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史大全11篇

语文教育史篇（1）

一、教化本体 教化本体是指语文教育以教化为立足点，语文教育的存在以教化为基石。教化本体表明语文教育是建立在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之上。古代最为典型。《学记》中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在语文教育尚未独立设科的古代，教育包括文史哲的教育。有人说，一部中国教育史，就是一部中国语文教育史。“化民成俗”成为语文教育的基础和首要目的。古代儒家一贯主张：“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明人伦”就是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但“明人伦”仅是教化的一个方面。中国古代，教化的内容是很广泛的，主要有“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安贫乐道思想，除暴安良思想，不畏、见义勇为思想，学无止境、精益求精思想，精兵简政、为政清廉思想，自强不息、人定胜天的思想，等等。”①为了实现教化的目标，中国古人将儒家经典著作选为教材。“四书”、“五经”是官方所定的蒙学之后的主要课本。《大学》是十分典型的一套自成体系的道德教育教材。全书提出了一个总纲“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明德”讲修身，“亲民”讲爱民，“至善”则指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是讲提高自身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属于治人的范围，涉及到道德的各个方面。《诗经》本是一部诗歌总集。虽然孔子说过“不学诗，无以言”的话，意思是要学会说话，就要学“诗”。然而，他仍然主要将它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课本。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诗”有七大作用：一是感发兴趣，二是考见得失，三是团结和睦，四是怨而不怒，五是孝敬父母，六是效忠君王，七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七大作用中，没有一条真正涉及语言文字教育，除第七条外，都是有关伦理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诗经》是进行全面教化的生动教材。即便是在近代初期，中国人仍然认为：“中小学堂注重读经以存圣教”，“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者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②将读经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了能否立国的高度，教化本体深入人心。教化本体思想还体现在教与学的方法上。古代中国人很讲究“化”，怎样化？所谓春风风人，夏雨雨人，是“化”的方法，就是在和风细雨中潜移默化。“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要象春风那样亲切、温柔，象夏雨那样滋润心田，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感染，受到教育：将教化的内容“化”入内心，“化”进脑髓。从学的方面说，就是要得意忘言。言是获意的手段，获意后，言则可忘。在这里，“意”指思想内容，是语文教育的最终目标。这一点，柳宗元的论述较为典型。他将语文教育的目的定为“文以明道”。指出：“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已耳。”③很明显，道在文之上，学文的目的在于“明道，在于接受思想教育。“辞”只是“道”的载体，自然，“明道”之后，可以弃“辞”。根本不是学习运用语言文字，更象是在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中国历史上语文教育的教化本体，是由中国社会的泛道德主义决定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伦理道德渗透于社会的一切方面，任何个人的言论或行为都严格地受道德价值的制约与牵制。整个社会，非常重视伦理道德，强调以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或行为的好坏；而且，那一套伦理价值观念深入人心，能为一般社会成员普遍接受。伦理价值观的君临一切，独占鳌头，统治者自然就十分重视在学校教育中，特别是语文教育中强调渗透伦理道德思想教育，这是语言的特点决定的。因为，“文”总是要载“道”的，故而，“教化”成了代“文”弃“辞”的本体。

二、智能本体 智能本体是指以培养语文能力、开发大脑智力为根本进行的语文教育。近代中国，国门大开，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有感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认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纷纷写文章作演说出书报，呼吁开发民众智力，教育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于是，“语文”独立设科，开辟了我国语文教育的新时代。独立设科后的语文教育，开初，虽然还在一定程度上将“诗书教化”作为追求的主要目标，但社会的发展对人的才智的要求愈益迫切，渐渐地，以“教化”为主旨的语文教育，让位于以智能为本体的语言文字教育。1912年，《教育部颁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对语文教育在智能上提出了要求：“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将“智”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且位居“德”之前。这是在教化本体上的一个革命性的飞跃，表明人们对语文教育的认识在不断加深，意味着语文教育以教化为本体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1923年，由叶圣陶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在突出智能这一点上旗帜更鲜明。规定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①使学生自由发表思想；②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③使学生能作文法通顺的文字；④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简单地说，就是会说，会读，会写，有兴趣。很明显，语文能力的培养已经占据了语文教育的主导地位。建国后，强调进行“双基”教学”。1952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中提出中学的教育目标之一是使学生获得“现代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双基”理论的提出，在语文教育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广大语文教师以给学生扎实的语文基础知识和熟练的运用语言文字的技能为主要目的，提高了教学的效率。随着时代的发展，“智力开发”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大课题。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知识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学校掌握的知识，形成的技能，能够终身管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反映在语文教育上，就是教学改革风起云涌，有教材的改革，有教法的改革，在全国形成了许多流派。如魏书生的自学能力培养，刘月出月出的作文三级训练体系，陆继木春的双分体系等。这些改革，都紧紧围绕培养能力，开发智力这一核心。改革者们以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一改传统的

以“灌”为主的方式方法，代之以“导”，以“练”，以学生智能的开发与培养为宗旨，将语文教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智能本体，还体现在建国后颁布的几个教学大纲中。1956年的《初级中学汉语文教学大纲》提出：“教给学生有关汉语的基本的科学知识，提高学生理解汉语和运用汉语的能力。”还提出了一些思想教育的要求。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提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1978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明确指出：“中学语文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导学生学习课文和必要的语文知识，进行严格的读写训练，使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1980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把教学目的规定为：“中学语文教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教学生学好课文和必要的语文基础知识，进行严格的语文基本训练，使学生热爱祖国语言，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听说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1992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教学大纲（试用）》将教学目的表述为：“在小学语文教学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基本的阅读、写作、听话、说话的能力，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五个大纲，都有一条“能力”红线贯穿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1992年的大纲和1996年大纲，单独提出了智力开发问题。不仅如此，在语文教育的内容上、方法上，近代以来，都以突出智能培养为主要特征，限于篇幅，此不论及。三、人文本体人文本体是将语文教育定位于人之上，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为根本支点。智能本体是对教化本体的一个突破，使语文教育凸现出它本身的特点。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这是第一次真正以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变革，为充分发现语文在其它学科乃至在社会生活中的工具性作用，奠定了基础，使语文教育象语文教育。然而，智能本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它至少有两点不足：第一，只关注语文作为外在工具的一面，忽视了蕴含于其中的人的因素，使语文教学实践变成了象使用锄头、镰刀那样的纯技术的实践，语文课堂成了木工师傅教徒弟使用锯子、刨子之类的状况，冷面无情，只见技巧不见人；第二它无视人的丰富的个性，视学生为接受知识的容器，有待开动的机器。课堂上，我讲，你听；我导，你练；我考，你背。使本来应该丰富生动的课堂，变得单调无味。有鉴于此，语文教育界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重新给语文教育定位。其一，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足以证明，从本世纪初的“国文教授法”到80年代的“语文教育学”，其间经历了由“教授法”发展为“教学法”和“教材教法”的阶段。80年间，人们愈益深刻地认识到，教学法或教材教法，思路单一，只研究如何教，忽视了如何学，如何育。只重教，忽视学，不见育，只是语文教育的半壁江山，难以满足语文教育全面育人的需求，也发挥不了语文教育全面育人的功能。因而，“语文教育学”应运而生，它更加重视人在智能、道德、情感等多方面发展的需求，全面开掘语文教育的育人功能，“人”的地位日益显露。其二，陈仲梁在1996年第9期《语文学习》上撰文《期待：语文教育的第三次转变》，认为从本世纪初开始，语文教育出现过两次转变。本世纪初，从文字型教育转变为文字———语言型教育；近十年来，又出现了第二次转变，从文字———语言型教育转变为语言———思维型教育。并指出：语文教育将出现第三次转变：语言———人的发展。明确地将未来语文教育定位于人之上。其三，新编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第一次提出了‘发展个性和特长’的教学目的。”④其实，在教育理论界，早已有人提出将教育的支点定在人之上的看法。斯普朗格认为人的本体结构的生成、定向、定格，关键是教育，“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是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⑤语文教育，作为整个学校教育大厦的一个主体部分，理所当然，将自身固定于人的个性、人的理智、人的道德、人的情感之上，应当是很自然的，很必然的。

教化本体———智能本体———人文本体的演变，显示出语文教育本体的演变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每一次演变都是一次飞跃，一次提升。智能本体，虽然吸收了教化本体重视化的合理因素，但摒弃了唯教化思想，吸收了在蒙学阶段重视读写训练的经验，从时代的要求出发，使语文教育在能力训练、智力开发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人文本体又是一次质的变革，它力图避免智能本体的片面性，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和谐主动发展。

注释：1 张隆华：《中国语文教育史纲》第20—21页，湖南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2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9页，人教社1961年版。3《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4《关于高中新大纲和新教材》。《中学语文教学》1996年第9期，5 冯增俊：《教育人类学》第8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语文教育史篇（2）

对于中国教育史研究来说，重要危机之一可能是：我们将求何种真？又如何求其真？大家知道，教育史既是社会科学，也是人文学科。从总体上看，中国教育史学科在体现其社会科学特质方面还比较充分，体现人文学科特质方面则相对不足。教育思想史研究中“目的—规律（原则）—方法”之流行话语，即是其重要表现。在我看来，人文学科的根本特质在于其关注并呈现人类的发展状态、生存困境和历史命运。为此，它不能不把“入境”（研究者在尊重、同情、体贴和理解中切入历史情境）、“构境”（重构或建构历史的语境、境域或态势）和“引人入境”（引领学之、读之者进入历史情境）当作自己的探究和表达方式。“引人入境”本身，就是其人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在此，我仅以对于孔子之“学”的诠释为例说明之。

《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开篇；孔子在自述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事业；《论语·为政》那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述，被清儒李二曲视为“夫子一生年谱”，李氏还相当恰切地评述道：“自叙为学次第，绝口不及官阀履历事业删述，可见圣人一生所重惟在于学，所学惟在于心”；孔子自己还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不难看出，在孔子的精神世界中，“学”为他所特别看重、奉持终生。这个“学”到底指什么？今人的教育史著述，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孔子所说的“学”纳入我们的教学认识论框架中，不假思索地把它理解为与“教”相对应的“学”，即以知识、技能的授受为基础，以能力和品德的养成为目的的对象化、工具性活动，并据之总结出诸如“学、思结合”（有的还扩大为“学、思、行结合”）“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好知乐学”“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之类的教和学的原则、方法。很明显，这是基于“工具—技术”视野的中国现代学术思维，在教育史研究领域的自然引申。这种理解，我们不妨称之为“学事”说。

可是，古人并未做这样简单化的处理。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把孔子的“学而不厌”表述为“学道不厌”。在“道学”盛行的宋明时代，“学道”更成为理学家们对孔子之“学”的普遍诠解；与之相通的，尚有“儒者之学”（与“词章之学”“训诂之学”等相对）或“学为人”等。此类诠解，我们不妨以“学道”说概之。

今儒张祥龙对上述诸说皆有所不满，认为它们的共同问题是让孔子的“学”完全受制于“所学”，总遗漏了孔子讲“学”本身所蕴含的那样一种更纯粹活泼的意思。他自己的看法是：“‘学’是这样一种活动，它使人超出一切现成者而进入一个机变、动人和充满乐感的世界。”此说不妨称之为“明心”说，富有启发性，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不过，认孔子的“学”为“明心”的活动，难免有“以心求心”之讥。它会与人错觉：孔子似乎在倡导一种无对象、无内容的空洞之学。其实，“学”有无对象或心理指向与是否把所学对象化，完全是两回事。对于孔子具有根本意义的“学”，是有其心理指向的，它是每个学习者的日常生活本身：贯穿于生活的各种场景，囊括了人生的各个阶段。如果超越“规律—原则—方法”这一技术化视野，在同情与体贴中切近之，我们将会发现：对于孔子来说具有根本意义的“学”，并非服于任何外在目的、对象化、工具性的知识活动，而是一个人不断自我超越的生命和生活历程，其间充满了精神张力和乐感韵律。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子学境中精神张力的集中体现。其中，“志于道”让“据于德”向未来、向可能性敞开，故能“据”而不“拘”；“据于德”让“志于道”承续既往、立足当下，故能“志”而不“虚”。“依止于仁”不是把仁作为一个孤悬的对象去捕捉，它需要人投入、烦忙于日常生活，尤其是那些满足生活所需之基本艺能的习得与运用之中，故要“游心于艺”，让仁心激活于艺境；“游心于艺”，不只是获得生活的技能和情趣，它同时要通向生命的意义之源，故须是“依止于仁”。一“依”一“游”，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一“仁”一“艺”，内外相须、德艺相涵。

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则集中呈现了学境中的乐感韵律。孔子此语若与其言乐之语——“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合而观之，其乐感韵律将更加清晰可感：始作之翕如，相当于兴起之境，恰如一只雄鹰锁定目标，全神贯注，敛翅欲飞；纵之，相当于行立之境，如同雄鹰展翅凌空，紧随目标，顺应地势，时疾时徐，纵横驰骋；成之境，如同猎物在手，雄鹰神定气闲，细细品味之状，也便是孔子闻《韶》后“三月之知肉味”之情状。

对于孔子来说，“学”与“不学”的根本区别，关键在于能否进入这一充满张力和乐感之境；而“教”，不过是通过在境中言并引人入境，有效介入学者的精神世界，让学者进入居间引发、欲罢不能的“入境”状态。“入境”意味着进入时间（历史的时间而非物理的时间），感受并顺应“生命—生活”的节拍，在自我兴发中不断超越既成状态。这其实也是“学习”和“教育”的本义。细品《论语》，读者则会发现，整部《论语》呈现的多为境中之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段言说首先要传达的并非某种硬性道理，而是一个进入学境之人的切身感受，是其情绪和情感状态的从容呈现；三个“？”是用自己的切身感受，去叩动倾听者的心扉，并对倾听者的积极回应充满了热切期待。“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吾叩其两端而竭焉。”这个“叩”字乃神来之笔：不轻不重、不快不慢，静候回音……其实，教育思想史研究作为今人与古人的思想对话，亦当如此：在轻轻叩动中唤醒历史文本，让古人发出声响，面带微笑向我们款款走来。这样做，是否比“大卸八块”式的技术操作来得更有意韵？

当然，“入境”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它首先需要我们具有感受中华语言文字神韵之基本功。有人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其实语言也是学术之家。中华学术需要我们诗意地驻足于中华语言之家中。

提问：您提到的“入境”，与周洪宇教授的“教育活动史”研究有何联系？

于述胜：若不过于拘泥，在切近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从事教育史研究，也与“教育活动史”的研究视野相契合。我不妨从两个方面加以阐释。

语文教育史篇（3）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196-01

在语文教育界不断呼吁改革创新的今天，对历史上优秀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仍然十分必要。回过头去审视语文教育历史，择其精华为今所用，必定会对语文教育未来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总观2009――2010年硕博论文，在语文教育史领域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研究

在我国的语文教育史上，朱自清、夏D尊、陶行知等人的名字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肩负文学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以振兴国文教育为己任，扎实的进行语文教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颇丰。

尹艳瑚在《试论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中，对朱自清著作、文章中的语文教育观点进行整理和分析，从“教育哲学”和“语文教学”两方面，揭示了朱自清语文教育实践对我们的启示，即语文教育要以学生的“和谐发展”为终极目标，魅力是语文教师最重要的影响力。

黄贺在《夏D尊语感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一文中，阐释了夏D尊的语感论。“在语感敏锐的人的心里・・・・・・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焕然的造化之工、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情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寥等等说不尽的诗味吧。”本文不仅是对夏D尊先生的“语感”及在语文教学中运用的经验进行梳理，也与当代语感论学者的语感及语感教学相比较，颇具有现实意义。

李怀源的《叶圣陶“读整本书”思想研究》对叶圣陶“读整本书”思想进行了研究。“读整本书”思想作为语文课程建设的构想，在语文教育领域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小学阶段尝试“读整本书”是对叶圣陶“读整本书”思想的实践探索。

程洁《陶行知关于乡村学校课程教学法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中尝试从陶行知的乡村学校课程教学法的角度，针对当前农村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来探讨他的“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从做中学――行是知之始”、“有教先学――以教人者教己”、“有学有教――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的教学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来源，以及在当前农村教育改革中的现实意义等。

二、不同历史时期教育观念的研究

除了对个别教育家的思想的回顾，有的学者着眼于大的时代背景，对某一时代的语文教育观念和潮流进行研究。

葛雨菲在《浅论东晋时期的人格教育》中，对《世说新语》中有关东晋时期人格教育的记载进行梳理，将东晋时期人格教育与当代人格教育进行纵向的比较，探讨当今语文教育中人格培养出现的问题，希望能有所借鉴意义。

吴黎《宋代三次宰相兴学及其现代启示》中，研究了宋代三次兴学的社会背景、具体内容及其结果。总结其对后世教育影响和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税锐华《清末民初语文教育研究》中，其主要内容包括传统语文教育、晚清“变局”下的语文教育、国语科的诞生和经学教育的淡出。并在结语部分提出语文教育天然受制于时代和政治及如何对待经学教育传统的观点。

正如作者结尾所写到的，尽管贯穿于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教育传统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不假辨别地将其同封建时代一起抛弃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尤其当下，语文教育处于新一轮改革时期，总结和借鉴本国固有的语文教育经验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切忌完全照搬传统，否则就会陷入倒退。

三、语文教育专题的研究

作文命题方面，刘光成《百年中学作文命题研究》时间跨度长，梳理了百年中学作文命题的沿革与发展历程，并对未来发展作出构想。历史资料考证严谨，论述全面系统。而郑研科《近十年高考作文命题之人文价值探究》以人文价值为切入点，通过对1999年至2009年间出现的全国各地高考作文的梳理，揭示了高考作文命题改革发展的轨迹，力求对中学作文教学有一定的启示。

四、小结

我国的语文教育自1904年独立设科以来，历经百年历史。许多优秀的教育思想历久弥新，至今仍闪耀着夺目的光辉。以上的语文教育教学思想涵盖了教师素质、语感教育、阅读教学、作文教学、农村教育、人格教育等多个方面，为今天的课程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的探究与学习。

参考文献：

语文教育史篇（4）

一是隔断历史。一讲到语文，只认定独立设科以来的百年历史，百年前的全是糟粕，不屑一顾，甚而认为不是语文，没有语文。平心而论，我们的现代语文，除了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政治运动对语文学科的目的任务干扰乃至冲击外，中小学语文的理念与做法，基本上沿用独立设科以来的指导思想，从大纲制定，教材编写，练习设计，到考试评价，尽管有种种调整与变动，但航向并无质的变化。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颁布癸卯学制，我国语文课程独立设科自此开始。当时新学堂的学制、课程以至教材，大都从东西方先进国家引进，但语言文字独立设科，须我们自己探索建设，因而中国文学一科应运而生。《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但取理明词达而止……”又明确：“中小学堂于中国文辞，止贵明通。”显然，这个学科的目的任务是把握文辞的训练，达到实用的目的。关键词两个，一训练，二实用。在当时向西方科学顶礼膜拜的环境中，许多学科尤其理科，由国外直接引进，中国语文当然不可能直接引进，但重视“现代性诉求”，受西方技术至上的思想影响，完全不足为怪。比如叶圣陶年青时曾明确地说，“一般人以为国文教学只需继承从前的传统好了，无须乎另起炉灶，这种认识极不正确，从此出发，就一切都错。”在《国文教学》中又说：“国文教学固然要重视精神训练，但尤其要重视技术训练，即重视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训练”“……把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要的”。语文教学为寻求一条提高质量的途径，几十年来，一直在语文知识结构、语文能力训练方面作系列化、序列化、科学化、线性化的不懈探索，然而，效果不理想。1978年3月16日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对语文教育的责难就是明证。

语言文字具有实用功能，语文能力的提升须经过一定程度的训练，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不能把它推到极端，成为语文教育的全部。把技术至上推到极致的是标准化试题引入高考与应试教育的全覆盖。那些公开课、示范课、研究课等，因改革需要，或媒体需要，不过是点缀、表演，语文教学的常态是课内课外知识点操练，考试点操练。因考而教，分数至上，已形成教师的习惯性思维，形成教师的有意教学行为与无意教学行为。这不能不说是悲哀。

语文为何物？语文教育究竟做什么？有识之士，有使命感的语文教师，不断在叩问，不断在寻觅，面对强大的应试潮流，面对理性工具的强大气流，步履维艰。

发展是不能割断历史的，那是血肉相连的命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更是如此。中国古代语文尽管未独立设科，尽管是文史哲不分家，但其中对语言文字的学习与掌握还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割不断，甩不掉的。了n其中的利弊得失，有益于今天走好健康发展的路。可惜的是相当数量从事语文教育的人对古代语文教育不了解，不研究，不知觉，影响对问题系统的全面的思考。这块短板确实应该补上。

二是误解曲解，割裂剥离。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回溯古代语文教育历史，参照与借鉴东西方语言文字教育的理念与做法，从本国语文学科实际出发，形成了语文课程设置的一些新思考新做法。新课程标准不可能十全十美，一定是在实践检验中不断调整，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然而，现实情况是在实施过程中磕磕绊绊，七折八扣。为考而教，为分而战，当然不必述说，就是在理解上也大相径庭。角度不同，衡量的标尺各异，在实践中呈现的就乱人耳目。尽管做法纷呈，但误解内涵、割裂剥离是常见形态。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意识、思想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早在19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人类独有的，是只有人类才拥有的工具。这一工具和其装载的思想、文化不可分割。语言符号因意义而存在，离开意义，符号就不成其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世界人文科学的一次最大的革新就是语言科学的突破。语文不再是单纯的符号系统，它有丰富的文化心理特征。而汉语言文字更是有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既有工具性，又有人文性。二者是一个统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这个工具；舍弃人文，就无法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本质特征。

道理本清楚明白，但教学实践只教语言文字，讲求实用有之；脱离文本，架空讲文本内容，还美其名曰强调人文有之。究其原因，均在“割裂”“剥离”上下了功夫。黑格尔曾经以洋葱头比喻文化，他说，剥掉一层皮，就是剥掉一层肉，所有的皮剥掉了，肉也就没有了。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何尝不是如此？语言文字的“体”和人文的“魂”要融为一体，魂要附体，体中要有魄，硬剥离开来，语言文字成为僵死的符号，魂也无处安息。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学科育人核心素养越来越明确，只是“训练”与“实用”大概远不能适应要求。至于脱离语言文字，空讲内容，无限拓展、延伸，不是对人文的误解，就是故作高深，哪还是什么语文课？教学是老老实实的事，尊重文本、尊重学生是底线，来不得半点虚浮与甩卖。被市场经济裹挟，用营销的手段推波，是万万行不得的。

学术是有尊严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不可能像高等教育专业课程学术要求高大上，但它毕竟是学科，是课程，有发展脉络，有理论支持，同样也是有尊严的，不可只凭主观臆断。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任何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绝不掉以轻心。语文能力、语文素养是人生存、发展的基础，跟随人的一辈子，它的高低优劣对人的成长成才至关重要。学好语文，是学生的权利；教好语文，是教师的责任和义务。为此，教师须弄清楚中国语文是什么，它担负着怎样的使命，它的源头在哪里，主流支流是什么，哪些经验可传承，哪些陈腐的负面的糟粕要丢弃，发展的走势如何，独立设科前后为何衔接、融通而非此消彼长，彼消此长，二元对立……凡此种种，《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均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博采众家研究之长，提炼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以飨广大语文教师。

语文教育史篇（5）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均对语文课程的性质作了明确的界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本着语文课程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点，我们最终要将语文教学的终点推向何方？即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作为一个语文教师，如果你不曾深思过这一问题，那么你的教学过程也只能是一叶浮萍，无根也就无归属感。为了让我们的语文教学这艘航船最终有停靠的港湾，语文教师必须明确语文教学的目的。

纵观中国语文教育史，或许我们能从前辈的摸索探究中得到启发。中国历来是一个崇文重教的国家，语文教育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大致可以把中国语文的教育史分成两大块：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和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是中国语文教育的初级阶段，它可以宏观地分为七个时间段：远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六朝、隋唐、宋元以及明清。

远古至西周是语文教育的酝酿与萌芽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原始的文字，所谓的“仓颉造字说”。文字的产生必然会促进教育的诞生，但最初的教育也只不过是家庭式的。随着学校的出现，于是教育也就变得规范化了。语文教学也就此有了专门的教授场所。那一时期的学校教学内容主要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看似和语文教育的关系不大，但其中的书、礼、应该是语文教育的雏形。书即书写，礼指道德和礼仪规范。看来中国教育的早期就已经很重视人文教育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私学兴盛，出现了许多教育大家，如孔、孟、荀、墨等。孔子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把人培养成“贤人”和“君子”。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思想虽不统一但较为活跃，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教育思想著作《学记》。书中系统的阐发了教育的作用和任务，教育、教学的制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同学关系等。这一时期对整个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秦汉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教育也空前发达。秦相李斯提出了“书同文”，也就是将各地的文字统一为小篆，这对语文教育的发展贡献很大，加强了各民族思想与文化的交流。然而这一时期的语文教学成了经学的附庸，重书面语轻口语。教学内容侧重于断句、正音、释词、作文。出现了中国第一部专用词典《尔雅》，语文的工具性逐渐体现。六朝时期国家分裂，然而教育并未荒废，相反各国为了立足一方，特别重视教育。梁太子萧统组织人员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选《昭明文选》。这一时期的语文教学已较为系统的分为书法教学、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读、写、说能力的培养。南朝时“普通话教学”粗具规模，北朝时“双语教学”粗具规模，这表明了语文教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曾经充当着民族融合剂的作用，这不就体现了今天新课标里所说的语文工具性的特点么？当时有一教育家颜推之则更有远见，他主张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应该是有关语文性质的最早认识。隋唐五代，中国历史上又一重要时期，科举制度应时而生，从此人才的选拔有了专门的途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教育的规范化、系统化、相对的公平化。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掀起了“古文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古文运动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就古文运动对语文教学的影响，即在于从过去的重形式，到摒弃外在的浮华转为重视内容的教授，讲究文风的淳朴，这使得语文教学更为的实在和实用。来到宋元，官学、私学、书院同时并存，语文教学有三读：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亦有义理。当时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加强与中原的联系，学习北朝采用双语教学。宋元时期较为有成就的语文教育家当然首推“程朱”。明清科举制度达到高峰，八股文盛行。任何事物一旦发展到顶点也就意味着即将走下坡路，晚清科举制度的弊端频频出现，于是让有责任心的教育家不得不思考语文教育接下来的方向。新一轮语文教育改革开始。中国语文教育史走进现代。

谈到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从1904年的癸卯学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期，语文教育经历了一系列大事件，为了更为清楚地讲述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发展，下面列表说明：

一九零四　癸卯学制　文学立世

辛亥前后　书局悬帜　课本各自

一九二零　国语伊始　多元并峙

一九二二　杜孟影响　壬戌学制

一九二四　伟哉黎氏　著作问世

三零叶夏　学生杂志　课外尝试

国文百八　目标设置　侧重形式

国文月刊　群贤毕至　传授新知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宣告在中国推行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实施的较为完整的近代学制，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学制。章程规定“文学”脱离“经学”单独设科 ，这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是一个空白，它的方法规范、概念语言等全部借鉴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通常认为是由“文学创作”领域和“文学”学科领域两部分组成。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建构，除了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外，还需要“文学”学科制度上的支持。“文学”学科的建立宽泛了“文学”的外延，为充当知识生产途径的“文学教育”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具有学科意义的语文教育揭开了近代教育史上的序幕。癸卯学制中明确，中国文学承担着四项任务：一是阅读，全部读古文，但是对阅读的内容和篇数没有明确的规定。二是作文，先要求在阅读的同时，教学立意遣词的方法，并用俗话翻译文言，后学作记事文和说理文。三是习字，前习楷书，后习行书。四是练习官话，每周一次，以《圣谕广训》直解为标准。至此语文教学的目的渐趋明朗。

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通过了一个完整的新的学校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又称1912—1913年学制。壬子癸丑学制是民国的第一个学制，体现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是民国初期的中心学制，它基本上仍袭用日本式学制。学制中指出小学国文科的教学目的在于“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中学国文科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这一时期的文学教育在晚清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它调整了工具性指向，加重了文学性内涵，使工具性和人文性趋于平衡，为今后语言和文学的摇摆、偏向和分科教学作了铺垫。

1920年1月，教育部通令，将有关条文中的“国文”改为“国语”，诞生了言文一致的“国语”科，这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继“国文”单独设科以来的又一件具重大意义的事。

跳过几个时期，我们直接进入1923年。这一年公布了一系列国语科课程纲要，从小学到高中，非常完备(如《新学制小学国语科课程纲要》)。这些国语和国文课程纲要，是近代第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地阐述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目的任务、教材体系、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及分阶段教学要求等，初步形成了现代语文学科的纲领性文件，为规范20年代的语文教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成为以后中央制定和修正国语、国文课程标准的蓝本。

1929年《小学国语暂行课程标准》颁布。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语文教学目的。既明确了国语教学的性质，又把培养学生的听、说、写(作文)、书(写字)能力并列提出。这是自1904年癸卯学制过后，对语文教学目的的再一次明确，即培养学生的听、说、写、书能力。这为以后的语文教学目的的设定提供了依据。

1940年《修正初级(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是1929年后的第四次修订，与1936年的修正标准大体一致。但简化框架结构，在教材选用上，增加了文言文的比重，了解固有文化，以唤起民族意识与发扬民族精神，加入了政治因素。

历史长河滔滔流淌至今，几千年的文明所孕育的语文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是较为成熟的，但也面临着缺陷和改革的需要。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财富是丰厚的，同时他们也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思考：当今语文教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从中国语文教育的发展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我们的先辈教育家们都非常重视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点，虽然有所偏颇，曾经一度重视语文的工具性，对人文性的关注不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当今语文教学目的的设定，不能离开语文的这两个基本属性。

六朝时期，语文教学已较为系统的分为书法教学、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在癸卯学制中，指出“文学”(即“语文”)的任务是阅读、作文、习字、练习官话。1929年《小学国语暂行课程标准》把培养学生的听、说、写(作文)、书(写字)能力并列提出。1949年以后叶圣陶先生给“语文”明确下了定义：“语文”的本质涵义是语言，“语”是口头语，“文”是书面语，“语文”是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合称。“语文”就是通过听说读写等言语活动去养成听说读写的能力，以适应社会生活中的听说读写的需要。此时的语文教学目的已经十分具体和明确了。

语文教学的目的再把它具体化也就体现在语文课程目标上，语文课程目标是语文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决定着语文课程和教学的方向，指引和制约着语文课程内容的选择和教学过程的实施，同时也是检查和评价语文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目标的设计思路上确立了“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的基本框架：

“知识和能力”关注的是在语文教学中要培养现代公民所应具有的基本语文知识和能力，事实上，这也是一个人语文素养的核心要素。

“过程和方法”关注的是学习主体在言语实践过程中语感和文化积累、认知能力和学习策略的发展，以奠定其终身发展的基础。

“情感态度价值观”关注的是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高尚的人格情操和审美情趣的发展，并在这样的一种人文熏陶中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这同样也是语文课程目标的重要内容。

新课标的三维目标很明显是依据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点制定的，它也体现了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明确了语文教学的目的，我们就能在教学中有的放矢了。我们语文教师要实现这个目标，还一定要用心去作为。就让我们做那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语文教学的春之使者吧。

参考文献

1.《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新编》张中原、徐林祥 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第1次版。

2.《语文教育学引论》阎立钦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

语文教育史篇（6）

20世纪是一个充满反思与批判色彩的世纪，一个世纪以来，语文教育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来自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驳诘问难，其先后有文白之争、课程目标之争、读经之争、大众语之争、文道之争、语文标准化考试之争，等等。语文教育批评现象成为20世纪语文教育历史上一道鲜明而独特的风景线。对这种纷繁芜杂的语文教育批评现象，它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演变过程是怎样的?不同阶段的语文教育批评有什么样的特点?语文教育批评与语文教育改革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至今没有人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在此，本文首先对20世纪语文教育批评发展历史演变问题作一些初步研究。

一

要想探讨20世纪语文教育批评历史演变问题，首先应该对20世纪语文教育批评历史进行分期考察。从现有几部关于20世纪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的研究著作看，它们对于20世纪语文教育发展历史分期问题，往往采用社会分期法，即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基本依据进行分期。如《中国语文教育史纲》一书在阐述现代语文教育分期时就认为:“35年(1949—1985)来，我国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建没、‘文化大革命’、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建设与‘改造’、‘开放’等几个大的阶段。……从语文教育的角度来看，相应有这样几个时期:‘语文’统一期，汉语、文学分科期，‘语文’教育曲折发展期，‘语文’改革实验期。”[1]这种分期法显然是将语文教育纳入中国社会重大历史事件前后发生过程的历史阶段来考察的，它虽然比较方便研究，但并不一定能够如实地体现语文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特点。

从20世纪语文教育批评的历史发展来看，语文教育批评作为对语文教育问题的不满、议论、闲话、指责和批判等为存在形态的一种教育现象和社会现象，它带有语文教育批评者鲜明的主观情感色彩，更多时候是受到社会政治、文化与教育等因素变革的影响，特别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变化对语文教育批评的影响尤其显著。因此，对于20世纪语文教育批评发展历史的分期问题，我们更加注重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因素的变化对语文教育批评的发展所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来确立划分的标准依据，并且依照语文教育批评发展的内在逻辑初步确定其不同历史阶段。从对20世纪语文教育批评的史料分析情况看，参考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文化与教育的变革对语文教育批评的影响，以及语文教育批评自身发展的逻辑特点，我们可以把整个20世纪语文教育批评的发展历史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语文教育批评的萌芽奠基期、探索发展期、曲折迷失期和兴盛繁荣期。这四个时期的语文教育批评无论是批评的指导思想，还是批评的对象内容，乃至批评的作用效果都各有不同。这样的划分法与既有的现代语文教育史在历史分期问题上采用社会分期法是有所差异的。

二

事物的发展总是存在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20世纪的语文教育批评从产生以来，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受到社会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因素变革的影响，它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并且，不同时期的发展往往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表现出特定历史阶段语文教育批评的形态与特点。

首先是语文教育批评的萌芽奠基期(1904—1919年)。随着1904年癸卯学制及其学堂章程的颁布与实施，语文得以独立设科，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语文教育开始诞生了。在对语文教育问题的反思与批评过程中，现代语文教育批评也开始萌芽。从批评的指导思想上看，这一时期语文教育批评基本上以“实用理性”的思想为主导。这种“实用理性”的思想秉承清末以来的“经世致用”、“中体西用”、“体用一致”等思想中“用”的精神实质，带有非常强烈的功利色彩，“实用理性并不只是伦理实践，它也同思辨的思维模式形式对照，……也将有用性悬为真理的标准，认定真理在于其功用、效果。”[2]这种以是否“实用”、“有用”作为衡量与判断事物价值的思想观念，既反映了近代以来西学的传播已经逐渐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观念，表明国人在中西文化的鲜明对比中，开始接受西学崇真尚实的文化价值观。同时，这种思想观念与民国初期兴起的实用主义思潮也有着相似的本质与价值取向，它们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时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批评来看，由于清末以来新式学堂的教育重点是发展高等教育和小学阶段的教育，中学阶段的教育并没有得到重视，这点从清末的癸卯学制与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的结构就可以理解。因此，语文教育批评更多的是对小学阶段语文教育问题的批评。从史料情况来看，人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小学阶段的语文教科书、识字教学和作文教学三方面。在语文教科书批评上，主要批评其“粗糙庞杂”之弊病。黄守孚、陆费逵、梁启超、缪文功等人分别对这时期的语文教科书存在编制粗糙，内容庞杂，脱离实际等弊病进行批评。在识字教学批评上，主要是批评识字教学的“繁难低效”，刘师培、沈颐、钱玄同、范祥善、蔡元培等人从文言汉字书写困难，教学方法不当，教学效果差等方面对识字教学进行批评。在作文教学批评上，主要是批评其“空泛无实”的弊病，蒋维乔、钱基博、张显光、黄炎培、吴研蘅等人批评了作文教学不切合实用，方法不科学等问题。此外还有对小学语文读经问题的批评。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批评与语文教育改革密切联系，它促进了语文教育的改革，并初步奠定了现代语文教育批评的基础。

其次是语文教育批评的探索发展期(1920—1952年)。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科学与民主思想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主导性思想。人们在思考各种问题时，已经突破了“实用理性”的认识层面，逐渐确立起“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观和方法论。这正如当时的教育家王凤喈先生所说的:“新的教育必须以科学为指导，理论要有科学的依据和证明，实践要遵循科学的方法，结果要有科学的统计。”[3]表现在语文教育批评上，这一时期语文教育批评的指导思想已经发生变化，人们更加注重以“科学”与“民主”的眼光去审视语文教育的问题。同时，在对1922年新学制酝酿和讨论过程中，人们开始比较关注中学阶段的教育，特别是美国教育家孟禄对中国中学校教学方法的批评，更加激发人们重视研究中学阶段的教育问题。语文教育批评的重心也从小学阶段转移到中学阶段，其转折阶段的标志就是1920年发表了几篇比较有影响的批评文章:《对现在中学国文教授的批评及建议》(种因)、《中学的国文问题》(陈启天)、《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等。这些文章对中学语文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与批评，反映出语文教育批评重心发生了明显变化。从这一时期语文教育批评的史料分析来看，它们主要涉及中学阶段语文课程与教材、语文教学方法、作文教学、语文读经、语文教师等问题的批评。具体而言，人们批评语文课程与教材“杂糅繁难”，语文教学方法“陈旧教条”，作文教学“敷衍形式”，语文读经“古奥荒唐”，语文教师“参差散漫”等。对中学语文教育这些问题的批评，实质上就真正深入到语文教育问题最为核心之处。毕竟中学语文教育的问题历来是语文教育问题最为复杂，最为集中，最为繁难之所在，人们对于语文教育问题的批评，往往是针对中学阶段的语文教育而言的。这一时期出现了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家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包括有王森然、阮真、黎锦熙、叶圣陶、朱自清等著名的语文教育家，他们对语文教育问题的批评往往建立在语文教育实验的基础上，因此批评非常精辟，有见地，充满说服力。无论是从批评的对象内容上，还是从批评的方式方法上，他们都为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批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期的语文教育改革取得明显进步，现代语文教育体系在这一时期得以形成。

第三是语文教育批评的曲折迷失期(1953—1977年)。解放初期，在文学批评与政治批评“一体化”的批评模式影响下，语文教育批评的“政治标准第一”思想取向越来越明显，并逐渐替代了“科学”与“民主”的指导思想。至1953年，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通过一次关于《红领巾》的观摩教学的评议，批判了一般流行的语文教学方法，由此而引发新一阶段对语文教育问题的批评。同年，叶苍岑的《从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人民教育》杂志的短评《稳步地改进我们的语文教学》、语文教育问题委员会的《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等文章相继对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显示出语文教育批评发展到新的阶段。从史料分析情况看，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批评的指导思想已经明显发生变化，以“政治标准第一”的思想替代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语文教育批评主要表现为批评文学教育“反动消极”、语文“双基”教学“少慢偏费”、作文教学“低俗浮泛”和语文教学方法“烦琐封闭”等方面。由于受“一体化”批评模式及其“政治标准第一”指导思想的影响，此期语文教育批评的政治意识比较强烈，批评过程的盲目性、非理性色彩鲜明。特别是1966年6月《人民教育》刊发的《的修正主义方向必须批判》和《是一株大毒草》这两篇文章，它们反映出文革期间语文教育批评真正迷失了自己，成为政治批判口号的附庸，一味地追随政治的风向而对语文教育任意阐释与批判。因此，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批评就总体而言，它们是语文教育批评发展历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对语文教育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第四是语文教育批评的兴盛繁荣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及其文化范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78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的文章，对语文教育存在“少、慢、差、费”的问题进行尖锐地批评，其以科学理性的批评方式，打破了以“政治标准第一”为指导思想的批评窠臼，在语文教育界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标志着语文教育批评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批评开始摆脱“政治标准第一”思想的束缚，在80年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不断复兴的文化背景下，“人文主义”思想逐渐成为语文教育批评的主要指导思想，陈仲梁、于漪、韩军等人就积极以这种思想去审视语文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强烈呼唤语文教育人文精神的回归。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批评呈现两种倾向:一是对语文教育中依然存在的极“左”政治思想的批评;一是对语文教育中伪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倾向的反拨。具体而言，人们批评了语文教材的“老套无序”，语文教学方法的“呆板僵化”，文学教育的“苍白无情”，作文教学的“伪圣乏味”，语文标准化考试的“功利专制”，语文教育理论的“纷乱模糊”，以及语文教师的“浅陋保守”等弊病。作为这一时期语文教育批评高潮的标志，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刊登了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王丽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等三篇文章，由此引发了20世纪末语文教育问题大讨论。期间，人们对语文教育的批评热烈而活跃，无论就批评的广度，还是深度，都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语文教育批评无法相提并论的。20世纪的语文教育批评达到了自身的兴盛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批评成为推动21世纪初语文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三

对于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批评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将其划分为四个不同的时期进行考察，这对于我们清楚地认识20世纪语文教育批评的发展特点与作用无疑非常重要。从不同时期语文教育批评的发展变化来看，语文教育批评明显受到社会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因素变革的影响。就社会文化的影响而言，可以说，每一次社会文化思潮的变革都会对语文教育批评的指导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清末以来，“实用理性主义”思想，“科学与民主”思想，“政治标准第一”的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想，它们无不对语文教育批评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语文教育批评的发展演变，正是随着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的变革而不断生成与变化的。此外，社会政治与教育的变革也会对语文教育批评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通过结合社会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因素的变革来分析语文教育批评的历史演变过程，既可以使我们对语文教育批评历史分期更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语文教育批评的发展历程，并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有清楚的认知。

总之，在社会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因素变革的影响下，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批评是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的。对其百年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分期考察，进而明了不同时期语文教育批评的特点，探究语文教育批评背后的问题，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认识20世纪的现代语文教育是怎样发展变化过来的。这对于我们把握今天的语文教育改革无疑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语文教育史篇（7）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融文、史、哲等多种学科知识为一体，以历代经典文献为主要依据，主要通过诵读、讲授等方式实现对文献文本的认知和深层含义的理解，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思想的传递与文化的传承，实现“文”与“道”的统一。古代语文教育的教材、教法与教学过程与训话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训话著作与古代语文教材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是与“读经学经”融合在一起的。汉代设立五经博士，读经成为走入仕途的途径之一，读经教育与阅读教学形成合而为一的局面。作为儒家经典的“十三经”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语文教材，影响深远。“十三经”中《易》、《书》等著作本身已包含字词的训释等训话内容，被认为孕育训话萌芽;《尔雅》对古今异言、方言殊语、各种名物进行系统整理，是重要的汉语分类词典，本身即是训话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春秋三传”则是依据《春秋》所作的注疏。由此可见，作为古代语文教材的“十三经”与古代训话联系密切。

那么，为什么这些训话著作能够担负起充任语文教材的重任呢?首先，从封建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些著作中宣扬的思想，与其想要通过文教控制思想意识形态、巩固封建统治的初衷直接吻合。其次，与古代科举制度有关。科举是封建时代读书人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科举提出的“通章句”、“文、注精熟”即是训话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了顺利通过科举，学校和读书人自然就选择了将训话著作作为语文教材。统治者的宣扬与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学者围绕经书进行训话，方便后代学习。无论是对于汉语汉字的训释，还是对于古典文献的追溯，都在有意无意中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二)训话方法与古代语文教学方法

“以形说义”是训话学常用的一种方法，意即通过字形的分析，来了解所记录词的本义，即体现在造字意图中的基本词义。这种方法也被直接应用于汉字识字教学，因为最早的汉字是根据字义来绘形的。以识字和写字为主要内容的启蒙阶段，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起始阶段，直接关系到此后的读写训练和学生的进一步发展。川(P3)早在汉代，我国识字教学就总结出了“字源识字法”、“字义识字法”等教学经验。“字源识字法”是通过追溯汉字的本源、分析汉字的结构，利用汉字的构字理据识记汉字的方法。训话经典著作《说文解字》，以六书条例对汉字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解说，是分析汉字结构特点的集大成之作，这也成为字源识字教学的权威依据。“其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明代李登编撰《正字千文》把字形相近的词编写在一起，让学生通过区分字形来记忆字体。

训话常用的考察古代社会的方法与语文教学也是相关的。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词和词义的发展都与人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比如“玉”，本身是指一种有光泽、洁白的石头。但由于“玉”从远方传入，是罕见的东西，所以，“玉”被当做是珍宝，还被用于祭祀或者馈赠，贵族们以佩戴“玉”为一种风尚。“玉”从“美好的石头”发展为一切美好的物品的代表，有了“玉食”、“玉女”、“玉音”等说法，从本义发展出引申义。在学习语文教学过程中，为了准确理解古典文献的旨意，也需要了解古代的礼仪、服装、器物、经济发展等社会状况。

(三)训话内容与古代语文教学过程

保存在注释书或训话专书中的训话内容主要是:解释词义、分析句读、阐述语法、说明修辞手段、阐明表达方法、串讲大意、分析篇章结构。汉代儒师指导生徒读经的过程主要是:断句，正音正读，解释词语，解释全句及句群或全章的意义;指出正文的语法修辞特点，介绍与正文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等。通过字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上述训话内容与教学过程二者在某些说法方面存在一些不同，例如“说明修辞手法”与“指出正文的语法修辞特点”:后者谈到“与正文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前者虽没有明确指出，但我们稍具训话常识的人都知道考察古代社会本身就是训话的一种方法。因此，总体上看，训话内容与汉代语文阅读教学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古代阅读教学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是“文道统一”。古人认为“道”是根本的，“道”需要通过“文”来实现，人们通过“文”理解“道”。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古人指导学生阅读，主张讲解文章的名物、训话、句读、篇章，使学生充分理解其“文”，同时领会其“道”。元代程端礼说:“每句先逐字训之，然后通解一句之意，又通结一章之意，相接续作去，明理演文，一举两得。古人关于阅读教学的论述，也都与训话直接相关。从这个层面，我们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即我国古代语文教学过程与训话内容一致性程度很高。训话是中国古代语文教学过程的重要内容和环节。我们无法设想在中国古代，没有深厚的训话基础，如何胜任教学工作、实现教学目的!

二、训话在当代初中语文教育中的价值

作为我国古代语文教育重要学术传统的训话，对于今日初中语文教育来说还有价值吗?价值何在?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当代初中语文教育的实践与实际出发。

(一)训话与初中语文教育中的汉字学习

识字写字教学是语文教育的基础内容，也是整个语文学习的基础。《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对小学各阶段识字写字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初中阶段识字写字提出了总体要求“累计认识常用汉字3 500个左右”，“学写规范、通行的行楷字，提高书写的速度”等。一项对初中生汉字书写情况的调查表明，初中生汉字书写存在两大突出问题:一是经常写错别字，二是间架结构混乱，书写潦草，随心所欲。前者属于常识性问题，后者属于技能性问题。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是表意文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而当前语文教育中的汉字主要是经过简化了的汉字，这些字笔画更为简单，但同时也简化掉了许多造字的理据，学生在认读和书写的过程中容易出现错误。

在初中汉字教学中，可以借鉴传统训话学的方法，对汉字进行字形字义的训释，还原汉字的原生状态，让学生简单了解汉字变化的过程、汉字的造字理据。一是运用训话“以形求义”方法，提高学生汉字学习的兴趣。“六书”中以“画成其物、随体洁屈”的象形字表示意义最为直接。训话中的形训，注重从汉字的形体探求本义。例如，“家”甲骨文作“很像房屋的样子，后来经过隶变和楷化，才有了今天“家”的写法;意义上，上半部分相当于房屋屋顶，下半部分则代表牲畜，反映了古人对“家”的理解。这样的解释，简单有趣，有利于激发学生汉字学习的兴趣、加深学生的认识、提高汉字学习效果。二是运用训话“因声求义”方法，提高汉字学习效率。“因声求义”即是从汉字中析出“声符”，以同声符的字为训。例如“政，正也”，“痒者，养也”。汉字形声字占汉字的s0%以上，数量很大，学习时可以将声符或意符相同的一组字放在一起学习，批量识读，提高学习效率。例如“顶、项、颈、颅、领”这些字都与“页”有关，而“页”的本义与头面有关，所以，以上几例也都有与“头部”相关的意思。三是引用训话知识解释汉字本义，有效避免错别字。例如“即”与“既”，左旁相同，读音相近，极易混淆。两个字都是会意字，“即”本义一个人面向食器靠近即将进食之状，故有靠近、即将、立即之义;“既”本义像一个人吃完饭扭头向后准备离开食器之状，故有完成、既已、既往等义。懂得了这些，就能区分“即使”与“既然”。将对于字义的训话融入教学，避免了某些模糊的认识或者是牵强附会的解释，便于学生识记汉字，有利于学生正确进行识字写字。

(二)训话与初中语文教育中的文言文教学

文言文教学是语文课程与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文课程与教学寻根溯源、精益求精的殿堂。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为例，初中阶段古代诗文共计74篇，占该学段全部选文总数量的37. 56%，这些选文文辞精美，格调高雅，既充分反映了古人的文辞与智慧，也彰显了古代优秀文化的魅力。《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在关于阅读的总体目标中提出要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这也是7-9年级阅读教学的阶段目标之一。在当代语文教育中，文言文对于学生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言:“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而要知道自己还得借径于文言或古书。

训话对初中文言文学习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文言词汇的学习。古代词汇数量少，一词多义是常见的现象。传统训话学从书面语言的形义关系出发，总结出本义、引申义学说，这对于辨析多义词的意义系列、辨析同义词等都很有意义。比如，“兵”，从双手持斤，斤在古代是斧子，当武器用，其本义为武器，由武器可以引申出持武器的人(士兵)一众多士兵(军队)一动用军队(战争)一战争法则(兵法)。这样，“兵”的词际关系就清楚了，层层引申的5个义项构成了一个系列。这样的解释，前后联系，能有效改变词义分散学习的局面，方便学生学习。此外，训话学通过连文、变文、对文等推求词义的方法都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文言词义。二是辨别句读。古文在写作之初，大多是没有句读的。后世为了阅读方便，就标注了句读。但这些句读是否正确?运用训话知识，可以加以辨别。如《曹判论战》“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存在两种不同的句读意见。一种认为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一种认为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两种意见，孰对孰错?李运富先生从传统训话学出发，通过考察古文献相关记载、古车制等认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第一种解释，“下视”，往下看，“下”为状语;“登轼”，登上轼板，站在轼上。登轼是古代军事上车站立的必备本领。这种解释符合客观事实和文情语境，是利用训话解决句读争议的有利例证，也为我们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三是解决课文注释中的模糊说法。人教版九年级下册《曹判论战》，文下注释有“败绩:大败”条目。但为什么“败绩”就是“大败”?课文并未说明。邯郸谆《三体石经》:凡循道而行谓之“迹”。如是，则车不能循道而行谓之“败绩”，“绩”应即“迹”字。春秋时代的战争以用兵车进行为主，因此，战争中兵车垮了是最大的败仗，是之谓“败绩”。如此，关于“败绩”的解释就通了。利用训话知识作出的解释，可以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语文教育史篇（8）

【Abstract】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is an integral and important part of China in every perspective. To fos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foundation to guarantee this special area’s healthy and rapi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ust be educating useful talents. Under the impact of a variety of reasons， to learn flawless Chinese is become critical for the Uighur people in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Thus，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Xinjia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Uighur’s life. I am trying to use my knowledge in terms of linguistics to do some research on the brief history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Xinjiang” to contribute to this area’s development.

【Keywords】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Uighur；Bilingual Education

近年来，随着新疆“双语教育”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其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受到关注。有许多学者从师资力量、教学设施、教学方法和第二语言习得等不同方面，对这一新的语言教育领域进行考察和研究。在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双语教育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概念，而是有着较长的历史，笔者在这篇文章中引用相关的文献来简单梳理新疆维吾尔族双语教育发展的历史。

1 新疆和平解放之前的双语教育

1.1 （）双语现象的形成

自西汉时期，汉朝与西域之间就有了往来，当时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就有一些上层人士学习汉语。所以，汉代开始在西域的交通要道上，都设有为汉朝使节服务的“译长之职”。笔者从较近的新疆建省说起。清王朝统一西域并于1884年在新疆建省，使汉文化与西域各民族文化之间出现了整合的态势，也为近代以后新疆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清政府在新疆屯田，致力于发展生产，形成多民族杂居，这是文化上相互吸纳、融合的前提。清代新疆建省之后，有大批的汉族、回族屯田士兵在新疆各地屯垦戍边，还有大批的汉族、回族移民来到新疆，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与维吾尔族形成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维吾尔人世居新疆，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他们总结出了一套农田灌溉和农业生产的经验以及瓜果栽培的独特经验。汉族、回族屯田士兵和移民要学习这些经验，必须学习维吾尔语，于是就形成了双语现象，维吾尔族人民要学习汉族、回族人民的生产技术，也必须学习汉语，从而形成双语现象。

1.2 清政府时期维吾尔族双语教育政策导向

这种双语现象形成后，清政府对新疆的汉语学习有过诸多政策，在此我们列举出其中一些有政策导向性的内容，以从中显示出清代双语教育的地位。左宗棠在1878年写的《复陈新疆情形折》中说：“官与民语言不通，文字不晓，全恃通事居间传述，时所不免”。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在《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又说，“新疆勘定己久，而汉、回彼此格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光绪十二年（1886年），刘锦棠也建议，将维吾尔族学童中能诵经书，讲解文艺者，取作情生。同年十月十九日，光绪皇帝批准了刘锦棠的这个建议，从而开辟了维吾尔族学童“学而优则仕” 的途径。一度负责筹建新疆行省的陕甘总督谭钟麟说：“官与民文字不同，语言不通，即传回民当堂面谕，而阿奇木伯克等从中播弄，传语恐吓。故往时缠回视官如寇仇”。由这些决策者的认识可以明确，语言的相互学习已经成为了影响当地生活各个方面的因素。基于这样的认识清政府在新建实施学堂教育，开始了对当地维吾尔族的汉语教学。新疆建省之后，清朝统治阶级把维吾尔族不学汉语视为统治不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清朝统一新疆后，便开始着手建立州学、县学及义塾，以推行汉文儒学教育，全面实行以双语双轨为特点的教育制度，目的之一就是适应推行科举制的需要。新疆维吾尔族双语教育一步步开始形成，且地位日益变得重要起来。

1.3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双语教育政策导向

民国初年，新疆的统治阶级继续沿用清朝的教学方法授课。例如，惠远城设立官办高等学校一所，首任校长余文欢，有教师近10人，学生400余人，包括维、汉、满、锡伯、哈萨克等民族子弟，全部学习汉文。1935年，省政府制定的教育方针为：实施汉人读回文（即维文），回人（即维吾尔族）读汉文。1937年，新疆学院语文系开办了国语专修科，招收民族学生学习汉语。1938年10月，在新疆教育厅召开了全省教育行政会上指出：在教育中必须特别注意民族语文的教育。各民族除了精通本民族的语文外，还必须通晓维文或汉文，民族语学习的成绩应作为小学高年级和中级学校学习成绩的重要部分。用成绩衡量学生的表现，显示出汉语和维语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是“以民文为主，民汉两种语言并重”原则的雏形。

从以上的史实回顾中可知，事实上新疆的双语教育并不是新疆和平解放以后才开始的。“双语教育”可以追溯到汉代，并且在以后的时间不断的发展。其发展的历史已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双语教育”并不是单纯的第二语言学习问题，也曾涉及到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就同Dr. Colin Baker在《双语与双语教育概论》中提到的一样双语教育除非与经济在一起，否则这种教育就失去它的意义。

2 新疆和平解放以来维吾尔族双语教育

在全国性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双语教学”的有两个，一个是1991年6月19日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告》，其中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精神，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在适当年级增设汉语文课程，实行双语文教学，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另一个是国务院1992年11月6日批转的《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请示》，其中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也要重视推广普通话；在学校中应推行当地民族语言和汉语普通话的双语教学。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的具体要求和步骤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公民素质和工作效率；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也不妨碍各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的50多年间，新疆先后出台了多种有关双语教育的政策、法规，使新疆的双语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根据相关研究，新疆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疆双语教育政策的形成期（1950―1977年）。特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根据国家建国以后颁布的一系列法律和政策，制定了相应的语言、教育政策；民族教育当中突出了“以民文为主”；民汉学生互学语言的双语教育政策。

语文教育史篇（9）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推进高考英语社会化考试，实行一年多考。随后全国各省份也陆续出台了具体的改革方案。这一英语教育史上的重大变革必将对幼儿及小学英语教育、中学英语教育乃至大学英语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英语教育史简介

英语教育史是高校英语教育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课程，主要学习内容是中国人英语语言教育的整个历史过程，所用的教材应该用英文撰写。英语教育史研究横跨语言学、历史学与教育学三个学科，与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联系紧密，属于交叉学科研究。这门学科通过研读相关论著、整理笔记及概括大量文献、厘清浩瀚而错综复杂的英语教育方面的史实，并以史实为依据进行缜密思考，运用提纲挈领、言简意赅的语言概括总结出中国一百五十余年完整的英语教育史，并以英文语言表述。高校英语教育专业的本科生是中国未来的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英语教师，学习英语教育史有助于他们对自己所将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宏观的了解，从而为真正实践时的学以致用和因材施教的教学能力的培养奠定理论基础，有助于其成为合格的英语教育传道者、解惑者，为国家素质教育贡献力量。

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国外对英语教育研究最具影响的著作是爱丁堡大学的A・P・Howatt在1984年出版的《英语语言教学史》（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1]这是一部全面介绍英语语言教学史的学术著作，书中详细叙述了英语教学的整个发展过程，覆盖的历史年代上至文艺复兴时期，下至当代。然而，该书的详尽完整只限在英语教学史这一个方面，而且是基于英国教育状况的英语教学史，较少谈及英语教育史的其他方面。在亚洲，日本早在1808年就开始了英语教育。明治维新后兴起的“开明文化”运动的热潮激发了大众学习英语的兴趣。二战后，日本新的教育制度更是把英语教育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2]1984年12月8日，日本成立了英语教育史学会，此后定期举办全国大会，探讨英语教育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讨英语教科书的使用，包括英语语录、语法分析、词汇量使用统计等。日本英语教育史学会的成立和发展表明日本对英语教育史的重视，这可以作为我国英语教育史发展的借鉴。

在国内影响比较大的是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学者鲍勃・亚当姆森（Bob Adamson）博士撰写的《中国英语：中国英语教育史》（China’s English――A History of English in Chinese Education）。[3]这部书运用了课程学理论，从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中国五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学英语课程的设置与发展、教学大纲和教材教法特点等作了详细透彻的分析和研究。它是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英语教育历史的著作，虽然它是英国人撰写的，虽然它只是一部关于中国中学英语教育历史的作品，但它开创了学术界研究中国“官方”英语建构的先河，为研究不同时期“官方”英语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法推广等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厚实的理论平台。然而，该书已经问世十多年了，在这期间国内英语教育蓬勃发展，英语教材、英语教法、英语教育政策等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英语教育史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该书作者虽然在国内参与英语教育教学工作多年，但毕竟是以外国人的视角思考中国英语教育史的，和国人自己的认识会有一定的偏差，与英语教育者的实际需要切合度不高。此外，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当中，仍没有出版过直接研究英语教育史的专著，有关英语教育史的学术论文在本世纪初有过几篇，近三年也依然只有几篇。有的论文是关于中国幼儿英语教育的历史，有的是对我国早期、清末、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个时期的英语教学的历史进行初步探讨，有的是对我国英语教育史研究现状及意义的探讨。这些论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学者们对英语教育史的研究要么是停留在研究英语教学史的层面，要么是笼统地研究外语教育史而非专门英语学科的教育史，例如李良佑的《中国英语教学史》、付克的《中国外语教育史》、李传松的《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等。

目前国内外研究的趋势

目前国内外英语教育史研究显示出从宏观研究向微观研究、全史研究向断代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例如《中国外语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中国英语教学史》《晚清英语教学研究》等。当下，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更多关于民国英语教育、晚清英语教育、新中国英语教育等。见林还是见木是观察视角和观察侧重点的不同，然而历史终究是完整的，个别断代史的研究是整个历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却不是所有部分。对于英语教育从业者而言，他们需要了解和掌握的是完整的英语教育史，即便是简史也好，这能为他们在英语教育岗位上添设透视历史、展望未来的平台，让他们能够明明白白作教育。但遗憾的是，此类研究并没有依照其应有的趋势继续发展，且一放就是近三十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这样的研究就已出现。1988年，上海外语学院李良佑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张日升博士、上海《外国语》学术期刊刘犁先生三人合著发表了《中国英语教学史》，一部四十万字的大书。[4]北京外国语学院许国璋先生于1989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特意发文，对这一研究结果进行过介绍与评论。相信为了我国英语教育的未来考虑，会有更多的学者、教师投入到英语教育史的研究中来，最好能形成以英语为媒介语的论著。

英语教育目前的理论发展总体上普遍高于英语教育的实践发展，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英语教育理论发展越来越理论化，有些形而上的色彩，以至于有人认为越是大家普遍看不懂的理论就越高深，甚至有的研究理论的学者长期远离于一线教育实践，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背离。目前大学英语教育专业的教育教学需要这样一部资料，它能够从宏观层面上描述出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英语这门语言来到了中国；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使得英语由民间散乱的、自主的学习发展为官办的、正规的教育；随着教育政策的变换和教育机构的变迁，英语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

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分析

理论上，英语在中国的发展有其历时性又有它的共时性，而英语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更多侧重于历时性。以历时性理论来研究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英语教育史，且要突破大多年鉴学派坚持的时段划分法，就必须转变关注点，关注具体的人的历史，关注研究主体具体涉及的时间，围绕谁教英语、谁学英语，从宏观角度明确不同时期英语教育可以学习的借鉴之处，从而为英语教育政策和整体规划提供历史借鉴，为正在推行的高考外语社会化考试改革，尤其是英语科目社会化考试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探索中国英语教育史发展的趋势。

实践上，我国内地一百五十多年的英语教育史研究将有助于规范英语教育事业，帮助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英语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宏观的了解，从而为在日后的教学实践中实现灵活机动、学以致用、因材施教的教学能力的培养奠定理论基础，成为合格的英语教育的传道者、解惑者，为国家素质教育贡献力量。另外，如果研究能够形成文字成果，将会更加完善我国英语教育史的研究，为弥补这一领域目前国内研究较为匮乏的现状作出一点贡献。如果能够形成专著，便可解决目前高校英语教育专业本科生的英语教育史课程没有现成教材可选用的问题，具有很强的潜在推广价值。

结语

《旧唐书・魏徽传》里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整衣冠；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学习历史，可以洞悉系列事件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17世纪英国伟大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说过：“读史使人明智。” 我国的外语教育史可追溯至1289年元朝时期的“回回国子学”，其中的英语教育也已超过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5]然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英语教育史的研究都较多停留在研究外语教育史或英语教学史的层面，真正全面地从多角度来专门研究英语教育史的还很少，缺乏对英语教育进程进行宏观比较。笔者借此呼吁更多的学者、教师投入到英语教育史的研究中来，完善我国的英语教育史研究，为弥补这一领域目前国内研究缺少的状况作出一点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A.P.R.Howatt.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9）.

[2]韩军：《中日韩三国英语教育的对比分析》，《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

[3]Bob Adamson.China’s English――A History of English in Chinese Education（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4）.

语文教育史篇（10）

层

次

星期五（10月21日）

星期六（10月22日）

星期日（10月23日）

上午

（8：30—11：00）

下午

（2：00—4：30）

上午

（8：3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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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8：3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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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科 汉语言文学

050105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540外国文学史　 00812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00813外国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00321中国文化概论　 00541语言学概论

00015英语（二）

英语语言文学

050201　 00600高级英语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830现代语言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6日语　 00603英语写作

会计

020204　 00162会计制度设计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159高级财务会计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161财务报表分析（一）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71社会保障概论

工商企业管理

020202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067财务管理学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49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154企业管理咨询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71社会保障概论

00015英语（二）

市场营销

020208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86国际商务谈判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149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5企业会计学　 00071社会保障概论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98国际市场营销学

00015英语（二）

金融

020106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067财务管理学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076国际金融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77金融市场学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71社会保障概论

0 0015英语（二）

国际贸易

020110　 00100国际运输与保险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01外经贸经营与管理　 00055企业会计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98国际市场营销学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 0015英语（二）

物流管理

020229　 00067财务管理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 0015英语（二）

公安管理

030401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72公安信息学　 00235犯罪学（一）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729大学语文

00860公安行政诉讼　 00373涉外警务概论

00015英语（二）

法律

030106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230合同法

05678金融法 　 00257票据法

00227公司法

00262法律文书写作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263外国法制史

05680婚姻家庭法　 00228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00169房地产法

00015英语（二）

行政管理

030302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20领导科学

00067财务管理学　 00319行政组织理论

00323西方行政学说史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321中国文化概论　 00322中国行政史

00316西方政治制度

00015英语（二）

机电一体化

080307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194工程经济　 02240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202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02241工业用微型计算机

00420物理（工）

00015英语（二）

计算机网络

080709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747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02331数据结构　 00342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04735数据库系统原理

04749网络工程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379计算机网络管理　 03142互联网及其应用

00015英语（二）

计算机及其应用

080702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747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02331数据结构　 00342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04735数据库系统原理　 04737 C++程序设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333软件工程

00015英语（二）

应用电子技术

080735　 05693音响及视频技术

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42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202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00015英语（二）

建筑工程

080806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440混凝土结构设计　 02446建筑设备

03347流体力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404工程地质及土力学

02448建筑结构试验　 02447建筑经济与企业管理

00420物理（工）

00015英语（二）

护理学

100702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006护理管理学

03203外科护理学（二）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008护理学研究

03009精神障碍护理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005护理教育导论

00182公共关系学　 03010妇产科护理学（二）

03011儿科护理学（二）

04436康复护理学

00015英语（二）

旅游管理

020210　 00199中外民俗　 00200客源国概况

汉语言文学教育050113　 00537中国现代文学史　 00024普通逻辑

00413现代教育技术　 00540外国文学史

06417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技能训练　 00037美学

00466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0015英语（二）

英语教育

050206　 00087英语翻译　 00831英语语法　 00604英美文学选读　 06425中学英语课程教材教法　 00466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603英语写作

地理教育

070702　 02104现代自然地理学　 02103计量地理与地理信息系统　 02105中学地理教育学

02102遥感概论　 02101区域科学原理　 03708中国近代史纲要

00466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中学地理专题选讲

思想政治教

040202育　 00483科学思维方法论　 05629思想政治课教学法

00033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00481现代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

05630中学政治课专题选讲　 00466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0321中国文化概论　 00015英语（二）

历史教育

060102　 00774史学理论与方法　 05631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技能训练

00771中国现（当）代史专题　 06427西方文化史

05632中学历史专题选讲　 00466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0321中国文化概论　 00773世界现（当）代史专题

00015英语（二）

生物教育

070402　 02081进化生物学　 02088生物教育学　 02085 细胞生物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076 遗传学（一）　 03708中国近代史纲要

02077 中学生物教学法　 00015英语（二）

法律教育

030113　 00230合同法

05678金融法　 00262法律文书写作

00227公司法　 00466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28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信息技术教育080713　 04345信息技术教育教育与研究方　 电视编导与制作04340　 02141计算机网络技术　 04338音响技术及应用

计算机科学教育080745　 　 微机故障诊断与维修技术（06518）　 多媒体教学系统（00441）　 高等数学（工本）（00023）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0466）

数学教育

0701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一）（02010）　 抽象代数（02009）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二）（03204）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0466）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456）

物理教育

070202　 06437物理学创新思维　 02036量子力学　 06438物理课堂教学技能训练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化学教育学

070302

02055中级有机化学　 03709马克思主基本原理概论　 05543中学化学专题选讲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音乐教育

050408

美术教育

050410　 02200现代设计方法　 00745中国画论

体育教育

040302　 00501体育史　 00495体育保健

教育管理

040107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454教育预测与规划

06159教育社会学　 00451教育经济学

00457学前教育管理

00458中小学教育管理　 00449教育管理原理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456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0015英语（二）

教育学

040108　 00464中外教育简史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6159教育社会学　 00469教育学原理

00449教育管理原理

00321中国文化概论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466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0456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0015英语（二）

学前教育

040102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401学前比较教育

00409美育基础　 00883学前特殊儿童教育

00403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887儿童文学名著导读　 00399学前游戏论

00015英语（二）

小学教育

040112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464中外教育简史　 00458中小学教育管理　 03330小学数学教学研究

03301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高级）　 06231现代教育测量与评价学

人力资源管理

020218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6093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06091薪酬管理　 00182公共关系学

00321中国文化概论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71社会保障概论

06089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00015英语（二）

民商法

030116　 06455社会保障法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558侵权行为法　 05559海商法

05557物权法　 05561世界贸易组织法

应用化学

081209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066有机化学（二）　 02483工业分析　 02521食品分析与检验

基础教育

040120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683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　 06420中文工具书　 04579中学语文教学法

软件工程

080720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7165软件工程概论　 07026网络应用程序设计　 07028软件测试技术

道路与桥梁工程

080807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6080高速公路　 06082筑路机械及施工　 06081隧道工程

06079城市道路　 06078交通工程

06076结构设计原理

英语翻译

050134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349英汉语言文化比较

汽车服务工程

082232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4461汽车营销与贸易　 06906汽车运行材料　 06895汽车节能技术

制药科学与工程

081204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7780化学制药工艺学

药学

100805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义务教育

040125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9291初中语文课程与教学

09294初中数学课程与教学

09297初中英语课程与教学

000464中外教育简史　 00458中小学教育管理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9339中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　 00456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0015英语（二）

监所管理

语文教育史篇（11）

从1916年到改革开放之初，小学英语教育的目标比较单一，能否正确地掌握英语基础知识与能否准确地读、写是考察学生英语水平的主要标准。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中则是将语言技能和自学能力的培养置于首位。当时所秉承的是静态的知识观，认为知识就是对既有经验的传承，只要能够掌握大部分的基础英语知识和技能，就达到了英语学习的目标。英语工具性的特征被无限放大和绝对化。而在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小学英语目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往的过于单一的教育目标被现在的五维目标所取代。语言技能、语言知识、学习策略、情感态度和文化意识这五个方面与当代注重知识技能、过程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位一体的教育思潮是一致的。同时，目标中所包含的这五个维度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对适应社会发展的全人的教育，英语教育目标多元化的过程不仅是教育目标的完备化的过程，也是英语教育不断科学化和社会化的过程。

（二）目标性质由工具性到人文性

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民国初年的英语教育目标是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学生能够读懂、看懂英语是当时语言教育最重要的目标。语言的工具性是语言最本质的属性，即语言的有用性，也是语言在任何一种历史环境中首先被利用的属性特征。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这样的目标要求是不无道理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语言的另一个基本属性，即人文性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在满足了工具属性之后，语言的人文性被凸显出来。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本是语言的两个共生的属性。语言的人文性是指在学生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能够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情感、思维等多方面的发展。这两种属性之间，不存在孰轻孰重、孰前熟后的区分和顺序。当代教育逐渐由原来的工具性属性向人文性属性过渡，或是将两者共同强调。曾经的“工具性的错位”和“人文性的失落”广受诟病，现如今，两种属性的和谐共生受到人们热议。《标准》（2011）中强调英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共生，目标的转向是对学生个体的关注。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这种发展是基于人本位的教学观，将学生的发展作为真正地教学的出发点。

（三）目标指向由本土到国际

建国前的小学英语的教育目标指向知识和学生本身，视域是向内的，而不是外展的。略识外文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用，广设外语学科，是通过外语这个语言工具，去学习西方的知识和技能来立命和安身。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建国初。1978年教育部出台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为建国后的小学英语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力量。但78年的《大纲》中仍是将英语教育的目的限定在为“三大革命运动”斗争的基础上。此时目标的设定仍是本土化的，被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要求所裹挟。而从2001年开始，《课标》在教育目的的制定上开始出现了“向外看”的趋势。尤其是在最新版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中，多次提及国际化的概念。《标准》（2011）开篇指出“中国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国际责任与义务”，学习英语能“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也为学生“未来更好的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化奠定基础”。英语教育目标的国际化是社会和时代所趋，外向型的教育目标也是我国英语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目标演变的原因分析

教育活动背后展现出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和各种历史因素的交融。作为教育的最终指向，教育目标演变的背后同样包含着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需求的不断转变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左右英语教育目标的一个重要指向。二十世纪初，国势衰微，英语教育被动开始。鸦片战争之后，在与西方国家交流的过程中，急需一批精通外语的人才，英语的实用性、工具性在此时最先受到社会的重视。在建国后，社会政治局面又出现波折，基础英语教育几乎完全被搁置。在政治形势转向之后，英语教育又被重新放在了外语教育的首位。而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后，课程的人本位意识受到社会的重视，体现在英语课程中就是基础英语教育中人文性被社会所强调。所以在讨论社会需求时一定要坚守人的发展这一原则，这是讨论外语教育目的应坚持的基本立场。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即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是基于现实的社会背景而进一步强化的。当今社会，原有的强势文化、新兴文化，以及古老文化等，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博弈比政治、经济和军事之间的博弈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在文化比拼中获得胜利，其对国家和世界的影响是持续性的、历史性的。在现阶段，英语的意义已早早超过了其工具性的内涵。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在工具性的基础上，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和传承。一个国家公民英语水平的高低，折射出这个国家公民的国际意识和现代化意识；而这里所指的英语水平更多则是指其英语人文素养的高低，而远非指英语知识和技能。

（二）学科基础的变化：语言学向教育学的转向

基础英语课程目标的不断演变体现了英语教育中语言学向教育学的转向。二十世纪初期，英语教育与语言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英语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引导着基础英语教育的发展。早期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所倡导的“听说法”在我国基础英语教学中曾经占据主流地位，这便是语言学家对英语教育重要影响的佐证之一。Campbell于1980年提出的语言教学的模式便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在这一模式中教师从属于语言学理论家和应用语言学者。随着英语教育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教育学日渐成为英语教育研究的主导者。学科教育不再仅仅是以学科的发展为目的，对人的素养的培养成为基础教育中的重点。2011版《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中指出“通过英语学习使学生形成初步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促进心智发展，提高综合人文素养”。加之教师地位逐渐受到重视，教师越来越能在教育中掌握话语权。教师发挥具有“实践性”的优势，从教学情境出发的研究成为教育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所代表的“教育学”视角成为外语教育的中心，教育目标的重点也随即从语言学转向到教育学。

（三）学科内部的变化：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英语教育目标的演变是英语教育学科本身内部变化的体现。教育是一门相对独立的事物，其运动和发展必然由其内部矛盾推动发展。由于教育研究缺乏主体性，造成了“只讲课程决定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科学文化发展水平和儿童身心的特点，却很少探讨课程作为一个独立事件它自身发展的规律”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急需改变。任何一门有生命力的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是一个不断地科学化和实用化的过程。教育目标的改变体现了外语教育学科内部在不断的自我更新、自我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自我调适的过程中，有诸如政治、经济等外因的影响，同时也必然有学科自身“自我求发展”因素的影响。这种向上的力量推动着学科在历史的发展中能够继续前进，并能焕发出勃勃生机。最初的教育目标只集中在学生对语言的运用之上。这样的目标过于单一，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学科自身也在寻求目标的多样化。而发展到现在，英语教育的目标已经被扩充到五个维度，目标的覆盖面越来越广，目标的内容描述也越来越详细。这些都是一个学科不断科学发展的表现。

三、相关启示

根据以上对英语教育目标演变的历史趋势的整理以及原因的分析，对我国当前英语教育改革提供以下可行的建议。

（一）英语教育目标的制定要具有历史视域

“理解一种传统无疑需要一种历史的视域”，理解一种语言的发展也需要一种语言教育发展的历史视域。教育目标的制定一定是发生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的。当代英语目标的修订是建立在整个教育目标演变的历史当中的。基础英语教育目标的演变中有着深深的历史印记。在制定和修改英语教育目标的过程中，要以史为鉴，古为今用。通过总结英语教育历史的发展，将历史的经验作为当代教育发展的启示。尤其是当前我国英语教育改革面临着诸多问题与疑惑，基础英语教学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现象，这些问题和现象虽然指向现代，但问题的解决之道或许寓于过去的历史发展之中。回顾历史，认识现在，展望未来。在历史的发展中找到现实的共性，为英语教育目标的制定提供历史性的建议。

（二）英语教育目标的制定要具有国际目光

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发展一定是国际化的，英语教育目标的制定要有国际意识、世界意识。“教育国际化是全球化在教育方面的体现”。全球化推动了资源、人才、知识、技术、商品等多方面跨国界的流动，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各种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同理，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此时，教育已不是囿于一国的社会活动，教育必然与世界各种资源、各种活动之间都产生互动。教育目标设定所体现的世界意识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英语课程标准》（2011）的“前言”部分便已指出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作为一门语言工具学科，英语教育目标的指向一定是向外的，是国际化的。这种语言教育的国际目光不仅仅是通过语言学习和了解国外世界，而是要利用语言这个工具，在认识国外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加深对本族文化的认识，促进本族语言和文化的世界发展。

（三）英语教育的发展要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的

英语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属性。英语教育的发展不仅仅是对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其内在意义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学生不是单纯抽象的学习工具，而是有着丰富情感的完整的人。英语教育的目的，尤其是基础英语教育的目的是建立在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之中的。在当代英语教育中，注重学生整体人的发展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有利于克服当前英语教育中的功利主义的趋势，并扭转过于重视应试教育的倾向。语言是人的发展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在语言的教学中，不仅仅是让学生学会这门语言，而是要激发学生对语言学习的兴趣，帮助学生的个性发展，开发其潜力，健全其人格，使其发展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