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14 15:09:13
对外文化论文篇（1）
Abstract:Thisarticlecarefullyexaminetheculturalproductproductionandthetradeinthecontemporaryworldde2velopmentcondition,andconductedthecomparisonresearchtotheChineseculturetradequestion.Proposedthetransfor2mationidea,strengthenedtheunderstandingandthereformtradesystemraisedconstructionsandsoontechnicallevelbyfurtherdevelopingourcountryforeignculturetrade.
Keywords:culture;trade;industry
在经历了多年以来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市场的狂轰滥炸之后,近几年又迎来了以“大长今”为标志的“韩流”的侵袭。这一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自然是文化心理的洗礼和审美情趣的享受。然而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并有着丰富文化资源的中国,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震撼和冲击,足以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关注。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自省意识的民族,通常会不断反省本民族文化的普适价值内核及其传播传承的问题。文化的积累与发展通常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活力与丰富性。遗憾的是,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仍然处在一个比较模糊与犹豫的状态中。
我们经常在各级政府的报告中读到类似于这样的句子:“我们要努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一个小小的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后,只花了短短几年时间用他们创造的音乐、电影、电视等文化作品不仅席卷了东南亚,还进入了欧美市场,成为了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不需要抽象的口号而悄然登上了世界文化大舞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当代世界范围中的表现
在上个世纪,美、日、英、德是最大的文化商品出口国,占全球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5514%,同时它们成为了文化商品最大的进口国,占文化商品进口额的47%。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成为了文化商品的进出口大国,但遗憾的是中国出口的文化50%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这确实与中国近年来作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吻合,却与中国是一个有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这一地位不相宜。
中国的实物商品贸易量在全世界排名在前三位,然而文化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比例约为10:1;2001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约为10:1。1992年以来,我国购进俄罗斯版权为世界第一,而向俄罗斯输出版权几乎为零。1998年我国高达300亿元以上的图书销售中,出口才2000万元。2002年,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在表演、电影、音像制品、会展、期刊、报纸展览等产业中,存在明显的贸易逆差。特别是无论哪种级别和内容的文化庆典活动、会展和交易活动,我们都会看到外国文化团体的参与和文化产品的引进,不仅大大挤压了中国文化的话语空间,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一直停留在小规模、低档次、低效益的水平。当代世界的贸易发展潮流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在增加,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文化贸易的比重又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大增。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在全球范围的交流越来越多,知识和文化产品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增加。如美国2005年以版权和授权费用的出口增长达到近5000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了运输服务和军售。通过比较我们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成为了我们研究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动力。
二、改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建议
如何改善中国文化贸易,这要进行全方面的系统的审视,因为“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性以及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对于文化产品贸易在认知上要比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困难得多。
(一)加深对文化概念和文化贸易的认知
“文化”有多种解释,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行为和文化成果。包括人化的自然、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制度文明成果、精神产品和意识形态。狭义文化概念指的是知识和精神产品,也包括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积淀。
在探索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时,我们希望从广义的文化视野出发,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所有的文明成果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来看待。但是在我们研究文化贸易时,我们又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狭义文化的语境中对文化的内涵进行有限的诠释,将文化看成是人类各种制度和观念的成果。只有这样,方可区别于其他物质领域的商品生产与贸易。
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由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比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层次性,因此人类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能够传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不仅版权热卖于世界各地,获得了象三星、现代公司一样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向世界传播了韩国人坚持诚信、尊重传统、锐意改革、不畏艰难的励志精神。好莱坞电影风行全球,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向全球推广,它的影响力决不只是支撑了美国的文化产业,而是形成了全球意义的话语权力。因此,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对文化贸易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认知还要普遍提升。这不仅仅是作为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存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的需要,同时也可以让世界人民享受中国文化成果,使我国在经济政治等多种领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力。
(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在经济增长中,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太合理的状态,第三产业在总量上的比重偏低,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而我国只有34%左右。文化贸易对第三产业的贡献不仅是总量上的增加,更是内部结构的升级和完善。
全球服务部门按国际服务贸易分类标准,有八个大类142个服务项目,其中的四个大类是文化、体育及娱乐服务。文化服务贸易还包括第一大类商品服务中的F类的印刷、出版和第二大类通信服务中D类的视听服务,这是经过日内瓦WTO服务贸易理事会评审认可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和项目的交流,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贸易的平台是构建在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在建构文化交流平台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达国家,教育产业的发展除了为数不多的公共财政支撑的公立学校外,社会力量办学和市场化经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NBA篮球运动通过向全世界的渗透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利用全世界明星荟萃的优势,在联赛空余时间造访中国大陆、香港等进行文化贸易,既获得了很大商业利益,又传播了西班牙足球文化和理念。这些都说明文化是可以作为也是应该作为一种产业进行生产与贸易的。
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就要建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要用市场的观念和手段去打造。这就要改变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习惯运用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我们需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规划和管理,如尽快建立一套动态有效的文化产业运行机制,制定有利于促进文化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政策法律,包括文化贸易的项目审批、外汇管理、商品结构、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严格按照被认可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办事,而不是由某一个文化管理部门简单的个人意志去掌握该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权力。同时我们的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一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提供一个有法可依、有政策导向、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教育、文化、体育、出版、会展在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公权力管辖最直接最严格的领域,它甚至形成了某种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但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我们仍然要象其他产业发展模式一样,放开搞活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当市场的力量产生偏差时,政府应该有办法利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手段加以调整和规范。如美国为了防止电影市场因为垄断而削弱竞争,政府严格限制国内电影产业的垄断,不允许建立从创意、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垂直垄断企业。韩国前几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先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短短几年的市场化运作,文化企业象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形成了十分活跃的文化产业生产和贸易局面。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外国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和文化贸易策略,同时也应该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外贸体制改革的经验。
(三)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品牌战略,拓展国际市场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具有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积淀。众多的文化工作者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文化企业数量多,层次低,资本缺乏,规模太小。前些年虽然经历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制的变革,建立了一些大型文化企业,但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不高,不具有品牌优势。
面对国外媒体大规模兼并重组势头,中国文化产业要加快重组步伐,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界限,通过联合、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建立大型跨行业集团,实现企业规模经营和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企业品牌和文化产品品牌,进军国际市场。
我们从好莱坞的大成本制作电影、著名品牌广告、国际文化活动可以看出,文化产品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本,有时候为了几秒钟的效果会耗资上亿元,这对于分散作业的小规模公司是无法承受的;其次,文化产品制作过程中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技术的开发费用很大;同时文化产品信赖的主要资源是高水平人才,他们的薪水常常是天文数字。这要求文化企业要有一定的资本和规模,即使是小成本制作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它们的推广和传播也需要大量的金钱。当然文化产品原回报也是很丰厚的。中国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大制作的电影、戏剧,但还只是简单在形式上对西方艺术的模仿,由于内容上的单薄未在世界上形成太大的影响。
对外文化论文篇（2）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中华帝国，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对外文化论文篇（3）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对外文化论文篇（4）
在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学生都是教学的主体，他们注重学生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锻炼。因此，在对外汉语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般是来自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师，而学生都是母语不是汉语的学生，教学的主体也显而易见，便是这些外国学生。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国籍，更重要的是，教学主体是以学生的身份来学习汉语的，他们的文化背景完全异于中国学生，思维方式、学习习惯都与汉语本土教学的主体不同，这就为教学任务的完成增加了难度。
2.教学方法不同
汉语本土教学，母语的基础使得学生学习起来水到渠成，教师在其中只是为学生提供技术上的帮助，让学生理解所学的内容。而对外汉语教学由于面对的教学主体不同，它的教学方法同样有所不同。“对外汉语教学主要针对学生语言技能的培养，教学的重点在于技能训练。”［2］在西方的语言系统内部，要想学会别国的语言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一个外国人同时精通多国语言。一旦语言学习建立在跨语言系统之上，便会产生障碍。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学生学习汉语，一个表音系统一个表意系统，两者从本质上就有着巨大的差异，很多留学生或者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在学习之初都会感到即便汉语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也很难应付一些对话。对外汉语教学应该以先会说，再会写，最后会语法为理论原则，这样就能使得教学顺利展开。
3.教学环境不同
对外汉语教学大部分是在国外进行的，也就是说，教师教学的环境是西方的，这种环境包括地理、人文等，而教学的主体面对的是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但对于教师他们是陌生的，教师对于教学地点的环境也是陌生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人。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必须适应当地的环境，以当地文化的背景来实现对外汉语教学目标。这并不是说在教学过程中完全按照当地的文化习惯开展教学，而是说在教学中要注意当地的文化，同时传达汉语本身具有的文化内涵。而对于在中国境内学习汉语的学生来说，他们所处的环境正好与国外的学生相反。教师熟悉教学环境，但他们不熟悉自己的生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教学可以很顺利地展开，而对于学生来说，以一个少数者的身份处在一个大环境中，必定有很多好奇，这些好奇和兴趣点能够更好地刺激他们学习汉语。
二、文化输出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内核
语言与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都离不开文化的传播。”［3］“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人民群众通过长期的历史实践而形成的规律性的共同认识。”［4］语言的产生在某种层面上也伴随着文化的进步。对外汉语教学首先是语言的教学，在语言的教学中必定有文化的介入。笔者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内核实质上是文化输出。输出的文化不仅是有关语言的，更多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这些文化是被认可的古人保留下来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它蕴藏着中国人的智慧，是值得输出和推荐的。在很多人看来，文化输出只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侧面，但笔者认为，以语言为基础的文化教育是文化输出的根本和主要手段。“英国著名语言学家Lyons认为，语言系统受两种结构的制约，一种是‘底层结构’(substructure)，即人类共同的生理特征和世界的原有结构，这种结构使语言趋向一致;另一种结构是‘超结构’或‘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即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结构，它导致各民族的语言在句子和语篇结构的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各种差异。”这种差异性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体现得很明显。笔者认为，语言文化是自成一体的，以语言带动文化的传播和输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对外汉语的教学过程中文化的输出是单向度的，是有其自我封闭的一面的。
三、单向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为一种霸权
语言有它自身的封闭性，语言在发展过程中，语音、语法、词语都发生了变化，而组织语言的语法，变化是最小的，语言以此来保全自我的生命力。“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语言意义的理解对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了解有很大的依赖性。”同样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输出也是具有封闭性的，它是单向度的，是只出不进的。这也许就是单向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种霸权。对于汉语的学习，与学习英语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中，学习英语从幼儿园开始，而且贯穿到教育的整个过程中，这一方面是由于想通过这样的教育培养出适合现展的人才，另一方面是对于西方先进文化的吸取，更重要的是现存的教育体制不健全的产物。目前对于基础英语的教学大多是由中国人来完成的，中国人教中国人英语，单纯的只是语言的学习。进入专业性的学习之前，学习英语的学生大多不了解西方国家，不了解他们的文化。这样的学习背着应试教育的包袱，如果有一天英语从考试中消失了，谁来完成英语教学，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英语学习中，几乎可以忽略文化因素，也不存在单向度的问题。中国人学习英语单纯只是为了考试，背离了语言学习的初衷。反观对外汉语教学，外国人教本国人说汉语的例子不是没有，但很少，如果很普遍，那么也就同中国人学习英语没有什么区别。事实是，对外汉语的教学工作大部分是由中国人承担的，每年国家都会选录优秀的人员，赴国外进行教学工作，这种选派一方面出于自愿，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国家意味，但是这种文化的传播总是单向度的。评判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没有一个公认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而现在世界之间的文化是互相交流的，在一种有序中共生共荣。那么，为什么说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单向度会成为一种霸权。笔者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文化明显是被凌驾于所有文化之上的。它以一种先天优越感而存在，在学生整个的学习过程中，它都被放在了重要位置。由于汉语是表意文字。也就是说，在汉语的学习中必然涉及很多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容，只有了解了相关内容，才能更好地了解某个汉语的意思。
对外文化论文篇（5）
在历史上，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上，很少存在贸易与市场的成分。当今，伴随着全球经济化及文化经济化的深入发展，文化贸易已经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国际文化贸易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实力竞争的主要“战场”。
现今，国际文化贸易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性扩张，作为世界头号文化产业大国，美国的文化企业以国际市场的巨大利润为目标，以自由贸易理论为旗帜，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把它们的文化产品销售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而其他的国家也都开始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民族文化。随着中国加入WTO，外国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不可避免地大量进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将直接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区域文化入手是深入发展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沿海经济大省的浙江，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全力打造文化产业的浙江品牌。但是，当我们刚进入国际文化贸易的市场中时，它就已经走过了自由竞争的阶段进入到寡头垄断，市场的进入门槛已经非常高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浙江省应该准确地找到自己在国际文化市场的定位和目标，并制定文化方面的相应策略，积极推动浙江省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对于浙江省来说，自1999年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至今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作为一个相对拥有较多文化资源，并且靠对外贸易带动整个省经济发展的贸易大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贸易能够加快国民财富积累、实现可持续发展，还能够向其他产业提供丰富的文化附加值，为其他产业的外贸出口打开广阔的道路，从而提升地区的国际形象以及整体竞争力。因此，浙江省是否能将“文化大省”与“出口大省”合并，成为“文化出口”大省，对于增进世界对浙江省的了解、树立浙江省良好的国际形象、推动整个省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甚至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战略路线提供良好的借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文化贸易与中国对外文化贸易
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它的发展程度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实力竞争的重要标准。同时，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国际间的文化产业贸易也被提上日程。已有学者将此称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加入WTO,意味着中国无可避免地更为深入地卷入这一战争。在对外的文化贸易中，中国不仅要为建立一个开放、透明的贸易体系而努力，更要尽快制定出文化产业的全球发展战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第一节国际文化贸易的现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贸易”定义为：带有文化内容的有形的和无形的产品的进口和出动，这些有形的和无形的产品既可以以商品形式存在，也可以以服务的形式存在。文化产品，是指那些能够传达生活理念，表现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它具有传递信息或娱乐的作用，并能影响文化实践活动。它包括图书、杂志、唱片、电影、录像、视听节目、工艺品等产品。文化服务，是指政府、私人、半公立机构或公司取得文化利益或满足文化需求的活动。因此，概括而言，文化贸易是世界各国之间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的文化交换活动，既包括有形商品，例如纸质印刷品和出版物、音像录制品等；也包括无形商品，例如表演艺术、版权、关税等。
当代国际文化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性扩张，作为世界头号文化产业大国，美国的文化企业以国际市场的巨大利润为目标，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把它们的文化产品销售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例如，全世界上映的电影中大约有85％是美国的好莱坞制造的。而美国即便没有垄断所有的文化市场，当今世界文化贸易也是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从原因上看，文化市场的这种不平衡性与基础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安全等需求之后，就会转而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因此，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无论其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还是文化市场需求，都要远远高于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在国际文化市场中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大。
当今的国际文化市场已不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进入垄断竞争时代。这种垄断不仅表现在国家上的垄断、地区上的垄断，更表现在少数跨国集团的垄断，时代华纳、迪斯尼集团、维亚康姆集团等超大型综合媒体公司的出现使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产业结构格局迅速调整。跨国公司和国际性文化娱乐传媒公司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占据着垄断地位，并且按照自己的运营规则来开发国际文化资源，将自己的文化产品的内容标准树立为国际化标准。如此一来，先入者已经制定好了规则，后来者如果不以这种标准来包装自己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内容，就很难冲出重围，开拓出自己的天地。
文化贸易的问题相比于其他贸易问题较为复杂，正是因为其客体的复杂性。由于文化产品具有双重属性，即商品性和艺术性，它的流通就导致了文化贸易领域两大理论——贸易自由主义理论和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冲突。贸易自由主义认为文化产品的性质与普通产品一样，都是商品属性，不应受到特殊保护，应该把选择文化产品的自完全交给消费者。而保护主义认为，文化产品中凝结着不同的价值观、习俗等主观因素，会对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产生重要影响，各国有必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文化产业进行保护。贸易自由主义理论的支持者是世界贸易组织，而现今，规范国际文化贸易的主要法律文件正是WTO条款，也就是自由贸易的概念，但这一概念中也存在着弊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发表《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直指美国在文化和传播领域的霸权。因此，许多国家虽然都接受或是适应WTO的规则，却也在WTO的框架内开始调整自己国内的文化政策。
第二节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原因与战略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与原因
目前，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处于严重的逆差之下，尤其是与其强劲的货物贸易相比，更处于严重的弱势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比例小，贸易逆差严重。与商品贸易长久以来的顺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外文化贸易近年来连续出现严重逆差。第二，文化产品出口结构单一，产品与服务产值低廉。在中国文化贸易的产品结构中，出口的文化产品一半以上是游戏、文教娱乐和体育的设备及器材，而文化内容和文化服务等软件方面的出口则少之又少。第三，文化贸易渠道狭窄，营销手段单一。目前，中国文化贸易大都仍然沿用文化交流这样的出口渠道，运用“中国文化节”、“中国文物展”等简单的方式而非纯粹的商业运作模式进入外国的文化市场。第四，文化产品与服务缺失品牌效应，缺乏吸引力。品牌的缺失是制约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一个瓶颈，也是当前中国文化贸易中存在的一个严峻的现实。
究其根本，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制约了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
第一，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国际贸易的发展需要强大的产业支持，文化贸易也不例外。在处于不同经济发展层次、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世界15个国家的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研究中,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总指数为0.50,而中国仅为0.22，不及平均指数的43%，中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无论是整体指数还是结构指数均低于国际文化竞争力的平均水平，在15个国家排名中位居第15位,竞争力指数数值仅为美国的24%、日本的38%、韩国的43%，处于严重的劣势位置。第二，文化创新能力较低。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丰厚的国家，然而丰厚并不代表强势，由于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中国的文化交易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敌外国，传统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曲高和寡，新兴的文化产品与艺术模式的开发又受到资金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文化创新意识不强。不是模仿抄袭外国的形式与内容，就是干脆以较小的成本从外国引进。第三，文化人力资源质量不高。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知识结构欠缺，尤其是文化产业的生产、管理与贸易方面的人才奇缺。人力资源质量的高低不齐，导致了中国文化产业的低迷与不振，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开展。
二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战略
第一，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目前，中国还是文化事业管理型，“管”、“办”混杂，“政”、“企”一体。后果是使文化事业单位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来行使其职能，而文化经营型企业则被束缚了手脚，难以市场需求来谋求发展。因此，必须要加快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使文化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第二，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首先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通过各种手段与渠道鼓励投资者发展文化产业,掀起文化产业发展的高潮；另外要在品牌上重点扶持那些影响大、产值高、同时社会效益也好的文化企业组建大的企业联盟，扩大生产规模，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以此带动其他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出口。
第三，拓展文化贸易的营销渠道与手段。任何产品在转化为商品的时候都需要一定的手段与渠道，文化产品也不例外，先进的营销手段与稳固的营销渠道是保证文化贸易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方面要细分目标市场，作到有的放矢；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建立长期、稳固的文化营销渠道，而不是订单式的或外交形式的扶持。
第四，通过立法提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低下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文化创新能力不强，究取原因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缺乏力度：一方面，有的文化机构通过进口别国文化产品来复制或衍生更多的相似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如中国音像制品与电脑软件行业的生产；另一方面，一种文化产品获得成功，其他的厂商就会如蜂拥而上，直至将这种文化产品榨干而得到最后一分利润，如当今的大众娱乐与出版印刷业。
第五，大力培养文化贸易与管理人才。在国际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与中国文化贸易持续低迷的现实面前，加快文化产业管理与文化贸易方面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培养既懂经济又精通文化娱乐业特点、既有策划经营的文化理念,同时又有现代产业意识和经营思路的复合型人才，就显得尤为紧迫。
第二章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问题与原因分析
当代国际文化贸易表现为以美国文化产品扩张为主的严重不平衡。同时，中国整体对外文化贸易处于逆差的现状之下，近年来尤其明显。据中国商务部4月27日公布报告称，2010年一季度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19起，涉案金额11.9亿美元，同比增长93.5%。这是由于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出现“再工业化”的产业回归思潮，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结合的新重商主义盛行，因此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从而导致中国的出口贸易环境不容乐观。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浙江省也相继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和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但是,作为靠对外贸易带动整个省经济发展的贸易大省，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并不理想,还存在比较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当前，浙江省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能否制定出创新性的出口方针和战略，是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增强浙江文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课题。
第一节浙江省文化产业的特点与前景
一浙江省文化产业的特点
首先，政府推动文化产业经过近年来的探索和实践，浙江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呈现出一些具有时代印记和创新价值的特色。概括起来说，包括文化产业发展以市场运作为基石、以规模扩张为态势、以科技创新为拓展。除上述特点以外，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在文化出口方面呈现出的优势，这些对于发展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具有深刻意义。
首先，政府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先导。2000年，浙江省省委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做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这一系列的历程显示，文化产业的自觉发展，最先源自于政府的推动。这不仅是我国国情使然，更是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
再者，浙江省在文化出口方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是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增长较快。据外经贸厅自行定义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目录统计，2002—2006年浙江省文化产品和服务年出口总额实现了较快增长，年出口总额已由2002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7.28亿美元，年均增幅高达54.4%。二是图书等实物出版物的出口已形成初步规模。例如，浙江省出版系统曾积极参与法兰克福书展、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图书博览会、俄罗斯莫斯科书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台湾版权贸易图书展等境内外重大书展，并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浙版图书报刊作品。三是动漫、影视类文化产品出口进展明显。浙江省影视制作机构和动漫企业曾积极参与北京国际电视节目周、香港国际影视展等国际性影视节目会展活动，并在杭州举办了6届国际动漫节，向海外影视机构和观众推介了一大批优秀的影视、动漫产品。截止2006年底,通过音像版权、播放权出让和合作拍片等形式，浙江省共有《侠影仙踪》、《决不放过你》和《天若有情》等1400多部集电视剧，《天眼小神童》、《济公》等676集的动画产品被海外市场收购，在全国居于领先水平。四是文化服务出口起步平稳。以文艺商业性展演为例,浙江民族乐团与北京吴氏文化策划公司合作策划了“中国新春民族音乐会”商业演出活动,先后赴德国、埃及和俄罗斯等9国巡回演出23场。
虽然浙江文化产业发展已初步实现了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并呈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特色。但总体上说仍处于探索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着不少急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例还比较低。2006年，浙江省文化及相关产业总产出为1788.70亿元，实现增加值501.7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2.3%和13.4%，经济总量不断增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3.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甚至略有下降；比起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还远远落后，而且也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国内如北京、上海、广东等一些先进省市，这些与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大省的地位还不相称。
二浙江省文化产业的前景
浙江发展文化产业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市场经济先发优势、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出口呈现良好的发展形势、民营经济发展优势等等。例如，在2010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在答记者问时曾提到，2009年我国影视节目出口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一点是影视节目出口主体企业有了明显变化，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一些民营影视机构，在出口数量和金额中的上升优势逐渐显现。如浙江华策影视公司在影视节目出口总量中就占到5.1%。此外，一些民营动漫企业如宁波水木动画设计已逐渐成为我国影视文化产品出口的重要力量。
在上述背景下，浙江省文化产业得到迅速发展，正日益成为解决文化出口问题的突破口和新途径，成为推动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新的增长点，成为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新方向：
第一，网络文化产业迅速崛起。据《浙江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调研报告》所述，目前浙江省已有近3000家行业网站，占全国一半以上，仅杭州市就有1300家。2007年浙江省电子商务网上交易额超过5000亿元，形成了一批全国乃至全球知名的电子商务网站，例如阿里巴巴、中国化工网、全球纺织网、全球五金网、中国服装网等。以阿里巴巴为例，2007年，阿里巴巴公司的淘宝网网上交易额达433亿元，支付交易金额达493亿元。
第二，动漫产业发展渐入佳境。目前，浙江省已初步形成动漫产品研发、制作、运营和周边产品开发的产业链。2004年中国广电总局批准杭州高新开发区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中国美术学院为国家动画教学研究基地，使浙江省成为全国唯一具备动画产业与教学研究的双料基地。同时，自2005至今，浙江省已成功举办6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第三，会展业发展初具规模。浙江省依托文化旅游资源和区域经济特色资源，大力发展会展经济，在所举办的会展活动中，专业化规模展会的比重逐步上升。同时，主要城市的展题定位也呈现出差异化，从浙江省主要会展城市杭州、宁波、义乌的展会情况看，其倾向于以城市功能为定位。杭州展览的展题集中于休闲与生活消费类，宁波相对集中于外向型较强的展会，义乌则借助成功举办小商品博览会与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较好地实现了品牌延伸的扩张。
第四，文化创意产业呈良好发展势头。在2008年6月出台的《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08—2012）》中，浙江省委、省政府首次提出，要大力推动杭州、宁波、温州等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培育文化创意园区，发挥文化创意产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带头作用。
经过几年以来的发展，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一批创意产业园区。比如：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实验园区、LOFT49、西湖创意设计谷、A8艺术公社、唐尚433、杭州动画产业园等。
网络文化产业、动漫产业、会展业、文化创意产业是浙江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突破口中具有代表性四大产业。它们良好的发展前景使浙江省拥有能成为文化出口大省的优势。
第二节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
首先，浙江省对外文化交流正处于前进状态，对外文化贸易量呈现良好态势。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增长较快，年出口总额已由2002年的10.00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27.28亿美元。对外文化交流能够有效地宣传本地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促进本地文化走向世界。在浙江，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活动与日俱增。截至2008年，浙江省已与10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文化交流,与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交流关系。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感受浙江—法国•中国浙江文化周”、“美国•中国浙江文化周”等。此外，民俗文化艺术对外展演活动和对外文化学术交流活动都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批体现浙江特色的交流项目如小百花越剧的精品越剧、浙江歌舞剧院的“江南丝竹”等文化交流精品项目逐渐树立了品牌。
再者，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基本框架初现雏形，一些优势产业崭露头角。浙江省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对外文化贸易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省政府已经将签订文化交流协定、随带文化交流团组、考察文化建设项目、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作为外事活动的工作惯例。同时，以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为代表的会展产业，以杭州国际动漫节为代表的动漫产业等优势产业已经在国内与国际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尽管浙江省在文化贸易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凸现的角色相比，与文化大省的建设要求相比，与其他一些省市的发展水平相比，浙江省的对外文化贸易还存在比较突出的困难和问题：
第一，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总量偏小、文化逆差较大。目前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尚处在起步阶段,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规模较小，在全省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较少,这与作为出口大省的现状不相适应。此外，文化产品和服务从国外“引进来”多于“运出去”的，存在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
省商务厅根据有关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目录统计，2008年浙江省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总额为41.56亿美元，其中文化产品出口为41.32亿美元，文化服务出口为2396万美元。而2008年，浙江省进出口总额2111.5亿美元，其中，出口1542.9亿美元。通过计算，2008年，浙江省文化出口额仅占总出口额的2.69%。这个比例对于欲打造文化出口大省的浙江省来说确实有待提高。
第二，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市场竞争力较弱，缺乏品牌性文化产品。虽然浙江省已打造具有本省特色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但是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总体上品种较少，结构不太合理，特别是缺乏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文化产品，缺乏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强势文化品牌。例如，2010年5月举办的杭州国际动漫节，由于浙江省没有形成自己的优势动漫品牌，因此难以抓住自己作为主办方的优势，推广自己的动漫品牌，无法有效利用展会进行后给举办地区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除此以外，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出口结构也不太合理。例如，出口对象集中于港澳台及东南亚的华人社区，欧美等西方主流社会较少；赴国外文艺展演活动中越剧、杂技、民俗类的项目居多，其他方面的项目较少等等。
第三，文化贸易运行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文化经营实体的总体实力相对薄弱。虽然浙江省文化交流项目逐年增加，但绝大多数项目是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项目，其实质内容是非赢利性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而通过文化贸易把文化产品输送到国际文化市场上的成分较少。
第四，有关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政策扶持力度还不够大。目前，浙江省已制订出台了“全省‘十一五’对外文化交流的工作规划”、“关于对外文化交流的审批程序”等文化产品出口的管理规章。但是，这些已出台的管理规章中，文艺院团赴境外演出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外汇审批制度也过于严格，制约了境外商业展演活动的开展；同时，对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单位的外汇优惠、版税优惠、收益分配优惠等政策力度还不够大，相关的出口保险、知识产权保护等法规政策也尚未配套。
第五，浙江省内各个城市文化贸易发展参差不齐，无法形成联动效应。以会展行业为例，“义乌文博会”已成为国家认可的文化类展览交易大平台，义乌会展模式再度领军文化会展业。可是与其毗邻的杭州却并没有从义乌模式中获益，2010上海世博会是对外交流与文化贸易的良好契机，同时据预测，世博会期间因上海场地限制而转移到其他城市的各大展会有不下于50个。对于毗邻上海的浙江省来说，同样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到2010年5月中旬为止，浙江的省会杭州却未曾落实与世博会相关的国际性展会。除了服务和硬件设施的落后是最大原因外，会展业的高级人才也很缺乏，能承办高层次展会的企业屈指可数。再加上政府在会展业的扶持上缺乏实质性的动作，导致杭州的会展业虽然起步较早，但目前已经落后于周边城市。与同为长三角地区的江苏省省会南京市相比，2004年南京的会展业排名就从2003年的全国第十位上升到第五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第三节对外文化贸易存在逆差的原因分析
一文化产业本身原因
第一，文化产业生产规模小。当今世界文化产业市场，90％以上由西方大国垄断，而其中又是由70％的跨国大公司垄断，大型跨国公司集团规模偏大，每年可达100多亿甚至几百亿美元的收入。全球50家娱乐传媒公司占据了世界文化市场95％的份额；世界各地的新闻90％由西方国家垄断，其中70％又由跨国大公司垄断。而相比之下，我国文化产业总体规模偏小，在浙江省数得上的大文化产业集团的数量也是少之甚少，仅有的几个年收入都没有超过2亿美元。
以传媒业为例，2006年，浙报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12亿元，净资产10亿元，而美国《纽约时报》1998年一天的广告额就近1亿元。截至2007年，浙江省全部10家国有文化产业集团资产总值为195.08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光是时代华纳一家公司，就拥有1500亿美元的固定资产。可见，文化产业的规模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很弱小，远远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第二，文化产业创新能力弱。文化产业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用最新的科技水平包装文化艺术或是用最经典的创意对文化产业进行创新，由此才能吸引人们去消费。目前先进的科技正不断地运用到文化产业上来，比如影视产业中采用先进的计算机和软件把许多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场景非常真实地表现出来，而浙江省的电影业和演出业的制作与加工大部分仍然停留在传统技术层面。文化产业从内容到形式，创新能力还远远不够。目前，越剧和杂技是浙江省在海外最受欢迎的演出产品，这两种古老而传统的演出产品代表了浙江省在海外的大部分文化形象。但反观其他国家的出口文化产品，像这样还在做“老本行”的并不多，其出口的文化产品更多的是电影、电视剧、音乐、媒体等现代文化产品，即使演出产品也多是以一个完整产品的形式出现，原创性很强。因此，在浙江省这种状况下所生产的文化产品，难以在国际文化市场上拥有竞争力和市场份额。
第三，产品特色不鲜明，缺乏品牌性产品。当前文化贸易的发展趋势，要求重视文化制品的全面创新，树立内容为先的发展理念，重视文化制品的特色。而浙江省文化制品进入世界文化市场的时间尚短，在整体策划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没有能力将有浙江省特色的文化转化成独特的竞争力，即浙江省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近年来，进口的原版书、光盘和合作出版的各类教材比例越来越高。然而，在伦敦、纽约和华盛顿的主流书店，也很难寻觅到一本浙江出版的原版书，就连介绍浙江省的导游手册等都是由西方出版社垄断出版的。
二外部原因
第一，文化贸易观念滞后。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很少想到文化也能进行贸易，这跟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小的差距。长期以来，浙江省在对外文化贸易过程中，基本上很少从市场角度来考虑让浙江省的文化产品走向世界，没有把文化软件看作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因此导致浙江省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没有被广泛认可的文化商品和服务品牌，大量的文化资源不能转化为文化商品和服务出口。
浙江省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并没有找到如何将博大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浙江省并不缺少文化资源，有众多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全国第二大剧种——越剧的故乡，但是没有将它们发展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品牌。
第二，缺乏专门从事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的企业与机构。在浙江省内，文化贸易主要通过政府外交手段所推行的文化交流方式来进行，人们对中介公司仍存有很大偏见，中介组织发育迟缓，尤其缺乏能够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网络之中进行创造、生产、推销的企业或中介机构。以表演艺术领域为例，浙江省近几年在美国、德国和法国举办的“中国浙江文化周”等演出虽然造成一定声势，但是这类演出带有浓厚的对外宣传色彩，主要依赖巨大的政府投入，不能计算在文化产品的出口之中。
第三，缺少专门的文化贸易人才。人才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目前，浙江省对于文化产业管理与贸易方面的相关培训与高等教育的重视力度还不够，政府对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介入与联系较少，2007年4月才首次进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同时，相关专业的教育也处于探索阶段，较难做到产学结合，将培养人才的教学活动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从而导致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知识结构欠缺。在浙江省内，文化经营方面的人才稀缺，具体到文化贸易领域更是凤毛麟角。没有专门的人才，没有细致的实证研究，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企业主要依赖政策的保护，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市场的整体策划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的工作团队。人力资源质量的高低不齐导致了浙江省文化产业的低迷与不振，影响了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开展。
第四，政策法制不健全。虽然政府曾出台振兴文化产业的政策，但是非法出版、侵犯知识产权等活动仍屡禁不止，这不仅背离了文化产业的正确方向，制约了浙江省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同时也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并且抑制了文化的原创精神，影响了浙江省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声誉，当然也就不利于其文化产品在境外的流通与在国际上获得公正的待遇。如果是一个文化贸易大省，一整套能推动本省文化贸易，促进国际化的外汇管制、项目审批、商品结构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等在内的法律法规是必需的。而浙江省在支持、推动文化产品或文化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法律，政策的鼓励措施和环境营造方面还有待提高。
第五，市场秩序混乱。法制的不健全，必然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混乱，地区的文化企业特别是传媒企业不是在全国统一的市场中竞争，而是被局限在特定的区域内。文化产品虽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但经营者追求的仍是利益最大化，国内市场的不统一，使地方企业难以从国内市场获得合理的收入，快速发展。国内市场无法进入，更别提如何进入到国外市场了。另一方面，文化贸易其生产和经营必须讲求社会效益。但目前，不少文化产业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采取压价不正当竞争、非法出版等不法行为，却忽略了社会效益，严重制约了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水平。
第六，外贸的带动与提升能力作用不明显。浙江省作为对外贸易大省，产业结构层次比较低，外贸企业规模较小，缺少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跨国公司投资的数量少，投资规模比较小；吸收外资的渠道也比较狭窄，由此无法充分利用对外贸易大省的优势带动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
第三章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战略对策
浙江省的文化产业与文化贸易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对外文化贸易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仍然处于劣势。2008年，一场由美国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扩散到全球各行业，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难免受到影响。尽管这种已有的文化格局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显著变化，但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今后一段时间内，能否抓住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一机遇加快调整，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改变文化贸易逆差的现状，使浙江省将“文化大省”与“出口大省”双剑合璧，成为真正的“文化出口”大省，这对于推动整个省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甚至为我国的对外文化贸易的战略路线提供良好的借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会展业、网络文化产业、动漫产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在浙江省发展前景良好。因此，可以成为浙江省增强文化贸易竞争力的新突破口。以四大产业为主导、从战略对策的角度出发，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节文化资源与文化产品的开发
一灵活运用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文化资源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当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滋养，成为传播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有效载体，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来提升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增强中华民族的亲和力。
浙江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浓厚的文化积淀成为今天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大省的丰富资源。远在数万年前，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就呈现出了文明的曙光。在前人创造如此好的资源的前提下，现代文化资源也是百花齐放，从杭州的动漫之都、绍兴的文人故居再到义乌的小商品城、宁波的地方戏曲，各个城市都有其特色文化，可谓多姿多彩，人文荟萃。因此，要灵活运用浙江省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文化资源的优势，积极采取现代方式整合传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有益价值。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势和长处，不断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文化含量和服务质量，把文化资源优势及时转化为浙江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二提升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竞争力
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是文化贸易的客体，想要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的竞争力，首先就要从产品本身入手，唯有产品具有竞争力再加以合适的包装和宣传，才能提升文化产品的创新能力，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的竞争力。
一是要不断增强文化创新能力。要大力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传播手段创新，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实现题材、品种、风格和载体的极大丰富，运用现代技巧增强文化的表现力。使浙江省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例如，在浙江省拥有大批创意产业园区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创意作品的原创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使其成为浙江省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完整的“浙江制造”产品。二是要善于找准与国外文化的契合点。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娱乐性与教育性相结合，积极探索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普适价值。使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始终保持民族化与国际化的互动，既在内容和形式上贴近不同国家和地区，能为国外受众所喜闻乐见，又在文化产品中注入浙江省文化产业的特点与活力，体现浓郁的浙江文化产业的特色，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产品提升市场竞争力，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提升产品与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第二节提升文化贸易竞争力
一注重文化贸易效益
文化贸易是一种经济活动，自然需要注重经济效益，而且是要以最低的成本取得大的经济效益。因此，要预防几种不利于文化贸易效益的提高的情况：第一，像对待公益性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那样来对待对外文化贸易,不能有效利用有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贸易活动，从而减弱了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第二，省内同行竞争，互相压价。由于目前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市场仅仅处于发展期，竞争并不明显。但不排除今后市场成熟后出现相互压价的行为，如此一来，将大大增加经济贸易的成本。因此，浙江省在今后发展对外文化贸易中，应转变思想观念，避免上述两种情况的出现，将文化贸易视为一种经济活动，注重提高文化贸易效益。
二拓宽文化贸易渠道
影响对外文化贸易的一方面是内容，另一方面就是渠道。
浙江省的文化产品出口，主要可以利用两种有效渠道：一个渠道是通过国内国外的文化产业博览会，例如，从06年开始至今已举办4届的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利用展会的形式带动文化贸易的进行，不仅利用了低成本的投入，同时较大型的展会也可保证一定交易量。目前，浙江省的义乌文博会已经带动起了中国会展经济的义乌模式。因此，通过文化产业博览会的形式带动对外文化贸易，对于拥有会展资源优势的浙江省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另外一个是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发行渠道。虽然对外贸易也可通过外国发行公司，依托国外的发行公司，同时成本低、市场风险小，但是却将丰厚的发行利润给了别人，生产商实际上只赚了很小的一部分。再有，通过国外发行公司发行，就总是远离国外的市场，不能培养对于市场的敏锐感觉。所以，可以由文化企业自己组建专业的海外发行公司，或收购入外国人现有的发行公司。还可以在海外投资建设“浙江省文化园”，“浙江省文化园”可采用政府开路、企业投资运作的模式。在“浙江省文化园”中开设音像、图书、汉语教材等专门区域，设表演厅、展示厅，供顾客欣赏观看。如果运作合理，“浙江省文化园”可以成为浙江文化开拓世界市场的根据地，达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目的。还可以充分利用浙江省网络文化产业的优势，利用网络平台开设各种语言版的“浙江省文化产品网上超市”，集产品展示、销售、服务等电子商务为一体。
第三节健全政策与人才培养体系
一健全外贸政策与法律体系
目前中国整体的对外文化贸易发展背景与发达国家尚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必须加快建设对外文化贸易的法律法规体系，充分利用全球文化市场平台，积极参与国际文化贸易竞。浙江省作为外贸大省，可充分借鉴其他产业外贸体制的成功经验，实施灵活、宽松、自由的外贸政策。
首先，对从事文化贸易的企业进行鼓励和扶持，为企业创造对外文化贸易的良好法律环境。要对现有的政策进行及时梳理，继续制定和完善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创新、鼓励和支持文化“走出去”的金融、投资、管理、税收、人才政策，尽快形成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有利于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政策体系。针对文化领域立法相对滞后的状况，制定地方文化立法规划，加快地方文化立法步伐，尽快出台一批与文化贸易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完善地方文化法规体系，保证对外文化贸易的工作有法可依。
其次，要建立对外文化贸易的统计指标和信息研究系统，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及企业决策提供服务。认真落实已有法律法规，加快整合现有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行政执法队伍，形成统一高效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系，为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提供良好法制环境。
再者，要大力保护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从本质上讲，文化产业是以版权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法律保障，建立相关法律切实保证文化产品原创者的知识产权，大力打击盗版等不正当竞争方式。同时，政府要为文化企业创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实施支持各类文化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促进措施。例如，目前在亚洲文化市场上涌动的“韩流”就是韩国政府政策扶持的结果，韩国政府用十年的时间，通过政策引导使韩国成功的从一个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文化输入国变为向世界传播韩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输出国，文化产业已经成为韩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最后，要加大对前景较好的文化产业的出口政策的支持，例如，尽快出台大力扶持浙江省会展产业的相关政策，制定产业组织、投资融资、展会管理、展品出口、海关监管等一系列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保证优势产业的良好势头。
二加快培养文化产业人才
文化产业是新兴产业，它在几乎包含传统产业一切要素的同时又更加复杂。因此，对于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也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目前，浙江省在文化经营方面却人才稀缺，具体到文化贸易领域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加快文化产业管理与文化贸易方面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紧迫。要充分发挥浙江省人才资源的优势，尽快建设一支既了解对外文化工作规律、又熟悉国际市场规则的对外文化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首先，加强在职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辅导班和研究班，提高政府部门对外文化工作者以及文化企事业单位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此项可纳入浙江省委宣传部“五个一批”文化人才工程中运作。其次，在一些高等院校开设文化贸易营销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加快文化外贸人才的培养。最后，重点针对浙江省前景良好的文化产业培养专业人才。例如，利用浙江省动漫产业优势，抓好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浙江大学和浙江传媒学院等动漫教学研究基地的建设，为培养专业人才做充分准备。
第四节结语
2010年充满了机遇与挑战，对于浙江省文化产业与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来说，也许会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从浙江省文化产业的特点与前景来看，利用网络文化产业、会展业、动漫产业以及创意产业等新兴文化产业的优势，借鉴其他国家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过程，利用优势资源、把握时机、跟进研究、调整政策、开拓市场渠道和培养人才是制胜的关键。
在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目前还处于逆差的环境之下，我们要争取转“逆”为“顺”，化危为机，加快浙江省文化产业改革步伐，促进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对于有着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和商品出口一直发展态势良好的浙江省来说，也许成为文化出口大省的梦想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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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文化论文篇（6）
所谓“话语”本是指一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具体言语行为，亦是表达一定思想观念的字词、句式。而当人们把说出或写出的语文以体系化的形态表现其属性时，便成为人类认知系统外在的表达方式，话语体系即产生。在此，作者认为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为对象，在其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话语体系自然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其具体表现为通过传媒、文教、人文交流、产品流通等形式实现文化成果及价值观的外溢。“话语体系不仅是话语权的展现载体，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外化象征。还是文明传承、文化积淀的集合与总汇，更是国家形象、实力和发展道路的折射与缩影。”由此，作为中华文化基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应在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中占重要地位。
(二)关于主流文化价值观
在定义主流文化价值观前，首先得明确主流文化价值的理论定义。据中国社会学学者艾君的解释:“主流文化就是在一定范围时间内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代表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方向，能起到教育人、启迪人、鞭策人的作用，主宰并传承着社会进步、发展的文明的文化形态。”因此，该文化形态在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集合与观念评判即是主流文化价值观，它更多关注的是人类文明的血脉———文化，而不是在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范畴内寻求人性的共融。同时，就人类社会成员对自身文化价值评判的普遍性而言，主流文化价值观并非某一时代或某一社会形态或某一利益集团独有，它所包含的价值观构成与被认知体系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之中，随动于时代的变迁。所以，我们希望建立的强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也应当随动于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构建。
二、主流文化价值观是全社会成员共同价值取向的认知结果
从哲学意义讲文化价值就是客体对于主体在文化范畴内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而要评判文化价值的大小首先需要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主流价值观认知系统，并以此为共识设立趋同的主体评判标准，否则作为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只能是功利的。二者的关系是:主体是实践、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客体则是主体实践、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两者相互联系又互相制约形成对立统一关系。在理论运用上，我们把“客体”定义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则是指主流文化价值观指导下的全社会成员。作为客体，我们的诸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所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遗产”，说明其具有文化价值属性。要把具有文化价值属性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出去，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国际“符号”，被欣赏，被流行并加以持久的价值推崇，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的价值评判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只能建立在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认知系统内，由全社会成员进行价值取向。这就需要我们转换视角，确立主体意识，在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并有所作为。同时摈弃绝对以我为主的文化价值观，遵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价值观演变规律。
三、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的呈现与现实要求
以史为鉴，大凡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成为原动力，被全世界认同的时候，多是国家处于民族大融合之后的盛世。如:春秋、战国后的秦汉时期，其中以“文景之治”、“武帝极盛”、“昭宣中兴”为代表;魏、晋、南北朝经隋朝短暂过度后进入的大唐时期，其中以“贞观之治”、“开元全盛”为代表;五代十国、辽、宋、金、元之后的明、清(前)时期，其中以“洪武盛世”、“仁宣之治”、“康雍乾盛世”为代表。该三个时期无一例外均处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各族源文化相互嵌合，众多民族文化基元构成了当时的华夏文化总体。其最显著的文化表征为文化成果及价值观的外溢，而它多元且日臻成熟的文化价值观内核对周边乃至全世界文化价值取向之影响力巨大。结果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华夏文化成果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形成四方来朝，竞相仿效的国际文化氛围。如今中华文明正当中兴之时，民族团结空前巩固，少数民族文化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这一历史机遇既为本文命题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基础，又是历史发展的现实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指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此，我们需要利用好对外话语体系既有平台，加强新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其媒介功能，并以此为突破口，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文化价值观的主体意识框架内，主动去适应全球化浪潮。
四、基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之上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建设路径
(一)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为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中有关文化建设的决定，实际上已将对外文化发展战略视为国家战略。为此，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的定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需要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中的重要性，建立和理顺相适应的政策法规、行政等支持体系，制度上保障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等系统建设。笔者认为，这一实践过程中，特别是“两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民委”的工作职责就规定了其有关民族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起草职能，并负责拟订少数民族事业专项规划等。而“全国人大民委”在参与和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过程中，享有议案权、议案初审权、调查建议权和部分监督权。据此，两委在民族文化建设等民族事务方面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职能与职权，建立和完善国家层面的有关政策法规、行政等支持体系，两委责任重大。
(二)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专项基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主要的特殊财政支持有三项:一是补助费;二是机动金;三是财政预备费高于其他地区。国家相应地建立了诸多民族专项资金，如:“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工作经费”、“民族自治地方预备费”等等。而各民族专项资金中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资金为打包使用，分散于各项目中，国家预算中未设立专项基金，资金不足及资金分散问题严重。所以，应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专项基金，专款专用，以解决对外文化发展资金不足及资金使用各自为政、相互挤占文化传播空间的问题。
(三)加大国家行为的对外媒体宣传力度
文化传播能力的大小与媒体宣传力度成正比，媒体宣传力度越大相应的文化传播能力也越大，能掌握的话语权必然更多，我们所推崇的文化理念的认同度就愈高。因此，作为主流媒体，部级的传统三大媒体(报纸、电视、广播)应一如既往地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主阵地。同时，随着我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还应改变原固有模式，从注重对内宣传向对内对外宣传并重方向发展、延伸。特别是，当今新媒体(网络，数字化视频、音频媒介系统，手机信息服务，桌面视窗、触摸媒介等)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其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模拟化及互动性、即时性、海量性、共享性等特征突出。由此决定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整合媒体资源，既可提升传统媒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增强自身信息生产和服务的能力，又能推动新媒体利用传统媒体的既有平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的。这就为加大国家行为的对外媒体宣传力度提供了新的契机，从而打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因地域封闭、技术手段落后等原因造成的内循环发展模式，使之由过去的小众传播向大众传播转化:即由单向传播向双向传播改变，由山地、牧场意识向市场意识改变，由乡村传播向国际传播改变。
(四)探索民汉双语教育新模式
民汉双语教育是指采用少数民族语文和汉族语文两种语文教学的教育系统。虽然中国各民族的交往在语言上“民汉兼通”已有数千年历史，但双语教育政策的正式形成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1950年政务院批准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中就要求:“培养相当数量兼通本民族语文和汉民族语文的干部。”1984年我国开始在内地设立“班”，后又设立“新疆班”，民汉双语教育受益面明显扩大。但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日益增多，承接这一发展趋势的人才缺口仍然较大。同时，民汉双语教育只重视语言文字技能的培养不重视素质教育的问题突显出来，提高学生对民汉双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依然是长期延续的、最主要的教学行为;而对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及民族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自信等方面的教育不够。所以，民汉双语教育作为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培养能熟练使用民汉双语的民族学生，还要注重培养能娴熟运用处于主流地位的族际语———汉语，将本民族优秀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对外传播的复合型民族人才。
(五)增强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
对外汉语教学是指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它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汉语文的能力。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平台，对外汉语教学系统有责任主动去适应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日益增多的现实，有力地配合和支持国家文化对外发展大战略的需要。为此，在训练、培养外国学生正确使用汉语文能力的过程中，嵌入式进行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不仅要让外国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基本特点，还要明白除汉文化以外，还有55个民族所创造、传承的少数民族文化，从而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先进性，使其在获得正确使用汉语文技能的同时，完成一个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的价值评判过程。同时，还应加强中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宣传，了解中国这个多民族社会用以管理文化多元性的公共政策，即中国政府推行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宽容政策。进而改变外国学生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猎奇心态，使之更多地理解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辅相成的历史发展进程及互为依存、彼此包容的现实状况。还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创立孔子学院(ConfuciusInstitute)的成功实践。截至2013年底，作为“国家汉办”(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全球已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分布于120个国家(地区)。如此庞大的孔子学院(课堂)布点优势，对强化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提高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输出能力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对外出口
根据商务部官网数据:2013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为251．3亿美元，文化服务出口额为51．3亿美元。而同年，中国的货物出口总额就为2．21万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对外出口的潜力巨大，其中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对外出口潜力尤甚。为此，国务院在2014年3月印发了商务部等有关单位起草的《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对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做出全面部署。要使少数民族对外文化贸易与我国在世界整体贸易中的地位相匹配，还需通过经贸活动中少数民族文化产品质量的提升、经济的宣传、个性化的展示、交易和物流平台的搭建、现代网络的商业利用等手段，打造出一大批优秀品牌，发挥文化品牌对大众审美的影响作用，从而适应乃至引导文化消费的国际潮流。文化服务则需根据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形态多样性、分布立体性、环境适应性、传承神秘性、认同全民性的特征”，深化服务内容，拓展服务方式(注:目前广告宣传服务比例过大)，充分发挥每个民族符号化的个体文化优势，更多地关注其文化价值的对外输出。为此，多举办各种国际性的涵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产品的，带有展示、交易性质的博览会是有效途径之一。以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产品为依托，充分利用市场化功能，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及服务与文化消费的国际潮流对接。目前，已有成功的范例，如:1992年开始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中国—亚欧博览会”，2004年开始在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2013年开始在宁夏银川举办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三者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七)建立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中心
该“中心”是一集合概念，应属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化机构。体制上可官方也可非官方还可官民合一，经济效益上可非盈利也可盈利。按其功能划分，可细化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研究中心、翻译中心、咨询中心、培育中心、展演中心、贸易中心以及产业园区、旅游园区、博物馆、图书馆、数据库等等。上述“中心”等机构的建立实际上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对加强其国际传播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已建立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等官方机构，主要从事宏观研究，涵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工作重大问题等方方面面，且多注重于民族问题的内延研究，较少涉及现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其文化价值观的输出研究，更少就构建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之现实平台进行研究。如今我国还没有一家专司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工作的部级研究机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中心建设的实践上，虽有2002年开建的以展示、弘扬回族、伊斯兰先进文化为主题的银川“中华回乡文化园”等成功案例，但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满足不了现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外延发展的需要。
对外文化论文篇（7）
[作者简介]杨柳(1980-)，女，四川雅安人，四川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四川 雅安 625014)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3-0105-03
语言是文化基石，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方面，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特征的一面镜子，其中既有该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背景，而且还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反映文化。每一种语言都与某一特定的文化相对应。不仅语言、语言的使用与文化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语言学习本身也要受到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所以，语言的教学要结合文化来进行，而不仅仅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形式结构体系内进行语言形式学习和技能训练。文化始终贯穿语言教学的背景，时时刻刻都会影响教学本身。在外语教学中，学习者得到的，不仅是语言，还有世界观，包括要了解目的语语者的社会文化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并增强学习者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能力以及文化的交际能力。
一、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曹文曾将语言教学中文化教学的探讨归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教不教，教什么，如何教。通过胡文仲、束定芳等人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形式的文化内涵、文化对语言运用的制约、英语教学与文化等诸方面的研究与探讨，英语教学过程中文化导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不成其为问题。在教学内容方面，文化的内容包罗万象，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教学可以包括以下五个内容：语言交际(包括词汇、习语、语法、语篇修辞)、非言语交际(表情、眼神、手势、姿势、体距等)、交际习俗与礼仪(打招呼、称赞、称谓、访友做客、送礼等)、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和同事关系、社区关系等)、价值观念(个人与集体、人与外部世界、思维方式、知识与价值等)。这些都是和语言与语言运用关系较密切的文化内容，也基本上勾勒出了一个文化教学的框架。通过提高交际双方知识共享的可能性来帮助外语学习者与目的语的本族语者进行交流。以英语教学为例，在这样一个教学过程中，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实现与英语为母语者的成功交流，从而能够顺利地学习和吸收目的语文化。但是这样的教学目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社会的发展要求。
现在英语作为一种通用的国际语言，英语教学这种国际语言教学培养的英语学习者不仅需要与英语本族语者进行交流，还需要用英语同英语为非本族语的人打交道。同时，文化作为语言学习者身份构建的一个重要部分，轻易地摆脱母语文化的视角而进入另外一种文化是不容易的。所以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外语学习者遭遇冲突和困境也是不可避免的。以许国璋、曹文等为代表的人物主张文化教学的内容不仅应该包括目的语文化，而且应该包括母语文化。许国璋指出在英语教学中，不仅应注意英语国家的文化，还应注意我国自己的文化。在他提出的英语教学方案中，不仅包括英语语言文化内容，还包括母语文化内容。曹文总结分析了我国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两个层次，即文化知识层和文化理解层，为了达到文化理解，文化教学的内容就不应局限于目的语文化，还应该包括母语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内容。这样的教学就不仅仅是要达到单向学习吸收目的语文化的目标，而是为了实现“双语以及多语文化的交叉交际”。从而使学习者在不丧失原有文化身份的同时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利益，在目的语的文化里构建自己与之对应的交际空间，也就是说能准确、得体地用目的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样就对外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解决之中的某些问题。可以借鉴科泰齐和金的“文化协同”理论。
二、“文化协同”理论简述
在跨文化交际日益复杂的时代，对不同文化的认知和敏感性对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外语教学课堂其实就属于一个跨文化交际的环境，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学生和教师)都带着各自对于课堂教学的预期。这种预期是具有深层次的本民族的文化底蕴的，科泰齐和金将其定义为不同的“学习文化”，在教师的教学实践和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教学都与特定的学习文化和社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而不同的学习文化应遵循“文化协同”的方法，相互顺应、相互吸收、取长补短，来达到外语教学的目的。
科泰齐和金指出，“学习文化”是指语言学习过程中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行为活动框架，其中包括人们对学习过程中各个方面与各种活动以及学习与整个教育的关系等的期待、态度、价值与信念。学习文化构成了整个课程的隐匿部分，师生们的教与学都会在潜意识中受到特定学习文化的影响。而特定的学习文化则要受到它生长之中的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通过问卷调查和采访问询等方法，总结比较了英国、日本和中国学生的不同学习文化。他们着重指出，不存在说哪一种学习文化优于另一种学习文化。不同的学习文化一般都更适应于它们各自植根其中的那个社会。此外，不同的学习文化也并非完全相互排斥，在有些方面，差异也可以被包容并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文化协同”的过程。在他们对学生的调查中，中国和日本学生相比而言更注重以知识为中心，而英国学生更注重技能和方法；在“提问题”这一方面，英国的学生倾向于把“提问题”作为学习过程中的一个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启发式的提问，而中国学生经常在学习过程完成后才提问题，将其作为对所学知识的考察，而且在很多时候，他们会选择在课后单独向教师提问而不会像英国学生那样在课堂上大胆质疑教师；同样，在对教师的角色分析方面，不同于英国学生，中国学生很大程度上把教师认同为父母的角色，依赖于教师给予的学习指导，希望教师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趋向于中国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等级关系，教师在课堂上较有权威性，对课堂教学的内容和进程有很大的决定权。而学生也习惯于在课堂上安静听讲，接受教师所传输的知识。
因此，基于不同的学习文化，课堂里学生的行为表现和教师对课堂学习的期待会产生距离，从而导致课堂中的不合作、不配合。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应该是处于目的语的文化氛围下，把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结合起来，同时使其与所处的环境相协调，处理好不同学习文化的顺应过程，以避免或减少相互间的碰撞和冲突。特别是在引入一些根植于西方学习文化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和教学技巧等，如果不充分认识教学环境的特殊性，误解和冲突在所难免。外语教学要达到的目标不是让学习者成为单纯的模仿者，而是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积极地进
入目的语文化，并始终保持跨文化差异这一意识。在学习和使用所学语言的过程中，灵活运用“文化协同”理论，努力做到既有自己的语言特色，又能充分实现交际的目的。
三、“文化协同”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根据科泰齐和金的“文化协同”模式，外语教学者对于学习者的本族语和目的语的文化环境要给以足够的重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都应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在某些方面做出一定的调整和改变，以帮助学生在不丧失原有文化身份的同时接纳理解不同的目的语文化，并能准确、得体地用目的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通过“文化协同”模式的指导，来达到外语教学的目标。
1 处理好多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以英语教学为例，其文化教学过程中要处理好英语文化内容的多元化以及教学目标的本土化两者的关系。现在，在以英语为媒介的真实的跨文化交际中，很多的英语使用者是第二语言或外语使用者，他们有自己的母语文化背景，他们的交流对象也是如此。所以，国际跨文化交际的情景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英语的使用也是如此，要与该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包括它的语言环境相结合，经历一个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再生的过程。这样的英语应用环境决定了文化教学不能是简单的文化知识的积累，也不能仅局限于少数几个英语为母语的民族文化，而需要更注重交际能力的培养，培养学习者从多种角度判断和理解不同文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就要受制于诸多环境因素，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不重视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对选择和运用学习策略的影响，不能就文化差异达到某种程度的妥协，教学中难免会出现不合作的情况，从而影响教学效果。所以，要从科泰齐和金所提出的“文化协同”的理论出发，与具体的语言教学相结合，来取得文化上的双赢。
对外文化论文篇（8）
有知识即有文化。表现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即是，文化知识的讲授主要对中国地理知识历史知识民俗知识名胜古迹建设成就和作家作品的介绍来进行。这更主要体现在二十世纪。在现在，仍有大量的对外汉语教师和对外汉语课程在沿用这一方式讲解文化。
（二）将文化看成一种交际行为
有的专家把文化看成人的交际行为，指“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影响信息传递的语言和非语言信息。”比如中国人与外国人在见面礼仪问候方式上有很大不同，这就是文化。比如，中国文化是很谦和的文化，请人吃饭时经常说，“没有什么好饭菜，将就吃吧”，这本是谦虚之词，但对于不懂中国文化的人来说，就会真的认为，饭菜很不好，难以下咽。这就是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不同。再比如，中国人介绍自己的房子时经常说，“寒舍，请光临”，这也是很谦虚的说法，但外国人可能就会真的认为，他的房子很破。这也体现出中外文化的不同。总之，中国人在见面时的问候称赞对方表达谦虚使用委婉语时，有很多特殊之处，就需要教师搞清楚，然后进行讲解。
（三）多样化的文化界定
与上述两种不同的是，还有一种认为，文化是多样化的。主张，对文化的理解不应只看重知识与行为方式的不同，强调文化的多样化。文化是复杂的多样的，不能靠知识或行为来涵盖。比如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模式文化，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它主张一种跨文化的文化。它突破了将文化的讲解只是放在汉文化的单一方面，强调各种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强调文化间的互动，因此，教师在课堂上经常采用各种形式，引导学生对多种文化的碰撞进行比较，从而引发学生进一步的思考。
二、知识文化教授模式
（一）开设专题讲座
知识文化教学模式经常采用比如开设专题讲座的方式进行讲解。通过分析比较的方式，让学生明白汉文化的知识。比如，讲解汉字的历史与现实的专题讲座，比如，讲解汉字与文化的专题讲座等等。当教师在给初学者讲“水”这个字的专题讲座时，可以先讲这个字的象形字，它是象水波纹的形状，后来逐步演变，成了今天的水的写法。通过这样的演讲，学生对这个字有了清楚的认识，有了感性的认识，再写这个字时就不容易出错了。除此之外，可以给高年纪的学生讲古典故事，比如讲西游记故事，讲三国故事，限于学生的汉语水平，在给低年级学生讲时，尽量用母语，而对高年级学生讲解时就可以用汉语来讲。另外，在课余时间可以带领学生参观故宫，向学生介绍中国清代的皇宫历史与知识，象皇帝可以有七十二嫔妃的习俗，让外国人很新奇。带领学生参观北京的胡同，了解北京的胡同文化。北京的胡同多，每个胡同的名字都有一个小故事，北京的胡同文化，记载着北京平民百姓的生活历史，它是老北京文化历史的一个见证。
（二）利用多媒体提高学生兴趣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教学提供了更多的方式方法，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将抽象的知识更加清晰、直观的展现给同学们，将难以用简单语言概括的知识利用视频或图像等方式播放给同学们观看。例如讲解“大观园”时，教师可以先让同学们了解《红楼梦》的写作背景，了解人物的性格特征，然后给学生播放相关的视频，给学生播放陈力唱的《葬花吟》，通过多媒体的播放，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同时，更加深刻的理解文化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化，从而提高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认识。另外，在讲解中国饮食文化时，可以给学生播放《舌尖上的中国》，这个记录片深入浅出，对中国的饮食进行了详细又清楚的讲解。可以提高学生们对中国美食的兴趣，由此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更加热爱。
（三）交际文化训练
交际文化训练模式将交际行为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通过语言和行动的训练使学生自然地领会和掌握文化。这种方式，强调引导的作用，强调对学生通过交际活动，对汉语文化有更清楚的了解。它强调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及学生间的互动。比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各有不同。不熟悉的人往往就说“你好“”你好”，而熟悉的人往往说“你吃饭了吗？“”还没呢”等等。“你干啥去”“我去买根葱”“去公园了吗“”还没去呢”“今天清明，去扫墓了吗“”已经去了。人真多。”等等。教师还可以给出语境，让学生根据语境进行交流。比如“上学路上“”初次见面”“久别重逢“”晚饭回来“”去看电影”等等。并让学生表演。并根据学生的会话和表演，适当加以补充和纠正，让学生更清楚中国文化的特点。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还可以大胆让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掌握中国文化的特点。比如，让学生亲自组织一台晚会，让学生通过“联系业务”“聘请导演”“选用演员”“准备台词”“付给报酬”等环节，训练学生能自如地利用中国文化进行交流的目的。比如，让学生给导演打电话，和他讲条件要求以及所想给以的报酬等。———“王导，你好，最近有时间吗？”———“怎么/？”———“我们学校想请你给我们导一场晚会。”———“好的”通过实践，让学生掌握到汉语沟通的技巧以及涉及到的喊文化知识。教师要及时指点学生，跟有名望的导演沟通时，要尊重他们，不要一开始就谈价钱。要让导演感觉到节目十分需要他，没有他就不行。这样，做到与导演的心灵沟通。
三、多元文化沟通模式
文化是有差异的，多元文化的碰撞会产生火花。外国学生在刚接触汉语言文化时，对两国间的文化差异是很敏感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及时发现文化差异，并且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地学习文化差异。例如，很多留学生都疑惑，为什么很多中国朋友第一次见面就要问“你多大了，”“父母是做什么的”“家在哪里”这样很私人化的问题。教师可以和他们解释，这并不是对他们的不尊重，而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中国人对人很亲切，往往见面就问些私人化的问题，显得很亲切和亲热。而外国人不同。到了中国就要入乡随俗，习惯别人的这种问法。老师可以向学生讲，中国的文化是含蓄的文化，不像西方那样直截了当，比如，在公开场合不会指出朋友的错误。当别人当你家作客时，会谦虚地说，没什么菜，菜做的不好等谦虚的话，在向别人指出不足时，会含蓄地说，“希望如何如何”等等。教师在讲课时，可以列出表，让学生清楚地看到中外文化的差异，区别。讲出，含蓄委婉内敛，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指出中国人往往根据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年龄来决定与一个人如何相处。因此，初次见面时询问一个人的家庭情况，年龄都是很正常的。如果知道这样的特点，外国人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在中国语言中，还有些敬词谦词，委婉词语等，教师要在课堂上教会学生运用这些词汇的方法。询问对方姓名时，要问“贵姓”，对方回答时，要说“免贵姓方”。在众人面前，要表示谦虚，讲话后，往往说，讲的不好，请大家批评指正。多元文化的操练，可以延伸至课外。如果是低年级学生，教师可以逐课讲解，如果是高年级学生，教师可以引导他们去查资料，掌握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区别，做一有主题的演讲。比如可以设计“中国人的婚俗”的课，可以让学生到各地去调查，让学生通过问卷现场访问查找文献分析数据等方法，深入了解中国的婚俗观。可以展开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将中国的情况与本国的情况做比较。也可以将中国历史和当代情况做出对比。分析中国婚俗观的历史演变，变迁，然后找出原因。最后，总结出来，拿到课堂进行讨论。可能会出现不同答案，教师应该因势利导，指出允许出现不同答案。
四、遵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教学原则
语言文字是某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这种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的基本载体。它既全面储存着该文化的主要信息,又承载着相应社会群体的基本价值观念,还传达着这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因此,对学习者进行文化教育是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承担的一项重要职责。能否做好文化传播的工作,教学方式方法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对外汉语教师要把文化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确立语言和文化不可分的观念,让汉语教学置于中华文化背景之下,将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自然地融入语言教学。
对外文化论文篇（9）
【论文摘要】 本文主要以英语为例，简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语言与文化要素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及影响，并对文化冲突与跨文化案例进行了简要分析 【论文关键词】 语言 文化 文化冲突 跨文化交往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为企业进行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拥有了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机会。而在国际贸易中，文化环境是极其重要而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语言与文化差异往往成为国际贸易中跨文化交流的无形壁垒。 二、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要素 交流是人与人之间传递思想观念的过程（Francesco and Gold， 2005），而跨文化交际顾名思义，是指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过程，如今这种过程随着对外贸易的拓展有了更为广泛的用武之地。不同文化间的语言、价值观、思想观念等差异，都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比个体文化内部成员间交流更多的障碍。下图为跨文化贸易中交流的主要步骤： 如图所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实际上是植根于各自文化的信息循环。信息传递者通过语言或非语言方式将自己的观点、态度传递给信息接收者， 反馈过程中仍遵循这一基本步骤。在这一基本流程中，信息传递者与接受者的思维方式，语言的组织与理解都深深植根于本土文化，直接影响着各自贸易的决策与双方信息的交流。语言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在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且若信息接收者不精通语言a，还要经过翻译这一受文化影响颇深的主观过程，由于许多文化特有词汇，如英语中的achievement(Hofstede 1980)几乎不可能完整的被翻译成任何语言，某些信息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被丢失。 语言作为特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本土文化的影响，并且对其起着不可忽视的反作用，精通某种语言并不等于了解其相关的文化，但是对语言的无知必然会导致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即便是同种语言的不同变体或不规范用法便足以产生交流困难，仍以应用最为广泛的英语为例。据统计，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大概享有90%的通用词汇(Scott 2000），但剩下这10%的词义区别却足以给这二者的应用者带来不少误解。一个简单的英语单词“table”用作动词时，英国人是指马上行动，而美国人则是稍后再作处理，若在商谈中双方就此达成共识，问题可想而知。不同语种间的语言障碍更是随处可见，仅以非英语国家中的英语标识为例：一家旅馆的电梯中贴有“Please leave your values at the front desk.（请把价值观留在前台）”;某餐馆的菜单上书“Our wines leave you nothing to hope for.(我们的酒让你断绝希望)”；某诊所的办公室标识“Specialist in women and other diseases.(妇女及其他疾病的专家)”;在酒吧中则可以看到“Ladies are requested not have children in the bar.(女士请勿在酒吧内生产)”;此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语言误译在世界各地比比皆是，为跨文化交际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误解。若是上述事例尚可在生活中作为笑料，商业上的此类失误就无法使相关企业一笑置之了。例如关乎商品形象的商标名称，某软饮料品牌Fresca在打入墨西哥市场时沿用了其原本的商标名，随后才发现在当地俗语中，fresca是指女同性恋。 除此之外，在对外贸易中，特别是使用非母语与对方交流时，对词汇选择、语体等都应加以留意。 三、跨文化贸易的核心是文化 1.文化的概念 文化的概念很抽象，因而关于文化的定义亦尚无统一定论，总的来说，文化是环境的人造部分（M.J.Herskovits，1955），包括主客观两个组成部分。其中客观文化，如建筑形式、音乐类型、饮食服装等，是人们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主观文化则包括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分工、信仰态度等改造客观世界的方式与手段。在商业交往中，客观文化部分通常比较显而易见，如着韩服的东方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朝鲜族的传统形象，而事实上，他也许讲流利 的英语，并深受西方教育熏陶，这些主观文化形式就是比较隐性，需要通过进一步交流才能有所了解了。 2.多语言人才与多文化人才 上文中阐述了跨文化贸易中语言因素的重要性，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对外贸易实体都注意到了这一要素，并进行了多语言人才的储备，能应用多种语言的人才日益增多。然而，多语言(multilingual)人才与多文化(multicultural)人才并非等价概念，如果说前者是以外语介绍某产品，那么后者则可刺激外国买家去购买它，这是有质的区别的，如今跨国贸易中最缺乏的恰恰是后者。多文化管理者最欠缺的素质往往不是语言，而是“接纳”(Gunnar，B.1997)。好的跨文化管理人才应该能够在不同文化中起到激发、推进的作用，而不仅仅是语言传递者，因而优秀的跨文化管理者绝不应仅局限于了解一些浅显的商务礼仪:如何鞠躬如何握手，何为礼貌何为禁忌等。这类表面化、形式化的礼仪了解尚不足以使我们在国际贸易中成功跨越文化冲突，重要的是要在心理上深信所有文化的同等优秀性，并在感情上乐于学习、接纳外来文化的差异，带着本土文化的优越感去进行跨国贸易，显然是行不通的。 3.对外贸易中的文化冲突 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特别是长期战略性的贸易活动中，本土价值观、思维方式与外来文化极易发生冲突。为数众多的失败案例中，文化冲突是导致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对同一境况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时，文化就会成为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从而导致文化冲突。Mirvis和Marks（1992）把文化冲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感知差异（Perceiving Differences）。人们首先注意到不同文化对待同一事物的差别。 (2)放大差异（Magnifying Differences）。可感知的差异日渐突出和尖锐，更深层次的体现价值观和理念差别。 (3)典型化（typification）。交际中的一方为对方建立一个典型“形象”，开始放弃对对方的探究和理解。 (4)压制(suppression)。文化冲突的最后一个阶段。一方文化被另一方文化压制，压制方表现出文化优越感，从而引发强烈抵制。 跨文化冲突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效率低下、沟通障碍乃至中断等，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极大不利影响。遇到此类情况，回避问题绝非解决之道，惟有正视矛盾，提高企业文化的包容性，加强跨文化沟通，才能及时排除沟通障碍，使双方交流重新回到良性轨道中。 4.国际贸易中跨文化策略案例简析 案例1:在去印尼进行商务会谈前，A经理与他的团队特意翻阅了关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习俗，但却吃惊的看到对方在就餐时两手并用，而这在书中分明是该地区的文化禁忌，询问后才知道那早已是过时的习俗了。 文化永远不会停滞于某一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便是本土文化都在不断演变，“活到老学到老”对文化的了解同样适用，这就要求好的管理者随时更新对目标文化的认识。有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往往在商业交往中起着关键作用。可见，文化环境与对外交往的关系要求市场参与者既要在短期内做到与文化相适应，又要在动态上与时俱进，以适应更高层次的文化来取得更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和前景化差异。 案例2:从2002年的设想开始，Google的中文名称见证了它在中国本土化的战略。2005年5月底，Google决定就是否需要中文名字做一次正式的市场调研，发现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音译习惯为Google赋予了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称号，狗狗、酷狗、古狗、勾勾、果果等，53%的人希望Google有一个中文名字。直到2002年4月，“谷歌”才被最终确定为中文名称。然而这个中文名称却又引发了国人的争议，有人称“谷歌”一词，能满足美国人对东方农业的想象，却与国内网民的喜好完全背离，不仅暴露了GOOGLE中国团队，对国内“本土化”的理解有先天不足、与自以为是的一面，同时也暴露了他们迎合总部、做表面文章的一面。 小小的中文名暴露了更多的内在文化难题:如何融合中美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如何组建一支凝聚力强大的工作团队，建立与中国政府良好的关系，树立Google中国的品牌形象等，洋品牌本土化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四、综述 综上，在现今对外贸易中，国际文化差异已被列为全球市场经营的最大障碍。许多有实力的公司在国际营销中失利，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资本和技术，而是缺乏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忽视了文化差异 对贸易与交往的影响。对语言与文化要素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加以分析，有效实施跨文化交流，是打开国际市场并拓展国际贸易的成功关键之所在。 参考文献: Gunnar，B.(1997) Multicultural managers wanted. Management Review， May，1997
对外文化论文篇（10）
近年的韩国文化对外贸易不仅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还把韩国文化成功传播到亚洲乃至世界，造就了席卷全球的“韩流”现象，使韩国一跃成为文化强国，其中，韩国的影视文化贸易充当了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的开路先锋。
（一）韩国影视文化贸易的创新机制
韩国电视剧更是韩国文化贸易的主导，而韩剧的成功也并不是偶然，而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一部韩剧拍摄之前要做很多前期工作，仅市场调查就得好几个月，然后根据市场所需开始编写剧本。后期韩剧在制作上是“边拍边播”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迎合观众的意愿，给观众提供了互动的权利，从观众反馈信息中找到新的创作点，调整剧情。来提高收视率，而收视率低的作品有可能被叫停，从而也避免造成资源浪费，所以一部作品能完整播出真的很不容易。因此拍戏的进度之赶可想而知。有些场景一拍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但是播出时有可能只有几秒钟，尽管这样，剧组还是对每一场戏都认真对待，尤其是一些小细节方面也做到了尽善尽美。题材上也有了不少拓展，很多剧都充斥着穿越、读心、瞬移、不死等各种超能力，类型也逐渐丰富起来。除了韩影韩剧的创新外，韩国的综艺节目也影响到了中国，比如《爸爸！我们去哪儿》是韩国MBC电视台推出的一档爱护子女的父亲们试图聆听子女心事从而增进亲子感情传达父爱的节目。这个节目的创意被湖南卫视购买，制作成了自己的节目《爸爸去哪儿》，邀请了五组明星父子或父女组合来参加节目，在中国掀起收视狂潮和广泛热议。明星爸爸们的舐犊情深，和萌娃们天真可爱的俏皮模样，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于父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的思考和重视。
（二）韩国影视文化贸易的政府支持机制
为了推动本国影视文化贸易的发展，提高本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韩国政府在很多方面出台了对韩国影视文化的扶持政策，比如在资金方面、人才培养、生产经营等众多领域，政府都给予大力支持，有力地推动了韩国影视文化的发展。1998年，韩国政府更迭，总统竞选承诺扶持电影业，推分级制振兴韩影，由此迎来了韩国电影的春天。在总统竞选中承诺扶持文化产业的金大中没有食言，在顺利当选后，金大中政权推出电影分级制，用来取代之前的审查制度。按照影史学家的说法，韩国电影正式从“统治模式”进入“振兴模式”。分级制度给了创作者更大的创作空间，80年代靠海外拿奖的林权泽、裴勇俊这拨导演不再孤独，奉俊昊、朴赞郁这批现今成为韩国导演主力军的中生代，几乎都是伴随分级制度的诞生而出头并成长起来的。韩国政府把“文化兴国”作为民族文化传播战略，拟通过影视文化贸易提高韩国文化的国际地位。在政府机构的职能上作出针对性调整，保证行政部门对于产业的支持能直接高效，在金融危机后，相比其他政府部门，文化部门逆势扩张。
（三）韩国影视文化贸易的市场营销机制
“给我一部韩剧，我能翘动你的品牌营销”。在韩剧的火热来袭下，这绝对不是一句玩笑话。《来自星星的你》同款在淘宝上有8.19万宝贝上线，而今年的春晚同款仅有3419件宝贝，就连春晚最红款也是因出演热门韩剧《继承者们》火爆中国而登上春晚的韩国演员李敏镐身着的lord&taylor手工定制系列。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韩剧的品牌软植入模式。韩剧挑选的赞助品牌都是高端的，数量也是越多越好，给整部剧营造了奢华感，能出现在观众眼前的logo和硬性植入的品牌屈指可数。比如在《来自星星的你》中，唯一出现logo的品牌是男主角代言的韩国男士成衣品牌Ziozia。事实证明，不展现logo的软性植入方式收效更好，“扒”衣服的过程对观众来说也是一种乐趣。
除了营销品牌外，韩剧更多的是在营销本国的文化，借由最受欢迎的韩剧来推销本国的各种文化，带动了餐饮业、商贸零售业、美容业、时装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一部接着一部韩剧的热播持续地推动了购物、时装、美容、美食等行业在海外的发展。韩剧中充斥着韩国的泡菜、拌饭、烤肉等，一部《大长今》更是让韩国的饮食文化深入人心，包括一些日常饮食和养生之道。《来自星星的你》捧红了韩国的“炸鸡和啤酒”，由于中国市场上没有卖纯正的韩式炸鸡，部分餐饮店正在考虑引进。还有一些韩剧中的咖啡店、果汁店也已经到大陆开分店了。
韩剧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广着自己国家的旅游。一部《冬季恋歌》使得南怡岛成为旅游热点，当年仅日本观光客就达20万人，相关经济收入也高达2400亿韩元。免税店的销售额也因为“裴勇俊”而增长15%左右。韩剧不仅仅为旅游业带来了收益，也为其他韩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缔造了更多商机，无论是手机、服饰、化妆品、电玩动画，甚至是整形技术，都借由韩剧这一媒介打开了国际市场，这种经济效益还扩展到了金融、投资等领域。足可见，韩国文化贸易对于本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带动作用。
二、韩国影视文化对外贸易的成功机制对中国的启示
就当前中国影视文化的整体现状来说，它存在以下问题：影视文化不乏喧闹，却缺少思想和人文观照，没有创新，乏善可陈。相似题材的作品扎堆、雷同现象非常严重，比如帝王戏、警匪片、谍战片等都是阶段性地一涌而现，使得观众产生厌倦心理，不能抓住观众的眼球。贸易方面，逆差严重，贸易伙伴集中，产品形式单一，产业化程度低。针对我国影视文化产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借鉴韩国影视文化成功输出的宝贵经验，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下，我国影视文化可以向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一）产业化发展方向
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美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文化产业大国，文化产业在其国内产业结构中位居第二，文化产业占本国GDP总量的18%-25%，韩国的文化产业占本国GDP总量的6%-8%，文化产业对于经济起到非常重要的拉动作用。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也在逐年大幅度攀升，北京、上海、广东、湖南、云南等省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突破5%，成为区域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产业经济的新增长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化产业，就将无法在经济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世界上立足。文化产业投入相对少，产品附加值较高，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韩国影视文化所引起的经济联动效果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我们应加强影视文化的生产经营，创新影视文化产业管理体制，调整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优化产业布局，集约集聚发展，建立高效的文化产业融资模式，活跃资本运作，拓展盈利模式。同时，还需完善文化市场法制法规，建立一套有效地产业经济政策体系，为文化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并且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中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促使我国文化做大做强，走出去，在文化贸易中收获属于自己的一杯羹。
（二）民族化发展方向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文化的连续性、独特性，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涵，在对周边文化的影响力、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方面具有典型意义。我们可将其文化精髓融入到影视文化当中，通过影视文化输出，使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舞台。当今世界可以说是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即经济和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就无法在经济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世界立足。比如，《卧虎藏龙》、《叶问》、《精武风云》等影片因其体现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功夫在海外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电视剧《汉武大帝》、《康熙大帝》、《乔家大院》等体现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剧受到海外市场追捧；《长征》、《八路军》等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型制作，受到了韩国观众的追捧和喜爱；《故宫》、《再说长江》等纪录片也在国际市场引起了广泛关注。正是因为这些影视文化蕴含着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民族特色，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精神，才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发展空间。韩国影视承载的韩国文化，深受各国人民欢迎，韩国影视的民族化发展给韩国影视带来了巨大成功。我国文化比韩国文化更深厚更博大，因此我国影视文化朝着民族化方向发展，必将成功走向世界，将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三）国际化发展方向
对外文化论文篇（11）
随着汉语在世界上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加入到汉语学习的队伍中来，对外汉语教学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重大。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习者自身的汉语基础参差不齐，对他们使用的教学方法就也要因人而异。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世界和我国的众多学者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研究成果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促进了了我国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对外汉语的教学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的传授过程，它还涉及到许多方面的潜在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继续进行探索的。在诸多的问题当中，如何高效、快速地进行词汇教学时影响对外汉语教学效果的关键所在。
一、词汇在语言中的重要作用呼唤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理念的改变
作为语言三大构成要素之一的词汇是语言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构成一种语言的基础，词汇教学应该贯穿语言教学的始终。词汇教学的效果会直接影响学习者语言水平的高低。在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大多数的学者都看到了词汇教学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汉语词汇系统本身数量的庞大、系统的复杂和用法上的交叉，导致了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又普遍认为它也是汉语教学中的难点和薄弱点。
在语言教学中，如何让学生快速而又牢固地记住词语、准确掌握词的意义与用法是教师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众多的学者在过去的许多年间在汉语国际教育的理论和教学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研究的速度却远远跟不上现实的需要，尤其是在现今社会，国际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人群的交流日益频繁，如何使更多的学习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可能高效地学习汉语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词汇是语言中对社会外界变化最为敏感的一个因素，也是一种语言中最能够反映其文化特征的一个因素，注意到文化因素对词汇教学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手段可以帮助减少这种差异对语言学习的负面影响，这需要我们对传统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做出相应的转变。
二、从隔离到融合，形成对外汉语文化词汇教学法
对传统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转变不是简单的改变课堂教学的模式或者简单的增加文化课的比重，表面上的变化并不能真正彻底解决在词汇教学上的困境，我们需要从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上进行重新思考。
（一）教学思路的转变——从词汇与文化隔离到词汇与文化相融合
过去，学者多注意到对汉语的实际有用性的探索，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开设精读、阅读、听力、写作等课程，词汇教学渗透在各门课程的教学过程当中，没有单独开课。这样让词语在不同的课程中反复出现，让学生在重复中加深记忆、学会词语的用法，这种教学方法是值得肯定的且经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学生可以较快记住某个词汇并掌握课本示例中给出的用法。但问题是学生对记住的词只是掌握了读音和最浅显、最基本的含义，一旦语境有变化或某个语素被替换，这个词就又成了陌生的新词，在交流时往往存在词语的误用。
经分析，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学生对词语的理解只是字面的理解，大多数课堂上在讲授新词汇时所进行的词汇释义只是就词论词，并没有达到词义内涵的高度。因此不少学校开设了针对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中国文化课程，力求通过文化的普及来提高汉语的学习效率。这种思路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社会的变迁、习俗的传承都会在文化中得到体现，固态的、凝滞的文化是死的文化，是对语言学习没有帮助的，只有让文化动起来、活起来才是有意义的。词汇作为语言中最积极活跃的因素，最能够体现文化的传承性和活力，如果把文化和词汇割裂开来进行教学，无疑是拿死的文化进行教条式的灌输，对词汇学习、语言学习是无益的，自然也就不可能达到预想的目标。
针对这样的情况，对教学思路进行改革是迫切的要求。从语言与词汇、文化与词汇的关系来看，过去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效果的不佳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把语言和文化、词汇和文化割裂开来进行教学，没有考虑文化因素对词汇发展和使用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动态的词汇使文化更好、更迅速地深入人心，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应该充分考虑到词汇和文化的关系，改变词汇与文化割裂的局面，利用词汇进行适当的文化导入，利用文化导入提高词汇学习效果，使词汇与文化相融合，彼此促进、彼此作用。
（二）教学方法的转变——注重文化导入，在词汇教学中融入文化的因素，形成独特的文化词汇教学方法
在意识到教学思路的转变之后，更重要在于根据新的教学思路设计词汇教学新方法。既然把词汇融合如其他课程和单独开设文化课对词汇教学和语言学习的作用不明显，那么我们可以把词汇课与文化课融合，即把那些具有明显民族文化色彩和地域特征、容易被学习者误解误用的文化词汇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结合具体词语，向学习者传授其文化根源，利用中西方文化间的异同之处，帮助学习者深刻理解词语的深层含义和内部的文化因素，彻底掌握这些文化词汇的使用方法。
所谓汉语文化词汇，就是在汉语的词汇系统中，能够从某一个或某几个角度反应汉民族社会环境、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审美心理等方面特征的词汇。它包括如四合院、旗袍、重阳节等汉语知识文化类词汇和如汉语称呼、寒暄语等汉语交际文化词汇，以及如颜色词、动植物词汇象征意义等汉语心理文化词汇。
继续使用以往的教学方法进行文化词汇教学肯定是收效甚微的，以往的教学方法侧重于词汇表层意义的传授，而新的文化词汇教学应该是独立开设的一门新课程，课程的目标应该定位在中国特色词汇文化意义的掌握。针对这个目标，编写合适的教材，在教材中不是要把所有汉语词汇中与文化有关的词语都一一列举，而是有选择地择取具备强烈中国文化特色、与学生母语国家文化具有极大差别的词语为例，比如汉语中的龙文化、红色文化和称谓文化等进行重点讲授。以往的教学方法主要是对比两种文化间的差异，在文化词汇课中，可以先分析文化间的共同之处，唤起学习者的文化认同感，为他们较快接受中国文化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防止因民族差异引起的文化反感。在两种文化共同点的基础上，逐步展示差异之处，借助具体词语进行分析，便于学习者的理解。同时在课堂上，教学者可以辅以各种的教学工具如多媒体、录像片等，采用多样的教学手段，模拟语言环境，让学习者在具体的语境中学会使用这个词语，真正掌握词汇的文化含义和使用方法。
在进行汉语文化词汇教学的过程中要掌握适度原则，即内容适度、教材适度、知识量适度和文化含量适度。汉语词汇意义丰富、包含的文化信息很多，但不是所有涉及文化的词汇都要讲，必须有所选择，要对其他课程的内容理解有帮助和对语言使用有益处的；所选取的词汇应该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生实际情况，与现实生活脱节的词语不应该在讲授的范围之内；所教授的词汇及其文化含义并不是越多越好，文化的传授应该是输入积极地正面信息，与时代精神和事物发展大趋势相违背的文化现象应该予以摒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