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论文大全11篇

世界史论文篇（1）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为指导，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进步是促进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条件。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没有人口的集中和由农业发展所产生的粮食剩余，就不可能产生城市生活。同样，农业的出现早晚会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第31页)农耕文明时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立基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亦复如是。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时代生产方式，以其密集的产业经济和巨大的就业机会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同时还凭其技术优势扫除了梗阻在农村通往城市道路上的种种技术性和社会制度障碍，从而促成了“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第130页);服务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后工业社会造成了工业城市经济的衰落和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新的阶段，城市发展趋势呈“低密度的多中心结构，郊区化发展迅猛，大都市区呈现多中心结构，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中越来越难以发挥主导作用”(第210页)。

但社会是由万千有形或无形的因素构织而成的，历史是丰富而繁杂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由某一种因素单独促成的，也不是哪一方面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辐揍的结果，人类文明中的城市发展史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的速度和城市生活的形态各不相同。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的那样，不仅在农业时代的城市文明“具有多源性和自发性”，即便到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十分密切的现代社会，两者的步伐也并不相同，“即世界各国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排名与城市化率的排名是不一致的”。后工业时代各国的城市化演进方向和模式也同样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俞金尧、王章辉、孙群郎等诸位专家，均以治欧美史为主业，上述时间框架显然是以西方作为考量的典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探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进程。在内容叙述过程中所举的例证，也多以西方为主。作者在前言部分对此首先作了明确的交代:“我们叙述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而主要是因为从上述的几种经济类型及它们的先后转变来看，西方城市的发展比较有典型性。”(第5页)。也就是说，历时性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三大经济社会形态划分，主要是以西方城市发展背景为基础析出的“理想类型”，有异于此种发展经历的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因此被排斥在外。为了弥补这一缺失，该书另辟一章，专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并选择印度和拉美这两个与中国颇具比较意义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希图通过发掘他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当今正在急速行进中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过这两部分的内容安排，整部著作既坚持了纵向的时间一贯性，又关照到横向的空间一体性，两者互为补充，在叙事模式上实现了纵与横、通与专、点与面的结合，是一部精心谋篇布局的学术研究佳作。

二

通过复述《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该著作在有限的篇幅里，精练地阐述和分析了人类漫长历史长河里城市的发展演进历程。其内在的价值可以用“简约而不简单”来概括。

首先，不简单体现在其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框架的建立方面。据笔者调查，通史性的世界城市史著作不仅国内稀缺，在国外也并不多见。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城市史研究兴起晚，是一门仍处于混沌状态的年轻学科，①“尚未形成明确的模式”且现实需求并不急迫;另一方面，不像世界文明史那样有较为明确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知识范畴，城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实体，涉及建筑学、规划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和文学等众多学科，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城市”的关注方向和理解也各不相同，甚至连最基础的一步—界定“城市”概念亦殊非易事。①在城市学和城市史研究都仅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欲撰写一部贯通世界历史的城市通史，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一头撞进了“风险地带”。

面对令人困扰的复杂问题，作者化繁为简，高屋建领，撇开城市纷繁复杂的表象，把目光直接瞄准城市的核心本质，即城市在任何时间和不同空间都具有的共有特性。作者用一句话，把城市—无论古今中外的共有特性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批脱离了农业生产，以非农业活动服务于社会的人们的聚居之地”(第5页)。然后，循着这样的“城市”意涵，厘定城市文明的源头，考察城市文明在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下的演生变化轨迹。

以社会劳动分工来界定“城市”，背后蕴含着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也即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及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某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②其次，观点不简单。该书既没有遵奉特定的理论程式止步不前，也没有囿于已有的学界成说怯于突破。恰恰相反，作者坚持在厚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自成一说的新观点、新解释。譬如在城市起源论方面，解释文明与城市起源的学说五花八门，不同学者之间见仁见智，其中主要有柴尔德(V.GordonChilde)的剩余农产品说、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的贸易需求说、斯乔伯格(GideonSjoberg)的宗教起源说和马克斯•韦伯等人的防御需求说，等等。③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的工商业起源说影响尤大。④《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也相信，剩余农产品和商业交换是城市形成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这些并非城市能够形成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在农本经济时代，简单的贸易或商品交换的确可以推动市场的形成，但很难因为贸易而造成城市”(第57页)，欧洲中世纪长途贸易发达的诸多大型市集就是很好的例证。作者认为，政治权力才是最初城市形成的直接推手。其依据是，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形成造就一批稳定地汇聚于一地的统治阶级队伍。这群脱离农业生产、以统治他人为职能的人群产生各种需要，“权力中心(因此)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工商业者，城市生活就这样慢慢地发育、生成”(第61-62页)。接下来作者还进一步论证，权力不仅缔造城市，也支撑城市的存在，决定城市的等级地位和繁荣程度。观察中古晚期以来的西方城市史，这样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最后，内容不简单。该书所述内容包括了经济社会史的方方面面，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城市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实体面貌、演变的趋势或走向，以及城市的社会生活形态和面临的问题矛盾等。在具体内容细节当中，涉及许多有价值的城市史题材，如城市空间的建筑和形制，不同时代行政官僚制国家的建立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贫富分化、边缘群体、住房、交通、犯罪，城市规划新理论或新实践，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交关系(sociability，权力监管与城市社会，等等。这些话题，都为进一步专门和深人的研究提供了指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材料丰富，其中参考的著述有不少是2012年—也就是书稿提交至出版社之时，才刚刚出版的，显示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

三

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使整个社会从生产到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转变，由此推动了城市学研究的兴起并走向繁荣。之所以如此，原因正如《年鉴》杂志在1970年的“历史学与城市化”专号里所说的那样:“近数年来城市的发展让所有的人文科学行动起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设计城市开发方案，构思城市产生的特殊病理的救治药方，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有意识地和科学地探究看上去对我们社会至关紧要的物事。”

当下之中国，面临着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类似的情境: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向深度推进;从传统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急剧转型对智力资源的支持提出了需求。同样，在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大合唱当中”，历史学当然不能缺位。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历史学之于城市化进程有两方面不容轻视的功用。首先在现实层面，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城市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了解城市过去的历史，才能找到合理的方案或正确的办法。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业已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会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或教训;另一方面，一座城市的发展模式应与它具体的区域地理环境相适应;城市规划也不应脱离传统的建筑、文化和日常生活习俗遗存。漠视历史智慧，不顾自然条件，在官僚主观意志主导下的城市化，很可能导致城市在外部与时展大势脱节，在内部与它所蕴含的社会生活不相协调。其次在精神层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人发展，城市人口日众，城市面貌骤变，城市生活方式与往日截然不同。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以及高度理性化的体制对人的奴役和异化，会让都市中人在精神上产生空虚与迷惘，滋生出对过去世界的好奇与乡愁。城市历史的重构可以让今天或未来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将精神的根系深深地延伸到“我们失去的世界”。

正因为上述原由，国内的城市史逐步兴起并在21世纪呈蓬勃发展之势。但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只能算是茁壮成长的幼苗，无论是中国城市史还是外国城市史都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有待开发。②《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就是世界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拓荒之作。它以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视角，以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叙事方式，描摹了人类数千年经济社会演进史中的城市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学术方面来说，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在世界城市发展通史研究方面的空白，为国内城市史学者增添了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人类城市文明前世今生的窗口。同时，对于一些开设外国城市史的高校，该书内容长短难易适度，是一本难得的教材。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该书以宏阔的通史目光，通过对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历时性回溯，同时兼顾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时性比较，碍出了许多有启示价值的结论，值得当前正在大力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中国借鉴和反思。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三点:1.健康的城市化是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结果，凋敝衰败的乡村支撑不起真正繁荣的城市;2.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而不是土地空间的城市化，城市要有能力为那些流动进来的人口提供较为充裕的就业机会和相对公平的制度保障，才能避免城市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贫民窟的蔓延和高犯罪率等问题;3.在前现代的城市化进程中，政治权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代以来的城市化是以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产业为依靠的，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新型的城镇化战略必须顺应近代以来的这种世界历史大势，即通过大力发展产业经济、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建构，使城市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链条的一部分，避免走通过权力扩张或转移手段来拉动城市发展的老路，才能突破前现代城市所受到的结构性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城市化。

四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以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三个次序相续的时代，作为叙述城市发展史的宏观时间框架。各时代在时间次序上虽具有历时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仍然属于“社会类型”的范畴，有着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与编年叙事方式相比，它导致历史叙述在纵向时间方面缺乏完整的连续性，那些较典型地反映各种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状况的时段—如中世纪晚期、工业化时代，成为论证的重点，而有关古典时代和近代早期方面的内容则相对较少。其次，在内容上，该书主要侧重于论述宏观经济社会形态与城市发展、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对城市的建筑规划、实体形态、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着墨甚少。

世界史论文篇（2）

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社会形态是从1500年起直至今天为止，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这个阶段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时期。它使分散孤立的国家民族的历史，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地区市场的商品经济不断向世界市场扩大，社会历史开始由国别史、地区史逐步向世界历史转变。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历史阶段。早期（16世纪至18世纪60年代）主要是工场手工业阶段；中期（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主要是大机器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的阶段，中期前段主要是利用蒸汽能源，后段主要是利用电气和石油能源；晚期为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这个时期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创造条件。16世纪至18世纪是西欧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封建行会手工业逐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取代。在这两个多世纪里，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15世纪末叶洲际新航路的开通，将世界各大洲开始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过去分割各大洲的海洋，一跃而变成连接各大洲的通途。葡萄牙和西班牙从16世纪起开始殖民扩张活动。首先遭到西方暴力掠夺的是中南非洲和南北美洲及其附近的岛屿。非洲腹地及南非一带，当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之时，或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或刚进入阶级社会阶段。而美洲原居民（印第安人），在16世纪以前仅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建立了初期国家，其他印第安人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哥伦布航抵美洲以后，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西印度群岛，并进而深入中南美洲。在16世纪20-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进而征服墨西哥和秘鲁，把印第安人开发的古老文明地区沦为殖民地。在同一时期，葡萄牙殖民者不仅在东非和西非建立殖民据点，而且在这一东西方国际贸易线路上建立了许多要塞和商站，如亚洲的波斯湾、印度果阿、马六甲、安汶、中国澳门、日本长崎等。16世纪中叶，葡萄牙还在南美巴西建立殖民统治。继西、葡之后，荷兰、英国、法国等也大肆殖民扩张，进行武力征服。从此西方殖民者在美洲经营已经过时的奴隶制种植园，生产粮食、甘蔗和烟草，或开采矿产，掠夺金银矿产品。在17—18世纪，赤道以南的黑非洲则变成欧洲殖民者掠夺黑奴，贩运到美洲市场上出售，用以开发美洲。于是在欧、非、美三洲之间形成了“三角贸易”。欧洲的奴隶贩子从本地装载食盐、布匹、朗姆酒等商品，运到非洲销售；然后装上黑奴，沿着“中央航路”，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贩卖黑奴；然后装上美洲产的蔗糖、烟草和稻米等产品，运回欧洲销售。这就是欧洲列强臭名远扬的“三角贸易”。同时欧洲列强还采用各种方式垄断了亚洲发达地区各种特产的贸易。东方古老帝国，包括明代中国、莫卧儿印度、萨非伊朗、奥斯曼土耳其以及新建封建统一政权的日本等，对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形势根本没有认识。最强烈的反应也不过是闭关自守，除此更无长策。此后几百年中，它们也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二，新兴的工场手工业蓬勃发展，商品流通空前兴旺。工场手工业比行会手工业的优越之处，在于手工生产行业内部有较为细致的分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欧洲早在15世纪工场手工业就已经发展起来，那时最为繁荣的是意大利和佛兰德尔，但在16世纪以后国际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工场手工业便走向衰落。而16至17世纪工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不可阻挡地集中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英国。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大批纺织品，自然是供应英国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而且英国大部分纺织品是销售于国际市场。正因为历史发展处在这关键的节点上，这种市场经济既瓦解了封建自然经济，又培育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在普遍的商品交换中，货币是财富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谁也离不开货币。封建贵族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和享受用的奢侈品，不得不把劳役租和实物租改为货币租。

在新航路发现后，从美洲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黄金和白银流入欧洲宗主国市场，使欧洲通货膨胀，物价飙升，发生了所谓“价格革命”。于是封建主的地租贬值，经济入不敷出。不得不将土地所有权抵押给钱庄以换取贷款。封建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逐渐丧失而走向灭亡。第三，此时工场手工业所有制关系已摆脱了中世纪行会资本的束缚，越过了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进而使用一部分商人资本，更多的是使用自然形成的社会资本。英国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崛起，有效地吸收了封建制瓦解过程中社会上涌现出来的大批流浪汉。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变成了契约和金钱关系，完全失去了宗法色彩，这显然是历史的进步。随着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开通，世界上交往的范围扩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商品和资源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新大陆生产和需要什么商品自然牵动着远在天边的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上手工业新产品不断增加，跨洲贸易迅速高涨。进入流通领域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有利于工商业资本家的发展，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时市场已经有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以欧洲殖民者冒险远征，大规模开拓殖民地。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段，即世界历史开始形成的阶段。第四，欧洲国家对外开拓殖民地的结果反而激化了它们内部的矛盾，除了商战、货币战和海运战之外，大大小小的真枪实弹的战争差不多就没有停过。16世纪最早发生的革命乃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者为反对西班牙的封建统治坚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武装斗争，在1609年终于取得了最终胜利。新兴的荷兰是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强国。荷、英、法等国为争夺殖民地，又助长了各国之间商业斗争，开展贸易战，颁布保护关税制度，甚至进行真刀实枪的血腥战争。1624年荷兰为垄断东方的香料贸易基地，竟然将英国势力赶出了摩鹿加群岛。1650至1651年英国两次颁布《航海条例》，直接威胁荷兰的海上航运利益，激化了英荷之间的矛盾，于是在1652至1654年英荷两国爆发了第一次商业战争，荷兰战败。后来在1665至1667年英荷双方又发生了第二次商业战争。这次战争不仅在欧洲本土争战，而且在北美殖民地也有战场。英国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遂将其更名为“新约克”（即“纽约”），一直沿用至今。第五，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也得益于西欧强有力的绝对君主制政权的推动。在中古时代封建贵族的势力强大，割据一方，根本不把王权放在眼里。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阶级发展起来，他们需要消灭封建割据，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市民阶级在经济上支持君主不断加强中央政权，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王权与市民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反对大贵族的分裂割据，鼓励发展国内市场和工商业。中古后期欧洲一些大国建立起统一强大的中央政府，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新建政治法律机构，改革军事组织，建立国家军队。因此君主政府强化对工商业的征税制度，竭力搜刮和掠夺殖民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极力争取出超，以加强本国政府的经济实力，从而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期阶段（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不断推动整体世界历史的形成。以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大发展的中期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市场经济普遍发展起来，物质交换和社会交往深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大企业生产，科学技术是关键。在资本主义中期阶段，发生了三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实现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1764年英国发明了“珍妮纺车”，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8—18倍。后来进一步改进，提高效率上百倍。织布机也有新的机器用于生产。在纺织业机器生产的带动下，英国其它行业的技术革命也在积极推行。最重要的是这些新机器都使用以煤炭作燃料的蒸汽机为动力，带动机器运转。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时除了大工厂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之外，在交通运输方面发明了火车和轮船。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主要成果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应用。欧洲大陆一些主要国家，继英国之后，在19世纪前期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德国人首先制成了一部发电机，随后比利时人又制成了电动机。有了电能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机械动力、夜间照明、通讯报道、交通运输等产业广泛使用电能。同时在这个时期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后来德国工程师戴姆勒又改进了内燃机，采用汽油作为燃料。内燃机马力大，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明显地优于蒸汽机。从而产生了汽车、拖拉机、燃油轮船、飞机等，世界面貌再次改观。因此电动机和内燃机的研发与创造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20世纪最后60年，科学技术成果为“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主要在军事领域使用。此外，还有电子计算机和电子通讯设备，以及开发可再生能源，即利用太阳能、地热能、水能、生物能、风能等生产可再生能源，供机器和交通工具使用。这些现代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并逐步付诸应用，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从产生到建成，迄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世界上的表现既有其文明的一面，又有其野蛮的一面。文明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力发展迅速，创造财富比较丰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一日千里，这方面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望尘莫及的。但其野蛮方面主要表现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方面，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的世界战争。20世纪前半期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生灵涂炭和财富损失是历代所未见。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统计，双方参战的人口达10亿多（含殖民地人口）；投入战争的军队将近1000万人；死亡军人和平民超过5500万人；物资总损失约达4万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共有5500万-6000万人死亡（其中苏联损失2700万，中国损失1800万人）；物质损失，中国按照1937年比价计算，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苏联按照1941年比价计算，达6790亿卢布。一次大规模战争造成的生命损失和资源破坏难以数计，可以使社会发展倒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人类不是野兽，人们应该懂得互助合作，共同从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学会和平相处与合作共赢。这才是真正世界历史的形成之道。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电子产业大发展，计算技术空前的大进步，交通运输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二战后人类物质世界大变样。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已经“全球化”了。“全球化”并不等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今天对待“全球化”这种说法应该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它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的500年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确有所进展，有些生产建立起世界市场体系，为满足世界各国的需要而生产，有些消费只有靠世界市场来满足。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更加紧密了，企业之间互相竞争更加激烈了，世界范围的商品流通，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亚非美一些新兴国家，确实存在比过去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情况。但是这种“全球化”的实质，亚洲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一些新兴国家成为世界商品制造厂，这些工厂有相当一部分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建立的并为其服务。他们把企业迁到发展中国家来，主要是为了利用它们廉价的土地、劳力和资源；同时也为了利用东方广阔的销售市场。而他们本国还经常对这些企业提供补贴。而这些企业在新兴国家往往提供的却是概念、知识产权、工业技术、品牌和销售网络，因而最大的附加值落到产品的创新和技术方面，以及品牌和销售方面。这说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地位上是不完全平等的。

此外，所谓“全球化”也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自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在美国金融资本家大力倡导下，在世界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主张大市场小政府，一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涉。这种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给一些不法之徒造成违法和欺诈的机遇，好像市场异常繁荣，商品流转通畅，贷款消费简便易行，由于美国政府监督缺失，使世界市场乱象环生。21世纪初（主要是2008年）美国终于首先爆发了次贷危机，随后引发了全世界的金融海啸。确凿的事实说明，所谓“全球化”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制造的假象，金融危机给世界造成的伤害迄今挥之不去。虽然二战后一些新兴大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很快就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走上迅速发展的经济轨道。但是，世界上亚非拉还有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不起来，广大人民仍旧挣扎在饥饿线上。因此，目前世界的“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并非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终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a当今世界各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各地区之间、每个地区内部、每个国家内部发展也不平衡，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创建世界历史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下去。

二、第三大社会阶段的形成主要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世界史论文篇（3）

在此之前，无论是史学领域还是哲学领域，都认为历史处在无规律的状态，偶然性是历史的主流，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以理性的方式首次深刻反思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本质、动力和规律。在他看来，历史不是孤立的个体，整个世界的各个地区、各个部分，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这种发展遵循着某种规则，呈现出规律性的更替。黑格尔以世界性的历史尺度整理凌乱的历史理论并以其规律化的历史哲学超越了以往历史哲学的狭隘的民族视界，这是黑格尔的一大理论贡献。对此，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1]恩格斯在高度评价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同时也鲜明地指出其理论的“形式是那么的抽象和违心”等等的缺陷，其世界历史理论是唯心主义的，是倒置的。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绝对精神的演绎，是绝对精神通过一系列民族精神所体现的世界精神“，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属于‘精神’领域，”[2]“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世界精神的辩证法。”[3]对此，马克思指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变不是绝对精神的演绎，而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4]“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6]世界历史是经验的存在，是在实践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的第一个样态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的真正实现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完成的。资本主义大工业造就了一种走向全球的力量，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7]大工业需要依托全球的原料市场和消费人群，需要不断地向外扩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下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他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简历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民族和地方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同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工业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资本主义大工业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并把一切民族相继卷入进来，造就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是其本性和不断扩张的源动力，马克思曾引证邓宁在《工联和罢工》中的话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9]。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必然冲破一切阻碍它盈利的限制，所有的生产都变成资本的生产，变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资本的趋势是（l）不断扩大流通的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10]在资本冲破生产的禁锢的同时，也在冲破流通的禁锢，“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自我生产的货币了。”[1]只有以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来支撑，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能真正地实现，在不断冲破生产和流通的禁锢过程中，资本造就了全球化的生产和世界市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2]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和形成根源。

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中国道路形成的时代场域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慎重选择和自主探索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创举。这种选择、探索和结合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时代场域中实现的，世界历史构成了中国道路的时代场域，决定了其历史方位和走向。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中国的发展被纳入世界的体系中，成为世界发展体系的一部分，与世界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发展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首先实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的发展必须科学地处理和重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其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使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现代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法则成为时代的标尺；造就了全球化的时代洪流，每一个国家无论是革命还是发展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使世界由封闭走向开放，与其他国家交往、交流，向其他民族学习、借鉴成为每一个国家快速发展的基本途径。在这一场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道路必然坚持追求社会现代化为根本诉求，坚持对外开放，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行为姿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落后国家的革命也必然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世界衍射，就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化，使得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成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其由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提供了历史机遇。以中国革命为例，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追求民族解放独立的同时，又具有了世界的意义，对其他落后国家，特别是对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仅为其提供了革命的范例，同时也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减轻了他们的压力。同样，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场域中，落后国家的发展也必然成为世界发展的一部分。落后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避开资本主义发展中所遇到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和弊端，相对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并缩短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虽然“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能够缩短落后国家发展的时间历程，减少发展的曲折。中国道路是坚持对外开放的道路，积极地吸收资本主义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坚持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自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开放的层次、领域和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和扩展。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表征，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是中国发展的自觉行动。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要做“世界公民”，就是要以主动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一个没有摆脱封闭性、地域狭隘性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拥有现代文明的民族；就是要努力承担起世界的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就是要以自己的建设成就为人类做出贡献，中国的发展强大能为世界提供一个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商品出口和对外投资市场，支持“亚太世纪”的到来，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提供道路、模式或经验的积极影响和促进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等等。其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是世界的主流，这决定了中国道路必须科学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能否科学的处理这一关系决定着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社会主义能否的存续和发展的大问题。共产党人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也在不断的调整和发展。在19世纪，社会主义者把资本主义视为死敌，在理论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目标上把将其消灭作为最崇高的任务。

二十世纪总体上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抗衡，是势不两立的，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平行、对立的市场，不可能实现和平共处，只能是严重的对立和对峙。我国建国后虽然与资本主义展开了交往，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严重对立的认识还处于主流。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指出要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根本制度上是对立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艰难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范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我们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根本原则上不动摇，不让步。事实上，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等都是这种斗争的体现，得手之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迅速转向了中国，加紧了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对此邓小平鲜明地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两手”：一手是与我们接触，另一手是要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手同时使用，但后“一手”是根本的，前一手从属于后一手，因此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要看到二者根本对立的一面，这是根本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还存在着相互合作、交流和借鉴的一面，看到这一面并积极的利用这一面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条件下，两者之间存在着依赖性“，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革命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3]那种“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4]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先发国家，处在生产力的高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一切对自己有用的成果加速社会主义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要重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看到二者根本对立的同时，要积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并对资本主义作具体的分析，主张把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与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把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其体制机制区分开来，坚持对基本制度不能简单照搬，但对积极的文明成果要认真吸取。中国道路不搞“全盘西化”，也不走“自我封闭”。

三、资本规制：世界历史时代中国道路的资本应答

资本和市场的逻辑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不过是这一内在逻辑的现实运动。身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场域中的中国，要谋求自身发展不得不面对资本和市场。但是资本的幽灵从来就是具有双重历史作用的存在物，一方面，其在推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财富增长、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历史文明作用“，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的有用物；……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另一方面，资本在创造财富、促进交往、创造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发挥着另类牵引作用。

世界史论文篇（4）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世界史论文篇（5）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

然而,虽然学界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近20年的研究中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这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挖掘还不够。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却很少涉及其他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相关文章、《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手稿。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着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样也是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因此,仅仅通过很少的几部文献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二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把握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其一,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和具体;其二,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人的发展、共产主义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现象;其三,缺乏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整体的考察,未充分地融入马克思的思想史中去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和充分论证。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与全球化问题研究相对脱节。虽然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是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把握和理解当代全球化的,但是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贯穿于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始终,而不是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实质及其所产生的背景的不同而对其作具体的解答,也有的学者由于难于把握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弃之一旁,但他忘记了全球化问题所产生的根本和实质是资本的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核心。鉴于以上几点启示,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时,就应该从多个维度去对它进行考察、研究和把握,尤其是要紧扣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脉搏,通过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去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那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深入挖掘,对于人们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各种问题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世界史论文篇（6）

二、世界历史理论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理论表征

马克思的一系列深远思想总是离不开他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历史观———唯物史观，而世界历史这一重要理论依然如此。可以说，唯物史观依然为马克思分析探讨世界历史提供了内在严密的逻辑基础与外在辩证的理论原则。从思想体系的逻辑结构层次上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为一个饱满且立体的层次性思考，是马克思运用其创立的唯物史观并结合剩余价值理论，全方位地分析19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与全球社会的运动及其发展趋势的成果；也是马克思在具体地运用多种经济学原理，分析当时的全球经济形势以及走向规律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世界历史”是理性所掌控的历史，世界性理性构成了人类理解历史的最高原则。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持一致性的基础就在于，马克思也把“世界历史”从历史编纂学的狭隘层面脱离出来，而赋予其以哲学历史观的意义。但分歧是，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观绝不能完全忽略物质生产及生活的现实基础，或者只是将前者作为某种附带因素，“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①。如果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只是在“纯粹精神”的领域里兜圈子，那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紧紧抓住了物质生产的现实基础，从唯心史观的圈子中跳跃出来，实践性地赋予了世界历史以哲学历史观意义。马克思通过对物质生产生活这一现实基础的历史演变的深入研究，发现“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②。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的发端，可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致于他们都直观地将地理大发现看作世界历史时代的起点。的确，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人类的狭隘眼界，形成了实际上的“世界”概念和视野，马克思也是在这之后创作了关于“世界历史”的著作，但事实上，马克思超越了这种表层的事实，他认为地理大发现绝非历史进程中偶然的、独立的事件，它背后一直积蓄着能量的是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原因。首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基础与内在条件。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本性时提到：“作为财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作为起价值作用的价值而被固定下来的货币，是一种不断要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程。”③资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增值，不断前进与发展。同时，为了这样的目的，资本一方面不断扩大流通范围，一方面把所有地区的生产都转变为资本推动的生产。资产阶级在剩余价值的不断趋利下，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进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资产阶级通过资本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所到之处，资本的利刃都在无情地斩断束缚人们天然尊长的封建羁绊，迅速的消除生产资料的分散状态，进而集中财产，招拢人口，使世界逐渐形成经济、政治的统一体。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大工业化使得资产阶级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强，社会生产能力在不断提升。只有当生产力大力发展，并从而引起生产方式的跨越性变革后，才能将原本贫穷、落后、闭塞、禁锢的局面打破。当人们的交往变得更为普遍以后，才能使某一个民族更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化与发展。马克思高度意识到了人类生产中的分工与交往对于推动生产关系发展的意义，“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④。伴随着一个民族分工的程度提高，必将增加人们的交往与联系，从而扩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的交往。分工与交往的扩大对世界历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⑤，“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⑥。总之，“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⑦。其次，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背景下形成的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本方式之一。马克思在1858年10月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⑧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资产阶级对资本欲望的无限膨胀，驱使资产阶级不断向外开拓，不断侵略弱小民族，以使他们成为其创造剩余价值的附庸。这种开拓既包括了对市场的探寻，也包括了对原料、产地等生产要素的渴求。生产社会化使得资产阶级不知疲倦地奔走于世界各地，同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带动了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提升了交通的多方面便利，于是，出现了东印度公司，出现了中国市场，美洲土地被开拓，出现了各国殖民地，而以上这一切，使得世界市场得以形成，从而表征着世界历史在这些不断扩大的交往和联系中日益演进。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各民族、各区域的人们有了更多的需求与联系，世界市场这只全球背景下的微观无形手，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拉越密切，把区域、民族等限制性的概念越减越模糊，“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①。最后，整个地球上的相对独立的各区块市场，都将融进世界市场这历史必然的洪流中。再次，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充满了资本主义的复杂矛盾，要用复杂多元的眼光来对待世界历史这一绝非太平的过程。如上所述，世界历史的内在形成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变革下的时代产物。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是与资本的原始积累，与早期殖民主义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囊括四大要素，即资金、原料、市场和劳动力。为了这四大要素，资产阶级开始了各种疯狂的暴力行动，于是，圈地运动肆虐，殖民掠夺横行，海盗行径残暴，奴隶贸易盛行。资产阶级以上这一系列不太平的问题尖锐且刺目，而这一切都是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不断突显的矛盾的衍生品。马克思分析了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简化了阶级矛盾。马克思指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②其次，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强势与主导，国际关系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需要建立起这个发展中的世界，因此，世界历史绝非是一个公平的蓝图，它时刻都映照着这个在资本主义大国左右下的主次世界。马克思还着重指出了不平等的世界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不等价交换问题，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强者民族和弱者民族间，通过不等价交换的劣行，财富更急速地流入西方列强手中。“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④世界历史就这样被资本主义国家强行造就了福音之于强者、悲乐之于弱者的失衡画面。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剩余价值的欲望是无限的，这种欲望促使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再生产。于是，世界市场的有限性与资产阶级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矛盾越来越尖锐。而解决这些矛盾的最终出路就是资产阶级相互间掠夺性的世界市场战争。此外，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间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机器大工业时代的高生产能力与强社会生产力遭遇了无序化、无政府状态的阻碍。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甚至是周期性的爆发。值得注意的是，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确是马克思一生批判性理论工作的主线和重心，但我们不能被其简略的、一笔带过的表象所障目。若是盲目地认为马克思并不强调或不重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只是一味地揭露它的剥削性、残酷性和非人性，那么这会是对马克思的重大误解。实际上，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始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要环节，倘若没有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发达生产力，以及加强的社会普遍交往，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世界历史的形成并非否定民族历史，而是以之为前提。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另类的变化。晚年的马克思开始更多地关注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俄国的历史轨迹恰恰是民族历史的标志性案例。“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的存在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逐步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公社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惟一的国家，但同时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⑤俄国公社的发展道路虽然只是个特殊的例子，但马克思对这个例子却是保持着特殊对待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发展，区别于西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而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俄国这个特殊的民族国家离不开世界历史这个广泛交往、联系交错的大环境，但它又凭借着自己民族发展的特殊性在世界历史的范畴中有着独特的偶然性。

世界史论文篇（7）

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社会形态是从1500年起直至今天为止,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这个阶段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时期。它使分散孤立的国家民族的历史,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地区市场的商品经济不断向世界市场扩大,社会历史开始由国别史、地区史逐步向世界历史转变。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历史阶段。早期(16世纪至18世纪60年代)主要是工场手工业阶段;中期(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主要是大机器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的阶段,中期前段主要是利用蒸汽能源,后段主要是利用电气和石油能源;晚期为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这个时期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创造条件。16世纪至18世纪是西欧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封建行会手工业逐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取代。在这两个多世纪里,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15世纪末叶洲际新航路的开通,将世界各大洲开始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过去分割各大洲的海洋,一跃而变成连接各大洲的通途。

葡萄牙和西班牙从16世纪起开始殖民扩张活动。首先遭到西方暴力掠夺的是中南非洲和南北美洲及其附近的岛屿。非洲腹地及南非一带,当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之时,或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或刚进入阶级社会阶段。而美洲原居民(印第安人),在16世纪以前仅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建立了初期国家,其他印第安人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哥伦布航抵美洲以后,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西印度群岛,并进而深入中南美洲。在16世纪20-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进而征服墨西哥和秘鲁,把印第安人开发的古老文明地区沦为殖民地。在同一时期,葡萄牙殖民者不仅在东非和西非建立殖民据点,而且在这一东西方国际贸易线路上建立了许多要塞和商站,如亚洲的波斯湾、印度果阿、马六甲、安汶、中国澳门、日本长崎等。16世纪中叶,葡萄牙还在南美巴西建立殖民统治。继西、葡之后,荷兰、英国、法国等也大肆殖民扩张,进行武力征服。从此西方殖民者在美洲经营已经过时的奴隶制种植园,生产粮食、甘蔗和烟草,或开采矿产,掠夺金银矿产品。在17—18世纪,赤道以南的黑非洲则变成欧洲殖民者掠夺黑奴,贩运到美洲市场上出售,用以开发美洲。于是在欧、非、美三洲之间形成了“三角贸易”。

欧洲的奴隶贩子从本地装载食盐、布匹、朗姆酒等商品,运到非洲销售;然后装上黑奴,沿着“中央航路”,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贩卖黑奴;然后装上美洲产的蔗糖、烟草和稻米等产品,运回欧洲销售。这就是欧洲列强臭名远扬的“三角贸易”。同时欧洲列强还采用各种方式垄断了亚洲发达地区各种特产的贸易。东方古老帝国,包括明代中国、莫卧儿印度、萨非伊朗、奥斯曼土耳其以及新建封建统一政权的日本等,对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形势根本没有认识。最强烈的反应也不过是闭关自守,除此更无长策。此后几百年中,它们也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二,新兴的工场手工业蓬勃发展,商品流通空前兴旺。工场手工业比行会手工业的优越之处,在于手工生产行业内部有较为细致的分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欧洲早在15世纪工场手工业就已经发展起来,那时最为繁荣的是意大利和佛兰德尔,但在16世纪以后国际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工场手工业便走向衰落。而16至17世纪工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不可阻挡地集中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英国。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大批纺织品,自然是供应英国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而且英国大部分纺织品是销售于国际市场。正因为历史发展处在这关键的节点上,这种市场经济既瓦解了封建自然经济,又培育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在普遍的商品交换中,货币是财富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谁也离不开货币。封建贵族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和享受用的奢侈品,不得不把劳役租和实物租改为货币租。

在新航路发现后,从美洲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黄金和白银流入欧洲宗主国市场,使欧洲通货膨胀,物价飙升,发生了所谓“价格革命”。于是封建主的地租贬值,经济入不敷出。不得不将土地所有权抵押给钱庄以换取贷款。封建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逐渐丧失而走向灭亡。第三,此时工场手工业所有制关系已摆脱了中世纪行会资本的束缚,越过了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

进而使用一部分商人资本,更多的是使用自然形成的社会资本。英国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崛起,有效地吸收了封建制瓦解过程中社会上涌现出来的大批流浪汉。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变成了契约和金钱关系,完全失去了宗法色彩,这显然是历史的进步。随着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开通,世界上交往的范围扩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商品和资源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新大陆生产和需要什么商品自然牵动着远在天边的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上手工业新产品不断增加,跨洲贸易迅速高涨。进入流通领域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有利于工商业资本家的发展,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时市场已经有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以欧洲殖民者冒险远征,大规模开拓殖民地。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段,即世界历史开始形成的阶段。第四,欧洲国家对外开拓殖民地的结果反而激化了它们内部的矛盾,除了商战、货币战和海运战之外,大大小小的真枪实弹的战争差不多就没有停过。16世纪最早发生的革命乃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者为反对西班牙的封建统治坚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武装斗争,在1609年终于取得了最终胜利。新兴的荷兰是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强国。荷、英、法等国为争夺殖民地,又助长了各国之间商业斗争,开展贸易战,颁布保护关税制度,甚至进行真刀实枪的血腥战争。 1624年荷兰为垄断东方的香料贸易基地,竟然将英国势力赶出了摩鹿加群岛。1650至1651年英国两次颁布《航海条例》,直接威胁荷兰的海上航运利益,激化了英荷之间的矛盾,于是在1652至1654年英荷两国爆发了第一次商业战争,荷兰战败。后来在1665至1667年英荷双方又发生了第二次商业战争。这次战争不仅在欧洲本土争战,而且在北美殖民地也有战场。英国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遂将其更名为“新约克”(即“纽约”),一直沿用至今。第五,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也得益于西欧强有力的绝对君主制政权的推动。在中古时代封建贵族的势力强大,割据一方,根本不把王权放在眼里。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阶级发展起来,他们需要消灭封建割据,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市民阶级在经济上支持君主不断加强中央政权,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王权与市民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反对大贵族的分裂割据,鼓励发展国内市场和工商业。中古后期欧洲一些大国建立起统一强大的中央政府,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新建政治法律机构,改革军事组织,建立国家军队。因此君主政府强化对工商业的征税制度,竭力搜刮和掠夺殖民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极力争取出超,以加强本国政府的经济实力,从而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期阶段(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不断推动整体世界历史的形成。以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大发展的中期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市场经济普遍发展起来,物质交换和社会交往深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大企业生产,科学技术是关键。在资本主义中期阶段,发生了三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实现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1764年英国发明了“珍妮纺车”,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8—18倍。后来进一步改进,提高效率上百倍。织布机也有新的机器用于生产。在纺织业机器生产的带动下,英国其它行业的技术革命也在积极推行。最重要的是这些新机器都使用以煤炭作燃料的蒸汽机为动力,带动机器运转。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时除了大工厂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之外,在交通运输方面发明了火车和轮船。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主要成果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应用。欧洲大陆一些主要国家,继英国之后,在19世纪前期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德国人首先制成了一部发电机,随后比利时人又制成了电动机。有了电能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机械动力、夜间照明、通讯报道、交通运输等产业广泛使用电能。同时在这个时期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后来德国工程师戴姆勒又改进了内燃机,采用汽油作为燃料。内燃机马力大,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明显地优于蒸汽机。从而产生了汽车、拖拉机、燃油轮船、飞机等,世界面貌再次改观。因此电动机和内燃机的研发与创造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20世纪最后60年,科学技术成果为“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主要在军事领域使用。

此外,还有电子计算机和电子通讯设备,以及开发可再生能源,即利用太阳能、地热能、水能、生物能、风能等生产可再生能源,供机器和交通工具使用。这些现代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并逐步付诸应用,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从产生到建成,迄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世界上的表现既有其文明的一面,又有其野蛮的一面。文明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力发展迅速,创造财富比较丰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一日千里,这方面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望尘莫及的。但其野蛮方面主要表现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方面,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的世界战争。20世纪前半期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生灵涂炭和财富损失是历代所未见。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统计,双方参战的人口达10亿多(含殖民地人口);投入战争的军队将近1000万人;死亡军人和平民超过5500万人;物资总损失约达4万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共有5500万-6000万人死亡(其中苏联损失2700万,中国损失1800万人);物质损失,中国按照1937年比价计算,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苏联按照1941年比价计算,达6790亿卢布。一次大规模战争造成的生命损失和资源破坏难以数计,可以使社会发展倒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人类不是野兽,人们应该懂得互助合作,共同从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学会和平相处与合作共赢。这才是真正世界历史的形成之道。

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电子产业大发展,计算技术空前的大进步,交通运输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二战后人类物质世界大变样。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已经“全球化”了。“全球化”并不等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今天对待“全球化”这种说法应该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它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的500年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确有所进展,有些生产建立起世界市场体系,为满足世界各国的需要而生产,有些消费只有靠世界市场来满足。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更加紧密了,企业之间互相竞

争更加激烈了,世界范围的商品流通,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亚非美一些新兴国家,确实存在比过去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情况。但是这种“全球化”的实质,亚洲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一些新兴国家成为世界商品制造厂,这些工厂有相当一部分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建立的并为其服务。他们把企业迁到发展中国家来,主要是为了利用它们廉价的土地、劳力和资源;同时也为了利用东方广阔的销售市场。而他们本国还经常对这些企业提供补贴。而这些企业在新兴国家往往提供的却是概念、知识产权、工业技术、品牌和销售网络,因而最大的附加值落到产品的创新和技术方面,以及品牌和销售方面。这说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地位上是不完全平等的。 此外,所谓“全球化”也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自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在美国金融资本家大力倡导下,在世界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主张大市场小政府,一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涉。这种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给一些不法之徒造成违法和欺诈的机遇,好像市场异常繁荣,商品流转通畅,贷款消费简便易行,由于美国政府监督缺失,使世界市场乱象环生。21世纪初(主要是2008年)美国终于首先爆发了次贷危机,随后引发了全世界的金融海啸。确凿的事实说明,所谓“全球化”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制造的假象,金融危机给世界造成的伤害迄今挥之不去。虽然二战后一些新兴大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很快就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走上迅速发展的经济轨道。但是,世界上亚非拉还有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不起来,广大人民仍旧挣扎在饥饿线上。因此,目前世界的“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并非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终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a当今世界各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各地区之间、每个地区内部、每个国家内部发展也不平衡,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创建世界历史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下去。

二、第三大社会阶段的形成主要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理论做出了划时代的重要贡献。首先,他们批判了以康德、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b同时,他们还明确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随着这种发展人们就会突破地域性实现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其二是随着生产力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使地域性的个人都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世界历史的形成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虽然“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却使人们“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才会结束史前史,真正进入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由无产阶级推进的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a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论述,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为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乃是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这就是说,人类在没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劳动分工之前,是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的。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必然带来的结果。首先需要了解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同有产阶级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世界的上古时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到了中古时代,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封建贵族阶级的农奴。在英国工业革命前(16—18世纪中叶),西欧地区的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帮工。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他们师徒也有的渐渐变为较大的资本家雇用的工场手工业工人。18世纪后半期,在工业科学技术革命中才出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欧洲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后来也发生在其他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是由于将新的机械装备用于工业生产而引起的,其中有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等。这些新发明的机械装备价格很高,一般人买不起,只有大资本家才能买得起。这种新机器用于工业生产,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排挤了许多原来的工人,而且机器生产的商品,要比以前手工业生产的商品质量好、产量高、价格低。这就使机器生产的收益全部落到大资本家的手里。于是资本家大发其财,而工人却一无所获。从此在布匹和呢绒生产方面,广泛推行机器和工厂生产制。纺织业新兴的机器和工厂生产制度,很快就推行到其他工业生产部门,例如印花业、印书业、制陶业、金属品制造业和运输业等部门。机器生产使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这就使工人完成自己的生产工序更快、更简单,因而也就使劳动更便宜。机器生产分工使工人的生产活动变成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机器操作。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失去了最后一点独立性。机器和工厂制度的生产发展很快,几十年后在一些文明国家里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门都按照工厂制度进行经营。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后社会上最终出现了两大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吞了以前所有的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几乎独占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完全没有财产,为了换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半饥半饱地勉强维持生活。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只有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世界史论文篇（8）

近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核心，并引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维方式、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变革。主要表现为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理性化三大领域。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社会发展的过程基本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实现的。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启动，之后步履维艰，至今尚未彻底完成，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经历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两大历史时期，对这一过程的命名，一般的把发生在近代史阶段的叫做近代化，把发生在现代史阶段的叫做现代化。

由于中国近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开始的，与西方欧美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呈现出许多自身的特点。

第一、阻力大，内在阻力有技术薄弱、人才不足、观念落后等。外在阻力有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破坏、本国封建因素的阻碍、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

第二、起步时缺乏内在驱动力，外在因素起主要的作用，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被动起步。

第三、经济、政治、思想三方面没有同步进行，走过了一个从经济领域起步，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不断深化的历程。

第四、主导力量多样化，先是地主官僚、封建政府，后有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是人民政府。

第五、近代史上工业领域以轻工业为主，工业化发展不平衡。

第六、历时长，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了。

二、世界历史大潮下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一）经济工业化的进程1.近代史阶段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1）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工业化起步。

第一：影响中国近代化的国际形势：此时期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英法等国为打开和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发动两次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过程中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这样被动地开始了。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对于中国既是“强盗”又是“先生”，侵略中国的同时，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第二：中国工业化起步的主要表现：【洋务工业】（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主导力量是封建政府、地主官僚；兴办目的是自强求富，维护封建统治；企业性质是总体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企业；技术设备方面依赖西方；地域分布是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最终结局破产，主要原因是只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而不改变落后的制度。客观历史作用：中国工业、教育近代化起步；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一些技术，培养了一些近代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等。

【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产生原因，主要是受资本主义侵华经济和洋务经济的影响，而不是14—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和发展。地域特色：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分布极为不平衡。发展要素：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先天不足指的是缺乏资金的原始积累、缺乏技术，后天畸形指的是发展领域主要在轻工业。

影响因素方面：受中外双重阻碍，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发展。

阶级特色：民族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晚20年左右出现，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以革命性为主。

（2）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

19世纪末，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帝国主义加紧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各国互相争夺原料产地、市场、投资场所，在此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大量侵华利益，此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频遭列强侵略，八国联军侵华表明宰割中国的联盟形成，中国完全成为依附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半殖民地。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加剧（资本输出），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腐败的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扩大税源，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甚至采取奖励实业的措施，这些都在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有利环境，使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也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传播和爱国救亡运动(和辛亥革命)。

（3）民国初年，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获得进一步发展。

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夹缝暂时变宽，再加上辛亥革命的推动，民族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

（4）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民族工业总体日益萎缩，形成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对工业的垄断。

2.现代史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

（1）过渡时期（1949-1956年）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中国，封锁和孤立中国，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并支持中国。国内形势是新中国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此阶段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成就有：①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奠定了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基础。通过一系列措施，到1952年底，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②建国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使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得以恢复与发展。

③1953年———1956年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之获得了新生，转型为社会主义经济。

④1953———1957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指导下，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初步基础。

（2）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探索，在20多年的探索中，中国工业化进程出现了曲折与挫折，但同时也必须重视这20年中经济建设的成就，20多年P3366KAOSHIYUZHAOSHENG2011.3的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基础，培养了骨干力量，提供了工作经验和历史借鉴。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欧洲和日本崛起，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促使世界经济向多极化发展。亚洲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下，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发展不均衡。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对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东欧各国也先后进行经济改革，但效果欠佳，导致经济困难。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苏联背信弃义，中苏关系的恶化破裂，限制了中国与世界科技的交流。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际上美苏争霸消长，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第三次科技革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世界更加重视科技和人才，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

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经济建设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预计20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从1992年以来，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今，世界经济进入了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注重信息化的带动作用，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强调管理方面的现代化。

（二）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制化的进程

1.政治民主化的探索与发展进程(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求民主的斗争历程)

（1）在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2）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伟大成就。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封建势力强大、资产阶级弱小妥协，资产阶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只有民国之名而没有民国之实。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

（3）1924年———1927年，国共两党进行第一次合作，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目标，共同进行国民大革命。

（4）1927年———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纲领的指导下，经历了从武装反抗反动派，到反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革命斗争。

（5）1937年———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为主的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

（6）1945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以巨大的让步换得《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是国民政府坚持内战，破坏民主和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得到健全和完善。

2.中国近现代民主法制文献

（1）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宪法，但它规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所谓宪法只是一个名誉，实质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2）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3）1914年，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实质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

（4）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大纲》，明确了新生红色政权是工农民主政权。

（5）1946年，伪国大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确认了以的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

（6）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该文件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

（7）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国家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地得到健全和完善。

一个国家实行的历史，体现了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又包含着其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三部宪法分别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这一部分的重点。

（三）思想观念的近代化（从传统儒家思想向近代民主科学思想的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近代化的过程，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也是中国思想界在认识上不断深化、不断理性与成熟的过程。它的深化与渐进过程为：器物的变化———制度的变化———思想文化的变化。其中每一阶段的国际环境与工业化的国际环境相同（参看上文）。

1.近代前期中国思想近代化的渐进历程

第一阶段器物的变化：自鸦片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从天朝上国、妄自尊大中清醒，但只认识到中国技术落后，单纯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器物，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表现为：

①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开端。

②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仁玕发表《资政新篇》，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③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观点，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维护封建统治。

第二阶段制度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技术落后，而且制度落后，需要变革。主要表现为：

①早期维新派：不仅主张要学习西方的科技，而且认为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②资产阶级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儒家传统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

③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其政治理想阐发为三民主义，主张以暴力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第三阶段思想文化的变化：

①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开始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思想观念落后，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必须清除陈腐思想观念，于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以民权、平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彻底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

②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送来了世界上最新鲜的思想空气，以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

③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理论———思想。

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2.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①从内容上看：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质是追求民主和科学。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最先进的指导思想。

②从主题上看：救亡图存是主题，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危局不断探索。

③从过程上看：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依次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

④从结果上看：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思想失去其千年不变的统治地位。新思想、新文学、新科技不断涌现。

三、从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得到的认识

（一）近代史上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不利因素：

内在因素主要有：中国封建势力强大，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封建专制统治和重农抑商思想根深蒂固，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使我国近代化缺乏先天实力、缺乏后天发展的社会条件。

外部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的长期侵略、掠夺、阻挠和破坏，使中国经济呈现出极大的殖民地性。列强侵略势力控制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并依仗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阻挠压制中国民族工业，从政治上操纵反对政府，攫取侵略特权。这一切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极其艰难。

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斗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实现近代化前提。

（二）当今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利弊条件

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世界形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更多地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出口。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面临着许多压力和挑战，主要有资金不足、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技术相对落后，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世界史论文篇（9）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2.

世界史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全球化、国际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伴随着科技资讯发达、新媒介充分运用、国际交流频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出现，成果颇丰。①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和探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而且对于人们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审视全球化理念，均大有裨益。笔者通过认真研读发现，现有成果在三个方面存在不同认识，仍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1、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及言说实质；2、该理论与唯物史观是何种关系；3、该理论与全球化是何种关系。

关于第一个方面，通俗来讲，就是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产生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有着自己特定的内涵和针对的对象。这不仅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与实质，也是后两个方面的前提和基础。从研究现状来看，正因为大家对第一个方面的解释各有不同，才导致对后两个方面出现不同意见。因此，只有搞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本质要义，才能合理、准确地回答后两个问题。目前学界的讨论，绝大多数都是从哲学角度或现实角度出发进行讨论，但从历史学角度入手进行研究的很少。既然是“世界历史”理论，便有从史学视角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必要，从而进一步扩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为此，本文先从第一个方面入手，从史学角度探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再简要探讨后两个方面的问题，以期提供一种新的阐释，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史学背景和学术渊源

要研究一种重要的理论，应先了解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现有学术研究成果表明，众多学者从经济、社会、政治等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背景，但从历史学角度来探讨的较为匮乏。那么，其史学背景是怎样的呢？

一是从世界历史理论本身来看，马克思传承了前人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概念与解说。众所周知，马克思并非创立世界历史理论的第一人，在他之前，西方很多哲学家、历史学家已在使用世界历史概念，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波利比奥斯、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萨贝利科、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等。其中，对马克思影响至深的，当属康德和黑格尔两人。1784年11月，康德发表了名为《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历史哲学论文，提出了著名的“普遍的历史观念”思想。而《历史哲学》一书则是黑格尔一生中重要著作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世界历史”概念对马克思影响巨大，下文还将详述。

二是从史学研究的内容与范式来看，在19世纪40年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十八世纪以来的历史学研究，逐渐打破了以往神学和宗教垄断历史研究的状况，已经呈现出一种探索历史必然性和内在联系的趋势，使得学界对历史学的研究有了新的理解和认知。差不多与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同时的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也提到“世界史编纂”、“通史”等概念，说明世界史的概念已为人接受。②另一方面，伴随近代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兴起，③历史研究范式一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世界历史研究模式而逐渐走上了民族历史模式。这是由政治社会事件而引发的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对当时历史学界的影响非常大。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史学家、“新史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哈威・鲁滨孙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中论述得非常明显。鲁滨孙认为，到十九世纪初，曾因法国革命而起并风行一时的世界精神开始消退，而欧洲各国的民族思想、国家精神开始觉醒，而且在德国表现得尤其明显。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历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民族历史道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视角。“欧洲各国民族思想开始觉醒，这在德国尤其显著。这种情况立刻在历史哲学的解释上表现出来。”[1]3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应该是对当时史学研究路径的一种深刻反思。

三是从马克思早年经历来看，他对史学有过执着探索与不懈努力。早期马克思的研究重点曾从黑格尔哲学转变到历史和经济学，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1843年5月至10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大量研读了历史和政治著作，做了详细的笔记。《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关于各国历史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其中涉及近现代多位历史学家的论述，内容也涵盖了法国、英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的历史，时间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横跨2500多年。需要指出的是，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给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度评价。究其原因，马克思认为，法国大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欧洲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统治，开创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未成体系，但为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的历史眼光并未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具备时段长、视野宽、范围广的特点。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和言说实质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基本要义的理解，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整体的世界历史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2]一种认为是人类的解放事业，[3]52一种认为是事实概念、历史性概念和价值性概念的综合。[4]看法的不同主要在于大家方法论的不同。看法虽不同，但拓展了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认识。笔者认为，在简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史学背景后，我们应回归文本、研读文本，坚持从文本出发，在经典文献中把握马克思的基本要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几部经典文献中。有论者认为，马克思首次提出世界历史理论是在《184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5]其实，只要认真研读马克思经典文献，便可发现上述观点不很精确。早在1842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即已提到“世界历史”概念，即，“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代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黑体为笔者所加，下同）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⑤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年，恩格斯也使用了“世界历史”概念。他在《英国状况》中称，“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困却具有全国性意义，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⑥笔者认为，上述论述应是世界历史理论的雏形，尽管马克思尚未对其延伸、扩展，但至少该理论（或概念）已纳入马克思关注的范畴，而且是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W.H.沃尔什指出的，“对马克思的任何讨论，不管多么简略，都必须从考虑他和黑格尔的关系而开始。……黑格尔主义的某些因素却永久盘踞在他的思想中，这一点始终是真实的；不参考这些因素，就不能理解他的思想。”[6]158有论者探讨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之间的异同，成果斐然。⑦在我们仔细研读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一般会形成一种看法，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言说对象的实质是对黑格尔的继承与批判。在此基础上，他也建构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

一方面，马克思世界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研究对象是现实存在的人，而不是精神或意志，这一点与黑格尔大异其趣，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马克思建立唯物史观的开始。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集中体现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他多次提到世界历史研究对象是精神、意识或理性。“首先我们要注意，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属于‘精神’的领域”，[7]15“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7]9而马克思则完全相反，他认为，“这种观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⑧而且，他明确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⑨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有关论述列出来，只是想从文本角度、用文本自己“发声”的方式来体现两位哲人之间在研究对象上的不同。

另一方面，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人的交往，而不是理性或观念，这也与黑格尔的观点迥异。黑格尔认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7]8而马克思则认为，随着生产力的越来越发达，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逐级加大，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世界历史越容易建立起来。他论述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⑩“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关于两人之间的不同，英国近代著名哲学家罗素慧眼独具，有着恰当的评价，他认为，“他（指马克思――笔者注）和黑格尔一样，认为世界是按照一个辩证法公式发展的，但是关于这种发展的原动力，他和黑格尔的意见完全不同。……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不是精神而是物质。……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其实是人对物质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产方式。”[8]339

再一方面，世界历史最终发展目的（趋向）不同。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发展的趋向是“自由”，马克思则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发展趋向是共产主义社会，他描述的是各民族国家的内在联系逐步加强，并最终完全融合，从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总趋势。黑格尔指出，“自由本身便是它自己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唯一的目的。这个最后目的便是世界历史。”[7]18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发展的目的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因此可见，两个人对世界历史最终发展趋向或者目的的认识是存在不同的。这里，有必要再引用一下鲁滨孙的论述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认识。他认为，“早在1845年，卡尔・马克思就曾抨击过那些专门是在天上浮云里，而不是在地球上困苦的日常生活里去发现历史的发祥地的人们。他认为只有从经济上来解释过去，那才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1]37这句话，把马克思从经济（物质）角度认识和解释世界，表现得非常充分和恰当。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全球化的关系

理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学理渊源、基本内涵和言说对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讨该理论与唯物史观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笔者前面提到的，第一方面与第二、第三方面的关系。

（一）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对象和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创立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论据。这个看法应该是成立的。当然，世界历史理论是否如有的学者所称，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3]1笔者认为，尚有待商榷。毕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的核心架构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关系等不完全对等。他从大工业开拓的世界市场、各族人民的交流与联系、生产力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样层层递进的论证出发，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萌发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他认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某种程度上，唯物史观更多强调与唯心史观的区别与不同，是马克思坚持用唯物史观解释世界。结合上述材料，在没有新的文本依据发现以前，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创立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可能更稳妥一些。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关系

正如笔者前面提到的，有论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世界历史”思想与全球化问题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有的论者认为，无论认为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等同论”还是“对立论”，都有片面性和认识偏差。[9]

笔者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关系，的确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第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在基本内涵、主要内容等方面是有很大不同的。至今，无论理论界或实践层面都无法给“全球化”一个明确的界定，可以说大家意见纷纷。讨论主要集中在全球化所指定时段问题，大致有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诞生之日、两千年前的丝绸之路等几种看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一百五六十年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代全球化概念相联系，恐怕不很恰当。其实，如前所述，有学者也承认，这样做是为了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寻找解释现实问题的理论依据。但这种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倒寻理论依据的研究方法是否妥当，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向很明确，主要是在批判黑格尔世界历史观念的同时，建构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探讨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动力和发展方向。可以说，其初衷与目前大家讨论的“全球化”、“国际化”关联不大。第三，马克思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向是共产主义，是各个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与现在流行的全球化理论也不尽相同。在2000年，已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尽管有诸多一致之处，但在“主体、制度、价值取向、逻辑线段”等四个方面，存在本质区别。[10]

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多从哲学视角和该理论与全球化关系的角度入手，涌现了一批学术成果。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史学角度出发，剖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史学背景，紧密结合体现该理论的经典文献，分析其基本要义。在这样的基础上，希望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能够深入一步，并希望得到方家指正。

注释：

①在学术论文方面，有关研究成果可参见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与

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展的一个重要逻

辑环节》，《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其他代表性论文可参见，景中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述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

4期；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建构的方法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6期。顾红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及其意义》，《学术月刊》，1997年第

11期。在学术专著方面，可参见刘敬东：《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个案》，北

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3月。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曹荣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6月。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以下再引相关著作时直接注明页码，不再

注明出版单位和时间）。需要说明的是，囿于材料所限，笔者未能深入查找上世

纪90年代以前的文章。

②恩格斯提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编纂著作，……但毕竟不

是从前那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历史片断，而是通史了。”恩格斯：《英国工人状况》，

第18页。

③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下）第

27章有关“民族主义”的介绍。

④可参见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一书的有关内容。

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第5页。这里，马克思提到的“世界历史形

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尚未引起学界的关

注和研究。

⑥恩格斯：《英国工人状况》，第22-23页。

⑦可参见注释①中提到的叶险明、向延仲、顾红亮等人的讨论。

⑧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73、89、86、88、87、92页。

?诚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一词，而是由恩

格斯运用的，但并不妨碍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可参见曹荣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一书中的有关论述。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M].齐思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与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世

界历史理论在当展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

[3]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

[4]顾红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及其意义[J].学术月刊，1997（11）.

[5]景中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述评[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6]（英）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何兆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世界史论文篇（11）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的关联

全球化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历史现象。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国内开始受到重视,研究者们将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与对全球化的观察视角相联系,通过理论与现实的相互写照,实现从理论到现实的双重超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的关系在学术界有很多种观点,我们只有深入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本质,通过进一步考察全球化理论合理化状态,再去进行比较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丰子义明确指出,马克思当年对世界历史所作的基本分析和基本判断,同样适用于分析今天全球化探索中,但是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时代的变迁使得当代全球化与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提及的世界历史,已经不能等同看待。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必须坚持,但又必须注意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对全球化问题作出新的探索,给以新的解答。”[9]李士坤从正反两方面考量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的关系,首先,站在世界历史高度考察全球化问题,全球化是现代世界发展的结果,其发展从本质上说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相冲突的,所以必将冲破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走向共产主义的一面。第二,他从全球化过程的内在矛盾和斗争的角度出发,认为全球化在推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必将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以及破坏社会的公平等问题。这也就提示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理解跟他们自身的状况和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10]伍辉在强调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全球化的指导作用中指出,我们在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首要的是优先发展生产力,尤其是要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必须积极地参与贸易自由化,并从中学会向全球扩张;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方针,走好自己的发展道路;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应该在接受的同时学会文化创新。[11]向延仲通过辩证的批判“对立论”和“等同论”,重新认识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今全球化的关系,而后又从物质基础的一致性、全球视野的一致性两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西方全球化理论之间的共同点。[12]随着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身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不断提出新的研究思路、方法,并致力于引领这一领域走向更为开放性、多元性。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提醒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进行认识,才能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全球化进程中,采取切实有效的发展战略,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环境的启示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告诉我们,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人类的发展和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伴随着全球化而产生的社会分工问题,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角色,即为发达国家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或技术含量低的一般加工品,其间不乏伴随着污染的转移和原料的掠夺,这是也导致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的重要因素,不得不引起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其中,陈学明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前提,强调“倘若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工业文明,还有生态文明,或者说是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结合,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是去利用资本,还要限制资本,在利用与限制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13]因此,在我们还处于全球化主导下,为维护生态环境,这也是发展中国家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张剑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出发,将“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框架内,西方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带有明显剥削与掠夺性质的经济、政治行为”称之为生态殖民主义,而后又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质的批判,她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他们为自己获利而意满自得之时,不仅客观上为人类埋葬资本主义在创造物质前提,也必然要承担资本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恶果。”[14]蔡华杰、林美萍就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蕴含的生态意蕴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就介绍了世界历史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后为我们发展中国家认识全球化下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三条建议,即,“生态治理要有‘世界历史’眼光、引进资本要避免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要警惕生态帝国主义”。[15]通过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人对自然的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才能引起普遍交往的建立,进而促进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而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生态殖民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等问题上,虽然目前还无法彻底避免,但各个发展中国家大都开始在努力寻找解决办法,以期能够保证国家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