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管理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13 11:10:42
农业经济管理论文篇（1）
一、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
农业生态环境是指植物新陈代谢所依赖的气温、日照、雨量、地貌、土壤等气候、地理条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历史上，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比较差，对自然力的依赖比较强，所以，生态环境的优劣，对农业起源的发展起着相当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鄱赣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交接部的长江南岸，位于北纬24°29′14″-30°4′41″，东经113°34′36″-118°28′58″之间，现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平均年降雨量在1000-1200毫米左右，湿度大，气温高，无霜期长，一月份气温在0℃上下，七月可高达30℃以上，平均气温高于15℃的持续日为175天左右(2)，丰富的热量资源和水资源为水稻等喜暖作物的栽培提供了优越的气候条件。
关于这一地区商周时期的气候状况，史书缺如。竺可桢对我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化进行研究后指出，夏、商时期，华北地区的气候跟现代有差别，年平均气温比现在略高2℃(3)。近年来，自然科学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华北地区出土的动物骨骼种类鉴定和对植物及其花粉孢子的分析测试，其结果正好与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成果相一致(4)。这一成果同样适用于赣鄱地区的古气候研究，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在商周时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约高2℃。自然科学工作者认为，某一区域年平均气温下降2℃，就等于将该地向北推移200-300公里，相反，若上升2℃就等于将该地向南推移200-300公里(5)。据此，在商周时期，
华北地区的气候应该与今天的长江中游地区差不多，属亚热带气候；依此类推，赣鄱地区商代的气候就大致与现在珠江流域相近。新中国的考古资料印证了这一推断：地处长江下游、杭州弯附近的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中的出土物，经孢粉分析推测，这里曾"生长着茂密的亚热带绿叶阔叶林"，主要树种有樟树、枫香、木考、青岗、山毛榉等，林下地被层发育，蕨类植物繁盛，有石松、卷柏、水犀骨、瓶尔小草，树上缠绕着狭叶海金沙。海金沙现在只分布于广东、台湾、马来西亚群岛、泰国、印度、缅甸等地"(6)。根据对上海崧泽遗址的孢粉分析研究，在公元前三千纪时，长江下游的气温比现在高1-2℃(7)，这种湿热的气候条件适宜于南方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
赣鄱地区地理条件优越，三面环山，北靠长江，形成了一个向北开口的巨大盆地，发源于周围山地赣、信、抚、修、袁等五大水系穿过盆地，汇入鄱阳湖，流入长江，在盆地中部构成了一个发达的向心式水系，河流众多，水网密布，湖沼星罗棋布。鄱阳湖在当时称彭蠡泽，在都昌松门山以北，松门山以南的湖区地势低缓，河沼湖泊密布，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盆地的中部、北部、地势平缓，土地为黄壤或红壤，有机质含量可达5%-10%，天然肥力较高，灌溉便利，是理想的农耕之地。《尚书·禹贡》在评述九州土壤条件中，把荆州的土地列为下下等，扬州为下中等，皆为涂泥之地。其实，这种划分并不科学，是其作者对南方的土壤缺乏认识的偏见。因为当时南方气候温暖湿润，种植水稻，一年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田中蓄水，这就是所谓的"涂泥之地"，对种植旱地作物来说，确实不宜，将其归为下下等。南方的耕作方式与北方通行的旱地耕作方式不同，南方的耕作方式是"火耕水耨"，所谓"火耕水耨"，据《史记·平准书》应诏注："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水稻生长期间，田间蓄水，杂草踩入泥中自然腐烂，作物收获后，秸秆还田，放火焚烧，又是极好的有机肥，北方人不懂得"火耕水耨"是对南方水田耕作方式的描述，错误地理解为生产力和耕作方式落后的一种表现形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南方的这一生产方式作了公允一些评价："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赣鄱地区优越的农业生态环境，为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这一地区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先决条件。
二、农业起源
农业起源是一个全球性的研究课题，一般来说，农业起源是与新石器时代的出现同步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实质上是农业革命。
人类的原始农业，起源于人类对野生植物的驯化。赣鄱地区正好在中国稻作农业区，因而这一地区农业的起源自然就与水稻的起源联系在一志。关于水稻的起源，至目前为止，学术界已基本取得一致意见，认为起源于中国本土，至于起源于什么地方，则有云贵高原说(8)、华南说(9)、长江下游说(10)、黄河下游说(11)等4种不同的意见。黄河下游说主要是依据文字训诂，缺乏考古学、生物学方面的证据，赞成者极少；云贵高原说，主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根据云南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及丰富的野生稻资源来论证，但缺乏考古学方面的证据；长江下游说则更多地依靠考古学的材料以及文献记载中野生稻存在的史实来论证，应该是有说服力的，但也有人提出，考古学有一定的偶然性；华南说主要依据的也是生态学方面的证据和野生稻广泛分布的现状，但缺乏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总体上说，后三说的地点都集中在适合水稻生长的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来寻找中国稻作的起源地，争论各方都有其立论依据，但都还不够充分，以至形成鼎立局面。严文明先生在综合各家意见的基础上，从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古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方面作全面考察，提出水稻起源多元论学说："既然适于栽培的野生稻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等许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么栽培稻也就可能在许多地方较早地独立发生。中国的水稻固然不必到外国去找根源，而中国本身也不必只有一个栽培稻起源的中心"(12)。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很有见地，切中要害。
赣鄱地区气候、地理条件优越，适宜野生稻生长。东乡县至今仍有野生稻，经鉴定，系现代栽培稻的祖本(13)，说明在比现在气温略高的新石器时代，这一带很可能生长着成片的野生稻，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原始先民们很有可能在渔猎经济时代，已熟悉、认识并开始采集、食用野生稻，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长期采集野生稻的过程中经过仔细观察，逐步发现、认识了野生稻的生长规律，经长期的经验积累，将分散的野生稻移栽到住地附近，集中管理，掌握了驯化、栽培它们的简单知识，开始有意识地照料住地附近某一片野生稻。从简单地采集野生稻穗、到有意识地照料、再发展到人工移栽，很可能是赣鄱地区先民稻作农业革命的三步曲。
赣东北的万年县离东乡县不远，境内有一处属于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之交的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1993-1995年北京大学、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安多沃考古基金会组成中美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二个年度的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标本，采集了一批供科学研究的样品。对该遗址采集样品进行孢粉分析，结果表明，禾本科花粉在仙人洞遗址普遍存在，自下而上数量明显增加；对吊桶环遗址进行植物硅酸体细胞分析结果表明，早在12000多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这里的居民已开始采集附近的天然野生稻，到新石器时代初期，已出现了栽培稻，对野生稻的驯化从距今10000年一直持续到7500年前后，此后，栽培稻完全取代野生稻。这一系列考古遗迹、遗物，充分证明江西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之一(14)。遗址中还出土了石斧、石斫、骨铲、石磨盘、磨棒等与农业生产、谷物加工有关的生产工具及一定数量的原始陶片，可以辩明器型的有作为炊器的陶罐(15)，也从一个侧面支持这一鉴定结论。一般都认为陶器是与原始农业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农业产生后，由于农产品的丰收，人类需要缸、瓮、罐等器具来贮藏粮食，由于粮食产品的剩余，人类开始酿出了醇香的美酒，从而推动了壶、觚等酒器的制造，这一切都表明，陶器的发明、发展与原始农业息息相关。安志敏先生认为："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农业，然后再发明陶器"(16)。
三、农具
生产工具是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化形态，是认识该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农业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工具改进和革新，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前提。吴城文化诸遗址出土了大批农具，按质料来分，有铜、石、骨、木、陶5类，按器种来分，有起土、中耕、收割、3类12种：
1、起土农具，有犁铧、耒、耜、锸、铲、锛、7种。
1）青铜犁铧2件，新干大洋州出土，三角形宽体式，两则薄刃微弧，三角形銎，銎部正中有一穿对通，以系钉固定犁铧，两面饰三角形云纹。标本342，长10.7，肩阔13.7，銎高1.9厘米，两刃夹角65°，犁面与犁背夹角10°；标本343，长9.7、肩阔2.7、銎高1.6厘米，两刃夹角65°，犁面与犁背夹角10°(17)。这种犁与新石器晚期以来江南地区流行的三角形石质破土器相类似，它的出土，说明过去人们把三角形石质破土器推定为石犁的推论是正确的(18)；李学勤先生还据此推定1973年山东济南拣选出的1件青铜犁铧是商代遗物(19)。
据季署行先生研究结果，像新干出土的这种犁面与犁背夹角为10°的犁铧在南方水稻田中耕作，所需牵引力约为2.6-7.8公斤(20)，在一个人正常的拉力范围内，也就是说这种犁的出土，并不能说明当时已产生了牛耕，只能作为产生了犁耕的证据，而且这种犁耕也是很原始的，因为它还没有与之配套的犁壁，只能松土、破土，不能翻土，不能有效提高精耕细作的程度，因而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犁耕。不过，这种犁的发明和使用，还是农具技术史上的一项重大革新，因为铲、耒、锛等农具对土地的作用力是垂直力，利用杠杆原理将土翻起；犁对土地的作用力是水平力，是后世犁耕技术发明的技术基础，其工作效率远比耒、铲要高："一人聀耒而耕，不过十亩"（《淮南子·主术训》）。"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汉书·食货志》）。
由此可知，汉代牛耕是耒耕效率的16.5倍。贵州黎平县侗族有木牛，即人拉犁耕作，据调查，木牛的工作效率是锄耕的2倍(21)，这种效率可能比较接近商代的实际。2）青铜耒1件（标本346），新干大洋州出土，背面无纹，椭圆銎，銎口有箍，双扁齿，其中一齿在使用中已残损约1厘米，通长12.7，齿距8厘米。耒是一种起土农具，有单齿、双齿之别。《周礼·考工记》云："车人为耒，?长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缘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内，六尺有六寸，与步相中也"，"坚地欲直?，柔地欲句?，直?则利推，句?则利发"。
3）青铜耜、木耜各一件。青铜耜1件（标本347），新干大洋州出土，三角形宽体式，平面呈梯形，平肩，刃微弧，正面中部拱起，背面平齐，形成纯三角形銎，有一穿对通，正、背两面饰三角形云纹组成的简体兽面纹，长11.5、肩阔15.2、刃宽9.1厘米。《周礼·考工记》云："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三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圳"。该书成于战国，当时的尺度，据传于1931年在河南省洛阳金村古墓中出土一铜尺，现藏南京大学，铜尺长23.1厘米，五寸正好是11.5厘米(21)，与新干出土实物相印证。樟树市吴城商代遗址出土1方较为完整的石耜范，标本75T8②：821，长17.5厘米，宽13厘米，柄长4厘米，灰白色粉砂岩质，身近梯形，微弧刃，中脊凸出，柄呈扁椭圆，近刃部一端，一侧有浅凹槽，近柄端两侧也有斜形凹槽，型制与新干青铜耜完全一样(22)。木耜1件，九江县神墩商周遗址商代水井中出土，长88厘米，有直柄，前端呈方形(23)。这些实物的出土，说明耜这类农具在赣鄱地区有着比较广泛的使用。
《易·系辞》云："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东汉的许慎把耒、耜说成是同一种农具："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也"(24)，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后世注家多沿用其说。徐中舒先生在《耒耜考》一文中，力辨众谬，指出"耒与耜为两种不同的农具，耒下歧头，耜下一刃，耒为仿效树枝式的农具，耜为仿效木棒式的农具"(25)。这是很精辟的见解，新干所出青铜耒、耜以实物证明这一推论的正确性。在商代，耒、耜的确是两种不同的农具，而且也是两种主要的起土农具：
"修耒耜，具田器"（《礼记·月令》）。
"古者剡耜而耕"（《淮南子·汜论训》）。
"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吕氏春秋·任地篇》）。
4）青铜锸2件，新干大洋洲出土，分两式。I式（标本345），正方形扁平体，圆角平刃，口薄，正面拱起，背面平齐，銎口正中一孔，长13.1、肩阔14、刃宽11厘米。这是湖北盘龙城二里岗期长方体锸到晚商U形锸之间的过渡形制。II式（标本344），平面呈U形，双肩稍耸，弧刃，正面拱起成弧形，背面平齐，銎口正中处有一圈云纹，长11.5、肩阔14.8、刃宽11厘米。这种凹口锸是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锸的基本形制。新干大洋洲同时出土两种型制的青铜锸，说明锸这种农具在商代的吴城地区已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其形制在使用中得到了改进、发展。锸，到汉代仍然是一种广为使用的起土农具，《汉书·沟洫志》云："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描绘的是人们用锸兴修水利的劳动场面。
5）铲，有青铜、石、木三种质地。青铜铲12件，分三式。
I式，方銎方肩铲，南昌市郊出土，銎部饰一周凹弦纹，呈梯形，刃部宽于肩部，刃微弧，通长6、刃宽4厘米(26)。II式，方銎溜肩铲，新干大洋洲出土（标本360），溜肩方体，方銎，銎口有箍，銎直通铲体近刃部，刃微弧，略有残损，素面无纹，残长14、刃宽10厘米，这是中原地区比较常见的铲式样，是中原地区主要的挖土工具之一，比较流行。
III式，圆銎溜肩铲，共10件，铲体呈圆形，椭圆銎，銎口有箍，饰一周带纹，銎伸入铲体中部，平刃微弧。
6）青铜钁1件，新干大洋州出土（标本377），方銎长体，銎口有箍，双面饰索状燕尾纹一周，銎长与体长相等，双斜肩，平刃，通长14.8、肩阔5.7、刃宽2.6厘米。它基本上具备了的主要特征：长身、窄刃，长宽之比约为三比一，侧视为等腹三角形（楔形），平口刃，顶中空，銎口长方形。据陈振中先生研究，商周时期的青铜主要有长矩形、凹形、横銎三种形体，均作长方体(27)。标本377为分段有肩式，是类器的另一种形制，它很有可能是吴城地区有段石锛的变体。是一种起土和松土农具，《说文解字·金部》云"，大锄也"。《论衡·须颂篇》云"以耯凿地"，"或以耯平而夷之"。
7）锛，分青铜、石两种质地，青铜锛12件，吴城(28)、都昌、新干大洋洲等地均有出土，大洋洲标本357，作长方体，断面为梯形，微束腰，宽刃，正面呈弧形，背面平直，正背面近銎部饰简体兽面纹，长9、刃宽3.5厘米。吴城、大洋洲、德安石灰山(30)等商代遗址中还出土过数方石质、泥质锛范，说明青铜锛是吴城文化中一种广为使用的农具。有段石锛是赣鄱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广为使用的一种农具，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遗址，必定有石锛出土，是本区富有地方特色的器种。
2、中耕锄草农具
中耕锄草农具有铲和锄2种。
1）铲，有青铜、石两种质地，石铲在各遗址中均有出土。青铜兽面纹铲，1件，新干大洋洲出土，椭圆銎，銎部饰双目纹组成的简体兽面纹，溜肩平刃，铲面近方形，通长17.8、刃宽13.4厘米，这种铲体薄质轻，不宜作起土工具，可能也是一种中耕草农具。
2）石锄1件，德安石灰山出土，呈上窄下宽的扁平梯形，宽弧双面刃，长13、刃宽8厘米。
3、收割工具
收割工具有镰、铚和刀3种。
1）镰，有青铜、石、陶三种质地。青铜镰5件，新干大洋洲出土，标本371，薄体平勾，前锋下勾，近内端有一圆穿，正面近背部有脊，背面无纹，刃部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石镰，各遗址均有出土，大致可分为长条形、新月形二种，有双面刃、单面刃之别，多数为青石质，打磨光滑，微弧，中部起脊。
陶镰，吴城遗址第六次发掘时出土2件，模制，形体与石镰相近。模制陶镰的出现，值得注意，因为模制的目的在于批量生产，虽然仅仅发现2件，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一定比较流行，是当地广为使用的一种收割工具。
2）青铜铚1件，新干大洋洲出土，长方体，素面，体甚薄，两边直，刃微弧，近背脊部有并排的长条形穿3个，脊部有明显的柄、把挟持痕迹。是收割农具，《说文·金部》云："铚，获禾短铁也"；《释名·释器用》云："铚，获禾铁也。"陈振中先生认为，铚的使用方法类同于现在的爪镰，即在铚体上铺垫几层纺织物，再在双孔上穿上一个布制或皮制的套环，使用时，将右手姆指伸入套环，用左手握住禾穗，再由右手用铚的刃部把它割断(31)。3）吴城文化有一种穿孔刀，有青铜、石、玉、陶等几种不同质地，长条形、马鞍形、长方形三种型制。青铜带柄长条形刀是手工工具或武器，不适宜作农具，可以排除在外。
马鞍形、长方形刀一般说来是农具，安志敏先生认为它们是农具："大体说来，直刃的是农具，也可兼作切割用；凹刃的是专作农具；凸刃的则作切割用。"两侧有缺口和穿孔的，可能是在背部缠以皮革或绳索，系成套环，便于插入手指以增加使用的方便，它们主要是作农具用的"。马鞍形玉刃出土1件，马鞍形陶刀，吴城文化各遗址均有出土，总数在150件以上，一般是肩宽大于刃宽，单面刃，器身中部近肩处有两圆穿。
石刀则更多，可以分为马鞍形、长方形、半月形和梳形4种型制：
I式，马鞍形，是最为常见的型制，吴城各期文化中均有此类刀出土，它们的区别在于二期的刀束腰。吴城标本93HT：1，砂岩质，残长3.5、宽4.6、厚0.4厘米，脊部弧度不大，单面刃，肩宽大于刃宽，器身有双孔，通体磨光。II式，长方形，肩部、刃部宽度大致相等，体近长方形，单面刃，器身中部近肩处有两圆穿。
III式，半月形，德安县陈家墩标本94陈采：18，青石质，双孔，残长5.7、宽4.4、厚0.4厘米(32)。
IV式，梳形，陈家墩标本94陈采：17，青石质，残存双孔，表面精磨，残长4、宽3.7厘米。吴城文化的青铜农具种类繁多，包括开荒起土（犁、耒、耜、锸、铲、、锛）、中耕除草（铲、锄）、收割（镰、铚）等农业生产全过程所必须的农具，像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铲、锸还可分为二式或三式，说明青铜农具在社会生产需要的推动下，改进得很快；吴城遗址中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农具范，很可能是当时重要的青铜农具铸造地点。考虑到商代已对瑞昌铜岭的铜矿进行了大量开采，有了高超的冶铸技术，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在商代大量使用青铜农具具备了物质技术保障。另一方面，也具有社会生产需要推动的外部动力，中原地区，土地肥沃，土壤中含有丰富的腐殖质，土质疏松，易于耕作，木、石、骨、蚌质农具也可以胜任，相对说来，对青铜农具的需求就不是那么强烈；江南地区，"涂泥多草秽，而山出金锡，冶铸之业，田器尤多"(33)，耕作难度大，使用木、石、骨、蚌质农具，劳动生效率比较低，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自然会利用便利的铜矿资源来铸造青铜农具以提高生产率，也就是说，吴城地区已具备了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物质技术条件，也有了社会生产需要的推动力。新干大洋洲大批商代青铜农具的出土，尤其是耒、铲等农具均在使用中被严重磨损，以实物证明这一地区在商代确实已经大量使用了青铜农具。
四、农作物种类
商代江西先民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同时也兼种花生、葫芦、菱角等经济作物，以满足他们生活多方面的需要。
1、水稻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经人类长期栽培，现在已传播到各大洲。在亚洲，稻谷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的90%以上，而亚洲的大国中国和印度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稻谷生产国、种植国。其中，中国的稻谷产量占全球的40%，为世界之冠。我国南方的赣、浙、苏、沪等15省、市，气候条件优越，适宜水稻生长，是水稻的主要种植区域。水稻对水源和光照的要求非常高，每棵稻每日需要水份5.6-20.4毫升，一般要求气温在25-33℃，在扬花至成熟阶段，理想的太阳辐射强度是每平方厘米250-500卡，是一种既受地理气候条件限制又需要精耕细作的农作物。
赣鄱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地势低平，河网稠密，湖港众多，灌溉便利，种植水稻，历史悠久。赵志军在对万年吊桶环遗址采集标本进行植物硅酸体细胞分析后指出，当地先民在距今7500年前后已完成了对野生稻的驯化，开始了真正意义的栽培稻种植。据笔者粗略统计，已在修水县山背(34)、永丰县尹家坪(35)、樟树市樊城堆(36)、新余市拾年山(37)等9处江西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稻谷及稻秆遗迹。也就是说，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江西地区就已形成了以水稻为主要作物的农业传统，商代先民已普遍种植水稻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2、花生
花生在我国种植的历史比较早。新石器时期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就曾出土过炭化的花生种子(38)，与该遗址年代大致相当的修水县山背跑马岭遗址中也出土了4粒炭化的花生种子，表皮及心呈黑色，椭圆体，其中较大的一粒长11、宽8、厚6厘米，最小的一粒长9、宽6、厚5厘米。吴城文化诸遗址中虽然未见出土，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产生的传统种植业必定被继承下来，时至今日，江西仍然是我国花生的重要产区之一。
3、葫芦
葫芦遍布世界各地，是一种很早就被认识和食用并被人工栽培的作物(39)，老葫芦的木质外壳可以用作容器或鱼网的游子(40)，野生葫芦的果肉味多苦涩难尝，一般需经人工栽培后才逐渐成为蔬食之物。葫芦在江南史前遗址中出土较多，河姆渡、属马家浜文化的浙江罗家角遗址、属良渚文化的浙江杭州水田畈遗址、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和江苏吴江龙南遗址中均有发现。九江县神墩商周遗址中出土了炭化的菱角和葫芦，德安县陈家墩遗址中出土了炭化菱角，表明商代赣鄱地区已种植了葫芦、菱角两种经济作物。
五、农业经济模式与文明进程
一定的文明水平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条件和人口规模适应，吴城文化时期的生产水平已进入人力犁耕阶段或通常所说的耜耕阶段。据民族学家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种植调查，人力挽犁的收获量为播种量的15倍左右，如遇到病虫害和天灾，则达不到这种水平(41)。江西商代农业产量当去此不远。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缓慢地扩充耕地，可以导致粮食总产量的持续增加，从而养活更多的可以脱离农业生产的上层统治者和从事兵役、劳役、制陶、冶铜、琢玉、编织、商业、宗教等活动的非农业人口，加之青铜农具在一定范围内的普及和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率，为吴城文化在二期迅速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我们对吴城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要有一个客观的估计。江西属于稻作农业区，水稻对水源和光照的要求都非常高，生长期间，田间蓄水时间要延续三至四个月，当水源不足或森林稠密时，就无法种植。这样一来，在采用人工灌溉以前，其产地就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只能集中在河湖溪旁低洼之地、河流下游的冲积平原或沼泽周围，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描述南方土地利用的状况时说："深广旷土弥望，田家之耕，百之一尔，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后为田。苟肤寸高仰，共弃而不顾"。耕作状况是："其耕也，仅求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即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耕耘，一任于天。"江西大部分地方是山地、丘陵，多为酸性淋余土，适耕性差，山多林密，水面广，洼地多，也给大规模开发带来许多困难和问题，缺乏华北那样广袤的平原，农田灌溉设施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重要的或先决的条件，大面积地砍伐森林，为水稻田清除荫蔽，兴修灌溉工程，保障稻田供水，这些都是青铜时代的木、石和骨质农具所无法胜任的，青铜农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这就决定了该地区农业虽然出现很早，但要达到大规模开发阶段则远比黄河流域困难，需要有一个更长的发展过程，直到汉代南方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牛耕推广后才由可能变为现实。
江西地区的自然地理特点和农业耕作方式决定了这里的人们在铁器推广之前的商周时期只能在赣江中下游的河谷或湖泊周围的平原上发展自己的文化，也就是说，吴城文化被限制在赣江及其支流两岸的河谷和中下游冲积平原这一不大的范围内，众多的族群分散在山林溪谷、河湖沼泽之间，交通不便，自然的障碍将古代的文化分割在一个一个小的区域中，各小区因面积不大，所能供养的人口和社会剩余产品也很有限，相互之间虽然存在互相影响，但往来不便，交往不多。对于统治者来说，传达政令、征集赋税和遥役均极为不方便，也就是说，这一地区要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发展到文明社会比较困难。童恩正先生从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国南北方文明发展轨迹进行比较后指出，稻作农业是一种分散性的经济模式，经济上的分散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分离，居民缺乏协作意识，满足于以家庭为中心的原始社会，南方地区在先秦时期最多只能独立发展到酋邦(42)。
吴城文化二期的突然繁荣，当是外部条件刺激的结果，直接原因是与中原商王朝以铜为中心的边境贸易。当地统治者通过以铜为中心的贸易活动大量积聚财富，在商业交往的过程中，接受了商人的礼仪制度和先进文化(43)。吴城文化二期城墙修筑的规划者、组织者，新干大洋洲商代器物群的所有者，瑞昌铜岭商代铜矿采矿的组织、管理者，就是吴城文化的主人或统治者，那些筑城的劳动大军、采矿工人和其它手工业劳动者及为他们提供给养与物资的农民便是被统治者，两者构成了吴城文化的两个对立的阶段，吴城与赣江流域其它聚落也有明显的差别，吴城是这一地区的中心聚落；作为文明诸要素的青铜礼器、文字、城墙、贫富分化等在吴城二期均已产生，从而步入文明社会，出现了以吴城为中心的强大的政治集团，与中原商王朝抗衡，成为一支与中原王朝并行发展的南土青铜文明(44)，这一文明是在中原商文明启发下产生的，或者说是受到殷商青铜文明的直接影响而形成的，两者在主要青铜礼器的类别、纹饰和造型诸方面都保持了较多的相似性；陶文也属于中原象形文字系统。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王权、神权、军权地位，兴建高大的城墙，大规模开采赣北瑞昌铜岭铜矿以供应与中原商王朝的铜矿贸易需要，铸造青铜器以满足祀与戎的需要，促进了社会追求青铜冶铸业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青铜手工业的畸形发展，也加重了人力、物力的非生产性浪费和负担，无助于全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给农业生产加上愈益沉重的负担，阻碍了生产力继续发展。由于农业大规模普及受到很大限制，农业单产不高，社会剩余产品也不够丰富，要长期支持更大范围的城市和国家，难度比较大，再加上商代晚期殷商王朝国力衰落，吴城与中原之间以青铜为中心的贸易中断，吴城文化经历吴城二期短暂的兴盛之后便迅速衰落，退回到原始的状态，西周、东周时期仍很落后，至一千年以后的西汉初年，江西的总人口才35万，不到全国的6‰，且大部分集中在赣江中下游平原。
注释：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中译本。
（2）《中国农业全书·江西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
（3）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
（4）参照周叔昆等：《对北京市附近两个埋藏泥炭沼的调查及其孢粉分析》，《中国第四
纪研究》1965年1期；贾兰坡等：《桑干河阳原县丁家堡水库全新纪中的动物化石》，《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4期；叶祥奎：《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的龟甲》，《藁城台西商
代遗址》19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陈报章：《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八千年前稻作遗存的
发现及古文化生态学研究》，《农业考古》1998年1期。
（5）参照程洪：《新史学一年来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2年6期。
（6）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
年1期。
（7）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35页。
（8）刘子明：《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发展》，《遗传学报》1975年第二卷第1期；汪宁生
：《远古时期的云南稻谷栽培》，《思想战线》1977年1期。
（9）丁颖：《中国稻作之起源》，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1949年第七号；童恩正：
《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2期。
（10）闵宗殿：《我国栽培稻起源的探讨》，《江苏农业科学》1979年1期；杨式挺：《从
考古发现试探我国水稻的起源演变及其传播》，《农史研究》第二辑，农业出版社，1982年
。
（11）李江浙：《大费育稻考》，《农业考古》1986年2期。
（12）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1-2期；《再论中国稻作农
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2期。
（13）陈活龙：《东乡野生稻情况初报》，《农业考古》1990年2期。
（14）彭适凡：《东亚水稻农耕摇篮地之探索》，赵志军：《稻谷起源的新证据—对江
西万年吊桶环遗址出土的稻属植硅石的研究》，均见《农业考古》1998年1期。
（15）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
年1期。
（16）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6年1期。
（1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
》1991年10期，下文中提到新干大洋洲的文物，均见此。
（18）余振危、叶万松：《试论我国犁耕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1年1期。
（19）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年10期。
（20）季署行：《“石犁”辨析》，《农业考古》1987年2期。
（21）宋兆麟：《木牛挽犁考》，《农业考古》1984年1期。
（22）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7期。原报
告称之为钺范，1989年新干大洋洲青铜耜出土后，这一错误认识才得以纠正。
（23）江西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九江县文物管理所：《九江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
古》1987年4期。
（24）《说文解字·耒部》。
（25）徐中舒：《耒耜考》，《农业考古》1981年1期。
（26）江西省博物馆、清江县博物馆：《近年江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物》1977年9
期。
（27）陈振中：《殷周青铜》，《农业考古》1986年1期。
（28）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7期；江西省文
物考古工作队、清江县博物馆：《清江吴城遗址第六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江西历史文物
》1987年2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樟树吴城遗址第七次发掘简报》
，《文物》1993年7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
第八次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1期，下文中提到吴城遗址的遗物、遗迹均见此。
（29）唐昌朴：《都昌出土商代铜》，《考古》1976年4期。
（30）江西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德安县博物馆：《德安石灰山商代遗址试掘》，《东南文化
》1989年4期。
（31）陈振中：《殷周的铚艾——兼论殷周大量使用青
铜农具》，《农业考古》1981年1期。
（32）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陈家墩遗址发掘简报》，《南方
文物》1995年2期。
（33）《周礼·考工记》。
（34）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修水山背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2年7期。
（35）江西省博物馆等：《永丰县尹家坪遗址试掘简报》，《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2期
。
（36）清江县博物馆：《江西清江樊城堆遗址试掘记》，《考古学集刊》第二辑，社会科学
出版社，1981年。
（37）江西省文物考古工作队、新余市博物馆：《江西新余拾年山遗址农业遗存》，《农业
考古》1989年2期。
（38）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
60年2期。
（39）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良渚文化论坛》1999年第一辑。
（40）游修龄：《葫芦的家世-从河姆渡出土的种子谈起》，《文物》1977年8期；《青浦福
泉山遗址出土的种子的鉴定》，《考古学报》1990年3期。
（41）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社，1987年。
（42）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5
期。
（43）彭明瀚：《铜与中原王朝南侵》，《江汉考古》1992年2期；彭明瀚：《试论铜对商
农业经济管理论文篇（2）
摘要:在国家大力扶持下，我国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农业经济管理模式也正朝着信息化之路发展。本文主要立足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现状，探讨了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的策略，以期为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快速、平稳发展建言献策。
关键词：农业经济;经济管理;信息化
当前，我国加大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扶持力度，以实现城市反哺农村、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全面进步。随着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经济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农业的现代化、科技化、信息化水平越来越高。信息科技在农业经济管理领域的普遍推广和应用，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农业生产技术创新。
1、影响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的主要因素
1.1农业市场与生产要素信息化。农业市场信息化主要包括两方面，即农产品、生产资料。在农业经济管理中实现信息化管理，不仅能够及时、准确地给广大农民提供农业生产信息，而且还能给社会提供物美价廉的农产品，从而提升农业市场的针对性，继而为实现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1.2农业科技与农业资源信息化。农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是以大量农业技术人才作为坚实的后盾。因为农业科技信息化的实现，需借助农业现代新技术的应用和传播，只有加强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才能促进农业科技信息化的发展农业资源信息化的主要原理就是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对农业的相关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等，从而为农业生产提供专业化与现代化的服务。
2、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应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农村地区经济管理工作已经逐步走向推进信息化建设，但是信息化水平低，系统不完善，信息资源利用程度低，这些问题严重限制着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发展。农村地区的网络资源建设不完善，许多农民虽然也开始使用手机和网络，但是由于大部分农民对网络资源的需求较小，而网络的使用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农村地区的网站访问量不足。同时农业信息资源配置不足，信息资源不能满足农民需求，农村地区的信息设施建设更多关注在硬件设施建设，忽视了软件开发和信息资源更新。农业网站上的信息多是为满足职能部门需求设置和更新的，而真正的信息使用者，如农民、个体经营者、企业、中介组织等无法从网站上获取对自身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一般是从其他网站上转载过来的时事新闻，能够充分反映农业科技发展、市场发展方向和当地经济发展政策的信息较少，其中具有地方发展特色的信息更是少之又少。上述问题从不同方面影响着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应用的发展，限制了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3、提升农业经济信息化管理的对策
3.1在政府主导下构建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库。我国农业生产以及经营主要依靠传统的运输机械和人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传统的机械设施已满足不了当下的农业生产需求，给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带来一定的制约性。由于人民群众的资金力量比较小，政府方面应给与扶持和帮助，建设信息化作业区、加大信息机械的使用培训，打破信息化建设人才匾乏的局面，促进我国农业经济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农业信息化建设依赖于信息资源的发展，在推进信息资源的创建及更新方面，应当首先从农业管理部门出发，统一建立信息资源库，促进农业经济部门之间信息的交流与共享，构建统一的信息标准和方式，推进农业经济信息的集成，推进涉农数据的及时更新与兼容。同时农业信息还需要从采集角度出发，从农业信息数据中充分挖掘农业经济发展最需要的资源，推进信息采集工作的发展。
3.2建立农业经济管理信息服务体系。想要实现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建立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服务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在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中，政府部门应在对农业划分的基础上之上，建立信息服务体系，并以农业经济管理模式为主，提供农民需要的服务，其中包括信息技术在生物工程方面的使用、栽培方面的使用以及技术、管理方面的使用、精细化测土配肥服务以及作物营养的区别诊断、定向式农技培训服务等，以便相关管理人员查询与参考，继而为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铺设好道路。
3.3加强农业从业人员的培训与教育。提升务农人员的信息化建设素养，是保证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质量的主要方法与手段。因此，相关部门应对务农人员进行定期或长期的信息化建设培训，以及专业化的信息技术指导，并且对务农人员的学习成果进行定期的考核，以便全面提升务工人员的整体信息化建设素养。同时，还要构建合理的人才引进机制，形成人才发展战略，利用制度保障农业信息化人才的基本发展需求，培养具备信息专业水平及农业经济管理能力的综合性人才，推进信息资源建设及信息系统开放，保障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工作的有序开展。
3.4建立农业信息化管理示范基地。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农业经济信息化管理建设，相关部门应建立农业信息化管理示范基地。并请一些相关的专家对病虫害技术、技术实施与田间记载、图片资料与人员培训、规划与管理等进行专业化的指导。做好粗耕、机耕、移栽、免耕等试验，实施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推广无害化生物防治技术然后组织农民进行现场观摩，使农民学习先进的栽培技术，树立轻简节本理念，掌握农产增值点，提升其对农业种植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师渊超.提升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措施[J].北京农业，2014(33)
[2]田丽荣.对于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提升的研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4(35)
农业经济管理论文范文二：农业经济管理现状与发展趋势
在我国相对来说工业化还没有发达国家进步，经过发达国家的证实，工业化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大多数的劳动力还是会在农业中就业，工业的发展还是要依附在农业发展上，农业为工作化提供一系统的任务。工业化慢慢发展到了中期后就成国国民经济最主要的部分了，农业就显得没有工业那么重要，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慢慢拉开的距离，由于工业慢慢发展不断在增强，具备了弥补农业的能力时，又能不断调整自己自身的不足，更全面的使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扶持，促进城市与农村的协作发展。新中国后我国建立起相对较完整的工业系统、城市系统和国民经济系统;为农村与农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农业为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奠基石。是农村为城市发展给了巨大的帮助，与支持，是我们新中国的农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总的来说，中国在工业方面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已经具备了完全自己发展的能力，农村和工业化进入了明显的加快发展阶段，城市可以完全支持农村的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以工业为主来协助农业发展，以城市带动农村的时期。
1农村土地流转的必要性
为了与国际相结合，中国近几年都在很积极的参加国际上的竞争中去，加入国际后，我国经济在各个领域都向世界展开，农业在我国是相对发展落后的产业，但也要和国际上其它国家来竞争，国外的农业早期就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和机械化，在生产力与质量方便大大的提高了品质的保证，这是我们国家在农业方面所欠缺的。由于我国多数都是家庭作坊，使得品质以及生产资本不能很好的去控制，这使得我们在农业上面没有很大的优势，在各国家不断的竞争下，我国农业提高的空间极期有限。这使得我国农业一直处在不好的处境当中，影响到我国经济问题。因此当前首要任务是解决农业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所在就是农业产权制度上面，其最主要的就是农村土地流转。在我国市场机制中，增添土地这一生产要素是极其关键的，我们要使农村的土地自由的流转得到资源合理并有效的利用起来。
1.1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
日前，农户自由流转、村集体统一组织调整和流转、建立土地银行或转包公司实行抵押流转是我国的农地流转主要的三种方式。当中，最为普遍的属于前两种，最后一种只在少数地区试用了。农地使用权转让、农地使用权转包和农地使用权互换三种形式是农户自由流转的一部分。村集体组织要协调发展，不断发展第二、三产业，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得城市地面极具紧张，这样一来农村土地就相对要转化为一部分给非农用，加之近些年来在我国迅速发展的房地产，土地价格一路上涨。以至于现在农民开始将土地作为商品和财产，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将土地转让，农民的这种行为使得土地的流动变得更加困难。
1.2促进农村土地流转
当农民的权益受到伤害时，他们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维护自己，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自身知识的缺乏，以及对法律的不认知。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处境下，农村土地要归为市场经济当中，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使得国民经济得到进步，使得土地得到充分的利用。随之农民作为劳动力也要参与进来，更多的是要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来使得自己在竞争中能更好的占居一席之地，近年来我们越来越重视农村的发展教育事业，使得城市与农村缩小它们之间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稳定的提高。我国土地制度不断的在探索新的制度，来完善这一制度，当旧的制度效益用尽后，我们要积极探索新的方向来使我们的利益最大化。而我们最新探索出来的改革路径就是土地流转，即使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大体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土地如果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就必须要在市场中流通起来，使之能正确的运转，现在我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寻找适合我国的土地流转模式，根据地方的不同实行不同的流转工作。
2农村财务管理模式措施
农业经济管理论文篇（3）
1、城乡关系的进一步强化。过去我们常提及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我们更加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换言之,过去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过渡透支农业的生产潜力,虽然工业和城市得到发展,但也极大地损害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其一,农业生产环境和生产资源不断恶化、农业资金技术投入比重过低;其二,城市在经济水平、福利水平、教育水平上远远高于农村地区。当然,随着我国逐渐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农业上的各种投入不断加大,加之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农业经济出现的一大特点就是城乡关系的进一步强化。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城市优势资源逐渐开始向周边农村地区扩散,农村地区的农业资源整合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依托城市市场大力发展城郊农业,也极大地支持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
2、产业链延展性加强,农业经济更加细分化。产业链延展性主要是通过农业上下游的整合实现的。一方面,农业领域开始与工业甚至金融业融合,逐步实现了一、二、三产业链的衔接;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内部出想了很多新的发展模式,如上为笔者提到的近郊模式等。农业经济的细分化,也就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人民对于农业产品的要求不断提高,农产品在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逐步细分,细分市场的容量不断扩大,精加工、绿色生态林业、农产品的安全质量、农产品的再加工等都得到了快速发展。
(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面临的现实情况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既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农业技术和管理技术方面的支持,也提供指导思想方面的理论支持。然而我国现阶段的学科研究重点过分强调前者对于农业发展的贡献,对于后者的研究还停留在空洞性论述上,对于现实作用有限。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现状面临的是技术管理形式粗放和发展理论粗放的双重问题。农业的集约发展、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个技术可以解决的课题,换言之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技术、管理、指导理论缺一不可。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还比较缓慢,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来自国际上的竞争,加之笔者在第一点中提到的城市化契机中弯道超车,这些也将成为目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农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一)农业经济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正如笔者前文所说,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以下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建议。第一,改变原有粗放式的发展思路,认识到农业对于我国经济的重要性;第二,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农业生产工具的补贴力度,加大农业技术的研究投入;第三,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促进相关的理论研究;第四,把握时代机遇,创新农业生产模式,实现弯道超车;第五,加快农业与工业和金融业的融合,实现三者的协调发展和互助发展。
(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1、实施农业人才培养计划。首先,国家和有关方面要认识到科研人才的培养重要性,为了推动原有纯靠体力和资源投放的粗放型农业发展模式向依靠科技和管理的集约型农业转变,人才尤其是科研人才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换言之人才是推动农业发展的新动力。因此国家要不断加强对农业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从资金、政策等各个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其次,针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具体而言,要根据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和现实要求设置科研项目和教学内容,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状况,要时刻把握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原则设置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从而将研究重难点的新知识和新技术融入到具体的科研人才的培养上。
2、学科发展差异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同经济管理学科、农业技术学科是有区别的,如果理论研究没有认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本质,很容易变成一个四不像学科。那么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农业经济管理就是对农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等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并对人员进行激励,以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系列工作的总称,换言之,它是以农业技术为基础,以经济管理为背景,通过各种管理手段实现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健康发展,它是一个以管理为主技术为辅的综合学科。因此在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研究的过程中要认识学科之间的差异性,实施差异性的学科战略,即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农业现代化战略调整、城乡结构的质性变化三个方面。
3、强调学科间的互补性。一方面,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尤其本身特点,但是也要注重通过经济管理学科、农业技术学科寻找发展思路;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正如笔者前文所说,农业、工业、服务业三者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在理论研究中也自然要反映这一现实情况,即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加强同数学、金融学、环境学、工业工程学等学科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综合属性,使之能够更好的适应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农业经济管理论文篇（4）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现代生产技术的不断优化，农业现代化发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经济管理一定要及时跟进脚步，从多个方面充分发挥功能，做好农业产业的调整和发展工作，为我国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农业现代化;相关性
随着现代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农业经济管理能够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从政府职能发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综合素质提高等多个方面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探究农业经济管理和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对加快我国农业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内涵
农业现代化的概念是指将过去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运用现代工艺进行生产的农业生产方式，现代生产工艺主要是指现代科学以及相关技术设施。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相比，农业现代化的本质特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农业现代化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利用各种现代化的机械进行生产，并且用相关设备代替人工作业，并且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化肥和农药等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其次，农业现代化在生产技术方面是通过良好的农业环境、高效的农业生产力对自然进行合理、科学的利用和改造进行的，农民的生产经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很多生产经验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农业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就是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力。最后，在农业生产规模方面来说，农业现代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专业性特点，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十分明确，提升了相关的生产效率，提升土地利用率，直接、间接的提高了农业生产规模，农业生产力达到了空前的成绩。
2农业经济管理的内涵探究
农业经济管理是指通过社会上的资源和产品等的分配、交换、消费等过程统筹、调配、协调农业经济活动，促使农业生产、农业经济的有机统一，确保农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包括了农业管理、农业经济的各个相关部分以及相关的企业和经营活动管理等等，是包含整体农业生产的管理。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不断推进，农业经济管理也应当随着发生改变，才能够更好地为农业发展服务。首先，农业经济管理要做好技术改进，要根据农业现代化的技术特点和技术要求做好相应的生产技术管理工作。其次，要适应农业现代化带来的农业规模经济，规范相应的经济管理活动和过程。总体来说，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下，农业经济管理要从农业管理的要求和规范、农业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做出相应的改变。
3农业经济管理和农业现代化相关性提升和发展探究
3.1建立农业现代化的农业经济管理形式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迫切要求农业经济管理能够有效地延伸农业产业的链条，发展集生产、养殖、加工、销售、产业、商品为一体的农业现代化产业链条。首先，要积极优化农业结构，根据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优势确定和调整农业结构，以此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并逐渐建立安全、生态的农产品生产销售降低。其次，要充分发挥农业企业的积极作用，政府应当加大对相关企业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和增加企业的辐射面，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管理模式。另外，在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解放工作，降低社会就业压力，构建稳定的基础，这也是农业现代化发展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
3.2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农业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农业生产技术的科技化，充分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产品的生产质量和产量，提高农业生产的生产效率。首先，要对农民进行相关技术的培训。农民是整个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农民的科学技能就直接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其次，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的重要保证，从农业水利工程、灌溉工程、生产路修建和平整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另外，要在农业技术发展方面加大相关的科学技术投入，强化农业生产与相关科技机构的合作，不断引进新的品种和新的技术，提高科技的转化速度，增加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
3.3积极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随着社会上对资源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发展也不仅仅是提高产量和质量，而是要尽量的降低农业生产的耗能，注重农业生产的生态效应和可持续发展，因此要积极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将生态环保、绿色节能和循环农业的理念深入到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并且将减量化和循环再利用作为现代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原则，在沃土工程、新型农药研发等多个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3.4加强农民的综合素质
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占据着主体地位，是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经济管理的主体和主要对象，要从资金、技术和政策等多个方面强化农业的综合素质。政府应当对农民展开积极的培训，注重农民的转移就业和技术培训，鼓励农学院学生、相关人才和工商企业等参与到农业生产、农业经济活动中，积极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建设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工程，不断引导农民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业经济管理提供可靠的支持。
4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农业经济管理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必备环节，要加强农民现代科学技术的培训，从优化农业结构、加大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生态循环经济等方面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业经济管理提供可靠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陈琴.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性[J].福建农业，2015(，4)：32.
[2]王丽莉.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2(，14)：218.
[3]林海慧.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经济管理研究[J].中国农业信息，2013(，17)：159.
有关农业经济管理小论文范文二：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的策略
摘要：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均逐渐成为了我国各行业、各领域共同的发展趋势。然而，针对于农业经济管理而言，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必然将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业的整体水平，因此我们理应对其引起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
一、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意义
在目前这个信息时代中，传统农业已经逐渐开始向知识型农业转变，依靠各种高新技术(如生物工程等)以及先进科技成果与信息技术的利用有效实现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都是以资源型农业为主的，信息化水平一直就比较低。那么，要想从根本上推进传统农业向知识型农业转化，就必须充分应用信息技术，不断提升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农民收入，激发农民劳动积极性。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信息技术并没有在农业生产经济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这就使得供求信息出现滞后、闭塞的现象，导致农民长期面临增产不增收的局面，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严重挫伤。基于此，广大农民理应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改变传统劳作方式，学习现代先进的科技农业知识，依据市场需求来对生产经营方向进行及时、适当的调整，以此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然而，对于指导农民的生产经营方向以及农业产品的均衡发展来说，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必然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
二、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对农业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我国很多农村地区已经按照国家的农业发展要求建立了相应的信息化服务系统，但明显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这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很多农村地区的信息化服务系统并没有实现对农业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在互联网上的那些与农业信息相关的新闻都缺乏权威性，而真正具有权威性的农业新闻又不能及时进行更新与共享。显然，在这样的状况下，农业信息化服务就很容易出现信息孤岛的现象，信息化服务系统的作用根本得不到充分的体现。
(二)政府投入不足，信息化技术的实施难以落到实处
要想让信息化技术与农业经济管理实现完美的融合，俨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实际的农业经济管理过程中，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不仅需要知识储备较深的农民群众的鼎力支持，同时还需要拥有大量的资金以及与信息化技术相关的设备。但是，目前很多农民都认为使用网络的成本过高，且并不是必需的，这就直接导致农村网络覆盖率较低的现状。与此同时，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地区十分广泛，虽然国家政府在农业的发展上投入了一定的资金，但明显还不足够于农业信息化的建设工作，很多农业地区都严重缺乏先进的现代化农业设备，加之信息化网络的覆盖率较低，信息化技术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实施必然将受到严重影响。
(三)农业信息化建设人员素质较低
不难发现，目前我国从事农业信息化建设的人员大多数都是编制人员，并不是专业人士，综合素质普遍较低。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不专业性，导致他们很难有效解决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对经济管理和农业信息化科技创新产生阻滞效应。另外，我国大多数农民的文化程度都较低，无法正确认识农业信息化的重要性，而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业的信息化发展。
三、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有效策略
(一)实现农业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
对于农村地区而言，要想建立起完善的信息化服务系统，首先就应该对农业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以此来实现对农业信息的不断丰富，从而保证所农业发展信息的科学性与真实性以及信息内容的完整性与全面性。同时，应该充分结合农村地区在信息化发展上的实际情况，撰写具有针对性的农业发展信息，这既能够有效保证农业信息的及时性，更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在第一时间了解与认识到农业发展状况。
(二)强化农业信息化人才建设
专业素质人才，是现阶段我国农业信息经济管理主体中最欠缺也最需要的。上述说道，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所聘用的人员基本都不是专业人士，多为编制人员，整体素质较差。那么，为了彻底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首先就应该正确认识信息社会的竞争主体(即人才之间的竞争)。然而，为了让科技创新成果得到保障，不断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就必须从整体上提高农业信息化建设人才的专业素质。针对于政府来说，要想实现对农业信息人才团队的完善，推进农业信息化发展，就应该投资建设相关的培训机构，重视人才培养工作与优秀信息工作人员的选拔工作。
(三)完善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的配备
农业经济管理论文篇（5）
自京山以下，次潜江，次天门，次沔阳，地形愈洼，众水汇归，南北两岸夹河筑堤。其州县民人纠约邻伴，自行筑堤捍水保护田庐，谓之"垸"。各垸之田，少者数百亩、千余亩，亦多有至万余亩者。
因此，所谓"垸田"就是筑围堤、防御洪涝的水利田，堤垸实是垸田的标志，其功用主要是防御洪水。（注：当然，为了有效地防御洪涝，仅仅筑起堤垸是不够的，还要开挖排灌渠系、兴建引排涵洞、并保留蓄涝湖泊。因此，张国雄先生给垸田下的定义是："两湖平原河湖交错的水乡地区一种四周以堤防环绕、具备排灌工程设施的高产水利田。"参阅梅莉、张国雄、晏昌贵著《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7～91页。）
张国雄博士对两湖平原垸田的兴起与发展作了详尽细致的研究。（注：参阅前揭《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四章"垸田的开发"，第87～134页。）他认为：两湖地区垸田的兴起，大致在南宋晚期，不迟于13世纪中期的南宋端平、嘉熙年间（注：这一看法最初是石泉先生提出的（见所编《中国历史地理专题讲义》，武汉大学历史系1981年油印本，第174页），张国雄对此作了详尽的考证，见石泉、张国雄《江汉平原的垸田兴起于何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南宋晚期与元代江汉平原的垸田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江陵、荆门一带。明朝前朝，随着移民的大规模迁入，江汉平原的广大湖滩河滨很快得到开发。嘉靖《沔阳志》记沔阳州垸田之开发云：
明兴，江汉既平，民稍垦田修堤，是时法禁明白，人力齐一，堤防坚厚，湖河深广，又垸少地旷，水至即漫衍，有所停泄。……故自洪武迄成化初，水患颇宁。其后佃民估客日益萃聚，闲田＠①土，易于购致，稍稍垦辟，岁月浸久，因攘为业。又湖田未尝税亩，或田连数十里而租不数斛，客民利之，多濒河为堤以自固，家富力强则又增修之。
洪武至成化初（1368～约1468年）是汉水下游平原垸田的初兴阶段；成化至正德中（1469～1521年），垸田发展十分迅速，形成了垸田兴建以来的第一次高潮。嘉靖以后，由于移民继续大批移入，垸田增长速度更快，其分布也进一步向沼泽化的湖区和淤塞河港扩展。在明清之际的动乱中，垸田受到破坏，绝大部分堤垸均被废弃；康熙、雍正年间（1662～1735年），垸田逐步恢复，并在数量与规模上超过了明代。乾隆时期，垸田兴筑再次掀起高潮，垸田实际上已臻于饱和；嘉庆、道光以后，垸田围垦恶性膨胀，或"随淤随筑"，"凡湖渠泽薮有为泥沙填淤者，即争垦筑垸"（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第3册，"堤垸"。）；或竭湖造田，湖泊渐次被垦为桑田。
汉水下游平原的垸田主要集中在沔阳、景陵（天门）、潜江、监利、汉川和汉阳、应城、云梦等州县，其中沔阳、潜江、监利、天门、汉川地势低洼，湖泊相连，垸田开发最早也最为密集。嘉靖《沔阳志》卷6《堤防》录嘉靖三年（1524年）知州储洵疏谓江水若自监利车木堤冲塌，"不惟其县受害，而沔阳后＠②茅埠凡一十六村、熊家＠③潭凡四十余院、税粮八千余石高低淹没，尺寸不堪耕种"；若潜江排沙头、班家湾、新开便河及沔阳石牌铺等处水口冲塌，"每遇襄汉水发，则潜江、景陵二县，沔阳深江西范凡二十七村、莲河柘树凡七十余院、税粮一万五千余石亦无尺土耕种"，则到嘉靖初，沔阳州至少已有110余垸（注：光绪《沔阳州志》卷3《堤防志》也称嘉靖中，沔阳垸田"百有余区"。诸堤之名难以详考，除嘉靖《沔阳志》所及之熊家、＠③潭、莲河、柘树等院外，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11沔阳州"山川"栏记有百石湖堤，堤内皆田，也当为垸田。）。潜江县在成化、正德时己有48垸，到万历间增至百余垸（注：康熙《潜江县志》卷3"乡区"记载明成化间潜江县有5乡1坊48垸，万历《湖广总志》卷32《水利志》录有潜江37个"旧垸"、9个"新垸"之名，张国雄认为它们很可能就是正德以前的48垸，并根据有关调查资料复原了明早、中期潜江境内垸田的分布情况（参阅前揭《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105～106页，"图4-1"，其中可能有个别失误，如江＠④院、车老院，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6荆州府"山川"栏，并"边临襄江"；而张国雄先生将之置于潜江东南境，可能有误。）。监利县在成化间由知县焦钦主持一次即修建堤垸25处（注：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6荆州府"山川"栏"监利"县下。），"田之名垸者，星罗棋布。"（注：康熙《监利县志》卷尾，刘鸿浩：《重筑吴家lóu＠⑤堤记》。）景陵县在宣德中（1426～1435年）也己出现垸田。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11沔阳州"山川"下记景陵县有古堤二，"一在县东北，长五里，以防义河水势，宣德间知县杨安修。一在县东北，上下有lóu＠⑤，一名穴河，一名红花。遇旱则贮湖水以灌田，泛则开lóu＠⑤以防潦，水势高则不开，成化间知县姜绾重修，弘治间川襄洞庭水泛冲滔，知县周瑞重筑以杀水势，民甚利焉。"此二堤虽不以垸为称，但由其功能来看，显然是垸堤。
汉川县垸田之出现似较沔阳、潜江、监利为晚，嘉靖《汉阳府志》与《湖广图经志书》所记汉阳府农田水利多为陂堰，垸堤较少（注：《汉阳府志》卷2《方域志》记汉阳县有谭家院、东西杨树堤、李家堤、莲花堤、青草堤、山嘴堤、柘林堤、洲家堤、万家堤、郑家堤等，无以判断其是否为堤垸。）。汉川堤垸之大兴大约是在隆庆（1567～1572年）、万历（1573～1619年）年间。白鱼垸原为汉江南河分流的一个支汊，"隆庆时，白鱼垸淤阜成陆，障堤成垸。"细鱼垸"本湖渠，明万历年间因淤筑垸。"（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第3册。）南河垸"隆庆间民人于湖渚障堤为垸，延袤八十余里。"（注：同治《汉川县志》卷7《山川》。）天启四年（1624年），汉川县同时兴建了教子台、太实、永固3垸（注：同治《汉川县志》卷9《堤防》。）。尽管如此，汉川堤垸的数量与规模看来都远远比不上沔阳、监利等州县。
清代堤垸之分布更为广泛，凡可资利用的河湖沼泽都渐次被围垦。汉水下游平原垸田分布最为密集的仍然是沔阳、潜江、监利、天门、汉川5州县。乾隆年间，沔阳州共有1368垸，支河港汉与湖地多被"垦为阡陌，且各修堤垸障之，尽占水道。"（注：乾隆《沔阳州志》卷《赋役志》、光绪《沔阳州志》卷2《山川》。）潜江县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已有156垸（注：光绪《潜江县志》卷10《河防志》。这156垸中，有的沿袭明末而来，有的则属新筑，如猎塌湖、东西白湖、张蓼湖、枝江湖等等，都是康熙年间淤垫为垸田的，见康熙《潜江县志》卷3《山川》。），到乾隆间，增加到160余垸（注：乾隆《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卷下，《制宪鄂奏移驻厅员分汛管堤》。）。监利县，据咸丰年间（1851～1861年）的统计，共有498垸，"人稠地狭，绝少旷土。"（注：光绪《荆州府志》卷20《堤防志》；光绪《潜江县志》卷8《风俗》。）天门县（即明代景县）菜子、老鹳、岳港、龙潜、上帐、下帐等湖在乾隆年间相继淤为平田，全县共有109垸（注：乾隆《天门县志》卷1《地理志》，卷6《水利志》。）；后来较深的杨桑、高台湖也"大半淤塞"，到光绪间（1875～1908年），天门县垸田增加到200余座（注：《襄堤成案》卷1，《职员蒋元鸿等呈请督抚宪札饬钟潜二主勘估等修溃口不得观望协帮禀》。）。汉川县在康熙年间有35座官垸、8座民垸，乾隆年间民垸增加到265座（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第4册。）。
除以上5州县外，汉阳、应城、荆门也有部分堤垸。光绪《汉阳县志》卷2《营建略》"堤防"称：汉阳县于康熙五十年筑永丰堤，"外距群湖，置石闸蓄泄内湖诸水。而蔡店迤南卑洼处亦有汉水旁溢忧，随建芭芒堤，作后障，是为修堤圩田之始。"在应城县南境与汉川县交界处，有郭家垸，始筑于万历二年（1574年），因常受yún＠⑥水之害，屡废屡修（注：光绪《应城县志》卷2《建置志》"水利"。）。荆门州的垸田主要集中在濒临汉水的沙洋一带。在沙洋西南的青村堤下，有彭家垸、南湾垸、小＠⑦垸、浩曾垸、王家垸、庄家垸等等（注：同治《荆门直隶州志》卷2《建置志》"堤防"。）。
以垸田为主要特征的汉水下游平原农业区的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麦类及黍、粟等杂粮也占有较大比重。这首先从农业用地的结构方面表现出来。明清有关记载中常把耕地分为田、地、山塘四类，其中"田"专指水田，"地"专指旱地，"山"指山林牧业用地，"塘"包括湖荡、陂塘，其实并非耕地，而是一种水利设施，可用于蓄水灌溉和养鱼。田、地、山、塘在全部农业用地中所占的比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水稻、旱地作物生产以及林牧业、渔业（捕捞养殖业）在当地农业经济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嘉靖《靖阳府志》卷5记载了不同年份汉阳府及所属汉阳、汉川二县的耕地状况，我们以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为例计算出表1。
表1明代汉阳府农业用地的结构
府县田地山塘
面积百分比面积百分比面积百分比面积百分比
汉阳府2730顷76.34674顷18.8562顷1.73110顷3.08
汉阳县2005顷74.23570顷21.1053顷1.9673顷2.70
汉川县725顷84.40104顷12.111顷0.1229顷3.38
说明：（1）资料来源：嘉靖《汉阳府志》卷5《食货志》。（2）原记载中田地山塘各项面积记至亩、分、厘，表中仅取其约数。由于统计方面的原因，汉阳、汉川二县之和与汉阳府总计数并不相符。
龚胜生博士曾经对清代两湖地区的耕地结构作过细致的分析（注：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69页。），我们根据他的计算，撷取汉水下游地区部分州县的情况列出表2。
表2清代汉水下游部分州县农业用地的结构
州县农业地的构成(%)
田地山塘
汉阳县31.026.937.54.6
汉川县40.324.95.829.0
沔阳州75.913.111.0
潜江县90.39.7
监利县46.553.5
京山县40.533.621.84.1
钟祥县31.1
二汉水中游以旱作为主的水旱兼作农业区
本节所说的汉水中游农业区，包括随枣走廊、襄宜平原与南阳盆地3个地理单元，虽然随枣走廊在自然地理的意义上基本属于汉水下游地区，但考虑到其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更与汉水中游的襄宜平原接近（特别是随州与枣阳），所以我们将它归入汉水中游农业区。
汉水中游农业经济区最重要的特征是水旱兼作、而以旱作农业为主，稻作农业在地区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由随枣走廊而襄宜平原、而南阳盆地逐渐减少，旱作农业所占的比重则相应地递增。这首先从各州县载籍耕地的结构中反映出来，在本区最东端的安陆县，据龚胜生博士的计算，载籍耕地中水田所占的比重为64.8％，旱地占23.7％，山林占3.9％，湖塘占7.5％，水田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在本区西端的光化县，则是旱地占据着绝对优势。据正德《光化县志》卷1《田赋》记载，正德七年（1512年），光化县共有官民田地湖荡688顷，其中水田72顷，占总数的10.7％；地615顷，占总数的89.39％；湖荡81亩，占总数的0.12％。到清朝后期，光化县水田的比重有所增加，大约占全部农业用地的24.0％（旱地占75.9％，湖塘占0.1％）。在南漳县，水田所占的比重为9.9％，旱地则占90.1％（注：此处安陆、光化、南潭三县清代水旱田地的比重均据前揭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表8"清代两湖州县耕地结构表"，第61～64页。）。南阳盆地的水田面积更少。盆地内生产条件最好的南阳县，在清末仅有稻田100顷，占全县可耕熟田的0.31％。这些稻田都分布在南阳县西当境低山中，靠泉水灌溉（注：光绪《南阳县志》卷9《沟渠》。）。到解放初的1953年，南阳专区的水田只有437163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2.4％。邓县、新野的水田占全县播种面积均只有0.02％（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汉江工作队：《汉江流域地理调查》附表24，"汉江流域各县土地利用率和水旱地比例统计表（1953年）"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地方志中有关物产的记载也加强了我们的这种认识。道光《安陆县志》与同治《随州志》有关物产的记载均将"稻之属"列于首位，其下才分别是麦之属、豆之属等；而《襄阳府志》及各县志中则一般将稻、麦并列于"谷品"下，不再将稻单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水稻地位的变化。乾隆《襄阳府志》卷6《风俗物产》下总论襄属各州县物产状况云：
襄郡居楚北上游，地势颇高，水田少而旱地多，襄麦较下游诸郡独胜，以界连豫境，作面食佳。稻以光化六股泉产者为上，枣阳香稻亦不减也。
在襄阳府各州县中，以宜城县种水稻最多。光绪《襄阳府志》卷9《建置志四》"水利"栏称："宜城三面临水，汉水绕其东南，蛮水饶其西南，地势平衍，为一郡稻米之乡。"但宜城的水稻种植也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同治《宜城县志》卷3《食货志》"物产"栏称：
宜境山泽原隰参半，有宜稻者，有宜麦菽杂粮者。初夏麦熟，民多食＠⑨，即大麦仁也。小麦不充常餐，恒储以市。宜稻之乡，自二渠废后，惟恃陂塘，偶值夏旱，即难有秋。一遇岁歉，多食蜀秫，或食荞麦，且有杂有野蔬者。
显然，宜城县在木渠、长渠湮废后，水稻种植受到水源的限制而大幅度减少。枣阳县东南部赂属于yún＠⑥水流域，陂堰较多，水稻种植较广；其西北境则"重冈九十九间，原田每每恒苦旱干"，以旱地作物为主（注：国民《枣阳县志》卷14《食货志》"农业"。）。至于南漳、襄阳、谷城、均州、光化以及属于郧阳府的保康县，则主要是在水源充足便于灌溉的河流谷地间有水稻种植，面积不大。南漳、保康二县的稻田集中在较为宽广的漳水、沮水和蛮水谷地，各水"岸侧暨支流均有平畴产稻"，"所产稻谷仅足供城市平坝之用，山农饔饔以包谷杂粮为主。"（注：国民《南潭县志》卷6《建置志二》"水利"；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襄阳县的稻谷产地主要有峪山、黄龙荡与张家山三处，谷城县与均州的水稻则集中在南、北河下游及其它山溪性河流谷地，光化县水田大都在汉水南岸沟溪两侧，汉水北岸的丘陵岗地几乎没有稻田存在（注：同治《襄阳县志》卷3《食货志》"物产"；同治《谷城县志》卷2《水利》；光绪《均州志》卷6《赋役志》"物产"；光绪《光化县志》卷3"物产"。）。
南阳盆地在汉代曾是著名的稻米产区，但自六朝起，水稻种植即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虽然在唐宋时期曾有反复），到元代，文献中已见不到关于南阳地区种植水稻的记载，估计当时南阳地区即使有水稻种植，面积也不会很大。明朝中期，丘浚曾说荆襄唐邓有水陆之田，"可水耕之地，则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注：《明经世文编》卷72，丘浚：《屯田·荆襄唐邓之田》。）。开发水田，需要募南人经营，说明水稻种植技术在当地已失传，这当然是水稻生产大幅度减少的结果。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河南"下记载，"确山南多稻田，近楚俗，北乃旱地，渐见风尘"。确山今属驻马店地区，唐白河流域大片田地都在确山一线以北，显然，其水稻生产已微不足道。嘉靖年间邓州水利屡复屡坏，致使地方官员考虑"不如听其种旱田之愈"（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53，河南四"南阳府"。）。在明代后期和清前期地方志关于物产的记载中，水稻的地位已很不重要。如嘉靖《邓州志》卷10《赋役志》"物产"栏的记载是："多粟、多麦、多菽、多脂麻，有黍、有稻、有稷、有荞。"顺治《邓州志》的记载与此相同。清中后期的一些地方志，干脆就没有水稻或者是间有水稻了。乾隆时人萧韶相《召父陂》诗云："南阳草莽已连阡，水到空闻召父贤。鹦鹉不知香稻少，秋声犹集废塘边。"（注：见乾隆《续河南通志》卷75，《艺文志》。）正是南阳农业沧桑巨变的写照。虽然在一些水源条件好的滨水地带还"间种jīng＠⑩稻"（注：光绪《南阳县志》卷2《疆域志》"风俗"。），但总的说来，南阳盆地在明清时期已基本上成为较单纯的旱作农业区。
总之，汉水中游农业经济区虽然在总体上看是水旱兼作，但水稻种植从东南向西北递减，其中安陆、随州、枣阳、宜城四州县水稻种植面积最大，在当地农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也较高；南漳、襄阳、保康、谷城等县已较少，光化、均州、新野、南阳、邓州、淅川诸州县更少，至于南阳北部诸县的水稻种植更是微不足道。同时，历明清两代，汉水中游各地的水稻种植面积还在持续下降。这种农业布局和演变趋势显然与自然地理条件以及环境变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汉水中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为15～16℃，5～9月或6～9月平均气温均大于22℃，1月平均气温2～3℃，7月平均气温28～29℃。年均降雨量700～850毫米。一般说来，这样的气候条件是比较适合水稻生产的（注：前揭《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第五章"气候"，第36～45页。）。但是，我们知道，明清时期正是我国著名的小冰期，年均气温比现代低得多，降雨量也要相应减少（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4页。）。年均气温与降雨量的降低，势必要影响到对水热条件都有较高要求的水稻种植。
但是，地理条件的变化并非决定性因素，导致汉水中游地区水田面积减少的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水利的废驰。汉水中游地区降雨集中，7、8、9三个月的雨量常占年降雨量50％以上，春、秋则常发生干旱，特别是5月底为插秧季节，却正当少雨时期；同时，丘陵岗地的落差较大，平原地带多沙质土壤，地表水不易自然保存，因此，稻作生产必须仰赖于蓄水灌溉，水利事业的兴衰也就决定着稻作农业甚至是地区经济的兴衰。又因为溪流含沙量大，土性疏松，蓄水陂堰易于淤浅；遇有洪水，堰堤又极易被冲毁。喜靖《邓州志》卷11《陂堰志》称："（邓州）壤土沙涸，而强为堤筑，则易坏。"光绪《南阳县志》也指出："（南阳诸水》依冈环注，随地可渠，然水流迅急，多沙易淤善徙……故县境陂堰名天下，其实难久而易淤。"所以，水利工程必须常加维修整治，稍加懈怠，就可能淤塞湮废。可是，汉水中游地区的农田水利并没有象汉水下游和荆江堤防那样的重要性，不足以引起政府的关注；虽然在一些勤政的地方官的提倡与主持下，部分州县的水利工程得到一定程度和整治与维修，但大多没有延续性，更未能形成制度。因此，就明清时期汉水中游地区而言，官府对于农田水利实际上是极不重视的。这是农田水利废驰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农田水利的衰败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顺治《邓州志》卷11《陂堰志》云：
天启以后，陂堰为豪强兼并，民间失其利，闸口淤塞，尽成旱田，讼益众。崇祯七八年后，陂堰尽荒，福府岁收租，至有被累死者。皇清十五年来，陂堰尽荒。
此言明末清初水利废驰之原因有三：一是为豪强兼并，民失其利；二是陂堰租税太重，业主不堪负担；三是战乱破坏，人口流散。光绪《南阳县志》卷9《沟渠》云：
凡农治田，人三十亩，水田则减三之一，而所收倍。蓄泄以时，不忧水旱。自明季陂堰失修，河深渠高，水不能至。旧农多宛徙，新籍者率来自秦晋，昧水利；或富连阡陌，不亲田事；佃农迁徙不恒，虽欲修不自主。又兴陂，动连数十村落，议龃龉多不合。旧陂废久，疑所用，则颇盗其堤堰土石，或境堙平之。
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南阳水利仍多失修的原因有数端：其一是迁入的人口多来自陕西、山西，不知水利；其二是业主不亲农事，不问水利之有无；其三是"亲田事"的佃户迁徙无常，不能也无力兴建水利；其四是水利工程动辄牵涉到几个乃至十数个村落，村落之间很难合作。此数端相结合，农田水利的衰败自是必然（注：明清时期汉水中游地区农田水利事业的普遍衰退与汉水下游平垸田的高度发展形成鲜明的对照，其原因何在，颇值得探讨，限于篇幅，这里不拟展开充分讨论。除了正文简略提到的几点外，我还注意到黄宗智先生关于宋代以后太湖汉域水利事业之衰败原因的分析，其中颇有与汉水中游地区相类似者。请参阅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42页。）。
在旱地作物结构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玉米（包谷、玉蜀黍、玉高粱）和棉花种植的推广。玉米大约在清初开始进入汉水中游地区，到乾隆、嘉庆、道光时期逐渐推广，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乾隆十八年（1753年）湖广总督开泰在奏折中说：
楚省所属产有包谷一种，即京中所谓玉米者，民间每于山头崖侧、地角田边零星布种。其性易生，兼耐旱涝。二三月间种后，止须锄去野草，便自生发，无庸灌溉。六七月间结包，即可煮食；俟其包实坚老，收获碾碎可以拌米作饭作粥，并为汤饼之用，颇有香味，力田之家籍以佐米粮之不足。约略每一株结五六包至二三包不等，以每包百粒计之，收成不啻百倍，是以近年以来种植者日益加多。……现据襄阳府、随州、东湖县禀覆，各称可买二三千石、四五千石不等，尚有数处未经覆到，核其大势，如二万石内外。（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湖广总督开泰奏。）
稍后成书的乾隆《襄阳府志》卷6"物产"栏述襄阳府粮食作物在麦、稻之外，"又有秫，一名玉高粱，俗名包谷，最耐旱。近时南漳、谷城、均州山地多产之，遂为贫民所常食。"显然，玉米种植已比较普遍，但面积不大，主要集中在山区和丘陵岗地，在平原地区则主要是于"地角田边零星布种"。乾喜年间，虽然玉米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但主要是在新开垦的山地，原有的"熟地"较少有改种者。因此，就汉水中游地区而言，山地较多的州县如南漳、保康、谷城、均州、光化、枣阳、淅川、裕州等，玉米种植也较多（注：同治《南潭县志》卷6"物产"；《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同治《谷城县志》卷2"物产"；光绪《光化县志》卷3"物产"；民国《枣阳县志》卷6《舆地志》"物产"。）。
棉花于明代前期已在汉水中游地区普遍种植。天顺《襄阳郡志》卷1"土产"栏中已记有棉花（写作"绵花"），万历《襄阳府志》卷4"物产"仍之，且增加了绵布。同书卷12《食货五》"万历岁贡数"条记载："南京库折绵花绒米，共五千石，每石折绵花绒十斤，共五万斤。"说明襄阳府棉花产量已相当可观。乾隆《襄阳府志》卷6"物产"将木棉与绵布列为全郡之"通产"。在襄阳府所属各州县中，枣阳产棉多且优。其所产棉布远销陕西（注：民国《枣阳县志》卷6《舆地志》"物产"。）。
宜城也是重要的产棉县。同治《宜城县志》卷3《食货志》"物产"称："邑少丝麻，惟恃木棉，乡野亦多种者。当岁晚务闲，闾阎争事纺织。"在随州，民户广种木棉，"人习为布，秋熟后贾贩鳞集，随民多恃此以为生计。"（注：同治《随州志》卷13"物产"。）在南阳，张履祥《南园先生全集》卷43《近古录》引钱懋登《厚语》载：
南阳李义卿，文达公之曾大父也。家有广地千亩，岁植棉花，收后载往湖湘间货之。是时价颇贱，停于邸舍。越三月，适临江三商议值，三百两交易讫。
文中所说的"文达公"即李贤，据《明史》卷167本传，是宣德八年（1433年）进士，成化二年（1566年）59岁时故去，其曾大父李义卿不会是晚于永乐年间的人。因此，可以认为在明朝初年南阳即有较大面积的棉花种植。嘉靖《邓州志》卷10《赋役志》"物产"栏中记有布、绵花，顺治《邓州志》与嘉庆《南阳府志》均仍之。光绪《南阳县志》卷2《疆域志》"物产"栏称南阳县"惟丝棉麻靛漆玉颇著。"但南阳地区的棉花种植远远赶不上襄阳地区广泛。在1953年的调查中，南阳地区的棉花种植南积占播种面积的4.33％，其中最高的邓县占6.65％，新野县占5.66％；而襄阳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则占总播面积的11.62％，其中枣阳县多达24.92％，宜城县为12.49％，襄阳县为11.31％（注：前揭《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附表25，"汉江流域各县1953年各种农作物播种面积及产量统计表"。）。这虽然是后来的情形，但考虑到作物种植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可以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中后期的情况。
三汉水上游农业经济区
汉水自丹江口以上为上游，是一个多山的地区，但有不少山间盆地散布其间。在陕西境内有汉中、西乡、安康、汉阴、商州--丹凤等盆地；在湖北境内有郧县、郧西、房县、均州等盆地。这些盆地，或因断层而生，或因侵蚀而成，成因不一，但同样都有广泛的新生代地层分布，易受侵蚀，故每造成平原、岗地和低矮的丘陵，在地貌上和四周矗立的山地形成明显的对照。由于土壤和水资源条件较好，这些河谷山间盆地经济开发较早，水田在耕地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在经济上成为上游地区最重要的农业中心；而周围的山地（即所谓的"秦巴山区"）则直到明清时期才得到逐步开发，作物种植以旱地作物为主，经济发展水平与河谷盆地也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汉水上游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农业经济区域，即水旱兼作的河谷盆地和以旱作为主的秦巴山地。
1河谷盆地水旱兼作区
汉中等盆地的土壤、水热条件与汉水中游地区比较接近，但由于水利事业较发达，所以水稻种植一直比较普遍。汉中盆地的灌溉水利起源甚早，很多地方志常将一些水利事业的起源远推至西汉时期，当非无因。到宋代，汉中地区已形成较系统的堰渠。《宋史》卷95《河渠志五》称："光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浇溉民田，顷亩浩瀚。每春首，随食水户田亩多寡，均出夫力修葺。"其中山河堰"灌溉甚广，世传为汉萧何所作，嘉yòu＠(11)中，提举常平史zhào＠(12)奏上堰法，获降敕书，刻石堰上。中兴以来，户口凋疏，堰事荒废，累曾修葺，旋即决坏。乾道七年，遂委御诸军统制吴拱经理，发卒万人助役，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复见古迹，并用水工准法修定。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余亩，昔之瘠薄，今为膏腴。"明清时期，以山河堰、五门堰、杨填堰等为主的许多堰渠仍在发挥作用，还新修、改建了不少堰渠。据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20《水利》的记载统计，清中期汉中府南郑、褒城、城固、洋县4县共有堰63处，灌田17万余亩。在汉中盆地西端的沔县，有12堰，灌田17970亩；在汉水支流牧马河谷的西乡盆地，在41堰，灌田7740亩。
安康盆地和汉阴盆地的水利远赶不上汉中发达。"汉阴有月河一道，纳观音、仙溪、龙王沟、板峪各水，引水作渠数十道，灌田二万二千余亩。"（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嘉庆《汉阴厅志》卷2《疆域志》境内共有灌溉河渠20余处，灌田二万余亩，与此大略相近。）"安康惟恒口引恒河、傅家河、南沟作千工堰、大济堰、南沟等堰，灌田六七千亩。余引黄洋河、观音河作渠，灌田无几"。但在黄洋河、坝河上游的平利县，山间坪坝发育，其大贵坪、丰口南、曾家坝、白土关、上下坝等18坝，"大者广一二里，长七八里，引水作渠，灌田约四五万亩。""这些堰渠大都是乾隆、嘉庆至道光中兴修的。光绪《续修平利县志》卷4"堰渠"下称：乾隆二十年旧《志》中仅有丰口坝、狮子坝等处小堰渠6处，至道光中，"凡傍山小田能引水灌溉之处，均由乡民自行修浚。"
丹江横穿商丹盆地，河谷宽广，乾隆《直隶商州志》卷2称："丹水自胭脂关东流，过说法洞，绕（商）州城南，又东至张村铺、商洛镇、龙驹寨，经流二百里，两岸随地皆可开渠。"《三省边防备览》卷8云："商州城外及东南各村，其平旷之处，与安康之恒口、汉阴之月河相似溪涧之水足资灌溉，而湖北武（昌）黄（州）、安徽潜（山）六（安）流徙之人，著籍其间，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稻田数万。"
郧县盆地河谷甚宽，两岸均属丘陵，其水利以武阳、盛水二堰最为著名。但因为地近河南，客民多来自秦豫，对于开发水利不甚重视。堵河上游的竹溪盆地"川原平旷，溪流潆回，水田一带，风景绝似江乡。"房县东北境"平原＠(13)＠(13)溪流清漪，间有小阜，而锦畦锈塍，风景绝佳。"（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同治《房县志》卷2记堰池51处，"或七八百石种，或五六百石种，或百余石种，皆系顺河之大小闸以灌之也。"其中最大的＠(14)解堰灌田近二万亩。
除了这些较宽广的盆地外，山间狭小的平坝上也尽可能地利用水源以资灌溉。郧阳府郧西县处万山丛中，而天河、夹河（金钱河）河谷间有平坝，农民"或掘地而为塘，或筑堤而为堰，以予三农之用，虽曰瘠壤，而亦得为膏腴也。"（注：同治《郧西县志》卷6《水利志》。）汉中府留坝厅，"本无水利。近年以来，川楚徙居之民，就溪河两岸地稍平衍者筑堤障水，开作水田。又垒石溪河中，导小渠以资灌溉。""各渠大者灌百余亩，小者灌数十亩、十数亩不等。"（注：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20《水利》。）（今镇巴县）处大巴山中，"山大林深，然过一高山，即有一田坪。星子山之东为楮河，厅西为九军三坝，南为渔肚坝、平落盐场，西南为仁村、黎坝，均为水田，宜稻。九军坝产稻最美，其粒重于他处。渔肚坝、楮河、平落盐场周围各数十里，俗称''''万石平落，五千盐场''''。"（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汉中等较大盆地的水利事业自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山间小盆地（平坝）农田水利的兴修显然与川楚等南方移民的进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前引《三省边防备览》与嘉庆《汉南续修郡志》中关于商州和留坝水利的兴修与川、楚、皖移民的关系即可见出一斑。人口来源结构的变化显然给土地的利用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水利事业的发展，使稻作生产的规模得以扩大。据彭雨新、张建民先生不完全的统计，在清中期，处于汉中盆地的南郑、城固、沔县、褒城、洋县五县水田面积分别占总耕地面积的43.3％、21.2％、26.4％、8.5％、8.1％（注：参阅前揭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第282页，表5-7"部分州县水浇田地比例参考"。著作者指出：由于各种记载悬殊甚大，这一统计数据仅能供作参考。）。在1953年的调查中，以上五县水田和水浇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38.7％、35.55％、19.5％、37.3％、21.21％，汉中市为64.65％，西乡县为27.69％（注：前揭《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附表24，"汉江流域各县土地利用率和水旱地比例统计表"。）。由于这些县还包括盆地周围的大片山区，因此，实际上盆地内水田所占有的比重也明显比其他县高。许多地方志记载中都称这些州县的水田居十分之一。在前揭1953年的调查中，上述五县水田所占的比重分别是16.9％、5.12％、7.5％、12.23％、11.06％（注：需要说明的是，水田面积并不等于水稻种植面积，尽管绝大部分水田被用于种植水稻，但仍有不可忽略的部分水田被用来种植蔬菜和其它经济作物。）。
[在条件优越的汉中盆地，至迟到清中后期，水田已较广泛地推广了稻麦复种制。《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云：
（汉中）水田夏秋两收，秋收稻谷，中岁乡斗常三石（京斗六石）；夏收城（固）、洋（县）浇冬水之麦亩一石二三斗，他无冬水者，乡斗亩六七斗为常。稻收后即犁而点麦，麦收后又犁而栽身秧，从不见其加粪，恃土力之厚耳。
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3《风土志》称：县境主要种植以稻麦为大宗，水稻"除南北深山及北境高原不能引水灌溉外，余皆产之。产量沃田每亩约二石至二石五斗。"大小麦则"于水田收稻后种之"，腴地每亩五斗至八斗。
汉中盆地内的旱地"以麦为正庄稼，麦收后种豆、种粟、种高粱、糁子。上地曰金地、银地，岁收麦亩一石二三斗，秋收杂粮七八斗。"（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西乡、汉阴、商州、郧县、竹溪等小盆地内的情形大致相同。
汉水上游河谷盆地所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烟草、棉花等。烟草之种植大约始于清初，到嘉庆间，汉中盆地的烟草种植已经相当普遍。严如煜说："汉川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每亩可摘三四百jīn＠(15)，卖青蚨十千以外（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岳震川《赐葛堂文集》卷4《府志·食货论》称："城固＠(16)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夏晴霁，弥望绿野，皆此物也。当其收时，连云充栋。"棉花种植的推广则与两湖籍移民的进入有密切关系（注：汉水上游河谷盆地棉花种植始于元代，同治《房县志》卷11"物产"录元人熊涧谷《木棉诗》可证。唯在明代乃至清代前期种植面积都不大。直至乾隆年间，随着两湖及赣皖移民的进入，带来了先进的植棉技术，棉花种植才逐渐推广。乾隆二十三年《续商州志》卷8称：棉花，"近来植者渐广。"这正是南方移民逐渐进入商州地区的同时，光绪《洵阳县志》卷14《艺文》录竹枝词云："洵河大半楚人家，夜夜篝灯纺手车。宝庆女儿夸手段，明年多种木棉花。"更证明了两湖籍移民与汉水上游地区棉花种植之间的关系。），因此，商丹、房县、竹溪、安康等两湖籍移民分布较广泛的盆地内棉花种植也较早。到嘉庆道光间，西乡、汉中盆地的棉花种植也逐渐扩大。嘉庆《续修汉南郡志》卷27《艺文》称："近年汉南知种木棉，秋收之际，白英满畦，亦兴利之一端也。"但汉水上游棉花生产在国民以前一直不占重要地位，所产不敷本境之用，仰赖下游输入（注：成书于光绪三十二年的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在"入境货物"中记录了大宗棉布，说明陕南棉织品不敷本境使用。）。
2秦巴山地旱作杂粮区
在河谷山间盆地的四周是广褒的秦巴山地。秦岭海拔高度一般约2500米，最高峰太白山海拔3767米。其南坡坡长而缓，形成波状山地，有"九岭十八坡"之说。大巴山平均高度2000米左右，其北坡为变质岩和石灰岩山地，土层瘠薄。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秦巴山区都是丛山密林，除少数山间通道外，鲜有人迹。直到明中期，特别是清中期以后，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进入，秦巴山区才逐渐得到开发。到嘉庆、道光年间，秦巴山地的丛山密林中，到处都有客民的足迹，崇山峻岭，无不开辟垦殖。同治《房县志》卷4《赋役》云：
房居万山中，林木阴森，刚卤交错。自国初以来，日渐开垦，小民择高陵大阜，凡可树艺处，几至无地不毛。
土地资源条件较差的竹山县，"幅员宽广，昔时土浮于人，又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地十之九。近则五方聚处，渐至人浮于土，木拔道通，虽高岩峻岭，皆成禾稼。"（注：同治《竹山县志》卷7《风俗》。）大巴山深处的砖坪厅处川陕交界地带，海拔大都在1500米左右，"弥望皆崇山峻岭，民居落落如晨星。自yǎn＠(17)山毕公（沅）巡抚陕西，廉得南山中多隙地，谋于方伯、观察暨郡太守，招集开垦，俾无旷土。数年间，四方之已襁负而来者，不绝如缕。由是启之辟之，昔之黄茅白苇，今则绿壤青畴矣"（注：乾隆《兴安府志》卷26《艺文志》，曹希昆：《新设砖坪厅县丞衙门记》。）。到道光初年，砖坪厅"境内皆山，开垦无遗，即山坳石隙，无不遍及"（注：卢绅：《秦疆治略》。）。秦岭南坡西安府、汉中府、兴安府与商州四府交界的地区，在清初还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约自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四川湖广等省之人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俱成村落。"所以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增设五郎厅（后改为宁陕厅）。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屈指建治方三十二年，昔之鹿豕与游、上巢下窟者，今则市廛鳞接、百堵皆兴矣；昔之林木阴翳、荆榛塞路者，今则木拔道通、阡陌纵横矣。"（注：道光《宁陕厅志》卷4《艺文》。）佛坪是秦岭山区开发最晚的地方，道光四年（1824年）才设厅立治。至迟到嘉道之际，秦巴山区已经得到普遍的开发。
在流民大规模移垦之前，秦巴山地低山丘陵地带的作物种植以黍、稷、荞等杂粮为主，高寒山地则只有零星的燕麦、苦荞等作物。移民进入后，除在河谷与山间平坝大力发展水利事业、扩大水田面积外，在低山丘陵地带主要是推广玉米种植，而在中高山区则广泛种植马铃薯。
萧正洪先生的研究表明：陕南最早种植玉米的确切记载，见于康熙二十二年（1681年）《西乡县志》，但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前，只有西乡、石泉、山阳、洋县、略阳、镇安等6县有玉米种植；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前后，山区的玉米种植面积终于超过粟谷杂粮，跃居旱作物的首位（注：参阅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道光《石泉县志》卷4《事宜附录》云：
乾隆三十年以前，秋收以粟谷为大庄，与山外无异。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
鄂西北山区玉米的普遍种植当比南山地稍早。同治《房县志》卷11"物产"栏称："（包谷）自乾隆十七年大收数岁，山农恃为命，家家种植。七八月清暖则倍收，山乡甚赖其利；间或歉收，则合邑粮价为之增贵。"说明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前，鄂西北山区已普遍种植上玉米。无论是鄂西北，还是陕南，在清中期以后，玉米都已成为山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云：
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包谷高至丈许，一株常二三包。山民大米不耐饥，而包谷能果腹，蒸饭作馍，酿酒饲猪，均取于此，与大麦相当，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
郧阳府各属"崇山峻岭，平畴水田十居一二，山农所恃以为饔餐者，麦也，荞也，粟也，总以玉黍为主。至稻麦，惟士官与市廛之民得以食之。"在商州各属，"镇安、山阳寸趾皆山，绝少水利；商南商雒间有水田，然亦不多。故商自本州而外，属城四邑，民食皆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兴安府七邑水田计"不逮南（郑）、城（固）一邑之多，山民全资包谷杂粮。"汉中府属留坝、定远、凤县、略阳、洋县等，也"均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在南郑县，盆地四周的山区也多产玉米，其产量每亩约三斗至五斗（注：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3《风土志》"物产"。）。
马铃薯（洋芋）在秦巴山地的推广，比玉米要迟一些，大约是在嘉庆年间，童兆荣《童温处公遗书》卷3《陈报各属山民灾歉请筹拨籽种口食银两禀》云：
查洋芋一种，不知始自何时，询之土人，佥称嘉庆教匪乱后，各省客民来山开垦，其种渐繁。高山地气阴寒，麦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种少获多，不费耘锄，不烦粪壅，山民赖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麦、苦荞，偶一带种，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为主。
光绪《续修平利县志》卷9《土产志》"洋芋"条下称："旧《志》未载。相传杨侯遇春剿贼于此，军中采以供食，山中居民始知兴种，故俗又称为杨芋。或云，乾隆间杨口仕广东，自外洋购归。"看来乾隆间山中已有种植，嘉庆以后才全面推广。
山区的作物种植呈现出典型的垂直分布的特征。在河谷和山间平坝，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条件，兴修渠堰，开发水田，种植水稻；在低山丘陵地带，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在中高山地带，则只能种植洋芋和部分杂粮。道光《石泉县志》卷2《田赋志》"物产"栏称："五谷不尽种。水田种稻，坡地种包谷，麦豆则间种焉。"又说："石邑水田十仅有二，稻谷无多，高山随便播种，更难概论，惟坡地须酌种麦。"道光《紫阳县志》卷3《食货志》"树艺"栏也说：浅山低坡，尽种包谷、麻、豆；山顶老林之旁，负谷麻豆清风不能成，则种荞麦、燕麦、洋芋、红苕。道光《宁陕厅志》卷1《风俗》谓："其日用常食以包谷为主，老林中杂以洋芋、苦荞，低山亦种豆、麦、高梁，至稻田惟近溪靠水，筑成阡陌，不过山地中十分之一。"但在道光以后，由于山区人口压力越来越大，而地力下降，产出减少，所以高产的洋芋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光绪《定远厅志》卷5《地理志》"风俗"云："高山之民，尤赖洋芋为生活。道光前惟种高山，近则高下俱种。"
要言之，汉水上游地区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依次形成三个大致清淅的作物分布区域：河谷盆地和山间平坝是传统的主要农业区，以种植水稻和麦类作物为主，玉米等杂粮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普遍实行稻麦复种或麦--杂粮一年二熟制：低山丘陵地带乃是在乾隆以后逐渐形成的、以玉米为主要作物的种植区域，以一熟制为主，间有实行麦--玉米（或粟谷、洋芋）二熟制者；中高山地则是嘉庆以后开辟的、以种植马铃薯、苦荞为主的区域，普遍实行一熟制（注：参阅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队的左半部右加巢
＠②原字为原字为法的左半右加又下加丰
＠③原字为法的左半部右加旱
＠④原字为法的左半部右加义
＠⑤原字为豆右加划的右半部
＠⑥原字为法的左半部右加员
＠⑦原字为土右加台
＠⑧原字为禾右加占
＠⑨原字为米右加见
农业经济管理论文篇（6）
随着我国农业经济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农业的经济管理工作逐渐的变得复杂多变起来，因此，在工作过程中就需要制定更高的标准。农业经济的管理涉及到农民群众的很多种利益，尤其是在土地流转和承包过程中，其审计制度执行的严谨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就给农业经济管理人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面对新形势下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趋势，现行的农村经济管理制度和法规的建设虽然比较完善，但是农村的管理部门在开展管理过程中缺乏系统的认识，在相应的法规执行过程中各种政策和制度的建设十分的不到位，这就给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执行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1.2乡镇财务监督管理到位
乡镇的村级会计一个人会好几个农村集体的账目也，其在办公工程中也只是在乡镇办公，因此在工作过程中就不能做到事前、事中的有效管理，在管理过程中也只是做到事后的核算工作。会计在工作过程中很难有效的做到事后的监督和管理，只是做到对账目进行必要的核算罢了。
2加强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途径分析
2.1对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进行全面认识
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直接关系到农村地区社会的稳定大局，关系到每一个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就要求各个部门提高对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认识，切实加强领导，并做好对农业经济的管理工作。在管理过程中要落实好土地承包管理政策，在自愿和有偿，符合法律基础的前提下加强对农村土地的流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不断进行完善。在农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对于涉及到农民群众亲身利益的各种问题一定要强化监督力度，稳定好农民群众的不良情绪，防止农村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局面。要明确监督重要职责，充分发挥好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
2.2加强农业经济管理队伍建设
按照党中央的相关要求，对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体系进行全面的完善，配备齐全工作人员，确保每一个地区都有专门承担农业经济管理的工作人员。提高农业经济管理人员专业素质素和思想素质。及时的解决好管理工作进行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建设一支专业素质过硬的农业经济管理队伍。制定完善的工作制度，保持整个工作队伍的稳定。同时各级的农业经济管理部门还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行政职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保证农业经济管理工作有效地开展下去，保证为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力的条件。
2.3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途径
对农业经济进行管理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是更好提供农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在农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只有全面带领农民群众发家致富，农民群众才会更加愿意相信农业经济管理部门。对于各个地区的农业经济管理机构来说，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应该积极的引导农民群众对农业种植方式和种植结构进行科学的调整。在确保基本农业基本种植面积和总体粮食产量不变的基础上，积极的鼓励农民群众种植更多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并且还可以积极的发展深加工，推动地区整个向着产业化发展和进步，从而不断增加农民群众的发展信心，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和进步。
2.4增加投入，保证农村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经费
虽然最近几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资金投入，但是在工作开展过程中依然经费依然存在很多不足。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农业经济管理机构运行同样需要资金的支持，这两个方面的需求导致机构在运行过程中十分的困难。因此，保证农业经济管理工作开展具备充足的经费，是十分重要的。
农业经济管理论文篇（7）
政策的改革也使机制有了很大的变化，逐步完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结合的体系，保护了农民的既有利益，激发了农民的耕种热情，在改革的推动下取得了好的经济效益。政策的改革实行了新的分配办法，取消过去的统派购制度，建立了最新的合同定购制度，大力的调整农业的生产结构，使农业不断的增收，同时也保证了农民对土地承包所享受的各种权利，使过去大锅饭的发展方式得到了改革，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从真正意义上保护了农民的权益，为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科学的发展思路，从而带动了农村经济的高效发展。
(二)加入创新的机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实现了公平税负，加强了服务体系的建设。
在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加入了创新性的机制，使农民因素和政府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基础上，使农民和政府的关系更加融洽，并通过宏观调配的方式，使农民认识到现有机制的优越性，使农民能够主动协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主动配合政府的管理，不断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的热情，使生产得到了保障，农民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政府通过机制改革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农民不再为日后的生活担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有更多的精力去发展生产，逐步带动了农民的精神面貌。在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中体现了国家的公平税负原则，使每一个纳税人所承受的负担和自身的经济状况相吻合，使各纳税人的负担能够保持平衡，从而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能力。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强了服务体系的建设，使农民更好的发挥了服务功能，在不断生产中能够发挥自身的最大服务价值。同时也发挥了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功能，使政府通过农村机制的改革和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带动了农村的经济建设，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效益，并把政府、农民、其它社会大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的实现了农村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改革管理体制，实行政社分社，政企分开，组织和开放城乡的集市贸易，废除不利于市场良性运行的各种限制和禁令。
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未来发展中要改革管理体系，使公社管理的弊端从根本上得到改革，使传统管理体制出现的问题得到处理，要实行政社分社方针，分清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通过政府主动调配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更好的体现政府的职能，也能带动社会组织的高效发展，逐步提高农村生产效率，并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同时要坚持政企分开制度，要协调好政府和各企业的管理，要把政府和企业管理权限划分开，使政府和企业可以发挥最正确的作用，也使政府和企业能够实现既有的发展目标。要组织和开放城乡的集市贸易，通过加入集市贸易政策使生产的粮食能够及时的投放到市场中，不断提高粮食的流通效率，把粮食流通到各大城市内，使城市的群众也能够享受到粮食丰收的成果。政府要组织农民自发的组建成销售组织，定期到城乡集市进行粮食销售，把粮食销售到城市的市场，从而带动粮食的生产。政府要废除不利于市场良性运行的各种限制和禁令，同时加强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要限制政府禁止的市场行为，使粮食能够合理流通到各市场，为农业经济管理机制的改革提供市场和流通环节上的保障。
(二)允许和鼓励多种农业经济形式，要积极的引导和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要改革农业科技推广制度，建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
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中政府要允许和鼓励多种经济形式，要把经济的发展方式向多渠道方向扩展，使各种形式的经济内容得到有效的反馈和利用，政府要协调好各经济形式之间的管理，积极的引导和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使各非公有经济组织能够得到政策上的支持，发挥自身对经济和市场的促进作用，要加大对生产渠道和销售渠道的管理，使公有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形式都取得最大的发展。政府要改革农业科技推广制度，通过对科技制度的推广，使农业发展有了科技上的保障，并得到制度上的支持，能够发挥科技对制度的促进作用。要建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用科技的手段来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职能，把管理体系向科技化和服务化的方向扩展，主动发挥科技和服务的作用，政府要根据不同的市场分层次进行管理，并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采用最正确的服务政策，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全新的改革思路。
农业经济管理论文篇（8）
1.1产业化组织竞争力弱
与发达地区相比，农产品加工企业无论是规模还是经济实力均比较弱，以肉食加工为主的圳通公司与潍坊得利斯集团不可比，得利斯也是一家潍坊地区的肉食加工龙头企业，目前总资产达21亿元，年销售收入高达27亿元，创利税1.6亿，安排职工就业4500人。以肉鸡加工为主的诸城外贸集团，年实现销售收入更是高达61亿元，利税2.1亿元。
1.2市场建设速度慢，规模小，担当不了龙头地位
近些年，通榆县各种市场建设速度很快，也有了一些规模，但与发达地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如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占地43.3hm2，投资2.8亿元，是全国“十大”农贸市场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该市场为全国蔬菜的集散地，每天上市的蔬菜中只有10%的量是寿光本地生产的。蔬菜进入寿光批发市场，先进行检质，合格后检斤，然后进入市场，价格固定。不存在讨价还价问题，质量不合格不允许进入市场。但经过整理后走出这个市场就成为名牌的蔬菜进入国内大型超市和国际市场，高效益随之产生。如几毛钱一斤的大葱，经过简单加工包装，就成了日本大葱，价格也从几角钱变成一美元。
1.3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低
通榆县目前农村各类经济中介组织数量少，发展缓慢，起的作用也不充分。与发达地区差距大，如山东潍坊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及市场4360多家，各类农民中介合作组织占基地农户比例12%，而且中介作用十分明显。如各类龙头企业和专业市场每年与基地农户签订生产订单，每年返还一定比例的企业利润给基地农户，龙头企业和基地农户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约束能否履行合同，有无违约以及违约责任的追纠，这些工作均由农民中介组织去实施。如果农民这种组织化程度太低，就制约了龙头企业与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的健全和完善。
2通榆县农业产业化发展对策和建议
鉴于通榆县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今后一个时期农业产业化规划和发展，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些工作。
2.1下大决心做好基地农户的规模化生产
通榆县是吉林省省最早的畜牧县，全县大牲畜、牛和羊的存栏数早在改革开放初，虽然存栏分别只有16万头、7.6万头和21万只，但均在全省前列。但发展到2004年这些指标虽然发展到16万头、11万头和50万只，但均下降到了全省中等水平。说明速度太慢了。通榆县号称30hm2万亩耕地，人均水平全省最高。但也就是这一优势导致全县农民养成了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习惯。因此，在做好基地农户规模生产上应下大决心做好以下几项工作：抓住百万亩优质高效基本农田建设这个契机，下决心把多余的耕地退出来。全县6万农户有这6.67万hm2高产稳产田足矣，其余耕地一律还草、还林、使一望无际的荒漠变碧波万顷的草原。只有这样才能大力发展通榆农村优势产业——牧业。真正回归到风吹草低现牛羊的美丽景象。到那时，每户农民精耕细作一垧地，放牧一群牛羊，或养鸡或养大鹅。牛羊等大牲畜存栏规模迅速扩大，猪鸡鸭鹅等家畜养殖大户遍地开花。到了那时候，各种大型的龙头企业才能落户通榆，牧业的龙型经济才能直正起飞。因此，没有基地规模这棵梧桐树，就根本引不来龙头企业这样的金凤凰。
2.2把精力放到培植龙头企业，形成主导产业基地
搞好检验检疫，推动标准化生产等服务上来。为增强龙头企业的带动功能，要坚持国有、集体、民营、外资一起上，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引导个体私营大户、转产后的乡镇企业投资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吸引外地和国外客商创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坚持按比较优势和市场需求培育主导产业。政府要搞好区划布局，对龙头企业在资金、税收等方面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发展农产品的深加工和现代营销业，鼓励扶持名优产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效用。
2.3推行农产品标准化生产
要制订农业地方标准，形成一整套完善的操作规范。通过建立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机构和专业执法队伍，实现对农产品生产、加工、保鲜、贮藏、运销等各个环节的全方位质量监控。加上实施品牌战略，全县要加快推进“无农药残毒放心食品生产基地”的认证，培训懂得生产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的农民技术员，加快绿色食品认证工作。
农业经济管理论文篇（9）
目前，农业经济体制中还没有达到完善，经济体制与经济观念还不能够适应市场机制的发展，同时，农业经济管理制度还不能够适应社会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各个先进发展机制不适应。这种不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不仅影响经济管理活动的正常执行，给农业发展造成一定的滞后性。同时，农业经济体制管理中出现的不足导致由于利益产生的矛盾加深，使利益的协调不合理。
2.农业管理人员对农业经济的管理缺乏一定的重视
我国针对农业经济发展提出了重要的规章制度，并颁布了一些列的管理规定。但是，在农业经济管理中，这些规定没有得到管理人员的重视，也没有被充分利用到实践当中，使管理上规范化的缺乏，导致农业经济管理的执行力度较薄弱。
3.农业管理人员的执政能力较差
农业管理人员执行能力薄弱。主要由于农业管理人员存在知识掌握不完全，知识更新量少，对于先进技术的利用不够明确，自身知识及执行能力跟不上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市场化的发展需求。因此，必须提高管理人员的执行能力与知识水平，增强农业管理。
二、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1.农业经济管理思维向现代农业管理转变
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开始不断发展创新。目前，农业经济管理逐渐重视农业生产中各个部分的管理。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农业经济管理将农产品的深加工与产品的质量安全方面逐渐提高，坚持农产品的可持续发展，并遵循我国环保的原则。农业经济管理模式逐渐由传统的模式转为现代管理模式，逐渐追求科技的创新与管理方式的改变。因此，必须重视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方式与思维发转变，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2.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
农业管理信息化就是将农业生产和管理以及农业科研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农业管理信息化除了能够服务于农业经济的生产、管理和科研，还可以作为农业经济决策的辅助系统。农业管理信息化是农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农业经济的重要工具，也能实现农业科技的高效开发。
3.农业经济产业化管理
农业产业化带动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农业产品基地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随着农业合作政策的出台，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迅速发展，以及相关的中介服务组织也得到较快发展，通过利用利益政策连接起来的农业经济产业化机制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市场化的组织形式得到提高。在一些大型企业的带动下，农业产品开始标准化生产，农业产品质量得到有效提升，产生了一大批优质农业产品生产基地，满足大型企业的生产需求，而且带动了农业经济标准化生产水平，通过让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进而促进农业经济效益增强。
三、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经济管理的有效措施
1.提高管理人员对农业管理的重视程度
为了促进新农村建设，加强农业经济管理，必须对农业经济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同时加大管理力度，使管理体制规范化，对农业管理工作进行合理的调整。对于农业人员的培训，应该建立专业的教育培训机构，增强人员的专业知识及能力，促进管理的合理化、加强管理人员对于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视。
农业经济管理论文篇（10）
将农业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等过程进行组织、计划、协调、控制，达到预期的目的，称之为农业经济管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领导及农业管理部门是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方面。其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自然规律及客观经济规律，合理组织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正确进行处理，对人力、物力及财力等资源合理利用，妥善处理企业、国家、个人之见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的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主要内容包含正确制定农业经济发展战略；对农业地区布局合理规划，优化农业结构；对农业资源、劳动力资源、财力资源及技术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建立合理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对生产经营中的各种关系及分配关系进行确定；对农产品的商品流通进行组织；对农业经济活动运用多种经济手段进行调节等。
1.2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
对农业信息技术新成果充分利用，实现各类农业知识及信息的获取、传播及利用，对传统农业加大改造的力度，提高农业管理决策水平及生产效率，促进农业持续、高速、稳定发展，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与市场化是密不可分的，现代农业的全部过程与各个领域都离不开信息化，而在资源配置中，市场发挥着基础作用。与此同时，将现代信息计划引入农业生产、经营、科研中，对改造传统农业、提升农业产业升级，走信息化道路具有推动作用，也是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然。
2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作用
2.1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农业信息化涉及到社会、教育、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方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推广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对促进农村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升级、农民收入提升有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在广大农村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提高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农村疾病防空系统及“村村通”工程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有效的改善了农村医疗卫生的条件，使农民的文化生活变得丰富，也使得城乡发展更加的稳定。
2.2实现农民增收
农村信息贫穷、物质贫穷的局面在信息资源及信息技术的引入以后，必定会得到改善，农业就业结构发生了改变，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民收入增加。首先，现代通信技术及计算机技术在农村的应用，使农业生产过程中实现数字化、信息化和自动化，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得到了根本的转变，使农业生产的水平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农业生产成本也得到降低，大幅提升了农民收入及农业生产效益。其次，农业劳动力随着农业信息化的推广，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实现了增收。
2.3促进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
现阶段，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不完善，农产品商品率低，农业机构调整难度比较大，竞争力不足，这些因素也导致了农产品难卖，农民增收难的问题。而随着农业信息化发展，对这一现象能够有效的改善。通过农业信息化的建设与推广，农民区中与农业企业之间建立起产销关系，农民能够更好的把握行情和供求走势，把握市场商机，及时对生产取向进行调整，在全球化、国际化进程中，对交易中的风险也能够有效的进行回避，增强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有效的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农业部门及领导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工作没有正确的认识或认识不到位。导致农业信息化机构不健全，设备不完善，没有专业的管理人员，经费不足，开展工作敷衍了事的现象普遍存在。其次，对农村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不足，很难实现共享。在农业资源的开发中，各自并进，条块分割，部门间、地区间以及行业间没有建立起信息交换与共享的机制。对农讯信息系统及农业数据库的开发总量严重不足。信息产品的开发和应用不成正比。加上在投入方面比较少，导致在信息的采集中缺少技术、人员、设备等，而且采集的标准也不一致，在基层出现了信息孤岛。第三，由于农村本身的市场信息基础就比较薄弱，而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中，往往到乡镇以后就中断，无法深入到村庄中，最后一公里成为制约农村信息化发展的因素。第四，农村信息无法满足农民的要求，对生产指导不强。从当前信息化系统的信息来看，主要以价格变化居多，而对国内外市场系统分析及信息预警方面比较缺乏。加之品种少，无特色等，导致信息化技术的推广及实用功能难以发挥。
农业经济管理论文篇（11）
在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取代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已处于关键阶段，如何正确利用信息化将是促进农业科技含量提高、发展知识型农业的重要手段。然而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信息化管理并未真正落到实处，许多政府部门在贯彻信息化管理要求时多流于形式，使信息化无法真正成为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学科与资源。
(二)资源整合能力差
相比工业发展，我国农业经济在采集农业信息过程中更侧重于以点盖面，收集信息渠道过于单一，使相关的农业信息失去基本的准确性与权威性，也由此出现了“信息孤岛”现状，导致信息化经济效益逐渐减弱。尤其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对信息化经济管理缺少相应的规划手段，即使采集到国外一些农业信息，也很难对其充分利用，更无法在农业生产方面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
(三)落后的基础设施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是检验政府职能的必要手段，只有使其自身成为市场服务主体，避免完全依托于经济管理智能，才可正确分析农业经济市场，引导农业经济向信息化方向发展。然而大多地方政府部门在产业化程度、农业现代化程度等方面并不高，使信息化进程极为缓慢。其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经济信息化管理缺乏完善的基础设施，政府部门对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力度不足，导致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缺乏基础保障。
(四)信息化建设队伍水平较低
农信信息化的实现不仅要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还应保障具有高素质的信息化建设团队，以此推动农业现代化生产经营，实现农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目前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在信息化建设队伍方面所表现的现状不容乐观。许多信息化建设人员并不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很难为农业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而且农业信息化建设的主体主要为农民，但因大多农民未接受过正规的信息化指导培训，使相关的技术应用水平难以提高。
二、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举措
(一)强化信息化建设意识
作为现代农业主要标志，信息化建设应深入到政府部门以及农民发展意识中。针对农业发展中对信息化建设认识的缺失，要求政府部门应发挥模范先锋作用，引导农民投身于信息化建设中，并采取相关的措施培养或鼓励更多技术型人才积极参与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中，这样才可使农业经济管理中政府部门、人才以及农民的作业充分发挥出来。
(二)合理规划农业信息资源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资源未实现合理配置，原因在于缺乏合理的规划。对此现状需从三方面进行完善。首先，立足于信息化发展现状，统一信息标准。政府部门可根据当前农业经济市场以及信息化应用程度，制定相关的信息标准，以此作为信息化建设的保障。其次，信息收取渠道的开拓。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要求进行信息的交换与采集，相关部门应构建并拓宽更利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信息收集渠道，如农业市场环境中的供需变化或国外先进农业技术等。最后，信息资源有效性的检验。许多现代农业发展信息并不完全适用于各区域的农业发展，需在正确分析后在可投入使用。
(三)基础设施的完善
信息化建设的完善要求政府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加大扶持力度。同时也可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其中，促使先进技术对信息化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对更利于农业信息化建设发展的相关设备如计算机等也需引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以此推动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四)人才队伍建设的强化受有限的信息化知识影响，信息化建设更侧重于采集信息与信息方面，未能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对此现状要求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农民群众应快速提高信息化知识水平并将其应用于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体措施首先可进行农民经济信息培训工作，普及信息化知识尤其在如何利用先进技术方面。其次在培养农业复合型人才过程中还需注重引进人才，通过信息化系统的开发使信息化建设质量得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