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明论文大全11篇

道德文明论文篇（1）

[作者简介]李湘云，中共无锡市委党校副教授，江苏省“333工程”学科带头人，江苏无锡214086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10－0171－03

当道德从普泛的“爱”和“仁”具体化为条条诫令之后，许多诸如“三从四德”这样不道德的规范便进入了道德的范畴。这些不道德的道德规范主要表现为漠视人的生命体征，将道德凌驾于人性之上，从而表现出野蛮和不文明性。道德的性质固然有着理想性和崇高性，然而其本然和自觉的人性特征却更是文明道德存在的基础。

一、道德是目的的而非理想的

道德的生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人的一种本然性的体现，它从一开始便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具体来说，道德的基础就是个体间自我利益的公平交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阐述这个问题：

(一)道德是内生于人的行为动机的，离不开利益而谈，更不是反个人利益的。人从本能上来说，是将追求个人财富的最大化作为终极的关怀。为了使自己的利益不受伤害，或者说得到更多利益，人们被迫作出不伤害别人、使别人也得益的承诺。人类在无数次因不遵守道德所致的两败俱伤中，逐渐意识到如果不按这些共同生活的行为准则办事，个人无法生存，因而在内心产生了维护群体利益的义务感，从而使自己自觉地成为道德主体。最早的人们，当他们最先喊出“不要欺骗!不要杀人”时，是以自己不被杀不被骗为保证的。也就是说，人类正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才有道德的要求的，其目的性非常强。中国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基督教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都是这种利益交换的话语体现，只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道德利益。所以，道德是内生于个人利益动机的，“道德从来不是出于某种高尚的目的，不是出于道义的需要，不是出于宗教教化的需要，而恰恰出于一种最为功利主义的目的”。而以利益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基础更是与人的行为动机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本然性和目的性，它不是思想家或理论家们精心构建的那种撇开人性特征完全利他的道德理念。

(二)道德是要求回报的，这是它与的根本性区别。一种稳定而长久的道德图景一定是建立在相互的道德付出上的。由于人的情感是脆弱的，所以道德也很脆弱。在一个社会中，一旦有人犯规表现出不道德的时候，其他讲道德的人便都是受害者，利益均衡就会被打破。市场经济时期，利益的凸显性，使完全的利他行为很难坚贞不渝、专心致志和有条不紊。一个总是道德付出或者道德付出太多的人，当他得不到反应或自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时，道德热情会变成道德冷漠，从而走向道德的反面，产生更坏的社会效应。所以，当道德利益不均衡时，人与人之间就会出现相互提防、相互欺骗的局面，人们都将生活在一种不可靠中，所有人的利益都将受损，所以，道德回报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而市场经济更是将一切理想的存在变成了实体性存在，在市场经济中得到了无穷好处的人们，相信只有利益不会撒谎，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信任关系被货币信任所取代。这时，人们更习惯于视道德为一种个人与他人或社会的特殊的交换。在这种自觉的交换中，一种道德秩序自然地诞生了出来，“在人与人之间，因为相互需要产生了相互帮助，这种自然的强力秩序随之转变为道德的权利秩序”。也就是说，等价的利益交换像一只无形的手在调控着个人及社会道德的生成，使道德带有明显的自我功利色彩。

因此，不论从道德生成的可能情况，还是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来看，一种文明的道德应该是关照人的本然性特征、尊重人性的道德。

二、道德是契约的而非政治的

中国传统道德的政治化将道德的真正内涵稀释，使道德只剩下政治的味道。其实，从人的道德心理形成上来说，道德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契约精神，而不是执政者的政治教化。这种契约精神来自于人的互惠心理，是自然人向社会人角色转换过程中本能的自我保护要求，其内容是：如果你作出道德付出的承诺，你就可以享受社会为你提供的道德服务；反之亦成立。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道德心理的契约性问题：

(一)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道德强迫的心理机制。道德的提出，究其根源，自然不是以人人是君子为前提的，而是立足于人人是小人。作为社会成员，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人性中恶的本然使每个人都面临着来自他人伤害的危险。在这种处境中，人人都渴望有一个克己自制、互相行善的公共环境，我们称之为道德环境。为了形成这种环境，人们之间不得不达成互不侵害、相互依赖、相互帮助以谋取各自最大幸福的隐性契约。由此可见，在这种契约性的道德环境中，人的行善动机绝不是慷慨和无私，而是迫于生存压力和自我利益的实现，不得不赋予自己以道德行为，正如亚当・斯密的那句精典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市场经济下，人的欲望更加膨胀，人的利益最大化动机时时被激发，每一个人都在竭力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而空间的有限性使得人的扩张行为不得不具有排他性，甚至可能达到一种失序的边缘，于是，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陌生化，人格信任走向了危机。与此同时，人们所面临的又是市场经济下更为复杂的分工和自己更难左右的利益分配机制，这些超越于人性的客观因素对人的生存和幸福构成了更大的障碍。种种因素之下，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利己必须通过利他来换取，于是，一种隐性的道德契约便产生了。重要的是，这种契约性道德因其具有一种自然法的精神，确实在社会中起到了类似制度性保障的作用，于是，人们彻底地认同了它。

(二)它表现了道德激励的心理机制。当一个人在社会上成功地获得了他想得到的东西而深感幸福、体验到人人为我的成果的时候，他的感恩心或良心便会促使他对他人作出道德上的施予，这就是道德激励作用。它出自于人的内在情感，作用力非常之大，能大到儒家所说的“达则兼济天下”。反之，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够成功地获取他所希望取得的东西，他会因把自身的这个失败归咎于其他人或者是社会，这时你让他还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完人是很困难的，而我们让一个人的道德形成完全独立于他的自身利益也是毫无道理的。道德的这种激励作用用儒家的话语来表达就是“己达则达人”。

(三)它还表现了道德获利的心理机制。首先，这种道德体系有一种市场经济时代人们所感兴

趣的东西，那就是交换，交换中具有着平等、公正、保障、安全等商业性精神；这种道德交换还有一个人们看得见的好处，那就是，一个人的付出将换来所有人的给予，只要你不犯规的话，每个人在这场道德交换中都会赢利，都是赢家，这种利益所在，是人们愿意遵守道德契约的心理诱惑。其实，由于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对他人的需要是长久的，赢利心会使群体中的大部分人不愿不守承诺而因小失大，放弃这种以一换十的利益的，道德是利益计算的结果，这是道德心理形成的经济学意义，与商业精神是合拍的。其次，互惠性的道德心理也使每一个人都掌握着道德的主动权，把它作为自身道德利益的护身符，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惩罚他人的不守规则，也就是“如果你不为我，我也不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享受到了权力的自由和平等，而不是被剥夺感，满足了其要求公平公正的自然心理。持着这种心理和道德契约的法律效应，人们可能更从容地对待社会，对待他人，社会也就会更加稳定，这是道德心理形成的伦理学意义。最后，当个人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行为促进了社会的利益，给他人带来幸福时，其自身也会相应地得到一种崇高的道德满足感，这是道德心理形成的情感意义。

由上所述，从人的道德心理形成上来说，道德是具有契约性的市场精神的，一种人性化的道德理念必然要承认人的这种道德互惠心理，只有排除政治道德对人文道德的干预、群体道德对个体道德的影响、精英道德对普泛道德的支配，使道德回归心理本源，才能形成一种现代文明的、合理的道德观。

三、道德是世俗的而非宗教的

道德的价值总是因其理想性和崇高性而被神圣化，其作用也被夸大。其实，道德由于其目的性和市场性的特点，其价值也是世俗的，不仅不具有忘我、无我、灭我的宗教情怀，相反，自利的功能却非常地彰显。当然，这种自利并不等于为一己之利不顾公共利益的自私，更不具有损人的性质。我们不妨从道德的角度来评估道德，最终给道德以定位：

(一)从道德的最终价值来看，道德是保证每一个人都幸福，而个体的幸福又具体落实在自我利益的实现上。也就是说，道德是以自利为手段来实现其价值的，道德和自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人类不断改善自我的生存条件以实现幸福的欲求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这种自利动机具有着人类普遍性的特征，所以，我们无法也不该要求每个人都去先他而后己或者完全为他。否则的话，道德会变成对自我的最大剥夺，而这又变成了一种不道德。道德所保证的幸福不仅是精神的满足，更是感官的满足，是每一个人利益动机的最充分实现。正因为如此，当代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通篇都认为自利是符合道德的。

道德文明论文篇（2）

一、道德的概念

道—一道路、道理，引伸为规则、规范、事物的规律。德—一有所得，“德者、得也”。古代德和得相遁，熟悉“道”的人，内得于已（提高觉悟），外施于人（助人为乐），就是道德。德在过去写法是“德”，人们解释“德”字时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心宣就是德。

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有关道德的概念是：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以善恶为标准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依靠人们内心信念、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调整个人和个人、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对这一概念剖析如下：

（1）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道德存在于人和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之中，当一个人独处在孤岛上，孑然一身，不和他人发生任何关系，是无所谓道德的。在动物界也不存在道德新问题，不能以善恶进行评价，如猫吃老鼠，狼吃羊不具有任何道德意义。

（2）道德的评价标准是善恶，所谓“道德”或“不道德”是对某种于他人、社会有益或有害的行为评价，有效的为“善”，有害的为“恶”。

（3）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存在着区别，例如通过道德和法律的比较（表一）可以看出，道德具有自身的特征：

（表一）

（附图{图}）

（1）道德具有长远性的特征。它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始终。

（2）道德具有自觉性的特征。它不象法律那样靠强制力量来实行的，而是把一定的社会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心信念来支配自己的行为。道德行为的这一特征是任何其他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所不能代替的。

（3）道德具有广泛的特征。凡有人们生活的地方，道德都起功能，如有的人说：“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领导、难死法院”。这种人的行为在现实中有之，法院无能为力，但这种行为却往往受到“道德法庭”的严励谴责。

（4）道德具有现实性和理想性相统一的特征。道德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受其他社会因素制约和影响，具有现实性。但它高于现实，有示范功能，它要求人们“应当”如何，通过榜样的力量、理想的人格，引导人们向前看。

（5）道德具有知和行相统一的特征。要实行道德，首先要有道德熟悉，激发道德情感，假如没有道德认识，不辨是非善恶，当然不可能谈什么道德行为。但假如知道了道德规范，却没有行动或背离了这些规范，就是不道德，所以道德强调知行相统一，言行相一致。当然，知行统一有一个过程，往往是先知而后行。

二、道德的本质

有关道德的本质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有几种不同的见解：

（1）把道德的本质归之为人的先天固有善良或邪恶的意志，这是主观唯心主义。中国的代表性观点有孔子、孟轲“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说”，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恶”的“性恶说”等。

（2）把道德的本质归之为“神的启示”，这是客观唯心主义。中国的代表人物有董仲舒：“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道之大源出于天”之说。

（3）旧唯物主义者反对从神出发，而从人出发，反对神道主义，主张人道主义，认为道德的本质是人性的自然表现，是人的真实的、健康的“本性”，而恶行、罪过只不过是人性的歪曲。它使道德从虚幻的天国拉回到了世俗的人间，但他们所说的人的本性是抽象的人性，脱离了社会关系的永恒的人性，因而最终和唯心主义殊途同归。

道德的本质是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和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道德的历史类型和性质，决定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发展迟早会引起道德的相应变化和发展。

道德除了受经济基础决定外，还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些社会因素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政治、法律、教育、文化、艺术宗教等其他上层建筑，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心理和民族传统习惯等。

三、道德的功能

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社会意识形态，而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对于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又起着巨大的反作用—一积极的促进功能或消极的阻碍功能。对这种能动功能的夸大或贬低乃至否认都是错误的。因此，要批判两种错误的观点：

一种是“道德决定论”（或称“道德万能论”）。

“道德决定论”者片面夸大道德的功能，认为道德决定一切，只要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了，一切社会新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孟子说过：“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把道德的功能看成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根本所在。荀子亦有相类似的看法，他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理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所谓的“礼”是最高的道德原则。显然，荀子把“礼”看作是修身、成事、治国之根本。欧洲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夸大道德的功能。他们否认阶级斗争，试图用道德的手段，非凡是用“爱”的说教，一方面劝导富人于穷人仁慈，为人类作出牺牲；另一方面劝导穷人忍让，在物质利益上知足，空想“爱”能化干戈为玉帛、阶级对抗的社会能得以改造，社会主义理想蓝图就会变成现实，这种观点显然是唯心主义的。

另一种是“道德无用论”。

“道德无用论”者贬低甚至根本否认道德的能动功能。中国先秦的商鞅，可算作代表，商鞅认为道德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他把“礼乐”、“诗书”、“修善孝梯”、“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称为“六虱”。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费利持有类似的观点，主张执政者只管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根本不必顾及什么公正和道德。十九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哲学，鼓吹权力意志决定论，主张靠个人权力无限扩张，以征服世界。认为道德在弱肉强食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完全无用的，至多也不过是弱者为了反对强者而提出的借口而已。这是道德无用论的极端形式，是一种和人类为敌的法西斯理论，曾被希特勒奉为至宝，也为我国的、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实际遵从，他们把党纪、国法、道德都视为条条框框，一概予以横扫，肆逆十年，给社会造成了深重实难。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否认道德功能的理论完全是错误的，是违反人的理性，违利益的一种异端邪说，应该予以彻底否定。

道德功能的发挥有待于道德功能的全面实施。归纳起来，道德具有五个方面的主要功能：

1．熟悉功能—一道德是引导人们追求至善的良师。它教导人们熟悉自己，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教导人们正确地熟悉社会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从而正确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和生活道路。

2．调节功能—一道德是社会矛盾的调节器。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和自己的同类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各种矛盾，这就需要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内心信念等特有形式，以自己的善恶标准去调节社会上人们的行为，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使人和人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臻于完善和和谐。

3．教育功能—一道德是催人奋进的引路人。它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意识、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树立正确的义务、荣誉、正义和幸福等观念，使受教育者成为道德纯洁、理想高尚的人。

4．评价功能—一道德是公正的法官。道德评价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和人们内在的意志力量。道德是人以评价来把握现实的一种方式，它是通过把四周社会现象判定为“善”和“恶”而实现。

5．平衡功能—一道德不仅调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平衡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它要求人们端正对自然的态度，调节自身的行为。环境道德是当代社会公德之一，它能教育人们应当以造福于而不贻祸于子孙后代的高度责任感，从社会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开发自然资源，发展社会生产，维持生态平衡，积极治理和防止对自然环境的人为性的破坏，平衡人和自然之间的正常关系。

道德起源及历史发展

一、道德的起源

1．有关道德的起源，在马克思主义学说诞生以前有几种不同的见解：

（1）神源论（亦称“神启论”）。我国的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把道德起源归于天；欧洲中世纪的科学家认为道德起源于上帝，基督教的“摩西十戒”（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作假证陷害他人，不贪不义之财等）；佛教“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饭酒）说成是上帝神明对人的启示，后来，成为宗教的道德戒律，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

（2）心源论（或天赋论）。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吾也，吾固有之也”，意思是说仁义礼智之类的道德规范不是后来形成的，根源于人心，是先天固有的良知。德国近代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道德根源于人的“趋乐避苦”的天性。快乐的有益的是善，痛苦的有害的是恶，善良是从本性中产生的，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3）庸俗进化论。德国的思想家考茨基从动物的本能中寻找道德的根源，如“合群”、“母爱”等，把人的道德看成是动物本能的演化，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说法。

2．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属于社会上屋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必须而且只能从人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本身去探索道德的起源：

（1）道德萌发于人类早期劳动和简单的交往。原始社会的人类，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和本身能力低下，不得不以群体活动的方式来谋取物质生活资料，也不得不以平均分享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来维持群体活动的生存。这样人们之间客观上便存在着一些最简单的交往和关系，由于劳动和交往，促进了语言和思维的发展。为了协同劳动中的行动，交流彼此的感受，保持群体内应有的秩序，从而产生道德的萌芽。

（2）道德形成于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劳动分工，分工使个体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功能提高了，从而逐步意识到个人的存在，自我意识增强了。而社会分工和交换又加强了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并随之出现个人和个人，个人和整体之间的矛盾，这就必然产生调解这些矛盾的自觉要求，于是逐步产生了维护整体利益的义务观念，产生了义务和权利之类的道德意识，社会分工是道德形成的关键。

（3）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出现使道德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由于生产的发展，使劳动有了剩余产品，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剥削阶级中的一部份人有可能靠另一部分人提供的剩余劳动产品维持生活，自己不再从事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他们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对社会现象进行集中和概括，形成较系统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使道德成为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

二、道德的历史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人类社会经历了五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和之相适应，道德可划分为五种历史类型（表二）。

道德历史类型（表二）

（附图{图}）

注：柏拉图根据“善的理念”提出“四主德”，聪明、勇敢、节制、公正，聪明就是最高美德，是少数统治阶级治理人的知识；勇敢是保卫国家的武士的美德，对奴隶主国家绝对忠诚，勇于牺牲；节制是一般贫民的道德品质，要服从统治，即欲望服从理性，理性控制欲望的状态；公正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面执行一种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职务，如安分守已，如孔子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三、道德的继续性

各个阶级、各种类型的道德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道德在发展中又有历史的联系，因此道德存在着历史继承关系。这种继续关系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上剥削者、统治者之间，由于经济地位、政治思想和文化意识都是处于支配地位，从他们的阶级利益中引伸出来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是一脉相通的。

2．被剥削者在各个历史时期阶级地位相似，由此而引伸的道德范围相通，如反抗性、地位平等的道德理想等。

3．社会公德。处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社会的各个阶级形式最简单、最起码的共同的生活准则，如交通平安、环境卫生，勿偷盗等。

4．剥削阶级在上升，革命时期的进步道德为新生阶级所继续。

道德文明论文篇（3）

一、道德的概念

道—一道路、道理，引伸为规则、规范、事物的规律。德—一有所得，“德者、得也”。古代德与得相遁，认识“道”的人，内得于已（提高觉悟），外施于人（助人为乐），就是道德。德在过去写法是“德”，人们解释“德”字时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心宣就是德。

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关于道德的概念是：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以善恶为标准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依靠人们内心信念、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对这一概念剖析如下：

（1）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道德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之中，当一个人独处在孤岛上，孑然一身，不与他人发生任何关系，是无所谓道德的。在动物界也不存在道德问题，不能以善恶进行评价，如猫吃老鼠，狼吃羊不具有任何道德意义。

（2）道德的评价标准是善恶，所谓“道德”或“不道德”是对某种于他人、社会有益或有害的行为评价，有效的为“善”，有害的为“恶”。

（3）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存在着区别，例如通过道德与法律的比较（表一）可以看出，道德具有自身的特征：

（表一）

（附图{图}）

（1）道德具有长远性的特征。它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始终。

（2）道德具有自觉性的特征。它不象法律那样靠强制力量来实行的，而是把一定的社会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心信念来支配自己的行为。道德行为的这一特征是任何其他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所不能代替的。

（3）道德具有广泛的特征。凡有人们生活的地方，道德都起作用，如有的人说：“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领导、难死法院”。这种人的行为在现实中有之，法院无能为力，但这种行为却往往受到“道德法庭”的严励谴责。

（4）道德具有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统一的特征。道德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受其他社会因素制约和影响，具有现实性。但它高于现实，有示范作用，它要求人们“应当”如何，通过榜样的力量、理想的人格，引导人们向前看。

（5）道德具有知与行相统一的特征。要实行道德，首先要有道德认识，激发道德情感，如果没有道德认识，不辨是非善恶，当然不可能谈什么道德行为。但如果知道了道德规范，却没有行动或背离了这些规范，就是不道德，所以道德强调知行相统一，言行相一致。当然，知行统一有一个过程，往往是先知而后行。

二、道德的本质

关于道德的本质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有几种不同的见解：

（1）把道德的本质归之为人的先天固有善良或邪恶的意志，这是主观唯心主义。中国的代表性观点有孔子、孟轲“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说”，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恶”的“性恶说”等。

（2）把道德的本质归之为“神的启示”，这是客观唯心主义。中国的代表人物有董仲舒：“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道之大源出于天”之说。

（3）旧唯物主义者反对从神出发，而从人出发，反对神道主义，主张人道主义，认为道德的本质是人性的自然表现，是人的真实的、健康的“本性”，而恶行、罪过只不过是人性的歪曲。它使道德从虚幻的天国拉回到了世俗的人间，但他们所说的人的本性是抽象的人性，脱离了社会关系的永恒的人性，因而最终与唯心主义殊途同归。

道德的本质是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和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道德的历史类型和性质，决定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发展迟早会引起道德的相应变化与发展。

道德除了受经济基础决定外，还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些社会因素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政治、法律、教育、文化、艺术宗教等其他上层建筑，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心理和民族传统习惯等。

三、道德的功能

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社会意识形态，而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对于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又起着巨大的反作用—一积极的促进作用或消极的阻碍作用。对这种能动作用的夸大或贬低乃至否认都是错误的。因此，要批判两种错误的观点：

一种是“道德决定论”（或称“道德万能论”）。

“道德决定论”者片面夸大道德的作用，认为道德决定一切，只要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了，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孟子说过：“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把道德的作用看成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根本所在。荀子亦有相类似的看法，他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理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所谓的“礼”是最高的道德原则。显然，荀子把“礼”看作是修身、成事、治国之根本。欧洲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夸大道德的作用。他们否认阶级斗争，试图用道德的手段，特别是用“爱”的说教，一方面劝导富人于穷人仁慈，为人类作出牺牲；另一方面劝导穷人忍让，在物质利益上知足，空想“爱”能化干戈为玉帛、阶级对抗的社会能得以改造，社会主义理想蓝图就会变成现实，这种观点显然是唯心主义的。

另一种是“道德无用论”。

“道德无用论”者贬低甚至根本否认道德的能动作用。中国先秦的商鞅，可算作代表，商鞅认为道德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他把“礼乐”、“诗书”、“修善孝梯”、“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称为“六虱”。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费利持有类似的观点，主张执政者只管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根本不必顾及什么公正和道德。十九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哲学，鼓吹权力意志决定论，主张靠个人权力无限扩张，以征服世界。认为道德在弱肉强食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完全无用的，至多也不过是弱者为了反对强者而提出的借口而已。这是道德无用论的极端形式，是一种与人类为敌的法西斯理论，曾被希特勒奉为至宝，也为我国的、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实际遵从，他们把党纪、国法、道德都视为条条框框，一概予以横扫，肆逆十年，给社会造成了深重实难。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否认道德作用的理论完全是错误的，是违背人的理性，违利益的一种异端邪说，应该予以彻底否定。

道德作用的发挥有待于道德功能的全面实施。归纳起来，道德具有五个方面的主要功能：

1．认识功能—一道德是引导人们追求至善的良师。它教导人们认识自己，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教导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从而正确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和生活道路。

2．调节功能—一道德是社会矛盾的调节器。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和自己的同类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各种矛盾，这就需要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内心信念等特有形式，以自己的善恶标准去调节社会上人们的行为，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使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臻于完善与和谐。

3．教育功能—一道德是催人奋进的引路人。它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意识、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树立正确的义务、荣誉、正义和幸福等观念，使受教育者成为道德纯洁、理想高尚的人。

4．评价功能—一道德是公正的法官。道德评价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和人们内在的意志力量。道德是人以评价来把握现实的一种方式，它是通过把周围社会现象判断为“善”与“恶”而实现。

5．平衡功能—一道德不仅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要求人们端正对自然的态度，调节自身的行为。环境道德是当代社会公德之一，它能教育人们应当以造福于而不贻祸于子孙后代的高度责任感，从社会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开发自然资源，发展社会生产，维持生态平衡，积极治理和防止对自然环境的人为性的破坏，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关系。

道德起源及历史发展

一、道德的起源

1．关于道德的起源，在马克思主义学说诞生以前有几种不同的见解：

（1）神源论（亦称“神启论”）。我国的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把道德起源归于天；欧洲中世纪的科学家认为道德起源于上帝，基督教的“摩西十戒”（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作假证陷害他人，不贪不义之财等）；佛教“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饭酒）说成是上帝神明对人的启示，后来，成为宗教的道德戒律，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

（2）心源论（或天赋论）。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吾也，吾固有之也”，意思是说仁义礼智之类的道德规范不是后来形成的，根源于人心，是先天固有的良知。德国近代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道德根源于人的“趋乐避苦”的天性。快乐的有益的是善，痛苦的有害的是恶，善良是从本性中产生的，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3）庸俗进化论。德国的思想家考茨基从动物的本能中寻找道德的根源，如“合群”、“母爱”等，把人的道德看成是动物本能的演化，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说法。

2．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属于社会上屋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必须而且只能从人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本身去探讨道德的起源：

（1）道德萌发于人类早期劳动和简单的交往。原始社会的人类，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和本身能力低下，不得不以群体活动的方式来谋取物质生活资料，也不得不以平均分享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来维持群体活动的生存。这样人们之间客观上便存在着一些最简单的交往和关系，由于劳动和交往，促进了语言和思维的发展。为了协同劳动中的行动，交流彼此的感受，保持群体内应有的秩序，从而产生道德的萌芽。

（2）道德形成于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劳动分工，分工使个体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提高了，从而逐步意识到个人的存在，自我意识增强了。而社会分工和交换又加强了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并随之出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整体之间的矛盾，这就必然产生调解这些矛盾的自觉要求，于是逐步产生了维护整体利益的义务观念，产生了义务和权利之类的道德意识，社会分工是道德形成的关键。

（3）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出现使道德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由于生产的发展，使劳动有了剩余产品，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剥削阶级中的一部份人有可能靠另一部分人提供的剩余劳动产品维持生活，自己不再从事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他们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对社会现象进行集中和概括，形成较系统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使道德成为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

二、道德的历史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人类社会经历了五种独立的社会形态，与之相适应，道德可划分为五种历史类型（表二）。

道德历史类型（表二）

（附图{图}）

注：柏拉图根据“善的理念”提出“四主德”，智慧、勇敢、节制、公正，智慧就是最高美德，是少数统治阶级治理人的知识；勇敢是保卫国家的武士的美德，对奴隶主国家绝对忠诚，勇于牺牲；节制是一般贫民的道德品质，要服从统治，即欲望服从理性，理性控制欲望的状态；公正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面执行一种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职务，如安分守已，如孔子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三、道德的继承性

各个阶级、各种类型的道德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道德在发展中又有历史的联系，因此道德存在着历史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上剥削者、统治者之间，由于经济地位、政治思想和文化意识都是处于支配地位，从他们的阶级利益中引伸出来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是一脉相通的。

2．被剥削者在各个历史时期阶级地位相似，由此而引伸的道德范围相通，如反抗性、地位平等的道德理想等。

3．社会公德。处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社会的各个阶级形式最简单、最起码的共同的生活准则，如交通安全、环境卫生，勿偷盗等。

道德文明论文篇（4）

道—一道路、道理，引伸为规则、规范、事物的规律。德—一有所得，“德者、得也”。古代德与得相遁，认识“道”的人，内得于已（提高觉悟），外施于人（助人为乐），就是道德。德在过去写法是“德”，人们解释“德”字时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心宣就是德。

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关于道德的概念是：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以善恶为标准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依靠人们内心信念、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对这一概念剖析如下：

（1）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道德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之中，当一个人独处在孤岛上，孑然一身，不与他人发生任何关系，是无所谓道德的。在动物界也不存在道德问题，不能以善恶进行评价，如猫吃老鼠，狼吃羊不具有任何道德意义。

（2）道德的评价标准是善恶，所谓“道德”或“不道德”是对某种于他人、社会有益或有害的行为评价，有效的为“善”，有害的为“恶”。

（3）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存在着区别，例如通过道德与法律的比较（表一）可以看出，道德具有自身的特征：1.道德具有长远性的特征。它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始终；2.道德具有自觉性的特征。它不象法律那样靠强制力量来实行的，而是把一定的社会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心信念来支配自己的行为。道德行为的这一特征是任何其他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所不能代替的；3.道德具有广泛的特征。凡有人们生活的地方，道德都起作用，如有的人说：“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领导、难死法院”。这种人的行为在现实中有之，法院无能为力，但这种行为却往往受到“道德法庭”的严励谴责；4.道德具有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统一的特征。道德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受其他社会因素制约和影响，具有现实性。但它高于现实，有示范作用，它要求人们“应当”如何，通过榜样的力量、理想的人格，引导人们向前看；5.道德具有知与行相统一的特征。要实行道德，首先要有道德认识，激发道德情感，如果没有道德认识，不辨是非善恶，当然不可能谈什么道德行为。但如果知道了道德规范，却没有行动或背离了这些规范，就是不道德，所以道德强调知行相统一，言行相一致。当然，知行统一有一个过程，往往是先知而后行。

二、道德的本质

关于道德的本质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有几种不同的见解：

（1）把道德的本质归之为人的先天固有善良或邪恶的意志，这是主观唯心主义。中国的代表性观点有孔子、孟轲“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说”，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恶”的“性恶说”等。

（2）把道德的本质归之为“神的启示”，这是客观唯心主义。中国的代表人物有董仲舒：“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道之大源出于天”之说。

（3）旧唯物主义者反对从神出发，而从人出发，反对神道主义，主张人道主义，认为道德的本质是人性的自然表现，是人的真实的、健康的“本性”，而恶行、罪过只不过是人性的歪曲。它使道德从虚幻的天国拉回到了世俗的人间，但他们所说的人的本性是抽象的人性，脱离了社会关系的永恒的人性，因而最终与唯心主义殊途同归。

道德的本质是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和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道德的历史类型和性质，决定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发展迟早会引起道德的相应变化与发展。

道德除了受经济基础决定外，还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些社会因素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政治、法律、教育、文化、艺术宗教等其他上层建筑，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心理和民族传统习惯等。

三、道德的功能

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社会意识形态，而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对于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又起着巨大的反作用—一积极的促进作用或消极的阻碍作用。对这种能动作用的夸大或贬低乃至否认都是错误的。因此，要批判两种错误的观点：

一种是“道德决定论”（或称“道德万能论”）。

“道德决定论”者片面夸大道德的作用，认为道德决定一切，只要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了，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孟子说过：“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把道德的作用看成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根本所在。荀子亦有相类似的看法，他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理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所谓的“礼”是最高的道德原则。显然，荀子把“礼”看作是修身、成事、治国之根本。欧洲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夸大道德的作用。他们否认阶级斗争，试图用道德的手段，特别是用“爱”的说教，一方面劝导富人于穷人仁慈，为人类作出牺牲；另一方面劝导穷人忍让，在物质利益上知足，空想“爱”能化干戈为玉帛、阶级对抗的社会能得以改造，社会主义理想蓝图就会变成现实，这种观点显然是唯心主义的。

另一种是“道德无用论”。

“道德无用论”者贬低甚至根本否认道德的能动作用。中国先秦的商鞅，可算作代表，商鞅认为道德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他把“礼乐”、“诗书”、“修善孝梯”、“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称为“六虱”。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费利持有类似的观点，主张执政者只管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根本不必顾及什么公正和道德。十九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哲学，鼓吹权力意志决定论，主张靠个人权力无限扩张，以征服世界。认为道德在弱肉强食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完全无用的，至多也不过是弱者为了反对强者而提出的借口而已。这是道德无用论的极端形式，是一种与人类为敌的法西斯理论，曾被希特勒奉为至宝，也为我国的、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实际遵从，他们把党纪、国法、道德都视为条条框框，一概予以横扫，肆逆十年，给社会造成了深重实难。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否认道德作用的理论完全是错误的，是违背人的理性，违利益的一种异端邪说，应该予以彻底否定。

道德作用的发挥有待于道德功能的全面实施。归纳起来，道德具有五个方面的主要功能：

1．认识功能—一道德是引导人们追求至善的良师。它教导人们认识自己，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教导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从而正确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和生活道路。

2．调节功能—一道德是社会矛盾的调节器。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和自己的同类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各种矛盾，这就需要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内心信念等特有形式，以自己的善恶标准去调节社会上人们的行为，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使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臻于完善与和谐。

3．教育功能—一道德是催人奋进的引路人。它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意识、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树立正确的义务、荣誉、正义和幸福等观念，使受教育者成为道德纯洁、理想高尚的人。

4．评价功能—一道德是公正的法官。道德评价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和人们内在的意志力量。道德是人以评价来把握现实的一种方式，它是通过把周围社会现象判断为“善”与“恶”而实现。

5．平衡功能—一道德不仅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要求人们端正对自然的态度，调节自身的行为。环境道德是当代社会公德之一，它能教育人们应当以造福于而不贻祸于子孙后代的高度责任感，从社会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开发自然资源，发展社会生产，维持生态平衡，积极治理和防止对自然环境的人为性的破坏，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关系。

四、道德起源及历史发展

（一）道德的起源

1．关于道德的起源，在马克思主义学说诞生以前有几种不同的见解：

1.1神源论（亦称“神启论”）。我国的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把道德起源归于天；欧洲中世纪的科学家认为道德起源于上帝，基督教的“摩西十戒”（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作假证陷害他人，不贪不义之财等）；佛教“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饭酒）说成是上帝神明对人的启示，后来，成为宗教的道德戒律，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

1.2心源论（或天赋论）。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吾也，吾固有之也”，意思是说仁义礼智之类的道德规范不是后来形成的，根源于人心，是先天固有的良知。德国近代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道德根源于人的“趋乐避苦”的天性。快乐的有益的是善，痛苦的有害的是恶，善良是从本性中产生的，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1.3庸俗进化论。德国的思想家考茨基从动物的本能中寻找道德的根源，如“合群”、“母爱”等，把人的道德看成是动物本能的演化，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说法。

2．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属于社会上屋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必须而且只能从人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本身去探讨道德的起源：

2.1道德萌发于人类早期劳动和简单的交往。原始社会的人类，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和本身能力低下，不得不以群体活动的方式来谋取物质生活资料，也不得不以平均分享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来维持群体活动的生存。这样人们之间客观上便存在着一些最简单的交往和关系，由于劳动和交往，促进了语言和思维的发展。为了协同劳动中的行动，交流彼此的感受，保持群体内应有的秩序，从而产生道德的萌芽。

2.2道德形成于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劳动分工，分工使个体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提高了，从而逐步意识到个人的存在，自我意识增强了。而社会分工和交换又加强了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并随之出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整体之间的矛盾，这就必然产生调解这些矛盾的自觉要求，于是逐步产生了维护整体利益的义务观念，产生了义务和权利之类的道德意识，社会分工是道德形成的关键。

2.3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出现使道德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由于生产的发展，使劳动有了剩余产品，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剥削阶级中的一部份人有可能靠另一部分人提供的剩余劳动产品维持生活，自己不再从事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他们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对社会现象进行集中和概括，形成较系统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使道德成为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

（二）道德的历史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人类社会经历了五种独立的社会形态，与之相适应，道德可划分为五种历史类型。

注：柏拉图根据“善的理念”提出“四主德”，智慧、勇敢、节制、公正，智慧就是最高美德，是少数统治阶级治理人的知识；勇敢是保卫国家的武士的美德，对奴隶主国家绝对忠诚，勇于牺牲；节制是一般贫民的道德品质，要服从统治，即欲望服从理性，理性控制欲望的状态；公正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面执行一种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职务，如安分守已，如孔子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三）道德的继承性

各个阶级、各种类型的道德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道德在发展中又有历史的联系，因此道德存在着历史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上剥削者、统治者之间，由于经济地位、政治思想和文化意识都是处于支配地位，从他们的阶级利益中引伸出来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是一脉相通的。

2．被剥削者在各个历史时期阶级地位相似，由此而引伸的道德范围相通，如反抗性、地位平等的道德理想等。

3．社会公德。处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社会的各个阶级形式最简单、最起码的共同的生活准则，如交通安全、环境卫生，勿偷盗等。

道德文明论文篇（5）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道德这一术语起源于拉丁字“mos(moris)"—风尚(由此产生.的moralis一词，即有关风尚的、道义的)。道德是历史变动不居的行为规则的总和，这种行为规则调节人们对社会、阶级、国家、家庭的关系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行为规则不是依靠强制，而是依靠习惯的力量与社会舆论来支持并发生效用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社会道德，不管其是哪种类型，哪个阶级的，也都是由其经济基础，即由社会发展在该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所派生出来，并最终形成的。这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那样，“任何道德理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决定他们阶级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下获取和确立规范自己的道德观念，并把它落实运用到自己的行为上去，道德也就随着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更改而更改，发展而发展。但同时，道德还积极地发挥其对社会存在及社会经济基础发展所起的反作用，即以它本身特有的职能来为产生它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决定了的特定阶级和阶层服务，维护和巩固它们的利益，指导和制约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充分说明，社会道德与社会物质条件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在这个关系中，前者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后者则处于主导的、决定的地位。这一点，在今天人类社会更加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其实这个道理早在古代就已被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试看管子的“仓察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乌迁“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再看看我国汉代班固的一段描写，“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糜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拒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悖化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间阑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虎。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默女鬼辱焉，龄是阀疏而民富。”其它如“先富有而后礼让”，“可以为富安天下”，“饥寒至身，不顾廉耻”等，都比较形象、生动而又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从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还可看出，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爆发的导火线，基本上都是因为天灾(水旱蜡等自然灾害)人祸(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及非正义战争)等，人民生活困苦无着，特别是广大农民走投无路，才不得不艇而走险，举杆起义，走上反抗道路的。

从现代社会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例子。美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众所周知，举世公认。而一些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也伴随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相应出现。我们看一些社会细节，如人们自觉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尊重别人;不随地吐痰;不随意鸣汽车喇叭惊扰环境;人们不乱穿马路;酒店里消费完毕，自觉置钱于桌上;服务人员彬彬有礼，热情周到等，从这些细节可窥见一斑。而美国人对小孩独立人格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以及诚信守法纳税、国家观念的强化等也是有名的。从家庭到社会都有一种让人们充分张扬个性的宽松的民主气氛环境。不可否认，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影响和享受，为人们相匹配的社会道德风貌的形成和提高，奠定了牢固基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社会伦理观念都自然提升和进入了相应的社会层面水平。

又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国民的谦恭礼让也是有名的，如与人交往时的鞠躬礼节，上下公共汽车时的谦让，从不拥挤抢位等，对比国内的同类事，大家都不敢恭维了。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从社会制度上去寻找什么根源，也不能只从开展思想教育，使人们觉悟得到提高上去找。众所周知，美国、日本都属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其国家性质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对社会公民开展什么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那么，究其根源，我们只能从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极大丰富这个角度去寻找答案。以日本人乘车为例，因其车辆多，道路畅，周转快，车、人均遵章守纪，有诸多先决条件，故大家用不着去拼命拥抢上车。根据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有了丰富、雄厚和牢固的社会物质生活基础，就会产生出现相应广泛和普及的文化及教育;而文化教育的有效提高，则可使人们的精神面貌、道德修养“水涨船高”，人们也就会自然或不自然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此基础上产生相应的文明行为，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行，促使整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发展和提高。当今世界，一些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经济发达，社会物质条件优越，其社会道德伦理观念也相应提高发展，展现出相应良好的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行，毫不足怪，也勿庸置疑，否认这点，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准则。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良好的社会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质风尚，是现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应该没有“阶级性”，而应该属于人类社会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就这个意义，可以认定它们不受国界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局限。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可以共同拥有物质文明，为什么不能共同拥有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精神文明财富呢?我们以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社会阴暗面，只不过其阴暗面的社会背景、性质、种类、对象和内容、表现方式、程度深浅等等方面有所不同罢了，但同为人类共性的美好内容应该相通和并存。

从我国来说，十年“”动乱期间，国民经济达到崩溃边缘，造成了物质生活的极大贫乏，从国民经济到人民生活可以说是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人们收人低下，即使有钱也难买东西，连最一般、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粮、油、肉、糖、布、烟酒、肥皂等等均要定人定量，凭票供应，并还不能完全保证。物质匾乏的“票证年代”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些人不择手段，拉关系，走后门，搞紧俏商品;手握实权之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大捞油水，中饱私囊;有权人倚仗权势，有钱人花钱买路，无权无钱之人就投机倒把，黑市交易，偷杀盗抢，坑蒙拐骗等。物质生活的极度匾乏，在导致人们社会道德沦丧，风气不良，世风日下，社会混乱等方面，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试想，需要东西随便买，有必要去开什么后门?

我们知道，社会道德伦理的堕落是产生社会不良风气，致使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致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必须大力重视开展文明礼貌和道德规范的教育，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这项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从精神文明人手，两个文明一起抓，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的法律法令和政策方针，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改革开放、调整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在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得到很大程度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风气也有了很大转变，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局面，人们说“雷锋叔叔又回来了”。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相当一些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风气方面的不良行为现象的顽病病疾不是能在短时期内一下子扭转过来的。试举几个小例，如人为原因的公共交通秩序的拥挤混乱，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抽烟吐痰，乱丢杂物，见义不勇，见难不为，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等不良现象并不鲜见，一些不良陋习“国际闻名”，欧美国家及一些旅游胜地甚至专门为中国人常见的不良行为立上了有针对性的华文警示标识，虽然这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其负面影响却不可小看。并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引进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新思维和新管理理念等的同时，一些不良的负面的东西也不可避免随附进人国门，比较突出的如“黄、赌、毒”，走私贩私，制假售假，拜金主义，，以及“包二奶”等违法乱纪的丑恶现象。因此我们说，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伦理风尚，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做出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任重而道远。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综合国力虽有长足进步，但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处于温饱线下的贫困人口仍有相当大的比例，国有企业改革，产业调整，资产重组等，导致产生相当的下岗职工，社会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明显增大，为数不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东西南北四处奔走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需求满足仍未达到理想目标，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并且实质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总之，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加快，各类社会深层次的矛盾进一步暴露、突出和加剧，如此等等，更进一步加重了人们树立正确和谐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加强建设和构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体系的工作难度。

总之，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综合实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及其水平受到社会物质条件许可范围内的限制，并与之相匹配对应。因为道德的内容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道德观念只能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更而变更，它不可能脱离和超出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正如革命导师们所说，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道德文明论文篇（6）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道德这一术语起源于拉丁字“mos(moris)"—风尚(由此产生.的moralis一词，即有关风尚的、道义的)。道德是历史变动不居的行为规则的总和，这种行为规则调节人们对社会、阶级、国家、家庭的关系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行为规则不是依靠强制，而是依靠习惯的力量与社会舆论来支持并发生效用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作为上层建筑领域中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社会道德，不管其是哪种类型，哪个阶级的，也都是由其经济基础，即由社会发展在该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所派生出来，并最终形成的。这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那样，“任何道德理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决定他们阶级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下获取和确立规范自己的道德观念，并把它落实运用到自己的行为上去，道德也就随着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更改而更改，发展而发展。但同时，道德还积极地发挥其对社会存在及社会经济基础发展所起的反作用，即以它本身特有的职能来为产生它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决定了的特定阶级和阶层服务，维护和巩固它们的利益，指导和制约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充分说明，社会道德与社会物质条件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在这个关系中，前者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后者则处于主导的、决定的地位。这一点，在今天人类社会更加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其实这个道理早在古代就已被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试看管子的“仓察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乌迁“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再看看我国汉代班固的一段描写，“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糜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拒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悖化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间阑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虎。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默女鬼辱焉，龄是阀疏而民富。”其它如“先富有而后礼让”，“可以为富安天下”，“饥寒至身，不顾廉耻”等，都比较形象、生动而又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从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还可看出，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爆发的导火线，基本上都是因为天灾(水旱蜡等自然灾害)人祸(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及非正义战争)等，人民生活困苦无着，特别是广大农民走投无路，才不得不艇而走险，举杆起义，走上反抗道路的。

    从现代社会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例子。美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众所周知，举世公认。而一些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也伴随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相应出现。我们看一些社会细节，如人们自觉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尊重别人;不随地吐痰;不随意鸣汽车喇叭惊扰环境;人们不乱穿马路;酒店里消费完毕，自觉置钱于桌上;服务人员彬彬有礼，热情周到等，从这些细节可窥见一斑。而美国人对小孩独立人格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以及诚信守法纳税、国家观念的强化等也是有名的。从家庭到社会都有一种让人们充分张扬个性的宽松的民主气氛环境。不可否认，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影响和享受，为人们相匹配的社会道德风貌的形成和提高，奠定了牢固基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社会伦理观念都自然提升和进入了相应的社会层面水平。

    又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国民的谦恭礼让也是有名的，如与人交往时的鞠躬礼节，上下公共汽车时的谦让，从不拥挤抢位等，对比国内的同类事，大家都不敢恭维了。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从社会制度上去寻找什么根源，也不能只从开展思想教育，使人们觉悟得到提高上去找。众所周知，美国、日本都属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其国家性质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对社会公民开展什么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那么，究其根源，我们只能从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极大丰富这个角度去寻找答案。以日本人乘车为例，因其车辆多，道路畅，周转快，车、人均遵章守纪，有诸多先决条件，故大家用不着去拼命拥抢上车。根据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有了丰富、雄厚和牢固的社会物质生活基础，就会产生出现相应广泛和普及的文化及教育;而文化教育的有效提高，则可使人们的精神面貌、道德修养“水涨船高”，人们也就会自然或不自然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此基础上产生相应的文明行为，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行，促使整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发展和提高。当今世界，一些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经济发达，社会物质条件优越，其社会道德伦理观念也相应提高发展，展现出相应良好的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行，毫不足怪，也勿庸置疑，否认这点，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准则。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良好的社会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质风尚，是现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应该没有“阶级性”，而应该属于人类社会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就这个意义，可以认定它们不受国界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局限。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可以共同拥有物质文明，为什么不能共同拥有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精神文明财富呢?我们以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社会阴暗面，只不过其阴暗面的社会背景、性质、种类、对象和内容、表现方式、程度深浅等等方面有所不同罢了，但同为人类共性的美好内容应该相通和并存。

    从我国来说，十年“文革”动乱期间，国民经济达到崩溃边缘，造成了物质生活的极大贫乏，从国民经济到人民生活可以说是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人们收人低下，即使有钱也难买东西，连最一般、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粮、油、肉、糖、布、烟酒、肥皂等等均要定人定量，凭票供应，并还不能完全保证。物质匾乏的“票证年代”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些人不择手段，拉关系，走后门，搞紧俏商品;手握实权之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大捞油水，中饱私囊;有权人倚仗权势，有钱人花钱买路，无权无钱之人就投机倒把，黑市交易，偷杀盗抢，坑蒙拐骗等。物质生活的极度匾乏，在导致人们社会道德沦丧，风气不良，世风日下，社会混乱等方面，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试想，需要东西随便买，有必要去开什么后门?

    我们知道，社会道德伦理的堕落是产生社会不良风气，致使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致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必须大力重视开展文明礼貌和道德规范的教育，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这项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从精神文明人手，两个文明一起抓，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的法律法令和政策方针，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改革开放、调整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在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得到很大程度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风气也有了很大转变，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局面，人们说“雷锋叔叔又回来了”。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相当一些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风气方面的不良行为现象的顽病病疾不是能在短时期内一下子扭转过来的。试举几个小例，如人为原因的公共交通秩序的拥挤混乱，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抽烟吐痰，乱丢杂物，见义不勇，见难不为，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等不良现象并不鲜见，一些不良陋习“国际闻名”，欧美国家及一些旅游胜地甚至专门为中国人常见的不良行为立上了有针对性的华文警示标识，虽然这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其负面影响却不可小看。并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引进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新思维和新管理理念等的同时，一些不良的负面的东西也不可避免随附进人国门，比较突出的如“黄、赌、毒”，走私贩私，制假售假，拜金主义，贪污腐败，以及“包二奶”等违法乱纪的丑恶现象。因此我们说，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伦理风尚，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做出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任重而道远。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综合国力虽有长足进步，但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处于温饱线下的贫困人口仍有相当大的比例，国有企业改革，产业调整，资产重组等，导致产生相当的下岗职工，社会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明显增大，为数不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东西南北四处奔走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需求满足仍未达到理想目标，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并且实质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总之，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加快，各类社会深层次的矛盾进一步暴露、突出和加剧，如此等等，更进一步加重了人们树立正确和谐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加强建设和构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体系的工作难度。

    总之，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综合实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及其水平受到社会物质条件许可范围内的限制，并与之相匹配对应。因为道德的内容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道德观念只能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更而变更，它不可能脱离和超出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正如革命导师们所说，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道德文明论文篇（7）

在网络空间中，大学生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蓬勃发展的网络给大学生们提供了无数的资源与便利，更成为了大学生们学习、娱乐、联络、购物、交友等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极大丰富了大学生们的业余生活。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网络不止给大学生带来了极大地正面影响，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网络的开放性导致了网络信息良莠不齐，既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也有众多虚假、暴力、色情等的消极的不良文化。这些不良信息的侵蚀难免会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带来负面影响。作为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相当敏感的一大群体，大学生无疑是网民群体的主体，而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发展，大学生在网络诚信中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表面上是信息时代背景下出现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是现实社会中大学生诚信缺失问题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而网络社会的在线活动依赖于现实社会提供的信息资源和物质条件，这种关联依赖性充分表明了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同样需要诚信品德。

一、网络社会的道德建设

网络道德是时代的产物，在信息时代，人类面临新的道德要求和选择，于是网络道德应运而生。网络道德是人与人、人与人群关系的行为法则，它是一定社会背景下人们的行为规范，赋予人们在动机或行为上的是非善恶判断标准。当前传统道德的内涵与外延因网络时代的到来而有了变化，网络社会的道德建设是道德建设的全新领域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道德建设、特别是在网络社会有关诚信的教育已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现象及原因

由于一直在象牙塔中生活，大多数大学生由于认知水平、教育程度与社会经验不足等原因，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对网络言行还难以进行理性思考，再加上网络的人际关系虚拟化及其开放性与隐蔽性容易导致诚信缺失，所以大学生道德失范现象频发，总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责任意识淡薄

在网上，小至盗取别人的邮箱与QQ号这种恶作剧，大到窃取别人账号或商业信息这种犯罪活动，在大学生间都常有发生。更有一部分人因为无聊或为了博取别人眼球吸引注意力，在网络上大量散布谣言引起社会的不安。究其原因，固然有一部分是因为在我国网络属于新生事物，相关网络法律法规并不完善，而且一些法律法规的制定本身就存在争议，所以是我国的对网络活动的法制约束相对要少些之故，网络的开放性与隐蔽性再加上大学生相关意识的匮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2.诚信意识淡薄

大学生在网络世界遨游的同时对网络的虚拟性有着一定程度较为清醒的意识，而在另一方面又觉得在网上这个自由的世界毫无顾忌、摒弃一些现实生活的道德原则也未尝不可，由此他们一边对网络存在着一种戒备之心，一边又因为网络诚信意识的淡泊，在网上与他人交流、交友、求职时不遵守诚实守信的道德原则欺骗对方。在利用网络这个信息资源平台共享的信息资源的同时，众多大学生甚至把应该的理论研究与创新活动变成了抄袭与剽窃的行为。

3.沉迷网络、道德意识淡薄

大学生中有不少人早已习惯于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玩网络游戏，网络游戏以其特有的魅力使众多玩家深陷其间无法自拔，由于多数网络游戏用金钱就能更快的升级，买到更好的装备，进而在网络世界所向披靡，享受万众瞩目的，不少人还因为网络游戏花掉了自己的生活费导致恶性循环。不单如此，网络游戏引出了一系列的道德命题，玩家在有的游戏上因为一点小事就相互谩骂的事情数不胜数，在有的游戏里直接与别的玩家结成虚拟世界的夫妻、以“老公”“老婆”相称，有的游戏更是允许“一夫多妻”，直接挑战传统的道德观与价值观。经常沉迷与这类游戏的大学生的认知与人生观都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道德意识更加淡薄。

（二）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

大学生违背道德准则现象频发，不是单方面的作用，而是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也应当从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这两个方面着手：

1.健全高校网络管理体制，创造和谐校园网络环境

在鱼龙混杂的网络世界，缺乏正确辨别能力与判断力的大学生与难以抵制网络诱惑的大学生们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很容易就会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迷失。要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首先应当完善高校网络管理机制，重点强化监管的力度，尤其是对于在学校图书馆微机室与校园网吧的监管。完善的网络管理和监控制度有助于使大学生规范自己在校内使用网络时的言行。有助于创造一个积极净化的网络环境。因此加强网络制度建设，形成用制度规范上网行为，是创造和谐校园网络环境的先决条件。

2.加强高校网络道德教育，提升学生道德素质修养

道德不是高在云端的抽象概念或革命修辞，而应该是一种微观的、鲜活的、流动的、可识别的生活内容和底层修辞。要培育良好的大学生网络道德，关键还是要从大学生自身出发，从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出发，突出教育重点，以重点个体、重点群体的突破来带动整体的提高。首先，高校道德教育应当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与时俱进，在了解大学生思维特征和思想状况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的教育计划朝积极向上的方向引导学生：先是开发出网络道德教育的新内容，再通过多种渠道，如针对性讲座与公共课、校园报刊设置相关专题等向学生进行宣传教育以助其树立网络道德意识、辨别网络信息的良莠、树立诚信上网的态度；其次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如学校开设网络问题咨询的页面或聊天室，辅导员建立相关QQ群等互动平台与学生互动随时掌握学生思想状况；最后，积极引导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合理调整上网时间，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而不至于沉迷网络。

二、总结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思想道德的内涵也在发展，要建立新的思想道德评估体系有一个过程。所以必须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把德与法融入制度建设中，建立新型道德利益观，大力开展诚信教育和伦理教育，以制度来规范、评价学生的日常行为。以创新教育环境，促进养成教育，提高教育绩效，推动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综上所述，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是一个牵涉面广、影响巨大的问题，其中既有社会环境因素，又有校园因素及学生个人的因素，要搞好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需要多方合力。一要通过健全网络管理体制以创造一个有利于培养良好网络道德品质的外部环境。二要通过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以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水平。三是通过积极引导，主动沟通来帮助大学生加强自身思想道德建设，深化德性品质。由此，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方有可能收到实效。（作者单位：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会工作系）

参考文献：

[1] 贾志斌.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路径探析[J].网络教育与远程教育，2012，（8）

道德文明论文篇（8）

本文提出的“元典道德”不同于一般的传统道德，对其本质内涵原创性的辨别梳理，不仅有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道德研究的深化，而且对我国当代道德文明建设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要辨别梳理中华元道德的本质内涵，首先就必须廓清中华民族“元典”的类属及其特性。按照当代学者冯天瑜先生的见解，其所指在于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性意蕴，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历史上发挥精神作用的书籍。若按照这一阐释，不仅儒家早期推崇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应属于中华元典之列，像《墨子》、《老子》、《庄子》、《荀子》以及儒家十三经中的《论语》、《孟子》等也都应归属中华元典范畴之内。但是，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的，事实总归是事实，而对事实的观念有可能是错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界对于所谓的元典类属的概括并不一定就是事实。另外，按照英国史学家布朗的观念，世界各个民族文化的最初阶段都是一个综合的统一体，即所谓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都是渗透在一起的，而在这样一个几乎是庞杂无边的大系统内部，又孕育和萌发着后来完全分离的诸多文明因子。道德层面的发展历程就是如此：在众多的中华元典中，《论语》、《札记》较之其他典籍具有更为切近今天意义上的道德本体论的意义，由此成为道德元典的滥觞。这是本文把上述两部典籍作为道德元典对象的学理性依据。在这个基础之上，对于人文精神的生成问题，当然可以也应该从《论语》、《札记》开始。

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几乎从未离开过《周易》中心论，然而，一方面，虽然《周易》中首创了这种人文精神，但是并没有形成完整的道德体系，而且与《论语》和《礼记》相比，《周易》更多的是从哲学的角度看社会，与今天意义上的道德观念之间的距离相当遥远，而《论语》和《礼记》不仅在内容上具有《周易》中所说的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而且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本质的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基于“道德元典精神”的人文关怀问题应该追溯到《论语》和《札记》，而并非《周易》。另一方面，只有《论语》、《礼记》两部典籍中体现出了鲜明的“道德个人主义”这一最基本的“元典道德”，中华民族广泛接受的强烈的和合相生的人文关怀正是在这一基本精神的影响下生成的。

一、中华“元典道德”中的核心命题：道德个人主义

欲辨别中华民族道德观念的基本精神，必须首先把这一论题置于人性善、恶的场域下进行分析才具有实体性的意义。在复杂多元的中华道德体系内，善、恶之别是最具有本体意义的，中国先哲从文明之初就高度重视“人性善”、“人性恶”这一道德核心话语的辨析。“人性善”、“人性恶”这一道德核心话语的着眼点正是以道德个人为参照对象的，“道德个人主义”由此而衍生。

人首先是受动的存在物，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人的行为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属性的胎记，这种本能性的天然属性与后天教育获得的道德感形成两个鲜明的极端：一方面是本能欲望的强大内驱力让人依附于兽性，另一方面，人不等于纯粹的自然存在物，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正因为人的这种文化历史特性的存在，才使得人“性相近”却又“习相远”，二者对立统一。但人不能无限制地满足于官能情感的生理体验，获得心灵的自由必须具有超越物质性的束缚与诱惑的崇高姿态，社会化进程中生产出的道德羞耻感极力压抑本能的冲动，于是，道德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种对立冲突中凸显出来。那么，如何协调这种人性内在的道德冲突呢?西方人坚信康德所说的绝对的不可知的“道德律在我心中”的理念，从而导致了外在的道德律与内心之间的绝对对立，换句话说，作为道德的人就必须承担起社会强加的道德义务和责任，道德与感性两者之间是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调的。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道德和义务两者对立的程度远远不如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契约论那样坚实牢固，两者之间存在着相通性与协调性。这就是中华道德体系大厦的伟大设计师——孔子开创的“道德个人主义”。其精神实质主要体现在作为该种精神物态化载体的《论语》、《礼记》之中。

进一步来看，“道德个人主义”是孔子在道德层面上创造的中华民族“道德元典精神”的重要维度。孔子继承了前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又作了新的发挥和创造，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德个人主义”，即追求人格独立的和谐，首先必须从个人的心性之“和”开始，然后向外延伸，进而推及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人与天地之和，即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曾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通过个体在道德实践中的严格自律，就可以获得一种心灵创造上的自由，它不是“向外寻求相对他人(物)的自由，而是向内寻求相对于自己的自主，即人格的独立和道德的自主。人只有实现在道德上的自主，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自己的理由，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

孔子开创的这种“道德个人主义”，不仅保留了外在环境对道德生成的意义，而且更强调外在的客观因素与自身主体性之间的和谐统一。这在《论语》中表现为两个层面。首先是一种在自然本能压抑下的乐观精神。“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论语·述而》)，一方面是把社会性的人从动物性的人中区别出来，另一方面是在“有为”的过程中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个体实践精神被极大地张扬而积淀为一种面对困难不低头的崇高道德魅力，其最高境界乃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的苦中作乐的和谐。其次是之别的对立冲突中的独立精神。“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面对功名利禄仍保持人格的独立，这不仅是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超越，更是对整个世俗人生的超然态度。这种“道德个人主义”的强大魅力和独特性并不在于心灵上实现了道德自律的伟大，而在于这种道德诉求是由本心肇始的，即所谓的“为仁由己”。

卢梭曾指出，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与之相比，孔子的“道德个人主义”较之西方的道德自律来说更具彻底性、人文性、自觉性，个体的心灵体悟与外界的实践相一致，从而达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和谐境界。道德的存在往往无法达到与非道德之间的和谐，甚至是完全对立冲突的，西方道德体系中依靠社会契约性质的强行道德自律来完成道德的存在就是鲜明的例证，而在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中，由孔子开创的这种道德个人主义基本精神却以和谐的形式表现出来，和谐的最终指向是人的心理健康和心灵秩序，要求人的精神世界的秩序与和谐。

二、基于“道德个人主义”之上的人文关怀

与西方道德精神不同，《论语》和《礼记》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元典道德”一方面表现出非对立性的和谐的道德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又充满着浓厚的人文精神；二者之间存在着“根”与“枝”的内在联系。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思想构成了中国人文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人文”一词的出现，有的学者认为最早应该追溯到《周易》。《周易》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王弼《周易正义》对此注解为：“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一方面是这种“人之道”的人文与自然之道的天文不同，它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体人的主观精神的因素，又与没有后天环境教化下的非道德性精神的野蛮相区别，同时还与西方的神本文化语境下的道德神圣化不同，是一种强调“有文明而各得其分”的人伦关系和道德秩序。

这种人伦关系和道德秩序的建立是依靠“道德个人”的自我调节，而不是依靠社会的强制约束力或者神的某种谕旨，这一点正是中国元典道德的独特性所在。中国人最基本的活动是为个人的现实生活而生活，不唱高调，或无条件地赞颂所谓高尚抽象的理想，生活目的是为“个人”的。现代哲人张申府认为：“人类所最需、也就是中国人所最需，就是相喻，相信，相谅，相与为善，就大同，弃小异，取彼此之长，而舍彼此之短。但是，在没有饭吃的时候，说这个有什么用处呢?但是，不这样子，又几时才大家都有饭吃。”

然而，在理论上行得通的，在实践中未必行得通。由于人文精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经无数人的再三阐释不免变形，在新的历史区间中再生产出来的人文精神也往往是面目全非，这就需要我们在坚持历史追溯视角的同时，结合现代视角进行阐释，然后相互比较，从而勾勒出中国人文精神的最本质特征。

在现代性视角下，对于人文精神阐释具有典范意义的观点是林语堂先生的人本主义。他把人文精神称为“人文主义”，其意义为：第一，对人生目的的确切认识；第二，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行动；第三，实现的方式是心平气和的，即中庸之道。就其思想源头来说，林语堂先生则认为，中国人生理想的这种现实主义，这种对世俗生活恋恋不舍的感情，来源于儒家学说。儒家不同于基督教，它是脚踏实地的学说，是有关尘世生活的学说。耶稣是浪漫主义者，孔子是现实主义者；耶稣是神秘主义者，孔子是实证主义者；耶稣是博爱主义者，孔子是人本主义者。在当代性视角下，对于人文精神的理解，一方面延续了林语堂先生的这种一元论思想，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回到发生学意义上的二元论阐释。当代学者万俊人先生曾经对元典人文最初的两种意义进行过颇有启发性的阐释。他说，就与自然天象相对的人类文明或文化而言，由于在人类文明初期，人之文明化的基本标志首在文化学识，且最初的文人学识主要集中于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等科目，故所谓“人文”者主要指包括上述科目在内的“人文科学”。而就与自然物事定数相对的人事人理而言，“人文”一词因之获得与“物理”、“天道”相对应的“人性”、“人道”意义。嘲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也认为，人文学主要有两大块，一个是美学，一个是伦理学，分别讲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善的。换句话说，作为人文学中的基本质子，所谓的人文就应该包括美学与伦理学。对人文精神的具体阐释往往是在美学和伦理学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古代中国的人文传统十分发达，其核心就是“礼”和“乐”，即用“礼”来生产秩序，相当于今天的法律、伦理规范等等，而“乐”则用来调节情感，目的在于让人获得快乐与自由，相当于今天的审美活动或者艺术教育。

结合上述一元论和二元论的思维方法及阐释意义，我们可以把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表述为一种关怀人的精神，可以认为它是对人的关切，有对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也有对人的发展和完善、人性的优美和丰富、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关切。但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元典文化以及关怀人的精神，其根基却在于“道德个人主义”。具体地讲，《论语》和《礼记》不仅在内容上具有《周易》中所说到的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而且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角度。

道德文明论文篇（9）

本文提出的“元典道德”不同于一般的传统道德，对其本质内涵原创性的辨别梳理，不仅有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道德研究的深化，而且对我国当代道德文明建设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要辨别梳理中华元道德的本质内涵，首先就必须廓清中华民族“元典”的类属及其特性。按照当代学者冯天瑜先生的见解，其所指在于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性意蕴，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历史上发挥精神作用的书籍。若按照这一阐释，不仅儒家早期推崇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应属于中华元典之列，像《墨子》、《老子》、《庄子》、《荀子》以及儒家十三经中的《论语》、《孟子》等也都应归属中华元典范畴之内。但是，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的，事实总归是事实，而对事实的观念有可能是错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界对于所谓的元典类属的概括并不一定就是事实。另外，按照英国史学家布朗的观念，世界各个民族文化的最初阶段都是一个综合的统一体，即所谓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都是渗透在一起的，而在这样一个几乎是庞杂无边的大系统内部，又孕育和萌发着后来完全分离的诸多文明因子。道德层面的发展历程就是如此：在众多的中华元典中，《论语》、《札记》较之其他典籍具有更为切近今天意义上的道德本体论的意义，由此成为道德元典的滥觞。这是本文把上述两部典籍作为道德元典对象的学理性依据。在这个基础之上，对于人文精神的生成问题，当然可以也应该从《论语》、《札记》开始。

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几乎从未离开过《周易》中心论，然而，一方面，虽然《周易》中首创了这种人文精神，但是并没有形成完整的道德体系，而且与《论语》和《礼记》相比，《周易》更多的是从哲学的角度看社会，与今天意义上的道德观念之间的距离相当遥远，而《论语》和《礼记》不仅在内容上具有《周易》中所说的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而且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本质的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基于“道德元典精神”的人文关怀问题应该追溯到《论语》和《札记》，而并非《周易》。另一方面，只有《论语》、《礼记》两部典籍中体现出了鲜明的“道德个人主义”这一最基本的“元典道德”，中华民族广泛接受的强烈的和合相生的人文关怀正是在这一基本精神的影响下生成的。

一、中华“元典道德”中的核心命题：道德个人主义

欲辨别中华民族道德观念的基本精神，必须首先把这一论题置于人性善、恶的场域下进行分析才具有实体性的意义。在复杂多元的中华道德体系内，善、恶之别是最具有本体意义的，中国先哲从文明之初就高度重视“人性善”、“人性恶”这一道德核心话语的辨析。“人性善”、“人性恶”这一道德核心话语的着眼点正是以道德个人为参照对象的，“道德个人主义”由此而衍生。

人首先是受动的存在物，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人的行为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属性的胎记，这种本能性的天然属性与后天教育获得的道德感形成两个鲜明的极端：一方面是本能欲望的强大内驱力让人依附于兽性，另一方面，人不等于纯粹的自然存在物，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正因为人的这种文化历史特性的存在，才使得人“性相近”却又“习相远”，二者对立统一。但人不能无限制地满足于官能情感的生理体验，获得心灵的自由必须具有超越物质性的束缚与诱惑的崇高姿态，社会化进程中生产出的道德羞耻感极力压抑本能的冲动，于是，道德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种对立冲突中凸显出来。那么，如何协调这种人性内在的道德冲突呢?西方人坚信康德所说的绝对的不可知的“道德律在我心中”的理念，从而导致了外在的道德律与内心之间的绝对对立，换句话说，作为道德的人就必须承担起社会强加的道德义务和责任，道德与感性两者之间是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调的。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道德和义务两者对立的程度远远不如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契约论那样坚实牢固，两者之间存在着相通性与协调性。这就是中华道德体系大厦的伟大设计师——孔子开创的“道德个人主义”。其精神实质主要体现在作为该种精神物态化载体的《论语》、《礼记》之中。

进一步来看，“道德个人主义”是孔子在道德层面上创造的中华民族“道德元典精神”的重要维度。孔子继承了前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又作了新的发挥和创造，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德个人主义”，即追求人格独立的和谐，首先必须从个人的心性之“和”开始，然后向外延伸，进而推及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人与天地之和，即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曾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通过个体在道德实践中的严格自律，就可以获得一种心灵创造上的自由，它不是“向外寻求相对他人(物)的自由，而是向内寻求相对于自己的自主，即人格的独立和道德的自主。人只有实现在道德上的自主，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自己的理由，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

孔子开创的这种“道德个人主义”，不仅保留了外在环境对道德生成的意义，而且更强调外在的客观因素与自身主体性之间的和谐统一。这在《论语》中表现为两个层面。首先是一种在自然本能压抑下的乐观精神。“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论语·述而》)，一方面是把社会性的人从动物性的人中区别出来，另一方面是在“有为”的过程中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个体实践精神被极大地张扬而积淀为一种面对困难不低头的崇高道德魅力，其最高境界乃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的苦中作乐的和谐。其次是人兽之别的对立冲突中的独立精神。“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面对功名利禄仍保持人格的独立，这不仅是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超越，更是对整个世俗人生的超然态度。这种“道德个人主义”的强大魅力和独特性并不在于心灵上实现了道德自律的伟大，而在于这种道德诉求是由本心肇始的，即所谓的“为仁由己”。

卢梭曾指出，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与之相比，孔子的“道德个人主义”较之西方的道德自律来说更具彻底性、人文性、自觉性，个体的心灵体悟与外界的实践相一致，从而达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和谐境界。道德的存在往往无法达到与非道德之间的和谐，甚至是完全对立冲突的，西方道德体系中依靠社会契约性质的强行道德自律来完成道德的存在就是鲜明的例证，而在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中，由孔子开创的这种道德个人主义基本精神却以和谐的形式表现出来，和谐的最终指向是人的心理健康和心灵秩序，要求人的精神世界的秩序与和谐。

二、基于“道德个人主义”之上的人文关怀

与西方道德精神不同，《论语》和《礼记》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元典道德”一方面表现出非对立性的和谐的道德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又充满着浓厚的人文精神；二者之间存在着“根”与“枝”的内在联系。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思想构成了中国人文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人文”一词的出现，有的学者认为最早应该追溯到《周易》。《周易》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王弼《周易正义》对此注解为：“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一方面是这种“人之道”的人文与自然之道的天文不同，它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体人的主观精神的因素，又与没有后天环境教化下的非道德性精神的野蛮相区别，同时还与西方的神本文化语境下的道德神圣化不同，是一种强调“有文明而各得其分”的人伦关系和道德秩序。

这种人伦关系和道德秩序的建立是依靠“道德个人”的自我调节，而不是依靠社会的强制约束力或者神的某种谕旨，这一点正是中国元典道德的独特性所在。中国人最基本的活动是为个人的现实生活而生活，不唱高调，或无条件地赞颂所谓高尚抽象的理想，生活目的是为“个人”的。现代哲人张申府认为：“人类所最需、也就是中国人所最需，就是相喻，相信，相谅，相与为善，就大同，弃小异，取彼此之长，而舍彼此之短。但是，在没有饭吃的时候，说这个有什么用处呢?但是，不这样子，又几时才大家都有饭吃。”

然而，在理论上行得通的，在实践中未必行得通。由于人文精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经无数人的再三阐释不免变形，在新的历史区间中再生产出来的人文精神也往往是面目全非，这就需要我们在坚持历史追溯视角的同时，结合现代视角进行阐释，然后相互比较，从而勾勒出中国人文精神的最本质特征。

在现代性视角下，对于人文精神阐释具有典范意义的观点是林语堂先生的人本主义。他把人文精神称为“人文主义”，其意义为：第一，对人生目的的确切认识；第二，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行动；第三，实现的方式是心平气和的，即中庸之道。就其思想源头来说，林语堂先生则认为，中国人生理想的这种现实主义，这种对世俗生活恋恋不舍的感情，来源于儒家学说。儒家不同于基督教，它是脚踏实地的学说，是有关尘世生活的学说。耶稣是浪漫主义者，孔子是现实主义者；耶稣是神秘主义者，孔子是实证主义者；耶稣是博爱主义者，孔子是人本主义者。在当代性视角下，对于人文精神的理解，一方面延续了林语堂先生的这种一元论思想，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回到发生学意义上的二元论阐释。当代学者万俊人先生曾经对元典人文最初的两种意义进行过颇有启发性的阐释。他说，就与自然天象相对的人类文明或文化而言，由于在人类文明初期，人之文明化的基本标志首在文化学识，且最初的文人学识主要集中于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等科目，故所谓“人文”者主要指包括上述科目在内的“人文科学”。而就与自然物事定数相对的人事人理而言，“人文”一词因之获得与“物理”、“天道”相对应的“人性”、“人道”意义。嘲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也认为，人文学主要有两大块，一个是美学，一个是伦理学，分别讲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善的。换句话说，作为人文学中的基本质子，所谓的人文就应该包括美学与伦理学。对人文精神的具体阐释往往是在美学和伦理学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古代中国的人文传统十分发达，其核心就是“礼”和“乐”，即用“礼”来生产秩序，相当于今天的法律、伦理规范等等，而“乐”则用来调节情感，目的在于让人获得快乐与自由，相当于今天的审美活动或者艺术教育。

结合上述一元论和二元论的思维方法及阐释意义，我们可以把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表述为一种关怀人的精神，可以认为它是对人的关切，有对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也有对人的发展和完善、人性的优美和丰富、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关切。但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元典文化以及关怀人的精神，其根基却在于“道德个人主义”。具体地讲，《论语》和《礼记》不仅在内容上具有《周易》中所说到的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而且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角度。

道德文明论文篇（10）

毫无疑问，就启蒙文学研究而言，从道德形而上角度发现启蒙文学“缺乏道德形而上的建构姿态”是一个更有深层学理性和历史感的学术观点。从世纪之初发端的启蒙文学到五四启蒙文学高潮，再从二十年代末的革命文学开始至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启蒙的逐渐衰弱，然后从新时期文学启蒙再到到九十年代文学，应当说，张光芒得出的这一考察结论并非出自研究者自己的主观想象，或是他对“历史之外的强加”[2]，相反这是基于对百年中国文学本身历史原貌的理性认知，或者勿宁说就是文学历史本身在特定视角下的呈现，质言之，张光芒道出的不过是长期来被遮蔽的一种文学事实，而非“在概念的领域完成的逻辑推论，被重述为历史的客观的运行轨迹”[3]。对该问题的争论应当与文学史事实无关，它涉及的是主体在对待这一事实上存在的启蒙文学缺陷时所采取的思维方式与立场态度。

长期以来，研究者在探讨启蒙在百年中国文学线性历史上的涨落时，常采用外视角，强调外在因素的冲击，诸如救亡压倒启蒙、翻身压倒启蒙等，这已经成为一种学术研究中的思维定势。因此，当张光芒从内部切入考察对象、采用反向认知的思维方式、在研究视点的内外置换中，将启蒙文学中道德形而上的缺乏视为它与反启蒙文学、非启蒙文学交替时的内在理路和启蒙未竟的内在原因时，引起他人的不适反应本也正常，然而强烈到让张宝明“心惊胆战”，却又不免令人深思。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导致他发生强烈不适的理解呢？读着他充满冲动乃至不无激愤的行文，笔者在感到张宝明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情结与人文立场之时，也发觉了他基于这一情结与立场在对待百年中国启蒙文学历史时及对张光芒的判断时理性的不足，这正是导致他与张光芒发生争论的认识论原因。张宝明之所以要并且能够一厢情愿地将逻辑上可作相对区分考察的文学内容层面与其形式层面的区别对待命名为“硬性剥离”，将张光芒所作出的关于百年文学史中启蒙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不足这一事实描述性判断视为价值重估的判断，进而将后者具有学术理性与历史理性的的辩证结论抛置一边，有意去挖掘“思维方式和逻辑过程”的“大义”，硬性地把后者在纯粹形式学、文化/审美逻辑层面上对反启蒙文学所有的道德形而上的肯定与对封建旧道德内容的肯定或红卫兵情结等同起来，并锁定为“启蒙的反面”等等[4]，无一不是在情感屏蔽下的误读。其实从二人的论争来看，张光芒与张宝明有着根本一致的人文立场与启蒙追求，不同的只是他们思考问题的路径相对。然而在情感过度的推动下，张宝明难以理性地对待作为一种历史客观存在的启蒙文学的道德形而上的缺乏，尤其令他不能忍受的是张光芒认为恰恰是这种不足使启蒙文学在向反启蒙文学的嬗变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形式动力学因素。这种在情感偏见制约下将反思启蒙视为“反启蒙”的非理性的态度，恰恰与高扬理性精神的启蒙有所扦格，自然“本身就是亟待被启蒙的对象”。正是由于历史理性的缺位，张宝明在批评实践中在一种主观的情感逻辑的作用下将一个原本清楚的问题“弄得混淆不清”，越说越糊涂了。

事实上，最好的对启蒙立场的坚守、对启蒙文学的偏爱正是从历史理性出发，冷静深入地反思与清理启蒙文学的不足，借鉴非启蒙文学、反启蒙文学的形式层面的经验进而谋求启蒙文学的重构与文学的自我拯救。任何振振有词地抬出“未完成的现代性”，借口启蒙任务的艰巨性与长期性来为启蒙文学话语辩护，动辄将对其展开的深入反思与清理指称为“反启蒙”恰恰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行为。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在具体对待启蒙文学的反思性批评时，最需要的当是现象学方法的采用，在理解与认识评判事物时，先要悬置任何偏见尤其是情感偏见，这样才真正有利于对启蒙文学话语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将启蒙进行到底，这才是在清醒意识到文学启蒙任务的艰巨时最为理性务实的态度，在我看来，张光芒对启蒙文学的反思及从审美形式学层面对反启蒙文学中道德形而上的肯定正是这种立场和态度的具体体现，它给文学研究尤其是启蒙文学研究带来的是一种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学术理性。

二

如果说，张宝明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对张光芒的质疑激情有余但理性相对不足的话，那么，陈晓明解构文学与道德的关系，认为“道德在文学作品中并不是万能或必不可少的”，则明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张光芒进行质疑。众所周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语境呈现出一种尚未完成的现代性与正在进行的后现代性杂揉并存的状态，非启蒙文学借助着匆匆登陆的后现代文化潮流滚滚而来，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在追“新”逐“后”中出现了群体性的媚俗化、商品化、感官化、欲望化、平面化、私人化的典型症候，文学从八十年代的启蒙高潮跌落，如同有人指出的那样是“启蒙神话的坍塌”。作家们挥舞着道德解构主义的武器，拒绝价值关怀与人文担承，文学不再表现作为道德主体与理性的动物的人追求生命的神性的一种道德形而上的冲动，变成了精神与道德的废墟，而缺乏了道德那双眼睛后的文学呈现的是欲望狂欢的风景。晚生代作家高扬欲望的旗帜，“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成为他们笔下个体信奉的行动法则，母女可同与一个男人相爱，父子亦可同嫖，性话语被处理为一种与道德禁忌和道德感无涉的中性话语。女性文学也走向身体和私人写作，性感的身体成为炫耀的资本，在上半身不管下半身的情况下，女人成了性暴露狂、性变态狂与的动物。文学在完成对红色道德形而上的解构之后刹不住车，连道德也解构了，导致了道德虚无主义在形象世界中的盛行。面对文学已经远离道德、价值等人文关怀的病症，陈晓明解构文学与道德的后现代立场在自觉与当下文学实际进行某种合谋之时不免缺乏一种人文关怀的担待，也成为了谋求欲望叙事合法性的代言人。

如果说在反对极左话语与封建话语时，对感性的张扬自有其人文意义与价值的话，那么，在当前语境下它就存在着合法性的危机。应当说，针对文学的这一病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那场激昂但不免粗疏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经作出了一次诊断和拯救的行动。然而正如陈晓明所言：“倔强、妖孽式的现实却按照它的历史逻辑蛮横地前行，它没有让那些深思熟虑的理论有所作为，也不给它改过自新的机会”，面对现实的我行我素，怀抱人文理想的知识分子，并不会因为“现实的执迷不悟”、“不给机会”而放弃努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道德尤其是道德形而上的视角切入对百年中国文学的反思性研究、倡导在文学中重建道德这一维度虽然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却也并不是一种奢侈和多余，反而来得正是时候。它显现了论者的学术敏觉与勇气，也是论者为了自己的人文理想而作的一次如同堂吉诃德式的学术抗争。

当然，联系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实际来讨论道德形而上的建构时，或许会有论者指出，不是也有建构道德形而上的作品吗？的确，与向道德说不的文学不同，在九十年代的历史叙事中也有祭起了道德形而上法宝的作品，以获得了读者广泛好评的长篇小说《曾国藩》和《白鹿原》为例，无论是前者对最后一个理学家曾国藩的刻划还是后者对白嘉轩的塑造，都凸现了人物所具有的道德形而上精神，曾国藩和白嘉轩都把儒家伦理道德内化为一种自我的自觉意志与信仰，内外的一言一行无不本于内心的道德律令，其道德人格确实显示出了震动人心的审美力量。然而勿庸讳言，小说中的道德谱系显然是一种旧道德，因而其现代性话语并不发达。这表明在当下文学实现自身的救赎时，道德形而上如张光芒所述的确可成为一种审美形式学资源；但同时也从反面警示我们，在谋求道德形而上重建时，在新道德形而上缺席中旧道德形而上随时有可能替代出场，对此应保持某种必要的警惕。与一些历史小说作家聚焦于旧道德形而上不同，张承志、张炜等人在坚守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时，在自己的创作中也表达了一种道德形而上的建构，不过他们或将一种道德乌托邦归于宗教或融入野地，从而在实现道德形而上的建构冲动中，走向了另一种偏至。

显然，这与新道德形而上还有着本质的不同，从百年中国文学演进的内在轨迹来看，新道德形而上的建构一直是一个未能解决好的问题，而今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正是文学救赎的开始。吸取启蒙文学与反启蒙文学各自的优长而不是缺陷，应当是今后文学的选择，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张光芒的论断对于当下文学发展的意义所在。如果依照张宝明的无视道德形而上缺乏的情感逻辑或者是陈晓明道德解构的后现代立场，这个启蒙文学失落的时代不仅毫无走向自身救赎的希望，而且还会继续失落下去。

[参考文献]

道德文明论文篇（11）

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决策

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是江泽民德治思想的战略基点。

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以德治国”，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认真领会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德治国”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邓小平理论与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结晶。

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详细阐述了“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这一重大课题。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中，我们应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第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特征。第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第五，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第六，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处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关系，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始终注意把握它们的内在联系，增强全面性。这里，江泽民同志已经勾画出“以德治国”的蓝图。正是这次中央全会，主要讨论了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使用了“德治”概念。他指出，“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这样，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随着理论探索和思考的不断深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并做出了“以德治国”的重大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