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定义的变化大全11篇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1）

作者简介：于金富(1956－)，男，辽宁建平人，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4－0005－03　收稿日期：2007－04－25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科技与信息化迅速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开始从工业经济步入知识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呈现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点，说明它已经发生了某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它正处在向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爆发式转变的过程中。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观点与方法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对其作出合乎实际的理论解释，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一、应当摈弃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错误方法与观点

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没有正确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而招致了严重的挫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理应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许多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进行了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同时，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认为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都完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基本态势。徐崇温先生(2005)发表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一文(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以下简称为徐文)，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徐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笔者认为，徐文观点存在许多纰漏之处。对此，笔者要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方法、态度及其基本观点等方面同徐文作者进行商榷。

首先，从其内容来看，徐文观点包括这样三个具体论点：一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而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二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了社会主义特征，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趋同性。三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很显然，这些论点的实质在于仍然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论，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论，坚持“灭资兴社”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革命飞跃论。这些论点，尽管其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但实际上则是无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际情况、无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密切联系的客观现实，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些业已过时的具体结论的结果，因而是脱离实际的理论观点。就其实质来说，这些论点仍然是斯大林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当前新形势下的翻版．是以往长期存在的固有观念的变种。因此，这些论点是难以看作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观点的。

其次，从其根据来看，徐文观点的提出有这样三个主要论据：一是主观目的决定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所采取的各种新措施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二是客观效果有限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取新措施的结果，只是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社会矛盾，而没有也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三是和平演变论。徐文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只是改变了斗争策略，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排斥和根本对立的基本格局。很显然，这些论据是主观化和绝对化的观点。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只要资产阶级自己不想或不愿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自我扬弃措施，都绝不会改变其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戈尔巴乔夫及其错误思想和路线。这是典型的“唯意志论”和“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动机来论证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必然结果，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客观趋势的科学原理；用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和政治背叛来说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也完全违背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资本主义要么是实现根本质变，要么只是形式变化而绝不发生任何性质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要么保持不变、踏步不前，要么飞跃突变、一步到位。这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而完全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从量变经由部分质变而到根本质变的科学原理。毫无疑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确实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确实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质变。但这绝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丝毫没有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实现总体上的根本质变不等于它没有发生局部性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徐文在否认当代资本主义根本质变的同时，也武断地否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引起部分质变的可能性，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与观点。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由于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因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仍然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这同样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它既没有看到或不承认当代资本主义自身自我扬弃、逐步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没有看到或不承认现代社会主义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学习和广泛利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文明成果的现实情况。当前，和平与发展早已经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互相学习、相互借鉴、互相影响也成为不可改变的客观趋势。徐文根据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就断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

义仍然是根本对立的，既是有悖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的，也是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客观现实。

最后，从其实质和危害来看，徐文提出的观点实际上是传统观念在作祟和传统观点的变种。它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排斥的根本对立论、排除资本主义而另起炉灶建设社会主义的“空地论”、坚持同当代资本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论，在理论与实践都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从理论上来说，这些观点不利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现实，不利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行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从实践上看，这些观点不利于我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学习与利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成果，不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

笔者认为，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固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具体结论。一是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趋势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基本过程和必然结果。二是应当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辩证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主要特征与基本性质。根据这些方法，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改变，也绝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而不断地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则必然伴随着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变革。因此，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对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直接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从根本上和总体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生产方式既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性质，也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与进程。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根据这一基本原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新技术革命的结果，是以信息化为首要标志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绝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改良的结果。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根本原因，既不在于资产阶级择善而从的良知，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维持生存的本能，而在于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发展与变革的客观物质原因。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归结为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变革的结果，才能科学地说明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发展与变革的深刻的物质根源，进而才能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而绝不只是资产阶级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其主要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从生产方式方面来看，现代信息化、自动化的生产技术条件已经代替了机械化、电气化的生产技术条件，现代扁平化、网络化的生产组织已经代替了等级化、官僚化的生产组织，“计划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代替了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经济，社会化、人力化的现代资本形式已经代替了以私人、物质资本为主要代表的传统资本形式。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以管理民主化、利润分享化、福利全民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取代了以家长制管理制度和独占制分配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基本特点，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积极扬弃已经取代消极扬弃而占主导地位，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已经跨越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界限。现代资本主义是不断自我否定，日益生长社会主义因素并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其中，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计划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是向社会主义自觉调节的生产形式转变的过渡形式，公众股份制和职工股份制是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的过渡形式，职工参与管理是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制度的初级表现形式，全民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初级实现形式。总体上来看，如果说在古典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化，从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被炸毁，社会主义的大厦将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那么，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其自身积极的自我扬弃，不断地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因素日益生长和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正在逐渐自行脱落，其发展趋势必将是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终脱颖而出。

三、基本结论与主要启示

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也绝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是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而不断地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2）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076-02

二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极大地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发了生产力内部诸要素的变化，西方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以级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做了不少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尤其是自战后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相对稳定和发展的局面。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能再用过去那种旧的思維模式去思考，也不能简单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本性或实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并由此产生对当代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这一历史大趋势的怀疑。为此，必要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及这种发展变化并未改变其本性和实质进行再认识，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仍然摆脱不了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1951—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将近5%，贸易年平均增长率为7.3%。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一、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1995年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美国为69%、日本为60%[1]。在第三产业中，高技术产业异军突起，1971—1986年，西欧高技术产业产值增长40倍，美国增长45.5倍，日本增长106.7倍[2]。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关系方面也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在经济运行机制上，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套干预经济制度和一套相对稳定的经济调节机构，大大地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按职工人数来说，约达8—11%，按营业额来说，约占5.9%，按投资额来说，则高达15—3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支出中的社会福利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七十年代达到25%[3]，到八十年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4]。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还有两点变化：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心由议会向政府转移。

二、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指导下，实事求是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识和界定时代性质的基本方法，他们对人类历史发展中每一个时代的界定，都是在具体、深入地研究了该历史阶段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从来不把主观愿望当做现实。因此，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既要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指导，又要在它的指导下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新问题，既要掌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又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他们所生活的年代得出的个别结论。注重从理论和时间、历史和现实的广泛结合上，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从而客观的实际影响中去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这些新变化在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和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又要看到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在经过一个长过程的发展以后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3）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并加以重复的教条。”这一名言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断丰富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迷;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下，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发展态势。于是，一些理论家便急不可耐地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但是，当我们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时，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是在借鉴马克思主义、它并非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可能。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新变化是在借鉴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资本家进行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要享用工人为他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攫取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采取了一些措施，从剩余价值规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只要有资本主义的存在，矛盾就会存在，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这些矛盾会越来越加深，为了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生产关系的一些调整，使资本主义仍在苟延残喘。从早期的俾斯麦的“铁血政策”、“罗斯福新政”到如今的“奥巴马新政”，他们采取的一些政策是在实施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以取代纯粹的自由竞争，并且实施一些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使工人阶级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我们要明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没法消除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只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

 

二、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是科技革命带来的，并不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是科技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最显著的变化是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也可以说是资本的积累。正是由于科技革命，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物质财富。无论是1840年前后，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的科技革命，都使得生产力发展，物质财富增加，而且也使得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它促使第一、二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第三产业的比例迅速上升，随之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变化，第一、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减少，人口大量地向第三产业转移。但我们要明白这些主要是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出现而产生的，与资本主义无本质联系。科学技术革命是在科学技术起决定作用下而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革，它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生产走向更全面的社会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另一方面，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它的出现及其产生的一系列的进步的、积极的社会效应，在总体上都是自发地进行的，是实践的需要。机器的改进，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本来是增加社会财富、缩短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变成了提高劳动强度、增加失业人口、使无产阶级陷于贫困的手段。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侧面呼唤马克思主义的归来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而最近这几年，美国经济几乎没有增长，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不得不依靠借贷过日子，而其它被金融危机波及到的资本主义国家日子也不好过，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庞大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正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唤出来的魔鬼了。”我们不得不思考，这真的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交换的二重性的内在矛盾没有关系吗?难道是为了转嫁压力，为扩大他国奴役找借口?还是为了想证明马克思的幽灵从坟墓中复活了?其中的原因，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如果我们稍对马克思主义流行背景进行了解，我们不难发现每当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出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但如果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就会攻击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国家。例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德立达在1993年出版《马克思的幽灵》、英国学者吉登斯、美国学者乔姆斯基等在他们寻求出路上，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或许他们也并没有觉得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四、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可能

 

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指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最广大的共识范围的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原则的劳动者有序自由联合的社会经济形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它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找到适合它发展的土壤，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更具有客观必然性;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技术合理化趋势，产生了对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实际上，与这种社会政治民主化相适应的只能是马克思描述的那种人民群众享受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理想社会;最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从直接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些变化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可能。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4）

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主流观点。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们认为，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的转变时期，仍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黄素庵、甄炳禧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李景治、向文华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法国学者德罗奈持此观点。他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

四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二、当代资本主义有哪些新变化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所有论者都认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发展进行了概括。

卫兴华、陆象淦等认为，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庞仁芝、周敏凯、陈国新等从生产力要素的新变化论述了生产力的变化。劳动者：劳动力结构变化很大，脑力劳动者比例攀升，素质显着提高；劳动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发展为“四机系统”(增加了电脑控制机)；劳动对象：人工合成材料的问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信息资源这一非物质资源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此外，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管理，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而获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毅飞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求是》课题组则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庞仁芝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发展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国家干预、管理和调节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许志功、姜鲁鸣、庞仁芝等认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常欣欣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还有两点变化：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心由议会向政府转移。

(四)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1、当代资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李会欣认为，当代资产阶级一是内部结构的变化，在家族资本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经理资本家人数增加、作用上升；二是家族资本家对企业控制方式的变化，逐渐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罗文东还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开始形成。

2、当代无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人绝对数量增加迅速，素质提高；第三产业工人已占主体地位；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庞仁芝认为，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化、多层次化；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劳动时间缩短；不少人成为股票的拥有者；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途径获得帮助。

3、中间阶级。林德山指出，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即中间阶级，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同于工人阶级。罗文东认为，中间阶级出现新的分化，分为“中间偏下”和“中间偏上”两部分人，中间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4、阶级关系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因为阶层的、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冲突所淡化。陆象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改良主义措施，实施有利于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卫兴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

三、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这方面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但是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张峰认为，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合规律性的现象，而不是看作偶然的现象，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常欣欣、姜鲁鸣认为，要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最后限度，就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肖枫提出，要全面认识资本主义，还必须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有一类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研究者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陶承德、陈国新、曹文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徐崇温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肖枫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卫兴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求是》课题组也认为，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一些研究者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三)特别关注的问题

1、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

《求是》课题组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股权分散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路宏、王俭等也认为，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2、福利制度、参与企业管理等是否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

肖一然认为，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王俭认为，社会福利支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肖一然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3、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问题。

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按照列宁的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刘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力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在所有制方面。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最低占7%。股份制出现股权高度分散、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或企业集团控股的、股东全球化的公众公司。这可能正是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其他机构基金、社会中介组织、合作社等许多所有制，都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方面。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由资本家单方决定，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这是对资本家所有者的控制权的一种剥夺。劳动者在失业、医疗、养老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显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无法容纳的内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向共产主义的一种逼近。

高放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说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各国共产党人利用合法斗争筹办的工农商贸企业和文教单位自然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工人自己集资、自己管理的合作企业或职工持股公司，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生产、供销、信贷合作社，城乡居民的消费合作社，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自发形成了某些集体经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还采取各种社会福利措施，这些因素的逐步增长并非资产阶级本性的改变，但是却向社会主义前进了。

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长，钟沛璋认为，这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庞仁芝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导致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多。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的确有意无意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观上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

【参考文献】

张仲秋.知识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9，(12).

肖枫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一百年[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求是》课题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J].求是，2001，(3).

林德山.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矛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

常欣欣.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2000，(8).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5）

摘 要：本文从期权的Black-Scholes-Merton定价公式以及影响期权价格的因素的敏感度因子定义出发，关于期权价格的影响因素对期权价格的影响大小作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了Delta对冲以及gamma对冲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Black-Scholes-Merton定价公式；期权的风险敏感度因子；Delta对冲

一、Black-Scholes-Merton定价公式

对于不支付红利的标的资产的期权，看涨期权的价格：

c=S0N（d1）-KertN（d2）

看跌期权的价格：

p=KertN（-d2）-S0N（-d1）

其中，d1=ln（S0/K）+（r+σ2/2）TσT。

d2=ln（S0/K）+（r+σ2/2）TσT=d1-σT；

其中，S0表示标的资产现在的价格，K表示执行价格，r表示无风险利率，c表示看涨期权的价格，p表示看跌期权的价格，σ表示标的资产波动率，N（d1）表示正态分布中随机变量小于等于d1的概率，N（d2）表示随机变量小于等于d2的概率。

二、 期权的风险敏感度

影响期权价格的因素有很多，标的资产价格，标的资产价格波动率，到期时间，市场利率等因素的影响，各因素对期权价格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下面我们首先关于这些因素对期权价格的影响的指标作一介绍，然后在Black-Scholes-Merton定价公式的基础上对这些因素影响大小，以及怎样对冲这些因素做一个简单的实证分析。

（一） 期权风险敏感度指标

1、 Delta

Delta是我们进行风险对冲时的第一个需要考虑的指标，他衡量的是期权的价格随标的资产价格变化的灵敏度。Delta定义为期权价格变化对标的资产价格变化的比率，这一比率越高，意味着期权价格对标的资产价格变化越敏感。我们用数学公式可以表示为：

看涨期权：Δ=ΔcΔS，看跌期权：Δ=ΔpΔS

如果一项组合的价格不随标的资产价格变化，那么这个组合就处于delta中性。我们可以通过在期权情况下买入或卖出份标的资产使该组合处于delta中性。

2、 θ、（Theta）

一个期权组合的θ定义为，该组合价格的变化对时间变化的比率，它被定义为有价证券的时间损耗。

θ=ΠT

由于资产价格变化是不确定的，而时间减少是确定的，所以对冲资产价格变化是有意义的，而对冲时间的变化是没有意义的。

3、Γ（gamma）

某种标的资产组合的gamma值，定义为该种资产组合的delta值变化对标的资产价格变化的比率。该比率值较大，意味着该组合的delta值对标的资产价格变化比较敏感；否则，该比值较小，意味着该组合的delta值对标的资产价格变化不敏感。

Γ=2ΠS2

4、 ν（vega）

某种标的资产的vega值定义该种资产的价格变化对于标的资产波动率变化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

υ=Πσ

这一比率绝对值越大，该证券组合的价值对于波动率的变化敏感；反之，如果vega的绝对值很小，波动率的变化对证券组合的价值影响较小。

5、ρ（Rho）

Rho定义为有价证券组合的价值变化与利率变化之间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

ρ=Πr

它衡量证券组合的价值对利率变化的敏感性。这一比率越大，证券组合的价值对利率变化越敏感。

（二） 期权的风险敏感度的实证分析

假设标的资产为某商品期货，现在价格为S0=3600元，执行价格为K=3600元，到期时间为115天，标的资产的价格波动率为σ=25%，市场无风险利率为r=3%

我们用Black-scholes公式计算可以得到看涨期权现在的价格为c=217元。假设期货价格上升到ST=3700，期货盈利100元，其它条件不变，我们计算得出期权的价格上升到c=277元，期权盈利为60元；如果标的资产价格下降到ST=3500，期货亏损100元，期权的价格下降到c=166元，期权亏损51元。我们看到标的资产变化价格变化了，期权的价格也跟着变化，但是期权价格的变化又并非完全由标的资产价格变化来决定。那么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由标的资产价格变化而引起期权价格变化的作用有多大呢？

1、Delta的贡献

我们由期权的定价公式以及期权Delta值的定义，可以得出在期货价格为S=3600元，K=3600元，时间为115天时，期权的Delta=0.555，因此可以认为当期货价格从3600元上升到3700元，由标的资产价格变化而引起期权价格的变化，即Delta的贡献为55.5元，当期货价格从3600元下降到3500元，由标的资产价格变化而引起期权价格的变化，即Delta的贡献为-55.5元。

2、 gamma的贡献

我们在上面对Delta的分析中，已经得出标的资产价格变化对期权价格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标的资产价格变化之后，Delta值也会变化，因此标的资产价格变化对期权价格的影响不仅是直接的，而且会通过对Delta值的影响而间接地影响期权的价格。我们通过black-scholes公式及gamma值的定义得出当标的资产价格为S=3600元，执行价格为K=3600元，时间T=115天的gamma值为0.000782，由gamma值定义，可以得出当标的资产价格变化100元时，gamma值对价格的影响是3.9。

3、 其它部分对价格的贡献

除了上述的两个因素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标的资产价格变化100元，期权的价格对期权价格变化的影响是0.6，因此影响是比较小的。这些因素是时间，标的资产价格的波动率，以及市场率。

4、 Theta的贡献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标的资产价格S=3600，执行价格还是K=3600元，波动率还是σ=25%，利率为r=3%，时间往后退迟了一天，期权的价格从c=217.81变化到c=216.81，我们可以看出标的时间对期权价格的影响为216.81-217.81=-1.01元，这个作用非常小。

5、 vega的贡献

同样的，假设标的资产价格没有变化，执行价格，时间都没有变化，只有标的资产波动率发生了变化，从波动率为σ=25%变化到σ=26%，期权的价格从c=217.81变化到c=225.80，期权的价格变化了225.80-217.81=7.99元，这个影响也并不是很大。

6、 Rho对期权价格的贡献

最后我们来看看市场利率对期权价格的影响，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只有利率发生了变化，从r=3.0%变化到r=3.1%，期权的价格从c=217.81变化到c=218.37，期权的价格变化为218.37-217.81=0.56，利率对期权价格的变化也是非常小。

三、 Delta对冲及gamma对冲

从上面我们的讨论可以得出，标的资产价格，波动率，市场利率，时间这些因素中，只有标的资产价格对期权价格的波动影响是最大的，我们在风险对冲中，关键是要把标的资产对期权价格影响对冲掉。首先，我们应该对冲Delta，使组合处于Delta中性。

我们可以通过卖出1份期权，买进份标的资产来对冲标的资产价格对期权的影响。

当期权价格上涨了100，期权价格变化-60元，对冲盈亏为55.5元，因此对冲后组合的盈亏只为-4.5元，规避了标的资产价格的影响。另外，如果标的价格下跌100，期权获利51元，对冲头寸亏损55.5元，组合的盈亏为-4.5元，虽然不对冲会带来额外的利润，但是对冲却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除了对冲Delta风险，我们还需要调整买进（卖出）标的资产的头寸，即对冲gamma风险。

我们可以按照先对冲Delta风险使组合处于Delta中性状态，然后再来对冲gamma风险。

例如我们在标的资产价格为S=3600元，执行价格为K=3600元，卖出一手期权，买入份标的资产，然后当价格上升到S=3700时再买入0.075份标的资产，或者当价格下降到S=3500时，卖出0.080份标的资产从而对冲标的资产对期权价格的二次导影响，达到新的Delta中性。（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6）

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主流观点。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们认为，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的转变时期，仍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黄素庵、甄炳禧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李景治、向文华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法国学者德罗奈持此观点。他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

四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二、当代资本主义有哪些新变化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所有论者都认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发展进行了概括。

卫兴华、陆象淦等认为，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庞仁芝、周敏凯、陈国新等从生产力要素的新变化论述了生产力的变化。劳动者：劳动力结构变化很大，脑力劳动者比例攀升，素质显著提高；劳动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发展为“四机系统”(增加了电脑控制机)；劳动对象：人工合成材料的问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信息资源这一非物质资源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此外，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管理，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而获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毅飞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求是》课题组则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庞仁芝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发展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国家干预、管理和调节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许志功、姜鲁鸣、庞仁芝等认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常欣欣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还有两点变化：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心由议会向政府转移。

(四)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1、当代资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李会欣认为，当代资产阶级一是内部结构的变化，在家族资本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经理资本家人数增加、作用上升；二是家族资本家对企业控制方式的变化，逐渐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罗文东还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开始形成。

2、当代无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人绝对数量增加迅速，素质提高；第三产业工人已占主体地位；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庞仁芝认为，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化、多层次化；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劳动时间缩短；不少人成为股票的拥有者；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途径获得帮助。

3、中间阶级。林德山指出，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即中间阶级，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同于工人阶级。罗文东认为，中间阶级出现新的分化，分为“中间偏下”和“中间偏上”两部分人，中间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4、阶级关系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因为阶层的、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冲突所淡化。陆象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改良主义措施，实施有利于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卫兴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

三、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这方面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但是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张峰认为，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合规律性的现象，而不是看作偶然的现象，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常欣欣、姜鲁鸣认为，要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最后限度，就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肖枫提出，要全面认识资本主义，还必须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有一类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研究者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陶承德、陈国新、曹文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徐崇温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肖枫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卫兴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求是》课题组也认为，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一些研究者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三)特别关注的问题

1、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

《求是》课题组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股权分散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路宏、王俭等也认为，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2、福利制度、参与企业管理等是否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

肖一然认为，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王俭认为，社会福利支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肖一然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3、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问题。

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按照列宁的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刘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力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在所有制方面。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最低占7%。股份制出现股权高度分散、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或企业集团控股的、股东全球化的公众公司。这可能正是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其他机构基金、社会中介组织、合作社等许多所有制，都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方面。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由资本家单方决定，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这是对资本家所有者的控制权的一种剥夺。劳动者在失业、医疗、养老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显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无法容纳的内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向共产主义的一种逼近。

高放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说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各国共产党人利用合法斗争筹办的工农商贸企业和文教单位自然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工人自己集资、自己管理的合作企业或职工持股公司，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生产、供销、信贷合作社，城乡居民的消费合作社，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自发形成了某些集体经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还采取各种社会福利措施，这些因素的逐步增长并非资产阶级本性的改变，但是却向社会主义前进了。

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长，钟沛璋认为，这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庞仁芝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导致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多。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的确有意无意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观上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

【参考文献】

[1]张仲秋.知识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9，(12).

[2]肖枫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一百年[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3]《求是》课题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J].求是，2001，(3).

[4]林德山.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矛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

[5]常欣欣.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2000，(8).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7）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2－0011－05

一、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在《垄断资本》一书的“导言”中，巴兰和斯威齐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关系时认为，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就是专业化和实证化，这导致了对当代社会总体分析能力的丧失，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来说：“它集中注意于整个社会秩序，而不是其各个部分：它包含着一种方法论和一种理论，也许更正确地说是若干理论，它很能说明我们社会是怎样运转的，正在向何处去。”［1］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核心的问题就是对资本主义当下时代的分析和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变化的规律，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成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核心主题。

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构架，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应该从以下几个层面得到理解。

第一，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规定。在马克思的思考中，生产具有双重的规定。一是作为一般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生产概念，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讨论的。在这里，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一般前提，这种意义上的生产，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劳动”概念的解读。黑格尔在谈到“自我意识”时指出，自我意识的真实基础在于奴隶的劳动活动，奴隶的劳动体现了双重性的创造，一是对外部自然界的陶冶，一是对自我的陶冶，正是劳动，才使奴隶最终战胜了主人。这构成了自我意识和精神发展的基础，也只有当自我意识产生时，才会产生“人”。但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概念并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生产劳动过程，这正如一般的商品交换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一样，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这就涉及到生产的第二个规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概念。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生产的质性规定是最重要的，因为生产的最后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质性规定只是生产的量性规定的载体，生产也不是直接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而是为了生产增殖的资本，这使得量化的劳动时间在资本增殖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产品的质性规定让位于产品的量化特征，这是商品交换得以进行的内在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过去的生产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而现在则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马克思正是依据生产的历史性规定，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历史形态。生产的历史性规定，给我们提供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意识到其生产的内在变化特征，以此作为划分不同的历史阶段。

这里的一个问题在于，当我们谈到社会分期时，我们实际上处于一个社会的时空结构之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分期而言，一方面，我们确定其生产方式的时间连续性和空间的拓展性，将之看作是一个同一化的过程，一切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与制约，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蕴含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在这个同一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转折，正是这些转折导致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这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转变时，实际上已经触及到这一问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谈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分析了协作、分工、机器和大工业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协作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和逻辑起点，也是工场手工业的起点，但当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产生时，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协作方式，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又存在着区别。工场手工业还是以劳动力的分工为起点，而机器大工业则以劳动资料的变革为起点，主观的分工原则被机器的自我分工所取代，“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本身，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2］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实际上是以生产方式的变化考察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以及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的不同形式所起的主导性作用。

第二，以生产为主导的复杂社会结构。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中，生产方式构成了马克思理论框架的主干，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本身自动地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化。实际上，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结构，虽然生产方式构成了这个复杂结构的核心内容，但对于社会整体来说，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作用的复杂整体。因此，从生产出发，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化的存在，构成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方法。

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中，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以社会关系替代个体性的要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旧哲学的基础是个体化的市民社会，而新哲学的基础是人类化的社会，即社会关系人类化的社会，而不是物化的社会。在这里，社会关系具有优先性，所以黑人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才成为黑奴。社会关系的总体性，使社会各要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为一个复杂结构。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生产方式构成了社会结构的主导性层面，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机器化生产逐渐世界历史化的过程。但任何生产不仅是技术的结构，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和文化结构，因此，揭示各种不同要素的内在结构性关系，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揭示不同历史阶段中主导结构的变化，这构成了从马克思社会形态分析方法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的方法论。如果说，资本主义在发生时期还主要体现为经济上的扩展，那么在其产生之后，政治与文化的作用日益明显，这使得在分析现实历史时，既要抓住基础的作用，同时也要抓住不同历史阶段的主导性内容。比如说，在自由竞争时期，如果说经济的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随着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政治与文化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一定意义上，与经济因素一起形成了影响社会形态的综合性力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如此。这时，如果说经济仍然是基础性的，那么主导社会变革的力量在一定意义上更转向了政治与文化层面，正是这个原因，列宁特别强调阶级意识的培养，葛兰西特别强调霸权的建构，伯恩施坦的政治参与和道德培育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当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

第三，揭示特定历史阶段的主导结构所导致的社会矛盾。马克思通过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基础性矛盾，即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矛盾。这个矛盾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分化导致阶级矛盾的总爆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主要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矛盾，这种矛盾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而无法解决。但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很快地死亡，而是继续存在。因此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分析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的基础上，其主导性的矛盾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调整的？这些调整如何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变化？这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出发，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时的方法论自觉。

第四，对于马克思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同时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根本目的。对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一种观念，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之后，一种价值批判理论构成了一些学者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主题，这种讨论对于恢复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走出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马克思来说，科学的批判理论是要从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出发，揭示出这个结构所存在的矛盾，以及主体在这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因此，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展开以及对无产阶级对这种矛盾的自觉意识基础上，批判既表现为对矛盾的科学分析，也表现为从科学分析中引申出来的社会自我批判，但这种自我批判是通过一个特殊的主体，即无产阶级表现出来的。应该说，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揭示这个形态的存在的不可能性，是为了更好超越这个形态。

这些内容，综合起来构成了我们讨论资本逻辑的历史形态演变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方法论前提。依据马克思的方法，我们将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划分为以组织化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福特制资本主义阶段和以弹性生产为特征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继自由竞争阶段之后的两个历史性时段，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内在变化。

二、福特制资本主义及其危机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社会再次进入一个长足发展阶段，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相比，私人化的公司开始被股份公司与垄断公司所替代，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在1914年，亨利・福特引进了一天5美元、工作8小时的工作制，使技术与劳动分工更为合理化，劳动效率有了惊人的提高。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福特主义在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推广，但在两次大战期间，福特主义的推广受到限制。二战之后，福特主义在西欧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并使资本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强盛阶段。虽然学者们对资本主义这个新阶段有不同的称谓，如果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我更愿意采用“福特主义”这个概念来加以描述。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个概念，用来指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新时段。后来者如法国调节学派的学者也都运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强调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在我看来，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部的组织化，在这个意义上，拉什和厄里的“组织化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体现了福特主义的重要特点。这个概念不仅体现了资本主义这一时段的生产方式特征，而且这个概念也体现了整个社会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方面的变化。

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福特主义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劳动方式的转变。从生产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体现为劳动组织方式的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通过协作、分工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在自由竞争时代，虽然已经出现了人附属于机器生产的状况，但实际上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福特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推广才真正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各个层面的渗透。福特生产线的推广，使得工作不断地被分割为小块，并根据标准化的技术要求，实现对工人生产过程的全面控制。零件的标准化和移动的生产线，不仅降低了成本，使劳动工人成为半技术工人，而且产生了一些非常专业化的工艺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这导致了李佩兹所说的，劳动场所中管理者（工程师、技术主管和技术人员）与被管理者的（体力劳动者和半熟练工人）之间的分离与对立［3］。有的学者以此认为，正是这种分离，导致了管理在资本主义社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利润率下降，可以通过管理革命得到补偿。吉拉德・杜米尼尔、多米尼克・列维就认为：“管理革命才是20世纪阻止利润率下降的重要因素。”［4］

第二,科层制的盛行｡科层制理论主要来自于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的思想,按照布劳(Peter M. Blau)和梅耶(Marshall W. Meyer)的看法,科层制(Bureaucracy)是“为了系统协调许多人的工作以完成大规模行政任务而设计的组织类型”，是对大型组织中的工作进行控制和协调的组织原则，其目的是创造有效率的组织，而不是没有效率的组织，［5］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非人格化这四个因素是科层制组织的基本特征。如果说在韦伯时代科层制还更多具有理论抽象的特征，那么在福特主义之后，科层制就越来越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组织原则。福特主义首先导致了生产过程中组织结构的变化，批量生产的展开，形成了综合性的现代企业，这是集原料采购、生产、组装、销售为一体的组织结构，过去分散在不同空间的不同工厂，现在被聚合在同一个空间中，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集团，与此同时，在企业内部形成了科层化官僚管理体系，［6］这正是托拉斯、卡特尔等垄断集团产生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科层制延伸到了整个社会结构中，这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越来越具有明确的计划特征，“看不见的手”越来越被“看得见的手”所替代，国家的调控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家干预作用的加强，没有以前激烈了。

第三，资本积累和调节方式发生变化。福特主义生产线的推广使工人的工资提高，这导致了消费的增长，消费能力的提高进一步刺激了大批量生产，这构成了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不同的经济增长逻辑。对消费的这种倡导，同西方国家对1929年的经济危机的认识相关。对于这个危机，过去我们的解释还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冲突来理解的，但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这一危机的根本在于，财富的快速增长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引起了商品的积压，导致了资本积累的失败，所以如何刺激消费，构成了解决危机的一个重要方式。而电子媒介的兴起和广告的盛行，使得引导性的消费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经济增长中起着越来越主导的作用。从制度性的调节来看，大企业内部和全国性的工会在劳动集体谈判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欧洲国家的社会纷纷进入到政府机构，发挥着作用，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构成了制度调节的重要内容。国家干预从更为宏观的层面调解生产的无计划问题，福利国家政策保证了孕妇、病人、失业和退休人员的稳定收入，这不仅保证了消费的顺利完成，而且促进了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第四，通过消费规划，福特主义形成了一种社会化模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虽然在城市中机械化生产已越来越普及，但广大乡村还没有被纳入到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之中。随着福特主义在战后的推广以及电子媒介的普及化，消费规划已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这是新一轮的社会化，人们不仅在经济层面上完成了拜物教过程，而且在审美和文化领域中，也形成了合乎商品要求的现代审美情趣。对于福特主义的这一职能，哈维这样评论道：“战后的福特主义必须被看成较少是一种单纯的大规模生产的体制，而更多的是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大规模生产意味着产品的标准化和大众消费；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美学和文化的商品化，……福特主义也以各种非常明确的方式建立了现代主义的美学并为它出了一份力――尤其是现代主义美学对于功能性和有效性的爱好，而国家干预主义的各种形式（受――技术理性的原则指引），以及赋予这种体制以连贯性的政治权力的结构，则依靠了通过各种特殊利益的平衡而结合在一起的大众经济民主的各种概念。”［7］“福特的独特之处（以及最终使福特主义与泰勒主义分别开来的东西）就是他的眼光，是他对此的明确认识：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大众消费、劳动力再生产的新体制、劳动控制和管理的新策略、新的美学和心理学，简言之，意味着一种新的理性化的、现代主义的和平民主义的民主社会。”［8］因此，消费也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且变成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问题，构成了一种社会化的方式。

第五，在文化形态上，现代主义成为文化的主导形态。现代主义当然是相对于后现代主义而言的，但现代主义体现了资本主义前两个阶段发展的要求，它体现为对本源的追问、对总体理性的追求、对真确性的向往，强调主体的自律性和创造性。这种文化理念为人们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提供了理念支持。

第六，福特主义的发展，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变化。马克思曾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结构将越来越二元化，形成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但福特制的推广，首先导致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消隐在大幕之后，出现在前台的却是劳动工人与技术工人以及管理工人之间的矛盾，这构成了福特主义的伴生物。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有的学者认为，19世纪晚期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率和积累演进可以看成是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资本家的生产职能交给了充当管理者的工人；二是，所有权的社会形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到大资本家支持的金融机构手中，使得大资本家和小股东在宽泛的制度内构成一个社会整体；三是，工资收入等级化，在生产工人之间存在着收入差别，经理与一般管理人员之间存在着区别，经理人员又可分为上层与下层。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导致了阶级形式的转变，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更多体现为经理人员与生产人员之间的对立，另外小额股东也分享了大资本家的某些条件，过去的阶级对立似乎变成了社会之间的合作，“当代社会中可找到两种不同的社会‘逻辑学’：（1）传统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利润最大化成为基本原则，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虽然也有集体）。（2）在公司、金融机构和其他地方社会化的新形式，逐渐超越了私人所有权的限制，促进更多的合作和协调，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性。”［9］在一定意义上，这种阶级的调和，也是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七，福特主义的普及化，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国际情势。二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为主导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国际资本主义普遍采用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新的国际形势，生产、贸易和金融日益国际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关贸总协定的作用下，形成了资本主义内部相互扶持的状态。这种互为一体的状态与冷战格局相适应，为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

福特主义使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经历了20多年的繁荣发展，但福特主义在其繁荣时期，已经蕴含着内在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使福特制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危机。赫尔什将福特主义的危机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泰勒制管理为原则的生产过程，无法吸纳传统的技术工人以及无技术的工人大众，这是资本普遍化过程中的障碍；二是福利国家遭遇危机，由于利润率下降和社会要求的增长，国家已无法支付庞大的社会需要；三是技术创新危机，福特主义的普遍化使技术成本革新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半国家化的垄断企业中，这使得创新的源泉和要求越来越弱；四是福特主义主体的危机，福特主义使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大众消费成为积累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使得标准化的生产与个性化的消费之间产生矛盾，使主体变成内在裂变的主体，而个性化的消费说到底是以标准化生产为基础的，个性的追求实际上是由物体系的差异关系决定的；五是生态危机，这是原材料和能量的危机以及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物种的消失。法国学者高兹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称之为“破坏性增长”。六是全球福特主义危机，这特别是由于福特主义向第三世界发展之后的结果，使得一些国家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债务国。［10］福特主义的危机，导致了资本形态的新转型，驱动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这构成了资本主义形态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即弹性生产与后福特主义时代。

三、弹性生产与后福特主义时代

弹性生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福特主义时代的全日制劳动，转向了非全日制的、不定期的、固定条件的合同制工作人员，以及临时的、转包合同的和公共津贴资助的受训人员，劳动力市场的这一转变是同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这种弹性工作方式越来越具有发展的空间。在弹性生产中，移动与流浪构成了现代人生活的特点。

第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转变。伴随着工业结构中的变化，最根本的是增加了转包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传统的家庭劳动、手工业劳动得以生长起来，这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相趋同的倾向。转包这种形式，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成为技术创新的基地，而加工以及传统意义上的重工业逐渐转向了第三世界和非发达国家，使世界工业结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阶级意识的形成，“阶级意识再也不是起源于劳资之间直接的阶级关系，并朝着更加混乱得多的家族间冲突的范围、在家族中或在有等级秩序之社会关系的类似帮派的体制中争夺权力的方向发展。”［11］而家庭劳动体制的恢复使妇女劳动力代替其他劳动力的机会更多。这时，生产过程中工人与雇主的矛盾似乎不再重要，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对立被呈现出来，而这种对立不再从属于阶级对立，其本身就具有独立的文化意义。

第三，上述转变导致了经济空间的变化，即区域经济已经开始压倒规模经济，这是小批量生产的结果。与大公司相比，专业化和灵活的设备削弱了规模经济的冲击力，更善于掌握微观市场的细节变化，并迅速作出反应。因此，小批量生产和转包具有福特主义体制无法克服的刻板、满足更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包括快速变化的需求的优点。也正是在这种转包和微电子技术的支持下，才能产生全球化的经济模式，各种地方性特征的经济均被纳入到全球经济的规划之中，但又保持着区域性的特征。

第四，在文化上，“灵活积累在消费方面已经更加密切地关注快速变化的时尚、调动一切引诱需求的技巧和它们所包含的文化转变。福特主义的现代主义相对稳定的美学，已经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切骚动、不稳定和短暂的特质，这种美学赞美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商品化。”［12］这些正是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核心理念。而区域性经济的发展，构成了后殖民讨论的现实基础。

弹性生产方式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新转型，与福特制资本主义相比，后福特主义社会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在工业生产方式上，虽然大公司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大型跨国公司的庞大体系，越来越难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而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弹性专精的企业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福特主义生产线越来越让位于信息技术的编码作用。正如卡斯特所说的：“信息技术所能促动的正是：取代那些可以在预设程序中编码的工作，并提高那些在只有人脑可以掌控的层次上需要即时的分析、决策和重新程式化能力的工作。”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泰勒式生产线将会成为历史遗迹。”［13］技术上的创新越来越重要。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按照卡斯特的分析，在信息经济中，主流的劳动模型包括核心劳动力和可弃置的劳动力，前者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经理人员，后者则是依据市场需求与劳动成本而能够自动化和雇佣、解雇和转移到境外的劳动力，形成了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多面向和一般弹性化的结构。

第二，劳动方式的转化，使得垂直型的科层制被水平化的思科制所取代。从组织模型来说，垂直型的科层制适应着福特主义的需要，而微电子技术的运用，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使垂直型的官僚系统发生了危机，并向水平式公司转变。对于水平公司，卡斯特概括为七个方面：“依工作过程而非任务而组织；平行化的层级；团队管理；依照顾客满意度来衡量绩效；以团队的表现来进行奖赏；与供应商和顾客保持最佳联系；各阶层的员工都有充分信息并接受训练。”［14］公司的组织是依据网站来完成的，这是与泰勒制管理不同的思科模式，即奠基于互联网之经济的企业模型。思科模型主要建立在三个核心假定之上：“一家公司与其主要组成部分之间所维持的关系，和公司的主要产品或服务一样都是竞争力的鉴别元素；公司分享信息和系统的方式，乃是影响此关系之强度的关键因素；仅仅是彼此连接已嫌不足：企业关心和支持这些关系的沟通，必须存在于‘网络化’的构造之中。全球网络化的企业模型，对所有的关键组成部分开放公司的信息基础设施，启动网络的竞争优势。”［15］正是这种水平化的网络管理，才使得转包等生产成为可能。

第三，在积累方式和调节模式上，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弹性工作方式，使得利润的积累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创新，弹性生产方式要求更具灵活性的积累策略。一方面，准确而快速的信息，对于经济的增长越来越重要，或者说，信息本身就是一种高价值的商品；另一方面，必须对人们的审美情趣、时尚等作出快速的反应，也引导市场的发展。就水平化的管理方式来说，国家也越来越大批量削减福利预算，取消福特制国家时期的一些优惠政策，让市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四，从社会化的方式来看，在弹性生产时代，人们的联系越来越依赖于网络，形成了“虚拟社会”的活动方式。这种活动方式，一方面使人们越来越能够交流，当然这种“社会化”的交流是非社会的，也就是说是面对面化的，这是一种陌生的熟悉状态；另一方面，这种交流本身是依赖于媒体中介的，个体在交流中是以孤立的个人方式存在的，通过电子媒介，我们可以成天生活在郊外的别墅中，在监视器下与人交流。在这种“社会化”中，最容易导致的问题是归属感的消失、责任的消失，鲍曼从资本的角度，将人的这种存在状态，称之为“游客与流浪者”。［16］

第五，在文化形态上，产生了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与现代主义相对应，后现代主义强调非中心、多元化、碎片化、非深度化、不确定性的文化理念。而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得后殖民话语得以呈现出来。这些文化形态体现了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文化逻辑。

应该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第三阶段还处于发展之中。对于这个阶段，有的学者称之为全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构成了目前发展的趋势。但不管怎么称谓它，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弹性生产，构成了其劳动组织形式的主导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的存在中，只存在弹性生产方式。实际上，手工劳动、机器大工业生产和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弹性生产，同时存在着，在发达国家是如此，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我们抓住的是在不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并以此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不同历史阶段的基础。只有理解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化过程，我们才能真正地进入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结构与文化理念之中，真正地揭示资本逻辑的运行过程及其意识形态效应。

参考文献：

［1］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39．

［3］李佩兹．后福特主义的运气与不幸［A］．阿尔布里坦．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21．

［4］吉拉德・杜米尼尔，多米尼克・列维．资本主义的时期划分：技术、制度和生产关系［A］．阿尔布里坦．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64．

［5］布劳，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M］．马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1－2．

［6］丹尼尔・鲁斯等．改变世界的机器［M］．沈希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二章“大量生产方式的兴衰”．

［7］［8］［11］［12］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79．167．198．202．

［9］吉拉德・杜米尼尔，多米尼克・列维．资本主义的时期划分：技术、制度和生产关系［A］．阿尔布里坦．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73．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8）

对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必然性，生产力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仍然是非常适用的，因为这一规律体现了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共性。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从奴隶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社会形态的更替，无不是这一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我们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它使生产力冲破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但是，它毕竟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这表明它的生产关系是有局限性的，迟早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必然会用一种更新更合理的社会制度来代替它，这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就是发展生产力，那么当这种生产力不与它的生产关系相适应时，它必然要冲破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的外壳，从而变革出与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出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关系来适应和包容生产力的发展，然后两者按照这一规律相互作用，推动人类社会继续发展。

二、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辩证法的根本内容，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条规律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对矛盾同样适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矛盾的双方，前者是从后者的母胎中产生的，按照马克思揭示的社会规律，两者之间存在许多共同之处，比如社会化大生产、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但最根本的是两者的斗争性，而且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从社会经济形态上说是要优于资本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对两者关系的正确认识。

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革命的东西结合的好坏”，“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因此，就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在不忽视同资本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的同时，也要树立“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既否定又继承的一种正确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发展的生产力好像不是在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是一种社会大生产；同时，又不得不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那么这种隐秘的对立形式只有通过人类历史的发展才能够扬弃。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展的生产力，创造并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冲突的物质条件，开创通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当今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走向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这正是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随着全世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必将冲破具有局限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到极致之后的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主义具有高度的趋同性。

三、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认为挫败了社会主义事业，认为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衰亡只是20世纪里的事情。从此就消除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也就挽救了资本主义自身，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那么，从现实中社会主义阵营的变化来看，这种结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世界社会主义的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合乎历史规律的进程的，不是任何人随心所欲的选择，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民群众的选择，尤其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深化的结果。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是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的。脱胎于资本主义母胎的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之后的新事物从旧事物中产生，它必然要受到旧事物千方百计的阻挠，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要经过多次的反复，从旧事物的阻挠中新事物才能逐步发展起来。否定之否定规律也使用于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也证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运动是一个交织着成功与失败的曲折过程，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出现暂时的挫折并不奇怪，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是难以避免的。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9）

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主流观点。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们认为,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的转变时期,仍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黄素庵、甄炳禧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李景治、向文华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法国学者德罗奈持此观点。他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

四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二、当代资本主义有哪些新变化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所有论者都认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发展进行了概括。

卫兴华、陆象淦等认为,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庞仁芝、周敏凯、陈国新等从生产力要素的新变化论述了生产力的变化。劳动者:劳动力结构变化很大,脑力劳动者比例攀升,素质显着提高;劳动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发展为“四机系统”(增加了电脑控制机);劳动对象:人工合成材料的问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信息资源这一非物质资源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此外,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管理,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而获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毅飞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求是》课题组则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庞仁芝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发展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国家干预、管理和调节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许志功、姜鲁鸣、庞仁芝等认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常欣欣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还有两点变化: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心由议会向政府转移。

(四)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1、当代资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李会欣认为,当代资产阶级一是内部结构的变化,在家族资本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经理资本家人数增加、作用上升;二是家族资本家对企业控制方式的变化,逐渐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罗文东还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开始形成。

2、当代无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人绝对数量增加迅速,素质提高;第三产业工人已占主体地位;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庞仁芝认为,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化、多层次化;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劳动时间缩短;不少人成为股票的拥有者;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途径获得帮助。

3、中间阶级。林德山指出,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即中间阶级,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同于工人阶级。罗文东认为,中间阶级出现新的分化,分为“中间偏下”和“中间偏上”两部分人,中间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4、阶级关系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因为阶层的、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冲突所淡化。陆象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改良主义措施,实施有利于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卫兴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

三、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这方面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但是论述侧重

点有所不同。 (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张峰认为,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合规律性的现象,而不是看作偶然的现象,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常欣欣、姜鲁鸣认为,要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最后限度,就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肖枫提出,要全面认识资本主义,还必须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有一类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研究者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陶承德、陈国新、曹文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徐崇温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肖枫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卫兴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求是》课题组也认为,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一些研究者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三)特别关注的问题

1、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

《求是》课题组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股权分散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路宏、王俭等也认为,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2、福利制度、参与企业管理等是否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

肖一然认为,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王俭认为,社会福利支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肖一然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3、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问题。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10）

生产方式影响制度变迁的机理在马克思那里有一个经典的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对于马克思的这一经典的论述，人们一般把它翻译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更，生产关系的变更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革。而当我们按照这一原理去理解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特别是要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向更高的社会形态演进时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到底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生产力基础是什么？马克思认为机器和大工业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难以容纳的生产力水平，而列宁认为电气化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力基础。但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现已进入信息化的时代，资本主义依然为它提供发展的动力。这种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生产力基础具体化所遇到的尴尬，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有着更为复杂的机理。如果用这一原理说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趋势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要具体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过渡时，就很难确定一种具体的生产力水平。因为我们在人类社会的现实演进中可以发现，一些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较生产力水平先进的国家更早地完成了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还有一些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国家却保留了非常落后的社会形态。如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建成，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奴隶制度并存格局，都证明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非常复杂。对这种关系的理解需要建立在更具解释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般机理上。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般机理是什么？吴易风教授在马克思的一些论述中发现了另外一种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理。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原理。具体机理是，“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从这一原理中不难看出，决定经济制度变更的直接因素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力。因此，理解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关键在于生产方式的类型。进一步地讲，生产方式又是如何决定经济制度演进的，这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在分析生产方式决定经济制度的机制中，如何理解生产方式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生产方式被解释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有人还是提出不同看法，因为马克思在使用这个概念时，确实有着另外的意义。翻开《资本论》你可以在许多地方找到马克思运用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在《资本论》第1卷开宗明义地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这里所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它包含的意义如马克思在别处所讲的：“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而更能体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意义的是他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分析时所阐述的生产方式概念。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由此可以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做一归结，即生产方式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是自我雇佣还是受雇于别人；（2)作为劳动过程的技术和组织采取怎样的形式；（3)作为劳动结果的产品是为自己消费还是用来出卖。虽然在这三方面内容中，具有生产关系和生产力的一些特征，但决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本身。按照马克思把生产方式放到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安排，再加上生产方式包含的这些内容，生产方式应该是发展或提高生产力的一种方式。只有作如此的理解，我们才能够解释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原理。也就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生产力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就会出现一种相应的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借助一种生产方式发展，随着生产方式扩展才会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域经济制度）这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真正机理，也是生产方式影响制度变迁的一般机理。这种机理不仅可以解释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过程，也可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特殊过程。下面将集中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变迁中生产方式发挥的真正作用。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容及演进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的视角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除了要弄清生产方式影响制度变迁的一般机理外，还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关于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制度关系的论述。机器和大工业是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最发达的一种生产方式。而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又认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把马克思的这两方面论述加以综合，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机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相容，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如果做这样的解释，那么就会把马克思的理论引到一个悖论上去，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在机器和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才刚刚确立，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刚刚确立时就面临着灭亡。其实，马克思的上述两方面论述，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机器和大工业虽然是马克思生活时代达到的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但是它能否引起资本主义的灭亡，还要看机器和大工业本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能否继续发展。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分析是一个可以超越马克思生活时代的问题，也就是说，机器和大工业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界限。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发展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一个重要前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起点是简单协作。这种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的劳动形式，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并不是因为这种劳动形式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言：“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此，简单协作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是因为这种协作劳动形式在资本雇用劳动的关系中被采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并不是一回事。在资本主义简单协作中，并不意味着有多高的生产力水平，就协作本身来看，在人类文化的初期、古代世界、中世纪和现代的殖民地已存在协作。而资本主义协作的不同性质决定于它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但这一变化并不表示达到了决定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生产力水平，而是取得了一种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最初的形式。因此，马克思把协作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在这种协作中，资本雇用较大量的雇佣工人不仅是工人的个人的生产力得到提高，而且还可以获得一种“资本的生产力”。这种资本的生产力除了受制于工人的规模外，还因为资本家的管理而得到提高。但是，不管如何，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在实现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时，它的生产方式的性质表现为：（1)资本雇用较大规模的工人劳动；（2)-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3)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出售。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达到了分工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协作，只不过是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尽管在形式上，分工和工场手工业还没有完全突破协作，但它表现出的一些革命性意义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主要在于，分工改变了协作的形式，无论是把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者非独立化，还是把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的手工业者片面化，都不仅把社会上的各种手工业的自然分立再生产出来，而且还系统地把它发展到极端，得到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不过，分工虽然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一资本雇用劳动、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和把产品作为商品出售。这些特征与协作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如果有区别，那只是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变得更加精细。而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这种工场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这为机器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

机器和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全新的阶段，它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具体体现在生产机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而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因此可以说，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变革，表现为“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生产方式的这种变革使劳动者主体地位被机器取代。机器和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势必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家正是挟这种巨大的生产力最终占领了农业，并最终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机器和大工业为标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结。因为机器和大工业只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结果，因此以它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能算是一个早期的阶段。第二次产业革命虽然在生产力方面较第一次产业革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与机器和大工业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工场手工业较协作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不过在生产方式上并没有质的改变一样。然而，当发生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一次发生了本质性的变革。这种变革改变的不是资本的地位和商品生产的性质，而是生产机构发生了新的变化。机器和大工业时代以劳动资料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在信息技术的条件下，不断地突显出劳动者（尤其是技术工人）的地位，劳动资料虽然在劳动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与机器和大工业时代的劳动资料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了。随着劳动者地位的上升，出现了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共同构成生产机构主体的情形，甚至在一些部门出现了以技术工人身份为主体的生产机构。

完整地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叙述只是其中的几个阶段，后续的发展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很好地进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既然生产方式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那么就不能局限在机器和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下来讨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命运。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就可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去发掘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秘密。

三、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拓展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更多地是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下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当封建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水平，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会产生，而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力达到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会被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作为一种趋势的概括，这样一个简洁的结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表明，以简单的生产力水平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是比较困难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中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演进。而这具有的现实性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要强得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协作的形式最初产生于16世纪中叶之前，正如马克思所言：“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1]786在这个时期，欧洲主要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属于自由的自耕农。这就是说，在16世纪中叶之前，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欧洲国家还处于资本主义的前夜。这样的历史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它只是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或者说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并不是说先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然后才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发展，最终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奠定基础。

资本主义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形式，它具有的相对于封建行会更高的生产率，不是源于协作的技术因素，而是因为这种协作是在资本雇用工人的形式下才获得了提高生产率的动力。协作这一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的形式，是一种十分久远的劳动形式。但是，当这种劳动形式取得了资本主义协作的性质后，就使得生产力发展取得了一种重要机制。而资本这个以最大程度地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因素就是这种机制的核心。马克思把协作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就是因为在这种形式中包含了资本雇用工人、标志当时最有效率的协作劳动和商品生产这三方面内容。而这三项内容完全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而且也包含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

正如马克思所讲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然而，这种协同劳动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出现之前就发挥过作用，但是，它从来没有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样能够持续地增加劳动生产率。这是因为，由于资本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把协作具有的潜在生产率发挥到极至。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在协作中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障碍，一个是协作中的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要求大量的成熟的手工业者，这会成为协作发展的界限，也成为资本家最大程度地剥削工人的障碍;另一个是协作时代的商品生产并没有达到普遍的程度，如农村中大量的自耕农，大大地限制了商品生产发展，而这也成为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障碍。因此，资本主义协作受资本的内在要求一定会寻求新的形式。

代替资本主义协作的更高的生产方式，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通过分工把手工业者变成局部工人，也就是终生从事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从而生产出局部工人的技艺。这引起的一个结果是，劳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了。不过，工场手工业难以克服资本主义协作具有的第一个障碍，即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必须是更为熟练的劳动者，而这样的工人是资本无法随心所愿地雇佣到的，因此，这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限制。不过，工场手工业在开始占领农业后，自耕农不断被消灭，这不仅为产业工人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而且也使商品生产得以普遍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因此，工场手工业相对于资本主义协作的进步是使大量的自耕农转化为雇佣工人和推动商品生产的普遍化。这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协作具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但是，它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准备了条件。首先分工的发展为机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将导致生产方式中生产机构发生质的改变，即从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发展为以劳动资料（机器）为主导的生产机构;其次由消灭自耕农产生的大量的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军;最后是商品生产得以普遍化。

机器和大工业的形成，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或者说，机器和大工业相对于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仅取得了生产力的巨大的提高，而且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最终建立，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机器和大工业使工场手工业以劳动力为起点，转变为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生产方式的这种变化对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首先借助这种发达的生产力，资本占领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完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次否定。其次，机器在生产机构中取得主导地位，使成年劳动力，甚至熟练劳动力的作用明显下降，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这为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最后机器和大工业形成的18世纪最后几十年，英国的自耕农完全消灭了。劳动力商品的普遍化最终使商品生产占领了整个社会。因此，机器和大工业使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建立，但它引起的一些资本主义特点也非常鲜明。机器使劳动资料的运动离开工人而独立，工人因为成为机器的附属而处于最为悲惨的地步，不仅工作日延长和劳动强度增加，而且随时会被抛入过剩人口的队伍。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家与工人陷入最深的矛盾中。19世纪40年代，一方面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完成后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的时期;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矛盾最为激烈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机器和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后阶段。以机器为主导的大工业确实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再加上资本的本性在这个阶段得到最大程度的放纵，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得到了历史性突破。正如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创造的财富超过了历代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由于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因此，人们很自然地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结论与这种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认为资本主义的机器和大工业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将被一种更高的社会制度所代替。如果机器和大工业这种生产方式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它本身包含的资本与工人的深刻矛盾难以解决，结论很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而改变。然而，在机器和大工业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不断发展的。这一点因马克思没有经历而不能纳入他的研究视阈中，但遗憾的是，后来许多一心想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也没有沿着马克思的这个思路进一步拓展。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在长达一个半世纪里没有得到很好发展的重要因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机器和大工业之后，又经历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和第三次产业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机器和大工业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标志是电气化，它为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更有效率的动力。而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机器和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它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具体体现在，资本得到迅速积累，出现了垄断资本使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过，在资本与雇佣工人的关系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工人依然是劳动资料的附属物，在生产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另外，还有一个变化是，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加快了向世界发展的步伐。

然而，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变迁，而且它带给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也非常显著。第三次产业革命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在资本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的意义上，这一技术革命引起的新的生产方式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在生产方式的技术层面上，这次技术革命对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的关系产生了本质性的影响。这里，我们不妨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中的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在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表现出的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在大工业和电气化时代，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后，劳动资料成为生产中的核心，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在信息技术取得对劳动资料的统治地位时期，劳动资料对人的优势发生了改变，由于信息技术更多地依赖于人而使人在生产中地位上升，并重新取得了在生产机构中的主导地位。这表现为一个循环的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实际上孕育了资本主义制度现实演变。在人相对于劳动资料占据主导地位时，正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虽然资本雇用工人的生产方式已经形成，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也已经显现出来，但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还是可以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封建制度。在劳动资料取得对人优势并成为生产的主导时，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在全面激化，资本家不仅借助机器强化了对工人的剥削，而且使工人积累的贫困达到了最为严重的程度。在人依靠信息技术重新取得主导地位后，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资本家再不能借助劳动资料对工人进行无限的剥削了。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变得更加依赖人力资本因此，资本家开始调整与工人的关系，不仅愿意为提高工人的福利支付资金，而且也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状况也印证了这种逻辑。这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结论

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演变时，通常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在分析这一关系时用到的一个马克思理论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时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求变革这种生产关系，或者表现为一种社会形态下的阶段性改变，或者表现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对于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进行历史总结时，我们可以在一个时点上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具体形态加以对照。但是，当我们要预测未来时，就会遇到一个问题:究竟怎样的生产力水平才会引起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其实，对于这些问题，只要换一个角度就可以有所突破。本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就是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通过分析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生产方式是一个不同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总和的范畴，在生产力作用于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处于中介的地位。生产方式具体包含生产资料占有的性质、生产机构中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以及生产的目的这三方面的内容。因此，它发挥的中介作用，一方面体现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孕育了生产关系变革。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资本雇用劳动和商品生产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经历了生产机构从以人为器官、到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再到以人力资本为主导的变迁。正是在这样的变迁中，资本主义实现了它的阶段性变革。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11）

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资本家进行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要享用工人为他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攫取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采取了一些措施，从剩余价值规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只要有资本主义的存在，矛盾就会存在，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这些矛盾会越来越加深，为了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生产关系的一些调整，使资本主义仍在苟延残喘。从早期的俾斯麦的“铁血政策”、“罗斯福新政”到如今的“奥巴马新政”，他们采取的一些政策是在实施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以取代纯粹的自由竞争，并且实施一些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使工人阶级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我们要明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没法消除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只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

二、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是科技革命带来的，并不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是科技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最显著的变化是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也可以说是资本的积累。正是由于科技革命，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物质财富。无论是1840年前后，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的科技革命，都使得生产力发展，物质财富增加，而且也使得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它促使第一、二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第三产业的比例迅速上升，随之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变化，第一、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减少，人口大量地向第三产业转移。但我们要明白这些主要是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出现而产生的，与资本主义无本质联系。科学技术革命是在科学技术起决定作用下而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革，它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生产走向更全面的社会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另一方面，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它的出现及其产生的一系列的进步的、积极的社会效应，在总体上都是自发地进行的，是实践的需要。机器的改进，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本来是增加社会财富、缩短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变成了提高劳动强度、增加失业人口、使无产阶级陷于贫困的手段。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侧面呼唤马克思主义的归来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而最近这几年，美国经济几乎没有增长，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不得不依靠借贷过日子，而其它被金融危机波及到的资本主义国家日子也不好过，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庞大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正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唤出来的魔鬼了。”我们不得不思考，这真的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交换的二重性的内在矛盾没有关系吗？难道是为了转嫁压力，为扩大他国奴役找借口？还是为了想证明马克思的幽灵从坟墓中复活了？其中的原因，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如果我们稍对马克思主义流行背景进行了解，我们不难发现每当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出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但如果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就会攻击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国家。例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德立达在1993年出版《马克思的幽灵》、英国学者吉登斯、美国学者乔姆斯基等在他们寻求出路上，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或许他们也并没有觉得马克思主义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