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社会论文大全11篇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1）

基金项目：2011年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专项课题“基于大学生社会化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项目负责人：成祖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7月18日

大学校园是大学生最主要的活动场所，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校园文化的内涵在本质上是特定社会要求和社会影响在校园环境内的反映与折射，因而能够为大学生在校园与社会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从而发挥校园文化在大学生社会化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大学生社会化也对校园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能动作用。因此，研究高校校园文化与大学生社会化的互动，有助于我们在大学生社会化视域下对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研究。

一、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大学生社会化是大学生在中学阶段社会化的基础上，以校园文化为依托，通过进一步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技能，不断融入社会、适应社会、服务社会，从而使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大学生个性得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在这里，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一，校园文化引导大学生社会化的方向。方向问题决定着大学生“合社会性”发展的成功与否，在根本上决定着大学生社会化的成败。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化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全球范围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将是长期和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从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看，我国正处在一个大改革、大调整、大发展和大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种种复杂情况。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社会意识出现多样化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正在丰富着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也有所滋长，甚至出现了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观点。在这种状况下，大学生社会化的进程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环境，如果不能正确地引导方向，就可能使他们迷失于种种的现实冲突和困惑之中。因此，校园文化作为大学生社会化的根本依托，其建设方向和价值取向直接决定了大学生社会化的方向。

第二，校园文化影响着大学生社会化的效果。大学阶段是个体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大学生的社会化，要在以往社会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以下任务：一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并将其内化为个体的精神本质，构建主体中具有本质力量的精神世界，实现个体精神境界和内在本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科学技术和科技伦理的学习，掌握并合乎道德地运用科学技术，实现个体在科学技术运用上的“合社会性”，实现个体素质在现代科技社会中“合社会性”的发展；三是在个体利益追求与对社会的适应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发展个体的综合素质；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校园文化的价值，从本质上讲，是指它对人的发展的效用和意义。所以，校园文化能进一步增强大学生完成上述社会化任务的效果。

第三，校园文化能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价值追求的最高目标，校园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总体上是学生的价值追求的反映。即，校园文化是高校以学生为本管理的最高层次。因此，从学生价值追求的目标来看，校园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手段，同时也是人类最高追求——“真、善、美”的一种载体，是人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种形式，校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学生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的价值受制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他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校园文化功能的实现过程即校园文化作用于大学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使学生的价值不断升值或增值的过程。可见，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校园文化有着内在的天然联系，校园文化的价值追求与社会进步发展的需求以及大学生的和谐发展是完全统一的。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就是增强大学生的主体本性的现实性，增强大学生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大学生生活方式和发展目标的全面实现，促进大学生的社会化，最终实现大学生个体的人的价值的提升。

二、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建设的要求

第一，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围绕着大学生社会化展开。校园文化作为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大学生社会化中，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目前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存在偏向、内涵贫乏、特色不明显等等，不能很好地促进新时期的大学生社会化。因此，新时期的校园文化建设，必须要同大学生社会化结合起来，必须为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做出贡献，必须围绕着大学生社会化的全过程展开建设。

第二，将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与大学生社会化目标相统一。大学生社会化的目标就是，促进大学生全面自由地发展，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校园文化建设在内容的选择与安排上必须与大学生社会化的目标相结合，必须根据大学生社会化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有目的地选择恰当的校园文化内容。但在实践中，我们往往忽视了大学生社会化的内容，只是就校园文化研究校园文化，没有更好地做到提高大学生的生活技能，在培养大学生完美的人格和社会角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等方面效果不明显。

第三，将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与大学生社会化不同阶段的特点相统一。从宏观上看，大学生社会化可分为基本社会化、继续社会化两个阶段，大学阶段的社会化是基本社会化阶段的一个环节，继续社会化是大学生毕业后为适应社会角色的变化而继续学习社会知识、社会规范和重新确立价值观念的阶段。从微观上看，大学阶段的社会化可分为低年级阶段（大一）、中年级阶段（大二、大三）和高年级阶段（大四）三个不同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均有所不同。校园文化内容的选择必须与大学生社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相结合才能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思想观念十分活跃，发展变化极快，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者必须从不同年级学生的心理特征出发，针对实际问题，选择合理的校园文化内容，这才是促进大学生社会化与健康发展、防止社会化工作失败的保证。

三、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能够提供给大学生的参与机会和物质条件越来越好，而这会更进一步促进大学生自身的发展。但是，大学生从来就不满足于现实的客观存在。因此，大学生必然要以自己的发展方式来表现和宣示自己，而这种展现方式正是校园文化。实际上，大学生总是以自己的方式能动地作用于校园文化，引导和推进校园文化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主要表现为创造、选择、接受和传播作用。

第一，创造作用：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主体建构。大学生正值人生中精力旺盛的时期，具有很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他们想象力丰富，理解能力强，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大学生的这些创造能力的发展为促进校园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且，大学生不迷信权威，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敢想前人不敢想的东西，敢干前人不敢干的事情。他们不仅在科学、艺术活动中创造出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改革创新，带头破除陈规旧习，倡导新思想、新观念，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因此，当代大学生在推动社会进步和自身发展的同时，必然会使这种发展以校园文化的形态表现出来，从而以自己主体性的思考和认知推动校园文化的科学建构。

第二，选择作用：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内在觉醒。虽然大学生自身的发展为校园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基础和条件，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社会为大学生社会化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条件，校园文化就一定能够获得进步与发展。从校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来看，校园文化之所以能产生，除了社会所提供的客观物质条件外，还需要大学生对反映自身思维与存在方式的各种意识形式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和吸纳。也就是说，大学生要对符合其群体价值的思想意识、政治观念、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进行判断和摘取。显然，大学生对校园文化的选择是在大学生社会化以及大学生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的。如果没有大学生自身发展这一客观物质基础，这种选择将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种选择能力也反映了大学生的自我觉醒和主体性成熟的程度。

第三，接受作用：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自主响应。社会化过程中的大学生总是对现存的事物表现出不满足的态度和冲破既存现实的愿望，他们对“现存的就是合理的”总是不愿意坦然接受。因此，会自动打开思想自由飞翔的大门，坦然接受外来新鲜空气的心灵孕育，使自己的思想观念总是保持在探寻未来真理与前沿领域的激活状态，从容吸纳和坦然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并将之融入到自身所创造的文化领地之中，从而使校园文化总是能够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保持着一定的生命力。大学生的这种不满足精神不仅反映了他们对自身发展的自觉追求，而且也表现了他们对校园文化发展的自主响应。

第四，传播作用：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现实应答。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对相关的事物产生影响并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大学生社会化也不例外。就其对校园文化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来说，大学生自身的发展必然要求这种能够证明和宣示自己存在方式和思想维度的意识形式能够被社会所接纳和认可，并能够参与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使现存的社会制度与秩序能够得到改变，进而使自身作为一个群体能获得相应的地位而不再是边缘人。因此，作为对现实社会环境的应答，大学生必然会通过自身的发展使校园文化得以迅速传播而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使这种反映自身意图和理念的意识形式对社会变革起到影响作用。

因此，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校园文化与大学生社会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校园文化促进了大学生社会化进程，而大学生社会化反过来也促进了校园文化的发展，二者在互动中共同发展与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1]贝静红.耦合性：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社会化的有效互动[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4.

[2]成祖松.大学生社会化的概念框架研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22.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4）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教育学领域，图书馆学领域和商业领域，信息素养已成为热点研究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机构开始重视信息素养，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信息素养研究计划、示范项目及实践。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素养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逐渐朝着标准化、合作化及网络化等成熟的方向发展。信息素养课程已经被广泛应用，尤其图书馆的相关基础课程在正式的学习环境中仍然更受欢迎，但对绝大多数的信息素养课程和研究，仍将信息素养解释为一种技能和能力。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同的信息素养研究视角，尤其关注特定情况下使用信息经验的研究正持续增长。

信息素养要能够反映和提高人们在日益广泛、复杂的环境中使用信息进行学习的经验。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两个关键的研究路线，分别为现象描述分析学和社会文化理论，它们与传统的以技能和能力为基础的信息素养研究路线形成了对比。在ALJ2000的文章中提出，信息素养没有自己的生命，它与经验化的背景（context）紧密相连的[1]。

笔者在清华同方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社会文化”或“实践理论”、“信息素养”以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并未检索到相关文献。以“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检索到2篇文献，其中曾庆霞在《现象描述分析学及其在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的应用》[2]一文中，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方法从学生角度分析和描述信息素养，了解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旨在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该文将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应用于课程的计划阶段及课程的内容的改进，并没有涉及如何将该方法用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教学过程的设计。根据文献检索结果，以本文所述两种理论视角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研究在国内还是很新的课题。

1社会与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以Schatzki（2002）的场所本体论为理论基础，说明信息素养是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实践，该理论认为使具有信息素养及推进信息素养的实践过程的构建将取决于：实践理解（知道如何进行信息检索等操作）、规则（指出事情做法以及重点的明确规定）和目的性成分（与任务相关首要的目标、应对状态和情感）等[3]。信息素养应被视为存在于其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实践，分析单元不应为信息技术，而是发展信息技术场所的社会文化渊源。社会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场所本体论与实践论。

1.1理论概述

1.1.1场所本体论（Site ontology）

本体论是人对于世界现实的认知。场所本体论主要观点认为：社会生活是在一定场所（背景或社会领域）中形成的，实践与安排在其中相互交织、存在演进。背景是由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暂时性和目的性特征组成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演变与其所产生的背景相联系；社会生活的中心要素是有组织的人类集体活动，而非个人及其思想状态，社会生活由人的活动安排组成，通过行为与目的性统一，这一统一正是实践的特征。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信息是“能引发变化的任何变化”[3]，这种变化可以是思想的、社会的或物质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组合。如果信息要引发变化，必须从社会生活背景的视角来理解它。知识不是独立于社会领域之外的，而是被实践（包括信息实践）带入特定社会场所，揭示文化和物质的本质关系，即Barad认为的“知识总是出自某处的一种看法”[3]。

1.1.2实践（practice）理论

场所本体论哲学兴趣在于了解社会生活是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和演进的。实践不是个人产物，而被视为场所产物。信息素养作为一种分散性实践，是某些更广的综合性实践中与信息相关的活动的集合，分散于如学习、教学或办公等一些综合实践中。信息素养实践以其他实践的表现方式被场所中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特征所形成，所以不同环境中作为分散性实践的信息素养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实践理论强调：知识具有相关性，因而需要通过对话、实践或者特定的工具，来构建与获取；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的轨迹，形成在时间、空间和背景中；对实践的理解不仅仅要关注内化过程，更要理解具体行为表现的经验性本质[4]。

1.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社会文化理论要求人们考虑背景因素，理解信息素养及其相关活动是如何产生的；使人们探索，发现、理解支持这些活动的安排；使人们对实践安排展开更加广阔的探索，理解它对信息的促进或限制作用。随着关注点从个人转向集体，场所本体论和实践理论有助于发现新的方式，以研究人群、信息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促进或抑制的。

社会文化理论体现了构建主义理论思路，描述学习被嵌入到社会活动中以及发生在一个学习者与其他人物、物体和事件进行互动的合作环境中。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信息素养的教育，注重在信息素养教学阶段的合作与协商，教学内容的语境化及信息的相互作用。Li Wang（2011）将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Auckland大学四年制本科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构建，主要是通过教学前的问卷、访谈，信息素养教学实施与评价阶段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来实现的[4]。

2现象描述分析学

现象描述分析学研究、观察人们在他们所处的世界中如何学习和学到什么，以探索学习的过程、加强经验的特性。现象描述分析学是以人们对现象所作出的描述（对周围世界的经验）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描述进行研究与分类，进而研究人们在经历现象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实质性差别的各种观念[2]。

2.1理论概述

现象描述分析学主要有以下观点：（1）世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世界是客观世界；第二层次世界是人类所特有的对第一层次的世界的看法。第一层视角中学习是将特殊主题、已经形成的观念和原则转移至学习者的头脑中，第二层视角中关注于学生如何与他们被教予的内容相联系，如何使用他们已经具有的知识，这个视角中，学习包括学习者与世界关系的经验，反映了人们对学习过程重要方面的解释。（2）人们对同一现象的各种描述可以归结为有限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描述之间有质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观念。（3）为了识别观念的描述（现象如何被经验化的、观念化水平）的变化，既要根据描述类型的共同关键特征，又要能根据区别类型的特点（对现象解释的变化）来理解类型。（4）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情境与学习的内容这三者与进行学习的人是不能分离的。

现象描述分析学认为经验是人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该方法应用于信息素养教育侧重于研究人们对信息利用的经验以及反映该经验的观念。Christine Bruce（1997）最早开始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关系的研究，强调以学习的视角对信息素养经验的整体评估，而不是评估与信息检索实践相联系的、可度量的属性与技术。Bruce采用Marton的观点定义学习，“人们现实世界观察、体验、理解、观念化方式的质的改变，而不是人们获取知识量的改变[6]。在Bruce提出“信息素养的七张面孔”模型中，Bruce以教育者的视角探讨信息素养的观念，认为“通过人们经验的各种方式即他们的观念来描述信息素养，通过人的观点学习信息素养，是迈向信息素养的相关视野的第一步”[6]。Bruce的研究引发了信息素养教育实践基础的改变，即从与传统图书馆相关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评估转变到信息素养相关模型反映方法的应用[7]。

现象描述分析学中的个人与世界关系体现了内在联系的主客体关系，相关的信息素养模型（见表1）将信息作为客体，揭示了主体（人）与信息内在关系的变化，源于该关系的类型的描述反映了主观对信息的感知和对信息素养经验的理解。

Bruce（2006）等人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视角设计了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对主体与信息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7]。6个框架分别为：内容框架、能力框架、学会学习框架、个人关联框架、社会影响框架、关系框架。其中内容框架、能力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外在――客观形式，该形式将经验化的信息作为外在环境的一部分；其余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主观――内在形式，该形式信息是可以被学习者理解、思考以及内化的。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在信息素养的背景下探讨了学习者与信息之间的动态关系，其概念可以应用到任何特定主题场景中。

2.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基于现象描述分析学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开发，应侧重于主体的信息观念化，并建立在由Bruce提出以下原则基础之上：（1）学习是观念的变化；（2）学习有内容和过程；（3）学习是学习者与学习主题之间的一种关系；（4）提升学习就是关于理解学习者的视角[6]。信息素养教学要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并注重学习者信息的观念化、内化及其同利用的关系，要使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可转化到学习者的学术、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其他部分。

Bruce（2008）提出基于信息的学习（informed learning）概念，突出了现象描述分析学对信息素养教育的价值。Carlos Argüelles（2012）应用现象描述分析学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设计，提出了由准备、计划、实施与评价4个阶段构成的护理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将信息素养引入护理课程，并关注于信息观念化，而观念化理解则取决于护士信息利用的经验。该模式是一个从新手专家的连续过程，使学生在复杂的方式下有能力使用和理解信息，并将给他们在其工作环境中（学习情境）中提供学术优势，使他们成为终身的学习者[8]。

3总结

综上所述，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相同点为都重视学习者所处环境在信息素养教学中的作用及学习者使用信息经验研究，两种理论不同点在于：现象描述分析学关注于经验的变化，而社会与文化理论关注于对经验的共建，即人们如何将他们的经验的意义达成一致。

目前在一些国家，源于对信息使用和学习之间关系的兴趣，信息和信息使用的经验已经成为在信息素养研究和实践中重要部分，相关研究说明了通过研究信息经验来获得认知和人们参与信息环境的重要性。信息素养教育者需要继续发展对信息经验的理解、构建其理论框架，来推动信息素养的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1]Bruce Christine S.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s and research：reflections on“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s and research：An international review by Christine Bruce”.2000[J].The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2011，60（4）：334-338.

[2]曾庆霞.现象描述分析学及其在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的应用[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34（7）：22-25.

[3]Annemaree Lloyd.Fram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information practice：site ontology and practice theory[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2010，66（2）：245-258.

[4]Reckwitz，A.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theorizing.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002，5（2）：243-263.

[5]Li WangAn.information literacy integr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J].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2011，39（4）：703-720.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3）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陆定一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4）

在其《从跨文化角度看中国外语教学改革：中国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现状调查》一文的摘要中，张红玲首先提到：“……结果表明，(在中国)文化教学至今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不仅从属于语言教学．而且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这一现状不仅使学生对外国文化缺乏了解，而且直接影响外语教学的整体改革。”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国际间交往的频繁增加、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中国加入WTO，我国对于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人才的需求日益突出、更加迫切。而近十几年来在我国(尤其是中学)开始流行的交际教学法也强调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和使用功能，这就要求外语教师在教学思想和实践上都进行相应的转变，与此密切相关的则是教学中语言与文化关系。

1文化的内涵

文化人类学家给文化下过很多定义。l9世纪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E·B·Talyor)，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说：“文化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余社会上学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2olt~纪50年代美国的两位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鲁克洪也分别是从哲学、艺术、教育、心理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和生物学等不同角度给出了百余个定义。“文化”概念的外延漫无边际，而且文化本身也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不仅如此，就是在对文化进行区别和划分的时候，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

最为常见的说法就是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也有人把它称为是大文化和小文化。技术、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等都可以认为是属于广义文化的领域。狭义的文化是产生于人类行动但又独立于这些的客观存在的符号系统。此外，文化还有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的区分。显性文化寓于文字和事实所构成的规律之中，它可以经过耳濡目染的证实直接总结出来。隐性文化却是一种二级抽象，隐性文化由纯粹的形式构成，而显性文化既有内容又有结构。申小龙认为，文化的辐射范围甚广，包罗万象，大则如宇宙观、时空观、人生观、价值观；小则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一切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等级观念、道德范畴等等，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2文化的内容

既然文化对外语能力的获得和提高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外语教师应该注重学生那些文化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呢?对文化的划分上，申小龙认为这些文化因素包括“习俗文化因素”、“概念文化因素”和“思维文化因素”。“习俗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其人际交往中所遵循的惯例。本族语者习以为常的风俗习惯，外族人如果不习惯，会感到别扭，严重时会产生“文化休克”(cultuershock)。汉语中的“请”频率很高，所以人们往往认为“请”相当于英语中的Please。但在某些场会却不宜用英语Please，比如让别人先进门或先E车时，不说please，一般都说Afteryou。(初学英语的人常用Yougoifrst，这是不对的。)在餐桌上请人吃饭、吃菜或喝酒，一般用Helpyourself(tOsomething)，也不用Please。有人打了个喷嚏，旁边的人有时会说点什么。中国人可能会说“有人想你了”、“有人说你了”或开玩笑地说“谁在骂你”；英国人或美国人则说Godblessyou(上帝保佑你)。“概念文化”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但又是附于词义的，在不同民族语言的交往中，他们的民族特点会显现出来。“Cupid”，“Venus”等都是英美等国人民熟悉的概念，中国人大多都懂“牛郎”、“西施”、“红娘”这些说法。还有些词具有不同的褒贬色彩，比如鲁迅就痛斥“落水狗”；“哈巴狗”也让人深恶痛绝。但美国人喜欢称呼其他人为“olddog”、“luckydog”，这是因“dog”在英语中是对人亲切的称呼，不具有贬义。“思维文化”指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这种文化在语言的结构和组织上可反映出来。以姓名、地址和时间的不同表达为例，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来：西方人习惯从小到大，由个体到整体，遵循的是分析综合的维过程；相反，中国人则是从大到小，由整体到个体，遵循综合——分析的思维过程。

3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反射，—个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可以透过该民族的语言层面展现来。《现代外语教学》较完整地归纳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底座。

“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Hymcs，1972)针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提出的。海姆斯认为交际能力应包括语用知识和能力，即在语言运用过程中，交际双方不仅需要知道交际话语的结构正确与否，还需要知道交际话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可行性、得体性和目的性。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就是使学习者在与本族语者的交流中，根据话题、语境、文化背景讲出得体、恰当的话。这种能力反映出学习者对所学语言所代表文化的了解程度，语言得体性离不开社会文化知识。

交际教学法要求外语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听、说、读、写、译”的各项技能。现在的外语教学不是简单地强调语法结构和词汇的盲目掌握，更重要的是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文化在上述提到的各项技能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目标语言文化的熟悉程度在很大意义上会影响语言的学习或最终的运用。雅思考试的四项测试中，听力测试中的文化和生活气息最为浓重，其内容就大量涉及到海外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玩。听力内容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国外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因为雅思考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考察考生的语言水平能否满足国外实际生活中的语言需要。英美文化的发展在词汇和表达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大多词汇都与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所以阅读能力的提高一方面也需要文化知识的不断丰富和积累。由于美国议会和总统的选举竞争激烈，这样的词汇便应运而生，如：ElectoralCollege(选举团)，ThinkTank(智囊团)，PositivCampaigning(正面竞选，正面宣传，树立自己好形象的竞选策略)，NegativeCampaigning(负面竞选，攻击对手，丑化其形象)。如果不了解“Watergate”的含义，也不会推测出“-gate”被用作表示“丑闻”意思的后缀，继而出现了下列一系列词“Koreagate或Ricegate”(1977年左右，南朝鲜政府曾贿赂国会议员达成向美国倾销大米贸易项目，成为轰动一时的“朝鲜门”事件或大米门事件)，Winegate(葡萄酒门，即法国葡萄酒销售丑闻)，Debategate(辩论门，指里根与卡特总统竞选前共和党竞选班子窃取卡特总统竞选纲领的丑闻)。翻译同样也要求译者对源语言的文化有足够的了解，有把“V’~ICOtheeighteenyear-oldHenryVIIIbecameKinghewasextremelypopular，…”翻译成了“当l8岁的亨利八世成为法国(正译：英国)国王的时候，极受臣民的欢迎……”；在谚语翻译时，冯庆华提出首先要注意的是“不要用充满本国民族色彩的谚语去套译原文，也就是说不能用包含中国地名或人名的汉语谚语去套译英语谚语”。如“Whynot?Beautyliesinthlover’seyes．asthesayinggoes．M r．Taftanswered withagentlesmile．’中的Beautyliesinthelover’seyes如果翻译为“情人眼里(接60页)出西施”就欠妥，因为西施是中国古代的人物。同样如果外国人说“Twoheadsarebetterthanone．”翻译成“两人智慧胜一人”就比“三个臭皮匠，胜过—个诸葛亮”好。

4外语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英语学生面临的问题是语言和文化的双重障碍。对母语文化的熟悉会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产生文化的负迁移，进而影响到外语的学习。外语教师要做到的是，尽量帮助学生减少文化负迁移带来的影响，在教语言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对目的语文化的知识。教师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

(1)培养跨文化意识，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适应性。在教学中，适时介绍英美文化背景知识，风俗习惯等。引导学生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得体的语言，通过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比，有意识地展示两种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比如：中西节日的异同，饮食文化的差异，日常问候用语等。

(2)鼓励学生多接触英美原版的东西，如小说报刊、杂志、电影等，引导学生有效利用资料来源，从中领略英美国家的风土人情、语言行为，体会英美文化与汉文化的差异。或是引导学生正确有效地利用因特网，上一些英文版的网站，从中获得更多的文化信息。

(3)鼓励学生大胆在课堂中创造一些有关的交际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地认识和熟悉文化知识。日常生活中积极加入一些英语交流的环境或情景，选择前往英美人士常去的地方，主动与他们进行沟通、交谈。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5）

对科学的理解是当代科学哲学的任务之一，因为真实的科学并不是我们常识中所认识的科学。我们可以直观一朵花是什么，但是科学却不存在一个类似的实体。我们可以把某些物质的、可感知的东西称为科学，如牛顿的手稿、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版物等等，但这只是科学的某种体现或它理论化形态，我们还不能说这就是科学本身。科学知识只是某种类型的可见形态，理解科学更需要认识科学的社会历史本性。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

将科学视为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科学视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人类意识，它不同于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义。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就是因为科学与人类社会历史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与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相类似。目前，将科学看作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①但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特点尚需作出必要的说明。

科学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看待，首先是因为科学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意识”。科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整个的世界观。现代科学的每次重大的统一，都必然伴随着观念上的重大变革。科学本质上是关于自然的认识，是对自然的研究，是关于自然的观念，这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最本质的方面。“科学被专门建立起来，是为了直接地解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所有现象的本质的、最主要的方面。”②在科学这一意识形态中，对人类认识任务的解决成为首要的使命，而科学知识的取得又是与人类社会的物质关系和生产需要分不开的。科学从最初的对自然秘密的探究到它成为一种理论成果、再转化为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它带给我们生活各方面的深远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从最初对对自然的好奇，到后来逐渐给予我们一种新的自然界的图像，一种我们看待自然界乃至整个世界的观点，以至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并不只是具体认识的改变，而且是人对整个世界看法的改变，因此也必然地引起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嬗变。从另外一种意义上，科学也会演化出意识形态，科学本身也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对此，哈贝马斯（J. Habermas）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作出过深入的研究。但正如宗教中孕育了科学一样，基于科学实践而产生的某种意识形态（如唯科学主义）也是科学的副产品，是属于“科学文化”的范畴。正因为科学的应用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因此对科学的不同态度就会成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哈贝马斯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他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会产生消极的政治效应。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他不像其先辈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那样认为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而是强调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履行意识形态职能。③哈贝马斯不把科学技术产生消极的社会作用归结为社会环境，而认为科学产生的消极的社会作用完全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代替。同样，在目的理性的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为范畴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的既定的自我理解。”④

科学还与其他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相互依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学者伊安·巴伯认为，“科学是一项真正的人类事业，它具有人类从事的其他活动的许多特征。”⑤同人类其他文化形式相类似，科学不但具有实用的、功用的一面，同时它也有超越性、创造性的一面，即可以从科学活动中获得人的自由。首先，从历史来看，科学与宗教、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处于一种相互渗透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中。从科学知识的萌芽期开始，科学与宗教、神话、寓言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科学的古代形态。即使是在今天，科学与各种不同的知识形态、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仍然构成了科学科学知识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动力。爱因斯坦曾经描述过信仰因素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了宗教与科学在当代构成了一种特殊关系。科学活动是需要信念的，这种信念既包括对科学功能的社会性信念、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正向价值、科学价值的世俗性的认可，也包括了某种对自然（自然的美、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统一）的惊异和敬畏，这种情感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宗教性。科学家所体验到的宗教情感，并不必然是对某种宗教教条或宗教神学的认可，因为科学信念首先是以自己的科学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这一切都没有取消科学事业的独立性。科学说明不同于宗教的教条或神学理论，相对于这些文化体系，科学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客观的说明”，这是我们对科学的基本信念。

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即“自然科学的概念内容没有被归因于某种经济基础：归因于经济基础的仅仅是它们的‘目的’和‘材料’。”“自然科学与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与经济基础的关系”。⑥科学只能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科学与经济基础之间不是直接的“反映”关系，这说明科学与宗教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具有质的区别。

二、作为文化的科学

英国学者斯诺（C. Snow）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两种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⑦。也就是说，科学不仅代表了一种智力活动及其成果，而且也具备和人类学家视野中的文化现象一样的性质与特征。斯诺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大学里从事人文与自然科学的两种知识分子在文化上 日益严重的隔阂与对立。造成这种文化分裂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有些渊源于社会历史，有的是个人经历所造成的，还有的则是由于不同种类的精神活动本身的内在动力的差异。⑧在斯诺看来，科学是“表征人性的本质和才能”的，“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对思维的符号系统的运用，这正是最珍贵、最人性的两种人类本性”。⑨也就是说，文化是体现人的“本性”、与人的存在和发展有关的活动和现象，因而科学可以毫无疑义地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意识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家族相似性”。科学之所以表征了人的本质和才能，首先体现在它是一种对待经验的成功方式：科学活动是按照某种程序进行的，它把以前已经完成的东西不断地再合并为一个不断生长的结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文化或传统。⑩在斯诺看来，科学文化是累积的、组合的、共意的，它体现着自己的过去，必然要穿越时间而进步；而另一种（人文）的文化则具有另外存在方式，它们是非累积的，是独一无二的，从彼此之间的关系上看不出内在的进步。

科学对人类社会存在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人的自然生存条件和社会生存方式，这是科学之为“人的科学”的本质方面。科学本身涉及的层面之广以及科学的影响之深都只能用文化或文明这样的总体性概念来描述。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注重探索和展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变迁和发展的作用，并从理论上对这种作用加以阐述。英国学者巴里·巴恩斯（B. Barnes）认为，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现在它成了文化的一个高度分化的要素。这种文化的变迁具有自身的连贯性、科学的不同分支具有潜在的文化内聚性、在某个特定的时期科学同事群体界定他们认为什么可算作是科学知识的方式，等等。11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消除了科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和简单化观念，深入探讨了科学活动所具有的人的内涵和性质。这种倾向与某些研究者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通之处。他们注意到了科学的传播和影响过程的确可以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给予研究和理解，然而不能将科学最后认定为是同某种风俗、民俗完全相同的东西。巴恩斯还认为“理论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隐喻”，“凭借它便可以把类似文化模式中的有用要素，转变为并重新组织成令人费解的事件的东西。”12总之，科学知识社会学否认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认为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内容，是由具体的社会群体的有局限的文化规范决定的

英国科学家、哲学家波拉尼（M. Polanyi）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科学的文化内涵，他论述了科学知识是一种“个人知识”。他指出，科学从具体的知识上升到普遍的知识，成为人类的智慧或审美活动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是一个矛盾重重、曲折艰难的过程：“认知任何一项自然科学知识都少不了认知者在某种程度上内居于研究对象之中的行动，这种亲密的内居行动呈现一个连续的进展过程——这过程恰恰指向被誉为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完全内居’（fullest indwelling）。”13自然科学要成为人类内在的知识、普遍的知识，不是依赖于它作为某种结论和实际效用的力量，而且还要依赖于整体的精神演变过程或态势。波兰尼认为，“整个人类感觉世界——智力、道德、艺术、宗教理想——都是被人类生存和成长于其中的文化遗产之构架所激活的。”14如果没有其他文化的制约，科学的发展将人类带向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波兰尼认为，在科学上没有纯粹的事实，“科学也不仅仅是事实的集合，它是一套基于自身科学诠释而存在的事实体系”；“只有在一个传统信仰与价值的复杂系统之内，人们才能从事科学研究，并将之代代相传，这就好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传统是不可或缺的。”15波兰尼通过他的研究揭示了科学研究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之间“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致性，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科学的文化生成过程与其他文化资源所采用的过程并无重大区别。

在文化视野中，科学事业是向其他文化形式或意识形态开放的。正是由于科学的文化性质，科学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与宗教文化发生关系，表现出在相容甚至互补，又矛盾甚至冲突的复杂关系。既然宗教与科学都是人类的文化活动，那么二者之间就会必然存在着共同之处，存在着可以对话的通道，存在着互诠的可能性；同时二者之间的比较也显示了它们在思维方式、影响层面、文化性质上，都存在着很大区别。无论如何，科学的作用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不会被完全解构的，正如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中说的，断言时间之矢仅仅是现象学的或者是主观的，皆属荒谬。16科学改变的不但是外在的世界，而且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改变。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可称为一种真正的文化。

三、结　语

科学虽然从内容上体现的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但是科学体现的是人的目的和手段，所以科学不是外在于人的绝对存在物，科学不但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科学现象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前苏联学者拉契科夫（П. Рачков）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对科学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一，首先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本质联系的一种基本形式，这种认识提供了预见事件的可能性，是人们合理行动的基础。第二，科学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和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把科学家组织起来，为认识客观规律和应用这些规律服务。第三，科学还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力量，这种力量将科学成果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中，并且使得因人们的行动符合客观规律而得到发展。17这实际上是从动态的、联系的、系统的角度看待科学的——因为科学与人的社会活动密不可分，纯粹知识形态的科学不可能解释科学活动的实际影响和意义。拉契科夫说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力量及其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联系，从而深刻地说明了科学的社会本性。科学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当代科学的发展不但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也意味着当代科学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18这种变化也必然会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关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将在历史中不断地被超越。

 

① 参见曾国屏：《当代自然辩证法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② 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24页。

③ 参见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页。

④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⑤ 伊安·巴伯：《科学与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⑥ R. K. 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28页。

⑦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页。

⑧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页。

⑨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0页。

⑩ 参见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0页。

11 参见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12 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13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14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15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90页。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6）

[作者简介]倪水雄（1979- ），男，广西苍梧人，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校管理。（广西 桂林 541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广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特色研究团队培育工程“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综合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TD20110007）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2-0039-02

当前，增强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已成为我国高校教育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作为大学生与社会交流、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实现高校教育目标的重要方式之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加强“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我国农村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和长期支持。如何寻找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新农村建设的契合点，建立二者互利双赢的长效机制，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相关研究综述

西方的大学实践教育开始较早，已形成较为成熟和稳定的发展模式。以往的研究总结出国外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类型主要有实习、产学合作、合作教育、社区服务和生活磨砺模式等，其中以美国的“服务学习”、德国的“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团队工作模式和日本的“体验式就业”较有代表性。它们的共同点是体现生涯教育理念，呈现出鲜明的社会化特点，有着学校、社会、政府、家庭、个人的紧密合作与制度保障。这些为我国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同时也表明大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参与社会发展和实现个体发展的趋势。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成为高等教育的内容，学界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义、体系建立、实践方式和内容、存在问题与对策等做了大量研究。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指出要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新型农民，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繁荣农村文化事业。近年来，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关系也逐渐得到关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一是从理论上探讨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新农村建设的相互促进作用、二者双赢效应的可能性和构建长效机制的方式；二是通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调查，讨论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创新、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三是以具体的大学生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例，探索具有学校和专业特色的社会实践模式，如《认识农村认识中国：西南交通大学大学生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文集》等论著。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新农村建设以及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对大学生社会实践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关注还不够充分，对如何构建大学生、高校、社会、政府与农村之间互动与共赢机制的研究更是鲜有，特别是缺乏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对民族地区来说，发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功用，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系统研究还较滞后，加强两者的互动研究显得十分迫切。

二、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契合性

鉴于上述研究现状，有必要在对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进行重新解读的基础上，从“社会互动”的理论视角，分析二者建立互动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社会互动”是指社会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信息的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耐性的社会交往活动。一般认为，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1908年所著的《社会学》一书中最早使用“社会互动”一词，稍后在美国形成了相关的学派和系统理论。至今，“符号互动论”仍被视为美国社会学的一大特色。“社会互动”理论者认为，互动是人类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是个体层次、社会结构层次以及文化层次的中介，是由个人走向群体甚至更大社会组织制度的转折点。根据互动情境、互动维度、互动方式等标准，社会互动可以分为竞争、冲突、顺应、同化、平等协商、友好互动等多种类型。诸多“社会互动”理论的共同点是重视不同人和群体之间“共同行动”的概念，以达成社会互动的持续性和有效的行动模式。社会互动以信息传播为基础，新农村建设这一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改革应在不同社会人群的互动中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而大学生就是可认知的重要社会人群和力量，可切实参与和助益新农村建设战略，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新农村建设的契合和互动行动可作为一种参与式发展模式进行推广。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提出要“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保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农村文化生活的载体和手段，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强调要建立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长效机制，通过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来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动员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社会力量支持农村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灵魂，应将大学生社会实践整合到这一过程中，促进农村新文化的形成，促进大学生实践教育的发展。

近年来，到基层社区或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或服务的社会实践方式越来越成为大学生实践活动的主流。新农村建设为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大学生社会实践也可参与到新农村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和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浪潮中。因此，有序而持续的互动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推动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均衡、有效与健康发展，拓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途径，强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而且有助于大学生亲身参与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作为有力的社会力量为其注入发展活力，为参与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三、构建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新农村文化建设互动长效机制的对策

（一）大学生、高校、政府和社会力量多位一体“参与发展”

“参与式发展”（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理念是社会发展研究的重要理论，已应用到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参与是这样一个过程，项目利益相关群体能够通过它影响、共同控制涉及他们的发展介入、发展决策和相关资源。”“参与发展”或“参与式发展”的核心是把发展看做一个力求趋向正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让目标群体始终真正地参与到发展项目的决策、评估、实施、管理等每一个环节中，征求他们的意见、建议，学习、利用他们的知识、经验，使他们充分认同并接受发展的决策与选择，走的是一条“以人为本”、自下而上、全员参与的新的发展路子。新农村文化建设是一项综合的事业，需要大学生、高校、政府和社会力量多位一体地参与发展，才能实现建设模式的创新发展。

多位一体式参与发展的内核是充分结合大学生、高校、政府、农村和社会力量，建构多方互动合作链条，促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社会化发展，实现大学生社会实践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学校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和运行制度建设，完善各种考核、评价和保障机制。高校应当把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教学活动的一部分纳入教学体系，并建立包括组织、领导、考核、总结、奖励、管理与评价在内的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和“三下乡”活动新体制；地方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应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创造环境条件和提供政策保障，并动员多种社会力量对其进行支持。

（二）建立大学生乡村文化建设和实践基地

毋庸置疑，新农村文化建设现状不容乐观，广大农村普遍存在传统文化、信仰失落，文化娱乐活动单一，文化设施建设滞后，教育水平地下等问题。走在文化信息前沿的大学生参与到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可充实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人才队伍，为农村开展文化活动注入新的活力。然而，很多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往往流于形式，功利性比较强，未能达到与基层社区或农村的长期联系与合作，更未能对其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改变这一现状的关键在于构建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新农村文化建设互动的长效机制，改变粗放的和短期的下乡方式，增强社会实践的长期性和针对性。我们提倡建立大学生乡村文化建设中心或“三下乡”基地的措施，使高校与调查地建立长期的互助关系，规范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乡村文化建设中心或“三下乡”基地的建立，是对人类学和社会学提倡的“追踪研究”方法的应用。大学生不仅可送新文化下农村，而且可帮助培养传统文化传承人，创新文化形式，解决农村文化转型中的一系列问题，激活农村特色文化氛围；而大学生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亦可切实增强对社会现象的理解，锻炼将所学文化和科学知识学以致用的能力。

（三）项目和专题调研式实践模式

大学生社会实践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实效性还应包含两方面的前提：一是大学生的专业与文化援助的契合型和针对性；二是资金和考核制度的保障。

首先，大学生社会实践切忌一刀切，在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依专业差异和地方差异制订不同的参与援助方案。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应根据产业型、旅游型、生态型、休闲型等不同的农村文化类型，制订不同的参与援助方案，如支教、文化调研、文化宣传、组建农民文化组织、帮助挖掘传统文化和培训传承人等，用新形式推动传统文化的再生，做到一村一文化品牌。大学生社会实践要可持续发展，成为大学生素质拓展的重要途径，就必须以特色求发展，发挥大学生的专业特长。高校社会实践活动的安排应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结合农村文化建设的需求，立足各专业学生的专长。

其次，大学生社会实践要有资金和考核制度的保障，可通过项目和专题的形式，组织大学生到有代表性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进行社会实践活动，使社会实践逐渐项目化。建立由专业教师指导的暑期社会实践工作运行制度，使专业教师将自己的研究课题和教学内容融入课题的项目化运作中，使教学与学生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专业性、科学性提供支持，提升实践活动的科研含量。教师在对活动进行组织和追踪的基础上，探索大学生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创新途径与模式；学生在项目的科学化设计中容易明确实践内容和目标，取得更为有效的成果，从而培养自身的科研意识和动手能力。

总之，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与新农村文化建设视为一个互动统一体，探讨大学生参与和援助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多样方式和长效机制，以实证方法将大学生社会实践置于社会服务的场景中进行研究，是丰富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实现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新路径，也不失为新农村文化建设创新模式的新尝试。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7）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8）

外语学习者的语言学习风格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具有自身的文化特点。同时，第二语言的本族语教师的教学风格具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学习风格与外籍教师的教学风格往往会产生文化冲突，影响语言学习效果。如何协调风格的跨文化冲突是语言教师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文化的定义和属性

“文化”的范畴涵盖了人类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及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文化具有自身独特性，不同的民族、国家、社会、人群都有特殊的文化。了解文化的定义和属性，有助于理解第二语言学习者在跨文化学习中遭遇到的学、教风格冲突问题，以期更好地加以解决。

1.文化定义。19世纪以来，国外学界对文化的理解逐步脱离神学体系和自然主义的束缚，开始转向科学的理解。这种转向源自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Edward Tylor对文化的解释，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定义了“文化”的概念：“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其是第一位在科学意义上给文化下定义的学者。

国内外学者在此基础上积极探讨“文化定义”，综合各家观点，文化的定义具体如下：（1）文化是物质文化、制度和习俗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的总和;（2）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获致和传递;（3）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其核心部分是传统的观念和价值;（4）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方式;（5）文化是信念、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的“系统认知”;（6）文化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

2.文化属性。学者普遍认为文化具有如下属性：（1）文化是可被后天传授的。文化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亲身实践、口口相传或者书面语言进行传授。（2）文化是群体共享的。文化可被理想化地推定槟骋簧缁峄蛉禾逅有成员的共享行为。（3）文化是动态的。文化随着时间发展、时代更替而不断演变、进步。（4）文化是各种要素相互关联的统一体。文化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连接的，触动其中一处，其他部分就都会受到影响。（5）文化具有约束性。文化具有教化功能，能指导约束人们行为。（6）文化具有民族、种族中心和群体中心的特点。特定的民族、种族和人群在特定的环境下，长期在一起生产、学习和生活，逐步形成了思维模式、价值观、交往方式、社会习俗。

文化是一个复合型概念，既抽象又具体。只有了解文化的具体定义和属性，我们才能进一步了解不同社会文化间的差异，才能扎实地探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跨文化冲突现象。

二、语言学习风格和教学风格的定义和类别

“语言学习风格”是学习者用以感知学习环境，进行信息交互的稳定的认知、情感和心理特质，是学习者吸收、处理和储存新信息、新技能的方式，也是学习者吸纳和理解新信息的内在特点。学习风格会受到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学习环境、社区背景和家庭背景等外部因素的影响（Reid，1987，1995）。

“语言教学风格”则是教师在自身学习风格的基础上形成的教学模式的倾向性。教师的教学风格与其本人的学习风格具有一致的特点，是其学习风格的直接反映。

语言学习风格和教学风格可分为如下类型（按对应组别分类）：

1.感知型―直觉型（Sensing and Intuitive）。感知型学习者/教学者倾向通过“感官”观察和收集数据，喜欢具体的事实和细节，强调记忆，喜爱规则和标准的程序，不喜欢过于复杂的事物。直觉型学习者/教学者往往不重视细节，倾向通过“下意识”感知、记忆。这类主体往往更为抽象，富有想象力，处理概念和理论的能力更高。

2.视觉型―口头型（Visual and Verbal）。视觉型学习者/学习者习惯以视觉方式接受或呈现信息。口头型学习者/教学者则习惯口头指导。

3.主动型―反思型（Active and Reflective）。主动性学习者/教学者具有强烈的实践动机和倾向，他们喜爱动作实践活动。反思性学习者/教学者喜爱充分思考的环境条件，思考更有助于他们的记忆。

4.连续型―整体型（Sequential and Global）。连续型学习者/教学者以单元的相互关联性为基础来进行语言的理解和指导，喜欢分解词汇和句型，偏好结构化的教学。整体型学习者/教学者习惯在整体层次上理解学习材料，倾向利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去理解材料。

5.归纳型―演绎型。在归纳型学习与教学中，主体倾向观察现象，推理论证，总结原则。在演绎型学习与教学中，主体以原理、规则为基础，推导现象的结果。

三、社会文化对语言学习风格和教学风格的影响

社会文化是人们形成价值观和学习理念的主要环境。因此，语言学习者和教师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形成其学习风格和教学风格的重要原因（Oxford，1992）。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文化因素对学习/教学风格的影响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于各种类型的学习风格/教学风格，研究者们发现，不同国籍和民族的社会成员有不同偏好，分析如下：

1.整体型和分析型风格。拉美人更倾向整体型风格，如预测、推测（从语境中猜测），他们总体属于高度的场依赖主体。中国师生多为整体型主体，他们会努力在不同事件和事物之间寻求统一性。欧洲裔、美国人多具有清晰分析和低语境化的抽象风格，他们把观点基于逻辑推理而非人际关系之上，以寻找差异，找出因果关系。

2.场依赖型和场独立型风格。欧洲裔、美国人的场独立风格高于非洲裔美国人、拉美人和亚洲人。对中国人和日本人而言，他们多具有场依赖和场独立的双重特征。中、日的社会文化允许这两种风格的同时存在：一方面，中日师生会根据社会语境做出整体的认知联系，具有场依赖风格。另一方面，中日师生在严谨态度的引导下，讲求细节，这促成了他们的场独立风格。

3.情感型和思考型风格。拉美学生多为情感导向，具有明显的群体导向。同时，他们倾向公开表达情感，属于情感冲动型。日本学生期待教师尊重他们的隐私，不善表达个人情感，倾向在分析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判断。日本学生喜爱高度结构化的演绎方式，倾向不断纠正细节上的失误，具有分析型倾向。同时，日本人注重反思，追求细节的完善，尽量减少冒险行为。非洲裔美国人和土著美国人尤为倾向思考型风格，这与土著美国人对生存环境的反思及非洲裔美国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思考有关。

4.冲动型和反思型。拉美人具有一定的冲动型风格倾向，这与其外向型风格相关。日本学生则表现出更积极的反思型特征，他们追求准确性，但不愿冒险。日本人往往深思熟虑以得到正确的答案，但不适应猜测式的方法。土著美国人往往表现得反思性过强，他们自尊心强，但在尝试新事物时显得过于被动，害怕“丢脸”。

5.具体连续型与直觉随意型。东亚文化与阿拉伯文化注重具体连续的学习风格。中国、日本、韩国和埃及的人群具有具体连续型的学习风格，他们经常利用重复、强记、计划、分析、列提纲的方式进行学习。欧洲裔美国人多数为直觉随意型，他们在抽象思维、想象力、理论性、智力性和原创性等方面表现得更好。土著美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总体偏向具体连续型学习方式。

6.封闭型和开放型风格。亚洲学生往往对教师有一定的依赖性。如韩国学生坚持教师的权威性，以教师意见为重点。日本学生渴望得到教师快速而经常性的纠正。阿拉伯学生往往以排他性的观点对待正确与错误，界线较为分明。非洲裔美国人比土著美国人表现出更多的封闭性特点，而土著美国人则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多样性和变化性，喜爱非结构化的课堂。

7.外向型和内向型风格。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人群喜爱交际、健谈，偏好以整体班级为基础的外向型学习方式。西班牙学生也表现为外向风格，他们高度社会化，合作性强，热衷实现社会目标，对他人的需求敏感，并渴望与教师形成密切的关系。非洲裔美人相对外向，喜爱社交学习，喜爱在群体中分享，喜爱有新意的事物。非洲裔美国人在群体交流时还喜爱非口头语言，如眼神交流等。土著美国人也表现出外向特点，合作性强，但对外来者怀有戒心。相对而言，亚洲学生谨慎和内敛。如日本和韩国学生属于内向型风格，他们不喜欢公开的身体接触，也不愿意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情感，总是显得安静、腼腆。

8.视觉型和听觉型风格。东亚学生倾向视觉型学习风格，其中，韩国学生的倾向度最高，远高于美国学生。同时，中国和阿拉伯学生具有强烈的视觉倾向，中国学生同时具有较强的听觉特点。但是日本学习者则最不擅长听觉学习。

研究表明，不同社会文化的成员具有自身倾向的风格偏好。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学习者接触的是迥然不同的语言和社会文化及教学风格迥然不同的外籍教师，他们必然产生不适应乃至诧异的感觉，形成跨文化的风格冲突。

四、语言学习风格和教学风格的冲突及解决之道

根据相关研究和笔者的观察实践，第二语言学习者在课堂上往往不适应外籍教师的教学风格，他们的学习风格和教学风格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经常发生冲突，导致语言学习效果的削弱。比如，Oxford等人的研究就反映了这样的跨文化冲突。该研究对中韩研究生、美国教师、美国研究生和中国教师进行了访谈。他们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师生具有不同的风格，导致跨文化的差异。中韩研究生对美国教师的整体型、开放型、直觉型和动手型风格感到压力和焦虑，而美国研究生对中国教师的分析型和具体顺序型风格不适应，这样的“不适应”影响了学习效果。

据此，我们认为以第二语言为本族语的外籍教师，必须采取合适的教学措施，一方面，他们可以在教学风格上“契合”学生的学习风格，即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风格，调整和拓宽自己的教学风格，以适应学生风格，减少跨文化冲突，提高教学效率。另一方面，教师可以采取故意“不契合”的方式，促进学生在不适应的“教学风格”中调整自我，拓宽学习风格，提高跨文化适应性（吕玉兰，2000），适应新环境，成为全面的学习者（All-round Learner）。无论是契合还是不契合的方式，第二语言教师都应该以学生为中心，从学习者的背景文化考虑学习者的心理和言语行为特点，为学习者创造理想的语言教学环境，增强他们的文化适应和第二语言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Reid，J.M.The learning style preferences of ESL students.TESOL Quarterly，1987.21（1）：87-111.

[2]Reid，J.M.Learning Styles in the ESL/EFL Classroom.Heinle & Heinle Publishers，1995.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6-0083-0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的，为师生员工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高校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大学活动中逐渐厚积、沉淀下来的风格或特色，它以一种能动的无形的作用方式对所处群体产生影响，代表着大学的理想追求，是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创新发展的维系高校师生关系的一种文化形态。”[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学文化作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的两个层面的文化，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大学文化是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大学文化的根本，二者在内容上、功能上、传播载体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学文化在内容上的契合

我国大学文化的形成经历了相当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性、时代性与育人性是其始终坚持的特性，而这些特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炼过程中必要的基本特性。

1.民族性是二者的共同内在属性

民族性即指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精神，是国家得以安定团结，抵御外邦的重要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基石，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1935年就曾经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是中华文化最集中、最本质的体现，是各民族理想信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文化凝练，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得以创新的重要精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方面内容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还是作为道德标准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都要以全民所共有的民族精神作为思想基础。

民族精神贯穿于大学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爱国主义既是大学文化的主要内容，亦是大学精神的灵魂，更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没有了爱国主义，也就没有了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作出贡献的思想动力，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就无从谈起，其建设也就失去了根基和意义。

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管理京师大学堂的事务大臣张百熙受命恢复和重建京师大学堂，他在提给京师大学堂上联中就写了“学者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豪迈誓言，这一誓言作为一种信念始终激发着代代北大人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也孕育了北大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优良传统，启蒙教育了后人；清华大学更是“出淤泥而不染”，虽然是清政府接受美国庚子赔款所建立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但“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厚德载物”的中华传统美德，一开始就渗透在血脉之中。大学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民族精神渗透，民族精神的发展有赖于大学文化的传播，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精神支柱，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精神保证。

2.时代性是二者的共同内在特征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回应了时代课题，升华了时代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性。实践的主题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掌控这种变化的节奏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做到对实践的正确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顺应了理论发展的时代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和方向，共同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目标指向，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精神支柱，荣辱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道德基石。

时代性和创新性是大学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大学人是新知识和新思想的首先接受者，他们的改革和创新的欲望更为强烈，思想更为活跃，是先进文化的践行者，是走在时代最前沿的人，所以大学人的行为本身更具有时代性。这一点在大学的制度、行为、精神和行为文化中均有体现，大学人通过不断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反复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用实践来衡量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不断顺应时代的发展，根据时代的要求创造出符合大学实际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和行为文化。

3.育人性是二者的共同内在品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炼的内容是先进的育人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我们树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维体系，指导我们要正确处理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使之与社会向前发展的方向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要求我们要志存高远，要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而为之努力奋斗；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更是要求我们要自强不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还要求我们要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解放思想，要具备永不服输、敢于创新的时代精神；荣辱观为我们树立了道德评判标准，有助于我们确立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在诱惑和利益面前便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更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校园文化的核心力量在于‘以文化人’，依托其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独特优势，使师生员工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3]这里的校园文化即我们所说的大学文化，其具体的育人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学文化以大学为载体，引导着大学人的思维和行动，通过影响大学人的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从而引导大学人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二是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和环境育人。大学给予我们的不仅是丰富的知识，还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在大学里我们接受文化的沐浴、情感的陶冶、道德的洗礼，大学文化的价值便是通过这样的文化氛围来陶冶大学人的心灵，进而达到人格的升华；三是大学之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力量，其原因在于大学文化的影响力，大学文化对大学人的影响具有潜在性、持久性和深刻性，这种潜在的特性逐渐演变为大学文化所具有独一无二的创造性，使得大学人的思维模式不拘一格，始终充满着创造的活力。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学文化在功能上的契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学文化在功能上的契合主要体现在主导功能的契合、凝聚功能的契合和传承功能的契合。

1.主导功能的契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人们的价值取向，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价值标准，还为人们提供了实现价值目标所应采取的途径和方法。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并且强调了二者在引导人们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就是我们当今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其次，提供应遵循的价值标准。有了目标的指引，人们在实践中以此为参考坐标，可以坚持正确的方向，明白判断是非的标准，并通过行动来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后，提出了在实现价值目标所应采取的途径和方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经得住实践和时间检验的指导体系，因为它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正确的途径和方法，提供了诸多理论与实践成功结合的案例，让人们可以更快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

大学文化是具有先进知识和文化的当代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反映，代表了一个社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主流价值诉求。并把这种文化精神和主流价值诉求同一个大学的历史传统和现代观念紧密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及大学精神。这些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既代表了国家、社会的要求和期望，又反映了学校发展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奋斗目标，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功能一样，为大学人进一步指明了所应遵循的具体的价值取向，提供了大学人所应遵循的价值标准，提出了在实现价值目标过程中所应采取的途径和方法，使大学人在实践大学文化的过程中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

2.凝聚功能的契合

社会的系统能够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能够得到维持，需要一定的精神依托，这种精神依托便是一个社会一个时期的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成为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不仅要具有可以让人感到震撼的理论价值，还要能给予人们精神上的支持和行为上的指导。当今社会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能够在最大范围内形成价值认同的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发展壮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真理性被中国人民所选择、接受和认同，又以其实践性和发展性不断创造新的理论成果，并成功地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能够在当今的多元文化和复杂的社会思潮中形成最大的共识。这种共识能够最大程度整合人们思想上的差异，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普遍认可，最大限度地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最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灵魂，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民族得以壮大和常青的保证，他们能够唤起人们心底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人民，在时代的指引下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大学文化作为一种组织文化，本身就具有凝聚人心的内在功能。一是大学文化所包含的价值理念、理想信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是以群体心理定势及氛围存在于师生员工之中，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和心灵，并在文化层面上形成一个共同体。在这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使全体师生形成对学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上升为责任感、荣誉感，从而将师生员工凝聚成一个蓬勃向上的群体。二是大学以大学人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石，通过对大学成员的凝聚与团结，产生一种内在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推动力，激发个体和群体潜在的能量，进而为了完成大学的使命而开拓创新、勇往直前。三是大学文化的凝聚功能更主要体现在巩固师生的团结，对于师生有辐射、转化、融合的功能。除此之外，大学文化的凝聚功能还表现在凝聚远在世界各地的校友，这种凝聚力来源于对同一文化的认同感。

3.传承创新功能的契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总结了历史的经验，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结合我国国情，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理论体系。它的传承创新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总结出的、又一适合我国国情且具有根本指导作用的理论体系。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容上体现传承创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要求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更要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创造出更优秀的文化成果。

大学文化同样具有传承与创新的功能，大学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担任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大学作为文化的传播阵地，以其独有的方式传播着我国的优秀文化。在不断的传承过程中，大学人还以其特有的智慧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并且与时俱进地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更为新颖的文化成果。这些成果也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综合国力的竞争力起到促进作用。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学文化在实现载体上的契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除了与大学文化在功能、内容上有所契合以外，在实现载体上同样也有契合点。一些相同的载体是二者能够被了解和学习并实现其功能的重要平台。

1.具有同样的传统传播载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学文化具有同样的传统传播载体。一是依靠传统人际载体传播。“人际载体传播”，一般指个人与个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活动，包括面对面的直接传播和借助媒体的间接传播。比如与他人面对面的交谈、书信往来、电话沟通、网上聊天等。它是人类社会占主要地位的传播行为。[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学文化最主要的传播方式都是靠这种“人际载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不断的学习―传授―再学习―再传授的循环往复传播过程，在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并且经历实践的不断考验和历史的反复求证，最终产生了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大学文化。二是依靠文化书籍作为传播载体。书籍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承载着人类的思想、智慧和文化，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读书是人们重要的学习方式，是人生奋斗的航灯，是文化传承的通道，是人类进步的阶梯。[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大学文化作为我国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被大家所熟知的途径很大程度上都是来源于书籍，正是对这些书籍的阅读和学习，我们才了解二者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2.具有同样的现代传播载体

依靠网络媒体作为其现代传播载体。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也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传播媒介。尤其是各种新媒体的异军突起，更是为各种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好的契机。网络传播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关内容，更可以讨论和分享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心得。与此同时，网络媒体也已经成为大学教学、科研、学习和传播各个大学特色不可或缺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大学师生可以更快地了解校园的大事小情，可以随时分享校园网络的学习资源，也可以增进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更可以有效地彰显大学的教风与学风，促进各大学之间信息和科研成果的交流与发展。

3.同以大学为重要理论建设基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后，在理论上有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过程，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个被人们广泛认同和践行的过程，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凭借学科建设、基础理论研究、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借鉴世界文明等方面特有的优势，对人们思想道德领域出现的新课题和人类文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困惑予以解答，提出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的理论观点、学术见解和原创性科学思想，这些突出的成绩和贡献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大学人才密集，有一批坚持正确方向、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他们治学态度严谨，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掌握本学科领域的前沿动态，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创新的排头兵；大学的多学科综合交叉也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创新提供必要前提并制造有利条件。

现代大学的使命即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首先，大学为大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大学是汇聚人才、培养人才、输送人才的重要阵地。大学能够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与其人才培养的功能密切相关，大学的社会性是大学文化得以长足发展的保证。其次，大学的学术研究的使命，使得大学不断在学术上、理论上、科学探索上求新求异，而这种不断学习探索的过程便是大学文化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是大学文化走在其他文化前列的不竭源动力。再次，大学服务社会的使命，具体来讲就是大学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理论支撑、技术支撑，在支撑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大学文化，各个大学之间的文化虽然不同，但对服务社会的使命，各个大学文化都是殊途同归的。最后，在文化引领的使命上，大学拥有时代最前沿的研究机构，最先进的研究设施，最有天赋的研究群体，最自由的研究空间和最开放的思想交流，这一切都决定了大学必然是大学文化形成、发展、创新、传播的坚实“根据地”，大学文化必然是走在时代最前沿的先进文化。

最后，大学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文化，但却互为补充，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学文化在内容、功能和实现载体上的研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大学人求实创新的精神力量，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化建设的理论路径的探索进程。

参考文献

[1] 高东新，廉永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文化契合性浅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4）：99-102.

[2] 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1.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10）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和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价值观念，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在长期的民族精神培育和道德文化建设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其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①其中，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我们认为，在全社会建设形成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要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入手，而培养新时代民族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在建设。荣辱观这个基础建设得好，才能使“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有所附丽，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现实的依托，也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指导作用落到实处，从而将社会主义新道德、新文化的建设真正变成前无古人的现实存在。

一、走出精神文化建设“不破不立”的观念误区

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选准工作的着力点十分重要。我们认为，形成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在建设。对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有一个著名的命题：“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这个命题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直截了当地抓住了以往精神文化建设的弊端，“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②。这个论断打破了以往文化建设“不破不立”的思维定势，从建设的角度提出问题，既提纲挈领，又便于操作。毋庸讳言，时至今日“重在建设”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落实的并不到位。在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批判有功，建设无力”“善于批判，疏于建设”“只顾建立，不去完善”等做法还很常见。也就是说，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思维定势，仍然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人们想问题、办事情，还常常受其掣肘。

故此，我们有必要对“革命哲学、政治哲学”与“建设哲学、文化哲学”及其关系做一简要地分析。“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文化建设思路，作为方法论，产生于革命时期。当人们面临的历史任务是解决对抗性矛盾时，就应该是不破不立，即以革命的手段摧毁旧的，建立新的。这时不要说“不破”，就是破得不彻底，新事物也立不起，站不牢。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这种工作方法在建国初期对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逐步从一种工作方法变成全社会进行文化建设的思维定势。

“不破不立”的命题，就其本义而言，“破”与“立”首先是一种逻辑上的对立，并不必然表现为矛盾发展过程中的某种比较严重的冲突，因而在方法论上，也并不必然要求“武器的批判”。“不破不立”的命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领域应该有不同的实际表现。就文化问题而言，除了已经转化为政治问题的文化问题或政治色彩较浓厚的文化问题，要采用断然的措施之外，一般不必这样，就是这样做了，也没有什么作用，甚至会有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十年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就是例证。

人们头脑中“不破不立”的思维定势，是在革命转化为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产生的，又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判开路等极“左”思潮的强化并成型，至今在一些人的思维和观念上仍很顽固。从思想上对其进行清理的工作，并没有得到明确有效地展开。由于这样一种思维定势的存在和作用，人们常常习惯于一事当前，先回顾、批评原有的事物，不是实事求是的批评，而主要是否定的批判。虽然不再是武器的批判，但吸收原有事物优点的意愿几乎没有。这种思维定势使人摇摆于全盘否定与不分良莠、照搬照用两个极端之间，大翻个，走圆圈，而较少前进。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似乎将“不破不立”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忽略了，忘记了我们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从战争时期解决敌我对抗性的矛盾到和平建设时期由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的转变。一段时间里，有些人在“不破不立”惯性思维的影响下，仍然继续沿用着轰轰烈烈、急风暴雨式的解决矛盾的办法，最终发展为在革命的幌子下对文化的大破坏，导致了“十年浩劫”的发生。事实证明“不破不立”的思维方法不适合用来建设、特别是不能用于文化建设。

二、树立精神文化重在建设的新观念

明确提出重在建设，即是不立不破，这是一个“文化哲学”“建设哲学”的命题。新的事物或事物中的新因素不能很好的完善、成熟，担任重要的角色，旧事物或事物中的旧因素就不会退场、下岗。坚持不立不破，可使原事物平稳、顺利地过渡为一个崭新的事物，而较少动荡、曲折，较少损失，较少失落，较少无所适从。从而给人以“日臻化境”的美学感受，感到世界是那样和谐。

当然，实事求是地分析，“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即使在文化建设上，也并不是毫无用处，不是逻辑不通的命题。首先，为了建设，清理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不是在白纸上作画，特别是在我们这样有着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国度，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必须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其次，这一命题的大前提不是单纯“破坏”，而是“立新”，在“破”时就肯定会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这可以说是“立”。问题的关键在于，事物的“建立”和“成熟”是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所以，破字当头，“立”可能在其中，但“成”必定不在其中，因为事物从建立到成熟的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促进事物的完善、成熟花费的心血，也许要超过“破”与“立”所花费的心血。我们曾经警告自己：且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与此同时，却真的把复杂的精神文化建设看得太简单了。以致长期以来用“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重在破坏的“革命”的手段，去解决复杂的文化建设、道德培养问题，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旧的打碎了，新的树不起来，造成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

在新时期民族精神培养和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摒弃“先破坏、后建设”的传统观念，树立“先立后破、重在建设”的新观念，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新事物的培养上，满腔热情、竭尽全力地去培育、完善新事物，使其尽快成熟，并取代旧有的事物，争取一个个“不立不破”的实际成果。这也应该是改革深入、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三、选准和谐文化建设的着力点

怎样立，即怎样建设，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除了理论的宣传、灌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之外，应该特别关注以下三个角度：

首先，从与人们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习俗抓起，破陋习，树新风。日常生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领域，大力建设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精神的日常生活世界，把适应时展潮流的先进文化，具体化为日常生活制度的文化，同时在日常生活中破除那些传统文化中的过时的旧习，屏蔽掉外来文化中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将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才算落实到位。

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简称习俗，是一个社会群体中相沿成习并世代传承的生活模式和集体习惯。习俗在生活中有许多表现，如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社交礼仪等。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日常生活的“不成文法”。在日常生活领域进行建设，就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要求的、符合时展需要和社会主义价值观要求的新办法，热心给予支持，大力宣传倡导并创造条件，以求贯彻和普及。如关于殡葬制度的改革，有些地方的农村由村里自己建一个简朴的纪念堂，存放亡者骨灰，很好地解决了由土葬向火葬的过渡问题，像这样创造条件是绝大部分地方都可以做到的。假以时日，常抓不懈，以火葬为时尚的习俗就可固定形成，并成为民间的“不成文法”，起到约束作用，成为自觉的习惯，形成以“简朴婚丧、保护耕地”为荣的新风尚了。

其次，抓重点人群，典型引路。社会先进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人群。党团员、公务员、军人和大学生等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先进分子,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学习、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身体力行地实践“八荣八耻”，为其他公民做出表率，并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有效监督。可以把这些先进分子日常生活中的大事，作为思想政治工作、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的具体内容。比如，在自己及其家庭的婚礼、寿礼、丧礼等比较重要的日常生活事件中，力倡清廉、简朴，反对讲排场、浪费，并主动配合组织，如实汇报真实情况，以杜绝奢靡、受礼敛财等事情的发生。但目前在这些方面，思想政治工作、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行政监察工作停留在普遍号召层面，缺少具体的工作细节和有效的举措，不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到一些人出了问题，再进行处理，难以挽回在社会上和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目前实施的县处级干部“重大家事审批报告制度”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监控失效、执行不力的问题，更没有进一步延伸推广的具体举措。好的制度如果不能认真执行，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负面作用比没有这个制度影响更坏。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规范重点人群的日常行为；另一方面要令行禁止，加大制度执行的力度，同时抓典型，树立让人民群众中认可度高的先进典型。同时，加大惩治反面典型的力度，进一步提高党的威望，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

最后，制定规范是加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举措。我们认为，“规则”和“人的行为”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风俗习惯作为约定俗成的日常生活规则，也是可以和应该规范的。在这方面值得认真总结、反思的东西很多。始于1966年的“破四旧，立四新”，其本意是不错的，但由于方法不对，主要是进行武器的批判，事后又没有精心培育和完善新事物，任其自生自灭。在极“左”退潮后，反弹是相当厉害的，因为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树立起一个权威性的规范来，大家无所遵循，以至于现在有些地方的习俗甚至比当年的“四旧”更“旧”。经过了“新”“旧”几十年的比较对照，人们的体验和可用于研究的材料都已经积累的非常丰富了，到了进行概括、总结、提炼，推出一套新的习俗的时候了。

在社会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人民群众对新文化的建设有很高的热情，不少人希望权威部门对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做出统一的规定，如婚礼、寿礼、丧礼、成人礼、退休礼以及一些节庆典礼等等。我们认为，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只要经过认真的准备并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拿出一些仪式的方案试行。确定后，再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运行，就会形成习俗。到那时，“以遵守新习俗为荣，违反新习俗为耻”的荣辱观念就会产生出来，并且深深地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土壤而不可动摇。这就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在日常生活领域高质量落实的过程。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11）

一

在美华文学史上，曾有过早期华人过境处天使岛墙上屈辱血泪凝聚的汉语诗篇，也有过近代至五四留美知识分子文化盗火心态驱使下启蒙与救亡的文学行动，还曾出现过文化使者意义上“脚踏东西文化”的文学书写，以及40年代的华侨文艺……但真正以文学叙事形式形成一股耀人眼目的潮流，并分别反馈回祖国大陆和台港澳且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当数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群，他们以杰出的文学成就创造了美华文学史的第二个高潮，直至80年代后才退出美华文学主流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美国分属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二者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杜绝了一方国民留学和移民另一国的可能性。此间台湾社会则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留学和移民潮，初期的留学生以生于大陆随父母来台的第二代青年为主，后则扩大至个人条件许可的台湾青年。冷战期间台美有着特殊关系，台湾社会崇美意识盛行，美国政府修改移民律，取消旧的移民配额制度，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成为台湾人出国的首选目标，相当长一段时期，留美移居被一般台湾民众视为一种世俗的成功标尺。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热”大多以离开台湾移居国外为目标，其直接结果就是留学带来了一大批华人知识分子移民。“在美台湾移民主要是留学人员及其眷属。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将近15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②相关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因素，“它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崇洋迷外的殖民地意识；另一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政治前途和经济前景的不满与失望；同时，这种‘离去'情绪还积郁着他们流寓台湾的父辈渴望摆脱困厄孤岛窘境的心理要求”③。而这一分析在台湾文群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留美学生，一般多以留居美国为成功目标，这与五四前后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祖国意识并不相同。他们不再是匆匆过客。这就意味着他们多数人愿意或必须接受连根拔起移植异国的事实。作为少数族群置身于竞争性极强的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台湾留学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应对生活和心理的不适。尽管许多中国人凭着勤奋和智慧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和不错的社会地位，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人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产生主体性缺失的焦虑。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humlee）提出“边缘人”概念，描述的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困窘境况。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由于笔者要论述的50—70年代台湾留美作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大陆和台湾人生经验，在异己的文化境遇中未改民族文化认同，即使拥有了美国国籍，其民族情感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这个群体的创作生命因此总是与台湾和大陆保持着难以分割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二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④。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渡、交叉、矛盾、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对于台湾留美作家而言，留学和移居过程的种种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症是产生异乡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再者，赴美前的美国想象与亲历的现实美国图景之间存在着落差，也会导致认同的混乱；当然，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民族的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等密不可分，在部分台湾作家的心目中，“中国”与他们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规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建构自我认同之重要依据。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中国人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一些旅美作家长期在主观上坚持自己的中国作家身份⑤，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感情自然令人亲近；但是，毕竟他们已从地理、国籍、公民身份等方面逐渐脱离中国，与移居国社会的广泛联系成为他们必须正视的生存现实。因此，在早期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痛苦和自我认同的困扰是相当普遍的主题，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於梨华在小说中塑造了牟天磊这一边缘人形象。小说以牟的返乡探亲为叙事线索，交叉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叙述流程与画面：一是他在美国辛苦打工、寂寞苦读、失去台湾恋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一是赴美前记忆北的淳朴、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甜蜜：一是现实台湾社会崇美风气盛行，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渗透无处不在，“唯有在食经方面，中国文化保留得住一座未倒的堡垒，未为美国的文化侵略掩盖”⑥。小说情绪强烈地表达了留学生在这三者之间的认同困扰和价值困惑。过去的十年他一直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现在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台湾也同样感到陌生疏离。于是，他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孤独和矛盾：留下还是不留?由于邱尚峰这个理想主义气质的真率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作品收场前把牟天磊迟滞反复的犹豫徘徊推进成为一个明确的决定：按自己的心愿留在台湾，尝试做一番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还要试试能否挽救爱情。在最后关头，人物终于从多余人式颓丧的自我沉溺中破茧而出，这一结局的安排表明，作者在宣泄了足够浓烈的失意情绪之后，由衷地需要堂吉诃德式积极明快的行动主义。牟天磊的台湾本土身份认同与中国身份认同完全一致，这一点不言自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现状加剧了海外中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内战带来的两岸分裂现实让那些自大陆流亡台湾以及放逐异国的中国人尤其感到困扰和痛苦，因为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想象中。故土难归的悲情，构成了台湾乡愁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结的核心情感，直至80年代的两岸交流才使这种积聚数十年的情感得到疏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但他也认定此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⑦。牟天磊正是倚赖昔日的记忆来想象中国，而他的个人记忆与中国现代历史水融。

与於梨华相比，白先勇赋予人物更为强烈的悲剧宿命色彩以及更为深沉的历史脉络。他留美之后的“纽约客”系列大多讲述了受二战和内战影响的“流浪的中国人”的身世遭遇，他的小说亦触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

摩天楼是白先勇笔下有关美国想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金属与玻璃的冰冷色泽。对于追慕美国文明的台湾留学生，它是一种高等文明范式的诱引与召唤；但临近它，也会发现它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与傲慢。像吴汉魂，企图脱离自己族性文化负担（汉魂）来拥抱摩天楼，却只能在摩天楼的地下室里煎熬度日。《上摩天楼去》更是将台湾人对美国都市文明的急切向往开宗明义地显示在题中。白先勇小说善于营造一种幻象然后打破它⑧，这篇作品里的幻象包含两点：主人公玫宝与姐姐见面之前对美国的想象以及对姐妹情感的想象。但真实打破了她脑海中的幻象。玫宝的故事让人联想起白先勇三姐先明不如意的留美生活，也会想起肯尼迪被刺后白宫易主时那种在中国人看来冷酷无情的交接方式对白先勇的文化冲击⑨，相信这些事件与这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故事里的玫宝迷失在幻象与真相之间的灰色地带，也迷失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温暖亲情和美国理性文化的冷漠无情的两种文化感觉之间。

《谪仙怨》这篇书写中国姑娘海外遭际的作品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道德的堕落似乎都是无可奈何的选项，主人公以国别模糊的东方女性身份出卖身体就成为海外商业化体制里的一种平淡交易。如果说《谪仙怨》讲述了中国女性在异国的混世故事，那么《谪仙记》就称得上是一出离散华人自我放逐的深刻悲剧，它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结局悲惨的女性人物李彤，她的个人命运也隐喻了海外中国人的自我放逐与内战历史的直接关系。火红旗袍的中国富家女孩的亮丽形象，以及她们在美国校园引人瞩目的青春风光，折射了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短暂欢庆景象和国际地位提升后的中国想象。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又一次将中国推向战火与离乱，李彤父母乘坐的逃往台湾的轮船失事，高傲的“中国公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最终投水自杀于威尼斯。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

一般说来，中国认同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根深蒂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纵轴，但是当移民从无根飘零转而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基本弃绝了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性，而立意在新土繁衍生息。他们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来适应新土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典型的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样，他们之间可能会因文化适应的程度差异而引起错位与矛盾，两代人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和冲突。白先勇写于1964年的《安乐乡的一日》主要探讨了这一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问题。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细致描摹安乐乡里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庭主妇依萍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环境，并回顾与穿插这位主妇的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内容，为后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做足够的酝酿和铺垫。她无法融入社区，找不到在家的感觉，时刻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她的痛苦还在于，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中她同样是异类，丈夫伟成和女儿宝莉两人已轻松自如地美国化，这使得坚持中国身份和生活习惯的她不合时宜而分外孤独郁闷。作品前半部分为后文出现的冲突进行了充分铺垫和渲染，使得高潮即母女间的剧烈冲突变得水到渠成。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宝莉与小朋友的争吵，孩子认为小朋友称她为中国人是对她的侮辱，坚称自己是美国人，母亲在向孩子灌输她是中国人而得不到孩子认同后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反应，盛怒之下打了孩子。丈夫批评她：“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

这个华人家庭的这场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形象地表明第一代华人移民彻底融入在地社会的困难。小说借此呈现了华人移民的两种认同观念：伟成以理性实际的快乐主义为生活准则，比较容易放弃自己的族性身份认同而建构新的认同，认为这样做物有所值；依萍则以较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面对移民生活，处理现实问题趋向情感化和保守化，因此对于丧失和改变自我的中国身份而焦虑不安，企图在异己的环境里仍然保全自己的文化价值。在此，自我意识的强弱影响了个人能否安然接受另一种身份取代原先身份的事实。伟成父女的自我民族意识相对较弱，比较容易归化为美国人；而依萍的自我民族意识较强，也就难以接受自己和家人不再是中国人、成为美国人这个事实，她是一个维护中国身份的“殉道者”。小说力图呈示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面对华人移民在美国繁衍生息过程中认同的自然变迁和其间的必然创痛。

丛苏是台湾文群中比较鲜明地坚持中国性民族认同并广泛关注美华社会问题的作家。70年代以后她的小说主要收入两个小说集子：《想飞》和《中国人》。她往往运用华人为叙述视角，敏锐观察美国社会多元民族的生活百态，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弊病如治安问题，女性、老人、同性恋、少数民族等弱势境遇问题，都进入了她的视野。比起早期留学生文学，她的题材有了较大拓展，但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惑仍是丛苏最为关切的对象。令人深思的是，丛苏的多数小说展示的美国想象都是负面的：社会动荡，经济滑坡，治安混乱，道德失范，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以都市符号摩天楼为例，丛苏笔下的摩天楼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宏伟气派，倒呈现了破旧邋遢阴暗的景象。这与白先勇的描写存在着有趣的区别，白先勇并不否认摩天楼的现代气魄，只是反感它盛气凌人和冷漠异己的压迫性；而丛苏则对这现代都市符号外在面容的现代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这一方面反映了丛苏眼中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经济萧条滑坡的部分真实，另一面，也是丛苏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她小说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是亲切温暖的，有时几句爽朗的山东乡音就足以让祖籍山东的作者心动，族裔—语言的民族情感在家国之外显得更加珍贵；如《中国人》里的华大姐所言：“在一个过着漂鸟生涯的人来说，有朋友，有亲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家。”小说集《中国人》清晰集中地表达了作者这种弥漫着民族意识的创作理念：“塑造某种典型——这时代里流浪的中国人。”⑩20世纪以来，“民族认同”开始变得混杂而矛盾，“它是一个由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人讲述的故事

的集合作，尤其是边缘人与局外人、外来移民、前殖民地的人、流放者与低层人士所讲述的故事集”11。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这并未让所有华人都愿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传统、记忆和梦。丛苏以小说形式表达了被美国主流社会忽略不及的中国人的少数话语，她描叙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和移居者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边缘弱势境遇，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坚持将民族情感当作他们精神寄托的社会原因，不断地铭刻富有象征性和神话性的族性记忆，并希望摆脱华人知识分子柔弱消极的乡愁梦呓，赋予海外华人的族性更为坚强的力量。

作者的认同倾向也深深影响了人物的塑造，《野宴》和《中国人》中其实也存在持另一种认同观念的人物，如顺利进入中产阶层的林尧成博士有一套自己的成功者生活观念，文超峰和沈梦不能丢弃的民族情感，在他眼里只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情感包袱，但这个比较现实的人物在小说中被视为一种势利主义者，遭到华人留学生的鄙视。显然，在那一时期美华文学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丢弃民族认同的行为是不被鼓励的，而受到或多或少的批评和质疑。这一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作家群的美华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美华的台湾文群中，聂华苓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一位。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她的代表作，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因此一向受到华文学界重视，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此作迄今依然不乏可以重新解读的丰富话题。《桑青与桃红》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桃红的信提示主人公当前在美国境内的流浪行踪，桑青的四段日记则记载桑青半生越界跨国无根漂流的人生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发生在四种不同时空：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国共内战结束前夕的北平、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岛阁楼，以及六七十年代相交时的美国独树镇。桑青日记中有这样沉痛的自语：“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这是他们调查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所没有遭遇到的困难。”12人物宿命式的漂泊被渲染了一层家国政治悲剧意味和冷战时代色彩。聂华苓笔下的现实中国动荡而分裂，作家以明晰、感性而又有些诡异的叙述技法呈现了主人公经验中的时代乱像，并以女性的身心体验演绎诡魅的家国历史，传递有关家国政治的思考。如果把“流浪”、“逃”与“困”13作为界定小说女性主人公生存状态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呈现人物的放逐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借用詹姆逊的说法，即《桑青与桃红》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一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近现代中国受困并逃离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体制、频频受困于外侮与内战并企图挣脱、战后陷入两岸对峙与冷战格局而在不同的理念框架中建构各自的现代性……此外，作品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少数话语的反抗意识同样瞩目，在《桑青与桃红》里，民族国家寓言、性别政治因素和跨界少数话语被有机而策略地缝合于一体，这几种命题此起彼伏的交织绵延，使得作品具备了一种史诗性的女性叙事特质。 作品最为瞩目之处在于塑造了桑青/桃红这一人格分裂的疯癫之女形象。关于桑青、桃红的命名和意涵，存在一些解释：“桑是很神圣的一种树，中国人把它当木主，可以养蚕，蚕可以吐丝，丝可以纺绸子。青就是桑树的颜色，是春天的颜色……”14作者还有如下解释：“一个是内向的、忧郁的、自怨的、自毁性的，另一个个性是向阳的、向上的、有希望的，这个是桃红，前一个叫桑青，这两个名字我起的时候是用了一番心思的。”15以及：“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进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16“桑青追求自由；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17实际上，桑青与桃红的分裂是人物长期被外力压迫造成自我身份认同困扰的结果。桑青曾经是明朗的，有着鲜活的青春和朝气，但是战乱、婚姻、流亡、幽闭无情地吞噬着她的活力和希望，以至在极端异化状态中将她变成了桃红。从早期桑青的形象设计看，人物并不符合西方主流视野里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动、柔弱、缺乏主体性。桑青的生命活力被老中国旧伦理和时代的困厄所遏制，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挣扎和寻找。逃往美国的桑青变异为桃红，是生存危机、认同混乱、精神崩溃的表征，也是桑青潜在叛逆个性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了绝望和虚妄中诞生的嬉戏疯癫之女：桃红，这是桑青挣脱忧郁和恐惧化身为蝶的方式。与阁楼叙事中桑青的隐匿逃避策略完全相反，桃红自由随意地游走于江一波、小邓、移民局官员、美国警察之间。桃红的身体政治在作品中的价值显而易见。“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驯化和一次次她们的企图的。”18以身体的来戏耍戴墨镜的移民局男性，以身体的游戏自主让虚伪的江一波陷入尴尬，身体成为桃红颠覆权力话语的载体。桃红陷入身休的放纵，反得以跳脱权力话语的规训。在桃红狂放的身体表演面前，原本自以为是的移民局官员显得手足无措；在桃红嬉笑怒骂的身体操纵过程中，江一波作为两性主导者的男性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总体上，作者将自己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自由主义理解融入了疯女桑青/桃红身上。

“楔子”与“跋”中女娲、刑天和帝女雀等中国神话人物意象颇为耐人寻味，也许可以解读出桑青/桃红的文化英雄气息，这一点一向被忽略。如果说刑天这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男神寄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猛志故常在”的不屈和勇毅，作者不乏以此寄寓家国情怀和族性精神想象的可能性19；那么女娲和帝女雀这两个女性神话人物的出场就不仅具有民族精神溯源的意味，还被巧妙地镶嵌进女性话语意识和策略。无疑，这两个女性神话形象及其衍生的中国文化想象在作品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作为中国神话中最为古老的始祖母神、大母神、化万物者，女娲的非凡之举首推“造人”和“补天”。“楔子”交代了桃红与女娲之间的“母女”血脉联系，而“跋”则叙述了帝女雀填海即“精卫填海”的故事，提示桑青/桃红与帝女雀的内在关联。作者以精卫与女娲这样的神话人物，隐喻桑青的弱势存在现状和不屈的精神，以及桃红的自由意志和不羁反抗，其内在逻辑显示出作品不仅意在书写华人悲情的流浪境遇，还有意将人物想象为一个富有抗争精神和行动力量的女性文化英雄。桃红身上延续并改写了刑天、精卫等叛逆者形象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合了自信、疏放、反抗强权的自由意志。桑青/桃红的住宅墙壁上留下了混乱而大胆的留言：“女生须/男生子/天下太平矣……谁怕/谁怕/whoisafraidofvirginiawoolf……桑青杀父杀母杀女……”似乎混乱谵妄的言语却涉及始终困扰人物的国族政治和性别政治，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与成为小说解构的政治符码，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vir-giniawoolf也成为作者汉语写作需要挑战的目标。正如福科所言：“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疯癫的策略及其所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辩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20正是桃红的疯癫言行解构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以及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同时桃红本人也因疯癫而放逐了无边的恐惧和黑暗。

三

冷战时期台湾文群笔下的海外华人形象群重复诉说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他们是无根的飘族，身心的离散构成他们生命的基本境遇。“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无根的，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语言象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联带关系。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和空气一样），而一旦失却了它们，那流浪的人却像脱壳的游魂，国际飘荡，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21这样的表述说明，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明确无疑地保持着以共同血缘、肤色、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等为基石的民族身份认同。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陈若曦是台湾作家群中一个特别的个案，她将留美转化成重回中国大陆的契机，践履其左翼思想，亲炙母国土地。然而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人作家大多在异域经营文字中的故国之梦，表达他们哈姆雷特般的忧郁情怀。他们笔下的“流浪的中国人”常被寂寞、孤独纠缠，甚至走向疯狂和死亡之绝路，触目惊心地诠释了冷战时期离散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精神悲剧。

作为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台湾文群的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中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台湾文群的华文创作之中80年代初期，白先勇曾指出50—70时代美华台湾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22。这一看法基本符合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般说来，留学和移居的华人接触异域文化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认同反应特征，一是“工具性的因应”，即在某种工作接触中自然参与异域文化；二是“认同”，即乐于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并作出重大转变和适应；三是“退缩”，即对参与异域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回原母国人际圈中，他们对异域文化抱有挑剔和消极态度，对故乡社团则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抗拒”：坚持自己的祖国认同，不愿改变这一观念23。观察六七十年代台湾文群的美华小说会发觉，这几种人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刻划最为深刻、也最能引起作者情感认同的人物大多属于三四两种。对于第二种人物，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更能适应国外环境、不执念民族情感的那一类人，或许他们活得比较如鱼得水，但是他们却很少得到作家们的青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台湾文群虽经历着强烈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出国初期），但他们基本上未曾改变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他们在文学想象世界里辨析着这种认同带来的苦恼和困惑，但却并不赞成放弃这种认同而彻底归化，对于归化倾向的人物常加以批评和讽刺。徘徊在中国想象（台湾想象）和美国想象之间，冷战时期的台湾作家较多地塑造了悲剧性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铭刻并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唤起了近现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忆。这批来自台湾的华人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

注释：

①参看黄万华《世纪美华文学的历史轮廓》。

②庄国土：《从移民到选民：1965年以来美国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第71页。

③刘登翰：《特殊心态的呈示和文学经验的互补——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看台湾文学》，《第三届全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④斯图尔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5页。

⑤如於梨华女士1998年10月在泉州接受我的采访时，就确定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作家。

⑥白先勇：《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第六只手指》，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⑦吴靓人：《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世纪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⑧参照叶维廉：《激流怎能为倒影造像?——论白

先勇的小说》一文，郑明主编《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小说批评卷》，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311—323页。

⑨参照白先勇：《知己知彼——论对美文化交流》，见《明星咖啡馆》第73页。

⑩21丛苏：《中国人?序言》，《中国人》，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4页。

11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1页。1214《桑青与桃红》，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28页，221-222页。

13廖玉惠：《逃与困——聂华苓女士访谈录》（上、下）中聂华苓的谈话：“我就是写人的一种困境：总是逃，总是困。……我说的这个‘困'是多方面的，精神的、心理的、政治的或个人的处境。”《自由副刊》35版，2003年1月13日、14日。15聂华苓：《海外文学与台湾文学现状》，《聂华苓研究专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页。

16廖玉蕙：《逃与困：聂华苓女士访谈录》（上）《自由副刊》第35版，2003年1月13日。

17聂华苓：《浪子的悲歌》，《聂华苓研究专集》，第269页。

18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引自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202页。

19参看王贵生：《刑天精神本源新探》一文，《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