单的决定论，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行为的社会性，加深了人们对金融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又出现了一些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需要监管范式的转型，而范式转型也符合新时期中国构建和谐金融的客观需要。当前，中国正面临金融转型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需要深刻反思监管范式的问题，推动监管思路和范式的转变。
诚然，中国的金融监管在标准化、精细化、信息化、国际化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领域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其先进方面，同时也要注意其根本性缺陷。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金融成长，国际金融监管界已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以全面丰富金融监管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使东西方监管文化更好地兼容。世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提供新的借鉴，也只有中国才有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有意义的东西。中国的金融监管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范式转型”的新阶段，即“引领创新”的阶段。显然，这种范式转变是中国金融监管自主性的必要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金融监管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竞争，进而推动中国金融监管走向世界并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
然而，要真正实现范式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金融业，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当然，这个“重新发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监管措施，而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进而构建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关系体。为了重新发现这个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金融业，我们必须在相关论题上作出我们的努力。
四、当前中国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路径选择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比基本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的确定更深层更重要。新的金融监管范式必须有效推动市场运行，并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来实施监管政策和保护措施。无论从国际经济金融背景，还是从金融自身演变趋势和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角度看，监管范式的转换都具有战略意义。
监管新范式的确立应坚持三个标准：一是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金融现象，全面认识金融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用辩证发展的眼光把握时代脉搏，主动应对新形势、新发展。三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倡经世致用的态度，推动监管工作有效提升。为此，我们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转变思维方式并认真加以研究：
1.对金融本质和监管行为进行深刻反思，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转换监管范式只有真正落实到转变监管理念上才能使监管发挥其应有作用。范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创新的演进过程。我们要在坚持“制度―社会结构―历史”的分析框架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实现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在采用多元的方法论的时候，一方面要广泛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提倡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另一方面要在充分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监管成果的基础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价值目标。金融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不变的状态。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是动态监管。新的金融监管范式不再是全球普遍适用的监管模版，而是针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模式，即便是在一个国家内，也可能根据其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而进行相应调整。
2.加强对人和人性的理解和关怀，加深对监管方式的行为主义理解。金融监管是调节生存状态的艺术和科学，带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和价值使命。新的监管范式应以社会相关成员的共同实践为准则，只有当它成为共同接受的价值信仰，才能真正发挥其革命性的作用。监管应努力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是对投资者权益的“适度保护”。监管者必须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所以要在监管者的目标中更加凸显精神目标的价值，防止市场逻辑支配整个生活方式和破坏人的生存环境。要重构监管者与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酿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监管者队伍要加强自身建设和监管文化建设，强化监管者的责任和伦理，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团队。
3.加快金融体制和其他配套制度改革，从整体上构筑持久的安全应对体系。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绝不仅仅是顶层设计和加强监管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市场效率、法律环境、监管模式等全方位的改革。良好的监管政策的实施取决于宏观经济结构和市场基础设施等外部前提条件。没有良好的金融生态，几乎不可能有良好金融机构的存在。除了金融部门自身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和健全风险管理制度等之外，未来来自更广泛的各类非金融环境，如法治意识、行政干预、政策性安排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各种影响。因此，应当从政策引导的角度去研究金融的发展定位问题，如何实行业态功能管理和统合监管模式，如何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和增强金融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