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论文大全11篇

世界史论文篇（1）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为指导，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进步是促进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条件。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没有人口的集中和由农业发展所产生的粮食剩余，就不可能产生城市生活。同样，农业的出现早晚会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第31页)农耕文明时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立基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亦复如是。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时代生产方式，以其密集的产业经济和巨大的就业机会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同时还凭其技术优势扫除了梗阻在农村通往城市道路上的种种技术性和社会制度障碍，从而促成了“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第130页);服务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后工业社会造成了工业城市经济的衰落和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新的阶段，城市发展趋势呈“低密度的多中心结构，郊区化发展迅猛，大都市区呈现多中心结构，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中越来越难以发挥主导作用”(第210页)。

但社会是由万千有形或无形的因素构织而成的，历史是丰富而繁杂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由某一种因素单独促成的，也不是哪一方面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辐揍的结果，人类文明中的城市发展史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的速度和城市生活的形态各不相同。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的那样，不仅在农业时代的城市文明“具有多源性和自发性”，即便到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十分密切的现代社会，两者的步伐也并不相同，“即世界各国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排名与城市化率的排名是不一致的”。后工业时代各国的城市化演进方向和模式也同样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俞金尧、王章辉、孙群郎等诸位专家，均以治欧美史为主业，上述时间框架显然是以西方作为考量的典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探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进程。在内容叙述过程中所举的例证，也多以西方为主。作者在前言部分对此首先作了明确的交代:“我们叙述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而主要是因为从上述的几种经济类型及它们的先后转变来看，西方城市的发展比较有典型性。”(第5页)。也就是说，历时性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三大经济社会形态划分，主要是以西方城市发展背景为基础析出的“理想类型”，有异于此种发展经历的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因此被排斥在外。为了弥补这一缺失，该书另辟一章，专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并选择印度和拉美这两个与中国颇具比较意义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希图通过发掘他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当今正在急速行进中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过这两部分的内容安排，整部著作既坚持了纵向的时间一贯性，又关照到横向的空间一体性，两者互为补充，在叙事模式上实现了纵与横、通与专、点与面的结合，是一部精心谋篇布局的学术研究佳作。

二

通过复述《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该著作在有限的篇幅里，精练地阐述和分析了人类漫长历史长河里城市的发展演进历程。其内在的价值可以用“简约而不简单”来概括。

首先，不简单体现在其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框架的建立方面。据笔者调查，通史性的世界城市史著作不仅国内稀缺，在国外也并不多见。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城市史研究兴起晚，是一门仍处于混沌状态的年轻学科，①“尚未形成明确的模式”且现实需求并不急迫;另一方面，不像世界文明史那样有较为明确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知识范畴，城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实体，涉及建筑学、规划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和文学等众多学科，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城市”的关注方向和理解也各不相同，甚至连最基础的一步—界定“城市”概念亦殊非易事。①在城市学和城市史研究都仅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欲撰写一部贯通世界历史的城市通史，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一头撞进了“风险地带”。

面对令人困扰的复杂问题，作者化繁为简，高屋建领，撇开城市纷繁复杂的表象，把目光直接瞄准城市的核心本质，即城市在任何时间和不同空间都具有的共有特性。作者用一句话，把城市—无论古今中外的共有特性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批脱离了农业生产，以非农业活动服务于社会的人们的聚居之地”(第5页)。然后，循着这样的“城市”意涵，厘定城市文明的源头，考察城市文明在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下的演生变化轨迹。

以社会劳动分工来界定“城市”，背后蕴含着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也即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及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某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②其次，观点不简单。该书既没有遵奉特定的理论程式止步不前，也没有囿于已有的学界成说怯于突破。恰恰相反，作者坚持在厚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自成一说的新观点、新解释。譬如在城市起源论方面，解释文明与城市起源的学说五花八门，不同学者之间见仁见智，其中主要有柴尔德(V.GordonChilde)的剩余农产品说、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的贸易需求说、斯乔伯格(GideonSjoberg)的宗教起源说和马克斯•韦伯等人的防御需求说，等等。③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的工商业起源说影响尤大。④《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也相信，剩余农产品和商业交换是城市形成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这些并非城市能够形成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在农本经济时代，简单的贸易或商品交换的确可以推动市场的形成，但很难因为贸易而造成城市”(第57页)，欧洲中世纪长途贸易发达的诸多大型市集就是很好的例证。作者认为，政治权力才是最初城市形成的直接推手。其依据是，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形成造就一批稳定地汇聚于一地的统治阶级队伍。这群脱离农业生产、以统治他人为职能的人群产生各种需要，“权力中心(因此)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工商业者，城市生活就这样慢慢地发育、生成”(第61-62页)。接下来作者还进一步论证，权力不仅缔造城市，也支撑城市的存在，决定城市的等级地位和繁荣程度。观察中古晚期以来的西方城市史，这样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最后，内容不简单。该书所述内容包括了经济社会史的方方面面，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城市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实体面貌、演变的趋势或走向，以及城市的社会生活形态和面临的问题矛盾等。在具体内容细节当中，涉及许多有价值的城市史题材，如城市空间的建筑和形制，不同时代行政官僚制国家的建立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贫富分化、边缘群体、住房、交通、犯罪，城市规划新理论或新实践，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交关系(sociability，权力监管与城市社会，等等。这些话题，都为进一步专门和深人的研究提供了指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材料丰富，其中参考的著述有不少是2012年—也就是书稿提交至出版社之时，才刚刚出版的，显示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

三

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使整个社会从生产到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转变，由此推动了城市学研究的兴起并走向繁荣。之所以如此，原因正如《年鉴》杂志在1970年的“历史学与城市化”专号里所说的那样:“近数年来城市的发展让所有的人文科学行动起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设计城市开发方案，构思城市产生的特殊病理的救治药方，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有意识地和科学地探究看上去对我们社会至关紧要的物事。”

当下之中国，面临着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类似的情境: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向深度推进;从传统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急剧转型对智力资源的支持提出了需求。同样，在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大合唱当中”，历史学当然不能缺位。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历史学之于城市化进程有两方面不容轻视的功用。首先在现实层面，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城市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了解城市过去的历史，才能找到合理的方案或正确的办法。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业已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会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或教训;另一方面，一座城市的发展模式应与它具体的区域地理环境相适应;城市规划也不应脱离传统的建筑、文化和日常生活习俗遗存。漠视历史智慧，不顾自然条件，在官僚主观意志主导下的城市化，很可能导致城市在外部与时展大势脱节，在内部与它所蕴含的社会生活不相协调。其次在精神层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人发展，城市人口日众，城市面貌骤变，城市生活方式与往日截然不同。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以及高度理性化的体制对人的奴役和异化，会让都市中人在精神上产生空虚与迷惘，滋生出对过去世界的好奇与乡愁。城市历史的重构可以让今天或未来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将精神的根系深深地延伸到“我们失去的世界”。

正因为上述原由，国内的城市史逐步兴起并在21世纪呈蓬勃发展之势。但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只能算是茁壮成长的幼苗，无论是中国城市史还是外国城市史都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有待开发。②《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就是世界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拓荒之作。它以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视角，以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叙事方式，描摹了人类数千年经济社会演进史中的城市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学术方面来说，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在世界城市发展通史研究方面的空白，为国内城市史学者增添了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人类城市文明前世今生的窗口。同时，对于一些开设外国城市史的高校，该书内容长短难易适度，是一本难得的教材。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该书以宏阔的通史目光，通过对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历时性回溯，同时兼顾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时性比较，碍出了许多有启示价值的结论，值得当前正在大力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中国借鉴和反思。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三点:1.健康的城市化是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结果，凋敝衰败的乡村支撑不起真正繁荣的城市;2.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而不是土地空间的城市化，城市要有能力为那些流动进来的人口提供较为充裕的就业机会和相对公平的制度保障，才能避免城市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贫民窟的蔓延和高犯罪率等问题;3.在前现代的城市化进程中，政治权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代以来的城市化是以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产业为依靠的，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新型的城镇化战略必须顺应近代以来的这种世界历史大势，即通过大力发展产业经济、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建构，使城市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链条的一部分，避免走通过权力扩张或转移手段来拉动城市发展的老路，才能突破前现代城市所受到的结构性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城市化。

四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以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三个次序相续的时代，作为叙述城市发展史的宏观时间框架。各时代在时间次序上虽具有历时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仍然属于“社会类型”的范畴，有着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与编年叙事方式相比，它导致历史叙述在纵向时间方面缺乏完整的连续性，那些较典型地反映各种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状况的时段—如中世纪晚期、工业化时代，成为论证的重点，而有关古典时代和近代早期方面的内容则相对较少。其次，在内容上，该书主要侧重于论述宏观经济社会形态与城市发展、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对城市的建筑规划、实体形态、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着墨甚少。

世界史论文篇（2）

11届3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结束了十年推行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错误路线，开始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和实践中国发展问题。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意义重大的拨乱反正。变“宁要社会主义一根草，不要资本主义一棵苗”为“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变“狭隘的民族自大心理”为“宽广的世界历史的眼光”。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需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更重要的是,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中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民族发展的“差距”和“落后”之处；才能引发改革开放的紧迫感和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拟定。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战略家,邓小平同志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开阔的眼界观察世界,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世界,既从中国看世界，更从世界看中国。1978年9月，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1]同年，又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正因为如此，“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他多次告诫全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把握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他强调,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是,“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学会从宏观全局的角度把握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态势,敏锐地捕捉时展的新潮流。

二、为什么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呢？本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了如此深刻的道理：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直接关系到每个民族或国家能否发展、如何发展的大问题。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早在1799年《人的使命》一书中,曾把未来的世界表述为一种人类普遍交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民族的发展没有停顿和倒退,也无须等待其他民族的推动,所有的民族都以统一的步伐,建构着共同的世界文明。的确,从交往的特征来说,当代的历史似乎与费希特的“将来”相一致。今天,人类拥有着信息高速公路,我们能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使地球上发生的某一重大事件达到“立刻知晓”、“家喻户晓”的效果。可是,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在统一的水平上消除了停顿和倒退。有不少的国家和民族,它们甚至可以每天收看多频道的电视,但仍然把自己保留在一个传统、落后的生存空间里。这说明,民族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不是一个线性正比例关系,换言之,世界历史愈进化,民族历史的发展愈取决于该民族的实践主体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

本世纪前50年人类几乎是在世界性战争中度过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带来了几千年文明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的悲剧,但却为后50年人类能够比较理智地行动注入了反思的“血液”。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指出：“人类因为学会了把拥有巨大能量的原子弹和氢弹用于摧毁的目的,他们便更加迫切地需要学会和平地生活在一起。”[4]这说明,人类已带着战争的伤痕,注意到世界整体观念和整体利益的发展问题。战后,不少民族和国家企盼着生产力的恢复、解放和发展,并着手对原有社会体制和结构实现自觉的转型。历史开始由混沌的战争进入了社会自觉转型的大建设和大变革时代。人们发现,最先把握“自觉转型”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和国家,正是那些曾被战争的重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生与死的本能直接迫使它们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重新设计、重新选择、重新变革、重新创造。

历史不允许没有悲剧的精神革命,历史却为那些勇于改革的民族与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和富强的命运。战败后的日本,曾在1945年天皇的投降诏书中引用中国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语，并号召整个民族要始终充满着危机感和变革意识。日本的政治家们在国会上大声疾呼：“要么饿死，要么勒紧腰带拼命干”。正因如此,日本瞄准世界经济变迁和产业阶梯转移的契机,致力于经济调整,实行经济转型,从而加快了战后经济恢复和现代化转型速度，以致成为今日世界经济强国。在麦迪森撰写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全球第一本经济定量大比较巨著）中记载：日本GDP指数从1945年143.2（美国317.9）上升为1994年3542.3（美国1139.6）。[5]人们还发现,战后西方经济虽然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萧条,私人经济已无力再度勃兴,但却促使了资本主义国家着手经济体制改革观念的生成。在投入“自觉转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少国家热衷于混合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从而加速了西方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由自由放任政策向国有化、计划化、福利国家化和经济民主化转型的改革启动。托夫勒指出,西方社会20世纪下半叶所经历的转型,实质是一场“第二次工业革命”,[6]革命的目标已不是18、19世纪那种对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批判和对工业主义观念的弘扬,而是对工业主义的宣判和超越,对一种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社会新体制的追求。

可以说,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社会处在社会大转型的启动时期;自80年代起,社会转型进入深层结构大变动时期,如莫里斯·斯特朗所言,“是各种结构产生急剧变化”的时期。[7]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的重心由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工业结构的重心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转移。正是这种历史的大变革和大建设,西方经济至今仍处在不断发展和领先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5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范围历史变革的浪潮不断地拍打着每个热心发展的民族和国家的海岸,这种告别传统的实践模式和生存模式,创构新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历史客观进程,犹如强大的原子冲击波,在裂变着社会,瓦解着人的思想,震撼着一切有感觉神经和思维能力的生命体。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先后开始迈出大转型、大变革的步伐。社会学家们把此种性质的转型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变；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转变的实质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即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向选择中,打破以往一以贯之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模式,并抓住由世界历史变革而派生的发展机遇,赶超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

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出现跳跃或前进,社会获得突破性发展,大都取决于该民族或国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如六十年、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正是及时地把握了由世界新技术革命而引起的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进程,自觉转换原有的工业体制,变进口战略为出口战略,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如韩国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50年为184.9；1960年为333.4；1970年为723.8；1980年为606.2；1990年为3945.3。[8]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突然落在时展的后面,也常常是因为没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所导致。如我国时期,我们过多地注重国内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问题,盲目排外,闭关锁国,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其结果,丧失了发展的主动权,社会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66年为250.5；1967年为241.3；1968年为232.5。[9]同样,任何一个尚处在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只要瞄准世界历史进程,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自觉推进社会变革和转型,它必将获得由弱变强、由贫变富的发展主动权。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由于重视了世界发展的机遇,牢牢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以世界历史进程为坐标,制定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由1978年的429.6上升为1988年的946.7和1992年的1201.5。[10]

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之所以能够带来民族或国家的快速发展

从理论上说：20世纪人类的历史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决定了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的驱动;世界历史进程代表了当下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高度,一种趋势;把握了它,就会消除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自觉地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与融合,使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获得“当代”的时间意义以及“世界”的空间意义。当代人的交往伴随着最先进的传媒工具,把历史定格在世界历史的方位时,人们越来越感到,必须结束那种传统的以本国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在许多方面（当然不是一切方面）应当从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立场进行思考和行动。尤其是,世界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朝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一方面,生产的高度智能化,大大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生产专业化及生产协作的水平,促使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而加强和扩大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全球性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高度智能化、社会化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大型企业的生产过程日益越出一国或数国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为一个劳动和生产协作的整体。如美国的波音747巨型飞机,就是通过6个国家近3000家企业的联合制作才问世的。[11]这种社会生产的日益国际化,使得各国的国民生产成为整个世界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当今任何一个追求发展的民族或国家都应当明白如此道理：历史一旦进入世界历史,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到国际大背景、大环境、大市场的制约,既然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是世界之网上的一个纽结,那么,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个世界大网络的牵制。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就应当敞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科学,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增强介入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唯有这样,才能确保民族始终发展的主动权和命运。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从终极意义上说，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从具体过程上说，则是人类通过自身的智力进步，不断扩展生存交往的空间,冲破自然和社会的种种局限，从狭隘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世界历史概念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那里开始受到重视。维科认为,历史过程的“世界性”是指它的普遍性,即一切民族所经过的相同历程。赫尔德将维科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指出,世界历史尽管体现为相互更替的各个民族的命运,但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既是一个闭合的发展圆周,同时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的一环。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是进步的,其本质特征乃是历史过程的内在否定性,各个民族历史的变革是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内在否定性环节。事实上,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是同一基本事实的两种说法,是历史过程中两个方面——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进步与历史闭塞性的结合。因此,世界历史并不是一种单纯抽象的历史普遍性符号,也不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历史流动的外部方面、外在特点等等的相似,而是指隐藏在各国家或地区历史性的外部多样性之后的人类历史一致性和整体性。它体现了人类历史已经以全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而不再是狭隘的区域生活的事实。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2]

由此可见,世界历史乃是一种文明发展进程的量度,在发展的空间坐标上,各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尽管参差不齐、不相一致,但这种高低的差别,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的。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生产力总体水平,总是在那些比较发达的民族和国家中取平均值。因此,世界历史进程意味着：一种代表着当下人类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水平或一定高度的文明成果。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3]同时,它又是一种趋势,是世界历史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规律—趋势”;它又是一种尺度,体现着民族区域性过程的发展脱离其普世性“规律—趋势”的程度。马克思十分重视世界历史进程对不发达国家的示导性和牵引性。他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4]马克思在此,不是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来规范其它后进国家的工业进程,而是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将已有的历史进程向其它国家显示的别无选择的方向和必经阶段作为参照系,以便让后进国家在认识本国历史转变的方向、性质等问题上,作出清醒、全面的考虑。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自觉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它本质地反映了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社会主体能动地架构社会变革,自觉推进社会进步的特征。所谓“自觉”,即适时地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作出客观审慎的评估;对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认识;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信心与能力的持有;用历史机遇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积极引进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人才、科学技术知识和装备;主动实行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与创新等等,使自身发展接近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益处：

第一,它有助于瞄准发达国家一流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推进本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转型的中轴乃是各民族或国家间生产力发展模式的比较与整合,是社会体制发展模型的世界范围的选择与优化。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优越的制度环境和条件。

第二,它有助于扩大民族交往的空间和内容,消除狭隘的地域观念、中心主义,不断地更新知识、更新思想、更新观念,大大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第三,它有助于关注世界发展的各种新情况、新动向、新趋势,制定有利于民族或国家全面发展的大思路和大政策。第四,它有助于提供后进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契机和条件。总之,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可以使民族或国家不断走向繁荣昌盛;始终保持发展的主动权和前沿地位;确保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历史进步。四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当前深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15]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是我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关键。为此,有三点值得重视：

第一，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增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也就是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它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之一。具备了它,有利于增强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从而提高对时展应具有的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十五大前后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冲击和影响，以及以高科技和知识经济为牵引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持久浪潮已向我们表明，今后实际生活变动的剧烈性和深刻性将更加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面对着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种种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着我国现实改革每一步重大推进所出现的繁杂而又严峻的种种问题和考验，如果不从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来理解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意义，及时研究新情况，摸索新经验，总结新法则，就不可能开拓创新，战胜风险，不断前进。在领导工作中，也就必然导致视界的狭窄、方法的陈旧、能力的匮乏,最终会跟不上时展的潮流,窒息工作的活力,停止前进的步伐。一个对时代反映迟钝、感觉麻木的领导,不可能自觉开动思想机器,担负起党所赋予的重任；只有不断地改变不适应新的历史发展变化的观念和思想,我们才能在工作中拥有一切发展的主动权。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说到底,其目的就是要让领导干部深层次地把握时代变化发展的本质,使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而提高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以时展的本质,以及由变化而带来的各种周围内外部环境因素、条件改变的性状为根据的。不理解这个根据,就不可能深层次理解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同志反复强调,十五大报告是时代与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不可能理解邓小平理论所蕴涵的时代精神；更不可能扛好这面旗,走好发展的路,在十五大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向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世情”与“国情”的关系。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必须紧紧扎根在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不可只讲“世情”,不讲“国情”,离开本国实际来谈时展进程没有意义。我们要学会从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活生生的而不是纯理念、纯概念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进程。把世界历史进程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为了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把握自己特殊的历史国情,选择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而不是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共性只有寓于个性之中才有发展的活力,吸纳“世情”要更多地注意我国发展的特殊性、个性。这是由我国的历史特点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把握中国特色,就是把握国情,把握了国情,才能依据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趋势,真正制定出切合本国实际的发展规划和目标;才能找出我国社会发展的薄弱点、发展不平衡性、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等;才能最大限度地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变革、历史创造的积极性。应当看到,“世情”与“国情”的相结合有着双向作用机制：一种是,通过世界进程对中国的影响,找出中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推行改革的实践中,实现一体化世界的内在统一性;另一种是,从中国国情看世界,找出中华民族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现实差距,通过发展和进步,从而对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当然,“世情”与“国情”相结合的关键,乃是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发展问题。同志说得好：“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先进民族之林。”[16]所谓创新,就是要把世界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新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通过学习、吸收和消化,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产品、新技能、新经验。创新应当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目标创新、战略创新等等。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差距”与“信心”的关系。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要找出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面对差距,如果我们缺乏正确的态度,就会产生悲观失望的心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跑道上,各民族或国家之间发展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不可改变的。从辩证的观点看,世界历史发展既有静态的不平衡性,又有动态的不平衡性。静态的不平衡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差距,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动态的不平衡主要指发展速度的不平衡,它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差距的变动性和暂时性,也预示着后进国家具有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有的同志仅仅从静态的不平衡来看待“差距”,缺乏赶超的信心,认为世界发展是一种平衡增长关系,落后国家奋力追赶,发达国家也不会停步,发展的差距主要由发展起步时间决定的。历史的事实却为我们树立了如此信心：没有永远先进的国家,也没有永远不变的世界格局。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但本世纪美国、德国、日本已赶超了它。中国刚刚进行改革之时,有人曾断言,中国半个世纪也赶不上美国,可是仅仅过去20年,就有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谈论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不管语意用心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差距面前失去信心。只要有赶超的信心、决心和行动;有赶超的毅力、智慧和方法,世界上没有不可攀登的高峰。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132－1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8]、[9]、[10]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第104、110—111、110、110—111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6]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第1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7]陆象淦:《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第5页，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11]罗建平等:《全球战略管理》第4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世界史论文篇（3）

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社会形态是从1500年起直至今天为止，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这个阶段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时期。它使分散孤立的国家民族的历史，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地区市场的商品经济不断向世界市场扩大，社会历史开始由国别史、地区史逐步向世界历史转变。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历史阶段。早期（16世纪至18世纪60年代）主要是工场手工业阶段；中期（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主要是大机器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的阶段，中期前段主要是利用蒸汽能源，后段主要是利用电气和石油能源；晚期为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这个时期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创造条件。16世纪至18世纪是西欧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封建行会手工业逐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取代。在这两个多世纪里，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15世纪末叶洲际新航路的开通，将世界各大洲开始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过去分割各大洲的海洋，一跃而变成连接各大洲的通途。葡萄牙和西班牙从16世纪起开始殖民扩张活动。首先遭到西方暴力掠夺的是中南非洲和南北美洲及其附近的岛屿。非洲腹地及南非一带，当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之时，或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或刚进入阶级社会阶段。而美洲原居民（印第安人），在16世纪以前仅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建立了初期国家，其他印第安人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哥伦布航抵美洲以后，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西印度群岛，并进而深入中南美洲。在16世纪20-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进而征服墨西哥和秘鲁，把印第安人开发的古老文明地区沦为殖民地。在同一时期，葡萄牙殖民者不仅在东非和西非建立殖民据点，而且在这一东西方国际贸易线路上建立了许多要塞和商站，如亚洲的波斯湾、印度果阿、马六甲、安汶、中国澳门、日本长崎等。16世纪中叶，葡萄牙还在南美巴西建立殖民统治。继西、葡之后，荷兰、英国、法国等也大肆殖民扩张，进行武力征服。从此西方殖民者在美洲经营已经过时的奴隶制种植园，生产粮食、甘蔗和烟草，或开采矿产，掠夺金银矿产品。在17—18世纪，赤道以南的黑非洲则变成欧洲殖民者掠夺黑奴，贩运到美洲市场上出售，用以开发美洲。于是在欧、非、美三洲之间形成了“三角贸易”。欧洲的奴隶贩子从本地装载食盐、布匹、朗姆酒等商品，运到非洲销售；然后装上黑奴，沿着“中央航路”，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贩卖黑奴；然后装上美洲产的蔗糖、烟草和稻米等产品，运回欧洲销售。这就是欧洲列强臭名远扬的“三角贸易”。同时欧洲列强还采用各种方式垄断了亚洲发达地区各种特产的贸易。东方古老帝国，包括明代中国、莫卧儿印度、萨非伊朗、奥斯曼土耳其以及新建封建统一政权的日本等，对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形势根本没有认识。最强烈的反应也不过是闭关自守，除此更无长策。此后几百年中，它们也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二，新兴的工场手工业蓬勃发展，商品流通空前兴旺。工场手工业比行会手工业的优越之处，在于手工生产行业内部有较为细致的分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欧洲早在15世纪工场手工业就已经发展起来，那时最为繁荣的是意大利和佛兰德尔，但在16世纪以后国际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工场手工业便走向衰落。而16至17世纪工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不可阻挡地集中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英国。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大批纺织品，自然是供应英国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而且英国大部分纺织品是销售于国际市场。正因为历史发展处在这关键的节点上，这种市场经济既瓦解了封建自然经济，又培育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在普遍的商品交换中，货币是财富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谁也离不开货币。封建贵族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和享受用的奢侈品，不得不把劳役租和实物租改为货币租。

在新航路发现后，从美洲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黄金和白银流入欧洲宗主国市场，使欧洲通货膨胀，物价飙升，发生了所谓“价格革命”。于是封建主的地租贬值，经济入不敷出。不得不将土地所有权抵押给钱庄以换取贷款。封建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逐渐丧失而走向灭亡。第三，此时工场手工业所有制关系已摆脱了中世纪行会资本的束缚，越过了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进而使用一部分商人资本，更多的是使用自然形成的社会资本。英国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崛起，有效地吸收了封建制瓦解过程中社会上涌现出来的大批流浪汉。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变成了契约和金钱关系，完全失去了宗法色彩，这显然是历史的进步。随着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开通，世界上交往的范围扩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商品和资源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新大陆生产和需要什么商品自然牵动着远在天边的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上手工业新产品不断增加，跨洲贸易迅速高涨。进入流通领域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有利于工商业资本家的发展，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时市场已经有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以欧洲殖民者冒险远征，大规模开拓殖民地。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段，即世界历史开始形成的阶段。第四，欧洲国家对外开拓殖民地的结果反而激化了它们内部的矛盾，除了商战、货币战和海运战之外，大大小小的真枪实弹的战争差不多就没有停过。16世纪最早发生的革命乃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者为反对西班牙的封建统治坚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武装斗争，在1609年终于取得了最终胜利。新兴的荷兰是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强国。荷、英、法等国为争夺殖民地，又助长了各国之间商业斗争，开展贸易战，颁布保护关税制度，甚至进行真刀实枪的血腥战争。1624年荷兰为垄断东方的香料贸易基地，竟然将英国势力赶出了摩鹿加群岛。1650至1651年英国两次颁布《航海条例》，直接威胁荷兰的海上航运利益，激化了英荷之间的矛盾，于是在1652至1654年英荷两国爆发了第一次商业战争，荷兰战败。后来在1665至1667年英荷双方又发生了第二次商业战争。这次战争不仅在欧洲本土争战，而且在北美殖民地也有战场。英国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遂将其更名为“新约克”（即“纽约”），一直沿用至今。第五，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也得益于西欧强有力的绝对君主制政权的推动。在中古时代封建贵族的势力强大，割据一方，根本不把王权放在眼里。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阶级发展起来，他们需要消灭封建割据，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市民阶级在经济上支持君主不断加强中央政权，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王权与市民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反对大贵族的分裂割据，鼓励发展国内市场和工商业。中古后期欧洲一些大国建立起统一强大的中央政府，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新建政治法律机构，改革军事组织，建立国家军队。因此君主政府强化对工商业的征税制度，竭力搜刮和掠夺殖民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极力争取出超，以加强本国政府的经济实力，从而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期阶段（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不断推动整体世界历史的形成。以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大发展的中期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市场经济普遍发展起来，物质交换和社会交往深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大企业生产，科学技术是关键。在资本主义中期阶段，发生了三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实现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1764年英国发明了“珍妮纺车”，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8—18倍。后来进一步改进，提高效率上百倍。织布机也有新的机器用于生产。在纺织业机器生产的带动下，英国其它行业的技术革命也在积极推行。最重要的是这些新机器都使用以煤炭作燃料的蒸汽机为动力，带动机器运转。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时除了大工厂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之外，在交通运输方面发明了火车和轮船。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主要成果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应用。欧洲大陆一些主要国家，继英国之后，在19世纪前期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德国人首先制成了一部发电机，随后比利时人又制成了电动机。有了电能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机械动力、夜间照明、通讯报道、交通运输等产业广泛使用电能。同时在这个时期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后来德国工程师戴姆勒又改进了内燃机，采用汽油作为燃料。内燃机马力大，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明显地优于蒸汽机。从而产生了汽车、拖拉机、燃油轮船、飞机等，世界面貌再次改观。因此电动机和内燃机的研发与创造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20世纪最后60年，科学技术成果为“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主要在军事领域使用。此外，还有电子计算机和电子通讯设备，以及开发可再生能源，即利用太阳能、地热能、水能、生物能、风能等生产可再生能源，供机器和交通工具使用。这些现代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并逐步付诸应用，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从产生到建成，迄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世界上的表现既有其文明的一面，又有其野蛮的一面。文明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力发展迅速，创造财富比较丰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一日千里，这方面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望尘莫及的。但其野蛮方面主要表现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方面，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的世界战争。20世纪前半期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生灵涂炭和财富损失是历代所未见。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统计，双方参战的人口达10亿多（含殖民地人口）；投入战争的军队将近1000万人；死亡军人和平民超过5500万人；物资总损失约达4万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共有5500万-6000万人死亡（其中苏联损失2700万，中国损失1800万人）；物质损失，中国按照1937年比价计算，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苏联按照1941年比价计算，达6790亿卢布。一次大规模战争造成的生命损失和资源破坏难以数计，可以使社会发展倒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人类不是野兽，人们应该懂得互助合作，共同从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学会和平相处与合作共赢。这才是真正世界历史的形成之道。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电子产业大发展，计算技术空前的大进步，交通运输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二战后人类物质世界大变样。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已经“全球化”了。“全球化”并不等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今天对待“全球化”这种说法应该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它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的500年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确有所进展，有些生产建立起世界市场体系，为满足世界各国的需要而生产，有些消费只有靠世界市场来满足。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更加紧密了，企业之间互相竞争更加激烈了，世界范围的商品流通，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亚非美一些新兴国家，确实存在比过去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情况。但是这种“全球化”的实质，亚洲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一些新兴国家成为世界商品制造厂，这些工厂有相当一部分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建立的并为其服务。他们把企业迁到发展中国家来，主要是为了利用它们廉价的土地、劳力和资源；同时也为了利用东方广阔的销售市场。而他们本国还经常对这些企业提供补贴。而这些企业在新兴国家往往提供的却是概念、知识产权、工业技术、品牌和销售网络，因而最大的附加值落到产品的创新和技术方面，以及品牌和销售方面。这说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地位上是不完全平等的。

此外，所谓“全球化”也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自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在美国金融资本家大力倡导下，在世界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主张大市场小政府，一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涉。这种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给一些不法之徒造成违法和欺诈的机遇，好像市场异常繁荣，商品流转通畅，贷款消费简便易行，由于美国政府监督缺失，使世界市场乱象环生。21世纪初（主要是2008年）美国终于首先爆发了次贷危机，随后引发了全世界的金融海啸。确凿的事实说明，所谓“全球化”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制造的假象，金融危机给世界造成的伤害迄今挥之不去。虽然二战后一些新兴大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很快就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走上迅速发展的经济轨道。但是，世界上亚非拉还有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不起来，广大人民仍旧挣扎在饥饿线上。因此，目前世界的“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并非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终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a当今世界各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各地区之间、每个地区内部、每个国家内部发展也不平衡，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创建世界历史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下去。

二、第三大社会阶段的形成主要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世界史论文篇（4）

在此之前，无论是史学领域还是哲学领域，都认为历史处在无规律的状态，偶然性是历史的主流，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以理性的方式首次深刻反思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本质、动力和规律。在他看来，历史不是孤立的个体，整个世界的各个地区、各个部分，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这种发展遵循着某种规则，呈现出规律性的更替。黑格尔以世界性的历史尺度整理凌乱的历史理论并以其规律化的历史哲学超越了以往历史哲学的狭隘的民族视界，这是黑格尔的一大理论贡献。对此，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1]恩格斯在高度评价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同时也鲜明地指出其理论的“形式是那么的抽象和违心”等等的缺陷，其世界历史理论是唯心主义的，是倒置的。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绝对精神的演绎，是绝对精神通过一系列民族精神所体现的世界精神“，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属于‘精神’领域，”[2]“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世界精神的辩证法。”[3]对此，马克思指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变不是绝对精神的演绎，而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4]“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6]世界历史是经验的存在，是在实践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的第一个样态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的真正实现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完成的。资本主义大工业造就了一种走向全球的力量，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7]大工业需要依托全球的原料市场和消费人群，需要不断地向外扩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下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他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简历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民族和地方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同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工业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资本主义大工业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并把一切民族相继卷入进来，造就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是其本性和不断扩张的源动力，马克思曾引证邓宁在《工联和罢工》中的话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9]。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必然冲破一切阻碍它盈利的限制，所有的生产都变成资本的生产，变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资本的趋势是（l）不断扩大流通的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10]在资本冲破生产的禁锢的同时，也在冲破流通的禁锢，“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自我生产的货币了。”[1]只有以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来支撑，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能真正地实现，在不断冲破生产和流通的禁锢过程中，资本造就了全球化的生产和世界市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2]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和形成根源。

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中国道路形成的时代场域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慎重选择和自主探索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创举。这种选择、探索和结合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时代场域中实现的，世界历史构成了中国道路的时代场域，决定了其历史方位和走向。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中国的发展被纳入世界的体系中，成为世界发展体系的一部分，与世界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发展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首先实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的发展必须科学地处理和重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其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使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现代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法则成为时代的标尺；造就了全球化的时代洪流，每一个国家无论是革命还是发展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使世界由封闭走向开放，与其他国家交往、交流，向其他民族学习、借鉴成为每一个国家快速发展的基本途径。在这一场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道路必然坚持追求社会现代化为根本诉求，坚持对外开放，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行为姿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落后国家的革命也必然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世界衍射，就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化，使得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成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其由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提供了历史机遇。以中国革命为例，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追求民族解放独立的同时，又具有了世界的意义，对其他落后国家，特别是对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仅为其提供了革命的范例，同时也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减轻了他们的压力。同样，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场域中，落后国家的发展也必然成为世界发展的一部分。落后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避开资本主义发展中所遇到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和弊端，相对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并缩短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虽然“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能够缩短落后国家发展的时间历程，减少发展的曲折。中国道路是坚持对外开放的道路，积极地吸收资本主义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坚持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自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开放的层次、领域和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和扩展。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表征，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是中国发展的自觉行动。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要做“世界公民”，就是要以主动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一个没有摆脱封闭性、地域狭隘性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拥有现代文明的民族；就是要努力承担起世界的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就是要以自己的建设成就为人类做出贡献，中国的发展强大能为世界提供一个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商品出口和对外投资市场，支持“亚太世纪”的到来，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提供道路、模式或经验的积极影响和促进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等等。其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是世界的主流，这决定了中国道路必须科学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能否科学的处理这一关系决定着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社会主义能否的存续和发展的大问题。共产党人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也在不断的调整和发展。在19世纪，社会主义者把资本主义视为死敌，在理论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目标上把将其消灭作为最崇高的任务。

二十世纪总体上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抗衡，是势不两立的，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平行、对立的市场，不可能实现和平共处，只能是严重的对立和对峙。我国建国后虽然与资本主义展开了交往，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严重对立的认识还处于主流。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指出要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根本制度上是对立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艰难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范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我们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根本原则上不动摇，不让步。事实上，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等都是这种斗争的体现，得手之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迅速转向了中国，加紧了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对此邓小平鲜明地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两手”：一手是与我们接触，另一手是要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手同时使用，但后“一手”是根本的，前一手从属于后一手，因此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要看到二者根本对立的一面，这是根本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还存在着相互合作、交流和借鉴的一面，看到这一面并积极的利用这一面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条件下，两者之间存在着依赖性“，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革命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3]那种“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4]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先发国家，处在生产力的高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一切对自己有用的成果加速社会主义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要重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看到二者根本对立的同时，要积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并对资本主义作具体的分析，主张把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与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把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其体制机制区分开来，坚持对基本制度不能简单照搬，但对积极的文明成果要认真吸取。中国道路不搞“全盘西化”，也不走“自我封闭”。

三、资本规制：世界历史时代中国道路的资本应答

资本和市场的逻辑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不过是这一内在逻辑的现实运动。身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场域中的中国，要谋求自身发展不得不面对资本和市场。但是资本的幽灵从来就是具有双重历史作用的存在物，一方面，其在推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财富增长、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历史文明作用“，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的有用物；……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另一方面，资本在创造财富、促进交往、创造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发挥着另类牵引作用。

世界史论文篇（5）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世界史论文篇（6）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世界史论文篇（7）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

然而,虽然学界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近20年的研究中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这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挖掘还不够。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却很少涉及其他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相关文章、《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手稿。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着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样也是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因此,仅仅通过很少的几部文献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二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把握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其一,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和具体;其二,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人的发展、共产主义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现象;其三,缺乏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整体的考察,未充分地融入马克思的思想史中去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和充分论证。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与全球化问题研究相对脱节。虽然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是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把握和理解当代全球化的,但是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贯穿于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始终,而不是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实质及其所产生的背景的不同而对其作具体的解答,也有的学者由于难于把握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弃之一旁,但他忘记了全球化问题所产生的根本和实质是资本的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核心。鉴于以上几点启示,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时,就应该从多个维度去对它进行考察、研究和把握,尤其是要紧扣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脉搏,通过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去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那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深入挖掘,对于人们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各种问题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世界史论文篇（8）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世界史论文篇（9）

二、世界历史理论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理论表征

马克思的一系列深远思想总是离不开他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历史观———唯物史观，而世界历史这一重要理论依然如此。可以说，唯物史观依然为马克思分析探讨世界历史提供了内在严密的逻辑基础与外在辩证的理论原则。从思想体系的逻辑结构层次上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为一个饱满且立体的层次性思考，是马克思运用其创立的唯物史观并结合剩余价值理论，全方位地分析19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与全球社会的运动及其发展趋势的成果；也是马克思在具体地运用多种经济学原理，分析当时的全球经济形势以及走向规律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世界历史”是理性所掌控的历史，世界性理性构成了人类理解历史的最高原则。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持一致性的基础就在于，马克思也把“世界历史”从历史编纂学的狭隘层面脱离出来，而赋予其以哲学历史观的意义。但分歧是，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观绝不能完全忽略物质生产及生活的现实基础，或者只是将前者作为某种附带因素，“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①。如果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只是在“纯粹精神”的领域里兜圈子，那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紧紧抓住了物质生产的现实基础，从唯心史观的圈子中跳跃出来，实践性地赋予了世界历史以哲学历史观意义。马克思通过对物质生产生活这一现实基础的历史演变的深入研究，发现“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②。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的发端，可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致于他们都直观地将地理大发现看作世界历史时代的起点。的确，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人类的狭隘眼界，形成了实际上的“世界”概念和视野，马克思也是在这之后创作了关于“世界历史”的著作，但事实上，马克思超越了这种表层的事实，他认为地理大发现绝非历史进程中偶然的、独立的事件，它背后一直积蓄着能量的是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原因。首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基础与内在条件。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本性时提到：“作为财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作为起价值作用的价值而被固定下来的货币，是一种不断要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程。”③资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增值，不断前进与发展。同时，为了这样的目的，资本一方面不断扩大流通范围，一方面把所有地区的生产都转变为资本推动的生产。资产阶级在剩余价值的不断趋利下，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进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资产阶级通过资本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所到之处，资本的利刃都在无情地斩断束缚人们天然尊长的封建羁绊，迅速的消除生产资料的分散状态，进而集中财产，招拢人口，使世界逐渐形成经济、政治的统一体。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大工业化使得资产阶级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强，社会生产能力在不断提升。只有当生产力大力发展，并从而引起生产方式的跨越性变革后，才能将原本贫穷、落后、闭塞、禁锢的局面打破。当人们的交往变得更为普遍以后，才能使某一个民族更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化与发展。马克思高度意识到了人类生产中的分工与交往对于推动生产关系发展的意义，“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④。伴随着一个民族分工的程度提高，必将增加人们的交往与联系，从而扩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的交往。分工与交往的扩大对世界历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⑤，“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⑥。总之，“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⑦。其次，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背景下形成的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本方式之一。马克思在1858年10月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⑧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资产阶级对资本欲望的无限膨胀，驱使资产阶级不断向外开拓，不断侵略弱小民族，以使他们成为其创造剩余价值的附庸。这种开拓既包括了对市场的探寻，也包括了对原料、产地等生产要素的渴求。生产社会化使得资产阶级不知疲倦地奔走于世界各地，同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带动了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提升了交通的多方面便利，于是，出现了东印度公司，出现了中国市场，美洲土地被开拓，出现了各国殖民地，而以上这一切，使得世界市场得以形成，从而表征着世界历史在这些不断扩大的交往和联系中日益演进。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各民族、各区域的人们有了更多的需求与联系，世界市场这只全球背景下的微观无形手，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拉越密切，把区域、民族等限制性的概念越减越模糊，“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①。最后，整个地球上的相对独立的各区块市场，都将融进世界市场这历史必然的洪流中。再次，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充满了资本主义的复杂矛盾，要用复杂多元的眼光来对待世界历史这一绝非太平的过程。如上所述，世界历史的内在形成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变革下的时代产物。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是与资本的原始积累，与早期殖民主义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囊括四大要素，即资金、原料、市场和劳动力。为了这四大要素，资产阶级开始了各种疯狂的暴力行动，于是，圈地运动肆虐，殖民掠夺横行，海盗行径残暴，奴隶贸易盛行。资产阶级以上这一系列不太平的问题尖锐且刺目，而这一切都是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不断突显的矛盾的衍生品。马克思分析了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简化了阶级矛盾。马克思指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②其次，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强势与主导，国际关系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需要建立起这个发展中的世界，因此，世界历史绝非是一个公平的蓝图，它时刻都映照着这个在资本主义大国左右下的主次世界。马克思还着重指出了不平等的世界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不等价交换问题，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强者民族和弱者民族间，通过不等价交换的劣行，财富更急速地流入西方列强手中。“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④世界历史就这样被资本主义国家强行造就了福音之于强者、悲乐之于弱者的失衡画面。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剩余价值的欲望是无限的，这种欲望促使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再生产。于是，世界市场的有限性与资产阶级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矛盾越来越尖锐。而解决这些矛盾的最终出路就是资产阶级相互间掠夺性的世界市场战争。此外，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间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机器大工业时代的高生产能力与强社会生产力遭遇了无序化、无政府状态的阻碍。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甚至是周期性的爆发。值得注意的是，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确是马克思一生批判性理论工作的主线和重心，但我们不能被其简略的、一笔带过的表象所障目。若是盲目地认为马克思并不强调或不重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只是一味地揭露它的剥削性、残酷性和非人性，那么这会是对马克思的重大误解。实际上，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始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要环节，倘若没有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发达生产力，以及加强的社会普遍交往，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世界历史的形成并非否定民族历史，而是以之为前提。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另类的变化。晚年的马克思开始更多地关注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俄国的历史轨迹恰恰是民族历史的标志性案例。“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的存在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逐步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公社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惟一的国家，但同时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⑤俄国公社的发展道路虽然只是个特殊的例子，但马克思对这个例子却是保持着特殊对待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发展，区别于西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而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俄国这个特殊的民族国家离不开世界历史这个广泛交往、联系交错的大环境，但它又凭借着自己民族发展的特殊性在世界历史的范畴中有着独特的偶然性。

世界史论文篇（10）

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社会形态是从1500年起直至今天为止,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这个阶段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时期。它使分散孤立的国家民族的历史,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地区市场的商品经济不断向世界市场扩大,社会历史开始由国别史、地区史逐步向世界历史转变。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历史阶段。早期(16世纪至18世纪60年代)主要是工场手工业阶段;中期(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主要是大机器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的阶段,中期前段主要是利用蒸汽能源,后段主要是利用电气和石油能源;晚期为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这个时期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创造条件。16世纪至18世纪是西欧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封建行会手工业逐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取代。在这两个多世纪里,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15世纪末叶洲际新航路的开通,将世界各大洲开始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过去分割各大洲的海洋,一跃而变成连接各大洲的通途。

葡萄牙和西班牙从16世纪起开始殖民扩张活动。首先遭到西方暴力掠夺的是中南非洲和南北美洲及其附近的岛屿。非洲腹地及南非一带,当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之时,或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或刚进入阶级社会阶段。而美洲原居民(印第安人),在16世纪以前仅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建立了初期国家,其他印第安人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哥伦布航抵美洲以后,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西印度群岛,并进而深入中南美洲。在16世纪20-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进而征服墨西哥和秘鲁,把印第安人开发的古老文明地区沦为殖民地。在同一时期,葡萄牙殖民者不仅在东非和西非建立殖民据点,而且在这一东西方国际贸易线路上建立了许多要塞和商站,如亚洲的波斯湾、印度果阿、马六甲、安汶、中国澳门、日本长崎等。16世纪中叶,葡萄牙还在南美巴西建立殖民统治。继西、葡之后,荷兰、英国、法国等也大肆殖民扩张,进行武力征服。从此西方殖民者在美洲经营已经过时的奴隶制种植园,生产粮食、甘蔗和烟草,或开采矿产,掠夺金银矿产品。在17—18世纪,赤道以南的黑非洲则变成欧洲殖民者掠夺黑奴,贩运到美洲市场上出售,用以开发美洲。于是在欧、非、美三洲之间形成了“三角贸易”。

欧洲的奴隶贩子从本地装载食盐、布匹、朗姆酒等商品,运到非洲销售;然后装上黑奴,沿着“中央航路”,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贩卖黑奴;然后装上美洲产的蔗糖、烟草和稻米等产品,运回欧洲销售。这就是欧洲列强臭名远扬的“三角贸易”。同时欧洲列强还采用各种方式垄断了亚洲发达地区各种特产的贸易。东方古老帝国,包括明代中国、莫卧儿印度、萨非伊朗、奥斯曼土耳其以及新建封建统一政权的日本等,对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形势根本没有认识。最强烈的反应也不过是闭关自守,除此更无长策。此后几百年中,它们也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二,新兴的工场手工业蓬勃发展,商品流通空前兴旺。工场手工业比行会手工业的优越之处,在于手工生产行业内部有较为细致的分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欧洲早在15世纪工场手工业就已经发展起来,那时最为繁荣的是意大利和佛兰德尔,但在16世纪以后国际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工场手工业便走向衰落。而16至17世纪工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不可阻挡地集中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英国。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大批纺织品,自然是供应英国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而且英国大部分纺织品是销售于国际市场。正因为历史发展处在这关键的节点上,这种市场经济既瓦解了封建自然经济,又培育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在普遍的商品交换中,货币是财富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谁也离不开货币。封建贵族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和享受用的奢侈品,不得不把劳役租和实物租改为货币租。

在新航路发现后,从美洲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黄金和白银流入欧洲宗主国市场,使欧洲通货膨胀,物价飙升,发生了所谓“价格革命”。于是封建主的地租贬值,经济入不敷出。不得不将土地所有权抵押给钱庄以换取贷款。封建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逐渐丧失而走向灭亡。第三,此时工场手工业所有制关系已摆脱了中世纪行会资本的束缚,越过了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

进而使用一部分商人资本,更多的是使用自然形成的社会资本。英国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崛起,有效地吸收了封建制瓦解过程中社会上涌现出来的大批流浪汉。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变成了契约和金钱关系,完全失去了宗法色彩,这显然是历史的进步。随着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开通,世界上交往的范围扩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商品和资源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新大陆生产和需要什么商品自然牵动着远在天边的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上手工业新产品不断增加,跨洲贸易迅速高涨。进入流通领域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有利于工商业资本家的发展,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时市场已经有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以欧洲殖民者冒险远征,大规模开拓殖民地。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段,即世界历史开始形成的阶段。第四,欧洲国家对外开拓殖民地的结果反而激化了它们内部的矛盾,除了商战、货币战和海运战之外,大大小小的真枪实弹的战争差不多就没有停过。16世纪最早发生的革命乃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者为反对西班牙的封建统治坚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武装斗争,在1609年终于取得了最终胜利。新兴的荷兰是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强国。荷、英、法等国为争夺殖民地,又助长了各国之间商业斗争,开展贸易战,颁布保护关税制度,甚至进行真刀实枪的血腥战争。 1624年荷兰为垄断东方的香料贸易基地,竟然将英国势力赶出了摩鹿加群岛。1650至1651年英国两次颁布《航海条例》,直接威胁荷兰的海上航运利益,激化了英荷之间的矛盾,于是在1652至1654年英荷两国爆发了第一次商业战争,荷兰战败。后来在1665至1667年英荷双方又发生了第二次商业战争。这次战争不仅在欧洲本土争战,而且在北美殖民地也有战场。英国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遂将其更名为“新约克”(即“纽约”),一直沿用至今。第五,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也得益于西欧强有力的绝对君主制政权的推动。在中古时代封建贵族的势力强大,割据一方,根本不把王权放在眼里。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阶级发展起来,他们需要消灭封建割据,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市民阶级在经济上支持君主不断加强中央政权,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王权与市民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反对大贵族的分裂割据,鼓励发展国内市场和工商业。中古后期欧洲一些大国建立起统一强大的中央政府,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新建政治法律机构,改革军事组织,建立国家军队。因此君主政府强化对工商业的征税制度,竭力搜刮和掠夺殖民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极力争取出超,以加强本国政府的经济实力,从而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期阶段(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不断推动整体世界历史的形成。以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大发展的中期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市场经济普遍发展起来,物质交换和社会交往深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大企业生产,科学技术是关键。在资本主义中期阶段,发生了三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实现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1764年英国发明了“珍妮纺车”,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8—18倍。后来进一步改进,提高效率上百倍。织布机也有新的机器用于生产。在纺织业机器生产的带动下,英国其它行业的技术革命也在积极推行。最重要的是这些新机器都使用以煤炭作燃料的蒸汽机为动力,带动机器运转。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时除了大工厂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之外,在交通运输方面发明了火车和轮船。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主要成果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应用。欧洲大陆一些主要国家,继英国之后,在19世纪前期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德国人首先制成了一部发电机,随后比利时人又制成了电动机。有了电能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机械动力、夜间照明、通讯报道、交通运输等产业广泛使用电能。同时在这个时期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后来德国工程师戴姆勒又改进了内燃机,采用汽油作为燃料。内燃机马力大,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明显地优于蒸汽机。从而产生了汽车、拖拉机、燃油轮船、飞机等,世界面貌再次改观。因此电动机和内燃机的研发与创造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20世纪最后60年,科学技术成果为“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主要在军事领域使用。

此外,还有电子计算机和电子通讯设备,以及开发可再生能源,即利用太阳能、地热能、水能、生物能、风能等生产可再生能源,供机器和交通工具使用。这些现代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并逐步付诸应用,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从产生到建成,迄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世界上的表现既有其文明的一面,又有其野蛮的一面。文明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力发展迅速,创造财富比较丰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一日千里,这方面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望尘莫及的。但其野蛮方面主要表现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方面,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的世界战争。20世纪前半期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生灵涂炭和财富损失是历代所未见。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统计,双方参战的人口达10亿多(含殖民地人口);投入战争的军队将近1000万人;死亡军人和平民超过5500万人;物资总损失约达4万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共有5500万-6000万人死亡(其中苏联损失2700万,中国损失1800万人);物质损失,中国按照1937年比价计算,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苏联按照1941年比价计算,达6790亿卢布。一次大规模战争造成的生命损失和资源破坏难以数计,可以使社会发展倒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人类不是野兽,人们应该懂得互助合作,共同从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学会和平相处与合作共赢。这才是真正世界历史的形成之道。

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电子产业大发展,计算技术空前的大进步,交通运输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二战后人类物质世界大变样。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已经“全球化”了。“全球化”并不等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今天对待“全球化”这种说法应该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它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的500年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确有所进展,有些生产建立起世界市场体系,为满足世界各国的需要而生产,有些消费只有靠世界市场来满足。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更加紧密了,企业之间互相竞

争更加激烈了,世界范围的商品流通,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亚非美一些新兴国家,确实存在比过去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情况。但是这种“全球化”的实质,亚洲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一些新兴国家成为世界商品制造厂,这些工厂有相当一部分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建立的并为其服务。他们把企业迁到发展中国家来,主要是为了利用它们廉价的土地、劳力和资源;同时也为了利用东方广阔的销售市场。而他们本国还经常对这些企业提供补贴。而这些企业在新兴国家往往提供的却是概念、知识产权、工业技术、品牌和销售网络,因而最大的附加值落到产品的创新和技术方面,以及品牌和销售方面。这说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地位上是不完全平等的。 此外,所谓“全球化”也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自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在美国金融资本家大力倡导下,在世界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主张大市场小政府,一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涉。这种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给一些不法之徒造成违法和欺诈的机遇,好像市场异常繁荣,商品流转通畅,贷款消费简便易行,由于美国政府监督缺失,使世界市场乱象环生。21世纪初(主要是2008年)美国终于首先爆发了次贷危机,随后引发了全世界的金融海啸。确凿的事实说明,所谓“全球化”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制造的假象,金融危机给世界造成的伤害迄今挥之不去。虽然二战后一些新兴大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很快就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走上迅速发展的经济轨道。但是,世界上亚非拉还有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不起来,广大人民仍旧挣扎在饥饿线上。因此,目前世界的“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并非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终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a当今世界各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各地区之间、每个地区内部、每个国家内部发展也不平衡,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创建世界历史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下去。

二、第三大社会阶段的形成主要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理论做出了划时代的重要贡献。首先,他们批判了以康德、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b同时,他们还明确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随着这种发展人们就会突破地域性实现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其二是随着生产力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使地域性的个人都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世界历史的形成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虽然“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却使人们“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才会结束史前史,真正进入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由无产阶级推进的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a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论述,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为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乃是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这就是说,人类在没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劳动分工之前,是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的。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必然带来的结果。首先需要了解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同有产阶级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世界的上古时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到了中古时代,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封建贵族阶级的农奴。在英国工业革命前(16—18世纪中叶),西欧地区的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帮工。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他们师徒也有的渐渐变为较大的资本家雇用的工场手工业工人。18世纪后半期,在工业科学技术革命中才出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欧洲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后来也发生在其他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是由于将新的机械装备用于工业生产而引起的,其中有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等。这些新发明的机械装备价格很高,一般人买不起,只有大资本家才能买得起。这种新机器用于工业生产,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排挤了许多原来的工人,而且机器生产的商品,要比以前手工业生产的商品质量好、产量高、价格低。这就使机器生产的收益全部落到大资本家的手里。于是资本家大发其财,而工人却一无所获。从此在布匹和呢绒生产方面,广泛推行机器和工厂生产制。纺织业新兴的机器和工厂生产制度,很快就推行到其他工业生产部门,例如印花业、印书业、制陶业、金属品制造业和运输业等部门。机器生产使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这就使工人完成自己的生产工序更快、更简单,因而也就使劳动更便宜。机器生产分工使工人的生产活动变成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机器操作。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失去了最后一点独立性。机器和工厂制度的生产发展很快,几十年后在一些文明国家里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门都按照工厂制度进行经营。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后社会上最终出现了两大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吞了以前所有的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几乎独占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完全没有财产,为了换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半饥半饱地勉强维持生活。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只有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世界史论文篇（11）

重商主义(前身是货币主义)流行于16、17世纪的英国、荷兰、法国,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8世纪。马克思把货币主义称为“现代世界的最初解释者”③,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④因为它们切中了时代问题的核心———如何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当时新兴的民族国家急需源源不断地得到能够随时调动的财力的支持,以赢得领土与商业争霸战争、维系王权权威。而那些依靠海外冒险已经发家的新兴商人阶层坐拥巨额贵金属,他们希冀来自国家权力的有力保障,为维系自身利益、攫取更多财富保驾护航。彼此所需正是对方所有,于是,双方便结成了命运共同体,重商主义就是它们各自利益交汇的绝佳体现与意识形态表达。作为政策的重商主义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即出口垄断、外化管制、贸易差额,其本质是保护财富与强权的联姻,并由此开展更大规模的贸易与掠夺,以实现财富———金银的最大化。⑤上述政策实行的效果是极其明显的,持续不断的殖民扩张与海外贸易不仅促进了西班牙、荷兰、英国的轮番崛起,而且构筑起了以西欧为中心庞大的殖民体系、世界贸易体系。沃勒斯坦之所以把16世纪定位为世界体系(世界经济)形成的时间段,正是基于以上事实。⑥就本文的论题来说,具有进步意义的关键点在于,商业资本通过这个过程真正形成了对生产活动的支配权。从理论上说,商人资本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一是因为由它带来的庞大的货币财产正是后者成长所必须的条件,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大规模购买和贸易活动,契合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要求。但是从现实性看,商人资本的发达并不自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键在于商业是否触动或改变了生产的性质,使其转向了以赚钱为目的,而不是满足消费需要。马克思说:“只有在商业支配生产本身和商人成为生产者或者生产者成为单纯商人的地方,资本才能产生。……最恰当形式的资本的产生,要以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本为前提,因而生产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大规模的商业,并且这种生产或多或少是以货币为中介。”⑦从历史进程看,聚集在重商主义旗帜下的商业资本成功地使生产目的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而打开了财富的真正源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商业资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

除掌握大量的货币资本外,大批可供使用的自由劳动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另一个前提,这两个条件都是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逐步具备的。在这个过程中商业资本的作用无可替代。对此,马克思站在人道立场揭露、谴责了其野蛮、血腥、泯灭人性的一面,指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①同时,又立足历史辩证法,充分肯定了商业、商业资本在瓦解封建生产、催生现代资本生产中的革命性作用。他说:商业资本“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②“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倍增,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宝藏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③从世界历史角度看,打破封建的经济结构实质上就是瓦解地域史、终结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同时也是开辟人类的“世界性”发展、书写世界历史生成史的过程。在这方面,商业资本发挥了历史火车头的积极作用。下面分别进行阐述。

二、商业资本在消灭地域性、建立普遍联系方面首当其冲

《共产党宣言》用形象化的语言描述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革命性作用,说他们出于扩大销路的目的,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其实,准确地说,最早一批如此忙碌的是资产阶级的先驱和前辈———新兴的商人阶层,而后才成为这个阶级的生活常态。因为在重商主义和商人阶层的心目中,金银即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为了获取金银,商人阶层倾力投身海外掠夺、对外贸易,从美洲金银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殖民扩张,到大西洋三角贸易等,处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

近代早期西欧国家那些着名的商业家族、商业民族、商业城市都是借助这种途径发达、繁荣起来的。如果进一步将上述活动置于人类交往史的大尺度考量可以发现,正是那些探险和贸易活动事实上在遥远、陌生的地区和民族之间建立起了贸易(交往)关系,在客观上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格局。人类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交往形态变迁史。“地方性”(或地域性)发展,是古代社会人类生产和交往活动突出特点,主要表现是生产和交往的范围狭小、地点孤立,分布在不同物理空间的共同体彼此平行地独自演进,缺少相互往来,对于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了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这种状况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④古代社会早期自不必言,即使到了“14世纪和15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来说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表现,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⑤就欧洲来说,交往状况也是如此。“在美洲发现之前,各个国家,甚至是欧洲,彼此还很少来往,整个说来,贸易所占的地位很不显着。只是在找到通往东印度的新航线之后和在美洲开辟了对欧洲商业民族有利的广阔活动场所之后,英国才开始越来越把贸易集中在自己手中,这就使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日益紧密地靠拢。”⑥“地理大发现”之所以值得大书特书,原因之一是它拉开了人类交往从地方性转向世界性变革的序幕,而商人阶层、商业资本则是整个事件的重要推手,同时也是随后上演的历史话剧的主角。如果说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结束了各大陆之间的彼此分割、互不往来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印度洋贸易则形成了最初的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

对此,学术界已有详细阐述,①本文不再赘述。不过,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围绕贵金属展开的。当然,人们可以说,在贵金属充当流通手段的时代,贸易繁荣在客观上自然需要扩大贵金属的供应量。可问题是,早已为

人类认知的贵金属为什么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却成了激动人心的所在,成了先后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环绕的轴心?贵金属获得如此这般的重要地位,会具有怎样的世界历史意义?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从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剖析。首先,金银即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关于当时欧洲对金银的热忱和执着,马克思形容到:“在16、17世纪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一种普遍的求金欲驱使各国人民和王公组织远征重洋的十字军去追求黄金的圣杯。”②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欧洲在经历了之前约一个世纪的停滞之后迎来了经济的复兴,贵金属的需求量随之不断增加,但是欧洲金银的存量非常有限,这样,寻找更多的黄金、白银便成为普遍的社会诉求。其深层原因则与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关,是货币职能发展到第三种职能时的必然结果。 在形式上看,求金欲(致富欲望)与一般所谓的贪欲似乎仅仅表现为对象的不同,前者是一般财富即金银,后者是特殊财富,即特定的使用价值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但是从本质上讲,它们的出现分属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贪欲的发生与满足在没有货币,即商品流通的较低阶段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它总是或多或少指向特定的消费需求。致富欲望“本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它只有在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设定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③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即贮藏货币,它以前两种规定———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为前提,在职能上又是它们的统一,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不过,贮藏货币不单单表现为手段和尺度,而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本身、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这种规定上的货币就是“财富的一般形式”、“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情形正是如此。商贸活动从黑死病和战乱所致的衰落中缓慢恢复,城市商业趋于活跃,特别是与阿拉伯人香料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这标志着整个欧洲的商品经济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的新阶段。④于是,货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贵金属被宣布为唯一的财富。诚然,作为“万物的结晶”,货币在古代便是上层社会崇拜的对象,货币第三种职能的发展也曾经出现在罗马人那里。但是,罗马人的庞大货币来自对外征服,根本不是自身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也不是流通的要素,而仅仅是贵族阶层奢侈、挥霍的对象。货币给罗马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衰落的加速。地理大发现前后的欧洲则不是这样。

一方面,求金欲的出现主要源于大规模贸易活动所需贵金属的短缺,来自大规模海外掠夺和对外贸易的金银不仅化解了短缺问题、促进了贸易发展,而且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流通的要素发挥积极作用。商贸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货币,“就是把交换价值或抽象财富、而不是把财富的任何物质要素当作决定生产的目标和推动生产的动机。”⑤于是,获得的金银便重新投入到世界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生产活动,因为在货币主义、重商主义看来,财富或货币的唯一真正源泉是世界贸易以及国民劳动中间同世界贸易直接有关的特殊部门。这样,商品流通领域便率先成为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其次,金银在开拓世界市场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美洲金银的发现不仅有效缓解了欧洲各国的货币短缺,而且迅速进入世界贸易,对近代早期世界市场的开辟具有首创之功。亚当?斯密对此已经有所分析,按照他的看法,美洲白银的大量出产和流通导致了欧洲市场、东印度市场的扩大、美洲本地新市场的开辟,进而对这些[！]区域的农业、制造业的发展以及贸易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①马克思的观点与斯密相近,在他看来,来自美洲的白银发挥了媒介物的作用,藉此得以建立起美洲、亚洲、欧洲三大洲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他说:“美洲的银作为美洲同欧洲、亚洲发生联系的手段起了重大作用,它作为商品从美洲流往欧洲,然后又作为交换手段从欧洲输往亚洲,特别是印度,并且在那里大部分以贮藏货币的形式沉淀下来。”②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角色和作用有所不同:起初作为商品从美洲被贩卖至欧洲,而后欧洲人又将其作为交换手段,购买来自亚洲、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包括奢侈品,最后,白银在亚洲则被作为财富贮藏起来。

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至于此,他超越斯密之处在于进一步讨论了货币发挥上述历史作用的深层原因。有三点值得关注:(1)货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世界铸币的作用。执行铸币职能的货币通常具有特殊的民族形式,当货币在国家交往中充当的交换手段时,实际上也在执行铸币的职能。此时,金属含量是为其估价的唯一标准,铸币的民族形式如花纹、形状等无足轻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国际交换手段的货币(金银)就是世界铸币、世界货币,它不再是货币的特殊形式,只是货币作为货币的一种应用,所以,它并不像各国的铸币那样进行循环运动,而是作为可以满足致富欲的使用价值,单方面地建立起买者一方与卖者一方之间的联系。“由于这种性质,金银在开辟世界市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美洲的银从西方流到东方,从近代开始起,一方面美洲和欧洲之间保持金融联系,另一方面美洲和亚洲之间、欧洲和亚洲之间发生金属联系……在这里,形式同货币充当商品,充当在一切地方通行的商品即普通商品的职能直接相重合。”③(2)“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这一特性使它可以不分地区、种族、宗教、国家地通行于世界各个角落,直接完成不同共同体或国家之间的社会物质变换。因为,金银是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它不仅代表价值,而且它本身就是价值,是在一切地方都保持财富性质的普遍商品、“抽象的纯社会的使用价值”。

古人对货币世界性特性早有认识,古希腊戏剧家阿泰那奥斯就发出惊叹:“他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是个富翁。”同样地,金银的上述特性引起在16世纪西欧国家和创建中的政治经济学的极大兴趣。货币主义径直把财富等同于金银,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各个共同体的权力的尺度。”④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蒙塔纳里称货币“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他说:“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⑤(3)货币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对出产国来说,金银成为供不应求的商品,使这些区域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交往和生产逐步发展起来,对输入国来说,金银则是促进贸易、生产趋于活跃、繁荣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说:“到各地区追逐黄金使一些地区被发现,使新的国家形成;首先使卷入流通的商品的范围扩大,这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遥远的大陆卷入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作为财富一般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也是一种双重手段,它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它在物质上和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⑥

三、商业资本迈出瓦解共同体的自然性、人的依赖性的第一步

前现代社会“地方性发展”的格局主要源于共同体的自然依赖性、自然规定性,由此形成“对自然的崇拜”,而“对自然的崇拜”反过来又导致古代共同体发展的“地方性”。这是人与自然关系与人与人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性在古代社会的具体表现,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共同体的经济活动始终以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到处建立联系的商业资本不仅率先打破了“地方性发展”格局,而且对消除古代社会“对自然的崇拜”、推动建立现代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克思说;“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①首先,商人资本的发展动摇了古代共同体自然规定性的根基。就像婴儿无法脱离母亲的怀抱一样,前现代社会与大自然保持着一种脐带般的联系。一方面,劳动者与土地保持着一种天然的统一关系。土地是劳动最主要的客观条件,劳动者则把土地看作“自身的无机存在”。②另一方面,劳动者个人与共同体保持着天然统一的关系,个人离开共同体独立生存就像没有共同生活和彼此交谈而产生语言一

样,是不可思议的。 上述状况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土地成为共同体最重要的财产,它与农业一道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手工业只是补充性的生产形式;经济活动的目的均是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货币)。当然,劳动者也可能从事剩余劳动,以便为自己换取他人的剩余产品,不过,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获得财富,而是为了维系生产者个人、家庭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手工业、商业较之以往相对活跃,“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③使用价值的目的导向巩固了古代共同体的自然性,决定着生产的有限性、封闭性,进而造成生产的地方性。在这种生产下,生产的东西并不多于人的直接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流通对于需要的满足并不是性命攸关、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产品的生产、需要的满足主要在共同体的范围内进行,通过直接的物-物交换,或者使用价值与活劳动(服务、劳役等)的交换来实现。虽然存在商品交换,但是“交换只涉及剩余生产和剩余产品,决不涉及全部生产和产品”,④交换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换取使用价值。既然生产并不特别仰仗商品流通、市场交换,自然也就没有扩大流通范围、市场空间的冲动和热情,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便集中于农业、手工业这些可以提供使用价值的领域,无形中对交换、流通形成一种遏制。古代社会摆脱自然依赖性的历史进程由商业资本首先策动,这是由商业资本的性质决定的。不同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W—W或W—G—W)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商业资本的运动G—W—G’以交换价值为中轴,追求的是货币的不断增加。显然,后者与古代生产的性质根本相异,它的发展势必将生产引向另一个方向。

马克思说:“商业对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⑤大体说来,商业资本发挥反作用的路径主要是:经由商品贸易改变共同体的需求结构、产品性质,进而影响其经济活动的目的,使之从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越来越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事实上,自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后商人阶层产生以来,商业活动、商人资本的上述作用就始终存在着。职业商人或商业民族如犹太人作为中介人,在不同的生产者、共同体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对于从事生产的民族或共同体来说,这种交换活动是被动的,因为“推动它从事设定交换价值的活动的动力来自外面,不是来自它的生产的内部结构。”⑥即便如此,经常化的贸易往来带来的需求的变化不断地影响或改变着生产本身,使之呈现新的面貌和特点。“最初,对生产的影响较多来自物质方面。需求的范围不断扩大;满足新的需求已成为目的,因而生产就更有规则性并且扩大。本地生产的组织本身已经被流通和交换改变了。”①其次,商业资本的发展瓦解人的依赖关系,代之以商品货币关系。与旧经济关系的解体同步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人的依赖关系的瓦解。

在欧洲中世纪,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是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②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③随着传统生产在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愈来愈具有交换价值的性质,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内涵悄然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和消费渐渐纳入了商品、货币关系中,产品不再用于直接消费,而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农民、农奴从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变成了交换价值的提供者,地主则成了资本家的前身,忙于把自己的谷物、畜牲等去交换来自他乡的使用价值,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挥霍掉,“在他心目中,货币财富把他的收入的交换价值的意义提高了。在他的那些已成为半资本家(但仍处在非常隐蔽的形式下)的佃租者那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④这样,货币便成了地主与农民、封建主和臣仆之间关系的新媒介,人的依赖关系被置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货币变成他们之间的唯一的物的联系,直截了当的货币本身。同地主相对立的农民,已经不再是提供农产品和农业劳动的农民,而是货币所有者;因为直接的使用价值通过出卖而转让出去,借助于社会过程取得了无差别的形式。而另一方面,地主已经不再把农民当作特殊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笨拙的个人,而是当作这样的个人,他的产品,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货币,同任何其他人的产品没有区别。”⑤瓦解人的依赖关系的另一个推动力量来自封建政权。

如前所述,货币(金银)是近代欧洲社会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在这种背景下,封建君主对财富的理解不再是传统的实物形态的财富,而是锁定为货币形式的财富即“一般财富”。后者的优点是彻底摆脱了实物财富的地方性、自然性,能够在需要的时候“直接转化为任何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⑥所以,对他们来说,货币就是可以随时可供调动和使用的一般权力、巩固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强大物质力量。为此,封建君主对外通过支持、参与海外探险和对外贸易获取货币,对内则动用自身权力强制改变税赋形式,将原来的实物租和封建贡赋一律改为货币税。税赋形式的改变表面上增强了君力,但是其结果实质上适得其反。一方面,用货币贡赋取代封建贡赋,等于用官方的形式宣布地主与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货币欲的不断膨胀进一步使得社会关系从原来富有人彩的多样化的社会结合转向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加速了人身依附和古代共同体的瓦解。马克思说:“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⑦如前所述,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其第三种职能得到发展之后的事情,而第三种职能的前提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发展。不难发现,这里蕴含着商品经济演变的一种内在逻辑。大体来说,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作为货币的基本职能表征着商品经济的初始发展,第三种职能则意味着商业和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阶段,自然,此时的商品货币关系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准。马克思之所以说货币是一个“现实的共同体”,一方面因为它取代了土地、血缘、臣属关系等这些古代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依靠,成为“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另一方面因为货币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个人孤立行为所致,它“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①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其中不仅包括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无数买家、卖家,以及众多的生产者、转运者、高利贷商人,而且包括这些活动所需的社会组织、制度规范。如果说前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构成社会的基础,那么后一方面则是交往方式和交往原则的巨大变革。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