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理论论文大全11篇

现代文化理论论文篇（1）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

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

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现代文化理论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14）13-0032-01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企业数量迅速增多，企业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范畴内的一个概念，更是成为了整个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对企业的发展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企业发展而言至关重要。通过对现代企业文化管理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文化管理对一个企业的存在和延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对现代企业进行企业文化管理的要求进行探究，可以为我们的企业加强和改进文化管理、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企业文化的定义及特点

（一）企业文化的定义

企业文化没有一个固定统一的概念，不同的管理学家或者管理者对它都有自己的理解。通常意义上，作为企业文化，是指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特有的、有其自身特定印记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特有活动、处事方式等文化因素组成的文化形象。宏观意义上讲，企业文化是特定企业在其发展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个企业的整体意识形态以及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一整套完善的组织机构与制度，反映了企业内部员工整体的的意志品质、特征特性、工作生活习惯和科学文化素养等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微观意义上讲，则是指企业在长期的发展和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为内部成员所广泛认可、接受和遵循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观念、集体荣誉感、工作作风、规章制度、工作规范以及思维方式的总和。

（二）企业文化的特点

只有充分认识了企业文化的特点，才能实现对企业文化的有效管理，一般而言，企业文化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的特点。

一是长期性和稳定性。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追求和精神理念，所以不会因为内部人事和组织机构的变化而出现变动，它是内化到企业员工灵魂深处的一种价值追求，所以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一般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当企业文化不适应外部需求的时候，只有从内部开始进行彻底的变革，对企业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进行重新编制，企业文化才有可能产生一定的变化。

二是独特性。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特定的规章制度和行为习惯，所以两个企业在企业文化上不可能完全雷同，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历程、背景、发展环境、管理习惯、行为规范，所以无法照搬照抄其它企业的文化。只有结合自身经历，将企业发展得价值追求内化到员工的脑海和心灵中，才能形成对企业发展有益的文化，所以企业文化具有独特性。

三是可塑造性。企业文化是伴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不断发展的，所以具有可塑造性，是伴随着企业的发展愿景和需求而产生和变化的。通常意义上讲，企业都是在自己长期发展中不断的进行文化积淀，同时又不断地吸收和借鉴先进企业的文化精髓为我所用，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所以企业文化具有可塑造性。

二、现代企业进行文化管理的必要性

（一）对企业文化进行管理，可以使文化转化为物质财富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一种精神财富，其核心是企业价值观，其灵魂是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虽然只是精神层面的财富，但是它们一旦形成，就会对员工产生正面的激励作用，能够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对企业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荣誉感，从而号召和引导他们投身企业发展，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对企业文化进行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文化管理是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管理好企业文化，通过在内部成员之间塑造企业共同的价值追求、理想信念和行为规范进行文化管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从而助推企业的快速发展。

（三）对企业进行文化管理，可以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

现代企业发展最主要的因素是人才，而对企业文化进行管理，使内部员工在共同的价值追求下不断的提升自我、充实自我、完善自我，不断地获得开发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从而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让员工的知识、能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这一点上来讲，企业文化管理可以提高人的素质，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

三、现代企业文化管理的内在要求

（一）坚持以人文本的原则

随着人们独立性的提高和人才素质的提升，企业在文化管理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断满足内部员工的社交、自我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等高层次需求，充分尊重员工的独特个性，从而增强员工的归属感，提高员工的使命感，达到以企业文化感染人、号召人的效果。

（二）要适应跨文化、跨区域的管理

不同地域、区域的文化存在差异，包括人们的生活习惯、工作理念等。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企业跨区域经营的范围不断扩大，企业在发展中，要不断的适应跨区域文化的新形势，在文化管理中实现企业文化与当地文化相适应，实现更好的文化管理成效。

（三）要与外部环境相协调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要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而这种要求，要充分体现在企业文化中，企业在文化管理中要与促进环境保护、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社会事业等外部环境要求相协调，通过这种与外部环境协调的企业文化来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助推企业的长远发展。

四、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通过阐述企业文化的特点，分析进行企业文化管理的必要性，探究进行现代企业文化管理的要求，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加强和改进企业文化管理工作的认识，从而实现以良好的企业文化管理来推动企业发展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周承举.浅析企业文化建设与现代企业管理[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04期.

现代文化理论论文篇（3）

2水利现代化内涵

水是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紧密联系的、相互作用的、开放型的系统。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水利事业不断发展并不断获得成功基础之上的。水利现代化是融入社会、经济、生态与环境发展的大的系统工程之中，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础、前提和保障；水利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非静止的不断推进的过程；它从顶级目标而言，有起点，没有终点。

但是，水利现代化并非完全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形象工程，而是一个有型的实体，它对未来某一个历史时期来说，有一组具体的指标要求。因为，它是反映水利发展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系统的数字形象，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刻画出这个大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而在这个关系中，有一部分是定性的（或曰形象的），但主体部分是有型的，是可以量化的。

水利现代化是指在水利领域广泛采用当今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的工艺设施、新型的仪器设备、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网络化的信息系统，以现代的思维转变人类传统的水利观念，研究水利、装备水利，管理水利，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水资源，有效保护水环境，严格控制水污染和水土流失的源头，大力治理其末端（指已被污染的水域和已产生水土流失的土地），加速建立以供定需、供需协调发展的机制及决策科学化和城乡水务管理一体化的先进的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水利产业化进程，实现水利产业可持续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坚强、有力的后盾，保障国家社会安全、经济安全、食物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的全部运作过程，它有很强的时间性、社会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3水利现代化目标

3.1总目标

水利现代化的宗旨是造福人类社会，服务于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建设和山川秀美的再造。通过水利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使国人逐步树立起水问题的现代观念，开创水利建设的新局面、新纪元，使水利建设与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食物安全保障、生态与环境建设相适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奠定安全、坚实的水利基础，维系经济再生产、人口再生产、自然再生产可持续发展。

3.2目标层

依据水利现代化的宗旨，其具体的目标层面从顶级来说拟包括下列六个方面：

3.2.1完善的防洪体系，确保社会安全

我国由于受季风和地形的影响，以降雨要素为主的气候要素年际、年内之间变化大、不稳定，是世界上洪涝灾害和干旱发生最频繁、灾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素称“灾荒之国”。水灾自古以来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威胁极大的自然灾害。早在2500年前的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认识到：“五害之属水为大”。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几千年来虽世代治水，特别是解放50余年来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目前我国防洪能力仍很低，如水库调节能力和世界一些国家的相比，我国远低于美国、墨西哥、前苏联、加拿大，其调节能力分别仅为他们的50％、60.7％、63％、68％。蓄、滞、排三位一体的防洪体系不健全，标准低，能力弱，严重的洪涝灾害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隐患，至今仍对国计民生构成巨大威胁。进入90年代以来，洪水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超过一万亿元，约相当于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1/5；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和珠江发生的大洪水，尽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数百万军民参加抗洪斗争，取得了抗洪救灾的最后胜利，把灾害损失减低到了最低程度。可是，因洪水遭成的经济损失仍高达2551亿元。洪涝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影晌在各种自然灾害中仍位居第一位，约占全部各类自然灾害的60％以上。特别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社会财富的累集，企事业单位的膨胀，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口的增多，若防洪能力不提高、防洪体系不完善，未来洪水所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必将越来越大，其威胁也必将越来越严重。严酷的现实摆在水利工作者的面前，我们必须面对、正视这一无法回避的现实，认真研究这一优先领域和最大限度地解决这一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所以，建立完善的稳固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蓄、滞、排三位一体的防洪体系、减灾体系，使人与水的关系友好相处，确保社会安全是水利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理所当然是水利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之一。

3.2.2优化配置、高效利用、积极保护、安全供给水资源，保障经济安全

我国水资源总量虽较丰富，河川径流量居世界第六位，约占全球河川径流量的5.8％。但是，我国人口却占世界总人目的1/5以上，每人年占有的径流量仅为2260立方米，比世界平均值的1/4还低，约相当于美国每人年占有径流量的1/6，原苏联的1/8，巴西的1/19，加拿大的1/58。可见，按人口平均拥有的水资源量显然是相当紧缺的。因此，水资源是我国十分珍贵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我国的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北方水资源极为贫乏，形成大面积的贫水带，加上水环境的破坏，水资源的污染、水土的流失以及管理的不力等原因，造成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带有普遍性的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污染性缺水、配置性缺水和浪费性缺水。

今年我国遇到春夏连旱，灾情严重，造成城市水荒，工业产值损失，农业减产，牲畜死亡，河湖干涸，人畜饮水困难，并诱发系列灾害。农作物受灾面积达4.6亿亩，其中重旱2.2亿亩，干枯绝收6700万亩，导致夏粮减产1100万吨；2770万人、1700万头大牲畜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在全国668座城市中有136座城市缺水，仅北方12省（自治区、直辖市）因旱缺水造成的工业产值损失额高达402.6亿元；而且导致贮水不足，危机潜伏。

人类对水的依存性，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与环境建设对水资源需求的持续性。水资源匮乏问题的严重存在已经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食物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水资源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主导性的瓶颈因素。因此，优化配置、高效利用、积极保护、安全供给、统一管理水务，确保经济安全，是未来水利建设的又一优先领域和主要任务，也是水利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之一。

3.2.3建设良性生态，美化环境，保障生态与环境安全

生态与环境是维系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两大自然资源支持系统之一。我国的生态与环境是脆弱的，特别是西北内陆地区、西南岩溶地区以及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山地平原交接带、农牧交错带、海陆过渡带等区域，其组成结构相对不稳定，对干扰因素反映敏感，而且易向不利于人类利用的方向变化。

解放50余年来，我国在保护生态、整治环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受到传统的社会再生产观念的影响，把自然再生产拒之门外，忽视了自然再生产的能力制约着经济再生产的方式和规模，忽视了自然界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忽视了生态利益是人类超越一切的最根本利益。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在对水资源开发利用时往往注重满足生产、生活对水资源的需要，忽视了生态与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对水资源的需求。因而，难以引导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以及补偿资源存量减少、环境转化与再造，造成严重的水环境被破坏、水质被污染、水土在流失、土壤次生盐渍化和石漠化面积在扩大、林线在后退、草原在沙化、河湖在萎缩。可见，我国面临巨大的生态赤字和生存危机。早在1982年底中央领导同志就尖锐地指出，现在农村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自然环境、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上，这种破坏是带有根本性的。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生态与环境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加大着现实与要求的反差。因此，必须尽快从人与自然截然对立，导致生态劣化，最终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传统社会再生产理论转变为人与自然有机结合，友好相处，使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在空间上优化、时间上无限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再生产理论，真正认清生态优先规律是现代社会再生产的基本运行规律。

可见，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大力建设良性生态、优美环境，以保障生态与环境安全乃是当务之急，也是水利现代化的具体目标之一。

3.2.4发展灌溉，推进农业现代化，保障国家食物安全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以粮食为主的食物问题是直接关系人类生存、繁衍、国民经济可否持续发展、社会能否安定的大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这佯的人口大国，粮食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早在50年代就指出：“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邓小平讲：“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粮食问题是世人关注的三大问题之一，尤其是以中国、印度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粮食问题更为突出。我国人口基数大，年均人口增加多；现有耕地资源少，同时缺乏宜农土地后备资源，且工业、城市和基本建设还不断占用耕地；特别是由于农业科技转化率不高，水资源不足，灌溉率低，导致气候资源、土地资源、物质资源、生物资源等增产潜力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进而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对国家食物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21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高峰值，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生活水平又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二者叠加，进一步加大粮食需求压力。届时国家食物安全问题的形势将变得更为严峻。而我国未来粮食总产量的增长还基本上只能依靠提高单位耕地面积的产量，其中又主要依靠灌溉耕地的单产水平大幅度提高。实践证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发展对水资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烈。根据有关调查统计结果，全国粮食总产量的80％、棉花总产量的90％、蔬菜总产量的95％、以及其它许多农产品也相当多的产自于约占全国耕地面积一半的灌溉耕地上。因此，在优化配置、积极保护、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努力提高其利用率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高效节水、节能、节地灌溉，有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保障国家食物安全既是即将进入21世纪中国的又一优先领域和所要解决的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水利现代化的终端目标之一。

3.2.5统一管理水务，拓展水利产业，维系水利可持续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不能没有水利，水利建设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二者伴随而行，共生共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水利建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水利产业就是一个永恒的产业。但在现实情况中现行的管理体制与所要解决的水问题严重的不相适应，问题复杂，矛盾很多，水务管理不统一，政出多门。如在需水、供水管理方面，还缺少有法律效力的水中长期供求计划，传统的以需定供尚未过渡到现代的以供定需、供需协调的机制上来；目前按流域管理和按行政区管理的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还不能较好地衔接，对地表水、地下水、再生利用水、外调水等多种水源的统一调配还经常遇到与管理体制不协调的困难，部门之间、流域之间、省市区之间、上中下游之间、左右岸之间矛盾错综复杂，造成缺水与浪费并存、排污与治污并存、管事不能收费与收费不管事并存、保护与破坏并存、有事没人管与有人不管事并存，导致水资源短缺、水环境破坏、水域污染、水土流失等问题的加重，以及水的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再加上重视不够，投入力度小，工程年久失修，毁损、破坏严重，水利产业步履维艰、难以为继，处于非持续发展状态，难以达到为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可靠的保障的要求。

广义的水资源管理涵盖需水管理、供水管理、水环境管理、水质管理、水源地管理、水价管理、水利投资管理、水利产业固定资产经营管理以及水行政管理等等。若不打破目前条块分割的严重滞后的管理体制，不建立起统一以流域为基础的水管理事权和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价体系，将直接影响社会再生产沿着良性轨迹运行。这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来说无疑是个悲剧，是人们所不希望见到的事实。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及生态与环境的建设，就必须强化管理，积极推进现代的一体化的水务管理体制，建立科学、合理的水价体系，振兴、拓展水利产业，维系水利可持续发展。这既是21世纪中国水利建设的优先领域和亟待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水利现代化的终端目标之一。

3.2.6树立水观念现代化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效应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的公共物品性质，使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资源支持系统和生存支持系统并没有作为稀缺物品被合理配置，特别是水资源，于是造成人们不受限制地获取公共占有的资源环境；也正因为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取公共占有的资源环境，致使人们误认为水资源是无限的、无价的或低价的，任意消耗、糟蹋，导致水资源的严重浪费、污染和水环境的破坏，并造成水资源利用的外在、内在不经济，进而引发水资源危机。

国际上一些专家预言，今后世界爆发冲突可能以争夺水资源控制权为中心。也有人预言，约旦可能是第一个因缺水而垮掉的国家（水信息，1998年第22期）。1998年世界环发会议指出：水资源正在取代石油成为全世界引起危机的主要根源。同年联合国大会在其专题会议上达成共识的唯一问题是即将发生的水危机。

对我国来说水危机已经降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工程型缺水、资源型缺水、浪费型缺水、污染型缺水、配置型缺水无处不在。水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必须品，又是生态和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前提和保障。水的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导性的瓶颈因素。可见，在即将进入新纪元的中国已经到了非改变这种传统观念不可的地步，国人必须树立水的忧患意识和现代的水的观念。为此，一定要突破传统思想，强化对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水源地的大力保护、污染源头的严格控制和水权、水务的统一管理，使人水和谐相处，确保改善水资源状况与水相关的生态系统；确保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确保人人都能够得到必须的淡水资源和过上健康的生活；确保易受水灾害威胁的人群免遭与水有关的危险。这是水利战线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也是水利现代化的终端目标之一。

4水利现代化指标体系

水利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研究、制定是为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终端目标服务的。在根据我国国情，客观地勾画出水利现代化的蓝图（或曰顶级目标）之后。通过一组水利现代化指标全面、系统地反映人类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发展与水利建设之间相互作用的轮廓，也可以视为相互作用的系统的数字图像。同时告诉我们为了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终端目标，必须从那些方面做工作以及怎样做工作。因此，这个指标体系是具有导向性的。它一方面让国人有一个奋进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揭示问题，发现差距，分析原委，指出后果，提出向顶级目标奋进的办法、途径和战略举措，使其能更好地为决策服务，可操作性更强。水利现代化指标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之间都存在内在联系，环环相连，都从一个侧面反映水利现代化的程度。而且，每个指标都有很强的代表性、独立性和丰富的内涵。经初步研究我们认为该指标体系拟有以下四部分构成：

4.1水观念现代化指标

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不论是古代文明的摇篮，还是现代文明的居地，都离不开人类赖以生存的水资源和水环境。但是曾经依傍着良好的水土资源、环境，在农业文明阶段创造的闻名于世的西亚巴比伦文明、地中海腓尼基文明、北非撒哈拉文明、中国楼蓝文明等等，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都是由于土地和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违背水利可持续发展与协调发展原则而相继消亡。昌盛时期的中国，莫不以水利为安邦治国的重要措施。由此可见，水资源和水环境与其所支撑的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不难理解水既能载舟又能覆舟的道理。水观念现代化是水利现代化的关键，如果人们对水资源的观念还是停留在原始的、传统的水利建设阶段，即以解决人类生存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原始水利阶段；以建设水利工程为主要手段来保障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水利阶段；人与水的关系是以人改造、利用水资源和水环境为主要特征的话，水利现代化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它忽视了水利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水环境的保护、水域生态平衡，最终将受到自然界的报复或惩罚，这对人类社会发展显然是有害无益的。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从原始的、传统的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的新思维，迅即转移到第三阶段，即以水资源优化配置、水务统一管理、现代信息装备、先进科技支撑水利等为主要手段，实现水与经济、社会、生态与环境持续协调发展的现代水利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人与水的关系是以利用与保护、改造与适应相结合的人水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特征。从表面上看水观念现代化是无型的、不可量化的，但是从本质上看，它包含许多实质性内容，如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实现代际公平；污染源防治、水源地保护、水环境改造、不与洪水争道，实现人水和谐协调；从以需定供转变为以供定需，实现一方水土养活、养好一方人；人类意识到水资源是有限的、宝贵的，必须节约水、保护水，实现水资源高效、持续利用等等。在水利现代化进程中，举国上下确立水观念现代化之时，即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之日。

4.2水利装备现代化指标

优化配置、科学合理与高效利用水资源，就要求水文预报、水利通信、重大决策、防汛指挥调度等多元的系统工程，必须做到及时、准确。它只能也必须依靠、采用现代化的手段、装备、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建立水资源、水环境、水文水情实时监控管理系统，进而实现水资源管理信息化、水资源调度与水工设计自动化、水环境监测网络化、防洪抢险机动化、工程施工机械化。离开现代化的水利装备、手段、通信等，要大力推进水利现代化的进程，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水利装备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如水利信息化就发展很快，普遍采用微电子技术，对各种水利基础资料（例如水文、泥沙、水质、土壤墒情、水土流失、生态与环境等）实行遥感遥测遥控，这是一；二是普遍采用计算机应用技术，对水利设施（比如水库、灌区、水电站、输水工程、节水灌溉等）实行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辅助管理。其中有些国家，已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模拟洪水演进，配合防洪保险等非工程措施，设计防洪减灾预案，使防洪体系大为完善；利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在水务管理上实行在线控制和调度，使水资源的利用、配置和保护更为科学、高效。水利装备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不仅大大降低了各种水利设施的运营成本，而且也大大提高了水利工作的管理水平。我国现代化水利装备主要包括：

（1）现代供排水设施。如现代灌溉设施：滴灌、渗灌、喷灌、微喷、低压管道输水、渠道硬化、地埋暗管、膜上灌、膜下灌、田间自动化测报灌溉系统，供水与排水自动化等；

（2）水文信息系统。如：水文站网合理布局、适宜密度、水文信息采集基础设施、水位、雨量观测固态存储长期自记、水资源信息网络、防汛水文自动化测报系统、水资源与水质自动监测信息网络、水雨情报汛网等；

（3）水利通信专网：如卫星通信网络、决策支持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光传输高清晰防汛系统、预警反馈通信系统、水利通信专网监视中心、防汛会商会议电视系统、水情险情实时图象监视系统、水利工程视象监控系统、防汛、抗旱应急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等；

此外还有设计自动化、施工机械化、管理信息化等。

4.3水利科学现代化指标

21世纪的中国水利将是一个以科技创新为标志的历史时期，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要维系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要加速推进水利现代化的进程，而离开现代水利科技及其不断创新的支撑，一切发展都是难以为继的。治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客观现实要求我们解决好水利与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及动态响应机制问题，统筹考虑水资源安全供给、优化配置、汛期安全防洪渡汛、水环境与水源地有效保护、水污染源头控制及其治理等问题，还要协调不同治水措施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之间、不同流域之间的关系。这不仅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而且还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同时还要求掌握当今世界水资源管理的新潮流、新理论、新思路、新经验、新方法，学习国际上开发治理大江大河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工艺设施，并要结合中国实际认真分析研究，加以借鉴应用。重大水利项目决策要进行充分的论证，科学的选比，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重大失误。这些都需要科学的决策支持信息支撑。可见，水利现代化必须建立在水利科学现代化的基础上。水利科学现代化指标主要包括：水利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高新科技的研究；水利规划与战略高层次的探索；科学决策支持信息系统的建立；高效的水利管理体制、机制、管理信息系统、政策、法律、法规、水价理论、水利融资体系、运行机制的研究、制定；水土保持、水环境保护、水污染源头控制与污染水域治理的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新途径以及洪水风险调度理论、水文预测预报的预见期和精确度、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监测自动化、机械化、信息化等研究；以不断提高水利科学技术在水利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率。

4.4水利管理现代化指标

水循环的自然规律和水资源的多功能的特性，决定了水资源管理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动态管理系统。正如前面阐述的那样，由于我国水利管理体制、机制、政策、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不健全，管理上条块分割不协调，方法、手段落后，信息传输慢，测报精度低，故在管理问题上存在的问题多，矛盾多，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生态与环境持续发展的需要。水利管理现代化是水利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本，是关键，没有现代化的水利管理，要加速推进水利现代化的进程无疑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于是不可能的。水利管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包括：管理体制的改革（如水管理事权一体化问题）、机制的创新（如水利投、融资体系建立健全问题，水利基础设施和水利产业良性循环运行机制问题，合理的水价体系问题）、办公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如水利工程视象监控系统、水情险情实时图象监视系统、水文自动测报系统、防汛、抗旱应急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等）、决策支持系统的建立（如信息库、水规划与战略研究成果、项目库）以及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公开化、程序化、管理人员专业化等。其指标主要有：办公效率、决策成功率、指挥准确率、调度精确度等。我们要在总结我国现有水管理领域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吸收国外在水管理领域的先进理论、方法、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管理现代化体制、机制与技术手段。

上述指标体系是一个三维空间的体系，当属立体结构，这样可以客观地反映人类社会、水、生态与环境三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有利于坚持和发扬相互促进的一面，避免和克服相互制约的一面，促进水利现代化迅速向前推进。当然，要加速推进水利现代化的进程一定要有配套性的、有力的保障措施，如稳定投入，加大力度，强化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水利管理体制改革，加速水务管理一体化进程；振兴水利科技，促进冰利现代化等。若措施不配套、力度小，则将大大延缓水利现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汪恕诚：“加强科技创新，促进水利现代化”，在全国水利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0月15日

现代文化理论论文篇（4）

【正文】

小生产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既有其历史必然而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又是当今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严重障碍而必须加以清除。尤其是对于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我国来说，由于小生产存在的长久性、普遍性、稳固性和影响深远，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负面制约就更不容忽视。要在实践中解除这种负面束缚，必须先从理论上弄清楚这个。因此，发掘马克思关于小生产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所谓小生产，是指以个体小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规模狭小的一种生产。主要是指个体农业和个体手的小生产，包括自给性的小生产和小商品生产。在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的社会形态中，个体农业生产基本上属于自给性的小生产，即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小生产，一般称之为宗法式小生产或自然的农民经济，其人格表现为宗法式小生产者或小农。个体手工业生产，基本上属于商品性的小生产，即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小生产，其产品主要用于交换，而不是用于自己消费，其人格表现为个体手工业者，他们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个体农业生产者将自己的部分产品拿去市场交换，也属于小商品生产者。马克思说，当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之后，“它才能得到充分，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

关于小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和《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等论著中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概括：小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小生产的主体是农民。马克思对小农也有一段精辟的阐述：“小农人数众多……但彼此间并没有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任何，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个农户都是自给自足……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小农的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218页。）

关于小生产的特点，马克思提出以下主要论点：

第一，渊源长远，且具有普遍性。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解体过渡到奴隶社会，生产资料由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奴隶社会的居民划分为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中包括了大奴隶主和小生产者。奴隶制社会解体进入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化程度更高，个体小农和手工业者的小生产普遍地存在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后，当然以雇佣劳动制为主要剥削方式，但小生产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尤其是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小生产仍然是普遍的现象。这表明小生产的产生和存在是历史的必然，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不仅渊源长远，而且具有普遍性意义。所以马克思说：“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

第二，它不能成为独立的一种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形态只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9～110页。）。小生产虽然存在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之中，但它只是以附属身份而依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不能在经济上形成它的独立主导社会性质的生产方式，其要害在于它的不稳定性。从人类历史和现实看，主要出现了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种对立的经济形态。这两种经济形态从原始社会解体至今，都同时存在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之中，只是两者发展的趋势相反：古代社会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则相反，商品经济居支配地位，自然经济逐渐降为从属地位。小生产总是依附于这两种经济形态。如果小生产与自然经济相联系，马克思说，“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而且在政治上成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的基础，“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如果小生产与商品经济相联系，主要是指以小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的小生产。马克思说，这种小生产“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因为，这种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小生产，在商品经济的支配下，必然经常地发生两极分化而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逐渐排斥掉简单商品的小生产者。马克思说，“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831页。）可见，由于小生产的依附性和不稳定性，小生产在经济上不可能形成主导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

第三，生产力落后和低下。马克思指出，小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排斥了积累、协作、内部分工、应用科学和“生产力的自由发展”（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资本主义前生产方式的规律，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原有基础上的重复。……各种经济单位能存在好几个世纪，无论在性质上或者在数量上都没有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卷，第187页。）小生产只是向自然界索取简单的生活资料，“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首创精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7页。），是“以治园来耕种田地的小农业”（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2页。）。因此，人们“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2页。）。

第四，封闭型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马克思说，“一块小土地，一个农户和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形成一个省”，“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彼此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各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而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天地。……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6页。）

这种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必然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小生产的生产率低下，马克思说，农业中取得的成就“就是大大耗费人类的劳动，使这些劳动力不能参加其他的生产部门。”（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2页。）因而阻碍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因为自然经济性的小生产与商品经济是相冲突的。小生产把劳动力牢牢地束缚在小块土地上或行会中，阻碍了财富的积累、生产的扩大和城市化进程。处于从属地位的商品经济也只是为买而卖的简单商品经济，它无力发挥对自然经济结构的革命性破坏作用。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不依靠市场，不依靠生产的变迁以及不依靠外界的历史运动而差不多有完全自给的性质。……这种形式最容易成为社会停滞状况的基础”，成为“巩固旧的生产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2页。）的因素。

第五，成为专制制度的基础。马克思在评析小生产的政治影响时说，由于小生产者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形成一个阶级。”但由于他们之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而没有使他们之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218页。）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在论述小生产占优势的俄国、印度、中国时也指出，小生产“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24页。）。

第六，小生产意识的基本特征是封闭性和保守性。马克思说，因为小生产“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首创精神。……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对于社会的巨大变化“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甚至顺从外来侵略者而过着“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消极的生活方式”。“人们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7～68页。）小生产意识是小生产方式、自然经济等社会存在的反映，反过来它又为其社会存在服务。而且它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遵循着它本来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着和延存着。

以上是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后来，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为基础和逻辑出发点，联系不同时期的实际加以推论、发展和丰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小生产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于仍然广泛存在小生产及其意识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实践，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当今我国现代化实践的指导，也是如此。

二

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对于中国现代化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由以下三方面的情况决定的。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小生产占优势的农业社会。早在五、六千年前的远古，中国就逐渐由狩猎和采集的经济进入了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到秦汉时期，就形成了广泛使用铁器和牛耕的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农业文明。无论土地制度和政权更迭有多么大的变化，人口一般均占90%以上，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成为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从事生产和消费，形成了家庭、村社、县、省等大小不等的自给自足的单位。无论是农业或手工业，其经营方式是分散的，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在原有基础、原有规模上重复着小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又向自然界索取简单的生存资料。小生产者受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国家的盘剥而艰难的维持着，形成了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封闭型的农业自然经济和这种经济的人格体现者小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些小生产者及其意识伴随着古代经济、政治制度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文化共存着和演变着，使它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封闭的农业自然经济已不再占支配地位，但小生产及其意识仍然普遍地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成为了负面制约着现代化的桎梏。其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方面。

经济上，农业中以农户为单位的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仍然广泛地存在；工业中固守传统体制的“小而全”，封闭狭隘、产业结构雷同的重复建设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只着眼于局部和眼前利益，不顾整体和长远利益，划地为牢、急功近利、大搞地方保护主义仍是较普遍的现象；不求奋斗进取，缺乏首创精神，留恋和满足于传统小生产和生活方式，这种人和事也是屡见不鲜的；不愿冒竞争风险，只求平均分配，对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合理差别，产生失落和不平衡的心态等等。

政治上，家长制作风，个人说了算，无视组织纪律和民主集中制；争权夺利，不惜“内耗”，用“人治”代替法治，重血亲人情亲情，用人唯亲、编织“关系网”，热衷“走后门”；宗放观念死灰复燃，宗派势力膨胀，甚至由此引起宗族流血械斗和宗教迷信泛滥等。

思想文化上，保守僵化，习惯于经验思维，前人未做过的事不愿轻易地去实践探索，对已经发生的事又缺乏理性思考，盲目顺从，随流模仿，一哄而起，不顾得失后果；因循守旧，视标新立异为离经叛道，习惯于依赖顺从和逆来顺受；安守家业和完园。重农轻商，市场经济意识淡漠；缺乏公德意识，奉行“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世原则；怀旧崇古，留恋过去小生产的生产生活方式，向往过去小生产的封闭单干、散漫无拘、自由自在的生活等。

小生产及其意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表现，足以说明它对我国现代化事业危害的严重性。

第三个方面，前苏联和我国自身的经验教训，要求我们要认真地正确地对待小生产。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环境下，苏维埃政府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商品货币关系，通过国家法令，由国家直接控制生产和分配，由小生产直接过渡到主义。然而实践证明，这一政策引起了农民等小生产者的普遍不满，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和危机。列宁后来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不是严肃的经济制度”（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2页。）；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实行统一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页。）；“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去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70页。）。于是，列宁及时地放弃了这一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保证小农有一定的周转体系”，即给小农以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自由，“否则它便不能生存”。（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7页。）同时还给“小规模的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推动和鼓励”（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8页。），即改善小生产者的经济状况，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列宁认为，要把小农经济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一是要大和用先进技术武装农业；二是必须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引上集体经济的道路。“只有在我们有了强大的工业、能够给小生产者好处，使他们实际看到这种大经济的优越性的时候，才能保证实现这个过渡”（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4页。），即实现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

我国的经验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把农业、手工业的小生产引向集体化的道路是较顺利的。但1958年在的口号下，过早过快地改变生产和分配制度，实行全国化，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掀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多种经济成分，承认了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解散了，实行分散的家庭生产经营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扶植和鼓励个体工商业的发展，使我国经济重新出现了蓬勃生机和欣欣向荣的局面。前苏联和我国自身的经验教训，证明了在化建设中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小生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现代化建设成败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看，一方面说明马克思的小生产是适合的和现状的，我们应该运用这一理论，历史地地认识和对待小生产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小生产及其意识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建设的桎梏和迟滞作用，必须主动自觉地采取政策措施改造小生产状况，消除其意识的负面。

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完成改造小生产和消除其意识的负面影响的任务呢？

首先，应根据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充分认识改造小生产和消除其意识的必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关于这种必要性，马克思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小生产既不能历史跨越，也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以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为基础，而不能建立在小生产沙滩的基础上。因此，必须对小生产进行改造，让小生产逐渐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尤其是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小生产占优势或占很大比重、农民占居民大多数的农业国家里，更要重视和费大力气对小生产进行改造，实现列宁说的“生产力事实上的社会化”，绝不能幻想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5页。）而是要根据小生产经济占优势的情况，采取“中间的途径、、手段和补助办法，才能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全部关键就在这里。”（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4页。）

关于这种长期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古老的农民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农业国，生产力水平低下，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居支配地位，农民一直占人口的大多数。当今中国这种状况虽有很大的改变，然而，农业国并未被工业国所取代，人口的80%仍是农民，他们仍以分散的家庭生产经营的小规模生产为农业生产方式，小手工业仍在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市场经济还处在初级阶段，农村小城镇建设还刚起步，社会人口的文化素质总体上仍较低。据1996年统计，6岁以上的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2%。人口的这种低下文化素质，局限了他们的视野，妨碍了他们对新观念、新思想、新事物的敏感性和接受能力。因此，要改变小生产者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提高全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必然是一个艰巨和长期的过程。

关于这种复杂性在中国也是突出的。小生产既与中国很长一段历史过程相伴随，必然与经济政治制度相联系，尤其是小生产意识又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在一起，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同时，中国人口众多，对各个人的影响程度不一，表现形式纷繁多样，这就为认识它、区分它、把握它、消除它带来极大的复杂性。列宁曾指出“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是比较复杂的过渡。但是它在成功时，却能包括更广大的居民群众，却能把旧的关系……更为深固的根拔掉。”（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3页。）所以，即使很复杂，我们也应有坚定的信心，完成这个过渡。

其次，大力发展社会化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为改造小生产提供物质基础和物质手段。小生产及其意识是在社会生产力低水平和自然经济条件下产生和相应存在的，要从根基上实现从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消除小生产意识而代之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意识，必须从大力发展社会化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着手，因为它们是改造小生产和消除其意识的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手段，缺此基础和手段，改造小生产为社会化大生产就是空谈。马克思关于两类社会基本矛盾学说阐明了这个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恩格斯说，“社会化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441页。）。因此，只有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才能为小生产方式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简单商品经济过渡到较发达的商品经济提供物质基础，并随之引起与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取代小生产意识。这样才能使我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使封闭半封闭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社会转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总之，发展社会化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才能从根基上创造改变小生产及其意识的物质条件。

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个经济形态，发展商品经济是促使自然经济解体的物质手段。只有发展商品经济，加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和经济联系，才能打破自然经济的分散性、孤立性、封闭性和落后停滞状态。同时商品经济也会破坏小生产者的稳固性，促使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加速生产条件的集中并将它转化为资本。虽然这意味着产生资本主义，但按列宁的观点，既然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5页。）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谈到俄国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时，也强调要“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何况，我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原本就发展得很不充分，却历史地继承了大量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遗留。我国当今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共存，这一客观事实也表明，发展商品经济即使可能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但只要我们善于利用它，就可以使它起到小生产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的作用。

现代文化理论论文篇（5）

1建筑文化的定义

文化是文明中对民族和地域的凝聚力起正面或负面作用的因素，如哲学和政治观念、、语言文字、艺术和建筑等。而文明指的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建筑文化是文化范畴中有关建筑领域所体现和表达的民族或地域的特征。

2建筑文化的四个主要方面

(1)建筑反映和表达了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包括哲学、经济和美学等范畴，反过来，它也巩固、强化或削弱了这些价值观。

建筑不仅可以体现各个时代的先进技术和人们所欣赏的形式美特征，更可以说明一种文化观念。举西方的教堂为例:中世纪欧洲教堂内部幽深阴暗，人们在那里寻求脱离罪恶的尘世，实现与天国交际;巴西利亚的国家大教堂阳光透过侧窗投人大堂，在上空，悬挂着天使的雕像，象征天使降临人间;洛杉矶的玻璃教堂，全用玻璃筑建，表达天国与人间已经没有界限，天堂就在人间。

建筑的艺术美有它的规律可循，例如，黄金比例(近似3:5)总认为是最完美的比例分割。许多历史上出现过的建筑风格，尽管已不再适合当前的社会需要，但仍以一种艺术力量感动着我们。然而，人们的审美观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当时当地的文化观念的制约和影响。例如“玻璃盒子”在20世纪中期大受欢迎，它符合了当时许多企业家要显示自己高效益的经营形象;在60--70年代它成为“俗套”，被企业家批评朝笑为“皮鞋盒子”，近年来它又以节能生态的面貌出现，试图体现信息时代“非物质性”和虚拟空间的存在而产生美感。说明“美”是受文化观念的制约和影响的。

建筑是时代的缩影，然而，它并不只是消极地反映时代，而是积极地参与社会价值观的变革。从希腊的神庙可以想象它们当年如何起到巩固城邦制度的;从罗马的角斗场可以看到它的存在又如何与一个帝国的消亡相关联。

(2)建筑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模式。

丘吉尔有句名言:“人创造建筑，建筑创造了人。”人总是以自己的理想模式来建造房子，并改造其周围的环境。然而，一旦建成，它就反过来制约着人。例如:北京四合院是中国传统家庭“儿世同堂”理想的产物，它反过来肯定和强化那种“忠孝”的伦理思想。洛杉矶那无节制扩散的独户住宅，正是那种以小企业为单位的“无中心即多中心”的布朗分子运动式经济关系的典范。

(3)建筑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开拓了一条人际对话的重要渠道。

和其他语言一样，掌握建立在索绪尔现代语言学基础之上的建筑语言(词汇、句法、修辞、诗意、比喻、隐喻、语境(文脉)、深层结构等概念)可以极大地帮助我们通过对城市和建筑的阅读加深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整体化的了解。如阿拉伯的拱券、印度的奢堵波、中国的曲线屋顶、法国的芒萨屋顶等都产生于本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并且和口语、文字一起构成了本民族或地域的独特的表述和交互手段。在美国建筑师d里布斯金设计的犹太人博物馆中，他运用解构主义作了一个折线形的平面。他的理论是:既然犹太人本来是混居在柏林各地，与其他德国人成为一个整体，而希特勒偏要“解构地”把他们挑出来予以消灭，那么，现在兴造的犹太人博物馆，也就如实用解构手法来表现这一段极端反理性的历史。

(4)建筑的营造方式和职业特点，构成了社会运行中的一种有特殊规律的经营文化，也在一定范围内制约了社会的人际关系。

建筑业是社会的重要支撑经济，它涉及多个社会职业和科学学科，有着独特的运行方式和经营模式。封建社会中的师徒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合同制以及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分工合作制等，都构成了一种隶属于社会运行方式的经营文化和人际关系。

在古希腊，人们把“建筑”称为architecture,也就是“最高’(arch-)的“技术”(tec-)意思。现在我们都还能知道希腊古老建筑遗迹的设计师的名字，而在世界上有最秀美建筑的中国，它们的设计者或营造师，除了个别的鲁班、喻皓之外，就像《红楼梦》中写到大观园的营造时，说到“全亏一个老明公号山之野者，一一筹划起造”一样，被埋没在荒野之中。自今，我国的建筑师还没有充分地被社会和公众所理解。我们应当更多地宣传建筑师使人居环境(包括自然的、人造的和文化的环境)的设计师。社会应当更关怀建筑师的创造性劳动，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创作环境。

3结语

现代文化理论论文篇（6）

1建筑文化的定义

    文化是文明中对民族和地域的凝聚力起正面或负面作用的因素，如哲学和政治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艺术和建筑等。而文明指的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建筑文化是文化范畴中有关建筑领域所体现和表达的民族或地域的特征。

2建筑文化的四个主要方面

    (1)建筑反映和表达了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包括哲学、经济和美学等范畴，反过来，它也巩固、强化或削弱了这些价值观。

    建筑不仅可以体现各个时代的先进技术和人们所欣赏的形式美特征，更可以说明一种文化观念。举西方的教堂为例:中世纪欧洲教堂内部幽深阴暗，人们在那里寻求脱离罪恶的尘世，实现与天国交际;巴西利亚的国家大教堂阳光透过侧窗投人大堂，在上空，悬挂着天使的雕像，象征天使降临人间;洛杉矶的玻璃教堂，全用玻璃筑建，表达天国与人间已经没有界限，天堂就在人间。

    建筑的艺术美有它的规律可循，例如，黄金比例(近似3:5)总认为是最完美的比例分割。许多历史上出现过的建筑风格，尽管已不再适合当前的社会需要，但仍以一种艺术力量感动着我们。然而，人们的审美观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当时当地的文化观念的制约和影响。例如“玻璃盒子”在20世纪中期大受欢迎，它符合了当时许多企业家要显示自己高效益的经营形象;在60--70年代它成为“俗套”，被企业家批评朝笑为“皮鞋盒子”，近年来它又以节能生态的面貌出现，试图体现信息时代“非物质性”和虚拟空间的存在而产生美感。说明“美”是受文化观念的制约和影响的。

    建筑是时代的缩影，然而，它并不只是消极地反映时代，而是积极地参与社会价值观的变革。从希腊的神庙可以想象它们当年如何起到巩固城邦制度的;从罗马的角斗场可以看到它的存在又如何与一个帝国的消亡相关联。

    (2)建筑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模式。

    丘吉尔有句名言:“人创造建筑，建筑创造了人。”人总是以自己的理想模式来建造房子，并改造其周围的环境。然而，一旦建成，它就反过来制约着人。例如:北京四合院是中国传统家庭“儿世同堂”理想的产物，它反过来肯定和强化那种“忠孝”的伦理思想。洛杉矶那无节制扩散的独户住宅，正是那种以小企业为单位的“无中心即多中心”的布朗分子运动式经济关系的典范。

    (3)建筑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开拓了一条人际对话的重要渠道。

    和其他语言一样，掌握建立在索绪尔现代语言学基础之上的建筑语言(词汇、句法、修辞、诗意、比喻、隐喻、语境(文脉)、深层结构等概念)可以极大地帮助我们通过对城市和建筑的阅读加深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整体化的了解。如阿拉伯的拱券、印度的奢堵波、中国的曲线屋顶、法国的芒萨屋顶等都产生于本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并且和口语、文字一起构成了本民族或地域的独特的表述和交互手段。在美国建筑师d里布斯金设计的犹太人博物馆中，他运用解构主义作了一个折线形的平面。他的理论是:既然犹太人本来是混居在柏林各地，与其他德国人成为一个整体，而希特勒偏要“解构地”把他们挑出来予以消灭，那么，现在兴造的犹太人博物馆，也就如实用解构手法来表现这一段极端反理性的历史。

   (4)建筑的营造方式和职业特点，构成了社会运行中的一种有特殊规律的经营文化，也在一定范围内制约了社会的人际关系。

    建筑业是社会的重要支撑经济，它涉及多个社会职业和科学学科，有着独特的运行方式和经营模式。封建社会中的师徒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合同制以及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分工合作制等，都构成了一种隶属于社会运行方式的经营文化和人际关系。

    在古希腊，人们把“建筑”称为architecture,也就是“最高’(arch-)的“技术”(tec-)意思。现在我们都还能知道希腊古老建筑遗迹的设计师的名字，而在世界上有最秀美建筑的中国，它们的设计者或营造师，除了个别的鲁班、喻皓之外，就像《红楼梦》中写到大观园的营造时，说到“全亏一个老明公号山之野者，一一筹划起造”一样，被埋没在荒野之中。自今，我国的建筑师还没有充分地被社会和公众所理解。我们应当更多地宣传建筑师使人居环境(包括自然的、人造的和文化的环境)的设计师。社会应当更关怀建筑师的创造性劳动，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创作环境。

3结语

现代文化理论论文篇（7）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

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

三、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问题

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AbrahamH．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ofNeeds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A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man）、社会人（Socialman）和文化人（Cultural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

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

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现代文化理论论文篇（8）

这是因为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一旦形成，他就有了自身的价值取向和规范标准。其次，企业文化对企业员工思想心理、行为准则具有一定的规范和约束作用。企业文化的约束功能不仅仅是传统的通过完善的管理制度来约束，更重要的是来自企业的企业文化氛围、大众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来约束。道德规范是从伦理角度、群体意识、社会舆论和共同的习俗、风尚等精神文化内容来约束企业的领导者和员工的行为。如果企业的领导者和员工违背了道德规范的标准，就会受到众人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并且自己的内心也会感到内疚和不安。在胜利油田的“三老四严”道德规范，即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一直约束着广大大庆石油人必须严格工艺规程操作、严格质量标准管理、严格公司的规章制度，打造油田企业文化品牌，实现持续发展。再有，企业文化建设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不仅仅表现在拥有什么关键技术、关键设备、运行机制和人才的竞争上，要更好的建设企业必须还要通过企业文化来塑造公司员工的团队意识，如调动起公司员工积极性，让公司员工为公司的建设、发展献言献策，提合理化的、有益公司的建议，尊重员工的劳动成果，使得公司员工觉得自己就是企业建设的一份子，在认识上与领导者保持一致，从而在行动上与企业的步调协调、一致。还有就是企业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要关心员工、激励员工。

在我国油田企业文化的核心内涵：创业、创新、竞争、发展。而经营理念则是以人为本，科技领先，效益至上，竞争发展。那么这些油田企业是如何做到的呢？那就是鼓励员工发挥内在动力，深入挖掘并发挥他们的最大的潜力以达到员工心理需求的更深层次，比如在企业内部举行各种竞赛活动、演讲比赛活动、技术大比拼、评比先进和技术职称的晋升等等来激励员工，最大限度的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样企业才有可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提升自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最后，企业文化提升整个企业在广大公众心目中的精神面貌和品牌形象。一个企业的品牌价值是靠时间的积累，当然也是这个企业文化的积累。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于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将发挥巨大的作用而独具特色的，个性鲜明的有正确价值观的优秀企业文化将能够产生巨大的品牌效应。胜利油田的文化理念和经营，它是用各种鲜活生动的方式进入到每一个油田员工心中的，这样胜利油田才能够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社会效益最优化这个经营宗旨。再比如大庆油田开发建设已经有50年了,为什么大庆油田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经久不衰，还保持着强有力的竞争力？那是因为它培育和形成了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核心的大庆油田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并且仍然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可见，树立企业信誉，打造品牌形象，进而扩大企业影响，是一个企业巨大的无形资产。

二、我国企业文化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对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起步比较迟，企业文化在我国引起关注开始于八十年代中期，虽然近年来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误解。这些误解和问题有可能成为发展健康、高效的企业文化的阻碍，从而减慢我国企业发展的脚步。比如片面的认为企业文化主要是丰富员工的文化生活的;企业文化没有属于自己的鲜明个性，抄袭模仿或照搬其他企业的，创新能力差；企业文化缺乏群众基础，认为企业文化建设与普通员工无关；企业领导者想要在短期内形成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对企业文化建设采用“拔苗助长”的方式等等。

现代文化理论论文篇（9）

[关键词]传统文化；财务管理；商品经济

一、前言

财务管理是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紧密联系的一个经济范畴，经济发展水平与财务管理意识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因而财务管理模式必然会受到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制约和经济环境的影响。经济学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自动地调节着社会再生产过程，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但在同样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甚至同样的经济体制、政策环境下，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这说明在价值规律对商品经济的主要影响之外，还有另外一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这就是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民族的社会传统文化因素。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长久以来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习惯势力等，能对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现在、未来发展起巨大影响作用的历史沉淀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面临着新经济的崛起，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加入WTO的挑战，只有追本溯源才能更好地认识到我国财务管理模式中不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部分，以及如何以传统文化为依托去改善，从而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务管理模式。

二、传统文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传统文化中政治体制及其经济基础对工商业经济的抑制影响

当年说过一句话“百代皆行秦政制”。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到今天，除去分裂割据的少数年代，我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是中央集权体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体制的经济基础是国家自耕农经济与地主经济。国家自耕农经济是中央集权统治及其财政运作所主要藉靠的经济基础，而作为贵族经济的地主佃农经济实际上是官僚政治制度的要求在经济领域内的补充。正基于此，当朝廷腐败之时，地主经济会利用政治力量不断地吞噬国家自耕农经济，而终将旧政权的经济基础破坏导致败亡。新的政权依靠战争等手段重新构建国家自耕农主体的同时，正是通过对地主经济的占有与重新划分形成，从而也造成了地主经济的衰败。由于二者的循环运动，使得新经济的成分始终没有出现，造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不断的改朝换代中持续向前。因此，对我国来说，古代的土地运动的活跃是政治斗争在经济领域内的反映，并非是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私有化的表现。国家自耕农经济的兴盛也并不像西方那样，标志着私有化程度的加深，促进了人身的自由，从而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自由劳动力，拉开了封建制度解体的序幕。二者的斗争也只是依附于政治的简单循环，并不能促使经济发展模式的进一步私有化，从而产生代表着先进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到了晚清，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颁布了发展工商业的昭令，我国的工商业经济才在帝国主义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夹缝中得以缓慢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由于政府对企业的绝对管制，使得企业以完成国家任务为目标，从而使得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束缚。

从我国古代工商业经济自身发展的情况来看，到明代初年，仅官府手工业所征用的工匠和民夫就达180万人，可见工商业发展之盛。然而正在于此，官府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而难以形成独立的力量；另外一方面又对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形成巨大的阻碍作用。致使民营工商业经常受到无情压抑和摧残，往往只能在其缝隙中生存，从而不可能成为新兴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难以对社会变革起作用。而作为工商业发展依托的城市来说，由于中央集权体制的严厉统治，更不像西方那样成为私营手工业自由活动的天地，这使得工商业经济发展更加缓慢，也成为近代我国工商业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重要因素。

2.传统文化中的主要思想以及政府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1）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儒家思想为中心的统治思想。儒家的“仁政”思想以及群体意识转化为国家发展主义，从而使中央集权制度和政府直接管制经济在我国具有合理的地位，而儒家思想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确立了全社会意识中对于权威的依赖，从而更全面地维护了这种合理的地位。也只有这样，政府的经济政策才能被全社会普遍地认同而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从秦始皇建立帝制后颁布“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重农抑商政策开始，到汉时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不得仕宦为吏”的歧视贾人思想。再到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这样使得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成为被普遍认同的社会思想。而这些被普遍认同的政策、思想所造成的后果就是限制了交换活动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阻碍了市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育，以至于我国农业经济长期停留在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状况，工业停留在家庭手工业状况，从而造成了对大机器工业生产制度需求的不足，最终使得我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迟迟难以生长。

（2）从我国形成的一些商人团体自身经商的情况来看商品经济的发展。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加上庞大的官府工商业压制，出现商人团体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在明末的江南，出现了“无徽不成市”的徽商的辉煌。但是其在成功之后，并没有沿着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前进，而是走向了传统买田置地或者捐款买官的道路，这样使得他们重新回到了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当中，使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被迫中断，从而没有也不能形成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更没有发展成为一支新兴的阶级力量而改革社会。再到近代的“实业救国”运动，其对于中国工商业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从其目的上来讲，实业的目的在于救国。其成功之后送其子弟留洋的目的依然没有脱离“商而优则仕”或者“商而优则学”的窠臼，而这种思想使得大量的优秀人才都湮没于政治斗争之中，从而削弱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力量，使商品经济的发展难以快速向前推进。[1]

三、传统文化对财务管理的影响

由上述可以看出，在我国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处于主体地位的农业经济，还是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的工商业经济、商品经济，都是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受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控制并为其服务的。从而形成的社会特征是：政治支配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处于中心地位，经济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发展。这样使得依附于商品经济而存在的财务管理几乎成为空谈，从古代社会中的官府工商业开始到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我国企业，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务管理，都是只有会计而无财务的，现代意义上的财务管理其实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下面分几个方面对传统文化对财务管理的影响进行阐述：

1.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财务管理的依附性与不自主性

儒家思想赋予中央集权、政府管制经济的合理性以及被封建士大夫所推崇遵循的严格的“天地君亲师”等级制度，确立了权威的秩序与道德的象征意义。如同上述中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样，体现在财务管理上，即为财务管理的依附性与不自主性。财务管理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财务的自主性就是指在发展商品经济应有的环境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职能。但在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下，造成了财务管理实际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形成了企业理财依附于上级领导的权威，整个理财环境不自主的局面。我国目前的改革开放，正是要“打倒”传统权威，走“政企分开”道路，从而建立一个自由竞争、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以达到财务管理的独立自主与公平竞争，从而发挥其本质上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2.传统文化对于企业财务管理理念的影响

企业的财务管理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以资金运作为对象的经营管理活动。认识其主要范畴，树立正确的财务理念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财务理念的形成受财务管理环境的影响，可以分为内部环境和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在内的外部环境因素。企业财务理念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特点。

（1）改革开放前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企业财务管理理念的简略回顾。我国企业制度是在晚清“扶持工商业”政策的基础条件下，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中形成的。因其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为政治服务，同时受官僚资本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民族工商业中除去一些简单的朴素理财思想之外，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财务理念。

建国之后，确立了以政府控制企业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财务管理方面政府采用的是“强干预或管制型”模式，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财务目标的定位上，企业的政治化和政府化色彩严重。政府一方面认为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经营者应追求收益最大化并下达获利指标，另一方面政府要求企业服从国家与政府利益，成为实施政府经济政策的工具。其二，在财务体制方面选择的是高度集权、统收统支的财务管理体制。具体表现在政府财政、税务、经贸和行业主管部门仍然担负着直接管制企业财务人员和财务行为的职责；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大量的行政法规，对企业的财务人员和行为十分严格地约束和管制；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的一些重要财务事项仍然需要政府财政部门的分级审批。其三，在财务规则的方面，施行统一的财务制度和体现在相关经济法规中的财务规定并行，并建立了全面的细致的包涵了企业财务的外部和内部运作的财务制度。这一阶段在政府强干预下形成的财务管理模式下，我国的财务目标只是执行和完成国家计划。企业理财因没有自，从而只是被动地执行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财务计划，形成的一些基础理念有以下几点：其一，国家理财理念，把企业财务看成国家财政体系的组成部分，混淆了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的界限；其二，政治挂帅理念，在左倾思潮严重影响下，把一些极端化的政治观点作为企业理财工作的指导思想；其三，排斥市场理念，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在财务管理中排斥市场的作用。从具体方面来看，筹资上表现为国家供应资本金；在投资上表现为依照计划和定额使用资金；在收益分配上表现为按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提留和上交。由此可见，这种强干预下形成的财务管理模式与理念根本不适应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财务理念的形成首先应当是作为企业财务主体的企业自的拥有，而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2）改革开放之后所形成的财务理念。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企业自主理财地位的确立，经过20年来的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财务管理观念，其主要范畴有：理念、资金时间价值理念、风险理念、税务规划理念、资本运营理念、资本保值理念以及有效资本市场假说与理性理财假设等方面。这些都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建立合理的、真正意义的财务管理中应有的理念与思想。

（3）传统文化对于企业财务管理意识的影响。财务管理意识是反映财务管理理念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具有很广泛的外延，主要表现在对风险与收益的认知程度和捕捉投资机会的能力上。从对风险与收益认知程度的影响来说，对风险与收益的认知程度不仅指对其认识状况，更主要的是对收益和风险相关性的认同，即承认风险与收益相伴随而产生，追求高收入的同时准备接受由其带来的高风险。而受传统儒家文化中“重农抑商”思想影响，我国以前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成分较大，商品经济极不发达，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现象严重，造成了经济中的政治风险较大而市场风险较小，忽视了风险与收益的本质相关性，而只注重其政治上的“收益”问题。这显然与现代的理财观念不相符合，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只注重政治风险而忽视本处于核心地位的经济风险，必然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做不出有利的判断，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使得经济发展缓慢。此外，传统文化中认为个人得失、贫富、荣辱都是上天注定，个人无所作为而一切听任“天命”，这种思想实际上否定了风险与收益的相关性，使得人们在思想上根本忽视二者。另外还有更加消极的“老庄”思想，更是希望社会退到“小国寡民”状态，从根本上否认对风险与收益的认识。建国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企业经营权的绝对控制，从而形成了国家对风险的绝对垄断，在企业财务管理方面，更谈不上对于风险与收益的认知问题；同时，对于个人来说，“招工进厂”进入国有企业，用一句老话说就是端上了“铁饭碗”，终生都有了依靠与保障，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更没有人能够认识到风险与收益的相关性，似乎也没有这个必要。对于捕捉投资机会能力来说，其影响与上类似，不再赘述。总体上来说，经济发展水平与财务管理意识水平是一种正向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商品经济发达，商品交换频繁，风险较大，收益也高。而为了获得较高的收益，就必须善于把握稍纵即逝的投资机会。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造就较高的财务管理意识，而对未来更高程度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则需要更高的财务管理意识去适应。我国财务管理意识以及财务管理理念从无到有，再到未来知识经济时代更高的要求，还需要不断地探索与完善。显然这种变化是值得赞叹的，但是也应该看到，造成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却又并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自身的力量在起作用，而是由于国家政府的政策影响。因而可见，我国的财务管理依然受到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势力左右。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儒家思想中确立的等级制度以及对于权威的认同心理，从而使国人并没有真正地解放思想，冲破束缚。而如果不进一步解放思想，终将不能达到财务管理的自主，不能形成最适合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财务管理模式。[2]

3.传统文化对投资行为和创新行为的影响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未来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主要转向科技研究与开发及其产业化能力为主的竞争，技术创新能力强并能保持领先地位，就可以赢得市场，获取高额利润，从而在经济竞争中获胜。而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除取决于国家的政策与经济机制和资金投入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国民的特性和价值观念下的投资行为。

传统儒家的中庸之道，其本质上反映了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求安稳，怕风险的思想观念。这样使得国人以及深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东南亚国家在投资行为上都会倾向于房地产等以实物形式存在的产业，而对一些高科技产业不去熟悉更不愿意去投资，从而在未来的市场中丧失占有份额，导致经济竞争的滑坡。同时，中庸之道否定人们的标新立异与独树一帜的创新精神，像在改革前的国有企业中强调论资排辈，长幼有序一样，从而扼杀了人们的创新精神与竞争意识，导致在投资行为与方式上的传统保守与单调，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总体上讲，未来经济竞争对于科技研究及其产业化的需求，要求在投资观念上，必须首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能找到适合未来发展的企业之路。

4.传统文化对财务人员职业道德与从业素质的影响

一切社会关系与社会活动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对于财务管理来说，财务人员的道德水平与从业能力二者相辅相成，直接影响企业理财效果。我国财务人员的从业能力差，是传统文化、历史原因造成的。此处着重论述职业道德问题。

我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不同，重道德而轻法制，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对社会的作用。从儒家提倡的“慎独”境界、“治国平天下”要从“修身”始、以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其位，谋其政”及被封建统治阶级极度宣扬的“忠孝”，莫不体现了对道德修养，以及现代意义上的职业道德的追求。但在现在，职业道德的匮乏却成为我国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这也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其一：“反传统”观念的影响。晚清的志士仁人为了改变国家孱弱困顿的局面开始向西方学习形成了“西学东渐”的局面，这是“反传统”观念的渊源。后来经过“新文化运动”对旧理念的冲击，建国之后的“破四旧”与“”的彻底否定，优秀的道德思想观念被人们抛弃或者是淡漠了。具体来说，公有制经济下国有企业中提倡“为人民服务”观念，任何一个工作岗位都是为国家作贡献，不存在对现代意义上的职业道德的需求。再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更是对职业道德思想的严重阻碍。其二：改革开放之后，因没有信仰而产生的后果。许多人由于出现信仰危机，认为职业道德没有终极价值。每一阶段的理念、理想都带有鲜明时代特色。改革开放后面对国外各种思潮、理论的纷至沓来，由于我们在理论上又缺乏必要的指导。这样使得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理解不足，把“竞争”当作尔虞我诈；把追求利润当作唯一目的，而正是这些错误认识更加深了职业道德的匮乏。

职业道德是个人道德修养的组成部分与体现。主席提出要“以德治国”，开展包括职业道德在内的精神教育，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思想道德观念，这是极其必要并需要我们身体力行的。对于财务人员来说，就是要“忠”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处理好个人所得与个人付出的关系。同时也应看到存在与意识是相互作用的，职业道德需要在理财环境的规范性与理性化的基础上才能上一个新台阶。[3]

四、中外传统文化对财务管理的不同影响以及应借鉴的方面

财务的基本功能是有效地培育和配置财务资源。综上所述，财务管理的模式除受到资源配置模式和方法的影响，还要受到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文化与制度的差异必然会影响财务管理模式。

1.中外在文化传统、经济模式与政治体制模式上的差异性

社会文化传统是某一群体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历久不变的思想、行为以及感想等。文化研究专家将文化的内涵和民族文化差别概括为四个层面，即权力差别（权力距）、个人主义相对于集体主义、男权主义与女权主义、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等。其中权力距文化传统是根据对于权力差别的认同程度，从而分为大权力距与小权力距两种。中国传统文化是强调集体主义的大权力距文化，与日本、德国类似，而对于欧美国家来说却是崇尚个体价值观的小权力距文化。从经济基础、经济发展模式上来看，我国长期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在这种环境下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家族文化”，社会的基本结构与价值取向是集体本位、伦理本位、权力本位和政府权威。而这些，是根本不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对于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西方来说，其尊崇和努力探求那种外在于个别人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理性力量。以美国而言，美国是各国的优秀人才在个人的不懈努力奋斗中形成了统一的美利坚民族。在此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美国经济是自由竞争模式，政府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上影响企业运行，即使干预也是通过经济政策和法律，而非政府管制。因此19世纪梭罗的思想得到了美国社会的共识：（1）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2）最好的政府是不管事的政府；（3）公民有权蔑视政府，不服从政府。也正是由于这些共识，形成了美国文化中极端尊崇个人主义与自由平等观念。

2.传统文化的差异性在财务管理上的体现

传统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中西财务管理的差异性。这里只从传统文化对于中西方财务管理控制权，即对财务主体的不同影响进行分析。财务的控制权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即政府对企业的外部控制与企业内部财务控制的配置结构。与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强干预”相比，在美国主要通过一些“公认会计原则”来确定适用于所有企业的“公共性财务准则”，在此框架范围内，企业拥有比较完整的财务决策控制权或自主理财权，而不受政府或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干预。这样就使得美国的企业有较大的自，充分发挥能动性去进行有效的财务管理。中国企业财务管理，从企业财务目标的确立到财务规则的制定都受到政府极大干预，从而失去了其创新的能动作用，失去了其实质为企业的生产发展以至于整个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的能力。从内部财务控制情况来看，一样受中央集权思想的影响，中国采用的是集权模式而美国则是分权模式。美国的管理制度中著名的分权管理和授权制度充分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层面。具体体现在总经理授权制以及企业内部的权利分层，即权力下放。例如对于董事会来说，在美国企业中只起监督作用，而对于我国、日本、德国来说董事会兼具有财务决策和决策执行的职责。在我国，监事会在多数情况下更是形同虚设，使财务监督权流于形式。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很少有财权下放现象，许多企业实行的还是总经理“一支笔”制度，财务授权制度几乎不存在。[4]

3.西方财务管理中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

中西传统文化结构的差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模式、企业制度及其财务管理上的差异，会因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双方文化的交流而逐步缩小。由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低、起步晚，因此适应于西方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财务管理一定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1）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主观能动性，实现财务自主。财务管理虽然依附于商品经济而存在，但由于其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职能，决定了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动性，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对于我国来说，集权思想深入而广泛地影响到一切领域，也根深蒂固地控制着财务管理。因此，需要我们找出一条在集权模式、权威被认同的思想下而财务管理能动性、自主性又能充分发挥之路。

（2）确立我国企业的财务目标。财务目标就是要优化企业的财务状况。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于今天的一些国有企业，一直用财务管理任务代替企业财务目标，即为：组织资金供应，提高资金效果；降低产品成本，增加企业盈利；分配企业收入，完成上缴任务；施行财务监督，维护财经纪律。在今天看来，显然已经失去了财务目标原有的意义。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企业财务状况的优劣标志有四个：企业的发展趋势、企业的活力能力、企业的偿债能力以及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要实现这四项标志的最大化只有实现所有者权益的最大化。由于在西方环境下，债权人的利益被充分考虑，因而其称之为股东财富最大化，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对我国来说，未来的市场经济中，竞争是激烈的而又是理性的，只有给企业确立正确的财务目标，才能使企业不断向前发展。

（3）规范完善适合企业发展的财务管理的法律环境。与企业的财务管理相关的主要法律环境在于公司法与税法。就公司法来说，第一，我国应对违反公司法的行为施行纯属经济上的制裁，如西方清算或破产惩罚，不应延续原来所实施的个人罚款、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理，以便于企业彻底割断与原来体制下政府的各种联系，将企业完全推向市场；第二，应确立严肃的公司法，免去企业受国家政府行政条文的干预而造成公司法执行中许多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第三，完善公司法，使企业拥有发行股票，减少股本，以及股票种类等自，从而更好地优胜劣汰，推动经济的发展；第四，在股权配置上，应对各种形式的优先股以及无表决权股和雇员股等做出规定，从而主观安排股票资本控制的灵活多样性。就税法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我国税率政策优惠外资而不保护中小企业，这当然是为了吸引外资。但长久下去，会影响我国商品经济的全面发展，从而影响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任务；其二，我国税法的规定极为严格而且详细，比如固定资产来说，对于固定资产年限、折旧年限等等做了极为详细的规定，从而限制了企业运用不同方法去实现固定资产管理，不利于企业自主和灵活的财务决策；其三，在鼓励企业科研和技术改造方面，对于研究与开发费用，我国所得税法中应有对其优惠的规定，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精神，从而得到更好地发展。

（4）建立适合于我国企业发展的筹资系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筹资理论，自不足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筹资一方面面临全社会资金的普遍短缺，一方面是我国政府管制影响下企业筹资方式的狭窄，使得目前我国企业的筹资主要是向银行贷款。而同时在贷款协议中缺少各种类似西方的限制性条款，这不利于银行贷款的安全性而造成了大量银行不良资产，成为金融领域的另一大社会问题。总之，我国目前的筹资系统处于低级阶段，其改革与完善首先在宏观上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资金市场，其二是加快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建立明确的产权主体，其三就在于良好的法律环境。而对于微观方面的要求就在于：企业筹资主体地位的确立，有自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能动性去选择最适合企业的筹资方式。另外就是财务人员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培养正确的筹资意识，全面提高筹资水平。

五、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对于财务管理的现实意义

我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传统文化或为显性或为隐形地影响着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经济的方方面面。对于企业财务管理来说，不可能跳出这种文化环境而找到一条其他的道路，所以我们只有吸取能够流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才能找到一条适合于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务管理之路。

1.儒家“义利观”的现实意义传统对儒家“义利观”的理解基本止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思想已经深深地在人们思想上打下烙印，对经济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其实儒家对于“义利”的核心思想“见利思义”以及“先义后利”是针对时弊“见利忘义”与“先利后义”等现象提出的，是对二者关系的论述，并非否定对“利”的追求。但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巩固统治，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好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从而，儒家“义利观”在片面上被统治阶级扩大化并加以宣扬，从而形成了对人们经济活动的约束。“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早已接受了对利益的追求思想。“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利与义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其现实意义上看待企业理财，“利”就是指一个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义”不仅指理财者的道德素质，更应该外延于法律法规、会计准则、社会效益、生态环境等等。即现代企业理财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遵纪守法，注重社会效益、生态环境等，这才是正确的“义利观”。“见利忘义”的行为往往损害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

2.实现人本主义、人和精神与集体主义、群体意识的结合，以限制集权思想与大权距思想产生的负面影响从孔子“举贤才”、孟子“民贵君轻”始，有管仲“尚贤举能”、曹操“求贤才”之举，到刘备的“三顾茅庐”、今天的“知识是第一生产力”，“人本主义”在我国特有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下成为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但由于集权主义的“合理性”以及其支配地位，使得“人本”思想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思想，而只是统治者的附庸。集体主义、群体意识在建国以后更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通过“平均主义”“大锅饭”以及国营企业的建立而更加深入人心。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实现“人本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结合，重视人才的力量，使得领导者、员工都“以厂为家”朝一个目标努力，这样才能使集权与大权距思想带来的负面影响，即盲从领导、权威等减至最小，从而使企业理财在一个相对民主、自由的环境下，实现所有者权益的最大化。

3.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等优秀思想，增强财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提高财务人员的从业素质“内圣外王”之道是古代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即不只是追求个人道德修养的完美，更要求把这种“内圣”外化为社会道德实践和经国济民的活动，立志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新时代的财务人员应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八条目”的要求，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学习补充财务管理知识，提高从业素质与能力，提高个人修养，增强职业道德意识，这样才能促进财务管理的规范与公平，才能充分发挥财务的管理职能，促进企业发展。

4.“天人合一”与“中庸之道”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财务管理模式的启示钱穆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宿处。宋学家程颐说“天、地、人，只一道也”，即实现物与人的和谐统一。而“中庸之道”固然有其因循守旧，不利于创新的负面影响，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就是要在处理问题时选择最合情理的办法。其现实意义就在于要实现财务管理与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现行政策等的和谐统一，而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与理论，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与发展。[5]

六、结束语

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财务管理，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正在逐步地发展与完善。但面对未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21世纪，我国财务管理模式中仍然有许多不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内容。这主要是由于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力量以及历史现实原因造成的。要研究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以求发展完善，必须立足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变迁发展趋势之中，也只有遵循传统文化的演变规律，并借鉴西方先进的财务管理理论中适应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容，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管理模式，从而使其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发展服务，以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向前。[6]

[参考文献]

[1]李躬圃。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2]王成荣。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王棣华。试论财务文化[J].广西会计，2000，（6）：25-26.

现代文化理论论文篇（10）

内容提要法律理念是高于法律观念、法律表象和法律意识的理性认知形态，是对法律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的、整体性把握和建构。它不仅具有认识论功能，而且具有方法论功能，有助于人类认识隐藏在其所使用的法律工具背后的思想和精神，正确地运用周延的态度来审察法律问题，科学地指导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等各环节的工作。因此，在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弄清法律理念的定义及功能，又必须历史地审查法律理念在中国法律现代化演进历程中的嬗变情况，准确地把握住中国法律理念现代化的基本取向，构筑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理念准则，为法律制定和实施的现代化提供精神导引。 法律现代化，不仅包括法律制度和法律运作方式的现代化，而且必然内含法律理念的现代化。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执法和守法，要达到最理想的现代化效果，都离不开现代法律理念的导引。精神理念上的择优决策，直接影响着法律制度的创设、存废及具体运作的优化。可以说，没有现代法律理念导引的法律现代化是盲目的，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因此，本文通过对法律理念的定义和功能的深入分析，阐述法律理念在中国法律现代化演进历程中的嬗变以及地位，展示中国法律理念现代化的基本取向，力图为中国法律现代化寻求有力的精神支撑和理念准则。 一、法律理念的内涵与功能 从词源上考察，“理念”（英语：idea，德语：Idee）一词源自古希腊文（ειδs）／（eidos），原意是指见到的东西，即形象。柏拉图在其创立的理念论中剔除了“理念”一词的感性色彩，用来指理智的对象，即理解到的东西。他认为，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的顶峰、最高的本体，认识只不过是对理念的回忆。这实质上是关于理念的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的解释。 亚里斯多德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他认为客观的理念并不与事物分离，它存在于事物之中。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理念有三种存在：第一，存在于事物之前，作为神心中创造世界的蓝图；第二，存在于事物之中，作为事物的本质（大体相当于亚里斯多德所说的“理念”）；第三，作为人心中的概念，即主观方面的思想。作为思想的理念与作为客观存在的理念，意义有所不同，一般把思想的理念称为“观念”。 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重新规定了“理念”的含义。在康德哲学中，理念指理性所产生的概念，是理性应当追求的东西，但却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是不能达到的彼岸世界的自在之物。所以，黑格尔说：“康德诚然使人知道重新尊重理念”，“但关于理念，他同样只是停留在否定的和单纯的应当阶段。”黑格尔自己则将理念看作是世界的本质，是理性构成世界的元素。在自然哲学中，理念为自然界的本质，自然界发展到人出现，而人是具有精神活动的，理念再复归为精神，上升为自在自为的理念。黑格尔认为人类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均为理念的表现。黑格尔虽然是从唯心主义角度来论述“理念”，但他那种融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于一体的“理念”，包含着合理的成分最多。 尽管“理念”的含义如此广泛，关于这一概念，至今尚无统一、确定的定义，但并不妨碍将它引入法律领域。康德早就作过这种尝试，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泛论理念”一节中对柏拉图的“理念”进行了详细的评析以后，专门论述了“理念”对“制定宪法及法律”的作用。不过，康德并未提出“法律理念”这一专门概念。这一缺憾实际上可以说是由黑格尔补救的。黑格尔将法与理念结合起来，提出了“法的理念”这一专门术语，并给它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法的理念是自由”。德国的新康德主义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则在对法律理念进行专门研究后“将法律概念同法律理念作了区分。法律理念乃是正义的实现。”随后，英国的法学家罗伊德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在1964年出版了一本《法律的理念》（The Ideao fLaw）的专著，“告诉人们如何来运用缜密的思想，分析法律的理念，达到至美至善之境。”虽然罗伊德未对“法律理念”下过定义，但他明确指出：“法律理念过去曾对人类文明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我国，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对“法律理念”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台湾法学家史尚宽先生认为，“法律制定及运用之最高原理，谓之法律之理念。”以此为基点，史尚宽先生着重对法律理念与法律概念、法律目的、法律观念及法律理想之间的区别作了深入的分析。“法律之概念，谓‘法律为何者’；法律之理念，谓‘法律应如何’。”而法律理念与法律目的的区别则在于“法律之理念，为法律的 目的及其手段之指导原则。”“理念为理性之原理”，不同于感性的法律观念。至于法律理念与法律理想的区别，史尚宽先生则说得更为明确：“理念（idea）与理想（ideal）不同。理念为原则，理想为状态。理念为根本原则，为一无内容无色透明的不变之原则，基于理念作成理想状态，具体的实现理念之状态为理想。”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他认为“幸福”、“自由”、“博爱”、“平等”均带有感性色彩且动摇不定，均“不得为法律之理念”，只有“‘正义’为法之真理念”。史尚宽先生这最后的结论似乎又“皈依”到了新康主义施塔姆勒那里，加之他将法律理念看作“不变不易之原则”，有不少失之偏颇之处。 大陆一青年法学工作者则从本体论、知识论角度对“理念”进行“简略的清理”后认为，“法理念既是具体法形态的内在，同时也是法之本体的存有。差不多可以说，实在法、理性法、自然法都有自己的法理念或内在精神，然亦有交叉或综合的法形态的理念精神。”面对这一界定，另一青年学者看到了其中隐含“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指出“作者基本上是在与‘法精神’、‘法观念’含义相同的基础上使用‘法理念’这一概念的。”接着，他自己为法律理念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即“法律理念乃是指对一种法律目标指向的实现”。尽管这一学者对“法律理想”与“法律理念”作了专门的区分，但从其定义来看，仍然没有完全避免那种将“法律理念”泛化为“法律理想”的倾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法律理念首先是对法律的本质、根本原则及其运作规律的理性认知和整体结构的把握。具体地说，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原则、法律体系、法律模式、法律信仰或信念、法律实践、法律文化及价值取向的宏观性、整体性反思而构建的理性图型。作为其视域的对象、概念和方法，不是表层的、单向的、孤立的，而是本质的、立体的、普遍的，它摒弃人类关于法律的偏见，将人们关于法律现象及其本质的观念从感觉或经验状态提升为理性认知形态，从宏观和总体上把握法律的基本走势，图解法律与时代变迁的根本关系，为法律发展或进化提供理念准则和导引。简言之，法律理念就是对法律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的、整体的理性认知、把握和建构，是一种理智的思想，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态度，是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有机结合的产物。 法律理念作为一种理性认知形态，来源于法律实践，必然反作用于法律实践。因为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反映，这种反映并不是直接的和自发的，而是通过法律理念的中介来完成的，可以说，法律理念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法律建构的前提条件。但法律制定是为了付诸实施的，法律的实施同样离不开法律理念的作用。“依法之理念以指导立法及法之运用。故法之理念，不独为立法原理，而亦为法的解释之指导原理。……立法不依法之理念，则为恶法，窒碍难行。解释法律不依此指导原理，则为死法，无以适应社会之进展。”历史上没有哪一部完美的法典，不是以完备的法律理念作为基础、前提和指导的。正如罗伊德在评价法律理念对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贡献时所指出的：“它使现行的法规得以表现，提供方法，使这些规定有机会作合理的发展，或是创造新的规则，同时提供一种指导人类行动的工具。”从总体上看，在法律进化和发展中，法律理念不仅有认识论功能，而且具有方法论功能，一是对法律的一般规律及其特点的揭示和高度概括，一是对普遍原理、原则、方法、方案和模型指导法律实践。具体说来，法律理念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表征和指称功能，即法律理念具有对法律的表征和概念指称作用。法律并非向壁虚构的产品，而是社会客观需要的产物，但又不可能自动生产出来。社会对法律的客观需要不可能直接具象化为法律制度，必须通过法律理念的表征和指称功能的转化。“法律之理念，为指导法律的意欲，使制定理想的法律及圆满的运用法律之原理。”法律理念首先反映和揭示社会所需要的法律关系，然后通过法律概念的指称，再转化、整合为法律上关于各种权利义务的理性认知，从而为法律创制奠定基础和提供前提条件。 第二，中介和外化功能，即法律理念将立法动机具象化为法律创制工作，转换为法律规范。法律理念形成后，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认知形态上，必须外化才有意义。当社会生活对法律的客观需要转化为立法动机以后，就要将这种法律动机转换为现实的法律规范。立法者通常运用法律理念对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模式进行评判和优化 选择，使之客体化、定型化和制度化。可见，在法律创制过程中，法律理念构成了社会立法需求与法律制度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法律理念的外化使法律从思想上印证到现实中形成现实的法律法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法律理念，便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模式。如我国古代以“泛刑主义”为其理念，结果形成了“民刑不分”的法律模式。而英美法律理念与欧洲大陆法律理念的差异导致重判例的普通法系与重法典的民法法系并行不悖。不过，有必要强调的是，法律理念仅仅是社会客观的法律需要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连接点，并不是法律产生的最终根源。法律的最终源头始终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物质生活关系。 第三，科学的预测功能，法律理念可以对法律制定进行科学的预测和指导。法律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并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只有依靠法律理念对现行或潜在的法律进行预测、认知和把握，才能对法律是否适应社会实际进行正确估价，及时作出立、改、废的决策，从而使法律得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在论述立法问题时曾指出：“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这就是说，离开法律理念对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洞察和科学预测，就可能使得制定出来的法律偏离社会实际，甚至出现“恶法”，造成法律实施的障碍。 第四，导引功能，法律理念对法律的运作有巨大的导引作用。法律理念不仅为法律发展指明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而且为人类实现这些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设计具体方案、方式和方法。要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运用法律理念对具体法律行为进行分析、评判以及对法律规范适用进行认知和优选，而且需要依据法律理念把握立法精神和对法律成本收益进行效益判断，以确立最佳实施方案。如果执法者和司法者缺乏正确的法律理念，非常容易出现执法或司法偏差，甚至出现执法或司法专横，而守法者一旦缺乏法律理念的引导，就不可能自觉运用和遵守法律，永远只能作“法律的奴隶”。 第五，文明进化功能，法律理念是推动法律制度进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科学的法律理念有助于消除落后的法律文化，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扫除法律进化的各种观念性和制度性障碍，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法治环境，充分利用民主法制机制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发展，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总而言之，法律理念有助于人类认识隐藏在其所使用的法律工具背后的思想，正确地运用周延的态度来审察法律问题，避免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中作出流于偏执的、武断的结论。进一步说，只有确立现代的法律理念，才有可能洞察比感观世界更丰富、更深刻的法律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升现代法律价值，构筑现代法律精神，营造出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幸福、和谐的现代法治社会。 二、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演进历程与法律理念的嬗变 法律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整合过程，与其说是一个动态的时间性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处在不断地从一种法律文明状态向另一种法律文明状态升华的多维立体式时空模型。这种运动意味着传统的法律理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革命性转变。法律传统一般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自进入文明时代起在自己特有的经济土壤、政治氛围、文化模式等交互作用下孕育和生成的法律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法律理念的总称。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法律传统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呈现出连绵不断、一脉相承、难以割裂的特征。而法律的现代化则是指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要求的先进性法律制度与法律理念的总汇，蕴涵着世界文明大道上最基本的法律准则。美国哈佛大学葛兰特教授在1966年发表的《法的现代化》一文中，将现代法律概括为统一性、无等级性等11个特征。这是不少西方学者认同的划界标准，但在实践中，当代西方法律体系却朝着与上述许多特征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就为反对者提供了论据，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第三世界法律体系的发展，一些学者认识到“西方法律”并非法律现代化的最佳选择。所以，我们认为应对不同法律体系现代化进程展开全面的比较研究，然后再归纳出法律现代化最一般的特征。具体说来，法律现代化最主要的一些特征可以概括为：以普遍有效的法律作为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法律的全民性和普遍性特征相当明显；先进的法院及其他相关制度的成龙配套而形成综合的法治系统，开业律师界兴盛、发达；独立的法学家和法学研究共同体及其相关团体、协会、学术机构的发展壮大；各种法律制定和修改的技术、方式科学化；法律以维护市场经济和社会持续 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为己任，私法成为整个法律制度的基础，“权利本位”或“社会权利本位”在公法和私法中均占据主导地位；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是以维持一个封闭、僵化的社会为目的，而应致力于开放、公平、民主、自由、和谐的秩序的维护，等等。这些特征，大部分是指法律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状态，即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如果再进一步加以概括，法律现代化是现代社会的法律理念、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三者交互作用而构成的有机整体，是对各种法律文明的整合，是从一种文明向另一更高层次的现代文明进化的根本性转变。若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革命性变化，则无法形成立体层面的转变，那么，法律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至多只能出现“法律变革”或“法律更新”。因此，中国法律的现代化不是某一方面的单向演变，而是一场涉及与法律有关的各个领域的一场巨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并非肇始于市场经济的提出，因为中国法律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渐进的积累和部分质变的长期演进过程，经历了传统化至近代化以至准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性演变。之所以中国法律至今尚未实现现代化，除了政治、经济原因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可以归结到忽视了法律理念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法律传统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在“礼法并重”、“出礼入刑”、“义务本位”、“民刑不分与诸法合体”等法律理念的制约下，一直在自我封闭的价值体系中演绎，“泛刑主义”、“专制主义”和人治思想在法律中占据统治地位，法律发达程度低、法治环境欠缺。这种状况以战国李悝编纂《法经》为发端，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和发展，再到隋唐时期被《唐律疏义》进一步强化以及宋元明清各朝的沿袭、充实和巩固，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法律制度由于特定的法律理念的导引，“一直没有出现实质性变化”。日本法学家滋贺秀三不无感慨地指出：“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制度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由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的。”这在清末沈家本修律时也未能超越。沈家本在修律之初一直认为，刑法是中华法系的主体，修律最主要的工作则是引进西方刑法制度。虽然他后来发现西方法律制度的文明不只在于刑法，更重要的在于程序诉讼及私法中的民商律的完备，但沈家本未能把握好这一法律理念并向国人传播，应是他的修律以失败而告终的原因之一。沈家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引进创制的《大清新刑律》，被清朝保守派斥责为“不合吾国礼俗”而未能实施，两部诉讼律草案则根本未予公布。在程序法方面，清政府唯一正式公布并要求实施的则是具有近代诉讼法性质的法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它将审判、陪审、律师辨护与、控告申诉等一套西方诉讼制度融合到中国诉讼的传统制度之中，形成中西合壁的格局。然而，由于未注意法律理念的同步建构，这种中西合壁的格局实际上貌合神离，各地官府依然我行我素，并未遵照章程行事。从某种程度上讲，沈家本修律引发了中外法律文化的第一次大交流和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在这一次法律文化大交流中，虽然引进了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域外法律制度，但由于封建制度并未被推翻、传统的法律理念根深蒂固，引入的法律制度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态迥异的中国社会中即使艰难地生存下来，也变了形走了样，失去了“现代”的意义和特征。 当西方法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踏步地向现代化迈进时，中国法律却始终未能越过近代化的栅栏进入现代法治形态。这中间除了封闭的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外，根本原因盖在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土壤中的专制主义、等级观念、厌讼轻法、权力崇拜等传统根深蒂固。这种滞后的法律理念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步伐。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中国法律也本可以获得现代化的良好契机。但是因指导思想和政策的长期失误，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被根本否定，几乎完全套用了苏联僵化的、封闭的计划经济，因而使得中外法律文化第二次大交流主要移植了以苏维埃法律思想为代表的前苏联法律文化，结果法律被完全政治化了，加之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几乎将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积累的一些成果也否定掉了。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现代化的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外法律文化开始了第三次大交流，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律体系的雏形初步得以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办事”等原则逐渐深入人心，现代审判制度、辩护与制度日益完善 。不仅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的现代化迈步较大，而且法律理念的现代化建设也在同步进行。从总体上看，中国法律目前正在沿着现代型态或近似于现代形态的准现代化进程演变。 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内含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法律现代化的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变革工程，其中经济现代化又是起决定作用的——经济现代化必然要求同时实现政治现代化和法律现代化。而要加快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用最能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的市场经济模式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除了必须同时伴随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变革以外，还必须同时推进法律现代化建设。这是经过现达国家调节市场经济的立法与实践反复证明了的。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充分依靠现代法律的规范和保护。只有彻底改革沿袭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法律模式，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模式，使市场经济关系、运作程序和管理体制规范化、制度化，才能保证市场经济有效、有序地运行。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又反过来为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演进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发展动力。因此，全面、准确地把握市场经济发展与中国法律现代化建设的深刻、复杂的互动关系，历史地估价市场经济对中国法律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作用，适时地发挥法律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应有功能，科学地展现、确立中国法律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发展方略和逻辑架构，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而这一课题的解决，首先必须完成法律理念的变革，实现法律理念现代化。

现代文化理论论文篇（11）

对我们国家来说，从现在到2010年，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党和国家制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描绘了宏伟蓝图；《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我们实现教育现代化设计了远景目标；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为我们制定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行动纲领。在这样的背景下，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德育的发展，思考德育改革和德育现代化问题，认识它的意义，谋划它当前的改革，设想它未来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一、迎接未来要做的最好的准备

迎接未来世纪要做什么样的准备？科教兴国，教育为本。迎接未来不抓科技不行，抓科技不抓教育不行。抓好教育，要抓好科技教育，又要抓好思想道德教育，保证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邓小平早已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回顾历史与现实，展望未来的发展，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邓小平这一论断的深刻含义和深远意义。以往的国际竞争，主要是战争形式，强国以炮舰手段，掠夺弱国。未来世界范围内，仍有竞争，但主要是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市场就是“战场”，商品就是“武器”。要在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就要提高人的素质，生产出精良的“武器”。为此就要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就必须要依靠教育，依靠道德教育、依靠科技教育。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教育改革上。”[1]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作出论断：谁掌握了21世纪教育，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迎接未来要做的最好准备，就是抓好教育，包括科学技术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

对科技和教育（包括德育）作用要重新估计，不能静止地、停留在当前的视野内去认识，而应以发展的眼光，从未来的视角去认识。我们既要看到当前条件下科技和教育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更要看清它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与日俱增的发展趋势，既要看到当前，更要看到21世纪。21世纪，一个“全新文明”即知识社会的文明，或信息时代的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将或迟或早地展现在各国人民面前。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第二次浪潮体力型经济”将过渡到“第三次浪潮智力型经济”、“超级符号性经济”。“知识的作用、意义和本质发生根本变化”。知识（广义知识包括数据、信息、意象符号、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成为“经济的主要资源”，最重要的财富形式不再是“物”而是知识，高科技工业中机器和产品，其作用的有效性“以月或星期来计算”，“速度经济”将取代“规模经济”。知识信息的发展和分配，将成为人类主要的生产活动和权力活动。[2]“知识的重要性将随着时间的每十亿分之一秒的推移而增加”。[3]与此相关的，教育的价值日益重要。美国学者刘易斯在论到21世纪教育时指出：工业时代的推动力是能量（石油、煤、原子能），信息时代的推动力是信息；教育在工业时代是陪衬，在信息时代是基础。[4]但我们不能把教育仅仅理解为科学技术教育，还应包括思想道德教育。连托夫勒也认为，广义的知识包括“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金钱万能”，将被“知识就是力量”所代替，轻视知识作用，对财富的“物质至上主义”，“除了职业教育外，其他教育都是浪费”，“文科和生意成功毫不相干”等观点都是错误的[5]。21世纪的竞争，不仅表现在知识、智力方面，也表现在理想、道德方面。我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化”，尤须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因此，我们认为只重科学知识教育，轻视思想道德教育，只重视科学素质教育，忽视人文素质教育等，都是错误的。

重视德育已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趋势。1989年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就提出了“学会关心”，会议总报告的题目就是《学会关心：面向21世纪的教育》。面临当代经济和科技发展中带来的种种全球性问题，会议认为：教育的使命是要培养未来一代又一代新人，使他们关心这些全球性问题，具有面对这些问题的责任感、意志、信心、素质和能力，使他们从只关心自我的圈子里跳出来，“关心社会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利益”，“关心地球的生活条件”，“关心他人”，“关心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同行”，“关心其他物种”，“关心真理、知识和学习”，也“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健康”，“从为私人利益而学习转变到强调为公众利益学习”，因此决不能误以为到21世纪，只要科技教育，德育就不那么重要了；也不要误以为只有我们才重视德育。各国人民都“需要一个与21世纪相适应的教育哲学。这包括一个新知识观和学习观，一个与21世纪相适应的伦理规范和一个对待21世纪教育的地位和新的政治和经济道路”。[6]

二、当前的德育改革与德育现代化

社会是个系统整体，社会现代化是整体中各要素的全面进步。现代化包括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当然也包括德育现代化。德育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既要保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又是推动整个现代化的力量。德育的现代化，要求德育改革，德育现代化与德育改革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德育要现代化必须改革德育，改革就是按德育现代化的方向、要求去改革，改革就是为了德育现代化。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我们的德育（包括德育学科）发展也开始了新的历程。现在的德育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德育了，而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由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诸方面要素共同构成的社会环境中的德育。特别是现代社会中经济体制的转变、科技的迅猛发展、教育现代化的实施，决不能误以为可以淡化德育，恰恰相反，这一切赋予了德育以崭新的意义，并向德育改革、德育现代化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它必然要求德育思想的转变，必定引起德育地位、德育功能、德育价值的变化，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和课程、德育方法和形式，以至整个德育体制的改革也势在必行。这也是现代经济、现代科技发展对德育论研究提出的一系列新课题，而现代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发展，也为德育改革和德育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科学理论和现代技术基础。努力实现德育现代化，加紧德育理论现代化建设已成为时代赋予德育工作者的历史性任务。

从德育实践和德育理论自身发展说，也要求德育作进一步改革，并为德育改革、实现德育现代化提供现实基础。现有的德育，投入的人力、物力、时间很多，但未收到预想的效果。这里的原因很复杂，需要联系整体社会大系统及系统的各个要素加以分析，才可能有较清楚的认识。但就德育自身说，其原因也是很复杂的。在总体上说，现有德育模式不适应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这是根本性的矛盾。具体说，我认为原因表现在多方面，如：(1)德育观念不适应，突出表现为德育目标要求、德育内容等方面的观念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能适应当代青少年发展的要求。(2)德育实践没有以德育理论为指导，违反德育规律的现象到处可见。这里说的是“没有以德育理论”来指导，而不是说“没有德育理论”。平日经常有一种议论，说“德育理论脱离实际”或“德育理论滞后不能指导德育实践。”这类问题也确实存在，但是对已有理论没有运用的情况也是存在的。(3)德育理论和德育理论研究的科学水平不高，因而不能适应德育改革实现德育现代化的需要。前面提到的一系列课题，还是有待研究的问题，有许多问题，例如，适应时展要求的道德准则、市场伦理规范究竟有哪些？这类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相关学科的发展。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的时代特征是什么？现代化发展对一般社会成员思想道德素质要求如何转化为对青少年学生德育要求，如何使这些要求在受教育者身上得到实现等等，这些是需要社会学、伦理学、德育心理学、德育哲学、德育论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而从德育科学研究的现状看，现在主要是各学科独自作战，而德育现代化发展则迫切要求我们联合攻关、综合研究。

以上是对德育和德育研究现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作的一些分析，但并不否认我们在德育和德育研究中取得的成绩。我认为德育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已为进一步德育改革和实现德育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现实的基础。从新中国诞生到60年代中期德育取得了一定成绩和经验。10年，学校教育受到摧残，德育完全沦为“阶级斗争工具”。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学校德育走上正轨，德育理论研究逐步正常开展，德育实践中也出现了许多新鲜经验，形成了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思想、理论，为德育学科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是现代德育理论的源泉，应予高度重视。现对德育已有的成绩初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80年代初开始，高等师范院校在总结以往学校德育和高师教育学科教学的基础上，根据当时需要开设了“德育原理”课程。这对把“德育原理”作为独立学科建设说来是个重要开端，对推动德育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1983年开始编写、1985年正式出版了建国后第一本《德育原理》教材[7]，在八院校合作的“德育原理编写组”会议上，原教育部长董纯才提出编写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德育原理”。

(3)德育理论研究得到顺利的开展。“”以后，“六五”以来，中经“七五”、“八五”，德育研究项目一直被列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成为国家教育科学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方、学校的研究也有一定的计划。由于统一规划，使研究经费的投入有一定保证，研究力量得到有效的组织，陆续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为今后的德育学科建设提供了很重要的思想理论。

(4)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布设了德育原理硕士研究生授权点，经过十余年的研究生教学实践，培养了德育原理专业教学和科研人才，促进了德育研究和德育论学科建设的发展，在思想、理论、研究力量、人才培养等方面，为德育学科现代化建设作出一定贡献。

(5)编辑出版了一定数量的全国性、地方性的德育理论期刊和报纸，在传播德育理论、普及德育原理教育、交流德育信息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也是德育学科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资料。

(6)建立了德育原理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全国性的德育学术团体有：全国教育学研究会德育专业委员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全国中学德育研究会，全国小学德育研究会。地方上的学术团体更多，至1995年，全国80%的省市成立有德育研究会。在研究机构方面，1991年中央教科所成立了“德育研究中心”，至1995年，全国1/3的省教科所先后建立了德育研究室。

(7)在全国大、中、小学分别开设了政治课、德育课、思想政治课、思想品德课。经过多年教学改革和实验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和课堂教学模式。

(8)经过多年的理论探讨和“六五”、“七五”以及前较长时间的实验研究，研制出全国性的《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和《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试行）》，并分别于1993年、1995年正式公布实施。在“六五”、“七五”大纲研制期间，大大推动了有关学校的德育改革和德育研究工作，并形成了一支德育研究队伍。“大纲”的研究和贯彻实施，为各级学校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德育工作提供了依据。

(9)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和社会德育网络逐步形成，促进了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的发展。多年来，广大实际工作者创造了一系列新鲜的德育经验。例如：创建各种类型的德育基地；建立校外辅导员制度，扩大德育队伍；建立家长委员会，开办家长学校；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的各种组织，开展相关的教育活动；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开发德育环境课程；德育与心理教育、心理咨询结合等等。

(10)德育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宽。重视德育的调查研究、实验研究与中小学教育整体改革研究结合，出了一批研究成果。重视德育史的研究，出版了中国德育思想史、中国小学思想品德教育史等方面的著作。重视当代国外德育现状和德育理论研究，翻译编写出版了前苏联及西方国家一批德育著作和比较德育研究著作。由于开展了德育学和其它学术的交叉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学科交叉研究态势，如德育心理研究、德育哲学研究、德育评价研究、德育与文化的研究、德育艺术研究、德育工艺学研究、德育社会学研究等，并且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定数量的成果。

由于社会的发展，由于德育理论研究和德育实践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德育思想的重大转变，在一系列德育理论问题上均有所开拓、有所突破、有所进展。例如关于德育本质和德育过程方面的研究，德育的功能与价值的研究，在德育目标内容方面关于个性发展的研究，关于培养思想品德能力等问题的研究，在德育课程方面开始重视隐性课程和活动课程的研究，关于建立德育网络和德育管理的研究，以及德育评价问题的研究等等，都有显著进展。

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社会发展和德育自身发展都向我们表明：现在是需要，也有可能从“现代化”视角对其加以分析、研究了。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德育，当前应当对自己国家已有的经验、思想理论，作系统的调查、整理，对其进行哲学的思考，促使其进一步提升。对历史上的外国的德育，也要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对“德育现代化”的理解

上文已提出，当前德育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德育现代化，已有的德育思想、理论中有的就是现代化的德育思想、理论，要以“现代化”为参照来对已有的成果、经验作哲学思考等等。那么究竟怎样理解“德育现代化”的涵义呢？德育现代化是德育改革和德育发展所要达到的一种状态、一种目标，同时也是德育改革发展的一种过程、一种实践活动。作为所要达到的目标的实现，即是现代化运动结果，就是现代化了的德育即现代德育。

现代德育或德育现代化是适应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发展要求，在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现代德育是以现时代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为基础，以促进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现代化为中心，促进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德育。这里最核心的思想是“促进人的思想道德现代化”。这是现代德育区别于古代德育的根本标志。现代德育是从历史上德育发展来的，是历史与时代的共存体，德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其发展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连续体。但现代德育不是对历史上德育简单的承袭，而是在现代社会基础上发展的，带有时代特质的。现代德育与历史上的德育因有共同的属性而相联系，又以其根本不同的特质而相区别，这种特质就是“现代性”。简单地说，现代德育是具有“现代性”特质的德育。“现代性”是一种社会——文化结构，是现代人的社会属性和现代社会人的属性。“现代性”是对现代德育特质的高度概括，具有丰富的内涵。对德育“现代性”的理解，有以下几点：德育的“现代性”集中表现在德育目标，德育本体功能和德育的内在价值方面，成为现代德育区别于古代德育的根本标志；“现代性”作为德育的整体特质，还表现为现代德育所具有的其他许多特征，如全民性、发展性、科学性、民主性、世界性、革命性等方面；现代德育的这些属性是从总体上全面地反映了现代德育特质，而不是仅指德育的某一个部分或某一个方面的属性；所有这些属性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前的德育中，随着德育现代化的发展，这些属性愈益显著；德育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这些属性不断增长、发展，日益显著化的过程，现代德育是这些属性高度发展的结果。德育现代化是一个运动过程，现代德育是这些属性高度发展的结果。德育现代化是一个运动过程，又是运动的结果。作为运动过程说，现代性具有相对性，作为结果是达到一定规格标准的产物，具有绝对性。德育现代化是这种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现就现代德育各个属性，分别作简要说明。

全民性：德育对象不再限于学校学生，而扩展到每个社会成员，学习化社会每个人都接受不同形式与内容的教育，同时也相互教育。当前，作为社会成员，要接受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我们将逐步实现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目前已开始形成社区德育网络，全国形成大的德育网络。

发展性：德育由过去的限制性、规范性的德育转变为主体——发展性德育。主体——发展性德育是以培养现代道德主体，促使主体德性发展为中心。发展包括发展思想品德心理，道德能力，“自我教育力”等；[8]在德育活动中，确立教育者，受教育者主体地位，在教育者组织引导下，双方共同参与；主体——发展性作为根本指导原则，贯串德育过程的始终和过程。受教育者的理想、信念、价值观的确立，不再是建立在对年长一代教育者的信任上，而是以理性的思考为依据，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哲学、现代伦理学、现代德育心理学、德育社会学等学科，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德育规律，促使德育实施的科学化。

民主性：每个社会公民都有接受教育、参与教育的基本权利、义务、责任。在现代德育过程中，不应是“道德权威”或“教育者”居高临下的说教；在教育者组织、启发、引导下，教育者、受教育共同参与德育活动，在民主、平等、和谐的关系中，相互教育，教学相长，品德共进。

终身性：社会每个成员不仅仅是儿童、少年、青年时期接受教育，而是终身地受教育；随社会生活发展，每个人都要具有“自我教育力”，都要自主地学习，自我教育。

世界性：德育的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结构，也表现为德育是民族文化产物、具有民族精神，同时，现代德育是开放的德育，面向世界。既把优秀的民族的德育文化汇入世界现代化大潮，同时又在世界性现代化中得到更新和再生。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也就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革命性：现代社会中，德育不是保守的因素，现代社会的革命性，决定了现代德育的不断变革，德育的变革又推动着社会的前进。

上述各属性都是德育“现代性”表现，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前的德育改革，总的说，就是要向“现代性”的方向改，这也就是向德育现代化迈进。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德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又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因此，我们的德育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德育现代化。

四、对德育论学科建设的设想

为了说明对德育论学科建设的设想，先回顾一下该学科发展的状况。

近十几年来出版的德育论学科教材和编著，名称多为《德育原理》、《德育学》、《德育论》之类，或称《德育学教程》、《德育论教程》等。其内容大多是德育的应用性理论和方法，有少量的内容是关于德育哲学的。新中国成立前，1944年国内学者姜琦著《德育原理》，主要论述道德体系，道德实行的程度，道德的目的等。1948年吴俊升著《德育原理》，主要内容是德育的意义、构成、与智、体关系；品格的意义、结构、分类、价值与改变理论；道德论，包括道德哲学基础和社会基础；德育实施的方法、途径、学校教育的组织。1976年台湾龚宝善编著《德育原理》分两篇：上篇“学理之探讨”，从儒家三纲八目出发论述道德涵义，德育与哲学的关系，德育任务，实施途径等；下篇“德行的实践”，主要论述内修与善群，以求合乎“八目”。80年代中期台湾学者欧阳教出版了《德育原理》一书，该书对德育作了多学科的分析以建立德育原理的学术基础，试图将理论分析应用与实际评价兼顾，以建立适切可行的德育原理。由上述可见书名为《德育原理》的颇多，但人们对其内涵理解并不一致。建国后“德育原理”内容的主要部分是德育的应用理论和方法，对伦理、哲学虽涉及，但份量很少。新中国成立前以及70年代后台湾学者的德育原理编著，伦理或道德哲学的内容多，这与开设“德育原理”课程目的有关系。“大学教育系开设德育原理的目的有二，一是学生本身对道德的知与行的修习涵泳；二是学生日后有关德育课程或活动的教学与指导的专业训练”[9]，70年代前较偏向于前者，1970年后，偏向于第二种目的。

德育原理作为一门学科是怎样形成的，有三种看法：(1)从教育学中分化出来的；(2)从伦理原理、教育原理交集组合出来的；(3)是多种学科如教育学、品德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分化与综合的产物。笔者认为从现象看是从教育学“分解”或“细化”的结果。但若从深层的原因看，即从学科发展内在规律看，则是当代学科发生分化与综合的产物。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对认识研究方法是必要的。既然是多种学科分化综合的结果，在研究方法上，就不能单纯用演绎方法，即将教育学原理演绎为德育原理。演绎的方法与把德育论视为从教育学分化出来的观点相关。德育既是多种学科交叉整合而产生，因此宜用多学科整合方法加以研究；以学科基础理论为指导，用归纳方法对德育实践中的经验、事实进行理性思考，由经验升到理论。

当前为了建设好德育论学科，我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要区分伦理与德育，从而区分道德哲学与德育哲学，区分伦理学对象和德育学对象。伦理原理、道德哲学应是伦理学对象或道德哲学的对象；德育学的对象主要是道德教育问题。

第二，就德育学科内容说，缺乏结构性的状况要改变，从现在的内容范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层次，从发展看可能形成三个分支学科。三个层次或三个分支学科是：

德育哲学：是高层次的德育原理或“德育解析原理”，研究德育本质，社会、德育、人三者关系，德育的目的论、功能论、价值论（这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德育本质）；德育过程论，这是从动态方面在总体上研究德育的一个层面，包括过程的要素；德育论学科性质与方法论研究；德育学范畴研究；德育论学科发展的动力和机制的研究等。

德育原理：相对于德育哲学说，这是“德育应用原理”。主要研究德育目标，德育内容与课程、德育原理与方法论，德育体制。应用原理是对德育哲学理论选择、分解、综合的结果，是由抽象回到具体的结果，是在理性综合中把握现实，是联接理论与实践的中介。

德育工艺，这是在现代教育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育科学和工艺学的统一，在综合运用多种相关学科原理基础上，对德育流程中各可操作因素进行分析、选择、组合、控制，以便取得理想的效果。

第三，要重视对德育基本理论的研究。这并非否定应用研究的重要。有关“德育理论脱离实际”问题无形中成为理论研究的一种思想障碍。对此，前文有所涉及，但要消除这种障碍，一要对“理论”的应用价值抱有合理的期望，二要充分认识理论研究的作用、价值。所谓对“理论的应用价值抱合理的期望”，就是要根据德育哲学、德育原理、德育工艺三个层次理论的内容性质不同，在发挥三者对德育的指导作用方面，有合理的要求。德育工艺是研究德育操作体系的，对德育活动具有直接的具体操作指导功能，德育原理是实施德育的规范体系，是一种“思想上的规定”[10]，对德育活动具有思想准则上的指导功能，德育哲学是德育的形而上学，是超越感性的抽象理论，是“脱离”实际的根本性原理，具有理论上的或哲学层次上的指导功能。德育哲学本身不具有直接的操作指导功能，因此要求它如同德育工艺那样，直接具体地指导德育操作就是不合理的，如同要求德育工艺学作德育哲学层次指导一样，是不合理的。因此合理的期望，是依据不同层次的理论，充分发挥其各自的指导作用。

德育哲学既是“脱离”实际的，重视研究它有何意义呢？这里说的“脱离”是从科学的抽象意义上说的。一切科学来自实践，归根结底又服务于实践，指导实践，回归实践。但在人们对世界的科学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脱离”实际。如恩格斯所说：数学“正如同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11]列宁认为“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12]日常的观点认为这种抽象的理论脱离实际，没有价值，但如果我们经过理性的思考便能理解抽象理论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它不是直接、具体指导德育的实施、操作；但是它帮助人们形成一定的教育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根本上全面地指导着整个德育，包括对德育的方向目标价值观、德育过程的组织等作理论指导。

以上是我对德育现代化几个问题的认识，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希望。既然现代教育是“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13]那么它的任务必然是开拓性的，也是艰巨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必然要求教育，包括德育的现代化，也必然要求教育工作者，包括德育工作者的现代化，这样才能为培养新人而承担起促进德育现代化的重任。我们只有以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和努力的工作，来迎接21世纪的到来。

注释：

[1]袁运开：《“科学技术社会辞典”序》，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美］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著，陈峰译：《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4、19、20、31、44、74、38页。

[3]［美］阿尔温·托夫勒著，刘炳章等译：《力量转移》，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493页。

[4]［美］刘易斯著，施良方译：《21世纪的教育》，瞿葆奎主编：《国际教育展望》，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5]《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31、50页。

[6]以上引文均见“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的报告，王一兵译“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教育研究》1990年第7期。

[7]该教材由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南京师院即现南京师大等校协作组编写，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8]“自我教育力”不限自我教育能力，包括自我教育的愿望、需要、方法、习惯等——作者。

[9]［台湾］欧阳教：《德育原理》，文景出版社，1986，第34页。

[1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