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大全11篇

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1C-

0076-02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意义

（一）贯彻党的十精神关于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党的十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作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并列，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2013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根据中央关于推动党的十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工作部署，了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贯彻党的十精神教学建议》的通知，该通知强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结合每门课程的内容和特点，深入领会党的十精神，把十中的一些新的观点和内容融入到教学中来。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普通本科院校开设的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其中一门，主要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等。在此基础上，充实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发挥高校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贯彻党的十八精神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二）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当代大学生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健康的体魄，还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提高道德素养。而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它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形式之一，是一种崭新的人类社会文明观，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公德，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因此，具有较高的生态伦理道德素养，是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是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高校德育主阵地之一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必须加强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潜在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主要内容包括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就业观婚恋观教育、法律教育等，生态文明教育虽然没有开设专门的章节，但在很多内容中都有所渗透。例如，在爱国主义教育章节中，教材提到，爱国主义首要的基本要求是热爱自己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要建设美丽的家园，实现山清水秀，就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注意保护好生态环境。在第三章第三节人生环境的内容中，也谈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点，论述了人和自然的依存关系，要求人们善待自然，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这些都是生态文明教育的核心内容。特别是第五章“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指出了社会公德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上，社会公德主要体现为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等。在第五章的“公共生活中的法律规范”这一内容中，还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让学生认识到自觉保护环境，形成良好的环保意识，不仅是当今全世界的公共道德要求，也是国家法律的要求，这样可以使学生更科学理性地看待生态文明建设。可见，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现有的教材内容中，潜在着不少生态文明教育的资源，在教学的过程中，应积极开发利用这些教育资源，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生态文明教育。

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举措

如上所述，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是贯彻党的十精神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适应时代的必然要求，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现有的教材内容中，也潜在着许多生态文明教育的资源。针对如何根据本课程的学科特点，开发和利用潜在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效性，笔者建议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生态法律法规教育，还要开展灵活多样的生态文明实践教学活动，以提高生态文明教育的效率。

（一）加强对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

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关键是要加强对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生态道德是一种全新的人类道德，它是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反映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生态道德观对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观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理论教学过程中，要帮助学生理顺道德、社会主义道德、生态道德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教育学生学会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树立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反对个人主义价值倾向。这种生态价值观与生态伦理，其实是与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相一致的，是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拓展。只有在理论上让学生对生态道德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才能树立生态道德观。

（二）加强对学生进行生态法律法规教育

生态文明教育不仅要对大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帮助大学生自觉遵守保护环境、尊重生命、善待自然、合理消费等生态道德规范，而且还要对学生进行生态法律教育。法律与道德从某种意义来说，都是一种行为规范，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道德强调的是“应该与不应该”，而法律则是带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规定着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现有的教材内容中，有很多法律的知识，但涉及到环境法律法规的知识却比较少，只有在第五章第三节中讲到“公共领域中的法律规范”时，才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第七、八章的法律教育中，也很少有系统的环境法律法规教育内容。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本课程的特点，挖掘现有的环境法律法规资源，进行适当补充，对学生进行环境法律法规教育。我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开始重视对资源环境领域进行立法活动，并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在教学过程中，可适当增加这些环境法律法规教育的内容，让学生对生态法律有一个系统的认识，这对培养大学生的生态法律素质，提高大学生的生态保护意识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坚持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以多种形式开展生态文明教育

理论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生态文明的一些知识，包括生态道德观、生态法律法规等，通过理论教学，可以让学生构建一个比较系统的、科学的生态文明认知。生态文明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一样，都要经过知、情、意、行等几个环节，所以，除了理论课教学之外，还应加强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的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有助于大学生对生态文明建设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有助于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的养成。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总课时中，有四分之一的实践课时，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课内实践和课外实践等多种形式来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活动。

1.课内实践教学活动。在课内实践活动中，可以设计一些贴近学生生活的环境问题，让学生进行讨论，如连续的严寒天气，有些同学开始疑惑“地球是变冷了还是变暖了”，就这个问题，可以让学生搜集资料，通过数据对比，展开讨论。还可以就发生在学生身边的事情展开讨论，比如近两年来，广西多地发生地陷灾害，这些地陷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通过设计这些贴近现实生活的环境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或辩论，引发学生对环境问题的新思考，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培养环境保护的意识。

2.课外实践教学活动。在课外实践教学中应注意，活动前要拟好主题，精心准备，明确活动的目的，有针对性地开展课外生态文明实践教学活动；另外课外实践教学活动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还可以借助党团活动或第二课堂活动，开展一些生态文明主题活动，如每年的4月22日“地球日”，可以以“地球日”为主题，开展一系列的活动，还有“地球一小时”活动等，让学生参与到这些全球性的环保活动中，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带领学生进行暑期环保调研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成长。

除了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中加强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学校还应加强生态校园建设，营造良好的生态文明氛围，只有把课堂教学、课外实践和校园生态环境建设等结合起来，才能提高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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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江毅.付文杰.生态文明教育是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J].教育与职业，2005（11）

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篇（2）

礼制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重要命题，研究中国法制的演进不能不提及礼制。正是“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的中华法文化。”[1]“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宗教仪式，在阶级出现后才逐步蜕变为强制性的法律规范。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中国法的起源，而且还影响着中国法发展的历程。“从总体来说，整个中国古代法制历史始终受礼制的支配和影响，一部中国古代法制史实是礼法合治的历史。这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2]“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甚至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精髓”。[3]中国自古就是崇尚德治却缺乏法治的国度，道德对中国法治发展始终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4]道德作为影响中国法发展的本土资源，主要是借助“礼”这种形式来实现的。尽管人们现在对“礼”的本质尚还有争论，但大多数人都认为“礼”与道德密切相关。“礼确实是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5]在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与其说是“礼”在支配和影响中国法制的发展进程，倒不如说是潜藏在“礼”之后的道德在发挥着作用。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清末两千多年的礼法之争，实际上就是对道德与法律之间孰主孰辅的争论，当然在这个时期内始终是道德占据着统治地位。《唐律疏议》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论断就是最好的诠释。中国从上世纪初就开始了逐步迈向法治的进程，特别是在进入现、当代以后这个进程迅速加快。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应从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中寻找积极有益因素，而中国传统礼制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由于“礼”是反映社会道德关系最基本的规范，在发掘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中，作为伦理学与法学的交叉融合产物的法伦理学，必将成为进行这方面研究最重要的路径、方法。“法律伦理学研究对于正确评价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6]它将成为对现代中国法治启示研究的理论起点。本文以中国历史上有关礼法关系的论断为导引，以法伦理学的语境解读其在现代法治中的涵义，以期能为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某些有益启示。

具体而言，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出礼入法”：合理区分道德与法律的界线

尽管人们在中外法律学说史上对法的起源问题，曾有过神意论、理性论、权力论等不同的认识，[7]但“刑起于兵”以及“法源于礼”这两个观点，现在已几乎成为了有关中国法起源问题的通论。假如我们将“礼”的本质归入道德规范的范畴，那么“法源于礼”的实质就是法律起源于道德。“法的发展可以逻辑地划分为三大阶段：首先是法律与宗教、道德浑然一体，此为‘混沌法’；其次是法律走出宗教、但仍与道德不分，故乃‘道德法’；最后是法律进一步与道德分离而独立化，便是‘独立法’。”[8]其中，“道德法”阶段无疑占据了中国法发展历程的主流，“独立法”的形成则直到清末修律之后才真正开始。道德与法律的界线不清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在中国古代，也有模糊道德与法律的界线，或者说以德代法的倾向。”[9]这种传统对现代中国社会仍有着比较大的影响。但这种道德与法律界线不清的状况也并非绝对，中国古代“出礼入法”的论断就是最好的例证。“所谓‘出礼入法’似乎就是指违犯了‘礼’，严重的就要受到刑罚的制裁。”[10]有学者甚至还认为“礼”与“刑”结合在一起，以礼为体，以刑为用，出礼入法或出礼入刑，是中国封建时代法律体系的另一特征。[11]若将“礼”视为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则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诠释“出礼入法”的论断：即人们逾越了道德的界限必将受到法律的惩戒，道德与法律间必须有泾渭分明而且合理的界线。这对现代中国法治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现代化的法治在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初现雏形，但由于历史上“道德法”传统强烈影响的存在，在很多地方仍无法合理区分道德与法律的界线，这也成为导致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且不论中国古代在这个问题上的实际状况如何，但至少古人们在认识上早已明晰二者间的界线。中国古代至东周前虽仍保持着德法未分的状态，但德法分离的思想却在东周后就已较早出现了。传统儒家思想虽然在总体上极力主张德法融合，但在其中也不乏德法分离思想观点的点点火花。“礼者，治之始也”而“法者，治之端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这些论断就是作为儒家思想代表的荀子提出的。他认为“礼”是法的总纲而法是“礼”的派生，若将“礼”视为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其实就是法律起源于道德，当然这其中自然就包含了法律区别于道德之义。萌芽于春秋之际的法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道德应与法律分离的主张。特别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法为天下之至道’、‘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等偏激法治观念的蔓延，则标志着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越来越远。”[12]韩非子甚至还提出了“不务法而务德”的主张。自两汉起德法融合的思想虽总占据着统治地位，但人们对道德与法律区别的认识却越来越清晰。“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以及“出礼则入刑”，就语出自记载东汉历史的《后汉书·陈宠传》。即使是在“一准乎礼”、“德主刑辅”的唐代，人们仍能在认识中明晰道德与法律的不同作用。李世民更提出了“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以及“失礼之禁，著在刑书”等很多著名论断，在后者中他更是将刑的作用归于禁止失礼行为。[13]而这句话若用法伦理学的现代话语来进行注解，就是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或者说是底线道德，逾越道德这个底线也就进入了法律的调整领域。中国社会自宋以后进入了“以德代法”的时代，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取得了统治地位，它在对社会的调控功能上甚至取代了封建法律，德礼与刑法的界线在中国才从此开始变得模糊，而在此之前道德与法律却依然处于分离的状态。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尽管以德代法占据主流，但仍然具有时间较长的道德与法律分离的历史。注重弘扬这种传统、区分道德与法律间的界线，这也就是“出礼入法”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二、“引礼入法”：不断推动道德的法律化进程

道德既是法律的起源同时也是立法的重要素材，同时也是现代法伦理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命题。“所谓道德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是指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14]道德的法律化自古就是法律生成最主要的途径，“引礼入法”就是其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表达。“道德在中国古代被誉为‘法上之法’，法律史上所谓的‘引礼入法’，就是法律的道德化。”[15]引礼入法“即把道德原则引入法律，把道德作为立法的精神，并直接成为法律规范本身”。[16]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最早出现于战国末期，“荀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将礼与法结合起来，以‘法治’充实‘礼治’的思想家。他引礼入法，将体现贵族利益的旧礼改造成了维护封建官僚等级制的新礼”。[17]但“引礼入法”在中国的正式开始却是在西汉，特别是汉初的董仲舒为此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董氏以儒家典籍，六经之一的《春秋》作为判案的依据，更是他为调合儒法两种思想实际上做出的一种努力……它以一种特殊方式开启了中国古代法律史上一个伦理重建的主要时期。在此期间，儒家以其价值重塑法律，系统得完成了儒家伦理的制度化与法律化，结果是在继承先秦乃至青铜时代法律遗产的基础上，将礼崩乐坏之后破碎了的法律经验补缀成一幅完整的图景，最终成就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完备体系。这一过程亦即是后人所谓的‘以礼入法’，我们名之为道德的法律化。”[18]在“引礼入法”这个道德不断法律化的过程中，儒家传统思想始终对其具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引礼入法’的过程，不但是使法典的制定贯彻儒家的基本精神和原则，还把具体的礼制规范引入法律，以确保法律的强制实施过程本身就是道德的推行过程，它不但是使法律成为所谓‘最低限度的道德’，还要使法律成为教化成俗的实现德化天下的至善目标的手段。它使法律与道德一体化的过程，不但在形式上消除了法律所独具的形式和技术上的独立意义，还从本体上消除了法与道德的争论。”[19]在此之后中国也就进入了“礼法融合”的时代。毫无疑问，道德的法律化在现代中国法治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社会的制度文明建设，也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极大提高。[20]中国自古就有“引礼入法”的道德法律化传统，这也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某些有益启示。首先，“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礼仪、廉耻的国度里，要实现法治，必然需要借助于道德的力量……法律规范应以道德准则为标准，‘引礼入法’，将符合人们道德准则的行为规范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使道德法律化”。[21]其次，在全社会公认的道德基础上所凝练而成的法律，“不但大大减少了法律运行的社会成本，最重要的是还稳定了基层社会的秩序。”[22]中国传统社会正是借助“礼”的道德教化形式，实现了在法制不甚发达状况下社会秩序的稳定。最后，在现代中国法治进程中道德应发挥出其前瞻性。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应具有着超越现实的前瞻性，尽管有些伦理思想可能与现实的生活有些差距，但是其却能对法律产生前瞻性和变革性的影响。环境伦理思想对环境法的影响就是最好的例证。“环境伦理的历史轨迹表明，每一次环境运动都是对旧价值观的扬弃，作为其成果的表现，人类道德共同体范围的不断得到扩展。这种伦理变革为立法提供了伦理基础，并最终势必会反映在法律制度中（法律反映价值观念），引发法律生态化的趋势。”[23]

三、“以礼统法”：积极促进法律的道德化完善

法律的道德化也是法伦理学领域中的重要命题。尽管学界对法律的道德化有着种种不同的理解，但笔者似乎更愿意在“良法”的概念上理解它。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法律“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的论断。[24]所谓“良法”就是“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法律，也是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等道德价值的法律。”[25]所谓法律道德化就是使法律更具有道德合理性，更加符合平等、正义、自由等道德价值的要求。公平、正义等道德价值是现代法治的理念追求，也是现代中国法治今后要努力构筑的价值目标。“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26]中国自古就有法律道德化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又常与“礼”相结合。“在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化现象历来十分严重，甚至形成长时期的‘礼法文化’，合礼即合法，合法即合礼，道德是制定、判断法的根本标准；法是好是坏……一个人是否遵法守法都以‘礼’为准绳。”[27]这种关系用中国传统话语表达即“以礼统法”。“以礼统法”中的“统”字即统帅、统领之义，它的意思是说“礼”即道德应贯穿法律的全部，法律应当彰显出道德的基本要求以及内在精神。中华法系注重“以礼统法”并几乎达到了极致，最后竟发展为“礼法不分”甚至“以礼代法”。“礼为中华法系打上了深深伦理道德的烙印。”当我们读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词句时，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脉脉温情。“中国法律刚刚萌芽，伦理道德的内容便充斥其中，为中华法系中所特有的温情打下了基础。”[28]法律中鲜明的道德色彩是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也是现代中国法治建设中最为重要的本土资源。中国自清末修律以来开始大量地引进西方法制，以至现代中国竟被归入了大陆法系国家的范畴，中华法系的诸多传统几乎早就已经被荡涤殆尽。西方自古就具有源远流长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加之发展至近代又受到了科学主义的强烈影响，在法律中表现出的“重理性、轻德性”的倾向。而这种倾向随着西方法制的移植也传入了中国，并导致其竟摒弃了崇尚德性、以礼统法的传统。因此我们在全面建设现代中国法治的进程当中，应当努力地从其本土资源中发掘积极有益因素，这样才能构建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中国自古就有“以礼统法”的法律道德化传统，这也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某些有益启示。这表现在立法时应保证所立之法符合道德要求，即所立之法应当是具有道德合法性的“良法”。“法律存在本身就是人类创造出来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的，最终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是它的终极道德依据。”“既然法律对于道德如此重要，它本身就就当是合乎道德的，应该拥有道德的合法性。”[29]在立法时另外我们还应注重进行道德上的考量，特别是对中华道德文化中积极有益因素的汲取，摒弃西法中的冷冰冰而融入中国式道德的温情。“在传统的中国人心目中，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不仅相通，甚至可以理解为是‘三位一体’的。”[30]在注重理性的基础上同时兼顾德性的内在要求，相信这样的法律才适合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从而才能促成其对法律的尊重并进而自觉遵守。“法律要从根本上得到人们的尊重而不只是畏惧，它就必须符合人们的道德理念，符合人们有关何为正当的理念。”[31]

四、“隆礼重法”：努力构建现代德法合治社会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社会治理模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德治和法治是其中的两个基本方式。德治，主要是对社会的道德控制，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构的重视和运用。而法治则指以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基本手段，通过其规范性、强制性、可操作性来完善对社会的治理和控制。”[32]中国在历经了历史上德治与法治的几经离合后，而在现代终于选择了德法合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不用说德法合治就是对法治国人现仍有些不适，就连某些专家、学者也对德法合治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中国自古就缺乏德法合治的历史传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缺乏史实以及理论依据的，中国德法合治的传统并不缺乏反而却历史悠久。“先秦至辛亥革命数千年，从总体上呈现出德法合治——法治——德法合治的基本线索。”夏商“神权法与伦理紧密结合，在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共同目的下展现了德法初分而不分离，德法合治的最初形态。”西周汲取夏商灭亡的教训提出明德慎罚的主张，“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和推崇德治，所谓慎罚，就是慎重的使用刑罚，从而开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德法合治之先河。”但是这个时期的德法合治仍然是处于初级阶段，它的建立基础是当时的德治与法治都不甚发达。在经过从东周至秦代短暂的德法分离到法治后，中国的德法合治历经复归、成熟、僵化等阶段，最后“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传统的德法合治模式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解体。”[32]随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主张的提出，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复归德法合治模式。“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33]在现代中国构建德法合治社会同样离不开传统，我们同样可以从有关“礼”的论断中窥豹一斑。荀子就认为礼和法都是治国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并概括为“至道大行，隆礼重法则国有常。”[34]荀子是中国历史上德法合治理论的最早提出者，“隆礼重法”既强调“隆礼”又强调“重法”，认为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同样重要、不可偏废，颇有现代“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意味。汉代贾谊认为礼、法结合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其曰“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35]而“至唐代，唐律一准乎礼，使礼的基本规范取得了法律的形式，从而把礼义道德原则和法律规范有机结合起来，这标志着封建纲常的法律化和法律的伦理化，是封建社会德法合治思想成熟的表现。”[36]这些论断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都有着积极意义。有人将现代的德法合治又称之为现代礼法结合，“现代的礼法结合，是指在法治国环境下对法律伦理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一个功能性概念，从过程上看，它是作为法治精神内涵和保障实现的手段与法律在现实中运行的有机结合，从结果上看，礼法结合的目的是为了要达到和实现理性的法律秩序和社会正义。礼已经不仅仅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的中华民族传统法律精神，它被充分赋予了时代精神，即社会主义道德。”[37]而且在现代中国努力构建德法合治的过程之中，在对德治与法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之中，似乎应将德治即道德建设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选择法治作为我国的基本社会控制模式，只是起到了治标的作用，而加强良好道德对社会的引导和调节作用，进一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增强人们的守法意识，提高人们维护社会秩序的自觉性，才是社会治理的根本。”[38]“隆礼重法”将“隆礼”置于到“重法”之前，在德法合治的过程中将“德治”放在首要位置，古人对这个道理的早已深谙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礼制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相信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远不仅如上所述。礼制作为中华传统文明特别是制度文明的典范，应当对现代中国最主要的制度文明即法治文明，具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积极的现代启示。也许本文的研究可能还较为浅陋甚至有些谬误，那就权当是对法理学与法史学研究的新探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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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篇（3）

一、研究的缘起

2006年11月20日清晨，徐老太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公交过程中被人撞倒，彭宇见状扶起老人，送到医院。老太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经鉴定构成8级伤残，需高额医药费。老太太指认撞人者是扶她进医院的小伙彭宇，一口咬定其就是“肇事者”。随之，爆发了轰动全国的彭宇案，引起一股关于法律与道德讨论之狂潮。

彭宇案一出，令人心痛。我们作为法律人，心痛之余，应该如何给予此类“扶人事件”一个很好的法律解释？又该如何给予助人为乐之人一个良好的归宿呢？本文针对彭宇案的主要焦点即法律与道德之冲突解决问题予以解读。若要解开谜底，必须在我国正处的时代背景下，对法律与道德之冲突解决问题进行深度思考与研究。笔者无意卷入学界争议，只是想对本案唏嘘之余，期望对法律与道德之冲突解决问题的研究能给此类“扶人事件”的审判提供些许有用的线索。

二、对法律与道德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

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相关问题是中西方实务界和理论界千百年来欲探寻和破解的难题。为了更好地解决此难题，我们必须首先厘清法律与道德的基本概念。

亚里士多德对法律有着精辟的阐释：“执政者和公民团体只应在法律所不及的个别事例上有所抉择，两者都不该侵犯法律”。他还认为，“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必须经长期的培养”。西塞罗说：“罗马帝国成功的秘诀在于罗马法的魔力”。由以上名言可知，法律的权威性应当得到普遍的认同。那么，什么是法律呢？其定义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受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此概念被我国广大法理学者所认可。而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可以通过社会或者一定程度上的舆论对公民的生活起到约束的作用。

一般而言，在一个国家之内，会有统一的法律规范作为公民的行为准则，法律具有权威性，必须得到普遍地遵守，但前提是此法必定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同时，作为在社会中生活的人，必须要遵循道德规范的要求。而法律与道德在某些时候必然会有冲突，如何选择是个令人头痛的难题。总体来说，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虽然有各自的调整区域，但其基本的价值标准或者价值导向应当是一致的。

三、对法律与道德的关联及冲突予以解读

著名学者胡适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此话涵义是否精准，笔者认为有待商榷，但无疑是提到了法律与道德的关联性问题，值得思考。

（一）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实表现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冲突的案件频频发生，主要表现为“合理不合法”行为与“合法不合理”行为。

（1）合理但不合法的行为

如广东中山市34岁的林某因为不满其父的、打骂，甚至磨刀欲杀自己与姐姐的行为，便在又一次口角后，将其父按倒在地，用枕头使其父窒息而死。

（2） 合法但不合理的行为

《武汉晨报》曾报道说，一位“的嫂”在武昌火车站为孕妇取行李，在禁停区停了不到2分钟，结果交警对她进行扣分罚款的处罚。虽然“的嫂”不断辩解，周围的人也帮忙求情，但交警执意为之。

（二）法律与道德冲突的深层原因分析

（1）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实质：形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矛盾

法律与道德最终目的均为弃恶扬善，追求公平正义，保障公民的自由。但是在实践中，法律与道德存在冲突，究其本质，乃是法律与道德对形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追求程度不同。

正义作为一直被人类最高价值的追求，法律更容易倾向于实现形式正义，而道德规范则尽力追求实质正义。比如说，上海某被告孙某因对其妻犯罪，被浦东新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成为上海首例婚内案，一度引发民众对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热议。在此案中，丈夫与妻子实施，从道德层面上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是符合实质正义之规定的。但为什么被告孙某会因此锒铛入狱呢？这是法律对形式正义的追求。妻子作为女性，不愿意与丈夫发生性关系，被威胁强迫，违反了妇女意志，因而对孙某以罪论处。这也开了婚内案之先河。

笔者以为，形式正义是手段，实质正义才是最终目的。这同时也会涉及到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问题。二者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形：一、追求形式正义可能导致实质正义的宗旨不能达成;二、 体现实体正义可能导致法律形式正义不能被实现。笔者从不认为追求实质正义或者保障形式正义是错误的，但如何在两者不一致、有矛盾时，找到它们的契合点，这才是我们作为法律人应当关注的焦点。

（2）法律与道德冲突的重要原因：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冲突

在社会的变迁之中，法律与道德并非是同步发展的。道德规范常常因为需要深入人心，所以可能会滞后于法律规范的要求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道德观念尚未确立之前，法律将对新道德观念的最终形成产生影响。当然，法律与道德规定本身都是需要反思的。法律的不断完善与道德的不断进步正是我们对生活状态与自身的生存方式的无数遍的反思过程中形成的，且这是永无止境的漫漫过程。

当代中国转变社会结构的启动，是由我国政府发动的。政府对社会的推动与发展的影响很大，对外来法律的大批量的移植导致我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更加激烈，因外来法律承载的文化价值理念与我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是完全迥异的。笔者以为，文化冲突包括法律与人情的冲突、权利与权力的冲突等，而社会转型过程的文化冲突是造成我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的重要原因。

（3）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直接原因：法律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因素

法律作为意识规范，是特定社会环境与社会存在的产物，必然会有其时代或者自身的局限性。这也是导致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直接原因。

法律的局限性可以分为两种情形：

1、法律是恶法。

法律是恶法的涵义是指法律是不正义的或者不道德的。法律应当以道德为制定基础，但是在现实中，基于人的知识的有限性与利益的狭隘性或者立法者处于偏私有可能制定不合乎道德正义的法律，这样制定的法律自身就有可能是不道德的法律与道德要求相背离的法律。在此情形下，法律禁止而道德允许。

2、 法律的机械性。

法律一旦被制定，在一段时间内会被固定下来。毋庸置疑，法律不是万能的规范，它的制定是为了解决社会普遍存在的一般情况，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解决好任何一个具体、特殊的问题。不可能会预测到具体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所以法律在适用过程中难免会存在僵化与机械，再坚持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就会导致不公正局面的出现。

四、对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之解决构想

（一）制定良法，树立法律权威

为了顺利解决法律与道德的冲突，首要任务是制定良法，树立法律权威，因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良法是符合人道主义与保障人权的法律。它要求法律的精神必须体现以人为本即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手段，充分地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坚持人本主义。只有一国之法律为良法，公民才会有守法之动力，才会去积极自觉的遵守。

立法者立法应当明确的是“法律应当被一切人理解”。“为便于适用和遵守起见，条文固应力求其少，文字尤应力求其短，以免卷帙浩繁，人民有无所适从之叹。”良法不仅仅要体现正义的价值追求，还必须坚持简洁明了，为公众所理解与把握。

一言以蔽之，立法者应当本着公平公正的观念，积极挖掘社会公共的道德资源，认真把握好社会基本道德的界线，制定出具有较高法律权威的良法。“法律是最杰出的的智慧，代代相继，由经久不断的经验构成，精致而优雅。”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协调社会之中的各种利害关系，更好地解决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在较为宽容的社会氛围中建立起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

（二） 将法、理、情三者有机融合

我国古代著名的圣人孔子主张：“为政在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反映出其德治思想;而“为政在人，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则是其人治思想的表露。孔子把德、人、礼奉为至高地位，是一个乌托邦的社会构想，这种桃花源的梦想是人人向往之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利益的地方就有争斗和血腥，如何实现德治，如何将法、理、情三者有机融合是值得探析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司法过程中，必须坚定正义之路，坚持保障人权，将法、理、情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其一，赦免善意违法行为。其前提条件是有紧急情形出现且迫不得已采取违法行为。类似于对紧急避险的赦免。其二，取消恶意违法者的合法利益。此时的恶意行为指的是为了达到目的，获得利益而不择手段地伤害他人的身体乃至生命。对于此种恶意行为，即使依照法律条文取得利益是合法的，仍应当被取消。埃尔默为遗产毒杀祖父案件是典型，毕竟“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这是将法、理、情三者有机揉合的经典判决，值得称颂。

南京彭宇案的一审判决并未做到将法、理、情三者有机结合，因此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依照现有的法律，不知变通，生搬硬套会引起人民对法律权威的不满与质疑之声。笔者以为，在适用良法，树立法律权威的前提下，必须考虑当事人行为时的主观动机。如果基于正当动机且未危害社会，甚至像彭宇那样助人为乐，必须融情、融理于法，适当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考量案件的各种因素，灵活适用法条规定，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统一，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唯此方可赢得全国人民对法律的崇尚。

（三） 积极借鉴、吸收外来优秀文化

当代中国的法律与道德冲突愈演愈烈，还有一重要原因便是对外来文化的过量移植。“所有发达民族的法律在阳光下迎风闪烁，千姿百态。这个颤动着的实体构成一个任何人依靠直觉无法了解的整体。”优秀的外来文化千姿百态，我们该如何借鉴？笔者个人认为，我们当立足我国基本国情，适当、适度地借鉴、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可。

巴枯宁之流主张极端个人主义，要求绝对个人自由，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并且提出“社会清算”的要求，主张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权威、每个社会成员“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此种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坚决需要摈弃。

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法治国家阶段，而西方关于法治的标准模式，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不断有论述，如康德的法治国理想等。最有名的是富勒提出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法治的标准，即法具有一般性，法不溯及既往，法必须公布于众，可预测，明确，不矛盾，稳定，官员的行为必须与已公布的规则一致。罗尔斯提出了几条英美学者一直坚持的法治原则，他称之为形式正义的法治模式，即：（1）类似案件，类似处理;（2）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3）应当的行为意味着可作的行为。此等关于法治如何发展，法律的内在道德化的观点值得借鉴与吸收。

（四）促进法律与道德之新体系的建立

为了更好地解决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根本目标是要促进法律与道德之新体系的建立。在社会调整体系上，积极建立以法律为主导， 以道德为基础的新的规则秩序。

笔者以为，法律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极大的权威性和普遍的适用性，并且还具有国家强制性，因此法律在管理和控制社会秩序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我国强调依法治国、法律至上。基于此，在社会控制环节，应该建立以法律秩序为主导的秩序。

但是，只有法律还是不行的，它需要道德的辅助，这样法律秩序才能建立并被人们所遵守。道德是法律有效实施的基础，因为法律规则和制度只有内化为社会成员自觉的价值选择和行为准则，法律秩序才能化为现实。即使法律制度再完善，如果没有道德观念自律，如形同虚设，甚至会出现法律滋彰，盗贼不断的局面。可见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中，为了更好地解决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要积极建立以法律为主导， 以道德为基础的新的规则秩序。

（五）对社会舆论不断反思与探析

彭宇案之所以对社会舆论造成重大影响，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社会成员都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有组织的世界，而不希望发生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但目前，我国处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时期，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与弊端，不容忽视。

笔者认为，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处在水泥钢筋的碉堡里，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社会压力愈来愈重，人情关系也越来越淡漠，许多事件都折射了人们“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保心理。彭宇案一出，社会哗然。助人为乐反被倒打一耙，至法院，不但未被嘉奖，反倒被判决承担巨额医药赔偿费，这样的结果怎不令我们更加寒心？

目前，传统的法制宣传、法律扩大教育与现代先进的科技传媒等相结合，群众的法律素养增强，法律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得到提升，针对案件的审判也会有自己的认知，他们的各种观点铸就了社会舆论。我们评判一个案子审理结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需要结合社会舆论进行不断地反思与探析，进而推动法律与道德之新体系的不断完善，更好地解决法律与道德的冲突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的权益，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促进伟大的中国梦早日实现。（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 [古罗马]西塞罗：《法律篇》，转引自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陈秀萍：《试论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及其限制》，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 7 期。

[4]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转引自严存生主编：《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5]孙笑侠：《法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参见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学思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林纪东：《法学通论》，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54年版。

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D9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0-0122-02

2009年，三名大学生救人牺牲遭渔夫要挟，以及2011年小悦悦事件后，舆论一片哗然，人们强烈要求见死不救立法入罪；而在2012年底，“常回家看看”这个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是孝敬父母的最基本方式，却被写入国家层面的立法草案。这些方面，都体现了本该是道德伦理性的社会问题却转化成了立法性议题。道德作为一种依靠社会舆论、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来起作用的精神力量，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源于人的社会生活需要，又服务于人的社会生活需要。道德与法律各自存在于不同的领域，当两者之间的界限有所跨越时，说明这类问题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峻的程度，我们应当准确把握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限，在深刻剖析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探究其反映的社会现实，将道德和法律适度分离。

一、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与联系

（一）区别

1.产生和发展的趋势不同

在产生的时间上，道德比法产生的时间早，并且从发展的趋势来看，道德将比法存在得更久远。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前后，关于道德起源问题有许多不同的阐释，例如：天意神启论、先天人性论、情感欲望论以及动物本能论。但这些都无法正确把握道德起源问题的实质，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起源论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在1845年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表述：“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一文从道德起源中论及道德产生的客观基础，“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也即，任何道德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客观基础归根到底是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的社会存在。

产生于原始社会的原始社会道德，虽然不可能具有完整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但却是人类道德的最初形态，也是人类文明最初的展示。与道德相异，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恒存在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社会现象。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由此，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法也终究会消失。

2.二者依靠的力量不同

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意识现象，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来维系。善恶是判断人的道德行为价值的最一般的标准，其适用于所有对人有利害关系的行为、品质、人格，乃至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等。与此同时，良心作为道德规范自律性最集中的表现形式，也能形成一种扬善惩恶的自我道德调控机制，所谓“接受良心的审判”，就是良心调控作用的体现。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道德的约束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软约束，更加强调的是内心的自律，人们在对自身的认识、反省以及发展完善中确立价值体系和价值追求，从而不断发展完善自己，进而发展完善社会。

与道德相比较，法就具有更彻底意义上的强制性和严肃性，更多的是强调“他律”。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作为一个整体在本国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法。任何人的合法行为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人的违法行为也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法律制裁。法律的这种国家强制性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强制性显著区别在于，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由国家机器等强制力量保证实施的，在必要时刻，法律规范的实施需要借助国家系统化的暴力。

3.道德与法律最大区别在于两者所规范的行为不同

法律只对触犯法律的行为予以追究，对一般不道德行为不加过问。各个法律之间在根本原则上一致，除特殊的情况外，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总的法律体系，且该法律体系内部各规范之间不能相互矛盾，法律具有普遍适用性，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一旦违法，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审判。道德则比法律具有更广泛的渗透性，与法的一元性不同，道德是可以多元的。同一社会，不同的阶层和人群，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对同一事物的道德评判标准也就不尽相同。法律不追究的不道德行为，道德依然要予以谴责，接受“良心的审判”；某些特殊情况下，触犯法律，要受到追究的行为，却能够得到人们道德上的同情和理解。同时在对于人们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上，法律调节是以“必须怎样”为尺度进行的调节，而道德调节则是以“应当怎样”为尺度进行调节。法律调节只有一个要求――“合法”，而道德调节则具有多层次性，从底线道德到道德理想之间有许多递进性的不同层次，从而能够发挥更加灵活的作用。

（二）联系

1.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包含

道德和法律作为两种主要的社会调节手段，其作用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为了调节社会关系、约束人的行为，促进社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渗透，相互包含。从历史和发展的趋势来看，早期法很多是从原始习惯逐渐演变而来，在道德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强调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这同时也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道德上谴责拜金主义，法律也禁止坑蒙拐骗；道德赞扬诚实劳动，法律也强调合法经营。道德鼓励和赞扬的行为大多数也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道德谴责和批评的行为，在法律中也能找到禁止的条款。法律中体现道德原则，道德也包含法律思想。

2.相互补充，相互作用

道德和法律二者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形式上相互交叉、相互为用。在社会的文化结构中，各种意识形态都有其不同的内容和作用，其对社会生活的反作用的方式、大小和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同的。它们在贯彻于社会活动时，通过对人们思想上的原则指导、心理感召和情感熏陶、舆论和习俗的维护，直至半强制和强制的约束，一个比一个更富有指令性和强制性，其作用的具体收效，也一个比一个更及时、更迅速。当然，它们的作用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在此进程中，法律对民族道德的形成和巩固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传统道德一旦形成，对具体的法律思想也有很大的约束力。其次，对于二者在各自功能上所不能抵达的空白领域，法律与道德可以相互补充。道德可以弥补法律的缺失与不足，强化人的责任感、是非感、荣辱感、羞耻感，使人正确对待各种利益矛盾，促进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与此同时，道德能否以及怎样调节人们的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存在的其他调节机制的状况和作用如何，法律就是其中起重大作用的一项调节机制。

二、法律与道德在相辅相成的同时也应当适度分离

对于出现的前文所提及的“常回家看看”入法等一类道德层面的问题法律化的现象，部分公众认为，暂且不论其操作的复杂性和难以实现性，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探亲假期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这一切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一类的法律规定最终是否只能起到道德训诫的作用？由此对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界限，普遍的标准应当是是“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这一观点过于极端。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也应该是一个道德规范健全的社会，离开了道德调节而仅仅依靠法律调节，而无法建构秩序井然并长治久安的社会。一个好的法治国家要依靠自己的良法，而“良法”从何而来？来自于对道德“应然”的充分认识。但道德并不是万能的，道德并不能高于一切、决定支配一切。法治和德治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这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同志提出“以德治国”的理念，同志在谈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基本经验总结时说，依法治国同时要强调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同时并进。在正确把握法律与道德之间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我们应当在实践当中探索二者之间最适度的契合点；在追求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的同时，也应当清醒二者适度分离的必要性。不可忽略政府在保障基层民众权益的一些应尽的责任。

作为社会共同体当中的一员，遵纪守法是其中最基本原则之一，但基本的道德素养也是不可或缺的。人的道德境界和道德人格有高尚与卑鄙之分，但无论是高尚还是卑鄙都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对于个体而言，努力践行道德原则和规范，自觉进行道德修养，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社会而言，在加强道德建设的基础上，对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同时加强社会舆论控制和引导，弘扬社会正能量，营造惩恶扬善的社会氛围，对于孝道、诚信、仁爱等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元素要加以弘扬。健全奖惩舆论机制，对于具有典型意义和善的行为，给予奖励和宣传；对于恶要形成高压态势。同时以榜样类型多样化、榜样形象人性化、宣传途径多样化为原则，塑造道德榜样，让人们切实从榜样身上感受道德力量的感染和召唤。

社会的和谐，文明的进步，需要我们把对基层民众权益重视不断引向一个新的高度和力度。对照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境，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健全收入和分配制度，在效率优先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虽说本该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上升为法律问题，在某些程度上，法律并不能够“强制”道德，但法律的强制性、权威性绝对不容置疑，制度不仅有行为规范的功能，更有道德价值引导的作用，法律的善意、指导和警示也应当得到认同。由此，健全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也显得尤为必要。最终将有利于推动一股浩然正气在社会上形成，让罪恶的阴影在阳光下消失。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篇（5）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社会建设方面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病。道德失范事件的层出不穷，小悦悦事件，虐猫事件等等不甚枚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法学界学者提出“道德法律化”的命题，试图运用法律的强制之力来保障道德的运行。法学界也掀起了一场道德法律化的论战，见死不救罪是否入刑的争论至今仍未见分晓。本文试图对“道德的法律化”这一命题进行法理解读。

一、 道德法律化的内涵

道德的法律化是指“国家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道德的法律化，在国内引起关注还是近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国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两位著名法学家――哈特与德富林之间就沃尔芬登委员会所作之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报告就针对道德的法律化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

二、 道德法律化合理性与必要性分析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了道德法律化是一种常见的现象，甚至可以说，相当一部分的法律规范都是由道德脱胎而来。诚实守信的道德要求催生了现代的契约制度，同态复仇的原始道德则是现代刑法刑罚制度的渊源。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道德何以法律化？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哪？笔者试图在下面的论述中对该问题进行解答。

道德与法律的同质性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合理性。道德与法律有着先天的同质性，两者都有着对正义的共同诉求，基本的逻辑性和共同的运作机制。法律乃公平正义之术，正义是法律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道德本身就是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判断标准，因此，法律与道德都具有正义性。道德与法律规则都具有必须如此的强制性逻辑与应当如此的价值性逻辑，“必须”与“应当”是既存于法律中，又存于道德中的两个共同逻辑。

法律较之于道德的优越性则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必要性。首先，法律具有制度性的优势，道德法律化能够将道德制度化，进而对社会生活产生更深刻、更广泛的影响；其次，法律具有比道德更为明确的表达形式。道德是在反复的实践中演化出来的，并没有经过明文颁布，因此具有不明确性，这就直接导致了道德义务的模糊性，削弱了道德在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最后，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即道德的特征在于自律，单凭公民的良知来保障实施，法律的特征则在于他律，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施。在市场经济下，人的逐利性极容易异化，拜金主义与利己主义盛行，此时，由自律保障实施的道德往往形同虚设。

三、 道德法律化的限度

道德与法律的异质性决定了道德不可能全盘法律化，也不可能随意法律化，道德的法律化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点：首先，法律关心行为，道德关心思想。法律只关心公民的行为，只要公民没有做出不适法的行为，法律就不会干预，公民内心态度如何在所不论；道德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公民在行为上符合道德准则，在内心思想和态度上也要符合道德准则，并且更强调后者。其次，法律表现为一元性，道德表现为多元性。在特定的国家或地区，不可能存在多元的法律系统，法律是确定的，而且是唯一的，与此相反，道德则表现出多元性的特征。

道德法律化的限度一方面体现为内容的限度，即道德不可能全盘法律化，不是任何道德都可以法律化，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程序上的限度，即道德只有通过法定的程序才能实现法律化，尤其在奉行立法与司法严格分离的成文法系统。

道德法律化在内容上必须有严格的限制，即并非所有道德都能够法律化。道德在多大范围内法律化才是合理的？哪些道德可以法律化？这是一个需要证成的问题。道德是分层的，有保障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存在的低层次的道德，亦有提高生活质量、追求终极理想的高层次的道德。一般而言，法律化的只能是低层次道德，较高层次的道德一般不宜法律化，但此时法律并无所作为，而是保障公民道德选择的自由，为公民道德选择提供一个私域，避免公权力的粗预。

道德法律化必须遵循法定程序，即必须通过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该点目前在我国尤其值得强调，因为在现实中，道德法律化经常被误读为司法的道德化，司法实践中以法律手段来强制道德义务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严重违背了法治精神。法律区别于道德主要在于其国家强制性，道德法律化的过程是一个剥夺公民自由的过程，因此在程序上必有具有正当性。在成文法系，司法者最大的操守在于依法裁判，司法者应该奉法典为圭臬，在既有的法律体系内运用教义法学去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尽管概念法学在大陆法系受到了自由法学利益法学等等的批评，法学界也以法律解释学的繁荣来对这种批评进行了回应，但是基本的框架还是概念法学派所留下的，法律解释学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解释学，脱离不开法律文本本身。尤其是在法官业务素质，道德素质都不高或者说参差不齐的中国，道德因素绝对不能随意侵入司法，否则贻害无穷。道德的法律化是有限度的，应是有法定程序的，道德司法化应当被严厉禁止。

四、 结语

道德法律化这一命题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又蕴含着深刻的法理，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法理学还是部门法学中都一直处于激烈争论之中。在笔者看来，在道德法律化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是道德法律化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尤其在当前，防止道德法律化异化为司法道德化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诚如博登海默所谓：“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然后它们控制的领域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春梅，李赖志.论公共人力资源的道德构建[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5）：47-49.

[2] 林赛花.和谐社会视角下道德立法的合理性及其理性限度[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4）：209-210，213.

[3] 朱前星，山永福.改革开放三十年行政伦理道德法制化问题研究述论[J].求实，2009，（1）：60-64.

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篇（6）

Some Thinking about the Moral Legalization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moral legalization is considered as a solution which can solve the deficiency of moral quality and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moral declines in our country by some scholars. Mak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morality and law clear and ascertaining the basis or conditions of moral legalization， for social adjustment， especially for the national legal construction，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etic basis and the logic approach of the moral legalization and negative the moral legalization. I consider that the excessive moral legalization is untenable 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Key words： law； morality； the moral legalization

一、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提出

道德滑坡问题时至今日已经不再新鲜，早在18路人对身受重伤的小悦悦无视之前，南京的“彭宇案”和天津的“许云鹤案”已经使中国扶不起老人，自此出现了太多的令国人汗颜的道德事件，在“小悦悦事件”前一个月，武汉市一位88岁高龄的李大爷因摔倒无人敢扶而窒息死亡，当时就有学者提出要将见危不救的行为载入刑法，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一问题在解答之前首先要厘清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范和原则的总和。它以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道德是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内心的信念来保证实行的。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出发，我们则认为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主要作用是通过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外部行为，从而调整一定的利益关系，维护自己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护道德自己的经济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道德的内容从层次上进行划分，可以表达为我们日常所说的价值、原则、规则、感觉和态度（道德情感）等。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法律可以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综上所述，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通过立法提高人的道德水平，显然有拔苗助长之嫌。而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则要依靠这个社会整体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通过法律的国家强制强迫人们服从法律所谓的道德，这一法律首先就违背了自由原则，将人们束缚在法律所允许的狭小范围之内。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法约束的是人的行为，并不是人的思想，如果一部法律约束了人的思想，人的自由空间就会进一步小，那就是一部恶法，不会被人们所遵守。

二、关于道德法律化问题的争论

人类社会在进入二十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更是在对德国纳粹的法律反思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法律并不是在孤立地调整社会关系，而是与其他社会规范是相辅相成的。由此，新自然法学派和新社会法学派重新兴盛，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道德对法律的重要影响，于是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就有人提出了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道德化的争论。这一争论时至今日，对人类社会，尤其是对我国现今社会风气的改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道德法律化释义

“道德法律化”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学者提出的理论主张，现已成为“制度伦理”中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道德法律化”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理解，广义的道德法律化是指将道德原则和规范纳入到法律领域之中，狭义的道德法律化是指“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道德规范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简言之，道德法律化就是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过程。”提出“道德法律化”是因为在一些学者看来，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之所以令人堪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道德缺乏强制力，使得一些人在明知何种行为是不道德的情况下，为了一己私利能够违背道德而又不受到处罚。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变软约束为硬约束，因此他们认为“道德法律化”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主要途径，有学者甚至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的多寡视为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的标志。

（二）关于道德法律化的两种观点

在今天，“道德法律化”是一个有较多争议的话题。目前理论界对于道德法律化问题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将道德法律化作为促进社会法制建设的手段，作为法治国家和道德建设的方向。由于同一社会的道德和法律都是这个建立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两者有着一样的经济基础，都是为相同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事可行的。并且认为道德法律化对于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例如，有学者指出，“越是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所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为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 ”

另一种观点认为，道德法律化的基础是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但是这并不足以成为道德法律化的伦理基础，道德法律化有可能对道德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因为法律调整的是一个社会上人们的抽象行为，即一般行为，而道德则在法律的一般性之外进行局部的具体的调整，如果将道德法律化，法律过细，那么对人民的伤害则是巨大的。例如，有学者指出，“如果通过道德法律化过度地、强行地赋予‘社会法’以‘国家法’的意义和角色，极易把市民社会自决、自律的较高标准，不当地上升为他律的强制的国家标准。 ……可见，虽然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要把国家和社会生活纳入法制轨道，且立法要遵从基本伦理价值取向，精神文明建设也需法制保障，但绝不可推行道德法律化，否则后果是严重的。 ”

三、关于道德法律化的几点看法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比较赞同第二种看法，认为我们不能将道德泛法律化，理由如下：

（一）道德法律化的理论依据不充分

道德和法律的一致性，即法律中不乏含有道德的因素，是道德法律化的重要依据，很多张道德法律化的学者都以二者这种共性为理论基础。例如，他们认为道德法律化的基础之一就是道德和法律均含有“义务规范”，义务是道德法律化的中介和桥梁。然而这一依据并不充分。用哈特的话来说就是：“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真理。”

法律作为一种抽象的行为标准一经确定，就有了稳定性，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的规定和行为事实之间必然产生时间间距，因而法律不可避免的会成为某种凝滞的东西而落后于生活。所以“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准确的给社会的每个成员做出何谓善愿，何谓正当的规定，……简单的原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用来解决复杂纷繁的事务状况的。”法律滞后性决定了其往往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立刻发生改变，很多表面上看是道德问题进入法律领域的事情，实际上这是法律本应该关注而未予关注的法律问题，而不是道德的法律化。

（二）道德法律化存在逻辑局限

如前所述，主张道德法律化的学者们的初衷，也是道德法律化的另一个理论依据，是法律可以弥补道德在调控人的行为时软弱性之不足，从而扭转道德滑坡的局面。关于实践，我们稍后再说，这里先来分析道德法律化的逻辑局限。

赞同道德法律化的学者，潜意识里有法律是当代社会中比道德更有效的社会规范调节手段的认同，仿佛道德有了法律的依仗或者说“化”为法律，就可以突出重围，扭转道德建设的困境。但是正如许多法学家自己都承认并赞同的那样，法律作为调节社会秩序的手段不是万能的，它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完美，也不能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论将多少道德法律化，也不能改变法律的有限性。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法律作为他律，能禁止的是那些严重的违规行为。虽然统治者希望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把法律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虽然只有“等待法律变成了人们自己的法律时，它才不是一个外来的东西”，[9]但是无论依据法律的统治者还是依据统治者的法律，都无法使公民主动行善，都无法使人们有道德。换言之，法律的局限性之一，就是它做不了道德要做的事情。

其实，法律就是一架机器，一架通过暴力实施刚性惩罚措施的机器，而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自律可以以他律为底线，本身不能也不应该降低成为底线。但是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恰恰要变自律为他律，变上线为底线，其将道德的诉求求助于法律加以落实的做法，即使变成现实，变成人们必须要遵守的法律法规，也改变不了其固有的局限，只不过这种局限由法律的局限变成道德法律的局限，由软弱性的局限变成强制性的局限，改换了一下名称而已。

道德有局限，法律也有局限，主张道德法律化的学者只看到道德的局限性，没有真正意识到法律的局限性，他们想用法律化的方式强化道德的调节功能，却使道德陷入法律的局限，其理论和逻辑上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三）道德法律化有损二者各自的功能

一些学者认为，道德法律化可以达成法律与道德的互补，从而弥补道德的不足。毋庸置疑，法律确实可以弥补道德的不足，但这种弥补是法律非道德化时发生的事情，并且只有当法律非道德化时它才能够给予道德以“弥补”。这是因为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道德和法律是社会同时具有的两种不同的规范体系，它们各有不同的功能，并依照自己的功能调控人的行为。

简要说来，道德指示人的内部行为。道德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调整人的思想观念，通过修身养性引导人的举止行为。道德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的内在体验性和个体性，也使得它触及到人的思想和灵魂——一个人之为人不可缺失却常会缺失从而引发无尽悲欢的所在。所以，在调节社会关系的时候，道德主要是靠一种社会舆论评价对行为的主体形成一种精神的压迫， 借助舆论的力量，间接地促使人们选择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但是，虽然舆论可以对人们行为的选择产生很大的影响，却没有办法直接制约人的行为。对于一个置社会舆论于不顾的人，舆论对他的行为不具有约束和引导的功能，对于一个毫无羞耻感的人，良心不能成为其选择合法行为的守护神。所以道德只是对于愿意守道德的人才会发生作用。

法律指示人的外部行为，是行为者自身没有自由裁量权且由国家机关强权实施的强制力。它作为一种外在的约束规范，要求社会成员无条件地遵守，无论行为者自身对此是否认同、在情感意志上是否接受，都必须如此。但是法律的调控范围并不是无限的，法律一般不管辖人的思想领域。也就是说法律不是通过人的思想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关系，所以，能纳入到法律控制范围内的只能是人的行为，不是思想，法律不惩罚“思想犯”，不能扩大到思想领域。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法律在处置我时所应依据的唯一的东西，因为我的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对于思想领域的问题我们不能采取法律限制或法律禁止的方式来解决，凡是不以当事人的行为本身而以他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实际认可。对人的思想领域和情感领域法律只能提出要求，而不能强行介入。有些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如人的思想、信仰、爱情关系、朋友关系等只能留待道德来调整，由社会的舆论和个人的良心来维系，如果法律强行干预，那就是 “越权”。

由此可见，道德和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的方式和范围上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它们只有共同发挥作用，人们才有良好的举止，社会才有良好的秩序。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方面出发，打破二者的界限，让道德侵入法律的领域或者让法律侵入道德的领域，将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我们实际上就是让法律做道德的事情，让道德做法律的事情，就是混淆了道德和法律的功能，其结果必将是既违背了道德的本性，有损道德的功能，也违背了法律的本性，有损法律的功能，致使二者都不能有效地产生本应产生的规范调节效果。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道德法律化在理论依据和逻辑方面、在调控范围和实践论证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因此道德的法律化是不可行的。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赋予了公民道德选择的自由，只要不侵犯别人的利益，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当然，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如果道德法律化，或许会在短期内使道德面貌有所改观。但是欲速则不达，由于法律的强制性是和道德的本质相悖的，从长远看，诉诸于法律手段对于道德建设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是非常危险的。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81

[2]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95

[3] 王剑波、郝艳兵. 道德法律化的限度及路径分析[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民大学，2011.

[4] 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兼论经济生活、道德和政治法律的关系[J].哲学研究，1997，（1）.

[5] 马长山.法治社会中法与道德关系及其把握[J].法学研究，1999，（1）.

[6] 哈特.法律的概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82.

[7] 弗兰克纳.伦理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7：123

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篇（7）

2013年云南成人高考分数线已公布，具体分数线请各位考生查看如下：

次 类别 考 试 科 目 分数线 专升本 中医类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80 英语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10 文史类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80 艺术类 政治、英语、艺术概论 200 理工类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0 经管类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0 法学类 政治、英语、民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50 体育类 政治、英语、教育理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25 教育学类 政治、英语、教育理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35 农学类 政治、英语、生态学基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35 西医类 政治、英语、医学综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45 高起本 文科 语文、数学（文）、英语、史地 235 外语(文) 语文、数学（文）、英语、史地 220 艺术(文) 语文、数学（文）、英语、史地 200 中西医类 语文、数学（理）、英语、理化 200 理科 语文、数学（理）、英语、理化 200 专科 中西医类(文) 语文、数学（文）、英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10 文科 语文、数学（文）、英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0 外语(文) 语文、数学（文）、英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0 艺术(文) 语文、数学（文）、英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0 体育(文) 语文、数学（文）、英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15 中西医类(理) 语文、数学（理）、英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20 理科 语文、数学（理）、英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0 农村医学 语文、数学（理）、英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0 艺术（理） 语文、数学（理）、英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0 注：1. 外语专业的外语单科成绩:本科必须达到60分，专科必须达到40分； 2. 成人中专实行免试录取。

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5-070-02

201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建国以来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召开的党的全会，会议全而研究了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实现全而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党中央提出必须坚持五个原则，其中一项原则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要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使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一、中西方人性善恶观

法治与德治的主体都是人，规范的是人的行为，调整的是人的社会关系，实现的是人的价值，一般来说，关于人的理论学说基本都是以人性的假设为根据和支撑点，来推导和构建它的理论系统。人性是什么？一直以来都有讨论，但没有正确的答案，以自然法为核心的启蒙思想家认为，人性就是人“择善弃恶”的理性；社会功利主义者认为，趋利避害才是决定人行为的终极动因；马克思主义认为，白由是人的本质属性。人性是复杂的，是多层而的，“人性是个极其复杂的集合体，人的各方而特性在不同的层次和深度上反映了人与动物的区别，表明了人的本质。”因此，现实的人性是人的各种本质属互规定的表现，对人性问题的讨论是极其复杂和艰难的，但可以从伦理学的领域去研究探讨人性与法治、德治的关联。

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的规章制度。从伦理学视角来看待人性，有善恶之分，普遍认为，西方对人性恶的论述，成为法律创制和法律适用的逻辑起点，是法治思想的根源，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性本善论，则是德治思想的主要根基。

由于基督教的性本恶的人性观的影响，西方文化中传播着一种性恶论的文化，原罪是基督教中重要的基础教义，因为人类的始祖犯下了原罪，因此人一生下来就带有原罪，原罪说加剧了对人性的不信任。此外，西方大多数学者还认为，人具有感官欲望，会产生虚荣和骄傲之心。如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把白然状态下的人概述为“人与人像狼一样”；有美国“宪法之父”之称的詹姆斯・麦迪逊也提出：“政府之存在是人性恶的最好证明，如果每一个人都跟天使一样，那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与西方主要性恶论文化相适应，西方法治理论以人性恶为前提，其本质在于对恶的人性的限制与压制，西方法学者一般认为：“法治是以防恶为目的，以保障个人私利为归宿，公法的设定，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的设定，在于抵御公共权利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和防止社会个体权利的滥用，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西方国家的法治基于对人性和权利的不信任，由此产生了法律权威、分权制衡等法治思想。

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总体上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善的或可以为善的，孟子提出的性善论，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基于此，儒家强调“内圣外王”的道德教化作用。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至善，是一种教化性恶观。总之，儒教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

除了人性善或恶一元论之外，历史还存在着人性既有善又有恶或人性之初无善亦无恶的二元论观点，这种看法是说人之初具有善端和恶端，或人之初无善无恶，人个体的本性取决于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和塑造，是一种人性可塑论的观点。人性可塑论观点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告子和杨雄。

一般认为西方法治的根基是人性恶论，但在西方也存在人性二元论假设，例如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每个人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他白己，从所有方而来说，每个人当然都比他人更适宜也更关心自己，每个人都能更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快乐和痛苦的感受，而不是他人快乐和痛苦的感受。”他对人的论述，集中于“经济人”的概念，但事实上，他在写《国富论》之前，还写了《道德情操论》，这说明经济人除了自私精明也是富有道德情操的，是理性人与道德人的统一。

从伦理学角度来看，主体间交往中个人与个人之间和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就是人性中善与恶的冲突。实际上，单纯从人的自然属性上而言，自保自爱、趋利避害不能说是善还是恶，只有从社会层而看待某人的行为，才会有善恶之分。因此，从伦理学视角谈人性的善恶就是区别的看待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性，是由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决定的，人性亦善亦恶，后天可塑论之说使法治和德治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这里同意，人性之初具有善端和恶端，但人的个性主要受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和塑造的观点，基于此，在现实中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很有必要的。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法治追求的是公平正义和利益等价值，这是一种普通而实在的境界，德治追求的是要在社会中激发人的善，提倡真善美，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养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人都能有素质，讲道德，做事有良心不能违法犯罪，这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因而有必要二者软硬兼施。

二、从人性的善恶谈“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

从人性具有善恶的角度来看，“法治”与“德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抑制人性中的恶，发扬倡导善的，美好的一而。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辩证统一。

（一）“法治”与“德治”是同一阶级进行统治的“两手”

“法治”与“德治”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

1.道德是法律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法治”需要“德治”的支持和配合

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离不开“法治”，但“法治”作用的有效发挥，则有赖于“德治”的支持和配合，古人云：“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人性有善恶，但在后天的环境和教育下是可以塑造的，而不能只看到恶的现象，只要求用法律去抑制，去打压，这样是很有害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主流还是善的，大多数人是助人为乐，把国家和集体利益看作高于个人利益的，每年评选的那些感动中国人物，他们就是在后天中通过教育和自我内化，发扬了其善。因此，我们应该全而的看待，引导人们自觉自愿地按照有利于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方向行动，形成高尚的道德人格。在道德建设中，要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法律意识和公民守法的自觉性，为“法治”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只有从心里让人们真正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才能创造出一个守法安定的社会，才能做到依法治国。第二，“德治”是“法治”的必要补充。孟子曾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这说明了“法治”需要“德治”的补充。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但法律总是抽象的、概括的；而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是各异的，出现的问题也是千姿百态的。法律的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把复杂纷繁的社会关系全部纳人其调控的范围。而道德规范则不同，它是人类社会生活最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作用的领域极其广泛和深入，它能调整许多法律效力所不及的问题。

2。法律是道德的重要条件和保证，“德治”需要“法治”的保障和辅助

说“法治”是“德治”的保障和辅助，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而：一是，凭借法律的强制作用促进道德白律。道德与法律的最大不同点在于道德的非强制性，所以道德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法律的保证。否则，它就是软弱无力的。二是，通过“道德立法”形式赋予某些道德以法律性质。由于经济体制转变和社会转型，主体的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受一些不正确的二观影响，当前很多人往往道德败坏，价值观扭曲，无底线地追求“成功”。例如，近些年来，凤姐、郭美美，抛出一些夸张、出格的言论，不断炒作，为了追求“出名”，她们不在乎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德治”是不太可能了，还需要法律的强制和约束，因为大众媒体、互联网毕竟是公共场合，如果明显违背公序良俗，违反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则以突破了道德范畴，是事关公众利益的重大问题，必须有法律和制度的约束进行“托底”。

（二）“法治”与“德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林肯说过：“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则是隐蔽的法律。”根据我国宪法提倡“五爱”的公德，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开、等价有偿、诚实守信的原则，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由此可见，这里的许多规定既是“法治”的内容，又是“德治”的内容。另一方而，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又可以互相转化。如果个人产生邪念，不能马上停止，而让“恶”战败了“善”，那就破坏了道德，重者甚至违反了法律。如不诚实守信，不尊重妇女等的行为一般来说属于不道德行为，但如果越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变为法律要追究的问题。

从人性善恶视角论“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表明，“法治”与“德治”只有协调发展、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和调控手段体系，提倡以德治国是为依法治国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环境，如果每个公民都能遵守社会公德，那法律的初衷就实现了，那人的全而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途径

（一）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要并举

人性亦善亦恶，通过德治，教化人们弃恶从善，为实现全而依法治国奠定基础。因此，要把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使法律规范的外在约束性变为广大公民的内在自觉性。

（二）施“法”与施“德’要双管齐下

长期以来，我国无论是在法律实践上，还是道德实践上，主要的不是失之过严，而是失之于宽，例如，中国式的过马路，就是人们为了省点时间不顾交通规则，形成你闯我也闯的观念，因为这些人就是在拿“法不责众”这个借口来钻空子寻白己的方便，所以，必须双管齐下，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这两把利剑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三）法律监督与道德监督要同时进入社会视野

法律监督与道德监督是保证“法”与“德”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在实际操作中要强化法律监督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让那些假恶丑的人和事曝光，时刻警醒人们；逐步完善法律和道德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让法律监督和道德监督同时进入社会视野，使全社会形成崇尚真善美，鞭策假恶丑的良好风尚。

参考文献：

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篇（9）

康德对法的定义

康德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他认为法的产生是理性存在者“放弃他们野性的自由而到一部宪法里去寻求平静与安全。”[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第12页。] 他曾经对法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法律就是那些使任何人有意识的行为按照普遍自由原则确实能与别人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的全部条件的综合。”[ 《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9页。]

从上面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康德认为法律追究的是人的外部行为。这与现代法律只规定人的行为之通说是一致的，而且人的行为仅仅限于有意识的行为。对于无意识的行为是不予追究责任的，对患有精神疾病或者无意识能力之人也相应的减免义务。法的效果与道德间关系通过外部行为作为桥梁连接予以表现出来。

、结合康德在《法的行为而上学原理》中对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区分，我们对该定义既可作法理学解读也可作法哲学解读。康德认为精通实在权利和实在法律体系的法学顾问或职业律师等人的知识属于法理学范围；而关于权利和法律原则理论知识则属于纯粹权利科学，是法哲学或法的形而上学。用法理学解释这个定义可以从立法理论、法的社会交往性质、法的主体（人）、客体（有条件的行为）、内容（权利义务）等去分析，笔者在此不予详述。康德对法的定义与今天对法的概念的理解可作如上所述的实体性分析。参阅卓泽渊教授所著《法学导论》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意义上的法是以国家意志为表现、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国家强制力的社会行为规范，此处对法的定义与康德之定义相比，少去了许多哲学理论意味和抽象概念。所以，康德的法哲学被划分在哲理法学派。

、要分析康德对法所下的定义，必须注意到“以普遍自由原则”为基础这层含义。他认为法是调整个人意志与他人意志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综合条件，法的目的是使得每个人获得自由，而并非个人愿望、偏好的实现。康德对法律的定义是来自于他对人性的看法。他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既有认知理性的能力，同时又具有实践的理性。认知能够为自己立法的！他的行为选择必须被道德律所指引，不然每个人只为争取个人自由而侵犯他人自由必将导致混乱，也失去了真正的自由。法律是在普遍自由原则即道德律指引下构建起来的，是对意志行为外在形式上的规制，以便人们朝着善去行动。所以，法律具有强制的功能，也具有教化的作用。

、另外，从康德对法的定义还可以看出，普遍自由原则是肯定的，推动人们行动；而法律作为协调、限制规则，是否定的、消极的。但法律自由相对于野蛮自然自由则处于积极肯定状态。康德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个人心理不受任何限制，实则处处受限的自然状态；心理上感觉不自由，行为受法律限制，法律代表公意的伦理自然状态；人人把别人当作目的，自觉按照道德律行为，组成一个道德共同体——目的国的伦理自由状态。[【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第104 -105页。] 从上述理解来看，康德认为法治并不是最终状态，法治相对于野蛮自然状态更具理性。法律是对个人自由的突破，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关系，对自由的理解也不再停于个人的愿望。同时法律又是实现伦理自由状态的基础和必不可少的阶段。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道德理论分析

康德关于道德的哲学思想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灵魂。他在先天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德行伦理学说，将道德的纯洁性和严肃性提到了首要的地位。他说道：“人们为了另外更高的理想而生存，理性所固有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一理想，而不是幸福。这一理想作为最高条件，当然远在个人意图之上。”[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康德全集》第4卷，第396页。] 他认为道德的地位甚至高于幸福，道德才是人类最高原则，才是真正的幸福。这就是他远胜于西方其他哲学家的地方。

康德提出了著名的有关道德的三个命题。[ 参见【徳】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17页。] 他认为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必须是出于责任的，仅仅是结果符合责任，而以好爱为动机是无多大道德价值，甚至是全无道德价值的。作为有理性并且能够承担责任的存在者，人实际上是有这样一种能力，就是将尊重道德法制看成是以实现自己意志的动机，这种禀赋也就是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道德感。人的意志应当在现实中把道德发展作为惟一动机，这时它才不是一种禀赋，而是“人格本身”。[ 严存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出于责任”是对道德的遵循，道德规律是意志的根据，是先天普遍必然有效的，康德又称之为自由规律。从他对法的定义中可以看出，道德规范同样是法律的根据。法律是道德规律在人的意识之下的行为准则，是主管行为的原则。只有当准则与规律相符合时，才是有道德的，法律才是善的、合法的。而道德三命题中的责任是现实规律与准则相符合的内容。有了责任的连接，才使得先天普遍必然的自由原则与人的主管原则之间真实可行，而不是空洞的幻想和虚构的概念。[ 同5，第20页。] 基于上面观点，康德提出了著名的意志原则：“除非愿意自己的准则变为普遍规律，否则不应行动。”这也是辨别行为是否善恶、责任是否被强制以及强制性强弱程度的准绳和标准。这个原则对后来的法哲学乃至立法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认为“人为自己立法”的理性、自由主义法学的强有力的支柱。这使得笔者联想到英美法系中法官自由裁量权制度。这个制度也经过几百年的逐步完善，到16世纪衡平法院的出现标志着这项制度初步成型。法官自由裁量制度还在世界范围内不断传播，它一直闪耀着人性与道德的光芒。该制度是指：在法官任用上，经过严格的考察程序，要求德高望重、责任心强、实务经验丰富。当这样的法官在审判案件的时候，遇到法无明文规定或法条之间冲突，又或法与道德明显冲突，显失公平正义等困境下，允许法官通过内心道德感知与法律原则，在足以达到确信程度之时做出与现行法不同的判断。这就是一项出于责任而发挥人性、道德感的值得称颂的实践。

康德认为人既是“自然人”，同时也是“道德人”，服从“自然律”和“道德律”。作为理性存在者的“道德人”，具有自发性的能力，这种理性可以完全与感性的东西无关，只服从理智世界因而是自由的。[ 李梅：《权利与正义：康德政治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而人的行为意志动机，意志既是受自然性支配，又因有理性而受自由影响，因此人的意志是混合的，是自律与他律不断交替的产物。

从康德的法哲学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基于上面对康德法哲学以及有关道德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康德为什么晚年重视法律的研究。也可以看到法哲学领域独树一帜的观念：他用先天说学为基础的道德哲学对法哲学中自然法学进行了批判，也对实证法学进行了修正。更为重要的是，他为法律与道德二者关系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逻辑进路。

法律与道德的联系：法是道德的延伸

按照康德对社会分类的观点，最高层次的社会仅用道德法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法治社会仅次于这种理想的伦理社会。在有限理性存在者的意志不能排除受外因影响的情况下，法律对非善、不符合道德，甚至完全不道德的意志动机进行否定性评价，对表现出来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区分，分有犯罪、违法、不道德但不违法等行为，再对这些行为进行不同程度的惩罚、教育。又由于人的自然性，自由意志不可避免的受到感性欲望等个人意志的干扰，正如康德所说的，人活着就是道德规律与个人意志不断作斗争的过程。道德规律就是自由规律，目的是实现每个人真正的自由，而法律是理性支配下成就每个人最大自由的规定性法则，当然道德规律是先天普遍必然的，不可能是经验的。二者同时实现自由为目的，但是所处位阶不同。在伦理还不足以全部支配个人意志的情况下，法律就是道德最佳补充形式，准确的说是道德的延伸。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是道德的外壳，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其实质是一样的。因此，仅仅靠道德并不足以维持社会的秩序和人与人之间的协调的自由。

康德认为，法律本质上是道德律，是以外在制约个人滥用自由的一种特殊形态的道德律。 道德法则在纯粹实践理性中产生出两个法则，一个是被运用与看成本体的人的道德法则，这是伦理的法则；另外一个是应用于既被看成本体的人的道德法则，又被看成现象的法律的法则。在对道德法则做区分后，康德进一步论述了单就伦理法则不足以维持社会生活成为自由、有序的原因，并提出，法律法则是外在强制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同6，第234页。] 他说：“有别于自然法则的自由法则，是道德法则。就是这些自由法则仅仅关涉外在行为和这些行为的合法性而论，他们被规定我们行为的原则，那么，它又称为伦理法则。如果一种行为与法律的法则一致，就是它的合法性；如果一种法则和伦理的法则一致就是它的道德性。前一种法则所说的自由，仅仅是外在实践自由；后一种法则所说的自由，指的却是内在自由，它和意志活动的外部运用一样，都是理性法则所规定的。”[ 【徳】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8页。] 而纯粹实践理性即伦理学法则缺乏构成法律法规的质料，所以它只是规定法律法规的一种形式。因此说，法律作为以道德为形式的质料，本质上就是道德。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

在康德语境下，法律不可以简单认为是现代语境下理解的法律制度，需要对应康德的法哲学思想。他指的法律应该是满足“使任何人有意识的行为按照普遍自由原则确实能与别人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的全部条件的综合”，他认为满足了以上条件才是法律，较之现代对法律的理解，有悖于以上定义的法律并不是其所谓的“法律”。类似的，这里所指的道德也应做康德式解读，指符合他理论下的道德原则的最高的善，即道德律，是先天综合的责任命令。

基于康德哲学的理论，笔者认为法律和道德主要区别如下几点：

、法律管辖的范围是外部行为，法律确定的义务也只能是外在的义务。这类立法不要求但并不排斥内在的义务。内在义务深植于人的内心世界，无法直接以外观明晰洞察，所以立法无法直接规定。法律只规定人的外在行为，思想并不犯罪，康德的这一观念与现代法学理论是一致的。法律的义务和道德的义务成为法与道德显著的分水岭，以致于法学家们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法律是道德的最底线，道德是最高标准的法律。

、道德是自己为自己立法，法律则是他人为自己立法。法律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关系的协调，通过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规则，以实现对他人的义务。而伦理义务关涉个人为人之目的，仅仅只通过自觉的内心审查来阻止恶念，从而使人行为趋于向善。康德在对紧急避难的论述中再一次让我们清晰的认识到法律与道德的巨大区别：他认为当人遇到可能丧失自己生命情况时，有去剥夺实际上并不伤害自己的另一个生命的权利。现代许多国家通过立法明确了这在法律上将免于惩罚，因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不符合人的期待可能性。但康德认为这种情况虽不受法律制裁，并不意味着它是合法的，并不意味着是合符道德的。这种行为严重的破坏了道德以及对他人的义务。 康德认为法与正义是统一的，它的本质是按照普遍自由的原则行动，即按照道德律而行动。按照这个原则去划分权利与义务，目的是协调社会的关系达到人人自由，法律只是实现这一目标必不可少的手段。法律与道德间相互紧密联系：道德是最高的原则，法律是手段，是道德的补充。因此二者又存在天然的巨大区别。

四、结论

康德道德哲学精辟、独到的对法律作了解读，他以先天道德学说为基础，从人性、自由和权利论述了法律的实质、作用以及其他的属性，为自由主义法学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理论进路。我国对康德的道德哲学、法哲学思想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康德思想与我国传统儒家道德观念可以作比较汇通，这是西方其他哲人所不能及的。以康德道德哲学为基础深入研究法律，必有助于我国法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Abstract：All over the world know Kant was a landmark philosopher ， but how many people know that he is also a brilliant philosopher of law !Kant’s philosophy of law has always been based on three major critical， moral theory， in which played a major ro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moral law constitutes a proof for the law must pass through. This paper attempts a brief analysis of Kant’s definition of law， moral theory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in order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ancient and profound proposition.

Key words：Kant Law Moral metaphysics Philosophy of law

参考文献

【徳】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徳】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

【徳】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篇（10）

［作者简介］刘断思（1975-），女，河南濮阳人，鹤壁职业技术学院道德与法律教研室主任，讲师，研究方向为法学教育。（河南鹤壁458030）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9-0118-02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以下简称“05方案”），将原来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门课程合二为一，并规定“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之一。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很多教师对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关系的理解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使得法律部分的教学存在很多问题。

一、法律部分教学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1.把法律部分与道德教育部分割裂开来。“05方案”把原来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合并为一门课程，无疑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意味着原来单独讲授思想道德修养或法律基础的教师，须在一门课中承担两种不同知识方向的教学任务。很多教师相对单一的知识结构一时难以适应新的教学任务，面临着在短时间内增加和调整知识结构的压力。所以，很多教师在授课时往往扬长避短，原来讲授思想道德修养的教师把大量的时间放在道德教育部分，留极少的课时给法律教育部分。原来讲授法律基础的教师也采取相同的方法。同时，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认为该课程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简单相加，担心无论是思想道德修养还是法律基础，课时都无法得到保障，并没有恰当理解和把握“05方案”调整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和宗旨。有的院校甚至还想到一种折中的办法，根据教师的专业特长，把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部分的教学内容分别分配给具有专业优势的教师单独讲授。无论是原来讲授思想道德修养还是法律基础的教师都坚守原来的课程方向，根本不涉及新的教学内容，尽量避免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这种把法律教学部分和道德教育部分严重割裂开来的做法，完全曲解了“05方案”的目的。

2.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学教育。调整后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把法律部分放在了第七、第八两章。原来讲授思想道德修养的教师由于受固有知识结构的影响对法律部分泛泛而谈，即使让学生观摩案例也很少从法律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原来的一门课程压缩为现在的两章，使讲授法律部分的教师也面临着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任务。在教学实践中，有法律专业优势的教师，在潜意识中把法律部分的教育等同于法学教育。在法律部分的教学上，呈现为两种状态：一种状态表现为，努力解决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讲授尽可能多的法律知识。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学生一个完整的法律知识体系，力求满足学生对各种实用性法律知识的要求；另一种状态表现为，既然无法解决法律知识和课时的冲突，那么就在课堂上讲授尽可能多的法学专业理论。一种成为法律知识的堆积，一种成为法律理论的灌输。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不囿于知识，这种把法制教育视为法学教育的做法，严重偏离了法制教育的目标。

3.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相对单一。授课教师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直接影响到课程的教学效果。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绝大部分教师都能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资源进行授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多媒体的依赖心理，但是忽略了多媒体只是教学的辅助手段这一性质。法律知识具有很强的实务性，而法制教育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观念教育，因此在选取教学方法时应当充分考虑法制教育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教学。目前，把法律部分的教学视为法学教育的教师以讲授为主要方法，也适当地列举一些法律案例，但只是为了验证传授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理论的正确，留给学生参与的空间相对较少，对法律所倡导的价值取向很少涉及。而原来以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为主的教师，往往通过视频给学生大量的法律案例观摩时间，但主要从道德伦理方面对案例进行解释，缺乏对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的剖析。

1.未准确理解该课程性质、任务、目标。“05方案”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进行整合，使其成为一门新的课程，与原来相比更加注重内容之间的联系和相互适应，深入探求了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内在共性和统一，从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构建了一个科学合理、适用性较强的新课程内容体系，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在教学实践中，部分教师重视德育、忽视法制教育或者重视法制教育、忽视道德教育的做法，自 身知识结构一时难以调整只是部分原因，没有深刻领悟课程的性质、任务和目标才是根本原因所在。

2.教师知识结构所限。法制教育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师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学知识、法学理论，并能准确把握法律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即法律对公平正义的追求。长期讲授思想道德修养的教师，由于受相对固定的知识结构和泛伦理化的传统法律思维影响，在讲授法律部分的时候，往往站在道德伦理的立场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和解读。所以，要达到该课程教学目标，改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是教师唯一的选择。学习法学知识、观摩法律案例、钻研法学理论的过程，也是教师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认识法律的过程，更是确立法律观念，树立法律思维方式的过程。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教师知识结构的调整有所改善，但教师法律观念确立和法律思维方式培养仍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3.无暇顾及新教学方法的尝试。《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明确指出：“教学方式和方法要努力贴近学生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05方案”实施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遇到了很大的挑战。首先，由于课程的整合，教师自身储备的知识相对不足，固有的知识结构急需调整；其次，处理有限的课时和庞大的教学内容之间的矛盾；最后，如何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教师无暇顾及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方法的尝试，无法真正做到融会贯通、熟练驾驭、精辟讲解。所以传统的讲授和对多媒体的过度依赖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质量。

三、法律部分教学的对策

1.准确把握该课程性质、任务、目标。整合后的基础课与原来相比结构更加合理、功能实现了互补。该课程主要是开展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教育，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和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它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样具有政治倾向的引导功能，同时又具有个人良好修养的养成功能。无论是道德观还是法制观的教育都是为了引导学生成为具有高尚的理想情操和良好道德品质的人。所以，讲授基础课的教师务必清楚地认识和把握该课程的性质、任务和目标，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把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才能关注学生遇到的困惑和难题，才能尽量解决大学生在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这是讲授该课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2.正确认识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内在统一性。法律和道德都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规范。道德通过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来维系，法律主要通过国家强制力等外力来维系。“法律把利己不损人作为对人行为的普遍要求，而道德把利己不损人作为对人的行为的最低要求。”①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把爱国守法作为自己的内容之一，可见法律是具体的道德，是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和正义，就是一定时期内人们所认同的道德标准，法律和道德追求的终极价值是一致的。李交发先生在《法治建设论》中指出：“任何外在的硬性的社会规范只有直接诉求与人的心理情感，并获得人们的真正的道德支持，才会真正扎下根来，而单纯依靠外在的推动力或强制力（包括国家强制力）则是远远不够的。”②所以法制教育的开展必须以道德上的自觉、意志上的自律为基础。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不是没有交点的两条平行线，而是具有内在统一性和终极价值追求的一致性。

3.区分法制教育和法学教育。为了更好地开展法律部分的教学，在认识方面我们应当把法制教育与法学教育区别开来。首先，法制教育不是单纯的法律知识教育。它是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教育，重点是法律思想、法律精神、法律价值的教育。主要引导学生对法律产生内心道德的认同和支撑，把守法转化为自我道德约束的习惯，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念的取向，形成法律思维方式。法律知识教育属于专业学科教育，是对法学专业学生业务知识和技能训练的基本要求。其次，法制教育也不等同于法学教育。法学教育是我国学科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它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具有系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法学理论素养和法律道德水平、一定的法律职业能力和职业化的法律思维方式的法律专门人才。而法制教育是主要是在涉法问题上，帮助学生解惑释疑，提高他们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引导他们产生法律的内在道德诉求，养成法律思维方式，把强迫守法变为自觉守法，把法律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4.丰富法制教育的手段和方法。明确了基础课的性质、目标和任务，以及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关系之后，丰富法制教育的手段和方法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法制教育以知识教育为起点，基于法律知识较多而课时相对紧张的情况，可以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提前准备，在课堂上举办“法律知识竞赛”。以行政班级为单位进行知识竞赛，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对法律基本知识的普遍掌握，实现法制教育的第一个阶段；另一方面，作为激励机制，可以把竞赛的结果划分不同的等次，作为期末考核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竞赛的准备过程会让学生客观理性地认识法律制度，引发对法律所倡导价值的思考。其次，实施案例教学是法制观念教育的普遍做法，典型案例可以让学生把法律规定和现实行为联系起来。从千差万别的法律案例中挑选有时代性、典型性、教育性、体现法律精神的案例，可以引导学生从法律的角度思考分析解决法律问题。在分析讨论案例的过程中，既有学生的主动参与、又有师生之间的互动、更有对学生的启发。最后，引入体验式教学模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如课堂上的法律辩论，课余时间的法律实务讲座，模拟法庭审判，旁听案件审理等。通过实践活动，学生可以切实感受和体验法律的精髓。

［注释］

①罗元.论高校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互补整合［J］.教育与职业，2009（6）：81.②李交发.法制建设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154.

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73-03

一、社会规范

1.社会规范的形成

古今中外，任何制度和法规的形成都源于行为规范，若某些特定的行为规范不存在，那么人们也无法生活在有秩序的社会中。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衡量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也在不断地修整中，国家与国家的法律法规存在相仿的情形，这种法律移植在国际上也是较为普遍的，但总体来说各国法律的制定大多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定。在法律形成之前，人类是依靠各种行为规范约束自己行为的，在中国古代称为“礼”，如一个人晚餐受到了他人的要约，那么就必须准时赴约。这是一种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在社会上出现的一种“公共约定”，这种“公共约定”从大的方向来说，就是人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它将在无形之中支配人们做事的态度和行为。法律是基于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而产生的，对所谓的社会“公共约定”好与坏做一个“度”的衡量。

2.规范形成的必要性

人本身是超级解放的，这点在美洲和非洲生活的原始人类中可以体现出来。若每个人解放的本性都展示得淋淋尽致，那么整个社会就会产生不安定因素，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他人的利益，导致整个社会处于层层危险之中。[1]

社会道德只是衡量一个人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公约的一个方面，即使不遵守某些“公共约定”，也不会受到过于严重的处罚，有可能会排除在组织之外，受到同仁的指责或唾弃，让是大家产生不愉快的心理。如某同事喜欢邀功，总喜欢窃取别人的方案向领导汇报工作，此种情况该同事不仅会遭到其他同事的排斥，而且会影响他在同行业中的形象。因此可见，社会道德只能够约束一部分人的行为，若要将社会规范有力地推行下去，必须依靠法律的力量。

3.社会规范的强制性

在原始时期，人们的习惯就是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可以说原始时代的法律与习惯是同一的东西，同时它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是无法分辨出法律规范、风俗习惯、道德信条、宗教戒令间的关系的，它们有重叠的部分，一些事件的处理，既可以说是违反了社会道德，也可以说是不符合宗教戒令的规定，是否追究法律责任要看处理案件负责人的态度。[2]随着社会关系和生活日渐复杂，在社会控制方面也出现了“分工”，即将法律规范、风俗习惯、道德信条、宗教戒令划分开来，对违道德和规范较为严重者，以触犯法律为由，强制执行。为了表明法律在这个高速发展社会中的真正作用，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差异。

二、法律与道德

1.道德源于内心

国际上一些学者，如托马修斯、伊曼努尔・康德、穆尔等人认为道德的本质源于人类的内在良心，它衡量一个人行为是否符合社会道德的标准在于他是否出于善良的动机和意愿，如果是出于善良的动机和意愿，那么就是符合社会道德的，反之则是违道德。[3]由此理论得出，道德的形成并非源于外界的强制性，而是对人们内心的管理和透识。穆尔认为法律是一种不管社会成员是否同意，强制性的要求人们履行法律条文及规范，对人们的肉体和精神具有强迫性和威胁性，而道德更倾向于透视人们的性格和内心。对于这种道德和法律关系的理论，是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

2.道德与法律关系

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我们不能用简单的语言或抽象的公式概括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它本身的演变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原始时期，人们对法律是没有认识的，能够约束大家行为的是道德和宗教戒条，即使在希腊文明出现的阶段，法律与道德依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任何条文将二者区别。历史上最早一次人类有意识将法律与道德区别开来，是在罗马的查士丁尼法典中，它被国际上认定为最早的一条法律戒令。[4]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这条法律戒令是由罗马的法学家提出来的，但在实际的案件处理中，并未将法律和道德的边界完全区分开来。

3.正确理解道德与法律关系

法律是具有强制性的，通俗来说在道德约束以外的范围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它是一国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道德并非纯粹是“灵魂”或“良心”的代表，它是人们特定的一种高圣洁的品质。[5]

众所周知，在审理犯法案件时会探究嫌疑人的动机和意图，这种动机和意图对案件的处理尤为重要，它是犯罪处刑时考虑的首要条件，关系到刑罚的种类和轻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动机和意愿是来源于人们的内心，也就是托马修斯、伊曼努尔・康德、穆尔等人所说的道德管理从内心开始。所以说，道德和法律是有一定联系性的。法律会将权利范围转移到社会每个人身上，只要是在适当的范围内，那么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活动和处理任何事情，但只要触犯到法律了，那么道德的约束力就失效了，必须依靠法律的强制性执行。

三、法律与习惯

1.习惯与风俗的产生

关于习惯性的探讨，首先联想到的是个人的习惯，其次才是集体下产生的习惯。如某学生早6点起床，晚10点睡觉，这是个人的作息习惯，它会形成生物钟，一般情况下很难改变；如中国香港所有公司在上班期间都会有下午茶时间，这就形成了一种社会习惯，也可以叫做“风俗习惯”。因此，不少学者认为习惯是与风俗同时产生的，这一理论是有可取性的，但必须认识到多个人行为习惯的保持一致并影响到周围的群众，才能够称之为风俗。对于研究习惯和风俗的学者来说，应该更加清楚地分析二者间的区别和联系。

人们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工作习惯等都不是天生的、固定的、一时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生活积累中所形成的。所以说，习惯与道德的产生一样，它是一个历史问题，并非是一个哲学的辩证关系。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以将社会已形成的良好风俗习惯推行到诸地方团体和机构，但国际上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法律的强制手段推行到这些机构，这也就是习惯与法律适用范围的不同。

2.萨维尼理论的讨论

社会发展初期，法律与习惯、道德、神学间并无明确的边界，法律可以看作是人们没有争议的一种生活习惯，这种理论是由历史法学派萨维尼提出来的。萨维尼认为人们共同的行为形成习惯，习惯来源于底层的人民群众，所以历史法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萨维尼和普赫塔提出法律规范是由底层生长起来的，并非是自上而下形成的。

在研究的许多史例中，很多国家法律的形成并非是民主的，而是基于家长制的情况下产生的。如印欧社会，有一个人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他可以掌握他族内人的生死，那么各种规范的制定可以说是他统治的工具，若推行到原始社会，那么赋予这种权利的人肯定是部落首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法律的形成，必定是统治者统治的工具，唯有他赞同的风俗和习惯才能够发展起来。从这方面说，有学者质疑萨维尼的观念也是正确的，事实上法律是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统一而制定出来的具有强制的戒令。

笔者认为，历史法学家萨维尼和普赫塔提出的理论具有片面性。首先，在早期社会，某一地区或国家，若人们养成一致的生活习惯，对这种习惯如何衡量就是法律的范畴，反过来说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必须符合人们的认定标准，能够反映出大多数人们的意识。其次，必须认识到习惯的形成源于底层社会，但法律的制定却源于统治者，因此法律不是由下面向上面生长的，而是由上向下执行的，法律条文的规定必须符合当地社会的需要和习惯。总之，法律是一种监督工具，具体一定的强制性，是统治者意识的体现，但法律条文的规定必须符合社会正义观念和实际需要，任何消极性的、抵抗性的、无约束力的法律条文都不能在社会上站住脚。[6]

3.习惯与法律关系

人类文明处在不断发展中，如今法律已从习惯中完全解放出来，国家执行法律的工作人员（如律师、法官等）能够清楚地辨别出哪些行为属于法律，哪些行为属于习惯。从各国法学院的建立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如今的法律条文的起草和拟定都更加具有客观性。[7]如果要把法律制定的“前身”归功于习惯的形成，那么可以说当习惯被国际权利机关认可并列入法律时，它就具有法律效力，不再是简单的“习惯”了。然而，何种情况下所谓的“习惯”会被法院认可，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该习惯必须与法律的正义性保持一致，不得出现与法律有任何抵触性的行为；其次，该习惯在某一地区或国家必须具有稳定性，即在历史的长河中，由先人传承下来且具有纪念性意义的风俗。

总体来说，习惯在如今统治者眼里，是微不足道的，在合理的范围内人们的习惯可以根据身体状态和喜好安排，对统治者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处理案件时，又必须查看一个人行为习惯，如某人经常触犯法律，并在公安机关留有案底，与第一次触犯法律在判刑上是不一样的。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一个人品质的写照，好的习惯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气质，树立个性“形象”，让大家对你有个很好的印象。生活中各种习惯都较好的人，若无意识触犯法律，相信法官也会从轻发落，给好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习惯是以间接性的途径进入到法律领域中的。

四、法律与行政

上文阐述了法律与道德、习惯的联系和不同，在当今社会中，除了法律、道德、习惯外，还有一种社会控制力量，称之为“行政”机关。

1.行政含义

“行政”一词涉及的领域较多，即公共领域和私人行政领域两者之间，故行政是基于一定原则对公私业务的处理。例如，在公司某一部门对其他部门具有组织和规划的权利，可以指挥其做生产计划、检查产品质量、核实产品生产进度等，这些都称为私人行政范围内。若政府人员执行上层领导任务，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修缮道路、维护社会秩序等，这些称为公共行政行为。由此可见，私人行政行为是对公共行政行为相对的，判断公共行政行为的标准是否由政府人员参与或执行，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公共行政行为与法律间的关系。

2.行政和法律关系

对于行政和法律关系的理解，两位德国公法教授耶利内克和拉班德提出国家纯粹的行政活动是不属于法律范畴内的。耶利内克认为国家成立行政机构，处理政府的财产问题、颁布官吏的行政制度、命令、规范都是在法律以外的行为，不能因为这些政策是由国家或政府机构制定，就将其归于法律的范畴。如国家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修缮道路等都是会国家的建设，它与地主处理他的财产一样的性质，这些行为不涉及到法律。拉班德认为法律的本质是限制人的自由活动和范围，唯有与其他主体产生冲突时，才有可能牵涉到法律，否则我们可以将它视为政府整治国家的一种现象。除此以外，基于这种冲突理论，苏俄的法学家帕舒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也得出了与耶利内克、拉班德相同的理论。

凯尔森提出了与上述对立的观念，他认为行政和法律间本质上并未有实质上的区别，都是权利机关为了达到自己希望的事情，强制对方实行的结果。凯尔森将“法律”一词的含义扩大化，他指出法律是国家制定的一切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无论是司法还是行政，都体现了权利机关的意识，刻意地区别行政与法律间的关系是无意义的、多余的。

既然各位学者在行政和法律关系处理上持有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地认识到二者间的关系呢？首先，必须明白行政是权利机关基于方便的原则，对国家范围内的事务进行处理，它属于政府一种自由的活动范围，所体现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意识，受到法律的保护。其次，法律也并非绝对是基于冲突理论产生的，它与行政机关性质一样，是权利机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制定的强制性规范，当然这种“规范”必须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满足广大底层人民群众的需求。总之，法律与行政间存在差异的，不能等同看待，若社会治安管理只依靠行政部门，没有法律的监督和强制，那么社会稳定难以保障。即使存在行政部门，法律在人类文明发展中，仍具有重要位置，应正确地认识行政与法律间的区别。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人类文明发展中，伴随着道德、习惯、法律和行政这些控制力量，如何区别这四者间的关系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在原始时期，习惯、道德等同于法律，人们用这种社会“公共约定”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若违反了道德或当地的风俗习惯，可能会遭到他人的指责、训斥、辱骂，但是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随着社会日益复杂，法律成为权利机关维护社会安定的工具，而且在社会发展中显示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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