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4-11 17:17:50

文化价值论文

文化价值论文篇（1）

(二)以“仁”“礼”为内核的伦理精神。孔子创建了以“礼”“仁”、“中庸”为内核的伦理思想体系，为儒家伦理道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其中，“仁”的思想的提出是孔子对中国伦理学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仁”以爱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为根基，“仁者爱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思想根源逐渐演变为社会的伦理原理与道德情感。同时，孔子对“礼”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提出了“克己复礼”的观点，后来时期的荀子也很重视“礼”的观点，认为礼是节制人的欲望的最好办法。后来的儒家思想继承发展了先贤的观点，主张用礼来调节人的，成为了儒家核心思想之一。

(三)以“修身”为根本的道德精神。儒家思想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一切的根本所在。从儒学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来看，儒学的精华在做人这方面体现的尤为重要。《论语》在学做人方面蕴含着很精髓的思想，其中提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的根本是在修身，而且从天子到庶人，所有人都要以修身为本，这就是儒学的根本精神。要成为一个君子，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儒学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价值的提升，而人的提升要靠自身修养的提升来实行，而不是靠一套规则的束缚来实现。

(四)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中，推人及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对推人及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述，其中《论语》中就记录着很多关于孔子推人及己的观点，“其怒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该观点的体现。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能够合符规范，一个社会或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后来的墨家的“兼爱”思想也体现了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后世的儒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形成了儒家处理伦理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这种推己及人的伦理原则及其思维方式，在当今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也仍有重要意义。

二、核心价值观与现代文化精神

(一)现代文化的含义。通常意义上提到的现代文化是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建构和发展的优秀文化。这种现代文化传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吸收西方文化精神而建构和发展起来的。

(二)现代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

1、现代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提倡的现代文化精神之一。中国古代曾经有着灿烂繁荣的科学文化，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但是随着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中国渐渐在世界科学的发展进程中落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开始逐渐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形成了“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思想。而在现在我们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时刻，必然要求我们弘扬现代科学精神，树立科技决定今天，科技决定明天，教育决定后天，文化决定永远的科学观点。

2、现代民主精神。现代民主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提倡的现代文化精神的另一个方面。中国古代的优秀思想中有着悠久的民本思想，但长期的封建社会的统治，使得中国长期与民主无缘。“五四”运动以后，被引进的西方民主观点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的更替，后来到当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最终形成现代民主精神。当今培育和践行“民主、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观，也要求我们必须弘扬现代民主精神。

3、现代法治精神。现代法治精神的含义在于一是要求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二是要依据法律法规治理国家(依法治国);三是公民自觉知法、守法;四是法治目标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民自由、平等的民利，文明、和谐的社会秩序。当今我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逐步形成和强化“依法治国”理念。

文化价值论文篇（2）

二、结合起来精英文化的普及

群众文化艺术形式的通俗性是由群众文化的群众性所决定的。一些专门的文化艺术研究者在群众文化具体形态前提下，通过加工改造而打造出来的一种层次较高的文化形式，这就是所谓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浓郁的社会价值，与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当前的形式，今后的发展趋势上都能够有效地融合起来，并且，这种文化同群众文化的联系上也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在创造群众文化核心价值的过程中，能够从这种文化中吸取很多的精华，同时，这种文化的源泉和目的优势群众文化。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首先，要提升对群众文化的创造与研究，其次，用精英艺术培训方式教育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进而将整个群众文化的核心价值创造和提升上来。

三、结合当前形势，努力创造群众文化核心价值

对群众文化的作用和地位在新形势下予以认清是非常必要的一项工作，由于只有将形势认清了，在文化建设中才能够使人们群众更好的加入进来，对当前群众文化建设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设施薄弱、保障不全、投入较少，这样是很难将群众文化的核心价值发挥和挖掘出来的。所以，对群众文化的建设工作上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对科学发展观继续领导人员去坚持，对文化体制的改革上进行提速，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能够满足人们的当前需求，因此，文化精神活动中的核心价值的挖掘，才是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此我们一定要根据党和国家规定，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引领群众们进行享受和参与，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员要加强对本地的群众文化的建设与领导，努力为将群众文化核心价值创造出来而奋斗。

文化价值论文篇（3）

二、“乡贤文化”在推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过去，为了组织或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体的利益，是很正常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之后，更多元的文化、更快的经济变化，冲击了原本已经形成的“集体至上”价值取向和传统道德观念。虽然正是因为这种冲击，使农村文化实现了从落后愚昧向开放多元的转变，但市场经济也带来了更多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

(一)缺乏正确思想的引导

在农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在农村社会形成并巩固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理想。然而，不少农民群众甚至是部分党员同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不甚了解，而封建迷信思想却在农村地区越来越有市场。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项指标进入换档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农村稳定。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基层领导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必须要将物质文明建设至完美，才能够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其次，基层党组织虽然的确尝试在农村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但由于方式落后、教材陈旧，所以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具体实践上看，效果都不如人意，甚至导致封建迷信在农村社会伦理道德出现真空的背景下“重新上位”;再次，部分基层领导的行为不检激化了干群矛盾，加上对农村宗族势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层领导在农村社会的权威甚至不如某些“地方豪强”;最后，缺乏健全的组织机制，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一问题的存在是封建迷信死灰复燃的诱因。

(二)不良风气在农村死灰复燃

农村产业化的发展，使农村生产效率得到不断增强;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致使农村耕地被占用，可用耕地减少;农村群众的知识水平不高，满足不了城市发展的工作要求。上述原因都使农村群众的闲暇时间增多，而大部分农村地区的文化娱乐就是看电视，使得农村群众娱乐活动匮乏。因为农村发展经费不多，村内的图书馆设施得不到及时的修缮，藏书量少且陈旧，满足不了广大村民精神世界的需求。近年来，农村得到发展，治安有所好转，但黑恶势力以及等恶劣风气又开始在农村地区抬头。在农闲尤其是春节期间，毫不夸张地说，部分农村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现象，不仅有麻将、扑克、牌九等较为老派的方式，还有利用香港彩券开奖结果、跑马竞赛结果、足球比赛结果等进行的现象。根据不完全统计，在广西14～40岁的农民中，有过经历的占38%，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每年10次甚至更多;同时，活动往往与农村的黑恶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对农村治安造成了严重影响，更有部分基层农村领导与黑恶势力狼狈为奸，大敛不义之财，纵容其组织等违法行为甚至为其遮掩。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金钱至上心理盛行

在市场经济对农村地区的道德伦理体系造成巨大冲击的背景下，不少农民的价值观都逐渐世俗化，一些人疯狂地追求财富，这显然与中国农民传统的价值观念背道而驰。具体来说，不少农民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一些人对金钱的喜爱已经达到了崇拜的地步。虽然大部分农民仍然能够坚持通过双手创造财富，但其中也有急功近利者不顾道德伦理甚至是法律法规，通过非正常手段敛财。同时，相比从前一听到基建经费短缺，人人踊跃捐款、义务劳动的盛况，今天有更多的农民拒绝无偿提供劳动或捐款。即便是改革开放走过三十余年、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国社会中仍然会出现不少因配套政策缺位导致的问题。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使得我国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第一，民众陷入逐利怪圈。在市场意识席卷农村社会后，农民也不再受礼教以及“集体意识”“牺牲精神”的束缚，开始通过商业活动赚取利益，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因为缺乏指导，所以不少农民也陷入了“逐利不顾道德”的怪圈当中，传统的村落凝聚力不再，淳朴的民风难寻。［1］第二，非法牟利思想侵蚀。由于不少人已经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实现了发家致富，这对部分仍然挣扎在温饱线的农民来说是一大刺激，这部分人也开始试图通过非正常手段快速获得财富。第三，享乐主义盛行。生活条件的改善也开始让农村青少年开始更多地接触来自城市的物质文化，导致农村青少年开始出现享乐主义，加上农村地区的留守青少年本身就得不到正常的家庭教育，使得新一代的农村居民在三观意识上存在诸多问题。

三、“乡贤文化”在推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对策

“乡贤文化”不但能够在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成为重要助力，而且也是在农村地区教育、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因此，农村党组织更应大力培养、弘扬“乡贤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使得农民群众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理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让“新乡贤”在乡村有地位受追捧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弘扬优秀的伦理文化，借鉴传统的道德教育，对于切实改进和加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培育工作有着重大作用。［2］首先，要营造“见贤思齐”的风气。无论是在职场中、家庭中、社交中，都应该对“乡贤文化”给予充分褒奖与尊重，使得农民群众可以憧憬成为乡贤，营造“见贤思齐”的风气。其次，要宣扬古之贤明。具体来说，即各地基层组织应收集整理当地乡贤的有关文献，并选取其中那些合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事迹，对其进行表彰宣扬，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建立“乡贤堂”，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再次，要对“新乡贤”进行表彰。诚然，不少“新乡贤”长年外出务工，但他们同样可以通过同乡会等载体来发扬“乡贤文化”，教育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各级组织应该对表现突出的“新乡贤”进行表彰，让他们有更强的动力发扬“乡贤文化”。

(二)凝聚乡贤力量，推动乡村发展

要培养文明乡村风貌，表彰在生产生活中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贤及普通农民，让表现优秀的农民上台宣讲自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以及实践过程中的心得。倡议有能力的乡村能人捐资助学，修缮公共设施，帮扶困难家庭，培养向善的文明乡村风貌。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时代精神、民族情感以及道德风尚等领域的扩展，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践行过程中得到发展的体现。［3］要改革农村治理结构，乡贤作为农村社会最具话语权的群体，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治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利用乡贤解决农村社会的各类问题与矛盾，并争取在条件成熟时建立起农村基层乡贤治理系统，配合农村基层党组织做好相关治理工作，在治理过程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大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不少拥有商业头脑的农民并不会将背井离乡、入城务工视为此生唯一的谋生方式，而是自己创业的开始，他们在入城务工后不但累积下了可观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社会阅历和知识储备。加上入城务工期间，这类农民也建立起了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不断提高其社会影响力。这一切条件的存在，满足了农民回乡创业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基础，从而让这些农民在创业过程中留下了更多的优秀本地人才，为家乡创造了更多的财富，身体力行地实现了“中国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具体的体现。

文化价值论文篇（4）

1．综合装饰的文化价值

陶艺综合装饰的文化价值：发挥多种装饰材料和工艺技术的特性，使釉上釉下相辉映，高温低温相辅助，雕刻绘画相衬托，人工天然相结合，达到艺术创作的最佳效果。陶瓷釉上彩的综合装饰，多为高温颜色釉、现代陶艺、刻花瓷胎。高温颜色釉瓷画，是现代陶艺釉上彩的新工艺。而色釉瓷胎即使不装饰，也有绘画美感，但白胎瓷如果不装饰，就显得单调沉闷。白胎瓷任何部位都可以装饰，而色釉瓷胎只能选择空白或浅淡的釉面稍作点缀，增加观赏效果。色釉瓷胎绘画，要以精美的纹饰衬托，不能出现与色釉不协调的画面。釉在1200℃高温中，把釉上颜料溶进釉中，烧成后既有釉下彩的柔和秀雅，又有釉的鲜艳亮丽。

综合装饰构思要精致，注意画面与色釉和谐统一。色釉瓷适当装饰，有“锦上添花”独到的艺术效果。色釉瓷绘画，常选用花釉、红釉、结晶釉、乌金釉等，以局部绘画衬托色釉，注重点缀、衬托、协调，忌讳繁杂、闭塞、充填。现代陶艺突破了传统规范，出现了扭曲、变形、镶接、切割等器型，但主要是异型花瓶、瓷雕，既有具象纹饰，也有抽象装饰，多在色釉刻花瓷胎上装饰，或在口足部位、主体部位、口足之间，采用砂地开光的形式作画，产生深浅、厚薄、粗细、浓淡、素艳的线条和色彩对比，绘画与雕刻的对比，体现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特点。

2．单色装饰的文化价值

陶艺单色装饰的文化价值：吸收工艺技法，挖掘装饰内涵，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单色釉非常丰富，必须掌握釉性，尤其是装饰技巧。流霞彩用樟脑油稀释颜料，借鉴“泼墨法”，把料色点捺在瓷胎上，任其自然流淌，形成丝线般的肌理料痕，表现山峰、岩石的纹理，树干、荷叶的经络，山坡、草地的层次，产生天然的质感，而手工绘画不能企及。可用流霞彩创作，掌握料色和油剂的配制比例，结合传统的勾线、填色、洗染、罩色工艺，或在画好的瓷器上，用含煤油的料笔点染画面，产生纹理变化。恰到好处地体现传统工艺与现代技艺，使点、线、面和谐地融为一体。

胭脂彩用胭脂红颜料作画，以山水画为主，也可用于花鸟、人物画。胭脂红与粉彩玻璃白结合绘制雪景，素雅中呈现暖色调，园林楼台中的雪景，以胭脂红颜料绘画，有独特的艺术效果。珍珠彩用喷、洒、涂、抹、刷等技法，使陶瓷颜料与珍珠釉结合，产生独特肌理。具有油画、水彩的丰富层次。或借鉴国画技法，使料色在珍珠釉中自然渗化，以墨色为主，以彩色衬托，用笔迅速准确，料随笔走，画从意生。

颜色釉、乳浊釉料一般装饰建筑卫生陶瓷，具有较高的附加值。欧洲建筑卫生陶瓷，颜色釉均用金属氧化物颜料，如钒、铬、锰、铁、钴、镍、铜。由于环保要求，建筑卫生陶瓷多采用低质原料，瓷面粗糙不雅，用乳浊釉掩盖装饰，效果最佳。

颜色釉是金属氧化物着色的产物，色彩特性是其装饰的前提，红色釉料有祥和温暖的特性，黑釉有浑厚质朴踏实的特性，颜色釉综合装饰要充分利用其质地和色彩。颜色釉晶莹纯洁、色彩厚朴、鲜美纯正、质感丰富，给人沉着舒适的美感，利用不同色彩质地和色彩差异，利用不同温度和不同气氛，综合运用描金、喷绘、贴花、刻绘等方法，创作巧夺天工的艺术产品。颜色釉可以创作壁画壁挂，也可以创作瓶罐壶，体现人们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综合装饰，首先考虑材质及性能，其次器型及功能，做到因材施釉，因器施釉，由用之美到见之美，展示其无穷的艺术魅力。三、肌理装饰的文化价值

陶艺肌理丰富了材料结构和纹理组织，保留了创作的技巧和痕迹，提高了鉴赏水平，开创了装饰的技法，强调生意盎然的气韵、活力，构成美的造型，体现了气韵生动的精神境界。

1．肌理形成的文化因素

肌理是视觉要素，材料的物理表现，物质材料的组织结构和表面纹理，也称质地。随着历史的演进，肌理审美意识日益成熟，从其表面就可感到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色、工艺特征、材料特点，从陶艺的肌理形态，反映着人们的审美需求。故陶艺肌理可理解为：人们有意识地使用陶土或瓷土，经过制作、煅烧形成的表面纹理，如拉坯成型的旋纹，雕塑品的刮刀刀棱、窑火的向背面烧痕，综合反映材料结构、制作工艺，强调表面纹理组织给人的视觉、触觉的感受。肌理能传达设计者的情感，是设计观念的形象表现。在陶艺创作中，肌理能培养学生形体与空间的文化意象、提高材料运用的能力，使作品产生视觉冲击力。

2．肌理创作的文化价值

陶艺肌理的文化价值由材料性、制作性决定，它是制作痕迹和手工痕迹肌理的文化符号。①材料性肌理：由陶与瓷的自然属性所显示的纹理组织。主要受控于原料、工艺，特别是烧造的技术因素，如坯釉料的矿物、化学、颗粒组成，着色剂及坯体釉层物理成分，窑炉气氛、温度曲线和冷却速度等。陶瓷坯釉经高温煅烧，不但内部结构变得质地致密、不透水、抗酸碱，表面也产生透明、乳浊、析晶、裂纹、窑变等视觉效果。②制作性肌理：由人为作用产生的纹理组织。主要受控于人，作者有意在陶艺表面制作纹理组织：刻划、揉捏、拍击，挤压、模印、打磨、雕镂、釉下、釉上装饰等，黏土的可塑性、触变性、结合性及釉的表现性，直接记录着作者的形式技巧与生活感受。

肌理取决于陶瓷材料的矿物组成和工艺过程，具有科学性和自然性；制作性肌理取决于作者的主观意念和审美水平，具有人文性。但两类肌理都是实践的产物，陶瓷肌理的表现及审美不但承载着科学技术，而且展示了时代风貌和价值观念，表现了“用”与“美”的关系，具有文化符号特征。传统陶艺强调实用和审美。现代陶艺强调审美和实用，注重情感表达，突破了传统陶艺的审美理念，把粗砺、残缺、怪异引入陶艺，把特殊的烧成方式以及材料的演化引入陶艺，肌理不但没有因为实用功能的消失而减弱，反而由个性化技术变得丰富多彩。

3.国外陶艺肌理运用的文化特征

美国陶艺家彼得·沃克思，受抽象派和行为派影响，尝试抛弃传统形式的制陶方式，以放任、偶发、自由的形式充分体现黏土的率性，展现艺术家情感，他的作品留有开裂、斑孔等瑕疵，彰显创作过程，记载人与水、火与土的交流。美国陶艺家玛丽莲菜文，善于用陶艺细腻地模仿布料、皮衣、皮包，称为“旧皮货”系列。采取泥板成型，填入各种软硬适度的化纤织品，使泥土的柔软性更接近皮革效果。皮革上的拉链、金属、扣环则采用注浆、压模等方式，具有逼真的感觉。西班牙陶艺家萨诺维斯·科拉迪的作品《窑烧之夜》，把烧制温度和还原气氛掌握得恰到好处，“火”的艺术演绎得惟妙惟肖，呈现出天然的情趣，烟熏、针孔、桔釉、气泡、缩釉等传统陶艺的瑕疵，却成为现代陶艺的崭新语言。

泥、釉、火是陶艺教学的核心，陶艺较一般艺术更显复杂。一般艺术的媒介只有工具和手段，媒介的物质形态不会发生改变，如国画的宣纸、墨、颜料等，完全受控于作者的意志，构思和运作具有必然性。而陶艺创作从构思到成品，不仅具备一般艺术的属性，而且还要接受火的再创造，通过温度和气氛来表现创意，适合新工艺技法，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二、陶艺教育的意义

1．素质教育的趋势

面向21世纪的国际教育研讨会确定了素质教育的标准:①积极进取，开拓精神；②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对人类的责任感；③在急剧变化和竞争中，有较强的适应能力；④有宽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⑤学会学习、适应科学技术领域的综合化；⑥有多种个性和特长；⑦具有与他人协作和进行国际交往的能力。欧洲高校认为不能只培养“经济动物”或“机器人”，造就单纯的社会生产力。日本倡导文化艺术立国，科学技术创新立国。英国十分重视人格训练，一方面开设西方传统文化课程，另一方面注重研究东方文明。

中国传统教育严格按学科专业分设，课程体系相对封闭，学科之间很难实现交叉与跨越，致使学生的思维狭隘。而现代课程要求把先进科学、技术、文化成果完整及时地充实到学科中，促进各学科高度融合，走课程综合化和多元化发展之路。2002年，教育部颁布的《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规定：分类指导，因地制宜，讲求实践的方针，遵循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科学求真，艺术求美。人文是科学的导向，科学是人文的基础。陶瓷艺术涉及自然、社会领域，是科学和艺术的结晶，是一门综合交叉的学科。陶艺作为一门艺术，属于人文范畴，但它却打破了文理专业壁垒，融合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改变了学生知识的单一结构。

2．陶艺教育的模式

陶艺不像音乐、绘画仅有欣赏价值，而且具有实用价值，是文理艺工融合的典范。陶艺教育有利于资源配置、观念更新，教育模式可概括为：一条主线: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科学实践能力；一个动力：优化陶艺教学体系,提高教学质量；两个方式：实施层次化、开放式教学，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三个支撑平台：一是教学管理机制平台；二是人文资源应用平台；三是创作实践保障平台；学生要增强创新精神，强化探索意识，提高实践能力，促进综合素质协调发展。学院要通过实验研究，锤炼师资队伍，使陶艺特色教育水平步入新台阶。在社会层面要形成陶艺教育的新模式，为实践型教育改革提供范例。

陶艺教育兼顾造型、制作与原料、烧成，从“由技入道”到“由理入道”，重技法，有思想，强调体验性，做到科学和文化结合、实践和理论结合、中西和古今结合。陶艺创作指导分三个步骤：①创作选题，依据陶艺创作原理，首先选择设计性题目，学生可用手工或计算机完成；②不仅要考虑到科技的先进性、完整性，还要估计艺术创作的可行性；③考虑学生的差异和实践的难度，安排难易不同的选题，让自学能力强、兴趣浓的学生进行综合设计，反之进行基础设计。

参考文献：

[1]（日）柳宗悦．民艺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8．

文化价值论文篇（5）

公司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早期称谓，最早见之于1980年秋的美国《商业周刊》，其时认为公司文化主要指公司价值观，公司运用共同价值观“为公司的活动、意见和行动树立一种榜样……通过经理的实践逐渐灌输给职工，并传至接班人。”1982年，肯尼迪和迪尔在其著名的《公司文化》一书中，对企业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他们认为企业文化由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典礼和仪式、文化网络五大要素构成，其中“价值观是任何公司文化的基石，作为一个公司取得成功的哲理精髓，价值观为全体职工提供了对共同方向的意识和他们日常行为的准则。……这些成功的公式决定(偶尔也出自)公司的典型英雄人物、有关公司的神话、仪式和典礼.事实上，我们认为公司之成功往往是由于它们的职工能够识别、接受本组织的价值观并按此行动”.。日本拓植大学今西伸认为:企业文化就是“特定企业中具有固有特征的价值体系”，它由价值观体系、行为体系、经营风尚三要素构成.。1985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劳伦斯·米勒名著《美国企业精神》一书，从分析美文化的精神实质，提出了重创美国企业文化的八条基本价值原则:目标原则、卓越原则、共识原则、整体原则、效绩原则、实证原则、密切原则、正直原则，被誉为未来美国企业文化的基石.

对企业文化概念的内涵，尽管不同时期的国外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把企业价值观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则已达成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企业文化概念的发展就是企业价值观由抽象不断走向具体、走向丰富、走向完善的过程。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实际运作中的管理方式，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管理即以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作用—包括价值观外化和展开为各种具体形式，如英雄人物、典礼仪式、行为体系、经营风尚、企业凝聚和精神等，这些因素交互作用—为手段的价值管理理论和实际运作中的价值管理方式。这句话有两重意思:其一，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理论和可运作的管理方式，其二，这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具有特殊性，它是以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来达致企业的管理目标的。

管理科学自19世纪末产生以来，经历了古典学派、行为学派、现代科学学派和企业文化学派四大阶段。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发端于美国.7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腾飞与美国经济的衰微形成鲜明反差，美国人开始对现代管理科学的极端理性主义管理进行反思，希望寻找到得以摆脱困境的管理新方略.在客观需要和主体反思的双重催化下，企业文化理论以其蓬勃的生命力诞生了.诚如《底得优势》一书作者彼得斯和奥斯汀所说:管理学界正孕育着一场“恢复基本原则的革命”。④

企业文化理论是以理性与非理性有机结合的企业价值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价值管理方略，它不仅是对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辨证否定，而且是对以往一切管理理论的批判继承。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企业价值观并不排除理性，而是反对那种抛弃非理性因素(如心理、情感等)的纯粹理性主义管理思想。企业文化理论认为，人不仅是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人”，也不仅是追求友谊、亲密感的“社会人”，而且是生活在某种文化背景下并受它影响和熏陶的“文化人”，企业管理应该以营造文化为己任，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形成企业的精神灵魂，以此贯串到经济、技术、生产指标、规章制度、组织机构、战略决策等具体的因素和行动中去，以实现企业和社会协调一致的发展。和以往的管理理论相比，企业文化具有两大鲜明的特征: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非”理性倾向(与数据化、机械化的极端理性主义管理比较而言)和注重实务研究倾向.

企业文化的价值至上主义和重视实务研究倾向，对8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批判理性主义”和“恢复常理”一度成为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口号，人们反对过去那种把组织结构搞得过分严密和规章制度订得过分严格的做法，主张“见物，但更要见人”;注意厂歌厂服、纪念仪式等企业形象的塑造，以激发职工的荣誉、自豪感、培养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精神，主张频繁的非正式沟通，注意改善职工之间、管理者与职工间的关系，并在企业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培育新价值、树立新精神.企业文化的务实倾向表明企业共同价值观虽然是精神因素，看不见摸不着，但绝非虚幻的和假想的，而是现实存在的，务实倾向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80年代以来，很多有影响的管理学著作均十分重视管理实务的研究.如《一分钟经理》和“优势丛书”等。其中《一分钟经理》以“一分钟目标”、“一分钟称赞”、“一分钟指责’三条“诀窍”为主线，运用简明生动的手法将管理中实质性的领导艺术问题加以概括，打破了传统管理理论框架，精致实用，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名噪全球的《寻求优势》的副标题就是“美国杰出企业的成功经验”，书中重点分析了美国43家企业的经营管理，总结出八条基本经验(了、又异八条基本的价值准则):贵在行动、接近顾客、自主和企业家精神、依靠人来提高生产力、以价值观为动力、紧守专业、精兵简政、宽严相济.其中以第一项“贵在行动”最为重要。

企业文化传入中国是80年代的事。国内学者对企业文化的研究颇为投入，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纷纭，处于一种几乎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种企业文化概念的状况，所谓“企业文化研究等于思想政治工作”等类似的概念混乱往往把企业文化研究导向误区，甚至陷于泥潭。对此本文第三部分将展开分析.理论上经之很长时间的吵吵嚷咬之后，现已基本安静下来，进入反思阶假，开始有了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和积累。如管益忻同志的《塑造现代价值观—推进市场经济发育的中心环节》.一文，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出发，认为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我国企业经历着文化转型尤其是价值转型，在这一转型期必须搞好价值观的重塑，它是“解放生产力的中心一环”、“塑造现代化制度的灵魂工程”、“人的积极性的第一生长点”、“培育具有高尚品德的四有新人的关健”、“再造多种(亚)群体文化(如企业文化)的荃础’、“推进市场经济发育的原动力”。并就价值重塑工程应当坚持的方针、原则、方法和当前应着重抓的几个热点间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相当富有启发性。

作为以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为手段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企业文化领导了80年代的世界管理潮流，其深刻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也必须以冷静的理性思考企业文化在管理学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企业文化只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派学说，而不是管理学的终极和顶峰。企业共同价值观的作用不是自发的，它必须通过作为主体的人、物质性的中介和客体的综合系统的作用才能发挥其深入持久的影响;管理学说史上的各种学派和学说均有其真理性的一面，而企业文化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和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一派学说是无法涵盖一切的.德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学者E·海能在《企业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展望》一书的最后，警告对企业文化抱有万能幻想的人们说:“企业文化理论在企业组织实践中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对此不能作出骗人的‘保证’……有企业文化意识的经理可能是企业发展的指路人，但是他仅仅指出方向，而不能得出目标”:希望这句话能对我国现阶段的企业文化研究有所苦醒。

企业文化学说这一“泊来品”进入中国的时间已十年有余，它曾在管理学界引起不小的冲击波.但目前我国企业文化的研究现状如何呢?荃本概念混乱，理论研究消耗于无休止的争论，理论研究无从积累;研究者往往浮于表面，关注争论而不是关注实际，理论与现实脱钩、理论本身漏洞百出、千疮百孔;由基本概念的混乱而导致的无休止的争论背后是一片虚空，理论成为空中楼阁，无法回应现实。。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再多说，仅就国内流行的两种典型的企业文观点谈谈笔者的一点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一个企业长期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它包括企业全体职工所共有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等方面内容”。或者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自觉形成的、并为绝大多数劳动者认同信守的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行为道德准则的综合反映”。

上述两种说法作为企业文化和一般介绍是可以的，但若作为企业文化的定义就有间题了。按照他们的看法，企业文化是包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准则等方面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是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行为道德准则的综合反映。在这里，价值观念虽然都被看作企业文化的一个因素，但其核心作用并未突出出来;不管人们对此持何观点，也许他们默认了价值观在企业文化中的核心作用，但遗憾的是他们在给企业文化下定义时思想没有明确到位，这就导致了定义的含糊、多义;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这一根本属性在国内已有的同类企业文化定义中没有得到丝毫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企业文化若不是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要它又有何用处?

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文化是由职工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创造出来的，它是企业职工必须共同信守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企业风尚、理想的目标、崇高的信仰、规章制度，以及企业职工必须共同珍惜和奉献的企业物质财富，包括厂房、机器设备、资金、技术、产品等崛;或者说，“企业文化是企业之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企业在其生产经营实践中培育出来的具有本企业自身特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企业文化”，因而也是大而化之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企业风尚、理想的目标、崇高的信仰，又是规章制度，还是包括厂房、机器设备、资金、技术、产品等的物质财富，也就是所谓“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按他们的意思，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所拥有的一切。这样的定义给人的感觉如把堆在地上的马铃落、青菜和沙子等一股脑儿装进一个叫做“企业文化”的袋子里。如果是这样，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的自身特色何在?老实说，此类定义很少能给人带来什么启示。虽然人们在论述企业文化的本质时常常会指出“企业文化的实质就是价值观”;“企业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管理方式”，。但为什么不在定义中反映这一无疑是最重要的本质呢?定义必须抓住本质，反映本质，这是常识，忽视了这一点，定义的严密性和准确性就无从说起了。

以上是对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一点初浅看法。就企业文化这一概念而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是完全正常的，但在各种不同理解墓础上又必须达成一定的共识，对其本质有一致确认，否则便会使这门科学缺乏坚固的基石，地基若已不牢，何以建构大厦?墓本概念的歧异使理论陷于无休止的争论，消耗了推动理论发展的力量.笔者认为，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是一种新型价值管理方略。它通过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来创造融洽的文化氛围，使职工们受到保障并能为企业的成功作出贡献。国内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走出现阶段的研究困境和实践危机，使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超然于混乱的概念之争，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建立起以市场为核心价值观的现代企业文化，以推动我国企业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更好地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注释

① 转引自黄孟落、马孜学主编《外国经济管理的最新趋势》，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② 肯尼迪和迪尔:《公司文化》，三联书社，1989年第一版，第40页.

③今西伸:《关于日本企业文化的探讨》、《日本研究》1988年第3期。

④彼得斯和奥斯汀:《底得优势》，企业管理出版社，198右年8月第一版导言，第3页。

⑤见《企业文化》1994年第3期。⑥见上书196页。

⑦参见邵鹅:《中国企业文化研究的危机与重构》，《企业文化》1994年第3期。

⑧王光铸:《企业家应对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作出贡献》，《今日企业》1989年第2期。

文化价值论文篇（6）

作为以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为手段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企业文化领导了80年代的世界管理潮流，其深刻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也必须以冷静的理性思考企业文化在管理学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企业文化只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派学说，而不是管理学的终极和顶峰。企业共同价值观的作用不是自发的，它必须通过作为主体的人、物质性的中介和客体的综合系统的作用才能发挥其深入持久的影响;管理学说史上的各种学派和学说均有其真理性的一面，而企业文化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和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一派学说是无法涵盖一切的.德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学者e·海能在《企业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展望》一书的最后，警告对企业文化抱有万能幻想的人们说:“企业文化理论在企业组织实践中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对此不能作出骗人的‘保证’……有企业文化意识的经理可能是企业发展的指路人，但是他仅仅指出方向，而不能得出目标”:希望这句话能对我国现阶段的企业文化研究有所苦醒。

注释

① 转引自黄孟落、马孜学主编《外国经济管理的最新趋势》，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② 肯尼迪和迪尔:《公司文化》，三联书社，1989年第一版，第40页.

③今西伸:《关于日本企业文化的探讨》、《日本研究》1988年第3期。

④彼得斯和奥斯汀:《底得优势》，企业管理出版社，198右年8月第一版导言，第3页。

⑤见《企业文化》1994年第3期。⑥见上书196页。

⑦参见邵鹅:《中国企业文化研究的危机与重构》，《企业文化》1994年第3期。

⑧王光铸:《企业家应对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作出贡献》，《今日企业》1989年第2期。

文化价值论文篇（7）

本文作者：胡剑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文化自信思想的产生原因

(一)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熏陶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习是具有文化自信的前提自幼年起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入手,接受起儒家传统文化。虽然幼年的对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不甚喜欢,但是这些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得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的使用。[3]6-7《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更是让幼年的欲罢不能,这些小说的影响及于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岁月。据统计,“选集”中引用最多的不是马列经典著作中的原文,而是儒学经典论述。到一九六六年,的藏书已达几万册,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收录其中。[6]对中国史书读得最多,四千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并做了大量的批注。通过广泛而又深刻地潜心阅读大量中国史书、古典小说、诗词曲赋、各家经典,不仅批判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还造就了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更培养起对本国文化的自信。(二)湖湘学派的经世学风与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对文化自信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宋明以来,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3]21这种学风对作为湖南人的影响甚巨。生长于斯,自然被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所感染。在长沙求学期间,就曾认真研习过开湖湘一代风气之先的著名学者———王夫之的学问。近代以来,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投身于政治活动及各种社会活动,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如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等,这些湘籍学人或阐发启蒙思想与维新思想,或整军经武、驰骋疆场;或兼“传教”与“办事”。虽则有些湖湘学人的所为有违历史潮流,但从总体而言,这些湖湘学人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做出的功绩极大地鼓舞了同样身为湖南人的。早年对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与杰出贡献非常景仰,对自己身为湖南人极为自豪,这种感情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三)西方列强的入侵与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被动接受是文化自信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总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个被动的过程,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刺激下进行的。从文化角度而言,也是如此。西方文明以武力做后盾,以一种入侵者的姿态进入中国,并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地冲击。所以说,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每个中国人心间造成的苦痛必定在文化领域有所反应,这种亲身经历的苦难必然会造成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压迫的反抗;必然会造成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在心理上一定程度上地抵制;必然会造成每一个关切国家、民族命运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也是生活在国家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年代,国家的现状对早年产生了深深的刺激,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产生强烈的愤概。早年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代表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研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但是学习和研读的目的是为了探求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国富民强。是以批判的眼光对待西方文明的,而他的内心是不赞成西方文明的。这从一九二O年为发起文化书社而撰写的文章中可见端倪:“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7]这一方面说明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马克思主义上,另一方面说明对传统西方文明表示否定。(四)西方文明日益显示出的弊端从另一方面强化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西方文明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对于封建社会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在一段时间内也成为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武器,但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早期的发展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益反动,先前鼓动人民进行反封建的信条渐渐变成欺骗人民的空洞口号。对西方社会政治上的反动认识地非常深刻。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就写作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来揭露美帝国主义所谓“民主”与“自由”的虚伪面目。“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8]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拜金主义,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无处不在。“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9]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秩序在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些与中国人重伦理、讲道德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对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深恶痛绝。自二十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虚伪性、侵略性更加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财富的集中及与此相对应的人民群众的贫困、资本主义社会间歇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放荡腐朽、资产阶级对国内人民的压榨与对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疯狂掠夺,这些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10]这些不仅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造成了苦痛,给全世界带成了灾难,而且增强了深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五)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与目的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早年即立志探求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大本大原。虽则早期理解的大本大原与后来的认识有差距,但是一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和建设活动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才能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如何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这些问题一直是思考和希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认为,从改造中国之目的出发,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需要求得对中国问题的根本了解。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就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3]47在随后的革命生涯中,愈发认识到研究中国国情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急迫性。时期,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方面还是研究得太少。严肃批评了一些共产党员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的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认为,在中国从事革命和建设的同志不能言必称希腊,而应该“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5]801号召全党同志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之的。这种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既是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动力,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决心和信心。

文化自信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1]166可见,文化自觉的前提是本民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学习与掌握。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12]目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第一,要在国民教育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事业不断取得发展,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成就,国民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也在增强。但从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文化强国的角度观之,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力度似仍应加大。现在的一些学生言必称美国,对韩流、日流也是趋之如骛,对待自己的老祖宗,则对不住,忘却了。长期以往,不仅伤及国人的文化自信,甚或对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威胁。文化渗透固然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但也反映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力度不够。在国民教育中,应该更加注重引导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研读经典。第二,要创新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方式。一些人对传统文化有错误的认识和感知。他们见到传统文化就如同见到一位不拘言笑、刻板生硬的道学先生。这种面目可憎的形象必须除去。在新时期,必须要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传承形式,通过各种富有时代性、新颖性、乐趣性的形式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延安时期的文化工作者就通过贴春联、唱民歌、挨家挨户拜年、跳秧歌、写墙报、画壁画、讲民间故事等方式传播先进文化,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方式在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文化工作者在信息社会中也应该积极利用网站、短信、微博、公共聊天室等方式去传播先进文化,并应该积极努力思考如何开辟一些新的传播媒介去传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13](二)吸取他民族文化的长处,以融贯中西的视野看待世界文明“‘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11]166文化自信即需要对本民族文化深深的热爱与了解,也需要开阔的胸襟与世界的眼光。具体而言,第一,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方面。文化自觉不是要求全面回归我国传统文化,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要求我们在学习、知道、掌握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以一种开放豁达的心态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正是以这种旷达的心态学习、吸纳中外文化中优秀的因子,成就其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胸怀。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经济上的闭关会导致民生凋敝,文化上的锁国将自绝于世界文化之路。各国文化上的互相借鉴、交流,甚至碰撞,是有益的,它即有益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第二,抵制与摈弃其他民族文化中一些腐朽落后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但是,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14]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做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广,任意贬斥其他国家优秀文化。这是冷战思维的延续,也是西方中心主义心态的反映。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现象。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多次对西方国家腐朽伪善的一面加以揭露。这些言语至今仍有重要价值。我们应该坚决抵制一些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袭,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摒弃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思想。第三,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出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发展民族优秀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15]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已经初显成效。目前孔子学院已在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数以百计,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当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仍需要一代代优秀的中国人努力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种子。(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指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智力资源。在现阶段,我们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第一,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真理,但是这一普遍真理若不能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面目就不会改变,各项事业就不能取得发展。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24],也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形式、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表达、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理论,使之成为融合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新文化。第二,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意蕴。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宝库。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产。虽则有些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已经在现实中无施用的可能,但是很多内容却可以在新时期得以重新阐释,可以焕发出新的生机。我们应该大力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蕴,应该在今天丰富的改革、建设实践中重新审视、发掘传统思想文化宝库,在新的时期赋予其新的阐发、新的意义与新的发展。

文化价值论文篇（8）

关键词:文化价值观构建

key word: Cultural values Construction

文化价值观是主体关于文化价值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看法,是各种文化价值的观念体系。文化价值观主要体现为主体对文化价值的评价和认可,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价值体系。任何文化的价值体系中都包含了道德、科学、政治思想、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要素,但是由于各个价值领域以及价值领域内各价值相互之间的联接方式、作用方式、结构秩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价值系统的整体文化特征及功能。并且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差异规定制约着其构成要素的存在及其发展变化的方向。这种内在的结构一旦从根本上确立,就会产生相对的稳定性,发挥特定的整体功能,其结构就对其内在的文化价值要素形成一种结构性聚会,并进行相应的调节和改造,实行要素在结构制约和引导下的职能定位。凡是有利于巩固和完善既定结构的要素就被吸纳进来,并在结构的引导下促其发展;凡不利于既定结构巩固和完善的文化要素则被抑制发展甚至剔除出去,排斥在外。笔者认为,当前文化价值观的建构,必须立足于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优秀内容,辩证吸收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合理成分,发展和创造新的文化价值观。

一、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且流派纷呈,价值取向各异,但是从最基本的文化价值观来看,则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伦理中心主义;二是重视群体、轻视个体;三是推崇和谐统一、提倡重义轻利。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中华民族的繁延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当前,它的许多内容远远落后于时展的要求,为此,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的扬弃。

1、变伦理中心主义为伦理精神和科学精神并重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关系中,血缘氏族关系和宗法等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从母时道德原则随之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的中心原则。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将家族和家族的伦理道德规范推广到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使之成为巩固封建秩序的最重要的观念工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思想,曾经抑制了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和逻辑批判精神的发展。高扬“德性之知”,贬抑“见闻之知”,易地世间“万理”都视为“一理”,即人伦道德之理的显现,这是中国古代的科学逐渐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世界近现代史告诉我们,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和人类自身进步的强大杠杆。要在当代中国倡导科学技术,我们必须学习西方文化中的实证逻辑批判精神,并且这种学习须以一种文化价值观的转型为基础。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过程中,必须把伦理精神和科学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促进人类社会的“德”、“福”一致、和谐发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实现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

2、变重群体轻个体为群体与个体并重

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观念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是在河谷平原的摇篮中发育和成长起来的,一开始就以农业经济作为建设文明的基点,最终演进成一种高度发达、极端成熟的农耕文化形态。农耕文化形态中人们生存的最大特点是聚族而居,群体协作。这种人际间相依为命,依靠群体力量与大自然抗争的生存习惯,牢牢扎根在民族灵魂的深处,内化为个体对群体的强烈的依附心理。因此,中国古代的血缘宗法制度强调群体轻视个体,中国古代社会群体主义文化特质的形成及其顺延,始终以对个体的压抑为前提,换言之,即是以个性发展中的某些牺牲为代价来换取群体的相对稳定。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则强调个体与群体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充分重视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同时还表现为重视全社会成员的整体价值和利益,把群体利益看作是个体利益的集中体现,倡导在为群体利益的奋斗中实现并显示个人价值和利益。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一种对象性存在物,人的存在既需要在他之外有满足他的欲求的现实对象存在,同时又需要使自己的目的在改变现存对象时诉诸实现的存在物存在,而群体就是这们一种存在物,没有群体所创造的物质生活环境、教育环境、社会道德环境,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才智的发挥就成了无源之水,其价值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

3、注重和谐,义利并重

早在西周时代,中国就有了诉诸文字的和谐观念。据典籍记载,史伯和晏婴等人都生动地记述了和谐问题。史伯区分了“和”与“同”,认为只有不同的事物和元素相配合、相均衡、相统一,才是兴盛和发展之理,如果全部是同一元素,则事物不但不能发展,甚至有废弃之虞。而晏婴则以五味调和有美味佳肴,众音揉合才致旋律优美为喻,期求治国之君要善纳不同意见,由此达到多样性的统一,这种“中和”之法,就是通向大一统的治国之道。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辨证法思想,即事物的多样性以及矛盾对立性,构成了事物相成相济的统一和谐体,由此促进了事物的发展。天人和谐、人际和谐、社会结构和谐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谐”不啻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关系和人伦关系的基础和保证。正是出于维持封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出发,历代封建统治者提出重农抑商的政策,提倡重义轻利。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应该在扬弃传统“和谐”观的基础上提倡义利并重。这是因为,我们改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把个人利益与他对社会所作的贡献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大义所在。为此,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既肯定物质利益的正当性,鼓励人们为自身创造更多的福利,同时又引导人们正确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使人们自觉地把个人需求与社会发展相统一。

(二)、辨证吸收西方文化价值观念

西方文化博采纷呈,价值观念各异。但概而言之,则主要有以下几种文化价值观念影响颇大:一是个人本位主义;二是崇尚科学精神;三是注重对立与斗争。建立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我们必须辨证吸收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合理成分。

1、变个人本位主义为个人与集体相结合

西方的个人本位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立性,但缺乏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由于有财产个人所有制作为基础,个人本位主义在西方的近现展得相当强劲。个人本位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立性,有其明显的优越性,它使西方的家庭比中国显得民主、平等得多,同时也使西方人习惯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去独立地求生存、求发展,而不是依赖父母和家庭。但是个人本位主义不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义务,把家庭关系置于冷冰冰的现金交易中,却不能不说是一个致命弱点。由于私有制深入家庭内部,家庭成员之间天然的感情必然受到严重的损害,个人越来越孤独。个人本位主义发展到极端,甚至会酿成家庭的解体。个人本位主义在西方近现代不仅是人们处理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非家庭成员的他人之间的准则。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本位主义虽不符合我国国情,但西方那种重视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独立性的传统仍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当把这种传统与中国家族本位主义中重视个人职责和义务的传统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社会本位主义,用以调节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

2、重视科学精神

与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同,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认为,人们追求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在争辨中克服对方,而是为了在行动中支配自然。为此,近现代西方思想家们把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崇力与求知的传统与征服自然的观念相结合,形成新的极为兴盛的“力的崇拜”和对科学技术的热烈追求,并培养出了浓厚的崇尚科学精神的文化传统,从而对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与西方传统相比,我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注重天人合一,但是却忽略了物质生产这个建立、保持和发展人与自然统一的关键环节,并夸大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关系,掩盖了人与自然界的分立和斗争,在这一方面,西方文化价值观中注重科学精神和注重对立与斗争的传统值得我们好好地借鉴。

3、注重对立与斗争

西方自古代哲学开始就非常注重对立和斗争。西方辨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认为统一是由斗争产生出来的,他特别强调对立和斗争的意义。在西方哲学中,赫拉克利特注重对立和斗争的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例如黑格尔在解释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这一命题时就强调了矛盾的斗争性在推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大体说来,中国文化是情感型、伦理型的强调和谐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理性型、科学型的主张争斗的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更强调证服自然、改造自然;在处理各民族关系上,中国文化表现出的是“协和万邦”,而西方文化表现出的是力取天下。正是这种重人伦、重和谐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往往到了历史最紧要的关头才发出愤怒的吼声。无数的事实证明一味的忍耐与退让只能把整个民族引向痛向的深渊。因此,学习与借鉴西方的斗争文化和斗争精神对我们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三)、立足实践,创造新的文化价值观念

创造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意义重大,任重道远。为此,我们更须立足于实践,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创造新的文化价值观念。

1、把科学精神与以人为本的人本精神结合起来,在科技发展中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又在顺从自然和群体本位中扼杀了自然科学发展和人的主体性,从而造成了科学技术落后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在科学技术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战略,这是重视人的价值、注重现代人文精神的体现。通过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发展,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增强人的自主性,在倡导科学理性的同时,弘扬现代人文精神,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中实现社会全面进步,避免西方科学与人文紧张的状况,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良性互动。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首先要求以人为本,重视人本身,提倡人文关怀。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侧重于向外探求,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把握世界为目的,重试验、重事实、重逻辑和科学发现,其最高范畴是“爱智”;而人文精神多侧重于向内探求,以认识自身、完善自身为获得自由的途径,在认识和解释世界的过程中重自觉、重内省、重先验理性和伦理精神,其最高范畴是“崇善”。只有把科学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既注重科技发展又注重人本身的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2、把尊重客观规律与人的创造精神结合起来,实现效率的提高。

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实际就是人类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与社会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客观规律、认识客观规律、把握客观规律、运用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而不断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无数人类实践证明: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尊重客观规律,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如果无视客观规律、违背客观规律一味蛮干,就会降低生产效率,甚至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尊重客观规律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同时社会历史进步的每一个脚印又都无一例外地融入了人类的创造精神。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飞跃既是人们尊重客观规律的结果,又是人们发挥创造精神的结果。辨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而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这就是意识的能动性,即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创造精神就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结果。当人的创造目标与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相协调时,就会对社会的进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不断缩短人类认识及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只有把尊重客观规律与人的创造精神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实现效率的提高。

3、把关注群众现实物质利益与对人的终极关怀结合起来,不断提高社会发展质量

人们追求的最基本的利益是物质利益,否认这一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的存在决定人的利益来自于人的需要。因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必须关注群众现实物质利益,尽可能地满足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要求从人们的现实需要出发,把人们的现实物质利益落到实处。作为社会的劳动者,个人的生活必须以一定的物质资料为基础,如人们的吃、穿、住、行,无论那方面都不能离开对物质的占有、改造和利用,都不能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保障。在关注群众现实物质利益的同时又不能缺失对人的终级关怀,因为,人是一种肉体的、灵魂的、生理的、心理的、行动的综合体。他存在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在众多需要中,除了生存需要的物质条件外,对人而言,作为文化动物,他的精神性需求也是显得尤为重要。人的精神需求是指人对科学文化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交往、社会地位、理想与抱负等的需要,人的精神利益则是一切能够有利于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东西,如关心、尊重、友谊、鼓励、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精神文化方面的享受等。精神利益也是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特别是当人们的物质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人们的追求会更多地从物质转向精神,并且人们对精神的追求也会越来越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了人在物质上的极大满足,也包括了人在精神上的极大满足。人的全面发展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文化的终极目的,构建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必须把关注群众现实物质利益与对人的终极关怀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提高社会发展质量。

参考文献:

[1]《经济全球化与我国青年价值取向》刘和忠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文化价值论文篇（9）

1 前言

紫砂壶的文化价值表现在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历代文人墨客的歌咏描述，其中国特色的工艺造就的纯朴雅致的风度，融诗书画印诸艺术于一体的艺术气息，内敛朴素的性格，精妙绝伦的美学韵味，它代表着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具有独特的中华风格，堪称中华民族“国之瑰宝”。正因为浓郁的人文气息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含量，构成了它高贵的文化价值，而深受海内外爱好者和收藏家的青睐。

2 紫砂壶逐渐丰富的文化价值

一个行业、事业的成败，往往联系着指导性理论的兴衰，紫砂的发展也不例外。紫砂陶的创始首先源于宜兴陶业生产工艺基础条件的存在，紫砂茶壶的出现主要因素就是宜兴是文人聚集的茶叶产地，是受茶文化的推动，故紫砂壶自创始起就得到了爱茶文人的介入，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设计，题铭镌刻、题词吟诵、著书立说。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批制壶高手，后又有文人雅士参与壶的制作，题字绘画，使其更赋有文化内涵，成为中国特有的集诗词、绘画、雕刻、手工制作于一体的陶土工艺品，使紫砂茗壶在实用泡茶的功能之中融入了深厚的文化内涵。紫砂文化底蕴无疑是上祖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也是紫砂理论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紫砂文化艺术理论研究理所当然也该有个新的高度与深度。

清朝初期，几何形器非常流行，筋纹形器和自然器已发展成熟。技巧精湛、善于创新的陈鸣远是佼佼者，与时大彬并称，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争鸣远碟”之誉。以陈鸣远为代表，其制作的茶具和杂件雅玩线条清晰、轮廊明显，特别是他塑造的自然形态作品是无人可以比拟的，其独到之处在于雕塑装饰、款识书法雅健，作品壶盖有行书“鸣远”印章，深受人们喜爱，至今被视为珍藏，其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其艺术超尘脱俗，其作品表现淋漓尽致、精妙绝伦。陈鸣远把中国传统文化诗词书画、山水梅竹的装饰艺术方式引入了紫砂陶壶的制作工艺，助饮茶兴，益人兴致，把壶艺、茶趣融为一体，极大地提高了紫砂壶的文化价值，在紫砂陶艺发展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清代中叶以后，文化列入紫砂壶的建造，一壶之上集工艺技法之大成，可运用书法、诗画、篆刻、雕塑、镂空、镶嵌、泥绘、彩釉、绞泥、掺砂、磨光等技法，因器而异，刷新雄厚。文人列入制壶，是清代紫砂壶艺凸起的期间特征，且成为清代壶艺的主流，给壶艺展开以极大的鼓舞。嘉庆年间知县陈曼生喜好紫砂壶，擅于书法、绘画、篆刻，亦属名家，并邀制壶艺人杨彭年、吴月亭等为他制茶壶，又邀文人石友为之绘画、刻文，世称“曼生壶”款“阿曼陀室”。使得紫砂壶成为俗气的陶艺作品，在此期间在壶身题款成为习尚。由艺人杨彭年建造、名家信刻铭文，作风高古繁复，那类壶的壶底、壶盖、壶身常留下定制者、建造者、刻书画铭文者的名款。宜兴紫砂壶“字依壶传，壶随字贵”由此而盛。

文化价值论文篇（10）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帧薄＃?］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　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文化价值论文篇（11）

方孝坤南京大学博士生阜阳师范学院讲师

本文为安徽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批准号：2000jqw25）

简帛出土已经一个世纪了，自简帛出土之日起，简帛研究也就开始了。许多学者在相关的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或补充史料，或辑佚文献，或订正讹误，在史学、考古学、文字学及文书档案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往者研究较多集中在文字考释、史料利用及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综合研究简帛的文化价值的文章很少，随着简帛学的成熟，从事简帛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综合研究、开发利用简帛的价值已成为必然。本文拟从完善简帛的研究对象出发，对简帛的文化价值，从形制、文字、内容三方面加以论述。

一，

形制论

简帛究竟始于何时，我们不得而知，由文献我们可以推测，至迟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以简帛为载体的书本了。从以出土的战国至魏晋的数十万枚简牍中，我们发现，简牍的形制已超越其原始的契刻或书写载体的雏形，直启中国书籍的滥觞。

简牍所用的材料，大体上分为竹木两类。《说文》曰：“简、从竹，间声”简是削竹成片的狭长条。牍从片，片是剖开的木片，篆文木字的一半即为片。《说文》曰“判木为片”，可知牍是狭木条。约在秦以前，简和牍有相对严格的界定，《论衡·量知篇》云：“截竹为简，破以为牍，加笔墨之迹成，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到了秦汉以后，竹木均可称简。《急就篇》师古注：“牍，木简也。”出土的简牍也证明了这一点。

竹质的简牍多为毛竹、慈竹，少量用短穗竹与苦竹，多用于南方。木质简牍多用松木，有青扦、毛白杨、水柳、怪柳等品种。不管竹质还是木质，据出土物看，都是当地易取之物。

除竹木之外，还有玉简、石简、帛书等。玉、石质的原料制成简形，书之以文，也可曰简。《旧唐书·礼仪志》云：“造玉册三枚，皆以金绳连编玉简为之，每简长一尺二寸，广寸二分，厚三分。”此虽为唐制，亦为汉沿袭而下。《续汉书·祭祀志》云：“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人发坛上石，尚书令藏玉牒已。”《说文》曰：“简，牒也。”可知牒简实同。出土实物有“行气玉铭”、侯马盟书等，形状稍有差异。帛书虽少，也有出土，理所当然应该是简帛学的研究对象。

文字以何为载体，在纸没有出现以前，经历了一个慢长而复杂的过程。从龟兽甲骨到锺鼎彝器，到玉片、石片，再到竹木简牍，载体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而文化的传播和记录也由狭窄的专门用途而到宽泛的大众化，从甲

骨卜辞的神秘气氛到竹木书信的随意潇洒，汉文化的传播和记录经历了由封闭而开放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文化的自然精进，也是社会进步的政治化进程的必然要求。简牍的容易获得，使得文字资料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地便利阅读，为后世纸书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前提。

简牍的形状、编连，给予了简牍以丰富的使用途径和众多的称呼。下边我们简牍的名称及其类属。

1，据其形制分类

尺牍秦汉简牍一般长23厘米、宽1厘米、厚0.2—0.3厘米，秦汉制，一尺约相当于23厘米，因此，称之为“尺牍”，这是最为常见的形制，每简约写30—50个字，现在人们称书信为“尺牍”即由此而来。

两行《居延汉简》有：“去上谴卒来，取两行，来毋留。”

（74·E·P·T51·337）

然此名，文献极少记载。其长度在22.2—23.2厘米之间，宽度为2.5厘米左右，也有个别较长或较宽者。显然，两行是指容字较多的宽简。

方遇字数较多，只好加宽简牍，这种简牍叫方。《仪礼·聘礼》记：“百名以上者书于策，百名以下者书于方”。贾公彦疏云：“方若今之祝板，不假编连之策，一板书尽，故言方板也。”方的容字较两行多根据内容、文字大小、书写习惯，可以写成五行、七行、九行不等。也有称一尺见方的板叫方。

尺一即长度是一尺一的简牍。《后汉书·李云传》载：“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李贤注：“尺一之板，谓诏策也，见《汉官仪》。”可见，简牍的长度是很严格的，是讲究等级的，皇帝以“尺一”写诏书，一般老百姓则不能用之。《汉书·匈奴传》记载，一投降匈奴的汉人让单于以一尺二寸之牍给汉文帝写信，以示倨傲。

除了以上形制，还有二尺四寸的简专记古代经典著作，三尺简牍专记法律。《汉书·朱博传》载：“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汉书·杜周传》载：“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1975年出土了有关秦法的云梦秦简，但不是三尺，三尺法律可能始于汉代。

觚一种多面体的简牍，以小树棍为之，削而为三面、四面、五面或者更多，以增加容字。也称为“苫、、 ”，多为木质，一般用于不太重要的习字书。颜师古注《急就篇》曰：“觚，其形式六面、或八面，皆可书。”《汉书·律历志》注引苏林曰：“六觚，六角也。”1977年在甘肃酒泉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中出土的一枚七面棱形觚，觚断面几呈圆形，长37厘米，文字分两部分，接连抄录共212个字，前半部分为笔录某诏书的一部分，计133字，后半部分为书信，79字，内容与诏书无关。

册即编连之简，书之雏形也。居延出土简册，完整而保持原貌者首推《劳边使者过境中费》册，该册出土于金关遗址第二十一探方内，全册计简九枚，保留有原册编绳二道，简长22.9厘米，宽10.9厘米。从出土实物看，简册是先编后写。我国古代编册起源很早，对我国竖排本图书的形成影响很大。

2，依其用途分类

薛英群先生根据居延汉简上的名称，将简分为15类。郑有国先生将其分为8类，综合比较，去起重复，我们分出以下类别。

牒《论衡·量知篇》曰：“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成，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说文》曰：“牒，札也。”段玉裁注：“厚者为牍，薄者为牒。”《广韵·帖韵》：“牒，书版曰牒。”由上知牒就是简，然而，居延汉简所见之牒，似有所别，实是一种文书。如：

六人衣物、别名，牒书一编敢言之。（74 EPT51114）

《增修礼部韵略帖韵》：“牒，官俯移文谓之牒。”

检文书信件表面的简牍。《说文》：“检，书署也。”徐铉注：“书函之盖三刻其上绳缄之，然后填以泥，题书其上而印之也。”检是夹在文书外面的两块简牍，类似今日的信封，简上写有寄往何处，文书种类，传递单位，发出时间，收到日期等。

从居延汉简中发现，检有两种，一种为封书信之检，带封泥印钤；一种不加封泥，为一般标签。

沿这两条线发展到今天，封泥之印变为铅封，封检变为信封，作为标签，随着社会进步和商业的发展，其用途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名片，可以说也是一种特殊的标签。

板《广韵》：“版同板”，即木之析为片者。此意接近前边的方。板是一种如简札的书写用品，居延出土之板多为板檄，或称合板檄，属于重要的紧急文书。

檄《说文》曰：“二尺书，从木、檄声。”《释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书也。”段玉裁认为“二尺书”应为“尺二”。法国学者沙畹同意这一看法。王国维认为仍以“二尺”为要。出土之檄，长短不一，内容为传达军情的急件。檄有“板檄”、“合檄”，“合檄”即秘密文书，用两板相合，缠上绳子，压上封泥，防止邮递过程中被拆阅。

札同。《说文》曰：“札，牒也”。段玉裁注片部曰：“牒，札也，二字互训。长大者曰椠，薄小者曰牒。”《释名》曰：“札，栉也。编之如栉齿相比也。”《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曰：“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师古注曰：“札，木简之薄小者也。时未多用纸，故给札以书。”札是未经书写的素简或素册。因此札与牒小有区别。至于后世之书札如《文选·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笔札。”与牒已相去甚远，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札。

揭是作为标识的简牍。《周礼·秋官职·金》曰：“辨起物之微恶与数量揭而玺之。”郑玄注：“既揭书笺其数量，又以印封之，……有所标识谓之揭橥。”揭用来书写某种物品的数量、名称，系于该物品之上。大部分揭用于随葬品上，将揭标在随葬物上，以示其物。居延出土的揭是专门记载管理卒病及视事之文书标签。出土的揭形状不一，夏鼐先生认为，揭有两类，一类插于物品，一类系于文书之上。

笺又通、。《说文》训为“标识也”。笺实际上是一种短小的简牍，是供读书者随时注释系在相应的简上的备参考用的。程大昌《演繁露》卷五四：“古无纸，专用简牍，简则以竹为之，牍则以木为之。康成每条出己说，别以片竹书之而列毛传之旁，故特名郑氏笺者，明此笺之语，已实言之也。”现在的笺注即起源于此。

符《说文》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汉代的木制符可能是周代牙璋的发展。六寸之制与居延汉简所载“金关为出入六寸符”相吻合。据薛英群先生研究，居延汉简中有日迹符、直符、府符、行警符、闭门出入符等，都是证明持符人身份、事由的通行证。

传《说文》：“递也”。“传递者”，乘传奔走之信使也。《左传·成公五年》：“晋侯以传召伯宗。”初，传递乘传以为信使，传有传舍，或称传驿、驿舍，传就成了信使的通行证。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对传的形制作了具体描述：“凡传皆以木为之，长五寸，书符新于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为信也。”这应是官传的标准形制。庶民如需出行，一般先申请于乡啬夫，然后再上报县令（长），待批准后，由掾、令史具传交申请人，各关津验传放行。后来的过所用途同传。

简牍是除纸以外逾时最长的文字载体，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成自己的使用制度。从这一点看，其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形制单一的甲骨和青铜。简牍的长和宽铭刻着文化和政权的痕迹。远古的文化应是为统治者所垄断的，至秦汉之际，在简牍的形制上也有所体现，一般的书信、文书只能用“尺牍”，而皇天诰命则要神圣不同于常俗，所以他们以“尺二”来显示其凌驾于平民之上的自尊与荣耀；法律则要以“三尺”尊之，故谓之“三尺律令”；而作为统治者所利用、尊奉的经典则更以长简书之。在统治者心目中，经典文化是其治理国家须臾不可或缺的工具，所以奉为圭臬。

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人们在进行交际时，使用文字突破时空的限制，而五彩斑斓的生活形式都要以文字来记录，于是单一的形制载体必然不能适应交际的需要，于是检、揭、檄、符、传等专门用途的简牍出现了。这些形制的出现，不仅丰富了简牍的家族成员，也大大拓展了简牍这种载体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而且对后世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的邮政通信使用的铅封就是封泥的演绎，招牌等也正是方、板牍等形制的发展和延伸。最有影响的当然还是书籍的书写顺序和装订格式，没有简牍，恐怕不可能有后来的术竖式书写，简牍的使用可能比甲骨还要早。编绳的连接作用，直接启发了后来的线装书。天地头的留空、页数字数的标明，标题、署名都为后来的板式提供了源头。由此观之，简牍的形制对后世图书出版业的影响是很大的。

转贴于二，

文字论

书于简牍的文字，依惯例，我们可以称之为简牍文字。迄今为止，地下出土的简牍，上至战国，下迄魏晋，涵盖文字发展的许多阶段，有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多种字体，为我们研究古文字及文字字体的演变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同甲骨文一道，为研究中国文字学拓开了两扇窗口。简牍文字的价值不仅在文字学上不可多得，也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就考古学而言，器物的文字标识显然是最有价值的。它即可直接标出年代，也可通过同出材料的文字的字体、书写特征的比勘来确定其年代。从出土简牍文字来看，有些简牍文字直接标明了墓穴或遗址的绝对年代，有些文字则具有明显的文化共性。青川木牍和武威汉简的断代便是例证。武威汉简是王莽时代的抄本，其根据便是文字的使用带有明显的王莽时代的特征。正如《新莽简辑证》所言：“新莽时期使用的一些数量词和货币名称，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进行简牍断代的重要依据。”

在文字学上，简牍文字的出土丰富了中国文字资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汉字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楚简文字的大量面世，为战国文字的深入研究提共了可能，秦汉简牍文字则昭示了隶变的过程，填补了秦石刻至东汉碑刻之间的文字资料的缺失，三国吴简的出土则为楷书的完成找到了最直接的证据。

通过对简牍文字的比排梳理，我们可以较清晰地汉字发展演变的轨迹。汉字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由一体向另一体过渡的线形过程，是交相发展、互有渗透的。文字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有正体、俗体之分。人们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过程中，必然运用文字作为交际工具，正规的、官方的、庄重的场合，必然要求其文字工整、清楚、易于辨认，这便是正体。由于社会活动的丰富而复杂，交际的频繁，必然要求文字便捷化，于是俗字也产生了。汉字的发展正是沿着正体和俗体两条线，并且交叉发展的。由圆变方、由蘩变简、线条化、符号化是其大势。其具体演变过程表现出复杂性、渐变性。秦汉简牍文字表明隶书的出现可能比小篆还要早，至少应跟小篆同时。六国文字至秦统一后也跟着“书同文”的大势而为小篆、隶书所取代，虽然还保留东方文化的残迹，却也漫漫湮没不存了。草书在西北汉简中多有出现，与隶书并存。篆书草化为隶，隶又草化为章草，它们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各自走向成熟。楷书应是隶书正体加上草书笔画发展变化的结果。

我们利用简牍文字和文献资料相互参证，也充实了“书同文”的内容。秦为其政治一统曾经统一过文字，即法定文字，但秦的书体并非小篆一体，而是依据不同用途而分用之，甚至出现“秦书八体”，通过质和量上的分析，秦实际上是用隶书把文字统一起来，而非小篆。

另外，大量的简牍文字资料，尤其是民间书信和薄册，为俗文字的研究，以及文字的运用和规范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三，

文献论

上一世纪，对于中国学术来说，出现了四种至为重要的资料。一是殷商甲骨文，二是汉晋简牍，三是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敦煌文献，四是故宫紫禁城的清朝档案。这些资料的利用和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随着简牍的不断出土，简牍学的研究也开始走向成熟。简牍学最令人注目最为重要的就是简牍资料的文献价值。简牍资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首先，简牍资料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原始史料。这些史料多为传世文献所罕见者，它不仅可以证实、充实史料，还有改史、补史、重新订正历史的功效。

居延汉简可以帮组我们探讨史籍罕载的汉代边郡组织、防御系统、屯田状况、烽燧制度、戍卒生活、乡里分布、邮驿制度等问题。云梦秦简则为我们充实秦史，尤其是研究秦代法律提供了绝好的材料。《史记》所栽之秦史向来简略，而其他文献又少涉秦事，秦史研究向乏深入。秦简的出土提供了大量的秦史资料，也纠正了《史记》的一些错误。如《史记·韩世家》、《白起列传》及《史记·六国年表·秦表》记秦昭王三十四年云：“白起击魏华阳军，芒卯走，得三晋将，斩首十五万。”而《史记·秦本纪》、《史记·赵世家》则把此事记在秦昭王三十三年，两者前后相差一年。清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认为，白起攻华阳应该在三十四年，不是三十三年，但终无确证，只能存疑。秦简“大事记”云：“秦昭王三十四年，攻华阳”，秦简为当时人所记，显然不会有误。由此可以断定，《史记·六国年表·秦表》及梁玉绳的判断是正确的，秦简以第一手资料纠正了《史记》的错误。

其次简牍文献里包含了大量的经典书籍。这为我们校勘整理古籍，研究中国的学术史提供了证据。

1，医学文献

简牍文献中有一部分医学内容，如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医书竹简，马王堆汉墓的医学帛书及阜阳汉简，武威汉代医简，都有丰富的医学知识。这些文献包括《脉书》，《引书》《五十二病方》等医籍佚书和文献。《引书》是对导引术的文字解说，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一年四季的养生之道，第二部分记载了35个导引术式的名称、动作要领和部分导引术式对身体的功用，还记载了用导引术治疗疾病的方法，第三部分是讲生病的原因和预防的方法。这是西汉早期的一部系统的导引著作，“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介绍了导引的功用。它所阐述的保健养生理论强调依靠人体内的积极因素来抵御疾病，及时调整起居饮食，作到生活有规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些道理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导引行气之术是西汉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保健和治疗疾病的方法，它简便易行，有一定的实用价值。”（1）《五十二病方》是一部首位完整的医药方书，为楚人所集，代表了楚国的医药学水平。

从成书于战国到西汉早期的张家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到武威汉代医简，到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论》、《金贵要略》，再到东晋葛洪的《抱扑子》，显示了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2，哲学文献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市沙泽区四方乡郭店村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楚文字竹简，内容含儒家经籍和道家著作。这对研究早期儒家的人文思想、道家的宇宙生成论模式，以及儒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郭店楚简的儒家经籍反映了早期儒家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人文精神，使我们认识到儒家精神的真谛，那就是以情为本，礼仁结合，倡导自由平等独立的思想。这对儒学的现代化建设非常富有启迪意义。

道家著作《太一生水》弥补了先秦哲学关于宇宙生成论的缺环，是《老子》到《淮南子》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发挥了老子的思想，更加系统化，又具有不同于老子的独创性。它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思想水平，是一个了不起的宇宙生成论模式。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郭店楚简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先秦学识的许多新知识，因此，对于‘五四’以来，特别是‘疑古派’所提出的许多观点，现在都需要重新认识；甚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需要重新定位。”

3，其他文献

简牍文献中还有一些文学的内容，1977年出土的阜阳汉简《诗经》残简，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诗中的任何一家，很可能是未见著录而流传于民间的另一家诗说，说明汉代《诗经》学并不限于四家。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有助于《诗经》中孔子删《诗》、《诗序》等有关《诗经》中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解决。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战国楚简中，有30 枚简中记有孔子关于诗的论述，而且在诗的篇目、顺序、用字上，都与传世的《诗经》有不同之处。这一发现将对我国的文学史产生很大的影响。正如李学勤所言，出土简帛佚书对于文学史的研究有三点贡献：（1）有些出土书本身就是文学史的重要材料；（2）不少出土佚书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当时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观点；（3）出土书籍使大家更清楚的看到古代文学艺术孕育产生的背景，特别是思想文化的背景。⑵

出土的简牍文献中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亡佚典籍，如《相鹤经》、《相宝剑刀册》等。1999年9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南沅陵县虎溪山一号汉墓出土的千余枚西汉竹简，填补了我国考古学的数项空白。其中的“美食方”记载了米饭、菜肴、饮料、干肉等制作方法。饭方有7条，菜方涉及到猪、牛、羊、鱼、兔、鹿等各种肉的具体做法，反映出我国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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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彭浩：《张家山汉简〈引书〉初探》，《文物》1990年第10期，第91页。

（2）

李学勤：《出土佚书的三点贡献》，《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第21页。

参考文献：

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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