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论文大全11篇

对外文化论文篇（1）

Abstract:Thisarticlecarefullyexaminetheculturalproductproductionandthetradeinthecontemporaryworldde2velopmentcondition,andconductedthecomparisonresearchtotheChineseculturetradequestion.Proposedthetransfor2mationidea,strengthenedtheunderstandingandthereformtradesystemraisedconstructionsandsoontechnicallevelbyfurtherdevelopingourcountryforeignculturetrade.

Keywords:culture;trade;industry

在经历了多年以来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市场的狂轰滥炸之后,近几年又迎来了以“大长今”为标志的“韩流”的侵袭。这一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自然是文化心理的洗礼和审美情趣的享受。然而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并有着丰富文化资源的中国,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震撼和冲击,足以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关注。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自省意识的民族,通常会不断反省本民族文化的普适价值内核及其传播传承的问题。文化的积累与发展通常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活力与丰富性。遗憾的是,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仍然处在一个比较模糊与犹豫的状态中。

我们经常在各级政府的报告中读到类似于这样的句子:“我们要努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一个小小的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后,只花了短短几年时间用他们创造的音乐、电影、电视等文化作品不仅席卷了东南亚,还进入了欧美市场,成为了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不需要抽象的口号而悄然登上了世界文化大舞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当代世界范围中的表现

在上个世纪,美、日、英、德是最大的文化商品出口国,占全球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5514%,同时它们成为了文化商品最大的进口国,占文化商品进口额的47%。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成为了文化商品的进出口大国,但遗憾的是中国出口的文化50%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这确实与中国近年来作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吻合,却与中国是一个有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这一地位不相宜。

中国的实物商品贸易量在全世界排名在前三位,然而文化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比例约为10:1;2001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约为10:1。1992年以来,我国购进俄罗斯版权为世界第一,而向俄罗斯输出版权几乎为零。1998年我国高达300亿元以上的图书销售中,出口才2000万元。2002年,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在表演、电影、音像制品、会展、期刊、报纸展览等产业中,存在明显的贸易逆差。特别是无论哪种级别和内容的文化庆典活动、会展和交易活动,我们都会看到外国文化团体的参与和文化产品的引进,不仅大大挤压了中国文化的话语空间,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一直停留在小规模、低档次、低效益的水平。当代世界的贸易发展潮流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在增加,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文化贸易的比重又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大增。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在全球范围的交流越来越多,知识和文化产品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增加。如美国2005年以版权和授权费用的出口增长达到近5000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了运输服务和军售。通过比较我们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成为了我们研究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动力。

二、改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建议

如何改善中国文化贸易,这要进行全方面的系统的审视,因为“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性以及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对于文化产品贸易在认知上要比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困难得多。

(一)加深对文化概念和文化贸易的认知

“文化”有多种解释,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行为和文化成果。包括人化的自然、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制度文明成果、精神产品和意识形态。狭义文化概念指的是知识和精神产品,也包括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积淀。

在探索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时,我们希望从广义的文化视野出发,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所有的文明成果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来看待。但是在我们研究文化贸易时,我们又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狭义文化的语境中对文化的内涵进行有限的诠释,将文化看成是人类各种制度和观念的成果。只有这样,方可区别于其他物质领域的商品生产与贸易。

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由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比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层次性,因此人类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能够传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不仅版权热卖于世界各地,获得了象三星、现代公司一样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向世界传播了韩国人坚持诚信、尊重传统、锐意改革、不畏艰难的励志精神。好莱坞电影风行全球,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向全球推广,它的影响力决不只是支撑了美国的文化产业,而是形成了全球意义的话语权力。因此,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对文化贸易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认知还要普遍提升。这不仅仅是作为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存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的需要,同时也可以让世界人民享受中国文化成果,使我国在经济政治等多种领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力。

(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在经济增长中,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太合理的状态,第三产业在总量上的比重偏低,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而我国只有34%左右。文化贸易对第三产业的贡献不仅是总量上的增加,更是内部结构的升级和完善。

全球服务部门按国际服务贸易分类标准,有八个大类142个服务项目,其中的四个大类是文化、体育及娱乐服务。文化服务贸易还包括第一大类商品服务中的F类的印刷、出版和第二大类通信服务中D类的视听服务,这是经过日内瓦WTO服务贸易理事会评审认可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和项目的交流,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贸易的平台是构建在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在建构文化交流平台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达国家,教育产业的发展除了为数不多的公共财政支撑的公立学校外,社会力量办学和市场化经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NBA篮球运动通过向全世界的渗透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利用全世界明星荟萃的优势,在联赛空余时间造访中国大陆、香港等进行文化贸易,既获得了很大商业利益,又传播了西班牙足球文化和理念。这些都说明文化是可以作为也是应该作为一种产业进行生产与贸易的。

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就要建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要用市场的观念和手段去打造。这就要改变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习惯运用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我们需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规划和管理,如尽快建立一套动态有效的文化产业运行机制,制定有利于促进文化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政策法律,包括文化贸易的项目审批、外汇管理、商品结构、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严格按照被认可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办事,而不是由某一个文化管理部门简单的个人意志去掌握该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权力。同时我们的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一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提供一个有法可依、有政策导向、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教育、文化、体育、出版、会展在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公权力管辖最直接最严格的领域,它甚至形成了某种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但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我们仍然要象其他产业发展模式一样,放开搞活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当市场的力量产生偏差时,政府应该有办法利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手段加以调整和规范。如美国为了防止电影市场因为垄断而削弱竞争,政府严格限制国内电影产业的垄断,不允许建立从创意、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垂直垄断企业。韩国前几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先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短短几年的市场化运作,文化企业象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形成了十分活跃的文化产业生产和贸易局面。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外国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和文化贸易策略,同时也应该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外贸体制改革的经验。

(三)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品牌战略,拓展国际市场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具有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积淀。众多的文化工作者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文化企业数量多,层次低,资本缺乏,规模太小。前些年虽然经历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制的变革,建立了一些大型文化企业,但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不高,不具有品牌优势。

面对国外媒体大规模兼并重组势头,中国文化产业要加快重组步伐,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界限,通过联合、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建立大型跨行业集团,实现企业规模经营和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企业品牌和文化产品品牌,进军国际市场。

我们从好莱坞的大成本制作电影、著名品牌广告、国际文化活动可以看出,文化产品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本,有时候为了几秒钟的效果会耗资上亿元,这对于分散作业的小规模公司是无法承受的;其次,文化产品制作过程中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技术的开发费用很大;同时文化产品信赖的主要资源是高水平人才,他们的薪水常常是天文数字。这要求文化企业要有一定的资本和规模,即使是小成本制作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它们的推广和传播也需要大量的金钱。当然文化产品原回报也是很丰厚的。中国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大制作的电影、戏剧,但还只是简单在形式上对西方艺术的模仿,由于内容上的单薄未在世界上形成太大的影响。

对外文化论文篇（2）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对外文化论文篇（3）

在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学生都是教学的主体，他们注重学生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锻炼。因此，在对外汉语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般是来自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师，而学生都是母语不是汉语的学生，教学的主体也显而易见，便是这些外国学生。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国籍，更重要的是，教学主体是以学生的身份来学习汉语的，他们的文化背景完全异于中国学生，思维方式、学习习惯都与汉语本土教学的主体不同，这就为教学任务的完成增加了难度。

2.教学方法不同

汉语本土教学，母语的基础使得学生学习起来水到渠成，教师在其中只是为学生提供技术上的帮助，让学生理解所学的内容。而对外汉语教学由于面对的教学主体不同，它的教学方法同样有所不同。“对外汉语教学主要针对学生语言技能的培养，教学的重点在于技能训练。”［2］在西方的语言系统内部，要想学会别国的语言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一个外国人同时精通多国语言。一旦语言学习建立在跨语言系统之上，便会产生障碍。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学生学习汉语，一个表音系统一个表意系统，两者从本质上就有着巨大的差异，很多留学生或者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在学习之初都会感到即便汉语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也很难应付一些对话。对外汉语教学应该以先会说，再会写，最后会语法为理论原则，这样就能使得教学顺利展开。

3.教学环境不同

对外汉语教学大部分是在国外进行的，也就是说，教师教学的环境是西方的，这种环境包括地理、人文等，而教学的主体面对的是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但对于教师他们是陌生的，教师对于教学地点的环境也是陌生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人。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必须适应当地的环境，以当地文化的背景来实现对外汉语教学目标。这并不是说在教学过程中完全按照当地的文化习惯开展教学，而是说在教学中要注意当地的文化，同时传达汉语本身具有的文化内涵。而对于在中国境内学习汉语的学生来说，他们所处的环境正好与国外的学生相反。教师熟悉教学环境，但他们不熟悉自己的生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教学可以很顺利地展开，而对于学生来说，以一个少数者的身份处在一个大环境中，必定有很多好奇，这些好奇和兴趣点能够更好地刺激他们学习汉语。

二、文化输出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内核

语言与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都离不开文化的传播。”［3］“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人民群众通过长期的历史实践而形成的规律性的共同认识。”［4］语言的产生在某种层面上也伴随着文化的进步。对外汉语教学首先是语言的教学，在语言的教学中必定有文化的介入。笔者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内核实质上是文化输出。输出的文化不仅是有关语言的，更多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这些文化是被认可的古人保留下来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它蕴藏着中国人的智慧，是值得输出和推荐的。在很多人看来，文化输出只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侧面，但笔者认为，以语言为基础的文化教育是文化输出的根本和主要手段。“英国著名语言学家Lyons认为，语言系统受两种结构的制约，一种是‘底层结构’(substructure)，即人类共同的生理特征和世界的原有结构，这种结构使语言趋向一致;另一种结构是‘超结构’或‘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即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结构，它导致各民族的语言在句子和语篇结构的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各种差异。”这种差异性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体现得很明显。笔者认为，语言文化是自成一体的，以语言带动文化的传播和输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对外汉语的教学过程中文化的输出是单向度的，是有其自我封闭的一面的。

三、单向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为一种霸权

语言有它自身的封闭性，语言在发展过程中，语音、语法、词语都发生了变化，而组织语言的语法，变化是最小的，语言以此来保全自我的生命力。“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语言意义的理解对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了解有很大的依赖性。”同样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输出也是具有封闭性的，它是单向度的，是只出不进的。这也许就是单向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种霸权。对于汉语的学习，与学习英语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中，学习英语从幼儿园开始，而且贯穿到教育的整个过程中，这一方面是由于想通过这样的教育培养出适合现展的人才，另一方面是对于西方先进文化的吸取，更重要的是现存的教育体制不健全的产物。目前对于基础英语的教学大多是由中国人来完成的，中国人教中国人英语，单纯的只是语言的学习。进入专业性的学习之前，学习英语的学生大多不了解西方国家，不了解他们的文化。这样的学习背着应试教育的包袱，如果有一天英语从考试中消失了，谁来完成英语教学，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英语学习中，几乎可以忽略文化因素，也不存在单向度的问题。中国人学习英语单纯只是为了考试，背离了语言学习的初衷。反观对外汉语教学，外国人教本国人说汉语的例子不是没有，但很少，如果很普遍，那么也就同中国人学习英语没有什么区别。事实是，对外汉语的教学工作大部分是由中国人承担的，每年国家都会选录优秀的人员，赴国外进行教学工作，这种选派一方面出于自愿，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国家意味，但是这种文化的传播总是单向度的。评判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没有一个公认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而现在世界之间的文化是互相交流的，在一种有序中共生共荣。那么，为什么说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单向度会成为一种霸权。笔者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文化明显是被凌驾于所有文化之上的。它以一种先天优越感而存在，在学生整个的学习过程中，它都被放在了重要位置。由于汉语是表意文字。也就是说，在汉语的学习中必然涉及很多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容，只有了解了相关内容，才能更好地了解某个汉语的意思。

对外文化论文篇（4）

所谓“话语”本是指一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具体言语行为，亦是表达一定思想观念的字词、句式。而当人们把说出或写出的语文以体系化的形态表现其属性时，便成为人类认知系统外在的表达方式，话语体系即产生。在此，作者认为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为对象，在其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话语体系自然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其具体表现为通过传媒、文教、人文交流、产品流通等形式实现文化成果及价值观的外溢。“话语体系不仅是话语权的展现载体，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外化象征。还是文明传承、文化积淀的集合与总汇，更是国家形象、实力和发展道路的折射与缩影。”由此，作为中华文化基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应在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中占重要地位。

(二)关于主流文化价值观

在定义主流文化价值观前，首先得明确主流文化价值的理论定义。据中国社会学学者艾君的解释:“主流文化就是在一定范围时间内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代表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方向，能起到教育人、启迪人、鞭策人的作用，主宰并传承着社会进步、发展的文明的文化形态。”因此，该文化形态在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集合与观念评判即是主流文化价值观，它更多关注的是人类文明的血脉———文化，而不是在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范畴内寻求人性的共融。同时，就人类社会成员对自身文化价值评判的普遍性而言，主流文化价值观并非某一时代或某一社会形态或某一利益集团独有，它所包含的价值观构成与被认知体系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之中，随动于时代的变迁。所以，我们希望建立的强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也应当随动于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构建。

二、主流文化价值观是全社会成员共同价值取向的认知结果

从哲学意义讲文化价值就是客体对于主体在文化范畴内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而要评判文化价值的大小首先需要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主流价值观认知系统，并以此为共识设立趋同的主体评判标准，否则作为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只能是功利的。二者的关系是:主体是实践、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客体则是主体实践、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两者相互联系又互相制约形成对立统一关系。在理论运用上，我们把“客体”定义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则是指主流文化价值观指导下的全社会成员。作为客体，我们的诸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所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遗产”，说明其具有文化价值属性。要把具有文化价值属性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出去，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国际“符号”，被欣赏，被流行并加以持久的价值推崇，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的价值评判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只能建立在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认知系统内，由全社会成员进行价值取向。这就需要我们转换视角，确立主体意识，在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并有所作为。同时摈弃绝对以我为主的文化价值观，遵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价值观演变规律。

三、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的呈现与现实要求

以史为鉴，大凡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成为原动力，被全世界认同的时候，多是国家处于民族大融合之后的盛世。如:春秋、战国后的秦汉时期，其中以“文景之治”、“武帝极盛”、“昭宣中兴”为代表;魏、晋、南北朝经隋朝短暂过度后进入的大唐时期，其中以“贞观之治”、“开元全盛”为代表;五代十国、辽、宋、金、元之后的明、清(前)时期，其中以“洪武盛世”、“仁宣之治”、“康雍乾盛世”为代表。该三个时期无一例外均处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各族源文化相互嵌合，众多民族文化基元构成了当时的华夏文化总体。其最显著的文化表征为文化成果及价值观的外溢，而它多元且日臻成熟的文化价值观内核对周边乃至全世界文化价值取向之影响力巨大。结果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华夏文化成果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形成四方来朝，竞相仿效的国际文化氛围。如今中华文明正当中兴之时，民族团结空前巩固，少数民族文化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这一历史机遇既为本文命题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基础，又是历史发展的现实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指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此，我们需要利用好对外话语体系既有平台，加强新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其媒介功能，并以此为突破口，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文化价值观的主体意识框架内，主动去适应全球化浪潮。

四、基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之上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建设路径

(一)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为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中有关文化建设的决定，实际上已将对外文化发展战略视为国家战略。为此，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的定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需要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中的重要性，建立和理顺相适应的政策法规、行政等支持体系，制度上保障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等系统建设。笔者认为，这一实践过程中，特别是“两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民委”的工作职责就规定了其有关民族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起草职能，并负责拟订少数民族事业专项规划等。而“全国人大民委”在参与和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过程中，享有议案权、议案初审权、调查建议权和部分监督权。据此，两委在民族文化建设等民族事务方面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职能与职权，建立和完善国家层面的有关政策法规、行政等支持体系，两委责任重大。

(二)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专项基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主要的特殊财政支持有三项:一是补助费;二是机动金;三是财政预备费高于其他地区。国家相应地建立了诸多民族专项资金，如:“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工作经费”、“民族自治地方预备费”等等。而各民族专项资金中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资金为打包使用，分散于各项目中，国家预算中未设立专项基金，资金不足及资金分散问题严重。所以，应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专项基金，专款专用，以解决对外文化发展资金不足及资金使用各自为政、相互挤占文化传播空间的问题。

(三)加大国家行为的对外媒体宣传力度

文化传播能力的大小与媒体宣传力度成正比，媒体宣传力度越大相应的文化传播能力也越大，能掌握的话语权必然更多，我们所推崇的文化理念的认同度就愈高。因此，作为主流媒体，部级的传统三大媒体(报纸、电视、广播)应一如既往地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主阵地。同时，随着我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还应改变原固有模式，从注重对内宣传向对内对外宣传并重方向发展、延伸。特别是，当今新媒体(网络，数字化视频、音频媒介系统，手机信息服务，桌面视窗、触摸媒介等)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其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模拟化及互动性、即时性、海量性、共享性等特征突出。由此决定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整合媒体资源，既可提升传统媒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增强自身信息生产和服务的能力，又能推动新媒体利用传统媒体的既有平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的。这就为加大国家行为的对外媒体宣传力度提供了新的契机，从而打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因地域封闭、技术手段落后等原因造成的内循环发展模式，使之由过去的小众传播向大众传播转化:即由单向传播向双向传播改变，由山地、牧场意识向市场意识改变，由乡村传播向国际传播改变。

(四)探索民汉双语教育新模式

民汉双语教育是指采用少数民族语文和汉族语文两种语文教学的教育系统。虽然中国各民族的交往在语言上“民汉兼通”已有数千年历史，但双语教育政策的正式形成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1950年政务院批准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中就要求:“培养相当数量兼通本民族语文和汉民族语文的干部。”1984年我国开始在内地设立“班”，后又设立“新疆班”，民汉双语教育受益面明显扩大。但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日益增多，承接这一发展趋势的人才缺口仍然较大。同时，民汉双语教育只重视语言文字技能的培养不重视素质教育的问题突显出来，提高学生对民汉双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依然是长期延续的、最主要的教学行为;而对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及民族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自信等方面的教育不够。所以，民汉双语教育作为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培养能熟练使用民汉双语的民族学生，还要注重培养能娴熟运用处于主流地位的族际语———汉语，将本民族优秀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对外传播的复合型民族人才。

(五)增强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

对外汉语教学是指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它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汉语文的能力。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平台，对外汉语教学系统有责任主动去适应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日益增多的现实，有力地配合和支持国家文化对外发展大战略的需要。为此，在训练、培养外国学生正确使用汉语文能力的过程中，嵌入式进行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不仅要让外国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基本特点，还要明白除汉文化以外，还有55个民族所创造、传承的少数民族文化，从而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先进性，使其在获得正确使用汉语文技能的同时，完成一个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的价值评判过程。同时，还应加强中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宣传，了解中国这个多民族社会用以管理文化多元性的公共政策，即中国政府推行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宽容政策。进而改变外国学生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猎奇心态，使之更多地理解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辅相成的历史发展进程及互为依存、彼此包容的现实状况。还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创立孔子学院(ConfuciusInstitute)的成功实践。截至2013年底，作为“国家汉办”(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全球已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分布于120个国家(地区)。如此庞大的孔子学院(课堂)布点优势，对强化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提高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输出能力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对外出口

根据商务部官网数据:2013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为251．3亿美元，文化服务出口额为51．3亿美元。而同年，中国的货物出口总额就为2．21万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对外出口的潜力巨大，其中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对外出口潜力尤甚。为此，国务院在2014年3月印发了商务部等有关单位起草的《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对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做出全面部署。要使少数民族对外文化贸易与我国在世界整体贸易中的地位相匹配，还需通过经贸活动中少数民族文化产品质量的提升、经济的宣传、个性化的展示、交易和物流平台的搭建、现代网络的商业利用等手段，打造出一大批优秀品牌，发挥文化品牌对大众审美的影响作用，从而适应乃至引导文化消费的国际潮流。文化服务则需根据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形态多样性、分布立体性、环境适应性、传承神秘性、认同全民性的特征”，深化服务内容，拓展服务方式(注:目前广告宣传服务比例过大)，充分发挥每个民族符号化的个体文化优势，更多地关注其文化价值的对外输出。为此，多举办各种国际性的涵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产品的，带有展示、交易性质的博览会是有效途径之一。以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产品为依托，充分利用市场化功能，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及服务与文化消费的国际潮流对接。目前，已有成功的范例，如:1992年开始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中国—亚欧博览会”，2004年开始在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2013年开始在宁夏银川举办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三者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七)建立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中心

该“中心”是一集合概念，应属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化机构。体制上可官方也可非官方还可官民合一，经济效益上可非盈利也可盈利。按其功能划分，可细化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研究中心、翻译中心、咨询中心、培育中心、展演中心、贸易中心以及产业园区、旅游园区、博物馆、图书馆、数据库等等。上述“中心”等机构的建立实际上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对加强其国际传播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已建立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等官方机构，主要从事宏观研究，涵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工作重大问题等方方面面，且多注重于民族问题的内延研究，较少涉及现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其文化价值观的输出研究，更少就构建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之现实平台进行研究。如今我国还没有一家专司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工作的部级研究机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中心建设的实践上，虽有2002年开建的以展示、弘扬回族、伊斯兰先进文化为主题的银川“中华回乡文化园”等成功案例，但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满足不了现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外延发展的需要。

对外文化论文篇（5）

[作者简介]杨柳(1980-)，女，四川雅安人，四川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四川　雅安　625014)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3-0105-03

语言是文化基石，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方面，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特征的一面镜子，其中既有该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背景，而且还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反映文化。每一种语言都与某一特定的文化相对应。不仅语言、语言的使用与文化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语言学习本身也要受到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所以，语言的教学要结合文化来进行，而不仅仅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形式结构体系内进行语言形式学习和技能训练。文化始终贯穿语言教学的背景，时时刻刻都会影响教学本身。在外语教学中，学习者得到的，不仅是语言，还有世界观，包括要了解目的语语者的社会文化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并增强学习者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能力以及文化的交际能力。

一、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曹文曾将语言教学中文化教学的探讨归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教不教，教什么，如何教。通过胡文仲、束定芳等人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形式的文化内涵、文化对语言运用的制约、英语教学与文化等诸方面的研究与探讨，英语教学过程中文化导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不成其为问题。在教学内容方面，文化的内容包罗万象，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教学可以包括以下五个内容：语言交际(包括词汇、习语、语法、语篇修辞)、非言语交际(表情、眼神、手势、姿势、体距等)、交际习俗与礼仪(打招呼、称赞、称谓、访友做客、送礼等)、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和同事关系、社区关系等)、价值观念(个人与集体、人与外部世界、思维方式、知识与价值等)。这些都是和语言与语言运用关系较密切的文化内容，也基本上勾勒出了一个文化教学的框架。通过提高交际双方知识共享的可能性来帮助外语学习者与目的语的本族语者进行交流。以英语教学为例，在这样一个教学过程中，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实现与英语为母语者的成功交流，从而能够顺利地学习和吸收目的语文化。但是这样的教学目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社会的发展要求。

现在英语作为一种通用的国际语言，英语教学这种国际语言教学培养的英语学习者不仅需要与英语本族语者进行交流，还需要用英语同英语为非本族语的人打交道。同时，文化作为语言学习者身份构建的一个重要部分，轻易地摆脱母语文化的视角而进入另外一种文化是不容易的。所以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外语学习者遭遇冲突和困境也是不可避免的。以许国璋、曹文等为代表的人物主张文化教学的内容不仅应该包括目的语文化，而且应该包括母语文化。许国璋指出在英语教学中，不仅应注意英语国家的文化，还应注意我国自己的文化。在他提出的英语教学方案中，不仅包括英语语言文化内容，还包括母语文化内容。曹文总结分析了我国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两个层次，即文化知识层和文化理解层，为了达到文化理解，文化教学的内容就不应局限于目的语文化，还应该包括母语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内容。这样的教学就不仅仅是要达到单向学习吸收目的语文化的目标，而是为了实现“双语以及多语文化的交叉交际”。从而使学习者在不丧失原有文化身份的同时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利益，在目的语的文化里构建自己与之对应的交际空间，也就是说能准确、得体地用目的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样就对外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解决之中的某些问题。可以借鉴科泰齐和金的“文化协同”理论。

二、“文化协同”理论简述

在跨文化交际日益复杂的时代，对不同文化的认知和敏感性对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外语教学课堂其实就属于一个跨文化交际的环境，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学生和教师)都带着各自对于课堂教学的预期。这种预期是具有深层次的本民族的文化底蕴的，科泰齐和金将其定义为不同的“学习文化”，在教师的教学实践和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教学都与特定的学习文化和社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而不同的学习文化应遵循“文化协同”的方法，相互顺应、相互吸收、取长补短，来达到外语教学的目的。

科泰齐和金指出，“学习文化”是指语言学习过程中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行为活动框架，其中包括人们对学习过程中各个方面与各种活动以及学习与整个教育的关系等的期待、态度、价值与信念。学习文化构成了整个课程的隐匿部分，师生们的教与学都会在潜意识中受到特定学习文化的影响。而特定的学习文化则要受到它生长之中的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通过问卷调查和采访问询等方法，总结比较了英国、日本和中国学生的不同学习文化。他们着重指出，不存在说哪一种学习文化优于另一种学习文化。不同的学习文化一般都更适应于它们各自植根其中的那个社会。此外，不同的学习文化也并非完全相互排斥，在有些方面，差异也可以被包容并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文化协同”的过程。在他们对学生的调查中，中国和日本学生相比而言更注重以知识为中心，而英国学生更注重技能和方法；在“提问题”这一方面，英国的学生倾向于把“提问题”作为学习过程中的一个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启发式的提问，而中国学生经常在学习过程完成后才提问题，将其作为对所学知识的考察，而且在很多时候，他们会选择在课后单独向教师提问而不会像英国学生那样在课堂上大胆质疑教师；同样，在对教师的角色分析方面，不同于英国学生，中国学生很大程度上把教师认同为父母的角色，依赖于教师给予的学习指导，希望教师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趋向于中国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等级关系，教师在课堂上较有权威性，对课堂教学的内容和进程有很大的决定权。而学生也习惯于在课堂上安静听讲，接受教师所传输的知识。

因此，基于不同的学习文化，课堂里学生的行为表现和教师对课堂学习的期待会产生距离，从而导致课堂中的不合作、不配合。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应该是处于目的语的文化氛围下，把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结合起来，同时使其与所处的环境相协调，处理好不同学习文化的顺应过程，以避免或减少相互间的碰撞和冲突。特别是在引入一些根植于西方学习文化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和教学技巧等，如果不充分认识教学环境的特殊性，误解和冲突在所难免。外语教学要达到的目标不是让学习者成为单纯的模仿者，而是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积极地进

入目的语文化，并始终保持跨文化差异这一意识。在学习和使用所学语言的过程中，灵活运用“文化协同”理论，努力做到既有自己的语言特色，又能充分实现交际的目的。

三、“文化协同”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根据科泰齐和金的“文化协同”模式，外语教学者对于学习者的本族语和目的语的文化环境要给以足够的重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都应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在某些方面做出一定的调整和改变，以帮助学生在不丧失原有文化身份的同时接纳理解不同的目的语文化，并能准确、得体地用目的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通过“文化协同”模式的指导，来达到外语教学的目标。

1　处理好多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以英语教学为例，其文化教学过程中要处理好英语文化内容的多元化以及教学目标的本土化两者的关系。现在，在以英语为媒介的真实的跨文化交际中，很多的英语使用者是第二语言或外语使用者，他们有自己的母语文化背景，他们的交流对象也是如此。所以，国际跨文化交际的情景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英语的使用也是如此，要与该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包括它的语言环境相结合，经历一个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再生的过程。这样的英语应用环境决定了文化教学不能是简单的文化知识的积累，也不能仅局限于少数几个英语为母语的民族文化，而需要更注重交际能力的培养，培养学习者从多种角度判断和理解不同文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就要受制于诸多环境因素，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不重视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对选择和运用学习策略的影响，不能就文化差异达到某种程度的妥协，教学中难免会出现不合作的情况，从而影响教学效果。所以，要从科泰齐和金所提出的“文化协同”的理论出发，与具体的语言教学相结合，来取得文化上的双赢。

对外文化论文篇（6）

【论文摘要】 本文主要以英语为例，简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语言与文化要素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及影响，并对文化冲突与跨文化案例进行了简要分析 【论文关键词】 语言 文化 文化冲突 跨文化交往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为企业进行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拥有了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机会。而在国际贸易中，文化环境是极其重要而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语言与文化差异往往成为国际贸易中跨文化交流的无形壁垒。 二、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要素 交流是人与人之间传递思想观念的过程（Francesco and Gold， 2005），而跨文化交际顾名思义，是指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过程，如今这种过程随着对外贸易的拓展有了更为广泛的用武之地。不同文化间的语言、价值观、思想观念等差异，都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比个体文化内部成员间交流更多的障碍。下图为跨文化贸易中交流的主要步骤： 如图所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实际上是植根于各自文化的信息循环。信息传递者通过语言或非语言方式将自己的观点、态度传递给信息接收者， 反馈过程中仍遵循这一基本步骤。在这一基本流程中，信息传递者与接受者的思维方式，语言的组织与理解都深深植根于本土文化，直接影响着各自贸易的决策与双方信息的交流。语言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在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且若信息接收者不精通语言a，还要经过翻译这一受文化影响颇深的主观过程，由于许多文化特有词汇，如英语中的achievement(Hofstede 1980)几乎不可能完整的被翻译成任何语言，某些信息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被丢失。 语言作为特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本土文化的影响，并且对其起着不可忽视的反作用，精通某种语言并不等于了解其相关的文化，但是对语言的无知必然会导致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即便是同种语言的不同变体或不规范用法便足以产生交流困难，仍以应用最为广泛的英语为例。据统计，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大概享有90%的通用词汇(Scott 2000），但剩下这10%的词义区别却足以给这二者的应用者带来不少误解。一个简单的英语单词“table”用作动词时，英国人是指马上行动，而美国人则是稍后再作处理，若在商谈中双方就此达成共识，问题可想而知。不同语种间的语言障碍更是随处可见，仅以非英语国家中的英语标识为例：一家旅馆的电梯中贴有“Please leave your values at the front desk.（请把价值观留在前台）”;某餐馆的菜单上书“Our wines leave you nothing to hope for.(我们的酒让你断绝希望)”；某诊所的办公室标识“Specialist in women and other diseases.(妇女及其他疾病的专家)”;在酒吧中则可以看到“Ladies are requested not have children in the bar.(女士请勿在酒吧内生产)”;此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语言误译在世界各地比比皆是，为跨文化交际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误解。若是上述事例尚可在生活中作为笑料，商业上的此类失误就无法使相关企业一笑置之了。例如关乎商品形象的商标名称，某软饮料品牌Fresca在打入墨西哥市场时沿用了其原本的商标名，随后才发现在当地俗语中，fresca是指女同性恋。 除此之外，在对外贸易中，特别是使用非母语与对方交流时，对词汇选择、语体等都应加以留意。 三、跨文化贸易的核心是文化 1.文化的概念 文化的概念很抽象，因而关于文化的定义亦尚无统一定论，总的来说，文化是环境的人造部分（M.J.Herskovits，1955），包括主客观两个组成部分。其中客观文化，如建筑形式、音乐类型、饮食服装等，是人们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主观文化则包括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分工、信仰态度等改造客观世界的方式与手段。在商业交往中，客观文化部分通常比较显而易见，如着韩服的东方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朝鲜族的传统形象，而事实上，他也许讲流利 的英语，并深受西方教育熏陶，这些主观文化形式就是比较隐性，需要通过进一步交流才能有所了解了。 2.多语言人才与多文化人才 上文中阐述了跨文化贸易中语言因素的重要性，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对外贸易实体都注意到了这一要素，并进行了多语言人才的储备，能应用多种语言的人才日益增多。然而，多语言(multilingual)人才与多文化(multicultural)人才并非等价概念，如果说前者是以外语介绍某产品，那么后者则可刺激外国买家去购买它，这是有质的区别的，如今跨国贸易中最缺乏的恰恰是后者。多文化管理者最欠缺的素质往往不是语言，而是“接纳”(Gunnar，B.1997)。好的跨文化管理人才应该能够在不同文化中起到激发、推进的作用，而不仅仅是语言传递者，因而优秀的跨文化管理者绝不应仅局限于了解一些浅显的商务礼仪:如何鞠躬如何握手，何为礼貌何为禁忌等。这类表面化、形式化的礼仪了解尚不足以使我们在国际贸易中成功跨越文化冲突，重要的是要在心理上深信所有文化的同等优秀性，并在感情上乐于学习、接纳外来文化的差异，带着本土文化的优越感去进行跨国贸易，显然是行不通的。 3.对外贸易中的文化冲突 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特别是长期战略性的贸易活动中，本土价值观、思维方式与外来文化极易发生冲突。为数众多的失败案例中，文化冲突是导致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对同一境况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时，文化就会成为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从而导致文化冲突。Mirvis和Marks（1992）把文化冲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感知差异（Perceiving Differences）。人们首先注意到不同文化对待同一事物的差别。 (2)放大差异（Magnifying Differences）。可感知的差异日渐突出和尖锐，更深层次的体现价值观和理念差别。 (3)典型化（typification）。交际中的一方为对方建立一个典型“形象”，开始放弃对对方的探究和理解。 (4)压制(suppression)。文化冲突的最后一个阶段。一方文化被另一方文化压制，压制方表现出文化优越感，从而引发强烈抵制。 跨文化冲突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效率低下、沟通障碍乃至中断等，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极大不利影响。遇到此类情况，回避问题绝非解决之道，惟有正视矛盾，提高企业文化的包容性，加强跨文化沟通，才能及时排除沟通障碍，使双方交流重新回到良性轨道中。 4.国际贸易中跨文化策略案例简析 案例1:在去印尼进行商务会谈前，A经理与他的团队特意翻阅了关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习俗，但却吃惊的看到对方在就餐时两手并用，而这在书中分明是该地区的文化禁忌，询问后才知道那早已是过时的习俗了。 文化永远不会停滞于某一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便是本土文化都在不断演变，“活到老学到老”对文化的了解同样适用，这就要求好的管理者随时更新对目标文化的认识。有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往往在商业交往中起着关键作用。可见，文化环境与对外交往的关系要求市场参与者既要在短期内做到与文化相适应，又要在动态上与时俱进，以适应更高层次的文化来取得更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和前景化差异。 案例2:从2002年的设想开始，Google的中文名称见证了它在中国本土化的战略。2005年5月底，Google决定就是否需要中文名字做一次正式的市场调研，发现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音译习惯为Google赋予了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称号，狗狗、酷狗、古狗、勾勾、果果等，53%的人希望Google有一个中文名字。直到2002年4月，“谷歌”才被最终确定为中文名称。然而这个中文名称却又引发了国人的争议，有人称“谷歌”一词，能满足美国人对东方农业的想象，却与国内网民的喜好完全背离，不仅暴露了GOOGLE中国团队，对国内“本土化”的理解有先天不足、与自以为是的一面，同时也暴露了他们迎合总部、做表面文章的一面。 小小的中文名暴露了更多的内在文化难题:如何融合中美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如何组建一支凝聚力强大的工作团队，建立与中国政府良好的关系，树立Google中国的品牌形象等，洋品牌本土化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四、综述 综上，在现今对外贸易中，国际文化差异已被列为全球市场经营的最大障碍。许多有实力的公司在国际营销中失利，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资本和技术，而是缺乏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忽视了文化差异 对贸易与交往的影响。对语言与文化要素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加以分析，有效实施跨文化交流，是打开国际市场并拓展国际贸易的成功关键之所在。 参考文献: Gunnar，B.(1997) Multicultural managers wanted. Management Review， May，1997

对外文化论文篇（7）

近年的韩国文化对外贸易不仅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还把韩国文化成功传播到亚洲乃至世界，造就了席卷全球的“韩流”现象，使韩国一跃成为文化强国，其中，韩国的影视文化贸易充当了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的开路先锋。

（一）韩国影视文化贸易的创新机制

​韩国电视剧更是韩国文化贸易的主导，而韩剧的成功也并不是偶然，而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一部韩剧拍摄之前要做很多前期工作，仅市场调查就得好几个月，然后根据市场所需开始编写剧本。后期韩剧在制作上是“边拍边播”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迎合观众的意愿，给观众提供了互动的权利，从观众反馈信息中找到新的创作点，调整剧情。来提高收视率，而收视率低的作品有可能被叫停，从而也避免造成资源浪费，所以一部作品能完整播出真的很不容易。因此拍戏的进度之赶可想而知。有些场景一拍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但是播出时有可能只有几秒钟，尽管这样，剧组还是对每一场戏都认真对待，尤其是一些小细节方面也做到了尽善尽美。题材上也有了不少拓展，很多剧都充斥着穿越、读心、瞬移、不死等各种超能力，类型也逐渐丰富起来。除了韩影韩剧的创新外，韩国的综艺节目也影响到了中国，比如《爸爸！我们去哪儿》是韩国MBC电视台推出的一档爱护子女的父亲们试图聆听子女心事从而增进亲子感情传达父爱的节目。这个节目的创意被湖南卫视购买，制作成了自己的节目《爸爸去哪儿》，邀请了五组明星父子或父女组合来参加节目，在中国掀起收视狂潮和广泛热议。明星爸爸们的舐犊情深，和萌娃们天真可爱的俏皮模样，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于父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的思考和重视。

（二）韩国影视文化贸易的政府支持机制

为了推动本国影视文化贸易的发展，提高本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韩国政府在很多方面出台了对韩国影视文化的扶持政策，比如在资金方面、人才培养、生产经营等众多领域，政府都给予大力支持，有力地推动了韩国影视文化的发展。1998年，韩国政府更迭，总统竞选承诺扶持电影业，推分级制振兴韩影，由此迎来了韩国电影的春天。在总统竞选中承诺扶持文化产业的金大中没有食言，在顺利当选后，金大中政权推出电影分级制，用来取代之前的审查制度。按照影史学家的说法，韩国电影正式从“统治模式”进入“振兴模式”。分级制度给了创作者更大的创作空间，80年代靠海外拿奖的林权泽、裴勇俊这拨导演不再孤独，奉俊昊、朴赞郁这批现今成为韩国导演主力军的中生代，几乎都是伴随分级制度的诞生而出头并成长起来的。韩国政府把“文化兴国”作为民族文化传播战略，拟通过影视文化贸易提高韩国文化的国际地位。在政府机构的职能上作出针对性调整，保证行政部门对于产业的支持能直接高效，在金融危机后，相比其他政府部门，文化部门逆势扩张。

（三）韩国影视文化贸易的市场营销机制

“给我一部韩剧，我能翘动你的品牌营销”。在韩剧的火热来袭下，这绝对不是一句玩笑话。《来自星星的你》同款在淘宝上有8.19万宝贝上线，而今年的春晚同款仅有3419件宝贝，就连春晚最红款也是因出演热门韩剧《继承者们》火爆中国而登上春晚的韩国演员李敏镐身着的lord&taylor手工定制系列。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韩剧的品牌软植入模式。韩剧挑选的赞助品牌都是高端的，数量也是越多越好，给整部剧营造了奢华感，能出现在观众眼前的logo和硬性植入的品牌屈指可数。比如在《来自星星的你》中，唯一出现logo的品牌是男主角代言的韩国男士成衣品牌Ziozia。事实证明，不展现logo的软性植入方式收效更好，“扒”衣服的过程对观众来说也是一种乐趣。

除了营销品牌外，韩剧更多的是在营销本国的文化，借由最受欢迎的韩剧来推销本国的各种文化，带动了餐饮业、商贸零售业、美容业、时装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一部接着一部韩剧的热播持续地推动了购物、时装、美容、美食等行业在海外的发展。韩剧中充斥着韩国的泡菜、拌饭、烤肉等，一部《大长今》更是让韩国的饮食文化深入人心，包括一些日常饮食和养生之道。《来自星星的你》捧红了韩国的“炸鸡和啤酒”，由于中国市场上没有卖纯正的韩式炸鸡，部分餐饮店正在考虑引进。还有一些韩剧中的咖啡店、果汁店也已经到大陆开分店了。

韩剧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广着自己国家的旅游。一部《冬季恋歌》使得南怡岛成为旅游热点，当年仅日本观光客就达20万人，相关经济收入也高达2400亿韩元。免税店的销售额也因为“裴勇俊”而增长15%左右。韩剧不仅仅为旅游业带来了收益，也为其他韩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缔造了更多商机，无论是手机、服饰、化妆品、电玩动画，甚至是整形技术，都借由韩剧这一媒介打开了国际市场，这种经济效益还扩展到了金融、投资等领域。足可见，韩国文化贸易对于本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带动作用。

二、韩国影视文化对外贸易的成功机制对中国的启示

就当前中国影视文化的整体现状来说，它存在以下问题：影视文化不乏喧闹，却缺少思想和人文观照，没有创新，乏善可陈。相似题材的作品扎堆、雷同现象非常严重，比如帝王戏、警匪片、谍战片等都是阶段性地一涌而现，使得观众产生厌倦心理，不能抓住观众的眼球。贸易方面，逆差严重，贸易伙伴集中，产品形式单一，产业化程度低。针对我国影视文化产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借鉴韩国影视文化成功输出的宝贵经验，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下，我国影视文化可以向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一）产业化发展方向

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美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文化产业大国，文化产业在其国内产业结构中位居第二，文化产业占本国GDP总量的18%-25%，韩国的文化产业占本国GDP总量的6%-8%，文化产业对于经济起到非常重要的拉动作用。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也在逐年大幅度攀升，北京、上海、广东、湖南、云南等省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突破5%，成为区域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产业经济的新增长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化产业，就将无法在经济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世界上立足。文化产业投入相对少，产品附加值较高，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韩国影视文化所引起的经济联动效果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我们应加强影视文化的生产经营，创新影视文化产业管理体制，调整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优化产业布局，集约集聚发展，建立高效的文化产业融资模式，活跃资本运作，拓展盈利模式。同时，还需完善文化市场法制法规，建立一套有效地产业经济政策体系，为文化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并且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中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促使我国文化做大做强，走出去，在文化贸易中收获属于自己的一杯羹。

（二）民族化发展方向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文化的连续性、独特性，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涵，在对周边文化的影响力、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方面具有典型意义。我们可将其文化精髓融入到影视文化当中，通过影视文化输出，使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舞台。当今世界可以说是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即经济和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就无法在经济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世界立足。比如，《卧虎藏龙》、《叶问》、《精武风云》等影片因其体现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功夫在海外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电视剧《汉武大帝》、《康熙大帝》、《乔家大院》等体现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剧受到海外市场追捧；《长征》、《八路军》等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型制作，受到了韩国观众的追捧和喜爱；《故宫》、《再说长江》等纪录片也在国际市场引起了广泛关注。正是因为这些影视文化蕴含着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民族特色，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精神，才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发展空间。韩国影视承载的韩国文化，深受各国人民欢迎，韩国影视的民族化发展给韩国影视带来了巨大成功。我国文化比韩国文化更深厚更博大，因此我国影视文化朝着民族化方向发展，必将成功走向世界，将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三）国际化发展方向

对外文化论文篇（8）

随着汉语在世界上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加入到汉语学习的队伍中来,对外汉语教学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重大。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习者自身的汉语基础参差不齐,对他们使用的教学方法就也要因人而异。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世界和我国的众多学者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研究成果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促进了了我国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对外汉语的教学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的传授过程,它还涉及到许多方面的潜在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继续进行探索的。在诸多的问题当中,如何高效、快速地进行词汇教学时影响对外汉语教学效果的关键所在。

一、词汇在语言中的重要作用呼唤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理念的改变

作为语言三大构成要素之一的词汇是语言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构成一种语言的基础,词汇教学应该贯穿语言教学的始终。词汇教学的效果会直接影响学习者语言水平的高低。在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大多数的学者都看到了词汇教学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汉语词汇系统本身数量的庞大、系统的复杂和用法上的交叉,导致了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又普遍认为它也是汉语教学中的难点和薄弱点。

在语言教学中,如何让学生快速而又牢固地记住词语、准确掌握词的意义与用法是教师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众多的学者在过去的许多年间在汉语国际教育的理论和教学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研究的速度却远远跟不上现实的需要,尤其是在现今社会,国际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人群的交流日益频繁,如何使更多的学习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可能高效地学习汉语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词汇是语言中对社会外界变化最为敏感的一个因素,也是一种语言中最能够反映其文化特征的一个因素,注意到文化因素对词汇教学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手段可以帮助减少这种差异对语言学习的负面影响,这需要我们对传统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做出相应的转变。

二、从隔离到融合,形成对外汉语文化词汇教学法

对传统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转变不是简单的改变课堂教学的模式或者简单的增加文化课的比重,表面上的变化并不能真正彻底解决在词汇教学上的困境,我们需要从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上进行重新思考。

(一)教学思路的转变——从词汇与文化隔离到词汇与文化相融合

过去,学者多注意到对汉语的实际有用性的探索,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开设精读、阅读、听力、写作等课程,词汇教学渗透在各门课程的教学过程当中,没有单独开课。这样让词语在不同的课程中反复出现,让学生在重复中加深记忆、学会词语的用法,这种教学方法是值得肯定的且经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学生可以较快记住某个词汇并掌握课本示例中给出的用法。但问题是学生对记住的词只是掌握了读音和最浅显、最基本的含义,一旦语境有变化或某个语素被替换,这个词就又成了陌生的新词,在交流时往往存在词语的误用。

经分析,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学生对词语的理解只是字面的理解,大多数课堂上在讲授新词汇时所进行的词汇释义只是就词论词,并没有达到词义内涵的高度。因此不少学校开设了针对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中国文化课程,力求通过文化的普及来提高汉语的学习效率。这种思路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社会的变迁、习俗的传承都会在文化中得到体现,固态的、凝滞的文化是死的文化,是对语言学习没有帮助的,只有让文化动起来、活起来才是有意义的。词汇作为语言中最积极活跃的因素,最能够体现文化的传承性和活力,如果把文化和词汇割裂开来进行教学,无疑是拿死的文化进行教条式的灌输,对词汇学习、语言学习是无益的,自然也就不可能达到预想的目标。

针对这样的情况,对教学思路进行改革是迫切的要求。从语言与词汇、文化与词汇的关系来看,过去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效果的不佳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把语言和文化、词汇和文化割裂开来进行教学,没有考虑文化因素对词汇发展和使用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动态的词汇使文化更好、更迅速地深入人心,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应该充分考虑到词汇和文化的关系,改变词汇与文化割裂的局面,利用词汇进行适当的文化导入,利用文化导入提高词汇学习效果,使词汇与文化相融合,彼此促进、彼此作用。

(二)教学方法的转变——注重文化导入,在词汇教学中融入文化的因素,形成独特的文化词汇教学方法

在意识到教学思路的转变之后,更重要在于根据新的教学思路设计词汇教学新方法。既然把词汇融合如其他课程和单独开设文化课对词汇教学和语言学习的作用不明显,那么我们可以把词汇课与文化课融合,即把那些具有明显民族文化色彩和地域特征、容易被学习者误解误用的文化词汇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结合具体词语,向学习者传授其文化根源,利用中西方文化间的异同之处,帮助学习者深刻理解词语的深层含义和内部的文化因素,彻底掌握这些文化词汇的使用方法。

所谓汉语文化词汇,就是在汉语的词汇系统中,能够从某一个或某几个角度反应汉民族社会环境、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审美心理等方面特征的词汇。它包括如四合院、旗袍、重阳节等汉语知识文化类词汇和如汉语称呼、寒暄语等汉语交际文化词汇,以及如颜色词、动植物词汇象征意义等汉语心理文化词汇。

继续使用以往的教学方法进行文化词汇教学肯定是收效甚微的,以往的教学方法侧重于词汇表层意义的传授,而新的文化词汇教学应该是独立开设的一门新课程,课程的目标应该定位在中国特色词汇文化意义的掌握。针对这个目标,编写合适的教材,在教材中不是要把所有汉语词汇中与文化有关的词语都一一列举,而是有选择地择取具备强烈中国文化特色 、与学生母语国家文化具有极大差别的词语为例,比如汉语中的龙文化、红色文化和称谓文化等进行重点讲授。以往的教学方法主要是对比两种文化间的差异,在文化词汇课中,可以先分析文化间的共同之处,唤起学习者的文化认同感,为他们较快接受中国文化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防止因民族差异引起的文化反感。在两种文化共同点的基础上,逐步展示差异之处,借助具体词语进行分析,便于学习者的理解。同时在课堂上,教学者可以辅以各种的教学工具如多媒体、录像片等,采用多样的教学手段,模拟语言环境,让学习者在具体的语境中学会使用这个词语,真正掌握词汇的文化含义和使用方法。

在进行汉语文化词汇教学的过程中要掌握适度原则,即内容适度、教材适度、知识量适度和文化含量适度。汉语词汇意义丰富、包含的文化信息很多,但不是所有涉及文化的词汇都要讲,必须有所选择,要对其他课程的内容理解有帮助和对语言使用有益处的;所选取的词汇应该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生实际情况,与现实生活脱节的词语不应该在讲授的范围之内;所教授的词汇及其文化含义并不是越多越好,文化的传授应该是输入积极地正面信息,与时代精神和事物发展大趋势相违背的文化现象应该予以摒弃。

对外文化论文篇（9）

【摘 要】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国际贸易自由化、经济民主化、市场统一化的集中体现。在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条件下，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的到来，要求世界各国在经贸活动中必须加强合作和进行更广泛的交流。国际贸易将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和必不可少。本文将对全球化与国贸进行论述。 【论文关键词】对外贸易 全球化 对策 一、经济全球化概述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可归纳为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历史过程。其突出表现为商品和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国际流动日益加强;其主要因素是信息革命以及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经济全球化表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了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各国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必须在世界范围的紧密联系中才能正常运行，这不仅决定了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空前加深，也要求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从而在客观上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故从生产力角度看，全球化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过程，我们应当积极地适应它、促进它。但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这一过程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少数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必然带来深刻的阶级烙印和扭曲的表现形式，决定了这一过程是跛脚的，即在南北之间是不对称进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与全球化进程不相适应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也面临着这样的矛盾，必须从战略上加以重视和调整，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在进入21世纪后持续稳定地增长。 二、经济全球化下的贸易保护 贸易保护最初源于重商主义，以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后来的凯恩斯的贸易保护学说、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都为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也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国内的产业，这点对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渐发展和渗透，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越来越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利益，但是国际贸易在为本国经济带来利益，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冲击着国内民族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影响非常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大多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总而言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它主要兴起于发达国家，以高新技术的发展为载体，以技术壁垒为核心，体现出来的是更高级、更隐蔽、更歧视的新特征和健康、安全、环保等新内容向着多边贸易规则发展的动态趋势。 目前已进入各国共同实行自由贸易的公平贸易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分享他国自由贸易的好处的同时，在本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形见绌的竞争力，使其难以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中短期受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考虑各自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谨慎选择参与的方式。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认识到，自由贸易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融合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去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而全球化作为过程和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两种力量总是处于不断的较量之中，但是贸易自由化始终是经济发展的趋势。 三、我国对外贸易的对策 1.按WTO规则参与国际贸易。在经济全球化过场中运到的一切问题的磋商，归根结底都是综合国力的对抗。经济不是孤立的，特别在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当代，经济问题时刻与政治和文化甚至军事等实力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要想在游戏中取胜，必须掌握好游戏的规则，全面地提升综合国力。中国刚加入WTO几年的时间，就受到了纵多反倾销案件，从成功的案例中我们得出教训，就要熟悉和掌握好全球经济运行机制。积极参与WTO的运行机制的完善建设，增强世贸组织决策的透明度、公平性，使世贸组织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将着力点放在WTO允许的保护规则的优化上。 2.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优化贸易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借助全球化，使国内企业在保护和潜在的竞争之下推动我国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借助政府的干预使国际贸易向有利于本国获取更多限度的利益方向发展。尽管这些企业最终也会将利润转移到企业自身 的发展上去，从而活得更多的市场占有率或者更多的利润，但政府对这些产业的选择是根据本国有关产业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地位确定的，而不是根据我国产业的发展或者成熟程度确定的。 3.完善和健全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根据WTO最新的贸易规则，了解和借鉴欧美国家成熟的法律和相关政策，结合我国国情，制定适合我国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转变政府职能，企业与政府形成良好共识。 尽管全球化的进程中存在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因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能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颇大而长远的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应结合国情，选择开放型的适度贸易保护政策，有效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提高综合国力。

对外文化论文篇（10）

苏轼是我国宋代著名的文艺全才，他学养深厚，才能杰出，诗词文赋书画琴无一不精。在书法理论创作上，高举“尚意”大旗，为宋代书法有别于前朝历代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艺术道路。苏轼的书法理论作品主要是以题跋或者笔记的形式，全方位总结前人书论观点，从书法创作、书法品评以及书法物质载体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出现不仅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书法理论史上开辟了新天地，而且给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增添了无限的精彩，给后人在书学理论创作和文学理论创作方面以重要影响。本文拟从北宋文化的文德致治、儒学复兴、尊书重墨和佛老结合等几个方面来研究其书论创作的外部滋养。

一、文德致治

赵宋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思想文化失序的阵痛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但是，长期的军阀混战导致了武人拥兵自恃、军阀割据，从而使思想文化长期紊乱，社会风气败坏不堪，道德伦理颓废落魄，“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1]宋初统一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长期分裂的局面，大部分地区取得了统一。可是北宋王朝又比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统一的王朝都显得软弱，这些军阀混战以及外武干扰使得北宋王朝一直挺不起腰杆来。为了解除外扰内患威胁，重修封建伦理道德，维护新生统一政权，北宋统治者一开始就采取佑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对内，文德致治；对外，纳贡、割地、捐帛。如此一来，朝廷和百姓的负担就大大加重了，同时也激化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宋代是一个崇尚文化、崇尚文学的朝代，北宋初期便大举“兴文教，抑武事”、“以文化成天下”的复兴儒学之大旗。这些政策使得文人普遍具有了参与时政的社会责任感，同时文官治国给予了宋代文人的优厚待遇是产生文化巨人的催化剂。

在中国文化中，自先秦以来，儒家思想便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士大夫的人格塑造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唐代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轰轰烈烈倡导古文运动开始，到北宋欧阳修主盟文坛开展的诗新运动。中国文学史上这两次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目的都是振兴儒学，抵制佛道。显然，这两次革新运动是一脉相承的。而作为欧阳修之后主盟北宋文化艺术领域的大天才苏轼则是北宋诗新运动的最终完成者。

从苏轼自身来讲，诗新和不断出现的思想改革决定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屡遭贬斥与“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深度的悲剧感。苏轼嘉中进士，神宗时任员外郎，知密州、湖州、徐州，因不满王安石的新法，被贬黄州。哲宗元间司马光复相，苏轼应诏还京，除翰林学士，后出知杭州，又贬谪惠州、儋州，后遇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北归，病死于常州。苏轼这一生不可谓不曲折，他的文学艺术主张和书法理论思想也随着曲折的政治生涯的起伏跌宕和生活境遇的不断变迁，显示出了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

二、儒学复兴

宋代虽说挺不起腰杆，但是北宋在朝廷文德致治政策的倡导下，复兴儒学的呼声更是遍及文化的各个邻域，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创作方面也不例外，同样受到了这种的影响。儒学的复兴，使得文人普遍有参与时政的责任感，甚至形成了一种积极有为、注重修德的士人风气。

史学大师陈寅恪就认为宋代文化达到了民族本位文化高度成熟与定型时期。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p245当代著名的宋史专家邓广铭也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3]“有宋一代，武功不竟，而学术特昌。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作，靡所不备。”[4]这都是对“有宋一代”儒学复兴的充分肯定与客观认识。

从宋仁宗庆历时期到宋哲宗元时期，是苏轼出入朝野的主要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赵宋王朝推行以文治国、复兴儒学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宋代新旧朋党之争最为激烈的时期。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苏轼具有一种特别的心态，苏轼的书论创作与书法创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士人心态，给苏轼书法理论创作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特殊而又有效的精神平台和支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北宋特定的社会背景“塑造”了苏轼。在政治上的遭遇，决定了他生活上的坎坷，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书论创作和文艺理论风格的形成。

苏轼的书论创作不仅植根于赵宋王朝的文德致治政策与儒学复兴的文化基础之上，而且还有大宋文人对魏晋书法重“意”的审美艺术追求与佛道教思想的不断融合与接受。

三、尊书重墨

宋代的文化发展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各类文学艺术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这都与统治者的倡导分不开。宋代朝廷设立画院、画学、刊行阁帖，倡导书学，而且设有书画博士，使得书法艺术有了长足发展，书论的创作与发展也受到其很大滋养。宋王朝统治者广泛搜集和整理古代文化遗产，包括对古代书画的搜集与刊行。由宋太宗诏大臣广泛搜集多年战乱之后的书画遗存，鉴识整理，刊刻的《淳化阁帖》十卷，做了搜集历代墨迹并刻帖的形式流布传播于世的重要工作。宋徽宗广汇历代书法、绘画，设置了书艺局和画图局来弘扬书画艺术。这不仅使古人书法名迹得以妥善保存，而且对于宋代书法教育、形成尊书重墨的社会风气影响重大，当然也为当时文人书法理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储备。赵宋皇帝面对这些积淀几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耳濡目染，学习和吸取其精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宋高宗便“以书法而论，则所得颇深”[5]。他还亲撰《翰墨志》论书古今书艺，他对自己的学书经历也有一段描述：

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故晚年得趣，横斜直平，随意所适。至作尺馀大字，肆笔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肤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气，则酒后颇有佳处。古人岂难到也！[6]

宋高宗与唐太宗一样，也十分痴爱王右军的字而“手之不置”。虽然说刚开始写起来并不是很顺手，但是经过不断的练习就“真味久愈在”了。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耽搁的话，宋高宗“未始一日舍笔墨”，足见其对书法的“心所嗜”了。而且，宋高宗作字“肆笔皆成，每不介意”，也充分体现了宋人“尚意”的总特征。

真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的言行喜好有着很积极地示范作用，不仅显示了统治者尊书重墨的主导思想，而且为文人博雅好古、怡悦性情、习书学画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浓郁的文化氛围，甚至优厚的生活待遇。那有宋一代产生了许多诗文书画方面的通才也就不奇怪了。苏轼无疑是这些“通才”中受到尊书重墨思想滋养的典型代表和佼佼者。赵宋统治者的尊书重墨思想不仅是宋初“尚意”书法风气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滋养苏轼书法理论创作的重要因素。

四、佛老思想

佛老思想在唐宋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也深深影响着苏轼的文学理论创作与书法理论创作。“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历代文人士大夫普遍遵循的一种处世态度。苏轼虽说从小接受正统的儒家正统的“仁政”思想，但是他在父亲杂家的思想影响下，也不拒绝对其他文化思想的接纳。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渐渐为中国本土文化所消融，显著的标志就是诞生了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教派――禅宗。到了赵宋，禅宗更是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在哲学思想方面，禅思想是构成宋明理学的重要因素。而由于禅宗本身就有艺术化的倾向，他对于文学艺术诸领域、特别是诗歌、绘画、书法等方面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禅宗影响于中国文化，到宋代才更集中、明显地表现出来。”[7]p411自古以来，文人就在失败落魄之时把宗教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撑。苏轼随着见识的不断增广，加之仕途的坎坷经历，世态的炎凉体验，对佛家经典的兴趣明显增强。“从思想意识深处说，对他（苏轼）影响最深刻的还是禅宗。”[7]p412苏轼与僧友的交往是其接受佛禅思想的最直接原因与主要渠道。

与僧友的经常往来是在杭州出任通判期间，苏轼与他们谈诗说艺，谈佛论道，有“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棍寄须臾”的想法，他听了高僧们讲解的禅理，有“百忧冰解，形神俱泰”之感，甚至进入了“观色观空色即空”的境界。由此可见，禅宗思想对苏轼的影响相当大，这种思想不仅在他的文学理论作品中有所体现，而且在其书法理论作品中时有表现。

苏轼书论中提出的“法无定法”的观点就是受到禅宗“无住”思想的影响。禅宗“无住”的思维方式是其对万物的观察采取灵活多变、不主故常的态度，这对苏轼书法理论和艺术创造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与释氏之学同，李氏道教思想也是影响苏轼书法理论创作的又一因素。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中说：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8]p2124

钟繇、王羲之法书笔意洒脱，字形简古，笔画之外妙趣横生，颜真卿、柳宗元书法虽然具备古代法帖笔法，但是只是在字体与形式上追求变化，却缺乏钟王的妙趣与意韵，苏轼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他向往的是笔画之外的意韵，追求的是“萧散简远”、超然物外的情趣，这与道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难怪王镇远先生以“道家艺术观的体现：苏轼书论”为题阐发苏轼书法理论。也在这一节中，王先生从“意造无法”、“道与意合”、“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三个小标题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论述了道家思想体系下的苏轼书法理论。

实际上，苏轼早期的思想便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他少年时读《庄子》，曾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吾心淡吾累，遇境即安畅”，“安得独从逍遥君，泠然乘风驾浮云，超世无有我独行”，这是东坡的随遇而安，追随老庄道家思想的最初流露。伴随着政治上的不得志，“崇尚自然”、“无意”等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也更加突显。

苏轼在《题鲁公书草》中说：

昨日，长安安师文，出所藏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8]p2178

这里的“自然”便是老庄口中的“自然”，就是一种没有经过雕饰的，天真烂漫的，出于不经意间的情致。又如《跋文与可草书》道：

李公择初学草书，所不能者，辄杂以真、行……是日，坐人争索，与可草书落笔如风，初不经意。刘意谓鹦鹉之于人言，止能道此数句耳。十月一日。[8]p2183

则是对道家“无意”思想的运用。而将这两个道家观点合二而一用于书法论述则是其提出“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著名观点的《评草书》：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8]p2183

苏轼正是受到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的合乎自然之理思想影响，在其书论中多处谈及这一思想。

苏轼一生身世浮沉，饱尝仕途坎坷的酸辛苦辣。在宋代学术文化与艺术文化全面昌盛的环境中，苏轼书论展现出宋人博学多才，学养深厚的特质，或鉴赏前代作品，或陈述创作心得，或评论当朝书作，或阐发书法技法，所论颇多发人所未发之处。既代表了当时书法理论的高度繁荣，又充分说明了当时社会尊书重墨、崇文尚古、三教合流的文化风尚。这正是苏轼书论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

参考文献：

[1]宋史・忠义传序[M]，标点本二十五史（第八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2044.

[2]陈寅恪.邓广铭序[M]，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5.

[3]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86（2）.

[4]柳诒征.中国文化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65.

[5]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中华书局，1997：1484.

对外文化论文篇（1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科技的发展，汉语从一个最大的地区性语r正走向国际化。大众媒体的对外宣传与报道，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中国这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的大国有了更深的了解，并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交流。语言是文化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文化的影响和塑造，而语言又反映文化，它隐含着一个民族的人文历史、心理变迁、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衣食住行。因此语言与文化的联系非常密切。一个民族的语言与这个民族的文化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正因为语言中渗透着文化，语言中的词汇和惯用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对外新闻报道中，我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我们报道了多少内容，而且还应该关心有多少内容能进人读者的头脑”。因此，如何将中文词汇中的文化信息快速、通顺、准确地传递出去并得到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理解，正是我们对外新闻报道中所特别关心的。

对外报道中常用的文化词汇转换方法

    纽马克先生将文化词汇(cultural words)分为生态、物质、社会、姿势和习惯及社会组织、习俗概念等五大类。在对外报道中，最常见的文化词汇莫过于地名、人名和社会组织类的专有名词。除了像“北京”、“上海”、“长城”等众所周知的有代表性的地名和人名可直接用汉语拼音外，其他社会组织类名词则常用音译加解释性文字，使读者了解一些基本信息，加强印象，扫除有碍理解的模糊概念。对于介绍中国特色的词汇，则总是先尝试直译或直译加少量解释性文字，因为这样才能突出我们的“特色”，使读者了解我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对外新闻报道虽然是一种书面语的形式，但由于面向的是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以及不同文化背  景的读者群体，因此它的语言主要以简洁、通俗易懂为主旨，而且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性较强的术语。对于文化背景深厚的词汇，因无法直接说明或详细说明而需要占用大量报道空间的词汇，我们往往借用英语中比较通俗易懂的词汇，以求传意，从而克服文化理解障碍。下面分别举例说  明几种常见的文化词汇转换方法。

音译或音译加解释、补充性文字。有一些中国特有的词汇，我们常常选用音译，以保留“中国味道”，同时也丰富了英语词汇。1998年出版的《牛津大辞典》中已经收人不少的汉语拼音词汇，如武术"wushu”或功夫“kunfu"，风水‘`feng shui",阴阳“yin and yang”等。但是这些词在新闻报道中还是尽量在拼音后加上简短的解释比较好，这样更符合受众的“大众口味”。比如:wushu, a chinese martial art.(武术，源于中国的一种搏斗技巧)。对于一些新闻报道中人物和地名的处理最好在音译后加适当简洁的相关背景资料和解释，这样便于读者理解，更能增强新闻报道的立体感和真实感。例如:《中国日报》(英文版)在2009年12月27日报道曹操墓被发现时这样描述曹操:legend has itthat cao cao, king wu of wei kingdom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ad208 to280), had built 72 tombs to thwart tombraiders.(据说，这座墓是曹操的，即公元208年至280年三国时期魏国武王曹操。)这样经过信息补充，普通的读者也知道曹操是一位距今多少年的中国历史人物。而地理名称的翻译再加上方位词的补充会让不熟悉中国地理的读者对所发生事实的大概方向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增加了新闻报道的立体感和即时性。如:a high-speed rail line linking 7hengzhou, capital of central henan province and xi’an, the ancient  capital  in  the  northwest  shaanxi province. (china  daily,  december  28 2009)(该高铁铁路线连接了中部河南省省会城市郑州和位于中国西北的古城、陕西省省会西安。)这样的补充，对中国读者来说显得呷唆，但对西方读者来说却是必要的。

    直译或直译加解释性文字。直译即按字面意思翻译。直译比较容易反映汉语文化词汇的内涵，但这要建立在读者完全明白汉语文化词所传达的信息之上。纽马克曾经说过:“如果直译能保证所指意义和语用意译与原文相同的话，那么直译是正确的也是不能回避的。’，值最常见的就是对“一国两制”的翻译，即:one country, two systems.其他常见的还有打工族oob-seek-ers)、工薪族((wage-earners)等。《时代》周刊1996年12月9日一期中曾经有这样一句话:“‘百花齐放’—允许有争议的见解……”英文翻译是“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om"—to  permit  the  airing  of  conflicting…这是将“百花齐放”直译后再做简短的解释，指明在本文中的意思是“允许各种相互冲突的意见出现”，非常形象、生动。

意译或意译加解释性文字。其实有很多文化词汇，用音译、直译都无法正确完整地传达信息。因此新闻报道中经常会出现新词或加载着浓厚文化信息的词汇，这些词汇的翻译既要遵循新闻报道文体的清晰易懂原则，又要注重受众对象的差别，最终还要特别强调传播效果。因此，在对外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为了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而采用“舍形取意”的方法进行翻译，重点在于突出其主要内容，很好地传递文化信息。如:《中国日报》(英文版)2000年6月10日对江泽民的讲话“我们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采取积极措施，培养和选拔大批优秀青年干部……”的英文翻译是:"we should take active measures to select and train a great number of fine young leaders to  make  the  ranks  of  cadres  more revolutionary,  younger  in  average  age, better  educated  and  professionally,  more competent."said jiang.根据语境，译文展现的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具体内涵，尤其是“年轻化”翻译为“平均年龄小一些”，而不是“make the leadership members younger(使领导干部变得更年轻)”。

    重组。重组也就是对一些文化词汇的字面意思和内涵经过音译、直译和意译或做适当的增补组合后再现其真正意义。这类翻译方法经常用在一些“中国味”很浓的词汇中。比如“端午节”的翻译: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falling on the fifth day  in  the  fifth  lunar  month,  is   also called  the  duanwu  festival,  has  been marked by eating zongzi(glutinous rice wrapped to form a pyramid using bamboo or reed leaves)and racing dragon boats.(china daily, may 28,2009)即:龙舟节，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也叫端午节，这一天常常赛龙舟、吃粽子(用竹叶或芦苇叶把私米包成像金字塔形状的一种食品)。这个翻译将音译和意译结合起来，加以补充解释，非常清楚简洁。

文化词汇转换的策略

    新闻传播是一种价值的传递，体现着传播者自身对社会现象和新闻传播内容的价值判断。从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角度来看，对外新闻报道不管采取什么传播媒介，其内容和形式总会深深打上中国的文化痕迹，这就难免会对其他文化背景的读者造成理解的困难。在对外新闻报道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受众文化价值观的多样化，对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受众对象采取不同的文化词汇处理方法，以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德国功能派翻译学家reiss ,vermeer和nord等从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出发提出的“目的论”翻译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和保证。该理论的核心原则是“目的准则”:“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决定的，简而言之，就是‘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手段”。因此，在以需要为宗旨的对外新闻报道中，对文化词的具体处理办法要视新闻报道的目的和受众对象而定，可以采取归化也可以采取异化策略处理一些词汇，而不是一味把有些汉语文化词汇以固定不变的方式呈现在其他文化背景的读者眼前。

    比如对故宫的简单介绍，如果是针对北美读者，可转换为: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bidden  city  took  14  years,  and was  finished  in  1420,  72  years  before christopher columbus discovered the new world.(紫禁城的修建花了14年，在1420年竣工，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72年。)如果针对欧洲的读者可以在“in 1420”后加上"14 years before  shakespeare was born"(比莎士比亚出生早14年)。这样对不同的目标群体采用不同的类比手法，借用不同读者所熟悉的历史和人物来理解中国的历史年代同样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再如对春节的翻译，虽然世界各地都知道中国的春节，但在翻译时仍旧保留其浓厚的文化信息旨在突出“中国文化”，同时通过类比使读者对这个节日有更深刻、清晰的认识:the spring festival, falling on the 1st  day  of  the  1st  lunar  month,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is  the  time  when  all  family members get together, just like christmas in the west.(春节，每年农历一月一日，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的节日，也是家庭团聚的日子，就像西方人的圣诞节一样。)

    再如:“啃老族”比较常用的翻译是:eat their elders , young adults who are ca-pable of supporting themselves but livingoff  their  parents. (china  buz  cnn.com,december 19, 2009)其实在英语中也出现了一个新词“neet"，意思与我们说的“啃老族”相类似，即:the number of  16- to 18-year-olds branded as "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hasrisen  amid  growing  fears  that  school-leavers  are   bearing  the   brunt  of  job shortages  in   the  recession.(这些既没读书，也没工作或接受任何培训的16岁至18岁的青少年被称为“啃老族”。随着“啃老族”群体的日趋壮大，人们越来越担心这些辍学者在经济衰退时期会首当其冲受到就业岗位减少的影响。)(china daily,november 23, 2009)因此对“啃老族’，的翻译可以借用nest这个词，也可以使用直译加解释性文字来转换，主要根据报道中所描述的对象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