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水务工程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5-05 08:55:33
城市水务工程论文篇（1）
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外来务工人员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员。由于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之间存在相互磨合过程,不仅存在生活和工作上的适应问题,而且更表现为心理上的渐渐融合,因此本文采用城市归属感来描述这种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并以地域适应、身份归属、心理归属3个方面为指导,参考罗忆源(2003)和李芳(2009)的研究设计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问卷,以宁波市为研究对象,在各个劳动力市场发放问卷,对此问题展开实证研究。
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从性别看,男性占56.8%,女性占43.2%；从受教育程度来说,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12.5%,初中占47.7%,高中或中专占34.1%,大专占4.5%,本科占1.1%；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占62.5%,未婚占37.5%,有子女的占54.5%；从年龄看,集中于16~35岁,在宁波的打工时间集中于1~5年,在宁波打工时间在10年以上的仅占7.95%；被调查对象的平均工作时间集中于8~12小时,占68.18%；年收入水平集中于1?万~3万元,占69.32%,处于宁波市平均收入中低水平。
2 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
2.1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总体状况
(1)地域归属感现状。主要是从外来务工人员对宁波城市状况、消费水平、户籍等方面调查地域归属感,统计项共6项,其中,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愿意遵守宁波市的各项政策与规章制度的意愿最高,平均值达到4.125分,处于较高的水平。而对于获得宁波市户口的意愿最低,平均值仅为2.92分。综合来看,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宁波市的城市地域归属感平均得分为3.48分,处于中上水平。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宁波的气候、地理位置等地域因素具有较高的期待,表现出较高的归属感,但是受到全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房价过高的经济环境影响,在宁波买房这一行为意愿上,外来务工人员又表现出稍低的归属感倾向。
(2)群体归属感现状。关于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群体归属感的统计项共6项,其中,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城市生活习惯的适应性平均分达到了3.72分,为群体归属感6项统计项中最高,表明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城市的生活习惯适应良好,能够遵从城市的作息习惯、生活方式。除了对社会组织活动的参与与自身身份的归属2项,其他几项均在中值3分以上。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参与程度平均分为2.54分,对自身身份归属的认识平均分为2.76分,两者表明了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社会融合过程中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提高自己对城市的归属感,而是采取了被动的方式；而从社会活动组织者来说,各类社会活动往往忽视了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群体,针对外来务工人员举办的社会活动极少。对于自身身份的认识上,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界定。综合来说,宁波市鄞州区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归属感平均得分为3.13分,相较于城市地域归属感低,处于中等水平。
(3)整体城市归属感。问卷通过直接询问外来务工人员未来的打算以及离开宁波后的去向选择调查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整体城市归属感。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整体城市归属感的调查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针对宁波市地区,调查外来务工人员对宁波这一特定城市的归属感；二是相对于农村针对城市的归属感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50%的人表示会留在宁波,仅有2.27%的人表示想尽快离开宁波,说明在宁波务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宁波的城市归属感比较高。在假设不得不离开宁波的情况下,34.09%的外来务工人员仍然选择在城市打工,说明被调查者具有较强的城市归属感,39.77%的外来务工人员选择不知道,仅有19.32%的人选择离开城市回老家,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对在宁波打工比较满意,暂时未考虑其他选择。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与其针对宁波市的城市归属感的得分分别为3.46分和3.51分,均处于中上水平,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对宁波市具有较强城市归属感,但相较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对于宁波这一城市的归属感略低,因此还需进一步提高。
2.2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素
问卷调查了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经济因素、城市因素、自身因素、群体因素、家乡因素共5个因子。其中,经济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程度最大,平均达到了3.37分,生活消费水平、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的影响程度均在3分以上。城市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程度得分均值为3.08分,影响程度较大。影响最小的是家乡因素,责任田、老家经济和城市户籍平均得分均在3分以下,家乡因素平均得分只有2.53分。该统计结果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对于自己将要去打工的城市关注度比自己老家高,家乡的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外来务工人员更多的是关心宁波这个城市的消费、收入水平,自己能否在宁波挣到钱,能否负担起在宁波的生活消费。
2.3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个体差异分析
不同的人群对于城市归属感具有不同的感知,针对不同年龄、婚姻状况等人群进行了显著性差异分析。
城市地域归属感方面,不同婚姻状况的外来务工人员存在显著差异,结合数据发现,未婚的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地域归属感平均水平为3.61分,而已婚者均值为3.26分,可见未婚的被调查者的城市归属感高于已婚的被调查者。
城市群体归属感方面,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年均收入均表现出了显著差异，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的被调查者城市群体归属感水平均值分别为2.90分、3.08分、3.19分、4.16分,呈逐渐增长趋势,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群体归属感的认知上具有更高水平,同时也说明文化程度高的外来务工人员更加容易被当地群体所接受。年收入水平在2万元以下的外来务工人员均表现出较低的群体归属感,群体归属感均值都小于3分,年收入水平在3万~5万元的外来务工人员表现出最高的群体归属感,均值为3.69分,而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均值为3.33分。
2.4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与城市归属感显著性分析
城市归属感可以区分为城市地域归属感和城市群体归属感。调查中所归纳的5种因子分别对城市归属感、城市地域归属感、城市群体归属感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
经济因素对城市地域归属感、城市群体归属感以及城市整体归属感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城市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地域归属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群体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群体归属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自身因素对城市群体归属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同文化程度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群体归属感的感知上具有不同的差异。而家乡因素因其显著性指数为0.377、0.904和0.774,均大于0.05,因此,在影响因子和各城市归属感水平显著性检验中,家乡因素的显著度指数没有达到要求,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3 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问卷调查结论与讨论
3.1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特点
第一,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地域归属感特点。调查样本集中于宁波打工1~5年的年轻群体,他们普遍表现出对宁波交通、硬件设施、气候地理等客观因素较高的期待,这些期待使他们产生对宁波较高的城市地域归属感。
第二,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群体归属感特点。城市群体归属感处于中等水平,身份归属感较低,外来务工人员被动融入当地群体,城市群体归属感提高缓慢。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归属感其中一个较大的特点就是对自身身份的认识不清。对自身身份的认识是评价城市群体归属感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这个指标上,调查者表现出较低的水平。
第三,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整体城市归属感在调查期内处于中上水平,变动性比较大。从整体上来说,被调查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表现出较高的城市归属感。但是,有一大部分人在调查问卷中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在这一段时期内,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还处于中等水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不同的变动。
第四,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个体差异。不同文化程度与不同收入水平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在城市整体归属感和城市群体归属感水平上具有差异。文化程度高的外来务工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城市归属感的含义,也比较容易被宁波当地群体接纳。收入水平高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适应宁波的消费水平,享受宁波提供的更多资源。因此,在不同文化程度与不同收入水平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间出现了城市归属感、城市群体归属感水平的差异。
3.2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主要影响因素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子中,经济因素包括宁波市的租/住房成本、生活消费水平、收入水平是影响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最主要因素,外来务工人员最关注的仍然是在宁波工作能够挣多少收入,是否能够承担在宁波生活消费的水平,是否能够在宁波获得比老家更好的生活水平。同时,经济因素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的社会地位,影响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居民群体的关系。
城市水务工程论文篇（2）
一、回顾前段创森工作，充分肯定创建成效
全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区、各部门高度重视，精心制定方案，强化工作责任，注重宣传发动，扎实有效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剔除水面后，我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5.56%，城市森林建设38项指标全部达到或超过“国家森林城市”标准。
(一)组织领导坚强有力。自2008年初全市创森动员会议后，各区、市直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强力推进。一是全面动员发动。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和要求，各区、各部门及时召开常委会、办公会和动员大会，成立领导小组，组建工作专班，制定实施方案，层层动员部署。二是责任目标落实。市目标办将全市创森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绩效目标管理，制定了目标责任状，确保了创森工作责任落实。三是保障措施到位。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加大综合协调和检查督办力度，确保了创森目标任务的顺利推进。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加大生态建设资金预算，多次协调解决创森规划、建设资金以及工作经费等问题，全力支持创建活动。
(二)三镇绿岛景观提升。中心城区按照见逢插针、增加绿量、完善层次、丰富景观的要求，加大公共休闲绿地和小森林建设。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7.42%，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9.21平方米。一是城镇绿量质量提高。市园林局大力实施“三小”绿地建设，改造提升道路和社区绿化，开展了送万盆鲜花进社区活动。汉阳区充分利用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契机，加大拆迁建绿力度。青山区调动辖区单位参与绿化建设，提高绿化档次和规模。二是立体绿化加快推进。江岸、江汉、硚口、武昌等区大力开展立交桥、屋顶、墙面、阳台等立体绿化，目前完成垂直绿化1万米长，屋顶绿化近3万平方米。三是湿地水网建设加强。市水务局大力实施江河堤防绿化，提升江滩绿化档次，着力构建生态水网，水岸绿化率达85%。市政府已将《武汉市湿地自然保护区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审议，年内有望颁布实施。
(三)城乡绿化整体推进。远城区以森林生态、林业产业、绿色通道和绿色家园工程建设为载体，大力实施植树造林，有力推动了城乡绿化建设。一是生态工程全面完成。结合实施退耕还林、长江防护林、碳汇造林、低产林改造等国家、省重点生态项目，共完成人工造林12.8万亩。蔡甸、洪山等区完成山体复绿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二是绿色家园稳步推进。全面完成2008年度500个建制村村湾绿化任务，植树460多万株。江夏区积极发展花卉苗木产业，重点实施以107国道沿线村湾庭院绿化建设。三是林业产业发展迅猛。全市新建林果茶产业基地5.62万亩，完成低产林改造工程任务3万亩。四是绿色通道进展顺利。已完成绿色通道绿化里程121.1公里，完成主要国省干线行道树的绿化补植长度195公里。
(四)生态文化丰富繁荣。近年来，围绕“创森为了人民、创森依靠人民、创森成果人民共享”的指导思想，广泛深入开展生态文化活动。一是广泛开展义务植树。全市共开辟了17个义务植树点，近400万人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江岸区组织开展市民“三自”形式的义务植树活动，认建认养树木和绿地。硚口区组织全省500名“1+8”城市圈共青团干部和青年，种植“城市圈青年友谊林”。二是大力弘扬生态文化。武昌区在辖区范围内开展花园家庭、森林单位、生态社区评选等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活动。蔡甸区结合义务植树，启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纪念公园建设。东西湖区联合武汉晚报在四季吉祥景区，举办“读者林”义务植树活动，在湖北经济电视台制作播放题为《打造生态人文社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专题片。三是深入开展科普教育。全市建立森林或湿地生态科普教育基地15处，开展了“茶文化节”、“梅花节”、“爱鸟周”等生态科普活动62场，参与活动人数14.3万人次，调动了广大市民参与创森的热情。团市委积极组建“绿色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创森知识竞赛等活动。市气象局启动实施负氧离子监测工作。市科协在市科普馆组织开展生态文化图片展览。市创森办组织开展摄影大赛、征集创森主题歌曲等活动，生态文化不断得到繁荣发展。
(五)宣传造势氛围浓厚。各区、各部门通过广泛宣传发动，营造了全社会参与创森的浓厚氛围。一是宣传组织有力。市委宣传部成立了创森宣传领导小组，专项制定细化宣传方案，组织市属媒体开辟创森专栏，在武汉电视台播放公益广告，制作播放创森专题片等。二是社会宣传到位。市城管局积极协调户外广告宣传，落实市容环境保洁措施。市教育局以生态文化教育为重点，在中小学广泛开展爱绿植绿护绿宣传活动。市创森办在市交委支持下启动了1.5万台出租车电子显示屏播发创森公益广告。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江汉、武昌、东西湖、江夏、黄陂、新洲等区在重要路段安装了一批大型户外公益广告牌，营造了浓厚的创建氛围。三是媒体宣传深入。省、市新闻媒体在总体规划评审、专家考察评估等活动期间，对我市创森工作作了大量深度报道，有效扩大了创森社会影响，提高了创森知晓率和支持率。
二、全面落实评估意见，纵深推进创森工作
全市上下按照市委、市政府动员会议要求，认真做好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专家考评组的评估工作，考评工作进展顺利。
(一)考察评估情况。6月9日至12日，国家林业局派出综合考察组对我市举办第七届中国城市论坛的综合条件和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进行了全面考察评估。考察组一行先后听取了市政府的工作汇报，实地抽查了我市湖泊湿地及其沿岸绿化、河流水岸整治与绿化、透绿建绿、森林公园建设、通道绿化，以及城市街道、居民小区、郊区农村的绿化情况，查阅了相关文件、图片、数据资料，对市民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考察组各位专家对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我市大手笔建设森林生态工程，推进城乡绿化一体化建设等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武汉市成为我国森林城市建设的一个样板。考察期间，考察沿线的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江汉、武昌、汉阳、东西湖区以及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文化局、市旅游局、市卫生局、市接待办等单位为顺利完成考察评估工作做了大量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二)落实评估意见。考察组在充分肯定我市创森工作成效的同时，对下步创森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各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抓好整改落实。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森林的健康经营。要按照近自然理念来经营道路林带，对已建成的188公里环城林带，在树种选择、配置上，不仅要考虑人的需求，还要考虑鸟类等动物的需求，鸟类及各种生物的丰富，更能体现森林的健康程度。同时还要提前考虑间伐更新的问题，提高森林质量。
二是要进一步注重城市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增加建设更多的森林廊道，满足市民休闲、出行的需要，让森林更好的为市民服务;在六湖连通等湿地水网和湿地公园建设过程中要注意防止血吸虫问题，避免血吸虫进入湖区;对道路林带的树种组成、空间配置要兼顾考虑行车安全和景观效果。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乡村绿化的指导和提高投资比重。要加强对乡村、镇的绿化规划，进一步加大乡村绿化投入，大力推进村湾绿化。同时要多发展林业与果、菜、瓜、药等混作的，具有多种价值的树种。
四是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水体、山体治理。要加大水岸绿化力度，多应用去污能力强的树种，提高水岸林带质量，充分发挥森林对水质的净化作用。同时要加强市域范围内山体森林资源的保护与恢复，特别是采石场和公路沿线的第一重山体保护和复绿。
五是要进一步加强部门联动，协调城乡绿化管理。森林城市创建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工作，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林业、环保、城建、园林、水务、交通、旅游、农业等多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密切配合，协作推动。同时，要从管理机构、绿化规划上进行统筹，改变城乡绿化建设的二元结构，推进城乡绿化一体化建设。
(三)考察评估结果。考察评估结束后，考察组在向国家林业局的专题汇报中，明确表示：武汉市具备承办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的条件，城市森林建设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森林城市”的标准，建议在今年底前正式复函，同意湖北省人民政府的申请，2010年上半年在武汉市举办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并授予武汉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7月15日，国家林业局主要领导在“武汉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考察报告”上作出明确批示：“同意2010年上半年武汉市承办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同时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近日，阮成发市长、涂勇副书记、张学忙常委副市长均作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创森工作，要求继续做好跟踪落实。
三、全力筹备森林论坛，体现特色办出水平
今天市委、市政府创森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市创森工作重点已经从前期创建阶段转移到论坛筹备阶段，标志着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筹备工作正式启动。举办好论坛既是对我市创森成果的一次检验，也是充分展示武汉形象的机会。按照市领导举办一届高水平、有特色的中国城市森林论坛的要求，现就论坛前期筹备有关工作简要汇报如下：
(一)确立论坛主题。目前结合我市实际，经多方征求意见，初步拟定了5个备选论坛主题，即：
1、城市森林•两型社会;
2、森林•城市•湿地;
3、城市森林•城市综合竞争力;
4、城市森林•生态文明•科学发展;
5、水乡林城•统筹城乡。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意见，商国家林业局正式确定论坛主题。
(二)论坛时间地点。拟定于2010年4月下旬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论坛。
(三)拟邀参会人员。按照国家林业局的要求，参照历届论坛惯例，论坛参会人员总规模约500人。拟邀参会人员有：国家领导人和主办、承办单位领导;各省(区、市)林业厅(局)长与代表;国内外城市市长及专家、学者代表;企业家、绿色志愿者和市民代表;中央、省、市新闻媒体记者。
(四)论坛组织机构。成立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组织委员会和组委会执行委员会。组委会执行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在市林业局办公，内设综合协调组、接待组、会务组、材料组、宣传组、线路组、外事组和安全保卫组。各组办公地点设在组长所在单位，每组成员由相关部门人员组成。
(五)论坛日程安排。初步拟定日程安排如下：第一天，参会代表报到，下午召开论坛新闻会。第二天，上午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开幕式，下午实地参观考察。第三天，上午召开市长论坛，下午召开专家论坛和闭幕式。第四天，外地代表离汉。
(六)工作进度安排。按照“抓早、抓细、抓实”的要求，我们初步列出了筹备工作时间表，具体进度安排如下：
1、2009年7月份：下旬召开全市论坛筹备工作第一次会议，部署启动论坛筹备工作，讨论、修改论坛工作方案。
2、2009年8月份：制定《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总体工作方案》，商国家林业局确定第七届城市森林论坛主题。
3、2009年9月份：《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总体工作方案》报市委、市政府及国家、省相关部门审批。
4、2009年10月份：召开论坛筹备工作第二次会议，成立综合协调、接待、会务、材料、宣传、线路、外事、安全保卫等8个工作专班，开始运行。
5、2009年11月份：市主要领导在《人民日报》或中央电视台相关栏目发表森林城市建设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文章或主题节目。编制2010年论坛专项资金预算。
6、2009年12月份：协调国家林业局对省人民政府正式复函，在武汉承办第七届中国森林论坛活动。召开论坛筹备工作第三次会议，全面部署启动论坛会务筹备工作。
7、2010年1至2月：召开论坛筹备工作第四次会议，全面启动论坛对口接待及培训工作。按照一个成员单位对口接待一个省代表团的原则，落实对口接待工作。
8、2010年3月：国家林业局和市政府在京召开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新闻会，启动论坛宣传工作。
9、2010年4月：论坛期间在中央主要媒体对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进行大篇幅深度报道。
(七)责任分工建议。为了切实做好论坛筹备工作，按照市领导的要求，结合各区、各部门职能，现就有关责任分工提出如下初步建议：
一是关于会务工作安排。由会务组负责。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负责综合协调，具体负责审定市领导论坛讲话稿、演讲稿、致辞等，组织召开协调会，督促协调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市财政局负责论坛专项经费落实。
二是关于参会人员的邀请。由综合协调组和外事组负责邀请落实。其中国家领导人、国家部委领导，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相关省、副省级城市林业部门主要领导由国家、省林业局负责邀请。市领导、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相关地级市、武汉城市圈城市市长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邀请。市民代表由市林业局负责邀请。有关国外城市市长、领事馆官员、国际组织和国外专家代表由市外事办负责邀请。
三是关于参观活动安排。由线路组负责。市交委负责论坛参观考察用车。市建委负责相关地段市政基础设施维修、临街建筑立面整治等工作。市城管局负责论坛期间夜景灯光照明和户外广告协调等工作。市水务局负责参会代表游览江滩公园的接待等工作。市环保局负责论坛期间环境质量监测和噪音、尾气等污染源的管理。市旅游局负责落实参观讲解员及培训工作，联系接洽与会代表会后参观考察。市园林局负责城区绿化改造、补植等工作。
四是关于会务接待工作。由接待组负责。市卫生局负责卫生防疫、医疗保障工作。市外事办负责落实同声传译和翻译人员等相关外事工作。市文化局负责论坛期间文化活动的组织落实。团市委负责落实绿色志愿者，参与论坛志愿服务工作。
城市水务工程论文篇（3）
一、回顾前段创森工作，充分肯定创建成效
全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区、各部门高度重视，精心制定方案，强化工作责任，注重宣传发动，扎实有效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剔除水面后，我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5.56%，城市森林建设38项指标全部达到或超过“国家森林城市”标准。
(一)组织领导坚强有力。自2008年初全市创森动员会议后，各区、市直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强力推进。一是全面动员发动。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和要求，各区、各部门及时召开常委会、办公会和动员大会，成立领导小组，组建工作专班，制定实施方案，层层动员部署。二是责任目标落实。市目标办将全市创森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绩效目标管理，制定了目标责任状，确保了创森工作责任落实。三是保障措施到位。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加大综合协调和检查督办力度，确保了创森目标任务的顺利推进。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加大生态建设资金预算，多次协调解决创森规划、建设资金以及工作经费等问题，全力支持创建活动。
(二)三镇绿岛景观提升。中心城区按照见逢插针、增加绿量、完善层次、丰富景观的要求，加大公共休闲绿地和小森林建设。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7.42%，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9.21平方米。一是城镇绿量质量提高。市园林局大力实施“三小”绿地建设，改造提升道路和社区绿化，开展了送万盆鲜花进社区活动。汉阳区充分利用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契机，加大拆迁建绿力度。青山区调动辖区单位参与绿化建设，提高绿化档次和规模。二是立体绿化加快推进。江岸、江汉、硚口、武昌等区大力开展立交桥、屋顶、墙面、阳台等立体绿化，目前完成垂直绿化1万米长，屋顶绿化近3万平方米。三是湿地水网建设加强。市水务局大力实施江河堤防绿化，提升江滩绿化档次，着力构建生态水网，水岸绿化率达85%。市政府已将《武汉市湿地自然保护区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审议，年内有望颁布实施。
(三)城乡绿化整体推进。远城区以森林生态、林业产业、绿色通道和绿色家园工程建设为载体，大力实施植树造林，有力推动了城乡绿化建设。一是生态工程全面完成。结合实施退耕还林、长江防护林、碳汇造林、低产林改造等国家、省重点生态项目，共完成人工造林12.8万亩。蔡甸、洪山等区完成山体复绿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二是绿色家园稳步推进。全面完成2008年度500个建制村村湾绿化任务，植树460多万株。江夏区积极发展花卉苗木产业，重点实施以107国道沿线村湾庭院绿化建设。三是林业产业发展迅猛。全市新建林果茶产业基地5.62万亩，完成低产林改造工程任务3万亩。四是绿色通道进展顺利。已完成绿色通道绿化里程121.1公里，完成主要国省干线行道树的绿化补植长度195公里。
(四)生态文化丰富繁荣。近年来，围绕“创森为了人民、创森依靠人民、创森成果人民共享”的指导思想，广泛深入开展生态文化活动。一是广泛开展义务植树。全市共开辟了17个义务植树点，近400万人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江岸区组织开展市民“三自”形式的义务植树活动，认建认养树木和绿地。硚口区组织全省500名“1+8”城市圈共青团干部和青年，种植“城市圈青年友谊林”。二是大力弘扬生态文化。武昌区在辖区范围内开展花园家庭、森林单位、生态社区评选等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活动。蔡甸区结合义务植树，启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纪念公园建设。东西湖区联合武汉晚报在四季吉祥景区，举办“读者林”义务植树活动，在湖北经济电视台制作播放题为《打造生态人文社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专题片。三是深入开展科普教育。全市建立森林或湿地生态科普教育基地15处，开展了“茶文化节”、“梅花节”、“爱鸟周”等生态科普活动62场，参与活动人数14.3万人次，调动了广大市民参与创森的热情。团市委积极组建“绿色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创森知识竞赛等活动。市气象局启动实施负氧离子监测工作。市科协在市科普馆组织开展生态文化图片展览。市创森办组织开展摄影大赛、征集创森主题歌曲等活动，生态文化不断得到繁荣发展。
(五)宣传造势氛围浓厚。各区、各部门通过广泛宣传发动，营造了全社会参与创森的浓厚氛围。一是宣传组织有力。市委宣传部成立了创森宣传领导小组，专项制定细化宣传方案，组织市属媒体开辟创森专栏，在武汉电视台播放公益广告，制作播放创森专题片等。二是社会宣传到位。市城管局积极协调户外广告宣传，落实市容环境保洁措施。市教育局以生态文化教育为重点，在中小学广泛开展爱绿植绿护绿宣传活动。市创森办在市交委支持下启动了1.5万台出租车电子显示屏播发创森公益广告。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江汉、武昌、东西湖、江夏、黄陂、新洲等区在重要路段安装了一批大型户外公益广告牌，营造了浓厚的创建氛围。三是媒体宣传深入。省、市新闻媒体在总体规划评审、专家考察评估等活动期间，对我市创森工作作了大量深度报道，有效扩大了创森社会影响，提高了创森知晓率和支持率。
二、全面落实评估意见，纵深推进创森工作
全市上下按照市委、市政府动员会议要求，认真做好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专家考评组的评估工作，考评工作进展顺利。
(一)考察评估情况。6月9日至12日，国家林业局派出综合考察组对我市举办第七届中国城市论坛的综合条件和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进行了全面考察评估。考察组一行先后听取了市政府的工作汇报，实地抽查了我市湖泊湿地及其沿岸绿化、河流水岸整治与绿化、透绿建绿、森林公园建设、通道绿化，以及城市街道、居民小区、郊区农村的绿化情况，查阅了相关文件、图片、数据资料，对市民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考察组各位专家对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我市大手笔建设森林生态工程，推进城乡绿化一体化建设等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武汉市成为我国森林城市建设的一个样板。考察期间，考察沿线的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江汉、武昌、汉阳、东西湖区以及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文化局、市旅游局、市卫生局、市接待办等单位为顺利完成考察评估工作做了大量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二)落实评估意见。考察组在充分肯定我市创森工作成效的同时，对下步创森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各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抓好整改落实。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森林的健康经营。要按照近自然理念来经营道路林带，对已建成的188公里环城林带，在树种选择、配置上，不仅要考虑人的需求，还要考虑鸟类等动物的需求，鸟类及各种生物的丰富，更能体现森林的健康程度。同时还要提前考虑间伐更新的问题，提高森林质量。
二是要进一步注重城市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增加建设更多的森林廊道，满足市民休闲、出行的需要，让森林更好的为市民服务;在六湖连通等湿地水网和湿地公园建设过程中要注意防止血吸虫问题，避免血吸虫进入湖区;对道路林带的树种组成、空间配置要兼顾考虑行车安全和景观效果。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乡村绿化的指导和提高投资比重。要加强对乡村、镇的绿化规划，进一步加大乡村绿化投入，大力推进村湾绿化。同时要多发展林业与果、菜、瓜、药等混作的，具有多种价值的树种。
四是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水体、山体治理。要加大水岸绿化力度，多应用去污能力强的树种，提高水岸林带质量，充分发挥森林对水质的净化作用。同时要加强市域范围内山体森林资源的保护与恢复，特别是采石场和公路沿线的第一重山体保护和复绿。
五是要进一步加强部门联动，协调城乡绿化管理。森林城市创建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工作，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林业、环保、城建、园林、水务、交通、旅游、农业等多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密切配合，协作推动。同时，要从管理机构、绿化规划上进行统筹，改变城乡绿化建设的二元结构，推进城乡绿化一体化建设。
(三)考察评估结果。考察评估结束后，考察组在向国家林业局的专题汇报中，明确表示：武汉市具备承办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的条件，城市森林建设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森林城市”的标准，建议在今年底前正式复函，同意湖北省人民政府的申请，2010年上半年在武汉市举办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并授予武汉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7月15日，国家林业局主要领导在“武汉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考察报告”上作出明确批示：“同意2010年上半年武汉市承办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同时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近日，阮成发市长、涂勇副书记、张学忙常委副市长均作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创森工作，要求继续做好跟踪落实。
三、全力筹备森林论坛，体现特色办出水平
今天市委、市政府创森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市创森工作重点已经从前期创建阶段转移到论坛筹备阶段，标志着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筹备工作正式启动。举办好论坛既是对我市创森成果的一次检验，也是充分展示武汉形象的机会。按照市领导举办一届高水平、有特色的中国城市森林论坛的要求，现就论坛前期筹备有关工作简要汇报如下：
(一)确立论坛主题。目前结合我市实际，经多方征求意见，初步拟定了5个备选论坛主题，即：
1、城市森林•两型社会;
2、森林•城市•湿地;
3、城市森林•城市综合竞争力;
4、城市森林•生态文明•科学发展;
5、水乡林城•统筹城乡。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意见，商国家林业局正式确定论坛主题。
(二)论坛时间地点。拟定于2010年4月下旬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论坛。
(三)拟邀参会人员。按照国家林业局的要求，参照历届论坛惯例，论坛参会人员总规模约500人。拟邀参会人员有：国家领导人和主办、承办单位领导;各省(区、市)林业厅(局)长与代表;国内外城市市长及专家、学者代表;企业家、绿色志愿者和市民代表;中央、省、市新闻媒体记者。
(四)论坛组织机构。成立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组织委员会和组委会执行委员会。组委会执行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在市林业局办公，内设综合协调组、接待组、会务组、材料组、宣传组、线路组、外事组和安全保卫组。各组办公地点设在组长所在单位，每组成员由相关部门人员组成。
(五)论坛日程安排。初步拟定日程安排如下：第一天，参会代表报到，下午召开论坛新闻会。第二天，上午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开幕式，下午实地参观考察。第三天，上午召开市长论坛，下午召开专家论坛和闭幕式。第四天，外地代表离汉。
(六)工作进度安排。按照“抓早、抓细、抓实”的要求，我们初步列出了筹备工作时间表，具体进度安排如下：
1、2009年7月份：下旬召开全市论坛筹备工作第一次会议，部署启动论坛筹备工作，讨论、修改论坛工作方案。
2、2009年8月份：制定《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总体工作方案》，商国家林业局确定第七届城市森林论坛主题。
3、2009年9月份：《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总体工作方案》报市委、市政府及国家、省相关部门审批。
4、2009年10月份：召开论坛筹备工作第二次会议，成立综合协调、接待、会务、材料、宣传、线路、外事、安全保卫等8个工作专班，开始运行。
5、2009年11月份：市主要领导在《人民日报》或中央电视台相关栏目发表森林城市建设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文章或主题节目。编制2010年论坛专项资金预算。
6、2009年12月份：协调国家林业局对省人民政府正式复函，在武汉承办第七届中国森林论坛活动。召开论坛筹备工作第三次会议，全面部署启动论坛会务筹备工作。
7、2010年1至2月：召开论坛筹备工作第四次会议，全面启动论坛对口接待及培训工作。按照一个成员单位对口接待一个省代表团的原则，落实对口接待工作。
8、2010年3月：国家林业局和市政府在京召开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新闻会，启动论坛宣传工作。
9、2010年4月：论坛期间在中央主要媒体对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进行大篇幅深度报道。
(七)责任分工建议。为了切实做好论坛筹备工作，按照市领导的要求，结合各区、各部门职能，现就有关责任分工提出如下初步建议：
一是关于会务工作安排。由会务组负责。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负责综合协调，具体负责审定市领导论坛讲话稿、演讲稿、致辞等，组织召开协调会，督促协调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市财政局负责论坛专项经费落实。
二是关于参会人员的邀请。由综合协调组和外事组负责邀请落实。其中国家领导人、国家部委领导，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相关省、副省级城市林业部门主要领导由国家、省林业局负责邀请。市领导、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相关地级市、武汉城市圈城市市长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邀请。市民代表由市林业局负责邀请。有关国外城市市长、领事馆官员、国际组织和国外专家代表由市外事办负责邀请。
三是关于参观活动安排。由线路组负责。市交委负责论坛参观考察用车。市建委负责相关地段市政基础设施维修、临街建筑立面整治等工作。市城管局负责论坛期间夜景灯光照明和户外广告协调等工作。市水务局负责参会代表游览江滩公园的接待等工作。市环保局负责论坛期间环境质量监测和噪音、尾气等污染源的管理。市旅游局负责落实参观讲解员及培训工作，联系接洽与会代表会后参观考察。市园林局负责城区绿化改造、补植等工作。
四是关于会务接待工作。由接待组负责。市卫生局负责卫生防疫、医疗保障工作。市外事办负责落实同声传译和翻译人员等相关外事工作。市文化局负责论坛期间文化活动的组织落实。团市委负责落实绿色志愿者，参与论坛志愿服务工作。
城市水务工程论文篇（4）
伴随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水问题愈发突出，其涉及城市水循环过程中的水灾害、水环境及水资源等问题。据联合国人口署预测，2030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率都将超过50%，2050年将有2/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不同地区城市化发展进程不同，主要的水问题表现在不同方面，但其相互交织，造成了城市化地区水问题的复杂性。与水务工程专业相关的各专业实验教学已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如水文与水资源[2]、水利工程[3]、给水排水工程[4-5]、环境工程[6]。而水务工程实验教学体系仍然只是以基础课和专业课为支撑的实验内容，不能体现水务工程实验多学科多专业交叉及综合性的特点。水务工程是从城市水问题的全局着眼、顺应从多龙管水向水务管理一体化转换的需求，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各类水问题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水务工程必然具有以城市水循环为基础同时涉及多学科多专业知识的特点。水务工程实验同样具有数量大、涉及知识面广的特点，但并不能是各相关专业实验的简单拼凑。只有从各学科中有针对性地选择其核心实验综合运用并进行水务工程实验的设计，才能体现水务工程实验的专业性、综合性，并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本文在对水务工程专业十多年的实验教学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探讨了水务工程实验教学改革的模式，以满足进行科研及生产实践的需要。
一、水务工程专业实验的特点
河海大学水务工程专业以水利工程一级学科为依托，是力求解决城市水循环中涉及的各类水问题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社会需求而设立的。水务工程实验必然具有以下学科特点。
（一）多元化
水务的含义是城市化地区涉水的一切事务。水务工程实验是以水利学科为基础，水务特色的水文、水利、土木、给水排水和环境等方向的综合体系，是着重解决洪涝、水资源、水环境、供水和排水等与水有关问题的实验理论及方法。而上述问题在相关各学科的建设发展中即在城市水循环问题的各个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独立的实验教学体系。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水问题越来越表现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水务工程实验自然就具有这样涉及各学科的多元化特点。
（二）融合性
从城市水循环的整体性要求出发，制定具有现代水务工程特色的实验教材体系已迫不及待。该体系在城市水循环基础上，将水务工程实验所涉及的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给水排水工程和环境工程等各专业较完善的实验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水务特色的综合性的实验教学内容，强化水务工程实验内容的基础性与综合性以及各学科的相互融合。
（三）创造性
目前，水务工程实验依托于各门课程的实验体系，在实验内容安排及实验的设计上，对提高学生解决城市水问题能力的培养上仍然不够。在完善各学科的基础性实验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水务工程专业特色的综合性实验教学模式，培养学生从城市水循环整体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解决城市水问题的能力与素质，将是水务工程实验应具备的必要特点。
二、水务工程专业实验教学改革的目标与措施
（一）改革目标
水务工程实验涉及多专业的实验基础知识，具有多元化、融合性及创造性的特点。水务工程传统实验基本是依托各门专业基础及专业课程进行，主要内容是对基础原理的验证并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实验方法与能力，而对各课程实验的交叉融合体现不足。因此，本文所述水务工程实验改革体现两个目标：一方面通过水务工程综合实验使学生能以全局的视角加强对城市水循环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夯实学生进行综合实验的理论基础，提高实验设计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措施
1.强化基础性。
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与解决水问题有关的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及新方法等在专业基础课的实验教学中涉及很少或没有安排，不能使课堂上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得到拓展和补充且与实践有不同程度的脱节。水务工程不同于其他相关专业，水务工程实验自然也不能直接照搬相关专业的实验。而是结合水务工程实验多元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对各相关学科课程实验进行改革和融合，对实验内容、方法及设备进行全面分析，精选其核心实验内容、基本原理和技能实验，增加新工艺新方法的实验内容，加强基础性实验教学。
2.注重创新性。
传统的实验教学中，学生按照设计好的实验方案、步骤及内容进行实验，记录数据和进行数据分析，很难调动学生学习和思考问题的积极主动性，创新性更待加强。水务工程实验的多元性决定其实验过程中必然涉及多学科交叉问题，实验方案也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在实验的设计上，可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实验方案的设计中，充分调动其主动性；并在实验中增加研究和探索性的内容，培养学生积极主动探究自然规律的习惯。
3.突出综合性。
水务工程实验的融合性特点，使强化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而城市水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各专业的配合来共同完成，这正是水务工程专业所需要的解决水问题的思路。在各相关专业课实验的基础上，开设综合性实验，突出水务工程实验的综合性。探索城市水循环过程中与防洪除涝、水资源及水环境相结合的实验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专业综合素质与能力。
4.加强实践性。
水务工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验内容需要与科研相结合，与生产实践紧密联系。在实验内容的安排上考虑实验的应用性及与实践联系的紧密性，注重培养学生在城市防洪减灾、水利工程、水环境及生态保护、城市水资源及节水、城市水务管理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与素质。
三、加强实验平台建设
（一）完善城市水循环系统实验平台
水务工程作为一门与实际联系紧密的新兴专业，自成立以来，学院一直非常重视水务工程实验平台的建设。城市水循环系统包括自然循环、人工循环、经济循环和社会循环。各循环系统之间通过水量及水质产生联系，并相互影响制约。城市水循环系统实验平台建设涵盖了城市河网、水利工程、降雨模拟系统、模拟下垫面、给水排水工程及水环境、水生态工程等。通过综合实验理解城市水循环的自然规律。城市水循环系统实验包括城市水文与水灾害、水环境、水资源等三个方向，拟在不同的实验教学阶段分别为学生分配指导型实验、提高型实验和研究型实验三种实验。第一阶段指导型实验，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教学大纲所要求的基础性实验。第二阶段提高型实验，结合当前新理论方法进行实验设计，对实验教材中未要求的新工艺技术进行补充。第三阶段研究型实验，结合学生的专业兴趣，主要针对城市水循环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热点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
（二）构建开放性实验平台
开放性实验平台建设依托于城市水务实验室，为学生提供自由、宽松的实验条件。开放性实验是从问题的提出、资料查阅、实验方案的制定、实验数据处理、问题总结等均由学生自己完成，实验室提供开放的实验资源，教师在实验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启发和引导。开放性实验是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实验教学模式，是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主动思考问题、培养科学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开放性实验具体表现在实验室的开放时间及选题的灵活性上。实验室的开放时间为除正常实验教学时间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验设计进展自行安排实验时间。对开放性实验的选题：首先，实验室由相关专业教师根据科研及生产实际不定期提供实验课题供学生选择，作为教学计划外的包括城市水灾害、水环境、水资源等开放性实验项目；其次，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和条件自拟实验项目，在经过实验审批后进行实验；再次，学生可以结合导师的科研项目拟定实验；最后，由学生结合学校开展的创新训练计划进行选题。
（三）编写实验指导用书
水务工程实验并无系统的实验指导用书，实验在各门基础课间的相互关联性和综合性文献仍显不够，与生产实践联系有待加强。笔者拟编写水务工程实验指导用书。结合学科的多元性、融合性、创造性等特点，强化科研及生产实践的需要，实验指导用书内容从综合指导型实验、专题实验、研究型实验，最后到开放性实验的主要框架进行编写。水务工程是一门涉及水文、水利、给水排水和环境工程的综合的实践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其实验同样具有多元性、融合性及创造性的特点。水务工程实验内容需要在涉及的各学科专业课实验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进而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合水务工程特点的实验教学体系、实验平台和实验指导用书。通过实验教学体系的完善，提高实验教学质量，调动学生积极主动思考，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2]张利平，夏军，许建民等.水文实验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电力教育，2001，(4).
[3]匡翠萍，刘曙光，钟桂辉等.水利工程开放式实验教学探索———以同济大学土木学院水利工程系为例[J].中国电力教育，2010，(22).
[4]马伟芳，孙德智，伦晓秀等.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及考核方法探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4，(42).
城市水务工程论文篇（5）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快发展我国生产业研究》（项目号：11JZD023）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2月20日
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显赫地位和作用的突显，城市体系经济联系更为活跃，呈现出网络化联系特征，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结构、速度、规模向前发展，相关的空间经济联系与地域组织优化研究成为研究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部分之一。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发展研究始于20世纪五十年代，即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期。经过二战前的启蒙发展、二战后至六十年代的初步发展、七十到八十年代的丰富深化、九十年代的全面发展阶段，城市群空间研究领域不断深化、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范式不断丰富，呈现多视角、多层次、多尺度，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上，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研究在五十年代后大规模出现交叉与重叠，主要集中于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结构、空间组织两个方面。
二、国外城市群理论的研究
英国学者霍华德（E.Howard，1918）开创性地提出“田园城市”组成的“社会城市”，他基于城市群体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创造性地提出城市群概念。随后德国地理经济学家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1933）、经济学家廖什（August Losch，1940）创立中心地理论，创新性地演绎了城市与城市、城市与腹地市场等级（功能）联系规律。随后，M.Jefferson（1939）和G.K.Zipf（1942）分别对城市群体的这种等级规模分布展开进一步理论探讨，后者首次将万有引力定律引入城市体系空间相互作用分析，建立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基础。此后，许多学者在中心地理论基础上实证探讨城市对其直接腹地经济联系。
二战后，城市地理学研究迅猛发展，20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的“计量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联系相关空间分析理论研究，主要成果有：“增长极”与“增长中心”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空间扩散理论”等，为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五十年代开始，城市体系研究思想产生。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运输与信息网络化带动城市体系经济联系的加强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城市郊区化与土地扩展明显，大量城市在优区位快速聚集，城市群体化现象大规模出现，主要形成大都市带、大城市群等几种城市群形态，相关研究侧重于其空间结构与组织方面。法国学者戈特曼（J.Gottman）则提出大都市带的概念及区域空间组织发展理论，成为城市群空间结构组织理论的核心思想。戈特曼的城市群概念，源于他在1957年《Megalopolis：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 Seaboard》中首次提到的megalopolis概念，这个区域应包含的五个基本条件为：（1）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2）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形成各自的都市区，核心城市与都市区地区有密切的社会联系；（3）由联系方便的交通走廊把核心城市连接起来，各都市区之间没有隔阂，且密切；（4）必须达到相当大的总规模，人口在2，500万以上；（5）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通枢纽的作用。因此，可以总结megalopolis就是代表一些在地理位置上比较接近且有着较为密切联系的众多城市组成的区域。到了六十年代，政府对城市的运营管理在欧美国家受到相当重视，城市群空间组织实证研究兴起。中心地理论提出以后，城市中心等级思想在学术界引起相当大的注意。希腊学者C.A.Doxiadis（1970）大胆预测世界城市群发展将形成连片巨型大都市区。八十年代工业化迅速发展，城市群郊区化扩散中出现相对集聚，空间形态由单核心向多核心演化，形成边缘城市。Seil-Mun（1997）建立了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工业结构、贸易水平、土地扩展及房产发展等与城市运输网结构间的相互关系模型，强调运输网投资带来的城市内部空间集聚特征以及运网发展引起的大幅度城市规模结构空间分异现象。
三、有关城市群与服务业的研究
城市群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城市群的存在是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化的重要表现。一国或地区的专业化方向和分工水平的选择对城市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这两个平行过程之间的竞争。第一个过程使人口倾向于过剩，人口的密度越低越好（因为可以提高人均边界资源的占有率，推迟“自然抑制”的到来）；第二个过程则使人口倾向于短缺，人口要尽量集聚（因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分工水平）。两个过程的此消彼长，使人口的过剩与短缺交替出现。各大城市群之间和城市群内部各地区的发展差异受到越来越多不同学科学者们的关注。
国内学者李江帆（1990）在其著作《第三产业经济学》中，概括了第三产业的形成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出现剩余产品的水平，社会对服务产品的需求量足以支撑第三产业独立化，服务行业独立化能使服务效率提高，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城市群，由于城市化带来人口的集中，集中的人口能产生巨大的相互之间的服务需求，从而为各种需要一定人口规模方能存在的服务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笔者认为，一方面由于服务业生产与消费同时空的特性；另一方面城市群中的居民收入不断提高，进一步提升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城市的交通网络提高了厂商和消费者的价格变动和区位选择能力，在城市群中人口集聚会产生更多的服务需求。
在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中，王旭（2006）于《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一书中，描述了殖民地时期北部和中部地区聚集了大量的内外贸易，因此分布了多数的城市，而城市化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助力。为了适应商业的扩展，波士顿的航海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又进一步带动其造船业，使其成为北美最大的造船中心和美洲最大的港口。此后，造船业稳步发展起来，这无形中推动了波士顿的银行和保险业的萌芽。另一座城市――纽约，作为欧洲人最早到达的殖民地，伴随着殖民者带来的丰厚资本，悄然地形成了日后金融中心的雏形。在研究服务业的区位时，早在克里斯泰勒的《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中，普遍认为交通运输网络与城市群空间网络紧密相关，强调交通运输网络是形成城市群网络系统的物质条件和必要前提，良好的交通连接与国家、区域和全球层次城市群的空间整合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内外学者历来都关注产业的区位因素，区位因素理论是区位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区位论研究中，对农业区位因素和工业区位因素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二战以后，服务业日益突显在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和重视服务业区位理论及区位因素的研究，由于服务业的多样化和差异性原因，服务业区位因素的研究显得零散，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20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带动了消费文化的兴盛，而这恰恰是首先发生在城市的特定现象。与此同时，因为城市兴起表演业和运动业而走向成熟，商业娱乐也吸引了多样化的文化，服务业在此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例如，硅谷的计算机产业推动了整个城市群的经济腾飞、西雅图的飞机制造业带动了当地的服务业发展。
李江帆、黄少军（2001）从经济发展、发展阶段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等方面分析了亚洲“四小龙”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从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和标准模型等方面探讨了世界服务业与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吴福象、刘志彪（2008）认为，目前有关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多是从产业层面来讨论的，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主要是从区域层面来考虑的，因而只有充分考虑产业和区域两种因素才能更好地结合两者进行分析。虽然研究者普遍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毫不逊色。
另一方面，国外学者分别从地理和制度层面分析了世界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及其成因。Sachs（1995）指出地理因素是根本原因，而且除了欧洲大陆，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的经济水平高，赤道附近的国家相对于中高纬度的国家人均收入更低的规律。除了地理区位的因素，还有不同的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密切互动。许多学者都认为，制度环境也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变量。除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和诺斯、Daron等学者指出了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注意到许多地理位置临近、资源禀赋相似的地区呈现出经济发展差异明显的现象。
前文对城市群、区位和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表明，尽管人们对服务业增长的解释不尽相同，但是这些解释都直接或间接包含着一个基本共识：服务业发展必须以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为前提。工业化水平提高的过程是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一过程将通过服务职能外包和由于迂回生产链条延长带来的服务需求增长共同推动生产过程中服务性投入的增长，这是信息、金融、商务服务等生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
四、述评
国外学者早期有关城市群的研究无不深刻地包含着对区域城市网络的刻画与解释。现有研究涉及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地理经济和区域经济等方面，尽管有不少学者关注到城市群与产业经济的联动关系，但专注于探讨服务业与城市群发展的互动机制的研究并不多，对各大城市群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的分析不深入。城市群外部的联系、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竞合，都与城市群的空间经济联系密切相关，无论是先天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还是后天的政策制度、基础设施，都会对城市群与服务业的互动机制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主导产业，城市群与服务业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等研究领域的新热点。以从服务业演进的历史和产业集聚理论沿革来看，在20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服务业的研究主要处于从有关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争论向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演变的转型阶段，而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诸如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等，这些研究都是集中在生产有形产品产业的集聚上。而从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西方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来，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研究开始与现实经济相结合，服务业集聚逐渐受到重视。也就是说，服务业集聚的研究时间不像制造业集聚那样有着很长的历史，而是从新经济地理学兴起时期开始的，但近几年产业集聚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沿海城市群成为国家外向性经济、出口贸易和“世界工厂”的主要地区，经济学家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开始关注，并主张以城市群为主体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当下和将来，经济地理学者和产业经济学者对加强和加快城市群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显得十分重要，而且责无旁贷，而城市群的形成与演进和经济发展、产业布局的关联甚密，于是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加入到城市群的研究行列。发达国家的政体虽然与中国不同，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也不同，但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群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机制对中国城市群构建协调发展机制仍有一定的可借鉴之处。此外，中国城市群形成机制较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要复杂得多，中国城市群研究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1]George Kingsley Zipf .The Unity of Nature，Least-Action，and Natural Social Science[J].Sociometry，1942.
[2]Jean Gottmann.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J].Economic Geography，1957.33.3.
[3]Jean Gottmann.Megalopolis：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61.
[4]C.A.Doxiadis.Man’smovement and his settlements[J].Ekistrics，1970.29.1.From H.Carter，W.K.Dvies.Urban Essays：Studies in the Geography of Wales[M].1970.
[5]Se-ilMun.Transport Network and System of Citie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7.42.
[6]李江帆.第三产业经济学[M].广州：广东出版社，1990.
城市水务工程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7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1-0150-09
收稿日期：2011-08-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08BJY087)
作者简介：王美霞，女，内蒙古鄂尔多斯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樊秀峰，女，陕西镇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城市化是指城市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引发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经济活动向城市集聚，进而导致以城市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转换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从1978年的17.9％增加到2009年的46.6％。陕西省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也由1978年的16.3％增加到2009年的43.5％。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逐渐推进，服务业在全省经济结构中的比率也大幅提高，1978年对全省经济的贡献率为17.58％，到2010年增为38.48％，成为推动陕西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从世界城市发展的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大于10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应该达到65・8％以上，一般第二产业的总产值占到50％以后，将会出现下降趋势，而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将不断上升。2009年陕西省的人均GDP为21732元，服务业所占比重一直徘徊在40％左右，第二产业比重近几年一直保持在52％左右。从城市化的规律来看，当城市化进入中后期，服务业将逐渐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陕西省服务业的严重滞后现象同样值得反思，是城市化水平低导致服务业发展缓慢，还是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了城市化进程?如何促进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很有必要对两者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这对探讨如何推动关中一天水经济开发区、加快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对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已作了大量研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政治算术》中提出，“制造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制造业多得多，这种不同产业问的收入差异，会导致劳动力从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流动。1941年，克拉克研究了一些国家的劳动力就业资料，证明了配第的观点。钱纳里(H.Chenery)在《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中对不同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城市化率和劳动力配置进行比较时，发现两者的变化曲线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工业和服务业中就业人员的份额也在不断增加。莫伊尔(Moir)和黑兹尔(Hazel)将75个国家从1945-1973年间分为三个阶段，对各产业劳动力结构与城市化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与城市化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丹尼尔斯(Daniels)与康纳等人(conrlor)通过计量分析检验了美国大中小城市区域的服务业发展状况，认为城市化形成的区域性市场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城市化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今井攸淇(Kazuhiro Yuki)通过建立城市化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动态模型，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推动了技术升级、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的扩张，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促进了城市传统部门的扩张但并没有推动工业化发展。利奥(Leo)与莱曼(Ly)通过搜集1949-1982年的中国城镇人口、农业人口和城市化率等相关数据，比较分析了中国及其他国家城镇人口数量、城市化率的变化与发展历程，认为中国在该时期由于政治和经济管制等原因导致其城镇人口数量、城市化增长缓慢，从而影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提出中国政府应该尽快放松严格的农村人口户籍制度以促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常(Chang)与布拉达(Brada)等对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城市化通过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国内学者对城市化的研究也比较多。晏维龙、韩耀等提出城市与商品流通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概念，认为城市的发展促使了简单商品流通向发达商品流通的发展，而城市化水平的差异是造成流通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周红从城市化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趋势分析了两者的相互关系，并从定量的角度对我国1978年以来城市化水平与房地产增加值、房地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做了回归分析，得出城市化水平与房地产业的发展状况有直接的正相关性的结论。祁苑玲认为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城市经济将转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城市也逐渐从工业生产中心转为第三产业中心城市，服务业将成为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路径。罗长刚和阮震通过对武汉市开发区第三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认为第三产业规模与同类开发区和城区相比，均严重落后，其对经济的制约效应已有显现。郭文杰通过对中国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进行动态计量分析，得出城市化是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动力。李思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我国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与城市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服务业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城市化对服务业的促进效应不明显。江小涓和李辉从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的相关性方面提出了服务业滞后的主要原因：统计口径的误差，补偿性增长与常规性增长的影响，低消耗率，服务产业参与全球化程度低，观念体制和政策阻碍等五个方面的原因。
从国外研究文献来看，国外学者主要从产业演进的角度，较多地探讨了城市化过程中服务业的发展趋势，考察了服务业产值比重、就业比重、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变化规律，同时考察了服务业与城市经济关联度，得出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从国内研究文献来看，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研究某一具体产(行)业对城市化的影响、服务业发展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对城市化发展的单向影响。研究指标单一，对服务业的研究范畴也很简单，难以全面、系统地考察服务业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通过收集1978-2009年陕西省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分别构建了陕西省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对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二、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
关于城市化，有来自不同角度的各种理解。人口学家认为城市化是由于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迁移过程；地理学家认为城市化是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空间结构变化过程；经济学家则强调农业向非农
业经济结构调整等。本文更倾向于将人口学与经济学观点相结合的定义，即城市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由此引起产业机构调整，并带动第一、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塞尔达尔(A.Serda)在1867年提出城市化的概念，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化进程在这之前就早已开始了，由于它强调的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化的形态特征发生较为鲜明的变化。谢文蕙与邓卫提出，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可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一般认为，初级阶段的城市化水平大约在30％以下，由于这一阶段科学技术不太发达，生活资料和社会资本都存在不足现象，城市化的发展水平较为缓慢，服务业就业比重只占20％。中期阶段的城市化水平为30％-70％，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业化规模扩大，城市就业机会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上升逐步趋缓，并且在后期开始出现下降，而服务业就业比重则持续快速提高。后期阶段的城市化水平在70％以上，这个时期城市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已经达到饱和，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增长，发展速度也进入到一个平稳阶段，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到50％以上。
关于三次产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G.Clark)，其在所著《经济进步的条件》中，首次使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三次产业划分研究经济发展同产业机构变化之间的变化规律，指出第一产业以农业为主，第二产业为制造业，其他的经济活动统统划入第三产业。自从第三产业的概念提出后，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西方国家普遍承认并采用了这一分类方法来统计和整理国民经济数据。我国对三次产业的划分始于1985年。在1985年的三个产业划分中，对第三产业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划分，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流通部门、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四个层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四个层次之间的界限已不很清晰。在理论研究中，很多学者至今还依然沿用我国1985年有关第三产业的四个层次的分类方法。但我国已于2002年再次制订了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在这新的分类标准中，对第三产业不再划分层次，其包括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具体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这些都说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发展的密切相关性。
总之，城市的形成与服务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城市是服务业的基地，它集中了服务业的大部分劳动力，具有商品流通和交易的功能，为生产和生活提供广泛的服务。从城市功能及其发展来看，城市化与服务业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一般来说，城市化水平越高，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就越高。随着社会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人口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就业人口便大量向服务业转移。城市化的实质是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体现为城市化水平的变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服务业的比重的上升几乎同步进行。
1・服务业是城市化的重要经济源泉和动力。城市经济具有聚集效益特征，即劳动与资本的聚集引起分工深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其上升速度越来越快于工业，城市集聚效益是通过服务业的发展来实现的。服务业中的交通、运输、物流等商业的发展有利于解决生产分工中原料及产品的市场问题，有利于城市聚集的进一步深化。教育、文化、科技的发展保证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资源，发达的市场体系、完备齐全的公用事业服务体系会大大降低企业的成本，因此发展服务业是城市经济实现劳动力集聚和外部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城市的产生及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服务业发展与市场化进程紧密相连。它一方面繁荣城市经济，另一方面也使城市产生一种市场引力，成为地域经济中心。服务业的这种市场作用在城市化发展中尤为显现。服务业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服务功能。现代城市的发展趋势是分工越来越细，不仅需要快捷的交通，还需要完善的金融、广告、科技、旅游等行业的高度发达，城市居民还要求提供娱乐、医疗、文化等更多的服务。这些都需要通过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来实现。如果说工业化带来的是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展，那么服务业则提高了城市结构、功能和效益水平，使城市朝“质”的方向发展。
2・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基础和空间依托。城市化具有经济和人口集聚的双重特征。城市规模的扩展，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服务需求，包括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需求，促进与之相关的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大多数为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本身对区位的聚集有很高的依赖性。只有生产要素和人口规模聚集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对服务业的巨大市场需求，才能支持服务业的不断产生和发展。城市主要是以贸易型、服务型和消费型等行业为主，这就需要通过使服务业成为主导性产业来实现。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服务业成为城市最重要的产业，比重日益提高。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越高，服务业所占比重就越高，它们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对陕西服务业发展与陕西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陕西服务业发展与陕西城市化进程正相关；
假设2：陕西城市化进程与陕西服务业发展正相关。
为验证上述研究假设，本文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分别构建了城市化综合水平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对陕西省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及其两者之间的相关}生趋势进行了统计分析与描述。
三、评价指标体系
(一)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萨提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适用于结构较为复杂、决策准则较多且不易量化的决策问题，可以紧密地和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及推理结合起来。它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1.确定层次图，建立系统的层次结构。在模型中将层次分成三类：目标层A，只有一个元素，它是预定目标或结果；准则层B，包括要实现目标所涉及的中间环节；最底层c，包括为实现目标可供选择的各种措施及方案。
2.对同一层次上的各元素进行两两比较，用表l的标度来打分，得到判断矩阵A=a(hy)
3.由矩阵A计算各层次元素对于该准则的相对权重。对于n个元素c(m1)、c(m2)、……c(mn)。对于准则c的判断
矩阵为A，求各元素的相对权重w(m1)、w(m2)、……w(mn)，可以写成向量形式，然后将A的n个行向量归一化后的算术平均值，近似作为权重向量.即
w=(mi)(h1)(mn)Σ=(hn)(ha)(hi)Σ=(ma)i=(m1)(m2)(mn)
4.求各层元素相对总目标的权重。在这之前，要判断矩阵是否具有一致性，当一致性比率CR
(二)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以现代化指标体系作为基础，目前主要使用的评价指标可分为单一评价指标和复合评价指标体系。
1.单一指标，指从单一指标的角度对城市化水平某个主要方面进行描述，简单易行，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不能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衡量城市化进程水平，主要有城镇人口比重、非农业人口比重、土地利用指标。
2.复合指标体系，则是以几个指标进行城市化综合评价，其特点是能够比较全面详细反映城市化的多个侧面。有学者曾提出人口指标、城镇指标、经济指标、科教文卫以及社会基础设施等五大类指标，弥补非农业人口比重单一指标的不足。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评价的科学性，本文采取层次分析法来设计综合指标体系，用以评价陕西城市化水平。
层次分析法是一般对较为复杂问题进行分析的简易方法，把复杂问题分解成各个因素，然后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相对重要性，然后综合决策者的判断，确定决策方案相对重要性的总排序。
针对陕西省情，本文拟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以下5个方面来构建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1)经济实力，包括人均GDP、服务业占GDP比重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项指标；(2)产业结构，主要由非农业产值比重和第二、三产业产值比。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产业结构调整也反映了城市化水平提高；(3)人力资源，主要由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教育经费支出以及每万名职工拥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人员数。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城市化需要大量金融、法律等高素质人力资源作为保障，教育无疑是提高人口素质的根本途径；(4)基础设施，主要有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拥有道路面积；(5)居民生活，主要包括每万人拥有医生数、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文体娱乐业占GDP比重。随着城市化推进，居民的消费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能否给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公共生活设施是衡量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确定各项指标后，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最后建立城市化综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d=(mi)(mm)(ma)(mx)-c=(mm)(mi)(mn)c=(hi)-c=(hm)(hi)(mn)i=(mn)i=(/)1=(/)2=(/)15=(/)其中：d(md/sub>)(mi)是第i指标效用值，c(mi)是个指标的实际值，c(mm)(mi)(mn)是第：个指标的最小值，是第i个指标的N-k值。
根据上述公示，就可以计算出每个指标效用值，在此基础上，用处于最末端的15项指标的权重值乘以各自对应的指标效用值，即可得到反映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公式如下：
其中，y是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w是第i指标的权重值，d。是第i指标效用值。
在建立以上指标体系之后，本文收集陕西省1978-2009年相关数据，经过整理计算，得到陕西省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见表3)。
(三)服务业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综合指标体系的原则，再结合服务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服务业评价指标体系。(1)服务业发展水平：体现服务业整体发展规模，是研究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主要包括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从业人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服务业发展效益：体现服务业效益水平的变化，包括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经济贡献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3)服务业发展结构：从内部体现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主要包括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工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4)服务业发展潜力：体现未来服务业持续发展的潜力，主要包括科教经费支出比重、每万人拥有的科研人员数、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服务业增长速度。
确定各项指标后，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最后建立服务业综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4)。
在建立以上指标体系之后，本文收集陕西省1978―2009年相关数据，经过整理计算，得到陕西省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见表5。
(四)测度结果分析
为直观地评价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现绘制图表如下(见图1)：
由陕西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变化趋势图(见图1)可以看出：
1.总体来说，陕西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都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陕西省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从1978年的0.218上升到2009年的0.745，增长了242％；服务业综合指数从1978年的0.102增加到2009年的0.568，增长了457％。改革开放以后，全国逐渐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一个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中，陕西城市化与服务业均得到迅速发展，并且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2.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过程来看。1978-1991年，13年间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标提高了0.15，服务业综合指标提高了0.127；而1992--2009年，17年问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标提高了0.377，服务业综合指标提高了0.339。从比较可看出，1992年之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快于改革开放之前。这是因为1992年我国正式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调节中起基础作用，在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陕西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四、实证结果分析
前文对陕西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了指标测算，并描述了两者的发展趋势，但两者之间是否存
在互动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本文选取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标Y为因变量，服务业综合指标x为自变量，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1.ADF检验
为了避免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回归时，造成虚假回归，本文对Y、x序列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6。
从以上检验结果来看，在1％、5％、10％三个显著性水平下，Y、x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均小于其ADF纷计值，从而不能拒绝h(mn)，表明原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处理后，两序列仍然是非平稚的，而Y,X在经过二阶差分处理后拒绝原假设h(mn)，是平稳的。
2.协整检验
由协整理论可知，时间序列只有是同阶单整时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根据上面的分析结果，y一阶单整，x二阶单整，即y～I(2)，x～l(2)、y与x同阶，说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运用EG两步检验法，先做两变量之间的回归，然后解释回归残差的平稳性。分别以y和x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用OLS回归方法估计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ADF统计量小于相应临界值，从而拒绝h(mn)，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说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协整关系，表明两者之间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也即服务业就业比重每增加1.57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
3.格兰杰因果检
由以上的协整检验结果可知，陕西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下面进一步进行因果关系检验。由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选取的滞后阶数非常敏感，本文分别选取滞后1、2、3期来进行逐一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由以上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各检验结果均拒绝了原假设，即城市化水平提高是服务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服务业水平提高也是城市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
因此，前述研究假设得到实证。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分析，陕西服务业发展与陕西城市化水平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且互为因果。
1.西服务业的长足发展是陕西省城市化进程加速的重要支撑条件。一方面，由于服务业大部分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因而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可以容纳大量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从而无论是生产业还是消费者服务业的需求都会相应的加速增长，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可为城市化加速发展提供相关的服务业产业支持，从而进一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2.陕西省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则是陕西服务业加快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只有城市化进程加速，才会产生对生产业的大量需求，如建筑、物流、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行业才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农民工才会有大量进城的可能；同时，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也加速向城市集聚，从而不仅增加消费性需求的总量，还会创造与形成新的消费行业，如家政服务、月嫂服务、小时工等，这些都是城市化进程过程必然伴随而来的经济现象。前述关于陕西省城市化进程与陕西服务业发展的统计分析与描述，已直观地展示了这一特点。
3.度因素即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影响陕西省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因素。这可从陕西省1992-2009年间的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快于1992年前的事实中观察到。从1992年起，我国正式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而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的自由转换，是城市化发展的制度条件。
因此，针对陕西省目前城市化发展与服务业发展现状来看，2010年陕西省生产总值已突破1万亿元，经济发展模式和方式正面临着进一步的转型升级，正面临着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以上研究结论无疑启示我们：
1.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这既包括生产业，也包括消费者服务业，还包括一些新兴的服务业以及现代的服务业。由于服务业总的来说属于微利行业，且从事该行业的大多是中小企业，同时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其流动性资金占用量一般较多。因此，为了扶持服务业的发展，应在税收、银行信贷资金等方面提供相应的支持与扶持政策，以促使这些行业迅速的成长起来。
2.进一步加快西咸一体化与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的建设速度，从而在大中小城市群的形成中进一步带动陕西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为服务业发展创造需求条件。至于如何加快西咸一体化与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的建设，这需要专门进行研究。这里不再展开。
3.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城市化进程中的障碍。在现有户籍制度下，与全国其他省市一样，陕西也存在着二元结构。进城农民难以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方面与城市居民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难以融入到城市社会生活中去。户籍制度这种人为设置的壁垒，阻碍了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阻滞了陕西城市化的进程。尤其是这两年，日益突出的招工难问题，在陕西这个西部省份也得到逐渐显现，这说明，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形成合理的人口流动秩序，已迫在眉睫。
4.需从理论上与实践上建立专题研究与解决农民工自身的城市化融入问题。这包括农民工的专业技能的提升问题、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农民工城市住宅问题，农民工的城市文明精神的培养问题，等等。城市化过程不仅是农民进城落户问题，更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一方面，农民工本身就可成为城市服务业的重要消费力量，推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问题的妥善解决，可促进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但目前关于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暖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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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务工程论文篇（7）
一、城市化理论研究综述与我国城镇化建设内涵
西班牙工程师ASerda于1867年在其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中首次提出城市化（urbanization）概念。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定义，归纳总结出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深层体现了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布局的转化，是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向现代化方式的变迁。
（一）城市化理论比较综述
一是区位理论。区位理论主要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城市区位论等，代表人物有JHVonThuen（1826）、AWeber（1909）、WChristaller（1933）、ALosch（1939）等。该理论把城市看做一种社会生产方式，通过集聚社会各种物质要素，创造出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
二是结构理论。主要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来阐释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代表人物有刘易斯（WALewis）、费景汉（CHFei）、拉尼斯（Ranis）、乔根森（DWJorgenson）、托达罗（MP Todaro）等。刘易斯最早建立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业化转移促进了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费景汉和拉尼斯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提出了就业转换理论，农业部门的隐蔽性失业劳动力支持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和城市的发展。乔根森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发展问题。托达罗认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不仅取决于城市与农村实际收入差异，而且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的高低和由此作出的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三是非均衡增长理论。认为不同地区之间由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而形成中心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一种支配与从属关系，通过分析中心地区和地区之间要素的流动规律来解释城市发展的过程。代表理论有佩鲁（FPerroux）1955年提出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AJFridmann）1967年提出中心—边缘理论，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促进形成中心区和边缘区相互融合、相互依存机制；缪尔达尔1957年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循环累积论）；赫希曼1958年提出不均衡增长理论，在经济发展初期把有限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的产业中，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以实现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的平衡增长。
（二）我国城镇化建设内涵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分布广泛，通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来实现城市化面临诸多困难，而发展小城镇就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人口非农化是一种现实选择。因此，我国城市化范畴包括建制市和建制镇，即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包括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三大方面。
1人口城镇化
根据Clark（1951）以西方国家的大城市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城市人口与城市规模存在以下定量关系：
其中，D是城市居民的人口密度，d是距离城市中心的距离，D0表示城市中心，b是人口密度与城市中心的距离的变化率。随着城市中心人口密度增大，城市边缘区域人口密度也增大，城市边缘距离中心半径也相应在增大。
人口城镇化主要源于人口的外生式增长，包括吸聚型、扩张型、新兴型三大类。吸聚型是指城市空间规模不变情况下非城市人口进入，引起总人口增加；扩张型是由于城市自身扩张，在空间上向非城区延伸，从而把非城市人口吸纳在内，如“城中村”；新兴型城市是指由于新建小城镇，带动城市人口增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城镇化主要分为以下六个阶段（见表1）。
表1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城镇化阶段划分
2经济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基础，随着农村经济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农村经济为非农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提供了充分的农业产品和剩余劳动力，推进了第二、第三产业战略调整升级进程。同时，工业与服务业的升级发展，也能反哺农业新技术、新要素、新能量，助推其现代化进程，三次产业在城镇化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和联合国《国民核算统计年鉴》，城镇化水平提高与产业机构高级化相伴而行，工业化对城镇化水平起决定作用。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其发展的巨大潜力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社会城镇化
随着人口、经济的城镇化，城市规模和外观以及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人际关系、思想文化乃至价值观念都会发生转变，即社会城镇化。包括以下三大方面：
一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包括城市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水电气暖供应、公共场所设施等。
二是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生活环境、消费水平、医疗卫生、科技教育、居住条件等。
三是生态环境的保护水平。包括“两高一剩”行业治理，水资源、大气、土地资源的科学使用与保护等。
综上分析，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直接动力，经济城镇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基础，社会城镇化是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三者共同组成中国特色城镇化。
二、银行业支持城镇化实证分析
（一）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实证分析，与回归方法相比，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的，通过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建立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可以有效克服“伪回归”缺陷，比单方程具有更高的可靠性，而且当存在非平稳变量时，VAR模型还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建立带有控制变量的VAR模型，既反映了非平稳变量的内在关系，也研究了控制其他因素后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城镇化发展与金融深化及中长期贷款的关系。一般而言，一个K阶VAR模型可以表述为
（二）实证检验指标的选取与权重的确定
要客观地评估金融支持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程度，首先要科学地选取参与实证检验的指标。同时，由于我国数据统计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部分指标的定义尚不完善，一些统计口径在过去进行过调整，导致同一数据不同期间的数值不可比，因此在选取指标时要特别考虑指标的可获得性。下面分别对衡量城镇化和金融支持的指标进行选取，并通过熵值法确定社会城镇化率的权重。
1衡量城镇化的指标
按照上文对城镇化的分析，本文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三个方面来考察。人口城镇化指标可以采用较为权威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指标，即人口城镇化率（PU）。
而经济城镇化方面则重点考察我国产业结构，即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产值之比（EU）。
对于社会城镇化而言，其内涵较为丰富，穷举较为困难，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重点讨论以下两个指标：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反映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速，反映城市建设步伐。上述两个指标加权平均后得到社会城镇化率（SU）。
为了更为合理地确定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与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速的权重，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该权重。
熵是衡量数据中所含的信息量的指标，通过计算数据离散程度反映数据中的信息，数据的差异越大，熵值也就越大，数据中所含的信息量越少，反之，熵值越大。熵值法就是通过计算数据的熵值得到指标的权重，具体过程如下。
（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设k个评价指标，n个评价对象，得到的原始数据矩阵如下：
2衡量金融支持的指标
以往学术著作中，有使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衡量金融发展指标的，但该指标仅反映了金融部门的资金配置能力而没有考虑筹集社会资本的能力。本文借鉴更多学者的思路，使用各项存款与各项贷款之和除以GDP作为金融相关率的近似指标，以FIR表示。
此外，由于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发放中长期贷款，因此本文使用中长期贷款增速（PL）反映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支持。
3控制变量
影响城镇化进程的因素非常复杂，如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地理环境、国家政策和户籍制度等。本文重点选取GDP增速（YG）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人民银行数据，为保证数据前后口径的一致性，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6年至2011年。
本文实证模型如下：
（三）金融支持城镇化的实证检验过程
1ADF平稳性检验
对各项指标的时间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见表2）。
表2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上式表明金融相关率（FIR）、中长期贷款增速（PL）都和人口城镇化率（PU）、经济城镇化率（EU）和社会城镇化率（SU）之间均存在正向的协整关系。
但方程（5）中，金融相关率的协整系数大于中长期贷款增速的协整系数，意味着金融深化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大于中长期贷款增速的影响。这一结论说明金融深化不但作用于城市，也对农村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中长期贷款主要投放于城市和工业部门，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相对有限。
方程（6）中，中长期贷款增速的协整系数大于金融相关率的协整系数，意味着中长期贷款增速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大于金融深化的影响。由于经济城镇化率是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产值指标，而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第二、第三产业，因此对经济城镇化的影响相对较大。
方程（7）说明金融深化对社会城镇化的影响大于中长期贷款的影响，中长期贷款对社会城镇化的支持作用略显不足。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金融体系对城镇化进程有支持效应，但是对城镇化不同方面的支持效应存在一定差异。相比于GDP增速，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作用效果相对不足，说明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还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主要体现为：一是作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力军，中小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的押品和担保，在整体市场征信环境不佳和银企信息不对称情势下，面临高额融资成本，融资渠道不畅；二是作为承载社会城镇化主要内容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具有公益性、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成本回收期长且运营模式由政府主导缺乏市场性，导致建设投资资金长期不足，与强劲增长的投资需求形成鲜明反差；三是作为承载经济城镇化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由于农村市场要素流通体系不完善、配套改革政策尚未完全落地、法律与政策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等，改革步伐缓慢，农业产业化、集群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银行业服务介入程度也较低。
三、银行业支持我国城镇化路径选择
我国银行业支持城镇化建设总体战略设计。在银行体系层面，建立健全以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体，以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地方农村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功能、服务半径全覆盖的机构体系，同时强化与证券、保险、信托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上的业务合作。在业务服务体系层面，根据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金融服务需求，研发设计贴近我国国情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产品体系。在综合管理层面，银行业建立健全以经济资本计量与经济附加值考核为核心的正向激励城镇化建设机制，同时建立银行业支持城镇化建设成效评价改进机制。
（一）银行业支持人口城镇化路径选择
人口城镇化的核心是促进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素质。对此，银行业支持人口城镇化路径需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逐步培养农村居民金融意识，银行建立健全金融知识公共教育宣传体系，增进农村居民对现代金融产品、服务内容、功能的了解和对金融风险的识别；第二阶段按照产品服务功能由简单到复杂，为农村居民设计渐进式的金融服务产品体系，如初期提供银行卡、网上银行等快捷便利的金融工具，着重解决农村居民支付结算效率问题。中期可提供汽车、房地产等消费贷款，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同时对有闲置资金的农村居民提供理财投资渠道，帮助其实现资产增值；长期可提供个人经营性贷款，为有创业需求的农村居民提供孵化启动资金。
（二）银行业支持经济城镇化路径选择
着重需解决承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中小企业融资与农业产业集群化融资两大问题。
1中小企业融资
一是在机构层面，应发挥地方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主力军作用。地方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当地中小企业的融资规模及结构较为匹配，具有地缘、人缘等优势，能及时了解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并利用自身经营机制灵活特点，及时提供适宜的产品服务。
二是在管理机制层面，针对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短、频、快特点及财务信息质量不高难以进行信用评级的问题，银行应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利率的风险定价机制、独立核算机制、高效的贷款审批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专业化的人员培训机制、违约信息通报等六项机制，在信贷审批时综合考虑“三品”（人品、产品、抵押品）、“四表”（电表、水表、工资表和银行对账单）、“五度”（信誉度、风险度、忠诚度、贡献度及发展潜力度）等定性、定量因素，取代依靠公开财务数据进行信用评级方法，建立起中小企业动态、立体的评价体系。
三是建立健全多层次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产品体系。根据中小企业行业分布、经营特征及生命发展周期特点，强化银、证、保合作，研发专属中小企业产品。在银行信贷层面，完善动产质押贷款业务，大力发展仓储抵押贷款，继续做好林权抵押贷款、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排污权抵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股权质押贷款等新型贷款业务，扩大股权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覆盖面。在银保合作层面，积极发展信用保险和短期抵押贷款保证保险等新型保险产品。在银证合作层面，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着力推进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机构发展，健全私募融资制度和风险投资制度，同时，积极推进中小企业采取改制、兼并、联合等多种方式，吸收民间资本、私人资本和外资进行参股，待条件成熟后进行上市融资。
2农业产业集群化融资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唯一可行路径是先实施农业产业集群化策略，即通过选择确定在农业生产、加工、运营、销售全产业链环节中，有技术、有市场、有发展潜力、综合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作为先导，大力支持其优先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辐射示范整个行业实现现代化。在支持农业产业集群化融资方面，银行应以龙头企业为点、以农业全产业链为线、以服务农业现代化为面，选择以下支持路径：一是构建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为核心的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体系，通过优先支持龙头企业发展，辐射带动农业生产基地和农户发展；二是搭建农业产业集群企业多元化、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产品服务体系，在信贷方面，主要包括围绕产业链融资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围绕高新技术转化农业的中长期技术设备贷款、围绕“走出去”战略的出口信贷以及围绕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予以信贷支持等。在融资层面，为企业发行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及信托融资、租赁融资等提供操作方案，并实施具体运作。在财务管理方面，为企业强化财务预算管理、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提供资讯服务，同时为企业设计现金管理方案，对闲置资金设计理财投资方案，促进资产增值。
（三）银行业支持社会城镇化路径选择
社会城镇化关键在于高效的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这取决于城镇基础设施的完备性和效能性。我国近十年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值仅为6%左右，占GDP比重年均值不足3%，二者均未达到合理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最佳比重为10%～15%，占GDP的最佳比重为3%～5%。。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对城镇化进程具有较强的乘数效应，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每增加1元，GDP就增加2元，其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作用明显，但建设资金长期以来存在的瓶颈问题亟待多方共同破解。
一是分类选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方式。第一类纯公益性项目，如城市道路、桥梁防洪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等；第二类低收益项目，收益不能完全补偿日常经营费用和维修费用，如公共园林、绿地建设项目等；第三类一般收费项目，如城市供水、供气系统建设，轨道交通、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等，此类项目收益扣除经营及维修费用后能部分覆盖投资；第四类是收益能够全部覆盖投资的项目，如收费道路、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等。前两类项目应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并配以固定的税费收入加以保障，可适当发行地方债（发行量控制在地区生产总值的2%以内，余额控制在地区生产总值的20%以内），后两类应以政府投入项目资本金为先导，走市场化融资道路。
二是建立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化融资体系。间接融资工具包括银行信贷资金、信托资金、租赁资金、保险资金等，直接融资工具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募集资金、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民间融资等。
三是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应针对项目特点，分别采用BOT（建设—经营—转让）、BT（建设—转让）、TOT（移交—经营—移交）、PPP（公私合营）等模式，既解决了资金来源不足问题，更是在特许经营期限内，引进了经营管理者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技术手段，提升了基础设施项目社会效益。
四、结束语
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是党中央、国务院站在新的战略发展历史时点，为延续深化改革红利、稳妥解决改革步入深水区后引致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问题，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一项重大的现实选择。银行业支持我国城镇化建设，没有固有模式可遵循，唯有边探索、边实践、边总结、边提高，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模式，在推进城镇化历史进程中实现银行业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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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务工程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5-0070-03
城镇化模式是城镇化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格局和形态，是城镇化实践的产物。城镇化的推进，是不可重复的过程，正确的选择城镇化模式，制定相适应的发展计划和战略，对城镇化进程至关重要。
一、国内外城镇化模式理论研究
城镇化模式的形成受传统文化、经济发展战略及经济体制影响，因此不同国家、地区在经济水平、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差异下，对城镇化模式存在不同的划分标准。
国外的研究按照城市规模和发展特征分为四种方向。第一，大城市模式的探讨。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哈里斯的“多核心理论”等都是针对大城市进行的规模和区位结构研究。第二，最优城市规模。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由于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威尔斯认为应该回到原始的村落小镇生活。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提出的“理想城市”和泰特斯・索尔特的“模范村庄”试图借助农村的优点来治理城市问题。埃比兹.霍德华提倡3万人的“花园城市”；舒马赫认为50万人口为最优规模。第三，根据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不同的模式。2001年，日本学者今野修平根据日本的实践提出城市发展的三种模式：城市化、特大城市化和特大城市群化。第四，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西方乡村城市化的代表有美国学者M.Pacioner和法国学者麦尔兰，他们都认为乡村城市化是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
费孝通先生一系列关于小城镇的研究在全国掀起了小城镇模式研究的热潮。随着小城镇研究的深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大城市论。1986年，胡兆量在《大城市的超前发展及对策》一文中推测出大城市的辐射力对一个地区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意义重大。杨波等（2006）指出，我国总体仍处于城市化前期阶段，应该选择集中型城市化和大城市化道路。在大小城市模式争论不休的同时，一些学者比较了大小城市的优缺点，提出了中等城市论。1988年刘纯彬发表的《中国城市化要以建设中等城市为重点》是中等城市论的代表性文章。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跳出了模式的比较和争论，提出了一个城市化发展的都市圈模式，对今后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起步晚，政府在其过程中主导作用明显。
（一）城镇化的特殊性
我国人口数量居世界首位，我国的城镇化不仅需要大量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也需要大规模的产业调整以吸纳农村人口。我国城乡差异大，大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与落后的农村反差巨大。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严格控制城镇化发展；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发展速度也一直滞后于工业发展。矛盾长期积累，城镇化任务沉重。
（二）城镇化的动力
199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开发区的大规模建设、新城的设置、大规模城市改造都由政府直接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把城镇化纳入国家战略，其政府主导的特征更为突出。在城镇体系的设置上，国家大规模增设市。大中小城市体系的设置具有很强的政治特征，经济中心往往和政治中心一致。
（三）城镇化模式的选择
1.滞后型城镇化模式
1950―1957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后，城市工业得到长足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大批的就业岗位，大大推进了城镇化进程。1958―1963年，先是受等政策的影响，城市人口机械性增长，随后由于政策失误和自然灾害，城镇化水平再一次下降。1966―1978年，由于重工轻农的政策，农业生产受挫，于是国家制定一系列“反城市化”措施，使城镇化水平再次下降。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人为地把农民限制在农村，造成严重的滞后城市化。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影响城市功能的发挥。
2.改革开放后的城镇化模式竞相绽放
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促进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在我国的东南沿海，许多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有的经济特区，其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城乡一体化模式初步形成后，由于不同的条件，城镇化呈现不同的特点，如以乡镇企业为特色的“苏南模式”，以家庭工业、个体、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为特色的“温州模式”，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珠江三角洲模式”以及政府主导的“香港模式”。
三、我国传统城镇化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城镇化水平低
在城镇化推进中，部分人口进入城镇但是其身份并没有融入城镇，带来城镇内部市民与非市民的新二元结构。大量农村产业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其并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
（二）城镇化质量低
中国的土地城镇化速度要远远超过人口城镇化速度。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以城市辐射能力拉动周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发挥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但是强化行政建制，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背道而驰。一些地方政府重城市规模扩张，忽视城市内涵提升和功能完善，以大量投资、城市扩容为主要内容，摊大饼式的粗放式城镇化，严重的浪费土地资源、浪费公共基础设施投入，造成城镇化的低效率、城镇土地利用低效率。人为的拉大城镇规模，有城无业，使得城镇没有能力吸纳新近人口，城市运营效率低下。
（三）城市承载能力差
城市发展往往重视实体经济、经济增长极的功能，城市的建设和设施的投入多以经济发展为重心，GDP增长快，而住房、交通、绿地、各项服务设施不足。使农民工成为市民，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劳动就业、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各方面权利和待遇的基础薄弱。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住房拥挤、交通堵塞、环境脏乱差、疾病流行、失业严重、社会治安恶化等等，使城市的承载力大大下降。
四、我国城镇化模式创新的路径选择
笔者从城镇规模的界定、管理模式的改革、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出我国城镇化模式的创新路径。
（一）以产业和就业规模决定城镇规模
城镇规模应该因地制宜，以产业规模和就业规模来决定未来城镇人口规模。产业规模决定就业规模，就业规模决定城镇人口规模。
1.产业规模决定就业规模
城镇的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决定城镇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城镇化进程与产业结构是相辅相成的。城镇人口规模要依据现有的工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原有的工业，增加产业的链条，把具有竞争力的附加产品链条做好，向产业集聚方向发展。以增量创新带动存量改革。第一产业规模决定农村就业规模、第二和第三产业规模决定城市就业规模。城市基础产业、配套产业、服务产业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2.就业规模决定城镇规模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下，在继续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同时，重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和正规性，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只有稳定的就业，农民的收入才能够稳定，才能改变目前农民就业地多变、过度依赖农村家园等问题。稳定的就业也有利于农民工的技能和素质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农民工进城有了稳定的就业，“拖家带口”的比例也会上升。一旦就业人口的数量决定了，就考虑非就业人口，即被哺育人口和纯消费人口。就业和非就业人口的存在，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服务型产业存在，需要增加这些产业的就业人口。产业的发展带动城市的发展，形成一种“乘数效应”，这是一个动态的进程。
（二）管理方式上的创新
1.基础设施建设机制的改革
城市基础设施种类多、系统性较强，内部各子系统之间需要协调。各子系统进行专业管理，但也需要协调综合管理。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和合理布局，由此造成了许多城市的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制约了基础设施服务功能的发挥。合理有效率的利用地上空间资源和地下空间资源，有必要对建设机制进行改革，使各基础设施主管部门联合办公、联合作业，整个基础设施建设从设计到建设能够联合进行，整合资源，避免浪费，有效制止“拆了建、建了拆”这种重复建设。政府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不管是地面建筑还是地下设施，用打造“百年工程”的思路去设计、布局、建设。避免重建设、轻管理，重地面、轻地下，重规模、轻品质，重眼前、轻长远的现象。
2.重视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还包括社会性基础设施。社会性基础设施包括行政管理、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商业服务、金融保险、社会福利等设施。社会性基础设施与人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城市就业机会多，有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这也是农村人口向往城市的重要因素。城镇化不能忽视教育资源的整合，要提高公共医疗服务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城乡居民享有合理的医疗服务。这些公共服务领域的正外部性强，应大力发展，最终实现“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好”的愿望。
（三）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
1.发展生活业
构建便捷的生活服务体系，营造诚信和谐的生活消费环境。生活业直接面向人民提供物质和精神生活消费产品及服务，其产品、服务用于解决购买者生活中的各种需求。生活业包括商贸物流、旅游休闲、餐饮住宿、健身娱乐、社区服务、文教卫生。当前，网上购物等新生业态逐步改变传统生活消费方式，极大丰富着生活业发展内涵，为提升生活业发展注入动力。
2.发展生产业
更好地为企业服务。生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活动中为满足中间需求而向其他生产性企业或组织的生产活动提供生产的一类国民经济产业。生产有中间投入性、知识密集性、产业关联性的特点。生产业的充分发展是服务业结构优化的关键、也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内容。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生产业的带动作用开始。
（四）城镇文化建设的创新
城镇化不仅是城乡布局的调整和农村居民身份的转变，而且是包括空间布局、经济结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及人的素质、思想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系统工程。伴随城镇的物质生活建设，城镇居民的精神生活也应得到关注。真正的城镇化是农村人口生活的市民化，所以必须加强文化建设，加快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体育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地开展适合大众的文体活动，使人民的精神风貌与日新月异的物质生活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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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mod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MA Xing
城市水务工程论文篇（9）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城镇化的发展，对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等具有深远的影响。当前，贵州省正处于加快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借鉴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理论和成功经验，以战略眼光和思维，谋划贵州城镇化的发展，对促进贵州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镇化发展主要理论和动力机制
1.城镇化发展主要理论
对于城镇化，国内一般称之为城镇化或者城市化，而国外一般称为城市化，本文混合使用，不区别对待。所谓城镇化，简言之即是农村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聚集而形成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观念等向城镇性质转变的过程。有关城镇化发展的相关理论主要有：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提出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一般变动模型。该模型认为，工业化的演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了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伴而生、共同发展的，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而城市化所形成的集聚效应又反过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一般情况下，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化率在30%以下；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率在30%-70%之间；在工业化后期和经济发达阶段，城市化率在70%以上。
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和托达罗分别提出了城市化的模型，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针对不同的情况，阐释了各自独到的见解。前者提倡发展单一的大城市，后者则主张发展中小城市。我国经济学家杨小凯等人认为这两条道路在中国都走不通，他们针对上述理论的缺点，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一国的城市规模水平取决于产业发展状况和人口迁移成本，我国应该通过改革促进产业发展，并减少城乡人口迁移的制度约束。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强调，世界城市的国际功能决定于该城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联系的方式与程度，并提出了衡量世界城市水平的指标，他深入研究了如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城市化水平。
此外，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了增长极核理论，探讨了某一城市与周围区域和其他城市之间的互相作用。法国经济学家戈德曼系统论述了大城市带的发展趋势和重要作用。今野修平根据日本城市化的实践提出城市的发展要经历城市化、特大城市化和特大城市群三个阶段。
上述城镇化发展理论，对于推进贵州省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关于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综合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驱动机制；二是工业驱动机制；三是第三产业驱动机制；四是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五是比较利益的推动作用。
二、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和主要经验
1.城市化的一般过程
根据英国学者L.范登堡提出的“城市发展阶段说”，城市化的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向城市集中，城市聚集效益明显；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城市郊区化和城市群（圈）的形成；第三个阶段表现为“逆城市化”。
美国地理学家R.M.诺瑟姆提出的“S”曲线对钱纳里理论做了具体解释：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工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缓慢，因此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城市人口比重才能提高到30%；在加快发展阶段，由于工业基础已经比较雄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业吸收大批农业人口，城市化人口比重能在较短时间内由30%向上升至50%，进而又上升到70%；成熟阶段，农村人口的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已经不大，农村人口的转化趋于停止，最后相对稳定在10%以下，城市人口比重则相对稳定在90%以上的饱和状态，后期的城市化不再主要表现为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而是城市人口内部职业构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和“逆工业化”的过程。
2.世界城市化的主要经验
一是城市化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必须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适度同步。城市化的国际经验证明：过度城市化是病态城市化，既不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又不能带来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还会产生严重的“城市病”；滞后城市化则是发育不全的城市化，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利于现代化的实现；只有同步城市化，才有可能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与良性循环，避免或缓解、消除“城市病”。
二是集中型城市化与分散型城市化必须相结合，城市规模和城市布局必须合理。城市化是人口不断由农村转向城市的社会经济过程，也是城市地域扩大、城市文明生活方式普及的过程。集中型城市化是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分散型的城市化是城市人口适当分部到大中小城市。国际经验表明：城市过少、过多、过大都不好。城市过多、过小、过于分散，会影响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占用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不利于经济发展；城市过大，容易产生“城市病”。因此，城市必须正确布局，集中与分散必须恰当结合，使大、中、小城市结构合理、搭配适当。
三是城市化不能完全由市场调节，政府必须实行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城市化的国际经验说明：城市化完全由市场调节，会使农村人口无序地涌入城市，使城市化盲目发展，大城市恶性膨胀，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市场的作用还不能保证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和非盈利性公共服务部门的发展。城市化是社会经济的大变革，应该有合理的过度膨胀的防止机制和扩大城市规模的促进机制，这些都离不开必要的宏观调控。
三、贵州省城镇化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1.贵州省城镇化发展阶段分析
城市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尽管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起步时间、发展环境、发展速度、发展状况各不相同，但众多研究表明，城市化是一个规律性、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对照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的S-曲线理论，1990年以来全国和贵州城镇化发展历程基本符合城市化的共同规律。
从贵州的情况看：1990年贵州城镇化率为19.3%，到2009年达到29.9%，年均增长0.53个百分点。整体来看，贵州省城镇化率变化比较平稳，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鉴于贵州尚处于工业化初期，而全国平均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贵州城镇化水平上升较全国缓慢。然而贵州工业化正向中期阶段靠近，2009年，贵州城镇化率达到29.9%，2010年、2011年已突破30%的水平，正处于由城镇化起步向加速发展的转型阶段。“十二五”时期，贵州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城镇化速度将呈快速增长态势。
2.贵州省城镇化主要问题分析
（1）城镇化水平低，发展缓慢
从全国来看。2000年贵州城镇化率为23.9%，分别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2.3%、东部地区平均水平22.2%、中部地区平均水平9.1%、西部地区平均水平4.8%；到2008年，贵州是全国唯一的城镇化率未过30%的省份；即使2010年突破了30%，仍低于全国平均值16.15%。
（2）城市数量少，规模小，等级结构不合理
贵州城市总数为13个，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53.92%、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的86.67%，且城市等级结构不合理。根据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理论，城市分布一般呈金字塔型，特大、大、中、小城市的合适比例为1∶3∶9∶27，即贵州城市数量的分布应该为：1个特大城市，3个大城市，9个中等城市，27个小城市。贵州省实际拥有特大城市1个、大城市1个、中等城市2个、小城市7个。而从地级市数量上看，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283个（不含直辖市），平均每个省区拥有地级市10.5个，而贵州只有4个，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38.2%，在全国排倒数第五位。
（3）工业化、城镇化滞后，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
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城市化与工业化存在着很强的互动关系。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础，没有工业化便没有城市化；另一方面，城市化又反作用于城市化，脱离城市化的工业化将会受到城市化滞后的制约。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城市化的普遍规律是城市化超前或同步于工业化，而且国外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偏差系数（城市化率/工业化率-1）均为正值。
根据美国著名学者库兹涅茨的统计分析、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工业化水平一般是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城市化率）等方面来衡量的。基于这个原理，选择5个指标（人均GDP，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人数比重，城市化率）进行加权平均处理以计算贵州的工业化率，计算结果见下表：
注：偏差系数=城市化率/工业化率-1
可以看出：全国和贵州的城市化水平始终落后于工业化水平，但贵州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程度比全国更大。
（4）.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和数学回归方法建立了“发展模型”，他采用这一模型对世界部分国家城镇化水平进行测算的结果表明，城市化率与人均GDP之间有较高的正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也越高。
钱纳里“发展模型”的城镇化率与人均GDP的对应关系
为了对城镇化率与人均GDP进行比较，首先需将以人民币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折算为以美元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根据平均汇率换算，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估；而用购买力评价法折算，则高估。为此，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使用的汇率—平价法（将汇率与购买力评价法相结合，取其平均值）对贵州省的人均GDP进行折算。
贵州省2007年人均生产总值为6915元，按2007人民币基准汇价累计平均值7.56计算为914.68美元，按购买力评价折算比率2.14（根据世界银行测算数据推算）计算为3231.31美元，两者的平均值为2073美元，以“发展模型”中人均GDP指标衡量，我省城镇化率应为40%左右，但我省2007年的城镇化率只有28.24%，说明我省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四、“十二五”时期加快推进贵州省城镇化的战略重点——强化城镇化发展产业支撑
1.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是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加快推进贵州工业化进程，必须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和循环经济的理念，大力推进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培育产业集群，完善产业链条，壮大核心企业，推进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发展循环经济，强化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意识，提升工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1）抢抓机遇，积极争取国家战略落实于贵州的黄金战略期，大力推进重大工业项目建设。鼓励和支持企业争取国家项目支持，实行项目前期费用补贴，加强重大项目协调扶持，强力推进在建重大项目。抓大促小，着力扩大工业经济规模，加快培育一批大企业（集团）。加快中小企业发展，推动创业辅导、市场开拓、人才培训、管理咨询、公共信息、法律援助、技术创新和融资担保等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建设。鼓励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开发新产品、开展产学研合作和重大产业技术研发项目、加快信息化、标准化和知识产权建设和更新重大装备。
（2）继续做大做强以煤、电为主的能源工业，做强做优以煤、磷化工和铝工业为主的优势原材料工业，巩固壮大“烟酒”支柱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以电子信息和新材料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发展民族制药和特色食品等特色优势产业。
（3）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加强工业集中区建设，促进产业向城市聚集。要推动优势产业向基地化方向发展，布局上重点向城市工业规划区集聚；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集群化方向发展，布局上重点由中心城区向近郊工业区集聚；高新技术产业向园区化方向发展，布局上重点向现有开发区集聚。通过产业基地化、集群化和园区化发展，带动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增强城市辐射带动能力。
2.大力发展服务业
“十二五”期间，要将发展服务业作为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发挥比较优势，科学规划布局，加强政策支持，促进服务业拓宽领域、提升档次、完善功能、优化结构、更新业态、增强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和水平，实现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增强服务业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支撑能力，形成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现代商贸网络体系、现代旅游经济网络体系、现代物流体系。
提升传统服务业，大力发展生产业，促进工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大力发展旅游业，整合宣传、文化、旅游资源，集中力量推介优势品牌，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的旅游产品，打造精品旅游景区，开发优势旅游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把贵州建设成为面向国内外尤其是东亚、东南亚的旅游目的地，形成现代旅游经济网络体系。加快发展会展业，建成贵阳会展中心。提升改造商贸流通业，推广连锁经营、特许经营等现代经营方式和新型业态。
大力发展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围绕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要求，大力发展市政公用事业、房地产和物业服务、社区服务、家政服务和社会化养老等服务业。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邮政、电信、广播影视等服务事业。以农村为重点，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城乡服务业结构，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大力发展文化、体育和休闲娱乐等服务业，优化服务消费结构。针对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要求，要着重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鼓励其他服务业更多吸纳就业，充分挖掘服务业安置就业的巨大潜力。要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工业布局，引导交通、信息、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等辐射集聚效应较强的服务行业，依托中心城区，培育形成主体功能突出的区域服务业中心。
深化国有垄断服务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国有资产重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推进国有服务企业改革，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将营利性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继续推进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配套服务改革，推动由内部自我服务为主向主要由社会提供服务转变。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服务业准入制度，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服务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服务企业，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服务业中的比重。进一步推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城市水务工程论文篇（10）
一、引言
城市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城镇化被列为“十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五大战略之一，“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仍把城市化作为六大发展战略之一。自党的十六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后，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战略部署，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五条具体道路之一，并指出其核心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中国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作为一个重要动力源，必须加以重视。如哈佛大学的德怀特・H帕金斯（Pagincin，2001）所言：“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急需研究并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之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本国和全球发展都将产生深刻影响。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然而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城市资源、环境、交通、贫困、犯罪等问题也接踵而至，并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相当程度的制约，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一样受到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持续稳定的快速城市化阶段。从1978年底到2007年底30年时间里，中国城镇人口增长了4.2亿人，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9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从1980年的19%上涨至2010年的47%，预计2025年将达到59%。
城市化中的服务业由于集聚效应而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已经证明在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城市对人口和产业的集聚会不断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在三次产业的贡献率中的比重会不断增加。但是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并且近年服务业的贡献率还出现了下降的情况，2001年服务业贡献率达到48.2%的最高水平，之后曾一度下降，2003年服务业贡献率仅为38.1%，之后几年略微增长，2008年服务业贡献率仅为42.9%。同时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一直不高，常年低于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2007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13%，服务业的经济增长拉动仅为5.5%，可见我国的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能力一直没有很大的提高，并没有像很多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一样，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由服务业逐渐替代工业，成为主要的增长动力。
中央的“十二五规划”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并明确表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经验也表明，工业化后期服务业是城市的发展主要动力。武汉市作为“两型社会”试验区旨在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研究武汉市的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关系不仅有利于武汉市经济的发展，更是从理论上为新型工业化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起到了指导作用。
二、相关文献回顾
早期的文献多从整体上研究城市化和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钱纳里等人1975年在《发展的型式》一书中选择了由27个变量定义的10个基本过程，运用统一的回归方程，对100多个国家的约2万个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模型。得到的发展模型显示，人均GDP与工业化和城市化高度相关，当人均GDP低于300美元时，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差异不显著，当人均GDP高于300美元时，城市化率开始高于工业化率，并且这种差距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增大，同时服务业逐渐代替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他们认为“一个联系均衡的国民经济中，城市化可能表现为因果链条上的各类事件的最后结果，以导致工业化的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劳动力的平缓移动为结果”，并进一步指出，“除了把城市化看成是生产结构变化的结果以外，还必须把它看成是某种程度上分散的发展过程”。B-C.刘（Ben-Chieh Liu，1974）从定性和定量角度比较了经济基础理论与经济的结构性增长。盖里、秋和藤原（Ghali，Akiyama and Fujiwara，1978）年通过建立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式的城市部门生产函数，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城市经济的变化过程。布拉德福德和凯莱基安（Bradford and Kelajian，1973）则对累积因果效应模型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Singlemann（1978）研究了工业化国家从1920―1970年间的劳动力转移情况，结论发现，这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能够使经济得到增长，其别是流向服务业部门的增长最为明显，因此这些工业国家的劳动力也都向服务业趋于集中。他的研究发现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产业结构从传统农业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他首次明确了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原因。
近年来国内很多文献也开始研究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关系。李建英（2002）研究了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发展，得出了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基础的结论。江小娟（2004）研究了服务业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服务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高敏（2006）对英、美、巴西和韩国等国家的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关心进行了分析，进而总结出服务业和城市化发展关系的一般经验，并对中国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关系的过去回顾、现在问题和未来前景进行了研究并且给出了影响其关系的数理模型。郭文杰（2007）采用了中国1978―2004年的年度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是推动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张自然（2008）根据中国1978―2006年的年度数据得出城市化对人均服务业的增加值有正向作用且强于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对城市化的反向作用。近两年的文献对于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关系更加注重于微观层面的数据分析，大多文献都将关注点从全国转向了省市地区。高来斌（2010）、杨胜刚（2010）、张文剑（2010）、钱江(2009)等分别对吉林省、湖南省、成都市、浙江省的服务业和城市化关系进行了分析，多采用的方法是定性分析配合统计数据。
本文通过研究服务业与城市化相互关系的计量方法，对武汉市――中部崛起战略重点城市和“两型社会”试验区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三、武汉市服务业与城市化关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可将城市化发展划分为三阶段，而对于各个阶段特点的认识，比较各种资料，大多数学者认为以下的划分方法和各个阶段是比较符合城市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见表1）。
2009年武汉市的城市化率为64.75%，已经快跨过表1的城市化发展中期阶段，接近后期阶段。同时2009年服务业贡献率为50.40%，服务业从业人数为48.98%，也处于表1中显示的40%向60%增长的阶段。但是从中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城市化发展已经接近后期阶段，而服务业发展还处于中期阶段的前半段，城市化发展速度明显快于服务业发展的速度。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市的服务业发展是否能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得到了很好地促进呢？针对这一问题，仅通过定性的分析和统计数据的判断是不够的，因此应通过计量方法研究服务业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1、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选取的是1995―2009年武汉市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使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市化率（Urba），使用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贡献率来表示服务业的水平（Serv），考虑到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的情况，按照计量经济学的原则，采取自然对数的方法对原数据进行处理得到LnUrba和LnServ。
2、单位根检验
由于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水平的数据均是时间序列，为避免“伪回归”，首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序列的平稳性和单整阶数。本文采取ADF检验方法，使用Eview6.0对LnUrba和LnServ进行单位根检验。由表1可知，武汉市的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水平序列都是I（0）过程。
3、Granger检验
由于序列平稳，且都是I（0）过程，不需要对其进行协整检验，可以使用OLS方法，对LnUrba和LnServ进行回归，设定其回归方程为如下形式：
LnServ=?琢+?茁LnUrba+?滋
通过回归得到方程中的系数重新代入方程：
LnServ=-0.0227+0.8404LnUrba
这表明武汉市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同城市化水平有着长期动态的关系，但是这只是从数量上进行分析得到的，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见表3）。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实证结论
本文基于武汉市1995―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武汉市近年来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相互关系，由于数据满足I（0）过程序列平稳，并对其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在0.05的置信区间上接受了LnUrba不是LnServ的因，拒绝了LnServ不是LnUrba的因的假设。结果表明，服务业发展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Granger因，城市化水平提高不是服务业发展的Granger因，即由于服务业的发展，吸引了更多的人口进入武汉市，是武汉市近年来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进入武汉市的就业人口大多数没有进入服务业部门，更没有带动武汉服务业的发展，因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反过来带动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2、武汉市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出现的问题与对策
武汉市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服务业的发展缓慢，滞后于城市化发展，另一方面是武汉城市化的速度过快与服务业拉开了距离。这一点在2003―2006年期间反映特别明显，2003年武汉市的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50.9%，之后便连续4年下滑，降到了2006年的49.4%，2007年才开始略微上升，而与此同时武汉的城市化率却提高了3个百分点。可见武汉的城市化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但是这些人的进入只是提高了武汉的城市化率，没有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反观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城市化中后期不仅是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更是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超越第二产业成为城市主要发展动力的过程，是一种城市化与服务业互相促进发展的过程。1996年纽约市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已经达到80.3%；1999年伦敦集中了英国15.4%的就业人口，其中85%就在服务业。
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往工业化后期迈进的过程，产业结构调整转型还在进行中，经济发展还是过多的依赖制造业，相比之下对服务业的重视就不够。经济学最基本的公式告诉我们，经济的增长需要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架马车，但是出口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和国际市场影响，投资虽然能取得高回报但同样也产生了大量泡沫，只有消费才是经济增长最稳定的动力，而服务业正是促进消费的主要产业。
武汉市同很多传统工业城市一样，由于服务业还未完全发展起来，无法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还是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业。改革开放以来，过于低廉的农产品价格为工业带来了廉价的原材料，减少工人食品开支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于是大大降低了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增加了企业的竞争力，这种牺牲农业促进工业发展，仅重视工业发展，仅以工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在城市化发展的时期是十分有效的。而现在武汉服务业发展滞后直接影响了服务行业特别是基础服务业的水平，相对水平较低的服务必然伴随着相对工业部门来说的低廉服务价格、人们相对较少的日常服务业支出，于是武汉市成为了一个低收入、低消费但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大城市。目前武汉的服务业类似于之前发展工业时期牺牲的农业。但是工业对城市经济的带动作用是有限的，这种动力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断下降，城市人口在不断增加，而城市能够提供的劳动岗位完全无法满足城市人口的需求，必然导致“贫民窟”等城市问题的产生，工业终将无法负担庞大的城市继续前进。
对于过度城市化的城市会产生高额的城市管理成本、污染治理成本以及城市维稳成本。首先城市管理成本是指城市的日常管理费用，如基础设施的投入和维护成本、政务开支、文教卫的投入和管理成本、社会保障支出等费用，而这些费用都会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上升而增加。2009年末武汉市常住人口910万人，同比上涨13万人，而城市实际增加的人口数量还要加上之前提到的隐性流动人口，这些新进入的人口同时加重了武汉市基础设施的压力。全年自来水平均每天实际供水量268.1万吨，同比增长3.9%，全社会用电量310.2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3%，其中居民生活用电56.76亿千万时，同比增长1.1%。社会保障体系也同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2009年末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加职工210.30万人，同比增长3.9%；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职工309.18万人，同比增长10.5%；失业保险参保人数118.07万人，同比增长9.3%；工伤保险参保人数146.24万人，同比增长18.6%；生育保险参保人数167.91万人，同比增长14.7%；同时在园幼儿人数13.72万人，同比增加了1.19万人。虽然以上数据并非全部由于城市人口增加导致，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武汉城市人口的增加对武汉市日常管理费用的影响。其次污染情况也会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上升而加剧，污染的治理成本也是城市发展的负担之一，虽然政府花费了大量资源整治了城市污水和城市生活垃圾，整治率同比分别提高了9.1%和3%，但是空气污染指数年平均值仅77，同比下降了4个百分点，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54.7分贝，增加了0.3分贝。最后由于武汉市工业化阶段还处于发展中期，工业化水平低于城市化水平，过度城市化必然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更显突出。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部门一方面需要投入大量的警力维护社会治安，另一方面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为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市民解决基本生活困难。武汉市2009年全年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证金4.95亿元，同比增长28.2%；经济适用房建成面积为133.6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9.3%，经济适用房投入费用为59.47亿元，同比增长20.7%。以上三点都显示了武汉市在过度城市化的情况下承受了大量的负担。
我国现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城市化飞速发展的阶段，人口大量向城市特别是一线迁移，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是符合经济规律也是能够提高资源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都曾经历过过度城市化的阶段，过度城市化问题对城市的发展和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制约作用。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过度依靠外资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这些国家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少数一两个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城市首位度畸高，整体工业化水平却严重不足，城市能够提供的劳动岗位完全无法满足城市人口的需求，必然导致“贫民窟”等城市问题的产生，并且类似“贫民窟”等城市化问题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根治。如墨西哥、圣保罗、加尔各答、孟买以及排名第十位的巴西里约热内卢这些城市，工业化水平严重滞后，光鲜亮丽的大都市被大面积的贫民窟所包围，城市发展受到过度城市化问题制约停滞不前，这种典型的过度城市化现象就是我们常说的“拉美陷阱”。
目前武汉市的过度城市化问题并没有这些城市如此严重，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加快，历史上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所深受折磨的“城市病”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只有牢记历史教训，努力发展工业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更快发展的工业化水平来对抗过度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才能避免陷入过度城市化的恶性循环中，真正做到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而实现武汉市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
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的主要城市，拥有很好的区位优势，“1+8”城市圈更是促使武汉向国际大都市的方向不断迈进，但是世界上这些大都市发展的失败案例也在提醒我们，一旦失去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化进程只会将城市推向几乎不可逆的困境之中。因此，只有将城市的发展重心调整到服务业，重视服务业，发展服务业，才能使武汉市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获得相应的经济发展。只有服务水平和服务价格提高，工业部门对服务业部门支出比例的增加，劳动力的工资随着日常服务业开支的增加而增涨，进而提高武汉市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扩大武汉市的内部需求，从而带动武汉市的经济增长，并且这种动力只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上升、城市人口的增加而不断增大。
（注：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8&ZD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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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务工程论文篇（11）
一、充分肯定成绩，坚定科学发展的信心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建委系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抢抓机遇，积极探索符合建设工作实际的科学发展之路，坚持统筹城乡建设发展，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加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推进建筑节能实施，做大做强建筑业企业，促进了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一）服务大局紧抓中心工作，克难攻坚彰显风采。一是全力以赴对口援建四川灾区活动板房，在不到40天的时间里援建板房1406套，并一次性通过验收，建设速度和质量排在全省前列。建委被建设部表彰为抗震救灾先进单位，获省援建板房先进单位称号，市建委质监站获省五一劳动奖状称号。组织全系统捐救灾款123.8万元。二是认真落实“十件实事”，精心代建“百花之窗”。20xx年4月21日主体工程开始施工，7月30日市审批服务中心主体封顶，11月中旬承办了“双庆”布展，春节前后审批大厅即可投入使用，创造了**速度。三是勇挑重担，严防死守保联创，加强中心城区42条道路人行道路整修质量监管、建筑工地、民权路整治，为创建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省级验收的顺利通过作出了贡献。四是创新城市建设模式，摸索旧城改革的新路子，推进北京路、工区路拆迁改造，打造了旧城道路改造的样板。五是科学组织，在不到60天的工期内完成了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基础装修及陈列布展任务，保证了市委、市政府既定的20xx年4月28日竣工开馆的目标。
（二）统筹城乡建设，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目前，全市城镇建成区总面积已达500平方公里，人口250万人，城镇化率达33%，年均增长1.9个百分点，已跨入世界公认的30%—70%的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日益增强。
（三）加强建筑业指导和服务，支柱产业作用日益突显。全市建筑施工企业有220家，装修装饰企业65家，勘察设计企业23家，工程监理企业12家，招标企业13家，工程造价咨询企业15家；建筑业从业人员11万人，有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师、造价师、建造师、监理师1300人。年均建筑劳务输出人员20余万人。建筑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5%，达到60多亿元。建筑业对破解“就业”、“三农”难题，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市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重要了作用。
（四）加强建筑市场管理，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水平稳步提高。依法全面加强对建设工程招投标、质量监督、安全生产监管和对工程造价、标准定额、勘察设计、施工图设计审查等管理。全市获省“中州杯”奖60项、“中州平安杯”奖50项，创省级“文明工地”20个，评定市优质工程36项、优质结构工程370项、“文明工地”392个，没有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事故。
（五）坚持可持续发展，强力推进建筑节能和墙改、“禁实”。按照起步即规范原则，实施闭合式管理，扎实推进建设资源节约和建筑节能工作，建筑节能年度目标顺利通过省检查验收，在冬冷夏热地区名列第一。市区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和实施率分别达100%和90.5%。关闭砖瓦窑厂460多个，市区和7个县城区已通过“禁实”验收，基本完成省政府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目标任务。开展了整顿规范小型“免烧砖”厂工作。全市新材企业达60家，确认的品种已增至6种，以混凝土多孔砖、页岩多孔砖、高掺量粉煤灰烧结砖为主导产品的承重墙材体系已基本形成。
（六）加强工作指导，统筹各项建设事业发展。一是科学指导村镇建设，发挥试点示范带动作用，全市共有部级重点镇7个，省级重点镇8个、“中州名镇”40个、“中州新村”8个、“小康示范村”22个，市级综合改革试点镇54个、“明星镇”20个、“示范村”17个。二是大力发展风景名胜区事业，组织开展省、市级风景名胜区命名申报工作，积极开展创建市级文明景区活动，协助南湾、鸡公山、灵山风景名胜区成功评为部级“4a”旅游区和省级“文明旅游区”。三是重视城建档案工作，全市建成5家城建档案馆(室)，专兼职档案管理技术人员30人，库房面积20xx多平方米，馆藏档案4万多卷。
（七）坚持以人为本，全力做好清欠工作。牵头建设领域清欠工作，坚持清旧欠与防新欠并举，建立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上报的拖欠工程款基本 解决，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全部解决，对维护我市社会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八）依法治建，优化发展环境。大力加强法制建设，积极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许可、审批、服务及收收费项目全部进入审批中心办理，审批中心建委窗口被命名为省优质服务示范窗口。
（九）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先后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讲正气、树新风”、反腐败抓源头等活动，自觉接受民主行风评议，促进了建设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创建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示范窗口、文明工地等活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全系统共获省、市级文明单位20多个。
二、认真查找问题，明确科学发展方向
建委党组按“四对照、四检查”要求，多种形式认真查找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上存在的突出问题，综合起来有以下方面：
（一）解放思想不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意识不强。对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理解的还不透，对其要义、本质、基本要求、基本方法把握得不够准，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城乡建设工作力度不够。由于思想解放程度不够，创新意识不强，习惯于走老路，特别是联系建设系统的实际，在建筑国企改革等方面没有迈出更大的步伐。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缺乏超前意识，没能经常向市委、市政府提供超前的、符合**实际的切实可行的城乡建设改革措施。
（二）统筹城乡发展意识不强，对村镇建设指导不具体。政府赋予建委负责综合管理全市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工程建设职能。而我市建设口职能部门多达六个，职能分割严重，客观上建委“三建”职能受到弱化。工作中存在重城市建设轻村镇建设，重工程建设轻城乡建设，重加强工程建设轻建筑业管理的现象。受职能弱化的影响，没有从全局的高度、全面协调发展的角度统筹考虑研究城乡建设工作，没有积极向市委、市政府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与对策。借口市级城建口职能部门多，且都对县区负有工作指导职责，怕加重县区对口部门的工作负担，对村镇建设工作只停留在发发文件，收集情况上，深入县区、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少，解决村镇建设发展问题少。依法治建，对开发区、管理区及村镇建设工程管理上力度不够。各管理区、开发区及村镇公共建筑工程没有纳入统一管理，个别县区以政府采购方式发包工程，带来工程质量、安全等诸多隐患。
（三）建筑市场管理有待加强，科学管理水平不高。行业管理规范性规章制度不健全，管理措施不严，缺乏硬手腕。市场秩序上有待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还存在压级压价、阴阳合同、工程垫资等现象。市场准入门槛过低，入市企业管理水平、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加重了建筑市场、勘察设计、建设监理市场无序竞争、恶意竞争，也给管理工作带来较大负担。对做大做强建筑业企业重视不够，服务、扶持不够。建筑业企业多而不强，缺乏竞争力，企业资质升级难，发展壮大受到局限。建筑业企业发展环境不宽松，建设行政执法上存在多头执法现象，以罚代管、以罚代纠问题较普遍，存在执法相对人错位现象，如本来是建设单位工程许可手续不齐，往往处罚对象是建筑施工企业。相关部门对企业的收费项目多、不合理，如垃圾处理费、噪音污染费、散装水泥费等费用，不是讲实际情况，有的强行向建筑企业收取。大量的拖欠工程款问题也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还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前清后欠、开发商拖欠，已形成建设单位拖欠建筑企业工程款，企业拖欠材料款、农民工工资的多级拖欠现象，造成大批农民工集体上访讨要工资。建筑节能任务繁重、困难多、压力大。我市建筑节能工作起步晚，较全省其他市晚二年起步。今年强力推进，完成了省定工作目标，但还仍然存在着节能水平不高，开发区、管理区多数建设工程节能不落实问题。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工作尚待开展，“禁实”成果需要巩固，“免烧砖厂”需要进一步整治，新型材料质量需要提高。
（四）服务意识不强，工作不深入、不扎实。委党组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高度重视抓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建设，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在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服务意识不强，在对某些业务工作的指导中主动上门服务少，满足于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传达会议，会议多、文件多的问题依然存在。待在上面的多，下去调查研究的少，坐等基层和企业到机关反映、解决问题，工作被动、效率低。在管理上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导致个别下属单位和人员工作中服务质量不高。以人为本，对群众普遍关注的难点问题缺少解决办法，所属国有企业经营困难，不稳定因素多，系统信访稳定工作难度大。系统内干部职工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激发。
三、积极深挖根源，剖析影响科学发展的原因
针对存在的实际问题，建委党组在深入调研、多层次座谈、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积极深入挖掘根源，深刻解剖分析。
（一）科学发展的观念树立不牢。可持续发展在城乡建设发展中没有充分体现，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不够。节能意识不强，建筑节能起步晚，相关法律、法规的严格贯彻执行有阻力，一些建设单位对建筑节能投入不够，工作被动。对建筑业支柱产业地位认识不到位，在做大做强建筑业企业上不够重视，发展环境不宽松，对企业如何改革机制、创新体制指导不够，在扶持企业做大做强上探索不够、研究不透、办法不多。
（二）解放思想还很不够。在探索城乡建设科学发展的主观思想上不够解放，有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情绪，工作思路缺少创新，解决问题靠老经验，开创性、前瞻性、探索性的工作开展少。对工程建设管理，特别是对开发区、管理区建设管理体制不顺、管理失控、隐患较大这一难题，在寻求破解方法上不够积极主动。
（三）科学发展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由于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重要性认识不够，没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以科学发展指导工作意识不强，理论联系实际不够，致使在新形势下缺乏认识新情况、谋划新对策、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四）主动服务意识不强。服务社会、企业的意识还没有完全牢固树立，工作的紧迫感、危机感和热情、激情还不够强，服务水平还不能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相适应，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的行动还不够主动彻底。服务窗口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成效，被评为省级示范窗口，但服务范围、内容、质量等方面还存在不广、不全、不高等问题。
（五）工作作风不够扎实。一些干部存在作风漂浮，敷衍塞责，遇事推诿扯皮，责任心不强，草率应付的现象。大局意识不够牢固，存在为小部门、小团体的利益打算的现象。全委系统工作一盘棋的思想还不牢固。忙于应付会议，热衷于以文件传达文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够。
四、制定整改措施，促进建设事业科学发展
市建委党组及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决心贯彻落实边学边改、边查边改原则，按照市委关于学习实践活动的要求，采取坚决措施，对存在的问题认真加以整改，真正达到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打造和谐团体的目的，从而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一）抓住“理论武装”重点，不断提高思想和政治素质。在科学理论的学习上做到“四抓”：一是抓认识的提高。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思想，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工作。真正认识到只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二是抓制度落实。进一步完善学习制度，创新学习激励机制，狠抓学习制度落实，使学习成为广大干部职工的自觉行动，努力建设学习型机关、学习型系统。三是抓学习深化，真正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科学发展观，做到理解要义、掌握精髓，不能停留在浅尝辄止。四是抓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科学发展观理论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努力实现学习实践活动提出的“八个转化”。
（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大力推进城镇化。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市委、市政府奋力推进中等城市向区域性中心城市跨越、打造“双百”城市奋斗目标，按照中心城市、小城市、小城镇、重点村“四头并进”的方针，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一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加快城镇化工作部署，理清思路、明确任务、制定措施、落实责任，加强城乡建设，保持全市城镇化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二是强化城镇化目标监控工作，建立和完善目标考核评价体系，确保城镇化工作目标顺利实施。三是以“六城联创”为契机，加强中心城区、县城和小城镇建设指导，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城镇承载力，打造城镇化发展平台。四是大力发展城镇经济，走“项目带动、产业支撑、特色建城镇”的路子，因势利导，通过项目建设实施，在增强产业基础的过程中建设城镇，壮大城镇规模，吸纳农村人口，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五是加快改革创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市场化带动城镇化，走以城镇建城镇、以城镇兴城镇路子。
（三）进一步优化环境，促进建筑业企业做大做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做大做强建筑业支柱产业。一是整合各种资源，抓紧培育和完善建筑生产要素市场体系，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在人才教育培训、科技创新、发展环境上给予政策倾斜。二是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实施大建筑业战略，延伸产业链，推进建筑业由单一经营向多元化经营转变。扶优扶强，积极培育和打造建筑业龙头企业和企业集团。做专做精，引导和支持中小建筑业企业向专业化、技术型方向发展。依托优势，大力发展劳务分包企业，支持劳务输出量大的县区和大中型企业设立劳务基地。三是优化建筑市场环境。切实贯彻落实建设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快完善建筑市场制度建设，加强建筑市场规范和监管。认真解决垫资、拖欠工程款、恶性竞标等问题。加快建筑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完善失信惩诫制度，维护建筑市场秩序。进一步强化依法治建意识，加大工作力度，逐步理顺开发区、管理区、工业园区的建设工程监管，有效遏制建筑市场分割现象。四是加强建筑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建筑业科技水平。实施人才发展战略，不断优化人才资源的配置与组合。扶持和鼓励建筑节能环保方面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加大科技投入，促使企业用知识和科技的不断更新提高竞争力。五是为建筑企业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出台加快建筑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切实落实相关优惠政策，对涉及建筑业企业的收费项目进行进一步规范，切实减轻建筑企业的负担，促进建筑业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