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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媒技术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2-05-24 21:35:48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1)

一、媒介环境学的理论特征

传统的媒介研究包含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两大主流,经验学派是对媒介效果的研究,其研究忽略了媒介技术形式变革对社会的影响(沉默的螺旋,枪弹理论等);批判学派关注大众媒介的内容对社会的影响,其中更多的是媒介的所有权。其源头一部分是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是媒介中内容所导致的影响。批判学派不关注传播的效果影响,也忽略了媒介技术形式方面带来的社会影响。

媒介环境学一方面强调媒介和人的关系,媒介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强调媒介、技术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关注媒介的不同形式带来的影响,以新的观念看待媒介技术和社会相互共生关系。

二、媒介环境学视角下的媒介技术历史分期

媒介环境学学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媒介技术的变革是同步发展的,基于这样层面,把人类社会变革按照媒介技术的变革作如下历史分期:

(一)口语传播时代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依靠人体的发声,面部表情,肢体手势动作,简单物品摆放等完成的,传播在近距离实现,信息量少,零散无序。信息传播源是族里长者,是最重要的信息媒介。

(二)文字传播时代

文字的出现使信息传播由听觉符号转变为视觉符号,文字信息量大,精准,易储存,实现异地传播。文字作为媒介的传播,从时间悠久性、即时性和空间的广袤、无界限上实现对信息的传播。

(三) 印刷传播时代

印刷术给人们提供大批量复制信息的途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使信息传播进一步民主化。印刷术给大众传播信息的同时也给大众创造新行业和产业,国家的法律条文通过印刷媒介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

(四)电力传播时代

电报、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媒介技术相继问世。电子媒介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得到巨大改变,因为媒介传播给大众的信息种类繁多,信息量大、质量高。

(五)数字传播时代

新兴起的媒介有电脑、互联网、万维网、手机及不同的社交软件等。信息传播以数字信号形式进行传播,传播速度极快,且及时播报;存储空间大,可云同步,实现全球性传播。数字媒介较电力传播媒介不同的是,使用者可以控制信息流向,实现媒介和使用者的互动传播。

三、媒介环境学视角下的社会变革

“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如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新媒介的内容是旧媒介的延伸 。媒介社会与人类历史发展一样,从口语到文字的传播时代,社会背景不同,技术也不相同,文字出现使信息准确度得到提升,使口语传达过时,文字所表达的内容使言语思维得到再现,发生逆转后出现了印刷技术,印刷技术是被高度抽象化了的言语。而我们今天所处的媒介社会,互联网使人们认知能力得到提升,它使电视功能被弱化,而互联网传达的信息使电视内容得到再现。

媒介对社会的变革产生重要作用。媒介对我们产生影响并不限于内容,媒介技术形式本身一样带来了变革。一切的技术都是媒介,一切的媒介也都是我们自己感官的延伸。媒介与社会关系是非线性的,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是动态的,是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的转化,这个转化并不一定都是前进的,从口语时展到如今的新电子时代,历经了口语(感知的听觉)时代,进入印刷(感知的视觉)时代,逆转回归了电力媒介(听觉和视觉结合)时代。

而媒介环境学的基本洞见:“媒介即讯息”,并非字面的意思,媒介就是讯息,并非侧重内容,在媒介传播过程中,媒介本身的形式比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更为重要。每一个新媒介的内容往往与旧媒介相同,因此,要分辨不同的共同体,理解这些共同体的不同特征,则这些共同体赖以维系的媒介形式本身比他们所交流的具体内容更加重要。

四、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命题

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社会的主导传播媒介发生变化,符号系统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在生理―感知层面,把每种传播媒介当作感知环境,每时每刻都调动着自身感觉器官去感知周围环境。而每个人感知世界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受遗传获取的感觉器官情况,感官赋予每个人不同程度感知世界的能力。

在符号层面上,把每一种媒介看作一种符号环境,由一整套的独特的代码和句法有条不紊的构成符号环境。一方面,我们凭借感官来感知我们周围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又从媒介的符号世界内部去思考、感知物质世界。而语言的内部符号结构和逻辑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参数,在这个参数内我们重新构建周围世界的概念。

总体上看,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思维展开,是以下面的基本理论命题为前提的:

理论命题1:传播媒介不是“搬运工”。不单单只是把数据和信息从原来的地方完整的传输到新的地方,不是无价值标准的渠道。界定信息性质的是媒介的结构。

理论命题2:每种媒介具有不同程度偏向性。其中具体包括有时间偏向、空间偏向、形而上、认识论以及政治和社会偏向等。每种传播媒介均起源于非真空里,都必须以某种物质为载体。

理论命题3:传播技术对心理、感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影响,这些影响中包含正面和负面影响,而这些影响往往与媒介技术本身偏向有关,两者是相依相生的。

其理论命题是一个连续体,其两端是两种不同的解释视角,一端是软技术决定论,在媒介的一系列发展、传播和使用过程中,人是核心,人的主观能动性占据主导地位;相反另一端则归于硬技术决定论,推崇技术至上,技术是引起社会变革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媒介环境学的视角,应该在两端找到平衡,即媒介技术共生论,认为人的能动性在社会变革中虽占有一定的影响,但既不偏向与媒介技术,也不偏向人的能动性,人与技术或媒介相互作用相互共生,而引起的社会变革。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2)

一、传媒技术的再讨论

传播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于传媒技术的研究与讨论。在整个传播学的流派发展史上,可以窥见各家之言。芝加哥学派的杜威和帕克曾多次在著作中叹息以人际传播为主的传统社会逝去的无奈,他们认为,传媒技术未来的发展,尤其是交通技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也许是一个新的机会。①并且希望通过传媒技术的发展,能够让人们之间重新回到无障碍的交流,回到美国草根民主的时代。同时,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传播技术造成了大众文化对于精英文化的替代,使得精英文化逐渐边缘化。著名学者伊尼斯认为“一种新媒介的诞生,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对某种媒介的偏好,将使社会文明的整体进程发生改变。伊尼斯得出一个结论:一切的文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媒介的问题。可见,传媒技术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变迁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在传媒技术改变社会历史与文明的变迁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条自上而下的组织分化研究。分为两个层次:一、媒介技术与权力赋予的关系;这里的媒介技术是一种隐性的权力,从传媒技术的发展史来看,权力赋予经历了从传统媒介为少数人赋权到现代的新媒介技术有能力给多数人提供表达机会的过程,这一历程参杂着主动与被动,平等与共享的内涵。二、当技术不再是“特权”后,受众也由原来的“受传者”演变成一批参与式受众,甚至变为主动的提供者,这对于媒介技术的发展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认可。新媒体时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必然为了适应受众的口味,吸引受众的眼球,推出新的技术产品与服务。这个自上而下的从权力赋予到受众参与的过程,传媒技术自始至终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传媒技术的变革与发展培育了新的受众群体,同时也在驯化新的媒介权力组织。

二、媒介权力的分享与重新赋予

海德格尔曾说过:“关于技术工具的中性把握,恰好表明对技术本质的茫然无知。”②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以技术为基础的大众媒体在开拓人类生活空间,延伸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通过信息垄断霸占着另外一种权力资源,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往往需要通过媒介技术获取信息,对媒介及其技术的依赖导致了传媒权力赋予的延伸。

传统媒介是少数人的媒介,也只有少数人才拥有媒介赋予的权力。“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多次讲过,语言的形成、文字的问世和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信息传递的伟大革命,是人类文明的杠杆。”③继口头传播与文字传播后,印刷媒介的广泛传播,改变了人们对媒介的认识,使得传播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同时也要求对文字有基本的解码能力,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只能是部分人的媒介。广播电视的出现使人类进入到了大众传播时代,人们凭借自我的认知感知系统,分析影像与声音的符号信息表达,就能够理解并且传达正常的媒介信息,媒介的受众群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大多数人的媒介。但媒介的流向是自上而下的逐步释放的信息注释和灌输,每一种媒介的信息生产都有不同的传播者充当把关人的角色,受众是被动的接受信息,他们对于信息的筛选和规避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播的权力。这一时期的传媒技术所代表的权力在少数人的手里,媒介的信息传播是单向的、线性的传播流程。

互联网等新型媒介的出现,开创了平行的、相互交错的多融合状态下的信息应用局面,使得大多数人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信息传播成为人们平时生活中最普遍、最简单的沟通和交往的方式,比如微信、微博的运用,打破时空的限制,随时的传播和反馈信息。这种主动化的、以个人为主的媒介环境,使得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以不同的组织方式架构起来,每个个体都拥有了在传统媒介时代无法彰显的话语权力。媒介权力受传媒技术的影响分散开来,并不是简单的权力切割,而是形成了表达权力的“裂变”,一条信息的交流与互动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表达,比如转载和评论,有时候一条并无多大价值的信息或许会吸引大量网民的关注,进而形成大众的舆论场。

与权力赋予的分享性与裂变性相比,网络的公民权力表达同样也存在着趋同化,这也是传媒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后果之一。过多的网络表达释放在新媒体技术的领域中,会造成大量的网络信息资源的浪费,网民的评论造成网络虚拟舆论场的固定成见,很难接受异质的意见。这样的不健康的网络舆论状况,是传媒技术进步带来的不良影响,制约了公民的理性表达,相比较传统的媒介技术环境下的表达的数量有限,理性的成分较大,网络表达在没有边界的情况下多了一些辱骂、造谣等言语的侮辱,加剧了表达的非理性倾向。因此,在媒介技术依然会不断进步的时代,处理好传媒技术与公民表达之间的关系,建立良好的公民自由表达的行之有效的机制,才能让技术充分的服务于我们所要表达的时代。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3)

1新媒介语境下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索的必要性

艺术学理论课程作为高校美育与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构,在我国高校艺术教育当中承担了重要角色。当前我国高校的艺术学理论课程主要包含艺术学概论、艺术史、艺术批评等主干课程。与艺术实践类课程相比,这些理论类课程所具备的共同特性是:第一,艺术学理论抽象,趣味性低,学生接受度低,课堂互动性不足。第二,艺术理论类课程教学方式传统,教师较喜欢采用传统的讲授模式,教学手段较为陈旧,教学形式单一,教学内容枯燥,学生参与度低。当前时代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的媒介技术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使传统教学模式有了可资利用的新型媒介工具。在新媒介语境下如何更好地改进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教学模式将有可能对我国高校教学模式的创新性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2媒介技术的历史演进及新媒介技术介入高校艺术类理论教学的现状

2.1媒介技术的演进及当代语境下对新媒介技术内涵的阐释

媒介是传递与交流信息的手段与载体。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所使用的媒介突破了身体局限,人类进入体外媒介时代。纸的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古登堡印刷机术的出现使得人类社会进入机械复制时代,印刷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大量廉价的书籍、报纸、杂志出现,普通民众因此拥有了受教育的权利。电话、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出现是媒介技术史的一大革新,电子传播时代,人类信息传播获得了快速发展,人类可以自由获取信息资源。当前所处的社会已经被网络媒介技术、数字媒介技术、数字通讯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宽带局域网等媒介技术所包围。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新”其引申义为与旧相反的新出现的事物。质言之也即,“新”的内涵与外延是与“旧”相对而言的,对于任何一种媒介技术而言,“新”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语境而言的,与当时社会所使用的媒介技术只要是相对于旧有媒介技术的革新,那么这种媒介技术在其所处的语境下就可以被称为新媒介技术。置于当前的社会语境下,人们所述的新媒介技术特指那些通过互联网络、卫星与无线电通信,以及手机终端、电脑终端、数字电视、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为接受端口的,可以向广大受众提供信息传递交流的媒介技术形态。需要注意的是,新媒介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为当前社会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均带来了新的契机。特别是对于高校来说,新媒介技术对整个高校理念与教育教学方式的改革更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于高校艺术类教学而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为高校艺术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媒介逻辑,它推动着高校艺术教育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因此以对新媒介技术内涵的阐释为逻辑起点,通过全面分析当前社会语境下高校艺术类理论教学的现状以对之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策略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与价值的。

2.2当前社会语境下新媒介技术介入高校艺术类理论教学的现状

当前在高校艺术理论类课堂的教学当中,新媒介技术的运用现状表现为:新媒介技术成为高校艺术教学的重要资源,但是在艺术理论类课堂当中,新媒介技术的运用主要体现于多媒体教学当中。在艺术学概论、艺术史、艺术批评等主要的艺术学理论类课程教学当中,新媒介技术的运用主要表现在PPT的制作方面。以历史的眼光来进行审视,PPT运用于教学当中对于之前的传统的课堂教学是一种大的改进,可以使课程所涉及的一些著名艺术作品以图片或视频的形式得以呈现,同时也减少了高校教师制作文字文本的时间,提升了课堂教学效率,但是从更深层次进行考量,这种教学模式只是辅助高校教师完成了素材搜集、文本书写等任务,它无法将课堂所讲授的内容与新媒介技术做深层次的融合。在艺术理论的教育当中始终强调艺术审美价值对高校大学生的影响,仅是停留在一种浅层次的融合无法很好地实现理论育人,“艺术美,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艺术作为一种人类情感与意义领域的象征符号”[2]艺术审美价值涵养人的目的。因此如何将新媒介技术应用于高校艺术学理论的课堂教学当中对于高校艺术教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前新媒介技术运用于高校艺术理论类教育还呈现出下述特征:即最新的媒介技术在高校艺术理论类教育当中呈现出显著的滞后性。诸如VR技术、AR技术在我国科技文化产业领域已获得广泛的利用。在博物馆当中,人们可以很好地通过VR技术、AR技术进行具身性的场景体验。博物馆中不便于进行展示的艺术品可以通过这些先进的媒介技术呈现在广大受众面前,并为其带来身临其境的实景式体验,使得抽象、枯燥的历史文化知识可以生动、立体、多维地呈现给受众。这些博物馆因为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也使得其成为广大中小学生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重要基地,起到良好的媒介效果。但是,在高校艺术理论类教育当中更多地只是体现于其对网络媒介技术的运用,所谓的新媒介技术的运用其实主要停留于二十一世纪初所发展起来的多媒体技术。这种媒介技术,以历史的眼光来进行审视其为社会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来进行审视,这种单一性的媒介技术的运用是很难与学生的兴趣爱好产生共鸣的,是与当代学生的实际媒介使用水平不匹配的。以现代性的教育思维理念来进行审视,理论类教学虽然是对实践类教学的一种抽象形态,理论源于实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滞后于实践具有约定俗成性。以发展的眼光来进行审视,对于当前所产生的一些新型媒介技术,高校艺术理论类课程当中应该采用一种开放的理论胸襟来予以吸收,而不再是将新型媒介技术视作一种“技术”性的手段而放置于“艺术”理论之外。

3新媒介技术应用于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模式策略

(1)打破传统课程教学将媒介工具辅助工具的传统教学思维模式,让新媒介技术真正走入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的课堂。在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的教学当中,教师需明确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教学并非是单纯通过借助新型电子设备以快速有效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理论课业成绩为主要教学目标的观念,艺术学理论课程也并非是将理论类课程与新媒介技术的浅层次堆叠。触摸媒体、桌面视窗、智能媒体在课程当中的简单应用,将教学内容以音频、视频、文本、图像的形式加以展现并不能改变传统的“教师传授”“学生接受”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式,并没有因之真正触发学生利用各种媒介真正地将枯燥、抽象的艺术理论课程予以具象化,这种教学思路模式是存在诸多问题的。要想改变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就要从思路上做彻底当前“云计算”“深度学习”“机器学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新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要在艺术学理论的课程教育内容当中与这些最新的媒介技术做深度结合,使学生变要我学,为我要学,鼓励他们运用新媒介技术通过短视频制作,在课堂上积极互动,革新与改变。新媒介技术的特色在于其互动性强。学生这一社会群体同时也是普通受众的一部分,普通受众无论是对于智能手机终端还是智能显示屏,以及互联网媒介技术,乐于接受,学生与新媒介平台有着高黏合度,在高校艺术理论类课堂中,教师发掘新媒介技术的交互性、可参与性是重要的。要积极利用新媒介技术所衍生的抖音、西瓜短视频、哔哩哔哩网站以及在学生群体当中广受欢迎的智能化媒介终端,将理论知识的传授与这些新媒介技术做深度结合,调动学生积极性参与课堂学习。(2)积极利用新媒介技术将抽象性强的艺术理论类课程变得具象化,提升学生课堂参与积极性。与实操性的实践类课程相比,艺术理论类课程以其高度的概括性与抽象性著称。自从艺术学从美学当中分离出来之初,就决定了其与美学之间存在天然联系性。如何将抽象的艺理学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形象的视频、图像、文本或者图形甚至是动画,对于艺术理论类课程的学习是重要的。比如在艺术史论课程的讲解当中,会涉及对具体作品的讲述,这就需要教师确立起新媒介教育的思维理念,将新媒介技术融入对作品的讲述当中,使得艺术史论当中所涉及的年代久远、历史悠久的作品生动起来。如大英博物馆曾使用3D媒介技术将中国的山水画《秋林读书图》打造成三维动画。在艺术史论的讲解当中不仅可以利用这些先进的媒介资源进行教授,也可以鼓励学生参与课程建设,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动手利用新媒介资源共同梳理史论知识。(3)结合门类艺术学科特征,利用新媒介技术促进艺术理论类课程的“个性化”,促进学生深度学习。艺术理论类课程是高校艺术类专业的必修课,在艺术学门类下又包含戏剧影视学、美术学、音乐舞蹈学、艺术学理论、设计学等一级学科,同时广播电视编导、数字传媒艺术等众多二级学科的存在使得这些不同专业的学生对艺术学理论的知识偏向与接受力是有差异的。艺术学理论类课程是艺术实践基础上的升华,对于不同艺术专业的学生而言要想学好该门课程,用他们熟悉的艺术语言来进行理论的讲解是达成其深度学习的有效路径。将智能写作机器人“快笔小新”、新闻机器人“张小明”“腾讯翻译君”“腾讯微信智聆”等新媒介技术融入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艺术理论类课程的讲授当中其效果必然好于枯燥的理论讲述,利用数据挖掘、算法对美术类专业的学生进行数据挖掘,勾勒其爱好图谱,将AR、VR、数字媒体技术运用到艺术理论所涉及艺术作品的图像转化与处理当中,将能“最大限度地唤起受众的情感共鸣”,[3]更好地培养起相关专业同学的理论思维与观察能力,以促进其深度学习。将新媒介技术应用于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当中,对我国高校艺术理论教学模式的创新性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参考文献】

[1]宋芳斌.李格尔与福西永的形式主义思想及其“视觉性”溯源[J].四川戏剧,2018(6):58-62.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4)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西方媒介生态理论与社会文化发展、生态危机与科技危机的反思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呈现着媒介发展的真实问题。

就社会起源而言,生态思维最早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本领而存在的。在早期的医疗仪式中,人们通过唱歌、念咒、跳舞来治病驱灾。他们认为疾病和灾祸是由于自然界失去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而导致的。从词源来看,eco-最初源于希腊语的oikos,指自然,也就是被爱德华?侯格兰(edward hoagland)称为“我们最野性的家园”的地方。波兹曼指出,生态(ecology)与环境变化的速率、范围和结构相关,它关注如何使思想和社会能够像森林生态系统一样获得平衡。来源于希腊词汇的“生态”并不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自然环境,其最初含义是“家园”和“家庭”(household)。①

现代生态问题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以及工厂系统的建立,人口大量从乡间涌向都市,人们全力以赴地促进生产以增加财富,同时也经历了环境危机。在人们越来越深重的忧虑中,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erns haeckel)在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一词,思考有机体如何保持形成数量和分配的复杂社会盟约。他将生态一词用于指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② 瑞典林奈学派的科学家还提出了“生物链”(chain of being)这一术语,指出“如果这条自然的链子的一个环节断裂,都将导致整体的混乱无序。”③ 19世纪后半期在英美兴起的自然史散文写作同样呈现出寻找已经失落的乡村野趣与温煦家园的主题,提供了一种生态性的视野。

20世纪初的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把生态学强有力地推向大众叙事。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此时已经衍化为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和环境污染,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以及社会和心理的失调。“两个半球的国家都卷进了一场任何和平条约都无法解决的世界性冲突”④ 中,人们不得不恢复对生命价值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以及对平衡和谐环境的关注,“生态”(eco-, ecological)因此成为时代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它跨越许多领域,涉及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和哲学范畴。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等种种声音表明,面对物种共同的日常话语,生态学已从叙述上升为倡导,其和谐与平衡的精神已移用于社会文化发展领域,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生态学的精神与想象很自然的移入对西方人的现代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技术领域,思考技术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内在问题,形成了媒介生态学的直接思想来源。西方世界从17、18世纪开始进入技术高速发展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不断扩大的工业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内容。人们因崇尚理性而崇尚科学技术,反过来又因崇尚科学技术而加固了理性统治人的机制,表面上看是人控制着技术,但实际上是技术更多地控制着人,使人丧失了内在的灵性,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工业制度的建立,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机器系统上,失去了生存的和谐。这时,西方人对技术的态度是矛盾的,在对技术产生某种认同的同时,也把技术看成是异己之物。在1811至1816年间,由英国人内德?勒德(ned ludd)发起的破坏机器运动,就是后一种态度的表现。那些被发动起来的工人有一个很直观的看法,认为机器应该为他们的失业和贫穷负责。⑤ 这看上去似乎幼稚、简单,而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感悟到了技术在充当创造财富的手段时剥夺人的存在的实质问题。这种对技术剥夺人的存在的感悟并非偶然,而有着某种历史传承性。它在苏格拉底那里曾经表现为对文字的抱怨,即文字削弱人的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⑥ 它也曾经表现为卢梭式的忧虑,认为科学技术产生闲逸,而闲逸又引起奢侈,并进而导致勇敢、尚武与德行的丧失。⑦ 工业革命后,随着电气、电报、电话、照相术、电影等的发明,技术日益发展为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改造与控制自然的操作体系,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正处于深刻的矛盾中,⑧ 人们在技术主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一路高歌,同时由于技术加倍地剥夺着人的存在,人对技术的理想化想象背后不免继续掺杂着恶魔化的忧虑。弗洛伊德所分析的一种表达很能说明这种精神状况:“假如那儿没有铁路,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家乡,我也就不会用电话来倾听他的声音;假如人们不知道用船可以穿越海洋,我的朋友就不会踏上他的航程,我也就不会等着电报来缓解对他的焦虑。”⑨ 这样的忧虑在20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散发着某种浪漫主义的气息,即试图拯救被工业文明所淹没的人的灵性,拯救人被技术理性思想浸渍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技术并不是中性的,并非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完全把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归因于人对技术的滥用或对技术目的的不当规定;真实的情形是,技术已构成它在其中发展并得以体制化的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已不可能完全区分开来。当时,一批技术哲学论者从人性角度审视技术,他们关心城市生活的和谐、荒野的保护和对生命有机体的感受,以生命的名义展开对技术的猛烈批评,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1934年出版的《技术与文明》,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把技术发展的历史还原到人类的早期生活,认为原始技术是生活指向的,而不是狭隘的劳动指向的,更不是生产指向的或权力指向的,工具与武器只是人的生命技术(bitechnics)??即人的生活的总体装备的特定组成部分。只是在大约五千年前,一种通过日常活动的系统组织来致力于权力与财富增加的单一技术(monotechnics)开始出现,直至发展为以机器为中心的单一技术,其主要标志就是一种复杂的、高度权力化的机器的建立。这种单一技术带来了新的生活模式,既把人从奴隶状态甚至劳动中解放出来,又使劳动进入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与生活的其他部分系统分离,成为单一的重复性劳动,进而形成与之相伴随的心理强制,使劳动者陷于恶魔式的无意识之中。在这里,芒福德向人们揭示出现代单一技术脱离生命技术后所构筑的复杂环境及其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认为人们要在危机四伏的技术文明中生存下去,必须回归生命技术,有意识地培养被单一技术压抑的有机环境和人性。虽然他没有具体论及媒介,但这种思维方式直接成了媒介生态理论的思想来源。⑩ 麦克卢汉后来从媒介演化的角度去概括人类的历史,提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公式,其背后所隐含的便是“有机化??机械化??重新有机化”的进化路径,亦即芒福德的“生命技术??单一技术??生命技术”的历史想象。

对“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具有直接启发意义的是芒福德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技术即容器”的观点,在他看来,与工具和武器不同,“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对于妇女而言,柔软的内在器官是她生命的中心,不管是幼儿还是成人,她的手和脚的运动能力都要比屈伸和拥抱的能力差。在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是一个拥有‘容器’工具的显赫时代:除了沟渠、村庄这些巨大的‘容器’以外,这个时代还有石器、陶器、花瓶、广口瓶、缸、蓄水池、箱柜、谷仓、壳仓、房子等等这样一些‘容器’。但是这一时代所具有的独特性和显著性却被现代那些过分强调机械意义上的科技进步的学者们忽视了。”在他那里,工具、武器和机器都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容器”则显示出女性文化符号的特征,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则是女性文化的代表。(11)

这一理论拓展了一种对技术、文化和城市的生态学视角,它能让我们联想到,文字也是一种“容器”技术,它不仅能够贮存信息还因为早期保留和记录谷物的功能,也能够贮存物质。其次它体现了整体系统论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技术合并论”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仅从内部的结构来给机器下定义,而是从它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出发来思考这一问题,开启了媒介环境的论题。

与芒福德关注技术本身形成互补的是,弥漫于欧洲思想界的关于技术的人文主义反思从不同方面揭示了面对技术异化所带来的文化个性和主体性的丧失,奠定了媒介生态的文化批判倾向。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36年发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文,认为复制技术一方面对原作的唯一性和笼罩于其上的“韵味”构成了挑战,使其获得新的意义并被一个更广泛的人群所拥有;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沉重的、压抑性的后果,它可以强化专制政权,并且由于复制技术的广泛传播,仿像经常既是革命性的,又容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扭曲。同年,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指出,随着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发展,在人的直觉的生活世界与由科学技术所建构的世界观之间出现了二元分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1944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启蒙在今天已成了技术的统治,而启蒙作为技术的统治,又加速了统治的技术的发展;各种文化形式由于有先进的技术为手段,能更好地操纵、控制群众的心理结构,而且由于技术理性的渗透,在大众文化中推行标准化、一律化,使大众丧失了批判现实的能力。到1964年,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进一步指出,在当代工业社会,人之所以成为单向度的人,其根源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的实现,在于现代技术已经取代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现在,技术理性已充满政治内容,技术的逻辑已成为统治的逻辑。在把技术当成新的统治或工具看待的过程中,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都认识到,技术以更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的思想,技术合理性成为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顺着这一思路,哈贝马斯撰写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收入1968年出版的《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揭示出科技作为新意识形态的三大特点,即更具操纵性、较少意识形态性和更具辩护性。这些思想与现实的人们对技术越来越成为异己力量的恐惧交相呼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西方人进一步怀疑科学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怀疑技术发展的混乱程度,甚至怀疑技术是物质富裕与进步的基础,以及人类理性取代宗教信仰的文明梦想,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对文明成果中存在的阴暗面的怀疑不仅存在于奥本海默等科学家中间,也引起了人文社科学者的共鸣。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分别在各自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年》中描写了充斥着庸俗文化、无规则游戏和工业技术的未来世界以及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法国生态学者埃吕尔(jacques ellul)在《技术社会》(1964)一书中的表达更悲观,认为技术作为一种自主性的力量,现在已经渗透到人类思维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人类已经失去了他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哲学家弗洛姆(e?fromm)进一步呼应芒福德的思想,在1968年出版《希望的革命:走向人道化的技术》一书中,试图使人们明白,在现时代,社会已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而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件。在他看来,现存的技术系统之所以具有一个非人道化的前景,并向一个没有人性的机械化新社会演进,是因为它为两个坏的原则所指导,即“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这两个原则否认了人文主义价值,使人更容易为官僚体制所管理。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大量流行技术中心论,认为技术不会产生什么特殊的伦理与政治问题,因为技术仅仅是实现价值的手段,而价值则另有其他的基础。在上述人文主义的反思中,技术中心论失去了合理性,转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技术不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它是负载价值的,因而具有其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12) 媒介生态理论正是顺着这一思路,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physical structures)和符号结构(symbolic structures)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的符号形态限定了该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码特征。

二、媒介生态理论的起点:媒介、文明与人的感知的平衡

当技术作为一种环境足以让人震撼与恐惧的时候,技术生态就成了现代人走出困境的合理想象。而对于媒介研究来说,媒介生态则代表一种理论思维的转向,摆脱技术理性指导下的媒介功能、媒介影响力与媒介市场研究,顺着技术理性批判的思路,把和谐与平衡作为媒介环境研究的焦点。按照波兹曼的说法,“把‘媒介’放在‘生态’的前面,就是为了说明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媒介,还有媒介和人类之间的互动给予文化以特性的方式,也可以说帮助文化保持象征意义的平衡。如果把生态一词的古代和现代的含义结合起来,它说明了我们需要保持整个地球大家庭的井然有序。”(13)

“媒介生态”的概念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那里最早提出来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1967年,他在与人合著的《媒介即是讯息:效果一览》(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1967)一书中提出“媒介生态”(14) 的概念,以环境作为特定的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的生态式的影响。(15) 1977年,麦克卢汉指出所谓媒介生态“意味着让不同的媒介能够共存共生,而不是彼此消亡。”(16) 他偏爱感官平衡,认为一种文化需要限制某种单一媒介的使用,从而促进媒介生态的平衡。在《理解媒介》(1964年)一书中,他认为媒介能深入到人的潜意识,并且在不被察觉和反抗的情况下改变他们的感知的平衡。这在思想理路上讲,与芒福德对“单一技术”的批判和对“生命技术”的建构是一致的,而在理论上又直接吸收了英尼斯(harold innis)关于媒介时间和空间偏向的观点。英尼斯被麦克卢汉称为最早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造成影响的人。早期作为经济学家,他曾经关注过纸浆和造纸工业的经济学问题,印刷技术的优势才使得现代出版业对纸张的无限吞噬成为可能。英尼斯看到的是,自己家乡的森林被转化为纽约地铁上的瞬间阅读。和19世纪的梭罗相似,他回想起自己成长的那个小镇,那里的交流除了个人之外,有一种沉思冥想的从容氛围,他很快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性的大众传媒根本不给现代人留出时间去思考。即时消息掠夺了人们回首历史的感悟,也掠夺了人们展望未来的力量。这就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偏向。技术本身促成了这种思维状态。”(17) 显然,他承续了芝加哥学派的问题,即虽然大众媒介使得公众得以产生,但它们又威胁着公共生活。与此同时,面对他所经历的战争的残酷,他感受到,所谓的西方文明就是咄咄逼人的扩张的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危机是与媒介的非人性化的发展相联系的,原因在于媒介在整个历史中塑造着社会,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研究媒介与文明的关系,更能使我们清楚地看清西方文明的偏向。于是,他通过《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两本著作,以西方文明史为背景,探讨了传播媒介内在的时空偏向对于文化的影响,将现代西方史的特征概括为一个建立在印刷基础上的传播偏向和知识垄断的历史。根据尼斯特洛姆的总结,“媒介偏向”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假设:(18)

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symbolic forms)编译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识(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onal)偏向。

由于不同的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s)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获得性(accessibility),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参与条件,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组织时间和空间上方式不同,所以它们具有不同哲学思辨上的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和符号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或知识、感性、时间、空间、政治、社会、哲学思辨和内容偏向上的种种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认知论(epistemology)的偏向。

这种媒介偏向理论的背后所隐含的是对西方文化发展偏向的关注,即随着口语和手稿传统的消逝,人们不再关心社区、伦理、形而上学,而且这些观念都被维持空间偏向的印刷和电子传媒所取代。英尼斯除了延伸技术生态思维之外,还扩展了文化生态思维,他对传播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三个观察的指向。第一,媒介的物质形式(例如轻质及可携带的纸张)和符号形式(例如演讲,象形文字)从不同的方面聚焦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第二,传播媒介通过影响人类交往的范围和比例而改变文化概念呈现的真实和社会政治的形式。第三,不同的媒介提供了不同的文化思想体系和认知偏向。(19) 这种从媒介角度呈现的文化生态思维承认社会中还存在着以媒介为代表的技术力量、文化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等多种力量,它们共同构成了传播领域的生物多样性;这些多样性的结构构成复杂的人际互动传播系统,其内在的符号结构能够并确实从总体上定义或决定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产生,还有该环境中人们的行为。这种文化生态思维的价值便是在互动中追求共栖(symbiosis)的整体观念,以达到平衡协调的生存目标。

作为媒介偏向理论的逻辑延伸,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媒介传情达意的特定方式,能改变人的感官生活??能改变人的所见、所听、所触、所尝和所嗅,因而能改变人的所知。他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之所以具有媒介生态的意义,原因在于他所指的媒介包括任何可以传情达意的器物,每一种媒介都是人体的延伸,每一延伸都会使人的五种感官的均衡状态产生变动,结果产生一个新的环境。这就发挥了英尼斯关于时空偏向性的思想,不同之处在于他进而把焦点从人体外在的时空转向了人的感官知觉。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加拿大多伦多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又被看作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物,沿着这一学派的足迹走下来的学者包括艾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埃德蒙德?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以及作为第三代旗手的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等人。而媒介生态研究的另一学派??纽约学派并不像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而指的是纽约这个城市中的媒介生态学者群体。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看作是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纽约大学的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和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l. nystrom)、哥伦比亚大学的路易斯?福斯戴尔(louis 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约翰?库克(john culkin)、皇后学院的佳理?甘蓬特(gary gumpert)、查理斯?魏恩加德纳(charles weingartner)和曼哈顿的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等。他们虽然学术观点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点,即关注媒介对人类的影响,认为媒介的影响超乎常人的意识和想象。

三、媒介生态学的建构: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纽约学派的波兹曼是媒介生态学真正的开山之父。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遇到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麦克卢汉。他从“媒介即讯息”发展出“媒介即隐喻”的论题,认为媒介用隐蔽而强大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媒介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1968年波兹曼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年会的演讲中首次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其涵义在于,媒介生态学将传播媒介本身视为一种环境结构,即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组建的符号环境。人们掌握媒介之时,也就意味着适应了媒介本身这一符号环境。从微观层面理解,当我们“使用”媒介,从媒介的内在符号世界中思考、感知、谈论或表现身边世界时,我们就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相反,我们处于传播媒介符号结构之中。所谓符号环境,其本质特征在于两种以上或多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的并存,即多媒介的符号环境。我们在这个层面所关注的是,媒介共存的动态影响以及它们的互动如何产生或组成一种合成的符号环境。

后来,他再次使用生物学的比喻,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采用“媒介生态”一词来命名这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从你首次知晓皮氏培养皿(petri dish)时起,你会记得‘被定义为文化繁衍的物质’的某种媒介”(a medium was defined as a substance within which a culture grows)。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来替换“物质”(substance),那么这个定义便成为媒介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技术是文化繁衍的媒介;也就是说,它赋予文化、政治、社会组织和思维方式以形式。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再援引另一个生物学上的比喻,生态学。”(20)

至此,技术、媒介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清楚地界定。波兹曼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生存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里,有山川树木的自然环境和由语言、技术和其他符号组成的媒介环境,后者塑造了人本身。

波斯曼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1971年在纽约大学首创“媒介生态学”专业和博士点,成为该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从消极的意义上继承了“媒介决定论”,对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向悲观的方向偏离,成为“媒介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几本著作对电视等大众传媒提出严厉的控诉,要者有:《技术垄断》(1978)、《童年的消逝》(1982)、《娱乐至死》(1985)。

这时的媒介生态学基于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人类的经验由使机体可触的生物结构和技术,以及代表着经验的符号系统共同塑造。第二,无论生物结构、工业技术还是符号系统都不是信息世界的中立传播者,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权力,以限制和组织人们的所感、所言和所思。第三,由于人类的文化世界不是知觉、概念、实践和制度的简单集合体,而是一个依赖于传播并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复杂系统,传播的变化将导致整个文化生态的改变。(21)

这种对技术和媒介的强调,使麦克卢汉以来的媒介生态学者或多或少地带有了技术宿命的倾向。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中指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忽视控制和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断言媒介的技术特征决定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避而不谈社会意图问题。然而这种倾向在媒介生态的另一个主题“语言与文化”的探讨中,却几乎是作为原点被提出的。

面对媒介和技术带来的困惑,多伦多学派的古典媒介生态学家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等一批学者选择了语言这一特殊的媒介,追寻它在前技术世界的表现方式及其在社会沟通与认知效果方面所发挥的交流作用。俩人于同年发表的著述《柏拉图导言》(preface to plato, 1963)和《书写的成果》(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1963),不约而同地将书写对人类认知发展的一种初步的、偶然的作用归结为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发明和传播,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字母书写对公元前5~4世纪的古代希腊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哈弗洛克通过荷马史诗和柏拉图哲学的比较视野,秉持这样的主张:字母书写对古代希腊启蒙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因而字母书写也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按此论见,古代希腊字母的发明使书写的广泛普及成为可能,因而也使得人类意识迅速地、永久性地出现了转型。他还认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书写一方面成为扩大哲学、科学反思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伊丽莎白.l.埃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因此重新评价了古登堡的印刷机在欧洲早期的传播与文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22)

古迪则在《蛮野心智的驯化》(1977)、《书面与口头的交界》(1987)和《书写传统的威力》(2002)中坚持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与现性是“字母书写”的“逻辑成果”。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术一直专注于传播模式与认知过程,这一问题的探讨本身也产生了共振。麦克卢汉同时代的学者瓦尔特?翁(walter ong)就公开认同哈弗洛克的论见。在1967年出版的《语词的出现:一些关于文化和宗教历史的绪论》和1982年出版的《口传与书写??语词的技术》中,他通过对荷马传统、中世纪僧侣教育、印刷史、电子传媒的性质的探索,认为基于口传(orality)的思维具有基于记忆的、移情作用的、参与共享的、情境化的、聚合的、保守的等特征;而基于书写的思维则恰恰相反,具有基于记录的、客观中立的、抽象的、分析的、创造性的等特征。(23)

80年代以后,罗伯特.k.洛根(robert k. logan)和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 besserat)在各自的著述《字母的效果:语音字母对于西方文明发展的影响》(1986)和《书写是如何产生的?》(1996)中延续了翁的研究路线。在翁看来,对语词的研究是人文研究最基本的方式,因为语词(word)使我们成其为人,语言(language)定义并区分了我们的种类。(24)

翁及其随后的媒介生态学者认为正在进行的技术化是人类历史上社会与心理转变的基本根源。从口语语词开始,书写的语词、印刷语词到电子记录和传送的语词,我们在转换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化和意识模式。(25) 他们集中在语言与文化层面的讨论,与芒福德、英尼斯等人偏重技术与文化层面的讨论互为补充,反映了西方媒介生态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人类传播和交流手段及其技术革新的共享经验做出的普遍回应。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口传?书写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视野也由“口传?书写”的二元对立走向了“口传?书写?电子传媒”的三维观照。受芒福德技术主义研究的影响,波尔特(jay david bolter)认为我们正处在印刷技术时代的晚期,印刷文本将被电子文本全面取代。(26) 佳理?甘蓬特(gary gumpert)进一步探讨了由电子媒介统治的社会。(27)

而此时的西方社会正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出,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28)“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29) 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30)

因此,1970年第一届地球日庆典就宣称:人类已进入“生态时代”(age of ecology),透露出现代人深切的希望“生态学”能够带来平衡有序的愿望。80年代,公共伦理的沦落也催生了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出现。这个概念从整体论、有机论出发,承认环境中每个因素的平等内在价值,但它并不是要把关注点从人类转向非人类,而是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31) 尽管如此,1989年《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刊登的却依然是“危机中的地球”。怀特(lynn white)60年代末就从宗教的视角指出了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在于基督教文明本身的发展。(32) 贝尔也提到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另外一个来源: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33)

这种批判和反省沉淀为此时媒介生态学者的内在意识。当1973年麦克卢汉的同事埃德蒙德?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直接用“哦!幻象给我多大的冲击力!”(oh, what a blow that phantom gave me! 1973)的惊叹来命名自己的学术著作时,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娱乐已经随着电视主导的图像形式支配了文化的走向。“原本我们所熟知的事物,变得陌生不寻常(de-familiarized the familiar)”,(34)“读图时代”使人类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把麦克卢汉等媒介生态学者的理论与欧文?戈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相综合。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1985)一书中,他认为电视重新界定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模糊了共同在场(co-presence)和距离的各种关系,可以破除那些公共人物和权威人物的神秘感,而且可以重新组织社会环境。电视媒介已经统一了以往具有性别差异和隔代差异的社会世界。女性和儿童都被电视赋予进入男性社会和成人世界的权利。这种思想和先前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影像:美国假事件的向导》(1962)一书共同影响了波兹曼对于美国当代电视传媒所主导的文化的批判。在《童年的消逝》(1982)里,他指出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使印刷时代的高品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威胁。而这正是《娱乐至死》(1985)的主题。《娱乐至死》的前言以奥威尔和赫胥黎40年代的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35) 与麦克卢汉的道德中立(moral neutrality)不同,芒福德、埃吕尔、波兹曼一脉的学者,极其关注媒介生态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并给予鲜明的价值判断。波兹曼认为,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但是,就像麦克卢汉早就坚信的一样,“技艺的目的也许不再使我们变化,而是在向持久目标前进时保持平稳的进程。即使在造成最大震荡的革新中也要保持最平稳的进程。”(36) 1988年,被誉为麦克卢汉的天鹅绝唱(swan song)的“媒介四定律”或“四效应”(tetrad)作为对这种平稳进程的规律探讨,随着《媒介法则:新科学》(mcluhan & mcluhan, 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1988)的出版再度引起关注。放大、过时、再现和逆转的过程不是单一发生作用,而是作为整体的发展规律涵盖任何一种媒介的生命发展周期。90年代以来的媒介生态研究似乎陷入了各分支领域的嘈杂纷争中。1995年,美国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 altheide)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an ecology of communication: cultural formats of control)一书中,运用符号交往理论,揭示了传统媒介环境中,信息技术、媒体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的互动关系,描述了专业传媒在国家体系中如何受到复杂的控制和操纵。他指出: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同时个人和组织也日益以符合技术和媒介范式的方式行事,转而影响着传播行为。(37) 次年,瑞杰斯?德布雷(regis debray)提出通讯的物质、文化和政治三层操作模式,再次重申不存在任何纯真的媒介,也不可能有毫无阻碍的传播。(38) 1997年,多伦多学派的第三代旗手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在《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和未来》中强调了人的主动性,认为人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一切媒介都是“补偿性媒介”,能补救过去媒介的不足,使媒介人性化。1999年,他又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进一步论道:“人是积极驾驭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39) 其“人性化趋势”的理论摒弃了麦克卢汉以来的技术宿命传统,承认信息技术会对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作用,但却不是唯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按照莱文森的思路,网络媒体的超时空特性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空观,虚拟社区中的人们可以在同一场景中非同步对话,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口语传统”。

作为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研究所”的所长,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无疑是多伦多学派的又一代表性人物。他继承了麦克卢汉媒介对个体心理影响的思想,指出:“由于我们自己都具有从以读写能力为基础的文艺复兴时代那里继承下来的自我形象,所以,我们未能认识到,从电话到虚拟现实的所有电子技术对我们身体的延伸,已远远超越了我们肌肤的限制。本体感觉的问题,也即是我们对我们身体轮廓的感受,不久将成为一个关键的心理问题,懂技术的新一代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40) 这样的致思取向将推进媒介作为心理环境的研究,反过来又促使我们在自我心理的关注中反思新媒介环境下的文化问题。

从2000年开始,西方媒介生态研究进入总结和反省时期。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兰斯?斯瑞特(lance strate)与林文刚(casey-man kong lum)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主编了一期有关“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的专辑,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到2006年,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又主编《从文化、技术与传播看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一书,围绕文化、技术和传播的相互关系,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从20世纪开始西方媒介生态发展的不同方面,以及媒介生态学怎样与行为科学、文化和结构人类学、信息系统理论以及技术史等不同的学科相联系,从而更加明晰了媒介生态研究的方法论。

波兹曼在2000年题为《媒介生态理论的人文主义》(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的演讲中,不断追问,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理性思维的使用和发展?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民主进程?新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让我们更容易接近有意义的信息?新媒介在何种程度上增强或削减我们的道德感和善良的天性?如果说,在改善人与媒介的关系上,麦克卢汉偏爱媒介应该用于促进人的感官(sensorium)的平衡,而英尼斯则相信媒介能够促进人的时空概念平衡,(41) 波兹曼更多的道德关注反映在他探讨新媒介是否在社会共同体和个人之间保持平衡,而这种平衡对民主来说是必要的。他一方面从《圣经》摩西十诫的第二诫中获得启迪,指出“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这样的变迁是导致文化精神变迁的根本原因,并且是悲剧性的,一方面仍深信人性的稳定。

与此同时,学界对媒介生态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观点进一步给予批评和质疑。约翰?彼德斯(john durham peters)从技术中心主义出发质疑英尼斯、麦克卢汉、凯里(carey)一脉的学者对文明进程中的时空经验,称他们的视点局限在人类范围和经验范畴,以及历史中此处和此时(here-and-now)的时空观。除了增加传播分析的政治意图方面,他还强调关注机器和外星生命,以及计算机运算中十亿分之一秒和天文学的光年尺度所带来的全新时空经验,认为“我们世界的局限是我们的媒介和技术的局限。”(42)

尽管学术创新的力度已大不如从前,但还是有人尝试独辟蹊径的研究。美国学者波尔?格罗斯威勒(paul grosswiler)通过考察道教和其他东方思想与媒介生态学的兼容性来关注北美媒介生态学传播理论的跨文化偏向。他在2004年发表的《媒介生态的“道”:一种跨文化传播理论》一文中指出,麦克卢汉及其他媒介生态学者把平衡作为媒介环境研究的重要观点,而这也是道教的核心原则。媒介生态学中关于媒介作为环境的观点认为,所有的传播系统都在寻求平衡,而不是把技术和文化变革看成是附加的,媒介环境对人的调整,是在试图重建平衡与和谐,在他看来,这与“道”的主题相一致。(43)

总的来看,不同学者对媒介生态主题的探讨,让我们隐约窥见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理论的变迁也受制于人类社会的变迁以及人类对自身环境的认知能力的变迁。也许正如凯瑟琳(catherine forst)所说,牢记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真正价值在于帮助我们“对事物始终保持着批判性的观察”。(44)

我们对西方媒介生态学源与流的梳理,并不是要用一种地域性或沿袭性来代替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媒介生态学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的、各学派间具有沿袭关系的网络。因为如果没有全景意义的关照,媒介生态学便无法自省,无以更新。

四、媒介生态学的理论价值与问题

西方媒介生态理论至少具备了两方面的理论贡献。首先,它不是一种单一的视角,而是对人类、媒介和社会进行系统观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它在思维方式上主张从分析思维转向整体思维,从功利性思维转向互利性思维。西方媒介生态学看到了理性的谬误,主张用整体思维取代分析主义的思维方式。麦克卢汉认为今日的社会好像一个只知道使用后望镜的汽车司机,他既不向前看,也不向两旁看,只是从后望镜回顾已经走过的道路而已。虽然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西方媒介生态学者自己也并非是向前的,不过他们挣扎着摆脱线状方式,进行全景性的关照,体现了走向多感官的努力。

传统的功利性思维模式,以追求利益为最高目标,存在着深层次的价值缺损,即“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同时,西方媒介生态学又看到了传统的功利性思维模式的价值缺损,认为这种缺损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因此,它提倡互利思维方式。这不是简单地探讨媒介在施教、改变态度及意见以及销售商品等方面的作用,而是研究媒介对社会、文化影响的长期效果,在社会生态体系的框架下,以各种力量的共栖,达到各种力量的互利。

其次,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开辟了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媒介的视野。媒介生态在这里就不仅仅是一种隐喻,而成为一种具体可行的动态研究。它在宏观上表现为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和媒介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微观上表现为媒介环境中的媒介变迁、转化和传播规律,探索它们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媒介生态学借助于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传播学理论研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成为具有生态意义的社会文化研究,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于自己以及生存环境的理解。

然而这些贡献却并不能掩盖西方媒介生态学的理论和现实困境。从理论内部观察,西方媒介生态所倡导的协调、平衡的观念是作为一种最高前提存在的。在作为其理论源头的古希腊传统中,有机和谐的自然观也是一种生存智慧。然而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根源却在于孕育了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文明本身。《圣经》“创世纪”篇描述了上帝把统治控制自然的权力交给了亚当(人类的代表)之后,人与自然就确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万物有灵论的中断使人成为唯一的言说主体,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按照神学目的论重新设置,自然在人的话语霸权下沉默并沉沦下去了。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从创世走向末世的直线模式,逐渐取代了古希腊崇尚和谐统一的自然观,直接影响了人类对待自然和社会的态度。尽管基督教是流派众多的宗教,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思想根源不可避免的矛盾,导致了媒介生态理论阐释的悖论。如何同时消解和认同人的自我中心?为什么财富的增加不能增进社会的协调?技术论和生态论如何统一?

事实上,西方媒介生态学者未曾建立一套坚实的理论体系。他们对现实问题拼盘式的表现,所得到的一些具有醒世恒言意味的结论,部分来自于他们对于术语表达的偏爱。因此,即使他们勉强搭建了理论框架,理论也显得过于简单化,集中于宏观层面,细节不够。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偏重于科技生态的呈现,作为核心话语的补充的文化生态和生态伦理缺乏系统的论述,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需要进一步领悟的内涵。丹尼尔?贝尔把现代社会看作由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与文化三个特殊领域组成,“每个领域都服从不同的轴心原则。它们之间并不相互一致,变化节奏亦不相同。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并依此形成大相径庭的方式。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45) 因此,生态问题应该至少包括三个因素,即危及资源枯竭的技术、经济方向;文化伦理牵制下的有关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显然,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对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分析十分薄弱。

这种理论失衡的后果是理论诠释力的不足。在传播领域,全球媒体对本土文化的创新和重构也并不是出于对全人类精神家园的贡献,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有序运作,通过推行象征性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牟取利益。在这样的原则面前,社会环境的和谐与平衡近似于天方夜谭。如何在多种力量的角逐中建构媒介生态?对于这样的要害问题,媒介生态学却少有启发性的答案。另一方面,西方媒介生态理论植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世界的环境和文化,却以普遍主义的面目出现,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当这种模式化的思维用于分析发达社会之外,尤其像在中国这样一个深受生活传统和体制积弊影响的生态群落时,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西方主流社会理论话语的操持者能否放弃权力垄断寻求妥协?暂且对这个问题给予乐观的回答。但当他们把明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生态平衡建构方案无条件地加于这个仍然充满着阶级、种族、国家区分(歧视)的世界时,面对被漠视、被损害的人群,理论原初的志向和诠释力就变得十分苍白,更无力问答这样的追问:世界范围的媒介生态理论应该向何处发展?能否在未来的发展中对不同利益群体的环境关怀进行综合,从而导向一种真正的全球性媒介生态实践?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形成了三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媒介生态学承认传播和文化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其次,媒介生态学承认媒介和文化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承认要理解这种共生关系将会是艰难的努力。事实上,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复杂且常常不可预知。第三,根植于媒介生态学中的还是人文主义的研究议程和教学法。媒介生态学者期望用自己的知识结构帮助文化或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这些都可能是应对媒介化社会危机的一种思想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媒介生态学者以他们对宇宙秩序和人类生存的根本信仰和意念为基础介入当代冲突,这个基础给予他们特殊的力量和对一个和谐未来的快乐憧憬。也许他们在面对现实的问难时,理论和实践的距离使他们难免痛心、尴尬和沮丧,如波兹曼曾经感叹的,“眼前的困难简直无法逾越……也许根本不存在解决的方法。”(46) 但他们并未放弃,除了把希望寄托于学校和教育,还深信“如果不能提出防止灾难发生的方法,那么也许可以退而求其次,试图理解灾难为什么会发生,那也是有用的。”(47) 这种略带悲观的淡淡忧伤,笼罩了整个西方媒介生态理论。这里的理论坚守不仅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意义,还有对“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的可贵执著。

注释:

①postman, neil. ( 1979) . 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y new york, ny: delta. pp. 17-18.

②postman, neil. ( 2000) . 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p. 2.

③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载《海南社会科学》2002年9月第3期。

④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1912-1989):《八月炮火》。转引自〔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莫里著,展江译:《美国新闻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251页。

⑤〔英〕尼丹?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05~206页。

⑥参见〔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32页。

⑦〔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9~10页。

⑧〔英〕艾伦?科特雷尔著:《环境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13页。

⑨转引自〔英〕尼丹?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207~208页。

⑩尼斯特洛姆在197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集成典范的规划化》(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中将芒福德1934年的《科技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

(11)mumford, l.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t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1961, p. 16.

(12)参见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7页。

(13)postman, neil. ( 2000) . the humanism of media eeology.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p. 2.

(14)lum, casey m. k. ( 2000a) . introduction: intellectual roots of media ecology.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1) , p. 1-7.

(15)marshall mcluhan and quentin fiore,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co-ordinated by jerome agel, bantam books/random house. 1967, p. 26.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5)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西方媒介生态理论与社会文化发展、生态危机与科技危机的反思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呈现着媒介发展的真实问题。

就社会起源而言,生态思维最早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本领而存在的。在早期的医疗仪式中,人们通过唱歌、念咒、跳舞来治病驱灾。他们认为疾病和灾祸是由于自然界失去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而导致的。从词源来看,eco-最初源于希腊语的oikos,指自然,也就是被爱德华?侯格兰(edward hoagland)称为“我们最野性的家园”的地方。波兹曼指出,生态(ecology)与环境变化的速率、范围和结构相关,它关注如何使思想和社会能够像森林生态系统一样获得平衡。来源于希腊词汇的“生态”并不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自然环境,其最初含义是“家园”和“家庭”(household)。①

现代生态问题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以及工厂系统的建立,人口大量从乡间涌向都市,人们全力以赴地促进生产以增加财富,同时也经历了环境危机。在人们越来越深重的忧虑中,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erns haeckel)在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一词,思考有机体如何保持形成数量和分配的复杂社会盟约。他将生态一词用于指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② 瑞典林奈学派的科学家还提出了“生物链”(chain of being)这一术语,指出“如果这条自然的链子的一个环节断裂,都将导致整体的混乱无序。”③ 19世纪后半期在英美兴起的自然史散文写作同样呈现出寻找已经失落的乡村野趣与温煦家园的主题,提供了一种生态性的视野。

20世纪初的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把生态学强有力地推向大众叙事。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此时已经衍化为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和环境污染,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以及社会和心理的失调。“两个半球的国家都卷进了一场任何和平条约都无法解决的世界性冲突”④ 中,人们不得不恢复对生命价值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以及对平衡和谐环境的关注,“生态”(eco-, ecological)因此成为时代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它跨越许多领域,涉及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和哲学范畴。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等种种声音表明,面对物种共同的日常话语,生态学已从叙述上升为倡导,其和谐与平衡的精神已移用于社会文化发展领域,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生态学的精神与想象很自然的移入对西方人的现代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技术领域,思考技术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内在问题,形成了媒介生态学的直接思想来源。西方世界从17、18世纪开始进入技术高速发展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不断扩大的工业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内容。人们因崇尚理性而崇尚科学技术,反过来又因崇尚科学技术而加固了理性统治人的机制,表面上看是人控制着技术,但实际上是技术更多地控制着人,使人丧失了内在的灵性,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工业制度的建立,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机器系统上,失去了生存的和谐。这时,西方人对技术的态度是矛盾的,在对技术产生某种认同的同时,也把技术看成是异己之物。在1811至1816年间,由英国人内德?勒德(ned ludd)发起的破坏机器运动,就是后一种态度的表现。那些被发动起来的工人有一个很直观的看法,认为机器应该为他们的失业和贫穷负责。⑤ 这看上去似乎幼稚、简单,而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感悟到了技术在充当创造财富的手段时剥夺人的存在的实质问题。这种对技术剥夺人的存在的感悟并非偶然,而有着某种历史传承性。它在苏格拉底那里曾经表现为对文字的抱怨,即文字削弱人的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⑥ 它也曾经表现为卢梭式的忧虑,认为科学技术产生闲逸,而闲逸又引起奢侈,并进而导致勇敢、尚武与德行的丧失。⑦ 工业革命后,随着电气、电报、电话、照相术、电影等的发明,技术日益发展为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改造与控制自然的操作体系,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正处于深刻的矛盾中,⑧ 人们在技术主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一路高歌,同时由于技术加倍地剥夺着人的存在,人对技术的理想化想象背后不免继续掺杂着恶魔化的忧虑。弗洛伊德所分析的一种表达很能说明这种精神状况:“假如那儿没有铁路,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家乡,我也就不会用电话来倾听他的声音;假如人们不知道用船可以穿越海洋,我的朋友就不会踏上他的航程,我也就不会等着电报来缓解对他的焦虑。”⑨ 这样的忧虑在20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散发着某种浪漫主义的气息,即试图拯救被工业文明所淹没的人的灵性,拯救人被技术理性思想浸渍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技术并不是中性的,并非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完全把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归因于人对技术的滥用或对技术目的的不当规定;真实的情形是,技术已构成它在其中发展并得以体制化的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已不可能完全区分开来。当时,一批技术哲学论者从人性角度审视技术,他们关心城市生活的和谐、荒野的保护和对生命有机体的感受,以生命的名义展开对技术的猛烈批评,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1934年出版的《技术与文明》,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把技术发展的历史还原到人类的早期生活,认为原始技术是生活指向的,而不是狭隘的劳动指向的,更不是生产指向的或权力指向的,工具与武器只是人的生命技术(bitechnics)??即人的生活的总体装备的特定组成部分。只是在大约五千年前,一种通过日常活动的系统组织来致力于权力与财富增加的单一技术(monotechnics)开始出现,直至发展为以机器为中心的单一技术,其主要标志就是一种复杂的、高度权力化的机器的建立。这种单一技术带来了新的生活模式,既把人从奴隶状态甚至劳动中解放出来,又使劳动进入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与生活的其他部分系统分离,成为单一的重复性劳动,进而形成与之相伴随的心理强制,使劳动者陷于恶魔式的无意识之中。在这里,芒福德向人们揭示出现代单一技术脱离生命技术后所构筑的复杂环境及其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认为人们要在危机四伏的技术文明中生存下去,必须回归生命技术,有意识地培养被单一技术压抑的有机环境和人性。虽然他没有具体论及媒介,但这种思维方式直接成了媒介生态理论的思想来源。⑩ 麦克卢汉后来从媒介演化的角度去概括人类的历史,提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公式,其背后所隐含的便是“有机化??机械化??重新有机化”的进化路径,亦即芒福德的“生命技术??单一技术??生命技术”的历史想象。

对“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具有直接启发意义的是芒福德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技术即容器”的观点,在他看来,与工具和武器不同,“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对于妇女而言,柔软的内在器官是她生命的中心,不管是幼儿还是成人,她的手和脚的运动能力都要比屈伸和拥抱的能力差。在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是一个拥有‘容器’工具的显赫时代:除了沟渠、村庄这些巨大的‘容器’以外,这个时代还有石器、陶器、花瓶、广口瓶、缸、蓄水池、箱柜、谷仓、壳仓、房子等等这样一些‘容器’。但是这一时代所具有的独特性和显著性却被现代那些过分强调机械意义上的科技进步的学者们忽视了。”在他那里,工具、武器和机器都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容器”则显示出女性文化符号的特征,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则是女性文化的代表。(11)

这一理论拓展了一种对技术、文化和城市的生态学视角,它能让我们联想到,文字也是一种“容器”技术,它不仅能够贮存信息还因为早期保留和记录谷物的功能,也能够贮存物质。其次它体现了整体系统论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技术合并论”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仅从内部的结构来给机器下定义,而是从它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出发来思考这一问题,开启了媒介环境的论题。

与芒福德关注技术本身形成互补的是,弥漫于欧洲思想界的关于技术的人文主义反思从不同方面揭示了面对技术异化所带来的文化个性和主体性的丧失,奠定了媒介生态的文化批判倾向。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36年发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文,认为复制技术一方面对原作的唯一性和笼罩于其上的“韵味”构成了挑战,使其获得新的意义并被一个更广泛的人群所拥有;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沉重的、压抑性的后果,它可以强化,并且由于复制技术的广泛传播,仿像经常既是革命性的,又容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扭曲。同年,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指出,随着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发展,在人的直觉的生活世界与由科学技术所建构的世界观之间出现了二元分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1944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启蒙在今天已成了技术的统治,而启蒙作为技术的统治,又加速了统治的技术的发展;各种文化形式由于有先进的技术为手段,能更好地操纵、控制群众的心理结构,而且由于技术理性的渗透,在大众文化中推行标准化、一律化,使大众丧失了批判现实的能力。到1964年,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进一步指出,在当代工业社会,人之所以成为单向度的人,其根源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的实现,在于现代技术已经取代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现在,技术理性已充满政治内容,技术的逻辑已成为统治的逻辑。在把技术当成新的统治或工具看待的过程中,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都认识到,技术以更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的思想,技术合理性成为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顺着这一思路,哈贝马斯撰写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收入1968年出版的《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揭示出科技作为新意识形态的三大特点,即更具操纵性、较少意识形态性和更具辩护性。这些思想与现实的人们对技术越来越成为异己力量的恐惧交相呼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西方人进一步怀疑科学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怀疑技术发展的混乱程度,甚至怀疑技术是物质富裕与进步的基础,以及人类理性取代的文明梦想,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对文明成果中存在的阴暗面的怀疑不仅存在于奥本海默等科学家中间,也引起了人文社科学者的共鸣。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分别在各自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年》中描写了充斥着庸俗文化、无规则游戏和工业技术的未来世界以及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法国生态学者埃吕尔(jacques ellul)在《技术社会》(1964)一书中的表达更悲观,认为技术作为一种自主性的力量,现在已经渗透到人类思维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人类已经失去了他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哲学家弗洛姆(e?fromm)进一步呼应芒福德的思想,在1968年出版《希望的革命:走向人道化的技术》一书中,试图使人们明白,在现时代,社会已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而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件。在他看来,现存的技术系统之所以具有一个非人道化的前景,并向一个没有人性的机械化新社会演进,是因为它为两个坏的原则所指导,即“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这两个原则否认了人文主义价值,使人更容易为官僚体制所管理。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大量流行技术中心论,认为技术不会产生什么特殊的伦理与政治问题,因为技术仅仅是实现价值的手段,而价值则另有其他的基础。在上述人文主义的反思中,技术中心论失去了合理性,转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技术不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它是负载价值的,因而具有其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12) 媒介生态理论正是顺着这一思路,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physical structures)和符号结构(symbolic structures)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的符号形态限定了该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码特征。

二、媒介生态理论的起点:媒介、文明与人的感知的平衡

当技术作为一种环境足以让人震撼与恐惧的时候,技术生态就成了现代人走出困境的合理想象。而对于媒介研究来说,媒介生态则代表一种理论思维的转向,摆脱技术理性指导下的媒介功能、媒介影响力与媒介市场研究,顺着技术理性批判的思路,把和谐与平衡作为媒介环境研究的焦点。按照波兹曼的说法,“把‘媒介’放在‘生态’的前面,就是为了说明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媒介,还有媒介和人类之间的互动给予文化以特性的方式,也可以说帮助文化保持象征意义的平衡。如果把生态一词的古代和现代的含义结合起来,它说明了我们需要保持整个地球大家庭的井然有序。”(13)

“媒介生态”的概念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那里最早提出来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1967年,他在与人合著的《媒介即是讯息:效果一览》(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1967)一书中提出“媒介生态”(14) 的概念,以环境作为特定的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的生态式的影响。(15) 1977年,麦克卢汉指出所谓媒介生态“意味着让不同的媒介能够共存共生,而不是彼此消亡。”(16) 他偏爱感官平衡,认为一种文化需要限制某种单一媒介的使用,从而促进媒介生态的平衡。在《理解媒介》(1964年)一书中,他认为媒介能深入到人的潜意识,并且在不被察觉和反抗的情况下改变他们的感知的平衡。这在思想理路上讲,与芒福德对“单一技术”的批判和对“生命技术”的建构是一致的,而在理论上又直接吸收了英尼斯(harold innis)关于媒介时间和空间偏向的观点。英尼斯被麦克卢汉称为最早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造成影响的人。早期作为经济学家,他曾经关注过纸浆和造纸工业的经济学问题,印刷技术的优势才使得现代出版业对纸张的无限吞噬成为可能。英尼斯看到的是,自己家乡的森林被转化为纽约地铁上的瞬间阅读。和19世纪的梭罗相似,他回想起自己成长的那个小镇,那里的交流除了个人之外,有一种沉思冥想的从容氛围,他很快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性的大众传媒根本不给现代人留出时间去思考。即时消息掠夺了人们回首历史的感悟,也掠夺了人们展望未来的力量。这就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偏向。技术本身促成了这种思维状态。”(17) 显然,他承续了芝加哥学派的问题,即虽然大众媒介使得公众得以产生,但它们又威胁着公共生活。与此同时,面对他所经历的战争的残酷,他感受到,所谓的西方文明就是咄咄逼人的扩张的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危机是与媒介的非人性化的发展相联系的,原因在于媒介在整个历史中塑造着社会,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研究媒介与文明的关系,更能使我们清楚地看清西方文明的偏向。于是,他通过《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两本著作,以西方文明史为背景,探讨了传播媒介内在的时空偏向对于文化的影响,将现代西方史的特征概括为一个建立在印刷基础上的传播偏向和知识垄断的历史。根据尼斯特洛姆的总结,“媒介偏向”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假设:(18)

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symbolic forms)编译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识(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onal)偏向。

由于不同的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s)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获得性(accessibility),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参与条件,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组织时间和空间上方式不同,所以它们具有不同哲学思辨上的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和符号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或知识、感性、时间、空间、政治、社会、哲学思辨和内容偏向上的种种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认知论(epistemology)的偏向。

这种媒介偏向理论的背后所隐含的是对西方文化发展偏向的关注,即随着口语和手稿传统的消逝,人们不再关心社区、伦理、形而上学,而且这些观念都被维持空间偏向的印刷和电子传媒所取代。英尼斯除了延伸技术生态思维之外,还扩展了文化生态思维,他对传播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三个观察的指向。第一,媒介的物质形式(例如轻质及可携带的纸张)和符号形式(例如演讲,象形文字)从不同的方面聚焦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第二,传播媒介通过影响人类交往的范围和比例而改变文化概念呈现的真实和社会政治的形式。第三,不同的媒介提供了不同的文化思想体系和认知偏向。(19) 这种从媒介角度呈现的文化生态思维承认社会中还存在着以媒介为代表的技术力量、文化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等多种力量,它们共同构成了传播领域的生物多样性;这些多样性的结构构成复杂的人际互动传播系统,其内在的符号结构能够并确实从总体上定义或决定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产生,还有该环境中人们的行为。这种文化生态思维的价值便是在互动中追求共栖(symbiosis)的整体观念,以达到平衡协调的生存目标。

作为媒介偏向理论的逻辑延伸,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媒介传情达意的特定方式,能改变人的感官生活??能改变人的所见、所听、所触、所尝和所嗅,因而能改变人的所知。他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之所以具有媒介生态的意义,原因在于他所指的媒介包括任何可以传情达意的器物,每一种媒介都是人体的延伸,每一延伸都会使人的五种感官的均衡状态产生变动,结果产生一个新的环境。这就发挥了英尼斯关于时空偏向性的思想,不同之处在于他进而把焦点从人体外在的时空转向了人的感官知觉。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加拿大多伦多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又被看作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物,沿着这一学派的足迹走下来的学者包括艾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埃德蒙德?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以及作为第三代旗手的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等人。而媒介生态研究的另一学派??纽约学派并不像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而指的是纽约这个城市中的媒介生态学者群体。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看作是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纽约大学的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和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l. nystrom)、哥伦比亚大学的路易斯?福斯戴尔(louis 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约翰?库克(john culkin)、皇后学院的佳理?甘蓬特(gary gumpert)、查理斯?魏恩加德纳(charles weingartner)和曼哈顿的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等。他们虽然学术观点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点,即关注媒介对人类的影响,认为媒介的影响超乎常人的意识和想象。

三、媒介生态学的建构: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纽约学派的波兹曼是媒介生态学真正的开山之父。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遇到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麦克卢汉。他从“媒介即讯息”发展出“媒介即隐喻”的论题,认为媒介用隐蔽而强大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媒介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1968年波兹曼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年会的演讲中首次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其涵义在于,媒介生态学将传播媒介本身视为一种环境结构,即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组建的符号环境。人们掌握媒介之时,也就意味着适应了媒介本身这一符号环境。从微观层面理解,当我们“使用”媒介,从媒介的内在符号世界中思考、感知、谈论或表现身边世界时,我们就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相反,我们处于传播媒介符号结构之中。所谓符号环境,其本质特征在于两种以上或多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的并存,即多媒介的符号环境。我们在这个层面所关注的是,媒介共存的动态影响以及它们的互动如何产生或组成一种合成的符号环境。

后来,他再次使用生物学的比喻,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采用“媒介生态”一词来命名这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从你首次知晓皮氏培养皿(petri dish)时起,你会记得‘被定义为文化繁衍的物质’的某种媒介”(a medium was defined as a substance within which a culture grows)。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来替换“物质”(substance),那么这个定义便成为媒介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技术是文化繁衍的媒介;也就是说,它赋予文化、政治、社会组织和思维方式以形式。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再援引另一个生物学上的比喻,生态学。”(20)

至此,技术、媒介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清楚地界定。波兹曼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生存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里,有山川树木的自然环境和由语言、技术和其他符号组成的媒介环境,后者塑造了人本身。

波斯曼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1971年在纽约大学首创“媒介生态学”专业和博士点,成为该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从消极的意义上继承了“媒介决定论”,对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向悲观的方向偏离,成为“媒介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几本著作对电视等大众传媒提出严厉的控诉,要者有:《技术垄断》(1978)、《童年的消逝》(1982)、《娱乐至死》(1985)。

这时的媒介生态学基于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人类的经验由使机体可触的生物结构和技术,以及代表着经验的符号系统共同塑造。第二,无论生物结构、工业技术还是符号系统都不是信息世界的中立传播者,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权力,以限制和组织人们的所感、所言和所思。第三,由于人类的文化世界不是知觉、概念、实践和制度的简单集合体,而是一个依赖于传播并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复杂系统,传播的变化将导致整个文化生态的改变。(21)

这种对技术和媒介的强调,使麦克卢汉以来的媒介生态学者或多或少地带有了技术宿命的倾向。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中指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忽视控制和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断言媒介的技术特征决定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避而不谈社会意图问题。然而这种倾向在媒介生态的另一个主题“语言与文化”的探讨中,却几乎是作为原点被提出的。

面对媒介和技术带来的困惑,多伦多学派的古典媒介生态学家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等一批学者选择了语言这一特殊的媒介,追寻它在前技术世界的表现方式及其在社会沟通与认知效果方面所发挥的交流作用。俩人于同年发表的著述《柏拉图导言》(preface to plato, 1963)和《书写的成果》(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1963),不约而同地将书写对人类认知发展的一种初步的、偶然的作用归结为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发明和传播,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字母书写对公元前5~4世纪的古代希腊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哈弗洛克通过荷马史诗和柏拉图哲学的比较视野,秉持这样的主张:字母书写对古代希腊启蒙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因而字母书写也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按此论见,古代希腊字母的发明使书写的广泛普及成为可能,因而也使得人类意识迅速地、永久性地出现了转型。他还认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书写一方面成为扩大哲学、科学反思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伊丽莎白.l.埃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因此重新评价了古登堡的印刷机在欧洲早期的传播与文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22)

古迪则在《蛮野心智的驯化》(1977)、《书面与口头的交界》(1987)和《书写传统的威力》(2002)中坚持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与现性是“字母书写”的“逻辑成果”。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术一直专注于传播模式与认知过程,这一问题的探讨本身也产生了共振。麦克卢汉同时代的学者瓦尔特?翁(walter ong)就公开认同哈弗洛克的论见。在1967年出版的《语词的出现:一些关于文化和宗教历史的绪论》和1982年出版的《口传与书写??语词的技术》中,他通过对荷马传统、中世纪僧侣教育、印刷史、电子传媒的性质的探索,认为基于口传(orality)的思维具有基于记忆的、移情作用的、参与共享的、情境化的、聚合的、保守的等特征;而基于书写的思维则恰恰相反,具有基于记录的、客观中立的、抽象的、分析的、创造性的等特征。(23)

80年代以后,罗伯特.k.洛根(robert k. logan)和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 besserat)在各自的著述《字母的效果:语音字母对于西方文明发展的影响》(1986)和《书写是如何产生的?》(1996)中延续了翁的研究路线。在翁看来,对语词的研究是人文研究最基本的方式,因为语词(word)使我们成其为人,语言(language)定义并区分了我们的种类。(24)

翁及其随后的媒介生态学者认为正在进行的技术化是人类历史上社会与心理转变的基本根源。从口语语词开始,书写的语词、印刷语词到电子记录和传送的语词,我们在转换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化和意识模式。(25) 他们集中在语言与文化层面的讨论,与芒福德、英尼斯等人偏重技术与文化层面的讨论互为补充,反映了西方媒介生态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人类传播和交流手段及其技术革新的共享经验做出的普遍回应。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口传?书写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视野也由“口传?书写”的二元对立走向了“口传?书写?电子传媒”的三维观照。受芒福德技术主义研究的影响,波尔特(jay david bolter)认为我们正处在印刷技术时代的晚期,印刷文本将被电子文本全面取代。(26) 佳理?甘蓬特(gary gumpert)进一步探讨了由电子媒介统治的社会。(27)

而此时的西方社会正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出,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28)“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方式。”(29) 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30)

因此,1970年第一届地球日庆典就宣称:人类已进入“生态时代”(age of ecology),透露出现代人深切的希望“生态学”能够带来平衡有序的愿望。80年代,公共伦理的沦落也催生了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出现。这个概念从整体论、有机论出发,承认环境中每个因素的平等内在价值,但它并不是要把关注点从人类转向非人类,而是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31) 尽管如此,1989年《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刊登的却依然是“危机中的地球”。怀特(lynn white)60年代末就从宗教的视角指出了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在于基督教文明本身的发展。(32) 贝尔也提到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另外一个来源: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33)

这种批判和反省沉淀为此时媒介生态学者的内在意识。当1973年麦克卢汉的同事埃德蒙德?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直接用“哦!幻象给我多大的冲击力!”(oh, what a blow that phantom gave me! 1973)的惊叹来命名自己的学术著作时,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娱乐已经随着电视主导的图像形式支配了文化的走向。“原本我们所熟知的事物,变得陌生不寻常(de-familiarized the familiar)”,(34)“读图时代”使人类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把麦克卢汉等媒介生态学者的理论与欧文?戈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相综合。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1985)一书中,他认为电视重新界定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模糊了共同在场(co-presence)和距离的各种关系,可以破除那些公共人物和权威人物的神秘感,而且可以重新组织社会环境。电视媒介已经统一了以往具有性别差异和隔代差异的社会世界。女性和儿童都被电视赋予进入男性社会和成人世界的权利。这种思想和先前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影像:美国假事件的向导》(1962)一书共同影响了波兹曼对于美国当代电视传媒所主导的文化的批判。在《童年的消逝》(1982)里,他指出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使印刷时代的高品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威胁。而这正是《娱乐至死》(1985)的主题。《娱乐至死》的前言以奥威尔和赫胥黎40年代的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35) 与麦克卢汉的道德中立(moral neutrality)不同,芒福德、埃吕尔、波兹曼一脉的学者,极其关注媒介生态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并给予鲜明的价值判断。波兹曼认为,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但是,就像麦克卢汉早就坚信的一样,“技艺的目的也许不再使我们变化,而是在向持久目标前进时保持平稳的进程。即使在造成最大震荡的革新中也要保持最平稳的进程。”(36) 1988年,被誉为麦克卢汉的天鹅绝唱(swan song)的“媒介四定律”或“四效应”(tetrad)作为对这种平稳进程的规律探讨,随着《媒介法则:新科学》(mcluhan & mcluhan, 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1988)的出版再度引起关注。放大、过时、再现和逆转的过程不是单一发生作用,而是作为整体的发展规律涵盖任何一种媒介的生命发展周期。90年代以来的媒介生态研究似乎陷入了各分支领域的嘈杂纷争中。1995年,美国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 altheide)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an ecology of communication: cultural formats of control)一书中,运用符号交往理论,揭示了传统媒介环境中,信息技术、媒体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的互动关系,描述了专业传媒在国家体系中如何受到复杂的控制和操纵。他指出: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同时个人和组织也日益以符合技术和媒介范式的方式行事,转而影响着传播行为。(37) 次年,瑞杰斯?德布雷(regis debray)提出通讯的物质、文化和政治三层操作模式,再次重申不存在任何纯真的媒介,也不可能有毫无阻碍的传播。(38) 1997年,多伦多学派的第三代旗手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在《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和未来》中强调了人的主动性,认为人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一切媒介都是“补偿性媒介”,能补救过去媒介的不足,使媒介人性化。1999年,他又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进一步论道:“人是积极驾驭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39) 其“人性化趋势”的理论摒弃了麦克卢汉以来的技术宿命传统,承认信息技术会对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作用,但却不是唯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按照莱文森的思路,网络媒体的超时空特性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空观,虚拟社区中的人们可以在同一场景中非同步对话,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口语传统”。

作为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研究所”的所长,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无疑是多伦多学派的又一代表性人物。他继承了麦克卢汉媒介对个体心理影响的思想,指出:“由于我们自己都具有从以读写能力为基础的文艺复兴时代那里继承下来的自我形象,所以,我们未能认识到,从电话到虚拟现实的所有电子技术对我们身体的延伸,已远远超越了我们肌肤的限制。本体感觉的问题,也即是我们对我们身体轮廓的感受,不久将成为一个关键的心理问题,懂技术的新一代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40) 这样的致思取向将推进媒介作为心理环境的研究,反过来又促使我们在自我心理的关注中反思新媒介环境下的文化问题。

从2000年开始,西方媒介生态研究进入总结和反省时期。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兰斯?斯瑞特(lance strate)与林文刚(casey-man kong lum)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主编了一期有关“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的专辑,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到2006年,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又主编《从文化、技术与传播看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一书,围绕文化、技术和传播的相互关系,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从20世纪开始西方媒介生态发展的不同方面,以及媒介生态学怎样与行为科学、文化和结构人类学、信息系统理论以及技术史等不同的学科相联系,从而更加明晰了媒介生态研究的方法论。

波兹曼在2000年题为《媒介生态理论的人文主义》(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的演讲中,不断追问,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理性思维的使用和发展?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民主进程?新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让我们更容易接近有意义的信息?新媒介在何种程度上增强或削减我们的道德感和善良的天性?如果说,在改善人与媒介的关系上,麦克卢汉偏爱媒介应该用于促进人的感官(sensorium)的平衡,而英尼斯则相信媒介能够促进人的时空概念平衡,(41) 波兹曼更多的道德关注反映在他探讨新媒介是否在社会共同体和个人之间保持平衡,而这种平衡对民主来说是必要的。他一方面从《圣经》摩西十诫的第二诫中获得启迪,指出“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这样的变迁是导致文化精神变迁的根本原因,并且是悲剧性的,一方面仍深信人性的稳定。

与此同时,学界对媒介生态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观点进一步给予批评和质疑。约翰?彼德斯(john durham peters)从技术中心主义出发质疑英尼斯、麦克卢汉、凯里(carey)一脉的学者对文明进程中的时空经验,称他们的视点局限在人类范围和经验范畴,以及历史中此处和此时(here-and-now)的时空观。除了增加传播分析的政治意图方面,他还强调关注机器和外星生命,以及计算机运算中十亿分之一秒和天文学的光年尺度所带来的全新时空经验,认为“我们世界的局限是我们的媒介和技术的局限。”(42)

尽管学术创新的力度已大不如从前,但还是有人尝试独辟蹊径的研究。美国学者波尔?格罗斯威勒(paul grosswiler)通过考察道教和其他东方思想与媒介生态学的兼容性来关注北美媒介生态学传播理论的跨文化偏向。他在2004年发表的《媒介生态的“道”:一种跨文化传播理论》一文中指出,麦克卢汉及其他媒介生态学者把平衡作为媒介环境研究的重要观点,而这也是道教的核心原则。媒介生态学中关于媒介作为环境的观点认为,所有的传播系统都在寻求平衡,而不是把技术和文化变革看成是附加的,媒介环境对人的调整,是在试图重建平衡与和谐,在他看来,这与“道”的主题相一致。(43)

总的来看,不同学者对媒介生态主题的探讨,让我们隐约窥见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理论的变迁也受制于人类社会的变迁以及人类对自身环境的认知能力的变迁。也许正如凯瑟琳(catherine forst)所说,牢记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真正价值在于帮助我们“对事物始终保持着批判性的观察”。(44)

我们对西方媒介生态学源与流的梳理,并不是要用一种地域性或沿袭性来代替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媒介生态学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的、各学派间具有沿袭关系的网络。因为如果没有全景意义的关照,媒介生态学便无法自省,无以更新。

四、媒介生态学的理论价值与问题

西方媒介生态理论至少具备了两方面的理论贡献。首先,它不是一种单一的视角,而是对人类、媒介和社会进行系统观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它在思维方式上主张从分析思维转向整体思维,从功利性思维转向互利性思维。西方媒介生态学看到了理性的谬误,主张用整体思维取代分析主义的思维方式。麦克卢汉认为今日的社会好像一个只知道使用后望镜的汽车司机,他既不向前看,也不向两旁看,只是从后望镜回顾已经走过的道路而已。虽然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西方媒介生态学者自己也并非是向前的,不过他们挣扎着摆脱线状方式,进行全景性的关照,体现了走向多感官的努力。

传统的功利性思维模式,以追求利益为最高目标,存在着深层次的价值缺损,即“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同时,西方媒介生态学又看到了传统的功利性思维模式的价值缺损,认为这种缺损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因此,它提倡互利思维方式。这不是简单地探讨媒介在施教、改变态度及意见以及销售商品等方面的作用,而是研究媒介对社会、文化影响的长期效果,在社会生态体系的框架下,以各种力量的共栖,达到各种力量的互利。

其次,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开辟了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媒介的视野。媒介生态在这里就不仅仅是一种隐喻,而成为一种具体可行的动态研究。它在宏观上表现为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和媒介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微观上表现为媒介环境中的媒介变迁、转化和传播规律,探索它们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媒介生态学借助于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传播学理论研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成为具有生态意义的社会文化研究,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于自己以及生存环境的理解。

然而这些贡献却并不能掩盖西方媒介生态学的理论和现实困境。从理论内部观察,西方媒介生态所倡导的协调、平衡的观念是作为一种最高前提存在的。在作为其理论源头的古希腊传统中,有机和谐的自然观也是一种生存智慧。然而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根源却在于孕育了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文明本身。《圣经》“创世纪”篇描述了上帝把统治控制自然的权力交给了亚当(人类的代表)之后,人与自然就确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万物有灵论的中断使人成为唯一的言说主体,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按照神学目的论重新设置,自然在人的话语霸权下沉默并沉沦下去了。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从创世走向末世的直线模式,逐渐取代了古希腊崇尚和谐统一的自然观,直接影响了人类对待自然和社会的态度。尽管基督教是流派众多的宗教,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思想根源不可避免的矛盾,导致了媒介生态理论阐释的悖论。如何同时消解和认同人的自我中心?为什么财富的增加不能增进社会的协调?技术论和生态论如何统一?

事实上,西方媒介生态学者未曾建立一套坚实的理论体系。他们对现实问题拼盘式的表现,所得到的一些具有醒世恒言意味的结论,部分来自于他们对于术语表达的偏爱。因此,即使他们勉强搭建了理论框架,理论也显得过于简单化,集中于宏观层面,细节不够。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偏重于科技生态的呈现,作为核心话语的补充的文化生态和生态伦理缺乏系统的论述,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需要进一步领悟的内涵。丹尼尔?贝尔把现代社会看作由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与文化三个特殊领域组成,“每个领域都服从不同的轴心原则。它们之间并不相互一致,变化节奏亦不相同。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并依此形成大相径庭的方式。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45) 因此,生态问题应该至少包括三个因素,即危及资源枯竭的技术、经济方向;文化伦理牵制下的有关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显然,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对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分析十分薄弱。

这种理论失衡的后果是理论诠释力的不足。在传播领域,全球媒体对本土文化的创新和重构也并不是出于对全人类精神家园的贡献,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有序运作,通过推行象征性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牟取利益。在这样的原则面前,社会环境的和谐与平衡近似于天方夜谭。如何在多种力量的角逐中建构媒介生态?对于这样的要害问题,媒介生态学却少有启发性的答案。另一方面,西方媒介生态理论植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世界的环境和文化,却以普遍主义的面目出现,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当这种模式化的思维用于分析发达社会之外,尤其像在中国这样一个深受生活传统和体制积弊影响的生态群落时,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西方主流社会理论话语的操持者能否放弃权力垄断寻求妥协?暂且对这个问题给予乐观的回答。但当他们把明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生态平衡建构方案无条件地加于这个仍然充满着阶级、种族、国家区分(歧视)的世界时,面对被漠视、被损害的人群,理论原初的志向和诠释力就变得十分苍白,更无力问答这样的追问:世界范围的媒介生态理论应该向何处发展?能否在未来的发展中对不同利益群体的环境关怀进行综合,从而导向一种真正的全球性媒介生态实践?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形成了三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媒介生态学承认传播和文化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其次,媒介生态学承认媒介和文化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承认要理解这种共生关系将会是艰难的努力。事实上,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复杂且常常不可预知。第三,根植于媒介生态学中的还是人文主义的研究议程和教学法。媒介生态学者期望用自己的知识结构帮助文化或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这些都可能是应对媒介化社会危机的一种思想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媒介生态学者以他们对宇宙秩序和人类生存的根本信仰和意念为基础介入当代冲突,这个基础给予他们特殊的力量和对一个和谐未来的快乐憧憬。也许他们在面对现实的问难时,理论和实践的距离使他们难免痛心、尴尬和沮丧,如波兹曼曾经感叹的,“眼前的困难简直无法逾越……也许根本不存在解决的方法。”(46) 但他们并未放弃,除了把希望寄托于学校和教育,还深信“如果不能提出防止灾难发生的方法,那么也许可以退而求其次,试图理解灾难为什么会发生,那也是有用的。”(47) 这种略带悲观的淡淡忧伤,笼罩了整个西方媒介生态理论。这里的理论坚守不仅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意义,还有对“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的可贵执著。

注释:

①postman, neil. ( 1979) . 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y new york, ny: delta. pp. 17-18.

②postman, neil. ( 2000) . 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p. 2.

③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载《海南社会科学》2002年9月第3期。

④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1912-1989):《八月炮火》。转引自〔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莫里著,展江译:《美国新闻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251页。

⑤〔英〕尼丹?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05~206页。

⑥参见〔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32页。

⑦〔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9~10页。

⑧〔英〕艾伦?科特雷尔著:《环境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13页。

⑨转引自〔英〕尼丹?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207~208页。

⑩尼斯特洛姆在197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集成典范的规划化》(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中将芒福德1934年的《科技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

(11)mumford, l.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t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1961, p. 16.

(12)参见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7页。

(13)postman, neil. ( 2000) . the humanism of media eeology.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p. 2.

(14)lum, casey m. k. ( 2000a) . introduction: intellectual roots of media ecology.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1) , p. 1-7.

(15)marshall mcluhan and quentin fiore,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co-ordinated by jerome agel, bantam books/random house. 1967, p. 26.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6)

当今社会,新媒介技术层出不穷,技术更新速度飞快。面对新旧媒介建构的信息环境,一种可感知的现象是亚文化的繁荣。新媒介对亚文化有直接影响并为亚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技术平台,同时文化发展带来的社会需求也促进了新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一、新媒介与新媒介技术

现阶段,新媒介技术主要指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随着技术创新及运用的加快,新媒介技术不是常量。不仅如此,一种技术从研发到应用,其用途也不确定,即一种技术之所以为媒介技术,不具有天然合理性。比如网络媒介,它本不是媒介技术,而是军事通讯网络;我们不会将军事网络定义为大众媒介。技术用途从来不由技术特性决定,而由技术特性与社会特定需求共同决定。“从经济学家到生态学家,从文物研究者到历史学家,人们对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以及世界的变化情况持有多种不同的观点。然而讨论技术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议程表却往往都是由新技术的倡导者们制定的。”①因此,我们定义新媒介技术需要综合考虑各层面因素对技术用途与技术构成的作用。总之,新媒介技术就是时间上立足于现时态,在量或者质上区别于旧媒介技术,并且与特定社会需求相适应的信息传播领域内的技术。

相对而言,新媒介较为复杂。英国学者理查德•豪厄尔斯说:“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静候作者对新媒体的论述。”新媒体的研究困境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这是一个极具变化的领域,即使是最时兴的研究,到它成熟时就可能已经过时了。其次,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所以已经建立起来的重要文本和经典文本还很少。第三,甚至是‘新媒体’的定义还有待解决。”②他的概括主要从时间与研究文本来界定,但笔者认为,新媒介(或新媒体)同样可以参考前文对“新媒介技术”的理解方式。

新媒介出现的时间比较难把握。“法国学者弗兰西斯•巴尔和杰拉尔•埃梅里合著的《新媒体》一书认为‘新媒体’问世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东京信息大学教授桂敬一在《多媒体时代与大众传播》中提出‘80年代初出现新媒体热’的说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媒体中心主任约翰•帕夫利克教授的《新媒体技术》一书在‘回顾历史’的章节里加上了一个副标题――‘千年之交的媒体’,这个时段虽有较大伸缩性……尽管各家说法很不一致,但与多数学者将新媒体崛起看作数字化网络技术普遍应用的结果大体一致。”③新媒介把时间限定在“数字化网络技术普遍应用的结果”就可与传统媒介区别开来。在量与质的区别上,新媒介量上的现象是媒介的社会分布与技术数量。新媒介理论上可遍及全球,技术数量上由多元技术构成。比如纸质媒介与网络媒介在技术数量上的差异极大。新媒介的质主要体现为不可替代性。“必须始终牢记这个形容词最强的含义:‘新’是指某种东西的替代物,哪怕是短暂的,但决不会倒退。”④新媒介的不可替代性显然就是“交互性”与表面的平等交流。

在新媒介与社会互动方面,矛盾之处是新媒介的普遍商业化与社会责任。在市场经济导向的社会中,定义新媒介必须考虑商业化的影响,这是当代新旧媒介区分的一个重点。旧媒介时代存在商业化与社会责任的博弈,而当代却是一边倒的市场导向,以企业要求驾驭新媒介应用与学术研究。因此,“重要的不是技术发明,而是社会革新,即某一社会对技术的使用。”⑤总之,新媒介就是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被个人、组织或社会普遍采用的前提下,以传播互动性和表面平等、生存方式的商业化为特征的各种技术有机体。

二、亚文化

在文化研究中,主导性文化被称为主流文化,与之相对则是亚文化(Subculture)。主流文化是指“体现着时代的主导思想,支配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占统治地位的文化。”⑥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每个社会都有文化主流,而且文化主流都被统治阶层定义,大众既不享有主流文化解释权,也缺乏解释途径。媒介是主流文化极为重要的推动者与维护者,“主流媒体呵护主流价值观”是一个准确的概括。

亚文化是指“某些方面与社会主导性文化的价值体系存在不同,它们不否定主导文化,仅仅是在某些方面忽视主导性文化而已。”⑦比如不同的职业亚群体,不同阶层的生活圈子。

新旧媒介的亚文化存在差异――新媒介传播大量的亚文化。比如电子游戏文化、跑酷文化等在网络上得以繁衍并形成亚文化群体。新媒介亚文化存在强势亚文化――传媒文化。传媒文化的传播范围极广,并跨阶层、职业、爱好等而受到多数人欢迎。在传媒文化兴起之前,文化大多着眼于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无论是视觉的还是听觉的文化形式,它们都不是以满足好看或好听的需求为目的,而是促成受众去思考。”⑧因此,传媒文化没有门槛,“它几乎是人人参与,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不要求你去寻找意义,作品无所谓理解与不理解,完全取决于受众接受的感觉,当你感觉到很舒服、很快意,那么它就是你喜欢的传媒文化作品。换句话说,传媒文化是否有市场取决于受众直接的视觉、听觉感受,感官的判断代替大脑的判断。”⑨总之,在新媒介的推动下,亚文化群体获得了分享与繁荣的平台。

三、技术与社会互动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一种情境定义,它是根据支配事件――至少是社会事件的组织原则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主观投入做出的。”⑩如果我们将“情境”运用于传播学研究,“情境”就必然涉及媒介。于是,媒介就成为建立、改变与重塑信息系统的手段与平台。梅洛维茨(Meyrowitz)认为,“由媒介造成的信息环境同样重要,在确定情境的界限中应该把接触信息的机会当作关键因素。”在信息传播的领域,一种新媒介被引入信息环境,它带来契机并促使信息环境变化。在忽略其他社会因素的前提下,新媒介为信息环境带来信息“增量”,使不具话语权的人有了言论机会,从而形成不同于主流价值观与审美取向的新亚文化群体。因此,新媒介成为各种亚文化繁荣的催化剂。我们知道,在传统媒介环境中,职业传播者处于主导地位,公众的主动性与创造力处于弱势地位;在新媒介环境中,公众一定程度上具有改变信息环境的可能性,使各种亚文化及其群体在新媒介(主要是网络)上得以繁荣。

在传统媒介信息环境中,亚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极为缓慢。亚文化群体主要是协会或团体,一般都具有实体场所,有固定行政人员,要经过行政审批。在新媒介信息环境中,亚文化传播绕过了行政审批,所属群体不需建立实体场所,在虚拟社区中互动。从理论上讲,新媒介技术的创新与运用为亚文化的产生与繁荣提供了无限的技术支持。从数码产品、电子游戏、地方文化风俗、休闲旅游到飙车族、追星族等群体,都因其特殊爱好与偏向而具有区别于大众常识的特点――既有独特的感受与理解,又有异样的价值取向。

新媒介既有工具性意义,又有文化意义。对新媒介的憧憬体现了人对机器的强烈渴望。一种新手机的问世会吸引生产商、经销商、消费者、职业传播者一阵狂热。关于新手机的测评报告、用户体验、FANS联盟等共同建构了一种文化奇观。新媒介技术,如3G、Web2.0的出现,又吸引了研究者的兴趣,各种研究论文与报告层出不穷,形成了“研究者群体”;随后建立各种专业网站和论坛,成为亚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技术与社会互动,并在不同情况发挥不同影响是理解技术与文化之关系的一个视角。

四、结语

从技术角度出发理解新媒介(技术)是不准确的。“虽然传媒科技确实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生产力,但传媒科技有其存在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制度,以及其他的种种因素。脱离了这些‘生产关系’,技术决定论就显得有些单薄。”因此, “技术与社会互动”是分析新媒介(技术)的可行视角。“随着人们对技术决定论和技术建构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技术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从技术对社会或者社会对技术的单向线性的作用转向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技术与社会互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带有某些异端色彩,但现在几乎成为正统学说。甚至在80年代末,像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这样的决策部门,还几乎不能超出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的视界……但到90年代末,技术的社会形成(SST)成了合理的、流行的主题。”

在新媒介与亚文化的关系上,两者处于互动状态。新媒介技术进步与应用为亚文化提供发展与壮大的机会,而文化多样化与文化繁荣又为新媒介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提供新需求,同时也成为塑造新媒介的使用方式(如商业取向或公益取向)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①[英]大卫•艾杰顿(David Edgerton),郎淑华、迟文成 译:《历史的震撼――1900年之后的技术与全球历史》[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前言

②[英]理查德•豪厄尔斯,葛红兵等译:《视觉文化》[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2、225

③廖祥忠,《何为新媒体?》[J].《现代传播》,2008(5)

④⑤[法]巴尔,埃梅里,张学信 译:《新媒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7-8

⑥⑦陈华文:《文化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201、205

⑧⑨陈龙:《传媒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8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7)

一、新媒体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对开放大学文化传播的文化性

(一)新媒体的概念。对于新媒体概念的设定,专家和学者可谓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清华大学有关新媒体学术方面的熊教授指出,新媒体作为一个新的名词,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共同产物,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的媒体传播之外的新的媒体传播形态。首先,新和旧就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但在媒介形态的生成中,这种“新和旧”并不仅代表时间上的先后,其中还包含技术和理念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别。对于新媒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衍变过程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一件事物它不能永远停留在“新”的阶段,因此“新”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事物将会产生新旧交替,新媒体作为时代的先锋行业,这种新旧交替变得更快了。现今的新媒体形式主要指的是:在计算机的信息处理技术的基础上,对媒体形态的产生和影响,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形式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形式。

相比较于电视、报纸、广播而言,新媒体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它的传播途径增加了手机、数字电视、网络等新兴的时代产物。新的媒体传播技术通过通信技术、卫星信号、计算机技术、无线网络、广播电视、音频播放器等终端媒体,将我们的生活更加生动化、具体化、细致化。从新媒体的传播市场发展趋势来看,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将会出现多元化的媒体形态,例如:平面媒体(数字杂志、电子出版物、触摸媒体)等;广播媒体(音频数字广播MP3、MP4)等;电视媒体(液晶数字电视、触屏电视);网络媒体(网络电视、www网站、Flas);移动媒体(手机彩信、3G网络、手机视频)等。伴随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的成熟和运用的广泛,新媒体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媒介。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新媒体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其中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的增长速度最快,并且数字电视和手机电视也将快速发展。因此,新媒体的发展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充分的应用数字技术,才能实现手机、电脑、数字电视等终端设备的全面联网使用,所以没有数字化的传播技术,就无法将单向的传播技术进行全面取代,因此新媒体也被叫做数字新媒体。

(二)新媒体在大学文化传播中的价值。新媒体的传播技术是通过卫星信号等高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新媒体的传播技术不断发展,并且为科技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在开放大学校园里,新媒体在进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要承担从科学知识的发现者和提出者传送到科技知识的接受者与应用者中,还要帮助他们实现科技知识的资源共享,并且还要承担打破科技知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将不同的责任扩散到不同的个体上,将科技文化知识最终实现跨越空间的共享。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不断细分,新媒体在开放式大学的文化传播功能的分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信息的分流层越来越明显,现代的科学技术传播流程一般被划分为:科学技术传播—科学技术文化传播—科学技术文化哲学传播三中阶段。新媒体作为传播知识与人们间的桥梁,将把不同人群所需要的科技文化信息通过高效快捷的传播方式传播出去,当然这种传播过程是双向的。

二、新媒体对大学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

新媒体的科技文化信息传播是指文化知识的传播途径可以通过跨越时空,使扩散在不同个体间的文化知识实现共享的过程,也就是传统形式上的文化知识普及。新媒体作为一种面向全球民众的文化传播媒介,它的主要用途是使民众对文化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加容易,使民众的文化素养的到更有效的提升,对开放式大学文化传播的应用与发展提供基础。目前,新媒体对开放式大学的文化传播理念随着科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传统的文化知识的传播方式通常是线性而单向的,随着人们与多媒体之间的交流互动,文化传播的方式也从单向变成双向。新媒体必将成为开放大学文化传播的主要力量。新媒体作为一种科技含量较高的信息载体,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以网络为主要传播途径,使传播过程变得复杂,对传播形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开放大学校园内,学生通过新媒体对文化知识的传播无处不在,学生通过手机、电脑、互联网等形式使科学、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新媒体对学生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有深远的影响,新媒体在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三、新媒体在大学文化传播中的可行性

(一)理论的可行性。理论的可行性主要有三大理论依据。民本理论、信息资源的开放式理论、文化共享理论。这三大理论的不断形成和发展为新媒体在开放大学内的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第一点,民本理论。何谓民本理论,它是民本思想、人本思想,是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保护人民的利益,做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自古有之,“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便民、惠民、利民。党的十七大也提出,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其宗旨就是以人为本。如今,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以人为本的思想浪潮在开放大学校园内广泛传开。第二点,信息资源的开放式理论。伴随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在人们心中的日益深入,人民对民权的维护意识开始觉醒,对信息的需求也变得多元化。尤其是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开放大学校园内,学生对信息资源的摄取途径变得更加多元化,这也加快了文化传播在大学校园的可行性。第三点,文化共享理论。文化的共享理论可以通过网络电视、移动通讯、卫星信号、3G网络等新兴的传播技术渠道,进行跨地区跨国界的文化共享。而开放大学校园作为新媒体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在文化共享的传播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二)实践的可行性。第一点,先进新媒体发展的势头迅猛,已经小有规模,并向成熟方向迈进。其表现在,新媒体的硬件配备设施已经逐渐完善,技术的支撑体系比较成熟;新媒体的传播种类不断增加,传播性能不断得到优化;使用新媒体的客户群日益增多。在开放式的大学校园内,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掌握较快,对以网络、电脑、手机为新媒体文化传播主体的工具使用较多。人们对信息获取的程度和文化传播的方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第二点,日益完善的社会条件。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满足,对精神方面的享受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时机。但是,目前的新媒体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因此,为满足人民对新媒体的个性需求,开放大学内应积极对新媒体的文化传播展开试点调查,对新媒体中产生的不足及时更新改进,为新媒体的文化传播的全面推广提供可行性的实践方案。第三点,新媒体的文化传播在开放校园内的应用开展,并对实践经验有了一定的积累。在新媒体多元化的发展今天,各种不同形式的新媒体已经广泛应用到文化传播中,且初具规模,并逐渐成熟,这为新媒体在开放校园中的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

四、新媒体对开放大学文化传播的影响

乔治·格伯纳对新媒体的媒介培养理论曾经有这样的观点:幼年时我们从电视中不断学习的“文化知识”来看,它将有可能成为我们未来对世界观认识的基石,使电视成为意识形态、社会观点、理论信仰、总体价值等方面的主要来源。所以,作为媒体传播文化知识媒介的电视,它对好几代人,甚至社会的各个阶段打下了深刻的“电视文化”印记,对今天新媒体在开放大学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和崭新的传播途径。

(一)从社会文化的信息体系来说,新媒体对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系统有了进一步的优化和改进。最显著的表现为,新媒体加大了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平台,拓宽了组合途径方式。肖恩·麦克布赖特在一本书上曾经指出:最初,人类发出的原始传播信息,来源于自身的声音、手势、姿势,后来才慢慢才创造出其他传播文化信息的手段,包括:舞蹈与音乐、火光信号、锣鼓声、符号等。当人的文化传播形式从口语转变到新媒体阶段时,人类通过互联网、手机、数字电视、幻影成像等打破时间和空间,原有的传播接线使新媒体在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形式变得无处不在。在新媒体与旧媒体优势互补的作用下,为新媒体的传播形式创造了多种不同的路径,方便社会信息资源的流通、传播、利用,而这些信息中所包含的文化形态也将有效的覆盖在目标人群中。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发展中,文化传播的整合速度加快,各种新媒体为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欢乐的舞台和日常化的审美平台。

(二)新媒体对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模式有了显著更新。新媒体技术的提高为开放大学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开展和延伸了社会的互动。在传统与现实的社会互动中,社会互动的识别程序总是以一定的身份作为起点,由于新媒体的文化传播技术在社会互动中因它的匿名性丢掉了身份识别,打开了曾经的身份识别的局限性。匿名性提供了一种安全感,是一种保护机制,它诱导人们将自己真实的观点和想法直接的表述出来,而不用有所防备和躲闪,使互动性的质量及效率有所提高,对社会的向心力、认同感、凝聚力不断加强。在开放大学内,借助新媒体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一定情境下将文化传播的主客体进行互换,使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相融合,对传统的文化传播模式进行瓦解,实现内容、技术、文化、情感的深度契合。

(三)新媒体对开放大学文化传播创造出多元的文化形式。根据麦克卢汉在新媒体的文化传播媒介中指出:任何一种新媒体的自身形态即是一种文化内容。新媒体在开放大学传播文化的同时,也创造着不同的文化艺术形式及新的文化秩序,甚至一些我们了解的文化通过新媒体的媒介技术包装和重新展现后,也需要重新审视、定义、接受、理解它。例如: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中的日本馆的“未来”主题馆,竖立了一块硕大的“未来生活强”。经过触摸屏技术和无线网络技术、传感技术,这面墙不仅能展现与现实中的人们进行互动,还能展示2020年人类信息沟通、出行、家居、等新的生活模式,展现了新媒体技术对人们的生活环境带来的改变和发展,这种形象生动的交流模式,让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变得更加容易。又如现在许多文化的表演形式都将通过虚幻的影响和3D效果进行展现,新媒体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统一结合起着重要作用,对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的文化氛围有着更丰富的包容性与参与性。

(四)新媒体为开放大学的多元式的文化传播的对接与交流带来机遇。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的重要条件是文化知识的共享,也就是文化的共享内容必须是人类容易理解和认同的东西。新媒体本身具有良好的操作性、互动性等特征,确保其能够按照市场的规律高效的大量生产各种满足人们信息和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在这种语言环境下,互动、参与等理念深入人心,文化多元化的碰撞及交流频率在开放大学内是前所未有的,本土文化的逐步更新,世界观、价值观的大范围形成,使新媒体在全球文化的影响下,以其独特的解读形式和直观的表现方法,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

参考文献

[1] 赵艺谦.浅析新媒体时代广告传播的新特点[J].经营管理者,2010,24(09).

[2] 余斌.浅谈现代大众传媒对文化的影响[J].当代电影文学,2009(01).

[3] 李明伟.新媒介形态与新尺度—“媒介分析理论”的宏观大照[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2).

[4] 雷芳.大众文化研究的转向—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述评[J].渝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8)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 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9)

现代传媒美学是一门年轻的、由“现代传媒”与“美学”交叉融会而逐渐形成的新兴学科。随着现代传媒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而加快审美化进程,随着它与美学的关系日渐密切,现代传媒美学必将不断地得到发展并逐渐成熟。

一、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传媒美学提供了现实基础

人类生活是在传播过程中展开的创造活动,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都与人类的传播活动密切相关。人类传播活动正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传媒的发展历史,是一个充分展示想象力,力图跨越地域限制走向全面沟通的历史,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局部到广域的发展过程。“把一切基于电子技术的传媒形态都视为具有共同技术内核、动作规则、分享基础的统一体;不同形态的传媒。如广播、电视、互联网、短信、数据库。都是基于数字技术内核及其运作规则、分享基础的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传播手段。”传媒形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地整合、融合和完善。

现代传媒是现代社会所运用的传媒形态,它包括传统传媒和新兴传媒。传统传媒是指人类历史上流行的、在较长历史时期通用的传媒形态,新兴传媒是当前时代萌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兴传媒形态。新兴传媒是传统传媒在信息网络时代的延续和发展,它萌生与发展的催化剂是信息技术。“社会能否掌握技术,特别是每个历史时期里具有策略决定性的技术,相当程度地塑造了社会的命运”。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已成为一种无所不在、最富活力的变革因素,它催生了新媒介,改造着旧媒介,改变了传媒的结构形式和表现形态。被誉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捷足先登,新闻网站像雨后春笋般涌现;移动通信紧随其后,不甘落伍。新兴传媒所代表的传媒领域的新成果和新变化将人类的信息传播手段和传播能力推向新的高度。

21世纪是现代传媒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新兴传媒不断诞生和涌现,不断替代或更新传统传媒。现代传媒与传统传媒有着密切联系和显著区别,是对传统传媒的继承、更新与超越。在传媒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传统传媒并不简单地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大多数传统传媒并不会被新兴传媒所取代,而是在更新与重生后,与新兴传媒一道,成为现代传播媒介和传播媒体的主要部分,也就是说,传统传媒与新兴传媒共同构成了现代传媒。现代传媒涵盖了包括从书籍、杂志、报刊、广告、招贴、广播、影视、通信、计算机、网络等一切可视、可听的载体,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态到动态,构成了一个视听兼容、平立同构、动静结合的完整的媒介体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既是人类使用传播媒介的历史,也是传播媒介自身不断发展的历史。威尔伯·施拉姆说:“我们是传播的动物,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它是形成人类关系的材料。”正是人们对传播媒介的使用和控制,使人类文化得以产生、延续和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和手段,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包括深刻影响传播媒介的变革。历史上每次重大科技突破和创新,都会带来传媒的显著发展。比如正是科学技术、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才带来了电视的高清化、点播交互化、多功能化,带来了手机的智能化、多功能化、高传输率等。现代传媒的诞生、发展都基于科学技术进步在传媒领域的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传媒的进步和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成为传媒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人类传播媒介的产生和发展,既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产物,同时它又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现代传媒的发展,打破了人类社会亘古以来信息传播中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人们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亦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引起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人类超越其他生命的地方,不在于自然传递信息的感官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其独具的创造、使用和发展传播媒介的能力。现代传媒在依赖科技的翅膀快速发展中,给人们带来了生活和工作的高效率和便捷性,也带给人们美的视听享受,使人们感受到融会高科技的现代传媒的神奇,同时极大地完善了传播手段,美化了传媒形式要素,诠释了传媒美的构成法则,体现了现代传播的艺术化和审美化,为现代传媒美学的产生与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基础。

二、审美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传媒美学的发展动因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生活化”构成“当代审美泛化”趋势,审美与艺术逐渐地降低了身姿,迅速而不可逆转地向日常生活靠近,引起了研究界的高度关注。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问题,从西美尔、本雅明到博德里拉,西方理论界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目前已经翻译到国内的理论著作中,费瑟斯通的《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和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都有较详细的论述。迈克·费塞斯通论指出日常生活中“深藏着审美的意蕴”,详细阐述了日常生活审美呈现的三层内涵:第一,指的是艺术的亚文化;第二,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第三,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受到经常性地追求新时尚、新风格、新感觉、新体验的现代市场动力的鼓舞,将现实以审美的形式呈现出来,是人们重视风尚重要性的前提基础。以前根植于现代主义之中的艺术反文化观念,即生活就是(或应该是)一件艺术作品的观念,就这样与更广泛的潮流相一致了。”而沃尔冈夫·韦尔施的《重构美学》一书,提出美学必须超越艺术问题,将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等都纳入审美的视野。

在中国,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提高,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消费性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直接将审美的态度引进现实生活,大众的日常生活被越来越浓厚的艺术品质和审美意趣所渗透。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有迅猛发展之势。本世纪初,陶东风、周宪、王德胜、金元浦等学者关于“生活审美化”的文章,曾引发了激烈的美学论争,历时数年,参与论争的论文达两百多篇,尽管其中不乏许多否定或反对的声音,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审美生活化的进程。

在新媒介人、新知识份子以及普通百姓的眼中,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生活审美化的现象大量地发生在人们中间。陶东风说,“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如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北京音乐厅、首都剧场等),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借助大众传播、社会活动、日常工作等,审美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不再局限于音乐厅、艺术馆、影剧院等高雅场所,而是广泛地充盈在大众的现实生活中,如超市、商场、公园、景区、美容院、健身房,甚至农家乐。薛富兴在他的《生活美学——一种立足于大众文化立场的现实主义思考》一文中指出:“美学需要走出观念领域。走出精英心态,走向大众,走向生活。为此,我们提倡‘生活美学’”。人们越益深入地感触了生活审美化带来的社会文化语境。认识了大众传媒、消费市场与审美文化的关系。审美、文化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逐渐丧失了传统的神秘色彩,审美在不断地、持久地、强力地内化着人们的生活。同时,社会生活与现代传媒的关系越益密切,大众日常生活被各种媒介改造、抽象成独特生活方式,将其融入到传播的过程中。媒介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之间也就产生了水乳交融的关系,为现代传媒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

三、现代传媒美学的形成与发展

现代传播的目的与审美具有十分显著的相容性。现代传播是通过大众传媒将相关信息加以有效地宣传、传达、告知、展示、交流等,信息传播通过现代传媒实现其目的,就必然要追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追求通过现代传媒表现出来的易接受性和艺术性。丹尼·贝尔曾说道:“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变革的根源与其说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不如说是人们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经历的那种地理和社会流动以及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美学。”现代传媒在追求传播效果最大化和艺术性的过程中,将现代传媒形态及其表现形式的美,通过信息传播的视听效果形象地表现给受众,以唤起受众的审美体验,从而也将现代传媒的审美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

现代传媒的美首先是一种传播的美,它渗透在传播媒介载体的方方面面。也融合在传播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美。现代传媒的美又体现在传播表现的创意性方面。优秀的传播表现源于独特的创意灵感,而具有创意性的传媒设计能够唤起受众的关注兴趣、新奇感和情感共鸣,使其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心理震撼力,从而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现代传媒的美还具有表现的情趣性。现代传媒的美以传播的视听效果形象地感染受众,就必然依赖于富有情趣的表现手法和表现风格。为了提高表现的情趣性,应当致力于将善解人意的人文关怀、独到新鲜的审美语境、和谐清新的形式创造、诙谐生动的表意智慧融于一炉,形成独特的传媒审美风格。

现代传媒的发展催生了现代传媒美学。现代传媒与美学的联系和渗透均表现出不同的依赖程度和特殊性。现代传媒审美因其现代传媒的发展而具有独特的发展趋向和时代特征。现代传媒审美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审美认知,它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现代传媒的振兴而不断向前发展,审美在现代传媒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显示出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

传媒审美形式及其规律具有重要的现代特征。形式因素和构成规律是现代传媒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传媒审美既要从传统传媒中继承形式要素,又要吸纳新兴传媒的组成因子;既要考察传统传媒的组合规律,又要体现新兴传媒新的构成法则,从而提取传媒审美形式及其规律的现代特征。从现代传媒的传播形态,诸如图文传媒、彰像传媒、网络与通信传媒等类别各自的审美特征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它们共有的审美属性。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10)

口语的产生,使人完成了从动物向人的转变,在口语传播时代,口语传播随说随逝,受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限制很大;文字的产生,使人完成了从原始到文明的飞跃,克服了口语传播的时空受限性,使信息在空间上可以传至广远,时间上传至久远;而印刷传播时代的到来,实现了文字信息的批量化复制,使能够阅读的人增多,导致了思想的广泛传播与哲学和科技急剧变革,推动了生产工业化、生活城市化、教育普及化和社会民主化;到了电子传播时代,无线广播和电视的产生使得信息传递速度大大加快,互联网的出现则使得信息的速度也大大加快。由此观之,一部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就是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会信息系统不断完善、不断活跃的历史。

传播媒介的进化

传播学史告诉我们,麦克卢汉曾致力于研究媒介发展的四定律,企图摸索出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媒介进化的规律,开启了媒介进化研究的大门。之后,保罗・莱文森提出了其著名的媒介进化论,该理论认为“媒介进化是一种系统内的自调节和自组织,其机制就是补救媒介,即后生媒体对先生媒体有补救作用”。具体地说,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涵盖了三个主要理论,即“补救性理论”、“人性化趋势理论”和“软媒介决定论”。补救性媒介理论认为媒介进化中体现了两个目的,第一满足人对自身感觉能力的延伸或扩展到渴求和幻想,第二是弥补失去的东西,因而整个媒介进化的过程都被保罗・莱文森看成是补救的过程。人性化趋势理论则认为人在媒介进化中发挥了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主观能动性。软媒介决定论则是对麦克卢汉的“硬媒介决定论”的修正,认为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非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

综上可看出,媒介进化,是指在新旧媒体之间,不断经历着的软约束与硬约束、渐变与突变的交替过程,是新媒介在旧媒介基础上加强变化,保存优势,改观劣势,将旧媒介推到它们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的过程。

综观人类传播有史以来大大小小的媒介进化,可看出媒介进化是在时间、空间和心理三个维度上单独或交替进行的。时间维度的媒介进化,既表现为想要超越现在指向历史和未来,也表现为对飞速传播的无限追求;空间维度的媒介进化,表现为想要跨越现实空间,感知更为广阔的空间内的信息,指向空间覆盖面的大小;心理维度的媒介进化,则表现为想要挣脱强权,获得信息交流和沟通的互动性和平等性。

人类传播历史的媒介进化过程表明,未来的媒介技术依然会在时间、空间和心理几个维度上进行,但随着在时间、空间方面技术创新的日渐饱和,以后媒介技术进化的主要方向应转为更多地满足人们平等互动传播的心理需求。

民主传播的可能

民主,本是政治术语,意指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它的本质内涵是所有人的平等。将其内涵移植到传播过程中,本文称之为“民主传播”,体现为传受双方的交流和沟通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平等性,而这种平等性在现实传播过程中体现为互动性。它指向的是参与传播的人――传者与受者双方,和传播工具渠道――媒介,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传播过程简化,得到一个只包含传播主体(传者)、传播渠道(媒介)和接受主体(受者)的传播链,他们共同生存于传播生态环境中,传播过程中的民主与否在于传受双方在传播过程中的形式与内容的平等程度如何,进而体现为互动程度如何。

麦克卢汉提出其振聋发聩的“媒介讯息论”之前,媒介一直以传播工具的身份存在于人们的认知,当时的传播环境处于波兹曼《技术垄断》一书中所说的工具使用阶段。“媒介工具论”强调媒介作为传播工具,仅仅承担着传输内容的功能,媒介是以其传输的内容来影响人,而不是媒介本身影响人,而对媒介的使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

“媒介讯息论”则强调了媒介技术本身对人感知和思维的影响,认为不同性质的媒介是对人不同感官的延伸,而通过对人不同感官的不同延伸直接影响人们感知媒介拟态环境,进而影响人们感知现实环境。麦克卢汉提到,萨诺夫将军在接受荣誉学位时在演说中说到:“我们很容易把技术工具作为那些使用者所犯罪孽的替罪羊。现代科学的产品本身并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们的是它们的使用方式。”而麦克卢汉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认为,萨诺夫的话忽视了媒介的性质,包括任何媒介和一切媒介的性质,它表现了人在新技术形态中受到的肢解和延伸,以及由此而进入的催眠状态和自恋情绪。

“媒介工具论”和“媒介讯息论”开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对内容的关注和对形式的关注,而要探寻民主传播的可能性,内容和形式是至关重要的两个方面。要实现内容上的民主传播,重点在于人,即传受双方,内容上的民主传播的可能性存在于传者、受者双方的观念和素养,这是民主传播最根本的动力之源。要实现形式上的民主传播,重点则在于媒介技术所形成的传播渠道,形式上的民主传播的可能性则存在于媒介技术的进步和创新,这是民主传播最基本的技术保障。也即是说,传受双方越是秉持自觉参与自律进行的传播观念,媒介技术越是进步、互动平台越是创新,实现民主传播的可能性就越大。

民主传播的未来

一方面要实现内容的民主,需要观念的突破,一方面又要实现形式的民主,需要技术的革新,人类传播的民主化进程一直曲折而又坎坷。这是因为人性本身对权力的渴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掌权者与非掌权者之间关于权力的控制与反控制、抗争与反抗争。人类传播过程也是传者与受者关于权力的博弈过程,体现为关于信息的公开与否、透明与否、平等与否、互动与否的控制与反控制、抗争与反抗争的斗争过程。

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随着人类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民主传播将向着一个光明的大道前行。在此过程中,控制者控制的手段和形式可能花样翻新,更加隐蔽更加不易察觉,这也意味着未来的民主传播道路将布满荆棘与挑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传播亟需我们每一个参与传播的人的努力。

参考文献:

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第1版

②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8月第2版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11)

“媒介融合”的概念最初由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I·浦尔(Ithiel de Sola Pool,1984)于《自由的技术》中提出,当时,浦尔教授将媒介融合表述为“各种媒体呈现出一体化多功能的发展趋势”。在该定义中,媒介融合的本质被认为是不同技术上的融合,是两种或者更多种技术融合后形成的某种新的传播技术,“由融合产生的新传播技术和新媒介的功能大于原先各部分的总和。”

继浦尔教授之后,美国新闻学会Andrew Nachison在技术的基础之上将媒介融合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更强调了媒介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平台上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随着web 2.0技术出现的社会化网络,高度的互动性和参与性的特征呈现,不仅是对新闻行业操作方式的改变,对整个的传媒行业,包括电视、报纸、广播、广告等各分支领域在内的行为模式乃至思考方式都进行了巨大的改观。

Andrew Nachison实际上深化了浦尔教授的概念。浦尔教授的媒介融合停留在技术结合的基础层次,媒介融合将以技术的融合作为基础和导向,而Andrew Nachison则看到媒介在更深层次也就是社会层面的融合。但无论媒介融合进行到了何种程度,技术总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技术的逻辑作为基础的逻辑也应该在社会历史发展序列中被首先考量。

一、媒介融合:研究与实践进程的四种逻辑

学者Dahlgren Peter曾经定义和重构在新媒介环境下的新闻和出版行业,以媒介逻辑的形式提出了一个框架。而作为定义这个框架的媒介逻辑(media logic),Dahlgren将其描述为媒介的特殊的制度化组成因素、整体的技术和组织构成以及用户的文化能力,这三者共同作用于媒介之中所呈现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从产生到呈现的过程(Dahlgren,1996)。学者Mark Deuze在对多媒体进行理解和分析时沿用了Dahlgren的框架,也从制度、组织和技术以及用户三个视角进行了研究,并对Dahlgren的理论进行了扩展,但前后两者的研究都仅限于新闻行业,更多的是基于新技术出现后产生的多媒体(multimedia)对新闻业的影响。而基于电子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的媒介融合,已不仅仅只是技术层面的改变,更多的牵涉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本文认为,研究者的视角需要超越基于数字化和多媒体技术所带来的新闻行业的改变,超越媒体所存在的个体组织,将其放到社会历史的变迁序列中考量,才能更好地对媒介行业内出现的现象进行深层次的探究。因此,本文通过对文献研究和实践案例的分析,部分沿用并扩展了Dahlgren和Mark Deuze用以分析新闻出版行业和多媒体的逻辑框架,试图从技术、组织、制度及文化四重逻辑方面对媒介融合进行研究和分析,并通过现实案例的对照分析,来回答上文所提出的问题。

二、媒介融合的技术逻辑

1.内容共享与渠道统一

在新的、融合的媒介中,相对于媒介融合的其他方面,媒介的技术和组织的整体属性能够更明确地为人所观察和定义。特别是现今的媒介组织越来越依赖于多媒体的内容管理系统(CMS),类似系统被新闻行业组织所广泛使用。这种类型的系统在生产方面有两个来源:一是媒介行业内的开放资源交换。这种交换和在以往媒介融合的早期的第四个阶段(内容共享阶段)理论界的论述异曲同工,是基于技术发展之上的内容行业内的交互,但更多的不同是凸显在技术层面的,网络技术和数据传输通讯技术为内容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更加快捷的途径。另一个是在商业软件市场上购买。这种在商业软件市场上购买的网页编辑语言(如XML)可以自动在同一个对外的渠道运用,包括声音、视频以及文本在内的各种平行的数据库资源。因此,从单纯的技术角度来说,媒介融合的技术逻辑更多的是指在媒介内容搜集、提供方式与手段、共享途径方面的计算机技术、互联网(主要指网页和网络编辑、数据库、应用程序、通信及交互等)技术使得更多的媒介内容表现形式以一种统一的姿态为受众呈现媒介试图表达的内容。这种技术的变迁在三个方面具有突出的特征,并左右着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媒介制度的变迁。

2.融合技术的特点:存储、传输及多媒体

第一个特点:超大容量存储。这类型的存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网络连接前提下的存储形态,如移动硬盘、U盘等;其次是借助互联网的存储,它在互联网的高速信息传输速度的基础上将信息存储于异地的介质空间,用户需要时借助网络即可调用。早期多为网盘存储的形式,而现在出现了云存储,如苹果公司的产品icloud。这两种存储方式互补,将整个社会基于数字技术的存储空间无限放大。本地存储的容量扩展带来了单机任务处理的扩展;而基于网络技术的信息调取则提供了信息编辑存储、传输、处理的社会化渠道,推动了信息的集约化批量处理。产业规模经济理论认为,批量生产带来的是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因此,这样的技术转变使得媒介的运作更符合现代产业社会的运转规律。

第二个特点:超大信息量的双向传输。在传统媒介时代,虽有一定的受众反馈渠道及形式,但总体来说,大众传播还是以单向度的传播为主,反馈的信息及渠道并不属于大众传播系统。随着数字技术取代模拟技术成为大众传播系统的主流技术,信息从传播者到受众及其反向的过程时差几乎缩减为零。各种社会化网络,如facebook、twitter中,传播者几乎在的同时即可收到受众的反馈信息,甚至和其进行讨论。在模拟技术条件下的传播系统中,信息反馈渠道异于信息传播渠道;而在数字技术条件下的信息传输及反馈渠道则合二为一。此外,数字信息传输的渠道容量远超模拟技术时代。扩展的网络带宽使得信息真正的“高速传播”成为可能。

第三个特点:多媒体融汇。这项特性最为显著为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个体所体验,并成为基于数字技术的新技术的强大融合力量。多种媒介形式被数字技术统一于一种平台,但同一种信息形式却有多种不同格式,并且每种格式都有着相对应的操作软件。例如,宽带文件下载时,有RMVB、AVI、MKV多种不同格式;在手机等移动媒体中,又有MP4、3GP 等格式。多媒体融汇的背后是复杂性逐步增强的兼容控制体系,因此,现代社会的数字世界里每天都有众多的插件汇入网络,软件升级周期也逐步缩短。

3.聚合的新闻

业界对媒介融合的可能及发展方式在技术支持下的探索始于20世纪70~80年代,结构化的具有融合特性的多媒体信息组织兴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这些多媒体信息组织囊括了遍及全球的分支系统,而每个分支系统都至少包含了一种以上的媒介形式(Mark Deuze,2004)。所有的媒介组织都或多或少开始考虑或选择跨媒介合作的形式,使得在这种迹象出现之前原本相对独立的新闻工作人员、新闻编辑组织或新闻机构的部门进行协同工作。随着时间的推进,媒介融合不再仅仅局限于不同功能媒介组织间的跨媒介合作和不同部门的协同工作,而出现了新的局面,同时,媒介融合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在现实的媒介组织的实践中也逐渐清晰。在早期,各种不同的媒介如广播、印刷等媒介和网络进行了在线的物理组织的联合。如英国的财经时代(Financial Times)的在线网站,美国的《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WGNTV/Radio和CLTV的联合经营(Boczkowski,2003;Gentry,2003;Stone and Bierhoff,2002)。2001年,国际媒介创新咨询集团(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media consulting group)的创始人Juan Antonio Giner在国际报纸市场营销组织(INMA)学刊中表示(Giner,2001),超过7成的报纸总编表示他们的记者在其他不同于报纸的媒体中经历过至少一年的体验学习。报纸开始成为“24小时的信息传播机器(24 hour information engines)”。广播媒介,如CNN,在当年也开始成为24小时的信息提供者。同时,Giner(Innovation,2001)也认为,媒介鲜明的分类已经成为过去,数字融合(digital convergence)已经成为现在,而多媒体的组合(Multi-media integration)则是未来。INMA的主编Earl Wilkinson也在2001年新加坡报业会议中表示,全球主流的报业公司已经普遍接受未来报纸将以多媒体、宽带为导向的信息形式为主的观念(quoted in Giner 2001b)。

三、媒介融合的组织逻辑

1.组织变革:来自于技术的推动

在讨论媒介融合技术逻辑的基础之上,本文考虑将技术逻辑和组织逻辑放在一起论述。因为这场“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变化,都是以技术作为先导的,即技术的变化带动了技术所牵涉到的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变化,和技术变迁紧密相连而受到技术变迁最直接的影响的,不论是现代社会的其他行业,还是媒介行业,都是产品的生产方式,和其他行业所不同的是,媒介行业的产品是包含了社会动态、公众意见等内容在内的各方面信息。因此,在信息社会的技术条件下,信息从源起,到经过媒介,再由媒介到达受众,并由受众反馈给媒介乃至信源的整个过程,以及不论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个体或群体而存在的“把关人”或媒介组织,还是受众及传播途径本身,都深刻地打上了技术变迁的烙印,构成媒介组织的“人”的部分和“物质”的部分,也包含在内。Mark Deuze等学者在对多媒体新闻业的研究中已经展现了媒介从业者工作方式和思维模式的转变,肯定新技带来的内容管理系统(CMS)和数据库等技术为新闻行业及其从业者带来的转变,工作变得更加及时而方便,内容和信息的呈现形式更加立体。而这些生产方式的变化和企业组织紧密相连。随着不同媒介组织之间物理联合程度的加强,媒介融合的业界实践也不仅仅止步于多种不同媒介形式的联合生产经营,媒介逐步走上了集团化乃至全球化的进程。新闻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N——新技术条件下的媒介组织

CNN是全球著名的新闻组织。考察CNN的经营结构,便不难发现美国媒体强强联手、实现集约经营的特征。CNN新闻集团(CNN Newsgroup)经营有十几项新闻业务,而它本身从属于特纳广播公司(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TBS),母公司特纳广播不仅经营有线电视网,还包括电影公司、家庭录像、音乐、出版等。

CNN旗下新闻业务有新闻频道(CNN)和焦点新闻频道(CNN Headline News)等10项,而其中6项为卫星有线电视网项目,另有2项为广播业务。这10项业务都在互联网上设立了网站并进行电脑间的传送。此外还有政治新闻、个人订阅(My CNN)两个,为订户提供高度个性化的服务。整个集团在网上共设置12个网站,相互链接,用户可以为一项信息迅速跳转至相关内容所在网站,整个系统传播新闻迅速有效,形成了合力的组织优势。

参照CNN的组织构架与相关资料,可以了解CNN在管理及运作方式上的特色,这就是:细密的专业分工和整体协调是CNN高效管理的两个方面,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共享是24小时滚动播出新闻的重要保证。CNN派出的报道组,要为CNN的所有频道提供报道,而不仅仅是为某一个特定节目作报道,以避免同一组织内部不同部分在同一事件中冲撞。

此外,在集团下的CNN从业人员,和国内按权力层级划分体系不同的是,CNN的组织结构呈现出扁平的网状,记者按区域分工,负责其所在区域所有新闻事件从发生到传播的完整过程,其余工作人员(如电视制片等)按照职能划分工作,并分化出针对互联网进行工作的工种,各种不同职能部门的人员相互连结,发挥团队效用,形成组织合力。除其网状结构之外,CNN总部设置了一个国际国内任务台,一端连接新闻采集,一端连接各种需求,相当于是这个职能部门而非个人成为整个组织的运转核心。

通过透视这个现代社会最大的新闻组织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方式可以看出,建立在融合的媒介技术上的专业分工和整体协调保障了4000人运转一个庞大组织的可能性。不同于传统媒介时代,媒介从业人员的工作相对独立,新技术推动了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协同合作(包括营销、销售、运作节奏、人员及管理等层面);在组织而非个人成为管理者后,制定预算、战略和时间进程也开始逐步统一;而组织微观层面的其他方面,包括为保障竞争力所提供的培训和人员配置(包括雇佣和解雇),都开始由于个体从业人员的工作方式的转变带动了整个组织工作方式的转变而开始一系列变革。

四、媒介融合的制度逻辑

如果说技术逻辑源于技术形式特有的规定性,那么,制度逻辑则充分体现着人类作为技术的开发者和使用者对工具的支配态度。

反映到媒介自身的变化,融合的多媒体新闻组织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在此期间,全球的媒介公司都开始在原本独立的雇员、编辑部及其他部门中选择至少某种形式的跨媒介合作或协同作业。在2001年的一项对200名媒介总监的调查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公司在当时正计划或已实施整体合作战略。因此,这段时期的媒介多处于物理上的联合状态,例如使用不同技术或内容提供方式的媒介组织面对新形势尝试联合经营,形成大的媒介集团。因此,基于对现实社会中媒介实践的观察,各种理论都倾向于认为世界各地的媒介组织都越来越多地选择使用超过一种渠道来提供他们的核心新闻产品。

而对新闻记者的调查研究显示,越来越多的记者缓慢但逐步习惯于他们的“媒介母本(mother-medium)”以在线的形式存在,而这一现象和在线记者的独立角色意识增长紧密相关(Deuze and Paulussen,2002;Singer,2003)。同时,也有专家学者研究给出了20世纪90年代中叶融合的最优模式(optimal model),即线下的媒介母本通常在线上伴随有网络的副本。

这些业界呈现的变化表明,技术所带来的媒介行业操作上的变化使得Manuel Castells所说的“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合能效果”得以发挥,而在这种效果发挥的基础上,技术发展的影响由使早期简单的操作发生变化开始渗透到媒介企业的各个层面。在技术和组织形态产生变迁的基础上,媒介的利益群体、利益认同、组织构成等各方面都相应发生了变化。美国南加州大学的Jonathan D。Aroson教授在其论文《因特网革命的原因与结果》中用一个图例展示了电信/信息技术全球化的动力模式。在其模式中,不同领域(包括技术、营销、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带来了包括政治、经济、化及社会各方面的变化,这些社会整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其他结构彼此勾连,共同维持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可持续运行,面临挑战时又进行适度调整。由此可见,在技术和组织变迁的基础上,媒介融合在社会的整体层面上又上升到了新的维度。

五、媒介融合的文化逻辑

1.书写和视听的整合:“超文本”和“元语言”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的载体便被认为是语言和文字。这种载体也造就了人类沟通中的书写系统和视听系统。在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中,各种沟通模式通过“超文本(hypertext)”和“元语言(meta-language)”的形成而整合到了一个系统中。这种变化将文本、意象和声音整合进入同一个系统,在公众可以轻易获得读取路径且开放的条件下,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可以在全球网络上互动。这种改变确实改变了以往社会技术条件下沟通的特性。

2.媒介融合的文化逻辑

“融合文化” 一词最初由美国学者Henry Jenkins(2004)提出,随后Mark Deuze(2007)的研究呼应了这种新提法,但是,他们当时并未清晰地界定融合文化。纪莉(2009)认为,融合文化的概念须从融合文化的文本、传播主体以及结构三个方面切入探讨。在此,由受众参与和互动生产而带来的新兴社会文化形态的意义上讨论融合文化。在融合文化概念提出后,有关媒介融合的文化逻辑探讨大致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1)新型媒介形态中,传播过程中的个体,与传统媒介时代相比,传播者和受众的界限已不再明显;2)媒介活动与商业媒介权力;3)媒介融合前景:融合文化范式与集体智慧管理。

媒介融合中的融合文化以受众参与和互动生产为特征,本质上是一种参与式文化和互动式文化。受众的参与和互动是融合文化的生产方式。受众参与和互动的媒介文本生产,打破了印刷出版、电影、广播、音乐、电视和电脑之间的分际,是一种综合文字、图像、声讯和视讯的丰富的多媒体形式的网络出版,从而生产和创造了融合文化。由于受众的参与和互动具有广泛性, 融合文化还是一种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或曰“草根文化”。维基百科、百度知道、博客、播客、社交网、威客等,都是融合文化的表征。受众参与和互动以生产融合文化是由传播新技术驱动的,传播新技术为受众的参与和互动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在对数字媒体时代媒介融合的研究中,美国学者Henry Jenkins 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学者。他针对媒介融合的著作《融合文化:新旧媒体碰撞之地》、《粉丝、博客主和游戏玩家:探索参与式文化》,以及个人博客“一个学者粉丝的告白”等,在学界和普通读者中都引发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作为最早研究数字化时代受众身份转变的媒介学者之一,Henry Jenkins在理解参与式媒体活动对社会、政治和文化影响方面处于最活跃的前沿领域。而在Henry Jenkins的理论中,根据新媒体所带来的不同的媒介接触和解读媒介内容方式的新特点,媒介融合的文化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1)媒介融合中出现的新的消费者和传统的内容生产者;2)媒介消费者的行为及其权力的构建;3)新型的全球媒介活动及商业媒体权利的消失;4)集体智慧的管理和融合文化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