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律论文大全11篇

道德法律论文篇（1）

新闻自由作为人类共同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其形态虽因因各国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说，包含出版自由、报道自由和批评监督的自由这几个方面。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采访、报道和传播新闻的权利，或公众利用媒体表达思想、讨论社会问题的权利被称之为新闻自由的保护性权利。在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新闻自由并非一种没有限度的权利，一切真正的自由必然包括某种限制，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一、限制新闻自由的原因--社会责任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不负责任的自由，是无限制的自由，就会对作为权力、权利的新闻自由滥用。当自由被滥用，变成了主体的某种为所欲为的行为，当支配它的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自由与责任始终相伴相随的事物，追求自由就意味着承担责任。[1]自由社会，充分利用新闻手段的精神。"报刊必须自由地致力于保持和发展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意味着报刊必须是有责任的。它必须对社会承担满足公众需要和保持市民权利，并且保持几乎被遗忘了没有报刊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人的权利。[2]自由既是权利，又是能力，并且是通过能力来实现权利。新闻媒体和新闻职业工作者只有具备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才有能是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精神、自由权利应负的社会责任。

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承担社会责任是新闻传播者的义务，对于非职业化的新闻传播者来说，如果其传播目的和事实上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起码应该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即使在所谓新闻最自由的美国，"没有人--即使是这个国家的奠基人，也从未认为新闻是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有责任人和思维稳健的人希望新闻是完全自由的。"[3]

二、我国的新闻立法--法律是否能够完全限制新闻自由

（一）最初的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观出现于18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自由民主思想集中表述在《论法的精神》中：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说或者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的东西，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度。在自然状态下，天然的自由是野蛮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自由的狂热。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并非完全符合理性，如果人们凭借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根本不是自由，而是任性。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4]在孟德斯鸠看来，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要看他能不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但如何判断这件事是应该做的呢？法律是唯一的依据。

（二）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新闻自由应该在法律框架内得到限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了对新闻立法的呼唤，尤其近几年每年"两会"时都有代表提出关于新闻立法的建议或提案，有关部门多年来也作了大量细致的立法准备工作。但是，由于新闻法学理论研究和深层次上的多种难点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的新闻立法仍然只停留在立法规划的阶段，仍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究其深刻原因，私以为，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与道德观念紧密不可分的一个难题。

我们知道，虽说在新闻最自由﹑自诩民主﹑法制最健全的美国，因为新闻自由侵犯他人利益的事件也常有发生，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国家里仍然不能做到法律能够完全限制自由？私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利益的不同，因为每个个体的利益是不同的，而在新闻自由中，有些人恰恰就可能利用新闻自由的无拘束性去获得额外的利用，如制造某明星的假新闻，增加报刊的销售量，制造＂肉馅包子＂的轰动效应，提高收视率等等．我们的法律在利益面前，一方面可能会保障一部分人的权利，但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踩在法律上面，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法律在有些问题面前却又是无能为力的．法律限制新闻自由，究竟采用何种方法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无论是我们采用最低限度原则也好，最小比例原则也好，关键是我们如何去保证能够让这些制度实施下去。在实践中，这些制度的可行性如何？比如一个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范围？这是非常难得问题。所以，在丰厚的利益面前，单纯依靠法律限制新闻自由，这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尽相同，每个人都完全可能因为自己的内心价值标准不同而对于同一件新闻做出不同的评价。所以，对于新闻自由而言，想要通过外部的制度来达到确立统一的内心价值标准，显然，这无疑对我们的法律过于苛刻。正所谓，法律问题是法律问题，道德问题是道德问题，法律是一种低要求，道德是一种高要求，两者实在不可混淆不分。反之，道德常常能弥补法律的不足，但法律有时却不能填补道德的空白。所以，对于内心价值的评判，显然是不能通过外部的强制力来加以衡量的，而只能坚持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新闻自由是新闻活动不受外界干涉，新闻的功能得到全面发挥的状态。价值中立是新闻自由的本质所在。所谓价值中立，是指新闻信息的采集﹑编辑和播发的客观性，要按事实发生的本来面目进行描述，不能参入与新闻事实无关的主观意志。[5]因此，如何加强新闻自由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也是我们除了立法之外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三、新闻自由限制的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明白，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游走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问题，需要我们利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机制来进行限制。

(1)加强新闻立法，使新闻行业有法可依。新闻法规是依法管理传播行为的主要依据，它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新闻立法应该对新闻行业的一些根本原则加以规范，这不仅能从制度层面保障新闻自由的实现，而且还能惩处违法乱纪者，确保传播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惩。[6]

（2）完善媒体用人机制。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媒体都实行聘用制，这就为人才的合理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为才是举，却忽略了人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为了提高收视率，创品牌栏目，提高经济效益，只要有"才"就敢用，而不考虑"德"。因此，媒体人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业务技能，还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忘我的奋斗精神，这就要求媒体在用人上必须严格把关。

（3）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受众不是被动的接收者，它是传播活动的间接参与者。所以，加强一般受众的素养教育，对于某些新闻自由的限制是非常有好处的，它可以让受众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从而达到优化传播的目的。

（4）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是企业运转的核心追求，媒体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重角色使得她它不可能超脱这一追求之外。所以，要达到对媒体的某些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的目的，必须引导企业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否则，很多媒体可能在商业化的市场中，做出一些违法与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之事。

四、结语

新闻自由应以法律制度为规范，同时辅以社会道德的制约。在全球媒介产液化和商业化的时代，讨论这一话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已不足以保证公众利益面受到伤害，新闻自由要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为限度。这就需要媒介从法律和道德两方面来进行自我约束，以实现真正的自由。

参考文献

[1]杨保军.《新闻自由：责任与精神》，四川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2期.

[2]荒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126.

[3][美]丹尼斯,梅里尔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辩论[M].王纬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P9.

道德法律论文篇（2）

（2）课程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在2006年课程改革之前是分开的两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但是在两门课程合二为一之后，由于将“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排在“法律基础”之前，教师在授课的过程往往习惯于把教学重点放在教材的前半部分“思想道德修养”上，而忽视了有关法律知识的教学，教师的不重视就导致学生对于这部分知识的忽视，甚至是无视。除此之外，教材中有关“法律基础”部分的知识编写不够精确、概念含糊不清，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再者，整本教材通篇采用文字形式进行编写，理论概念性较强，知识分布过于紧密，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疲劳感。

二、改善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问题的措施

1.教材改革

（1）保障教材编写的严肃性。

（2）增强法律部分教材的趣味性。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平衡性。

2.教学改革

（1）完善我国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机制。根据我国目前法律教育发展现状，建立起一个从小学开始至初中、高中、大学的完善而衔接有效地法律教学体系，从小就开始培养学生一种法律意识，真正地体会到法律学习的重要性，自觉地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道德法律论文篇（3）

但是，法律和道德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它们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途径，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动力，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没有道德的法律是冷冰冰的束缚，它只会规定各种人类改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情，并且对犯错的人依法进行法律的制裁，这样的法律注定是不会被人民接受和认同的，注定会被人民所。同样，只有道德的法律是不完整的，它失去了法律所该有的最原始的意义，对任何人不构成警醒和约束，因而国家也就无法依法治理好它的人民。所以，真正的法律不是完全撇开了道德的范畴，它以道德为依据，并且用法的手段来提高人们对道德的认识。这样，法律和道德也就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了。

然而一个成功的人不仅要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同时也要有相当多的法律意识。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一个人的道德素养无法真正得到实现。只有心中有法的存在，人们在做人行事方面才会有所顾忌，才不会越过法律的界限做出不合法的事情。

现代社会的法律也正朝着人性化的一面发展和完善，法律再不是过去的只讲道理不看事情的真相。正是因为法律的道德性，人们的幸福感日益增加。再大力倡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物质条件的改善虽然带来了很多的新鲜事物，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人们的幸福感反而日渐减少，再日常生活中，人们要担心的事情太多，抢劫、偷窃现象屡见不鲜，有的人甚至患上了恐惧症。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求国家对有关法律的完善。

前不久看的一部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主人公在十年前犯了法，但他因为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而隐瞒真相十年。十年后，他再也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和不安主动向警方自首，本以为等待他的是无尽的牢狱之灾，但是他却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这个案列不是告诉我们法律的不公平性，而恰恰是从侧面告诉我们法律的人性化。他是犯罪了，虽然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这十年中，他所受的痛苦和煎熬远超过与法律带来的。他受到来自自己的和社会各方的道德谴责，在这个层面上，他已经经历了自己的“牢狱之灾”。在这个事件中，法律的人性化和道德性体现的完美无暇。正像剧中的人所说，现在的法律也是讲理的，这正体现了新时期下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和要求。法律的底线是道德的自我约束，或许正是因为有些人们的道德自我约束力不够才要求有一种强制力的诞生来调解社会的矛盾，而法律就恰好扮演了这样子的一个强制力的角色。因而法律也就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称成为了一种信仰。就我个人而言，法律应当成为一种信仰。“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

有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保障，幸福感便也会迅速上升。有了法和德相互作用，社会才有可能出现家家晚上不用闭门的和谐现象。在法律的人性化的旗帜下，人们更确定了社会主义旗帜的正确性，才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满信心。当人们致力于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时代，无论做什么都是有意义的，是可以感到幸福的。幸福的定义是什么？不是说一定要生活富裕了，手里有钱了，我们所讲的幸福要上升到精神层面。幸福就是人们的心理得到了满足，人们对生活充满希望和憧憬，至少他有动力去为了美好的未来去奋斗，这就是幸福了。

最后来说说关于大学生所要担负的关于法律责任和道德义务。毫无疑问，大学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中国的未来还要靠这一批特殊的人来创造。所以，作为大学生的我们肩上的胆子着实不轻。思想道德的修养当然是相当要紧，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要学习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在守法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扬中华名族流传了几千年的美好品德。要学法、懂法、守法，在法制的轨道上，做一个有着良好道德素养的人。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法律的完善日益体现人性化和道德性。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在新时期下又有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完善。同时，法律和道德的密不可分性又反过来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生活的幸福体验，即所谓的幸福感在法和理的间隙最近偶那个得到看更好的提高。作为新时期下的大学生，要带头学法、懂法、守法，在道德和法律的世界中寻找幸福。

道德法律论文篇（4）

（一）教学内容的单一性。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点教材，是在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上的一门重点难点课程。以往的思想道德教育在教学内容上都是局限于道德领域上的灌输，课程的教学模式也是采取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使得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脱离了实际，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中没有没有显示的依托是脱离实践的教育，使得学生们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不懂得学与致用，造成学生道德观念的模糊性，不能及时对道德现象进行及时的判断，从而到学生们会表现出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因此在以往教学内容上更加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建立、健全与当代大学生实际身心相结合的教学内容，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成果性。

（二）专题教学不突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是围绕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进行的教学活动，对大学生人生观的培养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目前许多高校的思想道德以法律修养这门课程专题教育不突出，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教学理念模糊，对培养大学生的正确的人生观存在一定的难点。

二、完善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的途径

（一）教学内容因与时俱进。高校思想政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内容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教学内容，达到教学内容与时代进步相统一，现有的的教学内容大多是理论教学的知识，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比较缺乏，学生的积极性比较散漫，课堂上学习的效果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中，要把社会的热点问题融入到课程中，针对社会的的热点难点进行详细的讨论和分析，引导大学生学会分析社会存在的问题。教学内容可以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入其中，让大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同时也要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一直是热门的课题，随着社会经济的速发展，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逐步的凸显，在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过程

（二）优化教学手段。在科技快速的发展过程中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应该运用高科技手段，互联网技术结合课本的相关知识收集相关的视频、图片等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形成一定的政治观，建立起鲜明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情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掌握基本知识，让学生学活，用活的理论知识应用大众媒体中，提高学生的内容学习的信息量，促进学生的思想健康教育。传统的教学手段，课堂上单向给学生灌输知识，学生被动的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学生没能形成很好教学实践效果。改变教学手段，使学生达成相应的教学目标，要让学生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能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

（三）提高教师技能。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是人与人的交流的工作，而不是机械交流，没有感情的教育是无法让人信服的。针对学生存在的实际问题要进行解释根据学生的特点去解决学生实际存在的问题。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课程，对教师的教学技能要求很高，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就是提高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方式方法。教师要借鉴国外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成果的经验，根据学生的实践情况，确定教学目标，积极的引导学生投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

道德法律论文篇（5）

一、中国法律援助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困难、生理残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而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减免诉讼费在内在的整个法律程序的各个环节上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帮助。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社会的贫困者、弱者、残疾人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同国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中国法律援助物质保障的现实性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不同于资本主义法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们的法律既规定了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实体权利，又规定了为实现平等实体权利所必须的平等程序权利，而且特别强调为实现这些权利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权利的实施机制，切实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以真正贯彻实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区别。总而言之，中国的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范围广、后盾强，有保障，是一项大有发展的公益事业。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探索、解决和完善。

(二)中国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

在中国，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行为。法律援助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责任。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目前还缺乏大量的社会援助组织，没有形成稳定、可靠、充分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而律师又已成为法律服务资源市场的竞争主体。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全面参与和组织领导，单靠社会和律师个人的力量，要形成一种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活动的有效制度并维持整个法律援助机制的统一、有序运行，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而且还可能导致法律援助活动出现各自为政、孤军奋战、管理失灵、形式混乱、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法律援助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特点，也是其优点。我们在确立法律援助为国家责任的同时，也没有排斥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法律援助活动。这种以国家援助为主，社会组织和个人援助为辅的法律援助机制，不仅体现了国家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而有些国家或仅仅把法律援助强调为一种国家责任，或只认为法律援助是社会组织和律师个人的人道行为。这两种作法，或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或易导致法律援助工作的失控。

(三)中国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

首先，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来看，包括如下:刑事辩护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及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而一些国家的法律援助则仅限于特定的刑事、民事案件的辩护及简单的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咨询。

其次，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来看，只要是公民、法人确因经济困难或其它特殊情况，以及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许多国家则完全排除了法人和外国人的法律受援权。

再次，从法律援助的主体来看，中国法律不仅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师的应尽义务，而且还要求公证人员、墓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也应为维护社会弱者的法律权益提供法律援助。而在一些国家，法律援助被认为仅仅是公设律师的工作和少数具有正义感的私人律师的善举。

二、中国法律援助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

(一)实现和保障人权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就是一切人，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一定社会中的一切成员或一定国家中的每个公民，不论其种族、民族、性别、语言、、政治主张、财产收入、教育程度等状况如何，其所受到认可和保障(主要是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的能够实际拥有的实然权利和应当拥有，但因目前种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还无法拥有的应然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权利等，不仅在资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应当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条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法律就是人权法。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无论是宪法，还是各部门法，对人权的保护还仅仅是一种立法上的承认，而对人权的真正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于使这些法律规定的权利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一般而言，人权的实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来直接实现其实体权利;二是人们在司法救济中通过行使程序权利(诉讼权利)来保证实现其实体权利。以上两种实现人权的途径，随着法律规范的繁多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性的法律服务。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资源的有限性、有偿性往往导致社会弱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获得相应的法律服务。因此，传统的人权保障措施已远远不够，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所以，无论是从道德及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公正、平等的法律价值与评价的角度，或是从人权的角度，中国都不仅应当实行法律援助制度，而且中国的法律援助都应当比外国实现得更好。

(二)凸显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拥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要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来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要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性。一般把前者称作实体正义，把后者称作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有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靠司法人员的秉公执法也是不够的，还要有对社会弱者的法律援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司法公正特别是对程序正义的种种障碍，其中包括社会弱者在寻求法律的平等保护时遇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困难。具体而言，这些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上的障碍;知识与信息上的障碍;权利和义务观念上的障碍;沟通交流上的障碍;法律服务资源上的障碍;生理上的障碍;人身自由上的障碍。以上诸种妨碍司法公正的障碍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从而导致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则是保障这两种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

三、中国法律援助蕴涵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适应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需求而产生的。‘言首先是在西方社会出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平等”诺言，积极支持在有关法律制度中订立给予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内容。如法国1851年确认法律援助制度，英国1903年颁布《保护穷人囚犯的法案》、1949年颁布《法律援助和咨询法案》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享有法律服务特权的否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并没有改变其维护资产者利益的阶级本质，且他们所宣扬的人权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人权，所以其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使资本主义法律成为普遍保障广大穷人利益的工具。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穷人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现象仍到处可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应该提供法律帮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同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样，反映了人人要求乎等、铲除人间不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然而，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它既反映了中国全体社会成员大都具备的或是能够接受的传统道德价值，又体现出了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必然联系。中国的法律援助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体现仁爱积善

孔子云:“仁者爱人”，这是中国占代早期的人道主义。孔子从爱护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伦理立场出发，认为作为一个仁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问题，认为“良知”即“不虑而知者”，可与“良能”、“良心”视为同义语。“良能”，是指天赋为善的能力，也就是天生愿做好事;“良心”，即善良之心，不忍加害他人之心。且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积善”亦即多做好事，与人为善。铁面无私的包拯、刚正不阿的海瑞等为民请命、为民伸冤的壮举，流芳千古，可歌可泣，都是传统道德价值观在司法活动中的典型表现。

中国的法律援助，给在犯罪案件中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给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而无力支付律师费者，给请求给付抚恤金、保险金或与此有关的公证而无力支付费用者等等自然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也给某些经济上有严重困难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可谓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好事，同情弱者，扶贫帮困助残，充分体现了仁爱积善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历来被人们看成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基于各种原因，社会上总会存在一些弱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因经济贫困或其它原因，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对弱者的法律援助，不仅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制度，也是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之一。为社会弱者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援助，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体现。

(二)强调义务，淡泊利益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居于传统道德价值观主一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重义轻利。它主张“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则“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抵制贪欲、战胜邪恶的武器。在法律不断受到金钱腐蚀的今天，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的话掷地有声:“做律师就不能为了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是律师至高无上的准则。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己使许多当事人受益。法律援助，为贫弱者减免服务费，不正是重义轻利这种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吗?

(三)注重尊老爱幼

道德法律论文篇（6）

内容提要：在法治社会，道德扮演的角色不是法律的对立物，法律和道德在法治社会中呈现出一种同一关系。它们具有交融性、同向性和非对抗性。本文试图从通过对道德的特点和功能的分析入手，论述法治社会中法律和道德的以上三个同一性。 关 键 词：法治 道德 交融性 同向性 非对抗性 引言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讨论已久的问题，是法理学核心的问题之一。“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不是法哲学的局部问题，而是贯穿于整个法哲学的全局问题。从探讨法律的性质和特征，法律的渊源，一直到法律的推理，法律的效力和实效，无不涉及到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因此，法律和道德这一主题有广泛而复杂的内容 .”法律并不是“一些临时合同，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进行正义和善德的制度 .”“人类社会生活的特征之一是它有明确的道德观念。……只要是道德观念，就必然包含‘……应当如何……’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一切法律规范的源泉 .”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罗马法学家、阿奎那、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康德与黑格尔等法学家在寻找适合人类的社会制度时，都涉及到了一定的道德观念。进入近代之后，价值法学强调的主旨是法律的道德性问题，是法律中道德价值的追求。对此，价值法学代表富勒、罗尔斯、德沃金等人分别通过其伟大著作向世人进行了阐述。而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奥斯丁、凯尔森等主张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各自适应不同的生活领域，应该把价值判断和实证分析分裂开来。如奥斯丁强调：“法理学的科学只涉及实在法，或严格意义的法律，而毫不考虑这些法律的善或恶 .”在中国，法治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美好的追求之时，法律成了道德的对立物。“以德治国”的提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意识形态上的偏激，但同时也带来了它的副作用——我们社会特有的逆反心理被调动起来了，法学界对道德等社会规范的排斥更带上了一些社会批判的味道 .”笔者认为在我们理想当中的法治社会，道德扮演的角色不是法律的对立物，法律和道德在法治社会中是一种同一关系。它们具有交融性、同向性和非对抗性。本文试图从通过对道德的特点和功能的分析入手，论述法治社会中法律和道德的以上三个同一性，让我们认清法律和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真实关系。 一、 道德的特点及其功能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包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善与恶、好与坏、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伦理观念、思想、原则、标准，包括在伦理观念、思想、原则、标准指导下人的行为所形成、体现的情感、风格、情操和习惯 . （一） 道德的特点 1、道德的评价方式是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等等。人做为社会中的主体，在评价身边发生的事件时，其道德上的出发点往往是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等等基本的道德标准。就如我们看待某人在国家受到侵略时叛离国家和民族这一类事件时，我们会认为他是邪恶的，是非正义和耻辱的。 2、道德调节利益关系时，通常强调他人的利益和国家、集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道德在人们内心起到一种暗示的作用，会使人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偏向于他人和集体的利益。 3、道德受社会的影响，并在社会中普遍存在。道德具有社会性的根源和基础，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尤其是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在社会中，道德所产生和发挥的作用是广泛的普遍的一般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集团，任何一个组织都要受到道德规范的引导、调控和约束，自觉地承担责任，履行义务。 4、道德依靠人们的观念、社会的舆论和某些良善风俗维持，而不同于法律是依靠强制力来实施。道德仿佛个人心中的天平，依靠社会舆论、良善的风俗习惯来支持。例如犯罪人自己在犯罪后其内心的自我谴责对犯罪人的影响很大。 5、道德多元化，层次化。有社会必存在道德，整个人类也具有共同的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但是因为人的民族性、阶级性，集团性；文明的阶段性，社会发展的不同步性、不平衡性，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差异，道德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格局。如一个民族、社会可能同时存在正常的、先进的、补充的、落后的道德形态，一个民族、社会的道德可依其自身的要素而形成不同的等级、层次。富勒的名著《法律的道德性》中曾有义务的道德与追求的道德，法律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之分。“人们追求的至善生活是经过平衡的多元目标 .” （二） 道德的功能 1、 调节功能 即通过评价等方式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及活动，调节和协调众人之间的关系。道德标准能够使人处理好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道德是人类社会基本的调控方式，没有道德的存在和运作，社会难以形成统一整体。 2、 教化功能 道德可以运用评价和鼓励的方式造成社会舆论形成社会风尚、树立道德观念、塑造理性人格，使人从内心深处感触到一种教化的力量。可以通过评价、激励、褒贬等等方式，造成社会舆论，形成社会风尚，树立道德榜样，塑造理想人格，来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境界和道德行为。 3、 约束功能 人们内心形成的道德标准、道德理想等会使人形成自我约束的功能，对某一件事的正当性产生认识后，会让人形成做与不做的行为。它指明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应遵循什么原则和规范，应依据什么标准评判是非、善恶、荣辱，通过把人的行为、关系区分为正义非正义、善恶、好坏，褒赞正义、善、好，贬损非正义、恶、坏而形成正当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它以唤醒人们的良知、人的羞耻感、人的内疚感而实现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 二、法治社会中的法律和道德具有同一性 （一）交融性 “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和道德具有相互交融的性质。“法律和道德最初就是一体的，在原始氏族社会，继禁止性规范之后，才出现了以道德为内容的义务性规范，再往后便是我们所熟悉的成文法的历史。这三者并不是毫不相干分别独立存在的，而是社会规范在其历史进化过程中的三种表现形态，是统一的、完整的 .”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教授在《法律帝国》一书中举了一个很经典的案例：1882年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的祖父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死了他的祖父，以便按照遗嘱来继承这笔遗产。他的罪行被发现后，他被定罪，判处监禁。但他能否继续按照遗嘱继承其祖父的财产，纽约州遗嘱法对此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他祖父的女儿们要求遗产管理人取消埃尔默的遗产继承权。她们争辩说，既然埃尔默杀害了立遗嘱人，那么法律就不应赋予埃尔默以任何遗产继承权。围绕这一案件，法官与律师，法官与法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埃尔默的律师指出，如果法院剥夺埃尔默的继承权，等于法院是在更改遗嘱，用自己的道德信仰取代法律：雷格法官也支持埃尔默的继承权，主要理由是不能因杀人而改立遗嘱者的意愿，只要这种立遗嘱人的意愿是真实的。而最后此案以另一位法官厄尔占优势票数的观点取胜，并确立了这样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因此，遗嘱法应被理解为否认以杀人罪来获得遗产继承权。本案中不能够站在法律之外谈道德，亦不能在道德之外谈法律。“法律和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然而它们控制的领域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 .”可见，法律和道德是相互交融的。 （二）同向性 法律和道德同为重要的社会规范，其价值追求是同向的。都具有追求社会中的秩序与自由的同一个方向性。 由不同的人所组成的社会要得以维系其存在和发展，就必须确立其基本的秩序形式，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在其中，法律和道德在促进人类的秩序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于法律而言，任何社会统治的建立都意味着一定统治秩序的形成。没有秩序的统治怎么能称其为统治呢？秩序是法律的价值之一；对于道德而言，道德具有调节、教化、约束的功能，而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系需要人们对于某种理念和原则的内心确信，秩序要靠人们的自觉意识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来保证。亚里士多德曾将道德分为理想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理想的道德是指个人能力的充分实现以达到一种美好的生活状态。义务的道德即行为规则，指一个人的行为要符合社会的规则。可以认为义务的道德是理想的道德的基石，理想的道德是人类道德的最高目标。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包括法律和道德在内的基本规则，就不会有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的存在。没有秩序的社会，个人的美好生活 状态无法达到，社会的更高目标也无从谈起。 自由是道德和法律共同的价值追求之一，是人类崇高的价值目标。从哲学上看，自由指在没有外在强制的情况下，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动的能力。法律是自由的保障，自由是法律的崇高价值目标。“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它并不受这法律约束的人们的一般福利范围之外作出规定，假如没有法律他们会更快乐的话，那么法律作为一件无用之物自己就会消灭；而单单为了使我们不致堕下泥坑和悬崖而作的防范，就不应成为限制。所以，不管会引起人们怎样的误解，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可见法律是用来捍卫人民自由的，而不是用来限制、践踏人民自由的，如果法律限制了人类的自由，也就是对人性的践踏；对道德而言，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探索和争取自由的历史，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人类活动的基本目的之一是为了满足自由需要，实现自由欲望，达成自由目的。这是人类道德追求的目标。 （三）非对抗性 “法治国家以一定的个人和社会道德水平为前提。法治国家以法律为基础，而后者需要道德依据。” “道德的目的，从其社会意义上来看，就是要通过减少过分自私的影响范围、减少对他人的有害行为，消除两败俱伤的争斗以及社会中其他潜在的分裂力量而加强社会和谐 .” 法律和道德在法治社会中不是二元的对立物，他们具有非对抗性。 正如《牛津法律大辞典》中所言：“道德为法律的实施规定了界限。即使是实在法，也不能漠视道德。如果某项实在法的规定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违反道德的，那么，该项规定就很有可能不为人们所遵守。近代自然法学家认为，衡量法律好与坏的标准是它与道德信条的关系。首先，注重道德信条和道德标准是制定法律的基础，或者说是法律推论的基本前提；这些道德信条和道德标准包括：例如性关系，对妇女儿童和动物的关照，拯救和维护生命，避免伤害他人等。第二，道德要求影响对法律的解释。道德要求也许不构成法律要求，但它却可以阻碍对赔偿的反要求。第三，法官在确定法律标准时，受到道德标准影响；……公正多以符合道德为基础……不仅如此，任何一件由法官自由裁决的案件，实质上都是在该法官的道德标准影响下处理的 .” “法律是根据与自然——万物中首要的最古老的——一致而制定的有关事务正义和不正义的区别；在符合自然的标准下，构筑了这样一些人的法律，它对邪恶者以惩罚，而保卫和保护善者 .”“法治的实质必定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如将他投进监狱或宣布他据以主张财产权的证件无效），政府应忠实地运用预先宣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如果法治不是指这个意思，它就毫无意义 .”同时，强调法律至上，但并不是认为法律是万能的。高度的法律化一定离不开道德的支撑。 第182页。 [15]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6年版，第630页。

道德法律论文篇（7）

（二）优化教学手段

在科技快速的发展过程中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应该运用高科技手段，互联网技术结合课本的相关知识收集相关的视频、图片等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形成一定的政治观，建立起鲜明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情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掌握基本知识，让学生学活，用活的理论知识应用大众媒体中，提高学生的内容学习的信息量，促进学生的思想健康教育。传统的教学手段，课堂上单向给学生灌输知识，学生被动的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学生没能形成很好教学实践效果。改变教学手段，使学生达成相应的教学目标，要让学生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能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

（三）提高教师技能

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是人与人的交流的工作，而不是机械交流，没有感情的教育是无法让人信服的。针对学生存在的实际问题要进行解释根据学生的特点去解决学生实际存在的问题。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课程，对教师的教学技能要求很高，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就是提高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方式方法。教师要借鉴国外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成果的经验，根据学生的实践情况，确定教学目标，积极的引导学生投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

道德法律论文篇（8）

（1）具体法律内容稍微不足。与2010年修订版的内容相比，“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3年修订版进一步删减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关内容，与2009修订版、2006修订版相比，具体法律内容更是少之又少。鉴于当前我国依法治国理念的逐步深入，笔者认为应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法律内容，而不应一味的删减。

（2）教材编排较为死板。“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两课”教材之一，有必要保持一定的严肃性，但是纵观历年修订版本，教材编排在排版、内容形式、用语等方面没有实质性进步，书中充斥着大量死板的教条、概念、条文等。这不但较难激发学生学习这门课的兴趣，而且不能很好地去影响学生，无法达到国家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的目的。

2.法律教育部分的教学

（1）教师教学方式。在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进行讲述的过程，往往以教师单方面的授课为主要方式，缺乏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加之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不深，思想上不够重视，经常有逃课或不认真听讲的情况发生，课堂效率较低，学生们往往都是在老师的灌输下被动地接受法律知识，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

（2）课程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在2006年课程改革之前是分开的两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但是在两门课程合二为一之后，由于将“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排在“法律基础”之前，教师在授课的过程往往习惯于把教学重点放在教材的前半部分“思想道德修养”上，而忽视了有关法律知识的教学，教师的不重视就导致学生对于这部分知识的忽视，甚至是无视。除此之外，教材中有关“法律基础”部分的知识编写不够精确、概念含糊不清，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再者，整本教材通篇采用文字形式进行编写，理论概念性较强，知识分布过于紧密，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疲劳感。

二、改善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问题的措施

1.教材改革

（1）保障教材编写的严肃性。

（2）增强法律部分教材的趣味性。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平衡性。

2.教学改革

（1）完善我国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机制。根据我国目前法律教育发展现状，建立起一个从小学开始至初中、高中、大学的完善而衔接有效地法律教学体系，从小就开始培养学生一种法律意识，真正地体会到法律学习的重要性，自觉地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道德法律论文篇（9）

同志指出，“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1]法治与德治各有哪些功能优势和局限？其良性关系如何建立？其各自的功能优势如何发挥？功能局限如何克服？如何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优配置使总体的功能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功能局限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这是目前我们最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机理及关系

法律和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起源于原始社会中的社会习惯，它们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即通过解决和预防冲突的方式在一个社会内部形成秩序、提高效率。在价值层面上，法律和道德之间是相容的，它们都为了秩序和效率而发挥其各自的功能，正因如此，法律和道德自从产生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混杂在一起共同发挥其调节的功能，法律被道德化，道德被法律化，法律之中有道德，道德之中有法律，法律依赖道德而被认同，道德依赖法律而被贯彻。直到商品经济大发展之时，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出于最优调整的需要，法律和道德开始分野，它们的功能差异逐渐凸显，作用领域也开始专有化，法律和道德除共同作用于大部分社会领域外，还各自占据了其独有领域，在法律专有领域，道德受到排斥，在道德的专有领域，法律受到排斥。这种分野的结果使法律和道德从同质发展成为异质的社会规范，这就产生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如法律和道德各自的边界在哪里？法律和道德各有哪些功能优势和局限？法律和道德发生冲突时如何协调？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构成了法律与道德在规范层面上的良性关系，而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分析法律和道德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法律是通过既定规则的遵循和实施而发挥其功能的。规则的制定是一种集体的主观行为，因而存在着主观客观化的难题；规范的遵循是以强制力为后盾的，因而存在着强制力消失或不足时的法律遵循难题；规范的实施是以机构为主体的，因而存在着机构经济人特性与有限理性的克服、机构行为动力的不足及资源限制等困境。而道德则主要利用文化沉淀中的善恶标准而非既定规则及强制力来影响人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法律的不足，但道德的多元化及相对主义会导致规范的非普适性问题；道德的非强制性会导致对性恶之人的规制力不从心；道德的利益界限会导致利他的有限性。由此可见，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基于人性的恶而进行基本的制度架构，道德基于人性的善而设置各种社会规范。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既有恶的性格，也有善的性格；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利他的一面；人在行为决策时，既有理性的成份，又有非理性的成份。在现实中，纯粹的经济人和纯粹的道德人是不存在的，我们也很难找到绝对利己的人或绝对大公无私的人，历史证明，绝对利己而从不利他的人或绝对利他而从不利己的人对社会整体发展会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的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一些或少一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的差异程度。”[2]（P140）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人只能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混合物，是善和恶、理性和非理性、利己和利他的矛盾统一体，至于哪一种性格占主导则因人而异，且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中也存在着主次的问题。如在市场领域，人的自利特性会占主导地位；在伦理领域，人的利他特性会占主导地位等。法律和道德分野正是对这种人的本性的多元性进行多元调整的需要。法律禁恶，道德扬善；法律抑制人的损人利己行为，而道德则激励人的利他行为，法律抑制人的非理性，而道德则激扬人的理性。这是法律与道德的最基本功能，正是从这一视角，我们认为，法律是一种外在性、他律性的规范，道德是一种已被内部化的、自律性的规范；法律规范不能覆盖人的行为的方方面面，道德则可能影响人的所有行为；法律着重于抑制人的非理性，道德则更多地倾向于激发人的理性；法律依靠强制性命令而运作，道德则依靠内心服从而运作；法律的实施存在着被抗拒的可能，道德则会被主动遵循；法律的预期目标的实现是以巨额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为代价的，道德对秩序和效率的贡献则是低代价的。法律与道德基于人的本性的多元性而存在，其各自独特的功能优势是对方不能替代的，其功能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可被对方所克服。法律与道德的良性关系就应基于此而建立，否则，法律不成其为法律，道德不成其为道德，其各自对社会秩序和效率的贡献将会丧失殆尽。

二、法治与德治的功能优势与局限

由上可知，法律与道德在人性多元化的情形之下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效率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它们从不同的视角并基于不同的切入点对社会的秩序和效率作出各自独特的贡献，并有助于对方功能优势的发挥及功能局限的克服。以法律和道德作为治国路径和终极价值追求而产生的法治和德治也存在着同类性质的关系和问题。在社会秩序形成和效率提高方面，法治和德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和局限，且互为优势和局限，所以以下我们对法治和德治的功能优势和局限的论述都以对方为参照物。

（一）法治的功能优势和局限

1.功能优势

（1）权威的非人格化。法治社会中，法律是最高权威，任何其它主体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与历史上的其它权威相比，这是唯一的一种非人格化的权威，这种权威因其非人格化而没有人格化权威的弊端，主要有三，其一，非人格化权威具有连续性、稳定性的特性，因而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诚如邓小平所说，“……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更不会如人格化权威因权威丧失而导致社会动荡。其二，非人格化权威的树立成本和维护成本相对较小，而人格化权威则常处于不断地树立又不断地被打破的过程中，因此非生产性资源耗费相对过多。其三，非人格化权威的存在是界定和实现公共利益的基础和前提，而人格化权威的存在则往往使公共利益被人为扭曲。

（2）直接禁恶。法律运用其强制力直接抑制人性中的恶，其作用的对象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由自然人组成的机构，通过禁恶，使其行为限制在利己不损人的范围内，从而促使人与人、人与机构、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合作，使各主体有机会分享因合作而产生的增量利益。在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情形下，这种合作的促成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只有合作才能保障因社会分工而产生的利益的最后形成和分配。法律通过禁恶还能使道德的普遍弘扬成为可能。影响道德弘扬的首要因素是人的恶行，如果没有法律对人的恶行进行惩处，使人因其恶行而获利，那么，人们就会从恶如流，社会因此陷入混乱之中。

（3）权力和权利的明晰界定。法律通过确定私权的边界使私权与私权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关系，通过确定公权的边界使私权免受公权侵扰，从而使以财产权为主体的私权得到良好利用，使公权能够得到合理行使。这是在一个社会中形成秩序和提高效率所必须的。如孟子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4]荀子云，“群而无分则争。”[5]道德讲求利他，因而德治往往忽视权利与权力的明确化，这是德治对秩序和效率的消极影响。西谚云，“篱笆好，邻居好。”[6]所以只有用法律这个“篱笆”使权利明晰化，人与人之间才会长久存在良好的关系。如果没有财产权这个“篱笆”，人类不是处于贫穷落后之境地，就是处于互相纷争之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财产权促进了人类道德的提升。

2.功能局限

（1）主观客观化的难题。马克思曾经说过，“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法律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7]“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2]（P122）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因此是一种集体的主观行为，这使法律对公共利益的实现并不具有必然性，它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如果主观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则法治对秩序和效率的追求就会受到损害。制约主观客观化的因素主要有主观客观化的主体的有限性理及经济人性格与主观客观化进程的内在缺陷。主体的有限理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从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不足等方面影响主观客观化的，因为在信息能力不足情形下，立法决策和执法决策所必需的有效、充分信息常常受到限制，而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边际成本递增又加剧了信息非充分和非有效性，因而导致立法决策和执法决策失误。主体的经济人性格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在不同环境和不同社会中存在量上的差异，这种性格是从对立法和执法公益性的人为扭曲的角度影响主观客观化的，这种人为扭曲完全缘于各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关注，由于制度不可能彻底抑制各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所以，这种不良影响的存在也就在所难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减少这种消极影响，道德在这方面有它的独特优势。主观客观化进程的内在缺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是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得到众多实证资料的支撑和经验的支持，它主要指制度供给的程序存在能力边界，在这种能力的限制之下，反映所有私人偏好的制度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也就是说，不存在把所有私人偏好汇集成一种公共利益的程序。正因上述制约因素的存在，所以我们就不难解释现实中某些法律制造矛盾而减少秩序和效率的情形。

（2）领域的有限性。法律是一种外在性的规范，它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合理配置及对不遵循法律的主体的处罚而促使社会主体遵循法律，从而达到其预定的目标。所以法律不能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实践中有部分社会关系是法律所不能调整的，其决定因素主要有二点，其一，规则化的困境，主要指在设置行为模式时，社会关系不能被有效地外在化、规则化，利益不能被明确地界定；在设置后果模式时，由于本身就不存在有效的后果模式，因而往往使后果模式设定失当。其二，实施的困难，指由于社会关系自身的特殊性，法律实施者往往处于信息劣势，在没有其它有效的信息获取渠道的情形下，法律的实施会丧失前提，从而也使法律的存在形同虚设。符合上述两点的社会关系领域（如情感领域等）是法律所不能进行调整的，如果法律强制性介入，则必然导致其自身的低效率或无效率。此外，我们还应明确法律对单纯利他行为直接促进的限度。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禁恶，它通过禁止人的损人利己行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从而形成秩序，提高效率。法律很少作出单纯让人利他的规定，激励人做出单纯的利他的行为主要是道德的功能，但这并非与法律完全无关。如见义勇为是道德所鼓励的，也是法律所提倡的，法律的提倡主要通过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来实现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见义勇为者自身可能会承受经济上的损失，从而使见义勇为只是一小部分道德相当高尚的人的行为，而不能扩大到全社会的主体。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正是为了使见义勇为扩展到全社会。这种利益激励是相当必要的。但法律通过利益激励来促进其自身被普遍遵循应该受到限制，因为这不是法律的主要性格。法律运用利益激励的方式来促进其自身被遵循主要限于当人遵循法律但却导致遵循者产生负收益之时，在此情形下，法律规则的后果模式作出对规范遵循者的利益补偿的规定，使规范遵循者不致于因遵循规范而受到损失，从而促进人作出遵循规范的选择，提高法律被遵循的可能性。

（3）资源代价。法治功能的实现有赖于良好规则的制定及该规则被有效遵循和实施，这必然要耗费资源。这种耗费是非生产性的，其来源主要是税收，而适度的税收是产权得到保障的前提，过度的税收则会侵犯产权，从而影响社会资源的产出。所以，实现法治的资源耗费应该有合理的限度，使尽可能少的生产性资源被用作非生产性目的。[8]因此由于受制于资源因素，法治不能彻底消除违法犯罪行为，而只能把不遵循法律的行为限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以犯罪率的控制为例，犯人被抓到的可能性越低，对社会带来的成本也越高；犯人被抓到的可能性越高，所花费的执行成本就越高，并且当犯罪率被控制在一定程度时，控制犯罪的边际成本会急剧递增，边际收入会下降。因此只有当控制犯罪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时，即当抓犯人的成本加上犯罪所引起的成本总和最小化时，犯罪率的控制才是合理的。

（二）德治的功能优势和局限

1.功能优势

（1）预防冲突。道德不仅是一种社会规范，还是一种冲突预防机制，这种机制能积极地预防冲突的产生。因为道德要求人利他，在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相冲突时，也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要求以集体利益为先。因此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就会减少。孔子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9]“无讼”的社会正是他所主张的德治来实现的。

（2）促进法治成本最小化。法治成本最小化的实现有赖于诸多条件，道德是其中重要的一种。道德对法治成本最小化的促进是从两方面展开的，其一，道德在一定范围内可直接替代法律。道德与法律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的、清晰的，而是易变的、模糊的，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着良好的道德水准，对法律的供给需求会在一定范围内减少，有学者认为，“若中国采取法治，其法治成本就会远低于西方国家，其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法律制度不必像西方那么详细，很多方面可以用道德秩序替代”。[10]当然这种替代必然在合理的范围内。以罐装天然气的交易规则为例，天然气销售公司接到用户的电话后立即给予送气，这是一种便捷的交易方式，但如果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给天然气销售公司打电话要求送气，却故意留下并不存在的地址或并不需要天然气的家庭的地址，导致公司错误送气，人力资源因此就会被浪费。如果这种不良事件发生次数足够的多，销售公司必然会改变交易规则，要求用户担保或设置各种确认用户身份的机制，从而使交易成本增加，交易也变得不很方便，对交易双方都不利。现行交易规则的便捷正是现有民众较高道德水准所促成，如果民众道德水准很低，为了确保交易安全，交易规则必然更为复杂，交易成本将因此而增加。其二，道德促进法律实施。道德对法律实施的促进主要表征有二，第一，法律道德化有助于民众对法律的认同，因为不遵循法律被认为是不道德的，遵循法律是一种道德义务，法律因而得到遵循；第二，现实中较多的人并不因为法律的存在而是因为道德约束而有良好行为，因此减少了法律的实施成本，减轻了执法者的监督责任。

（3）道德谴责的普适性。法律对侵犯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者的惩处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如《刑法》不惩罚14周岁以下的杀人者，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和犯罪时不满18周岁之人不适用死刑；诉讼法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根据这种举证规则作出的裁决有可能因举证责任人在证据获得、收集和保存等方面的不足而与客观事实不符；《民法通则》规定，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能得到司法救济，债权人就债权的实现因此得不到法律的保障。道德对不良行为的谴责几乎是不受限制的。任何人杀人都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并且这种谴责不会如刑罚那样有时间上的限制，一个故意重伤他人者，在刑期结束后还有可能受到道德谴责，一个少年杀人者可能终身会受到道德谴责。对盗窃数量没有达到刑法标准的盗窃者，刑法对其无能为力，但周围民众会对其“另眼相看”；因对方举证上的不足而胜诉的事实上的侵权者同样会受到知情者的道德谴责；因诉讼时效问题而胜诉的债务人更会受到社会道德准则的谴责。

2.功能局限

（1）弱强制性。与法律相比，道德的强制力很弱，过弱的强制力使道德自身常常对违反道德准则者无能为力，从而减损了道德对社会秩序和效率的贡献。“道德社会的维持，不仅需要很多人都有道德感，而且还需要所有的人都无条件地这样做。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只要一个人或者极少数人不道德，它就可以摧毁整个社会的道德性资源配置机制。”[11]

（2）道德多元。法律是一种在其效力范围内统一的规则，这有利于民众的遵循和公权机关的执行，但道德存在着多元性，各种不同利益主体的道德规范会有差异，并且可能存在冲突，实践中会因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道德分歧而产生各种冲突；在同类利益主体之间也会存在道德分歧，因此对同一种行为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评价，但道德的分歧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存在一种普遍伦理。

（3）道德资源的缺乏。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功能发挥的前提是民众拥有丰富的道德资源及社会文化中含有深厚的道德沉淀。如果民众的道德资源存量不足，则道德的功能优势只会成为一种理论上的模式，实践中不可能得到有效实现。道德资源缺乏主要从两方面导致对社会秩序和效率的贡献不足，其一，在行为层面，对冲突的预防功能将会减弱，对法治成本最小化的促进作用也将会大打折扣；其二，在道德责任层面，道德资源不足将会使违道德者不把道德放入其行为时的成本-收益结构，从而对社会给予的道德谴责也会不屑一顾。道德资源的缺乏一直以来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常态，其主要受制于三个因素，其一，道德存在利益界限，利他因此是一种“有限度的慷慨”；其二，法律的不良实施；其三，社会整体对道德的弘扬不足。

（4）匹配性弱。道德的形成和普遍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道德的变迁有可能落后于社会的变迁和法律的变迁，此情势下的道德不仅自身不能促进社会的变迁，反而还会阻碍法律的实施。

三、法治与德治的互补与协调

在秩序与效率的视野中，法治与德治都有独特的功能，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并且互为优势和局限，即法治的功能优势是德治的功能局限，法治的功能局限是德治的功能优势，法治和德治因此得以成为不可或缺、不或偏废的治国路径。但法治与德治功能优势的发挥有赖于在它们之间的良性关系，因为法治与德治既存在着合作的条件，也存在着冲突的趋势，如果它们之间关系紧张，则不仅不会使其各自的功能优势得到发挥，反而会使其各自的功能局限凸显，产生“负和博奕”的不良结果。我们建立法治与德治之间的良性关系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它们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不能绝对化地看待其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如果过度强调法治至上，把法治至上绝对化，则我们就会忽视法治的功能局限及缺陷；如果过度地强调德治，则很容易忽视德治自身存在的缺陷，从而把法治与德治彻底地割裂开来。所以我们不能走一条极端化的道路，在强调法治之时，不能否定德治；在强调德治之时，不能否定法治。人的本性具有多元性，“人类理性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它总是在与非理性的对立中得到体现的，人类本能地有着对美和善的追求，可是却又永远也摆脱不了非理性的冲动。非理性属于人性的一部分，诚如雨果所说，人是二元的，有兽性，也有灵性。人既是天使，也是野兽。”[12]因此基于人的本性而衍生出来的法治与德治这两条治国路径对以追求秩序和效率的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13]只有“善”与“法”的共同作用，才能有一个良好的治理体系。我们认为，没有法治支持的德治在政治上必将最终走向人治，在经济上也必将导致发展的低效率；而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会使法治的负担过重，因为此时的法律不仅要规范人的所有行为，同时也要承受过高的资源代价，这必将使法治成为一种低效率的治理体系。

从对社会秩序形成的作用机理和路径考察，法律和道德的差异是相当大的。法律通过充分、有效地界定权利使各种权利在行使之时互不冲突，对权利的冲突通过诉讼等途径使利益得到平衡，对直接侵犯私权和公权的不法行为予以惩处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不法行为的产生，从而在社会内部形成秩序；而道德则通过要求人作出利他行为，从而使冲突根本不发生，促使社会良性秩序形成。但法治促进秩序的形成会受制于主观客观化困境、领域的有限性及资源代价等因素，德治由于不同于法治的作用机理而不存在主观客观化、资源代价等困境，其对冲突的低代价预防也克服了法律的不足；而德治通过主张利他来预防冲突虽然有助于秩序的形成，但应该有其限度，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无讼”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这不仅因为不可能实现“无讼”，还因为实现了“无讼”的社会可能是一个更不完美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是“无讼”的社会，则这个社会内部肯定存在着更大的不足，如果一个社会的“无讼”是通过存天理、灭人欲而实现的，则这种无讼的价值就更值得质疑。因为人毕竟还有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一面，如果让人在任何时空都作出利他的行为，人的正常行为动力将会不足，而法律正是保障人在一定范围内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工具，在法律的框架下，人有权利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道德的不足。正是这种互为优势与局限的特性，法治与德治才有可能进行最佳配置以产出最优秩序和最高效率。如利己不损人是法律与道德在架构自身规范时的衔接点，它是法律对人行为时的最高要求，只要不损人，任何行为在法律上都是许可的，至于这种行为是否利他，法律在所不问；而道德则把利己不损人作为其对人行为时的最低要求，它不仅要求行为人不损人，更要求行为人在行为时利他，甚至鼓励损己利他的行为。这两种不同社会规范共同作用于人，有助于最优秩序的形成。

我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与减少冲突的方式建立法治与德治之间的良性关系，通过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实现功能互补。在实践中，我们应该确定道德法律化的合理限度。法律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道德的弱强制性的不足，从而使道德的普遍弘扬成为可能，这是道德得以法律化的原因之一；但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的最主要功能在于禁恶，如果法律过多地强调人的单纯利他并基于此而进行制度设计，或法律侵入纯粹伦理领域，则不仅法律的实现会受到障碍，道德伦理的应有价值也会受到破坏。在另一方面，我们强调德治不应该影响正常的法律供给。如果基于人的性善而进行法律制度建设，则不仅会导致法律供给在量上不足，使民众对法律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还会使法律供给在质上与正常需求产生偏差，如基于对人的过度信任就会放松对人的法律规制，从而有可能使人的恶性凸显，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我们强调法治也不应该忽视道德资源的培养，尤其应该运用多种路径培养道德资源。法律道德化有助于法律得到普遍遵循，但法律的道德化主要应该通过法律的强公益性和对私的主体的利益的尊重来实现，否则不仅法律道德化不能实现，还会侵损人们对“遵循法律是一种道德义务”这一道德责任的信仰。

参考文献：

[1]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N].深圳特区报，2001-01-11（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6.

[4]《孟子·腾文公上》

[5]《荀子·王制》

[6]刘军宁。共和·民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6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83.

[8]应飞虎。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一种经济法的认知模式[J].中国法学，2001，（2）。

[9]《论语·颜渊》

[10]王建国。人性的假设与市场经济[A].经济学家茶座：第二辑[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75.

道德法律论文篇（10）

二、完善“基础”课教学专题的新构想

随着13年版教材内容的更新，“基础”课教学专题的设置也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加以跟进和完善。但是，在修改、完善作为课程的教学专题时，并非简单地增减一两个专题，也不是简单地给个别的教学专题换个名称而已。在修改、完善作为课程的教学专题时，至少应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一）根据性

专题的设置首先要考虑的是课程的教育目的。“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行动，是选择有效的教育手段和方法达到教育目的的过程，它不同于自发的教育过程。”[1]对于“基础”课来说，贯彻和实现课程教育目的的就是统编教材，它是学生在校获取系统知识、提高思想品德的重要工具，也是教师进行教学的具体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在13年版教材对教材进行修订特别是对某些章节作出重大调整和修改之后，急于完善“基础”课教学专题的根本原因。

（二）同质性

专题教学，顾名思义，即根据开课的宗旨、结合教材的内容，紧紧围绕某一话题或主题进行深入的研讨式学习。这里，“某一话题或主题”中的“话题或主题”，在内容或性质上，应当具有相同性、或同类性，即同质性。只有注重了教学专题的同质性，才可能在具体教学专题的设计上和教学中，更好地在有限的学时内，突出重点，整合内容，加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从13年教材来说，教材的第五章，既有宪法的内容，又有法理学内容；第六章，主要涉及的是法理学的内容。根据教学专题同质性的要求，如果把第五章中的宪法部分作为一个独立专题，而把第五章中法理学的部分与第六章合并成另外一个独立专题，这样，专题的内容不仅相对集中、完整，而且在实际教学中还可能更加易于操作，结构更加合理、顺畅。

（三）稳定性

长期以来，特别是“05”方案实施以后，各高等院校“基础”课基本上都采取的是专题式教学方式，并形成了相应的教学专题。设置和完善教学专题，应注意保持专题的相对稳定性。稳定的专题，有利于教师深入钻研专题内容，广泛收集专题资料，高度关注专题前沿动态，仔细琢磨专题教法，进而提高专题仍至整门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13年版教材，虽然修改的地点比较多，个别章节的变动也比较大，但从总体上说，有些章节的整体框架变动不大。比如，13年版第一章“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下设三节，即：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长成才；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架起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前五版第一章不仅章的标题完全一样，而且节的标题和数量也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个别“节”的“目”的数量不同，相关内容的提法和论述不同。还如13年版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在前五版中，章的序位、标题和节的数量、标题也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个别节中的“目”的调整和有关内容的提法、表述的不同。因此，对于教材中这些整体框架结构变动不大的章节所对应的教学专题，完全可以在仅对个别内容进行修改、调整的基础上，保持其专题的稳定性，至少是保持原来专题主题和结构的不变。

（四）前瞻性

在设置教学专题时，作为一线教师应认真体会课程目标、仔细研读教材内容，做到既以教材为依据，又不拘泥于教材的束缚，尽量以战略和发展的眼光，使教学专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比如，在“基础”课06年版教材出版后，根据当时教材的内容，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将教材第五章“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与第六章“培育职业精神，树立家庭美德”两章，合并为一个教学专题，即“三大生活中的道德要求与法律规范”，这种处理既有教材上的根据性，又有专题教学的特色性，还为13年新版教材证明了其所具有的前瞻性。根据13年版教材，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在对原定教学专题进行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新的教学专题，即：第一讲：话说大学生活；第二讲：理想与信念；第三讲：漫谈爱国主义；第四讲：人生三论；第五讲：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若干重要问题；第六讲：三大生活中道德要求与法律规范；第七讲：宪法略论；第八讲：法理概要。

三、新专题在实施过程中应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一）思修部分与法基部分的关系

“基础”课的内容客观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即思想道德修养（简称“思修”）部分和法律基础（简称“法基”）部分。在实际教学中，有的学校思修部分由一个老师上，法律基础部分由另一个老师上；大部分学校是一个老师同时将一门课承担下来。由于教师专业背景或知识结构的差异，导致老师在对思修与法基部分内容的处理上主观随意性过大，存在失衡现象，要么偏重思修部分，要么偏重法基部分。由于修养部分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等内容，学生平时了解比较多，讲好不容易，而法基部分的内容特别是有些部门法的内容，知识性和实用性较强，因学生平时接触不多，稍加深入并结合案例进行教学，学生就会很感兴趣。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有的教师往往容易弱化思修部分，强化法基部分，特别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98方案”实施期间，同时担任过“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这两门课程的教师，更容易出现上述情况。就13年版教材来说，对于法基部分，删除了原来对实体法律制度和程序法律制度具体内容的了解，强调的是对法律精神、法治理念和法律权威的教育，因而在实际教学更应正确处理好思修与法基两个部分的关系，在思修部分下功夫，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寻找切入点、紧扣关注点，破解一般化、简单化，提高针对性、实效性。而不能像讲授法学专业课那样，对具体部门法和程序法花费很多学时讲授，不仅学时不够，而且也不符合“基础”课的教学目的。13年版教材要侧重根据党的十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对当代大学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维护法律尊严，从思想意识上引导学生知法、守法和用法，最大限度地发挥课堂教学的效应。

（二）表面热闹与课堂实效的关系

在教学中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课堂比较沉闷，学生的参与度不高，教师试图营造一种轻松、民主、活泼的教学氛围，虽经努力，但效果仍然不佳。究其原因，除了学生方面的因素之外，可能与教师的积极性、持续度、所提问题的质量以及方式方法有密切的关系。而同一教师的其他课堂，稍加鼓励和发动，学生的参与性很强，发言的积极性很高，个别同学在同一节课中，数次举手发言，甚至有时在某一同学发言的前后，其他同学自发地为其喝彩助威或鼓掌加油的局面，可谓气氛活跃、热闹非凡。课后想想，发现热闹的背后，就发言的动因来说，有的可能因发言加分而言之，有的可能因面子观驱使而言之，当然也有不少同学因确有自己的想法而言之；就过度热闹的场面来说，有时可能是因不同专业的学习习惯而产生，有时可能是因学生发自内心的赞许而产生，有时也可能是因课堂的失控而产生。因此，作为教师要善于看待、分析课堂上的“热闹”场面，区分不同情况，在充分保护学生发言热情的基础上，对个别极具功利性的发言和失控状态，有技巧性地加以因势利导与合理管控，提高发言质量、确保教学实效，努力克服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推进课程改革的进程中，课堂教学曾一度出现不问效率不讲质量的无序状态，表面上看，课堂上热热闹闹，气氛活跃，实质上是虚假的‘繁荣’”[2]状况。

（三）知识性学习与提高素质的关系

“基础”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它有自身特有的范畴、观点和知识体系。对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很好理解和把握。但是“，基础”课的重点并非简单的知识性学习，它是在综合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其他三门课程的原理、知识和观点的基础上，解决学生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道德品格、法律意识等方面有关现实和深层次问题，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知识性的学习相对来说较为容易，解决人的道德品质和思想意识的问题则困难得多。因此，教师在专题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作用，通过研讨式、启发式、问题式、交流式、论坛式等各种方式，从开课宗旨出发，正确处理好知识性学习与提高素质的关系。

道德法律论文篇（11）

（一）自评互评有助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但对“基础”课程改进教学方式存在憧憬与期待。“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作为试点班级的任课教师，您认为本次改革试点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有推动作用吗？如果有，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一问题时，有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持肯定态度，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拟定和设计对于提升“基础”课程课堂教学质量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而且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以及遵守校院规章制度等。除此之外，依托自评互评，能够有效推动“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有针对性地结合行课学生客观实际和学院人才培养方案来设计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进而使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均取得较大改善。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习惯于按照教材章、节、目内容进行循规蹈矩的逐条讲解，我们认为这种按照教材篇章顺序进行传统讲授的教学方式略显僵化、生硬，明显与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改革导向不符，它不能够解决教学知识要点多、教学计划课时少、教学内容简单重复、教学效果质量差等突出问题。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13位任课教师对“基础”课程改进现有教学方式、方法存在憧憬与期待。

（二）自评互评有助于测评学生基本素质

但对“基础”课程现行考核方式存在抱怨与不满。“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您认为本次试点改革中有哪些值得肯定或不足的地方？”这一问题时，10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体现了测评公正、机会平等、团结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和基本要求，有助于当代大学生认知、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初步做到了综合测评学生的课程理论知识习得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思想道德素质、法律素质。但是，有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对个别学院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管理过程的松散化和随意性、成绩测评的简单化和趋同性等问题存在不满情绪，对校、院关于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所配套进行的课程平时成绩改革导致课程平时考核繁琐化、量化课程作业导致作业质量贬值化等问题存在抵触情绪。调研发现，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通过相关政策来规范自评互评管理，强化平时课程考核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何使“基础”课程考核方式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使刚性约束与柔性管理相结合，在克服以往考核方式存在“重智轻德”、“高分低能”等弊端的基础上，真正达到“释压减负”、“知行合一”，既取得教学质的提高也获得考核量的平衡还迫切需要全面的统筹规划。

（三）自评互评有助于“两支队伍”融合

但对构建稳定、持久的长效机制存在疑问与忧虑。“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您认为怎样能更好地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和学工队伍的融合？”这一问题时，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使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与学工队伍长期存在的“人为分裂”或“二元对立”等错误思想倾向有所遏制，有利于“两支队伍”的亲密合作。依托自评互评，“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主动与任课学院学工部门负责人联系，全面了解对口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熟悉行课学生专业的发展前景和毕业的就业现状；同时，学工部门负责人（辅导员、班主任、副书记、书记）率队深入课堂随机听课，既了解任课教师的授课特点，观察行课学生的学习状态，也使没有上过“基础”课的学工部门教师较好地熟悉“基础”课程教材内容。通过课前交流、课后反馈，任课教师和学工部门负责人建立了较之以往更为宽泛的接触和更为紧密的联系，使“两支队伍”能够群策群力、协同分析本院学生在课程学习和日常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是，一套稳定、持久的长效机制并没有构建起来，“两支队伍”融合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二、调查现状分析

当前，我校“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现状呈现出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是，成绩与问题依然并存。我们既要清晰看到“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对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明确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推动作用，对促使校、院人才培养体系科学化、完整化的助推作用，也要深刻认识“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其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问题。结合调研情况，我们认为只有选择正视现存问题，善于在不断试错中校正偏差，辩证、客观、公正地看待“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现状，才是推进我校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基础”课程教学改革、考核方式改革的必由之路。

（一）自评互评意义尚需突出强调

“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考，而是多侧面、多视角地考量每个学生的教育自主性、参与自觉性、表达自如性，甚至管理自治性。它既是一次常规的课堂教学，又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课程学习；它既是一次规范的过程考核，又是一次与众不同的随堂考试。因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包括班主任、辅导员、副书记等学工系统负责人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提高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的比重和分量，提升学生对“基础”课程的心理认知和情感认同，真正让当代大学生做到自我教育的主动性与课程考核严肃性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在愉悦接纳“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过程中，达到受教育、长才干，锻炼自我、完善自我的作用。

（二）自评互评指标尚需删繁就简

在具体实施自评互评考核过程中，学院制定了涵盖明德与守法两大汇报板块的学生课外思想道德培养与综合表现评价体系，要求学生必须在不低于5分钟的时间段内至少汇报6方面内容：（1）在成都大学的自我定位与本期发展情况；（2）人生理想及自我实现的准备；（3）身心和谐发展情况；（4）学习目标与达成情况；（5）日常生活道德践行情况；（6）个人法治、规则意识及遵守情况。它内在地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概括能力和良好的表达能力，旨在促使学生较为全面地去反思自我、认知自己。然而，不少班级学生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根本来不及汇报完上述内容，这就带来了汇报者汇报时蜻蜓点水、草率应付，点评者打分时无从下手、盲目给分的问题。我们认为学院还迫切需要根据具体院情进一步整合测评体系中的指标内容和具体维度，以利于学生汇报时特色鲜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学生点评时有的放矢、切中要害、评分客观。

（三）自评互评过程尚需规范管理

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学生参与“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态度是积极的，考前准备也是认真、充分的。但是，教师们认为学生在参与自评互评考核过程中仍旧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一些学生在自评汇报时嬉笑怒骂、嬉皮笑脸，主题不明确，重点不突出，观点不集中，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较多；一些互评学生在听讲时心不在焉、心神不定，有的环顾左右而言它，有的充耳不闻，甚至有个别学生耍手机、看小说、睡觉等。还有一些学生在提问时乐于提一些与测评内容无关的哗众取宠话题，甚至说一些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激进言语，还有个别学生在自己汇报完以后对其他同学汇报不上心，存在故意迟到甚至旷课缺席现象。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规范自评互评考核过程，形成一套严格管理和严肃纪律的自评互评考评制度，营造一种相对严肃、紧张、活泼的测评氛围。

（四）自评互评配套尚需丰富完善

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现行做法具有率先垂范的作用。但是，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强烈呼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够解决学生成长成才中的所有问题，“基础”课程不能包打天下。同时，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介入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功能和价值同样不能无限拔高，仅仅依托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来深化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还是势单力薄的。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在课程平时考核方面，要适度增加一些小测验，以重点考核学生对重大现实问题、敏感问题或者热点问题的分析和认识能力；在随堂考试方面，要尽可能地设置一些开放式的、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回答的问题；另外还需要配套进行“基础”课程网络化教辅、计算机考试等措施来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三、对策与措施建议

基于调研情况分析，上述问题的形成既有远因又有近因，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总结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点：一是“基础”课程任课教师队伍的内涵建设力度不够导致了课程的含金量不高；二是“基础”课程教学方式的创新性不强导致了课程的吸引力不强；三是“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约束性不硬导致了课程的严肃性不够。基于此，我们认为“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统筹兼顾，以利于推进“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的科学化发展：

（一）培养专家型人师

古语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要在自身专业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等内涵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要打造一支自身素质硬、理论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高素质、高学历、高职称专家型“基础”课程任课教师队伍。那么，如何把现有的“基础”课程“经师”培养成专家型“人师”呢？我们认为校、院有关部门除了加大力度外部引进优秀人才以外，更要注重内部培养，加大师资培训支持力度。要给予“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更多的课程观摩、学术交流、社会实践、参观考察的机会，定期组织省内外思想政治教育同行开展以交流经验为主的教学研讨，定期组织“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参加新课程标准、新修订教材、新媒体技术等方面的培训。同时，“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还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当代大学生的专业知识、个性特点、价值取向……以利于“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更新现有知识结构，掌握先进教学手段，夯实专业技能基础，完善教师道德人格，进而有效驾驭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改革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要求。

（二）倡导网络化教辅

古语说：“凡益之道，与时皆行。”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要善于做与时俱进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因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单纯以课堂讲授为主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普遍满意度较低，更是不满足于网络教学资源的匮乏，他们大都欢迎课堂讨论、分组讨论、小组辩论、网络教辅等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主体”教学形式。鉴于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方面虽然进行了不懈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网络缺失的教学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取得理想的预期教学效果。我们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面对当代“90后”大学生“无时不网、无处不网”的现实状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因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不仅要在常规授课方面下功夫，广泛开展专题教学、案例教学、视频教学等，还要充分利用好网络教学平台等新媒体，主动走进学生的网络生活，借助网络化教辅扩展自评互评的边界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