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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跨入新世纪,回顾以往大量的事实,表明全球竞争继资源、资本、技术、人才和信息之后,已经进入文化竞争时代,文化和文化战略在21 世纪将主导全球竞争,并预示着全球的发展趋势。而文化范畴内的体育文化在消除偏见、实现对话、克服狭隘因素、增进友谊等方面有着其它文化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体育文化具有维系人类健康,满足人类需要、享受和发展,实现人类自我创造的现实意义。作为体育文化下的子文化,网球文化日益显示出了巨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而从对网球文化的相关研究来看,仅有几篇对网球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的经验描述,但“网球文化”这一词被大量使用在文献中作为确定的理论依据,是不科学的.因此,对网球文化哲学理论的研究必然显得更为迫切。
1对文化和体育文化的认识
长期以来在文化研究领域,对文化的定义是艰难的,这主要反映在文化定义的众说纷纭及其内容的丰富多彩方面。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意见认为,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 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1]”。此后,学者们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各学科、学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赋予文化以不同的定义.关于什么是文化?到目前为止竟然已经多达 200 多种的定义.文化定义本身成为一个有趣的、争论不休的学术现象.笔者认为,“文化”最根本、最深刻的涵义是——人化.一切“文化”的含义都是从这个根本涵义发展、引申而来的.或更理论化地表述为——“人们(个人和群体)积淀在自身心理、意识及各类行为中的人化状态和内在活动模式”,它是一种“客观存在”。
《体育运动词汇》中对“体育文化”的定义是:“体育文化是广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综合各种利用身体练习和提高人的生物学和精神潜力的范畴、规律、制度和物质设施.”而有些人认为:只有和书本、脑力劳动结合在一起的事物才是文化,而体育是体力活动,不是文化.这种认识是狭隘的“文化观念” 造成的.体育的英文词汇正规使用的 physical culture 的意思就是“身体文化”.在国外,大多数西方人都是把体育当作一种文化来看待的.为什么说人类的体育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呢? 有学者认为最主要的论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在体育现象中的活动具有后天获得性特征;二是体育现象中具有文化结构中 3 个层次的完整结构.体育文化显然是一个很宽泛的范畴,它不局限于人们对健身运动技能的认知和掌握,而是一种体育思想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对人类体育文化发展可以发生作用的影响力,是一种在文化层面上对新的人的生存方式的理解和把握[2]。
2网球文化的界定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网球文化”是网球运动主体以网球实践活动为载体,建立的一整套规范体系和价值体系,以及主体的行为方式和全部的物质产品。网球文化是由网球运动主体创造的,不是与生俱来的。而网球运动的主体是指与网球运动相联系的有意识、有目的、进行网球实践活动的人或社会群体.网球文化必须与网球运动主体的实践活动相联系,脱离“人化”而谈网球文化,会使网球文化成为空中楼阁,它必须从运动主体中汲取营养才能不断繁盛.网球文化不仅要满足人类对自身“身、心、智”的塑造,实现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还要不断满足人类的社会需求,建立与之相应的规范体系与价值体系,才能实现网球文化能被全人类所认同、接受。
3网球文化的构成
从文化的构成来看,有人将文化表述为这样3个层次:表层—人类的各种产品;中层—规范与价值观;内层—基本判断[4]。另外的观点是将文化构成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3个层次。基于此类观点,本人认为网球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4个方面的层次构成。
4网球文化的功能
运用逻辑推理法,认为网球文化作为体育文化的一部分,网球文化也不同程度地具有体育文化所应有的功能。当今关于体育文化的功能主要表述为狭义的社会功能,也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把体育文化的功能表述为体育文化的生物功能和体育文化的社会功能。其中主要观点有以曹湘君教授为代表的体育“六大功能”和以鲍冠文教授为代表的体育“三大功能”之说[5]。笔者从体育文化的功能角度着手,认为网球文化的教育、娱乐、健身这 3 个方面的功能,是文化的本质功能,而体育文化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等功能则视为体育文化的非本质功能。
网球文化的政治功能。国际性的网球比赛,不仅是场上运动员个人之间的角逐,而且可以说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
5结语
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以罗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以麦独孤为代表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后来又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试图从个人的人格结构中求得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强调个体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化等“塑造嬉体”的因素来研究人们的社会互动,并进而达到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强调社会呀群体变量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强调文化变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会、文化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要充分准确地描绘人的社会行为,单一的研究取向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建立一种综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从本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欲图将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体实施,尽管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科间的联姻却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论争再度兴起,当理智战胜了感情之后,开始迈上了整合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实现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从国内外社会心理学多种研究取向的整合发展和现状启示中,我们认为,社会行为心理学是关于社会、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的造的综合应用社会科学,是从心理层面上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流行性反应的总体把握。从学科性质上讲,它既不是心理学的分支,也不是社会学的分支,而是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事合社会心理学。它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正如南京大学周晓虹博士所言:“我们只有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至生物学的多维视野出发,才能获得对人类社会行煌完整解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边缘学科,是母体学科在解释人类行为及春与社会、文化、人格的关系时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结果。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来看,它虽然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属物,又不是多种学科的简单的拼凑和混合,而是多种学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全新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社会心理学应独立地着力于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会心理学,其研究对象分为三层次或三个单元:第一层次为宏观层次,又叫社会主体单元,其基本概念是社会、文化和人格,认为社会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S)=f(S.C.P);第二层次为中观层闪,又叫个人主体单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认为个人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I)=f(S.R.S);第三个层次为微观层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态度,又叫行为主体单元,认为任何作为社会行动的行为都是这三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A)=f(O.M.A)。夏学銮教授“三层次九因素”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水平层次上的任何一个主体单元的行为都必须考虑行动的三个参照系数的综合作用。总之,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从“三层次九因素整合说”中可以盾出,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的整合及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的整合是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关节点。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行为的内在过程,而社会行为则是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社会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会行为流行性反应的内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的研究;社会行为整合研究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接关注的流行性心理反应的外在行为特征研究。社会心理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行为的维度则往往有所忽视。目前,社会心理研究所有社会学化和社会行为研究有心理学化的整合趋势。社会行为心理学既要探计内在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会行为规律,以避免行为主义忽视行为内在心理过程,而认知论学派忽视心理过程外显行为的偏向。
二、社会行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点
中国社会近10年来,社会心理学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姿百态的,对社会行的总体把握不仅涉及到对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对其各种存在样态及方式的把握,面对五光十色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最适宜的入手处或生长点哪里?
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流行的社会行为心理问题,并认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这些总是提供依据和答案,因而开始了社会行为心理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上的研究。一般来说,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信息资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点或理论的生长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最适宜的切入点只能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热点问题。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反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也是社会行为的心理的重点问题,这些行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和前途。社会行为心理热点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心理的难点和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锐的社会焦点问题,解决起来也往往难度不小。社会聚群行为是种种社会行为心理的起始点和矛焦点,也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整合研究的着力点。
社会心理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处于热烈社会生活聚焦点上的人们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的本质的思考,社会心理学一开始就是为解决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以后的每一步发展都直接从社会生活的急需中获得了无限的动力。显然,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试验”中士气与生产效率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工业生产之急需;30年代舆论、流言、种族和价值冲突等主题,是为适应世界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态度、民族性格等主题,是应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会相对稳定和平发展,许多具有明显应用性的分支学科相继出现,既繁荣了社会心理学本身,又使它在社会生活需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仅在欧美国家,而且在日本、俄罗斯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心理学这门应用科学的社会职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越来越大。有人统计,这10多年中《全国新书目》上刊有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数百种,其中90%以上都与应用于社会生活有关。并且社会心理学应用成果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三、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着力点
大量的有关研究表明,社会互动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在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种种群众行为、大众行为、集群行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为规范所指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群体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聚群行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行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积极的社会聚群与人们积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正相关,而消极的社会聚群(矛偏行为)与人们社会观念的偏颇和社会行为的偏离也有正相关。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有一种比西方更重视同辈凝聚的矛群意识,在这种社会心理环境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在聚群面对面的互动中会越聚越热,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将问题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施放出来。由此看来,聚群和赤心理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也可能成为社会变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济私在生生的聚群行为心理入手,探寻研究社会行为心理现象和规律,是整合社会心理学具有生命力的着力点。
布鲁姆(H. G. 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体分为四种:集群、大众、公众和社会运动团体。后来,布罗温(R. W. Rrumer0又把集群分为两种:暴众和听众。这种分类依照无组织群体的有机程度和无组织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全划分的,有利于人们对无序群体的理解和把握,对聚群行为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众与聚群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两类群体都是一种无组织群体的集合现象。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以大众面貌出现的无组织群体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视的群体现象。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人数和接触方式上。大众是散布在广大社会范围内、接触大众传播媒体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大众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接触是间接的,是通过大众媒体发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视野所及、耳闻所达的一群人,相互之间的接触是直接的,通过感官和躯体感知群体中的人与事。大众和聚群都是无组织群体,具有自发性、散漫性、情绪性、无责任性等。
国外将聚群行为称为collective benhavior,也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大众集合现象。原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称为“非集体行为”(或译为“集体外行为”),而我国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上,一般译为“集体行为”。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称为在公共场合或社会活动中出现的集群现象。兰州大学曹孟勤教授等认为,译为集体行为不妥,称为“群体行为”失之过宽,没有限制,称为“非集体行为”也不妥,因“集体外行为”并非个体行为。因此,人道我这种偶然聚在一起无组织的一群人的行为为集群行为。我们认为“聚群行为”这个概念更能全面地动态地表达无组织的、自发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为特征。
社会心理学认为,趋群性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趋向于合群。社会生产方式越发达,生活方式越先进,各类人员的趋群意识和结群倾向就越强烈。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社会聚群现象 普遍存在的、经常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情况和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这种随意性、自发的、无拘无束的聚群现象无所不在。它的启动原因之一是出于人们最基本的交换信息需要。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学价值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寻找到共鸣点,并力图补充缺陷,达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补。不仅如此,而且聚群行为心理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聚群已由过去的单一性发展到多学科广泛交叉,层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趋复杂。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优化整合聚群心理与聚群行为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探求对积极聚群行为的鼓励、强化,以及寻求对偏离聚群行为的预测、预防和调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86年10月3日给沙莲香教授的信中所强调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九大部门之一的行为科学部门中,社会心理是一门重要学科。而行为乘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在条件和依据,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一般情况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动机,聚群动机驱使聚群行为。“因为一切行为的基础和根据都是心理现象的规律,同样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现都构成某种行为”。人的行为无一不是由动机所引导、维持和导向,而动机又是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一个人的行为是这样发生的,一个聚群集合行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支配下发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中动力,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可见,个人行为与聚群行为都是一种动机性的心理行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种需要和动机,而简单的幼稚认同就应声而起,被动地或奇特地介入进去了。
四、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交互点
社会行为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社会行为与社会聚群行为活动等三大领域。当代社会行为心理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整合科学。整合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三大层面的内容,即社会环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社会文化行为心理整翕支;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态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中观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层;亲和行为、互动行为、聚群行为、规范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社会聚群行为心理整合层;这三大层面内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合构成了当代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有机整体,力图发挥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三者的“杂交”优势,克服不足,建立共性与个性、世界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学。
在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与亚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心理的积淀,对社会成员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人格与角色待社会和赤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环境与文化心理的建构。
在个人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心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怎样在社会认同层面,人际关系层面,人际沟通层面相互作用产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行为,以及后者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前者。
在群体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关注从群体到个体又从个体到群体的影响过程,在群体合作、竞争、冲突、调适等对称性社会互动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对称性社会互动中,如何影响人们的亲和行为和规范行为,以及人个行为又如何作用于群体行为。
文化消费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精神需求而在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方面进行的消费,主要囊括教育、社交娱乐、旅游观光等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对于正在汲取知识、储备能量的高校大学生而言,切实把握他们在文化消费方面的现状,明晰他们的文化消费观念、掌握影响他们消费行为的因素,对更好地引导其开展文化消费具有深刻的实际意义。
一、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根据消费者社会化理论中的家庭、同伴、大众媒体等外在变量因素对消费者进行的消费行为起着重要作用,结合大学生消费者自身性别、年级、价值观念等内在变量,笔者提出本文研究模型(图1)。
目前我国大学生文化消费的主要特点在于浅层化、消遣化、娱乐化,因此本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假设均围绕影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行为进行展开。
H1: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浅层化、娱乐化倾向明显
H2:男性大学生会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图1:本文研究模型
H3:高年级大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4:理工科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5:211高校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6a:与父母的沟通频率越高,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比例越高。
H6b:大学生在从事文化消费时受父母影响程度越高,他们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比例越高。
H7a:大学生接触媒体的时间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H7b:大学生对媒体的认可程度与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H8:同伴的信息作用越明显,“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比例越高。
二、研究方案设计
此次研究在于分析当前我国大学生在文化消费过程中是否呈现出浅层化、消遣化倾向,同时探索主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研究采用了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LES 模型)进行研究。
关于家庭影响变量的设置,我们采用了Viswanathan,Childers&Moore等人使用的调查问卷,选取其中部分题目,每个题目均以李克特五分法为基础,但为了避免中国人中庸思想的作祟,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设置了6项,分别赋值为1-6。
对同伴影响的调查,研究则借鉴了Bearden 等人(1989)设计的“同龄人影响”问卷,从信息作用方面选取部分题目,每个题目也均以六分法衡量。
关于媒体使用时间的测量,由于当代大学生主要接触网络等新媒体,甚少接触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所以在调查中仅调查每天使用网络时间,每天使用时间分为6级,即0-0.5个小时,0.5-1个小时,1-2个小时,2-3个小时,3-4.5个小时,4.5个小时以上,分别赋值1-6。
对媒体的接受程度,借鉴了刘晖(2008)在消费社会化研究中所使用的变量,并结合文化消费的特殊性,对这些题项予以情景化,精选部分题目,以六分法来衡量。
在问卷设计完成后, 笔者以江苏省南京市某高校的学生为对象开展了一次预调查。随后,对此次预调查进行了初步的信度、效度及一致性的检验,剔除了Cronbach α值小于0.6的部分题项,并根据试调研的结果对问卷中最终题项的表达、题项排列顺序等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最终的问卷调查于2013 年9月至2014年6月。我们选取了江苏省五所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办法,发放了调查问卷。此次的问卷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56份,回收率达95.6%。剔除因选项难以识别及审题问题造成的废卷,实际有效问卷876份,实际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7.6%。运用SPSS统计软件和EXCEL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统计分析。
三、数据分析
表1是此次调查中的样本人口统计变量分布情况。从这张表中,我们不难发现样本具有以下特征:(1)男女比例、年级比例均基本持平,便于验证相关因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2)从高校类型及专业类型的比例分布来看,与此次调查中总体选取的高校实际情况基本相似。
表1:样本人口统计变量分布表
(一)大学生文化消费结构分析。根据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相关计算公式,我们使用SPSS统计软件求得模型参数α、β,及各类消费项目的基本需求支出PiXi和总需求支出Ei(见表2)。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当前江苏省大学生的文化消费边际倾向为0.394。而在三大类文化消费项目的边际倾向中,娱乐消遣型消费最高(0.216),实用发展型消费最低(0.063);在八种具体分类中,文化耐用品消费(0.115)、旅游观光消费(0.092)、娱乐衍生品消费(0.053)等居于前列,都基本验证了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呈现浅层化、娱乐化的状态。
表2:江苏省大学生文化消费ELES模型参数估计值
当然,尽管培训班消费及实用类书报的基本需求支出指数以41.19元和10.18元排在各类文化消费的第一与第三位,但这两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却呈现出较低水平,也从另一个方面让我们了解,当前“是否实用发展”虽然已成为大学生选择文化消费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学生对于实用发展型消费却更多地存在着“必需品”的不当观点,认为只要自身能达到一般水平就会心满意足,不会因自身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去主动增多此类型文化消费的数量。换言之,假设H1成立。
(二)大学生个人因素的相关性检验。为更好地检验上文中提出的各项假设,此次研究将“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反映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情况。同时,对各项因素包含的变量取均值后进行相关性分析。
经检验分析,性别变量在当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中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因此H2不成立。
年级变量在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对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影响效果也不显著,H3也不成立。可能的原因在于受访对象大多出生于90~94年间,基本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很少受到年级不同造成的影响;同时,年级变量与其他影响变量可能存在较强相关性,从而导致年级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的相关性变得不是十分显著。
另外,专业类型及高校类型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假设H4和H5成立。
(三)家庭因素的相关性检验。经分析发现,与父母沟通频率、受父母影响程度均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结合访谈调查数据,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1)与父母进行适度沟通会使大学生消费者感到被关注、被重视,这样会使他们自身更为关注自己的未来与发展,从而会更多地选择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2)当代大学生的父母大多为60后,思想较为开明,在与子女沟通时较为注重方法,所以,大学生更为愿意接受来自父母的一些指导意见。因此,假设H6a、H6b成立。
(四)媒体因素的相关性检验。在0.05水平下进行双侧检
验,媒体接触时间变量的Pearson系数为-0.440,并呈显著水平。因此,该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假设H7a成立。但根据表4.7的数据,我们也发现媒体认可程度变量与因变量间不存在显著负关系,假设H7b不成立,甚至与原有假设相反。结合与相关受访者的交谈,原因可总结如下:(1)目前,大学生一般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娱乐活动或休闲游戏,所以媒体接触时间越长,越易占用大学生进行其他文化消费的时间,尤其是从事课外培训、或阅读课外专业书籍的时间,从而导致他们在实用发展型消费上减少投入;(2)在提出这部分模型假设时,我们预想网络上投放的广告大多为浅层化、娱乐化的广告,而据部分调查者反映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就有错误,因此造成假设和实际检验出现偏差。
(五)媒体因素的相关性检验。经检验,同伴的信息效应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见表3),即大学生越倾向于接受所在群体提供的与文化消费相关的信息, 其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可能性就越高。
表3:同伴及环境因素变量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相关性
注:*表示相关系数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主要结论。当代大学生在进行文化消费时,尽管会将“实用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但在实际消费时,浅层化、娱乐化的文化消费依然占据主流。尤其在生活费充裕的情形下,“90后”大学生更加倾向于娱乐休闲型的文化消费。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问题,研究针对影响“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因素变得极为有意义。通过相关性检验,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经检验,性别、年级变量在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中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样本年龄分布过于集中在90至94年之间,样本间年级差异本身不是特别明显,或可能有其他强相关性变量。
专业类型、高校类型变量在大学生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对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影响较为显著,为帮助大学生形成更为理性与务实的消费观念,提供了极具针对性的参考意见。
家庭因素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父母与子女适度的沟通会使大学生消费者感到被关注、被重视,并且现代的父母思想较为开明,在与子女沟通时极为注重方法,使得大学生在选择文化消费行为时更愿意接受来自父母的一些指导意见。
媒体接触时间越长,越易占用大学生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时间。因此,媒体接触时间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负相关性。但媒体认可程度变量与因变量间则不存在显著负关系,甚至与原有假设相反。这主要是因为,在提出这部分模型假设时,我们预想网络上投放的广告大多为浅层化、娱乐化的广告,而据部分调查者反映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可能存在一定错误,从而造成偏差。
在与同伴的交往过程中,观察模仿、从众心理不断发生,并对消费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同伴的信息效应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大学生越倾向于接受所在群体提供的与文化消费相关的信息,其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可能性就越高。
(二)对策与建议。目前,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很多“90后”大学生形成了享乐、攀比的文化消费观念,将追求享受、从事无聊庸俗的低层次文化消费作为自己主要的文化消费行为。据此,对于当代大学生自身而言,我们建议其需要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培养勤俭节约、艰苦务实的消费习惯。同时,建议当今大学生能减少使用网络进行游戏、娱乐的时间,而是将这些时间更多地花在与身边同伴的交流活动中来。在这样的交流互动中,大学生会得到足够多的信息。
父母在子女的消费行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适度的家庭交流与合理的引导方法,将会引导大学生选择更为务实有益的文化消费行为。我们建议父母要积极与自己的大学生子女进行交流,对他们在文化消费中存在的困惑进行答疑解难。
对于社会方面,我们建议媒体在广告中多进行一些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宣传。尽管在本次研究中,没有直接证明媒体态度与“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我们亦不能忽视目前各类广告还是以娱乐休闲型文化消费及文化耐用品消费的宣传为主。所以,媒体应注重广告的播放内容,肩负起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 张永胜.大学生精神文化消费现状及对策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239-240.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他引量和他引影响因子这两项上急需提高,关键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在组织高质量的稿源上下功夫。这是提高刊物影响力的根本之道。期刊要想高被引,必须发表大量的高质量论文,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的论文。作者写论文,最喜欢引用具有学科引领价值和参考价值的论文。读者对专家的观点最为关注。二是编辑树立自觉意识。编辑不仅要有学术素养,而且还应有编辑素养,主动地研究期刊相关评价指标,总结期刊发展规律,合理、恰当地加以利用,提高编辑工作的针对性。
2005-2006年cssci共收录哲学论文8278篇,这些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有16000多个,其中被标引15次以上的有160个左右。下面分类对这些标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一、哲学门类关键词分析
根据我们对哲学研究成果的观察和了解,哲学论文中如果直接标引哲学或哲学各门类的名称为关键词,则所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大多与学科或各门类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设有关,即便是具体人物、流派或问题的研究,也与上述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如表1中被标引的哲学(60次)、哲学研究(22次)、哲学观(18次),显然都是学科相关问题的标示。
分析表1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的哲学研究中。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哲学(324次)、(133次)、马克思(132次)、马克思哲学(87次)、西方(33次)等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哲学研究中,与哲学有关的关键词标引数达到577次。因此,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如果合并中国哲学(112次)、中国哲学史(33次)和中国古代哲学(15次),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达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与哲学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决定的。但就中国哲学自身来说,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设显然也有较高的热度。如果将科学哲学(83次)、技术哲学(54次)和工程哲学(20)这些通常视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关键词相加,其标引数为157次。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关键词标引数,如西方哲学(61次)和西方哲学史(15次),共76次。这表明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科反思和建设也有一定的热度。
分析表1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热点,如政治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特别是政治哲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通过关键词的标引数来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热趋势明显。
二、哲学基本问题关键词分析
哲学作为一个形态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学科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通常包括一些历久弥新的“老问题”。同时,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致思于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在新的理论和实践境遇中出现的,需要展开新的探索。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标引关键词。
通过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学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辩证法、方法论、自由、存在论等,仍是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是专门进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现当代哲学研究中所凸现的“新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真理、主体间性等,作为关键词的标引数排列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成为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现代性、后现代问题的讨论,显然成为热点。
三、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3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3,有关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注意到,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理论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荣辱观也成为重点的关键词或标引数上升幅度较快的关键词。在经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马克思之外,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强。在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是重点。此外,西方、后也获得了持续关注。
四、中国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4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4,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哲学学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学、周易哲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等仍是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重点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及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牟宗三等,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就哲学问题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问题,仍有广泛的理论效应。此外,关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五、西方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5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西方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5,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研究热度有较大上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德里达等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本文由收集整理
六、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6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6,有关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描述与思考,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虽然相关描述
与思考更多地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就问题而言,对科学的反思以及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技术理性等,是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学关键词分析
cssci在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的考察中,将伦理学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因此设计了表7,对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道德哲学方向(包括伦理学)标引关键词加以统计并作分析。
根据表7可以看到,与道德哲学自我描述相关的关键词道德(60次)、道德哲学(38次)有较高的标引频次,说明相关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在道德哲学的理论方面,如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人性、人性论、德性等,这些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在有关道德的具体实践领域,也有相应的理论思考,如道德建设、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关键词标引出现于2006年,并达到27次。显然这与由国家所主导的道德建设活动密切相关。
根据表7,“伦理学”作为关键词标引频次达到71次,说明伦理学领域的自我描述是一个重点。伦理学领域的热点还体现在具体的伦理学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这里,除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受到重视之外,当代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
八、结语
本文就哲学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对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有了客观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过关键词标引频次的升降趋势对相关问题加以总结和说明。
笔者注意到,有些关键词的标引频次有显著增长,说明相关的研究处于上升态势,学者较为关注,研究正在加强。如哲学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可以从哲学的标引频次的显著上升得到印证。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也有迅速上升。语言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8次,2006年则被标引30次;分析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5次,2006年则被标引21次。这说明。在2005-2006年间,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中心的研究显著增强。
在哲学问题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等传统问题受到关注外,一些与当论发展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增长的趋势明显。如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问题。
致谢论文
在本篇论文完成的同时,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XX老师。在X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的论文才能如此顺利的完成。并且得到了其他老师的肯定。在本篇论文的完成过程中,X老师对我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指导意见,细心地和我讲解论文中出现的问题,给予专业上的指导,信心上的鼓励。我能顺利完成本篇论文和老师的认真指导和辛苦的批改是分不开的,在此我由衷论文写作的向X老师表示感谢。
同时我也要感谢学校和学校的领导给我们创造的良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能够在良好的氛围中完成论文。感谢同学和家人在这期间的大力支持。
毕业论文致谢词范文
致谢
本研究及学位论文是在我的导师郑建立副教授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他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从课题的选择到项目的最终完成,郑老师都始终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两年多来,郑原创文秘网站:文秘知音教授不仅在学业上给我以精心指导,同时还在思想、生活上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此谨向郑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在此,我还要感谢在一起愉快的度过研究生生活的电工楼105各位同门,正是由于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我才能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和疑惑,直至本文的顺利完成。特别感谢我的师妹叶秋香同学,她对本课题做了不少工作,给予我不少的帮助。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最后我还要感谢培养我长大含辛茹苦的父母,谢谢你们!
最新本科毕业论文致谢词
弹指一挥间,大学四年已经接近了尾声。当自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完成这篇毕业论文的时候,自己也从当年一个从山里走出的懵懂孩子变成了一个成熟青年,回想自己的十几年的求学生涯,虽然只是一个本科毕业,但也实属不容易。首先,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当然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农民,没有他们的勤勤恳恳和细心安排,我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我的大学生活。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也不可能完成我经济学第二专业的学习。当然,一个农民家庭要同时供两个大学生上学,没有别人的帮助和接济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要感谢那些在我求学时对我经济和精神上帮助的亲戚、朋友、老师和同学们,我的生活因你们而精彩和充实。
华中科技大学,这里严谨的学风、优美的校园环境使我大学四年过的很充实和愉快。我第一学期是在哲学系度过的。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有幸和许多优秀的同学一起学习,听睿智的哲学老师讲授哲学。后来由于一些本可抗拒但一时冲动的原因,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哲学系,离开了亲爱的哲学系的老师和同学们。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时光,但我确实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尤其是对我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这些有用的东西一直对我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我相信,这些东西将伴随我走完整个人生的道路。现在回想起在哲学班的日子,还是那么的温馨和惬意,我不能不感谢当时哲学班的每一位同学和老师,跟你们在一起学习、生活,那真是其乐融融,妙不可言!
大一下学期,我转专业来到了一个新集体,开始了新的专业。虽然老师和同学都是新的,专业是新的,但我仍然感受到了那种来自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和融洽!这对我融入新环境,对新专业产生兴趣是非常重要的。公管院的老师更是让我难忘,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幽默风趣的授课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篇论文构思和写作过程,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王国华教授,对我论文的完成更是功不可没,王老师每次给我的疑问给予细心的解答并给出写作建议,对我的论文进行细心的修改,使得我的论文结构一步一步的完善,内容日趋丰满。没有王老师的细心指导,这篇论文是不可能完成的。
书到用时方恨少,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深感自己的水平还非常的欠缺。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完善的过程,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本科论文致谢词范文
本论文是在我的导师XXX教授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他严谨的科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从课题的选择到项目的最终完成,X老师都始终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在此谨向X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感谢XX学院的老师对我的教育培养。他们细心指导我的学习,在此,我要向诸位老师深深地鞠上一躬。
二、主要数据及初步分析
(一)《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量
从1980年至2012年,《高等教育研究》共刊载论文4517篇(不包括短讯、动态、通知等),引文35302条,篇平均引文量7.82。从表1可以看到,无论是引文数量还是篇均引文量,30年来总体都呈显著增长趋势,这表明高等教育学吸收已有知识的能力在逐步提高。
(二)《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分布
从表2看,高等教育学自引率达到45.61%,普通教育学排名第二,为23.56%。作为教育学的两个“同门兄弟”,普通教育学在高等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担当高等教育学第一相关学科,理所当然。社会学和哲学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达到7.36%和6.74%。社会学是一门对人和社会进行综合性、总体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与多门人文社会学科有交叉性。从宏观社会学角度来讲,高等教育系统属于整个社会体系的一个分支,现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已经趋于成熟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往往能为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重要帮助。而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的最普遍的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比例在2%到3%之间,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历史学对高等教育学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高教理论一般说来是从高教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两者关系可表述为“论从史出”[5]。文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和法学低于2%,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相对疏远。文学不被重视与高等教育学长期以来对“科学化”的执着追求密切相关,自然科学比例低的原因是两类学科鸿沟巨大,法学比例垫底是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和研究长期滞后的必然反映。最令人遗憾的是心理学比例竟排在倒数第三,我们认为,这绝非合理现象。众所周知,普通教育学从创建开始,就把研究重心放在人才培养上,自觉地利用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得心理学一直成为与普通教育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之一,而高等教育学从一开始就把研究视野拓展到社会这个更宏观的层面,关注更多的是体制、结构、制度等宏观问题,对人才培养的研究相对忽视,造成高等教育学不怎么研究“教育”的情形。于是,心理学备受冷落就不足为奇了。高等教育学与心理学关系的疏离,直接导致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研究的难以深入。
(三)《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结构变化
一般而言,一个新学科在创建初期,由于学科知识和理论尚在形成中,学科自引率是比较低的,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和成熟,自引率往往会呈现上升趋势。从表3看,30年来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轨迹可以印证这种现象。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关系的变化耐人寻味。高等教育学创立初期主要借鉴了普通教育学框架、理论及概念,因此20世纪80年代普通教育学对高等教育学影响巨大,《高等教育研究》引文中有近1/3(32.75%)来自普通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构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摆脱普通教育学的影响,高等教育学引文中普通教育学的比例随之逐步下降。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之外其他相关学科(简称“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有令人费解之处。从我们的经验判断,30年来,其他学科对高等教育学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21世纪后,多学科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了不少高等教育学者的青睐,但我们的统计显示,其他学科引文的比例相比90年代并没有明显增长。
(四)部分相关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2010-2012年,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6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数量为102条,仅占6学科全部参考文献数(70700条)的0.1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同一时间,高等教育学论文引用6学科文献2229条,达到高等教育学参考文献数(10323条)的21.6%。“衡量一门学科地位的标尺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其他学科。”[6]0.14%的数据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的薄弱现状,更是它在学科之林中卑微地位的真实写照。有学者最近提出:“高等教育学在引进知识的同时也对外输出知识”,如“通过实践哲学命题进而反哺哲学”,“向社会学提供了特殊社会关系的内容养分”[7]。可惜,我们的研究还不能证明这一观点。
(五)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由于难以选择最能代表目前普通教育学研究状况和水平的刊物,所以本文没有统计普通教育学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我们对综合性权威教育刊物《教育研究》2010-2012年的825篇论文8445个引文进行了统计,发现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比例为17.25%。这表明,年轻的高等教育学已经成为教育学(教育科学)重要的知识来源。
马哲认为,矛盾既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源泉,也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这就启示人们,论文写作作为一个针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或问题而试图对其给出科学认识或合理解决问题的活动,无疑须将“及时发现问题、深刻揭示问题和完美解决问题”视为写作者应该确立的写作理念。该理念表明,论文写作既要正视和分析问题,更应探索问题的妥善解决方式,因为任何不能在及时发现和揭示问题的基础上去完美解决问题的论文写作,即使它创造性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及规律,但如果此写作活动只是片面地追求合规律性的科技价值而不追求合目的性的人文价值,该写作活动就会因背离了“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中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这一写作的真实追求,而难以成为人们普遍认可和欣赏的高质量论文。
(二)提供必要的论文写作方法
论文写作方法是为完成论文写作目标所采用的方式或程序。在论文写作中,尽管写作者会采用一些具体的写作方法譬如分析与综合、想象等,但由于一些作者受形而上学思维的影响,这些方法在写作中的运用往往呈现出单一化或固定化的倾向。而马哲思维强调用整体、联系、系统和变化发展的视野来对待写作,可以为写作者提供必要的写作方法。
(三)指明具体的论文写作路径
首先,马哲的唯实思维和辩证思维为论文写作指明了写作的前提和基础──实事求是,也指明了写作的根本方法——辩证思维方法。唯实思维提醒人们,论文写作只有在尊重论文创作基本条件的基础上,才能得以顺利展开。辩证思维则告诉人们,论文写作只有运用辩证思维,突破单一性,实现多样性,突破孤立性,实现整体性,才能达到写作目的。其次,马哲的实践思维为人们标识出了一条“在写作实践与写作计划辩证关系的展开中完成写作”的路径。论文写作是一个“写作实践—写作计划—写作实践”多次反复的过程,人们只有沿着这一写作路径,才能逐渐接近写作目标。
(四)激发积极的论文写作精神
首先,马哲的实践思维和唯实思维,能够让论文写作者在尊重实践的基础上拥有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写作精神,使写作者避免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和臆想之中。其次,马哲的矛盾思维能让论文写作者在承认、分析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拥有寻根究底、勇对困难的开拓精神,使写作者能够把那些人们不大追究的问题作为“问题”进行大胆的怀疑和追问,为设计新的写作方案找到突破口。最后,马哲的批判思维和反思思维能让写作者拥有对其写作的前提、基础、方法、过程或结论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写作者以独立思考取代人云亦云、以自主建构取代依葫芦画瓢所必需的。
(五)促成有独创的论文写作成果
马哲本质上是一种创新哲学,其思维特征与致力于形成独创性学术理论成果的论文写作,在尊重实践、注重批判及反思等方面是一致的,这使得马哲思维一旦融入论文写作中,就会让写作者在立足实践的同时,一方面能够展现自觉进取的意识和追求卓越的价值取向,将自己置于写作主体的地位,另一方面能够以实事求是、批判反思的态度去尽力发挥其作为写作主体的创新能动性,使论文写作目标由可能变为现实。这对于提升论文写作者的能动性并促其形成富有独创性的论文成果,无疑具有现实的积极影响。
大学生论文写作中的哲学思维缺失状况分析
为了解大学生在论文写作中的马哲思维运用状况,笔者经过对湖南理工学院365名大学生的论文分析及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在论文写作中存在“马哲思维贫困”的现象,马哲思维的缺失状况令人担忧。
(一)大学生论文写作中马哲思维的缺失种类较多、缺失程度较大
实践思维、唯实思维、辩证思维、批判思维和反思思维是五种常见的马哲思维。为测定大学生在论文写作中运用这五种思维的程度,笔者将它们被运用的程度设定为四个可参考的项,即“运用很充分”“运用比较充分”“运用不大充分”“运用毫不充分”,并分别记4、3、2、1分。按照这种方法对大学生论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这五种马哲思维在论文中运用程度的平均数值分别为2.89、2.90、3.08、1.10、1.00,其均值大多处于1分至3分之间。这说明大学生论文写作中马哲思维的缺失种类较多,而且马哲思维的运用程度都欠充分。
(二)大学生论文写作中马哲思维缺失的根本原因是缺少有效的马哲思维教育
笔者在问卷调查中给每一个影响马哲思维教育的因素子项列出了四个可选答的项“很认可”“比较认可”“有点认可”“不认可”,并分别记4、3、2、1分。调查结果显示,影响马哲思维有效教育的因素按程度大小排列,依次体现为:(1)教师因素,包括马哲思维教育内容缺乏,马哲思维教育方法不当,马哲思维教育与论文写作教育脱节等,影响均值为3.54分;(2)学生因素,包括学习马哲思维无兴趣,不用心把握马哲思维,不主动在论文写作中运用马哲思维等,影响均值为3.52分;(3)学校因素,如不重视马哲思维教育在论文写作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影响均值为3.39分。如果各因素分值在3分以上的为影响大,4分以上的为影响很大,那么可以看出,这三大影响因素的均值都处于影响大和影响很大之间,说明教师、学生、学校都是影响马哲思维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因素。这就告诉我们,如果马哲教师只是一味强化其教育的德育功能而疏忽其论文写作的教育功能,或者大学生学习马哲思维态度不积极,或者高校不善于处理马哲思维教育与论文写作教育之间的关系,那么都将极大削弱马哲思维教育培养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的功效。
以提升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为导向的培养对策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培养大学生的马哲思维以提升其论文写作能力,对于高校来说,已迫在眉睫。恩格斯曾经告诫人们:“哲学思维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2]465问题是,我们在加强马哲思维教学的同时,切忌泛泛而谈,而须在培养内容和培养方法上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
(一)有针对性地安排马哲思维培养内容
新课程理念下的《生活与哲学》课堂教学必须要有生活味和哲学味。然而,要让课堂洋溢着生活味相对容易些,而充满着哲学味却并非易事。因此,很有必要对《生活与哲学》课堂教学充满哲学味进行探索。
一、让课堂充满理性思辨的魅力
普通人对哲学家所大惑不解的那些问题往往终生不疑,甚至从来就没有思考过它们,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哲学的问题就深深地蕴涵在日常生活中,并且与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只不过我们缺少使它们“浮出水面”、“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性思维罢了。
哲学的土壤,尤其是“辩证法”,孕育的是人的思维方法,敢于否定自己的、客观的、不拘泥于任何束缚的思维方法。研究哲学的人受过这种逻辑思维的训练之后,长于推理及判断,不容易自相矛盾。哲学家大都具有整体而根本的立场,在提出观点时,也明白自己的预设及限制,总是温和而有商榷的余地。我们常不可避免地要从哲学意义上对“人”进行思辨。尽管有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说法在先,但是“如果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
有个故事,说是一个瞎子在森林里迷了路,摸来摸去却怎么也找不着方向。后来,他一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这时他听到地上有人骂到:“谁踢我了?”原来绊着他的是一个瘸子。两个人于是坐到地上聊了起来,瞎子说自己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方向,两人彼此诉了很长时间的苦。后来瞎子灵光一闪说:“我把你背在背上,你为我指明方向,我来行走,不就能走出去了吗?”两人一拍即合。故事中说的瞎子即指理性,而瘸子即直觉。同样,日常工作中,它们缺一不可,我们只有合理地使用二者才能取得成功。毕业论文,“三思”。这种理性的思辨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舒展着师生的心灵。
二、重视哲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哲学是一门特具思辨性的学科。在《生活与哲学》课教学中,教师除了要重视知识的传授和立场观点的教育外,还应特别注重对学生哲学思维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抽象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一方面,培养学生抓住事物本质属性,从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从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个性中找到共性,揭示事物本质的能力。我们身边的人、事,我们的社会、国家,我们的思想,大到宏观天体、小到微观世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着。因此,我们看事物的时候应该把事物如实地看成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注重学生辩证思维的能力培养,让学生逐步学会在运动、联系、矛盾中去考察和分析事物。毕业论文,“三思”。《生活与哲学》教材中,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构成章节内容的基本框架,而哲学思维方式则是隐涵于教材中的一种思路。如果教师机械地分成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教学,而忽视了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和形成,就会造成学生对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解上的分离。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是把知识、观点、方法串连起来的一条暗线,没有这条线,教学结构就缺少内在联系,不能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
《生活与哲学》课程是一个前后连贯、互相渗透,包括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观、人生观等一系列哲学问题的系统。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时就要用哲学的思维来备课,通盘考虑,准确地把握各部分、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把每一部分都看作是整个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哲学是一种对各种思想和认识的贯通和超越的思想,是“智慧之学”,是追求真、善、美的学说,是人类精神的灵光和时代精神的精华。毕业论文,“三思”。要在求“是”的基础上,重视对学生的心灵、智慧的开发,重视对他们性情的陶冶,重视人格与个性的教育,重视对情感、情绪和意志的培养,重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倡导,使学生理解人生的意义,追求更高的生活境界,这才是我们要给学生的最最重要的东西。
三、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哲学注重思辨,思辨需要时间与空间。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和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不少教师往往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及大量的提问,使得课堂热闹非凡却失去应有的思考时间。教学提问的价值在于教师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启发学生深入思考,获得新知,而不是简单应答。一节优秀的《生活与哲学》课,必须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为此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可从以下几点进行教学:
第一,巧妙设疑,善于解难释疑。巧妙地设疑,是启发学生积极思维、培养学生探索真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结合热点,密切联系实际。多提一些应用型的问题,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的思维与应用能力。毕业论文,“三思”。第三,留有余地,巧设课堂“空白”。毕业论文,“三思”。中国的绘画、书法很讲究“布白”艺术。毕业论文,“三思”。课堂教学也是一门艺术,课堂中的“空白”艺术,要求教学中要留有余地。
2资料与方法
2.1数据收集
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时间跨度为1994-2011年,按主题词“医学人文”进行检索,共检索到770篇文献,文献年代分布,见图1。从检索结果看,按学科划分绝大多数属于“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共有546篇,占总数的70%;刊登论文最多的期刊是《医学与哲学》(人文版)(124篇)和《中国医学伦理学》(77篇);关键词最多的是“医学生”、“医学”、“人文精神”、“医学人文教育”;就作者单位而论,南京医科大学所发表的论文最多。
2.2 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MappingKnowledgeDomain)是一种新近兴起的,将科学计量学、机器学习、计算机图形学等综合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它把科学文献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之上,然后以可视化的图形直观地反映出来,对于发现和解释科学文献中潜在和隐藏的规律或学科演化路径发挥了重要作用。论文引文次数和下载次数比较分析。一般说来,引文次数最多的论文以及下载次数最多的论文二者并不尽相同。由“科学共同体”引申出“研究主题”。科学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学科领域内共同的信念、方法和概念。“科学共同体”采用的是分析共作者的方法,而“研究主题”分析的是关键词,主要思路是“符号意义”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共同体”和“研究主题”本质上是相统一的。根据科学共同体理论,具有相同研究兴趣的作者会集中到一起,聚集成一个知识群,然后根据这些作者的研究内容,确定知识群的研究主题。
3.研究结果
3.1论文引用次数和下载次数比较分析
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是“国外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计划的特点及启示”,发表于《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2002年第12期,引用次数为81次,平均每年引用次数为9次。而引用次数排名在前几名的,一般年引用次数在5〜8次之间。下载次数最多的论文是“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交融一实现现代医学模式的转换”,发表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下载次数为707次。然后是“现代医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的思考”和“关于医学人文精神的追问”。“国外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计划的特点及启示”下载次数为404,排第8位。“国外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计划的特点及启示”是引用次数和下载次数都比较多的论文。这说明医学人文研究已经引起了国内相关学者的注意并且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但是我国的医学人文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课程设置等方面还需要参阅国外发达国家医学院校的经验。
3.2科学共同体的知识图谱
从与医学人文相关的论文中,选取引用次数為7的论文,共有112篇,作者203位。通过Pajack软件绘制出知识图谱,并通过人工调整,得出作者共引分析图谱,见图2。共分为4个知识群:医学人文研究、医学人文教育、医学生的人文素养以及其他。
科学共同体一:医学人文研究。医学人文研究是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和基础,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医学人文精神的观念层;二是医学人文关怀的主体实践层⑴。医学人文是对人的生命质量、价值和人类未来的健康与幸福的关注,是对人类身心健康与自然、社会与人之间的和谐互动可持续发展的关注W。医学中的人文回归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主要研究人员有杜治政、张大庆、赵明杰、刘虹、赵美娟、陈维进、王德彦、刁宗广等。
科学共同体二:医学人文教育。在医学人文的研究基础上,我国医学院校引入了医学人文教育。分为两类:一是分析和借鉴国外医学人文课程的设置。20世纪60年代,医学人文教育在西方国家兴起;20世纪70年代,部分美国医学院校将人文教育引人到医学教育中来;20世纪80年代,把医学看作是一门既有自然科学属性又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属性的综合性学科体系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些发达国家的课程设置以及其他经验可供借鉴m。同时,北美大部分高校已将叙事医学纳人医学院的核心课程,践行“医学乃人学”的理念w。二是我国的医学人文教育。医学人文教育首先是从国外开始的,后来逐渐引入到中国医学院校,最先引人的是医学伦理学和医学心理学。但许多医学院校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原因,某些方面还不尽人意。医学人文教育主要研究者有殷小平、聂素滨、余仙菊、唐文、郭永松、王茜、孟国祥、何亚平等。
科学共同体三: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并不单指医学中的人文精神,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话题,包括文学、历史、哲学和美学等方面的修养,可能与医学相关,也可能与医学不相关,是一种通用的可以适用于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主要研究人员有崔新萍、袁毓玲、杨耀防、王志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