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论文大全11篇

世界历史论文篇（1）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为指导，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进步是促进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条件。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没有人口的集中和由农业发展所产生的粮食剩余，就不可能产生城市生活。同样，农业的出现早晚会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第31页)农耕文明时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立基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亦复如是。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时代生产方式，以其密集的产业经济和巨大的就业机会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同时还凭其技术优势扫除了梗阻在农村通往城市道路上的种种技术性和社会制度障碍，从而促成了“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第130页);服务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后工业社会造成了工业城市经济的衰落和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新的阶段，城市发展趋势呈“低密度的多中心结构，郊区化发展迅猛，大都市区呈现多中心结构，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中越来越难以发挥主导作用”(第210页)。

但社会是由万千有形或无形的因素构织而成的，历史是丰富而繁杂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由某一种因素单独促成的，也不是哪一方面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辐揍的结果，人类文明中的城市发展史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的速度和城市生活的形态各不相同。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的那样，不仅在农业时代的城市文明“具有多源性和自发性”，即便到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十分密切的现代社会，两者的步伐也并不相同，“即世界各国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排名与城市化率的排名是不一致的”。后工业时代各国的城市化演进方向和模式也同样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俞金尧、王章辉、孙群郎等诸位专家，均以治欧美史为主业，上述时间框架显然是以西方作为考量的典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探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进程。在内容叙述过程中所举的例证，也多以西方为主。作者在前言部分对此首先作了明确的交代:“我们叙述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而主要是因为从上述的几种经济类型及它们的先后转变来看，西方城市的发展比较有典型性。”(第5页)。也就是说，历时性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三大经济社会形态划分，主要是以西方城市发展背景为基础析出的“理想类型”，有异于此种发展经历的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因此被排斥在外。为了弥补这一缺失，该书另辟一章，专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并选择印度和拉美这两个与中国颇具比较意义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希图通过发掘他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当今正在急速行进中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过这两部分的内容安排，整部著作既坚持了纵向的时间一贯性，又关照到横向的空间一体性，两者互为补充，在叙事模式上实现了纵与横、通与专、点与面的结合，是一部精心谋篇布局的学术研究佳作。

二

通过复述《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该著作在有限的篇幅里，精练地阐述和分析了人类漫长历史长河里城市的发展演进历程。其内在的价值可以用“简约而不简单”来概括。

首先，不简单体现在其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框架的建立方面。据笔者调查，通史性的世界城市史著作不仅国内稀缺，在国外也并不多见。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城市史研究兴起晚，是一门仍处于混沌状态的年轻学科，①“尚未形成明确的模式”且现实需求并不急迫;另一方面，不像世界文明史那样有较为明确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知识范畴，城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实体，涉及建筑学、规划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和文学等众多学科，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城市”的关注方向和理解也各不相同，甚至连最基础的一步—界定“城市”概念亦殊非易事。①在城市学和城市史研究都仅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欲撰写一部贯通世界历史的城市通史，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一头撞进了“风险地带”。

面对令人困扰的复杂问题，作者化繁为简，高屋建领，撇开城市纷繁复杂的表象，把目光直接瞄准城市的核心本质，即城市在任何时间和不同空间都具有的共有特性。作者用一句话，把城市—无论古今中外的共有特性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批脱离了农业生产，以非农业活动服务于社会的人们的聚居之地”(第5页)。然后，循着这样的“城市”意涵，厘定城市文明的源头，考察城市文明在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下的演生变化轨迹。

以社会劳动分工来界定“城市”，背后蕴含着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也即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及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某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②其次，观点不简单。该书既没有遵奉特定的理论程式止步不前，也没有囿于已有的学界成说怯于突破。恰恰相反，作者坚持在厚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自成一说的新观点、新解释。譬如在城市起源论方面，解释文明与城市起源的学说五花八门，不同学者之间见仁见智，其中主要有柴尔德(V.GordonChilde)的剩余农产品说、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的贸易需求说、斯乔伯格(GideonSjoberg)的宗教起源说和马克斯•韦伯等人的防御需求说，等等。③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的工商业起源说影响尤大。④《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也相信，剩余农产品和商业交换是城市形成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这些并非城市能够形成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在农本经济时代，简单的贸易或商品交换的确可以推动市场的形成，但很难因为贸易而造成城市”(第57页)，欧洲中世纪长途贸易发达的诸多大型市集就是很好的例证。作者认为，政治权力才是最初城市形成的直接推手。其依据是，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形成造就一批稳定地汇聚于一地的统治阶级队伍。这群脱离农业生产、以统治他人为职能的人群产生各种需要，“权力中心(因此)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工商业者，城市生活就这样慢慢地发育、生成”(第61-62页)。接下来作者还进一步论证，权力不仅缔造城市，也支撑城市的存在，决定城市的等级地位和繁荣程度。观察中古晚期以来的西方城市史，这样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最后，内容不简单。该书所述内容包括了经济社会史的方方面面，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城市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实体面貌、演变的趋势或走向，以及城市的社会生活形态和面临的问题矛盾等。在具体内容细节当中，涉及许多有价值的城市史题材，如城市空间的建筑和形制，不同时代行政官僚制国家的建立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贫富分化、边缘群体、住房、交通、犯罪，城市规划新理论或新实践，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交关系(sociability，权力监管与城市社会，等等。这些话题，都为进一步专门和深人的研究提供了指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材料丰富，其中参考的著述有不少是2012年—也就是书稿提交至出版社之时，才刚刚出版的，显示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

三

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使整个社会从生产到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转变，由此推动了城市学研究的兴起并走向繁荣。之所以如此，原因正如《年鉴》杂志在1970年的“历史学与城市化”专号里所说的那样:“近数年来城市的发展让所有的人文科学行动起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设计城市开发方案，构思城市产生的特殊病理的救治药方，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有意识地和科学地探究看上去对我们社会至关紧要的物事。”

当下之中国，面临着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类似的情境: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向深度推进;从传统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急剧转型对智力资源的支持提出了需求。同样，在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大合唱当中”，历史学当然不能缺位。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历史学之于城市化进程有两方面不容轻视的功用。首先在现实层面，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城市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了解城市过去的历史，才能找到合理的方案或正确的办法。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业已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会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或教训;另一方面，一座城市的发展模式应与它具体的区域地理环境相适应;城市规划也不应脱离传统的建筑、文化和日常生活习俗遗存。漠视历史智慧，不顾自然条件，在官僚主观意志主导下的城市化，很可能导致城市在外部与时展大势脱节，在内部与它所蕴含的社会生活不相协调。其次在精神层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人发展，城市人口日众，城市面貌骤变，城市生活方式与往日截然不同。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以及高度理性化的体制对人的奴役和异化，会让都市中人在精神上产生空虚与迷惘，滋生出对过去世界的好奇与乡愁。城市历史的重构可以让今天或未来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将精神的根系深深地延伸到“我们失去的世界”。

正因为上述原由，国内的城市史逐步兴起并在21世纪呈蓬勃发展之势。但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只能算是茁壮成长的幼苗，无论是中国城市史还是外国城市史都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有待开发。②《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就是世界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拓荒之作。它以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视角，以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叙事方式，描摹了人类数千年经济社会演进史中的城市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学术方面来说，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在世界城市发展通史研究方面的空白，为国内城市史学者增添了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人类城市文明前世今生的窗口。同时，对于一些开设外国城市史的高校，该书内容长短难易适度，是一本难得的教材。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该书以宏阔的通史目光，通过对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历时性回溯，同时兼顾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时性比较，碍出了许多有启示价值的结论，值得当前正在大力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中国借鉴和反思。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三点:1.健康的城市化是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结果，凋敝衰败的乡村支撑不起真正繁荣的城市;2.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而不是土地空间的城市化，城市要有能力为那些流动进来的人口提供较为充裕的就业机会和相对公平的制度保障，才能避免城市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贫民窟的蔓延和高犯罪率等问题;3.在前现代的城市化进程中，政治权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代以来的城市化是以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产业为依靠的，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新型的城镇化战略必须顺应近代以来的这种世界历史大势，即通过大力发展产业经济、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建构，使城市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链条的一部分，避免走通过权力扩张或转移手段来拉动城市发展的老路，才能突破前现代城市所受到的结构性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城市化。

四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以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三个次序相续的时代，作为叙述城市发展史的宏观时间框架。各时代在时间次序上虽具有历时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仍然属于“社会类型”的范畴，有着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与编年叙事方式相比，它导致历史叙述在纵向时间方面缺乏完整的连续性，那些较典型地反映各种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状况的时段—如中世纪晚期、工业化时代，成为论证的重点，而有关古典时代和近代早期方面的内容则相对较少。其次，在内容上，该书主要侧重于论述宏观经济社会形态与城市发展、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对城市的建筑规划、实体形态、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着墨甚少。

世界历史论文篇（2）

二、商业资本在消灭地域性、建立普遍联系方面首当其冲

《共产党宣言》用形象化的语言描述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革命性作用，说他们出于扩大销路的目的，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其实，准确地说，最早一批如此忙碌的是资产阶级的先驱和前辈———新兴的商人阶层，而后才成为这个阶级的生活常态。因为在重商主义和商人阶层的心目中，金银即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为了获取金银，商人阶层倾力投身海外掠夺、对外贸易，从美洲金银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殖民扩张，到大西洋三角贸易等，处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近代早期西欧国家那些著名的商业家族、商业民族、商业城市都是借助这种途径发达、繁荣起来的。如果进一步将上述活动置于人类交往史的大尺度考量可以发现，正是那些探险和贸易活动事实上在遥远、陌生的地区和民族之间建立起了贸易(交往)关系，在客观上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格局。人类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交往形态变迁史。“地方性”(或地域性)发展，是古代社会人类生产和交往活动突出特点，主要表现是生产和交往的范围狭小、地点孤立，分布在不同物理空间的共同体彼此平行地独自演进，缺少相互往来，对于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了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这种状况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④古代社会早期自不必言，即使到了“14世纪和15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来说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表现，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⑤就欧洲来说，交往状况也是如此。“在美洲发现之前，各个国家，甚至是欧洲，彼此还很少来往，整个说来，贸易所占的地位很不显著。只是在找到通往东印度的新航线之后和在美洲开辟了对欧洲商业民族有利的广阔活动场所之后，英国才开始越来越把贸易集中在自己手中，这就使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日益紧密地靠拢。”⑥“地理大发现”之所以值得大书特书，原因之一是它拉开了人类交往从地方性转向世界性变革的序幕，而商人阶层、商业资本则是整个事件的重要推手，同时也是随后上演的历史话剧的主角。如果说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结束了各大陆之间的彼此分割、互不往来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印度洋贸易则形成了最初的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对此，学术界已有详细阐述，①本文不再赘述。不过，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围绕贵金属展开的。当然，人们可以说，在贵金属充当流通手段的时代，贸易繁荣在客观上自然需要扩大贵金属的供应量。可问题是，早已为人类认知的贵金属为什么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却成了激动人心的所在，成了先后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环绕的轴心?贵金属获得如此这般的重要地位，会具有怎样的世界历史意义?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从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剖析。首先，金银即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关于当时欧洲对金银的热忱和执着，马克思形容到:“在16、17世纪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一种普遍的求金欲驱使各国人民和王公组织远征重洋的十字军去追求黄金的圣杯。”②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欧洲在经历了之前约一个世纪的停滞之后迎来了经济的复兴，贵金属的需求量随之不断增加，但是欧洲金银的存量非常有限，这样，寻找更多的黄金、白银便成为普遍的社会诉求。其深层原因则与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关，是货币职能发展到第三种职能时的必然结果。在形式上看，求金欲(致富欲望)与一般所谓的贪欲似乎仅仅表现为对象的不同，前者是一般财富即金银，后者是特殊财富，即特定的使用价值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但是从本质上讲，它们的出现分属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贪欲的发生与满足在没有货币，即商品流通的较低阶段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它总是或多或少指向特定的消费需求。致富欲望“本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它只有在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设定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③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即贮藏货币，它以前两种规定———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为前提，在职能上又是它们的统一，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不过，贮藏货币不单单表现为手段和尺度，而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本身、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这种规定上的货币就是“财富的一般形式”、“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情形正是如此。商贸活动从黑死病和战乱所致的衰落中缓慢恢复，城市商业趋于活跃，特别是与阿拉伯人香料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这标志着整个欧洲的商品经济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的新阶段。④于是，货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贵金属被宣布为唯一的财富。诚然，作为“万物的结晶”，货币在古代便是上层社会崇拜的对象，货币第三种职能的发展也曾经出现在罗马人那里。但是，罗马人的庞大货币来自对外征服，根本不是自身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也不是流通的要素，而仅仅是贵族阶层奢侈、挥霍的对象。货币给罗马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衰落的加速。地理大发现前后的欧洲则不是这样。一方面，求金欲的出现主要源于大规模贸易活动所需贵金属的短缺，来自大规模海外掠夺和对外贸易的金银不仅化解了短缺问题、促进了贸易发展，而且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流通的要素发挥积极作用。商贸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货币，“就是把交换价值或抽象财富、而不是把财富的任何物质要素当作决定生产的目标和推动生产的动机。”⑤于是，获得的金银便重新投入到世界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生产活动，因为在货币主义、重商主义看来，财富或货币的唯一真正源泉是世界贸易以及国民劳动中间同世界贸易直接有关的特殊部门。这样，商品流通领域便率先成为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其次，金银在开拓世界市场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美洲金银的发现不仅有效缓解了欧洲各国的货币短缺，而且迅速进入世界贸易，对近代早期世界市场的开辟具有首创之功。亚当•斯密对此已经有所分析，按照他的看法，美洲白银的大量出产和流通导致了欧洲市场、东印度市场的扩大、美洲本地新市场的开辟，进而对这些区域的农业、制造业的发展以及贸易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①马克思的观点与斯密相近，在他看来，来自美洲的白银发挥了媒介物的作用，藉此得以建立起美洲、亚洲、欧洲三大洲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他说:“美洲的银作为美洲同欧洲、亚洲发生联系的手段起了重大作用，它作为商品从美洲流往欧洲，然后又作为交换手段从欧洲输往亚洲，特别是印度，并且在那里大部分以贮藏货币的形式沉淀下来。”②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角色和作用有所不同:起初作为商品从美洲被贩卖至欧洲，而后欧洲人又将其作为交换手段，购买来自亚洲、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包括奢侈品，最后，白银在亚洲则被作为财富贮藏起来。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至于此，他超越斯密之处在于进一步讨论了货币发挥上述历史作用的深层原因。有三点值得关注:(1)货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世界铸币的作用。执行铸币职能的货币通常具有特殊的民族形式，当货币在国家交往中充当的交换手段时，实际上也在执行铸币的职能。此时，金属含量是为其估价的唯一标准，铸币的民族形式如花纹、形状等无足轻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国际交换手段的货币(金银)就是世界铸币、世界货币，它不再是货币的特殊形式，只是货币作为货币的一种应用，所以，它并不像各国的铸币那样进行循环运动，而是作为可以满足致富欲的使用价值，单方面地建立起买者一方与卖者一方之间的联系。“由于这种性质，金银在开辟世界市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美洲的银从西方流到东方，从近代开始起，一方面美洲和欧洲之间保持金融联系，另一方面美洲和亚洲之间、欧洲和亚洲之间发生金属联系……在这里，形式同货币充当商品，充当在一切地方通行的商品即普通商品的职能直接相重合。”③(2)“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这一特性使它可以不分地区、种族、宗教、国家地通行于世界各个角落，直接完成不同共同体或国家之间的社会物质变换。因为，金银是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它不仅代表价值，而且它本身就是价值，是在一切地方都保持财富性质的普遍商品、“抽象的纯社会的使用价值”。古人对货币世界性特性早有认识，古希腊戏剧家阿泰那奥斯就发出惊叹:“他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是个富翁。”同样地，金银的上述特性引起在16世纪西欧国家和创建中的政治经济学的极大兴趣。货币主义径直把财富等同于金银，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各个共同体的权力的尺度。”④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蒙塔纳里称货币“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他说:“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⑤(3)货币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对出产国来说，金银成为供不应求的商品，使这些区域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交往和生产逐步发展起来，对输入国来说，金银则是促进贸易、生产趋于活跃、繁荣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说:“到各地区追逐黄金使一些地区被发现，使新的国家形成;首先使卷入流通的商品的范围扩大，这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遥远的大陆卷入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作为财富一般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也是一种双重手段，它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它在物质上和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⑥

三、商业资本迈出瓦解共同体的自然性、人的依赖性的第一步

前现代社会“地方性发展”的格局主要源于共同体的自然依赖性、自然规定性，由此形成“对自然的崇拜”，而“对自然的崇拜”反过来又导致古代共同体发展的“地方性”。这是人与自然关系与人与人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性在古代社会的具体表现，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共同体的经济活动始终以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到处建立联系的商业资本不仅率先打破了“地方性发展”格局，而且对消除古代社会“对自然的崇拜”、推动建立现代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克思说;“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①首先，商人资本的发展动摇了古代共同体自然规定性的根基。就像婴儿无法脱离母亲的怀抱一样，前现代社会与大自然保持着一种脐带般的联系。一方面，劳动者与土地保持着一种天然的统一关系。土地是劳动最主要的客观条件，劳动者则把土地看作“自身的无机存在”。②另一方面，劳动者个人与共同体保持着天然统一的关系，个人离开共同体独立生存就像没有共同生活和彼此交谈而产生语言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上述状况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土地成为共同体最重要的财产，它与农业一道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手工业只是补充性的生产形式;经济活动的目的均是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货币)。当然，劳动者也可能从事剩余劳动，以便为自己换取他人的剩余产品，不过，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获得财富，而是为了维系生产者个人、家庭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手工业、商业较之以往相对活跃，“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③使用价值的目的导向巩固了古代共同体的自然性，决定着生产的有限性、封闭性，进而造成生产的地方性。在这种生产下，生产的东西并不多于人的直接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流通对于需要的满足并不是性命攸关、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产品的生产、需要的满足主要在共同体的范围内进行，通过直接的物-物交换，或者使用价值与活劳动(服务、劳役等)的交换来实现。虽然存在商品交换，但是“交换只涉及剩余生产和剩余产品，决不涉及全部生产和产品”，④交换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换取使用价值。既然生产并不特别仰仗商品流通、市场交换，自然也就没有扩大流通范围、市场空间的冲动和热情，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便集中于农业、手工业这些可以提供使用价值的领域，无形中对交换、流通形成一种遏制。古代社会摆脱自然依赖性的历史进程由商业资本首先策动，这是由商业资本的性质决定的。不同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W—W或W—G—W)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商业资本的运动G—W—G’以交换价值为中轴，追求的是货币的不断增加。显然，后者与古代生产的性质根本相异，它的发展势必将生产引向另一个方向。马克思说:“商业对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⑤大体说来，商业资本发挥反作用的路径主要是:经由商品贸易改变共同体的需求结构、产品性质，进而影响其经济活动的目的，使之从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越来越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事实上，自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后商人阶层产生以来，商业活动、商人资本的上述作用就始终存在着。职业商人或商业民族如犹太人作为中介人，在不同的生产者、共同体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对于从事生产的民族或共同体来说，这种交换活动是被动的，因为“推动它从事设定交换价值的活动的动力来自外面，不是来自它的生产的内部结构。”⑥即便如此，经常化的贸易往来带来的需求的变化不断地影响或改变着生产本身，使之呈现新的面貌和特点。“最初，对生产的影响较多来自物质方面。需求的范围不断扩大;满足新的需求已成为目的，因而生产就更有规则性并且扩大。本地生产的组织本身已经被流通和交换改变了。”①其次，商业资本的发展瓦解人的依赖关系，代之以商品货币关系。与旧经济关系的解体同步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人的依赖关系的瓦解。在欧洲中世纪，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是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②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③随着传统生产在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愈来愈具有交换价值的性质，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内涵悄然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和消费渐渐纳入了商品、货币关系中，产品不再用于直接消费，而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农民、农奴从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变成了交换价值的提供者，地主则成了资本家的前身，忙于把自己的谷物、畜牲等去交换来自他乡的使用价值，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挥霍掉，“在他心目中，货币财富把他的收入的交换价值的意义提高了。在他的那些已成为半资本家(但仍处在非常隐蔽的形式下)的佃租者那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④这样，货币便成了地主与农民、封建主和臣仆之间关系的新媒介，人的依赖关系被置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货币变成他们之间的唯一的物的联系，直截了当的货币本身。同地主相对立的农民，已经不再是提供农产品和农业劳动的农民，而是货币所有者;因为直接的使用价值通过出卖而转让出去，借助于社会过程取得了无差别的形式。而另一方面，地主已经不再把农民当作特殊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笨拙的个人，而是当作这样的个人，他的产品，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货币，同任何其他人的产品没有区别。”⑤瓦解人的依赖关系的另一个推动力量来自封建政权。如前所述，货币(金银)是近代欧洲社会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在这种背景下，封建君主对财富的理解不再是传统的实物形态的财富，而是锁定为货币形式的财富即“一般财富”。后者的优点是彻底摆脱了实物财富的地方性、自然性，能够在需要的时候“直接转化为任何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⑥所以，对他们来说，货币就是可以随时可供调动和使用的一般权力、巩固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强大物质力量。为此，封建君主对外通过支持、参与海外探险和对外贸易获取货币，对内则动用自身权力强制改变税赋形式，将原来的实物租和封建贡赋一律改为货币税。税赋形式的改变表面上增强了君力，但是其结果实质上适得其反。一方面，用货币贡赋取代封建贡赋，等于用官方的形式宣布地主与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货币欲的不断膨胀进一步使得社会关系从原来富有人彩的多样化的社会结合转向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加速了人身依附和古代共同体的瓦解。马克思说:“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⑦如前所述，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其第三种职能得到发展之后的事情，而第三种职能的前提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发展。不难发现，这里蕴含着商品经济演变的一种内在逻辑。大体来说，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作为货币的基本职能表征着商品经济的初始发展，第三种职能则意味着商业和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阶段，自然，此时的商品货币关系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准。马克思之所以说货币是一个“现实的共同体”，一方面因为它取代了土地、血缘、臣属关系等这些古代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依靠，成为“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另一方面因为货币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个人孤立行为所致，它“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①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其中不仅包括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无数买家、卖家，以及众多的生产者、转运者、高利贷商人，而且包括这些活动所需的社会组织、制度规范。如果说前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构成社会的基础，那么后一方面则是交往方式和交往原则的巨大变革。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②

世界历史论文篇（3）

【英文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eworldisasystem.Hisresearchandanalysisonthedevelopmentrulesofhumansocietyalsocontainhissystemthinking.Usingthemethodofsystematicanalysis,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Theauthorthinksthat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anddynamics.Theconflictamongsystemfactorscanbereducedtothedisequilibriumbetweenthedevelopmentsofea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civilization.Theworldhistorydevelopmentispushedforwardbydisequilibrium.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系统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质或精神，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世界是系统的世界，我们所涉及的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找出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一般规律，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P281)。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P86)。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P276)。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

3.“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P37)。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P417)现代科学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问题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世界历史论文篇（4）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观点，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机制的探讨也就成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人们以往关注较多的是生产力与交往及其互动关系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和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而对资本的积极作用却关注不够。本文旨在对资本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积极作用进行深入探讨，并彰显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世界历史与资本的本性

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的结果。那么，资产阶级为什么要拼命“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呢?马克思认为，这主要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值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制地攫取最大利润，为此，它必然要打破以往行会制度的限制和地方上的限制，使整个世界和所有生产方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民族社会内部，资本把任何劳动都变为雇佣劳动，并打破生产和交换上的一切行会限制和地方限制；另一方面，在国外，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使世界上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服从自己。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随着资本的发展，国内市场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小，以致成为资本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要实现资本的不断增值，资本家必定要突破国内市场而走向国际市场。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资本的本性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虽然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资本事实上就是这样开创出世界历史的。

资本走向世界，开辟国际市场，最初是由商品流通领域开始的。随着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不断渗透，生产的国际化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趋势，并且，生产的国际化最终战胜流通的国际化而在整个市场体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在生产国际化的带动下，各种经济因素也日益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最终使各国经济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世界市场总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值得指出的是，资本的这种国际化扩张，在当代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日益显现出强劲的势头。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资本已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

资本开创世界历史的冲动完全是出于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但是，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却不自觉地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从“普遍性”的角度看到了资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认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不光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体系，而且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这就必然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快社会发展进程。因此，马克思讲：“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可以说，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还是世界历史的开拓，都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是资本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

二、世界历史与资本的形成、发展

马克思不仅从资本的本性上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而且从资本的形成、发展上考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

最早的资本，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集中在城市的行会里面。这些城市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体现为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由于交通和交换不发达，资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不同于现代资本，它不是以货币来计算的(用货币来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是一样的)，而是与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不可分割的，因此，它是一种等级资本。这种等级资本，虽说是一种最初级的资本形式，但相对于旧的剥削方式来说，它毕竟还是一种新生事物。这种等级资本，总起来说，发挥作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它产生并生存于等级森严的行会之中，自然首先要受到行会制度的严重束缚，封建割据和行会的种种措施使得它的交往能力极其有限，同外部的交往不多，尤其是同本民族、本国家以外的交往更是微乎其微，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很不密切。所以，等级资本不可能真正打破地方限制而建立起世界性的联系。但它确是朝着世界历史方向走出的第一步。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商业和生产发生了分离，商人阶级开始形成。“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受商人的出现所制约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随着商业往来集中在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于是在生产和商业之间也产生了相互作用。商人可以根据市场的预期变化来组织生产，因而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发展，同时，也扩大了生产内部的分工。城市彼此间发生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生产和商业间的分工随即也引起各个城市间在生产上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商人资本的“活动”性又使交往不断冲破地域的限制，使民族交往、国家交往日益发展起来，“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继商人资本之后，资本的又一跨越就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相对于商人资本而言，工业资本是一种更高级的资本形式，能满足更大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工场手工业一出现，就吸收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同时，它还吸纳了大量力求摆脱行会控制的农民充实自己的劳动力资源，这样，工场手工业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增加和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各国之间开始了竞争，而且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残酷。这种竞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工场手工业由于其本身的脆弱性，是不能离开保护的：“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殖民地市场上实行垄断，而在国外市场上则尽量实行差别关税。本国生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和亚麻，法国的丝)的加工受到鼓励，国内出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禁止输出，进口原料的(加工)仍受到歧视或压制(如棉花在英国)”。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集中创造了大工业。大工业使竞争走向普遍化，它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这样，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每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它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人类开始步入世界历史时代。

综上所述，世界历史是伴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等级资本到商人资本再到工业资本的形成，既是资本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

三、资本与世界市场

伴随着资本从等级资本到商人资本再到工业资本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起步阶段。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直接诱发了欧洲商业革命的爆发，加速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移，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逐渐孕育成熟，由此开始了资产阶级开创新的世界市场的历史进程。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指出：“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造成新的世界市场”。“资本的现代生活史，是从16世纪现代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出现的时候开始的。”马克思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起步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它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

第二阶段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殖民地的开发所带来的巨大的商业利益，一方面促使那些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的商品生产超出本国市场的需求而以各殖民地为消费对象；另一方面引发了这些国家争夺、瓜分殖民地的斗争，并进而达到殖民地的垄断。这个时期的世界市场实际上已经在空间上扩展至全球范围，并以宗主国、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为基本格局。在这一阶段，欧洲一些主要的国家如英国、法国等相继爆发了工业革命，完成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体现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取代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自然经济，这不仅意味着欧洲这些工业国家的商品生产能力和输出能力全面增强，而且意味着整个世界市场被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

至19世纪中叶，世界市场的发展达到了第三个阶段。1847年欧洲经济危机之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工业和商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交通、通讯技术的变革，使资本的扩张获得了全新的技术手段，从而真正开始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过程，而“自1867年最近的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显然，这时的世界市场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显著的跃进，商品和资本的输出无孔不入地冲击着世界各国的民族经济，并借助于政治和军事手段打破那些试图闭关锁国的国家的大门。自此，全球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避开世界市场的牵制，经济全球化虽然尚未达到今天这样的深度和广度，但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世界市场标志着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全球化的开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不可能停留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资本的扩张本性决定了它一定要打破一切限制，而“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因此，“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没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张，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

四、资本与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主体作用

如果说没有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没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张，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那么，没有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主体作用，也就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作了客观评价。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总量，而发达的生产力正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前提。“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第二，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而且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消除了以往各民族之间的孤立隔绝状态，迫使落后国家的民族不自觉地加入了世界历史进程。它在亚洲等落后社会造成“惟一的一次社会革命”，这对于表现不出历史首创精神的落后地区不能不起历史进步作用，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世界成为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

第三，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根本问题即人自身的解放和全面发展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已提上历史日程，因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人由对人的依赖状态发展到人的独立性状态。资本主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在人身上的各种依附关系，人成为人身自由的个人。虽然个人不免受到各种物质关系的制约，尤其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制约，但人的主体价值终究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人对自然力量的征服而宏扬出来。

世界历史论文篇（5）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系统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质或精神，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世界是系统的世界，我们所涉及的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找出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一般规律，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

3.“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现代科学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问题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发展图式

在世界历史时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紧密相联与相依的整体。世界历史整体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巨大系统，不平衡性是它的最基本属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而对于世界历史系统内在而言，虽然存在着诸多的内在矛盾，但是，在马克思所阐述的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历史系统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展现给我们的是世界历史系统中各个基本要素(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不平衡性就成为世界历史系统发展的内在的基本动力。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具有了丰富多彩的、千姿百态的发展过程；也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走在一条逐渐进步、不断优化的光明大道上，使人类不断趋向一种理想的未来图景。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提出，开创了唯物主义解释“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先河，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由于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所推动并通过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冲突实现的。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基础上，由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随着近代以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这里，马克思揭示出，世界历史的形成源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物质生产力的不均衡发展，由于物质生产力的不均衡发展造成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推动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是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文明战胜愚昧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先进文明不断扩张的复杂过程。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无论对于生产力优先发展的西方民族，还是对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东方民族，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欧洲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平衡。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通过开拓世界市场，推动着各民族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区域走向全球。“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这就是说，人类历史一开始并不是世界历史，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从总体上说，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自给自足的孤立的经济单位构成的封闭型的社会形态。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才得以形成，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交通工具的发达，对东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以及美洲的殖民化等等，使世界市场得以形成。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在开创世界历史中的作用给予了公正的评价，认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形成归根到底是由于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源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导致的不平衡状态，并由此造成的普遍交往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世界历史论文篇（6）

一以世界的宏阔目光观察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西方史学史上具有悠久的传统。我们大体上可以将人类智识活动留下的这笔丰厚遗产划分为两种类型加以缕述：一是有关历史观念的著述，既包括诸多探讨人类历史总体发展进程和动力的著作，也包括阐释历史学观念的著作；二是具有“世界”目光的史学著述，尽管不同历史时期这种世界目光所及的广度和深度不同。

生活在自然和社会当中的人类，为了把握自身的命运，或为了获取生存的确定感，几乎本能地要求认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因此，勾勒描摹人类世界发展的路向及其动因在人类文明史上绵延不绝，贯穿古今。早在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生活在近东的犹太民族即已表现出卓越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源自该民族艰难而独特的生存经历———倍受压迫的以色列人在摩西的领导下离开埃及。在求生的艰难处境中，他们创造了人类文明中影响深远的文化成果，也就是后来的《旧约圣经》。这部典籍“主要是一部历史著作，在三十九部中有十七部是很明显的历史；五位大先知和十二位小先知的著作，大部分也是历史”。[2]（P18）其中在开篇的《创世记》里，犹太人借着全知全能的神灵，对世界的形成，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男人、女人、婚姻、家庭、罪恶、城市、贸易、农业、音乐、敬拜、语言和世界各民族的由来，给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构建文明发展通史的记录。尽管《旧约圣经》所叙述的大多数是神事而非人事———推动历史的是神的力量，但事实上其中浸透着犹太人看待文明的一种独特目光，他们把过去（事件）—当前（事件）—未来（事件）整合到了一起，形成一条源源相接纵向发展的链条，并认为它们朝着一种特定的终极目标前进，这深刻地体现了犹太人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的认知逻辑，与西方古典世界把历史时间的展开视为一系列的循环往复迥然不同。

罗马帝国末期兴起的基督教传承了犹太人创造的典籍和宏观的世界发展观，并适当地加以改进以适合自身的需要。例如，圣徒保罗就将历史分为以亚当、摩西和基督3人为代表的3个时期，其终极的发展目标是“上帝使所有人属于同一个种族，居住在整个地球表面上”。[2]（P181）基督教的这种改造，“为中世纪的那些世界通史准备好约束它们的框框”。[2]（P183）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圣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典型地反映了中世纪教会史学的世界史理论。[3]在该书的后12卷中，奥古斯丁系统地阐述了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的起源、发展和最终归宿。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就是代表至善和永久和平的上帝之城与代表贪欲和争斗的地上之城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当新天新地来临之时，两城的对立终结，善人就此得永生，而恶人就此得永刑。这样，奥古斯丁对人类历史发展历程给出了一个线性的诠释，当中隐含着人类历史向至善发展的进步主义观念，上帝则是历史发展背后的绝对动力。显然，世界通史在这里成为教会为上帝服务的工具。

与西方世界密不可分的伊斯兰世界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世界史观。伊本·卡尔顿（IbnKhaldun，1332-1406年）是14世纪伊斯兰最杰出的学者，“使他出名的是他那部伟大著作《世界史》”。[2]（P520）该书的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发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接着他分别论述了文化对人类的影响，记述了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从远古到他自己时代的历史，以及柏柏尔诸部落在北非建立的王国的历史。[4]他是“第一位阐明人类生活中一切社会现象都应当是历史写作的对象这个主张的人”[2]（P521）他对阿拉伯人和北非历史的撰述至今仍然是史学家们了解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材料。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对卡尔顿的史学贡献不吝赞美之辞：“作为史学理论家，直到300多年后维柯出现之前，任何时代或任何国家都没有堪与之比肩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都不能与他等量齐观……”。[5]（P222）卡尔顿的史学观导致他发展出一种新的科学，他称之为“文化学”。按照他的定义，“这种科学……有其自己的主题，即人类社会；也有其自己的问题，即在社会类型方面彼此相继的社会转换。”据此，他阐发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兴衰动力的规律。他认为，“社会内聚力”（socialcohesion）是将一个落后的民族群体带上权力中心舞台的核心因素，但也将是它衰落的原因所在，王朝或帝国势必会被一个具有更强内聚力的后起民族所征服。他的这种周期循环的文明兴衰理论，一再为后世学人所引用，被赞誉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先声”。[6]递及近代早期，随着西方对外部世界了解的逐步增多，以及内部人文精神的成长和理性主义的萌发，学者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而开阔起来。拉·波普利尼埃尔（HenriLancelotVoisindelaPopelinière，1541-1608年）是法国首位尝试将超越一国范围的当代史扩展到哲学讨论层面的学者。[7]（P220）他所著的法国史，包含了1550-1577年间法国和欧洲邻近地区的历史，并且在该书的前言里表达了求真求实的史学思想。在1599年出版的《史学史》里，他批判了让·博丹等人的史学方法，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史学观念。他认为，研究史学“惟一而纯粹的愿望就是弄清楚历史的真相和情况，直到此时我还不知道我们前辈所发现的任何其他目的”。[8]（P8）更重要的是，受文艺复兴崇尚古典文化之风影响的波普利尼埃尔，按照文化形式考察世界的变迁。在他看来，自然产生的歌曲、舞蹈和符号是世界历史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然后进入凭激情创造的诗歌阶段；随着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历史进入了散文写作阶段。波普利尼埃尔计划要创造一种“整体的历史”，即世界通史。然而，他既没有付诸努力也没有金钱去完成这个计划，但他做出了写作史学史的第一次尝试，体现了史学家的高度职责意识，并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世界历史编纂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波普利尼埃尔之前，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已经就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世界万物的兴衰与变化》一书中，[9]路易·勒鲁瓦（LouisLeRoy，约1510-1577年）论述了世界文化循环兴衰的基本机理。他通过分析他所知道的各个文明内部诸要素的兴衰变化，认为世界历史经历了埃及、亚述、米底、波斯、希腊、罗马到欧洲的演进过程。在这里，他将世界历史扩展到他目所能及的范围，并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把它们的历史演变历程皆纳入他所归纳的兴衰变化规律之中。此外，比勒鲁瓦出身稍晚的让·博丹（JeanBodin，1530-1596年）试图通过历史弄清世界的普遍法则。在1566年出版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中，他通盘考察了人类历史演化的轨迹，认定今天的人类文明社会，是从原始野蛮的状态中一步步地发展而来的。[10]通过上述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从总体上诠释人类文明的来龙去脉，或探讨它的兴衰更替之道，在人类的智识创造中有着漫长的历史。并且，人类对文明演进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流动和文明环境的改变，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沙漠中苦苦追求生存的犹太人，将人类历史的一切归于上帝，是蒙昧状态下求取心理慰藉和生存希望的手段。中世纪神学将历史的终极目的归于上帝，则是在信仰推动下的有意识的说教，将史学变成普及上帝信仰的工具。到中世纪晚期，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和西方世俗化进程的缓慢启动，尽管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依然强固，但从16世纪人文主义学者的观察目光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曾经上帝独享的荣耀，正在缓慢地转移向人本身，人类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历史视为主体，并试图透视它、理解它。

二真正具有世界历史眼光并从人类本身观察历史的著述，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才大量涌现。究其原因，如吴于廑先生所分析的：“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15、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约束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11]（P3）在笔者看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17世纪左右自然科学的发展，戏剧性地改变了西方人对自然和地球在宇宙中位置的观念，打破了神学宇宙观对人们观念的束缚。科学的发展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精密的思维推理能力，而且加速了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缓慢的思想变革，怀疑精神和理性主义快速成长。历史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大行其道，汤普森对此有着精道的描述：

科学已经把神学和教条那些狭隘的围墙推倒，而且在人类过去的历史领域开辟了奇异的新天地。人们的头脑往日从中吸取营养的传统历史已经满足不了哲学家的需要，他们提出一些新问题：人类的历史究竟有多少年了？人类社会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起来的吗？过去曾否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原始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人类全部活动的意义、人生在世的目的究竟何在？[12]（P87）意大利学者维柯在1725年出版的《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则》可以说是西方近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兴起的先行者。在这部著作中，维柯意欲将创立一门“新科学”———历史科学。他要撰写一部“理想的人类永恒历史”，探求“一切民族从兴起、发展到鼎盛一直到衰亡”的历史。

[13]（P637-638）因为现实世界确实是人类创造的，那么人类就应该认识它。在维柯的勾勒中，包括异教徒在内的人类的天性到处都是相同的，所以诸民族都会按照神祗、英雄和人3个首尾相接的时代向前发展，[13]（P459）人类社会就是按照这样3个阶段呈周期性的循环运动，每个阶段背后的动力都是“天意”。[13]（P565-576）在这里，维柯不仅创制出一种人类历史演进的共同规律，而且将这种发展过程之根源解释为人的天性，因此有学者指出，维柯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近代的概念，即集体心理才是不断变动的文明的创造者。[12]（P126）从他这样的解释中，我们不仅联想到今天全球史的整体观，还能看到20世纪年鉴学派集体心理史研究的实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维柯依然信仰上帝，把神看作是历史方向的终极动力，弃绝当时流行的笛卡儿理性主义知识论，[12]（P126）发展出类似于波普利尼埃尔等人的人类文明各阶段循环论，但他把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主角都归于人类，“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13]（P134）历史（包括对历史的解释）的中心是人本身，而非上帝，中世纪的神性原则悄悄地为近代的人性原则所取代。

维柯历史哲学的继承者是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学者赫尔德。在他的巨著《人类历史哲学思想》中，他描述了天文、地理、动植物生活、各人种的具体特征以及环境和气候对历史的影响，赫尔德认为历史就是这些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说：“在我们业已考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主要规律是什么？按我的看法，这就是，在我们地球的每个地方，能发生之事都该是，部分与具体地方和该地需要相符合，部分是受环境和时机所决定，部分与各民族内在的或正在形成的特性相一致。”[14]（P270）在他看来，一旦人类能动的力量在特定的时空里释放出来，人类历史的转变就会发生。他把这个转变的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即诗歌时代、散文时代和哲学时代，每个时代都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并且，赫尔德认为，地球上每种文化都是当地特定条件的产物，因此并无高低之分。他宣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也不是精选的民族；欧洲文化是最不可能被当作人类的善良和价值的标准的。”[15]（P101）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今天全球史的主流思路———整体地考察历史和文化平等主义，事实上早已贯穿在维柯和赫尔德对历史的探究里。但他们远非18世纪西方的主流精神，推崇普适性和进步性的理性主义才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

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概要》是启蒙理性“宏大叙事”的经典表述。[16]这位有着数学天才的思想家，欲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社会历史领域，将人类文明进程表达成像数学方程式那样精确的图式。[17]（P539-573）按照他的解释体系，在方程式的这一端是科学知识和理性精神的累积进步，那一端则是人类拾级而上的10个发展阶段。孔多塞深信，人类从蒙昧的野蛮状态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知识和科学，成为人类精神不断进步的动力之源。整个的人类历史表现为科学与迷信、自由与暴政、启蒙与愚昧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前者不断战胜后者，人类精神因此而呈阶梯性进步。这位启蒙之子在最后对未来的预期中，还乐观地论断说：“人类的可完善性是无限的”，[16]（P186-187）也就是说，人类的进步是无止境的。从孔多塞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自中世纪晚期西欧开启的世俗化进程，到启蒙时代终于落地，理性上帝彻底取代了神性上帝，对人间天堂的信仰取代了对上帝之城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多塞的世界历史观，不过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善恶二元永恒斗争的线性史观一个倒转的影像而已。

启蒙哲人康德甚至将历史发展的动力之源归于理性。他提出，使用理性是人的自然禀赋，而且人使用理性逐步趋于完美，推动了人类社会从粗鄙野蛮走向永久和平，这个过程是普遍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18]（P1-21）因此，有学者指出，“康德实际上引入了‘理性史’的清晰概念”。[19]（P145）自19世纪以降，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或文明的发展历程或动力机制的哲学性分析层出不穷。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看作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表现为自由意识的进展。马克思将生产方式变革和阶级斗争作为世界历史确定不移地向前演进的动力。汤因比以挑战和应战的概念阐释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直到20世纪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哲学家们才开始把目光从历史本身转向了对历史学的关注。

三除上述这些以人类总体历史为关注对象的著述之外，还有许多纯粹的史学著作，展现了开阔的历史视野，史学撰述者将所知的世界都纳入了其中。

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是以记述希腊和波斯冲突为核心内容的西方第一部史学名著。作者不仅以流畅优雅、充满诗意的行文开创了西方“最早、最古老的‘叙事史’这一类型”，[2]（P34）而且展现了古代希腊人对世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将目光投到他们所知的广阔世界。这部著作，在地理范围上，除希腊本土之外，还广泛地涉猎到了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西徐亚等异邦人世界；在时间范围上，述及的历史达至各族人民记忆所及的时代；在记述内容上，除记述希波战争的原因和过程，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还以优美的文笔描述了希腊、近东和西亚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等内容。因此，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不拘于‘世界史’这个概念的现代涵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历史》）可称得上是一部‘通志’，一部上古世界的‘世界史’”，[20]（P21）也就是希腊人所知世界的世界史。在《绪论》里，希罗多德也明确地表达了他为人类立言的抱负：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21]（P1）在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上，尽管希罗多德在这里将东方各族称为异邦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东方各族文化持轻鄙的态度。相反，他记载了东方文明对希腊的种种影响，他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自身习惯的结果，因此应当彼此尊重。

希腊人在史学上的探索精神和开阔视野，在波里比乌斯那里再次得到延续。跟随罗马军队东征西讨的经历，使他对罗马世界所及的广袤地理范围有所了解，并能够观察到随着罗马历次征战的进展，世界已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

可以这么说，以前，世界事务曾经是分散的，它们被（史学家）笼在一起，没有丝毫的动力、结果或区域的统一性；但自这个时代开始，历史已经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的事件与希腊和亚洲的事件相互联系在一起，一切都导向一个目的。[22]（P7-8）因此，他要为人们写一部“系统的历史”（systematichistory）。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世界史，才能对罗马崛起为世界强权做出充分的研究。[23]（P576）他自诩道：“使我的著作具有特殊的品质的原因，并成为当今最引人注目的作品的原因，正在于此。”[22]（P9-11）波里比乌斯指责那些仅通过历史教育和坐在图书馆里撰写历史的学者缺乏对世界整体的了解和认识，“我的同时代人中没有哪一个业已动手写一部通史”。[22]（P11）虽然波利比乌斯以追述罗马统一为首要目的，他的目光主要是罗马世界所波及的地理范围，但这就是他那个时代眼中的世界。而且，他内心的动机非常明确，即撰写一部世界史，透视一个彼此相互关联的世界，“因而他被学界视为撰述世界性历史的创始者”。“此后，在西方古典史家中，继续尝试写世界史的还有波息多尼阿、狄奥多洛斯等人。”[20]（P67）106--递及近代，人类知识和理性主义观念的增长让世界史的撰述进入新的阶段。启蒙哲人伏尔泰的《风俗论》是一部纵贯古今、瞩目世界的巨著。该书简短的序言里已经透露出伏尔泰的写作意图和雄心。首先，“艺术和科学”构成了他“主要的研究对象”；其次，他不是写一部编年史和世系录，“而是对各个时代的描述”。至于其背后的主要目的，则是“从这些事件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24]（P3、7、2）因此，伏尔泰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东亚、非洲、美洲等地区各个民族的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工艺、宗教、习俗等都做了尽可能详尽的介绍，向人们展示了世界各重要民族的风尚和精神以及人类从愚昧迷信走向开明理性的文明历程。在书中，伏尔泰将中国和印度为主的东方文明置于了优先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24]（P231）他尤其将中国文明放在了开篇的位置，对中国文明赞赏不已：这个国家历史悠久，“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在阿登森林踟躇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24]（P87）中国的历史，是唯一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城市很大；中国的报纸是世界上最可靠、最有用的报纸；中国人很早就铸造了金币和银币；中国有着几乎所有已经移植于我们欧洲的以及许多我们还没有的果木；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制造了精美的丝绸和宏伟的长城，等等。我们可以说，从伏尔泰所关注的历史广度和深度来看，他不仅是近代整体世界史的奠基者，也是近代文化史的开创者。20世纪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诸多发展，都可以从这本著作里找到可资印证的踪迹。他对异域文明的这种强烈的兴趣和关注，也体现了他历史观深处的文明等值思想。

18世纪撰写了世界史的还有德国人冯·施罗泽（AugustLudwigvonSchl觟zer，1735-1809年），他把世界史看作是“一切已知的时期、国家和重要事件”的集合，因此欲“从地球和人类最重要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进行思维，其目的在于对二者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12]（P167）到19世纪，西方近代史学的奠基者利奥波德·冯·兰克，虽然接受了浪漫主义历史思想的影响，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者强调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普遍一致性”的观点，强调每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特点以及自身的特定价值，主张历史学家应该研究和撰写个别民族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但他在晚年仍然口授了7卷本的《世界通史》，从略述埃及和西亚的历史开篇，一直叙述到1453年。尽管他的世界通史内核并未脱离强烈的欧洲中心论倾向，但他将他心目中的“世界”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撰述历史，对于后世的史学家不乏启示意义。

通过以上描绘，我们可以说，“世界历史”在久远的过去已经存在，只是随着时间的流动和人类智识的不断积累，这个世界在不断地扩大，终至全球连结为一个整体。但这在兰克之后还需等待近百年。

四20世纪30年代，荷兰文化史家赫伊津哈明确提出了“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的观点。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技术的突破将整个世界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地球村”，人们看待世界的目光才真正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国内学者近年来讨论颇多的“全球史观”这才应时而出。这种新兴的史观，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史，用《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话来说就是：“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它的主要特征可以简述为：首先，关注全球性的联系互动。那些关系全球各个文明发展和彼此间交流连接的共性因素受到重视，如生态环境、文明交往、和平、安全、人口、疾病、食品、能源、犯罪等问题。这些因素，既是不同信仰、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的文明发展需要直面的，又是它们之间彼此交流、进行合作乃至相互促进的基础。因此，政治性内容在这种史学中相对淡化了，而那些在长时段里真正决定文明形态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文化和社会生活得到了凸显。其次，以平等的价值观审视和重构历史。二战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非西方民族以独立的主体出现在世界舞台，世界共同体范畴里的平等主义思潮也随之滋生。在此情况下，欲审视这个共同体，必须改变此前的观念，探索新的路向。譬如，巴勒克拉夫在他的著作里就自问道：“在当今这样构成的世界里，我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在讲授十分之九的篇幅中只介绍世界上四分之一居民的那种历史呢？”[25]（P243）既然不能，那么必须探索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25]（P158）除战后全球格局的革命性变化这个直接的现实因素外，本文所关注的智识因素，在促进了全球史研究的出现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一，知识材料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家寻找审视世界的新视野、新方法提供了必要的智识支持。19世纪初期，当考古学家、古典学家和语言学家在急剧地扩大学者有关古代世界视野的时候，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则在急切地整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各种令人兴奋的资料目录。到20世纪中晚期，尽管这些整理工作并不十全十美，但有关这些问题的知识和材料已非常巨大并十分可靠，足以让学者从事全球历史研究。譬如，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获得了大量在16世纪几乎同时兴起的几个大帝国的材料，以及白银在十六七世纪全球范围的流动，使历史学家可以据此探索诸如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印度莫卧儿帝国和俄罗斯的帝国扩张之间的联系，或研究来自秘鲁、墨西哥和日本银矿中的白银流通到欧洲、南亚特别是中国的情况。在这些研究中，历史学家发现通过全球联系而不只是局部个案研究可以找到更好的历史模式。

这种解释模式的扩大有助于确定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确定解释模式。这种路径被称为解释世界史的“内在路径”（InternalRoute）。[26]（P3-4）此外，还有另一种被称为“外在路径”（ExternalRoute）的世界史研究的方法。这个研究路径则利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之外经久积累下来的大量新材料，如近几十年来积累的大量有关环境变化、疾病史以及人类进化各个阶段的材料。

世界历史论文篇（7）

研究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之一是确立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即所谓的定位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直接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相关。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人把二者要么对立起来，要么等同起来。“等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致的。“对立”的观点则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全球化不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确立经济全球化位置的基本原则。为此，有必要简单阐述一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纵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第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可分为广、狭两个不同的层次：就广义而言，是特指人类整体的历史发展，是把各民族的历史作为人类整体的一部分而思考之；就狭义而言，是指人类历史从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历史向统一的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有机联系的整体发展的历史。在第二层意义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含义和经济全球化在过程的推进上有一致的地方，但又不能等同。因为马克思把这段历史仍分为两个具体阶段。第二，马克思阐明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类整体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由此出发，马克思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从纵的关系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横的关系讲，是从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历史向统一的世界历史的转变。前者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角度考察，后者主要是从各民族交往活动的深入角度考察。马克思的深刻性，不仅在于他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还在于他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说，马克思是站在既有现实历史的维度上，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根据、动力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原则和历史性原则。第三，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确立了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位置。马克思从两个层次全球化，并把它区分为两个阶段。所谓两个层次，一是生产力发展的层次，即从地域性向世界历史整体转变的基础是生产力发展和各民族交往活动的扩大；二是生产关系的层次，即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角度探讨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主体。所谓两个阶段，一是以资本为主体的阶段，一是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存在而形成的阶段。前者马克思是结合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论述的。他探讨了资本的“文明作用”及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强调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始于资本主义，完成于共产主义。因此，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仅是马克思狭义世界历史的一个初始阶段，具体表现为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它担负着为“新社会”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当然这一切又是在社会关系普遍异化的形式下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描述了同一个过程，但是在对问题分析的立场方法及深刻程度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其一，角度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是个历史观范畴，是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运用发展原则和历史性原则审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揭露其过渡的性质；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仅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界定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不可能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及其暂时性。其二，二者的价值目标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扬弃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既看不到其过程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也不可能找到被超越的根据，因而把经济全球化看作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一体化。其三，研究问题的原则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内含着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一方面他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他揭示规律的价值取向是探讨人类解放的途径和条件，特别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和条件。他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评价不同历史对人类最终解放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他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历史发展的合规律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把它视为人类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点；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所起的巨大作用，又深刻地批判了它完全颠倒人和物的关系，使人的世界深陷于物的奴役之中。离开价值原则，仅是对客观事实的指认和肯定，就会变成对当下现实的辩护。而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最多是对当下现存的指认，而且是在维护私有制基础上对其资本运行规律的指认，因而是非批判、非历史的。其四，价值主体不同：马克思是从过程角度、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出发，理解世界历史主体的变化。在世界历史的初始阶段资产阶级确实起了主角的作用，而扬弃初始阶段的主体则是无产阶级。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既然看不到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也就始终把资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其五，对世界历史过程的理解也不同：马克思不仅揭露了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对资本造成的全面异化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生存发展的条件给予深刻的关注和同情，并探讨了资本被扬弃的根据和条件；而一些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抹煞矛盾，把资本推行的全球化的过程看作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乐园。因此，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等同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等同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不科学的。若是这样，在客观上就不能真正驾驭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自觉地扬弃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但是，如果看不到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初始阶段，就不能自觉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就会失去发展自己的机遇。以上是我们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倡导者的区别之一。

二

尽管上文已经肯定，目前正在推进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但这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即以什么为根据确定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如何划分。有学者明确指认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并把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的矛盾看作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马克思考察社会形态性质的思想已经为经济全球化性质的确立提供了基本原则。为了确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性质，马克思提出了“普照之光”的思想：“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之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页)就是说，不管一个社会有几种生产方式存在，但决定社会性质的只能是那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正是根据这种“普照之光”的思想，马克思将16世纪以来尤其是18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许多西欧国家确定为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就成为这一时代的本质特征。值得探讨的是，目前推进的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为什么是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生产力、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过程和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必有一种生产方式处于主导地位和起决定作用。因此，其性质只能从决定时代本质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从历史事实看，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即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和经济全球化的起源是同一个过程。从经济全球化的动力讲，虽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为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手段，但资本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力量，是使科学技术服从资本的需要并推动经济全球化扩展的主要力量。资本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不管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出现都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这就揭示了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

确立了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以后，还要进一步探讨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的区别只能由是否是决定全球化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确定之。在全球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处于主导地位并决定全球化性质的力量，就是全球化的主体，而这一主体借以实现的形式可称为全球化的载体。全球化的主体是资本，而跨国公司则是全球化的载体。跨国公司虽然可以跨国界组织生产和流通，但它本身是被决定的，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执行国际垄断资本的职能。因此，跨国公司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而是其载体。目前有学者把跨国公司当作全球化的主体，把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矛盾当作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其一，颠倒了主体和载体的关系。因为决定全球化性质的只能是国际资本而不是跨国公司。其二，颠倒了本质和现象的关系。虽然跨国公司的跨国生产和经营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民族国家的利益，但这不是本质矛盾。跨国公司是跨国资本利益的代表，而民族国家是民族国家利益的代表，是民族国家、经济利益的最高和最终权力。因此，笼统地提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且不说这种提法不准确，它还只是停留在现象的层面。本质层次上的矛盾是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所代表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其三，这种提法本身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民族国家的存在恰恰是全球化的前提，而且当民族利益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出现时，国家不但不能削弱，相反还需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正是靠民族国家的存在不断发展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把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矛盾当成主要矛盾，实际上是要用跨国公司去消解民族国家的。对发展家来说，是拱手放弃国家而融入资本的统治中去。当然这不是说二者之间没有矛盾，也不是说政治国家将来不被扬弃，而是说在政治国家还是各民族生存的基础和前提时，这种提法掩盖了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掩盖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所以，我们与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区别之二，不在于是否承认资本是其主体，而在于如何认识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

三

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全球化倡导者的区别之三是关于全球化的趋势。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强调资本的一体化，主张把主义也化到资本主义中去。我们对此持否定的态度。

为了说明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从两个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超越的根据。第一，他从的角度，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探讨了资本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逾越的限制的问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具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几个极限：必要劳动是剩余劳动的极限；价值实现决定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极限；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其手段发展的极限。一方面，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动力，另一方面，生产力越发展便越排挤活劳动，造成无限地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与资本增殖有限目的之间的矛盾。因此，资本本身就是资本发展的极限，惟一的出路就是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第二，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的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马克思通过对三大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对人的统治。商品、货币、资本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是人的劳动的产物，代表着特定的生产关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变成了主体不能驾驭却反过来又统治人的力量，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将要被超越的社会。那么在经济全球化推进的今天，特别是社会主义已存在的情况下，全球化能否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体化?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当今的全球化是否解决了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第一，经济全球化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只是使资本主义的国内矛盾国际化。其一，资本主义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只是实现形式的变化，并未改变资本的根本性质。从现象上看，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在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私人占有的性质。资本主义为了缓和国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使资本占有形式不断扩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占有方式由生产资料的单个资本家所有，到几个资本家的联合以及资本和国家的结合，再到当代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资本：这些只是资本实现形式的变化，而不是资本自身性质的变化。正如列宁所说，“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他们只会把资本输到国外去，输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列宁选集》第2卷，第784页)其二，国内矛盾的极限扩大为国际范围的极限。资本在冲出国内走向世界的同时，就把国内矛盾扩展到国外，就把商品经济的生产、资本积累规律等也带进世界市场。世界市场遵从价值规律。从形式上看，各个国家在市场上交换是自由的、平等的，但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即各国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不同，决定各自产品的价值也不同。国际间的竞争，必然形成国际生产价格，而国际间交换的单位不是国内价值而是国际价值。这就造成生产技术条件好的国家，产品的成本低于国际价值，而发展家产品的成本高于国际价值，使得发达国家可以以较少的劳动交换发展中国家的较多劳动，可以不断攫取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这就是国际超额利润的来源，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等价交换的根源，以及二者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原因。从既成形态上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是生产力水平和技术垄断造成的，更深的层次仍是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造成的。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把市场经济全球优化资源和提高效益的功能发挥出来，同时也使其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突现出来，使竞争不仅作为手段，而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加剧了“人对人像狼一样”的争斗，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由国内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仅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突出了，还造成了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和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复杂矛盾。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不是实体范畴，而是代表了一种客观的关系，即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也是这种不平等占有和分配关系向世界范围的扩张。而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扩展到全球，就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全球消费市场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也带来了更大的无政府状态。这说明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仍不能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只不过在更高的阶段、更广的范围，使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中暴露出来。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集中表现为生产的国际化与资本全球霸权的矛盾。生产的国际化主要体现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统一组织生产和消费，使世界各国的经济不仅仅是通过贸易联结，而且是直接通过生产联在一起。这在客观上不仅要求突破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局限，而且要求突破个别国家政府调节的局限，要求有一种国际组织和机构对国际化的生产和消费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调节。实际上，这种形式已存在，但实质上却未真正形成客观的、公正的组织。存在的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被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纵，不可避免地带有为其自身服务的性质。随着生产的国际化，使资本目前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不仅突出其“私”，而且还呈现其“霸”。其一，获利方式上的多样性。资本为获得利润，不断变换方式谋求对全球的控制。在经济全球化的初期和当代，资本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初期主要采取武力征服、直接统治的方式，对殖民地、附属国实行兼并基础上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而在当代主要采取经济、技术控制的方式以达到剥削的目的，当然也不排除裸的武装入侵等手段，特别是把根据自身利益制订的“游戏规则”强加于人，对不遵从者动辄施以经济制裁，甚至进行野蛮的军事打击。其二，力求用时间消灭空间，也就是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特别是在当代，在发展的今天，人们在机上只需要几分钟甚至更快，就可以把巨大数量的资本从地球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甚至使一个地方的经济陷于崩溃。不管是资本流通速度的加快，还是流通时间的缩短，都突出的是“快”字。其三，力求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强调资本的本性决定它总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也就是说资本的增殖是通过不断地开拓世界市场实现的，以开拓空间来缩短时间。流通速度和时间的加快等于拓展了空间，空间范围的扩展又缩短了时间。“快”和“夺”是相辅相成的，都是资本扩张的表现，突出的都是一个“霸”字。然而这种表现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反而加快了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激化。所以，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能最终实现资本的一体化，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全球化终将取而代之。

总之，我们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倡导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资本，而在于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是具有的合理性还是具有永恒的合理性，其发展的趋势是被超越还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一体化；所持的态度是分析其内在的矛盾、理性地驾驭它，还是盲目地服从。观点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立场、理论和上的区别。就方法而言，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是非历史、非批判的。他们既然看不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也就不可能寻找被超越的根据，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的突出特征是其历史性、批判性，它不是对现存的直接肯定，而是要在肯定性中发现否定自身的因素，从历史的合理性中发现历史的不合理性，并在实践中改造之。

【】

世界历史论文篇（8）

近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核心，并引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维方式、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变革。主要表现为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理性化三大领域。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社会发展的过程基本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实现的。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启动，之后步履维艰，至今尚未彻底完成，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经历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两大历史时期，对这一过程的命名，一般的把发生在近代史阶段的叫做近代化，把发生在现代史阶段的叫做现代化。

由于中国近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开始的，与西方欧美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呈现出许多自身的特点。

第一、阻力大，内在阻力有技术薄弱、人才不足、观念落后等。外在阻力有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破坏、本国封建因素的阻碍、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

第二、起步时缺乏内在驱动力，外在因素起主要的作用，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被动起步。

第三、经济、政治、思想三方面没有同步进行，走过了一个从经济领域起步，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不断深化的历程。

第四、主导力量多样化，先是地主官僚、封建政府，后有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是人民政府。

第五、近代史上工业领域以轻工业为主，工业化发展不平衡。

第六、历时长，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了。

二、世界历史大潮下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一）经济工业化的进程1.近代史阶段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1）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工业化起步。

第一：影响中国近代化的国际形势：此时期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英法等国为打开和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发动两次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过程中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这样被动地开始了。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对于中国既是“强盗”又是“先生”，侵略中国的同时，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第二：中国工业化起步的主要表现：【洋务工业】（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主导力量是封建政府、地主官僚；兴办目的是自强求富，维护封建统治；企业性质是总体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企业；技术设备方面依赖西方；地域分布是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最终结局破产，主要原因是只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而不改变落后的制度。客观历史作用：中国工业、教育近代化起步；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一些技术，培养了一些近代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等。

【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产生原因，主要是受资本主义侵华经济和洋务经济的影响，而不是14—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和发展。地域特色：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分布极为不平衡。发展要素：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先天不足指的是缺乏资金的原始积累、缺乏技术，后天畸形指的是发展领域主要在轻工业。

影响因素方面：受中外双重阻碍，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发展。

阶级特色：民族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晚20年左右出现，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以革命性为主。

（2）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

19世纪末，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帝国主义加紧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各国互相争夺原料产地、市场、投资场所，在此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大量侵华利益，此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频遭列强侵略，八国联军侵华表明宰割中国的联盟形成，中国完全成为依附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半殖民地。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加剧（资本输出），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腐败的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扩大税源，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甚至采取奖励实业的措施，这些都在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有利环境，使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也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传播和爱国救亡运动(和辛亥革命)。

（3）民国初年，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获得进一步发展。

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夹缝暂时变宽，再加上辛亥革命的推动，民族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

（4）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民族工业总体日益萎缩，形成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对工业的垄断。

2.现代史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

（1）过渡时期（1949-1956年）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中国，封锁和孤立中国，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并支持中国。国内形势是新中国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此阶段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成就有：①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奠定了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基础。通过一系列措施，到1952年底，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②建国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使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得以恢复与发展。

③1953年———1956年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之获得了新生，转型为社会主义经济。

④1953———1957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指导下，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初步基础。

（2）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探索，在20多年的探索中，中国工业化进程出现了曲折与挫折，但同时也必须重视这20年中经济建设的成就，20多年P3366KAOSHIYUZHAOSHENG2011.3的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基础，培养了骨干力量，提供了工作经验和历史借鉴。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欧洲和日本崛起，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促使世界经济向多极化发展。亚洲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下，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发展不均衡。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对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东欧各国也先后进行经济改革，但效果欠佳，导致经济困难。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苏联背信弃义，中苏关系的恶化破裂，限制了中国与世界科技的交流。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际上美苏争霸消长，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第三次科技革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世界更加重视科技和人才，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

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经济建设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预计20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从1992年以来，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今，世界经济进入了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注重信息化的带动作用，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强调管理方面的现代化。

（二）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制化的进程

1.政治民主化的探索与发展进程(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求民主的斗争历程)

（1）在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2）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伟大成就。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封建势力强大、资产阶级弱小妥协，资产阶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只有民国之名而没有民国之实。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

（3）1924年———1927年，国共两党进行第一次合作，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目标，共同进行国民大革命。

（4）1927年———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纲领的指导下，经历了从武装反抗反动派，到反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革命斗争。

（5）1937年———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为主的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

（6）1945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以巨大的让步换得《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是国民政府坚持内战，破坏民主和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得到健全和完善。

2.中国近现代民主法制文献

（1）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宪法，但它规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所谓宪法只是一个名誉，实质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2）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3）1914年，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实质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

（4）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大纲》，明确了新生红色政权是工农民主政权。

（5）1946年，伪国大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确认了以的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

（6）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该文件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

（7）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国家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地得到健全和完善。

一个国家实行的历史，体现了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又包含着其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三部宪法分别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这一部分的重点。

（三）思想观念的近代化（从传统儒家思想向近代民主科学思想的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近代化的过程，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也是中国思想界在认识上不断深化、不断理性与成熟的过程。它的深化与渐进过程为：器物的变化———制度的变化———思想文化的变化。其中每一阶段的国际环境与工业化的国际环境相同（参看上文）。

1.近代前期中国思想近代化的渐进历程

第一阶段器物的变化：自鸦片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从天朝上国、妄自尊大中清醒，但只认识到中国技术落后，单纯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器物，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表现为：

①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开端。

②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仁玕发表《资政新篇》，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③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观点，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维护封建统治。

第二阶段制度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技术落后，而且制度落后，需要变革。主要表现为：

①早期维新派：不仅主张要学习西方的科技，而且认为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②资产阶级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儒家传统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

③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其政治理想阐发为三民主义，主张以暴力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第三阶段思想文化的变化：

①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开始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思想观念落后，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必须清除陈腐思想观念，于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以民权、平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彻底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

②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送来了世界上最新鲜的思想空气，以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

③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理论———思想。

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2.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①从内容上看：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质是追求民主和科学。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最先进的指导思想。

②从主题上看：救亡图存是主题，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危局不断探索。

③从过程上看：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依次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

④从结果上看：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思想失去其千年不变的统治地位。新思想、新文学、新科技不断涌现。

三、从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得到的认识

（一）近代史上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不利因素：

内在因素主要有：中国封建势力强大，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封建专制统治和重农抑商思想根深蒂固，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使我国近代化缺乏先天实力、缺乏后天发展的社会条件。

外部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的长期侵略、掠夺、阻挠和破坏，使中国经济呈现出极大的殖民地性。列强侵略势力控制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并依仗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阻挠压制中国民族工业，从政治上操纵反对政府，攫取侵略特权。这一切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极其艰难。

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斗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实现近代化前提。

（二）当今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利弊条件

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世界形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更多地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出口。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面临着许多压力和挑战，主要有资金不足、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技术相对落后，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世界历史论文篇（9）

重商主义(前身是货币主义)流行于16、17世纪的英国、荷兰、法国,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8世纪。马克思把货币主义称为“现代世界的最初解释者”③,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④因为它们切中了时代问题的核心———如何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当时新兴的民族国家急需源源不断地得到能够随时调动的财力的支持,以赢得领土与商业争霸战争、维系王权权威。而那些依靠海外冒险已经发家的新兴商人阶层坐拥巨额贵金属,他们希冀来自国家权力的有力保障,为维系自身利益、攫取更多财富保驾护航。彼此所需正是对方所有,于是,双方便结成了命运共同体,重商主义就是它们各自利益交汇的绝佳体现与意识形态表达。作为政策的重商主义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即出口垄断、外化管制、贸易差额,其本质是保护财富与强权的联姻,并由此开展更大规模的贸易与掠夺,以实现财富———金银的最大化。⑤上述政策实行的效果是极其明显的,持续不断的殖民扩张与海外贸易不仅促进了西班牙、荷兰、英国的轮番崛起,而且构筑起了以西欧为中心庞大的殖民体系、世界贸易体系。沃勒斯坦之所以把16世纪定位为世界体系(世界经济)形成的时间段,正是基于以上事实。⑥就本文的论题来说,具有进步意义的关键点在于,商业资本通过这个过程真正形成了对生产活动的支配权。从理论上说,商人资本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一是因为由它带来的庞大的货币财产正是后者成长所必须的条件,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大规模购买和贸易活动,契合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要求。但是从现实性看,商人资本的发达并不自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键在于商业是否触动或改变了生产的性质,使其转向了以赚钱为目的,而不是满足消费需要。马克思说:“只有在商业支配生产本身和商人成为生产者或者生产者成为单纯商人的地方,资本才能产生。……最恰当形式的资本的产生,要以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本为前提,因而生产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大规模的商业,并且这种生产或多或少是以货币为中介。”⑦从历史进程看,聚集在重商主义旗帜下的商业资本成功地使生产目的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而打开了财富的真正源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商业资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

除掌握大量的货币资本外,大批可供使用的自由劳动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另一个前提,这两个条件都是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逐步具备的。在这个过程中商业资本的作用无可替代。对此,马克思站在人道立场揭露、谴责了其野蛮、血腥、泯灭人性的一面,指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①同时,又立足历史辩证法,充分肯定了商业、商业资本在瓦解封建生产、催生现代资本生产中的革命性作用。他说:商业资本“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②“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倍增,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宝藏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③从世界历史角度看,打破封建的经济结构实质上就是瓦解地域史、终结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同时也是开辟人类的“世界性”发展、书写世界历史生成史的过程。在这方面,商业资本发挥了历史火车头的积极作用。下面分别进行阐述。

二、商业资本在消灭地域性、建立普遍联系方面首当其冲

《共产党宣言》用形象化的语言描述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革命性作用,说他们出于扩大销路的目的,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其实,准确地说,最早一批如此忙碌的是资产阶级的先驱和前辈———新兴的商人阶层,而后才成为这个阶级的生活常态。因为在重商主义和商人阶层的心目中,金银即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为了获取金银,商人阶层倾力投身海外掠夺、对外贸易,从美洲金银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殖民扩张,到大西洋三角贸易等,处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

近代早期西欧国家那些着名的商业家族、商业民族、商业城市都是借助这种途径发达、繁荣起来的。如果进一步将上述活动置于人类交往史的大尺度考量可以发现,正是那些探险和贸易活动事实上在遥远、陌生的地区和民族之间建立起了贸易(交往)关系,在客观上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格局。人类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交往形态变迁史。“地方性”(或地域性)发展,是古代社会人类生产和交往活动突出特点,主要表现是生产和交往的范围狭小、地点孤立,分布在不同物理空间的共同体彼此平行地独自演进,缺少相互往来,对于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了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这种状况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④古代社会早期自不必言,即使到了“14世纪和15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来说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表现,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⑤就欧洲来说,交往状况也是如此。“在美洲发现之前,各个国家,甚至是欧洲,彼此还很少来往,整个说来,贸易所占的地位很不显着。只是在找到通往东印度的新航线之后和在美洲开辟了对欧洲商业民族有利的广阔活动场所之后,英国才开始越来越把贸易集中在自己手中,这就使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日益紧密地靠拢。”⑥“地理大发现”之所以值得大书特书,原因之一是它拉开了人类交往从地方性转向世界性变革的序幕,而商人阶层、商业资本则是整个事件的重要推手,同时也是随后上演的历史话剧的主角。如果说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结束了各大陆之间的彼此分割、互不往来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印度洋贸易则形成了最初的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

对此,学术界已有详细阐述,①本文不再赘述。不过,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围绕贵金属展开的。当然,人们可以说,在贵金属充当流通手段的时代,贸易繁荣在客观上自然需要扩大贵金属的供应量。可问题是,早已为

人类认知的贵金属为什么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却成了激动人心的所在,成了先后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环绕的轴心?贵金属获得如此这般的重要地位,会具有怎样的世界历史意义?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从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剖析。首先,金银即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关于当时欧洲对金银的热忱和执着,马克思形容到:“在16、17世纪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一种普遍的求金欲驱使各国人民和王公组织远征重洋的十字军去追求黄金的圣杯。”②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欧洲在经历了之前约一个世纪的停滞之后迎来了经济的复兴,贵金属的需求量随之不断增加,但是欧洲金银的存量非常有限,这样,寻找更多的黄金、白银便成为普遍的社会诉求。其深层原因则与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关,是货币职能发展到第三种职能时的必然结果。 在形式上看,求金欲(致富欲望)与一般所谓的贪欲似乎仅仅表现为对象的不同,前者是一般财富即金银,后者是特殊财富,即特定的使用价值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但是从本质上讲,它们的出现分属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贪欲的发生与满足在没有货币,即商品流通的较低阶段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它总是或多或少指向特定的消费需求。致富欲望“本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它只有在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设定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③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即贮藏货币,它以前两种规定———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为前提,在职能上又是它们的统一,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不过,贮藏货币不单单表现为手段和尺度,而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本身、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这种规定上的货币就是“财富的一般形式”、“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情形正是如此。商贸活动从黑死病和战乱所致的衰落中缓慢恢复,城市商业趋于活跃,特别是与阿拉伯人香料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这标志着整个欧洲的商品经济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的新阶段。④于是,货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贵金属被宣布为唯一的财富。诚然,作为“万物的结晶”,货币在古代便是上层社会崇拜的对象,货币第三种职能的发展也曾经出现在罗马人那里。但是,罗马人的庞大货币来自对外征服,根本不是自身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也不是流通的要素,而仅仅是贵族阶层奢侈、挥霍的对象。货币给罗马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衰落的加速。地理大发现前后的欧洲则不是这样。

一方面,求金欲的出现主要源于大规模贸易活动所需贵金属的短缺,来自大规模海外掠夺和对外贸易的金银不仅化解了短缺问题、促进了贸易发展,而且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流通的要素发挥积极作用。商贸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货币,“就是把交换价值或抽象财富、而不是把财富的任何物质要素当作决定生产的目标和推动生产的动机。”⑤于是,获得的金银便重新投入到世界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生产活动,因为在货币主义、重商主义看来,财富或货币的唯一真正源泉是世界贸易以及国民劳动中间同世界贸易直接有关的特殊部门。这样,商品流通领域便率先成为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其次,金银在开拓世界市场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美洲金银的发现不仅有效缓解了欧洲各国的货币短缺,而且迅速进入世界贸易,对近代早期世界市场的开辟具有首创之功。亚当?斯密对此已经有所分析,按照他的看法,美洲白银的大量出产和流通导致了欧洲市场、东印度市场的扩大、美洲本地新市场的开辟,进而对这些[！]区域的农业、制造业的发展以及贸易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①马克思的观点与斯密相近,在他看来,来自美洲的白银发挥了媒介物的作用,藉此得以建立起美洲、亚洲、欧洲三大洲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他说:“美洲的银作为美洲同欧洲、亚洲发生联系的手段起了重大作用,它作为商品从美洲流往欧洲,然后又作为交换手段从欧洲输往亚洲,特别是印度,并且在那里大部分以贮藏货币的形式沉淀下来。”②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角色和作用有所不同:起初作为商品从美洲被贩卖至欧洲,而后欧洲人又将其作为交换手段,购买来自亚洲、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包括奢侈品,最后,白银在亚洲则被作为财富贮藏起来。

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至于此,他超越斯密之处在于进一步讨论了货币发挥上述历史作用的深层原因。有三点值得关注:(1)货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世界铸币的作用。执行铸币职能的货币通常具有特殊的民族形式,当货币在国家交往中充当的交换手段时,实际上也在执行铸币的职能。此时,金属含量是为其估价的唯一标准,铸币的民族形式如花纹、形状等无足轻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国际交换手段的货币(金银)就是世界铸币、世界货币,它不再是货币的特殊形式,只是货币作为货币的一种应用,所以,它并不像各国的铸币那样进行循环运动,而是作为可以满足致富欲的使用价值,单方面地建立起买者一方与卖者一方之间的联系。“由于这种性质,金银在开辟世界市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美洲的银从西方流到东方,从近代开始起,一方面美洲和欧洲之间保持金融联系,另一方面美洲和亚洲之间、欧洲和亚洲之间发生金属联系……在这里,形式同货币充当商品,充当在一切地方通行的商品即普通商品的职能直接相重合。”③(2)“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这一特性使它可以不分地区、种族、宗教、国家地通行于世界各个角落,直接完成不同共同体或国家之间的社会物质变换。因为,金银是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它不仅代表价值,而且它本身就是价值,是在一切地方都保持财富性质的普遍商品、“抽象的纯社会的使用价值”。

古人对货币世界性特性早有认识,古希腊戏剧家阿泰那奥斯就发出惊叹:“他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是个富翁。”同样地,金银的上述特性引起在16世纪西欧国家和创建中的政治经济学的极大兴趣。货币主义径直把财富等同于金银,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各个共同体的权力的尺度。”④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蒙塔纳里称货币“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他说:“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⑤(3)货币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对出产国来说,金银成为供不应求的商品,使这些区域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交往和生产逐步发展起来,对输入国来说,金银则是促进贸易、生产趋于活跃、繁荣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说:“到各地区追逐黄金使一些地区被发现,使新的国家形成;首先使卷入流通的商品的范围扩大,这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遥远的大陆卷入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作为财富一般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也是一种双重手段,它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它在物质上和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⑥

三、商业资本迈出瓦解共同体的自然性、人的依赖性的第一步

前现代社会“地方性发展”的格局主要源于共同体的自然依赖性、自然规定性,由此形成“对自然的崇拜”,而“对自然的崇拜”反过来又导致古代共同体发展的“地方性”。这是人与自然关系与人与人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性在古代社会的具体表现,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共同体的经济活动始终以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到处建立联系的商业资本不仅率先打破了“地方性发展”格局,而且对消除古代社会“对自然的崇拜”、推动建立现代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克思说;“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①首先,商人资本的发展动摇了古代共同体自然规定性的根基。就像婴儿无法脱离母亲的怀抱一样,前现代社会与大自然保持着一种脐带般的联系。一方面,劳动者与土地保持着一种天然的统一关系。土地是劳动最主要的客观条件,劳动者则把土地看作“自身的无机存在”。②另一方面,劳动者个人与共同体保持着天然统一的关系,个人离开共同体独立生存就像没有共同生活和彼此交谈而产生语言一

样,是不可思议的。 上述状况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土地成为共同体最重要的财产,它与农业一道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手工业只是补充性的生产形式;经济活动的目的均是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货币)。当然,劳动者也可能从事剩余劳动,以便为自己换取他人的剩余产品,不过,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获得财富,而是为了维系生产者个人、家庭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手工业、商业较之以往相对活跃,“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③使用价值的目的导向巩固了古代共同体的自然性,决定着生产的有限性、封闭性,进而造成生产的地方性。在这种生产下,生产的东西并不多于人的直接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流通对于需要的满足并不是性命攸关、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产品的生产、需要的满足主要在共同体的范围内进行,通过直接的物-物交换,或者使用价值与活劳动(服务、劳役等)的交换来实现。虽然存在商品交换,但是“交换只涉及剩余生产和剩余产品,决不涉及全部生产和产品”,④交换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换取使用价值。既然生产并不特别仰仗商品流通、市场交换,自然也就没有扩大流通范围、市场空间的冲动和热情,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便集中于农业、手工业这些可以提供使用价值的领域,无形中对交换、流通形成一种遏制。古代社会摆脱自然依赖性的历史进程由商业资本首先策动,这是由商业资本的性质决定的。不同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W—W或W—G—W)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商业资本的运动G—W—G’以交换价值为中轴,追求的是货币的不断增加。显然,后者与古代生产的性质根本相异,它的发展势必将生产引向另一个方向。

马克思说:“商业对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⑤大体说来,商业资本发挥反作用的路径主要是:经由商品贸易改变共同体的需求结构、产品性质,进而影响其经济活动的目的,使之从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越来越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事实上,自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后商人阶层产生以来,商业活动、商人资本的上述作用就始终存在着。职业商人或商业民族如犹太人作为中介人,在不同的生产者、共同体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对于从事生产的民族或共同体来说,这种交换活动是被动的,因为“推动它从事设定交换价值的活动的动力来自外面,不是来自它的生产的内部结构。”⑥即便如此,经常化的贸易往来带来的需求的变化不断地影响或改变着生产本身,使之呈现新的面貌和特点。“最初,对生产的影响较多来自物质方面。需求的范围不断扩大;满足新的需求已成为目的,因而生产就更有规则性并且扩大。本地生产的组织本身已经被流通和交换改变了。”①其次,商业资本的发展瓦解人的依赖关系,代之以商品货币关系。与旧经济关系的解体同步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人的依赖关系的瓦解。

在欧洲中世纪,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是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②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③随着传统生产在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愈来愈具有交换价值的性质,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内涵悄然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和消费渐渐纳入了商品、货币关系中,产品不再用于直接消费,而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农民、农奴从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变成了交换价值的提供者,地主则成了资本家的前身,忙于把自己的谷物、畜牲等去交换来自他乡的使用价值,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挥霍掉,“在他心目中,货币财富把他的收入的交换价值的意义提高了。在他的那些已成为半资本家(但仍处在非常隐蔽的形式下)的佃租者那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④这样,货币便成了地主与农民、封建主和臣仆之间关系的新媒介,人的依赖关系被置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货币变成他们之间的唯一的物的联系,直截了当的货币本身。同地主相对立的农民,已经不再是提供农产品和农业劳动的农民,而是货币所有者;因为直接的使用价值通过出卖而转让出去,借助于社会过程取得了无差别的形式。而另一方面,地主已经不再把农民当作特殊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笨拙的个人,而是当作这样的个人,他的产品,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货币,同任何其他人的产品没有区别。”⑤瓦解人的依赖关系的另一个推动力量来自封建政权。

如前所述,货币(金银)是近代欧洲社会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在这种背景下,封建君主对财富的理解不再是传统的实物形态的财富,而是锁定为货币形式的财富即“一般财富”。后者的优点是彻底摆脱了实物财富的地方性、自然性,能够在需要的时候“直接转化为任何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⑥所以,对他们来说,货币就是可以随时可供调动和使用的一般权力、巩固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强大物质力量。为此,封建君主对外通过支持、参与海外探险和对外贸易获取货币,对内则动用自身权力强制改变税赋形式,将原来的实物租和封建贡赋一律改为货币税。税赋形式的改变表面上增强了君力,但是其结果实质上适得其反。一方面,用货币贡赋取代封建贡赋,等于用官方的形式宣布地主与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货币欲的不断膨胀进一步使得社会关系从原来富有人彩的多样化的社会结合转向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加速了人身依附和古代共同体的瓦解。马克思说:“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⑦如前所述,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其第三种职能得到发展之后的事情,而第三种职能的前提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发展。不难发现,这里蕴含着商品经济演变的一种内在逻辑。大体来说,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作为货币的基本职能表征着商品经济的初始发展,第三种职能则意味着商业和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阶段,自然,此时的商品货币关系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准。马克思之所以说货币是一个“现实的共同体”,一方面因为它取代了土地、血缘、臣属关系等这些古代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依靠,成为“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另一方面因为货币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个人孤立行为所致,它“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①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其中不仅包括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无数买家、卖家,以及众多的生产者、转运者、高利贷商人,而且包括这些活动所需的社会组织、制度规范。如果说前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构成社会的基础,那么后一方面则是交往方式和交往原则的巨大变革。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②

世界历史论文篇（10）

( 一) 世界文化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是这样描述的: 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生产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提出的世界文学，是指跨地域的民族之间，在艺术、科学、政治等上层建筑相互交织，形成的全球化的文化体系。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看法，根据其世界历史理论，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世界文化形成以经济的世界化为基础，它伴随着经济、商品、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世界化，经济的世界化造就了文化的世界化。第二，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本民族内部自给自足、封闭独立的状态，被各民族之间互相往来与互相依赖所取代。第三，世界文化与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系统与要素的关系。每个民族独有的文化，都是形成世界文化的重要动因，在世界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有特殊贡献，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 二) 世界文化的形成是不同主体追逐利益的媒介。一是资产阶级对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主导力量，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伴随着生产、消费世界化同时进行的是资产阶级利用一切野蛮、粗暴的手段在各国民族和地区推行自己所标榜的文明，旨在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身于死地的武器; 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无产者们想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必须向世界宣传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通过暴力将资产阶级政权彻底推翻，从而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

二是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具有外交职能。国家之间的外交在利益共赢的同时总是伴随着利益的冲突，这也使得国家在相互合作的同时，存在着彼此竞争的关系，这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全球化朝着多元化发展。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文化的较量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因此，只有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提升文化竞争力，才能在文化全球化中获得强有力的发言权。

二、世界文化背景给中国文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 一) 世界文化背景给中国文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在当今世界文化背景下，各国的先进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共享，中国文化发展无论从吸收、借鉴国外先进文化方面，还是从对外展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方面都面临着良好的机遇。从国外文化走进来的角度看，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底蕴存在差异性，互有优势，各有千秋，在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要吸取精华，使其为中国的文化创新提供新渠道、新方向。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要多运用交通、媒体、互联网等信息载体，接收各国优秀的文化信息，引用先进的教育机制、借鉴严谨的法律制度等文化精华，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持续供给新鲜的养分。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角度看，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政治、经济以外，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中国如果想在文化竞争中争得立足之地，就要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传播出去，使世界接受中国文化，接受中国，进而彰显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儒家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儒家思想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高尚品德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 二) 世界文化背景给中国文化发展带来的挑战。

1. 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习俗的消融。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西方节日走进中国民众的生活中，愚人节、圣诞节、情人节等，越来越成为中国民众注重的特殊节日，中国的传统节日热潮逐渐被淡化。肯德基、麦当劳等食品相比于中国的传统美食，更加吸引着中国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中国房屋建筑逐渐西方化，小洋楼逐渐成为建筑楼房的新模式。日系、韩流、欧美风成为美发、时装等时尚服务行业的主流，这些外来的主流元素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元素。

2. 外来文化引发中国的社会动荡。伴随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市场，力争与世界接轨。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使用文化输出战略，运用文化渗透、侵略的和平演变方式，以达到摧毁中国的目的。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在中国的哲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持续传播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道德准则。由此，引起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巨大的思想动荡。

三、世界文化环境下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的策略

世界历史论文篇（11）

20世纪初,“欧洲中心史观”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之所以开始动摇,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两个主要原因也成为比较文化形态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一,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感到忧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动摇了“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其二,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缜密,促使史学家不仅要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批判的思辨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奠基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着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the West)。该着作1911年开始构思,当第1卷于1918年出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1922年出版了第1、2卷合订本),西方文明的种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斯宾格勒在该书中否定他所称之为西方研究世界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即对那种将西欧的土地“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并选定它“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当作中心的太阳”的历史观念给以批判,指出这是在制造“‘世界历史’的幻景”;他认为“‘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不是选定的某一部分”[3],反对以西欧历史的三分法“古代—中古—近代”为基本框架来编排历史。同时,他又带着宿命论的色彩,开始把世界历史看作是8种文化(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他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其他文化都已衰亡,西方文化也在没落。①随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在其12卷的巨着《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是“文明”,并通过对近6000年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着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文化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②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指汤因比———笔者按)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4]文明形态史观对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影响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一,为“全球史观”奠定基础。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汤因比“提醒那些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的历史学家,使他们认识到需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4]从而为“全球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二,以文明为单位研究和撰写历史。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史为开端,文化形态史观也逐渐发展为“文明多元论”,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③其三,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文明囊括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伟大成果,所以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全球的宏观视野,还是对每一种文明的具体研究,都需要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于是,在历史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同时,在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

(二)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鲁滨逊的“新史学”

在对实证的传统史学的批评中,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起改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年鉴学派的诞生。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是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类的科学”;“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①。在年鉴学派看来,正是由于史学以历史中的人为其对象,史学便能够也应当以史学为基础并全面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研究路径。因此,年鉴学派主张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提倡通过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联合来打破传统的史学模式。于是,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史等都成为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也正是在既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又主张打破学科界限的主张下,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地、整体地研究历史,正如布洛赫所说:“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写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②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和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史的观念,并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③20世纪初,美国也兴起了一个“新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和代表着作是1911年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出版的《新史学》(TheNew History)一书。该书是鲁滨逊的论文和讲演的汇编,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鲁滨逊反对只偏重研究政治史,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凡从古到今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发明等都应包括在内;反对只讲大人物和大事件,主张研究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用综合的观点揭示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以展示人类逐渐走向进步的历程,等等。“新史学”在美国影响很大,并通过中国的留 学生介绍到中国④,影响到中国的世界历史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取得重大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随着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通讯联络四通八达,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历史研究也不断进步。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⑤全球史观应运而生。

(三)全球史观

什么是全球史观,学术界并无定义,但是可以从一些史家的论述中看到他们眼中的全球史观。一般认为,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提出以“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他在1955年出版的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中,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①。1978年他组织编写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论述历史的旧观点,从宏观阐述自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人类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避免了事件的堆砌和割裂。”②他在1978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Histo-ry)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③爱德华·H.卡尔也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也只有在今天,才第一次有可能想象整个世界包括着在十足的意义下真正进入了历史的人民,包括着不再是殖民地行政长官或人类学家所关心的、而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各族人民。这是我们的历史概念的一次革命。”[1](163)于是,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70—80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叙述与编写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整体历史的时代。以下是几本可视为以全球史观撰写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着作,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早在1920年,英国作家(非职业历史学家)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就出版了简明世界通史读本《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论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起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横跨五大洲的世界历史。作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批判,作者深切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批评过去的欧洲历史学者“严重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决心在自己的着作中不再“局限于西方世界”,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④该书的盛行(据说每个说英语的家庭都有一本),客观上形成了对西欧中心论的一大冲击。⑤1963年,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出版了《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The Rise of the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该书采用了从古至今的叙事史体例,被西方史学界认为是专业历史学家写出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在该书的基础上,1967年麦克尼尔出版了更为简要的《世界史》(A World History)。⑥美国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1913—2004)于1966年和1971年分别出版了《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 World since 1500:A GlobalHistory)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 World to 1500:A Global History)。作者认为:他这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世界历史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世界历史要探究的是“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①美国学者、被称为西方“新左派”的伊曼纽尔·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以“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其世界历史观念,1974—2011年陆续出版了4卷本《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作者从全球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16世纪开始于西北欧为中心形成的“世界性经济体系”)出现的,并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他还引入“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和边缘的历史。②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这些世界历史着作的研究与编纂体系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它们都显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今天,全球史观在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通史的编纂理论和实践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史观也对中国的世界通史研究和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世界史教学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20世纪兰克学派传入中国,一些人把它概括为“史料即史学”。例如,历史学家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就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让史料本身说话,即他所说的“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这里颇有兰克主张的味道。尽管这种观点有点过于绝对,但是他的“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一分资料出一分货,十分资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主张,以及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原则,③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编写也产生了影响。早在1925—1926年,陈衡哲(1890—1976)就出版了高中教科书《西洋史》,沿着上古—中古—近世的线索,叙述了上起地球和生物的起源,下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历史。尽管作者表示要以多元史观解释历史现象,但她认为自己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作者虽然“叙次西洋史迹,又时与中国有关内容加以联系。”④1934年何炳松出版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上下册),从人类文化起源一直写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该书虽然多参考西方学术成果,但作者反对西欧中心论,表示自己的立场与西方学者不同:“我们试看寻常所谓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西欧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系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附和欧洲史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因此,着者很想在本书中有一种新的立场,把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活动和贡献的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①因此, 该书在论述文化起源时从亚洲讲起。何先生接受20世纪上半期美国出现的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观点,在教材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历史教科书只关注帝王将相少数人活动和偏重政治史的现象,大大扩充了选材范围,以较多的章节叙述文化与社会生活。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该书在前言中就说明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他强调世界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应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迭理论来划分世界历史的时代。另外,周谷城还认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故叙述时,力求避免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的关系”。②这一看法,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尤其具有启发意义。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有了很大进步,也一度受到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解读的较大影响。这种解读,突出反映在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陆续出版的13卷本《世界通史》的编纂体例中。④该书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排列起来,形成了苏联的世界通史体例。然而,该书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而且过于强调苏联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套《世界通史》对新中国的世界史教育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1962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4卷本《世界通史》,即现在人们简称为“周吴本”的世界通史教材。这套教材,同样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⑤。同时,人们也能够明显地看到它较严重地受到苏联《世界通史》的影响,在世界史的体系方面,没能有更多的创造和突破,而且缺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世界史发展

随着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的世界史学界也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当人们重读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论述时,就发现他们在论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不仅注意到社会形态的变化,也注意到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从而对作为唯物史观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有了新的认识。从社会发展形态的演变来看,马克思在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5]从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来看,甚至早于上述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形态演变和世界历史形成的论述,以及物质生产是社会形态变化和世界历史形成的共同的推动力量的论断,鲜明而深刻地批判并突破了西欧中心论,是世界史观的一次重大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学科应该研究的对象提出了新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述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②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吴先生强调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认为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而这两方面的发展互动,就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7]可以看到,这种对世界历史本体论的新认识,与世界上已经流行的全球史观的发展虽然并不完全同步,但基本上是同向进行的。根据这种新认识,吴于廑和齐世荣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6卷本《世界史》(古代史编2卷、近代史编2卷,现代史编2卷),被简称为“吴齐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1—1994年出版。这部200多万字篇幅的世界通史,突破了以往国内外世界通史的编撰模式,尤其是突破了苏联学者所编世界通史的模式,以包括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构世界史的宏观体系;同时借鉴当代史学理论和方法,以中国人的思辨,探索自人类起源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长河的源流及其走向,考察世界如何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全球的视角,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进行重新划分:人类产生至15世纪末为古代史,16—19世纪末为近代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为现代史。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期从历史实际出发,与原先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二,力求避免重蹈国别史汇编的旧体系,采取纵横交织的编撰体系和纵横比较的写作方法,抓住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密不可分这一关键环节,注意揭示纵向的重大历史现象对横向发展的制约,以及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第三,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不仅阐释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国各民族内部的暴力冲突和阶级斗争在打破其分散闭塞局面,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而且注重深入探讨人类和平交往和思想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第四,创造性地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中,以有限的篇幅简述中国历代兴替的基本脉络,重点发掘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大史实及其意义,并从中外历史的比较中确立中国在世界史上应有的地位,从而勾勒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①至2013年,该教材已经发行上百万册,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世界通史教材。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80年代异军突起。②他主张“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并认为“现代化史学是关于现代世界的变革与发展进程的整体和分体研究的史学”,③因此也被称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④。90年代他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着作,将“现代化史观”具体实践,成为中国现代化史学的开拓者。

三、进入21世纪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全球史的兴起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