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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加工贸易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4-06 18:39:03

对外加工贸易论文

对外加工贸易论文篇(1)

一、加工贸易是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

从一般意义上讲,对外加工贸易是指一国从国外进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在国内加工、装配后再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通常是外国企业以合资、合作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者利用东道国的已有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行销到全世界各有关地区的一种贸易做法。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参与亚太区域乃至世界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例如发展“两头在外”的轻纺、机电产业,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扩大了出口,适应了国际市场,有力地增强了国际竞争能力;同时也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

我国航天系统对外加工贸易的发展显得不太平衡,地处内陆的企业发展比较缓慢,而地处沿海的企业,有的已通过对外加工贸易形成产值数亿元的规模。例如八院的上海仪表厂,就是抓住了日元升值、日本企业急于寻找海外生产厂家谋求发展的机遇,同美能达公司签订了多批合作生产复印机组件的合同,第一年产值就达1亿多元,第二年接近3亿元,出口创汇达2500万美元,产品直接销往欧美等国家。这在当今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奇迹。上仪厂通过对外加工贸易,不仅使企业生产经营快速增长,而且还通过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建立了一家新的专门发展对外加工贸易的企业--航仪控制工程有限公司。这就是抓住了国际产业分工的机遇,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有力地激活了企业,同时增强了军工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二、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一环,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加工贸易的发展实际是我国通过对外开放承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某些中等技术产业,充分发挥了我国的优势,包括廉价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低廉、以及有一定工业和技术基础等,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90年代以来,我国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外商投资的合资企业逐步取代了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成为加工贸易的主体;二是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为主导,逐步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三是加工贸易的技术档次在逐步提高,出现了一批批技术先进、规模领先的大型项目;四是加工贸易企业相互之间的配套程度在提高,不少企业使用国产原材料和国产零部件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加工贸易与国内产业的协作联系正在加强。从这些情况看,加工贸易升级的步伐在明显加快,今天的加工贸易同改革开放初期的加工贸易已产生了质的差别。事实上对外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现代工业生产和流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后,其经营格局对海关监管和整个经济管理形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二是加工贸易的外向循环与国内产业的循环,未能形成有机的联系,因此制约了加工贸易对国内产业带动作用的发挥;三是走私漏洞现象增多,这对国内的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都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因此,置于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加工贸易,并在此基础上理顺加工贸易的政策,加强和改进加工贸易的管理,仍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三、加工贸易将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

从当前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加快,必将推动全球加工贸易以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并在更大范围得到发展,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一种主要方式。当前,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发展迅猛,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其他非高技术制品。高新技术产品的部分加工组装业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的突出优势,不仅将加剧其产业向国外转移的过程,并且也将以具有较大接纳能力的市场,作为其转移的目标。在这个发展趋势中,中国将成为未来高技术产业结构转移的主要目标。其次,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具有成熟技术的产业,也将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加工贸易将会获得进一步发展,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建筑等支柱产业,以及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均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像日本与韩国等国家一样,我国的加工贸易今后必将经历一个从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在加工贸易内涵、市场营销和科研开发等环节,不断优化和升级。实现这个转变,需要一系列政策保障,特别是外贸制度与政策环境面临重大抉择。其中国有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经营机制难以适应

对外加工贸易论文篇(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进出口贸易的推动下,浙江经济显示出极大的增长潜力。快速发展的浙江对外贸易被称为“浙江外贸现象”,为业内人士普遍关注。浙江省这种以“产权明晰、内生利益驱动”型的多元外贸主体为主,选择一般贸易为基本渠道,注重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外贸模式,不仅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崛起,而且具有很强的发展后劲。

浙江省出口贸易发展的轨迹特点中,贸易方式不均衡是其显著特点之一。支撑浙江省外贸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一直是一条 “短腿”。加工贸易最重要的经营主体是外商投资企业,长期以来浙江省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滞后,导致加工贸易出口滞后。1992年至2010年浙江省一般贸易出口额所占比重平均值超过77.5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6.33%,其中2002年,浙江省一般贸易出口所占比例超过82%。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浙江省不同贸易方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对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掘数据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文献评述

有关出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和李嘉图(Ricard,1817),他们主要研究了对外贸易的产出效应;哈伯勒(Haberle,1936)和穆勒(Mill,1848)研究了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随后新增长理论的发展,更加肯定国际贸易中存在“技术外溢”现象。在新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大量学者又展开了一系列开拓性研究。克鲁格曼(Krugman,1986)和卢卡斯(Lucas,1988)讨论了国内与国外技术外溢的差异,比较进口国与出口国技术外溢的速度;格罗斯曼和赫尔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从行业内、行业间的角度研究技术外溢效应。虽然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并不相同,但都一致认为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来源于全要生产率的提高和外部经济效应。

Coe和Helpman(1995)是开创性研究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学者,之后的学者,在Coe和Helpman的理论基础上又做了些开拓性研究,从不同贸易方式的角度,分析比较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大量学者都认为加工贸易存在技术溢出效应,格(Ge,1999)通过构建动态模型,指出加工贸易带来的技术学习和模仿效应对一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大多外国学者认为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来源于技术的模仿及学习过程、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跨国流动和产业间的关联。

国内学者对出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并且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分析上,很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朱启荣,贺桂欣1(2006)利用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进出口总额,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从出口和进口两个角度,实证分析不同的贸易方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李有2(2012)运用协整理论检验了我国1987-2008年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认为两者的技术溢出都能促进我国生产率的提高;马欣3(2011)在理论的基础上,从比较优势、技术溢出、产业结构升级、规模经济四个方面分析比较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得出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一般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结论。

二、浙江省不同贸易方式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浙江省1992-2012年间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加工贸易出口总额(ptr)、一般贸易出口总额(gtr)和研发投入(sD)这四个变量作为样本。通过Eviews6.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四个变量之间的存在的关系。变量数据均来自《浙江省统计年鉴》,并经过一定整理而得。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ADF检验是常用的检验变量平稳性的方法,本文也采用该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一般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出口额和研发投入这四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具体结果见下表。

表1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检验统计量

5%临界值

结论

lnTFP

-5.886163

-3.710482

平稳

lnptr

-5.185136

-3.710482

平稳

lngtr

-4.312211

-3.690814

平稳

ln sD

-4.419248

-3.690814

平稳

注:表中表示一阶差分;表示二阶差分

由表1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变量lnTFP、lngtr、lnptr、ln sD的二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可以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二)协整关系检验

对于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本文采用的是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通过平稳性检验,证明lnTFP、lngtr、lnptr、ln sD四个变量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Johansen协整检验迹(Trace)统计量检验结果

存在协整关系的个数

迹统计值

5%的临界值

概率值

None

86.13958

47.85613

0.0000

At most 1

39.09363

29.79707

0.0032

At most 2

20.79103

15.49471

0.0072

At most 3

7.348543

9.841466

0.0867

数据来源: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数据,运用Eviews分析而得。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以及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也就是说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出口能促进技术溢出。对lnTFP、lngtr、lnptr、ln sD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处理后可以可到如下方程:

lnTFP=0.271198*lngtr+0.092538*lnptr+0.226097*ln sD-4.964701 (3)

(0.05427)(0.02519)(0.03996)(0.026123)

其中括号内的数字为相应回归系数的标准差。从(3)式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以及省内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有正向作用,但加工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不大。这种促进作用不强的原因在于:第一,浙江省对加工贸易的重视程度不够,加工企业规模小,不能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第二,浙江省对外资的引用水平不高,导致资金缺乏,技术难以提升;第三,浙江省加工企业内生产的关联度不高,没有充分发挥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大大削弱了加工贸易过程中的技术溢出效应。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以及研发投入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此基础上对这三个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表3加工贸易、一般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零假设

F统计值

P值

结论

lngtr不是lnTFP的Granger原因

6.63365

0.0103

拒绝

Lnptr不是lnTFP的Granger原因

3.82946

0.0493

拒绝

Ln sD不是lnTFP的Granger原因

2.41464

0.0183

拒绝

数据来源: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数据,通过Eviewsf分析而得。

在5%的检验水平下,如果P值大于5%,就接受零假设,反之,则拒绝。表3表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的出口变化以及省内研发投入程度都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与启示

从GDP指数看,浙江省在1992-2011年间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而且一般贸易在浙江省经济中所占比重要远远高于加工贸易。上述的协整关系检验可以得知,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以及研发投入与浙江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即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研发投入与浙江省的技术进步有关。一般贸易在浙江省对外贸易中的技术溢出效应要大于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这并不意味着浙江省可以忽视加工贸易的发展,相反,政府要认真分析现行加工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加工贸易发展很成功的例子――广东省(与浙江省一样,是经济开放度较高的省份。在坚持一般贸易为主的基础

上,改善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不平衡状态,调整两者之间的结构,努力实现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均衡发展,最后发挥更大的协同作用。本人认为,浙江省要继续扩大一般贸易出口方面的优势,确保自身的地位,同时,借鉴加工贸易应用很成功的广东省,积极开拓加工贸易领域,使其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基于此,以下对如何提高浙江省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提出几点建议。

(一)优化贸易结构

浙江省在继续发展一般贸易的基础上,应重视一般贸易产品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提高工业制成品这些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而提高一般贸易出口的技术溢出效应,带动非出口部门技术提升,促进浙江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加工贸易角度看,近几年,浙江省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在机电产品出口在加工贸易总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尽管传统的产品结构有所改善,但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的产品质量仍不高,技术含量也偏低。出口份额最大的机电产品仍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档次低,而且加工过程短,处于低附加值的产业链。因此,继续优化加工贸易产品结构,提高高附加值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仍是浙江省加工贸易企业努力的方向。

(二)延长加工贸易的产业链

浙江省加工贸易企业目前的加工环节集中在劳动密集型部分,技术水平低,附加值不高,产业链短。而产业链的长短直接关系着加工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加大上游环节的科技研发投入与下游环节的营销、服务模式创新,连接“研发-生产-销售”这些环节,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提高产业间的关联度以及配套协同能力。基于这一点,政府可以制定相关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和引导外资企业将加工贸易中的高技术环节投资到省内企业,推动加工贸易向更多高科技领域延伸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纯加工环节。与此同时,政府可以加大对省内企业的科研投资力度,完善技术创新机制,提高加工企业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学习能力,从而增强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三)扩大加工贸易企业的规模

省内现有加工企业的规模都比较小,远远低于最优生产规模,不能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因此扩大省内加工企业的生产规模是有效进行加工贸易的首要条件。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加工企业与外商签订大合同,通过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加工产品的成本。同时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加工企业有机会进入更多国际分工环节,获得更大的技术溢出效应。总之,扩大加工企业的规模对浙江省经济的增长和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都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一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能够有效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的规模应介于最小最优规模与最大最优规模之间,超出这个范围的加工贸易企业规模都会影响规模效应的正常发挥。

参考文献:

[1]朱启荣,贺桂欣.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分析[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6,(6).

[2]李有.不同贸易方式技术溢出效应的比较-基于我国1987-200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12:112-115.

[3]马欣.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D].世界经济,2011.

[4]李丹丹.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国际商贸,2012,21:171-172.

对外加工贸易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贸易规模不断增加,对外贸易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在互联网+时代,我国应采取措施,努力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亦带来了挑战,长期以来,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问题、绿色贸易壁垒等是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纠纷的关键问题,2016年上半年人民币不断贬值,美联储不断加息的预期,英国宣布退出欧盟,面对全球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我们要采取措施维护我国的对外贸易利益,不断改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提高我国的贸易地位。学习中国对外贸易概论课程,可以有效了解中国对外贸易格局、对外贸易理论、对外贸易战略等知识,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1中国对外贸易概论课程研究

中国对外贸易导论(佟家栋等,2011)将对外贸易分为理论体系及制度与政策。中国对外贸易概论(黄建忠等,2013)主要讨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理论依据(上、中、下),对外贸易产业经营、资本经营、对外贸易摩擦、对外贸易宏观调控等方面。中国对外贸易概论(曲如晓,2016)主要学习中国对外贸易格局、对外贸易理论依据、对外贸易战略、对外贸易管制制度、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中国的关税制度、贸易促进制度、海关管理制度、加工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对外贸易关系。这些教材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对外贸易概况,内容丰富,理论深厚,案例清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2教学方法研究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这门课程理论丰富,实践性强,学习难度较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可以有效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

(1)明确学习目标,每部分内容简明扼要地提出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包括学习重点及难点,分配课前学习资料。

(2)小组学习法,选定小组成员,激发成员的学习兴趣及求知热情,小组成员共同完成案例讨论,课堂演示等。

(3)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如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依据这部分内容是学习重点及难点,教师根据课时安排讲授贸易理论知识,然后选择相关案例进行演算、实证分析。此部分重点讲授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先讲解贸易理论提出的背景假设,变量内涵,理论模型,数理模型的应用,再讲解理论的经济学含义,进一步解释贸易理论的优点及不足,可以采用图表相结合的方式,注意数据的时效性。然后逐一讲述相关理论依据,可以增加案例解释,此部分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及逻辑分析能力,提高学生数理模型的计算能力、图表的绘画、分析能力及学生对贸易理论的思辨能力。

(4)对外贸易法、贸易促进制度、海关管理制度、关税制度、对外贸易管制制度等内容,需要学生熟悉相关法律制度,根据已有的法律制度解决对外贸易中的实际问题,学生要掌握关税的征收方法、出口退税的程序等具体问题。

(5)服务贸易在GDP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角度进行讲授,先介绍我国服务贸易的总体情况,再选取某一具体行业进行深度分析,比如互联网销售,还可以选取特定公司进行分析,比如阿里巴巴、亚马逊等,然后请小组成员选择感兴趣的行业及公司进行贸易案例研究等。

(6)国际贸易专题研究。本课程可以选取“一带一路战略”,“服务贸易”,“对外贸易关系”,“加工贸易”等进行专题研究。首先明确研究主题,然后进行分组讨论,学会应用理论知识分析国际贸易问题,学以致用,切实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能力等。

(7)明确考核方式。本课程可以采取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并重的方式,突出课堂演示、专题讨论的重要性,同时也要考查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分析应用能力等。

3总结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这门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案例分析能力、实践应用能力等,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很强的实践性,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贸易理论基础,了解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课程的相关理论知识。学习这门课程既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操作能力,也能提高学生的研究分析能力等。

参考文献

对外加工贸易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37-0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裴长洪,2016)。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济与贸易开始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刘世锦,2014)。对于我国而言,过去数十年持续贸易增长形成规模扩张、低价竞争、外资主导与低技术附加值的特征化事实。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面临着“浮萍经济”和“低端锁定”的双重风险,在外部冲击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盛斌,2011;张二震,2014)。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对外贸易的提质保量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2012年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十三五”发展新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理念,在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贸易新常态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贸易强国如何定义?当今哪些国家可以称作贸易强国?我国距离贸易强国存在哪些差距?强国战略路径如何选择?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贸易强国战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揭示贸易强国理论内涵,对贸易强国的特征、评判体系、历史经验和战略路径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为中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

贸易强国作为反映一国贸易实力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存在“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实践往往从贸易规模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构成贸易大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兴起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的形成条件和基础,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而是多国要素的集合,贸易总规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表现,而只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张幼文,2015)。此时,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内涵差异日益明显。同时,要素流动理论表明,现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由本国要素收益的价值构成而非一国贸易收益规模所决定,遵循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贸易强国正是以要素收益结构作为评判指标和微观基础(张幼文,2016)。由此可见,“贸易强国”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贸易强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传统理论中对于贸易强国的判别可追溯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生产的基础,一国生产并出口的农产品越多,则所获贸易利得越多,农业大国等同于贸易强国。在这一阶段,贸易强国往往是以农产品出口量作为衡量标准。而重商主义推行“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将货币和财富等价,以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和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主张奖出限入。此时,贸易强国是以出口量或金银货币的储备量为标准。

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的角度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揭示国际分工与交换蕴含的贸易利得,贸易不再是国家利益间的零和博弈,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分工和交换使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原则取决于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一国只具有相对生产优势也可参与贸易并获利。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对有悖绝对成本优势原则国家之间的贸易做出解释,使得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将生产要素由单纯的劳动扩展到资本,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各国间生产成本的差异。此时,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从以劳动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率水平逐步扩展到以资本为代表的高级要素的禀赋状况。然而,上述理论都片面强调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忽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演化对一国贸易地位和福利的影响。此后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深入扩展。贸易强国的评判开始从一国外生静态因素向内生动态竞争优势转变。

三、贸易强国的特征及评价标准

关于当代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国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Squalli and Kenneth,2011)、贸易结构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阶位(Cattaneo et al.,2011;Feenstra and Wei,201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Kudrle,2012)等角度对一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与所处贸易地位做出评价,但由于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体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不同,我国加入WTO之后源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普遍基于不同视角,对贸易强国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一些文献基于定性分析,从外贸特征、贸易质量与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话语权的优势以及外贸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贸易强国的特征或概念加以界定。对贸易强国应具有的贸易特征,有学者参照世界主要经贸强国的标准进行总结概述:经济高度发达、收入水平高、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高度开放等特征(何新华等,2000;余芳东等,2001)。但也有文献指出,贸易强国应具备以高级要素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合作体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郑宝银,2011;盛斌,2014)。同时,在技术复杂度、质量与效率上应体现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拥有贸易定价权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桑百川,2015)。具体到产品层面:出口产品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和附加值高,掌握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品牌化程度高,拥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外部风险能力(陈飞翔等,2006;程筱宇,2015)。同时,贸易强国的服务贸易应尤为发达并存在较大的内外部市场需求,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跨国公司作为贸易主体,具备对外投资竞争优势(洪涛,2010;杨圣明,2011;赵培文,2013)。此外,有学者认为货物、服务和货币贸易共同构成全球贸易的总和(杨枝煌,2014),因而贸易强国除具有突出的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外,也应是金融与货币强国,拥有现达金融市场体系(柳思维,2011)。

部分文献建立了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围绕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展开定量研究。一些文献从贸易规模、进出口结构、产品竞争力、市场势力、附加值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等多角度对中国贸易现状作静态评析,从而得出中国为贸易大国而远非贸易强国的结论(刘宝荣等,2000;王冉冉,2005;毛群英,2008)。同时,一些文献基于国际贸易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构建形成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依存度、汇率水平、贸易主体、贸易条件、贸易差额、贸易品牌、贸易服务化、贸易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等更加系统全面的宏观贸易质量评价体系,还选取同期世界上主要贸易强国样本开展定性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中国与贸易强国所存在的差距(魏浩等,2005;张钰梅,2010)。其中,张钰梅(2010)利用10个一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测算了美德日三国样本在各项指标值的算术平均作为贸易强国的标准阈值系数。此外,一些文献还从国际贸易数据统计口径的概念范畴和指标(贾怀勤,2014;杨枝煌,2014)、贸易政策取向与结构调整的线索回顾(尹翔硕,2003a;裴长洪,200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增速变化演变逻辑(戴翔和张二震,2015a;2016)等方面分别对中国外贸格局地位进行评析和论证并提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有些文献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展开经验研究。马淑琴等(2006)采用贸易水平升级因子分析法建立回归函数模型,从理性开放度、贸易条件水平、结构合理度以及市场分散度等因素视角,运用1990―200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的贸易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贸易的发展,理性开放度与贸易结构合理度提高,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成为阻碍贸易升级的第一要素。类似的,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从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以及贸易结构等层面,利用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与贸易结构亟待转变。郑甘澍等(2013)则根据生态位理论提出“国家贸易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个传统贸易强国之间的地位和竞争关系,并利用生态位扩充、分离和共生等理论,探析国家贸易生态位变化规律,提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

四、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

现有相关文献还对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主要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和整理,并结合贸易现实从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国际比较(尹翔硕,2006)、对外贸易的政策变迁与演进(Robert Gilpin,2006a;2006b;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贸易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验方略(盛斌,2015)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权思想与贸易机遇(柳思维,2010)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柳思维(2010)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史实为例,将其与开启欧洲诸国海上贸易霸权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远航探险活动进行深层次对比,从目的与动机、文化背景、激励约束与主体组织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近代中国错失海上贸易的机遇进行制度反思。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梳理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脉络,指出贸易政策是一国贸易优势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利益随着贸易竞争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故而需在不同时期对贸易政策做出适时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航海技术优势开辟贸易新航线,成为16世纪海上贸易的垄断者。与此同时,荷兰也日益崛起,其通过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极力推行海外贸易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英国凭借制度革新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并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利用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及贸易垄断特权获得世界贸易霸主地位。早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而后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输出,“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然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跌入谷底,昔日的贸易霸主英国开始迅速走向衰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完成统一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战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壮大最终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发动对外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得益于系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激励,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随着日本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广场协定》导致日元短期大幅升值,随后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份额持续下滑。

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实施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进口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和扶持了幼稚工业的发展。此后的南北战争加快了统一的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形成,西进运动、移民热潮与技术革命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健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法制度,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扩散中心。战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开始进入“美国时代”。尽管经济危机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其凭借要素禀赋及市场优势,发达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研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创新不断稳固贸易强国地位。

五、我国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我国传统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国家竞争等影响,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外贸“两个十年”由“大”转“强”的发展目标。2016年,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指导思想。针对这一议题,国内相关文献对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张幼文(2003)结合当代经济强国优势的结构特征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趋势都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我国外贸的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提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以贸易强国战略作为指导,以市场战略与资源配置为核心,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增长方式上,更加注重贸易质量提升与结构性平衡,推动贸易产业支撑的基础制造业战略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从经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董晓麟,2011;程筱宇,2015)。在贸易结构上,应以提升进口贸易地位作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加工与一般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裴长洪,2005;冯雷,2014;王备,2014)。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的“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 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黄锦明,2007;李等,2010;)。

部分学者从贸易新常态与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层面提出实施贸易强国的具体战略要求(裴长洪和郑文,2014;唐海燕2014;裴长洪,2015)。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经贸格局调整,过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鼓励大规模出口,实施低成本竞争的循环开放格局制约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实现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张二震等,2014;戴翔等,2015)。应构建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符合贸易新规则,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空间布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包括资本技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势。突出培育主体、创新发展方式,形成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裴长洪,2016)。同时,把握战略机遇,围绕“十三五”中国改革目标与任务,实施“走出去”、“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依托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提高外资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的OFDI,完善投资结构和渠道,积极构建跨国生产经营网络。另外,积极推动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吴汉嵩,2009;张二震,2011;杨圣明,2011),在能源及其他战略性原料贸易领域获得定价权优势(贾怀勤,2014)。

一些文献则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指出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和产业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多轨并进贸易政策相较全球多边贸易政策运作效率更高,而其前提是一国拥有较强市场势力(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通过实施贸易投资战略,与各国签署投资协议,开展双边至多边的区域合作。利用国际投资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消除贸易扭曲,将贸易开放战略上升到贸易强国战略(马涛,2016;张幼文,2016)。积极谋求建立现代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加强政策规制的协调,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特别地,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或争端,进一步完善国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建立专门补贴管理与贸易援助制度(薛荣久,2007;盛斌,2014)。与此同时,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中消除相关歧视待遇,健全外贸发展促进体系,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形成市场化管理格局和研究智库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贸易便利化,优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杨枝煌,2014;马相东等,2015)。制定粮食等农产品贸易战略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倡导生态文明理念(郑宝银,2011)。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微观层面,有学者指出贸易战略要受一国要素投入与市场规模等内部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结合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灵活调整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以摆脱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两方面的约束,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尹翔硕,1992;2004)。打造贸易强国应以培育高级要素为基础而非直接激励出口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走向是构建贸易强国的核心战略(裴长洪,2013;张幼文,2015)。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有效规避要素合作陷阱或价值链低端陷阱(张幼文,2016)。

六、总结性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往往与现实背景紧密联系,并因不同研究视角与主观价值判断而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一系列贸易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的贸易质量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贸易强国战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定性研究在贸易强国的评价指标选取上相互援引大同小异,往往侧重于对贸易质量的主观评析,在理论逻辑上无实质区别。而定量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的缺陷,有效避免主观随机性评判所导致的谬误,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研究方法各异,但现有文献却大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贸易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要素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质量与结构的失衡,国际竞争力薄弱,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能力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并非贸易强国,因而加快构建和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关于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目前还鲜有文献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归因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概念的模糊与混淆不清。从传统观念来看,贸易大国往往也是经贸强国,但不同历史阶段贸易理论的演进及变迁,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贸易与投资推动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格局的贸易规模不再与贸易利益分配流向相一致,此时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上的优势只是资源在全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非一国竞争力的完全体现。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贸易强国相较贸易大国的内涵更加复杂深远,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国外学界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接近的是战略贸易理论。因此,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关贸易强国评价标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依据。

纵观近现代贸易史上贸易强国的兴衰起伏,我们也可以对其历史共性加以总结。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先进技术为保障。无论是新航路开辟、贸易权垄断还是近代工业革命都归功于技术研发创新与传播,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当代贸易强国引领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对高端制造业技术与创新服务的掌控。其次,贸易强国兴起均得益先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完善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体系,参与国际规则与惯例制定,为贸易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话语权优势。第三,不同时期的资源约束与贸易政策取向往往相一致。早期贸易强国的崛起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阶段,主要面临土地资源约束,普遍实施对外扩张,以满足资源需求。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军事与贸易战争往往是贸易强国间完成嗔Ω迭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有违当代所倡导的合作、开放、共赢的贸易理念。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路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都基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加以阐述,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则鲜有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常态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大都趋于中国的贸易动态特征及成因分析,对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则略显不足。另外,国内文献习惯于运用中国或世界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缺少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研究的横向互动。

随着贸易政策在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地位的日益显著以及学界对贸易强国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未来关于我国贸易强国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可以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围绕当前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背景,运用中国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分别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二元边际、出口质量、技术复杂度和成本加成)和市场势力等方面深入考察中国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地,基于当前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因素,揭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和作用机制渠道。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贸易质量的实践,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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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加工贸易论文篇(5)

近年来,不少国内学者对我国的贸易收支与汇率间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研究。戴祖祥(1997)等人的研究结果认为;中国的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戴世宏(2006)发现人民币对日元升值反而有助于降低中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1]叶永刚等(2006)的实证研究表明,长期和短期人民币有效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均不存在因果关系,但中日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中美、中日贸易收支均不存在J曲线效应。[2]卢向前、戴国强(2005)使用协整方法,对1994至2003 年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我国进出口间的长期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存在着显著影响,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J曲线效应存在。[3]

综上所见,对于人民币汇率和贸易收支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一致结论。国外最新研究认为,考虑加工贸易因素影响是重要的,但国内已有文献均没有考虑FDI存量和我国加工贸易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估计偏误问题。[4]并且,已有文献数据较为滞后,缺乏最近2年尤其是 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最新数据,数据频率又缺少月度高频数据,难以有效研究贸易收支的J曲线效应。

考虑到贸易收支与各宏观经济变量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关系,本文采用1997―2006年月度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在考虑了FDI存量、我国加工贸易特征基础上,定量研究了我国贸易收支与汇率变动的动态关系,并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环境下贸易余额不断扩大的原因。

一、1995年以来我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变动基本情况①

(一)人民币汇率变动情况

首先人民币双边名义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变动情况。(1)从图2可知,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自1995年以来,实行钉住美元汇率政策,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已累计升值6%,且升值速度呈加速趋势。(2)自欧元1999年1月诞生以来至2005年7月汇改前,人民币对欧元汇率随着美元欧元汇率变动而先升值(1999―2001)后贬值(2002―2005);自2005年7月以来,也呈现出先升后贬的趋势。(3)人民币对日元汇率1998年8月前呈升值趋势,之后呈现出贬值与升值的周期性趋势中;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呈升值趋势。(4)人民币对韩元1998年1月前呈升值趋势,之后虽然2001年有所调整,基本上呈贬值趋势,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对其无明显影响。

其次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动情况。有效汇率指数上升表示升值,下降表示贬值。从图2可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变动阶段大致相同。自1995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可分为四个小阶段:升值阶段(1995.1―1998.6)、贬值阶段(1998.7―2000.4)、升值阶段(2000.5―2002.4)、贬值阶段(2002.5―,其中汇改以来先小幅升值后贬值)。综上图1和图2可知,人民币汇改前由于人民币钉住美元,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变动与美元兑欧元等其他国家货币双边汇率变动趋势大致相同,汇改后人民币有效汇率表现出一定波动性。

(二)我国贸易收支变动情况

x

从图3可知,自1995―2001年我国进出口贸易保持平稳小幅增长,净出口额数据也较平稳。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后,进出口贸易额和净出口额明显呈加速上升趋势,且出口额增长幅度大于进口额增长幅度,导致净出口额呈上升趋势。2006年我国出口、进口和净出口分别较2001年增长了264.31%、225.50%和689.74%。

从我国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具有重要作用。自1995年以来,加工贸易进出口分别约占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的40%和56%,且增长速度快于一般贸易。1995年我国加工贸易顺差与一般贸易顺差相差不大,但自1996年以来,加工贸易顺差增速更快。我国贸易收支国别结构表现出一定地域特征,中美、中欧贸易收支变动趋势相似,中日、中韩贸易收支变动趋势相似。自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后顺差增速加快,尤其汇改以来,中美、中欧贸易顺差以更快速度增长。自2001年以来我国对日本、韩国的逆差增长速度加快,汇改对我国同日本、韩国的贸易收支情况无明显影响。

二、我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实证研究

(一)VAR模型建立

传统理论认为,进出口贸易收支取决于汇率、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贸易收支与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传统OLS计量方法通常不能对变量之间互为因果的动态关系做出有效估计,向量自回归(VAR)方法能较好的克服这种缺陷。

在实证研究中,常规做法是假定进口需求是本国真实国民收入、进口商品伙伴国价格和进口商品国内价格和汇率(直接标价法)的函数;出口需求是贸易伙伴国收入水平,本国出口商品价格和贸易伙伴国出口商品价格和汇率(直接标价法)的函数。

国内研究贸易收支与汇率变动关系主要使用上述变量。但考虑到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外资企业所起的作用,②需要考虑FDI存量对贸易流动的滞后性影响(Swenson,2004)。[5]随着世界贸易分工新格局的形成,我国由于低成本优势成为全球加工制造中心,需要考虑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区别。所以我们在考察贸易收支与汇率变动关系时需要考虑FDI存量的影响和加工贸易特征的影响。

综上考虑,我们建立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净出口贸易VAR模型为:

VAREX=VAR(EX,Y*,REER,IMPA,FDIS(-1))[JY](1)

VARIM=VAR(IM,Y,REER,FDIS(-1))[JY](2)

VARNEX=VAR(NEX,Y,Y*,REER,FDIS(-1),IMPA)[JY](3)

其中,EX、IM和NEX分别表示出口、进口和净出口,Y和Y表示国内外真实收入,REER表示实际有效汇率,IMPA表示加工贸易进口量,FDIS(-1)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的滞后值。

(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1997年1月―2006年11月的月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国内真实收入和贸易收支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数据库、人民币有效汇率和国外真实收入水平的加权比重来源于BIS网站,国外真实收入数据来源于IFS数据库。相关数据采用X12加法模型进行季节调整。

本文变量名称定义如下:

EX、IM、NEX分别指中国月度出口额、进口额和净出口额;IMPA表示中国加工贸易进口额。PI和PIWorld表示中国国内真实收入水平和国外真实收入水平,因为GDP没有月度数据,采用工业增加值代替;国外真实工业增加值指数选取中国最大的四个贸易伙伴国(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真实工业增加值指数几何加权计算,加权比重取自BIS计算实际有效汇率的贸易比重。FDIS表示中国FDI月度存量。

(三)单位根检验

VAR方法要求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采用扩展的迪基-富勒(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滞后阶数的选择采取赤池准则(AIC),临界值采用Mackinnon临界值。单位根检验显示所有变量的对数值除净出口对数数据外,均为一阶单整I(1)数据。中国出口/进口的对数为平稳数据I(0)。为了保证模型的稳定性,所以净出口额数据换为净出口额绝对数(EX-IM),这样需要以牺牲可比性经济意义为代价。

(四)结果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是VAR模型估计结果的应用。脉冲响应函数图(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能直观反映VAR模型估计的系数关系。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能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

1.出口贸易结果分析

从图4可得出如下结论:国外真实收入增长率受到1单位的正向冲击,那么我国出口增长率将提高约0.035。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冲击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冲击,短期内出口贸易额增长,经过约3个月滞后期,出口额开始下降,说明出口贸易的J曲线效应存在。这不同于以往一些研究我国贸易收支汇率弹性的文献结论,这是因为我们考虑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特征影响后的结果。滞后的FDI存量冲击和加工贸易的进口冲击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为正,说明FDI流入与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而不是替代效应,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各变量中,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为节省篇幅,方差分解结果不再列示),短期内出口贸易的自身冲击和国外真实收入冲击对出口贸易预测误差的贡献最大。随着时间的延长,出口贸易自身冲击作用逐渐下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冲击的作用以较快速度增加,而FDI存量和加工贸易进口额冲击的作用则缓慢增加。到第10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冲击的作用仍低于国外真实收入冲击的作用。方差分解的结果验证了以往研究的结论:我国出口贸易的收入效应大于价格效应。

2.进口贸易结果分析

从图5可知,国内真实收入增长率受到1单位的正向冲击,则进口贸易增长率短期内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回复的过程。进口的增长显然受到了FDI存量的影响,FDI存量增长率冲击滞后3期时对进口贸易影响最大,进口贸易增长率增加约0.036,此时滞后的FDI存量与国内真实收入对进口贸易的影响相当。在考虑了FDI的影响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冲击对进口贸易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且存在2个月滞后期,进口贸易的J曲线效应存在。也就是说人民币的升值冲击会引起进口贸易的下降,这不同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但与Marquez和Schindler(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6]解释该悖论需要结合我国贸易特征,我国贸易额60%都是加工贸易,进口目的不像传统国际收支理论所假设的消费,而是为了出口。所以,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则出口相对下降,进口也相对下降。

影响我国进口贸易的各变量中,方差分解结果显示,短期内进口自身的冲击和国内真实收入冲击对进口预测误差的贡献最大,滞后FDI存量也具有一定贡献,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贡献度很小。随着时间的延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贡献度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到第10期时,作用超过滞后FDI存量的作用,但仍低于国内真实收入的作用。对进口贸易的方差分解也证实了我国进口贸易的收入效应大于价格效应。

3.我国净出口贸易结果分析

从图6可知,(1)国内真实收入和国外真实收入冲击都对我国净出口贸易存在正的影响。其中后半部分结论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不符。该悖论的解释需要结合计量统计指标选取和理论内涵来理解。传统国际收支理论,包括一般的马歇尔-勒纳条件,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的作用。如果国内真实收入的增加不是国内吸收能力显著增加,而是国外净出口需求显著增加的结果,那么国内真实收入增加,则意味着顺差增加。近年来我国国内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有效内需不足,大量的产品生产用于出口。另外,我们选取月度工业生产增加值更好了反映供给层面的状况,大量的产品出口反映了供给层面的成本优势和劳动生产率因素,基于长期供给角度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研究指出,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一方面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③(2)FDI存量和加工贸易的进口冲击对我国净出口贸易的影响为正。也就是说,FDI存量正向冲击引起我国顺差增加,加工贸易进口正向冲击,意味着出口也会增加,由于出口值与进口值之差为加工费收入,会引起我国顺差增加。其中,FDI存量冲击对我国净出口的影响约滞后3个月;加工贸易进口冲击的影响短期内大于长期,在第2期时达到最高点,然后逐渐下降。(3)考虑了FDI存量和加工贸易的影响后,计量结果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冲击对我国净出口贸易有显著的影响。也就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冲击,短期内引起我国贸易顺差先上升然后再下降,最后净影响为负。可知,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J曲线效应明显,且时滞约为5个月。

在影响我国净出口贸易的各变量中,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短期内净出口自身的冲击和国内真实收入冲击对进口预测误差的影响最大,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加工贸易进口冲击也具有一定影响,而滞后FDI存量冲击的影响度很小。随着时间的延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度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如果将国内真实收入和国外真实收入冲击影响合并在一起,则对净出口贸易的方差分解也证实了我国贸易收支的收入效应大于价格效应。

三、结 论

本文考虑了FDI存量和我国加工贸易特征的影响后运用VAR方法对我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进行了动态分析,得出如下6点结论:

1.考虑了FDI存量和我国加工贸易特征影响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显著影响了我国进口、出口和净出口贸易。这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成果。

2.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J曲线效应存在,时滞约为5个月。实证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出口、进口和净出口贸易均存在滞后影响。

3.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和出口贸易影响的同向性明显。也就是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冲击,会引起出口和进口都下降。

4.我国贸易收支的收入效应大于价格效应。也就是说,国内外真实收入的变动对我国出口、进口和净出口的影响大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进口和净出口的影响。

5.国外真实收入增加使我国顺差增加,国内真实收入的增加也使得我国顺差增加。国内真实收入的增加不是国内吸收能力显著增加,而是国外出口需求显著增加的结果。

6.我国出口和顺差高速增长不仅受需求层面的国内外真实收入和人民币实际汇率影响,还受FDI不断流入、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汇率改革等重大制度性事件的影响。在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预计我国贸易顺差扩大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中国同美国等国的贸易收支状况。人民币可适当放宽升值幅度,但不能够大幅度升值,对进出口贸易企业的调研发现,91%的企业表示能承受的人民币升值幅度为年升值5%以内。

注 释:

①本部分人民币名义汇率数据来源于IFS数据库,采用期内平均汇率,其中人民币对欧元、日元和韩元数据根据对美元的三角汇率套算;人民币有效汇率数据来自于BIS网站。

② 据统计,中国目前出口贸易额中三资企业占比为65%。

③ 世界大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全球第一,达9.5%;印度为6.9%;欧盟是4.1%;美国为1.4%。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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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永刚,胡利琴,黄 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对外贸易收支的关系――中美和中日双边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6(4).

[3]卢向前,戴国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1994―2003[J].经济研究,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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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wenso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ediation of Trade Flows[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4.

[6]Jaime Marquez and John W. Schindler.Exchange-Rate Effects on China's Trade: An Interim Report[J].FED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 #861(May),2006.

Real Exchange-rates Effects of RMB on Chinas Trade:1997-2006

对外加工贸易论文篇(6)

一、选题背景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呈现稳定快速增长的趋势。作为中国外贸的两种主要方式,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在规模上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加工贸易,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加工贸易开始占据中国对外出口的半壁江山以上。

江西省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加工贸易的发展明显落后于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发展起步较晚,但省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充裕的劳动力为加工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当前产业西移、厂商西进的大好形势下,江西省拥有作为中部省份的地理优势,可以承接西移的东部加工工业,突破性地发展江西加工贸易,并藉此扩大江西省的对外贸易,带动江西省经济快速增长。

本文着眼于江西省近些年来加工贸易快速发展这一经济现实,从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两方面来研究江西加工贸易发展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根据结论,针对目前还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江西省经济增长与加工贸易发展现状

江西省加工贸易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主要以“三来一补”的简单加工业务为主。近年来,在“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即把江西建设成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基地、优质农副产品供应的基地、劳动力输出的基地和旅游观光的后花园)的战略定位指导下,江西省加工贸易发展较快,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1.9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48.35亿美元;从事加工贸易业务的企业也从2000年的74家增加到2006年的196家;主要是纺织品、服装、打火机、鞋类、智能卡等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商品。

由下表1可知,江西省的加工贸易近些来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尤其是省政府深入实施“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战略以来,加工贸易的增长大大提速,但和沿海省份相比,甚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无论从总量和占贸易的比重来说都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2008年是江西省加工贸易发展得最好的一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48.35亿美元,但这还不到广东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2%,江苏的4%。同时,广东、江苏两省的加工贸易均占本省外贸进出口总额的60%以上,而江西省仅为35.17%,加工贸易尚未成为本省对外贸易的优势领域。

三、加工贸易对江西省经济增长作用的基本分析

根据国内外研究,外贸对区域经济发展能够发挥明显的拉动作用。然而以前的研究并未区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或者说其研究的仅仅是一般贸易。从理论上来说,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对经济增长也应该有贡献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加工贸易的自身特点来理解。加工贸易本质上是国际分工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即由产品间的垂直分工发展到产品内部的水平分工,随着国际分工细化到产品内部而催生的。对于江西来讲,主动依照自身的禀赋特征参与到国际大分工的链条上来,能享受分工和贸易利益。同时,在参与国际竞争中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技术与管理经验积累,最终增加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思路中,我们可以探究出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主要源于以下几点:

第一,加工贸易的不断扩大,使得江西经济可以按照参与国内国际分工的要求调整经济结构,发挥本省的劳动力及自然资源优势,将经济资源集中于本省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从而实现结构性的效率增长;第二,通过贸易可以补充本省经济发展的“瓶颈”。江西省作为中部的欠发达省份,既存在“资本”瓶颈,又存在“技术”瓶颈,经济资源禀赋极不均衡,劳动力资源明显过剩而其他资本、技术等主要经济资源明显不足。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使江西得以进入全球分工大链条,既解决了大量劳动就业问题,又通过生产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回自身所短缺的其他经济资源;第三,加工贸易引进了先进的技术,推动了江西制造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提升了江西在国际国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以上三点可以总结为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就业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加工贸易通过这三个渠道来对经济实体的增长提供动力。

四、加工贸易对江西省经济增长贡献作用的定量分析

1.加工贸易的经济增长贡献度指标

经济增长贡献度指标可以从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的角度来

考查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按支出法统计,国内生产总值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GDP=C+I+(X-M)

用NE表示净出口,表示增加值。一般认为,当净出口为正时,其对国内生产总值呈正向拉动作用;当净出口为负时,其对国内生产总值呈负向的拉动作用。我们从贸易方式上讲净出口分成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种贸易方式形成的净出口构成,故又可将上式改写为:

GDP=C+I+NE1+NE2

其中NE1和NE2分别表示一般贸易进出口和加工贸易的净出口增量。通过继续的数学运算变形,我们得到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量化公式:

依此类推。

加工贸易对GDP增长的贡献度=

加工贸易进出口增加额×100%

GDP增加额

加工贸易对GDP增长拉动的百分点=加工贸易对GDP增长的贡献度×GDP增长率

根据上式分别求出江西省加工贸易对其GDP增长的贡献度及贡献率,结果见下表2:

由表中的计算结果可知,江西省加工贸易净出口额增量一直为正,且越来越大,说明增速强劲。加工贸易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近五年来也一直为正,且有缓慢攀升的趋势,当然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贡献度有年回弱,但总体上还显示出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虽然拉动作用还很小,跟其他沿海发达省份比还有差距,但这正说明江西的加工贸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加工贸易增值系数分析

加工贸易增值系数是指贸易产品从原料进口到成品出口的产品增值程度,这一指标能够准确地反映经过加工的贸易产品附加值水平,并最终体现为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增值系数的提高表明加工贸易在质量上的提高及创汇能力的增强。计算公式如下表3所示:

加工贸易出口增值系数=加工贸易出口额

从表3分析结果可知,从2003年起,江西省加工贸易的增值系数大部分时间里是大于1的,2004年还超过2,但波动较大,缺乏稳定性。究其原因主要是江西省的加工贸易商品的品种较为单一,规模较小,技术含量较低,很容易受外部经济因素波动的影响,如FDI的增加、外需的波动、外来原材料价格的变动等。

总体来说,江西加工贸易的增值能力还比较弱,附加值较低,出口竞争力还较弱,很容易受外在经济波动的影响,加工贸易的整体质量也还需要大大提高。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结论分析

通过了以上的基本分析与定量分析,都证实了加工贸易能对江西省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但加工贸易这种贸易方式的不稳定性也得到了映证。同时,我们从经济增长贡献度和增值系数这两指标的结果,也可以了解到江西省目前的加工贸易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增值能力、创汇能力都还很有限,而且还波动大。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江西省加工贸易的加工商品简单、加工层次较低、加工链条短。加工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上,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低。

第二,江西省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数量极少。2006年,江西省有进出口实绩的经营企业为1089家,开展加工贸易并有实绩的企业为196家,仅占18%。

第三,江西省的加工贸易尚未产生规模效应。到目前为止,江西省内尚未形成系统的加工产业链。全省的加工贸易还处于星星之火状态,各个加工企业各自经营,互不关联,严重影响了加工贸易规模的扩大和整体效益的推进。

2.政策建议

由于江西省工业底子薄、基础差、技术相对落后等原因,仅凭本省自身的力量,省内加工贸易一时难有较大的突破,但如果江西省能充分认识到当前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有利形势,并在与东部产业对接中突显本省的优势,同时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软硬件条件,加工贸易必将有突破性发展。因此应在以下向方面努力:

第一,提高政府对加工贸易的支持度,不断出台加工贸易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的力度,激励西进产业在赣落户。

第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生产、物流成本。重点是建立加工贸易产业园区,打造加工贸易企业的航母。园区化发展和规模化发展是引导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在加工园区形成带动效应,以点带面,充分发挥产业园区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

第三,以科技进步带动产品深加工,拉长加工贸易产业链,引导产业升级。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江西省要依托当地已形成的加工产业基础,有针对性地引进具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在省内投资,借助外力,加快本省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步伐,推动产业纵深发展和推进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罗兴武,蔡宜斌.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黑龙江对外经贸.2002(5).

[2]陈树文,孙彦玲.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商业研究.2006(9).

对外加工贸易论文篇(7)

一、引言

路径依赖是指由于外生的偶然性随机因素的触发和内生的各种正反馈机制的强化作用,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将对其初始路径产生某种程度的“锁定”效应。1975年,美国经济学家David 在其著作《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中首次将“路径依赖”概念纳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1985年,David将此概念引入到技术变迁的分析中,对路径依赖的内涵和作用机理作了深入的探讨。1989年,经济学家Arthur将其用来探讨报酬递增对于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开创了路径依赖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把路径依赖研究的重心由技术变迁转向了制度变迁。1990年,North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并指出David和Arthur提出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随后,研究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文献快速增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已成为路径依赖理论体系中发展最为迅猛、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把路径依赖理论应用到了其他学科领域。Grabher在1993年、Garud和Rappa在1994年、Bebchuk和Roe在1999年、North在2005年分别将路径依赖引入到经济地理学、社会学、公司治理和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相比较而言,我国学者对路径依赖的研究是不足的,一方面未能在路径依赖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取得突破;另一方面在现有路径依赖理论的应用领域也大都是沿着国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方向继续向前推进。值得指出的是,傅沂提出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两个角度分析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遭受重创,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之一的东莞更是遭受剧烈冲击。对此,国内学者争相提出和论证进行产业升级和贸易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探索东莞市对外贸易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力争为东莞的贸易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对外贸易的变迁过程

为了数据的可比性,本文首先用1995年以来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将下文涉及的以美元为计量单位的进出口数据统一换算成人民币,再用以1995年为基期的累计CPI将以人民币计量的名义进出口数据换算成其实际值。接下来,本文将依次从贸易主体和贸易方式的角度深入探讨东莞市对外贸易的变迁过程。

(一)对外贸易主体的变迁

以企业的经济类型为标准,对外贸易主体可以划分为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包括集体企业等)。

本文首先考察1995~2011年东莞实际进口总额按贸易主体分解的情况,如图1所示。从总体上看,历年的国有企业实际进口额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变化趋势——1995年仅为350.60亿元,随后逐渐上升,在2002年达到一个小高峰,即827.89亿元;随后先下降后上升,在2007年达到最高点,即980.83亿元;之后再次下降并在2011年跌至375.03亿元。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则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1995年最高,达到55.30%;2002年跌破50%,为49.73%;2011年降至最低点,即12.71%。历年的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1995~2000年保持为零,这是由于政策限制,民营企业无法取得进出口经营权;2001年开始破冰,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为200万元,此时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仅为0.0014%;2002~2003年,民营企业实际进口获得井喷式的发展,2002年达到5.29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16倍,2003年达到196.67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6倍,直至2007年依然保持较快增长;2008~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逆转为负增长,其中2009年负增长9.75%;随后两年因金融危机缓解而恢复增长,其中2010年强劲反弹,增长了36.80%。历年的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历年的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也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1995至2000年保持为零,随后开始快速增长,2003年突破了10%,2011年突破了20%。关于历年的其他企业实际进口额,不论是其绝对数值,还是其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均非常小,故在此不作深入讨论。与前述三种贸易主体相比,历年三资企业的实际进口额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仅很大,而且处于稳定增长的态势——1995年就已达到43.35%;2003年突破50%,达到54.30%,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三资企业逐渐取代国有企业成为东莞对外贸易的主力军;2011年这一比重更是达到了64.17%的新高度。

接下来再看1995~2011年东莞实际出口总额按贸易主体分解的情况。从总体上看,历年四种贸易主体的实际出口额和它们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前述进口的情况类似,此不赘述。不过仍有一点值得强调,与前述进口的情况相比,在这17年间,国有企业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幅度更大:1995年高达60.82%,到2011年已跌破10%;与此相对应,三资企业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上升幅度更大:1995年仅占39.12%,到2011年已接近70%。因而从2003年开始,实际出口总额的变化趋势基本由三资企业决定。

(二)对外贸易方式的变迁

在国际贸易学中,贸易方式主要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三类。结合《东莞统计年鉴2012》中对贸易方式的分类方法,本文将加工贸易界定为仅含来料加工装配和进料加工两类,其他的加工贸易方式全部划分到其他贸易方式中。考虑到除来料加工装配和进料加工之外的其他加工贸易方式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均非常小,这样的界定和划分既是方便的也是合理的。

首先考察1995~2011年东莞实际进口总额按贸易方式分解的情况,如图2所示。从总体上看,历年的一般贸易实际进口额和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均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增长势头强劲,但这个比重始终未超过20%——1995年最低,仅为0.71%;2011年最高,达到17.37%;平均为6.45%。历年的其他贸易方式实际进口额也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但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波动比较大——2003年最低,为7.32%;1996年最高,达到18.82%;平均为10.02%。而且,这个比重也始终未超过20%。与前两种贸易方式相比,历年的加工贸易实际进口额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很大——1998年,这一比重高达90.64%;2011年,其最小值也达到了71.29%;平均为83.53%。因而,从图2上看,历年实际进口总额的变化趋势与加工贸易实际进口额基本一致,或者说历年加工贸易实际进口额的变化趋势决定了实际进口总额的变化趋势。

然后考察1995~2011年东莞实际出口总额按贸易方式分解的情况。从总体上看,历年三种贸易方式下的实际出口额和它们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前述进口的情况类似,此不赘述。但有两点必须加以强调:第一,历年的其他贸易方式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1995~2005年这一比重不到0.1%,虽然从2006年开始上升,但离5%尚有差距。第二,与其他贸易方式相反,历年的加工贸易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1995~2005年这一比重连续保持在95%以上,尤其是1996~2002年更是维持在98%以上;虽然从2006年开始下降,但仍然保持在80%以上。

三、对外贸易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判定

在上一节中,本文依次从贸易主体和贸易方式这两个角度对东莞市1995~2011年对外贸易的变迁过程作了系统性的论述。

接下来,本文将1995~2011年东莞对外贸易主体中三资企业的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和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的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汇总到一起,如图3所示。

结合图3中的趋势线和具体的数据可以看出,历年的三资企业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1995年为41.21%,2011年已达到67.14%,平均值为52.47%。历年的加工贸易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始终维持在高位——1998年的最高峰达到95.19%,即便是2011年的最低位也达到76.94%,平均值为89.70%。

综合以上分析,从1995~2011年,上述两个比重均始终保持在高位运行(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本文目前无法观测和描述更长的时间段)。据此,本文认为,东莞对外贸易的运行轨迹对三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均存在相当程度的“锁定效应”,即东莞对外贸易的变迁在贸易主体方面对三资企业存在路径依赖,在贸易方式方面对加工贸易存在路径依赖。

四、结语与展望

除了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贸易壁垒此起彼伏等外生阻力之外,对外贸易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对东莞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转型升级施加着强效的内生阻力。在研究贸易转型的文献中,很少有学者论证这种内生阻力,而通过具体的数据来判定对外贸易变迁中存在路径依赖的学者就更少了。事实上,这种内生阻力甚至比前述外生阻力的作用更强,更值得有关部门加以重视,更具有研究价值。

因此,笔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下一步拟深入探究东莞市对外贸易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从而为之后提出打破这路径依赖的对策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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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rabher.G.“The Weakness of Strong Ties: The Lock-i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uhr Area.” In Grabher. G. ed., The Embedded Firm-on the Socioecon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M]. London: Routledge,1993.

[5]Garud.R.,Rappa. M.A Socio-cognitive Model of Technology Evolution: The Case of Cochlear Implants[J].Organization Science,1994(05).

[6]Bebchuk.L.A.,Roe.M.J.A theory of path dependence in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J]. Stanford Law Review,1999(52).

[7]North.D.C.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对外加工贸易论文篇(8)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

引言

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其目的是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的目标。它们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旗帜下,行保护之目的,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手段上的欺骗性和战略上的进攻性等特点。

在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中,关于理论来源和特征的研究比较多。本文拟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实质进行归纳分析,并试提出新贸易保护主义将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的观点。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则是通过对当今国际经济形势的分析,根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提出运用贸易规则、规避贸易风险;发挥中介作用、建立预警机制;加大政府协调、实现公平竞争;提高商品质量、冲破贸易保护;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具体有效的措施。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研究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渊源

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重商主义”思想,之后经历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超保护贸易理论、新贸易保护主义四个里程碑式的阶段。

1、重商主义(15-17世纪)

15-17世纪,随着新大陆和新航线的发现,商业活动的范围空前扩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开始产生。通过对美洲、非洲、亚洲的殖民掠夺,西欧积累了巨额的货币财富。与此同时,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封建自然经济的迅速瓦解,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生活对商业资本有着很大的依赖,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也在增加。当时充当交易媒介的货币,主要是黄金和白银等金属货币,它们成为社会各界追逐的对象和社会财富的象征,而拜金主义也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旋律。社会经济的这种剧烈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中来。在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表现为重商主义的兴起,这便是贸易保护的起点。

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重商主义流行于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的西欧各国,以“货币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斯塔福。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少买多卖或不买,用以积累货币,而且积极鼓吹国家采取强制手段禁止货币输出。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资本高度发展,工场手工业已产生,信贷事业开始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当时的封建王朝和商业资产阶级更加需要货币,“他们开始明白,一动不动的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人们开始把自己的金钱当作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金币引进来。”lwkoo.cn 硕士论文

晚期重商主义以“贸易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孟(Tomas Mun,1571-1641),他指出:“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应该允许货币输出到国外,购买本国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进行转口贸易,发展生产。但晚期的重商主义者仍然坚持买少卖多的原则。贸易差额论在认识上比货币差额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不论是货币差额论,还是贸易差额论,都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认为一国拥有的黄金和白银越多,就越富有。总之,财富就是金银,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

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当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但它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而且只局限于流通领域,认为财富和利润都是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对外贸易是财富和价值增值的源泉。这反映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货币差额论将货币与商品绝对地对立起来,设法要把侥幸得到的货币保存在国内并把它贮藏起来,而且孤立地对待货币运动。贸易差额论才开始认识到货币运动与商品运动的内在联系。 2、“保护幼稚工业”理论(19世纪40年代)

19世纪20-40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尚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成长时期,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求保护幼稚工业,特别是当时的德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与自由贸易理论相对立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形成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list,1789-1846)。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他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各国经济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不同时期应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他从德国当时所处的现状出发,认为德国正处于农工业时期。而想要过渡到农工商业时期,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国家实行高关税等保护贸易政策,进而建立强大的工商业基础。经过比较,他认为使用动力和大规模机器的制造工业的生产力远远大于农业,所以保护和发展工业生产力需要特别重视。而对于农业的保护,他认为,通过保护使工业发达以后,农业就会随之得到发展。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在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应该说保护关税政策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提高了他们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对经济不发达国家,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理论在对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利益也予以承认的基础上,提出保护对象应以将来有前途的幼稚工业为限,保护贸易为过渡时期,自由贸易才是最终目标。

但是,李斯特的整个理论体系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他把自己的生产力理论与古典学派的价值论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保护幼稚工业”理论是以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为前提假设。

3、超保护贸易理论(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使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使市场问题进一步尖锐。经济大危机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高关税、外汇限制、数量限制、鼓励出口等措施,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各国经济学者提出了各种支持超保护贸易政策的理论根据,其中有重大影响的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及凯恩斯主义的超保护贸易理论。凯恩斯主义主张,重商主义保护贸易的政策能够保证经济繁荣、扩大就业。他们认为,政府应该仔细分析贸易顺差和逆差对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以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大量的失业问题。贸易顺差可以为一国带来黄金,可以扩大支付手段、压低利率、刺激物价上涨、扩大投资,有利于缓和与扩大就业量。而贸易逆差则会造成黄金外流,使物价下降,最终导致经济萧条和增加失业。

超保护贸易主义旨在垄断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市场进行进攻性的扩张。它把保护的对象由幼稚工业,扩展到包括国内高度发展或出现衰落的垄断工业。保护的目的也由培养自由竞争能力,转变为巩固和加强对国外市场的垄断。保护的战略由防御转向进攻。凯恩斯主义超保护贸易理论同样有其局限性。理论中提出的对外贸易乘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规律性。

对外加工贸易论文篇(9)

 

1 研究背景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外贸的一半左右,地处珠三角的广东省是我国经济和加工贸易最发达的省份。1978年,东莞最早出现了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加工贸易,现有加工贸易生产型企业近1.5万家。2009年,东莞市加工贸易总额799.64亿美元占外贸总额941.55亿美元的比重高达84.9%以上。可见,加工贸易对东莞市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出口退税大调整、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的出台JJ协整分析,使东莞加工贸易的发展进入瓶颈,大量劳动力密集的加工贸易遭受到了强烈冲击,探明加工贸易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此基础上,调整产业结构,有利于推动东莞市加工贸易的长足发展。

2 实证研究

2.1 数据选取与处理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统一性,本文根据广东省东莞市统计局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提供的1995——2009年数据进行处理,首先,将东莞市各年GDP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换算成美元;再将单位为亿美元的GDP、加工贸易进出口额按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换算成剔除物价水平后的数据。

2.2 加工贸易的增值系数分析

增值系数是衡量加工贸易创汇水平的质量指标,反映了生产加工环节的附加值程度。若加工贸易的链条较长,即所需零部件和原材料由国内生产供给,或加工过程中技术含量较高,则该增值系数较高。反之较低。增值系数=加工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笔者对东莞市1995——2009年加工贸易的有关数据进行整理,见表1。

表1 东莞市加工贸易增值系数的变化

 

年份

加工贸易出口额(亿美元)

加工贸易进口额(亿美元)

加工贸易增值系数

1995

75.48

61.25

1.232326531

1996

90.19

69.37

1.300129739

1997

1998

111.86

128.97

86.525

92.564

1.292805548

1.393306253

1999

149.78

116.694

1.283527859

2000

169.28

126.19

1.341469213

2001

189.89

154.65

1.227869382

2002

233.87

180.96

1.292385057

2003

275.07

208.98

1.316250359

2004

343.51

249.298

1.377909169

2005

391.6

284.2

1.377902885

2006

446.83

314.49

1.420808293

2007

563.33

389.91

1.444769306

2008

601.4

391.9

1.534575147

2009

对外加工贸易论文篇(10)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

引言

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其目的是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的目标。它们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旗帜下,行保护之目的,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手段上的欺骗性和战略上的进攻性等特点。

在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中,关于理论来源和特征的研究比较多。本文拟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实质进行归纳分析,并试提出新贸易保护主义将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的观点。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则是通过对当今国际经济形势的分析,根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提出运用贸易规则、规避贸易风险;发挥中介作用、建立预警机制;加大政府协调、实现公平竞争;提高商品质量、冲破贸易保护;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具体有效的措施。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研究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渊源

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重商主义”思想,之后经历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超保护贸易理论、新贸易保护主义四个里程碑式的阶段。

1、重商主义(15-17世纪)

15-17世纪,随着新大陆和新航线的发现,商业活动的范围空前扩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开始产生。通过对美洲、非洲、亚洲的殖民掠夺,西欧积累了巨额的货币财富。与此同时,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封建自然经济的迅速瓦解,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生活对商业资本有着很大的依赖,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也在增加。当时充当交易媒介的货币,主要是黄金和白银等金属货币,它们成为社会各界追逐的对象和社会财富的象征,而拜金主义也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旋律。社会经济的这种剧烈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中来。在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表现为重商主义的兴起,这便是贸易保护的起点。

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重商主义流行于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的西欧各国,以“货币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斯塔福。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少买多卖或不买,用以积累货币,而且积极鼓吹国家采取强制手段禁止货币输出。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资本高度发展,工场手工业已产生,信贷事业开始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当时的封建王朝和商业资产阶级更加需要货币,“他们开始明白,一动不动的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人们开始把自己的金钱当作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金币引进来。” 硕士论文

晚期重商主义以“贸易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孟(tomas mun,1571-1641),他指出:“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应该允许货币输出到国外,购买本国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进行转口贸易,发展生产。但晚期的重商主义者仍然坚持买少卖多的原则。贸易差额论在认识上比货币差额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不论是货币差额论,还是贸易差额论,都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认为一国拥有的黄金和白银越多,就越富有。总之,财富就是金银,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

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当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但它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而且只局限于流通领域,认为财富和利润都是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对外贸易是财富和价值增值的源泉。这反映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货币差额论将货币与商品绝对地对立起来,设法要把侥幸得到的货币保存在国内并把它贮藏起来,而且孤立地对待货币运动。贸易差额论才开始认识到货币运动与商品运动的内在联系。

2、“保护幼稚工业”理论(19世纪40年代)

19世纪20-40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尚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成长时期,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求保护幼稚工业,特别是当时的德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与自由贸易理论相对立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形成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list,1789-1846)。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他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各国经济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不同时期应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他从德国当时所处的现状出发,认为德国正处于农工业时期。而想要过渡到农工商业时期,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国家实行高关税等保护贸易政策,进而建立强大的工商业基础。经过比较,他认为使用动力和大规模机器的制造工业的生产力远远大于农业,所以保护和发展工业生产力需要特别重视。而对于农业的保护,他认为,通过保护使工业发达以后,农业就会随之得到发展。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在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应该说保护关税政策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提高了他们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对经济不发达国家,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理论在对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利益也予以承认的基础上,提出保护对象应以将来有前途的幼稚工业为限,保护贸易为过渡时期,自由贸易才是最终目标。

但是,李斯特的整个理论体系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他把自己的生产力理论与古典学派的价值论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保护幼稚工业”理论是以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为前提假设。

3、超保护贸易理论(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使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使市场问题进一步尖锐。经济大危机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高关税、外汇限制、数量限制、鼓励出口等措施,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各国经济学者提出了各种支持超保护贸易政策的理论根据,其中有重大影响的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及凯恩斯主义的超保护贸易理论。凯恩斯主义主张,重商主义保护贸易的政策能够保证经济繁荣、扩大就业。他们认为,政府应该仔细分析贸易顺差和逆差对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以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大量的失业问题。贸易顺差可以为一国带来黄金,可以扩大支付手段、压低利率、刺激物价上涨、扩大投资,有利于缓和与扩大就业量。而贸易逆差则会造成黄金外流,使物价下降,最终导致经济萧条和增加失业。

超保护贸易主义旨在垄断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市场进行进攻性的扩张。它把保护的对象由幼稚工业,扩展到包括国内高度发展或出现衰落的垄断工业。保护的目的也由培养自由竞争能力,转变为巩固和加强对国外市场的垄断。保护的战略由防御转向进攻。凯恩斯主义超保护贸易理论同样有其局限性。理论中提出的对外贸易乘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规律性。

对外加工贸易论文篇(11)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 and stevens,1974;gopinath 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 and 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 and klein(1998)、eaton and 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 and 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 and 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参考文献:

[1] 陈阳,王延明.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12):24-29.

[2] 陈继勇,秦臻.2006.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5):6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