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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与化学大全11篇

时间:2023-07-03 16:00:55

现代生活与化学

篇(1)

化学与现代生活论文,生活离不开化学,遍观周围,几乎每件事物都与化学有关。

化学是研究物质的性质、组成、结构、变化和应用的科学。自有人类以来就开始了对化学的探索,因为有了人类就有了对化学的需求。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我国著名滑雪前辈杨石先生说:“农、轻、重、吃、穿、用,样样都离不开化学。”没有化学创造的物质文明,就没有人类的现代生活。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因此可以从人与化学的关系去探讨化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化学作为一门庞大的知识体系,能用来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满足社的需要,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它的成就已成为社会文明的标志,深刻的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的发展,人类的发展离不开人的生存,而人的生存离不开化学。社会的一切发展,生命是基础。一切生命的起源离不开化学变化,一切生命的延续同样离不开化学变化。恩格斯说:“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没有化学的变化,就没有地球上的生命,也就更不会有人类。是化学创造了人类,创造了美丽的地球。

篇(2)

化学早已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涉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化学,特别是现在,化学知识广泛渗透到每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化学物质,化学现象,化学变化无处不在。认识化学,了解化学,懂得应用化学知识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健康,更环保。本文以不可不知的反式脂肪酸、坏血病的征服者——维生素C为例说明化学知识的重要性。

1 不可不知的反式脂肪酸

脂肪里含有的脂肪酸,是人体用来制造细胞膜与荷尔蒙的重要材料,但不是所有的脂肪都具有营养。脂肪的结构是由一群碳及氢原子形成的长分子链,与羧基结合成为长链脂肪酸,再由3个长链脂肪酸分子和甘油形成的三酸甘油酯。分子链上的元素碳与碳之间,如果以单键结合,就称它为饱和脂肪,例如猪油、牛油、鸡皮等动物脂肪及椰油和棕榈油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如果碳与碳元素之间以双键结合,则是不饱和脂肪,像是芝麻油、大豆油、葡萄籽油、橄榄油、葵花籽油等植物油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再依据组成双键的这两个碳原子上,所键接的两个氢原子在双键同侧或不同侧,而区分成顺式脂肪(cis fat)或反式脂肪(trans fat)。自然界中存在的脂肪大多以顺式的形式存在。饱和脂肪的长分子链结构较平直,容易发生堆叠,且堆叠架构紧密,一旦在人体血管内发生堆积,成为心血管疾病或动脉阻塞的主要原因。不饱和脂肪的长分子链则扭曲缠结,无法整齐堆叠。因此,随着人们生活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消费者倾向于选择不饱和脂肪而排斥饱和脂肪的使用,这样就迫使食品从业者转而用不饱和脂肪。但不饱和脂肪不足之处是无法适用于高温油炸的加工方式,因而“氢化植物油”技术顺应而生。

反式脂肪酸的获得,就是在多元不饱和植物油分子里加入氢元素,使原本的顺式脂肪酸上的部分双键,在过渡金属催化剂的催化下被氢原子还原,由能量较高的顺式双键转化为反式双键,形成俗称“氢化植物油”或“部分氢化植物油”的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的结构类似饱和脂肪,油分子间的吸引力较强,容易发生分子链堆叠的现象,因此在常温下是固态。植物性奶油越硬,则含越多的反式脂肪酸。糕饼、太阳饼、凤梨酥、蛋黄酥、月饼等加工食品过程中,为了增加口感所添加的起酥油,就属于氢化植物油。也由于氢化油不易腐败变质,可以重复在高温油炸食品中使用,使食物酥脆、卖相好,许多食品加工从业者为了降低成本,都使用氢化植物油来炸薯条、鸡块、洋芋片、爆米花、油条、盐酥鸡等食品。

国内外研究均表明,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与慢性病的发生呈正相关,所提供的能量增加2%,冠心病相对危险性为1.28 ( 95%CI=1.01~1.61 )。反式脂肪酸摄入量的增加与乳腺癌、结肠癌和前列腺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病率呈正相关。

此外,反式脂肪酸能够少量通过胎盘、进入乳汁,通过对脂肪酸代谢的干扰,影响婴儿的生长发育。反式脂肪也会影响脂肪酸的代谢,阻碍细胞膜的合成及荷尔蒙制造,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伤及肝脏。因此,减少含有反式脂肪酸食品的摄取,才能降低对身体心血管的危害。摄入体内的反式脂肪酸虽然会逐渐破坏人体的细胞膜,不过由于身体一直持续着新陈代谢的活动,因此只要有心改善身体体质,假以时日就可以脱胎换骨,把被反式脂肪酸伤害的身体修补回归健康体质。

2 坏血病的征服者——维生素C

人们发现维生素C在调节物质代谢和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的生理化学作用:一、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一般认为维生素C同粘连组织成分,特别是胶原的完整性有关。胶原蛋白合成过程中,脯氨酸氢化酶的活性需有Fe2+的存在,但Fe2+易被氧化成Fe3+。若有维生素C存在,则可将Fe3+还原成Fe2+。因此,维生素C是胶原脯氨酸羟化酶维持活性所必需的辅助因子。人体内的结缔组织、骨及毛细血管的重要构成成分也离不开胶原。在创伤愈合时,结缔组织的生成是其前提,所以维生素C对创伤的愈合是不可缺少的,如果缺乏维生素C,就会导致牙齿松动,毛细血管破裂及创伤不易愈合等坏血病的典型症状。二、参与体内氧化还原反应。人体内的维生素C主要以还原型抗坏血酸存在,它和少量脱氢抗坏血酸处于可逆平衡状态,从而构成了氧化-还原系统。维生素C在体内既可以成为供氢体,又可作为受氢体,因而维生素C在生命活动的氧化还原反应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表现出对普通非血红素铁配体的作用,能增强人体对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在防治缺铁性贫血中发挥重要的功能。四、可以抑制亚硝胺的合成。癌症专家发现,维生素C具有有效、快速中和亚硝基胺的作用,当亚硝酸盐进入胃内时,如果有维生素C存在,就不会生成致癌性物质亚硝基胺。五、可以防止组织胺的积累,帮助组织胺的降解和清除,所以患感冒后服用维生素C可缓解感冒症状。六、能刺激免疫系统,加速淋巴细胞的产生,提高机体免疫力,防止和治疗感染。

大多数动物可利用葡萄糖合成维生素C,但是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还有灵长类),偏偏因缺乏合成维生素C的L-古洛糖酸内酯氧化酶,故不能合成自身所需的维生素C,必须从饮食中获得。关于补充维生素C的方法,我认为从膳食中摄入天然维生素C要优于服用人工维生素C片,主要是因为:一,人们只要保持平衡的膳食,每天所需的维生素C就可以得到保障。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中国人向来有饮茶的习惯,而茶中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如果再通过人工维生素C片来补充,很可能造成维生素C补充过量,对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二、对于维生素C片与其他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人们还不是很清楚。如维生素C和虾在一起会产生AS2O3(俗称砒霜),从而引起中毒。

作为知识本身,化学只不过告诉人们,那些物质对人类有益,那些对人类有害,如何操作全在于人类自己。

篇(3)

  3  你只要将带有自己遗传档案的软盘插入 电脑,同时输入疾病和治疗相关信息,电脑就会提 示应该选择什么药、最佳剂量和剂型、服用的效 果。这样,人们将会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药物的 毒副作用避免到最小。   进入21世纪,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新的技术 革命,其核心和主流是信息科学技术革命,它必将 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信息科学和信 息技术中比较典型的是传感技术、通信技术和计 算机技术。它们大体相当于人的感觉器官、神经 系统和思维器官。将传感、通信和计算机技术连 接成网,融为一体,标志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 传感技术的任务是要精确、高效、可靠地采集 各种形式的信息。因此,需要努力发展遥感、遥测 及各种高性能的传感器、换能器和显示器,如卫星 遥感技术,红外遥感技术,次声和超声检测技术, 各种热敏、声敏、味敏、嗅敏及智能传感系统。 信息技术的发展正日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水 平。信息技术与化学的紧密联系集中表现在通过 各种化学合成手段,制造出功能各异的信息材料, 主要包括电子材料和光电子材料。各种电学、磁 学和光学性能不断改进的新材料推动着电子学的 发展。计算机的功能和速度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子,是否真的有一天能够达到和人脑相比拟,甚至 于超过人脑的水平?这恐怕要取决于是否能够把 计算机电路的微型化继续做下去,同时不断提高 芯片的集成度。以半导体硅为基础的微电子技 术,遵循着一个非常著名的定律:摩尔定律,即每 经过18至24个月,电路的运算速度大约翻一番, 历经40年的变化后,固态微电子学已

篇(4)

随着经济文化多元化的发展,美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相继出现了电影美学、摄影美学、绘画美学、书法美学、音乐美学、建筑美学、服饰美学、技术美学、体育美学、人体美学、生态美学……等门类。原本思辨的、哲学的研究领域,现在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理性的哲学化研究趋于边缘,而美学与现实生活、文化的关系研究趋于紧密,美学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之中。这与审美对象的时代性转型,个体的审美理想、审美心理的变动分不开,而且美学理念的历史性问题也不可忽视。

1.审美对象及其活动范围的变化

传统的审美对象多以静态化的形式存在,如文学作品、绘画、建筑、自然景致等,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人们遨游于广阔的自然,与自然共融,艺术创作也脱离不了自然物象,自然美与诗词意境美天然地连接在一起,如《诗经》中的自然物象的艺术化展现,屈原辞赋中对奇花异草的品德化赞喻等;而当下审美对象的中心已不局限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转移到一些新兴的艺术门类,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这些艺术门类多蕴涵一种动态的理念。这时代,艺术活动的场所已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远远超出了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如美术观、音乐厅、剧场等)。看来,审美活动已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的界限和范围,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艺术己经转移到了工业设计、广告和相关的符号与影像的生产工业之中,任何日常生活都可能以审美的方式来呈现,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消失了。

韦尔施(Wolfgang Welsch)在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的《审美化过程:现象,区分与前景》('Aestheticization Process:Phenomena,Distinction and Prospect')中谈到:“近来我们无疑在经历着一种美学的膨胀。它从个体的风格化、城市的设计与组织,扩展到理论领域。越来越多的现实因素正笼罩在审美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审美的建构物。”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是不可回避的时代转换,“存在、现实、恒定性和现实这些古典的本体论范畴,其地位如今正被外观、流动性、无根性和悬念一类审美的状态范畴所替代。”①

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电影电视孕育而生,艺术也由不可复制时代进入到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时代。荧屏、幕布上的形象会活动,而画布上的形象则是凝固不动的,可以让观赏者凝神观照。影视、广告等现代的审美对象,动态化倾向比较明显,观赏主体很难对电影画面进行思索,当其意欲进行思索时,画面已经改变了。画家提供的形象一般是完整的形象,而摄象机提供的形象却是一个分解程序多部分的形象,它的诸多部分按照一个新的原则重新组接在一起,所形成的审美对象,对主体的审美活动有明显的“牵制性”。

现代社会是一个他人引导的社会,美的形成也脱离不了“他人引导”。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非功利关系被功利性挤兑到狭小的空间。审美的非功利性肯定了对象的独立自由,也肯定了主体的独立自由。古典美学中那种无我无物的非功利状态,在市场经济时代存在的可能性越来越隐秘,伴之而来是迷恋化的审美追求,对象与主体的独立性被某种文化束缚。

2.审美主体的时代转变

人对生存状态的反思,对审美活动的反思以及人的审美趣味和理想并非一成不变的,社会文化在发展,人对美的态度也在不断地塑造与转化。面对主动生存的时代,人们对审美现象的思考与认同在发生着变化,消费观的转变,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促使了现代人的身份与处境发生变化,心态也随之变化,那些与生活相关的理论,日常生活的审美成为研究的热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转型,人们物质消费欲望日益高涨,享乐生活的欲望也日益膨胀;人们往往不再关注政治历史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主题,而只关心生活和身边的“小型叙事”;人们不再关注哲学文化的形而上的终极探寻和未来世界的“辉煌远景”,转而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所谓的“生活质量”。这一转变带来了中国百年来审美风尚的一次根本性转变。曾经静观的、回避的时代已过去,面对的是主动生存的时代。消费观的转变,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促使了现代人的身份及其处境发生着变化,心态也发生着变化,存在某种普遍的浮躁情绪。马克思在《手稿》中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与消费文化的兴起相伴随的是大众传媒产业的迅猛发展与极大普及,导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图像与符号的泛滥同时也导致文化与审美的民主化趋势。另外,主体也缺乏安静的环境进行理论的思辨的美学探索,而且研究者的纯洁性、无功利性也模糊了;这样快速发展的时代留给我们静观、远离世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自己的独立时间越来越少,现实不允许主体静下心来玄想,尤其是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象”的家庭化,审美主体的心理已经自然不自然地发生了变化。主体的审美趣味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改变,专注理论研究的学者也不能对当下审美活动的转型无动于衷。

现在媒体的发展影响着意识形态内容的传播,艺术与市场生活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了,个体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和关注相对加强,审美趣味不局限于单一的纸质媒体上,而视觉上的,生活上的审美理想相对浮现出来了。当代文化的商品化、技术化和审美化转换,和在转换中所展现的文化心理失衡,其根源就在此。身处高度发展的现代化世界,我们不可能回到传统文化的人生境界中。当代文化所进行的不是人生意义的收获,而是通过流行的形象、消费的结构功能转换,在所谓“尽可能活得更多”的欲望追求中,消解着人生意义。主体要重建人的精神家园,要在现实的生活中收获人生的意义,就必须在现实的人生中,以天地为心,重塑人 生的文化心理,这是传统中国美学对当代文化的意义所在。

3.美学理念的历时性转变

从审美观念体现的价值取向的内容看, 审美观念仍然与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保持着深刻的联系, 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其它文化要素的价值取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审美潮流和文化生产对感性的满足,对形象或形式的刺激所引起的审美愉悦越来越倚重,“流行时尚”和适应日常生活化的实用主义,将严肃的精神性和理性说教一起消解,对文化历史的重视,也大多在当下的影视图象的闪回中,在夹杂着谈情说爱如刀光剑影的“戏说”中,或在劲舞和说白似的流行歌曲内,在嘻哈蹦跳的欢乐节目里被娱乐化了。当英雄走下神殿,历史风云变得轻如柳烟时,历史自身也被游戏化了。感性压倒理性,使审美也眼花缭乱地被世俗化了,产生了大众的特别是市民的审美流向。

当下的美学研究大致有三个方向:一是超越以静态的空间性思维为基础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努力阐发审美活动在超越现实的分裂、对立和异化状态中的重要作用;二是研究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从而深化对审美交流问题的研究;三是克服美学的消极被动状态和贵族性态度,把美学思考与人的重建以及合理生活的追求结合起来。②美学研究的理念已不局限于单一的传统研究方式,日常生活成为了美学研究的重点,这与后现代文化理念的渗透有一定关系。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为美学理论的研究提供新的契机。后现代理论有些以反美学的姿态出现,在文化理论中提出了“反美学”“超美学”的观念。法国后现代理论家博德里拉在他80年表的《超政治,超性别,超美学》中提出了“超美学”的概念,所谓“超美学”,指的是“美学已经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与特殊性。艺术形式已经扩散渗透到了一切商品和客体之中,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一种美学符号。所有的美学符号共存于一个互不相干的情境中,审美判断已不再可能。”费塞斯通的《后现代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来讨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尝试之一。他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正在消灭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在“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转换成生活”。后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的消失。今天,符号与图象的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一大景观,它们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另外,“媚俗美学”也成为后传播时代的审美风尚,即美学已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和特殊性。面对新的生存境遇,美学研究就如韦施尔说的“作为审美的反思权威,美学必须在诸如日常生活、政治、经济、生态、伦理和科学等领域里来寻找今日的审美方式。

特定的“时代精神”和“时代主题”, 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 也是美学研究确立自身未来发展方向, 思考现实问题的重要参照系。美学研究只有以当代文化进程中的主旋律和理想目标为发展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参照, 才能从根本上反映历史和时代的变化, 推动历史和时代的前进, 从而发挥它应有的建设和导引的理论功能。在当代社会, 在新的科技思想、科技理论和科技观念不断发展的情况下, 美学研究更应该关注科技文化对未来社会所产生的更大影响, 因为以科技革命促进人类的新进化已成为全人类的文化主题, 未来美学价值形态和观念形态的建设只有研究这种已经变化了的客观现实, 它才能确立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美学》,朱立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6

[2]《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周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

[3]《当代美学》,马克·西门尼斯著,王洪一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3

[4]《美学的现实性与现代性》,莫其逊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

[5]《叩问仿真年代》,金元浦,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10

[6]《美学的现代性思考》,彭立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2

篇(5)

当代哲学正面临着社会地位、社会功能、生存理由等诸多方面的困境。即它已由“显学”的中心位置,走向了冷清的“边缘”文化区域,虽说有了独立发展的生存空间和自由,却也失去了影响现实的社会条件。因而,我们认为在这个道德的神圣性与科学的合理性权威已被动摇的相对主义时代,在这个机械体系和市场体系全面操纵大众日常生活秩序的实用主义时代,在这个现实世界丧失了终极的绝对的形上意义境界的功能主义时代,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命运不容乐观,必须对现时代的实践和人类自身进行深刻反思,同时也要对当代社会发展作深层回应。

一、当代中国哲学的时空参照系

21世纪中国哲学的时空参照系是现代化的中国。它首先要确认的仍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性文化传统,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对中国传统西方现性文明的自觉批判与超越,同时亦惟有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能以一种积极的建设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而与现代化发展实践保持广泛开放、灵活适应的关系。据此,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第一,应该自觉保持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间距与张力,从现代化的普遍理性主义和人主义立场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理性内涵和人文精神,扬弃其语言方式、文化心理和价值境界中的“圣学”、“王学”和神学的阶级特质,使其“创造性地转化”成为现代化中国的人文权威和价值理想的重要部分。第二,应该自觉保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辩证张力,以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语言分析方法和形式化的抽象的逻辑思维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严格的现性“洗礼”。第三,在全方位的开放的文化视野中,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交融。即以自我更新为主的人本主义化的研究思路为下世纪中国建立具有真正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哲学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奠定坚定的学术基础。需指出的是,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发展的固有阻力证明了世纪之交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是滞后,而不是超越。“传统”在此仍意味着跟在发达的现代化之后的那种落后的传统,而不是那种能够超越现代化局限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因而,21世纪中国哲学必须以现代中国人的世俗生活为出发点,从改造国民积淀已久的传统心理旧习,培育其现代文化心理素质角度着眼。其核心问题就是及时总结文化发展的成果,从而进行深度文化启蒙,引导现代工业文明的创造性文化成果向人民的日常生活的社会活动领域渗透,特别要注重飞速发展的科技为依托的科学思维和技术理性,以及以人的主体意义和创造性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以此来促使人内在地建构起现代的价值取向。否则,过于强调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相通与契合之处,其结果必会导致现代文化精神的缺失,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二、当代中国哲学的使命与权力

在刚刚告别那个高度秩序化和封闭性时代,迅速迈向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普遍世俗化时代的时候,哲学虽然不可能再凭昔日的知识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力(即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对尘世生活进行烦琐的说教,但哲学并不能因此就放弃它的教化使命与权力。21世纪中国的哲学仍将肩负着繁重的理性启蒙、民主文化建设的历史任务。虽然哲学作为一种语言和严肃文化不大可能独立、直接而广泛地影响社会大众文化生活,但它可以借助社会大众文化传媒(而不仅仅是政治权力)来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21世纪中国的哲学文本也必然是用多种语言方式书写出来的:它既可以是狭义的传统的学院哲学、政治哲学,或属于社会知识精英阶层的文化哲学、科学哲学,又可以变为广义的文学批评语言的科学化和学术化、文学化、生活化诸论点应当是并行不悖的。这就要求21世纪的中国哲学必须在消化、吸收、改造传统哲学范畴上狠下功夫,为实现其语言术语的民族化(本土化)和规范化(世界化)而努力,同时又要注意深入分析和精心提炼日常生活语言及其精神,使哲学研究走出狭窄的传统教科书语言框架。哲学应立足于对人的现实理解,消解抽象原则与刻板教条对人的专制,激励人们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去选择自身的生活道路、生活境界。此外,它还应要求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经验与实验等矛盾之间实现辩证的和解和良性的互补,从而使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处于上述各种矛盾的巨大张力之间,“但同时又能把二者和谐有序地融合成一种存在方式和行动”。[1]哲学必须独立地观察生活,又超越生活,洞悉人生,把握社会大众文化心理的共鸣区域。哲学要以自身的真诚、真实、激情、理智与想象力来引导人、说服人、教育人。在此,哲学作为一种权力(教化)语言、交谈语言和生活语言,是高度统一的。但哲学首先应当是一种平等的交谈语言。最古老、最神圣的哲学经典大都是对话语言。辩证法原本就是对话的艺术。就此而言,从古到今,真正的哲学都只能是一门通过对话走向真善美境界的学问,而不可能是真理与正义的化身。

三、当代中国哲学的社会功能

21世纪中国哲学在一个市场交换价值支配全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功利主义时代,它所能发挥的就是一些非直接功能和非具体科学价值的社会功能。

(一)启蒙教化功能。理查・罗蒂曾在《哲学与自然之境》中断言:“虽然作为科学知识体系的那种学院派哲学行将终结,但伟大的教化哲学却无日暮途穷之虞,可与人类永远同在。”[2]

冯友兰在上世纪40年代就说:“虽然哲学什么具体功能也没有,但它毕竟能把我们引向一个新高尚的境界。”[3]诚然,哲学不可能再自封为真理与正义,但哲学注定仍肩负着培养人们追求远大理想或终极关怀的神圣使命。在当代语境中,哲学仍为现代人把握自身提供着符合人本质的认识方式,为现代人提供着一种切实而高远的人生意境,同样,也为引导现代人走出当代人类困境提供着理论智慧。在一个市场经济繁荣不可能解决人生的全部问题时,我们仍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假定和价值,而哲学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成为可能的学科。正因为科学永远代替不了生活与哲学,是故,所有现代哲学最终都面临着人生信仰问题,都免不了在某种程度上承诺重建人类精神家园。这就要求哲学必须从生活深处引出理想,必须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并为人们提供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境界,而不是把生活的理想寄托在生活之外的彼岸世界。进而言之,“她必须是能够承诺社会基本道德生活或日常道德生活的淑世伦理问题,因而她是最起码的而非最优化的或最理想化的。只有这样,她才可能为广大成员所认可、接受和践行”。[4]

(二)科学分析职能。哲学虽然不可能再充当那种包罗万象的科学之科学,但哲学必须永远具有那种追求真理的严谨科学精神。21世纪的中国哲学如果还肩负着改造国民传统心理的历史使命的话,那它首先应该讲的就是那种貌似形而上学,实乃科学深刻的逻辑经验分析方法。任何真正伟大的现代哲学都可能只是一种有针对性、主题性和特定意义阈限的合理偏见,并往往具有一种“片面的”深刻性、独创性和明晰的分析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和那些研究所谓世界万物普遍发展规律、垄断具体科学解释权的形而上学有着鲜明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本是一种深刻分析现代人类社会结构及其转换规律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适应着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再一次宣布了那些基于普遍理性设定之上的种种历史哲学乌托邦方案的失败,证明了马克思“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这一科学分析方法的强大现实生命力。

(三)理想的批判功能。任何哲学本质上都是要逻辑地想象和建构一个理想世界,而不仅仅满足于逻辑地分析、批判这个经验的现实世界。哲学世界“不仅是可信的,而且让人觉得是可爱的才行”(王国维语)。依循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观点的,哲学既可以是现实理想化的意识形态,又可以成为一种从现实内部否定现实、超越现实的乌托邦。借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观点来说,哲学作为乌托邦,不仅要提示世界是什么,而且要想象出一个“尚未是”的世界来。从保罗・蒂利希的政治神学的立场看,哲学作为乌托邦体现在它对人类自下而上世界的垂直维度和水平方向(即尘世的空间和历史时间有限性制约)的双重超越。就此而言,哲学正因为不是科学的而是乌托邦的,所以它才不会使现实显得井然有序,而是充满着实践的批判的精神。哲学昭示了一种内在超越、不竭创造的人生意境,并以这种人生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生活价值信念与自由解放的追求。人类固有的追求乌托邦的冲动乃是哲学存在的最深刻的理由之一。哲学所想象的那个世界。固然不是一个可具体分析与操作的现实经验世界,但必定是一个逻辑上成为可能的真实世界,一个比现实更合理的世界。这种想象的哲学是此岸的具体的有限的理性主义。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它应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5]许多伟大的现代哲学家都只是消解那种超越具体时空的绝对的普遍理性主义幻想或独断的形而上学,但不否定那具体的有限的合理性本身(诸如马克思的“具体的总体性”辩证法,韦伯的“理想类型”,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规则”,库恩的“范型”,福柯的“知识型”,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等)。由此看来,具有乌托邦精神的哲学想象,恰恰是在科学分析、深刻抽象经验现实之后才能建立起来的。哲学所想象的那些先验的“原始状态只有在它深刻透视到现实生活内在逻辑与秩序之后才能被”发现。21世纪哲学需要雅斯贝尔斯所呼吁的“为哲学辩护”。哲学为自己的生存权辩护,就是为人的自由辩护,为智慧的尊严辩护,为真理辩护。哲学并不是在为某种所谓道德正义、政治理想进行辩护时才有权力生存下去,哲学只需为人类自由地思想这个主题进行辩护。21世纪的中国哲学同样需要为实现自己的生存权利而奋斗,需要为争取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权利和自由的思想权利而自我辩护,而不是为实现自己的市场价值而努力。21世纪哲学的发展道路,将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通向与现实生活的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为哲学所开辟的道路。

参考文献:

[1]豪克.绝望与信心.中国社科出版社,1992:212.

[2]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324,341-342.

篇(6)

“科技生活化”和“生活科技化”是新形势下社会发展的两大趋势,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思政教育势必需要及时了解并顺应新形势下“科技生活化”和“生活科技化”的发展诉求,加快思政教育的变革与创新,强化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时代性和实效性特征。《生活科技化时代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刘锋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将大学生思政教育与生活科技化的种种现象、趋势联系起来,探讨了生活科技化时代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影响,对大学生思政教育提出新的要求,为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创新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全书共十一章,系统地论述了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理论内容与实践内容,并在保持严谨学术态度的同时,充分强化了该书的前沿性特征,为当下科技生活化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创新作出了良好的示范。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概述了科技发展的历史,以及生活科技化的现象和趋势,以引起人们对生活科技化的关注,促使人们开始探索生活科技化时代的适应和变革之路;第三章和第四章在前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生活科技化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影响,引导大学生在思政教育实践中直面生活科技化发展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发挥生活科技化的积极作用,加快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现代化改革创新;第五章到第七章具体论述了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理论创新策略、模式创新策略和内容创新策略,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模式创新、内容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义和建议,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实用性;第八章着重论述了生活科技化时代的科技伦理道德教育创新,毋庸置疑的是,生活科技化的变化深刻且深远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审美模式和价值判断,思政教育中的德育工作需要及时抓住这一变化,及时满足科技伦理道德教育的新需求,加快科技伦理道德教育体系的健全和完善;第九章论述了生活科技化时代工具理性与机制理性的融通教育;第十章论述了生活科技化时代的人文素质教育;第十一章论述了生活科技化时代的价值情感教育。

一、生活科技化对思政教育的影响

首先,该书充分强调了课题的实证性调研,深入大学生群体,针对生活科技化的主体,对大学生进行了较为专业、全面的调研,在肯定生活科技化对大学生生活、学习、工作产生影响的同时,科学、理性地分析了生活科技化给大学生思政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换言之,该书的研究论述十分贴近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成长的现实思想状况,并从科技发展史和生活科技化的角度分析了大学生思政教育面临的问题以及即将迎来的机遇。一般而言,在生活科技化的时代,大学生的自然生存逐渐演变为一种技术生存,科技创新所引起的思想变革与价值观创新正给大学生带来强烈的影响。鉴于这样的环境背景,大学生思政教育既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重视科技的力量,重视生活科技化带来的新语境,同时也要提防大学生在社会思想激荡中的迷茫迷失问题,降低生活科技化给大学生带来的消极影响。其次,该书对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发展的研究全面兼顾了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理念创新、模式创新和内容创新,加快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转化,也强调了生活科技化对思政教育理念、模式和内容的影响。就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理念创新和模式创新来说,生活科技化要求高校及教师充分重视互联网、新媒体、数字化技术等对大学生的影响,转变工作思路,革新教学观念,并引进科技化的技术手段、内容资源、创新模式,继而切实带动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模式创新和内容创新,全方位调动大学生对思政教育的关注与重视,提升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教学有效性。就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内容创新来说,高校及教师可以借助生活科技化的新渠道和新平台,搭建数字化的、网络化的大学生思政教育资源共享与学习交流平台,引导学生在平等、实时的互动中接受教师实时的指导与帮助,强化思政教育的学习效果。最后,该书重视实用性研究,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入分析了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思想异化的实际问题,并从问题出发,重点阐释了大学生思政教育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通教育。实践表明,生活科技化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便利,同时还有观念、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变革,而后者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影响是深刻且深远的。随着生活科技化程度的加快加深,工具理性主义泛滥,人们过度强调功利主义,强调消费主义,强调过度娱乐化,造成了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和人文精神的沉沦,人们的价值判断、情感选择、审美偏好、人际关系维护等因此受到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生很容易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下迷失自我,被消极的观点、风向所裹挟,不利于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有效开展。鉴于此,高校、教师及大学生应当正视生活科技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了解工具理性主义对大学生精神观念的冲击,坚持核心的、积极进取的价值观,培养自身的判断能力、辨别能力,减少生活科技化带来的不良影响,放大生活科技化带来的积极影响,继而在错综复杂的社会语境下始终保持积极的心态、理性的选择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认识水平。

二、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改革路径

生活科技化给大学生思政教育带来了显著影响,人们的理性精神、主体意识、价值尺度、道德观、社会观、自然观、历史观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现实问题。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思政教育的发展趋势,应对新形势下思政教育中遇到的新难题,大学生思政教育需要系统分析生活科技化对思政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积极影响和不良影响,并以此为前提加快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改革创新,以期更好地适应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新变化,满足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新需求,为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导与帮助。具体来说,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改革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改革应当在教学理念、教学目标与任务、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科学化的建设与拓展,打破传统的思政教学理论框架,注重思政教育中知、行、情、意的系统发展,强调学生人文精神与人文素养的教育,进而保证大学生思政教育能够在错综复杂的时代环境下始终保持清醒专一的初心,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让大学生思政教育始终能够与时代共鸣,与社会主义建设共振,将大学生培养成新一代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兼备的优秀人才。就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任务、教学内容设置来说,高校应当具备国际视野、实践精神、创新精神、系统思维、生态教学观,以确保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理论内容体系能够更好地和时代适配,满足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的现实需求。第二,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改革应当加快教学手段、技术和模式的变革,引进多媒体、网络直播等多种现代化技术手段,构建混合式、交互式、项目制等教学模式,让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技术手段和教学模式能够与科技发展的步伐保持相对一致,更好地融入学生的社会生活实践,提高学生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进而切实提升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科学性、创新性和有效性。生活科技化时代,人们的信息交流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科技在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对此,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课堂不妨积极引进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教学模式,建立现代化的、科技化的教育对话方式,重构大学生思政教育中“教”与“学”的关系,让教师和学生得以在现代化的课堂中创新性地展开思政教育的“教”与“学”,又好又快地达成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教学计划与目标。第三,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改革应当重视制度性的变革与创新。生活科技化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是深远的,与之相匹配,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改革也不能只顾眼前,只改革表面的、一时的内容或形式,而应该以前瞻性的眼光,以长效发展的目标,在制度设计上进行逐步的改革和创新。生活科技化不是一时之功,而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逐步发展而逐渐深化的,在未来的科技发展趋势下,生活科技化的内容、形式还将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届时又会对大学生思政教育产生新的影响,造成新的现实性问题。因此,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改革应当具备前瞻性思维,立足当下,着眼未来,预见大学生思政教育制度设计的发展方向,科学性地健全和完善大学生思政教育各项制度和战略方案,包括课程评估制度、教师队伍建设制度等。不仅如此,生活科技化时代的大学生思政教育还应当注意社会环境的优化和保障,包括政策上的支持、校企合作项目的创新、科技伦理制度的构建、科技法治化体制的完善等。以上就是笔者在研读该书之后,对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变化以及相对应的改革路径所作的分析和总结。笔者认为,生活科技化对大学生思政教育有着深刻且深远的影响,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创新改革应当高度重视生活科技化对大学生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影响,积极应对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建构现代化的大学生思政教育体系,做好理念、内容、技术、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工作,逐步促进生活科技化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与时俱进发展与实事求是创新。

篇(7)

二、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学

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化的不可避免性与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问题,那么中国哲学精神的构建实质就是在现代化事实下的重构哲学精神。任何民族的哲学精神都应该充分体现该民族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终极理想目标,中国哲学精神也不例外,它可以为现代的中国人提供一个更为温馨的精神家园。因此构建过程中必须兼顾当下的社会现实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儒学思想。与自由主义不同,现代新儒学主要寻求一种道德层面的理想主义道路,虽然它也提倡复兴传统儒家思想,但这种复兴的前期应该是在现代生活之中,因此必须面对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国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学之间的对立体现了现代社会矛盾的根本对立,甚至不可能因为某种理论方式而消解。

三、构建中国的哲学精神的可能方式

关于科学主义的自由主义无法合理的解决文化构建问题,为此便亟需探索一条新的出路。而且这种新的构建方式必须由根本上破除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学的影响,这样才可以在结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实现哲学精神构建的目标。此过程并非简单照搬,也不能盲目的延续守旧。一方面应突破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理论,另一方面也应突破自由主义全盘否定优秀文化的传统倾向,应最终建立一种直面现实的哲学思想,并承认人是一种具有双重生命的生物。在构建中国哲学精神的过程中,应始终秉持双重视角,既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一,也不能不折中的合并在一起。所创造的关联方式应为现代生活奠定一个超越性的目标,并使其成为生活的规范标杆,或者是批判生活的终极标尺。不但应在历史与现实的逻辑中掌握中国独有的文化构成思维方式,构建本民族最为本己的文化思想,还应对当下现实中的不同文化加以区别予以批判,并不断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经验,从而构建最新的文化思想。

当今中国社会形势下,现代性的现实生活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中国道路。同时,文化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并非刚性,而是一种柔性的构建,在此参照条件下的文化理想一定存在着比较广阔的可能空间。同时,现实生活也会经常处于变动之中,由此现实历程中文化理想的构建必然也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进行的历史过程。为了进一步实现哲学精神的构建过程,还需要为终极价值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构建一种柔性关联,且要以人类历史科学的认识为基础,由此可以看出,以马克思方式构建中国的哲学理想,并在其与现实生活价值之间构建一种柔性关联,便是最为适合的构建方式。

篇(8)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志码]a

中国传统儒学发展面临深层危机因而试图实现创造性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在今天不期而遇。一方面,在二者实现内在对接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其贴近民众生活、极易为大众理解而在以儒学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深处发动了一场思想革命,它辩证地吸取并融合了传统儒学的思想精髓,对之从形式上和内容上进行了批判性改造,为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开启了新的方向,使传统儒学在自我拓展、自我生成中获得了一次文化复兴的机会;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荡涤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旧灰尘,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生成则使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和生长成为可能,使传统中极具价值的思想学说通过并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出来而与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并在科学改造中实现现代转型。

事实上,近代以来,学界对于儒学复兴的争论从未间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派、西化派、现代新儒家等在内的国内外众多学者都曾从政治儒学的困境、儒学创生的条件、儒学返本开新的可能等角度对此问题展开论述。鉴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生成,本文拟以此为背景,从儒学面临的现实困境——缺乏生活场域基础——切入,分析儒学复兴之可能及未来走势,探讨儒学复兴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一、儒学复兴的困境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儒学在近代百年沿革中,已从经学的显学地位跌落到了末学的式微状态。在此尴尬境遇中,欲使儒学再度复兴,谈何容易。对此,有人从儒学自身找原因,认为:一是面临多元思想撞击的反复挤压和多重解构,在边缘化、碎片化、隐匿化的衰变中,儒学的农耕基础和宗法基础已然崩裂,其文化原典与叙事结构遭到颠覆,在当代中国主流思想论坛上处于失语状态;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意识形态批判的强大压力下,传统儒学的知识体系全面崩溃、屏障全失,其主导性价值原则几近气丧命绝,或作为断裂的文化碎片散落在人文学科的边缘,或作为失去活性的精神因子沉寂于史学研究领域的隐层;三是在场域收缩和思想游弋的当代文化语境下,传统儒学的生命活力已然丧失殆尽,它早已变成漂浮的观念、思想的碎片和文化的点缀;四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市场化、商品化、工业化、都市化浪潮的狂飙,使得儒学的生活基础日益贫瘠,其身份因无所依归而趋于模糊,只得遁入书斋,自我放逐。[1]也有人从儒学之外找原因,认为:本来,儒学创造了对于世界和生活的完整而深刻的独特理解模式,塑造了复杂而微妙的思想观念体系和情感生活世界。然而,现代中国学人在对传统儒学进行理性反思时,不管如何评价和怎样表述它,几乎都要采用西方思想框架和平台来进行诠释,力图给自己“吹一个西方式的牛”。[2]结果就造成了当代儒学的尴尬处境。

关于儒学复兴何以可能的研究,当前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各种流派,无论是持全盘西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派别,还是坚持弘扬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论是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合一”的正统主张,还是强调中国文化后现代主义转向的激进探索,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援引某些现代西方的理论范式并以之为圭臬,以至于今天的中国学人已习惯于用西方的现代性镜子来鉴照自己。在这种观镜的对象化体验中,当代中国学人已经被训练成各种西方现代理念的代言人。这种集体性精神误认严重损害了中国儒学的

思想意义和理论力度,破坏了它本来的文化性能和学理价值,它的观念和问题也被荒诞化、泡沫化、边缘化,中国儒学原本和谐的概念系统被支解,那些最有解释力和支配力的儒学范畴,如仁、道、天、理等,一经西学阐释便变得意义轻薄、空洞无物甚至相互冲突。

显而易见,一方面,西学观念的大量涌入唤起了中国学人的问题意识,可是同时也压缩了中国学人自己的问题领域,使中学丧失了自我规定性而显得不伦不类;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只有通过中西融通才能摆脱这一理论困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西文化传统是这个世界上同样高度发达而范式又相差甚远的思想体系,而且各自的思想资源与历史发展又完全不同,根本没有足够多的共同点可以实现二者的会通。要实现不同思想体系之间观念的会通只能通过思想创新,而不可能通过机械性拼接和简单性比附等各种伪创新的举措来实现,也不可能通过搭建什么“真诚的对话平台”来完成。对话或交流的确可以促进彼此一定程度的理解,但理解并不意味着必然接受,只能产生有距离的承认。异质文化间的互相理解和思想合作要成为可能,显然还需要一种基于共同生活需求而产生的共识。

但吊诡的是,建立双方共识并形成互惠交往的困难恰恰在于,以什么生活场域为基础、通过什么样的问答逻辑而产生怎样的视界融合,是“中体西用”抑或“西体中用”?是“援儒入马”抑或“以西非马”?在这个核心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从儒学的思想内涵层面分析,认为儒学的心性之学对人学意义的追寻实现了精神世界的自我建构和自我提升,它以心性之学与“内圣”追求的交融为内涵,将人对存在意义的领悟与存在价值的体认提升到了引人瞩目的地位,空前地突出了人性的精神自觉,内在地体现了人性化存在的当代意向;但从心性本体的视域出发去考察人之存在的意义世界及精神境界的提升,却同时使之陷入画地为牢和固步自封的困境中,而未能充分关注意义世界的丰富性及人性的多面性。[3]因而,心性儒学只注重意义世界内在形态或观念形态的建构,而忽视对其现实语境、外在形态的基础建设。这既泯灭了人学之意义世界本身的当代性,也使其意义追寻呈现出抽象性特征,往往以抽象心性之维的虚假存在消解了对象世界的客观实际。所以,儒学因隔绝于现实认知和实践过程,仅仅以反身向内的心性涵养和思辨体验为其内容而沦为封闭、玄虚的精神自慰,如此要实现其“当代复兴”,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

二、儒学复兴的可能及其未来走势

其实,传统儒学是由历史传承下来、体现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特质的思想纽带,它渗透于广大民众的思想道德、审美情趣、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语言文字中,具有极为宽泛的理性内涵与文化底蕴,深刻影响着广大民众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学界一般将儒学划分为三个层面:政治制度层面(即政治儒学)、日常生活层面(即公民儒学)、精神信仰层面(即信仰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它的制度规训功能及其社会基础已经丧失;作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信仰儒学,它的当代建构也难以实现。看来,复兴儒学的最好路径就是从公民儒学、生活儒学、道德儒学入手,发挥儒学在民间生活和公共伦理层面的教化作用。若从儒学的延续性、超越性、大众性、时代性等方面分析,儒学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它能够包容过去、启示现在并开拓未来,在价值选择与文化认同方面铸造我们的民族精神、凸显我们的文化特质,在当代的确存在着复兴的契机,可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然而,在它的社会基础严重崩塌、文化观念彻底断层,受到异质多元思想猛烈冲击的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态势的强力推进中,传统儒学的当代复兴的确面临着诸多困境。

儒学复兴之所以在现代遭遇困境,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制度保护和缺乏必需的宗教支持,而是因为它缺乏公民儒学之生活基础,遭到了广大民众的冷漠和疏离。因此,儒学在现代要发挥教化作用、实现意义创生,应首先考虑如何使自己转化为民众的日常观念,成为民众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之不可或缺的东西。为此,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生活化的途径向普世化、时代化的公民儒学转化。如此,就不能如传统儒家所主张的那样,从内在超越的心性层面发掘其现代价值和谋求其现代发展,而必须彻底抛弃轻视大众世俗价值的贵族化倾向,重新激活并发扬传统儒家人文主义的精神意蕴,尊重

普通大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同情理解并自觉顺应人们的世俗情感、愿望要求和生活实践,将儒学彻底大众化、时代化、生活化,由羞于口、弊于言的“内丹学”转化为与现代生活需求和情感认同合拍的“外丹学”,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和真信念。时至今日,重新确立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已决无可能,而从生活场域来重构其思想进而实现平民儒学的复兴倒是可能的。

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之一,就是家庭形态的彻底变革和家庭伦理的根本转型。而现代社会工作与行动的漂移又强化了人们的无根性,被市场化的各种物欲裹挟的现代人真的容易挣脱现代生活的藩篱而主动趋向传统儒学的心灵救赎吗?恐怕未必。连重建日常生活基础尤其是重构家庭伦理生活场域尚且困难重重,更遑论公民儒学的真正复兴了。传统儒学作为封建社会中农耕文明、宗法制度下的血缘文化和以心性修养为主的“内圣”之学,它的影响与作用向来具有两面性,它既塑造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公共心理和共同人格,又造就了我们的国民劣根性和厚古薄今、因循守旧的自贱品格,其消极影响一旦通过平民儒学而死灰复燃,就会毒化人们的心灵、污染社会环境,极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科学构建。可见,儒学既积淀着精华又充满着糟粕,其复兴之路既不能采取“中体西用”而使民众普遍接纳,也不能执行“全盘西化”而使其彻底颠覆,只能采取视域融通和实践整合的创新之路,通过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科学改造而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简单拼凑抑或单纯移植,既无法充分汲取和创新利用儒学的丰富资源,也不利于新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形象的重新塑造。

三、儒学复兴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要真正实现儒学的复兴,传统儒学还必须进行一次真正的义理革命,以摆脱传统儒学固守抽象研思的旧理路,而与当代思想集体开展深层次的对话与交流,其中庸之道、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体系能否为人类的文化创新开出最根本的人性本体与生活世界原理,为我们提供当代中国文化所凝聚的多元智慧与精神发展的广阔空间,才是值得我们认真省思的。

时下,我们正处于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复兴必然要求民族文化的复兴,因而需要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重新走向新生。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于21世纪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获得新的发展、实现复兴是很有可能的,但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从内容看,儒学复兴必须是能为当代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支撑的生生之学,是有益于促进各国人民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和合之学,是返本开新、奋力开拓、与时俱进的创新之学。从时代需要看,当今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儒学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弘扬中华文化、融汇古今中西,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而努力开拓儒学发展的新境界。从文明发展看,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十分不和谐的状态之中,有许多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共同难题,诸如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由于过分注重物欲与感官享受而导致的身心失调、人格分裂与身份迷失等。[4]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冲突和矛盾,我们只有在对人类宇宙根源与人性道德根源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切身体悟中,才能洞察人文危机、存在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总根源,形成新的天人合一观并以此培植出新的国民意识。[5]这些都表明,儒学作为一种曾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早已随着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而终结[6],并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代替,但作为一种学术流派的儒学经过自我变革后,则有可能作为内在精神变量而再度复兴,并成为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而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它只能是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重要的精神变量之一,而不可能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主导形态。[7]复兴后的新儒学即“后现代儒学”,将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提供新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教化人的品德、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发挥重要的精神塑造作用。

当然,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大潮中,儒学复兴不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方向,只有实现当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手,儒学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内源因子而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今天,我们要解决与儒学复兴相关的任何现实问题,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框架而抽象地、教条地对待儒学复兴,必须系统地研究现代性与根源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全球化为背景,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角度全面清理儒学的糟粕,探寻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中的积淀及创造性转化的途径和模式,提炼儒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理想,从新的视角审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生相融关系,探索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浪潮中儒学的民族特性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实现整合的可能道路,发掘出其中能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起到积极作用的核心价值观念,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科学实施。[8]

[参 考 文 献]

[1] 景海峰.20世纪儒学的三次转折[j].学术研究,2008(3):46.

[2] 赵汀阳.哲学的中国表述[c]//论证(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2-92.

[3] 杨国荣.心性之学与意义世界[j].河北学刊,2008(1):35.

[4] 朱荣英.物化的时代与哲学的使命[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54.

[5] 成中英.儒学之本与儒学的当代意义[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9.

篇(9)

教育行政部门对于高中化学教研有着重要的直接影响,行政部门的管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研活动的开展状况。在当前信息技术不断深化的形势下,加强现代教育技术与教研活动的结合对于教研活动的可持续开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现代教研发展的重要趋势。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应适应这种时展的潮流,在管理思想上转变传统的考试、应试教研体系,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教研结合起来。运用网络资源获取最前沿的教研信息,用这种先进的教研信息指导自身教育机构的教研活动。教育行政部门应将现代化的教研活动开展的状况作为评价学校的重要指标,以此来从侧面促进现代化教研手段的利用。在人才管理方面,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大现代化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强化教研人员的现代化水平。对于引进的高科技人才应给予优厚的待遇,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化教学手段与方法的开发中,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教研。另外,应不断强化在职教研员的培训与指导,使现代化的理念与手段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

二、用与时俱进的理念指导化学教研室工作

新课改的不断开展与推进,传统的师生关系、与教材的关系等都受到了重要的影响。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教研室的工作必须转变管理理念,使管理的思想与方法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首先,要确立新型的教材观念。信息时代的教材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的印刷课本。教材的选择是多种多样的,传统的教科书是一种重要的形式,但不是教材的全部。现代教研活动的教材还包括信息时代的网络教材、电子资源以及各种形式的虚拟教材。只有建立科学的教材观念才能确保学习资源的全面性与时代性。其次,要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现代教材的多样性决定了教学方式的多样性,教师的教学也不再仅仅存在于课堂中的传道解惑,新形势下的教学存在于学生学习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课堂上,教师的授课方式也必须适应信息技术的需求,采用多种方式的教学手段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的效果。这些方式包括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以及新教材体系中的图片、资料等,这些教学方式的采用势必会给学生更加直观的表达,更有利于学生接受和掌握知识。

高中化学作为一门实验性课程,其动手实践的环节较多,学生如何在实验前更加直观地理解实验的步骤以及如何进行实验的操作等问题都需要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辅助教学才行。在化学理论知识的传授过程中,教师教学手段与方法的改变会在更大程度上使学生接受化学这门较为枯燥的课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主动进行化学知识的学习,进行相关知识的探索。

三、转变教研员的角色,做新形势下的教研家

教研员作为教研室的细胞,是教研室的基本构成因素。教研员的素质与能力直接决定着教研室的工作价值。高中化学的教研员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必须首先丰富自身的现代化教学知识,实践现代化的教学理念,应用现代化的教研手段,使自己具备现代化教学的能力,这样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开展现代化的教学改革,推广现代化的教学思想与方法。同时,要建立现代化学习的制度,保证长期执行。制度先行才能保证各项学习有条不紊地进行。现代化的教学需要教研员们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不断增强业务能力。教研员在充分学习的基础上应提出适合本区域实际的一些方法与建议,在学习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的同时应做积极的开发者与研究者,不断进行现代教学与科研方法的创新,使教研者不仅是一位学习者,更是一位先进方法的科研者。只有这种角色得到转变,才能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改变当前的传统局面。

参考文献

篇(10)

1978年正式开启的当代中国艺术,由于打开了政治局面而廓清了自由空间,然而仍因为上世纪中期更多只向苏联文化开放,使得最初的当代中国艺术难以接受“现代性”的要素,同时,也难以延续上世纪初就已开始的“现代主义”艺术探索,从而整体地处于“前现代”的历史语境当中。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的初期,中国艺术曾经皆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特别在美术当中,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曾被推上了顶峰。由于“”独特的文化塑造力,使得当时的中国艺术只能以领袖形象和参加革命运动的工农兵形象为主要题材,这些形象必须符合“高、大、全”的创作要求,并一定置于“红、光、亮”的背景当中,而且,这些历史肖像是“介于肖像画与历史画”之间的独特类型,[2]因为其中的人物必须“处在历史事件与他的活动”当中才能获得革命的现实意义。

确立“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信条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方面强调了源于生活的艺术并不是生活的“翻版和备份”,而是“生活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另一方面认定艺术作品较之“普通的生活”“更具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如今观之,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活美学”思想,某种“先在”的意识形态观念既介入了生活,又介入了艺术。按照这种美学原则来指导艺术,就势必要求“一个艺术家应该随时随刻都生活在战斗(指政治斗争)之中,随时随刻都在进行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而对艺术家的首要要求就是“在创作生活上具有社会主义精神。”[3]在当时的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曾被奉为圭臬:“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 [4]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艺术需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⑴ “美是生活”是最基本的要求,它规约艺术必须去反映现实生活;⑵ “美是应当如此生活”则是更高层的,它解决的是“要反映的是何种生活?”的问题;⑶ 美要“显示生活”是针对创作者要去反映生活而言的;⑷ 美令人“想起生活”则是针对接受者从艺术中“见证”生活来说的。如此可见,“美是生活”的主张已经全面地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艺术的本质与属性。这种艺术观沿袭了自模仿论以来欧洲式的“艺术再现世界”理论,它特别要求油画“把物体描绘成在自然中存在的那样和像我们的眼睛所见到的那样”,[5]关键不是让观者看到作品的素描关系、大的笔触和漂亮画面,而是要看到“活生生的人以及这些人的心情”。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在中国的现实主义当中,被转化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为工农兵所接受,要为工农兵所利用,从而最终为工农兵生活的工具。

在这种艺术理论的指导之下,当时中国艺术中所能加以表现的主要就是一种“政治化的生活”,这是由于本属于“食色本性”之类的基本日常生活,相比之下难以得到很大的再现空间。与此相反,绝大多数的艺术都直接地被笼罩上“政治美学”的色彩,绝大部分的艺术再现的内容都是从革命活动到工作锻炼之类的社会主题,即使是家庭这样的最私人化的生活领域也被“政治公域化”了。

当代中国艺术的真正转机,是从现实主义内部出现的,而并没有过多借助外来的影响力,当时油画的创作无疑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随着的结束,作为对于的内容上的反拨,在中国艺术界短暂出现了所谓(以控诉为主题的)“伤痕美术”和(以回归乡土文化为主题的)“乡土美术”。在风格取向上,前者易同非政治内容化的“唯美主义”相结合,而后者往往走向了非政治形式化的“自然主义”。然而,这些艺术浪潮都很快消逝,并迅速流于现实主义的矫饰。此后,取得更大成就的是属于学院派谱系的“新古典”式的油画,还有就是尚未摆脱官方脉络的“生活流”艺术。所谓“生活流”,以陈丹青的《组画》影响最为深广,它一反传统写实的内容的戏剧化与形式的唯美化,以现实的笔触直接将藏民的群像“照搬”进了画面,以文化的深厚力量与画面的现场感感染了观众;而真正将回归乡土取向并用美式“照相现实主义”风格加以呈现的名作则是罗中立的《父亲》,它将一张承载着千年文化苦难的父亲沧桑头像搬上了画布,从而以文化性的反思替代了政治化的思考。尽管这些取代旧现实的“新现实”艺术获得了最初成功,但这些艺术内部的进步取向与创新意图,却已暗示了现实主义创作模式开始走向衰落。

二、精英生活美学・现代性启蒙・现代主义

在现实主义走向衰落之后,当代中国艺术还是按照“自我的逻辑”在发展,最初主要仍在现实主义内部试图找到艺术创新的方向。但是,真正给当代中国艺术带来冲击的,却是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这个重要的“他者”。从“八五美术运动”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为止,现代主义艺术几乎成为了中国前卫艺术家们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80年代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现代性启蒙”事业在中国得以复兴。五四时代“美育代宗教”的名论就已显现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独有特色,它始终没有像欧洲那样要直面强大的宗教问题,而且“审美现代性”问题出现在“社会现代性”问题之先。这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社会特征,形成了“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二元对立的基本格局。作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思想基础,“主体性”哲学思想被高扬了出来。这种“主体性”思想激发出艺术家们对于“艺术自律”与“审美自觉”的双重追求。

现代性的任务在中国至今尚未完成,在现代性诸多方面相杂糅的局面下,中国艺术延续了其历史传统从而被要求承担“世俗的拯救功能”,80年代的现代主义者们最初就将自身定位为“社会的立法者”,艺术界也开始形成一种特殊的“自律文化领域和体制”。而正因为“审美现代性”成为了“社会现代性”的先导,审美和艺术功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才得以抬升。现代主义艺术就是在这种历史境遇当中出场的,它最初同“审美现代性”紧密契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结合体,而前卫艺术遂而又以另一种“反审美”的姿态逐步登场。吊诡的是,欧美前卫所反击的是市场体制,但是中国自从政治波普以来的前卫艺术家却越来越成为市场的同谋。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在“八五美术运动”之前,在现实主义的主潮之外,艺术创新的实验就早已出现了。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1979年发表的《绘画的形式美》一文在当时的艺术界激发起了强烈反响,他强调聚焦“形式美的规律”的美术其实就是“美之术”,从而直接置疑了以再现为主宰的艺术观,[6]在当时美术界激发了关于“纯化语言”的大讨论。这种讨论背靠的美学思想,恰恰就是前面提到的“艺术自律化”与“审美纯粹化”的观念。然而,有趣的是,这种关乎形式的谈论,在中国语境当中却是“非形式化”的,它恰恰带有反击传统意识形态与艺术主流的色彩。

随着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兴起,在“八五美术运动”当中脱颖而出的艺术家们,尽管在现实身份上开始摆脱了限制,但是,在精神和气质上却表现出试图完成“现代性”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在艺术当中高调倡导去建构一种“人文精神”,并自诩作为“文化精英”而进行创作。他们特别倡导一种所谓的“理性绘画”成为了主导性的形态,与之相对的高扬“非理性主义”的所谓“生命之流”绘画则成为了一股潜流,而这两种绘画形态皆采取了精英的立场。按照“八五美术运动”主要参与者的意见,八五美术运动是一种“中国的人文主义”。当时的艺术家们,无论是秉承现实主义,还是接受超现实主义,都力图在绘画语言当中去表现某种“哲学纲领”的东西。然而,在90年代之后的中国艺术尽管“启蒙现代性”的重任并未完全完成,但是激进的艺术家们却开始接受“后现代”的话语,从而开始了另一种“去启蒙化”的艺术实践。

由此而来,在当代艺术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之后,[7] 艺术家们反过来提出了“清理人文精神”的口号,“逃避崇高”成为了共同的选择,并开始逐步解构“理性绘画”所形成的宏大叙事。在这个转折的时代,古典主义与现代艺术之间的对峙张力才是最重要的,这完全不同于90年代以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所形成的混合张力。按照当时艺术家自身的反思,古典与现代的关系并非如此紧张,“其实‘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的语言发生之原点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应当抛弃掉艺术对于人文热情的依赖关系,走出对艺术的意义追问,进入到对艺术问题的解决之中”。[8] 这位艺术家深深感叹,从80年代延续到90年代的艺术转变,他被认定为是从“具有崇高精神的理性主义者”转变为“信仰阙如的人”和“文化虚无主义者”,这也正是艺术家角色在两个时代之间加以转换的实证。

这意味着,这一代艺术家已经自觉放弃了“启蒙精英”的“艺术创作者”角色,而是甘愿成为专业的“艺术制作者”,他们非常厌恶在艺术当中去承载“艺术之外”的东西,并认定艺术创造其实也不过是某种游戏而已。这样,当代中国艺术家们就变而成为对于自身生活的“阐释者”了。不过,当艺术家们成为自身阐释者的同时,他们不仅脱离了主流文化的限制而且与大众文化也相互分离,成为了仅仅关注个人生活的“常人”,一种与“精英生活美学”根本反向的“日常生活美学”开始出场了。

三、日常生活美学・后现代话语・当代主义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步入新的世纪,当代中国艺术逐步融入“全球化”的格局当中,同国际艺术的最新走向取得了越来越密切的外在关联,“后现代艺术”已经稳固地成为了一种主流的艺术形态。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当代中国艺术几乎是在短时间的历史场域内,上演了欧美艺术几百年来的艺术流变,这些艺术传统在当前的中国艺术界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局面。在这个新的阶段,无论是前现代的“新文人主义”,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抽象主义”,还是具有后现代风格的当代艺术都具有发展的空间。这种最新的多元发展局势,我们可以用“当代主义”来加以概括,因为前现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都被整合在具有“当代性”的中国艺术实践当中。[9]

从90年代开始至今,在占据主流的当代中国艺术语言当中,出现了三种当代艺术话语方式:第一种是“政治波普艺术”,其取向在于“反讽意识形态”;第二种就是“玩世现实主义”,其取向在于“逃避崇高内涵”;第三种最初以“新生代”为主导,随后当代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更是蔚为大观,其基本取向就在于“回归日常状态”。

如果说,“政治波普”只是对于过去的“政治生活美学”的追忆和借用的话,那么,“玩世现实主义”则是对于“精英生活美学”模式的根本拒绝,而从“新写实派主义”开始的架上绘画最早提出了“回归日常”的新道路,而这条道路终于在当代艺术的各种媒介当中得以全方位地拓展了。就广义而言,这三种艺术话语都属于走向日常的道路,“政治波普”是将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加以并置,“玩世现实主义”是从精英生活反叛到日常生活,而此后的各种当代艺术形态则直接把“日常生活”当作“日常生活”,这三种艺术话语分别主导了“日常生活美学”的三种不同类型。

在中国独树一帜的“政治波普艺术”,以美国的波普艺术作为范本,从而将政治意识形态与波普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艺术家放弃严肃的形而上姿态,高举解构主义的旗帜,纷纷转向政治化的波普风格。”[10]其中,一位重要的艺术家就是王广义,当他将宣传画与国际名牌并置的时候,艺术家本人将自己的作品视为“解决商品经济问题的后波普作品”,借用图像的目的其实是要给予现代商品经济调侃和揶揄,这同时也暗示了当代中国艺术的语境的转变:从政治话语转向商业话语,而政治波普正身处在这种转变的过程当中。“玩世现实主义”则是另一种艺术话语方式,是一种以讥诮与冷嘲的态度冷眼看待现实和人生的艺术形态。这批艺术家们已经决然不再相信传统与新构的价值观,而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存在进行无可奈何的救赎,所以一种面对现世的“无聊的存在感”成为了艺术家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艺术家方力钧乐此不疲地去描绘北京秃头男人形象的时候,其真正呈现的是画面人物的内在状态:身处时代现实巨变当中,却对于现实采取了“玩世”的消极态度。

在“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成为当代艺术经典之时,更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取向则是向日常生活的直接复归。这类“新生代风格在本质上是一种都市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反映,它将前卫艺术的理想主义转换为一种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世俗主义”,从而代表了一种“处于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主流风格”。[11]这条道路具体包括两种,第一种是偏向学院派的道路,刘小东等为代表的新写实被认为是出现在“古典写实主义”与“乡土写实主义”之后的新流派,是将新潮艺术与学院派巧妙结合的范例。艺术家所描绘的室内外空间都有很明确的普通生活意味,从而表明其所要展示的就是“可信的现实”,从而逼迫观者不得不去注视他们的生存现实。另一条则是最初属于“新具像”派别的在野道路,以张晓刚的独立创作为代表,他的《大家族・血缘》系列所创造的图像在外国人看来是最具“中国性”的,单眼皮、瓜子脸、中山装、全家福,这都恰恰迎合了外国人对于中国“这一类人”的文化想象。这种绘画语言恰恰包含了“模糊个性而强调共性,含蓄、中性又充满诗意的审美特性”的中国普通人长期以来所特有的审美追求。[12]

目前当代中国具有实验色彩的艺术,基本上已摆脱了架上绘画的束缚,从而走向了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乃至大地艺术的新的天地。以笔者2010年9月最新参与的青年艺术家的“大声展”所见,当代属于“青年文化”类型的艺术形态的确凸现出更为突出的回归生活的趋势,从中发现了这样三种回归生活的取向:第一种就是指定日常为艺术,这种艺术取向需要参与者“直接把生活当作艺术”。第二种则是通过否定艺术而成为生活的方式,一个艺术小组创造了“忘记艺术”这个集体艺术活动,希望每个参与这件艺术品的人都忘记他置身于艺术当中。第三种更为观念性的艺术取向,则要求日常生活与艺术直接加以等同,一位年轻艺术家在日常生活里每天通过一个创意来完成一件作品,从而获得了“使生活本身雕塑化”的亲身体验。举出这些最新的艺术例证,并不是说这些当代艺术探索都是成功的,而是要说明,具有真正“当代主义”特色的当代中国艺术的确走上了更为开放性的道路。

四、反映生活模式・提升生活模式・回归生活模式

从政治生活、精英生活到日常生活美学,从现实、现代到当代主义,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艺术这三十多年来,已经基本形成了三种生活模式,也就是“反映生活模式”、“提升生活模式”与“回归生活模式”。

所谓的“反映生活”模式,与之匹配的艺术类型就是现实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在美术当中达到高潮并在80年代初期仍具有影响力都是明证。这种反映生活论,其所背靠的则是“美是生活”这类的现实主义理论,但是在真正的艺术实践当中,我们看到,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成为现实主义的反映对象,只有那种政治化的生活才能成为艺术创作的题材,其中的政治生活本然具有“非日常化”的特质,从内容到题材可以说都被“政治话语化”了。所以我们说,这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政治生活美学”,这恰恰就是本雅明所说的“政治审美化”的产物。

所谓的“提升生活”模式,与之匹配的艺术类型就是现代主义,某些具有现代特色的写实艺术其实也大致属于这个范围。这种“提升生活”所背靠的理论则是“审美主义”理论,这是由于,按照康德意义上的非功利的审美观念,艺术一定是超越于生活而自律存在的,甚至就是对于日常生活的否定、拒绝与颠覆。在这个意义上,一种阿多诺式的力主艺术自律的现代美学观念,的确与这个时代的艺术思潮是相契合的。按照这种模式,“艺术否定日常生活”成为了定律,而其所力求呈现的精英生活却无疑也是一种“非日常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在艺术家的表现那里已经被“审美乌托邦化”了。

所谓的“回归生活”模式,则是当代各种艺术类型所具有的共同诉求,这种理论背后所形成的背景则是“审美泛化”,也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及其相互的结合。按照这种模式的要求,要将日常生活作为“日常化”的生活来加以看待,既不能走生活“政治化”的老路,也不能让生活得以“精英化”的呈现。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美学诉求拒斥了非功利的传统审美观,从而具有了一种“大众生活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从而崭露了当代中国艺术的新取向。这三种生活模式之间的对比,可以图示如下:

目前,通过中西方的积极对话和深入交流,全球美学界对于当代中国艺术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其内在存在的两重张力:一个是“全球与地方”的张力,另一个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张力,这两个问题也是国际美学界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关注的焦点。[13] 既然全球化不再等同于西方化或者欧美化,那么,全球化给当代中国艺术所带来的挑战就在于:中国艺术家所创造的中国艺术如何具有“中国性”的难题。针对于此,笔者在2009年度的《国际美学年刊》曾提出建构“新的中国性”(Neo-Chineseness)的中国艺术观的问题,[14]而“生活美学”就可以被视为――建构“新的中国性”的――当代中国艺术发展的内在基本目标之一。

注释:

[1]本文为笔者在2010年“亚洲艺术学会”(ASA)于日本京都举办的年会上的主题发言,年会的主题是“日常生活的艺术”,原文《“生活美学”与当代中国艺术》长1.8万字,目前的版本为删节版。

[2]梁庄爱伦:《“”时期的中国美术》,张朝晖译,《世界美术》1993年第4期。

[3]蔡若虹:《开辟美术创作的广阔道路》,《美术》1954年(创刊号)。

[4]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5]马克西莫夫:《油画和油画教学》,《美术》1957年第1期。

[6]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美术》1979年第5期。

[7]高名潞:《世纪乌托邦:大陆前卫艺术》,艺术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139页。

[8]王广义:《“清理人文热情”》,《江苏画刊》1990年第10期。

[9]巫鸿:《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代性”》,见巫鸿:《作品与展场》,岭南出版社2005年版。

[10]栗宪庭:《89年后中国艺坛的后现代主义倾向》,1993年1月的《创世纪》(创刊号)。

[11]易英:《从英雄颂歌到平凡世界:中国现代美术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176页。

[12]张晓刚:《我的知己――马格利特》,《艺术世界》第132期,2001年。

篇(11)

本文作者:郑志泽工作单位:河北省宁晋县侯口中学

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活动的统一

学习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知识的内化,形成能力,来指导实践。思想品德课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学科,其学习的最终目标在于促进学生道德准则的内化,并自觉地表现在实际行动上。但是,长期以来的思想品德课教学却脱离了教学实践,使得原本生动活泼的课程变成了呆板枯燥的理论教学课,脱离实践的单纯的道德理论讲授失去了教学的功用,使得学生的认识处于理论层次,而没有很好来指导学生的实践行为。因此,在实际的生活与学习中往往出现这样的问题:问起学生遇到问题要怎么做,学生回答得头头是道,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又不会了。学生的认识与行为的不一致是我们教学脱离实践所导致的。新形势下要真正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就要体现知行统一,也就是说,学生的道德准则要体现在具体的实践行为上。现行初中思想品德课教材非常注重知识与实践的结合,选入了许多与学生生活、学习相关的实例,充分体现了思想品德课教学的实践性的特点,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我们要全面把握教材的特点,真正做到知行统一。具体来说,我们应做到以下几点。1.从学生所熟悉的生活现象入手,加强教学与实践的联系。思想品德课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这一学科特点决定了思想品德课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叶圣陶先生提出“生活即教育”的教学观,同时新课程改革标准也明确提出了要善于从学生所熟悉的生活现象入手来导入学习。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以生活的眼光来看待教材,来收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实例,以此来拉近学生与教材的距离,激起学生强烈的参与意识与学习兴趣。2.设计实践环节,增强学生的应用意识。知识来源于生活,同时又服务于生活,在教学中我们既要善于从学生所熟知的生活入手来学习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来指导实践。因此,在教学中我设计了一系列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将课堂上所学知识运用到具体的行为实践中来。这样的活动,既将学生的知识与行为实践相结合,促进了学生道德的内化,同时又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增长了学生的知识,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实现现代化教学手段与常规教学手段的统一

现代化教学手段与常规教学手段各有优点与不足,二者在教学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是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促进的统一体,都是众多的教学手段中的一种,都是为我们的教学服务的。在教学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许多教师看到了以多媒体为代表的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优势,片面夸大了其作用,形成了一种没有多媒体无法上课的片面认识,在教学中一味地运用多媒体而将常规教学手段如板书等排斥在教学之外。现代化的课堂教学需要的是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教学观念的先进化,片面强调手段的现代化,实则是穿新鞋走老路,换汤不换药,由传统教学的“满堂人灌”演变成了现代教学的“满堂电灌”,这不是我们运用现代教学手段的目的,不是真正的教学现代化。对于现代化教学手段与常规教学手段,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看到二者的优势与不足,取长补短,实现二者的最佳结合。总之,新课程改革为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机,我们要抓住这一机遇,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真正实现教学现代化,促进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