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业产业分析大全11篇

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1）

关键词：

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宣城市

一、引言

随着时代变迁，农业产业化迎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我国农产品进入世界市场的主要壁垒来自于绿色检测，让传统农业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民众生活品质的提升和绿色消费观念兴起让绿色、有机农产品不断获得青睐，生态农业日益成为时代骄子。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存在一个悖论：已经实现产业化的农业急需向生态化的方向升级，否则会对生态环境带来难以修复的损害；而现有的生态农业又缺乏完备的产业系统支撑，缺乏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导致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融合了二者优势，把内涵式进步和外延式增长统一起来，把生态农业的品质要求和产业化的规模要求统一起来。正是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诸多优势，它不仅成为世界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也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不二选择。实践中有需求，理论上必然有呼应。近年来，学术界对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概念界定，生态农业的技术体系建设、经营模式以及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展开了系统研究。张壬午［1］、马世骏［2］、徐保根［3］、王静慧［4］等均对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概念、特点、对策进行阐述。孙艳华［5］等认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运用市场机制，以培养和扶持龙头企业为重点，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全生态农业产业化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张宁［6］等认为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绿色农产品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高效化生产的集中体现，而龙头企业则是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关键组织。孙桂琼［7］、李树［8］等认为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应以经营模式及主要环节中产生的问题为导向，对生态农业产业化提出对策建议。夏蕾［9］、杨明娜［10］等从加强金融体系支持的重要性及影响因素分析着手，提出促进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建设。上述学者围绕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问题的研究，基于定性角度揭示了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概念、特点及发展规律，为人们从宏观上把握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基本脉络做出了贡献。而这些研究缺少从县级、市级等微观角度分析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问题，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宏观跨度大，与实际具有较大差距，可操作性低。这种片面性，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空间。本文在深入调研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对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进行了分析，探索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希望能对地方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现实借鉴。

二、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

宣城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与苏浙两省交界，是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资本转移的前沿阵地。人口约279.9万人，面积约12313平方公里，生态环境优越，境内国家自然保护区2个，省级自然保护区2个，国家森林公园4个，森林覆盖率近58%。宣城市农业的发展水平比较高，生态农业基础良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也是本文选择宣城市作为研究微观生态农业产业化样本的原因。宣城市农业生态环境基础良好，可从如下数字中获得概括性了解。2014年宣城市无公害绿色农产品有效论证企业73家，全国绿色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6个。全市现有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食品认证产品数分别为83个、99个、137个。2015年宣城市实行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计划，全市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较2010年削减20.1%、13.3%。2015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3.45%，还田面积可达222.51万亩，农业领域综合利用量101.85万吨。问题在于，宣城市虽然在发展生态农业方面铆足了劲，然而，生态农业仍然呈现出发展后劲不足、规模不大、效益不显著等弊端，制约了宣城市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因为生态农业产业化程度不足，这源于现代农业发展存在一个典型悖论。一方面，农业产业化从传统农业变迁而来，是传统农业这个古老的“道”和产业化这个富含现代意蕴的“器”结合而成。结果，传统之“道”相对人们的熟稔和习惯，以及现代之“器”给人们带来的现实利益，使得产业化和传统农业紧紧捆绑起来，所谓“道”“器”不可分割。另一方面，生态农业作为一种新型农业，从“道”的角度讲，是一种转型和进步。然而，这种新“道”却和旧“器”联系在一起。所谓旧“器”，就是传统的、低效率的、非产业化的生产方式。新“道”和旧“器”的混杂和交织，使得人们产生“要发展就不能要生态，要生态就不能要发展”的二律背反。要走出上述悖论或曰二律背反，就需要把新“道”和新“器”嫁接在一起，让农业发展也能实现“形而上者谓之道”和“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有机结合。

三、制约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因素

从理论进路回归实践状态，可以发现宣城市在破解农业发展悖论，也就是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化方面，存在诸多梗阻因素。这些因素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分成两块：一是在“道”的问题上存在梗阻，也就是不愿意用“新桃换旧符”，不愿意用新“道”替代旧“道”。二是在“器”的问题上存在制约，不能很好地运用新“器”助推新“道”获得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宣城市农业生产者生态意识较为淡薄

尽管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进步的方向，然而在人们头脑中把绿色的“生态”与黄色的“农业”主动结合起来，仍然需要很长时间。一方面，习惯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多年来的耕种习惯，让人们不愿意反思传统农业的诸多弊端。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现在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地膜的不合理使用，造成农业资源消耗巨大，污染严重。但是农村土地作为集体所有产权，使得农户更为看重眼前利益，容易忽略不合理作业带来的长期危害。

（二）宣城市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宣城农业产业中粮食生产比重过大，林牧渔业及其他副业比重较小，农业结构不够合理。这种产业结构不合理对发展生态农业构成了三重威胁。一是粮食生产比重过大，化肥、农药等农资消耗量大，直接制约了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型。二是粮食生产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根深蒂固，转型到现代生态农业生产的难度大。三是粮食生产比重过大，必然意味着林牧渔业及其他副业比重较小，尤其是林业比重非常有限。林业就是生态农业的典型组成部分，林业比重低，也增加了宣城市发展生态农业的困难。

（三）宣城市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脆弱

宣城市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抗御水旱灾害能力仍然薄弱，有相当一部分的山冲梯田、高塝田及坡耕地还是“靠天收”，缺少基本灌排条件。此外，有的渠道、河道、水坝、池塘多年失修、功能退化。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农业自然生态系统遭到人为破坏，自动调节功能变弱。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脆弱，使得农业生产者在发展生态农业方面，很难做到“合纵连横”，从而更加迷恋小规模的、低效率的生产方式。

（四）宣城市农业金融体系尚待完善

持续有效的金融体系对于任何一个经济模式的发展运行都是必不可少的。相应的，当下中国要实现生态农业现代化的既定目标，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不可或缺。不管是实现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还是发展现代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发展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以及发展生态农业物流体系，都要求现代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作为前置要素。把上述“规范化”要求与宣城实践状态予以对照，可以发现宣城市生态农业金融体系亟须完善。目前，该市生态农业企业贷款基本以农村合作机构、农村商业银行为主，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为辅。农村合作机构和农村商业银行很难提供足额化、多元化的金融支持体系。特别是，随着近两年金融政策的收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出现贷款手续繁、门槛高等问题，农村金融体系发展更是雪上加霜。

（五）政府的引导作用有待提高

生态农业产业化作为新生事物，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支持。一方面，政府支持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要不断完善。比如，政府对于生态农产品的标准化制定、检测及市场监管能力均有待提高。目前，市场上所谓生态农产品鱼龙混杂，政府检验、检疫以及检测不够全面，尚未做到生态农产品的质量有保证、责任可追溯。从完善政策的角度讲，政府对于生态农产品需建立认证机制，依据世界贸易中的普遍绿色检测指标，严格进行统一标准认证。特别是，对市场上及生产中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进行检测认证，建立诚信红黑榜对于达标、未达标产品进行公示，提高生态农产品的优质优价的竞争力，提高生态农业企业的活力。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已出台政策的落实力度。比如，宣城市相关农业企业反映，由于政策没有落实到位，相关主体在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仍然遭遇很多政策关和执行关。所谓政策关，就是相关政策已经颁布，但政府部门以各种理由拖延实施或不予实施。所谓执行关，就是政府部门以各种理由推诿，不落实政策中的相关优惠条款。

（六）宣城市生态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困难

由于上述“道”和“器”普遍存在问题，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可谓举步维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宣城市生态农业经营主体面临发展困境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一是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农业保险相对滞后；二是规模经营主体存在集中连片流转难，流转平台建设不完善，信息渠道不畅通；三是农业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公益性技术服务能力不足，农技推广、植保联防、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等公益性和经营组织发展不够；四是部分基层农经部门机构不健全、人员老化、专业人才缺乏。

四、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选择

生态农业产业化是化解上述“道”、“器”背离的关键点，而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模式则是解决生态农业发展与市场对接的有效抓手。然而，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一个匹配与衔接的问题。进一步讲，对于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由于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不同经营模式的适应对象和约束条件也不同，如何选择适合本地区的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需要结合当地实际并赋予一定的目标，对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做出科学选择。

（一）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实现生态农业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

在背景和资源拥有量一定的前提下，怎样用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规模的农业生产规模下，由于产量较小，所以说平摊到每一产量单位上的成本就较大，致使收入偏低。当农业生产规模较大时，即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在原有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在较低生产成本下获取更多的收益。因此，在建立相关生态农业模式时，将更多的产业链加入到生态农业模式中，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二）根据比较优势原理，选择适合自身的经营模式

通过要素禀赋理论，我们知道：各国之间生产各种产品的生产效率不同，当地应较产本地优势产品，并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换取本地劣势产品，从而达到收益的最大化。缩小到国内农产品贸易甚至地方性农产品贸易背景中，该理论同样成立，甚至更加符合实一方面，国内贸易和区域性贸易的交易成本相较国际贸易而言，不存在关税壁垒等阻碍贸易进行的负面因素，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与要素禀赋理论中关于无交易成本的前提假设是趋近的。另一方面，作为国内区域型经济贸易，政府的行政干预使得贸易双边更趋于理性化，就避免了国际贸易中由于博弈的存在使得最终的结果背离了预期的最优状态。将宣城市作为一个产业整体来看，宣城市毗邻经济最发达的苏浙沪地区，安徽省工业基础薄弱，同时周边优质发展工业的资源已被苏浙沪地区吸收，短期内以正常成本无法重新吸引以上资源的依附。故以常规手段进行招商引资盲目发展工业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即吸引不到优质工业企业进驻，而是那些追寻政策优惠、产能过剩、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进驻，对地方经济将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所以宣城市应结合自身实际发挥区域优势，致力于发展其具有优势的农业，并结合其多山多林特点，尤其适宜发展以种植经济附加值较高的经济作物为主的生态农业，如山核桃、茶叶等。将宣城市划分为由若干区县组成的大经济整体来看，要素禀赋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各区县发展差异化农业，避免同质化竞争。大力发展本地优势农产品，较少不适合当地种植的农产品产量，通过区域间农产品交易的方式保证当地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农产品供给。例如以盛产山核桃的宁国市，地形特点是多山多林，适宜种植经济作物，不适合水稻小麦等农产品的耕种，若为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需要，开垦山林、梯田种植水稻等作物，不仅本身成本较大，而且由于减少了山林作物产量造成的收益减少也产生了一部分的机会成本。综合要素禀赋理论和市场供求理论，在理想状态下，宁国市应该因地制宜，由地方政府牵头培育的山核桃产业的龙头企业，并在做好市场调研、对总产量有所规划的前提下，在适合山核桃种植的区域大规模种植山核桃，发挥规模效应，纵向深化山核桃种植发展，提高其生产专业程度，最大程度的增加经济附加值。二是优化交通等基础设施，加强冷链技术的应用。对于农产品而言，优化其上下游间物流通达程度一方面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农产品因运输时长导致的品质下降。两者都能使得交易成本有所减少，从而使得现实中的农产品交易更能达到要素禀赋理论预期的结果。三是地方政府给予专项支持，建立区域间农副产品交易平台。农副产品交易平台同样是提高农产品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举措。同时也可以起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解决当地就业的作用。

（三）协调利益联结机制，促进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积极性

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可持续性的保障，取决于产业链上的企业、农户、合作社（协会）等是否建立了良好的利益分配机制。自古以来的小农经营与产业化的矛盾，以及农业生产的加工销售环节对利润的压榨均导致了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难度较大，农民增收也异常困难，削弱了农民投身其中的积极性。因此，宣城市应协调利益联结机制，提高产业链各节点的效益，改善农民收入。宣城市正积极探索用土地使用权、技术、资金、产品等各种生产要素入股的方式。通过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使企业与农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吸纳更多的农民资本入股，使企业与股民结成互惠、互利、配套联动的利益共享体。

五、发展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对策

为了让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能够从蓝图变成现实，从理想变成效益，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夯实现代化的“道”和现代化的“器”。可以乐观地预计，当“道”、“器”皆备时，宣城市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春天也将到来。

（一）强化生态意识，实施绿色经营战略

这是从“道”的角度夯实生态农业产业化的世界观基础。具体做法如下：加强媒体对生态、绿色意识的宣传，引领绿色消费理念，形成绿色消费偏好。对于生态企业则应树立生态化营销模式，以“生态”牌作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形成特色竞争力。政府则应加大对破坏生态的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其预期成本，强化经营者绿色意识。通过行业协会招募环保志愿者及相关从业人员并对其进行培训，让他们对农户、合作社、企业中进行生态农业知识宣传教育和技能的普及，从而逐步提升大众生态意识。

（二）建立健全多元化投入体系

从投入体系角度关乎“器”的建设。具体说来：政府和相关部门要设立生态农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加大支农力度，增加财政在生态农业科研及技术推广领域的投入，并列入政府财政预算。政府通过技术专利制度、生态保护制度等对相关生态农业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引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加大对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投资力度，不断使产加销，工贸一体化经营的产业链的纵深推进，加快形成以政府为引导、企业和农民为主体、信贷资金为补充，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生态农业投入机制。通过培育农业资本市场，完善生态农业保险和担保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便利、小额、畅通的生态农业专项金融产品，鼓励农村民间借贷及担保等灵活的金融支持方式，监督、规范农业资金和农村金融发展的良性信用体系，为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所需资金提供保障。

（三）搭建产学研平台

从多主体合作角度关乎“器”的建设。具体说来：健全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加强对农业劳动者的生态农业技术培训工作，造就一批农村生态科技人才，培育出优质、安全、高效、高产的绿色新品种，不断研发推广新型生物农药、有机肥料、天然添加剂等生态化方面的前沿技术，推动生态农业发展向资源节约型、绿色友好型转变。搭建农业科技创新平台，重视与高校合作对接，促进产学研用一体化，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利用，为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四）加强生态农业品牌建设

从品牌建设角度关乎“器”的建设。具体说来：发展品牌农业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政府要加大对生态农业品牌建设支持力度，支持企业注册绿色有机认证商标，以生态品牌赢得市场。同时进行区域内品牌联合，引导企业通力合作，寻求建立战略联盟，整合资源。政府部门依据《绿色食品产品标准》、《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及国际贸易中绿色认证系统等对农业企业进行审核评估，综合企业资质、生态、品牌创建等方面的表现予以“生态等级”的星级认定，并对社会公开。高星级农业企业可获得行业协会或政府相关部门的优先宣传推广、资源优先对接等待遇，以此刺激企业进行生态品牌争创，形成良性循环。

（五）积极发展循环农业一体化

从循环农业角度关乎“器”的建设。具体说来：建立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有机链条，推进产业特色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发展体验农业与观光农业相结合的复合式现代农业，利用生态观光、生产体验和产品推介，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打造集“自然—生产—休闲—娱乐—餐饮”于一体休闲农业示范区。

作者：胡彭鹏 姜启军 单位：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壬午.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内涵［J］.经济研究参考，2003（55）：26-27.

［2］马世骏，李松华.中国的农业生态工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30-34.

［3］徐保根.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浅析［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2，10（1）：110-112.

［4］王静慧.县域生态农业产业化理论与典型模式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03.

［5］孙艳华.论生态农业产业化［J］.零陵学院学报：教育科学，2004，4（2）：101-103.

［6］张宁.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发展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基本手段［J］.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05，7（2）：30-34.

［7］孙桂琼.安徽省生态农业产业化制约因素探析［J］.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8（4）：19-22.

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2）

二、张掖市生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劣势（W）

1.龙头企业发展规模小，辐射带动能力有限生态农业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必须借助若干掌握一定技术的农业企业作为推动其发展的动力和龙头。张掖市的龙头企业多属中小企业，资产规模小，管理水平不高，产品档次低，竞争实力较弱。截止2011年底，全市建成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仅132家，建成产业化基地面积296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92%，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54.9%，现有的部级龙头企业仅1家，省级龙头企业仅34家。除玉米制种外，其他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品牌认知度低，缺乏特色农产品品牌，而且市场占有率低，农产品交易市场和物流等流通组织规模小、季节性强、辐射带动能力有限。

2.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较低，限制了产业集群的协同增长实践表明，市场竞争力的强弱与组织化程度正相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对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要求不断全面化和复杂化。同时，农户分散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随着家庭生产专业化和集约化水平的提高不断加剧。2010年，张掖市已建成运行良好的专业合作社和协会387个，其中，工商注册的合作社328个，入会成员3.61万人，带动农户11.76万户，占农户总数的60%。合作社虽然数量不少，但大部分产业规模小、辐射面窄，合作经营的有效半径基本上不超出村社范围，跨乡镇、县区合作的较少，辐射带动能力弱，与市场的契合度不高，张掖市的农业主体仍然是传统农业，农户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导致农业对其关联产业的依赖性可强可弱，使农户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表现出两面性的行为，典型的表现就是订单农业的违约率较高。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自于集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密切合作和协同效应，农户的这种机会主义的行为直接限制了集群成长和发展的空间。

3.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集群生存缺乏市场支撑张掖市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专门从事农产品的营销机构数量和规模都很有限，同时受市场和自然的双重风险又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农业科技部门的官办色彩较为明显、涉农金融部门的金融支持力度还有限、技术研发部门与农户和企业的合作机制尚未理顺、农资部门的服务理念还不到位等现象，都使生态农业产业集群的生存和发展缺乏有力的市场支撑。

4.各类经济要素稀缺，集群层次低张掖市地处西北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东部地区有较大的差距，其内部的资本、技术、人才等经济要素在收益差异的吸引下不断向其他地区流动，导致产业集群发展所需要的各类经济要素稀缺。另外，目前农业发展还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的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势建立，劳动力素质水平低，技术创新能力一般，并且大多数企业仍属于传统的农产品初加工，产业链短，经济附加值小，影响了特色优势农业的发展和对农民增收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些特性决定了其产业层次低，进而造成生态农业产业集群在低层次水平上徘徊。

三、张掖市生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机遇分析（O）

1.新农村建设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良好契机自2004年以来，国务院连续9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以“三农”为主题的，在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新农村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水利改革、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都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充分凸显党重视农业、体恤农民、改善农村生活、破解“三农”问题的执政理念，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空间。而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更是从物质、资金、技术上给予西部相当大的支持和政策优惠，这为张掖市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为生态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2.绿色消费悄然兴起的市场机遇随着全球绿色环保意识的逐渐加强，人们的价值观念、消费心理、行为方式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重视环保、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已经成为21世纪新的消费时尚，健康生活、品质生活的理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对膳食要求也趋于多样化，食物结构随之出现变化，保健食品、绿色食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市场需求逐渐增加，为特色产品、绿色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3.绿洲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的平台2010年8月，农业部认定50个县区、垦区为第一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张掖市甘州区成为甘肃省唯一的部级现代农业示范区。为了深入探索绿洲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和高效农业的发展道路，加快推进张掖部级绿洲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区建设进程，已经开展了科研示范项目430项，全市标准化生产面积达到283万亩，无公害生产面积达到212万亩，农业高效节水技术面积达到84万亩，是甘肃省率先实施现代农业开发的典型。

4.土地流转机制为规模化经营带来机遇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为改变土地细碎化经营现状，积极引导农户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促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留下更大的空间。土地流转将对张掖农村产生三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是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有利于农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经营，实现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商品化生产。二是通过流转将分散的土地相对集中在种田能手、种植大户手中，有利于采用现代技术条件装备农业，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区发展，土地效益将在现有基础上大大提高。三是土地通过流转，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四、张掖市生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威胁分析(T)

1.生态农业的政府主导行为缺乏内源动力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张掖市生态农业建设依然停留在政府层面，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府行为，其直接表现就是推广方式与方法的单一性、强制性。政府在生态农业推广过程中很难充分考虑农民的需求和接受能力以及市场需求，这种缺乏内源动力的生态农业往往会被当成一种政绩或“形象工程”，在追逐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目标驱动下，生态农业集群发展会不会被演化为一种短期经济行为？是否会出现“图生态环保之名，行开发破坏之实”的结果也不是没有可能。张掖市未来经济发展生态是保障，但经济相对落后的现状，使得农户对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的渴望大于对青山绿水的渴求，当生态农业建设缺乏农户的参与热情和接受程度，无法转化成农户自发的行为时，政府推而不广的局面必然出现，生态农业的效果也因此会大打折扣。

2.生态环境恶化的硬约束生态环境恶化首先是水资源日渐短缺，难以满足生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张掖市可利用水资源总量26.5亿m3，扣除黑河向下游分水9.5亿m3后，人均占有可利用水资源量1250m3，亩均511m3，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7%和29%，有限的水资源同时又遭遇用水效率不高的事实，农业灌溉用水占了全市总用水量的85%，农业、工业、生活和生态用水比例为85：2.5：2.5：10；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仅为52%，也远低于全国72％的平均水平。其次，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严重。张掖市水土流失面积达3.98万km2，占全市土地面积的40%，沙漠化、盐渍化面积也在蔓延至67.5万km2，占全市土地面积的16.1%。再次，自2000年起黑河连续十几年向下游分水，使得中游缺水严重，地下水开采量逐年上升，地下水位多呈下降趋势，祁连山雪线上升，加之水源涵养、湿地保护投入资金不足，人工绿洲和生态湿地面积萎缩，防风固沙林带成片枯死，黑河中游地区生态环境自然退化，生态功能日趋下降。

五、张掖市生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探讨

1.充分发挥政府组织、引导作用，加大对生态农业的支持和推广力度由于农业基础设施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的多数项目在短期内没有直接利润产出，因此市场无法予以有效调控，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生态环境整治和建设的对象大多为公共资源，其消费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故需要政府通过法制手段，对有关环境方面的诸多问题予以有效约束，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社会外部氛围及其内部软环境。另外，政府可以通过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发展生态农业，对实施生态耕种的农户进行补贴，既保证了农民的收入，也刺激了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此外，通过调整技术对策并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形成一套生态农业核心技术体系，并且在广大农村积极推广和应用，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有效地技术支撑。还要帮助消费者了解生态产品的价值和特点，使消费者取得共识，以此来促进生态农业加速发展。

2.依托特色产业和生产基地，壮大龙头企业，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农产品基地是产业集群龙头企业所需的原料和销售的农产品的集中产地，是农产品批量、均衡供给的保证，建立高标准原料生产基地，也是提高加工型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根源。龙头企业具有开拓市场，引导生产，深化加工，延长农产品销售时间、空间，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等综合功能，是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政府要在龙头企业的发展中应积极引导，“给足给活”政策，让农户广泛参与，通过多种形式突破龙头企业的资本限制，最大限度地鼓励多元投资主体参与龙头企业建设，壮大龙头企业实力，提高其辐射带动能力。另外，还要大力扶持和引导农民发展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同业联合体等，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规范组织内部各方行为，增强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能力，以分散风险，提高效益。

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3）

埇桥区是部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和部级农村改革试验区。近年来围绕加快转变农业生产发展方式，积极构建“示范主体小循环、示范样板区中循环、县域农业产业化大循环”的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体系，利用物质再生原理和利用技术，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实现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废弃污染最小化的一种环境友好型农作方式。结合粮食绿色增产模式攻关、品牌专用粮食试点、一二三产业融合试点和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大力培育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构建了一套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种养加融合发展的生态、绿色、环保、节本、优质、高效的良性循环模式。

1现代生态农业循环模式

1.1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循环模式1.1.1农业龙头企业生态循环经济模式宿州市金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秉承“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农业发展理念，下辖宿州市飞龙实业有限公司（省级龙头企业）、宿州市惠丰有机肥有限公司和金源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2011年投资8500万元建成10hm2的现代化猪舍、2000m3的大型沼气无害化处理设施；2014年投资500万元，建设投产有机肥厂，粪污实现资源化利用，公司在养殖场周边流转土地40hm2，进行葡萄栽培20hm2和水产养殖20hm2。通过肥水一体化工程把产生的沼渣、沼液用于葡萄栽培。年出栏生猪3万多头，利润2600万元；有机肥厂年产量6000t，利润达180万元；20hm2葡萄主要有2hm2日光温室、智能联动大棚1.33hm2、现代化避雨栽培大棚10hm2、6.67hm2常规种植，搭配早、中、晚熟品种，为农业部认定的绿色农产品，2016年利润达300万元。该公司年总收入达1.5亿元，纯利润达3080万元，实现“猪-沼-果”的循环生态农业。现已建成生态型、观光型、农牧结合型示范园。1.1.2专业合作社农牧结合生态农业发展循环模式宿州市草源牧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实有核心成员12人，员工300人，直接带动农户520户。2015年被评为省级龙头企业，合作社严格按照“五统一”模式进行运作。目前，合作社种植牧草和青贮玉米333.33hm2，养殖肉牛10000头、奶牛200余头，其中在内蒙古科尔沁草源拥有2.67万hm2草场，在内蒙繁育架子牛，运输到宿州育肥，每年消耗小麦秸秆、青储饲料30万t。建设了年产3万t的有机肥场和年加工3万头肉牛屠宰加工厂，草源牧业鲜奶在宿州、合肥、南京等地广受好评。合作社还注册了“天牧维康”商标，正在申请绿色食品认证。年收入2200万元以上。1.1.3家庭农场型主体小循环模式宿州市埇桥区彭庆林家庭农场为农牧结合生态循环农业，2013年流转土地面积50hm2，年养殖肉鸽1万对，生猪500头，种植无公害大棚蔬菜15.33hm2，葡萄栽培4.67hm2，小麦—玉米大田种植26.67hm2。建有中型沼气池1个，鸽子粪便喂猪，猪的粪便用于沼液池，生产沼渣沼液，再用于果蔬和小麦玉米的生产，小麦玉米加工成饲料喂鸽子和猪，形成的循环，减少化肥、农药的用量，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实现粪污的综合有效利用，养殖和种植技术进行优化组合、物质良性循环，形成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系统。推行种养殖标准化生产，建立农产品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可追溯体系。2016年被安徽省授予省级蔬菜标准园。沼气池实现粪污的综合利用，每年减少化肥、农药使用费用10万元以上；果蔬品质提高，价格提高，每年可多收20多万元，年收入达到200万元以上。1.2构建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中循环模式1.2.1模式名称绿色小麦“一二三”产业融合模式。1.2.2模式概要宿州市埇桥区永安镇示范样板区在埇桥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辐射区，样板区内主要种植小麦—大豆（玉米）等常规作物，利用农作物秸秆和种植青贮饲料玉米、大豆发展肉羊养殖，利用金海面粉企业的仓储和加工能力，进行绿色粮食产品加工。结合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项目，大力实施小麦绿色防控技术，进一步发挥埇桥区小麦和高蛋白大豆主产区域优势，挖掘粮食产业品牌培育潜力，提升小麦产业化综合效益。金海粮食产业化联合体是一个以小麦产业为主攻方向、农牧渔相结合的产业联合体，2013年发展小麦绿色生产基地0.33万hm2，2015年获得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其中金海面粉有限公司负责小麦品种的选择和收购；翔宇农机专业合作社为联合体成员单位开展农机全程社会化服务；张炎家庭农场、金幸园种植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采用绿色增产模式，生产绿色食品小麦；博华种植专业合作社、朱才刚家庭农场等收购联合体内的小麦、玉米、大豆秸秆进行青贮和黄贮发展肉羊养殖，金海面粉以优惠价格供应麸皮，发展“养殖+沼气+小麦（大豆、玉米）”种养加循环的现代生态农业，养殖场向联合体内种植户供应有机肥。金海粮食产业化联合体以金海面粉有限公司为核心，开展标准化原料生产、订单收购、粮食烘干、收贮、加工，和联合体内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签订合同，通过粮食产业化联合体产业，以共赢打造全利益链，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1.2.3模式内容1.2.3.1主体技术综合利用沼液沼渣，实现粪污的无害化综合处理和有效利用；小麦绿色防控技术；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技术。1.2.3.2配套技术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建立农产品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加工流通、消费全程可追溯体系。1.2.3.3支持政策项目资金支持、政府奖补、金融支持。1.2.3.4运行机制制订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和责任，切实抓好落实，严格督促检查，建立绩效评价体系。1.2.3.5效益分析一方面生产小麦绿色食品，每年减少化肥使用量150kg/hm2（约300元/hm2），减少农药费用450元/hm2，合计1hm2节约费用750元；另一方面种养结合，联合体成员互相协作节本增效，1hm2增收750~1500元；其次，通过发展绿色品牌粮食，公司高于市场价5%收购，种植户1hm2增收1500元，公司通过生产品牌绿色食品，产品价格提高，利润增加。1.3构建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大循环模式通过无数个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生产的小循环和若干个中循环，不断实施一二三产业融合模式、小麦专用品牌项目和小麦绿色高产创建项目等模式，通过落实“三推”（推广高产高效多抗广适新品种，推广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栽培技术，推广耕地质量建设）和“三控”（控肥、控药、控水）技术，构建县域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大循环模式，并产生了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2发展生态农业循环模式存在问题

2.1经济发展的循环模式仍处于相对较低的阶段第一产业在就业结构中仍占有较大比重，农业收入仍然是广大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人均纯收入有很大差别，工业发展的滞后影响了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的力度，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力度不够等是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循环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2.2农业科技支撑力度不强，生态农业规模化程度不高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农业技术的创新和有效组合是关键，但目前缺乏有效的优化组合新技术。一直以来，我们的生态农业建设过于依赖传统经验，如农田间作套种、立体种植等。要创造更高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首先要依靠农业科技的支撑。其次，要向规模化要效益，向集群衍生化要效益，实行产加销一体化，贸工农协调发展，一二三产有机融合，形成现代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这方面条件不完全具备。2.3资源与环境压力成为现代生态农业循环发展的瓶颈随着农业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规模养殖业的不断扩展，已经在局部地区出现了明显的环境污染。如过量施用化肥、大量施用农药。由此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的矛盾随着现代农业的推进将日显突出，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是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循环发展必须要解决的制约因素。

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4）

中图分类号：F25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12012507

一、引言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进入工业时代以来，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更是需要动用越来越大的物质量，而人类造成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物质消费引起的，对自然资源的采掘、加工、使用和废弃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物质流分析通过研究自然环境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物质流动，为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两难，衡量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效率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定量分析工具。

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分析肇始于1969年，20世纪90年代之后得到广泛关注并应用于实践，奥地利、日本、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建立了国家物质流账户。从研究的经济系统范围大小划分，物质流分析的研究通常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分别代表部级、区域级和企业级的物质流核算；从研究对象和领域划分，物质流分析的应用层次可分为经济系统物质流分析、产业部门物质流分析和特定元素物质流分析[4]-[6]。目前国内外的产业部门物质流分析呈现出侧重于钢铁等工业部门的特点，例如Dahlstrm和Ekins结合物质流和价值链分析对英国钢铁产业和铝产业的物质流动、生态效率等进行了研究，Michaelis 和Jackson[8-9]对英国钢铁部门的物质流和能量流进行了核算，Park等运用动态物质流方法对韩国钢铁资源流进行了估算，Hashimoto 等对日本林木资源的六个物质流指标进行了精确估算，考察了林木资源的物质循环状况，Hong等对韩国纸和纸浆的生产和使用过程进行了物质流分析，Woodward和 Duffy[13]计算了爱尔兰混凝土生产、使用和废弃过程中的物质流动。我国对产业部门的物质流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如徐明和张天柱[14]对我国化石燃料的输入输出量进行计算，温宗国等[15]对我国2001―2005年公路交通系统的物质输入和输出进行了估算。这些研究多数没有将某个行业作为整体进行物质流分析，而是对钢、铁、铝、木材纸等某种或某类物质在经济系统中的流动过程进行分析。

对于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部门，Risku-Norja和Menp[16]对芬兰的各种食物生产和消费状况进行了物质流分析，Kytzia 等[17]结合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瑞士的食物物质流进行估计，但是Risku-Norja和Menp以及Kytzia等的研究将农业作为食物生产的部门考虑，没有将农业本身作为一个产业部门进行物质流的全景分析。国内关于农业物质流的研究如朱瑶[18]通过建立我国30个省的农业物质流账户指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各指标进行分析，李刚[19]应用物质流分析方法研究了1991―2010年我国农业部门的物质消耗总量和物质消耗效率。但是李刚的研究只考虑农业生产的输入端，没有考虑农业内部物质循环和物质输出，朱瑶的研究选择1990年、2000年和2008年各省的截面数据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没有从整体考察我国农业生产的物质输入输出，同样没有估算内部物质循环量。本文将农业生产看做一个整体，建立科学合理的物质流分析框架，对我国农业生产经济系统的物质输入量、输出量和内部循环量进行初步核算，选取和估算切合实际的生态包袱系数，对农业生产中的隐藏流进行估计，得到我国农业生产的物质消耗强度、生态效率等相关的物质流分析指标，同时进行物质减量化分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估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二、农业生产经济系统物质流分析方法

1物质流核算框架

本文的农业指的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的农林牧渔业，在农业生产经济环境系统中，输入端包括系统外物质输入及其隐藏流、系统内直接物质输入及其隐藏流。系统外物质输入包括能源（电力和各种化石能源）、农用生产资料（化肥、农药和农用塑料薄膜）、农业机械（拖拉机、渔用机动船等）和农业工程设施设备（温室大棚、水利灌溉设施及其所需的设备等）。系统外物质输入的隐藏流指这些物质在产品生产过程所有的物质移动，这里主要指产品生产的生态包袱 [20]。农业生产系统内的直接物质输入主要包括种子、饲料和有机肥，这些物质同时参与农业生产的物质循环利用。输入的水和空气是指农业用水、燃烧与呼吸所需的气体。由于水流通常被排除在物质代谢系统之外，而且农业生产用水直接进入土壤和水体，参与水的自然循环，因此，在物质流分析中通常不考虑输入和输出的水[21]，本文将其单列一项。农业生产经济环境系统的输出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输出到系统外的物质和系统内物质输出，前者主要指输出到行业之外的农林畜牧产品和水产品，后者分为输出到农业生产中的物质和排放到自然环境中的废弃物两部分。本文建立的农业生产经济系统物质流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2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

行业外物质输入包括化肥、农药、农用塑料薄膜和化石能源。农业机械输入量由于各种机械重量差异较大，这里不进行估算，而是将其生产需要的物质投入按照隐藏流处理，根据数据可得性，新进入系统的农渔业机械主要考虑大中型拖拉机、小型拖拉机和渔用机动船，总的农用机械隐藏流按照拖拉机动力占农用机械总动力的比重近似推算。农业工程建设所需的物质类别比较庞杂，难以得到合理的质量估计数据和隐流系数，本文不予考虑。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煤炭、焦炭等的生态包袱系数参见吴开亚和毕军等[20]，磷矿的生态包袱系数参见沈晓莹[22]，水泥的生态包袱系数参见陈效逑和乔立佳[23]，钢制品和铁制品的生态包袱系数按照铁精矿的生态包袱系数计算。氮肥、磷肥、钾肥、农药、塑料薄膜、大中型拖拉机、小型拖拉机和渔用机动船的生态包袱系数按照实物型物质投入产出表，根据生态包袱系数=∑i（对第i种投入物质的直接消耗系数×第i种投入物质的生态包袱系数）得到。

农业生产经济环境系统内

直接物质输入包括种子、饲料（饲草、部分作物秸秆和精饲料）和有机肥（部分作物秸秆和动物粪便）。输入的气体主要包括O2和CO2。前者主要消耗于化石

燃料燃烧和动物呼吸方面，后者主要消耗于植物的光合作用。

输出分为两部分：可用于农业生产的物质输出（循环物质）和废弃物输出。前者主要包括种子、饲料（不包括精饲料）和有机肥，后者主要包括废弃的农用塑料薄膜、废弃焚烧的秸秆、废弃的粪便以及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输出到农业生产系统外的物质主要包括农林牧渔业产品、用作工业原料的秸秆以及输出到生活消费领域用作燃料的秸秆和粪便，将秸秆分类到农产品，粪便归属于畜牧产品。

3物质减量分解模型

物质减量指的是经济系统物质投入量的绝对或相对减少。绝对物质减量指物质投入总量绝对值的下降，是实现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基本条件之一。相对物质减量指创造单位产出所需的物质投入量减少，即物质消耗强度的下降。绝对物质减量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意味着物质消耗强度的下降，但是物质消耗强度的下降并不一定导致物质绝对减量。以MCI表示物质消耗强度，物质输入量DMI可以表示为DMI=MCI×GDP，则物质输入增量ΔDMI=GDPt×ΔMCI+MCIt+1×ΔGDP。等式左侧是物质投入的增长效应，等式右侧第一项表示降低物质消耗强度带来的物质减量效应，这是由于技术进步形成的直接物质输入绝对量减少，右侧第二项表示经济增长带来的反弹效应，这是GDP总量增长驱使物质投入总量增加。当反弹效应小于减量效应时，增长效应为负值，此时经济增长实现了物质投入的绝对减量。

三、农业生产经济系统物质流核算结果

1物质流趋势分析

本文中物质需求总量=直接物质输入+系统外物质隐藏流，直接物质输入=系统外物质输入+系统内直接物质输入。物质输出总量=系统内直接物质输出+输出到系统外的物质。我国农业生产经济系统1990―2012年物质流总量如表1所示。

根据表1期内物质流的变化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1）稳步上升阶段，1990―1995年。物质输入和输出总量均稳步上升，直接物质输入年均增长469%；物质需求总量年均增长499%；物质输出总量年均增长425%。这一阶段农业增加值以年均469%的速度增长，伴随着农业物质代谢的稳步增加。（2）波动阶段，1996―2007年。直接物质输入基本没有变化，年均小幅增长045%，呈现“升―降―升―降”的波动趋势；物质需求总量年均增长129%，除2000年和2005年之外均呈现增长趋势；物质输出总量年均增长088%，呈现与直接物质输入相同的波动态势。这一阶段由于退耕还林、建设占地和抛荒等原因，在2000―2003年我国耕地面积和农作物种植面积持续降低，同时，1997年以及2000年左右的严重干旱也对农业生产产生直接影响，减缓了需要的物质投入，降低了农产品的产出。这一阶段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70%，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由于强调结构调整，农作物种植面积压缩，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下降，林牧渔业产值比例上升，因此，造成农业增加值的增长在这种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或技术较大进步的情况下与农业生产的物质输入、输出变化情况并不同步。（3）缓慢上升阶段，2008―2012年。直接物质输入年均增长188%；物质需求总量年均增长233%；物质输出总量年均增长200%，这一阶段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30%，占GDP的比重降到1000%以下。由于我国农业物质投入成本较高，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的使用产生生态污染，依靠高投入促进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农业生产的物质输出增加缓慢与物质投入的报酬递减，与资源约束与环境压力增大，技术进步缺乏新突破，小规模经营的比较效益差等因素息息有关。

2物质流结构分析

农业生产经济系统外的四类输入物质中，化肥和能源占总输入量的9600%以上，二者比重在5000%左右波动，农药和农用塑料薄膜的输入量只占总输入量的200%―400%。整体来看，化肥输入所占比重逐渐上升，能源输入所占比重缓慢降低，农药输入比重基本没有变化，农膜输入比重上升约一个百分点。这说明农业生产中化肥和能源的使用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提高物质利用效率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用有机肥料替代工业化肥的使用，不但能够减少人工合成化肥的用量，而且对改良土壤性质、提高作物品质有积极作用。农业生产中的能源消耗主要用于农业机械和农业工程运行，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能源消耗量将缓步上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农业生产系统外物质输入隐藏流中，能源隐藏流占总隐藏流的比重最高，在5300%―6400%之间波动，化肥隐藏流平均占比2756%，农机隐藏流平均占比1215%，农药隐藏流平均占比095%，农膜隐藏流占比最低，平均044%。对比直接物质输入结构可以看出，能源生产的隐藏流远高于其他物质，能源隐藏流是能源直接输入量的163500倍，而化肥隐藏流与直接输入量的比平均为63200，农药的这一比值为72100，农膜只有31300。因此，节约能源消耗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能够有效地减少农业生产的生态包袱。从1990―2012年，农机中渔用机动船的隐藏流从04145亿吨增加到07549亿吨，大中型拖拉机隐藏流从00276亿吨增加到03248亿吨，小型拖拉机的隐藏流从00345亿吨增加到01101亿吨，农用机械的隐藏流从01986亿吨增加到13979亿吨。机动船虽然隐藏流系数较高，但是由于数量增加很少，因此，隐藏流增加并不多。虽然大中型拖拉机的生态包袱系数远高于小型拖拉机，但是后者的数量增长速度远低于前者。，大中型拖拉机1990年有813521万台，2012年有8452400万台，增长了103900倍，小型拖拉机1990年有6981000万台，2012年增加到17972300万台，只增长了25700倍，小型拖拉机隐藏流的增量低于大中型拖拉机隐藏流的增量。由于近十几年来农用收割机和其他耕作、排灌、加工机械迅速增加，农用机械隐藏流的增长幅度远高于渔用机动船隐藏流的增长幅度。

农业生产经济系统内的直接物质输入以有机肥和饲料为主，其中有机肥所占的比重最高，平均为7106%，其次是饲料，平均占比2796%，种子和菌类基料只占098%。氧气输入以畜禽呼吸需氧为主，平均占总输入的8956%，这一比重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从1990年的9115%下降到2012年的8798%，这主要是由于大牲畜存栏量经历1990―1999年的缓慢上升后逐年下降，导致需氧量所占比例减少，但是由于家禽等小型畜禽的饲养量不断攀升，因此，畜禽呼吸需氧量的绝对值以平均147%的增长率缓慢上升。化石燃料燃烧需氧量虽然所占比重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燃烧需氧量的绝对值也以平均340%的增长率不断增加。这说明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增加，化石燃烧和畜禽呼吸需氧量都在不断增加，但是化石燃料增长速度高于畜禽饲养规模扩大速度，因此，燃烧需氧量占总量比重增加的同时畜禽呼吸所占的比重减小。

农业生产经济系统内物质输出量中循环利用量占总输出量的比重平均为7439%，波动幅度很小，不超过05000个百分点，这说明在农业生产中，系统内部的循环占很大比重并且变化很小，种子、饲料和部分肥料、燃料都是由农业生产的产出作为投入循环使用的，实现秸秆还田，施加有机肥料，提高循环利用率是建设生态农业的必然选择。农业生产系统内部物质输出的另一部分是废弃物，废弃物输出以牲畜排放的温室气体为主，平均占废弃物总输出的6401%，固体废弃物占2605%，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温室气体只占994%，因此，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在于畜牧业、牲畜规模化养殖、调整畜牧业养殖结构、改进饲养技术。

3物质流效率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分析

将物质流指标与经济指标相结合，以单位物质需求总量产生的第一产业实际GDP代表总的物质资源投入的生产力，即总物质效率=农业实际GDP/物质需求总量，是生态效率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物质需求总量包含了巨大的隐藏流，掩盖了直接物质输入的真实性，因此，以单位直接物质输入所产生的农业实际GDP代表直接物质资源投入的生产力，即直接物质效率=农业实际GDP/直接物质投入量，是生态效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计算得到的1990―2012年我国农业生产系统直接物质效率和总物质效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在1995年之后二者之间的距离逐年扩大，说明直接物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高于总物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投入农业生产的物质蕴含的生态包袱远高于直接物质投入，减少物质消耗的隐藏流是提高物质生产力的关键。

为衡量农业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的协同效应，本文利用分离指数测度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的分异程度。分离指数=经济增长速度-环境压力增长速度，分离指数越大，经济增长相对于资源消费的效率越高，实现了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的脱钩。在大多数年份里，农业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分离指数都大于零，并且波动幅度越来越小，而且这些分离指数逐渐靠拢并接近于零，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同步，逐渐趋于稳定的脱钩状态，并且脱钩程度逐渐趋同。

当GDP增速、物质投入增速和物质消耗强度增速大于零时，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处于扩张性复钩状态；当GDP增速和物质投入增速大于零，物质消耗强度增速小于零时，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处于相对脱钩状态；当GDP增速大于零，物质投入增速和物质消耗强度增速小于零时，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处于绝对脱钩状态。样本期内，1996年、2000年、2001年、2006年和2007年农业经济增长和直接物质投入处于绝对脱钩状态，这种状态占统计年限总数的2273%，1991―1993年、1997年、1999年、2002―2005年、2008―2012年二者处于相对脱钩状态，这种状态占统计年限总数的6364%，只有1994年、1995年、1998年二者处于扩张性复钩状态。暂时忽略特殊的年份，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的关系从相对脱钩，到扩张性复钩，绝对脱钩，最后又恢复到相对脱钩。这说明高速的物质消耗增长带来更高速的农业经济增长，但是资源效率提高并不理想，因此，停留在相对脱钩状态。

4物质投入减量分析

根据物质减量分解模型，得到1991―2012年我国农业生产直接物质投入的增长效应、反弹效应和减量效应如图2所示。1996年、2000―2001年、2006年和2007年物质投入出现绝对减量，呈现一种“强可持续性状态”。其他年份增长效应呈现正值，说明农业经济增长对应的直接物质投入的反弹效应超过了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减量效应，但是减量效应基本在零线以下，说明农业生产实现了物质投入的相对减量化，经济系统处于“弱可持续”状态。1994年、1995年和1998年减量效应高于零线，这是由于物质消耗强度突然上升所致。1991―2012年间，经济发展引起的反弹效应使得直接物质投入量平均每年增加03925亿吨，总计反弹效应为236103亿吨，而同期由物质消耗强度下降引起的减量效应年均为06807亿吨，总计149752亿吨，减量效应未能完全抵消反弹效应，导致直接物质投入实际增加86351亿吨。整体上看，2000年以后农业经济增长带来的直接物质投入的反弹效应变化趋势与降低资源消耗强度的减量效应变化趋势基本吻合，呈现平缓波动。

1991―2012年我国农业生产经济系统并未达到资源消耗的绝对减量化。尽管通过提高物质利用效率实现了物质投入的相对减量化，但是GDP增长带来的物质投入增加对资源消耗的冲击远大于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带来的物质利用量的降低，经济发展最终对资源的压力仍不断增大。基于这种弱可持续的状况，在假定一个变量保持实际变化的情况下，可以分析达到强可持续的临界点，即物质投入零增长的另一变量变化趋势。

图2农业生产物质投入的增长效应、减量效应和反弹效应

为实现物质投入零增长而降低农业经济发展速度，显然不符合我国实际，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物质投入零增长。假定农业GDP增长按照实际增长速度发展，同时物质投入零增长，这样的可持续发展路径需要物质利用效率从1990年的2288076元/吨提高到2012年的5476434元/吨，即在22年间实现物质利用效率的倍数革命，年均需要提高405%；而实际物质投入效率只提高到3938991元/吨，年均提高25400%。要达到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物质投入效率还处于较低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物质投入效率是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四、结论

本文计算了1990―2012年我国农业生产经济系统的物质投入和输出量，并根据物质投入效率，检验了物质减量化的效果，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农业生产经济系统物质流总体呈现增长的态势，但是由于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从2008年开始物质投入和输出量均处于缓慢上升时期，之前由于种植面积的下降、自然灾害和农业结构调整等主客观原因，农业发展和物质流的变化趋势并不同步。物质直接输入中化肥和能源所占比例最高，而且这两类物质的隐藏流占比最大，因此，提高化肥和能源利用效率是降低物质消耗，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废弃物输出中温室气体排放以牲畜排放为主，但是与此同时畜牧业在农林牧渔中单位物质重量产值最高，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业增加值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农业减排的关键，根据本文的计算结果，牲畜排放的增长速度低于能源排放温室气体的增长速度，在这二者同时增加的现状下，我国农业温室气体减排任重道远。

其次，物质投入效率缓慢增长。整体上看，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关系经历了扩张性复钩阶段之后，出现了相对脱钩―绝对脱钩―相对脱钩的反复过程，最后处于相对脱钩状态。绝对脱钩的出现说明经济增长和物质消耗减少的理想状态是能够出现的，但是如果仅仅依靠经济增长自动调控物质代谢水平，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延缓绝对脱钩的进程，并在这一进程中出现反复，落入相对脱钩状态。高速的物质消耗增长带来更高速的农业经济增长，但是资源效率提高的速度过低，最终经济增长和物质消耗的关系停留在相对脱钩状态，依然存在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因此，要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要在消耗更少资源的前提下尽早实现农业发展与环境压力的绝对脱钩。

最后，物质减量分解结果表明多数年份农业生产实现了物质投入的相对减量化，农业经济系统处于“弱可持续”状态。由于物质投入的减量效应未能完全抵消反弹效应，导致我国农业生产经济系统未达到资源消耗的绝对减量化。实现物质投入的零增长需要在过去的22年间实现物质利用效率的倍数革命，要达到这一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现今的物质投入效率需要快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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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5）

生态农产品是指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律，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集约化经营的农业发展模式，生产出来的无害的，营养的、健康的农产品。它包括蔬菜瓜果，大米小麦、鸡鸭鱼肉等各类农产品。

1.青岛市生态农产品产业化现状

1.1种植面积普遍较小

要想开成生态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种植面积必须足够大，否则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一旦规模上不去，生产成本就难以下降。当前，青岛市的生态农产品种植园以及种植区域面积普遍不大，比如位于莱西市店埠镇政府东200米的青岛颐泰源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其种植总面积700余亩，其中大棚占地500余亩，牧场占地180亩，总投资3000万元。又比如青岛菜源农贸有限公司，它是集蔬菜生产、加工、配送一条龙服务的综合发展公司，以绿色食品生产为基础，成为青岛市集团消费“阳光食品工程”供货平台的主要供货单位之一。公司目前拥有即墨七级、城阳郝家营，胶南胶河博洋、胶州九九农业园等四处蔬菜基地总面积2000余亩。又比如位于平度市万家镇的平度市陈氏兄弟养殖基地，它占地4.5万平方米，投资2000余万元，饲养蛋鸡8万多只；集蛋鸡养殖为主，科学经营管理、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企业。2010年通过了有机食品认证。又比如位于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办的夏庄田园，包括四季花果园、红雨农业生态观光园、沙沟葡萄庄园、花木大世界、法海寺生态农业观光园、白沙河生态农业示范园、中兴现代农业示范园、菜盛源蔬菜种植基地等，但这些种植基地面积普遍都比较小，大部分都在500亩左右，形不成规模化效应。

1.2生态农产品的价格普遍较高

如果生态农产品不能够形成产业化生产，则其种植成本和生产成本将很高，再加上高昂的物流成本和人工成本以及超市进入成本，其价格一定不会低。

从表1可以看出，生态农产品的重要的一个类别绿色农产品其价格普遍比普通农产品的价格要高，大部分价差在2倍左右，而且有些生态农产品的价格差在3倍以上，比如白菜是青岛市民的主食蔬菜，一般来说普通白菜的价格在1斤一元左右，而绿色大白菜的价格却高达3.6元1斤，已经超出了大部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又如鸡蛋，如果是普通鸡蛋，价格基本上在4.90元左右，而绿色鸡蛋其价格基本上在13元左右1斤。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价格还是偏高。

1.3品牌建设力度不够

青岛市生态农产品品牌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涌现出了一批知名农产品品牌，如胶州大白菜、马家沟芹菜、大泽山葡萄等，但知名品牌的数量仍然偏少，品牌的附加值仍然较低。表2是山东省和青岛市一些生态农产品品牌知名度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尽管青岛市的农产品品牌数量较多，但高知名度的品牌较少，绝大多数生态农产品品牌知名度都在中等及以下。而山东省内较高知名度品牌的生态农产品数量明显较多，说明青岛市在创建高知名度农产品品牌方面力度仍显不足，需要在以后进行大力培育。

1.4销售渠道较为单一

根据实地调查得知，青岛市生态农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集中在大型超级市场里，比如在城阳地区，生态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主要集中在春阳路大润发超市、家佳源超市、长城路大润发超市、国货超市，利群超市、利客来超市也有一些生态农产品销售，但数量和品种较少，其他分销渠道很少或没有，如城阳蔬菜批发市场、城阳水果批发市场、城阳水产品批发市场大部分都分销普通农产品，生态农产品的分销很少。同时在大量的小区便利店里也很少见到生态农产品的影子，因此，青岛市生态农产品的分销渠道存在一定的问题。

1.5促销力度略显不足

青岛市各生产和经营生态农产品的企业在促销方面做的略显不足，在传统的四大广告媒介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中进行广告促销的企业很少，尤其在电视广告中几乎见不到生态农产品的促销，我们知道，电视是受众人数最多的传播媒介，中国中央电视台面向全国的消费者，青岛地方电视台是面向青岛地区的消费者，然而，在电视广告中很少见到农产品的宣传。固然，电视广告的费用较高，但采用电视广告也会带来巨大的消费者效应，在这方面，青岛市生态农产品经营企业做的略显不够。此外，报纸也是青岛市民经常阅读的一种大众媒介，但在报纸上同样很少见到农产品的广告和促销活动，从而也间接影响了生态农产品对大众消费者的传播作用。当前，新型传播媒介越来越多，包括网络媒介、微信媒介、车身广告媒介等，但是，青岛市生态农产品生产和经营企业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媒介对广大的消费者进行宣传和推广活动，从而限制了生态农产品的销售范围。

2.青岛市生态农产品产业化策略

青岛市各级地方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帮助从事生态农产品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对这些企业进行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支持，提高他们种植和经营的积极性，降低经营风险，提高收益，吸引更多的企业投入到生态农产品的产业化中来，让他们得到一定的实惠，减少各类审批环节，大力简政放权，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从而切切实实地降低企业的各类负担，让他们轻装上阵，充分发挥企业家的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加以调节，从而达到提高市场效率、增加生态农产品产量，充分满足青岛市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需求。

2.1加大对生态农业的财政补贴力度

青岛市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加大财政补贴力度，虽然我国在2006年1月1日起就已经取消了农业税，但在种子采购、农业机械采购，以及经营、流通等许多环节补贴力度仍然不够，尤其是在销售环节，目前的费用很高，包括高昂的物流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冷藏冷冻成本、进场费等，有些费用根本无法降低下来，属于刚性费用，如人工成本和物流成本。要想降低成本，只有加大补贴力度，使得生态农产品的价格降低到青岛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2.2设立专项资金积极扶持生态农业的发展

青岛市各级地方政府应该每年有计划地投入一定规模的资金，作为生态农业专用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主要用于生态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加工龙头企业的科技开发、食品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培训方面。支持那些市场前景广阔、科技含量高、区域带动能力大的生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提高种植和生产的集约化水平和规模化水平。各级农业、林业、农机、畜牧等部门的资金要向生态农产品开发倾斜，确保一定比例的投入。

2.3推动生态农业向优势产业区集中

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6）

“昌铜高速生态经济带”建设以绿色崛起为核心，是加快探索生态环境优良、生态区位重要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建设生态文明新模式的样板工程，生态农林产业作为“昌铜四县”的优势产业，为实现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生态经济发展目标，起着关键性作用。当前，该区域城镇规模偏小，集聚功能较弱，产业结构层次低，传统农业比重大，山林面积占比70%以上。因此，加快生态农林产业规模发展，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尤为紧迫。

一、“昌铜四县”生态农林产业发展现状

（一）绿色发展理念明确，生态文化深入人心

秉承着“绿色发展”的理念，宜春市首先制定并实施了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严守矿产、耕地、林地、湿地、水资源红线，建立严格的森林资源使用审批制度、耕地保护制度和水资源管理制度，从源头上为生态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证。

（二）林地流转助推适度规模经营，农业合作组织发挥实效作用

“昌铜四县”通过林地流转，部分地区实现了集中连片种植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节约了生产成本，加大了现代农业要素流入，促进了当地生态农林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发展农业合作组织是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方式，由于该形式主体建立在村集体之上，目标就是通过村民互助、集约发展、经验借鉴，实现村民增收，非农化和农户失地风险较低，是四县的主要发展形式。铜鼓县的永丰村成立了一个雷竹股份专业合作社，该村采取老板投资、村民入股、村集体入股的形式，在此基础上，该村投资并建设了一个水利发电站，年发电量可达400万度，按照每度电0.3元的卖给国家电网，一年能创造120万以上的收益。同时该村还有一个罐头厂（金丰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笋干、酸枣糕等产品。靖安高湖镇的古楠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把原来村民手中的山林、田地集中起来，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销售，达到效益、利润最大化。经调研，“昌铜四县”均有各具特色的农业合作组织，在发挥林地集约效率，促进农民增收方面效果明显。四县鼓励合作社发展，但在很多村镇，由于缺乏引导和支持，合作社也存在荒废的情况。

（三）生态农林产业发展促进农村三产融合，资本等现代农林要素需求强烈

目前来看，昌铜四县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服务业比重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截止2015年，四县的服务业占比为30.2%，而宜春为31.2%，全省平均为35.9%。

对此，“昌铜四县”利用现有的生态农林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养老、体验式采摘等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依托原有竹加工、医药制造等产业优势，在经济运行低迷的大环境下，提高创新水平，拓宽海外市场。生态农林业的发展，不仅为制造加工企业和服务业提供原料和人力，在部分环节已经相互融合，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前期投入和中期运营，调研发现，资本和人才是生态农林发展最欠缺的要素，这两方面缺口很大，需要及时补位。

二、“昌铜四县”生态农林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生态农林产业规模不高，基层政府存在“富民不富财”的隐性忧虑

“昌铜四县”生态农林产业发展主要以农户家庭生产、农村合作社、私人注资生产等形式开展，以生产有机水稻、生态养殖、休闲采摘、有机水果和茶叶为主，受制于土地细碎化、资金短缺、农林基础设施不到位、仓储物流不健全、农林技术跟不上、认证和宣传成效不足等局限，产业化规模化水平较低。调研发现，依托良好生态，发展生态农林业、搞活生态观光旅游的村落和农户，收入普遍增加，但由于其规模化程度低，不成产业，未能有效带动当地财政收入增长；林权“确权颁证”后，三年毛竹价格从6块钱飙升到19块钱不等，林户收入大增，但众多竹产品加工企业倒闭，财政收入受到不小影响。

由此可见，无论是集体林权改革，还是大力发展生态农林产业，其结果都会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但与此同时，由于生态农林业目前、尚未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对当地财政收入效果不大，反而需要财政支持；随着林权确权颁证和房地产等支柱行业的衰落，传统竹木加工企业倒闭，也对财政带来影响。基层政府因此产生“富民不富财”的隐性忧虑。

（二）金融等现代农业要素投放力度难以支持生态农林产业规模发展

“昌铜四县”农村发展已完成对生态农林产业、有机农业、生态旅游业的规划定位，逐步过渡到产业化规模化的集中发展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在逐步完成人才、技术、基础设施、生产资料等的投放和更替，除了农林企业、生产大户和农业合作组织的大规模金融、人才需求之外，在拓展和完善生态农林产业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的小农户，同样存在资金需求，特别是小农户信息来源少、谈判能力差、抵押物缺乏，亟需更专业更精准的现代要素投放。调研发现，无论是资金、技术、人才，还是土地（经流转后的有规模效率的土地）、劳动力，都难以支撑符合当地实际的比较优势要素集约的现代化农业发展：

1.农村融资模式单一，尚未形成符合现代农林产业发展的金融体系。

2.农林发展中尚未形成有效的抵押担保体系，林权抵押贷款运行难度大。

3.现有的农村金融模式关于贷款的额度、期限、交易成本等要素，不符合农林产业经济周期和规模发展。

（三）部分公益林已到“生命大限期”，其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集体林权改革后，农户依法享有林权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确立农民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地位，而所属林地分为商品林和公益林，对商品林，农民可依法自主决定经营方向和经营模式，生产的木材自主销售。对公益林，在不破坏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可依法合理利用林地资源，开发林下种养业，利用森林景观发展森林旅游业等。“昌铜四县”农户所属的公益林中生命期限在7年到8年的林木，已到“生命大限期”，临近枯萎和死亡，农户依法可卖掉死亡而无生态价值的林木，但由于“经济人假设”，农户存在趋利性，即便国家对于公益林会发放补助，农户也不会再去种植和管理新的公益林木，宁愿放之任之。

三、初步形成的结论和建议

1. 林地确权颁证后，林地细碎化问题突出，通过林地的出租、互换、转让等多种方式的流转，实现土地连片和规模经营，农业合作组织的运行，整合了多方面资源和信息，促进了产业发展，但也存在土地“非农化”趋势，农民存在失地顾虑和风险。2、先进的村支部和农村致富带头人，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起到政策、信息、资源、技术、文化等要素的落地效用。但据调查问卷反映，该区域农户的收入来源中，林业收入占比并不多，大部分通过副业经营或外出打工赚到更多的钱。从侧面反映出四县的生态农林产业规模化程度还不高，也由此带来基层政府“富民不富财”的隐性忧虑。3、生态农林产业发展，促进了农村三产融合，在其规模化进程中，特别需要金融支持，而当前农村融资方式单一，生态农林产业的特殊性与金融的属性存在诸多矛盾，尚未形成符合农业现代化的融资模式。提出以下建议：

2. 深化集体林权改革，推进林地确权颁证

继续深化集体林权改革，确保林权分家到户，产权明晰并及时确权颁证，使得林地流转、林权抵押贷款等有据有权可依。通过林地流转，实现农林产业适度规模经营，为获取金融支持提供必要性。同时制定并落实相关规定，防止土地非农户，严控农民失地风险。

3. 发展农村合作组织，重视村支部建设，发掘致富能手

重视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建设，政府和社会要积极引导支持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入合作组织，各县重点打造几个具有特色的农合组织，提炼其经营模式和经验作为范本，结合各村实际，进行有修正的推广。重视村支部建设和农村致富能手的培训和激励。

4. 创新农村金融模式，探索农林产业链融资渠道

创新农林产业融资模式，通过延长并强化农林产业链，在政府支持下借助农业合作组织平台，将金融机构、农林企业有效整合在产业链之中，以提高农林盈利水平为前提，通过农林产业链融资，充分利用产业链各主体间的关系，发挥它们在各个环节的控制和监督功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其运行机制可借用黑龙江五里明模式说明：

（1）农户以土地入股加入合作社，合作社作为承贷主体。

（2）镇政府将合作社的土地经营权、农机设备收益权等委托给信托公司，设立自益型财产权信托。

（3）信托公司将上述信托收益权质押给商业银行，作为合作社的贷款偿还担保。

（4）商业银行与合作社签订贷款协议并向合作社发放贷款；同时，合作社全体股东及镇领导干部与商业银行签订个人保证合同，为贷款承担联带责任。

（5）合作社与信托公司签订购销协议，将生产出来的农林产品销售给信托公司。

（6）商业银行与信托公司签订协议，由信托公司协助银行将合作社贷款本息从农林产品收购款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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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7）

农业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基础产业，现代社会中，农业对人类生活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农业发展也在日益深化。进入现代化农业即“石油农业”时代后，农业生产活动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效应，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类农业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的日益冲突引起各界专家学者的关注。为了保持农业永久耕种，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维护人类健康安全和呵护地球永续发展，人们开始反思现代农业的种种弊端和危机，生态农业的概念孕育而出。1991年，国际粮农组织在荷兰召开“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大会并发表《登博茨宣言》，提出生态农业的共同发展纲领，近年来，针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农业生态补偿等诸多问题的绿色管理逐渐成为技术创新、战略管理、环境管理和创新管理的研究热点，围绕生态农业与绿色管理的应用，专家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生态农业与绿色管理的内涵

中国的生态农业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来的。尽管不同阶段人们对中国生态农业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在农业中引入生态效益目标和在农业实践中自觉运用生态学原理方面却是一致的。综合国内学者阐述，我国的生态农业可定义为“运用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科学的方法，把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与传统农业技术的精华有机结合，把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资源的培育与高效利用融为一体的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环的新型农业综合体系”。生态农业是一个农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按照“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将农业生态系统同农业经济系统全面综合在一起，实现自然资源的能量多级利用，以取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整体效益。它同时能将农、林、牧、副、渔各业综合起来，形成大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综合发展模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绿色”一词，是指自然界生态系统中所具有的“绿色”的抽象规定性，即节约、再利用、再循环。从自然界生态系统的特点来看，尤其是由于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使得由一种有机物排泄出来的废物都会被另一种有机物当作食物而吸收，充分体现了对资源的“经济性”再利用。生态系统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开放的闭路循环系统，其中的自养者、草食者、肉食者、腐生者正好构成了一个“生产—消费—复原”的闭合链条，实现着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高效循环利用。绿色管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和企业界对环境管理的关注。有关环境管理（environmental management）的研究表明，通过实施环境管理的“最佳实践”活动，企业可以显著降低经营活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绿色管理的内涵不断得到扩展，不同领域的学者采用不同的理论视角赋予绿色管理丰富的内涵。今天的绿色管理已经从环境管理扩展到了绿色技术、生态环境响应、绿色公司治理、企业的环境责任、环境利益相关者等诸多方面。研究视角也从演化适应延伸到资源基础观、生态响应、制度以及利益相关者等诸多理论。目前，人们对绿色管理普遍定义为以追求人类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标，以全社会共同参与、全过程控制为特征，多种多样的绿色技术为手段，逐步降低人类给予大自然的环境承载负荷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称。绿色管理可以将环境的外部不经济转化为外部经济，通过对从设计、原材料采购、加工生产、销售、消费及至消费后产生与排放的废弃物、毒物的数量及质量的控制，以求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消费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效应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激励等全部活动。

二、生态农业产业化中绿色管理的研究范畴

生态农业产业化中绿色管理研究范畴的界定是正确规划和发展生态农业产业的前提，农业中的绿色管理要求农业发展要遵循生态规律，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在物质和能量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农业，使农业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过程中，实现农业经济活动的绿色化转向。研究农业的绿色管理就是将“绿色”要求纳入农业发展的内生变量中，控制污染、保护环境，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进而实现农业生产过程中无污染、无公害、无损害于子孙后代的“三无标准”，达到有利用于人类、生态和自然平衡，有利于资源永续利用和有利于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有利于”的长远目标。从社会化再生产的角度来看，绿色管理应涉及到产前研究、产中研究和产后研究范畴，以及这些研究范畴中的管理与服务等内容。

绿色管理的研究范畴应重点体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选择与绿色技术管理创新。从农产品生产和生态经济学的角度对农业生产模式进行选择和管理，研究最能体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的生态生产经济协调型的农业生产管理模式是绿色管理的重点。绿色技术创新也是农业绿色管理研究范畴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飞跃，技术创新的作用举足轻重，但综观农业技术创新活动和成果，发现大多数农业技术创新只是从单项工程技术层面或经济效益层面上来研究技术创新的，而从生态经济层面研究所见甚少。因此，要实现常规农业向生态农业的转向，不仅要追求技术创新的工具效率，而且要将农业技术创新活动自觉地融入自然生态循环的系统中，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的低成本化和公益化。除此之外，如何适度开发与节约农业生态资源、治理土壤退化和实现农业生态经济一体化产业集也是农业绿色管理研究范畴的重点。

三、生态农业产业化中绿色管理的方法

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实现的必然途径，而高效合理的组织与管理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科学的管理理念、工具和方法是实现绿色农业的基本手段。

（1）生态农业系统分析方法。生态农业作为一个系统，应具有开放性、持续性、高效性和标准化的系统功能，通过系统分析，能更好地确定问题的本质和起因，找出各种可行的管理方案。生态农业系统的分析方法立足于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分析技术，将大量采用计算机模拟、仿真技术，对生态农业进行系统设计、运行管理、故障诊断等日常管理。生态农业系统分析方法研究重点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研究管理系统工程技术在生态农业中的具体运用，主要包括生态农业系统特征分析方法（如系统模拟技术，系统可靠技术，系统评价技术）、生态农业系统逻辑分析方法（如确定性分析技术，随机分析技术，结果预测技术）和生态农业系统工程技术方法(如工程管理技术，系统优化技术，系统开发技术)等。

（2）生态农业生产规划管理。生态农业生产规划管理应从规划区基本情况、所规划产业的发展情况、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市场现状与前景分析、规划的总体方案（包括规划指导思想、目标、原则、内容与布局）、单项内容规划、投资估算、效益分析、风险分析、运行管理和政策措施等方面来研究。在进行生态农业规划时，首先要以新观念定位生态农业，不断挖掘传统农业资源（产品）的新功效、新用途，加强对农业资源（产品）的综合开发利用和加工增值，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施去提高农产品的内在质量和外观设计。其次，以新机制运营生态农业，通过建立具有明晰产权以法人为中心的生态农业产业运营管理模式，逐步形成规范、有序、高效的决策机制。再次，以新设施装备绿色农业，除了包括常规的保护性设施（钢架大棚、温室、太阳能温室）和节水设施（喷灌、滴灌及供排水管道、水处理设备）外，还应包括有较高科技含量的监控设施（温度、湿度、养分、光照、病虫害控制系统）、优良品种培育设施、农产品质量检测监控设施、生态环境监控设施和园艺游乐设施等。最后，以新技术升华生态农业，引进与开发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和储运的相关技术、生态农业良性循环技术和新品种研发技术等。

（3）生态农业模式设计方法。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是生态农业的实质和核心，研究生态农业模式的设计方法，就是要探讨如何应时、应地来进行科学决策，选择特定时空条件下最优的发展模式。在对生态农业设计管理的过程中，应遵循“三个确保、一个提高”（即确保农产品质量、确保生态安全、确保资源安全，提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的原则，通过科学的设计程序进行可行模式方案选定、评价、实施和反馈管理，并为保证模式设计的科学性、准确性和高效率，还必须正确掌握和运用模式设计技术，例如基于德尔菲法的专家评估技术，博弈决策技术等。

（4）生态农业绩效评价方法。生态农业绩效评价是对一个复杂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多个指标信息，应用定量定性方法，包括数理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加工和提炼，以求得其优劣等级的一种评价方法。评价的目的是发现问题、排出优劣次序、设立标杆。在收集一个高质量、内容丰富的信息源的基础上，根据评价目的选择适当的评价指标，结合实践需要，确定各单个指标的评价等级及其界限，再选择正确有效的评价方法。生态农业绩效评价的指标分为确定性指标和非确定性指标，根据指标选择正确的评价方法，对多维度、全方位、多层次的全面评价一个生态农业系统，综合评价生态农业的绩效有重要作用。

（5）生态农业农产品质量管理方法。生态农业的发展应以优化结构、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目的，围绕高效农业技术、品牌特色资源和农产品安全质量，制订符合生态农业发展需要的技术标准，扩大标准化生产覆盖率。通过产品质量等级、定量包装、计量、包装标识、商品条码等手段，加强流通领域的生态农产品标准化管理，大力推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工作，确保上市绿色农产品质量达到无公害标准。通过建立绿色农产品质量体系把农产品的末端管理和生产过程控制结合起来，还包括探索建立与国际质量标准接轨的绿色农业质量标准体系、绿色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体系、绿色农产品质量认证评价体系、绿色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等。

通过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绿色管理研究对于发展生态农业，解决现代农业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机有着重要意义。而未来在农业发展中对绿色管理的研究，可从市场经济转型下的制度环境深入研究绿色管理与绿色效益、经济效益的共生关系；绿色管理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的企业提供了全新的市场机会，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绿色产业，也创造了创新的就业机会，同时绿色管理问题也给企业提出了挑战。把绿色管理研究拓展到农业产业化生产的每个生产阶段，为引导生态农业建设和绿色创业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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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用沼气系统能够有效地将农户养殖生产、种植生产等有机结合起来，使农业系统形成能流和物流合理转换的闭合生态链，在局部和整体上达到经济和环境等多重效益［1-4］。早在上世纪20年代，沼气利用模式已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得到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应用［5-6］。自本世纪农业部提出“生态家园富民计划”以来，国内多地区农村逐步兴起高产低耗的沼气综合利用生态农业模式，旨在达到生态系统能量多级循环利用和物质的良性循环［7-9］。沼气建设可促进生态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10］，但当前在我国农村地区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着产业投入不平衡、产出可持续性不高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兼顾经济生态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和系统优化。为此，层次分析法［11］、生命周期评价［12］、能值分析（Emergy Analysis）［13-14］等已被应用于沼气农业复合系统的综合多元评估，涉及系统经济效益、能源消耗、温室气体减排效应和环境影响等方面。其中，能值分析作为能够融合系统生态与经济过程的理论和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生态农业系统的定性定量解析与综合评价，为调控农业系统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依据和指导［15-16］。Lefroy［17］利用能值对比分析不同种植类型在使用本地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及购买物资和能量输入时的环境压力和可持续性，Vassallo等［18］将能值理论应用于渔业系统以分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形势，Zhang等［13］对内蒙古种植-放牧系统进行能值核算并对与其他农业系统对比分析其可持续性发展特征。Chen等［19］和Jiang等［20］应用能值理论对中国农业环境经济投入、产出率、环境压力等进行了能值图示和解析，构建了中国农业系统核算范例和评价框架。另外，能值分析在沼气利用模式综合评价上的价值也已得到初步探讨［14］。Wei等［14］利用能值分析方法评估了北京平谷地区桃园生产效率和可持续性，并通过与常规温室桃生产的对比揭示了沼气技术驱动的农业体系具有较高的经济与环境效益。Zhou等［21］则以农业中沼气工程应用为对象进行能值分析，指出农业沼气工程相对于其他典型的农业生产系统而言具有较小的环境压力以及更高的可持续性。但对于种植业、养殖业等有机联合的区域沼气农业复合系统，尚未建立具体有效的能值核算方法和评价体系，复合系统中沼气产出效率、投入产出结构、环境影响强度和可持续性等亦未得到充分论证。基于生态系统能值理论与方法，本文构建了沼气农业复合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和评价框架，并以广西恭城县“三位一体”沼气农业系统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能值投入产出流分析和可持续性等指标评价，旨在为沼气农业复合系统优化配置和进一步推广应用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1 基本理论与方法

1.1 能值分析理论

能值理论是著名生态学家H.T. Odum所创立的以能量为核心的系统分析方法［22-23］。所谓能值，是指流动或贮存的所包含的另一类别能量的数量。能值统一度量自然和人类在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历程中所付出的直接和间接投入，可称之为能量记忆或者商品服务中的体现能（Embodied energy）［22］。在实际能值分析的过程中，以太阳能值（Solar emergy）来衡量某一能量的能值大小，其单位为J（Solar Emjoules）。能值不仅是对宏观宇宙的拓扑解释，也是被广泛采纳的生态经济评价方法［24］。能值分析在综合考虑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价值的基础上，以能值为基准，把生态系统或生态经济系统中各种生态流（能量流、物质流和经济流）换算成统一标准的能值来衡量和分析，可以定量分析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实现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较好的体现了系统运行的真正价值，从中可以了解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对资源的利用状况，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23,25］。

能值转换率（Emergy transformity）指的是形成每单位物质所含有的另一种能量的量（单位是Solar Emjoules/J、Solar Emjoules/g或Solar Emjoules/$），表征能值和能量之间的关系，是衡量能量的能质等级的指标。能值转换率与投入路径直接相关，由物质和能量在每一生产过程的消耗决定。能值-货币比率是当年总量能值使用量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率，能值-货币比率反映了总应用能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其比值大小反映了货币购买力的高低。能值-货币价值（Emdollar value）是指将生态系统或生态经济系统物质和能量的能值折算成货币值，折算方法是能值除以当年能值-货币比率，它可以反映某一产品的实际价值。能值转换率的差别从本质上揭示了不同类别的自然物和产品存在质的差别的内因，而能值-货币比率和能值-货币价值则从货币角度体现出这一差别，因此利用太阳能值及能值转换率等指标作为衡量环境资源投入对生态经济系统影响有其客观的合理性［19,22-23］。

1.2 沼气复合农业生态系统能值分析

根据H.T. Odum提出的能值分析一般流程［22-23］，结合沼气农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沼气农业复合生态系统能值分析具体步骤：

（1）数据收集与整理。通过实地调查与文献研究，收集有关沼气农业生态系统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及经济社会发展等各种资料，从中辨识沼气农业系统各组分的相互关系，并整理归纳与沼气农业系统投入产出相关条目的物质、能量和资金等数据。

（2）绘制系统能值图。在掌握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基础上，根据系统各组分作用过程及相互关系，确定沼气农业复合系统的边界，列出系统主要能量来源及系统内的主要成分，包括主要的物质流、货币流和其他生态流。依据Odum能量系统语言图例规则，绘制沼气农业复合系统能值图（图1）。

图1 沼气农业复合生态系统能值流概念图

Fig.1 Conceptual emergy flow diagram for typical biogas agricultural complex ecosystem

（3）编制能值分析表。能值分析评估表一般包括6项内容，即项目编号、项目名称、能值原始数据、能值转换率、太阳能值、能值-货币价值。其中，能值原始数据单位是根据资料来源通过计算所得值而定，一般为J,g和$；能值转换率单位为J/单位，即Solar Emjoules/unit (如，若原始数据单位为J，即为Solar Emjoules/J)；太阳能值则由能值原始数据和能值转换率相乘得到。

（4）系统投入产出分析。根据沼气农业系统能值流，分析系统当地环境投入、人类反馈等各项投入量以及各产业的产出量，基于此辨识系统投入及产出结构。

（5）能值指标体系评价。引入经典能值分析指标，整理构建针对沼气农业复合生态系统的能值分析指标体系（表1）。沼气农业复合系统评价体系由系统结构指标（7

① 数据来源：《恭城瑶族自治县2009年度经济社会报表》、《恭城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汇报》、《恭城瑶族自治县沼气能源建设情况汇报》。

表1 沼气农业复合系统能值指标体系

项能值指标）、系统功能指标（6项能值指标）和综合可持续性指标（4项能值指标）3个子体系共18个指标组成，内容涵括各类型能值结构、能值投入程度和产出效率、能值流动强度、系统稳定性、经济发展程度、环境负荷、可持续发展指标等生态环境和经济特征；同时，一一解析各能值

指标在沼气农业发展评价中的含义，最后根据此指标体系对所关注的沼气农业系统进行全面评估分析。

2 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以广西恭城县农业系统为案例，对典型沼气农业复合生态系统进行分析。恭城县位于广西东北部，桂林市东南面，境内年平均气温19.7℃，年均降雨量1 4397 mm，年均日照时数1 6537 h，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县国土总面积2 149 km2，辖3镇6乡117个行政村；2009年实现农业总产值194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 630元，粮食面积2623万亩，总产量744万t；森林覆盖率达7709%。恭城县的沼气农业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多年的探索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乡村生态环境为背景、生态农业和乡村文化为基础，以养殖为龙头，沼气为纽带，种植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见图2），组成能流和物流合理转换、良性循环的复合生态链，我们将其称为沼气农业复合系统（Biogas agriculture complex ecosystem）。

至2009年底，全县共建有农村户用沼气636万座，入户率89%以上，居全国前列。省柴节能灶611万户，普及率达916%。沼气池和省柴节能灶年可节柴2262万t，相当于1292万t标煤，每年可保护487万hm2的森林免遭砍伐，水土流失得到控制；同时每年可提供1 712万t沼液沼渣优质有机肥，为农民增收节支127亿元；目前建有117个村级沼气服务网点，1个县级服务站，基本搭建起了县、乡（镇）、村三级联动服务网络①。

3 结果与分析

3.1 沼气农业系统能值投入产出分析

基于对恭城县沼气农业发展现状的调研，掌握该区域经济生态基础资料，进行了沼气农业复合生态系统能值流分析。首先确定恭城县及其子系统的系统边界，对恭城县与沼气农业复合系统相关的能流、物质流和货币流进行概化、分析，并确定各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内各组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到了恭城县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农业能值系统图。如图3所示，恭城县沼气农业系统能值流动图由自然生态、沼气农业和城镇消费者三个子系

图2 恭城县“三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图

Fig.2 “Three in one” ecoagriculture mode of Gongcheng County

统组成，包括可更新资源、不可更新资源的利用、经济反馈投入以及商品服务产出等过程，是一个与自然生态过程和城镇消费紧密依存、种植业、养殖业和沼气工程联合发展

的复合农业经济系统。

为全面分析具体投入产出能值流，

依照能值系统图的框架（图1），进行了全系统能值核算，并将结果编制成沼气农业系统能值分析表（表2），作为系统评价的分析基础。该表列出了恭城县的主要资源投入

来源和商品服务产出（共28项），其中，系统投入（序号1-21）包括本地可更新资源(太阳能、雨水、风等)、当地不可更新能源(表土净损耗)、可更新经济投入(劳工与管理、幼苗、种子等)、不可更新经济投入(电力、柴油、农业机械设备)；系统产出（序号22-28）则包括种植、养殖等农副产品以及可利用沼气等。能值分析一览表中的各类别生态流量(原始数据)，能量流以J为单位；物质流以g为单位；经济流以US $为单位。各类别生态流量统一转换为相应的太阳能值，并参考Yang等［26］计算其相应的能值-货币价值(Emdollar value=能值/能值-货币比率)。

为了简洁直观地观察系统的投入产出情况，在沼气农业系统能值分析一览表的核算基础上总结整理出恭城县以沼气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农业复合系统的能值投入产出量（表3）；同时，为深入辨识沼气农业复合系统的投入产出特征，图示了恭城县沼气系统的总能值投入结构、人类反馈总能值投入结构和能值产出结构（图3）。

结果表明，恭城县沼气农业复合系统2009年系统总

投入能值为1.32×1021 J，其中可更新环境资源、不可更新环境资源、可更新反馈投入、不可更新反馈投入、所占比例分别为43.3%、9.1%、14.5%和33.1%，人类反馈能值总所占比例为47.6%（图4a）。人类反馈能值在系统中所占比例最大，可更新环境资源稍次之，不可更新环境资源比例最低。可见，作为同时借助大量资金支持和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的沼气农业发展模式，恭城县沼气农业复合生态系统对外界经济社会反馈和当地可更新环境资源依赖均较大，经济投入支撑和可更新资源的利用是维系该系统发展的关键因素，系统社会购买能值对于实现开放系统与外界的物质能量的交换起到一定作用；而系统表土侵蚀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与恭城县沼气能源得到充分利用以来森林覆盖率不断增加密切相关。

而对于人类反馈能值（图4b），占比例最大的前六位投入项目分别是氮肥（259%）、劳工与管理（167%）、复合肥（135%）、有机肥（123%）、磷肥（120%）、农药（95%），可见该农业系统投入仍以传统的种植业消耗品和劳动力资本为主，而其他类别能值投入总和只占总反馈能值的31%，这体现了种植业作为恭城县重点产业在经济投入上占有主导地位，同时也说明传统的化肥和农药份额仍很大，

可通过进一步增加沼气应用的力度并提高沼气沼渣作为肥料和杀虫剂的技术水平来减少系统对于这些不可更新经济投入的依赖程度。值得注意的是，沼气建设直接投入只占经济反馈投入的07%，但沼气直接产出（即沼气能源）却占总产出的107%，表明沼气资金投入相对于直接流入种植业或者养殖业等投入虽然比重较轻，却有很明显的产出效果，在沼气农业系统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在恭城县沼气农业系统能值产出量为124×1021 J，在核算误差允许的情况下，基本与能值投入持平，表明系统储存相对稳定。产出结构分析中（图3b），种植业产品、畜牧业产品、渔业产品、沼气资源基本能值产出分别占系统能值总产出的109%、743%、40%、107%（图3c）。显然，恭城县农业复合生态系统以养殖业产品为农业支柱产业，种植业也占有重要地位，新兴的沼气能源产业也已在产出中占有重要份额。而渔业产品比例最低，反映水产业在沼气农业系统中相对薄弱。这与渔业未纳入恭城县主要沼气综合利用模式有关，同时也表明恭城县在水产业上的发展潜力尚很大，可在继续巩固养殖业和种植业的基础上，为水产业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

能值-货币价值反映某一产品的实际价值，与市场货币价格（只能反映人类劳动的价值）不同，能值货币价值包括凝结在产品中的人类劳动和环境资源的价值［19］。由表3，免费的环境资源实际价值为118×108美元，其中包括可更新环境资源975×107美元，不可更新环境资源204×107美元，人类反馈总能值价值为107×108美元，沼气直接相关能值投入和产出价值分别为780×105美元和226×107美元，总产出价值相当于211×108美元，其结构组成与系统能值相同。

表2 恭城县沼气农业复合生态系统能值分析一览表（2009年）

Tab.2 Emergy analysis of the biogas agriculture complex

ecosystem in Gongcheng County in 2009

注：可更新反馈投入指能被再次利用的劳务或经济投入。不可更新反馈投入指无法被再次利用的一次性经济投入。

3.2 沼气农业系统能值指标分析

为综合定量地解析沼气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特征，依照已构建的沼气农业复合生态系统能值指标体系，在系统能值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恭城县农业系统的能值指标评价，主要能值指标值见表4。

恭城县沼气农业系统结构指标主要反映了该系统对当地环境资源和外界经济投入的依赖程度、系统竞争力及自我支撑能力。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该系统可更新资源能值比重与购入能值比重相当且远高于不可更新资源能值所占的比重，能值自给率和生产优势度较低。为降低农业成本，应积极利用免费的可再生资源，减少对经济反馈尤其是不可更新经济投入的依赖，从而提高能值自给率，增加系统自给能力，增加沼气农业系统对外的生产优势。系统功能指标主要反映该沼气农业复合系统运行效益、农民生活质量经济水平等。指标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中国农业系统普遍水平［15］，恭城县农业系统产出效率（0.94）较高，具有较高的资源利用效率；而人均辅助能值用量和人均能值量则处于中等偏高水平，表明沼气农业下人类活动相对活跃，农村生活水平也较高；该农业系统的能值密度

为7.68×1011 Solar Emjoules/m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35×1011 Solar Emjoules/m2）［15］，进一步说明该系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沼气在农业系统持续发展中的纽带和传递作用至关重要。另外，关于沼气产业，结构功能指标分析结果

与投入产出结果（表3）一致，沼气产出率（沼气能源产出与经济反馈之比）达到0.21，表明相比系统其他传统产业，沼气的投资低产出高，在农村经济建设和能源供给中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和推广前景。

为了进一步分析沼气农业系统的优势及验证能值分析在综合评价系统的经济投入、环境影响和可持续性能的重要价值，本文比较了恭城县农业系统和国内外其他农业系统基于综合可持续性指标的系统表现（表5）。这些国内外对照农业系统的综合可持续指标研究案例

包括国内的广东［31］、海南［32］、江苏［33］、内蒙古［13］以及全国农业系统［15］，国外则选取瑞士［34］和意大利［35］作为代表。

环境负荷率（ELR）为可更新能值投入与不可更新能值消耗的比值，表征系统由于经济发展所承受的环境压力，恭城县的沼气农业复合生态系统ELR相比其他地区

图3 恭城县沼气农业复合生态系统（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模式）能值图

Fig.3 Emergy system diagram for biogas agriculture complex ecosystem

(breedingbiogasplanting “three in one” pattern) of Gongcheng County

表3 恭城县农业复合生态系统能值投入产出

Tab.3 Emergy inputs and outputs of biogas agriculture complex ecosystem in Gongcheng County

或国家的农业系统都低得多，表明沼气农业生态系统因其具有提供高效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森林覆盖率等重要优势，对减轻农业活动对环境的压力效应明显，相对于传统农业生态系统，是值得推广的环境友好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净能值产出率（EYR）衡量的是产出对于经济贡献的大小，恭城县沼气农业系统比国内的广东、海南农业系统以及瑞士、意大利的农业系统均要高，与中国平均水平近似，表明恭城县沼气系统运作良好，并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能值投资率为从系统外购进能值与当地免费自然资源能值相对比重，可表示经济发展程度和环境负载程度，发达国家的EIR一般高于发展中国家，恭城县沼气农业系统能值投资率（EIR）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低于国内其他农业系统（除内蒙古），结果说明恭城县沼气农业系统经济开发程度较低，环境负载较低，可供开发利用空间较大。能值可持续性（ESI）为系统净能值产出率和环境负荷率的比值，表征系统可持续发展性能，恭城县沼气农业系统ESI明显高于除内蒙古以外的其他农业系统，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3.5倍，根据Ulgiati和Brown［36］对能值指标标准的界定当ELR

图4 恭城县农业沼气复合生态系统能值投入产出结构

Fig.4 The emergy input and output structure of biogas agriculture complex ecosystem in Gongcheng County

表4 恭城县沼气农业复合系统结构功能指标

Tab.4 System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dices of biogas

agriculture complex ecosystem in Gongcheng County

表5 恭城沼气农业复合生态系统与其他农业生态系统综合可持续性指标比较

Tab.5 A comparison of sustainability indices of the biogas agriculture complex ecosystem of Gongcheng County with the other agricultural ecosystems

极带动养殖业和种植业发展，重点扶持水产业，都是提高系统可持续性，同时保证经济效益增加的有效方案。

4 结论与讨论

随着沼气生产技术和综合利用技术的提升和生态家园项目的开展，以沼气为纽带的农业系统在国内多个省区农村（包括四川，贵州，广西，辽宁，等）得到重要应用，成为当地农村（边远地区）推广可再生能源的重要实现途径，给这些区域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经济利益和生态效益，同时，鉴于沼气发展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系统优化和沼气技术推广，丞需针对沼气农业复合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生态保护等建立多元综合评估框架和标准。

本研究基于能值理论与方法，建立了针对沼气农业系统发展的评价框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恭城县“三位一体”沼气农业复合系统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能值核算和能值指标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本案例恭城县沼气农业生态系统得出以下重要结论：沼气农业系统总投入能值为1.32×1021J，系统对外界经济反馈和当地可更新资源投入的依赖性强，而不可更新资源消耗较低。该农业系统仍为传统的种植业消耗和劳动力主导型，种植业在经济投入上占有主导地位，传统的化肥和农药份额仍很大，目前的沼气系统应用的力度和技术水平仍有上升空间。沼气产业相对于直接流入种植业或者养殖业等投入相比具有低耗高产的特点，在复合农业系统发展中应得到重点发展利用，增强其经济拉动作用。系统产出中，养殖业产品为农业支柱产业，种植业也占有重要地位，而新兴的沼气能源产业也已在产出中占有重要份额，而渔业产品比例最低，表明恭城县在水产业上的发展潜力尚很大。系统具有较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农业活动相对活跃，农村生活水平也较高，但系统的外界经济投入比可更新资源投入比重高，自给率和生产优势度偏低，目前应积极利用免费的可再生资源，减少对经济反馈尤其是不可更新经济投入的依赖。总体上，该系统具有环境负荷低，净产出量大的明显优势，从而比起一般农业系统具有更高的持续性，而通过减少沼气农业系统经济反馈投入的同时增加商品和服务产出的策略可以进一步巩固这一优势。

案例研究表明:建立的评价体系能够体现出农业系统对当地自然资源和外界经济投入的利用和依赖情况，清晰辨析系统运行中各子系统和组分的相互关系，能源、资源消耗和资金流动，系统投入产出量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评价系统的环境压力、净产出和投资率、可持续性等综合表现，通过与传统系统分析和不同时期分析判断系统需要加强和改进的环节和过程。因此，能值分析为沼气农业系统运行性能测度提供了能量学角度的标准和方法，可为系统整体调控与优化、地区沼气农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评估手段，在平衡经济环境效益、实现高产低耗目标等方面的指导意义尤其值得重视，可作为沼气农业系统调控效率和优化配置，促进系统各时期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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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y Analysis of Biogas Agricultural Complex Ecosystem

CHEN Shaoqing CHEN Bin SONG Dan

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9）

中图分类号:F327;X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4)10-2457-03

Agro-ecosystem Conservation Strategy in Sichuan Based on Energy Analysis

SHU Liu1,WANG Bo1,ZHOU Shun2

(1.Sichuan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llege,Deyang618000,Sichuan,China;2.Chengdu Industry College, Chengdu611730,China)

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ecosystem values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On this basi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e in Sichuan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energy analysis system. The protection of Sichuan agricultural ecosystem was put forward. It is suggested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put be increas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in energy value release. Moreover, output structure should be adjusted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rotecting Sichuan agricultural ecosystem.

Key words:energy analysis; agricultural eco-system protection ;evaluation; strategy

能值是由美国生态学家Odum提出的新的科学概念和度量标准,是将一种流动中或被储存的能量中所包含的能量数量化,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形成过程的投入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能值。能值理论是基于系统生态学观点提出的能量价值理论,从根本上定义了自然资源拥有的真正能量和价值。由于各种资源和产品的形成都需要太阳能量,因此以太阳能为基准能够衡量各种能量。

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与资源矛盾的日益凸显,农业生态系统能量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值分析主要是研究农业生态系统的能量值,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反映生态与经济能量值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现对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生态效益的双重评价。但由于不同性质的能量不能直接相加,为农业生态系统的能量值分析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农业生态系统不同于简单的自然资源能值分析,其不仅要求输入太阳能、风能等自然资源,同时也要求在这一过程中输入劳务、机械、化肥等非自然属性能量,对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管理就是通过上述投入的管理来实现的。

1农业生态系统中的能值应用

总体来看,能值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环境资源能值评估。能值分析能够提供评估环境价值的新方法和新手段。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更加关注货币的作用而忽略环境和生态的因素,由于市场的不完备性和环境外部性,GDP和GNP也不能真正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水平。但能值分析能够同时衡量人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更好衡量某一地区财富标准的是创造经济财富的太阳能值。根据Ulgiati等[1]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能值评价,15年鲸鱼的平均能值的货币值高达2.6亿美元,可见从生态能值的角度讲,越稀有的物质形成需要越多的能值投入,因此对应越高的价值。此外,Ulgiati等[2]还指出,生态经济系统能值评估。生态系统内部的各个子系统及其与外部资源、经济及环境之间都存在错综复杂的物质关系、货币关系以及信息关系。如何在分析系统中将经济、生态和社会三大效益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目前仍然是生态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原有的投入产出分析等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及能量分析等生态学框架容易将各种利益分离讨论,无法完整反映系统的内部机理和动态过程,能值分析则是在对复合生态系统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所创造的定量分析方式。第三,国际交流能值评估。自然资源自身所含有的能值要远远高于购买该产品所付出的的货币价值,因此,从能值角度来看,当一国大量出口自然资源产品时,国家受到了巨大的财产伤害。因为原始产品的能值比较高,而出口产品的价值通常仅仅是对为取得该产品而付出的劳务价值的补偿。

2四川农业生态系统指标及能值分析体系的构建

2.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根据Brown等[3]的理论建立能值转化基本模型,太阳能值M=B×T。其中,T为太阳能值转化率,B为可用能量。在此基础上根据计算结果建立能量体系和能值系统,并根据一系列衍生指标对四川地区生态农业系统进行评价。所有数据均来源于要《四川统计年鉴2012》和《中国农业全书》(四川卷)。

2.2四川生态系统能值指标体系的建立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部,是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的重要结合部分,是承接华南、华中以及西南、西北的重要交汇点。四川位于东经97°21′~108°31′,北纬26°03′~34°19′,其土地面积为48.6万km2。从投入产出两方面建立评价体系,对四川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和产出进行分别评价。其中,对投入的评价主要考虑3个方面:环境能值投入,包括太阳能、风能、雨势能、雨化学能、地球旋转能和土壤损失;不可更新辅助能值投入,包括化肥、农药、机械和能源等后期非自然投入;可更新辅助能值投入,包括有机肥、农膜、种子和人力。对产出评价主要按照行业分为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4类[4-6]。选取2012年四川省相关年度数据,综合上述指标对四川农业生态系统的总能值进行综合评价。

在指标计算方法上,按照能量(J)概念对各类投入产出要素进行能值列示,然后以太阳能为基准对其他投入产出要素能值进行转化,其中太阳能转化率(T)为1,其余按照能量关系给予相应的转化系数。宏观价值=该投入或产出的太阳能值×四川省2012年农业总产值/总能值。根据上述方式,计算出四川农业生态系统投入产出能值指标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3基于能值体系的四川农业生态系统评价

从四川农业生态投入情况来看,不可更新辅助能值所占比例较高,约达50%,这主要由于四川省自身的自然环境和地形特征所决定的。四川省属于盆地,太阳辐射密度较低,积温低于同纬度其他地区。同时,盆地丘陵地形也决定了四川地区农业难以进行大规模农机投入,因此,在不可更新辅助投入中更多的是化肥等。此外,从太阳能值角度分析,四川地区农业生产中环境能值投入与可更新能值投入比重基本一致,各占约23%,这一环境所占比例与传统经济学中认为的环境因素对产出的贡献率在10%~20%的经验数据差异不大。但从宏观价值角度来看,产值分类中环境投入与不可更新辅助投入所占比例则为41%和32%。四川农业生态系统中环境投入与不可更新辅助投入所占比例较高的特征说明,四川地区农业产值仍然较大地依赖其自然环境,四川地区农业生产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投入进行了较好的经济补偿。

从四川农业生态产出情况来看,种植业仍然是四川地区农业的主要形态,产出能值所占比例超过50%,其次是畜牧业,约占37%。种植业与畜牧业在产出能值中所占比例的高企对投入特征进行了有力解释,在4项考察的子行业中,种植业与畜牧业均不仅要求自然资源投入也要求后续不可更新资源的投入。

4四川农业生态系统保护策略

通过对四川地区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值分析,能够从生态学与经济学的双重角度了解农业生态体系的整体和各部分的投入产出情况、运行经济效率以及环境负荷程度[7]。应该根据上述能值分析体系中指出的四川农业生态体系特征,对四川地区农业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的调整和完善的保护,因此提出如下保护策略。

1)要增加科技辅助能值投入,优化系统能值的投入结构,从而实现产出效率的优化。由于四川地区盆地地形环境复杂,适宜居住和生产的农业用地相对较少,造成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多,加之工业辅助能值投入能力偏低,从而制约了人力能值效用的发挥。同时,低人力效率也导致了对环境开发的低效率和浪费。四川省地形沟壑纵横,海拔高差较大,太阳辐射密度较低,水土热的配合存在一定问题,加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粗放,能值与产出效率均较低。因此,要积极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提高科技含量方式提高辅助能值投入的效率。

2)要积极调整系统能值产出结构,提高系统产出效率[8]。种植业和畜牧业是四川省农业产出的主要方向,其中种植业所占比例超过50%,成为引领四川省农业经济的主要动力,畜牧业虽然近些年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其所占比例远远未能超过种植业,林业与渔业所占比例较低且发展水平不高的特征表现更加明显。考虑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畜牧产品的消费需求会不断上涨,应该继续加强畜牧业的能值投入。此外,四川盆地地区林地资源丰富,林业发展仍有较大空间,发展林业一方面能够进一步调整四川地区农业的发展结构,另一方面也是以农业带动当地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针。四川地区应当以现有林地为基础,进一步扩大林地面积,这样不仅能够改善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值产出,同时也能够实现防风固沙、遏制水土流失和涵养水源的保护作用。提高环境资源质量对实现四川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而才能真正实现经济与环境能值的双重提升。

3)加强环境资源保护,扭转当前四川生态环境不可持续的状态。从能值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四川农业生态系统虽然整体上较为健康,但仍然存在不可持续的因素,不可更新辅助投入所占比例过高,农药与化肥的使用对自然资源中的水、土壤均形成恶性和难以逆转的破坏,未来可能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不足以及耕地退化等不利的生态结果[9,10]。因此,应该从根本上加强环境资源保护,逐步减少不可更新辅助投入中化肥与农药的投入,依靠科技投入的同时,还要树立全民生态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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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10）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6.07.014

Abstract： With Changji Hui Autonomous Prefecture as an example， on the base of SWOT， qualitatively analysising the strengths ， weaknesses ，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of the region developing eco-farm， this paper uses SWOT-AHP model to build its analytic hierarchy model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ults shows that it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value is （0.146， 0.339） whereby corresponding choice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SO which is pioneering strategy. Therefore， development of eco-farm should combines itself strengths ， and grasps external opportunities in coordination and steadily pace for Changji Hui Autonomous Prefecture. Meantime， this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olicy and recommendations .

Key words： eco-far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WOT-AHP； Changji Hui Autonomous Prefecture

面对自然环境不断恶化、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加剧、消费者需求升级的大背景，发展生态农庄这种现代化的农业产业模式，恰好有机结合了农业生产、生态保护和旅游休闲。新疆昌吉州不论从经济基础、交通条件和农业资源等方面都具备发展生态农庄的良好条件。

观光农业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是新兴农业产业中经济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呈现出很强的发展潜力。生态农庄中的创意性体验活动满足了消费者多元化、高层次、个性化的需求。如果仅仅是吃饭、打牌、住宿，没有升级、没有创新、没有特色，很难保持长期经营，有自己的特色项目才是长久发展之道[1]。同时，生态农庄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考虑如何通过延长产业链条、增加循环渠道和变废为宝，尽可能地实现多赢[2-3]。

1 研究方法

1.1 SWOT分析法

SWOT分析法，又称为态势分析法，是安德鲁斯于1971年首次提出，主要是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各方面要素进行综合概括。SWOT是一种战略分析方法，分别代表Strengths（优势）、Weaknesses（劣势）、Opportunities（机遇）、Threats（威胁），通过对分析对象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等加以综合分析，并研究得出结论。

1.2 SWOT-AHP模型

SWOT分析法通过内外部环境的调查比较分析，从而制定与优化战略。但SWOT也有一些缺陷，由于此方法为定性描述，其可靠性取决于评判者的专业能力水平，科学性不足；也缺少定量分析的数据，界限模糊、客观性不足；同时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各要素之间缺乏联系，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事物的整体性。基于SWOT-AHP模型，陈钰[4]分析了张掖市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徐洁等[5]分析了浙江休闲渔业发展战略选择；郭云等[6]分析了我国生态产业园企业的发展战略。以上研究表明，SWOT-AHP模型在多种产业形态的发展战略等领域中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笔者根据昌吉州生态农庄发展现状，采用SWOT-AHP模型对昌吉州生态农庄发展战略选择进行研究。首先运用SWOT定性分析法对昌吉州生态农庄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筛选，并建立昌吉州生态农庄发展战略层次分析模型，再运用AHP确定其指标权重。在指标权重的确定过程中，先采用专家打分法对判断矩阵进行打分。然后计算判别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最终确定各指标权重。最后，根据计算出的各指标权重值和各指标实际值，采用综合评价法确定其综合评价值，并以此结果选择昌吉州生态农庄发展战略。关于指标实际值的确定，邀请生态农庄业界专家对各指标进行打分。优势、机会的指标在[0，5]的区间内打分，分值为正；劣势、威胁的指标在[-5，0]的区间内打分，分值为负。打分专家包括高校生态旅游领域教授级专家、生态农庄经营管理者。

2 结果与分析

2.1 昌吉州生态农庄发展的SWOT分析

2.1.1 优势分析 （1）区位条件良好，交通条件便捷。昌吉州地处天山北坡经济带中段，是通向中亚、欧洲诸国的必经之路，也是通往北疆各地及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边贸口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其从东、西、北三面紧邻乌鲁木齐市，西邻克拉玛依、乌苏、奎屯、石河子等城市，客运中心每天都会有发往全疆各地及全州各县市的班车。

（2）旅游基础较好，景观民俗独特。昌吉州自然风貌丰富多彩，集山地、平原、森林、草原、沙漠为一体，以地文景观、风光水域、生物景观这三方面最为有名，具有明显的景观特色。南部山区雪山峻岭，森林水草丰美；中部平原视野辽阔，田园景象多姿；北部大漠粗犷豪气，雅丹地貌神秘多彩。

（3）农业资源丰富，特色农业发展良好。昌吉州土地辽阔、资源丰富，特色农业发展势头良好，种养结合以及其它不同类型种植的覆盖面也在逐步拓宽，已有红枣、葡萄、番茄、棉花、牧草、林木、水产以及牛羊育肥等支柱产业。在农产品精深加工上，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粮、棉、菌草、制酱番茄、酿酒葡萄等优势产业区。

2.1.2 劣势分析 （1）经营项目单一，开发层次较低。昌吉州休闲农业的发展类型多种多样，形成了极具地域民族特色的休闲方式，但是从经营项目内容上看，层次较低略显单一，开发的单调与丰富的资源不够协调。随着度假休闲市场的逐渐走热，“农家乐”吃喝模式因缺失自然淳朴之余的品质生活，且项目内容不够新颖，休闲设施不够完善，服务水平不够到位等问题，缺少长久持续的消费吸引力。

（2）营销方式落后，创新意识不足。目前农贸市集及农超对接的贸易形式是昌吉州生态农庄农产品销售的主要方式，尽管近年来新疆一直注重农产品的网络化建设，完善信息技术手段，但由于乡村地区农产品物流起步相对较晚，很多与之相适应的道路、设备、通信等基础设施未能及时改善，导致跟不上发展的步伐。

（3）管理效能滞后，人性化服务水平不足。目前很多生态农庄都面临资金有限、缺乏先进管理经验、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人员没有健康意识、服务意识；厨师缺乏技能培训、健康指导；服务组织相对分散，相关人员职责不明确；更没有完善的流程安排、通讯设施、安全急救保障、基本接待设施、配套基础设施等一系列问题。

2.1.3 机会分析

（1）经济环境优越，政府政策支持。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出台后，政府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15年一号文件也再次提到了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努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

（2）市场需求多元，旅游休闲消费升级。结合国家积极倡导的新农村建设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的环境氛围下，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迎来了全面转型升级的绝佳机遇。因为要满足各个年龄段消费群体的不同需求，乡村旅游休闲产品也从最初的单一形态，逐步向多元化、创新化、综合化的方向升级。

（3）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视，有机食品成为市场新宠。由于受到科技发展和传统观念的固化，生态农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并未得到大范围普遍认可。但随着人居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营养价值的降低、自然环境污染的加剧，简单的温饱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用传统自然的方式种植与加工食物的重要价值，认识到自然食品的可贵，有机食品自然成为市场的新宠[7]。

（4）“互联网+生态农业”迎来发展机遇。随着信息技术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消费环境和消费水平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互联网时代，用户需求变化快，对于新时代新农民而言，抓住互联网发展智慧农业、定制营销、农业电商，将是生态农业发展的一次重要机遇。

2.1.4 威胁分析 （1）产品同质化严重，游客需求多元化难以满足。随着人们眼界视野的拓宽，消费者旅游渐趋成熟和挑剔，简单的模式和内容已经不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很多生态农庄目前都面临着特色创新不足、低价竞争严重、产品更新较慢、品牌观念淡薄的现象，同类型产品的趋同性已经成为其发展瓶颈，发展到后期必将导致严重的同质化竞争，陷入“微利”的困境。

（2）周边地区生态农庄崛起。随着郊区旅游度假的火热，同类型生态农庄也大范围崛起，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目前昌吉州很多生态农庄发展都是小规模分散竞争状态，相似产品过多，所以需要准确把握自身定位、创新特色优势、强化服务水平，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同时发挥群聚效应，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3）季节因素对生态农庄经营的冲击。季节因素对农业生产影响非常大，昌吉州气候特点是冬季时间长、降水少、昼夜温差大，这些都是生态农庄经营者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而且，还需要针对季节变化对消费者的休闲方式作出适当调整，尤其是对于寒冷漫长的冬季，如何找到应对措施、推出特色项目、摆脱萧条冷清的局面，是很多农庄主需要亟待解决和考虑的难题。

（4）生产效益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一些农庄主为了短期的效益，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很容易对生态农业的资源造成破坏性影响。这些都不利于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传承。只有认清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才能做到长久可持续的发展。

2.2 昌吉州生态农庄发展的SWOT-AHP分析

2.2.1 构建层次分析模型 以昌吉州生态农庄发展战略为目标层，以优势、劣势、机会、威胁为准则层，以SWOT定性分析的各因素为指标层，建立昌吉州生态农庄发展战略层次分析模型（表1）。

2.2.2 指标权重 确定采用AHP计算昌吉州生态农庄发展战略层次分析模型的指标权重。通过构造判断矩阵，对20位专家的打分问卷进行权重计算，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最终得出昌吉州生态农庄发展战略指标权重集w、优势组指标权重集w1、劣势组指标权重集w2、机会组指标权重集w3、威胁组指标权重集w4：

w=[S，W，O，T]=[0.125，0.067，0.479，0.330]

w1=[S1，S2，S3]=[0.130，0.404，0.466]

w2=[W1，W2，W3]=[0.157，0.614，0.229]

w3=[O1，O2，O3，O4]=[0.062，0.218，0.418，0.302]

w4=[T1，T2，T3，T4]=[0.319，0.090，0.208，0.384]

2.3 昌吉州生态农庄发展战略选择

2.3.1 内部环境IFE 矩阵分析在分析昌吉州生态农庄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基础上，利用内部因素评价矩阵――IFE矩阵（Internal Factor Evaluation Matrix），对昌吉州生态农庄发展中的内部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表2），以便在分析时存优去劣，制定更好的发展策略。由于优势各要素的总得分为0.306，劣势的各要素的总得分为-0.161，两者之代数和为0.146，表明内部优势大于内部劣势。

2.3.2 外部环境EFE 矩阵分析利用外部因素评价矩阵――EFE（External Factor Evaluation Matrix），对昌吉州生态农庄发展中的外部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表3），以便把握外环境机遇和存在的威胁。由于机会的各要素总得分为1.203，威胁的各要素总得分为-0.804，两者之代数和为0.399，说明机遇对昌吉州生态农庄发展的影响大于威胁因素对其的影响。

通过AHP-SWOT分析方法，得出昌吉州生态农庄发展的内部因素综合评价值为0.146，外部因素的综合评价值为0.399，并得出综合评价值（0.146，0.339），在坐标轴上位于第一象限（图1），对应的发展战略选择为SO开拓型战略，即昌吉州生态农庄发展主要应结合自身优势，把握外部机遇协调稳步增长。

3 对策与建议

根据战略选择分析，昌吉州生态农庄结合优势与机遇提出如下建议。

（1）发展农业核心产业。把握昌吉州特殊农业资源优势，积极发展特色种养业，因地制宜进行绿色农产品的生产，使有机农产品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不断推出符合新疆本土特色的新、特、优农产品。

（2）规范产品种植标准。在农业生产中，不能施用农药、化肥、除草剂，要把控肥料的适量施用，养分补充方式可选择农林间作、动物粪肥、固氮作物与绿肥等，以保证生产绿色有机农产品。

（3）完善配套设施建设。生态农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系统的规划、水电环卫工程的建设、配套附属设施的完善、景观绿化美化的设计。

（4）融入民俗文化特色。昌吉州有着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绿洲农业文化、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等，开发上要充分融入当地的人文特色和民俗工艺。

（5）创新休闲体验项目。在创意休闲体验项目的开发中，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村落中的乡土资源，如农田、家禽以及生活生产工具、场景等特色资源，策划丰富有趣的乡村活动。

（6）提高综合服务水平。综合服务区主要负责游客的基本接待及食宿需求。可为消费者提供综合化、多样化和全程化的服务来增加满意度，为农庄消费者提供信息全面、服务到位及实用便捷的消费环境。

（7）运用多种思维营销。农庄经营者可以结合互联网众筹平台、网站平台和APP平台，采用线上了解线下体验的O2O营销方式。还可根据消费者需求个性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营销方案，以适应体验经济时代人们旅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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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11）

据2014年最新数据统计，山西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33.1亿公斤。其中，小杂粮产业和雁门关生态畜牧业成为山有的两大王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农业发展中所存在的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模式已势在必行。

一、山西生态经济类型划分

山西十一个市在生态农业特点方面既有一定的共性，同时又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了便于统筹帷幄，因地制宜，综合发展，本文利用SPSS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模型对山西十一个市进行归类划分，并以此构建各地区可持续发展模式。

（一）对各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1. 指标选取

参照山西现状，遵循生态农业发展原则，按照区域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四大因素提取各级指标。具体如下：

2. SPSS分析

把原始数据输入，进行SPSS软件分析，得出主成分分析结果，筛选出最能反映山西生态农业的指标，

通过计算主成分荷载： ，得出如下相关系数表：

由图表分析得出，前四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已达85%以上，因此选择前四个指标作为新的综合因子系。主成分1，与人口密度、农民人均纯收入有很大的正相关，是一个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独立因子；以此类推，主成分2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因子；主成分3是一个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因子；主成分4是一个衡量生态环境发展的因子。

（二）对各项指标进行聚类分析（HCA）

基于以上得出的主成分因子，采用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即划分11个样本并将其分类。得出如图1的聚类树状图。

二、各生态农业区发展模式构建

（一）以大同市、朔州市为主的雁北地区农业发展模式构建――“农-林-牧”型

针对雁北地区的生态特点及比较优势，发展以农业为基础，畜牧业为主导，林业为防护、农畜产品加工为商品而经营的大农业生态结构。（1）农林牧复合系统建设推广秸杆过腹还田和其它蓄粪及微生物菌肥，利用生物措施和天然植物农药防治病虫害，实现农业的绿色生产。（2）大面积推广柠条种植技术。柠条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抗逆性，具有防风固沙的作用。（3）通过人工饲养、繁殖牲畜，将牧草和饲料等植物能转变为动物能，以取得肉、蛋、奶、羊毛、山羊绒、皮张、蚕丝和药材等畜产品，培养专业养殖户，引进高新技术养殖设备，建立中小型农场，形成具有山西特色的现代畜牧业。

（二）以忻州市、吕梁市为主的两山地区农业发展模式构建――“农-林-果-药材”型

鉴于黄土丘陵区地势及水土流失严重的特点，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标准，统筹安排。（1）山西杂粮在全国乃至世界都享有极高的美誉度，需求量呈逐年增大的趋势，其中，要重点建设以沁县、汾阳为代表的太行、吕梁山区优质小米基地，以左云、岚县、娄烦、五寨、岢岚为代表的晋西北优质马铃薯、莜麦、玉米、甜菜、杂豆基地。（2）借用户包小流域治理的经验，培育集约型种粮专业户生态专业户，可以是小流域治理承包者，也可以是庭院型生态经济的养殖专业户，创造“山地园艺型”等流域治理新模式。（3）吕梁山形成以柳林红枣、汾阳核桃为主的干果经济林，重点打造特色坚果生产，树立自身品牌效应。（4）太行山一带还是中草药的重要产区，可以建立党参、阿胶等生产基地。

（三）以太原市为中心的晋中城市郊区农业发展模式构建――“蔬菜-能源-休闲观光型”

鉴于该区域靠近省会城市，可考虑：（1）大力发展精菜和稀特蔬菜生产。采用大棚种植，建立种植专业合作社，培养专业生产户，学习高新科技进行无土栽培等技术，造好城市的菜篮子。（2）要大力推广生物有机肥制作技术。利用禽畜粪便、秸杆、农作物副产品及杂草等加工的肥料，加强农村太阳能和秸杆气化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3）借助晋中地区旅游业发达的特点，建立特色板枣养殖基地、特色汾酒基地，特色陈醋基地等，开辟县市旅游路线，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开发农产品市场，增加农民收入。

（四）以运城市、临汾市为主的晋南地区农业发展模式构建――“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型

借鉴日本生态农业OVOP模式，创新发展“一县一业”发展模式，采购优质种植资源，引进种养及栽培技术，打造山西特色品牌，分配到各县、村，一村一品牌，一县一产业：（1）发展沁州黄小米、水稻、燕麦等高附加值杂粮。（2）建设运城棉麦基地，发展临猗、万荣、平陆等地的苹果经济林。（3）打造画眉驴肉、吉县苹果成为国际品牌。（4）推出特色农产品，如曲沃烟叶，万荣柿饼，平陆百合，临沂玉瓜等。（5）创新水稻良种推广模式，使企业、研究院、农民形成合力，推进我省种植业自主发展。这一发展模式已在海南省得到践行，并利用该模式发展起“澄迈福牛”、“昌江玉兔”、“桥沙地瓜”等优势品牌，起到了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