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实施策略大全11篇

劳动教育实施策略篇（1）

1.1实证分析模型

为了验证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对于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有无作用及其在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缩小方面的有效性，本文借鉴学者们估计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地区差距时经常使用的β收敛方程，该方程是基于由新古典增长模型所得到的Barro式回归方程。同时，借鉴邦德、霍弗（Ho-effler）与坦普尔（Temple）对索洛增长模型进行的动态面板分析模型［1］，本文采取的实证模型其形式如下：yit=Υt+αyi,t-1+βyi,t-1+Χitλ+ηi+εit（1）其中，被解释变量yit为对数差分形式的劳均GDP①；yi,t-1为滞后的被解释变量；yi,t-1是对数形式的初始的劳均GDP；xit表示t时期的其他变量；yt是时间虚拟变量；ηi是个体效应；εit为干扰项；下标i与t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该模型兼有动态增长及条件β收敛模型的特征，这一模型也是刘生龙、王亚华、胡鞍钢（2009对西部大开发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时使用的基本模型［2］。为了检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有效性，我们对（1）式进行修改，最终使用的回归模型形式如下：yit=Υt+αyi,t-1+βyi,t-1+Χitλ+δ1dmid+*d2006+ηi+εit（2）式（2）中变量含义与（1）式中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式中增加了区域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dmid*d2006，其中当dmid=1时，代表中部地区；当dmid=0，则代表除中部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时间虚拟变量d2006代表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时间，2006年以前d2006=0，2006年及以后年份d2006=1。此处的参数值δ1即表明了在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前后中部地区增长速度的变化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之差，从中可以看出前者是否明显高于后者，以此可以对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1.2变量选择

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曾将影响增长的因素划分为直接因素和基本因素两大类［3］。直接因素主要包括：要素禀赋（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生产率（技术、分配效率）；基本因素主要包括地理环境、一体化和制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同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区域政策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区域政策的主要目标确定为缩小区域收入水平与就业水平差距。因此，本文依据丹尼•罗德里克的增长决定因素的分析框架，借鉴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收敛过程中的研究成果［4-7］，考虑到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现实，本文选取的变量主要涉及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转换等几个方面。同时，由于中国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还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在实证分析时我们也选用政府规模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物质资本投入我们选用各地区资本存量进行度量；人力资本投入我们选用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度量；基础设施状况我们主要选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指标进行反映。同时，为了分析产业结构转换效应，我们增加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总产值占GDP比重作为变量。对于政府规模的度量，我们采用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07）［8］的方法，用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年底职工人数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进行度量。

1.3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1997-2008年数据主要来自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部分缺失数据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进行补充。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交通基础设施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交通年鉴》。劳均GDP使用劳均实际GDP进行度量，计算方法是先将各地区GDP根据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折算为1978年价格，然后再以实际GDP除以年平均就业人数总数（即：以上年年底数与本年年底数之和除以2）得到；各地区的资本存量数据计算主要依据张军等（2004）［9］提供的方法计算；分三次产业资本存量依据徐现祥、周吉梅、舒元（2007）［10］方法进行推算。并以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资本存量折算为1978年价格，个别省份、个别年份缺少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替代。同时，在实证计量分析时用对数形式的劳均固定资本存量作为替代指标；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使用陈钊、陆铭、金煜［11］及多数学者曾使用的方法，本文对劳均受教育水平指标的计算方法是，首先将每一种受教育水平按一定的受教育年限进行折算，然后乘以该教育水平的人数，再加总，最后除以相应的总人口。为了增加可比性，我们在度量交通基础设施综合能力时依据运输能力，依据二级公路为标准把不同等级的公路、铁路里程折算为准道路里程。并采用其与人口的比率来度量交通便利程度。各变量的描述见表1。

2实证结果及分析

2.1中部崛起战略与中国区域经济

整体差距实证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为了克服动态方程中滞后因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为了判断残差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本文进行了自回归（AR）检验，并报告了AR（1）、AR（2）检验的P值。为了检验SYSGMM的工具变量是否有效，我们对模型进行了萨甘（sar-gan）检验，并报告了萨甘（sargan）检验的P值。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效应实证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首先，我们在解释变量中使用了劳均受教育年限、劳均资本存量、人均标准道路里程及政府规模变量，估计结果报告于表2的第（1）列。从各参数估计结果来看，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前面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表明了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初始劳均GDP前系数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表明在控制了一定变量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着明显的条件β收敛趋势；劳均受教育年限前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经济增长，同时表明了教育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劳均资本存量前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劳均资本存量水平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交通基础设施与政府规模变量前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令人困惑的是，我们关心的区域与时间虚拟变量交叉项dmid*d2006前的系数显著为负，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没有起到促进增速作用，反而是降低了其应有的增长速度。dmid*d2006前的系数表明，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比应有的速度降低了约2.2个百分点。2006-2009年，中部地区应有的劳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应为14.5个百分点，而实际增长速度为仅达到了12.3%，比预期的降低了2.2个百分点。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可能是由于中部崛起战略实施较晚，既晚于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又晚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晚于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崛起战略，使得“中部塌陷”形势严峻。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于2006年，而各种政策从制定、实施到起到一定的效果，都有一定的滞后期。也就是说，从本文所涉及的时间序列来看，可能中部崛起战略效应并未完全显现。同时，中国目前的许多区域政策仍然停留在战略层次，政策的可操作性不足（张可云，2009）［12］，这也制约了中部崛起战略各项政策效应的发挥。如果考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市场环境的变化，可能均会影响到中部崛起战略政策效应的发挥，影响到中部地区经济的增长。既然中部崛起战略在短期内并未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那么在长期内是否也如此呢？为此，我们对被解释变量的2年期平均增长率进行估计分析，估计结果列于表2第（2）列，其结果与第（1）列相似。所不同的是，政府规模变量前系数具有了显著性，而区域与时间虚拟变量交叉项dmid*d2006前的系数依然为负，且显著性水平有所提高，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即使考虑滞后二期时，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也没有预期的增长效应。为了进一步检验在控制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时间以后，究竟是三次产业中哪一次产业的投资更为有效、哪一类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经济增长与中国区域经济的收敛，以及产业结构转换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分别将资本存量分解为分三次产业资本存量，并以劳均水平作为其变量；将交通基础设施细分为国家铁路营业里程、内河航道里程、高速公路里程、等级公路里程、等外路等五种类型，并以其与人口比值作为替代指标，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作为产业结构转换效应变量。我们将这些分解后的变量纳入实证方程，其估计结果见表2的第（3）列。与第（1）列的估计结果相同，当细分了各类解释变量之后，交叉项dmid*d2006前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从细分后的各类解释变量来看，就分三次产业资本的有效性来看，一产资本存量前系数虽然为正，但不具有显著性；三产资本存量前系数甚至为负，同样不具有显著性；而只有第二产业劳均资本存量前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与一产、三产相比，二产的物质资本使用效率较高；就交通基础设施估计结果来看，等级公路、高速公路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有利于区域经济的收敛。相比之下，等外路则与经济发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前估计系数虽然为正，但均不具有显著性，表明产业结构转换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2.2解释变量二次差分估计结果分析

劳动教育实施策略篇（2）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3.07-08.122

素质教育的教育理念是针对于应试教育的概念提出来的。素质教育的思想中处处渗透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精神。素质教育要求教师不能只是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更要关注学生的身心的健康成长，倡导帮助我们的学生在和谐轻松的学习氛围下，快乐地学习。高中数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们也有意识地落实素质教育的教育思想，学生们的学习状态也有了较大的改观。但是由于各种不可避免的主客观原因，很多高中数学教师在践行素质教育的思想时，只注重形式，并没有把握住其教育内涵。本篇文章主要针对这一数学教学上的不足，结合素质教育思想中的合作学习、劳逸结合、因材施教、和全面发展几个方面浅谈如何完善素质教育思想在高中数学课堂上践行的具体有效途径。

一、坚持合作学习的素质教育思想

开展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的学习模式是素质教育思想真正贯彻落实的必经之路。合作学习的意义就在于改变传统高中数学课堂上教师单方面掌控课堂的局面，使学生们的学习主体地位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素质教育的教育思想认为，学生们在学习上是学习主体的地位，不应当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学生的学习主体的实现并不是要剥夺教师的教学主导地位，而是与之互相辉映、相辅相成的教与学的关系。学生们在数学课堂上实现合作学习的主要方式是小组学习模式。高中数学教师根据自己对学生学习成绩和学习能力的了解，把学生按照一定的原则分为不同的组别。每组民主选出小组长一名、组员若干名。教师将教学过程中学生们学习时遇到的重点难点分派给各个小组，让小组的成员之间齐心协力一起思考和提出解答的思路和方法。合作学习的学习模式不仅可以帮助学生们增强专业的数学知识，而且还能够增进学生之间的情感联系、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因此，合作学习的学习模式是一种能够实现学生全面成长的数学学习模式。总之，合作学习是非常有利于学生学习数学的一种教学途径，学生在这一模式的学习中既增长了知识、又体验到合作共赢的乐趣。因此，应当引起教师的足够重视，教师在进行教学时一定要把握时机、勤于使用。

二、坚持劳逸结合的素质教育思想

劳逸结合是素质教育思想的另外一个教学法宝之一。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教师们早已认识到了教学中贯彻劳逸结合教育思想的重要性。一项国内权威的教育调查显示，学生们在课堂上的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学习的注意力一般都集中于前三十分钟。这之后的十五分钟，都是学习效率相对比较低下的。高中数学在这时就要适时地贯彻劳逸结合的教学理念。这不仅符合学生的身心规律，而且也体现了教师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其实，早在我国的先秦时期，《学记》就总结了藏息相辅的教学原则。《学记》是我国的第一部教育专著。藏息相辅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劳逸结合，它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课学习和游戏相结合的原则。这不仅有历史上的教育理论的佐证，而且心理学理论同样强调，学生在一定时间的学习之后，休息是必要的，如果学生不能够得到适当的休息的话，学生的注意力就会不集中，学习效率将会是低下的，从心理学实验权威机构分析的数据来看并没有节省教学时间，反而是浪费宝贵的教学实践。我们的教学实践也证明，那些片面追究教学成绩的高中数学教师忽视了学生的身心规律，占用学生的课下休息的时间的做法往往弄巧成拙，是非常不可取的。总之，教师要遵循学生的身心规律，将劳逸结合的精神真正贯彻到教学中来，以保证学生的学习处于最佳的状态之中。

三、坚持因材施教的素质教育思想

早在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曾经对他的七十二门徒采取因材施教的教学策略。在今天，因材施教教学策略依然是高中数学教学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策略。因材施教指的是根据学生之间的特点和差别，有差异性的进行授课和教学。因材施教策略的好处就在于能够顾及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而此，根据一项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因材施教的教学策略在实践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学生表示非常喜欢老师的这种教学策略。但是，因材施教的教学策略也不是适合于所有的教学条件的，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和教学条件下，教师要有选择性的进行使用。想要在授课时做到因材施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材施教的关键在于这个“材”字。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优势和特点，把学生们塑造为相应的人才。因此，首先需要高中数学教师们对每一个学生的数学学习情况有充分确切的了解，根据学生们的情况制定出客观准确的教学计划和使用合适的教学策略。世上是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总之，因材施教是高中数学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策略，只要我们每一名高中数学教师潜心钻研、认真总结、勤于实践，相信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劳动教育实施策略篇（3）

中图分类号 G71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31-0078-06

在近年来经济危机及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基于通过职业教育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考虑，发展高效的治理体系成为国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2007年，国际大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专门召开了主题为“高等教育治理”的国际会议。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召开了“教育治理：透明性、实施性和有效性”的国际会议，并于2009年主题为“教育治理”的《2009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2011年，OECD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启动了“治理复杂教育体系”的研究项目；同一年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领导力》工作报告。国际社会的相关探索和实践为职业教育治理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理念和实践思路。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德国、瑞士、澳大利亚等重要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梳理，对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改革提出建议。

一、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一）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治理（governance）一词，由世界银行于1989年率先使用，已经成为政治和管理领域中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召开了主题为“教育治理：透明性、实施性和有效性”的国际会议，会议特别指出，教育治理主要是指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和组织统筹合作、各尽其能，从而实现对公共教育事务更好地进行控制和引导。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管理相比，教育治理的内涵更为广泛，其不仅包括政府维度的教育行政，更包括非政府机制，特别是各种相关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教育组织的管理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与合作。在此基础上，UNESCO的《2009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将“教育治理”作为世界全民教育发展新的关注点。报告提出，教育治理问题是全民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相关问题主要体现在教育资助治理、学校管理治理、师资治理以及教育治理规划等方面。优化教育治理与切合实际的教育政策有助于加强问责，扩大参与，促进教育公平。改善教育治理的路径是，加强教育政策性引导，重视教育投入的数量与公平；学校要保证并提高教育质量，妥善处理公私合作关系；加强教师治理，支持学校发展；在教育治理规划与发展战略间形成一体化措施[1]。

2011年，OECD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启动了“治理复杂教育体系”的研究项目，项目指出，所有OECD国家的政府都面临管理日益复杂教育体系的挑战，因此，需要发展一种有效的治理体系来应对这种复杂性，并为治理主体提供相关知识，使其作出科学决策。项目指出，从概念的角度来说，治理是指在一种没有一个单独主体进行绝对统治的背景下，共同治理社会的过程。教育治理包括国家和机构层面的，对教育政策发展、实施和评估的结构、关系和过程，其由一个复杂的网络组成，这一网络包括法律框架、教育机构及其与整个体系的关系、分配给教育机构的经费以及这些经费怎样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支出，还有控制和影响相关教育行为的一些不正式结构和关系。

对于OECD国家来说，怎样在日益复杂性的背景下，实现教育体系的国家目标，是教育治理的关键因素。对此，这一项目主要关注如下两个关键环节：治理机制和知识选择。其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下两个问题上：一是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对于复杂教育体系是有效的？二是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对于实现复杂教育体系的有效治理是必要的？

在此基础上，如图1所示，OECD提出了治理的三个关键因素：确定优先领域，制定政策发展领域，落实责任，这三个要素都是由非线性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独立现象。这一研究项目主要关注如下三个问题：中央水平的政治决策者怎样在国家、地区和地方层面设计、组织及实施对教育体系的管理？多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怎样在多层面背景下组织、促进教育政策的实施？中央和地区及地方层面的利益相关者怎样在对教育体系的管理中进行互相交流[2]？

图1 OECD“治理复杂的教育体系”项目提出的治理框架

（二）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瑞士教育、研究与创新部指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治理是指将政策、机构和人聚到一起，在多个主体间促进协商过程的一种战略管理体系。换句话说，每个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政治治理都是社会和经济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政策制定者、公民社会和私立部门都对不断变化的培训条件实施稳定的影响。职业教育治理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尽早发现各个主体间利益的不平衡，并使职业教育体系适应不断变化的背景[3]。

非洲教育发展协会（ADEA）认为，职业教育治理需要解决如下三方面问题：政府机构怎样共同承担对于职业教育的责任；为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协调发展及职业教育机构与外部利益相关者间的交流与合作，政府机构设立了哪些国家交流、合作与协调机构；是否形成了对整个国家职业教育总体供给情况的衡量指标体系[4]。更明确地说，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要素包括职业教育职责的分配、交流、合作与协调框架，以及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一致性和衔接性。

2012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中国上海召开了第三届国际职业教育大会，大会工作报告《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转型：培养工作和生活技能》提出，善治是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系统进行成功改革的一个明确先决条件。职业教育善治的关键是如何改进协调，让广大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并且根据充足的信息确定优先事项和确保问责。

总体来看，从概念的角度来说，“治理”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条件下，多元利益主体围绕共同目标协调互动的过程。区别于传统自上而下、一元单向的政府“管理”理念，治理的要点在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各主体通过平等协商达成一致目标及行动方案。因此，在治理理论视野中，不仅要求中央政府而且要求地方政府、各级教育行政官员、职业教育专家、行业企业、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都参与到职业教育决策之中。

二、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模式与实践策略

（一）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主要模式

根据目前相关学者的研究，西方公共教育治理经历了“规制型”“市场型”“服务型”三种治理范式的演变，每种范式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工具、治理能力方面都有所不同。“规制型”治理范式遵循国家逻辑，强调教育公平，主张政府全程控制教育发展过程；“市场型”强调市场是公共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只有通过市场竞争和激励，才能提高教育绩效，并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服务型”治理范式强调通过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逐步建立一种新型的公共教育市场，严格界定政府在公共教育领域的干预范围，通过政府解制以推动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教育服务[5]。

图2 欧洲培训基金会提出的职业教育多层治理模式

欧洲培训基金会通过对国际社会职业教育治理实践的研究表明，基于利益相关者间有效、包容、横向和纵向交流的多层治理模式，非常有利于增强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和体系的效率、效力、一致性、透明性和落实性。让一些国家层面之下的实体或地区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管理，以及确定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更加有利于促进地区层次的经济增长，并实现地区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匹配。这一模式的具体机制如图2所示。

图3 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四种治理模式

英国行业协会的研究认为，从实施的角度来说，职业教育治理机制的建立是在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及特定主体间建立明确交流及合作机制的过程。这些主体包括政府或教育管理者、教育与培训机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合作伙伴（雇主或工人利益组织，如雇主组织或行业协会）等，这些主体的一方是职业学校和教育管理者，另一方是以雇主和员工组织为代表的社会伙伴，其关键是在这些主体间形成有效的交流方式。从这一角度而言，如图4所示，职业教育的治理模式分为如下四种：一是自由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利益相关者间的协调机制较弱，职业教育机构和劳动力市场间通过市场信号进行直接反馈；二是计划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间的正式联系或交流较弱，并主要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进行交流；三是参与模式，主要特征是职业教育的各利益相关者或社会合作伙伴间已经形成特定的交流与作用机制；四是协调模式，主要特征是社会合作伙伴是职业教育更新过程的重要驱动者，并全面参与职业教育的实施。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研究指出，奥地利、丹麦、德国、荷兰等北欧国家实施的以“集体技能形成体系”（collective skill formation systems）为特征的协调性治理模式（coordinated model）是最有效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注重社会合作伙伴对职业教育实施的参与，积极加强相关治理主体间的交流对话。其主要具有如下特征：有效、透明的交流过程；利益相关者（社会合作伙伴：包括政府，以雇主协会、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合作伙伴，职业学校，企业等）间广泛参与、包容性与合作机制；研究本位的决策过程；开放性、反应性、适应性和灵活性；能够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更新、调整职业教育的供给模式、课程和资格等，实现职业学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的有效匹配。

图4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协调性治理模式

德国波恩大学Werner Eichhorst等对世界范围内职业教育治理体系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后也提出，以德国为代表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治理模式运行效率是最高的，具体如图4显示。其主要特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课程和教学内容的社会适切性，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雇主、社会合作伙伴和教育机构都参与到课程开发中。二是与劳动力市场建立并维持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了雇主对职业教育体系的持续反馈机制。三是职业教育机构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具有必备的教学设备设施及受过良好培训的教师。四是在培训机构间创立了有效的竞争机制，激励职业教育机构的有效运行。五是建立了完善、严格的资格认证和质量保障机制，能够维持高水平的教育教学质量。六是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开放、逐级晋升的教育路径，在职业教育机构中获得的能力和资格与在学术教育路径中获得的资格具有可比性，学生可以在两个体系间实现有效转换[6]。上述因素也都是高效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

（二）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实践策略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主题为“教育治理：透明性、实施性和有效性”的国际会议，在会议最后形成的建议中，为各国改善教育治理、实现更好的教育结果提出了十方面建议：把政府权威部门的教育管理责任下放到地方和个体机构水平上；在利益相关者间建立有效的政策协商机制；形成教育发展的综合性法律体系；为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配备充足的资源；发展不受政党政治约束的教育治理体系；把学校作为行动的核心；促进专业治理能力的发展；支持教育专业发展及其收入的提高；增强所有层次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加强伙伴关系的构建。

2008年，澳大利亚技能署《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未来治理》的报告。报告提出，为确保对技能挑战作出有效回应，在发展有效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如下几点：一是形成明确的国家目标和政策领导力，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在一个全球竞争的环境下运行，为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加强一种集体性的国家目标发展，形成国家标准、劳动力规划、与行业新的合作关系，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路径。二是确定或分析技能需求，形成经费拨款框架。三是有效管理和分配公共经费。四是运用系统的信息进行体系改革和发展。五是建立高质量的国家数据基础，促进相关决策。六是加强优异性、一致性和无缝的规范管理。行业和消费者参与对于国家培训体系的主流化、一致性和优异性是非常关键的，要通过这一点促进对于职业教育与培训服务的机会、信心和适切性[7]。

根据相关国际学者的研究，美国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架构是：地方教育机构负有治理公共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主要责任。但地方教育机构要在州立法和规定的框架下运行，而州的相关立法又受到联邦立法的严重制约。联邦政府向州提供支持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资金。为获得这些资金，州必须向联邦政府提交相关计划，明确为实现联邦法律的目标，怎样运用这些经费。然后，州再要求地方机构提交运用这些经费的计划。此外，政府资助之外的技能培训主要由由联邦劳工部下设的学徒制办公室等部门实施[8]。

欧盟用高质量、有效、吸引力和适切性来描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良好发展状态。欧洲培训基金会提出，治理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的总体运行绩效高度相关，治理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2011年，欧盟的工作报告《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领导力》提出，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治理呈现如下趋势：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通过一系列广泛的活动及责任分配合并成更大规模的机构；中央政府的管理职能下放到地区或地方政府、学校委员会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努力增强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自主性；从关注输入因素（注册和参与、项目的学制和性质）转向日益关注质量保障、学习结果或成果[9]。

英国行业及技能协会的研究认为，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普遍策略有：一是通过建立行业组织，在雇主、地方政府及教育机构间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在地区水平上为企业及雇主提供一个参与职业教育的平台，帮助发展相关的培训策略，以有效应对地区产业需求。二是建立对职业及相关技能进行认证的明确指标，并使这些指标获得广泛认可，从而吸引更多的学习者参与职业教育。三是政府提供对劳动力培训的经费激励，加强对与重点产业相对应职业教育领域的投资，鼓励职业教育机构和大学在重要行业采取集群行动，促进相关行业的创新和就业。四是加强对学生的生涯支持和指导，并使雇主积极参与，帮助学习者实现特定的就业目标。五是政府制定积极的产业发展战略，把教育及人力资本作为产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特别重视对中等后职业教育机构的投资。

2012年，UNESCO通过对世界各国若干旨在改善管理的政策办法进行梳理认为，如下策略是各国职业教育治理的普遍策略：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纳入一项战略；使利益相关方结成积极的伙伴关系；决定是否下放权力，以及如何下放；审查并改革资历认证制度；开发质量保障程序；为制定政策改善证据基础；将政策框架与实施战略挂钩，以实现改革。

总体来看，密切联系企业和地区经济体，与地区经济体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劳动力组织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设计及实施，这些是实现高效职业教育治理的关键。

三、结论与启示

总体来看，虽然各国对职业教育治理概念理解和具体实践策略上有所差异，但建立社会合作伙伴多元参与的协调性治理体系是国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和趋势。如欧洲培训基金会认为，“职业教育治理”是基于各个层次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设定目标体系、实施并进行监控的职业教育决策管理的一种模型。职业教育治理的目的在于加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改进政策的问责制、透明度、一致性、效率和有效性。OECD提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建立的关键是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及特定主体建立明确交流及合作机制的过程，其主要特征包括：高质量的教学及培训水平，积极的产业政策，灵活的培训和生涯路径，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积极投资。根据国际社会的相关经验，这一高效治理机制建立的关键有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政府层面形成明确的法律规定，对职业教育决策或咨询中相关利益主体的作用给予明确界定，在此基础上，加强职业教育机构间及其与工作组织、行业企业的交流对话，形成关于未来技能需求的有效、透明、灵活、开放的交流传递机制。

其次，从职业教育自身的特征来看，作为与劳动力市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教育类型，行业企业参与是职业教育治理的重要特征，职业教育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四方联动。行业企业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平台来参与职业教育治理，在实质上影响着职业教育从决策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因此，准确定位各级政府、高职院校和社会，特别是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权责和职能，理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国际高效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共同特征。

根据国际社会高效职业教育治理的标准，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主要存在如下两方面问题：一是仍然以政府的行政管理为主，职业教育的法律保障体系，特别是行业企业等社会合作伙伴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机构和制度不健全，没有形成社会共同治理的基础；二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基本制度建设不完善，如招生制度、资格框架制度、经费拨款制度、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和反馈制度等，不利于职业教育综合治理能力的提高。

基于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发展面临的问题，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是一个系统的战略发展和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必须要有一整套完善的国家政策、制度加以支撑。因此，未来急需设计和建立一整套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具有强制性、规范性、操作性，保障职业教育科学发展和实施的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安排，促进以行业企业为主导的社会合作伙伴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治理，以实现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职业教育的格局。

参 考 文 献

[1]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8[R]. Paris： UNESCO， 2007： 21.

[2]Governing Complex Education System： Framework for Case Studies[Z].OECD，2011.

[3]Federal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ffair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EAER，State Secretariat fo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ERI Project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Call for Tenders for Leading House “VET Governance”[Z]. Bern， 16.9.2013.

[4]ADEA. Governance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Z]. Background Document Prepared for the 4th SADC Annual TVET Conference Swakopmund， Namibia 7 to 10 November， 2006.

[5]吴景松. 西方公共教育治理范式变革及其启示[J].中国教育学刊，2010（11）：10-13.

[6]Werner Eichhorst，Núria Rodríguez-Planas，Ricarda Schmidl，Klaus F. Zimmermann. A Roadmap to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Z]. December 2012.

劳动教育实施策略篇（4）

一、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一）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治理（governance）一词，由世界银行于1989年率先使用，已经成为政治和管理领域中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召开了主题为“教育治理：透明性、实施性和有效性”的国际会议，会议特别指出，教育治理主要是指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和组织统筹合作、各尽其能，从而实现对公共教育事务更好地进行控制和引导。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管理相比，教育治理的内涵更为广泛，其不仅包括政府维度的教育行政，更包括非政府机制，特别是各种相关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教育组织的管理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与合作。在此基础上，UNESCO的《2009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将“教育治理”作为世界全民教育发展新的关注点。报告提出，教育治理问题是全民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相关问题主要体现在教育资助治理、学校管理治理、师资治理以及教育治理规划等方面。优化教育治理与切合实际的教育政策有助于加强问责，扩大参与，促进教育公平。改善教育治理的路径是，加强教育政策性引导，重视教育投入的数量与公平；学校要保证并提高教育质量，妥善处理公私合作关系；加强教师治理，支持学校发展；在教育治理规划与发展战略间形成一体化措施[1]。

2011年，OECD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启动了“治理复杂教育体系”的研究项目，项目指出，所有OECD国家的政府都面临管理日益复杂教育体系的挑战，因此，需要发展一种有效的治理体系来应对这种复杂性，并为治理主体提供相关知识，使其作出科学决策。项目指出，从概念的角度来说，治理是指在一种没有一个单独主体进行绝对统治的背景下，共同治理社会的过程。教育治理包括国家和机构层面的，对教育政策发展、实施和评估的结构、关系和过程，其由一个复杂的网络组成，这一网络包括法律框架、教育机构及其与整个体系的关系、分配给教育机构的经费以及这些经费怎样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支出，还有控制和影响相关教育行为的一些不正式结构和关系。

对于OECD国家来说，怎样在日益复杂性的背景下，实现教育体系的国家目标，是教育治理的关键因素。对此，这一项目主要关注如下两个关键环节：治理机制和知识选择。其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下两个问题上：一是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对于复杂教育体系是有效的？二是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对于实现复杂教育体系的有效治理是必要的？

在此基础上，如图1所示，OECD提出了治理的三个关键因素：确定优先领域，制定政策发展领域，落实责任，这三个要素都是由非线性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独立现象。这一研究项目主要关注如下三个问题：中央水平的政治决策者怎样在国家、地区和地方层面设计、组织及实施对教育体系的管理？多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怎样在多层面背景下组织、促进教育政策的实施？中央和地区及地方层面的利益相关者怎样在对教育体系的管理中进行互相交流[2]？

图1 OECD“治理复杂的教育体系”项目提出的治理框架

（二）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瑞士教育、研究与创新部指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治理是指将政策、机构和人聚到一起，在多个主体间促进协商过程的一种战略管理体系。换句话说，每个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政治治理都是社会和经济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政策制定者、公民社会和私立部门都对不断变化的培训条件实施稳定的影响。职业教育治理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尽早发现各个主体间利益的不平衡，并使职业教育体系适应不断变化的背景[3]。

非洲教育发展协会（ADEA）认为，职业教育治理需要解决如下三方面问题：政府机构怎样共同承担对于职业教育的责任；为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协调发展及职业教育机构与外部利益相关者间的交流与合作，政府机构设立了哪些国家交流、合作与协调机构；是否形成了对整个国家职业教育总体供给情况的衡量指标体系[4]。更明确地说，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要素包括职业教育职责的分配、交流、合作与协调框架，以及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一致性和衔接性。

2012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中国上海召开了第三届国际职业教育大会，大会工作报告《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转型：培养工作和生活技能》提出，善治是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系统进行成功改革的一个明确先决条件。职业教育善治的关键是如何改进协调，让广大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并且根据充足的信息确定优先事项和确保问责。

总体来看，从概念的角度来说，“治理”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条件下，多元利益主体围绕共同目标协调互动的过程。区别于传统自上而下、一元单向的政府“管理”理念，治理的要点在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各主体通过平等协商达成一致目标及行动方案。因此，在治理理论视野中，不仅要求中央政府而且要求地方政府、各级教育行政官员、职业教育专家、行业企业、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都参与到职业教育决策之中。

二、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模式与实践策略

（一）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主要模式

根据目前相关学者的研究，西方公共教育治理经历了“规制型”“市场型”“服务型&rd quo;三种治理范式的演变，每种范式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工具、治理能力方面都有所不同。“规制型”治理范式遵循国家逻辑，强调教育公平，主张政府全程控制教育发展过程；“市场型”强调市场是公共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只有通过市场竞争和激励，才能提高教育绩效，并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服务型”治理范式强调通过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逐步建立一种新型的公共教育市场，严格界定政府在公共教育领域的干预范围，通过政府解制以推动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教育服务[5]。

图2 欧洲培训基金会提出的职业教育多层治理模式

欧洲培训基金会通过对国际社会职业教育治理实践的研究表明，基于利益相关者间有效、包容、横向和纵向交流的多层治理模式，非常有利于增强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和体系的效率、效力、一致性、透明性和落实性。让一些国家层面之下的实体或地区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管理，以及确定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更加有利于促进地区层次的经济增长，并实现地区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匹配。这一模式的具体机制如图2所示。

图3 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四种治理模式

英国行业协会的研究认为，从实施的角度来说，职业教育治理机制的建立是在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及特定主体间建立明确交流及合作机制的过程。这些主体包括政府或教育管理者、教育与培训机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合作伙伴（雇主或工人利益组织，如雇主组织或行业协会）等，这些主体的一方是职业学校和教育管理者，另一方是以雇主和员工组织为代表的社会伙伴，其关键是在这些主体间形成有效的交流方式。从这一角度而言，如图4所示，职业教育的治理模式分为如下四种：一是自由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利益相关者间的协调机制较弱，职业教育机构和劳动力市场间通过市场信号进行直接反馈；二是计划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间的正式联系或交流较弱，并主要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进行交流；三是参与模式，主要特征是职业教育的各利益相关者或社会合作伙伴间已经形成特定的交流与作用机制；四是协调模式，主要特征是社会合作伙伴是职业教育更新过程的重要驱动者，并全面参与职业教育的实施。   [本文转自DylW.Net专业提供写作本科毕业论文和学前教育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Www. DylW.NEt点击进入DyLw.NeT 第一 论 文网]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研究指出，奥地利、丹麦、德国、荷兰等北欧国家实施的以“集体技能形成体系”（collective skill formation systems）为特征的协调性治理模式（coordinated model）是最有效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注重社会合作伙伴对职业教育实施的参与，积极加强相关治理主体间的交流对话。其主要具有如下特征：有效、透明的交流过程；利益相关者（社会合作伙伴：包括政府，以雇主协会、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合作伙伴，职业学校，企业等）间广泛参与、包容性与合作机制；研究本位的决策过程；开放性、反应性、适应性和灵活性；能够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更新、调整职业教育的供给模式、课程和资格等，实现职业学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的有效匹配。

图4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协调性治理模式

德国波恩大学Werner Eichhorst等对世界范围内职业教育治理体系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后也提出，以德国为代表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治理模式运行效率是最高的，具体如图4显示。其主要特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课程和教学内容的社会适切性，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雇主、社会合作伙伴和教育机构都参与到课程开发中。二是与劳动力市场建立并维持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了雇主对职业教育体系的持续反馈机制。三是职业教育机构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具有必备的教学设备设施及受过良好培训的教师。四是在培训机构间创立了有效的竞争机制，激励职业教育机构的有效运行。五是建立了完善、严格的资格认证和质量保障机制，能够维持高水平的教育教学质量。六是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开放、逐级晋升的教育路径，在职业教育机构中获得的能力和资格与在学术教育路径中获得的资格具有可比性，学生可以在两个体系间实现有效转换[6]。上述因素也都是高效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

（二）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实践策略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主题为“教育治理：透明性、实施性和有效性”的国际会议，在会议最后形成的建议中，为各国改善教育治理、实现更好的教育结果提出了十方面建议：把政府权威部门的教育管理责任下放到地方和个体机构水平上；在利益相关者间建立有效的政策协商机制；形成教育发展的综合性法律体系；为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配备充足的资源；发展不受政党政治约束的教育治理体系；把学校作为行动的核心；促进专业治理能力的发展；支持教育专业发展及其收入的提高；增强所有层次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加强伙伴关系的构建。

2008年，澳大利亚技能署《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未来治理》的报告。报告提出，为确保对技能挑战作出有效回应，在发展有效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如下几点：一是形成明确的国家目标和政策领导力，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在一个全球竞争的环境下运行，为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加强一种集体性的国家目标发展，形成国家标准、劳动力规划、与行业新的合作关系，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路径。二是确定或分析技能需求，形成经费拨款框架。三是有效管理和分配公共经费。四是运用系统的信息进行体系改革和发展。五是建立高质量的国家数据基础，促进相关决策。六是加强优异性、一致性和无缝的规范管理。行业和消费者参与对于国家培训体系的主流化、一致性和优异性是非常关键的，要通过这一点促进对于职业教育与培训服务的机会、信心和适切性[7]。

根据相关国际学者的研究，美国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架构是：地方教育机构负有治理公共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主要责任。但地方教育机构要在州立法和规定的框架下运行，而州的相关立法又受到联邦立法的严重制约。联邦政府向州提供支持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资金。为获得这些资金，州必须向联邦政府提交相关计划，明确为实现联邦法律的目标，怎样运用这些经费。然后， 州再要求地方机构提交运用这些经费的计划。此外，政府资助之外的技能培训主要由由联邦劳工部下设的学徒制办公室等部门实施[8]。

欧盟用高质量、有效、吸引力和适切性来描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良好发展状态。欧洲培训基金会提出，治理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的总体运行绩效高度相关，治理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2011年，欧盟的工作报告《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领导力》提出，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治理呈现如下趋势：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通过一系列广泛的活动及责任分配合并成更大规模的机构；中央政府的管理职能下放到地区或地方政府、学校委员会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努力增强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自主性；从关注输入因素（注册和参与、项目的学制和性质）转向日益关注质量保障、学习结果或成果[9]。

英国行业及技能协会的研究认为，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普遍策略有：一是通过建立行业组织，在雇主、地方政府及教育机构间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在地区水平上为企业及雇主提供一个参与职业教育的平台，帮助发展相关的培训策略，以有效应对地区产业需求。二是建立对职业及相关技能进行认证的明确指标，并使这些指标获得广泛认可，从而吸引更多的学习者参与职业教育。三是政府提供对劳动力培训的经费激励，加强对与重点产业相对应职业教育领域的投资，鼓励职业教育机构和大学在重要行业采取集群行动，促进相关行业的创新和就业。四是加强对学生的生涯支持和指导，并使雇主积极参与，帮助学习者实现特定的就业目标。五是政府制定积极的产业发展战略，把教育及人力资本作为产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特别重视对中等后职业教育机构的投资。

2012年，UNESCO通过对世界各国若干旨在改善管理的政策办法进行梳理认为，如下策略是各国职业教育治理的普遍策略：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纳入一项战略；使利益相关方结成积极的伙伴关系；决定是否下放权力，以及如何下放；审查并改革资历认证制度；开发质量保障程序；为制定政策改善证据基础；将政策框架与实施战略挂钩，以实现改革。

总体来看，密切联系企业和地区经济体，与地区经济体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劳动力组织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设计及实施，这些是实现高效职业教育治理的关键。

三、结论与启示

总体来看，虽然各国对职业教育治理概念理解和具体实践策略上有所差异，但建立社会合作伙伴多元参与的协调性治理体系是国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和趋势。如欧洲培训基金会认为，“职业教育治理”是基于各个层次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设定目标体系、实施并进行监控的职业教育决策管理的一种模型。职业教育治理的目的在于加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改进政策的问责制、透明度、一致性、效率和有效性。OECD提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建立的关键是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及特定主体建立明确交流及合作机制的过程，其主要特征包括：高质量的教学及培训水平，积极的产业政策，灵活的培训和生涯路径，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积极投资。根据国际社会的相关经验，这一高效治理机制建立的关键有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政府层面形成明确的法律规定，对职业教育决策或咨询中相关利益主体的作用给予明确界定，在此基础上，加强职业教育机构间及其与工作组织、行业企业的交流对话，形成关于未来技能需求的有效、透明、灵活、开放的交流传递机制。

其次，从职业教育自身的特征来看，作为与劳动力市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教育类型，行业企业参与是职业教育治理的重要特征，职业教育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四方联动。行业企业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平台来参与职业教育治理，在实质上影响着职业教育从决策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因此，准确定位各级政府、高职院校和社会，特别是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权责和职能，理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国际高效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共同特征。

根据国际社会高效职业教育治理的标准，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主要存在如下两方面问题：一是仍然以政府的行政管理为主，职业教育的法律保障体系，特别是行业企业等社会合作伙伴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机构和制度不健全，没有形成社会共同治理的基础；二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基本制度建设不完善，如招生制度、资格框架制度、经费拨款制度、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和反馈制度等，不利于职业教育综合治理能力的提高。

基于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发展面临的问题，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是一个系统的战略发展和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必须要有一整套完善的国家政策、制度加以支撑。因此，未来急需设计和建立一整套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具有强制性、规范性、操作性，保障职业教育科学发展和实施的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安排，促进以行业企业为主导的社会合作伙伴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治理，以实现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职业教育的格局。

参 考 文 献

[1]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8[R]. Paris： UNESCO， 2007： 21.

[2]Governing Complex Education System： Framework for Case Studies[Z].OECD，2011.

[3]Federal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ffair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EAER，State Secretariat fo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ERI Project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Call for Tenders for Leading House “VET Governance”[Z]. Bern， 16.9.2013.

劳动教育实施策略篇（5）

中图分类号：G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661（2012）06-0161-01

一、当前城镇初中劳技教育的现状

本人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并通过走访调查本人所在城镇及周边城镇初中劳技教育的现状，发现普遍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轻视劳技教育

受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忽视了劳动技术教育对学生智慧的发展，忽视了通过劳动技术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各方面能力。许多学校和教师认为劳技教育与升学率没有直接联系，上不上无所谓。许多学校的劳技课虽然排进了日课表，却是形同虚设，“纸上谈兵”。有的学校七年级按规定才上，八、九年级则不上，改成了其他科目。许多学校领导的观点是劳技课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最好是不要。

(二)片面劳技教育

由于社会环境和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许多学校往往将劳技课同劳动改造联系起来。许多教师带着“有色眼睛”看问题，把学生视为劳动改造的对象，视劳动为“没出息”“低智商”，把老师视为“不会教书的”“教不好的才去上劳技课”，把不爱劳动、不会劳动视为正常现象。学校虽然也有劳动观念、劳动情感、劳动习惯等方面教育，但许多学生认为这是老师或者家长布置的任务和要求，没办法只有去做。甚至有的班主任将打扫卫生的简单劳动归为劳动实践，错误地、局限性地认为，劳技课就是让学生们多参加劳动。

(三)单一劳技教育

由于很多学校没有专职的劳技教师，也没有正常的教研和培训，许多学校劳技课的开设确实也存在困难。上面要求开设，教务处只有安排有一定专长和兴趣爱好的教师或者由从某个学科将近退休的老师来上，他们对教材的分析和理解也是不在行的。同时也存在短期行为和浅薄意识。具体在实施教学过程中一切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教材中能上的内容上一下，不能上的就不上，甚至有的学校采用因噎废食的做法。

二、城镇初中劳技教育策略

根据以上出现的问题，本人总结出几下几点策略：

(一)建立有实际意义劳技教育目标体系

1、认识劳动的意义。通过初中三年的劳技教育，培养学生遵守纪律、爱护劳动工具、保证劳动质量、端正劳动态度，形成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珍惜劳动成果的品质。2、学会生活自理。教育学生学会正确使用和维修最常用的基本劳动工具，教会学生学会日常生活、生产劳动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3、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树立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和职业意识，形成勤劳、坚强、认真负责，服务社会的品质，具有初步适应学习和工作的能力。

(二)建立动手动脑结合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劳技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起来，这就要求必须建立劳动实践基地。学校可与多家企业联系，建立学生实践基地。还可配备一定的劳动工具和物资，为学生开展劳动实践提供保障，将课堂知识与动手实践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还可以建立多功能的劳技教学实践基地，置办各种型号的自行车及零配件、机械工具、缝纫机设备等，开展自行车简易维修操作、缝纫机的使用实践教育。劳动实践基地和实验操作室的建立，可以为实施劳技教育创造条件，为学生更好地开展劳动实践提供较好的实物场景。

(三)建设一支专职、兼职相结合的劳技教学师

资队伍学校劳技教育得以保证和顺利开展，教师是关键。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成果。本人认为针对劳技课的教学，可采取内挖和外聘的办法。一方面，在科学教师队伍中，挖掘具有实际教学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的教师担任劳技教师。另一方面，根据教材内容实际，就近聘请农业、工厂、企业等技术人员为本校授课教师来校讲课，还派教师参加技术学习和培训。有了专兼职教师，对学生的劳技教育就有了师资保障、智力支持。教师根据教材和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落实教学内容，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对学生进行劳技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动手能力。

三、结论

本研究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对有些问题的分析还不够全面、深入，有些对策也值得进一步推敲，敬请各位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正，以利于我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劳动教育实施策略篇（6）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位于北部湾沿岸的中心位置，主要包括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个市所辖的行政区域，土地面积4.25万平方公里，占广西土地面积的17.9％，2008年末总人口1242万人，约占广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地区生产总值2219亿元，占全区生产总值的31％。考虑到区域发展需要，在交通、物流的规划建设中，把处在两翼的玉林和崇左两市也包含进来，形成“4+2”的格局。2008年1月，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广西沿海地区将作为一个经济区来统筹开放开发，并将其建设成为国家“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这意味着，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渝城乡统筹试验区之后，中国的区域经济版图再添新亮点。按照规划，到2020年，经济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经济总量占广西的比重提高到45％左右。在这千载难逢的时刻，拥有1000多万农民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村的发展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而农村发展的关键在人才，因此，深入研究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村人才发展战略，对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各国人才汇集，使美国这个原来的英国殖民地在二十世纪一跃成为世界最强盛的国家；各地人才汇集，使深圳这个原来的小渔村很快崛起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得人才者兴旺发达，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城市如此，一个区域亦如此，区域经济的发展，人才是关键。

1、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实践证明，新经济区的开发战略，本质上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作为贯通东盟与中国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黄金纽带”，有着独特的区位资源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这两种优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开发了近20年，优势的“第一桶金”基本掘光。目前，经济区正面临要过人均GDP1500-3000美元的坎，因而在未来发展中，不能再依靠这两种资源优势，必须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优势，实施人才战略。人才战略解决了，就会对经济区新一轮的发展起重要作用。特别应该看到，在不同的时代，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源是不断变化的：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核心的资源；在工业社会，资本是最核心的资源；到了知识经济社会，智力是最核心的资源。过去20年，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建设，主要围绕“资本”这一核心资源进行开发，引进了大量外资，推动了经济区社会经济发展。今后10-15年，必须根据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人才”这一核心资源上，进行大胆开发和创新，才能推动经济区社会经济的更大发展。

2、实践科学发展观迫切需要进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一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党中央历来重视农村的发展，在政策上特别强调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党中央的农村政策，并通过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保障农村各项事业顺利发展。

3、促进广西北部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实现农民增收迫切需要进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施劳务输出以增加农民收入已成为普遍的共识。但制约广西北部湾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障碍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只有通过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将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农村劳动力资本，农村劳动力才能真正转移出去，农民才能在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从农民收入要素分析，农民收入增加的基本要素是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经营管理。从土地要素看，农民人均占有耕地量严重不足，耕地增收潜力必须依靠资本集约和技术集约，而这两种生产方式都必须有较高的劳动力素质作支撑。另外，对大多数农民而言，资本性收入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份额很小，劳动力和经营管理才是与农村人力资本紧密相关的要素。从这个角度看，不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无论是其工资性收入还是经营性收入都难以得到真正的提高。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迫切需要进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出：“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大力发展高效优质生态安全农业，积极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不断提升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村人才发展战略，正是从农村基层实际出发，多渠道、全方位的提高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素质，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管理的新型基层干部群众队伍，为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新农村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作用；是适应新形势、完成各项新任务的迫切要求；是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的必然选择。

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业发展目标，强调：到2010年，水稻主产区的种植面积稳定在35万公顷，2020年继续保持种植面积稳定；到2010年，畜牧业产区生猪出栏1000万头，家禽出栏1.5亿只，肉牛出栏50万头，奶牛存栏10万头，2020年生猪出栏1500万头，家禽出栏2亿只，肉牛出栏80万头，奶牛存栏15万头；到2010年，甘蔗主产区的种植面积稳定在6.3万公顷，2020年继续保持种植面积稳定；到2010年，桉树种植面积60万公顷，2020年扩大到90万公顷。要完成这些艰巨的任务，必须通过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来保障。但在目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村人力资源状况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人力资源存量大，整体素质偏低

广西北部湾是广西的一个区域，可通过《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广西的数据来折射：广西农村人口总数为3040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63.76％，是一个农村人口众多的省份。与全国相比，广西农村人口的绝对数排第11位，农村人口占全区人口总数的比例居全国第6位，仅次于贵州的71.76％，的71.70％，甘肃的68.41％，云南的68.40％，河南的65.66％和四川的

64.40％。如此庞大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已成为广西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沉重包袱，而且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农村劳动力人口总数还将进一步上升。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村人力资源整体素质低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文化素质看，文盲半文盲的人口多。2008年广西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7年，平均每百个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人数为84.32，其中，文盲半文盲人数为1.86，小学文化程度人数为24.02，初中文化程度人数为58.44。从技术素质看，农村劳动力技能低，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人数不多。从思想素质看，农民思想观念落后，与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不相适应。

2、客观环境条件差，人才外流现象比较突出

由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人才培养与发展在财政投入上各有不同，同时地形比较复杂，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差，农村居民点布局不合理，交通不便利，信息网设施建设不畅，宣传渠道不畅，影响农村人才发展与交流。另外，一些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还未形成规模，政府基层组织在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和创业渠道，加大人才培养与交流机制，为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铺平道路等方面还存在工作不到位的情况。目前，广大农村人才外流现象比较普遍，大量青壮年人才外出打工或上学，留在农村的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对发展农村事业缺乏热情和能力；留下来的，则素质偏低，缺乏基本技能，工作缺乏活力，不能完全胜任农村建设的需要。这给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村人才发展战略带来了主体结构性缺失等问题。

3、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结构不合理

根据2007年广西农村统计资料，在农村从业人员中，农林牧渔业人数从1991年的1618.29万人下降到2005年的1503.06万人，但从业人数仍是三次产业中份额最大的，约占66％。第一产业仍然是农村最主要的产业。近几年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以及乡镇企业的较快发展，部分农村劳动力开始逐步流向工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等二三产业，但是由于这些产业中的大部分行业准入门槛较高，需要就业人员具备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因此，许多农村人口因为文化程度较低，缺乏一技之长等原因而不能涉足其中。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加速，农村人力资源必将加速流向第二三产业。

4、政府管理部门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认识存在偏差。政府投入不足

具体表现在，许多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认为，只有狠抓重大工业项目建设，才能快出政绩，忽视了农业的基础作用；认为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处于工业发展从属地位，对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村人才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仍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认为工业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农村自然就发展好了，不需要单独建设；认为农村当前的最主要任务是将农村经济搞上去，外出打工赚钱回来更实惠；有的持有较为严重的“等、靠”思想，一切指望、依靠国家和政府扶持，对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广西财政支出中用于农业的支出比重不断降低，从1980年的23.6％下降到2007年的9.11％，而其中的大部分又用于支援农业生产支出，用于人力资源开发的支出少之又少。

三、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建议

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必须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方针和政策。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内的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明确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农业和工业项目一样起到关键作用，不应偏废。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要继续解放思想，加强业务指导，切实把广大干部、党员和各类人才培养好，使用好；深刻领会农村人才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为实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提供思想政治保证。

2、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根据广西北部湾教育、经济发展的现状，加强农村人力资源的教育开发总体上应继续以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质量为重心，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构建一个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以及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并重，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互补和衔接的社会化终生教育体系。一是加大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转变农村居民的教育意识，提高义务教育的入学率，降低中途辍学率；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基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现状，中等职业教育将成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渠道，在有条件的地区，适当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积极开展多种层次的职业培训，使未升学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职业教育；三是积极发展农村成人教育，特别是“短、平、快”的短期技能培训深受农民欢迎，鼓励企业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有偿培训，拓宽就业渠道，解除农村居民培训后依然无业可就的顾虑。

3、创新机制，突出重点

一是创新人才服务机制。各级政府要指定专门的人才服务机构设立农村人才服务窗口，定期组织为农村吸引各类人才的专题服务活动。对那些在农业生产、科技推广一线，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科技进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做出贡献的教学、科技等人员，在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职称评聘方面制定好优惠政策。比如，明确在农村从事教育、卫生、农业、水利、林业等工作的人员，除国家有特别规定外，不受身份、学历、户籍、所学专业限制，可自主参加社会化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专业职称评审。二是创新外出务工回乡人员机制。外出务工回乡人员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不可小觑，人员外出务工对新农村建设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其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观念等有利因素，也是新农村建设中注重吃喝玩乐、得过且过等各种不良思想和行为的传播与推导者，基层政府管理部门一定要有足够的智慧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影响。当前，虽有一些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但还未形成规模，政府应该加大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开拓创业渠道，为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铺平道路。

4、加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劳动教育实施策略篇（7）

摘 要：“富民优先”战略在江苏理论界和决策层中已逐渐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论共识。实施“富民优先”战略必须将加速经济发展作为富民灵魂、将实施就业工程作为富民关键，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富民难点，将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作为富民杠杆，将完善社会保障作为富民强盾，将促进消费转型作为富民亮色，并且形成有效的政策保障机制、创新保障机制、科技保障机制、人才保障机制和教育保障机制。

关键词：富民；优先；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11-0069-04

一、“富民优先”战略思路的理论共识

“富民优先”战略首先应该在理论上不断得到熔炼、升华，在江苏省理论界和决策层中逐渐形成共识，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富民优先”的衡量标准

富民优先作为一种发展观，要求江苏必须十分重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住房面积、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最能说明发展程度、最贴近人民群众的主要指标，体现让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富民优先”的核心是“富民”，“富民”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寓富于民，走富民之路最终就是要建设一个寓富于民的时代。而居民收入状况则是衡量“富民”成效的核心指标，因为没有居民收入的提高，就无法摆脱贫困，就难以实现消费层次的提升，更难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必须将“富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以新的考核指标和责任制使各级党政干部的政绩观切实转变到以人为本、富民优先上来。

2.“富民优先”的发展进程

从富民的内容来看，全面小康不仅是物质文明的提升，而且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提升。从富民的主体来看，全面小康就是要通过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通过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通过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提高人民的健康卫生素质，同时提高人民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富民的结构来看，全面小康就是要通过缩小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城乡富裕的相对协调，通过缩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实现不同地区富裕的相对协调，通过缩小贫困人口与富裕人口的贫富差距逐步实现不同人群富裕的相对协调，从而在2010年建成全面惠及7400多万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10年，到20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江苏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经济强省，更高程度地实现共同富裕。

3.“富民优先”的要素手段

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江苏应该把这作为“富民优先”的指导思想。富民要靠劳动致富，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江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富民也要靠知识致富、技术致富、管理致富和资本致富。所以，富民就必须确立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让不同要素的主体按照要素贡献程度从社会财富分配中获得自己应有的份额。鉴于知识、技术、管理等个人素质已成为收入高低的重要原因，而且江苏民众具有明显的个人素质优势，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该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让这种优势在“富民”进程中充分发挥作用。

4.“富民优先”的具体路径

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江苏已经实现了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苏南的一些地方，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相对而言，在苏北，低收入者的数量和比例仍然过大，因而继续推进富民道路，必须让低收入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再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从而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使一大部分人走向共同富裕。按照边际效用递减的法则，一元钱在富人手里比在穷人手里的效用要低得多，而且过度的贫富差距还会造成社会的紧张和冲突。因此，应该深化和发展走向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让富民的过程成为一个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过程。走江苏特色的富民道路，必须从多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为低收入群体中更多的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创造条件，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成长。

5.“富民优先”的体制机制

在推进“富民优先”的进程中，全体人民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不同情况的个人、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在致富的时序、致富的程度、致富的速率、致富的手段等方面是有利益区别和差距的，这就需要以相应的机制进行调节。江苏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形成多维度、立体式的富民调节机制，包括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体制调节，坚持效率优先、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的市场调节，规范分配秩序、抑制少数垄断性行业过高收入的规制调节，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安全网调节，等等。要通过各种调节机制的协调作用，使不同情况的个人、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在江苏特色的富民道路上各得其所，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6.“富民优先”的实施重点

江苏推进“富民优先”，要在发展区域、对象、途径上突出重点。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造成了江苏经济明显的南北区域差异，江苏要实现富民强省的目标，最重要的就是加速苏北的发展。因此，在区域发展上，要重点推进苏北大发展。从富民的对象看，江苏要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推进“富民优先”，难点在农村、在农民。所以，要把农民致富摆到突出位置，要重点增加农民特别是苏北地区农民的收入。在富民途径上，激发全民创业恒久内动力对于“富民优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要将发展民营经济、充分激发民众的创业热情作为富民的重点途径。

二、实施“富民优先”战略的对策思路

实施“富民优先”战略必须将加速经济发展作为富民灵魂、将实施就业工程作为富民关键，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富民难点，将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作为富民杠杆，将完善社会保障作为富民强盾，将促进消费转型作为富民亮色。

1.加速经济发展

发展是加快“富民”的火车头，是居民财富增长的引擎，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江苏应该全省上下铆足劲，提出“与最好的比，向最近的赶”，奋勇抢抓新的机遇，大力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寻找新的切入点和带动点，在更高层次上推动富民强省，保持在全国“第一集团军”中的地位。

江苏以经济发展作为居民财富增长引擎，特别要大力推进苏北大发展。2001年以来，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发挥苏北后发优势的决策，各地、各部门应该根据省委、省政府一系列决策和部署，把加快苏北发展作为一件大事来抓。首先，苏南市、县要真心实意相帮，省级机关要同心协力扶持，从而让“外部因素”对加快苏北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苏北人民要对“外部因素”依靠而不依赖，始终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创新的思想观念，自强自立，艰苦奋斗，迎难而进，埋头苦干，坚持走符合本地实际的路子，结合各地实际谋发展、致民富。

2.实施就业工程

从国内外“富民”的成功经验看，没有城乡居民的充分就业，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预期就难以稳定，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富民”。从江苏的情况看，80%以上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就业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因此，城镇居民就业状况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整体收入是否能持续稳定增长。面对下岗人员增多和新生劳动力高峰到来的双重压力，应该把扩大社会就业作为重要的工作职责和优先的工作目标，千方百计创造就业机会，拓宽城乡劳动力就业渠道。

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注意发展吸纳劳动力容量大的产业和企业，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中的积极作用。将发展民营经济当作江苏扩大就业、加快富民步伐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放手让人民群众创业致富的聪明才智充分释放出来，以创业带来的就业乘数效应促进民众致富。江苏应该在全省推开全民创业活动并努力做到：第一，解放思想，激发全民创业的热情；第二，深化改革，打造全民创业的体制与机制；第三，优化服务，全面落实鼓励、扶持全民创业的政策；第四，强化领导，营造全民创业的社会氛围。建立失业预警机制，降低失业对富民的负影响。要重视开发应用失业预警系统，及时反映劳动人口的增减和就业状况，并根据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对就业形势走向进行分析、预测，建立起失业预警机制，为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3.解决“三农”问题

推进“富民优先”，难点在农村、在农民。在农业比重逐步下降的情况下，农业、农村工作决不能放松。要以富裕农民为重点，走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子。要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跳出农业调整农业，跳出农民致富农民，跳出农村发展农村，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

多方面挖掘潜力，使农业收入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实现恢复增长。要特别重视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大力开拓农产品市场，让农民在流通中增收；大力发展“三资”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实施品种、技术、知识更新工程，全面推进科技兴农。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促进农民充分就业。重点坚持“内转外输”并举，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坚持在体制创新和结构调整中加快乡镇企业发展，恢复和扩大乡镇企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变农村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优势。在农村人口一时还难以大规模减少的情况下，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调整完善政策，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4.完善分配机制

建立正常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全面提升职工工资水平。应该将政府促进富民、加快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重点放在提高企业职工工资上面，并以鼓励性让税政策作为支撑，在调整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收入分配关系上，迈出实质性的一步。运用各种调控手段，将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适当范围。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来收敛收入差距短期难以见效，必须通过一整套的体制和收入政策才能抑制收入差距扩大过快的趋势。

5.健全社会保障

江苏各地都要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工作的力度，推出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措施。要在坚持“两个确保”的同时，大力推进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争取尽快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6.促进消费转型

鉴于现阶段消费需求是“富民”的重要力量，江苏各级领导都应重视建立明晰的消费增长政策，改变那种注重生产决定消费、消费被动服从于生产的传统观念，将鼓励消费政策作为居民消费政策的基本取向，重视从多方面拓展城乡居民的消费空间，为“富民强省”、“富民优先”创造良好的条件。要做的工作主要包括：积极推进城镇化战略；不断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努力拓展消费空间；构建多元消费体系。

三、实施“富民优先”战略思路的保障机制

江苏“富民优先”战略思路要能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跨越障碍、不断以新的突破开创新的局面，必须在全省上下形成较有效的多方位、多角度的保障机制。

1.政策保障机制

政策保障机制的根本要求是以一系列富民促进政策为“富民优先”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在推进“富民优先”过程中充分放大政策位势。（1）以促进富民的各种具体政策措施直接夯实全面富民的基础。一是要广泛采用增加劳动报酬的政策措施。二是要从上到下狠抓社会保障，加强社会保障体制体系的改革重建，形成对全省经济社会运行与发展及改革开放的强有力的安全网络支持。三是要通过颁发就业再就业文件和召开就业再就业工作会议，努力促进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四是要帮扶社会困难、弱势群体，加大省级财政对苏北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五是要通过实施农村税费改革、扩大劳务输出和鼓励市县发展百姓经济、建设富民工程，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2）以向“三农”倾斜的政策破解富民的难点。在以政策解决“三农”问题、破解富民的难点方面，应该突出反歧视与偏重保护相结合的政策精神。反歧视就是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实现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形式平等；偏重保护就是把农民视为弱者而给予倾斜政策，实现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实质平等。（3）用“雪中送炭”的政策提升苏北走出“经济洼地”的信心。江苏要实现富民强省的目标，最重要的就是加速苏北的发展。没有苏北的全面富强，则没有江苏的全面富强。

2.创新保障机制

发展理念的跃升和发展思路的创新，对一个地方的发展至关重要，这已被江苏的发展历程所证明。在高起点上创新发展路径，在科学发展的创新平台上跃升，这是江苏“富民强省”、“富民优先”战略思路的强力推进器。（1）确定新的参照系和奋斗目标。江苏应该以发展更快的兄弟省市作为横向比较的参照系，清醒地看到“强中自有强中手”的严峻挑战，使“小富即安、小成即满”的思想受到强烈的冲击。要不断消除影响奋发有为的思想障碍，在继续“放眼全国看江苏”的同时，注重“面向未来看江苏”，以“率先”这一新的奋斗目标作为更高的参照系，进一步激发全省干部群众奋发有为、创新求富的精神状态。（2）在高起点上创新发展路径。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突出“转型、加速、协调”的主题，走基于资源紧缺的高效发展路径，以创新来凝聚恒久的富民内动力。（3）从多方位、多角度以创新的措施、方法加速富民进程。

3.科技保障机制

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江苏“富民优先”战略的强有力保障。作为全国最早提出和全面实施“科教兴省”战略的省份之一，江苏应该让“科教兴省”战略发挥突出的作用，使科技进步成为“富民优先”战略强有力的保障器和助推器。江苏的实践表明，星火计划是依靠科技进步繁荣农村经济、富裕广大农民的一面旗帜，培育和壮大科技先导型区域支柱产业是星火计划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加强科技创新、促进区域经济跨越发展、实现富民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所以，在富民的科技保障机制上，关键是要以星火计划照亮农村科技富民之路和苏北科技富民之路。

4.人才保障机制

江苏要率先发展，实现“富民优先”，依靠人才领先是最佳选择。江苏人多地少、资源禀赋不足、环境承载力有限，但科技和教育比较发达，知识人才丰富，劳动力素质较高，人才资源成为江苏当前和未来发展真正的第一资源。截至2005年底，全省拥有各类人才总量已达460万人，其中高层次人才18万人，“两院”院士86人，人才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这是江苏的最大比较优势，是江苏发展最重要的潜力所在。因此，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人才在“富民强省”、“富民优先”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不断地提升人才工作的地位，既重视物力资本更重视人力资本，既重视招商引资更重视招才引智，下工夫把科技和教育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先”的发展优势。

5.教育保障机制

江苏的教育资源具有较突出的比较优势，全省普通高校数、在校生数均排名全国第一。在实施“富民优先”战略的过程中，教育也应凭借其较科学的机制发挥明显的保障作用。（1）以普及教育来提升全民文化素质。为了发挥教育对于富民的特殊作用，江苏必须十分重视普及教育，提升全民的文化素质。（2）继续实施“5112”教育富民工程。实施“5112”教育富民工程的重点是要依托1000多所中等职业学校、28000多所包括乡镇中心成人校在内的各级各类成人培训学校，通过政府投入、社会参与、股份合作等途径,逐步发展规模化生产基地，通过建立各级各类市场，为农民和下岗职工提供生产、技术、信息服务，带动农民和下岗职工科技致富。（3）实施现代农民教育工程。这一工程要围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着眼于开启民智、激活民力、凝聚民心、推动民富，以提高农民素质为根本，以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为重点，以乡镇为依托，以部门、行业为支撑，以网络、阵地为抓手，以教育活动为载体，分启动、推进和深化三个阶段组织实施，使全省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民主法制素质得到较大提高，农民的市场主体意识、开拓进取意识和现代文明意识显著增强，农村的文化生活环境、社会治安环境和综合卫生环境明显改善。（4）开展学习型团队的建设活动。应该遵循“以培育创业冲动为主题、以提升创新本领为主线、以增强创造能力为落脚点”的原则，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开展学习型团队的建设活动，既使人力资源的含量得到全面提升，又为富民强省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季建业.富民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2］宋林飞.当前实施富民优先战略的重点.新华报业网，2004-06-29.

［3］吴先满.江苏富民强省：“十五”前期的努力和“十五”中后期的任务［J］.苏州大学学报，2004（2）.

劳动教育实施策略篇（8）

背景

人口是发展的基数，更是影响经济的因子。人口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以人口政策是国家的根本政策之一。建国以来，党中央科学把握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适时调整人口政策，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与改革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一起，共同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一方面，减少了新生人口，使人口规模及未来的就业人口同步减少，相应地还减少了家庭、社会和国家对新生人口的投入，成为中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科技观、素质观、教育观和消费观，使依靠人力资本促进积累、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发张的重要因素成为可能。

1.建国以来中国人口政策变迁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人口问题，每一届中国领导人都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人口政策，以有力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从建国至今，中国人口政策整体呈现出由松到紧，又由紧到松的变化趋势，大致可分为以下6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3年）：大力宣传鼓励生育。建国初期，我国各个方面都是处于百废待兴的情况，所以人口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伟大领袖曾经说过“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所以当时全民大众的观念也如此，响应号召，多育子女。

第二阶段（1954-1959年）：发现问题、酝酿政策。1953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总数包涵台湾在内已经突破六个亿，大陆人口总数就接近六个亿。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普查3个月后的一次报告中忧虑地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国家意识到人口众多会带来的问题和危机。

第三阶段（1960-1978年）：计划生育兴起和开展。政府充分认识到人口过快增长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影响，提出在农村实施计划生育，也就是节制生育，并且大力宣传晚婚晚育，设法控制人口急剧增长。在时期，政府对当时的生育政策一直没有改变。1973年特别提出了“晚（晚婚、晚育）、稀（生育间隔四年左右）、少（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计划生育政策。

第四阶段（1978-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起步和发展阶段。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开始进一步收紧生育政策，将1970年代“最多两个”转变为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和独生子女政策。

第五阶段（1984-1999年）：计划生育调整完善。这个阶段主要是计划生育的新形势和新探索时期特别是针对农村人口，在农村适当放宽生育二胎的条件。在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中，政府强调了坚持计划生育的不动摇性，并且要继续宣传和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并且大力重视这一工作的开展，政府强调把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和经济发展看得一样重要。

第六阶段（2000至2013年）：稳定生育率。2000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表明，计划生育工作中心要到稳定生育水平上来，2007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重申要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

第七阶段（2013年至今）：开放二孩，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2.“全面二孩”政策解读

一定的社会条件是制定人口政策的前提与基础，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则依赖于合理的人口政策的推行。社会条件的变化要求人口政策适时进行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中国人口政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对人口政策适时进行调整，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党中央科学把握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

进人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重大转折性变化：人口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加深，家庭养老抚幼功能弱化。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党中央及时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单独两孩政策的决策。在单独两孩政策平稳有序实施基础上，根据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决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全面实施两孩政策，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有利于更好地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具体来说，可从以下三个角度看：

人口影响。现阶段，全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约有9000f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今后几年出生人口总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最高年份的出生人口预计超过2000万人，这是政策调整的预期效应。

经济影响。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短期可以直接拉动对妇幼健康、婴幼用品、托幼服务、教育等领域的消费。长期看，到205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3000万左右，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将带来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医疗卫生、儿童照料、教育等方面会面临一定的压力。通过加大投入、盘活存量、优化配置，是完全可以应对的。

劳动教育实施策略篇（9）

[作者简介]习勇生（1982- ），男，江西宜春人，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和教育政策。（四川 成都 611130）杨挺（1971- ），男，四川阆中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法规与政策。（重庆 400715）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6-0017-03

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将“三农”问题摆在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2012年间，中央连续出台了九个“一号文件”，成为指导“三农”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指南。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九个“一号文件”对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背景

当前，伴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我国“三农”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实现了四个转变：一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劳动、资源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二是农业和农民增收途径由主要依靠农产品的增产和提价为主向非农产业发展转变；三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结构转变；四是农业与非农产业关联度越来越大，产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①归纳起来讲，当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与“三农”是在动态中寻找平衡的支点。

1.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支持。整体而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相比处于相对滞后的局面，农村改革和发展处在爬坡和攻坚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因此，必须抓住改革的着力点，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加快构建和谐社会。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农村职业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和空间。反过来，农村职业教育也通过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助推器。

2.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与农业发展的相互调适。当前，农业依然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脆弱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同时，促进农业生产上新台阶的制约因素越来越多，农业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增强，农业发展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为此，“一号文件”多次提出要发展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强化现代农业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的作用。要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为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一方面可以凭借自身的科研基础和能力，开展部分基础性、运用性和前沿性的研究活动；另一方面，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先进实用技术集成配套，推动农业科技的普及与推广应用，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与新型农民培养的相互促进。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农村职业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将农村潜在劳动力转变为现实的技术技能型劳动力，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智力支持。

由上可知，在新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发展、新型农民培养的进程中，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相关教育政策的指引下，党和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促进农村经济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高度，提出了加快推进“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相结合”的策略，初步解决了农村教育、科技与经济长期分离，农村基础教育与农村社会经济互不相融等社会难题，为深化农村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加快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目标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不仅来源于宏观层面农村职业教育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环境，而且来源于受教育者对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诉求。凝练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必须基于对农村职业教育本质及对象的认识。

1.对农村职业教育本质的认识：由“在农村”“为农村”到“面向农村”。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往往被视为与城市职业教育平行的教育形式，把农村职业教育理解为“在农村”的职业教育和“为农村”的职业教育。例如，《实用教育大辞典》指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是指适应农村发展要求，在一定文化水平的基础上，培养人们能够从事某种农村职业的一种专门化教育。其中，“适应农村发展要求”强调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村”服务的理念，“从事某种农村职业”则意味着农村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将受教育者固定“在农村”，在农村从事某种职业。显然，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职业教育将培养目标定位于“为农”培养人才，培养“留农”人才，服务于农村社会发展的教育。

为适应新农村建设和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②提出要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是服务农业、农村、农民的职业教育，包括办在农村的职业教育、农业职业教育和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也就是说，“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既是办“在农村”的教育；也是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的教育；更是城市和农村“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相比传统意义的农村职业教育，“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内涵更为丰富，外延更加宽广。

2.对农村职业教育对象的认识：由单一对象到多元对象。职业教育是个统称，它既包括技术教育也包括技术培训，既包括职业教育也包括职业培训，既包括中等职业教育也包括高等职业教育。③石伟平教授将职业教育划分为以在校生为主要对象的职业预备教育（职业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在职人员为主要对象的岗位培训；以失业人员为主要对象的再就业培训等三种类型。④基于对农村职业教育本质的认识，我们认为，传统的农村职业教育基本上以培养农村经济建设实用技术型劳动者为目标，而转型时期的农村职业教育是面向农村开展的农业科技培训、实用技术培训、农民创业培训，也是面向农村开展的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培训、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劳动力专业的培训。可以说，面向农村开展的职业教育细化了培训对象，深化了培训内容，使农村职业教育功能得到了有效发挥。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我国“三农”转型和快速发展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的职责和使命正悄然发生改变。农村职业教育应立足现实，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主动适应城乡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将战略目标定位于：统筹城乡资源，面向农村，为各类“三农”服务人才提供教育或培训服务，以推进城乡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协调发展。

三、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内容

通过梳理和分析政策文本可知，2004～2012年九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要加快或重点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综观这九个中央“一号文件”后发现，党和政府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容包括：

1.大力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完善中等职业学校奖学金和助学金制度，并逐步实现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加大对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农林类专业学生的助学力度，有条件的地方可减免种植、养殖专业学生的学费。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加快普及农村高中阶段教育，重点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落实中等职业教育助学金政策，对农林水类专业学生给予倾斜”；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扩大免费范围“对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实行免费”；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继续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调“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并“落实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

2.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培育新型农民。（1）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要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实行定向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2）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3）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继续支持新型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务农技能，增强农民科学种田能力，促进科学种田。（4）组织实施新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重点培训种养业能手、科技带头人、农村经纪人和专业合作组织领办人等。（5）以提高科技素质、职业技能、经营能力为核心，大规模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加快培养村干部、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到村任职大学生等农村发展带头人，农民植保员、防疫员、水利员、信息员、沼气工等农村技能服务型人才，种养大户、农机大户、经纪人等农村生产经营型人才。

3.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力度，扩大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覆盖面。要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一步搞好农民转业转岗培训工作，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加大支持力度；扩大实施规模，提高补助标准；同时整合培训资源，规范培训工作，增强农民就业创业能力，落实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努力使每一个农村后备劳动力都掌握一门技能；继续加大外出务工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4.理顺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1）在办学体制上，强调以政府办学为主导，社会力量办学作为重要补充。要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培训的积极性，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要鼓励涉农行业兴办职业教育，采取委托、招标等形式，引导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社会力量承担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项目。（2）在经费管理体制上，强调要加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各级财政要安排专门用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为提高培训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培训效果，应由农民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政府对接受培训的农民给予一定的补贴和资助。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各级财政要大幅度增加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投入，采取补助、培训券、报账制等方式，努力提高培训的实用性和资金的使用效率。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则要求各级财政要将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纳入预算，不断增加投入。（3）在组织管理体制上，强调县级政府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责任。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快构建县域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健全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以乡村化技术学校、农村中小学校、其他培训机构、村委会为基础，覆盖县、乡、村的职业教育培训网络，发展城乡一体化的中等职业教育。

四、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路径

九个中央“一号文件”从“三农”发展的角度概括了21世纪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主题和内容，强调农村职业教育要服务于“三农”。那么，农村职业教育应该选择何种路径，以实现教育目标。

1.以需求为导向合理设置农村职业教育内容。在九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开篇中，一般都会概括过去一年“三农”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当年“三农”建设和发展的主题。例如，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指出，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的严重水旱灾害，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暴露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必须大力加强水利建设，为此需要支持大专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水利类专业建设。又如，在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中，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的要求”“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安排培训内容，实行定向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这充分反映出农村职业教育重点工作或内容的确定，要从当前我国“三农”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不同利益主体对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诉求，着眼于“三农”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而思考如何有效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功能和作用。

2.以渐进式方式推动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实施。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作为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政策，是实现农村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但囿于农村职业教育资源不足，政府财政支持有限，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实现。党和政府从2007年开始，采用渐进式方式逐步落实此政策。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减免种植、养殖专业学生的学费”；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重点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扩大中职学生免费范围，“对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实行免费”；2010年强调要“继续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到2012年，继续强调要“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落实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实践证明，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贯彻和实施的过程平稳，政策效果较为明显。

3.以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农村职业教育平稳有序发展。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基本格局为“强化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九个“中央一号文件”启示我们，要运用分层分类的思想，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责任。概括地讲，就是“要强化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省级政府宏观指导、市（地）级政府统筹发展、县级政府为主管理的责任”。⑤同时要积极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到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之中。在教育成本承担机制上，省级政府的承担比例要有所增加，中央政府的专项经费补助的力度也应有所加强，各级政府要设立专项经费支持和引导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实现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

[注释]

①高利兵.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定位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05（7）：10.

劳动教育实施策略篇（10）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长达14年，其施行的奴化教育作为教育侵略的主要内容贯穿始终，是整个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32年3月1日，以溥仪为“皇帝”的傀儡政权洲国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成立，东北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化教育系统被统治机构严密监管，决定了其具有垄断独裁、高度集中的特征。日本侵略者在洲国建立完善的殖民奴化教育体制，通过学校等教育机构大力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政策，推行日语、篡改中国历史，给中国东北青少年和儿童造成了深重灾难，而由日伪政府拟定编撰的教科书作为学校教育主要教学材料，直接成为日伪政府推行奴化教育，泯灭东北少年儿童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的重要载体和工具。日本殖民者把教育作为扩张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工具，是有组织有预谋实施的思想侵略行为。教科书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教学材料，编审官室和编审委员会由日本人直接控制，编纂职权一直被日本殖民者集中在中央政权。日伪教科书是客观现实与侵略政策相结合的产物，是日本殖民者进行教育侵略的重要载体和绝对罪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教育意义。

本文以“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藏日伪时期国民高等学校和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教学课本《（满语）物理》为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将日伪统治者奴化愚弄中国学生，美化殖民统治的丑恶目的揭示出来。《（满语）物理》是日伪时期高等学校教学课本。该书封面印有“国民高等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松尾俊市，樱谷清太郎共著。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发行”，为日伪时期高等学校课本。扉页上部印有“康德七年（1940年）十月十五日，民生部检定。国民高等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校理科用”。

1 教育目的低等，教学内容简单

该书发行于1940年10月之后，为政府推行“新学制”的中期阶段。国民高等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为中等教育机构，属于学制系统的第二阶段，也是“新学制”改革的重点。在“新学制”规定中国民高等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修业年限由6年缩短至4年，教学目的仅是“以涵养国民道德，修炼国民精神，锻炼身体，置根于实业教育，授予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养成勘为良妻贤母者为目的。”其宗旨是强调一般“知识技能”教育，增进学生身体健康，以使青少年成为掌握一般劳作技能的廉价劳力和“良妻贤母”。按其要纲所示，《（满语）物理》中知识类课程被进一步压缩。在该书目录下印有“教材分配上的注意：以商业为实业科的国民高等学校及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使用本教科书时，因理科的教授时间较少，对于本书的全部，宜简易教授，而可省略下列的教材。1、ボイル氏法则；2、比热和热容量，比热的测定；3、ボイル、シャール氏法则；4、波的干涉；5、音波的干涉；6、唸，共鸣；7、凹面镜的球面收差；8、分光器，光带的种类；9、光的干涉；10、赤外线及堇外线；11、偏光兴复曲折；12、电波”。教学内容所剩无几，仅有“ 1、绪论，2、物性，3、热学，4、力及运动，5、波动及音，6、光，7、磁气和电气”等十分浅显的物理知识。

政府受日本殖民者实际操控，先后制定《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要纲》、《国家总动员法》等一系列法令，打着“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的旗号，强迫和奴役东北人民为侵略战争服务。当时东北地区教育体制对日本侵略者来说主要问题有两点，一是东北原学制修业年限过长，所培养人力不能适应战时急需；二是原学制注重基础教育，没有将职业教育放到主要地位，满足不了日本为扩大侵略战争而急需大批具有中等水平技术工人的需要。

1938年1月，日本侵略者假手日伪政府，正式制定并施行殖民地奴化教育政策“新学制”。实行愚民政策是“新学制”的主要目的之一，其主要措施为缩短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修业年限，从而降低教育水平。按照其规定，中等教育由6年缩短为4年，高等教育由4年改为3年。加上初等教育6年，全部学程13年，比当时日本学制缩短了整整5年。“新学制”中规定，国民学校培养目的是：“留意学生身心之发达，培植国民道德之基础，授予国民日常生活上所必须之普通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育成忠良国民之性格”。国民优级学校培养目的是：“留意学生身心之发达，涵养国民道德，主授关于实务普通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提高其为忠良国民之资质。”由此可见，两个重要教育学段的教育目的都是以教授“普通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为主，旨在剥夺中国学生受教育的权利，遏制殖民地人民提高文化科学知识水平。日本殖民者采取多种措施大力推行愚民政策，使东北青少年学生成为只粗通文字、掌握一般劳作技能的廉价劳力和供其驱使的“顺民”，从而满足他们扩大侵略战争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

2 日文片假名的大量使用

1938年日伪政府推行“新学制”的另一个主要措施是将日本语列为“国语”，强制东北学生学习日语和使用日语，并把中国语改称为“满语”。日语教学与普及作为灌输“日本精神”、亲日思想的重要手段，被视为“同国家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洲国《学校教育要纲》中规定：“任何学校均须列日语为必修的国语科之一，而将来满洲国的共通语言，决限定用日语。”日伪时期学生毕业时都要经过日语考试，考核不合格就难以就业和升学。1941年左右，日伪政府管治下的学校里学生日常用语已经要求全部日语化。曾经接受殖民教育的徐德源老人曾回忆：“1945年我在‘建国大学’读书时，几乎所有的课程都用日语授课。所以‘国高’毕业的学生有不少都可以达到日语三等的水平，大学生一般的可以达到二等水平。”

《（满语）物理》书中使用文字多为汉语和日文对照，甚至多处根本没有汉语直接冠以日文名称，反映出“满语”和日语同为“国语”的殖民语言政策。“新学制”推行后，在“满语”编写的教科书中大量使用日文片假名已成为普遍现象。日本殖民者逐步用日语完全取代汉语的计划被广泛施行，通过这种对文字“嫁接”式的教学方式，破坏中国语言文字纯洁性，变相渗透，让学生逐渐习惯在学习中接触日文，最终达到通过语言同化来混淆国家观念的目的。日本殖民者强制推行日语教学，逐步提高日语普及在教育中的地位。时任洲国民生部编审官、民生部国语调查会委员的福井优说：“迅速以日语传播日本文化，从而改善生活，是满洲国的当务之急……其根本的目的是：用日语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教育满洲国人，用日语重塑他们的感情世界。……将来不妨逐渐不再使用当地语言……这与朝鲜发生的逐渐废除朝鲜课本是一样的。” 日本侵略者大力推行日语教育，强迫东北青少年学习日语，实质上是一种强制语言同化行为，这种行为最终将导致日语取缔汉语，变身成中国东北地区的“国语”，再进而达到用日语所代表的“大和文化精神”取代中华民族悠久文化思想、民族精神的目的，使东北百姓彻底沦为日本殖民者的奴隶。

举例：

第4页：

第9页：“フック氏法则”；第14页：“パスカル的原理”；第15页：“アルキメデス的原理”。

第85页：“凡是存在宇宙间的物体，不论其距离远近，均具有一定的引力，互相吸引，这便叫做万有引力。关于万有引力，由ニュートン氏发现如下列的法则。”

第89页：“ピサ的斜塔：イタリヤ人「ガリレイ氏，以同大的空球与实球，由ピサ的斜塔上，使之落下而实验之，结果两球同时达于地面。”

第105页：“物体在能作一种工作的状态时，便与该物体具有エネルギー，亦就是说该物体就有能做工作的能力。”

3 日伪政府统治东北期间施行奴化教育的目的和影响

洲国推行的奴化教育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教育的一部分，其实质就是法西斯专制与愚民教育。奴化教育的推行给东北带来沉重灾难，其影响不仅限于教育，东北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发展都遭到破坏，损失严重。

3.1 日本侵略者统治东北期间进行奴化教育目的

日伪统治时期，东北教育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教育发展进程严重滞缓。为了侵略和殖民统治的需要，为了实现彻底的目的，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手段，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强行推行奴化教育。其根本目的是要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培养服从于日本侵略、殖民统治的顺民和为其掠夺我国资源服务的劳动力，用效忠日本天皇的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华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

少年儿童是民族未来的希望，是国家的继承者和创造者，东北青少年学生因此成为日本殖民者实施奴化教育的目标。日为政府通过学校教育向东北学生强制灌输 “日满一体”、“共存共荣”等亲日思想，宣扬“满洲非中国本土”，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解放东北”、资源掠夺是“开发”等侵略谎言，对东北学生进行精神摧残，借此泯灭东北青少年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

3.2 日本在东北推行奴化教育影响

首先，东北教育发展遭到严重破坏与滞缓。东北的教育事业在民国初期已经有了一定规模。仅辽宁地区，高等教育中的东北大学、冯庸大学等在全国已具有较高知名度，中等教育如同泽中学、奉天省立中学等都有较好的升学率，初等教育如扶轮小学、模范小学等都是各具特色的名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初期便强令所有中国学校一律停办，并对东北原有的教育设施进行彻底破坏。东北大学被强改为日本军营，成为汉奸、日伪警特的活动场所，冯庸大学变成日本军用机场，各地各类学校的设备、器械也多被劫掠破坏。初等教育方面，东北少年儿童的就学率始终处于递减的状况。据伪文教部统计，到1933年末，仅恢复小学9100余所，学生仅为502100余人，就学儿童率1935年仅占23%，1937年也没有超过30%。并且，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地区文教事业大肆摧残，将大批教师杀害或抓捕，东北地区师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其次，东北青少年儿童精神意识倍受摧残。日伪政府竭力推行的殖民主义奴化教育，给东北青少年儿童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发展造成了深重影响。日本殖民者在教科书中植入“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王道政治”等奴化思想，在学校里讲授“修身”课、“国民道德”课，提倡“尊君”、“孝行”、“礼仪”，并强化日语教学，使东北青少年陷入迷茫、无知、混沌的境地。奴化教育亲历者周峄在回忆中提到：“在一次‘迎新生’大会上，我第一次听说我们都是中国人，第一次听说我们还有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并不是日本，也不是洲国，而是中华民国。”日本侵略者通过施行奴化教育来泯灭中国学生民族意识、改变民族文化的目的已经初步达到。

第三，民族文化遭受严重摧残。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对一切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文化典籍和具有抗日爱国思想的进步书籍进行搜缴和焚毁，此做法给东北民族文化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推行的奴化教育手段多样，其强制性和诱导性产生的作用不容忽视。日本侵略者先以强制手段遏制住民族文化的传播途径，再辅以社会宣传、日语教学、教育渗透等方式诱导学生产生亲日思想，这些奴化宣传手段皆反映出日本殖民者企图通过混淆东北民众和学生视听，来达到其潜移默化施加奴化思想的目的，一步步奴化东北民众和学生的精神和心灵，最终使东北地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遭受严重摧残。

日本殖民者统治期间对东北地区实施的奴化教育政策，在长期高压政策的威逼下直接导致青少年学生奴隶意识的形成，使东北教育原有的发展成果遭受严重摧残，给东北人民造成了永久性伤害。日伪时期编撰并强制推行的教科书背离了增进知识技能、影响人们思想品德的教育宗旨，成为日本殖民者向东北青少年儿童灌输奴化教育思想的侵略工具。60多年后的今天，日伪教科书作为日本侵华时期奴化教育的罪证陈列于博物馆，其职责转变为宣传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历史真相不应被遗忘，对日伪教科书这一特定时期历史文物的研究工作意义重大，我国作为殖民统治下奴化教育的受害者，更应该提高对日伪教科书搜集保护和研究状况的重视程度，对当今生活在安逸环境中的人们起到警示和教育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学校要纲》，《满洲教育》，第三卷第六号，帝国教育会1937年发行。

[2]《满洲帝国学事要览》，伪民生部教育司1941年编。

[3]《满洲帝国学事要览》，伪民生部教育司1941年编。

[4]王宏志编，中国近代现代史（高中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5]齐红深主编，《日本对华教育侵略》，昆仑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第119页。

[6]《满洲国的日语教育问题》，载《国语运动》，第3卷6期，1939年。转引自矶田一雄：《东北的教育权回收运动与日本的反应》，《北京教育史志研究》1997年，第2、3期合刊。

[7]齐红深主编，《日本对华教育侵略》，昆仑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第3页。

[8]《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第四节《奴化教育》。

劳动教育实施策略篇（11）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由于历史、自然等多方面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较落后，制约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以党的民族政策为指导，立足本国国情和少数民族实际,制定和实施了科学有效、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其中，民族教育政策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资源，成为解决国内民族历史问题,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和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实现各民族团结共同繁荣进步的基本国策。尤其是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发展民族职业教育，为提高民族地区广大劳动者素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显著成就。

一、民族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和任务

1996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政府以立法的形式，指导和规范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实施。对国家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对从事职业教育的实施主体、对从事职业教育的保障条件都做了明确规定，强调了职业教育在国家教育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02年发表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明确了新世纪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提出了具体措施和步骤，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成为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劳动就业和再就业的重大举措。

（一）民族职业教育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向民族职业教育是以民族地域文化为背景，通过进行专门的职业知识技术学习或技能培训，培养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建设服务所需要的职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教育。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包括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文化基础教育、专业技能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健康人格教育，就是要注重培养和增强受教育者的法律意识、公民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创新意识、务实精神和创业能力，培养适应现代化产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实用技术人才。200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将上述指导方针概括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并将其作为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以服务为宗旨”就是要求民族职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服务，为促进发展现代工业化、农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服务，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推进西部大开发服务。“以就业为导向”就是要求民族职业教育要紧紧抓住就业这个关键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和文化技术教育。民族职业教育要服务于民族地区群众的就业、创业和民生问题，这是民族职业教育的立足之本。因此，要把“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理念贯穿到民族职业教育的全部过程，增强民族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二）民族职业教育的任务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民族地区面临着解决贫困人口温饱、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生态环境科学保护、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多重任务。为此，国家陆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兴边富民”行动规划和“一带一路”建设。无疑，民族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1.民族职业教育要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服务。民族地区要走现代化发展道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要培养适应现代民族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实用型、技能型紧缺人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素质偏低和实用技能型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2.民族职业教育要为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民族地区绝大部分是农村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迫切需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要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就要推动农民按照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信息化的生产要求，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化农业，把传统村落改造成为农村新社区。3.民族职业教育要为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为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服务。职业教育应当成为培养创业者的摇篮。职业教育不仅仅是实现职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培养，也应当培育敬业精神，实现个人职业规划和发展。民族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把职业技能培训、敬业精神塑造、创业意识培养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

二、民族职业教育的特殊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领导人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要有民族的形式……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的报告中也指出：“少数民族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问题、课程教材问题，既要照顾民族特点，又不能忽视整个国家教育的统一性。”这就明确强调了国家教育的统一性和民族教育的特殊性。

（一）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居住在中西部11个省区的广大偏远或贫困地区，民情、社情、地情各不相同

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适应民族特点和民族区域工农业生产特点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就必须重视民族职业教育的特殊性。

（二）办学方向的特殊性

1992年，原国家教委在《关于加强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必须面向农（牧）业生产、面向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面向农（牧）民脱贫致富的需要。在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上，应把培养有较高政治、文化和技术素质的新型农（牧）民和农（牧）业技术骨干作为主要任务；在专业设置上，要首先注重办好直接为农、牧、林业服务的专业。同时，根据当地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逐步发展为第二、三产业服务的有关专业。”

（三）培养目标的特殊性

民族职业教育要让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用得上”，进行“实际、实用、实效”的科学知识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培养专业适应性、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强的初、中级应用型人才。要根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条件，更好地与发展民族产业结合起来。

（四）办学模式的特殊性

民族职业教育要积极创新和改革办学模式，在办学机制、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学和教材、实习实训、师资结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方面，积极探索职业教育发展的新道路，提高教育质量和社会效益。

三、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职业教育发展很快。虽然有过一段历史曲折，但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迎来了蓬勃生机。

（一）民族职业教育的初建阶段

（1949年~1957年）1949年，中国政府颁布的《共同纲领》，将人民政府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作为自己的任务。1950年，政务院批准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是我国第一个有关民族教育的法规性文件。1951年，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提出了少数民族教育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仅仅经过几年的努力，中等专业教育就有了较快发展，全国陆续建成了上千所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据统计，1956年，全国中等技术学校中少数民族学生已达166万人。

（二）民族职业教育的曲折阶段

（1958年~1977年）1958年，一些地区的民族教育工作出现了偏差。1961年和1962年，中央先后在西北地区民族会议和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检查和纠正了在民族教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1966年，学校教育遭到了严重破坏，各类学校长时间停课，文化教育几近荒废，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国家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三）民族职业教育的恢复阶段

（1978年~1992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1980年10月，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在《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中认为，我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基础薄弱，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方针、内容和途径。中国职业教育的春天来临。1980年，中国出现了3314所农业中学及职业中学，加上3069所中等专业学校、3305所技工学校，使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达到224.2万人，比前一年增加了22个百分点。

（四）民族职业教育的跨越阶段

（1993年至今）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中将职业技术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统筹规划，积极发展。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使我国职业教育规范化进入有法可依、依法治教的新阶段。1999年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全面描绘了中国教育的远景规划。其中提到：对现有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进行改革、改组和改制，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中专改办（简称“三改一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部分本科院校可以设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这三个重要文件相继，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迈向新世纪的前进步伐。我国开始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民族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民族地区高层次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提供了上升通道。

四、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

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地区逐步恢复和发展了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从无到有建设了职业中学和高等职业教育。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结构单一的局面明显改善，我国逐渐形成了覆盖广大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网络。

（一）初步形成具有特色的民族职业教育体系

1992年《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相继一系列政策，都明确提出了民族职业教育发展的奋斗目标和宏伟计划并付诸实施。以新疆为例，1985年开始，新疆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到1990年，新疆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人数达到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40％。1983之后连续5年，中央和自治区共拨职业教育补助835万元，专款用于示范性职业中学建设。据1992年统计，新疆少数民族职业中学从5年前的60多所增加到160所，少数民族在校生从5千多人增加到1万5千多人。这期间，新疆落实“中等职业学校基础能力建设”项目和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项目，推进区内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继续开展农村中学“2+1”职教班，并面向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开展免费的劳动预备制培训、专项职业技能和常用汉语能力培训。

（二）促进“三教”统筹，形成“农科教”良性运行机制

以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为主要标志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是农村教育改革的方向，也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出路。许多民族地区在此方面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绩。坚持教育部门与农业、科技等部门密切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逐步形成了农业、科技、教育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开展农村成人教育，抓紧扫除青壮年文盲，讲求实效地把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培养了一大批“过得硬，用得上、留得住”的农村中、初级技术人才。数以万计的农牧民在接受实用技术、科普知识的同时，其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等都发生了崭新的变化。

（三）坚持改革，调整结构，实行教育三级分流

1993年，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有计划地实行小学后、初中后、高中后三级分流，发展职业教育，形成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共同发展、相互衔接、比例合理的教育系列。通过教育宏观结构调整多种形式发展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职业教育。这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大决策，是加快提升劳动力素质、振兴民族地区经济、促进群众就业、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

五、民族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呈现出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示范性强的骨干职业学校，在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进程中焕发活力。

（一）从实际出发探索新的办学模式

“校校联合”办学模式。“校校联合”是指西部民族地区的职业学校借助经济发达地区职业学校的专业教学资源、技能训练与就业渠道，培养学生和实现劳动就业。整合资源合作办学，是东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共同发展职业教育的新机制。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科学布局，促进区域之间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实现共创双赢的新办法。

（二）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订单式”是指职业学校与企业签订培养协议，企业共同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到学校担任教师，企业提供实训设备和场地，学生毕业择优录取到该企业就业。“订单式”人才培养体现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特点。这种“订单式”培养人才的模式深受学校、企业和学生的欢迎。“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也带来了新的就业模式。

（三）扩展“大职教”思路，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进入新世纪，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体制。实行全方位开放式的办学形式，以资源共享为纽带,合作育人，组建跨部门、跨地区、跨学校的职业教育集团，更新职业教育观念，形成了扩展“大职教”的发展思路。2009年，广西柳工集团、广西交通投资集团与职业学校探索现代学徒制试点，组建了职业教育集团办学，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发展。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教育部签署共建国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协议。经过几年的建设，实验区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果和成绩。截止到2014年底，全国各地相继组建职业教育集团1048个，形成了教育与产业互相融合、衔接的局面。

（四）坚持民族特色办学，推进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

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提出要建立100所中等职业教育民族特色学校，以弘扬和传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民间工艺，培养民族文化艺术人才和民间工艺技能人才，这为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发展方向。2013年5月，《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发表，其中提出，职业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创新是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服务民族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例如，云南省民族中专学校多年坚持走特色化发展之路，突出办学的民族特色和职教特色，确定了“办民族特色学校，育职业技术人才，为边疆民族地区服务”的宗旨和“面向少数民族、面向农村和面向边疆民族贫困地区”的原则。民族地区发展职业教育，成为促进中华民族团结发展的多元一体认同的主渠道。

六、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策略和思考

2014年2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要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决定》为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规划了改革创新的发展蓝图和策略，即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突破口，对教育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在新形势下发展民族职业教育，笔者认为需要重视以下主要问题：

（一）全社会要确立职业发展的终身教育理念

职业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坚持面向每一位劳动者，以全面提高劳动者职业素质为目标，推动我国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源转变。应该认识到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是面向终身的教育，是面向整个社会的教育。尤其在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调整和转型时期，在民族地区发展职业教育对促进就业、繁荣经济、消除贫困、保障公平和促进民族团结及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民族职业教育要重视加强内涵

建设民族职业教育要凸显职业教育的个性化特点和民族的特殊性。要在国家公共政策的指导和支持下加强内涵建设，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升办学水平，把重点放在人才培养模式、内部机制体制、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方面的改革上，着重完善校企合作的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

（三）建立适应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需求的职业教育集团

由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人们对民族职业教育认识不足、民族职业教育学校规模偏小、教学条件落后、民族职业教育师资力量薄弱、办学方向不明确和专业设置的不合理等等,制约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更好地发挥作用。民族职业教育必须在改革创新中寻求发展。国家公共政策的支持是一方面，如，加大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优化职业院校布局结构、完善对口支援和帮扶机制等等；另一方面，还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大力发展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职业教育集团，这些都将有效整合民族教育资源，推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的产生就是以促进劳动力再生产为使命。大力发展民族职业教育，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劳动者的自身素质，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进步。随着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逐步建立，民族职业教育将为我国民族地区新型工业化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强有力的技术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