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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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们经常在各级政府的报告中读到类似于这样的句子:“我们要努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一个小小的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后,只花了短短几年时间用他们创造的音乐、电影、电视等文化作品不仅席卷了东南亚,还进入了欧美市场,成为了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不需要抽象的口号而悄然登上了世界文化大舞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当代世界范围中的表现

在上个世纪,美、日、英、德是最大的文化商品出口国,占全球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5514%,同时它们成为了文化商品最大的进口国,占文化商品进口额的47%。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成为了文化商品的进出口大国,但遗憾的是中国出口的文化50%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这确实与中国近年来作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吻合,却与中国是一个有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这一地位不相宜。

中国的实物商品贸易量在全世界排名在前三位,然而文化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比例约为10:1;2001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约为10:1。1992年以来,我国购进俄罗斯版权为世界第一,而向俄罗斯输出版权几乎为零。1998年我国高达300亿元以上的图书销售中,出口才2000万元。2002年,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在表演、电影、音像制品、会展、期刊、报纸展览等产业中,存在明显的贸易逆差。特别是无论哪种级别和内容的文化庆典活动、会展和交易活动,我们都会看到外国文化团体的参与和文化产品的引进,不仅大大挤压了中国文化的话语空间,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一直停留在小规模、低档次、低效益的水平。当代世界的贸易发展潮流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在增加,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文化贸易的比重又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大增。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在全球范围的交流越来越多,知识和文化产品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增加。如美国2005年以版权和授权费用的出口增长达到近5000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了运输服务和军售。通过比较我们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成为了我们研究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动力。

二、改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建议

如何改善中国文化贸易,这要进行全方面的系统的审视,因为“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性以及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对于文化产品贸易在认知上要比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困难得多。

(一)加深对文化概念和文化贸易的认知

“文化”有多种解释,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行为和文化成果。包括人化的自然、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制度文明成果、精神产品和意识形态。狭义文化概念指的是知识和精神产品,也包括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积淀。

在探索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时,我们希望从广义的文化视野出发,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所有的文明成果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来看待。但是在我们研究文化贸易时,我们又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狭义文化的语境中对文化的内涵进行有限的诠释,将文化看成是人类各种制度和观念的成果。只有这样,方可区别于其他物质领域的商品生产与贸易。

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由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比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层次性,因此人类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能够传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不仅版权热卖于世界各地,获得了象三星、现代公司一样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向世界传播了韩国人坚持诚信、尊重传统、锐意改革、不畏艰难的励志精神。好莱坞电影风行全球,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向全球推广,它的影响力决不只是支撑了美国的文化产业,而是形成了全球意义的话语权力。因此,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对文化贸易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认知还要普遍提升。这不仅仅是作为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存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的需要,同时也可以让世界人民享受中国文化成果,使我国在经济政治等多种领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力。转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在经济增长中,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太合理的状态,第三产业在总量上的比重偏低,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而我国只有34%左右。文化贸易对第三产业的贡献不仅是总量上的增加,更是内部结构的升级和完善。全球服务部门按国际服务贸易分类标准,有八个大类142个服务项目,其中的四个大类是文化、体育及娱乐服务。文化服务贸易还包括第一大类商品服务中的F类的印刷、出版和第二大类通信服务中D类的视听服务,这是经过日内瓦WTO服务贸易理事会评审认可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和项目的交流,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贸易的平台是构建在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在建构文化交流平台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达国家,教育产业的发展除了为数不多的公共财政支撑的公立学校外,社会力量办学和市场化经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NBA篮球运动通过向全世界的渗透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利用全世界明星荟萃的优势,在联赛空余时间造访中国大陆、香港等进行文化贸易,既获得了很大商业利益,又传播了西班牙足球文化和理念。这些都说明文化是可以作为也是应该作为一种产业进行生产与贸易的。

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就要建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要用市场的观念和手段去打造。这就要改变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习惯运用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我们需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规划和管理,如尽快建立一套动态有效的文化产业运行机制,制定有利于促进文化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政策法律,包括文化贸易的项目审批、外汇管理、商品结构、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严格按照被认可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办事,而不是由某一个文化管理部门简单的个人意志去掌握该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权力。同时我们的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一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提供一个有法可依、有政策导向、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教育、文化、体育、出版、会展在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公权力管辖最直接最严格的领域,它甚至形成了某种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但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我们仍然要象其他产业发展模式一样,放开搞活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当市场的力量产生偏差时,政府应该有办法利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手段加以调整和规范。如美国为了防止电影市场因为垄断而削弱竞争,政府严格限制国内电影产业的垄断,不允许建立从创意、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垂直垄断企业。韩国前几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先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短短几年的市场化运作,文化企业象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形成了十分活跃的文化产业生产和贸易局面。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外国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和文化贸易策略,同时也应该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外贸体制改革的经验。

(三)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品牌战略,拓展国际市场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具有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积淀。众多的文化工作者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文化企业数量多,层次低,资本缺乏,规模太小。前些年虽然经历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制的变革,建立了一些大型文化企业,但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不高,不具有品牌优势。

面对国外媒体大规模兼并重组势头,中国文化产业要加快重组步伐,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界限,通过联合、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建立大型跨行业集团,实现企业规模经营和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企业品牌和文化产品品牌,进军国际市场。

篇（2）

2008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三位，这标志着中国硬实力指标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然而，中国软实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却依然处于弱势。纵观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13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占了4％。中国科学院出版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中也指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仅居世界第七，文化竞争力更是排名世界第二十四，这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形象相去甚远。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来自哪里?为什么西方文化会在传播力方面占上风?为什么韩剧和日本的动漫能把他们本国的文化带到全球各地?

程曼丽认为，只有当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真正提升了。她提出，中国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对外传播策略。关世杰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笼统地谈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

目前，跨文化传播的策略研究如火如荼，许多学者从教育、媒体以及文化的个性方面着手，提出了很多可行的策略方案。崔刚强调，在重视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的渗透，使学生学会使用英语介绍中国的文化与国情。汪飞舟认为，国际大众传媒是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制胜的是服务意识。纵观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对文化个性化的研究相对较突出，而对文化的共性研究却较少。本文拟从文化共性的角度出发，根据中外文化传播成功的案例分析中国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

1基于文化共性的文化传播的理论依据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在对周围的世界进行解读和识别时，遵循的是一种体验哲学。由于人类拥有相似的认知结构、类似的生存经验以及相同的生理特征，扎根于不同文化中的概念隐喻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共性，体现了不同文化的共核部分，这是构成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基础，它必然有利于跨文化信息的顺利传递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自从人类进入群居社会，不管是处于东方，还是在西方，不论生活于古代，还是现代，时空、地域、习俗和民族的差异，乃至文化上的差异，都不能掩盖人类的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及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的共通性。这众多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构成了超越时空、地域和民族等界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

就中西方文化而言，尽管中西方各民族在思维方式、地理环境、语言体系等诸方面相去甚远，但由于人类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感受，比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都有对衣、食、住、行和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的需求，都有家庭关系，都有喜、怒、哀、乐，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都可用哭、笑、红脸、皱眉等姿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等，因而中西方各民族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着许多“共性”。同时中西方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也一致：倡导教育优先，倡导人的进取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等。所以美国大片引进到中国，我们能够普遍接受它，是因为它也宣扬惩恶扬善。外宣的成功，需要尽量避开分歧，多宣传共同的东西。中西方文化二者既有很大差异，也有一定共同之处，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汇合点。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要供给的是能够被人认同的“共有文化”。一旦借助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传播了这些“共有观念”，就可以让相关国家认同。

2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共性案例分析

目前，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往往过分强调个性，而忽视了共性。众所周知，文化共性，是引起国外兴趣点的重要因素。只有点燃西方人的兴趣点，才能吸引他们逐渐喜欢上中国文化。如小仲马的《茶花女》与我国《今古奇观》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非常相仿，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其相似性，着手我们的文化宣传。在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外都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2．1青春版

昆曲艺术被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在中国本土掀起了昆曲热潮。而且为昆曲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

青春版《牡丹亭》利用商业运作与社会运作相结合的战略、立足本土与辐射世界的双重定位、坚持传统与调和现代的审美准则，为当下中国传统戏曲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排演四年来，不仅足迹踏遍了两岸四地著名高校，而且于2006年9月成功访美，在加州大学4个校区连演4轮12场，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世界日报》把青春版《牡丹亭》访美与当年梅兰芳访美演出相提并论。伦敦主流媒体认为昆曲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韵味，《牡丹亭》是一出融合了莎士比亚爱情喜剧和睡美人故事的剧目。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马上开设了昆曲课程，音乐系与东方语文系合作，把昆曲当作世界性的歌剧来研究。青春版《牡丹亭》提高了昆曲艺术的国际地位，也再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华民族先辈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成为中国昆曲走向国际市场的成功范例。

从传播方面来看，青春版《牡丹亭》定位的观众对象为年轻人(国外也是如此)，因为年轻人更加容易受影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创作者们考虑到。对于不熟悉古典戏曲情节的国内外青年观众，片断式的经典折子戏无法使他们产生理解与共鸣，需要演全本。连续性的情节才能产生情感的激动与心灵的投入。另一方面演员诙谐幽默的表演方式也令国外观众耳目一新，非常符合西方的处世幽默观。再者，也是重要的一点是中西方人们对爱情具有同样的渴望，使得剧中缠绵四百年的爱情梦想能使国人和西方人产生人类心灵的共鸣。青春版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创始人白先勇先生说：“昆曲是唯美艺术，追求美是我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就是要叫中国的古典美还魂，以美唤醒观众心中的浪漫和憧憬。”所以“采用了全新的手法来演绎他们的爱情神话。”

2．2《少林武魂》在百老汇的成功上演

2009年1月15日晚，中国大型功夫剧

《少林武魂》讲述少林寺武僧慧光成长的故事：战乱频起，母亲怀抱婴儿逃难，因遭遇匪徒而失散，婴儿被少林寺众僧救起抚养，取名慧光，从此在少林寺习武。慧光长大成人，成为身怀绝技的功夫大师，走上自我发现和济世利民的人生旅途。美国观众凯恩斯说：“我非常喜欢该剧结尾‘家庭比功夫更重要’这句话，它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非常懂得爱。”

武术一直为全世界人们所喜爱。以往的武术表演似乎为了武术而武术，缺乏剧情的勾勒。《少武魂》正是在世界文化都共同认可的“济世利民”和热爱家庭本身的人类共同追求的理念指导下向世界的。《少林武魂>使西方人对流传世间1500年的少林功夫中呈现的禅武合一、德行感人的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3韩剧在中国的传播成功与其地域性的选择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韩剧以其独特的魅力风行国内，深受大批中国观众的热捧。韩国的影视能在中国畅销，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有选择性地采取了与中国的文化伦理道德一致的作品，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倾销而来。中韩两国之间历史上的相互交往，使得中韩两国在价值观上趋同，这给中国观众接受韩剧奠定了心理基础。

韩国的影视作品大多以现实题材为主，十分注重突出本民族的文化生活特点，在现代剧中随处可见韩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如温暖的小吃、街头排挡常成为韩剧的场景，展示了韩国独特的泡菜和清酒文化；女性在家庭正式聚会的场合多身穿传统民族服饰；生活剧和爱情剧中，不厌其烦地出现吃饭场景，且都是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饮食方式。韩国影视剧十分注重在细节上对民族文化生活特色进行展示，在向世界各地销售文化产品的同时，也使得其间附带的所谓高丽文化逐渐为世界所认同。其次，韩国电视剧多走亲情、友情、爱情的情感路线，这些是最能超越民族和文化界限，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普遍接受的影视题材，他们正是用人类世界大同的情感来博得了人们内心自然的应和。此外，韩剧在中国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它的作品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因此，有专家坦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已穿上韩服，正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中国倾销，以汉文化为根基的韩文化，大有成为儒家文化代言人之势。

3如何利用文化共性进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文化的共性决定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一致，对于新鲜事物有强烈的接纳意识。因此在宣传中应以文化共性为基础，逐渐打开通向另一文化的窗口。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在传播内容选择上，强调民族性，兼顾世界性

每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显著的特点，这也是吸引其它文化的重要因素。但强调民族性的同时，还应兼顾其世界性。一种文化只有宣传出去了，才能发挥其对国家软实力发展的贡献作用。其实，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可以细化的东西也很多。比如中国的“和”文化，“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文化理念应是传播重点。中国的“亲情”、“仁义”等观念都是中国的传统精髓，也是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并效仿的方面，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宣传。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对于代代相传的国人来说比较熟悉且易于接受，然而要使其得以广泛对外传播，一定要注意其内容的选择，把一些具有文化共性的东西宣传出去，再带动一些民族性的东西，逐渐渗透，从而使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3．2在传播的方式和理念选择上，应强调现代性

在传播方式上，中国文化应该更加注重文化对外传播的现代性理念投入。中国文化向来具有连贯性和延续性。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遭遇新时代的挑战，但是这种文化的根是不会改的。因此，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这种根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同时，我们也不能靠山吃山。必须运用现代的手法对传统的、能改进的一些元素进行加工，创造出属于现在这个时代的特色中国文化，并根据接受国的特殊接受心理和习惯进行改进。如针对日韩国家动漫非常流行的现象，在对外汉语的教材设计上就可以增加一些动漫化的设计，辅之以一些现代的手段，使得中国的文字语言能融人世界的行列，进而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诠释将能加快中国文化传播的步伐，例如，《孙子兵法》与商业谋略结合起来的有关书籍，在美国已成为热销书。

3．3加强交流、规避冲突，、和谐共融

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是单向的。在传播和接受的同时，也必定会接受对方的文化。那么加强两种文化的互相交流与信任，将会有效减少对对方文化误解和曲解，同时增加对对方文化的好感和兴趣。中国和法国、俄罗斯互办的中法、中俄文化年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没有一种文化交流是没有冲突的，也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是非得靠强迫来让对方接受的。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其它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此时就需要传播者调整姿态以接触和相互了解的心态规避冲突。因此，在考虑自身文化传播的途径时，必须考虑对方文化接受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中国文化向来提倡以和为贵，要与不同民族、不同性格、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共融于世界，首先得承认彼此并理智地看清矛盾或差异的存在，尊重对方的文化，并尝试互相理解、包容。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尝试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融合，比如京剧版的哈姆雷特，又比如用小提琴演奏的梁祝，、互相尊重，才能进一步深入传播自己的文化，直至最后互相接纳、和谐共融。

篇（3）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外交流的渠道和范围不断拓宽,并由此引发了具有世界性的“汉语热”和“中国文化热”。这种变化,一方面使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对外汉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以语言机能为重心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汉语学习者渴望了解中国文化和进行深层交流的需求,文化教学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笔者就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进行了一些探讨,并提出了三点教学原则。

一、文化因素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本质来看,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承载文化的工具。文化学习和语言学习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文化因素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对此问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原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吕必松先生曾经指出:“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不熟悉或难以理解的文化现象,这类文化现象就成为理解和使用目的语的文化障碍。要消除这种文化障碍,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就必须同时进行相关文化因素的教学……对这类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的研究,建立起系统的理论,不但是第二语言教学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语言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1]

具体到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因素及其教学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语言存储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而文化信息的传达则必须以语言为中介,两者共生共存,互相依托。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看,很多词语的意义来源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词语表面的指示意义包裹着含有文化因素的“内涵义”。如果不了解文化背景,不明白其内涵义,就难以理解语言的真正意义。

如“愚公移山”这个寓言,可以说是中国男女老少皆知的故事,对其寓意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可是,外国学生听了这个故事后,有的说“讽刺了一个真正傻的老头儿”,有的说“批评了不听别人劝的人”,接着他们会提出问题:“为什么愚公不把自己的家搬走,而要花那么大的力气把山挖平呢?”这反映了学生思维的活跃,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缺乏了解。他们不明白,在中国,愚公是以一个不怕困难的形象进入千家万户的,他象征着中华民族坚韧性的斗争精神。只有当我们把这个寓言产生和使用的文化背景讲解清楚以后,才能解除学生的困惑。

其次,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教和学都受实用原则的支配。外国人学习汉语,或者是为了当教师、做翻译,或者是为了解、研究中国,或者是为从事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因此,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对中国文化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和认识欲望。刚开始,他们想学的就是怎样打招呼,怎样问候,怎样称呼别人,等等;有的才学会一些常用词语,就迫切地想了解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社会习俗,而到了中高级阶段,他们更是对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民族心理、风土人情和潜在的观念差异等十分敏感。学生对交际文化知识的浓厚兴趣和学习劲头,从教学对象方面来看,表明交际文化与语言学习和使用的密切联系,说明单纯地学习语言不能满足需要。从教师方面来看,面对的不是自幼生长在母语文化环境中的中国学生,教师必须在教学中采用同教中国学生完全不同的方法。因此,在教授目的语的同时,教师应有意识地把目的语文化传授给学生,以弥补他们这方面的缺陷,使他们把语言技能转化为实际的交际能力,达到正确使用汉语的目的。

二、在文化教学中应遵循的三点原则

首先,总体设计,循序渐进。

所谓文化教学的总体设计就是在全面分析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各种内外因素,综合考虑各种可能的教学措施的基础上制定出最佳教学方案,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途径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各个教学环节成为一个互相衔接的、统一的整体。[2]

在进行总体设计时,循序渐进是我们应遵守的重要原则。一般地说,初级汉语教学的重心是语音和汉字等基础语言知识的训练。对于外国学生来说,了解和掌握汉语的音、字、词、语法的规律更重要。因此,这一阶段的教学,语言以外的文化内容还是少一些为好。即便遇到具有风俗语义的词语,也不宜采取介绍和说明的方式,而应采取简单注解的方式,尽可能不分散学生对语言规律的注意力。相应地,这一阶段的文化教学应集中介绍汉字文化。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是初学汉语者探求中国文化的金钥匙。掌握汉字文化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第一步。

中级阶段,口语课和汉语课的文化内容都有增加,应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并重。这一阶段的语言教学主要集中在使外国学生掌握并运用大量的汉语词汇和句式。汉语词汇浩如烟海,意义相当丰富多彩,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宽广而深厚。汉语几乎每个词、成语、俗语、歇后语、谚语、惯用语的后面都有一个文化背景,汉语词汇能给学生展开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而掌握不同的汉语句式能使学生具备语言交际能力。中级阶段汉语课的文化内容,对教材提出了更高要求,学生除了考虑字、词、语法等方面与初级及高级教材接轨之外,还要兼顾到文化内容的系统性,把系统的语言知识和系统的文化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互为表里,同步上升。

高级汉语教学是以传播中国文化为主要内容,使学生理解并掌握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提高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交际能力。这一时期的文化教学集中在介绍中国的文学、历史、地理、习俗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进行中外文化的多方对比,从中总结出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利于外国学生与中国人在更深层次上的交流。

其次,区分学生的文化圈,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属于不同的文化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以此把握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层次。

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如日本、韩国、朝鲜、新加坡等国,中国文化的若干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已经融入到这些国家的文化中。例如韩国、日本至今还保留着中国的许多习俗、饮食、价值观念,韩国文化里有许多诸如“远亲不如近邻”这样的俗语和“虚岁”这样的习俗,在日语中使用大量的汉字和偏旁。对这些国家的学生来说,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知识就比较容易,可以从较高的起点进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相反,像欧美、非洲等许多中华文化圈以外的学生,其本民族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大反差,学生起点较低,文化教学的重点应放在物质文化层面,并且要注意适度与适量。在词汇教学中,教师要讲清汉语与学生母语中所包含的不同文化,避免混淆。对中华文化圈外的学生,教师必须等他们的语言及文化知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再进行较高层次的文化教学。

再次,由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之一是“对外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外国学生使用汉语进行言语交际的能力,他们的交际活动又是“跨文化的”,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也应该置于跨文化交际的维度之中来考虑。

近年来比较流行的多元文化互动综合教学模式值得我们关注。该模式承认多元文化的存在,把学习者的本民族文化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文化内容,以互动的方式与目的语发生关系,从而确定双向文化教学的方向。[3]

如在介绍中国传统节庆文化时引导学生对自己国家的节日风俗进行比较,使他们更加关注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只是由教师阐释中国文化的内容,缺乏学习者的呼应,就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进行对比时,学生还应尽量摆脱浅层的文化对比,避免以狭隘的思维方式简化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进行对比和思考,将自身感受和客观的叙述结合在一起,超越由教师陈述文化事实、学生简单接受的教学模式,将文化教学也转变为人际沟通的过程。

对外汉语教学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并不长,而其文化教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也经历从无到有,逐渐丰富的过程。笔者对此问题的探索只是在教学实践中的一点心得,不当之处希望得到专家的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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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业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二、日本就业变动与对华投资之间的关系——描述与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迅速恶化。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长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在2-3％之间波动，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业率却迅速增加。根据2003年日本统计年鉴上的资料，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在1990年仅为134万人，1995年已增至210万人，2000年再增至320万人，2002年3月最多时曾达379万人。其完全失业率在1990年仅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关，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从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制造业来看，1992年以前就业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发生了逆转，1993年比1992年就业人数减少了39万人，1994年比1993年减少了34万人，1995年再比1994年减少了40万人。尤其是海外投资率高的产业就业减少的现象最为明显，其中纺织和电器机械产业最为严重(庞德良，1998)。1991至1994年，电器机械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18万人，服装和纺织产业减少10万人。除此之外，一般机械产业减少了8.1万人，金属制品产业减少了6.9万人，汽车及附属产业减少了4.6万人。就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对比来看，1992至2002年间，制造业失业者增加了347万人，服务业就业者增加了322万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总务省，2003)。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就业问题的日趋恶化确是事实，大量对外投资的产业就业问题较为严重也是事实。然而据此认为对外投资是日本国内就业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进而说明对中国投资是这种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问来自于下面的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中国投资同样是迅速增长，但此期间日本的国内失业率却很低。在此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韩国同样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投资保持迅速发展态势的东亚国家。韩国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虽起步较晚但增长十分迅速，从1992年的1.19亿美元到1997年的21.42亿美元，年均增长78％。从1993年到2000年，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分别占其对外投资总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4.4％，在投资规模方面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然而资料表明，韩国在同一时期内的国内就业状况却呈现日益改善的趋势。在1993至2002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失业率为3.6％，低于日本0.3个百分点，而且考虑到此前韩国失业率长期大大高于日本，这种转变更是十分显著。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日本失业率一再上升的情况下，韩国失业率却连续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1％、4.0％和3.5％。

其次的疑问在于，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并不高。以日本在90年代对中国投资最多和增长最快的1995年为例。这一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为44.78亿美元，仅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8.7％，占日本对亚洲投资总额的36.2％，而仅占日本对美国投资额的19.8％，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还不到对美国投资额的1／5。如果有影响，也只能说明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就业水平的影响很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日本的失业率却在降低。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2004年失业率为4.7％，2005年为4.4％，日本的正式工人数出现了1997年以来的首次增加，同时青年就业人数增加，2005年，25岁到34岁的失业人口同比下降3％。2006年5月份完全失业率为4.0％，6月份完全失业率为，完全失业者数比前年同月减少2万人，就业人数比前年同月增加20万人。由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诱发出口”效果大于“出口替代”和“逆进口”效果，反而带来了日本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吉田惠美里，2006)。

三、对外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理论分析与日本的现实

在分析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具体影响时，我们先来分析一般条件下的情况。所谓一般条件，就是指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直观地看，对外投资就是将国内即将用于或已经用于生产的资金或生产资料装移到国外，我们将这些资金或生产资料统称为资产。不难理解，如果这些资产在国内进行生产，势必要在国内招募工人因而增加国内的就业，然而对外投资减少了这部分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一个方面。同时，这些资产的转出就意味着已经存在的或即将存在的生产活动的转出，则本来或潜在以这种生产为原料供给对象或产品销售对象的生产者将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它们的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二个方面。很明显，以上两者都是负面的影响。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还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即通过向国内购买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增加本国的就业，这就是一些学者谈到的扩大出口效应。不过问题是，如果这些生产者仍在国内，它将向国内购买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即使考虑到对外投资使生产规模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此时向国内的购买量也不会大于在国内时向国内的购买量。可见，扩大出口的效应是微不足道的，至少难以大于上述第二方面的负面影响。因此，总的来看，在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下，对外投资应该减少国内的就业。在此，我们特别强调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因为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上面的结论将不再成立。非经济平稳发展的极端情况亦即经济过热和经济低迷。在经济过热时，对外投资减少的就业会立即被吸收；在经济低迷时，对外投资根本就不减少就业。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外投资不会对国内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在此意义上甚至应该理解为增加了就业)。

作者认为，基于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的背景，日本当时的经济现实就属于经济低迷。从国内大环境来看，由泡沫破灭导致的不良债权问题日益突出，银行惜贷现象严重，以致企业破产增加，就业环境恶化；就业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重了日本国民的不安心理，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企业生产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萎缩，雇佣人员进一步减少。可以想象，面对国内的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那些对外投资的企业即使待在国内也不可能创造就业，而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那些仍然留在日本国内的企业的开工率都十分低下，不仅不能通过扩大生产来增加就业，反而还在竞相裁减员工。例如，到90年代中期，在日本中小企业聚集的东京大田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泡沫破灭前的高峰期下降了40％，工厂数目下降了25％(国家信息中心，2004；伞锋、曾浪，2005)。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日本对外投资的企业不存在对国内就业的前两种负面影响，而其第三种正面的影响却在整体上显示出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对外投资没有破坏国内就业，相应地，日本近年来对中国投资的迅速发展也没有降低其国内的就业水平。如果一定要定性其影响，应该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

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没有恶化日本就业：一个实证的证据

对于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引起日本国内就业恶化的言论，还可以在计量研究的基础上提供反驳的证据。我们的做法由两个步骤组成：首先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是否下降，如果没有下降则没有必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下降与日本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长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之所以用制造业作研究对象，是因为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体。而用上述比重作主要变量，则是考虑到，如果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没有下降，即使制造业就业下降也没有必要关注海外投资对日本就业的负面影响，只有在上述比重下降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必要研究日本对中国投资是否影响了日本的就业。

首先来看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变化。从图2来看，在1979-2004年的很长的一个时间内，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始终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这符合了上面所说的进行第二步工作的要求。但这里也有问题：长期持续的比重下降很难与对中国投资建立密切的关系，而总就业与制造业就业在90年代的下降也增加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对于第二步的工作，我们通过检验下面的

回归模型来完成。

E1=β0+β1FDI1+β2FDIt-ll+β3FDIt-2+β4FDIt-3+εt

其中，E为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FDI为日本对中国的制造业投资，t为时间。考虑到日本对中国投资对其国内就业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3个滞后变量。经过对E和FDI的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发现两个变量都具有1阶单位根(由于篇幅所限，检验结果不再列出)，所以在模型估计中我们采用两个变量的l阶差分。下面是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1)。

表1中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FDIt、FDIt-l、FDIt-3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它们对日本国内的就业没有影响；FDIt-2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但由于其系数为正值，不仅不能证明FDI对日本国内就业有负面作用，而且还显示了FDI与日本国内就业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日本国内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对日本就业下降原因的进一步认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近年来(主要是90年代)的就业恶化呢?首先，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其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的状况。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使很多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也就不得不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而且也正是日本国内经济的状况导致了以终身雇佣为主的原有雇佣制度的变化，使很多原来的全职工作变成了兼职工作。因此它使企业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同时又消除了其裁减员工的障碍，故而导致了国内大量的失业。其次，在国内经济状况、自身发展要求、对外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本需要也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身也会带来一定量的结构性失业。正像一些日本经济学家指出，日本的就业市场近年来处于一种失衡状态，传统产业由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或资源转移等原因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而一些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存在劳动力不足。最后，由于日本国内生产成本的提高，原来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所赖以存在的外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要说中国对日本就业有所影响的话，那么近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夺走了日本的外需应是最为突出的因素。中国大量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使日本国内的生产不得不减少，因而促使其就业水平下降，但这与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变化无直接关系。所以，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对外投资是其必然的要求，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其必然的要求，因此，只有解决自身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使自身经济重新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就业状况恶化的问题。

内容提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造成母国就业状况恶化的评论曾经甚嚣尘上。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方面的分析结论表明，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母国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而非对华直接投资。

关键词日本对华投资就业

参考文献

江瑞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实态、症结及其“中国因素”。《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

杨建清：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商业时代》2004年第35期。

戴翔：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新加坡为例。《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王峰、王博：台湾投资祖国大陆对岛内就业的影响——基于制造业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庞德良：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心化。《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

伞锋、曾浪：中国因素对近年来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影响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4期。

篇（5）

[作者简介]杨柳(1980-)，女，四川雅安人，四川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四川　雅安　625014)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3-0105-03

语言是文化基石，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方面，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特征的一面镜子，其中既有该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背景，而且还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反映文化。每一种语言都与某一特定的文化相对应。不仅语言、语言的使用与文化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语言学习本身也要受到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所以，语言的教学要结合文化来进行，而不仅仅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形式结构体系内进行语言形式学习和技能训练。文化始终贯穿语言教学的背景，时时刻刻都会影响教学本身。在外语教学中，学习者得到的，不仅是语言，还有世界观，包括要了解目的语语者的社会文化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并增强学习者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能力以及文化的交际能力。

一、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曹文曾将语言教学中文化教学的探讨归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教不教，教什么，如何教。通过胡文仲、束定芳等人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形式的文化内涵、文化对语言运用的制约、英语教学与文化等诸方面的研究与探讨，英语教学过程中文化导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不成其为问题。在教学内容方面，文化的内容包罗万象，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教学可以包括以下五个内容：语言交际(包括词汇、习语、语法、语篇修辞)、非言语交际(表情、眼神、手势、姿势、体距等)、交际习俗与礼仪(打招呼、称赞、称谓、访友做客、送礼等)、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和同事关系、社区关系等)、价值观念(个人与集体、人与外部世界、思维方式、知识与价值等)。这些都是和语言与语言运用关系较密切的文化内容，也基本上勾勒出了一个文化教学的框架。通过提高交际双方知识共享的可能性来帮助外语学习者与目的语的本族语者进行交流。以英语教学为例，在这样一个教学过程中，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实现与英语为母语者的成功交流，从而能够顺利地学习和吸收目的语文化。但是这样的教学目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社会的发展要求。

现在英语作为一种通用的国际语言，英语教学这种国际语言教学培养的英语学习者不仅需要与英语本族语者进行交流，还需要用英语同英语为非本族语的人打交道。同时，文化作为语言学习者身份构建的一个重要部分，轻易地摆脱母语文化的视角而进入另外一种文化是不容易的。所以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外语学习者遭遇冲突和困境也是不可避免的。以许国璋、曹文等为代表的人物主张文化教学的内容不仅应该包括目的语文化，而且应该包括母语文化。许国璋指出在英语教学中，不仅应注意英语国家的文化，还应注意我国自己的文化。在他提出的英语教学方案中，不仅包括英语语言文化内容，还包括母语文化内容。曹文总结分析了我国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两个层次，即文化知识层和文化理解层，为了达到文化理解，文化教学的内容就不应局限于目的语文化，还应该包括母语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内容。这样的教学就不仅仅是要达到单向学习吸收目的语文化的目标，而是为了实现“双语以及多语文化的交叉交际”。从而使学习者在不丧失原有文化身份的同时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利益，在目的语的文化里构建自己与之对应的交际空间，也就是说能准确、得体地用目的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样就对外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解决之中的某些问题。可以借鉴科泰齐和金的“文化协同”理论。

二、“文化协同”理论简述

在跨文化交际日益复杂的时代，对不同文化的认知和敏感性对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外语教学课堂其实就属于一个跨文化交际的环境，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学生和教师)都带着各自对于课堂教学的预期。这种预期是具有深层次的本民族的文化底蕴的，科泰齐和金将其定义为不同的“学习文化”，在教师的教学实践和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教学都与特定的学习文化和社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而不同的学习文化应遵循“文化协同”的方法，相互顺应、相互吸收、取长补短，来达到外语教学的目的。

科泰齐和金指出，“学习文化”是指语言学习过程中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行为活动框架，其中包括人们对学习过程中各个方面与各种活动以及学习与整个教育的关系等的期待、态度、价值与信念。学习文化构成了整个课程的隐匿部分，师生们的教与学都会在潜意识中受到特定学习文化的影响。而特定的学习文化则要受到它生长之中的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通过问卷调查和采访问询等方法，总结比较了英国、日本和中国学生的不同学习文化。他们着重指出，不存在说哪一种学习文化优于另一种学习文化。不同的学习文化一般都更适应于它们各自植根其中的那个社会。此外，不同的学习文化也并非完全相互排斥，在有些方面，差异也可以被包容并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文化协同”的过程。在他们对学生的调查中，中国和日本学生相比而言更注重以知识为中心，而英国学生更注重技能和方法；在“提问题”这一方面，英国的学生倾向于把“提问题”作为学习过程中的一个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启发式的提问，而中国学生经常在学习过程完成后才提问题，将其作为对所学知识的考察，而且在很多时候，他们会选择在课后单独向教师提问而不会像英国学生那样在课堂上大胆质疑教师；同样，在对教师的角色分析方面，不同于英国学生，中国学生很大程度上把教师认同为父母的角色，依赖于教师给予的学习指导，希望教师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趋向于中国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等级关系，教师在课堂上较有权威性，对课堂教学的内容和进程有很大的决定权。而学生也习惯于在课堂上安静听讲，接受教师所传输的知识。

因此，基于不同的学习文化，课堂里学生的行为表现和教师对课堂学习的期待会产生距离，从而导致课堂中的不合作、不配合。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应该是处于目的语的文化氛围下，把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结合起来，同时使其与所处的环境相协调，处理好不同学习文化的顺应过程，以避免或减少相互间的碰撞和冲突。特别是在引入一些根植于西方学习文化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和教学技巧等，如果不充分认识教学环境的特殊性，误解和冲突在所难免。外语教学要达到的目标不是让学习者成为单纯的模仿者，而是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积极地进

入目的语文化，并始终保持跨文化差异这一意识。在学习和使用所学语言的过程中，灵活运用“文化协同”理论，努力做到既有自己的语言特色，又能充分实现交际的目的。

三、“文化协同”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根据科泰齐和金的“文化协同”模式，外语教学者对于学习者的本族语和目的语的文化环境要给以足够的重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都应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在某些方面做出一定的调整和改变，以帮助学生在不丧失原有文化身份的同时接纳理解不同的目的语文化，并能准确、得体地用目的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通过“文化协同”模式的指导，来达到外语教学的目标。

1　处理好多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以英语教学为例，其文化教学过程中要处理好英语文化内容的多元化以及教学目标的本土化两者的关系。现在，在以英语为媒介的真实的跨文化交际中，很多的英语使用者是第二语言或外语使用者，他们有自己的母语文化背景，他们的交流对象也是如此。所以，国际跨文化交际的情景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英语的使用也是如此，要与该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包括它的语言环境相结合，经历一个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再生的过程。这样的英语应用环境决定了文化教学不能是简单的文化知识的积累，也不能仅局限于少数几个英语为母语的民族文化，而需要更注重交际能力的培养，培养学习者从多种角度判断和理解不同文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就要受制于诸多环境因素，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不重视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对选择和运用学习策略的影响，不能就文化差异达到某种程度的妥协，教学中难免会出现不合作的情况，从而影响教学效果。所以，要从科泰齐和金所提出的“文化协同”的理论出发，与具体的语言教学相结合，来取得文化上的双赢。

篇（6）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科技的发展，汉语从一个最大的地区性语R正走向国际化。大众媒体的对外宣传与报道，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中国这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的大国有了更深的了解，并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交流。语言是文化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文化的影响和塑造，而语言又反映文化，它隐含着一个民族的人文历史、心理变迁、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衣食住行。因此语言与文化的联系非常密切。一个民族的语言与这个民族的文化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正因为语言中渗透着文化，语言中的词汇和惯用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对外新闻报道中，我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我们报道了多少内容，而且还应该关心有多少内容能进人读者的头脑”。因此，如何将中文词汇中的文化信息快速、通顺、准确地传递出去并得到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理解，正是我们对外新闻报道中所特别关心的。

对外报道中常用的文化词汇转换方法

纽马克先生将文化词汇(culturalwords)分为生态、物质、社会、姿势和习惯及社会组织、习俗概念等五大类。在对外报道中，最常见的文化词汇莫过于地名、人名和社会组织类的专有名词。除了像“北京”、“上海”、“长城”等众所周知的有代表性的地名和人名可直接用汉语拼音外，其他社会组织类名词则常用音译加解释性文字，使读者了解一些基本信息，加强印象，扫除有碍理解的模糊概念。对于介绍中国特色的词汇，则总是先尝试直译或直译加少量解释性文字，因为这样才能突出我们的“特色”，使读者了解我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对外新闻报道虽然是一种书面语的形式，但由于面向的是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群体，因此它的语言主要以简洁、通俗易懂为主旨，而且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性较强的术语。对于文化背景深厚的词汇，因无法直接说明或详细说明而需要占用大量报道空间的词汇，我们往往借用英语中比较通俗易懂的词汇，以求传意，从而克服文化理解障碍。下面分别举例说明几种常见的文化词汇转换方法。

音译或音译加解释、补充性文字。有一些中国特有的词汇，我们常常选用音译，以保留“中国味道”，同时也丰富了英语词汇。1998年出版的《牛津大辞典》中已经收人不少的汉语拼音词汇，如武术"Wushu”或功夫“Kunfu"，风水‘`fengshui",阴阳“yinandyang”等。但是这些词在新闻报道中还是尽量在拼音后加上简短的解释比较好，这样更符合受众的“大众口味”。比如:Wushu,aChinesemartialart.(武术，源于中国的一种搏斗技巧)。对于一些新闻报道中人物和地名的处理最好在音译后加适当简洁的相关背景资料和解释，这样便于读者理解，更能增强新闻报道的立体感和真实感。例如:《中国日报》(英文版)在2009年12月27日报道曹操墓被发现时这样描述曹操:LegendhasitthatCaoCao,KingWuofWeikingdomintheThreeKingdomsperiod(AD208to280),hadbuilt72tombstothwarttombraiders.(据说，这座墓是曹操的，即公元208年至280年三国时期魏国武王曹操。)这样经过信息补充，普通的读者也知道曹操是一位距今多少年的中国历史人物。而地理名称的翻译再加上方位词的补充会让不熟悉中国地理的读者对所发生事实的大概方向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增加了新闻报道的立体感和即时性。如:Ahigh-speedraillinelinking7hengzhou,capitalofcentralHenanprovinceandXi''''an,theancientcapitalinthenorthwestShaanxiprovince.(ChinaDaily,December282009)(该高铁铁路线连接了中部河南省省会城市郑州和位于中国西北的古城、陕西省省会西安。)这样的补充，对中国读者来说显得呷唆，但对西方读者来说却是必要的。

直译或直译加解释性文字。直译即按字面意思翻译。直译比较容易反映汉语文化词汇的内涵，但这要建立在读者完全明白汉语文化词所传达的信息之上。纽马克曾经说过:“如果直译能保证所指意义和语用意译与原文相同的话，那么直译是正确的也是不能回避的。’，值最常见的就是对“一国两制”的翻译，即:onecountry,twosystems.其他常见的还有打工族oob-seek-ers)、工薪族((wage-earners)等。《时代》周刊1996年12月9日一期中曾经有这样一句话:“‘百花齐放’—允许有争议的见解……”英文翻译是“Letahundredflowersbloom"—topermittheairingofconflicting…这是将“百花齐放”直译后再做简短的解释，指明在本文中的意思是“允许各种相互冲突的意见出现”，非常形象、生动。

意译或意译加解释性文字。其实有很多文化词汇，用音译、直译都无法正确完整地传达信息。因此新闻报道中经常会出现新词或加载着浓厚文化信息的词汇，这些词汇的翻译既要遵循新闻报道文体的清晰易懂原则，又要注重受众对象的差别，最终还要特别强调传播效果。因此，在对外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为了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而采用“舍形取意”的方法进行翻译，重点在于突出其主要内容，很好地传递文化信息。如:《中国日报》(英文版)2000年6月10日对的讲话“我们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采取积极措施，培养和选拔大批优秀青年干部……”的英文翻译是:"Weshouldtakeactivemeasurestoselectandtrainagreatnumberoffineyoungleaderstomaketheranksofcadresmorerevolutionary,youngerinaverageage,bettereducatedandprofessionally,morecompetent."saidJiang.根据语境，译文展现的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具体内涵，尤其是“年轻化”翻译为“平均年龄小一些”，而不是“maketheleadershipmembersyounger(使领导干部变得更年轻)”。

重组。重组也就是对一些文化词汇的字面意思和内涵经过音译、直译和意译或做适当的增补组合后再现其真正意义。这类翻译方法经常用在一些“中国味”很浓的词汇中。比如“端午节”的翻译:TheDragonBoatFestival,fallingonthefifthdayinthefifthlunarmonth,isalsocalledtheDuanwuFestival,hasbeenmarkedbyeatingZongzi(glutinousricewrappedtoformapyramidusingbambooorreedleaves)andracingdragonboats.(ChinaDaily,May28,2009)即:龙舟节，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也叫端午节，这一天常常赛龙舟、吃粽子(用竹叶或芦苇叶把私米包成像金字塔形状的一种食品)。这个翻译将音译和意译结合起来，加以补充解释，非常清楚简洁。

文化词汇转换的策略

新闻传播是一种价值的传递，体现着传播者自身对社会现象和新闻传播内容的价值判断。从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角度来看，对外新闻报道不管采取什么传播媒介，其内容和形式总会深深打上中国的文化痕迹，这就难免会对其他文化背景的读者造成理解的困难。在对外新闻报道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受众文化价值观的多样化，对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受众对象采取不同的文化词汇处理方法，以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德国功能派翻译学家Reiss,Vermeer和Nord等从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出发提出的“目的论”翻译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和保证。该理论的核心原则是“目的准则”:“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决定的，简而言之，就是‘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手段”。因此，在以需要为宗旨的对外新闻报道中，对文化词的具体处理办法要视新闻报道的目的和受众对象而定，可以采取归化也可以采取异化策略处理一些词汇，而不是一味把有些汉语文化词汇以固定不变的方式呈现在其他文化背景的读者眼前。

比如对故宫的简单介绍，如果是针对北美读者，可转换为:TheconstructionoftheForbiddenCitytook14years,andwasfinishedin1420,72yearsbeforeChristopherColumbusdiscoveredtheNewWorld.(紫禁城的修建花了14年，在1420年竣工，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72年。)如果针对欧洲的读者可以在“in1420”后加上"14yearsbeforeShakespearewasborn"(比莎士比亚出生早14年)。这样对不同的目标群体采用不同的类比手法，借用不同读者所熟悉的历史和人物来理解中国的历史年代同样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再如对春节的翻译，虽然世界各地都知道中国的春节，但在翻译时仍旧保留其浓厚的文化信息旨在突出“中国文化”，同时通过类比使读者对这个节日有更深刻、清晰的认识:TheSpringFestival,fallingonthe1stdayofthe1stlunarmonth,isthemostimportantfestivalfortheChinesepeopleandisthetimewhenallfamilymembersgettogether,justlikeChristmasintheWest.(春节，每年农历一月一日，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的节日，也是家庭团聚的日子，就像西方人的圣诞节一样。)

再如:“啃老族”比较常用的翻译是:eattheirelders,youngadultswhoareca-pableofsupportingthemselvesbutlivingofftheirparents.(,December19,2009)其实在英语中也出现了一个新词“NEET"，意思与我们说的“啃老族”相类似，即:Thenumberof16-to18-year-oldsbrandedas"Neet”—notineducation,employmentortraining—hasrisenamidgrowingfearsthatschool-leaversarebearingthebruntofjobshortagesintherecession.(这些既没读书，也没工作或接受任何培训的16岁至18岁的青少年被称为“啃老族”。随着“啃老族”群体的日趋壮大，人们越来越担心这些辍学者在经济衰退时期会首当其冲受到就业岗位减少的影响。)(ChinaDaily,November23,2009)因此对“啃老族’，的翻译可以借用NEST这个词，也可以使用直译加解释性文字来转换，主要根据报道中所描述的对象而定。

篇（7）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篇（8）

第一，文化教学目标遭遇困境。回顾对外汉语教学的三个发展阶段，虽然文化因素被不断引入，也有学者呼吁对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双重重视，但在具体的教学中，主要目标依然主要着眼语言的工具性。建国初期到1978年时期旨在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语言技能，这是单一的语言培训；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期旨在培养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影响语言使用的文化背景；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主要是为了解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语境中的交互能力。由此可见，所有时期的着眼点依旧是语言，即便人们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这种文化不是游离于语言教学的总目的———交际，了解和熟悉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目的在于更顺畅地进行交际，而非其他。”事实上，将文化教学限定在训练语言技能的范畴之内，固然可以培养学生的汉语运用能力，然而若仅仅出于工具理性的实用思考，不仅会削弱语言教学所应具备的人文关怀教学功能，而且无法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更会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中丧失以语言推广承载文化传播的战略意义。

第二，文化教学表述遭遇困境。由于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化因素才真正被较为主动地导入对外汉语教学，因此，就面对涉及语言交际中文化影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而言，人们因其诞生时间过短而来不及基于充足经验清晰界定应突出的表述内容，即人们无法较好地给跨文化交际能力下定义，无法较好确认其内涵，无法较好明晰其培养要求，其“本身具有多学科性质，没有一套一成不变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相关的文化教学表述更多只能作为一个新观念停留于模糊的理论层面。而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文化竞争日益白热以及对中国威胁忧心忡忡的国际形势，外国媒体便可借中国“文化教学表述不清”之题发挥，有意指责中国的真实目的仅仅在于文化扩张，从而在抵制中国对外传播文化操作上“师出有名”。

二、基于中华民族软实力构建的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对策

第一，以对外汉语教学双重目标突破现有的单一目标。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传播”和“文化传播”并重的双重目标，强调对外汉语工作者既要注意语言本身的教授，更要着眼隐藏在语言教学背后的文化价值。当前的对外汉语教学过于重视语言的工具属性，而未来的对外汉语教学应在以培养语言能力为基础的同时，凸显其促进文化交流的深层内涵。一方面，文化传播的目的性（人类的文化传播是在一定意识支配下的有目的活动）、媒介性（文化传播需要通过某种媒介）、交互性（主体与客体之间通过交流共享信息）、创造性（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通过信息加工处理进行创新）、永恒性（文化传播跨域时间、空间界限）这五大属性决定了语言作为其不可分离的媒介和符号。另一方面，作为产生教学的原动力的文化传承需要，决定了教学的根本目的便是执行文化推广的任务，具体就对外汉语教学而言，对外汉语工作者需要自觉并自信地透过教学手段推广中国文化，从而最终促进中国软实力的增强。

第二，以清晰的文化教学表述突破“文化霸权论”以及“文化”。“文化霸权论是后殖民理论中的一支，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被殖民国家取得独立后，原宗主国试图在文化上对原被殖民国家施加影响和控制。二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原宗主国试图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对方。”对于“文化霸权论”的警惕主要存在于曾遭受过殖民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这也便决定了它们对于外来文化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排斥。具体就中国而言，因为曾经作为东亚朝贡体系核心而无法否认中华文化强烈的影响能力，中国今天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播便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文化霸权，因此便更需要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清晰表明我们的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中国形象而非意图在文化上统治别国。另一方面，面对部分“中国崛起威胁世界”西方理论相伴生的“中国文化”，我们需要在以大国心态从容平和应对的同时，尽可能通过明晰文化教学表述来削弱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疑虑，进而避免越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却越引起世界警惕中国的本末倒置现象。

第三，以明晰的文化内容定位和新颖的教学手段应用促进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类似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汉字、语法等语言要素，文化要素也应该确立相应具体的内容定位。具体就内容选择而言，“首先应基于教育哲学视角，选定的课程资源要有利于实现教育的理想和办学的宗旨，反映社会的发展需要和进步方向；其次应基于学习理论的视角，让选定的课程资源与学生学习的内部条件相一致，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要求；最后应基于教学理论视角，让选定的课程资源与教师教育教学修养的显示水平相适应”。进一步而言，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客观选取有价值性的多元文化，例如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反映中国国情的特色艺术文化、影响语言运用的文化。与此同时，就教学手段的创新而言，我们应该采用有利于强调文化感悟的体验式教学、有利于文化间平等交流的对话教学、有利于缩小不同文化间差异的对比教学等模式，让文化教学更为有趣的同时也更容易达到传播的目标。

第四，以“全球地方化”的理论逻辑指定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战略。“全球地方化”理论由罗伯森教授提出，该理论认为“全球”与“地方”不断互动，“地方”并非一味被“全球”同化，二者处于彼此互补、相互合作、交叉渗透的状态，该思想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动画产业的外销出口，而若从文化层面来思考日本动漫企业的营销策略，便可得出唯有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与地方环境相契合才能具有强劲生命力的结论。基于上述理论逻辑，中国在推行对外汉语教育时，亦应以更加自信的文化风貌在理解异质教育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其他国家的相关成功经验，改革和塑造我们自己的对外教育体系，具体而言便是需要基于一种让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讲好别人愿意接受甚至认同的“中国好文化”。

篇（9）

二、举办传统文化专题讲座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果有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时，可以给学生随堂渗透，介绍相关知识文化背景知识，及时为留学生扫除语言学习中的障碍。但是对于一些中文程度较好，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非常感兴趣的留学生们来说，他们更渴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入、系统的了解。这种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随堂渗透，已经无法满足他们旺盛的求知欲。所以，适当举办一些“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就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了。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对某一部分的中国文化有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认识，在知识性文化教学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比如可以开设书法课、剪纸课、中国音乐欣赏课、中国传统手工艺制作课、太极拳课等中华才艺课等，这些生动有趣的文化课程，让学生在学习了一项中国才艺的情况下，也了解了这项才艺的起源，传承和发展。此外，还在特定的节日举行主题文化的交流讲座，这种交流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在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中的积极性。学生经过主题交流，对中国文化的某一方面作详细深入而理性的思考．并且可以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变被动为主动。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样的主题交流讲座既培养了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和汉语写作能力，又加深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篇（10）

二、经济全球化下的贸易保护

贸易保护最初源于重商主义,以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后来的凯恩斯的贸易保护学说、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都为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也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国内的产业,这点对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渐发展和渗透,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越来越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利益,但是国际贸易在为本国经济带来利益,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冲击着国内民族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影响非常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大多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总而言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它主要兴起于发达国家,以高新技术的发展为载体,以技术壁垒为核心,体现出来的是更高级、更隐蔽、更歧视的新特征和健康、安全、环保等新内容向着多边贸易规则发展的动态趋势。

目前已进入各国共同实行自由贸易的公平贸易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分享他国自由贸易的好处的同时,在本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形见绌的竞争力,使其难以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中短期受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考虑各自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谨慎选择参与的方式。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认识到,自由贸易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融合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去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而全球化作为过程和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两种力量总是处于不断的较量之中,但是贸易自由化始终是经济发展的趋势。

三、我国对外贸易的对策

1.按WTO规则参与国际贸易。在经济全球化过场中运到的一切问题的磋商,归根结底都是综合国力的对抗。经济不是孤立的,特别在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当代,经济问题时刻与政治和文化甚至军事等实力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要想在游戏中取胜,必须掌握好游戏的规则,全面地提升综合国力。中国刚加入WTO几年的时间,就受到了纵多反倾销案件,从成功的案例中我们得出教训,就要熟悉和掌握好全球经济运行机制。积极参与WTO的运行机制的完善建设,增强世贸组织决策的透明度、公平性,使世贸组织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将着力点放在WTO允许的保护规则的优化上。

2.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优化贸易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借助全球化,使国内企业在保护和潜在的竞争之下推动我国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借助政府的干预使国际贸易向有利于本国获取更多限度的利益方向发展。尽管这些企业最终也会将利润转移到企业自身的发展上去,从而活得更多的市场占有率或者更多的利润,但政府对这些产业的选择是根据本国有关产业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地位确定的,而不是根据我国产业的发展或者成熟程度确定的。

3.完善和健全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根据WTO最新的贸易规则,了解和借鉴欧美国家成熟的法律和相关政策,结合我国国情,制定适合我国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转变政府职能,企业与政府形成良好共识。

尽管全球化的进程中存在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因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能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颇大而长远的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应结合国情,选择开放型的适度贸易保护政策,有效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提高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程京武.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贸易保护之我见[J].经济透视,2001,(3).

[2]高海威.全球化背景下贸易保护政策的思考[J].北方经贸,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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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我国宋代著名的文艺全才，他学养深厚，才能杰出，诗词文赋书画琴无一不精。在书法理论创作上，高举“尚意”大旗，为宋代书法有别于前朝历代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艺术道路。苏轼的书法理论作品主要是以题跋或者笔记的形式，全方位总结前人书论观点，从书法创作、书法品评以及书法物质载体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出现不仅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书法理论史上开辟了新天地，而且给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增添了无限的精彩，给后人在书学理论创作和文学理论创作方面以重要影响。本文拟从北宋文化的文德致治、儒学复兴、尊书重墨和佛老结合等几个方面来研究其书论创作的外部滋养。

一、文德致治

赵宋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思想文化失序的阵痛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但是，长期的军阀混战导致了武人拥兵自恃、军阀割据，从而使思想文化长期紊乱，社会风气败坏不堪，道德伦理颓废落魄，“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1]宋初统一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长期分裂的局面，大部分地区取得了统一。可是北宋王朝又比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统一的王朝都显得软弱，这些军阀混战以及外武干扰使得北宋王朝一直挺不起腰杆来。为了解除外扰内患威胁，重修封建伦理道德，维护新生统一政权，北宋统治者一开始就采取佑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对内，文德致治；对外，纳贡、割地、捐帛。如此一来，朝廷和百姓的负担就大大加重了，同时也激化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宋代是一个崇尚文化、崇尚文学的朝代，北宋初期便大举“兴文教，抑武事”、“以文化成天下”的复兴儒学之大旗。这些政策使得文人普遍具有了参与时政的社会责任感，同时文官治国给予了宋代文人的优厚待遇是产生文化巨人的催化剂。

在中国文化中，自先秦以来，儒家思想便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士大夫的人格塑造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唐代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轰轰烈烈倡导古文运动开始，到北宋欧阳修主盟文坛开展的诗新运动。中国文学史上这两次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目的都是振兴儒学，抵制佛道。显然，这两次革新运动是一脉相承的。而作为欧阳修之后主盟北宋文化艺术领域的大天才苏轼则是北宋诗新运动的最终完成者。

从苏轼自身来讲，诗新和不断出现的思想改革决定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屡遭贬斥与“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深度的悲剧感。苏轼嘉中进士，神宗时任员外郎，知密州、湖州、徐州，因不满王安石的新法，被贬黄州。哲宗元间司马光复相，苏轼应诏还京，除翰林学士，后出知杭州，又贬谪惠州、儋州，后遇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北归，病死于常州。苏轼这一生不可谓不曲折，他的文学艺术主张和书法理论思想也随着曲折的政治生涯的起伏跌宕和生活境遇的不断变迁，显示出了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

二、儒学复兴

宋代虽说挺不起腰杆，但是北宋在朝廷文德致治政策的倡导下，复兴儒学的呼声更是遍及文化的各个邻域，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创作方面也不例外，同样受到了这种的影响。儒学的复兴，使得文人普遍有参与时政的责任感，甚至形成了一种积极有为、注重修德的士人风气。

史学大师陈寅恪就认为宋代文化达到了民族本位文化高度成熟与定型时期。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p245当代著名的宋史专家邓广铭也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3]“有宋一代，武功不竟，而学术特昌。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作，靡所不备。”[4]这都是对“有宋一代”儒学复兴的充分肯定与客观认识。

从宋仁宗庆历时期到宋哲宗元时期，是苏轼出入朝野的主要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赵宋王朝推行以文治国、复兴儒学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宋代新旧朋党之争最为激烈的时期。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苏轼具有一种特别的心态，苏轼的书论创作与书法创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士人心态，给苏轼书法理论创作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特殊而又有效的精神平台和支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北宋特定的社会背景“塑造”了苏轼。在政治上的遭遇，决定了他生活上的坎坷，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书论创作和文艺理论风格的形成。

苏轼的书论创作不仅植根于赵宋王朝的文德致治政策与儒学复兴的文化基础之上，而且还有大宋文人对魏晋书法重“意”的审美艺术追求与佛道教思想的不断融合与接受。

三、尊书重墨

宋代的文化发展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各类文学艺术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这都与统治者的倡导分不开。宋代朝廷设立画院、画学、刊行阁帖，倡导书学，而且设有书画博士，使得书法艺术有了长足发展，书论的创作与发展也受到其很大滋养。宋王朝统治者广泛搜集和整理古代文化遗产，包括对古代书画的搜集与刊行。由宋太宗诏大臣广泛搜集多年战乱之后的书画遗存，鉴识整理，刊刻的《淳化阁帖》十卷，做了搜集历代墨迹并刻帖的形式流布传播于世的重要工作。宋徽宗广汇历代书法、绘画，设置了书艺局和画图局来弘扬书画艺术。这不仅使古人书法名迹得以妥善保存，而且对于宋代书法教育、形成尊书重墨的社会风气影响重大，当然也为当时文人书法理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储备。赵宋皇帝面对这些积淀几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耳濡目染，学习和吸取其精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宋高宗便“以书法而论，则所得颇深”[5]。他还亲撰《翰墨志》论书古今书艺，他对自己的学书经历也有一段描述：

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故晚年得趣，横斜直平，随意所适。至作尺馀大字，肆笔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肤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气，则酒后颇有佳处。古人岂难到也！[6]

宋高宗与唐太宗一样，也十分痴爱王右军的字而“手之不置”。虽然说刚开始写起来并不是很顺手，但是经过不断的练习就“真味久愈在”了。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耽搁的话，宋高宗“未始一日舍笔墨”，足见其对书法的“心所嗜”了。而且，宋高宗作字“肆笔皆成，每不介意”，也充分体现了宋人“尚意”的总特征。

真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的言行喜好有着很积极地示范作用，不仅显示了统治者尊书重墨的主导思想，而且为文人博雅好古、怡悦性情、习书学画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浓郁的文化氛围，甚至优厚的生活待遇。那有宋一代产生了许多诗文书画方面的通才也就不奇怪了。苏轼无疑是这些“通才”中受到尊书重墨思想滋养的典型代表和佼佼者。赵宋统治者的尊书重墨思想不仅是宋初“尚意”书法风气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滋养苏轼书法理论创作的重要因素。

四、佛老思想

佛老思想在唐宋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也深深影响着苏轼的文学理论创作与书法理论创作。“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历代文人士大夫普遍遵循的一种处世态度。苏轼虽说从小接受正统的儒家正统的“仁政”思想，但是他在父亲杂家的思想影响下，也不拒绝对其他文化思想的接纳。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渐渐为中国本土文化所消融，显著的标志就是诞生了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教派――禅宗。到了赵宋，禅宗更是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在哲学思想方面，禅思想是构成宋明理学的重要因素。而由于禅宗本身就有艺术化的倾向，他对于文学艺术诸领域、特别是诗歌、绘画、书法等方面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禅宗影响于中国文化，到宋代才更集中、明显地表现出来。”[7]p411自古以来，文人就在失败落魄之时把宗教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撑。苏轼随着见识的不断增广，加之仕途的坎坷经历，世态的炎凉体验，对佛家经典的兴趣明显增强。“从思想意识深处说，对他（苏轼）影响最深刻的还是禅宗。”[7]p412苏轼与僧友的交往是其接受佛禅思想的最直接原因与主要渠道。

与僧友的经常往来是在杭州出任通判期间，苏轼与他们谈诗说艺，谈佛论道，有“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棍寄须臾”的想法，他听了高僧们讲解的禅理，有“百忧冰解，形神俱泰”之感，甚至进入了“观色观空色即空”的境界。由此可见，禅宗思想对苏轼的影响相当大，这种思想不仅在他的文学理论作品中有所体现，而且在其书法理论作品中时有表现。

苏轼书论中提出的“法无定法”的观点就是受到禅宗“无住”思想的影响。禅宗“无住”的思维方式是其对万物的观察采取灵活多变、不主故常的态度，这对苏轼书法理论和艺术创造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与释氏之学同，李氏道教思想也是影响苏轼书法理论创作的又一因素。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中说：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8]p2124

钟繇、王羲之法书笔意洒脱，字形简古，笔画之外妙趣横生，颜真卿、柳宗元书法虽然具备古代法帖笔法，但是只是在字体与形式上追求变化，却缺乏钟王的妙趣与意韵，苏轼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他向往的是笔画之外的意韵，追求的是“萧散简远”、超然物外的情趣，这与道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难怪王镇远先生以“道家艺术观的体现：苏轼书论”为题阐发苏轼书法理论。也在这一节中，王先生从“意造无法”、“道与意合”、“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三个小标题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论述了道家思想体系下的苏轼书法理论。

实际上，苏轼早期的思想便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他少年时读《庄子》，曾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吾心淡吾累，遇境即安畅”，“安得独从逍遥君，泠然乘风驾浮云，超世无有我独行”，这是东坡的随遇而安，追随老庄道家思想的最初流露。伴随着政治上的不得志，“崇尚自然”、“无意”等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也更加突显。

苏轼在《题鲁公书草》中说：

昨日，长安安师文，出所藏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8]p2178

这里的“自然”便是老庄口中的“自然”，就是一种没有经过雕饰的，天真烂漫的，出于不经意间的情致。又如《跋文与可草书》道：

李公择初学草书，所不能者，辄杂以真、行……是日，坐人争索，与可草书落笔如风，初不经意。刘意谓鹦鹉之于人言，止能道此数句耳。十月一日。[8]p2183

则是对道家“无意”思想的运用。而将这两个道家观点合二而一用于书法论述则是其提出“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著名观点的《评草书》：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8]p2183

苏轼正是受到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的合乎自然之理思想影响，在其书论中多处谈及这一思想。

苏轼一生身世浮沉，饱尝仕途坎坷的酸辛苦辣。在宋代学术文化与艺术文化全面昌盛的环境中，苏轼书论展现出宋人博学多才，学养深厚的特质，或鉴赏前代作品，或陈述创作心得，或评论当朝书作，或阐发书法技法，所论颇多发人所未发之处。既代表了当时书法理论的高度繁荣，又充分说明了当时社会尊书重墨、崇文尚古、三教合流的文化风尚。这正是苏轼书论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

参考文献：

[1]宋史・忠义传序[M]，标点本二十五史（第八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2044.

[2]陈寅恪.邓广铭序[M]，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5.

[3]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86（2）.

[4]柳诒征.中国文化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65.

[5]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中华书局，1997：1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