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风险论文大全11篇

生态风险论文篇（1）

Abstract:Aimed to deepen the study on the financial ecology,we set definition of the regionally financial ecological risk according to the ecology theory about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ERA)for the first time,analyz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t and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risk and also the financial ecology assessment,and discuss its assessment principle and methods. With the hope of decrease in its description difficulty,we further establish the simplified assessment framework and corresponding regionally financial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indices and employ advanced emergy analysis theory from the ecology to depict total development quality of the regionally financial ecology and to boost its application in the financial practice.

Key Words:financial ecology,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ERA),the regionally financial ecological risk,assessment indices,emergy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3-0018-05

开展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评价研究,是对区域金融生态乃至金融生态的深化研究,是金融生态观念在金融发展实践应用层面的必然要求。解决了金融生态风险评价问题,才能更好地指导人们如何理解、使用和评价金融生态思维模式与管理模式。本文提出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概念,并借助生态风险评价(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ERA)理论,通过对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界定,探讨其评价方法。

一、文献综述

从白钦先2001年首先提出“金融生态环境”,到周小川2004年提出“金融生态”,国内金融理论界和金融实业界普遍开展了金融生态本质、金融生态环境评价、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极大地推动了以金融生态为理念的金融发展模式。其中,徐诺金(2005),苏宁(2005),林永军(2005),谢太峰(2006),曾建中(2007)等分别多角度阐述了独到的观点,综合起来可以认为,金融生态是影响金融发展的、由金融内外环境共同构成又相互作用、具有生态特征(依存性、竞争性、进化性、动态平衡性)的大金融环境,从而形成了金融生态的广义概念。

不难发现,金融生态具有宏观层面的涵义,有利于金融业的宏观调控、整体进步以及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但是,毕竟各地区、各领域发展千差万别,这时,如果笼统提及金融生态,难免空洞、缺乏可操作性。为此,区域金融生态概念应运而生,它在继承金融生态总体特征的基础上,较多地突出了区域发展的特殊性。张智峰、陈鑫(2005)阐述了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理论基础,证明金融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环境金融的协调发展是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汪祖杰、吴江区(2006)提出了区域金融安全指标体系及其计量模型的构建方法。刘煜辉(2007),李扬、王国刚、刘煜辉(2005)等根据城市的经济基础、企业诚信、金融发展、司法环境、政府诚信、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诚信文化、中介服务发展、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构成一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以这些方面为投入,以城市金融生态现实表征为产出,通过数据包络分析,得到了对50个大中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6)、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6)等也各自根据特定区域的实际提出了评价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方法。

然而,还要看到,与金融生态有关的风险即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还没有进入人们研究的重点范围,它和传统的金融风险以及金融生态评价有何联系,以及如何评价,相应的研究较少。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目标将主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展开。

二、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界定

(一)区域生态风险及其评估

1. 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ER)指一个种群、生态系统或整个景观的正常功能受外界胁迫,从而在目前和将来减小该系统健康、生产力、遗传结构、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一种状况。二十世纪90年代初,美国科学家Joshua Lipton等提出了一套规范化的生态评估框架,被普遍接受。因为它把生态风险的最终受体不仅定义为人类自己,而且包括生命系统的各个组建水平(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乃至景观),并且考虑了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组建水平的生态风险之间的相互关系(即风险级联)。

同样,可比照生态风险与生态风险评估的定义来描述区域生态风险与区域生态风险评估,只不过要注意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所涉及的风险源以及评价受体等都在区域内具有空间异质性(即参与评价的风险源和其危害的作用结果在区域内的不同地点可能是不同的),因而比一般生态风险评价更复杂。

2. 生态风险评估(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ERA)指受一个或多个胁迫因素影响后,对不利的生态后果出现的可能性进行的评估。美国环保局(EPA)在1992年对生态风险评价作了定义,即生态风险评价是评估由于一种或多种外界因素导致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不利生态影响的过程。其目的是帮助环境管理部门了解和预测外界生态影响因素和生态后果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环境决策的制定。生态风险评价被认为能够用来预测未来的生态不利影响或评估因过去某种因素导致生态变化的可能性。生态风险评价基于两种因素:后果特征以及暴露特征。主要进行三个阶段的风险评价:问题的提出、问题分析和风险表征。

(二)区域金融生态风险

根据生态学对生态风险的界定,可将区域金融生态风险定义如下:

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是考虑区域范围内,由于外部干扰或内部变化而导致的金融生态平衡被破坏所带来的金融机构、金融头寸的损失以及与此相关的金融环境的恶性变化。它同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险以及金融生态评价有着联系和区别。

同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险相比有如下共同特征:

1. 不确定性,即人们事先难以准确预料危害性事件是否会发生以及发生的时间、地点、强度和范围,最多具有这些事件先前发生的概率信息,从而根据这些信息去推断和预测区域金融生态系统所具有的风险类型和大小。

2. 危害性,即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评价所关注的事件是灾害性事件,而危害性是指这些事件发生后的作用效果对风险承受者(这里指生态系统及其组分)具有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将有可能导致区域金融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伤,区域金融生态系统内个体多样性的减少、个体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关系及其机制的改变等。

3. 客观性,即区域金融生态系统不是封闭的和静止不变的,它必然会受诸多具有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因素的影响,也就必然存在风险。

(三)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独特性

区域金融生态风险与传统意义的金融风险也存在不同点。金融风险只强调某个金融机构或某个金融头寸的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而生态风险则通盘考虑了各个组建水平(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乃至景观),并且考虑了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组建水平的生态风险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对整个生态系统受到危害或损失的衡量。具体体现为:

首先,区域金融生态风险强调区域金融生态平衡被破坏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宽泛的,既包括金融机构的运营安全甚至区域金融体系的安全和金融头寸的损失,又包括与金融生态平衡相比较而显现出来的金融环境的恶性变化,如信用环境恶化、金融法律制度弱化、金融市场体制和机制出现短期不适应、所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由此表现出来的非良性变化,等等。总之,和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险相比,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既考虑了可直接货币化的价值损失,又考虑了与金融生态平衡相关的一切方面。这就要求理解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既要了解通常“风险”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又要了解其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性,即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评价的目的是评价具有危害和不确定性事件对生态系统及其组分可能造成的影响,在分析和表征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时应体现区域金融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变化和功能移位。

这一点与通常经济学意义上的风险评价不同。在经济学意义上,通常将风险用经济损失来表示,但针对区域金融生态系统所作的风险评价是不可以将风险值用简单的物质或经济损失来表示的。由于金融环境的恶化而带来了具有某种功能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甚至是社会信用水平的缺失,由此造成的损失也是难以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因此,分析和表征区域金融生态风险一定要与生态系统自身的结构和功能相结合,以区域金融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变化为主要依据。这也就决定了区域金融生态风险不可能完全实现定量化分析。

其次,区域金融生态风险发生的因素即风险源来自与外部和内部,或者兼而有之。外部因素主要有宏观经济环境与政策、法律法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力等方面的变化,内部因素主要有金融体系突发事件、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自身变化等。

最后,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受体即风险承受者不一定是区域内的金融体系。比如,由于区域内信用环境恶化,导致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增多,进而又影响金融机构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创。显然,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能够从整体上把握金融生态系统所受到的影响以及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从风险衡量和控制角度来看,存在系统筹划和优化问题,即为了降低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总量,要在系统内部之间进行收益和损失的权衡,所以,借助一些科学的分析方法,如区域生态经济学理论和方法、金融生态的系统论方法,并可进一步利用生态学处理生态风险时的线性规划。

(四)同金融生态评价的比较

现有金融生态评价大多数采用层次分析方法来研究金融生态的结构与质量,得到的结论主要体现为表征金融生态质量的系数或分值,是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层级评价,从而判断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劣。但是,这种评价方法只是定性分析,并没有指出金融生态环境的风险值或者损失。而在这里提出的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是一个定量指标,是从价值角度来考虑的。它从理论上提出了一种定量分析区域金融生态价值损失的思路和估计方法,因而具有较高的适用性。

三、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评价

(一)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评价原则

由于同传统金融风险相比,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度量范围和方法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评价方法也将发生相应变动。概括起来,这些变动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强调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定性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金融生态涉及金融运营的内外各方面,单纯用数据是不能直接和完全来描述这些方面的变化的。比如,不像经济总量可用数据直观表示那样,金融生态的内部调节机制、外部适应机制等质量就不能完全靠数据来表示其好坏的程度。

2. 除了继续使用概率论、随机过程等描述方法外,还要借助于其它技术和方法来完善。在衡量传统金融风险时,概率论、随机过程知识较好地描述了未来收益不确定性和动态变化过程,但从金融生态的复杂性来看,仍需要其它学科知识来补充和完善。这时,系统论可以很好地揭示金融生态内部各子系统及其之间的运动规律和相互作用与联系,从而从深层次衡量整个金融生态系统的质量优劣和价值损益;规划理论则在要求金融生态系统、某子系统、某组分满足一定约束的情况下,寻求达到金融生态发展的最优目标,充分体现出运筹学的优势。

3. 考虑到在区域尺度内,金融生态的风险源以及评价受体具有空间异质性,因而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和风险评价的难度。这时,应该采取一定方法来克服这种复杂性。

(二)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评价方法

可参照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的方法论基础,对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进行相应的刻画。

一般地,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的方法基于风险度量的基本公式:

(1)式中,R为灾难或事故的风险,P为灾难或事故发生的概率,D为灾难或事故可能造成的损失。

因此,对于一个特定的灾害或事故x,它的风险可以表示为:

对于一组灾害或事故,风险可表示为:

在有些情况下,灾害或事故可能被认为是连续的作用,它的概率和影响都随x而变化,则这种风险是一种积分形式,可表示为:

在(2)―(4)式中,x为一定类型的灾害或事故,P(x)为灾害或事故发生的概率,D(x)为灾害或事故造成的损失。

在这里,考虑到区域金融生态的结构复杂性和空间异质性,需要对公式(4)进行修正,以使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能够充分反映这些特性,这时有:

(5)式中,系数表示区域金融生态的结构复杂性,显然,不会小于1,具体取值情况可依据实践经验决定,这时需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关的信息和数据资料,掌握各种干扰对风险受体的作用机理,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同时,也要考虑综合效应,即不同的干扰及其影响之间的相关性,有时这些干扰及其影响之间会呈现出不同的作用关系,或者相互抵消,或者相互增强; 表示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空间异质性,其取值应具体分析所在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结构及其特殊性,依对风险的抗冲击强度而定。一般来讲,若某地区对风险的抗冲击强度越大,则取值就越小。

就理论而言,利用公式(5)就可较完整地刻画和衡量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大小。但是,也要注意到,在公式(5)中,往往不知道未来将有多少金融灾害或事故发生,并且,其发生的概率也不容易确定,因此,直接利用公式(5)计算区域金融生态风险就非常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能,尤其是在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完善、经济社会发展不稳定、前景不明朗、社会信用环境较差等情况下。

鉴于此,需要简化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评价方法并建立相应的框架与评价指标体系,以便降低评价难度。

(三)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评价的简化框架―指标体系

主要从区域金融生态的构成角度来分析,并针对金融体系内部风险、金融体系与外部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区域金融生态整体发展质量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 金融体系内部风险评价指标。可参照传统金融风险的衡量方法,采用波动率、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VaR(Value at Risk)等分析某个金融头寸或某个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并且这几种衡量方法各自存在发挥优势的场合。如,VaR的出现不仅被各种金融机构总裁、公司财务主管和基金经理们广泛地应用,而且,来自金融监管机构的要求也促使VaR得到更进一步地推广。

2. 金融体系与外部相互作用关系―均衡发展状态的风险评价指标。由于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不仅受到内部各子系统及其相互之间作用关系的影响,而且来自外部诸如社会、经济及其部门(政府、企业、个人)等其它方面的变化也将十分重要地影响金融体系的发展,这也是金融生态的本质要求。

对于这部分评价指标,应着重体现金融体系与外部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均衡关系及其动态变化,并反映这种变化的程度和状态。可用以参考的指标应选择相互关系、依存度与和谐性、稳定性、适应性等两方面的可量化或可定性分析的指标,以及相应的评判原则和方法。甚至,还可以利用目前比较流行的连接函数(copula)技术来分析金融体系与外部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变化形态。

3.区域金融生态整体发展质量的风险评价指标。可借助于生态学中的能值分析理论。能值(Emergy)是研究生态系统自组织过程的重要目标函数,通过对生态系统能量―价值过程的分析,为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在应用上从不同的角度表现生态系统功能,两者的互补关系受到了生态学家的关注,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有益的研究成果。

能值分析法认为,地球上的各种能量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太阳能,任何资源都包含着一定的太阳能,因此可将一个区域(如国家、地区、企业等)内不同种类、不同量纲的资源统一转换为太阳能值进行比较分析。这需要以太阳能值转换率为中介,计算区域内各种资源的能值及总能值。计算公式为:

(6)式中, 、分别为第i种资源的总能量和能值, 为第i种资源的太阳能值转换率(以单位资源的能量中所含的太阳能值确定),为区域内各种资源的总能值。

基于上面能值分析理论,金融生态的能值分析就是以能值为基准,把金融生态系统中不同种类、不可比较的能量转换成同一标准的能值来衡量和分析,从中评价其在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综合分析系统中各种金融生态流(能物流、货币流、信息流等),得出一系列能值综合指标(Emergy Indices),定量分析系统的结构功能特征与生态经济效益。那么,进一步基于金融生态系统能值的变化(如波动率),可设计出金融生态整体发展质量的风险评价指标。

四、结论

本文借鉴生态学关于生态风险的评价理论,提出了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定义,探讨了评价原则和方法,并建立了简化的评价框架和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进一步利用生态学前沿研究成果―能值分析理论,评估区域金融生态整体发展质量。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方法主要侧重基于价值损失的定量分析,并同传统的金融风险概念以及金融生态评价方法存在着联系和区别。但是,这种方法仍存在着一定局限性,如基于自然学和经济学的实质区别,以能值分析为基础的评价方法存在较多问题,需要在完善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评价的能值理论和各种反映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指标的能值计算技术方面下功夫。尽管如此,该方法的提出仍具有理论意义,并且上述问题的突破性解决,将进一步促进该评价方法的深入研究,并将成为下步研究的方向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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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风险论文篇（2）

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回顾

（一）国外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外旅游风险研究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犯罪等社会不安全因素对旅游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旅游风险引起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形成了旅游风险研究历史上的阶段性高潮。国外旅游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旅游与恐怖主义、旅游与犯罪、旅游与战争、旅游与政治不稳定等，偶尔也涉及对景区游览风险、饭店火灾等偶发性风险问题的研究。从内容上看，多是从社会学角度对旅游风险展开具体层面的个案分析。

（二）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最早涉及旅游业风险方面研究的文章大约发表于1994年。在发展初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裘新宝的《发展旅游保险业务之思考》，他在文中从保险的角度，对旅游涉及风险的范围进行了探讨。在此后几年中，旅游风险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文献数量极少。

国内旅游风险研究真正兴起与发展是在1999年以后。当时旅游业的发展势头强劲，开发商大批盲目投资，这种投资在造成浪费的同时也带来了收益不确定性的增加，风险增大。针对这种现象，很多学者开始从投资风险的角度展开旅游风险研究，如梁明珠提出了观光农园式的旅游开发对于减少旅游开发投资风险的重要性。又如顾华详，在《论西部旅游业引入风险投资的若干问题》、《论WTO环境下西部吸引风险投资发展旅游业》等多篇文章中，针对如何实现西部丰富旅游资源的转化、开发和利用问题做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引入风险投资是降低西部地区旅游开发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有利手段。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危机出现的范围不断加宽，生态风险、经营风险、文化风险、政治风险等各方面的风险不断涌现，学者们对风险的研究范围也因此而不断扩展。目前，学者们主要是针对具体的风险展开研究，这其中包括：黄建军开创性地对昆明旅游犯罪进行的实证性个案研究；赵书虹在《论中国发展国际旅游的风险与机遇》一文中对中国发展国际旅游风险的探讨；王宝恒在其《工业旅游的开发条件及风险提示》一文中，从主体、客体、媒介三方面条件对旅游风险进行研究，指出了工业旅游因自身局限性可能导致的开发风险。

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内容

当前国内学术界从理论上对旅游风险或危机进行研究的文献有限。代表性的研究文献是邓冰、吴必虎等撰写的《国内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这篇文献对旅游风险进行了界定与分类，指出旅游业风险是指影响旅行者对一个目的地的信心并扰乱继续正常经营的非预期性事件。从对现有文献资料分析来看，目前学界研究的主要风险有开发风险、经营风险、生态风险及文化风险四类。

（一）开发风险

在开发风险中，如何减少旅游开发风险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减少产品开发风险的产品开发基本原则。如鲍文君等指出，必须根据市场导向，对强势资源进行筛选、加工甚至创造，这样的旅游景点才具有吸引力，否则，一厢情愿地开发景点，其结果似乎难以如愿以偿。王林在《论旅游决策风险的成因及对策》中讨论了旅游者决策风险的成因，指出旅游企业和旅游者是一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矛盾体。而要解决这个矛盾，旅游企业就必须不断地完善自我，以旅游者需求为导向，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旅游开发投资因为旅游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决定了其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旅游开发投资的风险加大。因此，旅游定位就成为减少旅游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富红在其研究中指出，旅游地定位包括旅游地形象定位、旅游地产品特色定位和旅游市场定位。旅游开发投资不遵循旅游地定位规律，忽视旅游规律，就极有可能踏入旅游开发投资的“陷阱”。

此外，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旅游开发既有收益，也有损失和风险，同时还应考虑开发对象、人力、物力等资源作其他用途时的机会成本，增加投资的边际效益和风险等。

（二）经营风险

虽然中国的旅游产业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但国内旅游企业的发展现状并不令人满意。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外资旅游企业的不断进入，必将会给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冲击。

龙凌是较早对旅游企业经营风险做出明确界定的学者，他在《旅游企业特殊经营风险的界定及应对措施初探》中将旅游企业经营风险作了界定，并根据不同的标准，将旅游经营风险划分了不同的类别。龙凌对于特殊经营风险的性质研究无疑为之后的研究者们就“非典”对经营风险的研究探讨提供了帮助。2003年“非典”发生之后，国内涌现的大量文献可以视为对旅游经营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拓展，如张广瑞、魏小安主编的《中国旅游业：“非典”影响与全面振兴》一书，收集了“非典”发生后旅游业做出的相关研究，其内容涉及“非典”影响、应对措施、危机管理、形势判断、政策动态、振兴策略和国际借鉴等方面。

对“非典”的研究使业界人士真正意识到了旅游业的特性。如石培华、张吉林等人在《“非典”后的旅游经济重建与风险管理》一文中指出，“非典”疫情强化了旅游业“敏感产业”的特性，进一步凸显了我国旅游业发展中的几个“软肋”：旅游业的风险过度集中、旅游企业抵抗风险能力弱等等。学者们还对“非典”反映出的旅游企业的经营弊端及缺乏危机管理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在《“非典”后旅游企业危机管理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赵阳建议旅游企业建立并实施危机管理预案：要以市场竞争中旅游企业危机的出现为起点，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通过识别、预测潜在危机，预先准备各种应急计划，尽可能阻止危机的发生、发展，并尽量将损失降到最小程度，以争取新的转机。

（三）生态风险

目前，我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已开展生态旅游。但从中国的发展现状来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仍然相当严重，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的危机，旅游引发的社会冲突与旅游经济日益尖锐的矛盾，都严重影响了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尚天成、赵黎明在《生态风险分析在生态旅游系统管理中的应用》中指出：在生态旅游开发与规划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利于生态发展的负效应，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环境胁迫和影响，具有一定的生态风险。唐代剑、魏美才在《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系统总结了导致生态旅游开发风险的种种问题。

面对着不断出现的生态风险，学者们也纷纷提出了对策。如梁明珠指出，观光农园的拓展潜力较一般的生态旅游形式更深、更广，较之其它开发形式生态风险较小。关于这一点，学者唐代剑阐述得比较详尽，他在《千岛湖旅游开发的生态风险及管理对策》中，以千岛湖为例分析了旅游开发导致的生态风险并提出了管理对策。

（四）文化风险

旅游业的开发必然会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旅游业开发中出现文化风险。通常旅游发展中的文化风险可分为两类：

一是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外来文化和目的地原有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的消失，把不良的习惯在目的地传播等。部分研究主要体现在一些人类学者、社会学者的研究文献之中，如吴晓萍、何彪把民族旅游发展给民族社区的传统社会文化带来的风险归结为民风习俗的商品化、社会道德风尚的退化、传统文化受到威胁、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四个方面，同时指出这些负面影响可能对民族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力。

另一类则突出地反映在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中。在当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市场条件下，某些开发商为了迎合旅游者的需求，对文化旅游景点盲目或过度开发，造成对文化景点原有历史价值的破坏。如黄芳针对山西日益兴起的大院文化旅游开发热，指出了布局雷同、对外宣传特色不明显、对整体形势把握不准可能导致的风险。

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局限

（一）处于初级研究阶段

世界旅游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进入大众旅游阶段，并以一项新兴产业应有的速度和规模不断向前拓进。而中国当代旅游业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且最初是在外交目的的基础上缓慢起步，直到90年代才逐渐具备了大众旅游的形态。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旅游学术研究，与西方相比，我国不仅起步晚，理论基础也非常薄弱，多数研究只能借鉴西方旅游的发展经验和理论观点。

（二）研究方法单一且缺乏理论性研究

对于一个学科而言，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是学科得以发展的关键之一。但是国内旅游风险管理研究主要采取实证研究单一的研究方法，缺乏定量的分析，更不用说借鉴其它学科一些特有的研究方法了。同时，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绝大多数文献都是以实证研究为主，在笔者所能找到的研究文献中只有少数几篇是从理论上对旅游风险来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如果没有定量的理论研究，就很难得以持续的发展，也很难形成一个研究体系。这是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三）研究方向多元化且缺乏综合性研究

正是由于我国学者都偏向于定性研究，导致随着旅游业发展问题的不断增多，建立在案例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数量逐渐增加，而且多数是由于问题的暴露而不得已进行的检讨和探因式的研究，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性论著颇丰。因此，纵观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整体历程，给人呈现出的是一种多元化、缺乏综合性研究的状况。对于统一、全面的风险研究著作较少，其出现也多为与国外的研究一起论述。这种研究状况如果长此以往地发展下去，会阻碍其发展步伐甚至停滞不前。

（四）研究内容相对狭隘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在出境游日趋成熟的推动下向世界旅游不断靠拢，因此发展所带来的风险远不止上述四个方面，例如政治风险、自然风险等等。这都需要学科研究人员不断重视，而依据我国目前旅游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很多现实中已经存在甚至对旅游业已经构成威胁的诸多风险，在学者们的研究著作中并没有或者很少谈及，这是旅游学术研究的一大缺憾。

综上所述，世界旅游组织曾经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第一位的旅游接待大国和第四位的客源输出国。所以，虽然我国对旅游风险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暂时主要停留在操作层面，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加之风险管理在影响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旅游风险管理的研究势必在旅游业发展良好势头的带动下不断拓展，这将推动国内旅游研究与国际的接轨、探索层面的深入，从而反过来加快旅游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生态风险论文篇（3）

风险动态管理是近几年新兴的一门管理学科，它是指对企业在各个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风险进行有效、合理的评估和处理，使企业的风险降到最小，保证企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风险管理对于企业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国的企业风险管理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专业的人才，企业风险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还不是很完善。因此我们要加强企业风险动态管理制度的建设，让其更好的为企业服务。

一、我国企业风险管理的现状

风险管理最早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一门管理学的新兴学科，逐步的传播到加拿大、欧洲等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于风险认识和重视程度，他对于企业的风险管理有一定的效力。我国的企业风险管理发展较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才注意到风险管理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我国的风险管理理论还不是很完善，缺乏一定的实践基础，因此我国企业的风险意识还有待加强。

企业对于风险意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强，我国也不断加大企业风险管理的研究，现阶段，我国形成了较完善的企业动态风险管理理论体系，从企业的各项经济业务出发，积极的进行各个生产阶段的风险管理。但是我国的风险管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由经济体制和历史原因造成的，我国的风险管理工作长期由政府负责，只是在少部分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承担风险，多数的企业没有进行风险管理的意识。这表明我国风险管理应用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只是在理的基础上，在少数的企业进行尝试，这远远不能发挥风险管理应有的效果。对于风险管理体系，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实践经验不够，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就不能促进风险理论的改进和完善，因此，要将企业风险理论多应用于实践中，在实践中不断的补充、改进理论知识，促进我国企业风险动态理论的不断完善。

二、我国风险动态管理体系的构建及应用

（一）风险管理动态理论框架的构建

风险管理动态理论的构建是对风险识别和确定风险的来源的确定，风险识别是指对于企业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风险的因素进行归纳总结、判断，分别确定风险的类别和性质。确定风险的来源只是根据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进行各项指标进行分析判断。风险可以分为静态风险和动态风险，静态风险与外部的经济环境没有关系，是由自然力的不规则运动或者是人们的错误认识造成的，静态风险的发生有一定的规律性，可以预见的是，提高人们的意识可以有效的避免静态风险。动态风险的发生与经济环境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有很直接的关系，当外部环境发生改变时，或者是国家进行经济调控时，企业容易发生动态风险，其发生一般是不能预见的。

针对企业发生的风险要进行合理的评估，风险评估是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的判断各项风险会对企业产生的直接的影响，并合理的估计风险产生的概率，找出问题，合理的规避风险。风险回避、风险转移、风险减轻和风险自留是有效的规避风险的几种措施，合理的利用这几种方式，让企业的风险降到最低。

（二）企业风险动态管理框架的构建

企业在进行风险管理时，要根据风险容易产生的因素进行综合管理，建立企业风险管理体系，营造严谨的企业氛围，让企业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安全保证，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在进行企业动态风险管理体制创建时，首先要明确董事会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核心地位。董事会是企业的管理者，企业大多数的决定都是董事会制定的，董事会要真正的把这件决策落实起来，安排专门的部门负责，要在全企业树立风险管理的理念，正确的认识企业风险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另外也要制定相应的惩罚机制，促进全员否参与到企业风险管理的体系中来。其次，完善企业的机构设置，增加风险管理部门，并定期的组织本部门人员培训，提高该部门工作人员的素质，提高鉴别风险的能力，对于可能发生的风险可以灵敏的反应出来，在平时的工作中多总结经验，有效的将风险的损失最小化。最后，要建立严谨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由于风险的发生存在不确定性，要想减轻风险就是减少不确定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减少企业的损失，让企业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三、结语

企业风险动态管理模式将企业的不确定性作为连续的过程来考虑，它不仅将企业风险管理系统化、制度化，同时还将企业的风险管理融入日常管理中，并体现到企业的各个制度层面上，其最终目标是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水平。现代企业面临着许多高度不确定性因素，实现风险的动态管理可以更好地支持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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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风险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7－0189－02

引言

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体系下，现代企业的决策、人事、财务、预算、生产、运营等都离不开法律规范的保障与约束，如果企业的作为或不作为超出法律规范的范畴，受到不利影响，法律风险便产生。为此，企业需要建立防范体系来应对法律风险有效的控制，保证企业的有效运行。

须要指出的是，现阶段对法律风险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理论的静态层面上，从实践角度如何有效地动态性的控制法律风险则相对较少。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法律风险控制相关理论的启示，提出企业法律风险动态性控制，强调系统性的联动控制在法律风险防范中的特殊作用，并阐明如何通过动态性防范机制的发展防范法律风险的机理。最后，文章从综合的全景分析视角出发，将法律风险控制纳入全景分析中的综合防范系统内，形成一个与传统理论渠道相结合的、比较完整的动态性分析机制。

一、企业法律风险动态性控制的内容

法律风险动态性控制是指通过对公司法律风险的报告、提示、预警、分析、评估，从而有效防范与化解公司法律风险，是具有一定结构、层次和形式的动态化系统。具体说来，我们可以将企业法律风险作为一个周期性过程产物，在风险前、风险中、风险后都有一定的转折点和控制的关键点、临界点，在这个周期过程中，防范的重点就是临界点，不要让其恶化。其模型如下图所示：

二、企业法律风险动态性控制的流程

（一）法律风险识别

在法律风险前，收集可能触发法律风险的各种风险点，主要是宏观和微观方面：

⑴国内外与本企业相关的政治、法律环境；⑵影响企业的新法律法规和政策；⑶员工道德操守的遵从性；⑷本企业签订的重大协议、有关采购销售和其他合同；⑸本企业发生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情况；⑹企业和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情况。

（二）风险评估

对于法律风险，可以通过风险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价三个步骤的评估。风险辨识是指查找企业各业务单元、各项重要经营活动及其重要业务流程中有无法律风险，有哪些法律风险。风险分析是对辨识出的风险及其特征进行明确的定义描述，分析和描述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风险发生的条件。风险评价是评估风险对企业实现目标的影响程度、风险的价值等。

法律风险分析应包括风险之间的关系分析，以便发现各风险之间的自然对冲、法律风险事件发生的正负相关性等组合效应，从风险策略上对风险进行统一集中管理。企业在评估多项风险时，应根据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和对目标的影响程度的评估，绘制风险坐标图，对各项风险进行比较，初步确定对各项风险的管理优先顺序和策略。企业应对风险管理信息实行动态管理，定期或不定期实施风险辨识、分析、评价，以便对新的风险和原有风险的变化重新评估。

（三）确定风险评级和应对策略

检查法律风险评级，并得出一份列明潜在法律风险的清单。在识别、量化和缓解风险时，需要注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法律风险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关系。按照已确定的重大程度和可能性估值，计算风险评分，并识别最为重大的风险。进行优先次序排列时，不应仅考虑对财务方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考虑对实现企业目标的潜在影响。值得留意的是，远离企业总部、在偏远的地方发生的风险事件可能常常给整个企业带来重大问题。风险评估小组要监察每一被识别的风险，估计承担风险的成本。之后用成本乘以风险因素概率，得出风险的期望值。有效的风险管理要求企业持续对风险进行重新评估，并且在企业风险管理架构中加入程序，以评估当前存在的及预期的风险敞口。

管理层可针对己评估的关键性项目的法律风险做出回应，选择性地使用风险降低、风险消除、风险转移和风险保留政策，从而有效地解决法律风险所面临的问题。

结语

法律风险防范是风险分析中的最重要议题之一，但是风险防范理论发展与现实选择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议题。特别是近年以来，企业面临的法律问题的复杂性为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传统的风险防范理论无法有效地解决企业的法律问题。因此，本文针对企业法律风险动态性防范做了研究，将法律风险周期这样一个循环理念贯穿于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构建当中。同时，针对企业法律风险的周期性特征，本文进一步提出了法律风险控制动态性流程。从这个综合传导机制当中我们看到，企业通过动态性防范机制的建立可以有效防范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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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nterprise legal risk dynamic control

SONG Zhi-yu,HAN Lei

(Nanche Nanjing Puzhenurban rail vehicle co.ltd.,Nanjing 210031,China)

生态风险论文篇（5）

一、引言

黄河北展区的大部分面积位于齐河县境内，展区内大河、林海、湿地、温泉、沙湖等旅游资源极为丰富，有林面积2.8万亩，林木覆盖率达58.6%，负氧离子含量高于周边地区几倍，还有万亩生态湿地和万亩鱼塘等生态资源，非常适合建设旅游开发类项目。为此，齐河县及时抓住这一机遇，依托该地交通、 区位、资源等优势，规划建设黄河国际生态城旅游开发项目。

本项目建设将突出温泉、水乡、文化、生态农业和休闲度假主题，以建设部级文化生态度假区和部级生态经济示范区为目标，规划了“三片一带”、四大节点、六大社区和21个旅游项目。其中，“三片一带”即整个生态城划分为齐晏凤城片区、梦幻水乡片区、田园古风片区和大河风情游览带；“四大节点”即凤凰阁、黄河北展区工程纪念塔、黄河楼和天湖观光塔四个标志性建筑；“六大社区”即生态城现有居民将集中生活在嘉禾园、昭阳屯、长丰庄、齐晏城、天湖岛和新渔村社区。

然而，本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风险无处不在，尤其是项目建设本身还具有很多独特的风险，如项目建设的高投资、周期较长、专用性很强、一旦建成很难再改为它用等，因此，加强本项目的风险管理至关重要[1]。为此，本文将项目风险管理的相关理论及方法与齐河县黄河国际生态城项目实际密切结合，从项目风险识别分析、项目风险应对策略分析等方面对本项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风险管理研究，以最大程度降低项目开发及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风险程度，确保项目顺利建成，并实现预期收益。

二、项目风险识别分析

作为旅游开发类项目，齐河县黄河生态城旅游开发项目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有政治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管理风险及施工操作风险等[2]，具体详见表1。

三、项目风险应对策略分析

坚持“合理控制项目风险，提高项目经济效益”的基本原则，针对如何控制项目风险，本文特提出以下的风险控制策略：

（1）政治风险的应对策略

首先，关注相关政策变动，认准投资方向，顺应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应地制宜地为本项目制定相关的投资计划，时时留意政策的变动，并根据政策变动对计划加以调整，这样才能尽可能的降低政策风险，提高本项目的抗风险能力[3]。然后，加强投资项目的风险预警工作，注重信用体系的建立，提高自身的信用等级，与银行建立合作，争取获得银行长期稳定信贷，以切实控制项目信贷及融资风险；最后，全员参与，加强项目相关政策风险信息的收集，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在进行风险信息的收集时，不仅要收集项目所面临的风险，还要对一些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对未来的风险做出预测。

（2）市场风险的应对策略

一是要加强对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积极转移市场风险。在黄河生态城旅游项目开发、运行的整个过程中，可行性研究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一个完整的可行性研究应该包括对本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环境生态效益的综合评价，为保证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客观性，可行性研究工作应委托高水平的咨询公司进行，并通过对旅游市场的调查，形成开发意见，选择风险程度较低的开发方案，以实现对项目风险的事前控制[4]。

二是选择恰当的运营方式。黄河生态城旅游开发项目投资大、工程项目量大，而且管理事务繁杂，整个工程项目存在很大的市场风险，因此，作为主要的开发投资商，可以考虑通过横向联合、共同经营等方式引入多个经营主体，实现经营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经营方式的多样化，以转移市场风险。

三是采用保险的方式来间接降低风险。在旅游项目开发投资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面临着风险，都有可能发生缺失，甚至发生致命的损失。要想将这种不确定、大的损失转变为确定的、小的损失（保险费支出），采用风险转移——保险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保险可以将自己不能承担或不愿意承担的风险转嫁给其他经济单位承担，从而降低自身的损失程度，同时也可以考虑利用利率期货及期权工具转嫁利率风险[5]。

（3）财务风险的应对策略

在黄河生态城旅游开发项目中，工程量巨大，投资也巨大。整个工程项目存在非常大的财务风险，为此，本项目应确定合理的资本结构，并根据项目进展状况适时调整，确定与资金期望收益相适应的负债额度，使其还款计划与项目的现金流量相匹配，以最大可能地降低项目资金成本及财务风险。

（4）管理与操作风险的应对

首先，制定准确的、差异性的项目定位，并使其经营内容多元化。旅游景点如果雷同，就失去了对游客的吸引力，因此，本项目在定位上要避免出现大众化、同质化，要突出本项目自身的特色，以形成自身竞争力，以差异化的项目定位不断吸引游客，提升项目整体的价值。针对目前市场上旅游项目单一造成的游客停留时间短、购物及其他消费支出少的状况，本项目应致力于开发出自有、独特的旅游及娱乐项目，以降低经营风险，同时增强自己的市场竞争实力。

其次，设立专门的项目管理部门，配备相关的专业人才，严格按照科学合理的理论方法对本项目的建设、运行及营销等进行充分的论证和严格的审核，及时发现本项目经营管理中所存在的潜在问题，加强风险方法，降低项目风险。

最后，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树立全员风险管理意识，高度重视开发企业内部风险管理，强化对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加强风险损失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以便及时觉察计划的偏离，尽早采取防范措施，以在合理控制项目风险的前提下，实现本项目的顺利运行[6]。

四、结语

本文以齐河县黄河生态城项目为研究对象，对旅游类开发项目的风险管理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识别了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然而，本文主要是针对本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的主要风险展开了详细分析，而对其他次要的风险，还需要在与相关专家进行交流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更加全面的分析，以最终建立本项目的风险管理体系，并以此指导本项目的风险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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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风险论文篇（6）

“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1]，科技风险成为公共议题。在此背景下，科技风险的跨文化比较成为研究趋势，包括纵向梳理科技风险问题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横向对比中西方科技风险研究的侧重点以及发展动态，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风险研究路径。

1、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纵向发展脉络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为生态环境带来了潜在威胁。公众认知与科技风险是社会建构的，故对科技与风险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历史发展背景的分析。就社会学而言，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1.1“科技至善”时期

十八世纪，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自此科学知识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而科学通过技术的普及被应用于生产实践[2]。科学与技术成为现代社会的“第一生产力”，马克思对科技的革命性力量做出了高度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赋予了其绝对真理的权威，过多强调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科技应用功利价值的“科学主义”应运而生。“科技至善论”“科技决定论”成为当时的主流科技价值观，垄断了学术研究，科技负面效应研究则极其缺乏。

此阶段，技术专家垄断科学知识，具有绝对的决策权威，他们界定“技术风险”，决定“风险的可接受水平”，科技风险被局限在科学体制内，公众被排除在外，公众的风险认知依靠专家的解释与评价。公众在接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无条件相信专家做出的风险判断。专家根据各自领域的惯例方法精确计算技术风险，判断威胁健康和安全的风险能否降低到某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个过程和结果是否被认为可信和安全的，取决于专家是否完美的遵循了技术领域的惯例。

在“科技至善”的年代，科技尚处于自由发展的“小科学”阶段，其复杂性较低，具有较高的确定性，科技风险仅仅与专家系统有关，公众认知主要依赖于专家对科技风险的判断与权威，这造成了公众对科技负面效应忽视的局面。

1.2“科技中性论”时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诸如美国的三厘岛核电站爆炸，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等科技事故的爆发，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负效应逐渐显现，学者的关注重心也由自然灾害风险向科技灾害与风险转化[4]。

在传统社会，技术发明虽说是一群业余爱好者的闲暇活动，但这些技术专家严谨的遵循着从实验室到社会应用的研发过程，而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生产开发相结合的一体化“大科学”模式下，整个社会变成了实验室，即科学家将所研究对象先制造出来，再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相应的研究。而对于复杂性和数据模型的不确定性与社会效益呈“指数式增长”的核能、电子、生物工程、化学技术等高新技术而言，研究、应用和生产逻辑的颠倒将大大增加社会公众暴露在“人造风险”中的概率。在吉登斯看来，后工业现代化的社会风险已经实现从“外部风险”向“人造风险”的转移[5]。不同于传统的以不可抗的自然灾害为代表的“外部风险”，源于高新技术的“人造风险”具有覆盖面广，不确定性高，后果严重等特征，以至于即使在科学家群体内部对这类技术风险的估计也常常存在差异，此外，在一体化体制中科学与经济、政治的紧密结合，使其失去了独立性，甚至成为政治经济的附庸，早前技术领域获得的合法性由此受到公众的质疑。在双重打击下，以科技具有双重属性为代表的科技中性论取代了科技至上论对社会的影响。

虽然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科技彰显了正负功能并存的两面性，公众对科学技术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但是这个阶段只能算是一个过渡期，即是公众科技认知论从科学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的阶段。科技中性论的兴起便体现了这种过渡性的特征。

科技中性论认为“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6]，即科学技术只是达到目的的中性手段或工具体系，依附科技而来的一切不良后果和其所拥有的显现或潜在的毁灭能力只是源于人类对这种工具的不当使用，以及人类对科技目的的认识不清和有限的理解。科技仍旧是进步的代名词，风险并不是科技的本性。这种观点实质上是通过将科技风险的责任推卸给社会，从而减少公众对新技术的反感，为技术的持续创新进行辩护。故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即使存在质疑的声音，但是对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依旧是主流。而风险到底是外在于还是内在于科技活动也成为争议的中心。

1.3“科技建构论”时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进一步凸显。欧美社会学者围绕着技术风险和公众认知问题逐渐形成与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技术―经济框架相背离的以建构主义为中心的社会―科技研究路径，其中心议题是科学技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

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现代化阶段后，以一体化大项目形态发展的高新技术决定着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新技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挑战并摧毁了现代风险规避制度所依托的理念和概率计算方法，传统技术领域的试错法失去用武之地。据此，自八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

George Gaskell等（1999）在考察生物技术的公众接纳态度研究中发现科学技术是风险负荷的，公众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科技接纳态度也是存在差别的 [7]。科技的风险负荷性表明了风险是内在于科技活动而存在的。科技的日益扩展促使人类社会完成了“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的转型，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对人类社会无限效力的现代社会[8]，风险类型发生了巨大改变，由科学化的技术（Science-based technologies）引起的社会风险取代自然风险跃居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人造的风险”与科技活动紧密相关，且并非独立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而是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双重属性，是社会建构的过程，故应将现代风险放置在社会背景中分析研究[9][10][11]。在此基础上，西方技术社会学界逐渐探索出建构主义的科技风险研究路径。

建构主义科技风险研究关注的并不是风险是否存在，而是风险是如何可能，是如何以某些特定方式建构起来的，从社会组织、结构、文化等背景因素，研究风险如何被制造、选择和分配。其中，信任受到社会学者的青睐。

John Durant等人的公众理解科学框架是科技风险建构主义研究路径的早期成果。该框架指出社会人口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社会阶级和受教育水平）[12]、信息来源[13]和信任因素[14]形塑了公众对科学的认知，然而其并未对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具体运行机制进行深层次的解释。Michael Siegrist（2000）则在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接纳研究中，进一步分析了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内在机制，即信任通过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间接影响着公众的技术接纳态度[15]。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深入探讨成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科技风险研究主题之一，而社会学则为该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解释范式――信任是简化社会复杂性的机制，通过人的主观性吸收或容忍不确定性，提升公众的耐受性。[16]公众通过对制造或管理风险的机构的信任将科技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分为可以相信的和不可以相信的[17][18]，从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科技风险的认知。

2、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横向比较研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围绕科技与风险问题中西方学界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但具有差异性的成果。

2.1西方科技风险研究的三大理论范式

经过近四十年的探索研究，西方学术界逐渐形成了科技风险研究的三大理论建构：风险社会理论、文化理论和系统理论。

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从制度主义角度解释现代性风险何以可能，开创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从风险分配逻辑、个体化法则、科学和政治的衰微这三条路径反思现代化，认为作为现代化动力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潜在风险，期许以建立“世界公民社会共同体”来应对现代化的膨胀及其副作用结果的风险。与此同时，吉登斯从宏观层面关注风险产生的制度结构因素，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文明发展的结果。风险社会理论以“风险”为核心概念，探讨当代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层次分析风险、科技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19]。

与风险社会理论不同，以玛丽・道格拉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的人类学学者从文化视角提出了风险文化理论，从社会规范、政策或者制度层面解释嵌入社会结构的风险现象，并提出了著名的网格/群体（grid/group）模型，该模型依据群体紧密程度以及维持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类型划分出四种文化模式――等级制、个体主义、平等主义和孤立主义，个体通过这四种文化模式去感知风险[20]。文化理论尤为重视探讨社会文化因素与风险感知的关系。如Enoch M. Kikulwe等（2011）根据风险观和世界观的综合，将消费者分为怀疑主义者（怀疑主义）、机构信任者（机构权威主义）、健康安全焦虑者（健康取向）和食品与环境安全焦虑者（生态取向）四类，通过比较其风险感知的差异，发现怀疑主义取向群体对风险评估的批判意识极强，其次是健康取向和生态取向群体，而机构权威主义取向群体对科技机构怀有积极态度，因而其风险的感知偏低[21]。

尼古拉斯・卢曼提出的系统论是风险研究又一重要理论框架。不同于文化理论学派，卢曼的系统论更加接近于风险社会理论。二者虽都从宏观视角探索现代社会风险的内在机制，但区别于风险社会理论对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关注，卢曼的系统理论更侧重从社会意义层面，以系统――功能分化的角度，深入阐释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对信任的关注成为系统论科技风险实证研究的主要特点。

三大理论范式都体现了欧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旨趣，但常常脱离于经验研究，贝克和卢曼等社会学家从社会制度层面解释风险，将其提升至当代社会根本特征的高度。而风险文化视角则秉承了默顿社会学传统，将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尤为注重适用于经验研究的中层理论框架的构建，致力于在具体的科技环境中发现风险的建构与生成。

2.2中国科技风险理论研究分析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科技风险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兴起，但呈现出兴起晚，发展不充分的特点，相较于西方三大理论范式的蓬勃发展，中国科技风险理论则相对单一，即主要以验证西方理论为目的，以结构功能主义的本土化为研究范式。

对西方风险理论的解读和相关著作研究的翻译是中国风险研究的重心[22][23]。二十一世纪初，中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如三鹿奶粉等，关于科技与风险问题的争议也愈演愈烈，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认识到跨学科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但本土化的风险理论研究却仍相对薄弱。基于功能结构主义的信任理论成为中国社会学风险理论研究中为数不多的较为系统的成果。

郑也夫（2001）基于卢曼的系统论，提出了信任理论，他认为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是支撑现代社会有序运行的两大信任系统。证书、同行评议和科学知识结构是专家系统的信任基础。而现代化分工和科学的怀疑论则是瓦解信任的根本原因。怀疑与批评破坏了信任的科学知识基础，使得专家内部的同行评议参差不齐，公众受到多样化的专家意见的困扰，从而传统的专家权威受到了挑战[24]。郑也夫对信任的宏观制度层次的探讨是系统论中国化研究的典型代表。

3、结语

基于跨文化视角，比较分析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历史发展脉络和中西方学术研究成果，既是学术传承的需要，又是取长补短的良机。当前中国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问题非常复杂，学术界承担着本土化风险理论的培植重任，政府决策部门面临着正确规划科技与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压力。而近几年来，转基因、纳米、核能等高新技术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争议，在此种背景下，深化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研究将有利于中国科技与风险问题的解决，进而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促进自然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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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风险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X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

20世纪末，我国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其目标旨在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使得我国国土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与全面发展。我国西部地区共有12个省（市、区），分为西北地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和西南地区（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重庆市、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地区土地面积为685万km2，占总国土面积的71.4%，其水资源总量约15 000亿m3，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54%。在西部地区中，西北与西南地区自然条件很不相同，多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同样属于低水平，各自水资源量多少都存在自己的水问题。总体来看，水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山区，西南水多地少，西北水少地多，水土组合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状况，这种状况制约着西部社会经济发展[1-2]。西部地区经过10余年的努力和发展，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均得到了较快发展。相应地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也不断加大，表现为用水量迅速增长，水资源开发利用问题突出，如在西北地区，几乎所有省份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4%）。2009年，甘肃和内蒙接近50%，新疆达到了70%，宁夏达到了800%，已远远超过世界干旱区平均水资源利用为30%的水平[3]。这样高强度的开发利用水资源已引起了水资源衰竭和生态恶化等问题，如河流水量锐减、河道断流、内陆湖面积缩小，我国最大内陆河塔里木河下游断流。为了实现西部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支撑经济西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正确认识和评估西部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为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决策依据。本文利用突变理论开展西部12省（市、区）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价。

1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价内涵与方法

1.1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概念及评价指标

19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风险”的概念，认为风险是商业活动的副产品，经营者的收入是其为经营活动承担风险的报酬。Willet认为风险是关于不期望发生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的客观体现[4]。20世纪30-40年代，人们开始研究风险与可靠性问题，并运用概率论研究机器设备的维修问题。后来风险分析和可靠性理论不断完善充实，逐渐形成了一门应用科学。到了60年代，美国教授William从风险可测算性出发，认为风险是在给定情况下和特定时间内，可能发生结果之间的差异，并指出风险可分为客观风险与主观风险，前者是实际存在的，后者是个人对客观风险的估计。80年代后，风险分析进入到定量化阶段，并且风险分析理论开始走进各个学科领域，诸如社会学科、管理学科、医学等。风险的概念也随认识程度不同、专业角度不同而丰富多样。

国外对水领域风险与不确定性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把风险理论引入到水领域，从风险概念、影响因素、表征指标、评价准则等方面开展研究，并将风险分析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如洪水风险分析、供水系统可靠性分析、工程风险分析、风险决策分析等，为水系统在风险分析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5-7]。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将不确定性和风险理论引入到水领域，对有关水利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问题开展了很多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目前与水有关的风险定义很多，如防洪风险、洪水风险、供水风险、工程性风险、水环境风险和水管理风险等，由于研究问题和对象不同，风险的定义有一定的差别。国内学者对水系统的风险研究更多地侧重于风险分析的应用[8-11]。但迄今为止，对有关水利用风险的内涵还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定义。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大规模开采水资源，引发了一系列的水资源和生态问题。另外，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和管理活动中，由于监测不到位、认识不科学及管理措施不当等，影响到供水水量和水质，有可能导致缺水、断流和水源污染等水安全事故。这些影响因素和不利后果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需要对其进行风险研究。由于水资源系统不仅涉及系统本身，还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这些系统相互作用、相互耦合构成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开放性复杂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交换、能量传输和信息传递，所以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概念是非常丰富的和复杂的。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风险内涵和构成要素的角度，认为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是指特定时空环境条件下，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受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水资源系统可能产生不利事件造成不确定程度的损失。其研究对象是风险事件成因和风险事故概率以及事故对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构成的不利影响和危害。这些不利事件有水资源枯竭、地下水位下降、水污染、生态功能退化、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

水资源开发利用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可概括为：自然不确定性因素和人类活动不确定性因素。自然不确定性因素主要指水资源系统外部环境变化（如气候变化、太阳活动）以及系统内部结构变化所引起的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现象给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人类活动不确定性因素主要指社会发展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导致人类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受到约束或者导致人类无法把握和有效地控制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对水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影响。不确定性因素较难考虑，然而可以从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脆弱性、开发利用现状和开发利用导致的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来考虑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水平。因此，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价从可操作角度，一般可以从水资源的禀赋条件状况、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社会经济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4个方面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和指标选取，然后选取综合评价方法对其计算并进行结果分析。

杜朝阳等：西部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现状评价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0期1.2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价方法

目前，风险评价方法有很多种，大致可分为两类：（1）单因素控制的风险评价方法，如直接积分法（DC）、蒙特卡罗法（MC）、一次二阶矩法（FOSM）、均值一次二阶矩法（MFOSM）、改进一次二阶矩法（AFOSM）和验算点法（JC）等，这些方法均属于随机理论方法，主要解决单目标问题；（2）多因素控制的风险评价方法，如基于模糊理论、灰色理论、未确知理论和熵理论的风险评价方法，这些方法属于综合评价方法，主要解决多目标、多约束条件的问题[8，11]。同样，对于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根据研究问题的复杂性选择相应的方法进行风险评价，但是在选择方法之前，要对此方法对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价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本文将引入突变理论的风险评价方法。

2引入突变理论的风险评价方法

2.1突变理论及突变评价方法

许多年来，自然界许多事物的连续的、渐变的、平滑的运动变化过程，都可以用微积分的方法给以圆满解决。但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突变和跃迁现象，如地震、细胞分裂、战争和经济危机等，这种状况无法用微积分数学进行描述，迫使数学家研究不连续性现象的数学理论。1972年，法国数学教授Rene Thom创立了突变理论，用拓扑学、奇点和稳定性的数学理论来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中的各种形态、结构的非连续性突变，系统而明确地阐明了突变理论，从而奠定了突变理论的基础，这标志着突变理论的正式诞生[12-13]。突变评价方法属于突变理论的适用性应用，是指将观察到的突变现象带入某一数学模型中进行数据计算及评价。突变评价方法优点：不采用指标权重，而是根据各指标在归一公式中的地位和机制决定各指标相对重要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从而减少主观性又不失科学性和合理性，评价结果客观、准确、计算简便，不要求样本数大于变量数，其应用范围广泛[14-15]。

在水资源系统中，随着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发生变化，系统某些状态渐变到一定程度，连续性就会破坏，水资源系统自组织机制显得格外活跃，打破原有的系统平衡状态，产生了质变飞跃。在这个过程中，水资源系统表现出多模态（系统随时出现稳定和非稳定状态）、突跳（连续性就会破坏，出现间断点）和发散（控制变量数值的微小变化却可能导致状态变量终值的很大变化），这些特征属于突变的基本特征，因此，运用突变理论评价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具有可行性。

2.2突变评价方法简介

（1）初等突变类型。 突变理论通过对系统的势函数将其临界点分类，研究各种类型临界点附近非连续性变化状态的特征，按其几何形状概括，有7种性质不同的基本类型[16]（见表1）。

表中V（x）表示势函数，势函数的变量有两类：①状态变量x，y，表示系统的行为状态；②控制变量a，b，c，d，可把它视为影响系统行为状态的因素。可以看出，每种突变类型都是由一个势函数决定的，平衡曲面为满足势函数的一阶导数（或两个一阶偏导数）为零的所有点的集合；某一类型的突变过程可以通过其相应的平衡曲面来描述。同时，可能出现性质不同的不连续构造的数目与状态变量数目无关，而主要取决于控制变量的数目。

另外，由表1可以看出，这7种初等突变类型的控制变量维数均不大于4，但实际中，研究对象较为复杂，多数情况下，控制变量维数（评价中为评价指标数）远超过4个，这就限制了突变理论的应用，为此需要对初等突变类型进行扩展。文献[17]已将其控制变量维数由4维扩展到n维，从而扩大了突变理论应用条件和范围。

（2）归一公式。 在实际评价中，最常用的初等突变类

经过归一化处理后，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取值范围均为0-1，称其为突变模糊隶属度函数。突变模型中各控制变量对状态变量的作用，是根据突变模型内在的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由模型本身确定的，各控制变量对状态变量的影响有主次之分，主要控制变量在前，次要控制变量在后，如图1。

根据评价内容和指标选取需要，对控制变量维数可以进行适当拓展，以满足评价要求。

（3）突变评价准则。 利用突变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时，视实际问题性质不同而采用3种不同评价准则[19]。

a. 非互补准则。当系统控制变量之间的作用不可互相替代，不可相互弥补其不足时，则按照“大中取小”原则取值，即从诸控制变量（a，b，c，d）相应的突变级数值中选取最小值作为系统的x值，即x=min{xa，xb，xc，xd}。

b. 互补准则。若系统的各控制变量之间可相互弥补不足时，可以使x值达到较高的平均值，即取控制变量（a，b，c，d）所对应的xa，xb，xc，xd的平均值。

c. 过阈互补准则。系统的各控制变量必须达到某一阈值后才能互补。

从理论上可以证明，只有遵循上述原则，才能满足突变理论中分歧方程的要求。另外，为避免非互补准则可能丢弃主导因素，从而影响到上层指标，使得评价结果失去应有的公正性和科学合理性，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处理：①舍弃次要的且影响小的因素，选择公正合理的控制变量；②限制各控制变量评分的相对高低，淡化次要控制变量，突出起主导作用的控制变量[18]。

3引入突变理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价步骤结合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概念、影响因素和主要水资源问题，应用突变理论进行水资源利用风险评价，具体过程如下：

生态风险论文篇（8）

一、引言

自从我国旅游业推出文化旅游项目以来，旅游文化小镇已经成为各地旅游建设的一个亮点，当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旅游景区时，为防止出现风险和影响其安全（实质是原真性保护）性而采取风险监测、预警、分析和评估等措施，全面掌控非物质文化进旅游景区的安全局面，有效规避风险，实现旅游景区经济效益最大化，有效地拓展旅游市场，为做大做强旅游经济，大幅度增加旅游经济收入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现状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旅游景区是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但时刻不能松懈对其开展必要的保护工作，专家们提出了“生产性保护”等具有建设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

1.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2010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筱云受文化部非遗司委托，主持完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现状及扶持政策调研报告》，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美术类等项目生产性保护现状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提出了可行性对策建议。（1）生产性保护理论生产性保护理论的提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全地进入旅游景区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吕品田等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传统技艺和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理论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进一步诠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理论内涵，对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理论的理念、范围、原则、作用和意义发挥了重要作用。（2）生产性保护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旅游景区一般可分为表演、展示和展出三大类，其中就包括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等生产性保护内容。根据我国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将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过程中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十分重要，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全进入旅游景区，采取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就是目前得到普遍认可的保护性措施之一。

2.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消失危险，有关文化管理及保护部门，必须投入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及时研究抢救性保护对策，才能确保面临消失危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到原真性保存下来，并保证能够得到有效地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是指那些面临消亡状态的民间文学、作品、项目、形态及传承人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将其活的生存及传播状态全方位记录下来，创造出适合它们长久生存的环境和条件。以山东省为例：全省共有17市138县创新“村报普查线索、乡点项目、县做规范文本、市整体收集、省全面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作流程和普查方法，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如下表所示。

3.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符合抢救性保护的原则，是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成果及具体保护实践经验的结果，来源于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所含整体论的思想，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源、环境和相关人群等要素。在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体表现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性、系统性、全局性保护。

4.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是一种富有创新的保护模式，针对仍具“活态”生命力强健的项目采取相应保护措施，以便其“活态”项目有效传承和延续，在我国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性保护落到实处。

（二）旅游文化小镇规划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旅游飞速发展，旅游文化小镇以整合文化旅游等元素为特征迎来空前发展机遇。集文化、休闲性和娱乐等为一体的旅游模式成为当前旅游业最受人们追崇的外出旅游的形式。因此凸显当地传统文化元素的旅游文化小镇建设就成为必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也是发展旅游事业的必然趋势。文化旅游是继休闲、观光、度假等传统旅游项目增添的又一崭新的旅游项目。目前，能够为游客提供具备厚重历史传统文化内涵等特性的旅游文化小镇就是适应旅游业发展的产物。旅游文化小镇涵盖文化、休闲、观光、度假、运动等诸多旅游元素，以文化旅游产业为核心，整合一系列相关产业，创建高效的文化旅游产业集群，不仅能促进旅游城市景观、基础设施、文化产业结构、城市就业等方面深刻变革，同时也能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在规划设计时一定要选择中国的名村（名镇），挖潜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让其成为自身的文化资源，避免旅游文化小镇同质化而注入文化之魂。

三、非遗与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3+X”风险规避

（一）非遗与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

为提升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效益，取得文化旅游小镇规划设计建设工作的成功，地点的选择十分重要。在实际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选择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为基础，以江西省为例，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江西省已经公布了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见下表所示：从述表中所显示的数据表明江西省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旅游景区的开发形式；其次是舞台表演形式；第三是现场体验形式；第四是开展活动形式；第五是商品展销形式；第六是宣传展览形式；第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具体项目和相关文化产品。主要推进措施：措施之一是提供支撑平台，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项目中，要全方位筹集资金，争取政府等多方支持，搭建旅游文化小镇整体硬件支撑平台，构建科学地配套基础工程设施和后勤服务保障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单位也要为其项目进旅游景区安全提供保障。措施之二是旅游文化小镇管理层必须组织力量深入挖潜、开发和利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所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生产性保护形式制造出旅游产品、演艺节目等。措施之三是各级旅游管理部门要将旅游文化小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文化小镇亮点，通过多种渠道强力推广，使其成为延续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措施之四是积极探索旅游文化小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形式和途径，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旅游景区并形成良性互动、利益共享、互惠互赢的新格局。

（二）“3+X”风险规避

1.“3+X”风险规避理论概述

“3+X”风险管理理论基础是现代风险管理理论，现代风险理论正式被世人接受是基于梅尔，赫奇的著述《企业的风险管理》和威廉姆斯的著作《风险管理与保险》的面世。风险理论的发展历经了传统风险管理、金融管理、内容控制和企业风险管理理论等过程，经过多种整合和多年发展搭建了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早已成为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有效管理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已是不争的事实。现代风险管理理论包括风险监测、风险分析与风险评估三个体系。“3+X”风险规避理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旅游景区的安全保护措施得以强化，作为一门新兴较为先进的管理学理论，是建立在《企业的风险管理》基础上，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旅游景区的安全保护管理引进上述理论无疑是一种良好的选择，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旅游景区风险监测、分析、评估、识别和衡量，从而采取有效预防措施，实现风险规避。

2.“3+X”风险规避主要内容

“3+X”风险规避的目标实现，必须实现风险的的监测、分析、评估、识别、衡量并达到风险规避目的，为最终决策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其中监测是识别的基础，分析是识别的关键，评估是风险管理和决策的重要依据。采用“3+X”风险规避理论，首先必须对其机理有比较深入地了解，其中3代表风险监测、分析和评估而X则表示风险预警、防范和补救等措施。该研究成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实践中可用于规避可能存在的可预见性或可能隐藏的各种风险，并能针对上述情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产遗产进入旅游景区不仅能得到有效保护，而且能有效地开发利用，发挥最大的旅游经济效益，最终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强有力的保护的同时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3.“3+X”风险规避研究涵盖范围

“3+X”风险规避研究涵盖范围：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有效利用是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旅游文化小镇经济发展的源泉。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有效开发利用在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中必须考虑其存在风险。因此，“3+X”风险规避理论从风险监测、分析、评估、预警、防范和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等进行充分论证，最终提出科学地可行性工作方案用于指导实践，实现的旅游文化小镇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我国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安全进入旅游景区工作，成功的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十分密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旅游文化小镇的文化魂，为了科学地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中风险规避问题研究显得尤其重要。因此，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3+X”风险规避，其目的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后划分出相应危险等级，积极寻找应对策略，消除不安全因素，将其存在的一系列不利的影响因素降到最抵点，就是要发挥其在旅游文化小镇中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将风险降到最低。

4.“3+X”风险规避具体实施

“3+X”风险规避的具体实施，其核心内容可分为方面，一方面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可能存在的风险点进行分析。另一方面要对“3+X”风险规避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的影响进行研究。（1）采用通常使用的风险评估手段来评定风险等级，风险评估手段的采用是指在风险发生前后对人们的生命、生活及财产造成的损失，量化评估风险的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中所包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过程中，可以采用上述风险产生危害程度和概率依据相应的风险管理理论进行等级划分，一般情况下可划分为蓝、黄和红三个级别。（2）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来实现风险控制。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关系研究，从中寻找出存在的有机联系，建立相互促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机制，共同监督其有效运行，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科学合理。（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3+X”风险规避：查找风险评定风险等级，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风险发生，避免过程风险发生，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3+X”风险规避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风险监测、分析、评估及规避一览表：根据风险对后果的影响程度大小可以设定风险点相对小的为蓝色等级，该风险对后果不会造成太大的危险，主要体现在风险性质为不符合管理规范。风险应对策略：建立部门联系制度，加大经费的投入，完善软硬件条件，加强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提升综合素质。根据风险对后果的影响较为严重的划为黄色等级，主要体现在风险性质是违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风险应对策略：严格制定有有效的管理制度，强化岗位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力度，严格工作程序，建立严格的考核监督机制。根据风险对后果影响为严重的划为红色等级，主要体现在风险性质是产生了严重的违纪违规后果为严重，风险性质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条款。风险应对策略：从抓管理人员法律、法规及相关条款的教育工作，对管理人员违法违纪者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旅游景区要慎重，因为存在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全隐患，必须时刻保持牢固的风险意识，要在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等工作的前提下，引进先进的“3+X”风险规避理论，从风险监测、分析、评估、预警、防范和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旅游景区安全性、可靠性和必要性。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有机融合，促进旅游文化小镇经济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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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风险论文篇（9）

在水资源工程中可靠性概念应用早于风险，例如在水库调度中，人们早就用发电保证率、灌溉保证率等概念方法评价水库运行策略的优劣。风险分析在70年代后期才渗透到水资源研究领域，并最早在美国水资源开发中得以应用。1984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了ASI高级研究所，专门从事水资源工程的可靠性与风险研究，并提出了水资源工程可靠性与风险的研究框架和系统理论、方法及评价指标。目前世界各国对水资源工程中的风险决策以及水资源系统运行的风险分析都高度重视，并开展了广泛的研究〔2,3〕。但作为水资源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水库调度，其风险概念和分析方法80年代才提出，研究刚刚起步。

近年来国内的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4〕。傅湘等用概率组合方法估算了水库下游防洪区的洪灾风险率，用系统分析方法建立了大型水库汛限水位风险分析模型；冯平等研究了汛限水位对防洪和发电的影响，通过风险效益比较定量给出了合理的汛限水位；谢崇宝等分析了水库防洪风险计算中水文、水流及水位库容关系的不确定性，研究了水库防洪全面风险率模型应用问题；梁川以极差分析法进行防洪调度风险评估；王本德等〔5〕建立了水库防洪实时风险调度模型，该模型考虑了水库下游防洪效益与水库风险两个目标，又在论述水库预蓄效益与风险分析的必要性和主要困难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一种风险率的计算方法，然后提出一种以经济效益与风险率为目标的水库预蓄水位模糊控制模型及求解方法；田峰巍等提出了依据典型联合概率分布函数的风险决策方法。李国芳和覃爱基采用频率分析方法，对水利工程经济风险分析方面进行探讨，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随着矩分析方法和熵理论的日臻完善，可将信息熵、概率论和风险估计结合起来，建立最大熵风险估计模型。李继清等〔6〕采用层次分析方法，将水利工程经济效益系统划分为防洪、发电、灌溉(供水)效益子系统，辩识出风险因子，通过两种风险组合方式，建立最大熵模型，得到系统经济效益的风险特性。

2风险分析的一般方法〔5～10〕<>

2.1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调查方法

调查方法是通过对风险主体进行实际调查并掌握风险的有关信息。动态与静态结合是指调查既要了解主体的现状，又要了解过去，又要归纳总结，预测它的未来。就水资源系统而言采用调查法对有些问题并不适宜，如水库调度风险问题。

2.2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系统方法

系统方法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它是从系统整体性出发，通过研究风险主体内部各方面的关系、风险环境诸要素之间的关系、风险主体同风险环境的关系等，确定风险系统的目标，建立系统整体数学模型，求解最优风险决策，建立风险利益机制，进行风险控制和风险处理。该方法适用广泛，从理论上讲是较科学、理想，但应用难度大。

2.3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2.3.1定性风险分析方法定性风险分析方法主要用于风险可测度很小的风险主体。常用的方法有调查法、矩阵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德尔菲法是美国咨询机构兰德公司首先提出，主要是借助于有关专家的知识、经验和判断来对风险加以估计和分析。在水资源系统中有些不确定性因素难以分析、计算，因此该法在水库调度风险决策中具有实用价值。

2.3.2定量风险分析方法定量风险分析方法是借助数学工具研究风险主体中的数量特征关系和变化，确定其风险率(或度)。

（1）基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风险分析方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水库调度中可靠性与风险率的最为有力的工具，如过去对水库运行的发电保证率和灌溉保证率等的计算均是建立在该基础上的。该基础理论和方法也适宜于解决风险率的计算。

根据水库调度中风险的特点，以下介绍4种方法：

①采用典型概率分布函数计算风险率

在水库调度中，影响风险主体的不确定性风险变量(或随机变量)大都服从一些典型的概率分布，如三角形分布、威布尔分布、正态分布、高斯分布、伽玛分布、皮尔逊Ⅲ型分布等。因此用概率分布密度函数的积分便可分析计算决策指标获取的可靠率或风险率指标，该法计算简单且精度也可基本满足要求。

②依据贝叶斯原理计算风险率

设B1、B2、…、Bn是一组互斥的完备事件集，即Bi互不相容，则有∑Bi=Ω,又设P(Bi)>0,则对任一事件A，设P(A)>0，则有：

P

式中，P(Bi)为先验概率(已知)或事前概率；P(A/Bi)是与先验概率相关的条件概率(已知)；P(Bi/A)是事件A发生的条件下，引起Bi发生的概率，为后验概率(未知)。

在水库调度中当Bi为水库放水，A为影响水库放水的入库水量和库水位，则P(Bi/A)为水库在已知入库水量和库水位的条件下，水库放水的概率。同理，可对水库放水的风险率进行计算。

③风险度分析法

用概率分布的数学特征如标准差σ或σ-半标准差，可说明风险的大小。σ或σ-越大则风险越大，反之越小。因为概率分布越分散，实际结果远离期望值的概率就越大。

σ=(DX)1/2=((Xi-MX)2/(n-1))1/2或σ-=(DX)1/2=((Xi-MX)2P(Xi))1/2

σ是仅统计Xi<MX或Xi>MX。用σ、σ-比较风险大小虽然简单，概念明确，但σ-为某一物理量的绝对量，当两个比较方案的期望值相差很大时可比性差，同时比较结果可能不准确。为了克服用σ-可比性差的不足，可用其相对量作为比较参数，该相对量定义为风险度FDi，即标准差与期望值的比值(方差系数)：

FDi=σi/MX=σi/μi

风险度FDi越大,风险越大，反之亦然。风险度不同于风险率，前者的值可大于1,而后者只能小于等于1。

④离散状态组合法

此法的基本原理是，首先给出各风险变量的离散型估计值；然后按照概率组合原理由这些离散的估计值来推求结果出现的大小及其可能性。该法属穷举的范畴，当风险变量较多，且每个风险变量的离散状态个数较多时，就存在“维数灾”。但在风险变量个数较少，每个风险变量内有发生或不发生两种状态即三项分布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分析风险十分有效。

（2）基于马尔柯夫过程的风险分析法

水库调度中的入库径流过程一般服从于马尔柯夫过程(马氏过程)。马氏过程是一类变量之间和相互关联影响的非平稳随机过程,其基本特性是无后效性。因此可用马氏过程状态转移概率来推求水库调度中风险变量相互影响的风险率计算问题。用马氏过程已成功地推求了水库调度方案的发电可靠率(保证率)。

（3）蒙特卡洛模拟法（MC法）

此法是目前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投资风险分析方法，其基本思路是将影响工程经济效果的风险变量依各自的分析分别进行随机取样，然后用各变量的随机值来计算经济评价指标值，这样对每个变量随机地取一次样就可以计算出经济评价指标的一个随机值，要作出经济效果评价指标与其实现的累积概率的关系曲线，需要多次的重复试验，且随随机风险变量的增多，其重复模拟计算的次数也要增多，需借助计算机进行计算。另外，这种方法难以解决各个风险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且要求给出各个风险变量的概率分布曲线，在统计数据不足时难以实现。MC法可以考虑随机变量各影响因素，但计算量大且结果未必一定精确。所以，在有其它简单方法时，一般都避免使用MC法，或以此法作为一种对照。

（4）模糊数学风险分析法

水库调度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如径流、用水、库水位变化等，常模糊不清，具有明显的模糊现象和特征，因而用模糊数学进行风险分析是非常适宜的。

（5）一阶二次矩法

此法的步骤是先选择一理论分布族g(y)=g(y,θ)来逼近Z=f(X1,X2,…,Xn)的概率分布，然后用泰勒公式将Z在(X1,X2,…,Xn)的均值(μ1,μ2,…,μn)处展开，舍去二次以上的高阶项，这样近似求得的二阶矩，进而估计参数。

一阶二次矩法未考虑有关基本变量分布类型的信息，因此不能用概率指标合理反映结构的可靠度，实际上变量的分布类型对可靠度是有影响的。本法只适用于线性方程，当状态方程为非线性时，在中心点处取线性近似，因此可靠度指标是近似的。由于状态方程在描述一个问题时，因方程形式不同，其可靠度指标的近似值也不同，无法保持不变性是该方法的最大弱点。

（6）极限状态法（JC法）

JC法是一阶二次矩法的改进，该法适用于随机变量为任意分布的情况。其基本原理是：先将随机变量的非正态分布用正态分布代替，对于此正态分布函数要求在验算点处的累计概率分布函数(CDF)值和概率密度函数(PDF)值与原来分布函数的CDF值和PDF值相同。然后根据这两个条件求得等效正态分布的均值和标准差，最后用一阶二次矩法求出风险值。

（7）最大熵法

最大熵法的基础是信息熵，此熵定义为信息的均值，它是对整个范围内随机变量不确定性的量度。信息论中信息量的出发点是把获得的信息作为消除不确定性的测度，而不确定性可用概率分布函数描述，这就将信息熵和广泛应用的概率论方法相联系；又因风险估计实质上就是求风险因素的概率分布，因而可以将信息熵、风险估计和概率论方法有机地联系起来，建立最大熵风险估计模型：先验信息(已知数据)构成求极值问题的约束条件，最大熵准则得到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

应用最大熵准则构造先验概率分布有如下优点：①最大熵的解是最超然的，即在数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求解，解必须和已知的数据相吻合，而又必须对未来的部分做最少的假定；②根据熵的集中原理，绝大部分可能状态都集中在最大熵状态附近，其预测是相当准确的；③用最大熵求得的解满足一致性要求，不确定性的测度（熵）与试验步骤无关。

最大熵法的计算量小于蒙特卡洛法，需要进行许多数学推导，计算较复杂，所以通常只应用在大型工程项目的风险分析中。

3结语

目前，风险分析的方法已有多种，它们在考虑因素、输入信息、计算量以及适用对象上各有不同，进行汛期水库调度风险分析时，应结合本领域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特点，比较和改进现有的方法。洪水调度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本身具有复杂性，因而还要积极拓展其他新理论新方法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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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栋，朱元生生..防洪系统风险分析的研究评述〔J〕.水文2003,23(2):15～20.

生态风险论文篇（10）

1.绪论

1.1 选题背景

农业科技生态园区是90年代以来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开始涌现出的一种新型农业发展模式，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淄博高新区农业生态园区的建设虽然到目前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是在项目的进展过程中还存在有一些方面的问题，对于风险管理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评价体系，然而潜在的这些方面的风险对于该项目的成功实施将会具有较大的影响。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论文从传统的风险分析和评价方法入手，通过实例对项目风险分析与评价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与阐述，提出了农业这一特殊领域中大型综合项目风险分析与评价的基本框架。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大型农业综合项目的相关方在风险管理方面提供可借鉴的方法和启示。

1.3 主要内容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由以下部分组成：

（1）对课题研究的一些实际情况进行说明，并且通过文献法对于国内外课题研究情况进行归纳总结。

（2）对于课题研究的相关概念理论进行归纳总结。

（3）以淄博高新区农业科技生态园区项目为例，对于该项目的基本情况、风险识别和进行评价。

（4）对淄博高新区农业科技生态园区项目的风险应对与控制进行策划。

1.4 拟采用的研究方法

文献法、观察法、访谈法、统计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经验总结法、定量分析法、归纳法。

1.5 采取的技术路线

将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制作成以下的技术路线图，供阅读者可以清晰的对于本文技术路线进行了解，具体参见图1.1：

2.相关理论综述

2.1 项目风险概述

阐述风险的概念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美国人Chicken和Posner提出：

风险=损害×暴露度 （式2-1）

D.B.Hertz和It.Thomas在1983年提出项目风险管理是包括风险识别、计量、评价、再评价的一个系统过程。R.W.Hayes等人在1987年提出风险管理是由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及对策构成的一个系统。

通过以上对于风险概念的进一步了解，项目风险是指可能导致项目损失的不确定性。

2.2 项目风险管理内涵

从系统和过程的角度来看，项目风险管理是一种系统过程活动。项目风险管理人员的作用在管理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要妥善处理风险事故造成的不利后果，以最小的成本保证安全、有效、可靠地实现风险投资总目标。

2.3 AHP分析法

2.3.1 AHP分析法概念

AHP译为层次分析法，主要是将那些同决策总是有着关系的一些元素进行分解，成为目标、准则、方案等等的层次，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的一种决策方法。

2.3.2 AHP分析法的基本步骤

（1）单层次模型分析

决策者在这个目标的意义之下对于这n个元素进行系统的评价，对于他们进行优劣排序并且做出相对应的重要性的权量

（2）递阶层次模型分析

对于实际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基础上，将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因素依照与不同的属性自上而下地分解成为若干个层次，同一层次的诸多因素从属于上一层因素。

3.淄博高新区农业科技生态园区项目风险识别

3.1 项目基本情况

3.1.1 项目概况

淄博高新区都市农业技术集成示范基地位于淄博高新区石桥办事处朱庄村，由朱庄村注册成立的淄博高新区丰盈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承担运作。该项目处在城郊结合部，是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有利地段。基地周围交通便利，南距高速公路1公里。项目总占地5250亩，总投资8000万元。

3.1.2 项目开发的思路及初步规划

（1）项目开发的目标

充分挖掘项目的生态资源优势，立足精品和科技农业的生产示范（瓜、果、蔬菜等），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生态旅游、郊野休闲度假等），通过土地流转，集中将其建设成为集生产、观光、休闲为一体的达到省级标准的现代农业园区。

（2）功能分区

基地规划分为功能区：

①丰盈市民农园项目区；②优质草莓种苗繁育项目区；③甜瓜标准化生产项目区；④现代农业技术孵化园区；⑤牧草产业化项目；⑥籽种产业化项目；⑦特种经济作物示范项目；⑧循环农业示范项目区。

3.2 项目风险识别

3.2.1 技术风险

农业生态科技园区的技术风险主要指技术可以顺利的转化成为生产力，以及可以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带来的各种风险。

3.2.2 市场风险

主要说的是因为供求形势方面变化，从而引起了市场竞争范围、竞争方式、竞争程度，以及市场性质、市场发育和市场结构等变化，从而导致了风险

3.2.3 经济风险

该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项目的资金不可以及时性的供给，从而将会导致项目发生损失，甚至说失败的可能性会很大。

3.2.4 管理风险

这方面的风险主要说的项目管理者经验和素质、决策的科学化、管理的合理性、对于投资工具的选择、阶段化动态组合、采取的投资规模策略、对于投资项目的评价和筛选、企业的资本结构等方面的不确定行因素从而引发的一些风险。

3.2.5 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主要指因为外部的环境方面的一些因素变动从而给项目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主要包含有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以及自然风险。

4.淄博高新区农业科技生态园区项目风险分析

4.1 AHP评价方法构思

对于该项目AHP评价方法的进行，应该从以下方面进行：

组织项目评价小组，对于项目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确定；

对于项目风险权重指标进行确定；

对于项目风险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价；

对该项目最终存在的风险进行风险排序和评价。

4.2 风险评价的指标体系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将该项目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汇总成为表4-1所示：

4.3 权重划分

依据以上的相关权重划分的理论，以下将对该项目的权重进行划分：

4.4 评价结果

4.4.1 各指标影响程度评价

淄博高新区农业科技生态园区项目小组对于个指标影响程度进行评价，最终评价结果参见表4-9：

4.5 该项目风险指标最终评价

通过以上的基于AHP分析法对淄博高新区农业科技生态园区项目各风险管理的指标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该项目的风险指标当中，排在前几位的主要风险因素是：资金周转困难、市场需求前景的不确定性、资金需求不确定性、市场价格不确定性、市场竞争情况、资金成本不确定性，风险程度分别是0.0282、0.0215、0.0214、0.0188、0.0149、0.0139；其他的风险都比较小，在总体上来看，该项目的风险比较小。

5.淄博高新区农业科技生态园区项目的风险应对与控制

5.1 风险规划的基本任务

对于风险进行规划的基本任务就是将风险后果尽量限制在可以接受的管理水平之上，风险后果是否可以接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损失的大小、另外一个是规避风险从而采用的一些行动。

5.2 主要风险因素的应对策略规划

5.2.1 主要风险因素的回避

项目风险的回避是各种项目管理技术当中最为简单，同时也是最为消极的一种风险解决的方法。

5.2.2 主要风险因素的转移

转移风险又被称之为合伙对于风险进行分担，主要指风险承受的主体将一些无法进行承担，却又无法可进行回避、控制，或者说是自留的风险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了他人。

5.2.3 主要风险因素的自留

风险自留有同时被称之为是风险承担，主要说的是风险的主体自己承担风险可能会带来的各种损失，当然也独享可能带来的一些经济利益。

5.2.4 主要风险因素的分散

风险分散是介于风险转移和自留之间的，属于是风险转移的策略范围。

5.2.5 主要风险因素备用的相关措施

确定了项目风险规避的对策以后，就需要考虑到后备的措施，一旦说项目实际计划和进展有所不同，就可以采取一些后备措施，从而来确保项目实现预定的目标，项目建设的后备措施主要应该包含有3方面的内容：进度、技术和费用：

5.3 项目风险管理

5.3.1 项目风险管理规划

在对于项目风险管理进行规划的国臣各种，可以制定项目风险管理计划书，主要是为了更加全面、更加准确控制风险，那么就需要制定一个科学合理，并且具有针对性的项目风险管理计划书。

5.3.2 项目控制与监视

（1）风险控制

对于项目风险的控制也就是在项目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实施项目风险管理的计划书中约定的一些规避措施。

（2）风险监测

项目风险监测主要项目实施过程当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主要是需要监测风险实际是监视项目的进展，以及项目的环境，也就是项目变数的变化，其主要的目的就是，核对风险规避的策略，以及措施的实际结果是否可以同预见的相同。

5.3.3 相关方面的主要措施

在农业科技生态园区项目启动之前，需要邀请来自各个方面的专家对于该项目的规划，以及建设进行详细的评估和论证，认真的分析研究各种潜在的风险因素，让项目的风险可以减小到最低的程度。

在农业科技生态园区的建设过程中，建立一整套以专家和计算机作为基础的人机风险信息管理的系统。

对农户的经济行为进行去正确的研究和进一步的分析，促进其经济行为更加合理性、也是科技生态示范园区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

强化教育和宣传，尽快的改变农民们那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强化他们环保意识的形成。

建立促进成果转化成为科技师范的推广体系。提高科技转化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要强化科技推广的作用，建立科技师范的推广体系，尽快将现有的增产增收的效果显著的科技成果。

进一步强化利益契约机制建设，系统企业和农户、企业和政府，以及企业同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

6.结论

6.1 研究结论

对农业科技生态园区项目来说，在实施的过程当中经常性会遇到一些风险，面对这些风险，应该采取一切办法，充分性的利用风险管理方面的知识，将风险控制在预料之中，成为项目风险管理的驾驭者。目前，农业科技生态园项目风险分析和评价体系还处在了一个研究和实践阶段，然而，目前已经比较明确的是，对于其进行完善的风险管理，从而必将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将会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企业综合性建设项目的现代化管理水平提高非常有利，从而将会较大的促进和推动我国的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

6.2 研究不足和展望

本文研究不足在于对于淄博高新区农业科技生态园建设项目不能进行全程的跟踪，从而对其风险研究所提出的策略采用以后的效果进行系统性的评价，对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所起到的效果就无从知晓。今后对于此类项目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更加系统化，应该不但识别、评价和策划，还应该对策划以后的具体效果进行系统的评价，将评价纳入到研究体系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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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和平.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特点和类型分析[J].科技与经济，2004，17（1）：38-44.

生态风险论文篇（11）

关键词：供应链风险；可能性；发生时间；持续时间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5-05

作者简介：郑小京（1975-），男，陕西白水人，哈尔滨商业大学商业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供应链管理。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D071；黑龙江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LBH-Z15109；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DW007。

对风险评价的本质在于试图分析风险发生的统计规律，因为统计规律可以发现其关键的可控风险因素，以及风险因素与风险之间的一个基本映射关系。但是，如果考虑风险的动态性，这些结果就很难描述供应链风险的多源性、多维性以及相互交叉性、传递性、动态性、非线性。本文拟构造一个供应链风险动态贝叶斯网络评估模型，通过这一模型分析供应链中若干风险之间的关系、若干风险可能的发生时间以及一旦发生可能持续的时间，试图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一、供应链风险的特征及其贝叶斯网络刻画

如文献[1]、[5]、[12]所述，供应链风险具有高度的多源性和多维性，其风险因素与供应链若干风险之间形成非常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一个贝叶斯网络来描述。

（一）供应链风险贝叶斯网络模型

根据供应链风险系统的特征，我们构建一个对应的供应链风险动态贝叶斯网络推理模型，描述供应链风险因素变化可能导致的供应链风险的性质、特征、状态及其变化。根据郑小京（2015）的研究成果，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主要考虑以下风险的发生时机、发生可能性、持续时间所满足的性质：供应链核断裂、资金流断裂、物流断裂、牛鞭效应、道德风险、双重边际化。其中，关键可控的风险因素与重要风险及其关系用图1的贝叶斯网络模型来描述。

图1中，每个节点表示一种风险因素或风险事件，箭头表示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节点的涵义依次为供应商可靠性随机、互补品随机扰动、替代品随机扰动、产品结构复杂性、供应链结构复杂性、非常规突发事件驱动的需求突变、供应商认可/选择不当、产品需求随机、产品需求分布特征变化、生产系统随机、信息共享结构不当、供给订单随机、生产过程序列随机、延迟制造随机性、生产成本方差随机、订单分配随机、合作预测无效、信息自身真实性随机、信息传递的扭曲程度、功能型产品信息管理系统崩溃、流行型产品信息管理系统崩溃、价格不确定、供应商库存管理无效、产品分派机制随机、供给契约参数随机波动、产品分派机制崩溃、供给契约中断、供应链核断裂、供应链网络崩溃、物流中断、双重边际化效应、牛鞭效应、资金链断裂、道德风险。通过贝叶斯网络，我们可以得到各个风险因素与风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对应的概率关系，这使得对供应链风险进行比较准确的估计有了数学基础。

实际上，供应链中风险因素对风险的影响表现出极强的非线性，不仅影响强度表现为随机时变性，而且风险因素结构与性质也具有随机时变性――在一开始对供应链风险影响较为重要的因素，当供应链发展到一种伪平衡状态时，这些因素将不是导致其爆发的关键因素，而可能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的微弱变化将会导致供应链崩溃。本文所构造的动态贝叶斯网络模型完全可以描述这一供应链风险的动态性以及非线性特征，并通过分析把握供应链风险参数的性质，对这些供应链风险的参数进行推理，实现真正的评估。

（二）供应链风险动态贝叶斯网络模型

为了分析方便，不妨假定每一个风险因素或风险事件有三个状态：发生态、临界态以及未发生态，在不同的时间，它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律由一种状态切换到另外一种状态上。如果能把握这一风险事件发生时间以及持续时间的可能性大小，供应链风险评估的准确性与科学意义就得以很大的提高。文献[13]构造了一个类似的模型，描述了一个简单的链状贝叶斯网络，但供应链风险贝叶斯模型比其复杂得多，且我们考虑的参数也有一些变化。

如前所述，供应链风险的发生与因素的状态有关系，而供应链风险因素的状态只有三种，即发生、不发生、临界态。一旦发生，将会引起下一个因素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供应链网络中进行传播，最终导致了供应链风险的非线性迭加效应――供应链风险复杂且具有较大的随机性。不妨假定供应链风险因素都不发生为供应链的第一种状态――未被激活的状态；供应链风险因素全都发生这一现象为第三种的状态――完全激活的状态；供应链风险因素处于临界状态这一现象为第二种状态――完全随机的状态。这三个状态中，从其中某一个供应链风险因素没有变化到随机变化，有下列参数可以描述：风险因素的状态、从一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的持续时间、从一个状态切换到另外一个状态的概率等。

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一下供应链风险因素的这三种状态。发生态表示风险因素完全偏离了正常的状态，未发生态表示风险因素处于正常状态，而对于临界态，直接描述比较困难，我们给出一个直观的描述方式。临界态其实指的是这一风险因素随时都可能偏离正常状态，这是一个不稳状态。徐绪松和郑小京（2012，2013）对供应链道德风险中的因素以及道德风险的临界状态进行了分析，这一结果以及分析过程可以测定在整个供应链风险系统中风险因素是否处于临界状态。

由于风险影响因素的重要性随着系统状态、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就某一特定的风险因素或风险事件而言都是对应的随机过程，不妨假设这一系统满足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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