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解决方法大全11篇

环境污染解决方法篇（1）

Abstract: The following is mainly for building construction, noise, waste water, waste gas, solid waste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causes, puts forward the environmental aspects of the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measures, and propose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Keywords: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evention

中图分类号：TU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建筑工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及现状

目前，建筑业排放的污染物主要有施工噪声、建筑粉尘、建筑垃圾、固体废弃物等，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1噪声污染。噪声是居民反应最强烈和最常见的建筑施工污染问题。现在的建筑物绝大多数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混凝土需要搅拌、运输、浇注，这些施工环节是施工中的主要噪声源。施工现场的噪声污染源还包括：挖土机、推土机、运载机、压桩机、切割机等设备作业声音。

1.2扬尘污染。施工扬尘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施工场地的土方挖掘、装卸和运输过程产生的扬尘、填方扬尘、管网布设、路面开挖产生的扬尘；建筑材料（白灰、水泥、砂子、石子、砖等）的现场搬运及堆放扬尘；施工垃圾的清理及堆放扬尘；运输车辆行驶现场道路扬尘等。扬尘量的大小与砂土的粒度、湿度成反比，与地面风速成正比[1]。

1.3建筑垃圾的环境污染。建筑垃圾主要指一些废弃的建筑原材料、建筑半成品和建筑原材料的包装物。建筑垃圾排放量大，且面广，影响深远，比较难以降解，长期存在于土壤中会改变土壤特性，影响植物的生长，并对城市的市容产生不利的影响。

1.4建筑废气的环境污染。建筑业的废气主要来源于建筑装修材料，如油漆、涂料等。建筑业废气的排放量较小，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不大。但是由于此类废气具有污染物种类较多、毒性较大的特点以及产生的地点一般都是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地方，通风状况一般都不佳，故对人的危害较大。

1.5建筑施工中废水污染。建筑施工中废水主要来自于井点降水、桩基施工产生的泥浆、建筑材料及砼输送管道的清洗水、砼养护排水、设备水压试验水以及施工人员生活废水等。一些工地的临时供水设施跑冒滴漏而无相应管理跟进导致施工现场污水漫流。一些施工单位将泥液、废浆直接排入下水道,沉淀后的原浆堵塞下水道，导致次生水环境污染问题。

2建筑环境污染的防治对策

建筑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污染物排放种类和特征也有别于其它行业，具有污染面广、难以治理和危害群体广等特点，因此我们针对建筑业环境污染现状，建议采取以行政管理为主，技术革新为辅的方法来控制建筑业的环境污染。

2.1在进行现场施工前完成围墙的砌筑，对于相邻的敏感噪声保护目标一侧提前安装降噪声安全围屏并加强对人为噪声的控制，杜绝人为的敲打、大声喧哗，增强全体施工人员防噪声扰民的自觉性，对模板拆除、物体装卸、搬运噪声进行主动控制。根据施工阶段特点，合理进行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将产生高噪声的机械设备布置于远离声环境保护目标(如居民、医院、学校等)的一侧。

2.2大力推广商品混凝土，从源头上预防粉尘、噪声和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混凝土是主要建筑材料之一，建筑工程中所用混凝土来源有在建筑工地上现场搅拌和由搅拌站通过搅拌车运送到工地上的商品混凝土。商品混凝土所占的比例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建筑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我国的商品混凝土占混凝土生产总量的比例还不到10%[2]，而且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

2.3生产废水应导入事先设置的沉淀池，经沉淀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严禁直接排入城市下水道和河流。生活污水应与施工废水一起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由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严禁直接排入周围雨水管网或直接排入河流。对各类车辆、设备使用的燃油、机油和油等应加强管理，所有废弃油脂类均要集中处理，不得随意倾倒和随意排入市政雨水管网及附近其他河流。

2.4建立建筑施工工地申报制度和限制作业时间,施工制度建筑施工应在工程开工前按照分级管理的权限，向市、区环保部门提出申请，并说明工程项目名称、建筑施工单位名称、建筑施工场地位置、施工期限、可能排放的建筑施工噪声的强度和粉尘量以及所采取的环保措施等。这样可使环保部门对辖区所有的建筑施工工地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进行管理。以前我国一直推行的是夜间限制施工，我们认为对建筑施工有必要分功能区分时间进行限制，例如学校附近白天就要限制高噪声的施工，居民区就要对夜间施工进行限制。

2.5加强建筑施工场地的管理，实行环保达标准入制环保部门、建设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部门应相互配合，要求建筑工地进行封闭施工，建筑材料和土石方的堆放运输过程中要采用蓬布覆盖等措施，减少粉尘污染并且要通过各种评比等方式，对环保防护工作做得好的建筑单位和从业人员进行表彰和奖励。对达不到环保要求的单位采取警告、罚款，直至取缔从业资格。

2.6推广环保型建筑新材料和新方法，选用新型环保建材是解决建筑业废气污染和放射性污染的主要途径。要在加大对环保型建材研制和开发力度的同时，积极研究如何开展建筑材料的环保认证工作，鼓励建筑施工单位使用已通过环保认证的建材。

2.7推广先进的建筑技术和设备，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利用先进的建筑技术和设备不仅能够提高建筑质量，还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例如先进的混凝土浇灌技术的使用不仅提高了混凝土的质量，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还有效地降低了建筑施工场地的噪声。故此要加大技术改进的力度，推广先进的建筑技术和设备。主管部门要通过评选科技进步奖等方式促进建筑施工单位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在此基础上还应该督促建筑施工单位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2.8加大对建筑垃圾和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建筑垃圾基本都可以回收利用。例如碎砖和混凝土碎块可以在铺设路面时使用，水泥袋可以回收给厂家经加工后重新使用。在建筑业中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引导建筑企业自觉实施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污染防治的成功经验，是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将清洁生产引入建筑业中，必将使建筑业进入一场变革，建筑业的能耗将大大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将大大减少。

3结论

综上所述，建筑业的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在环保法律法规不断健全，行政管理措施不断完善，施工技术不断进步，公众环保意识不断加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危害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建筑业顽症的环境污染进行根治。

[参考文献]

[1]张帅.建筑工程绿色施工问题研究[D].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土木工

环境污染解决方法篇（2）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信访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信访、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起诉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玩忽职守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环境污染解决方法篇（3）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信访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信访、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起诉。WwW.133229.cOm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起诉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玩忽职守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环境污染解决方法篇（4）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信访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信访、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起诉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玩忽职守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环境污染解决方法篇（5）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也不断被提高，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近几年，因环境污染而引起的雾霾问题也越发严重，对人们日常生活工作造成的影响不断在扩大。雾霾问题的存在不仅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而这也使得雾霾问题的治理逐渐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如何从立法层面解决雾霾问题、治理雾霾问题必须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一、雾霾天气的根本成因

在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雾霾天气的根本成因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由于受到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这种现象在我国中东部地区尤为明显。利用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去发展经济，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资源利用率也较低，以至于大气污染排放量日益增加，从而导致严重雾霾问题的出现。第二，能源结构不合理。F霾问题属于大气污染问题，而造成大气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燃煤排放。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煤炭消耗量在能源消耗总量中占得比重较大，大气污染物排放也较为严重。第三，机动车污染。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机动车使用在生活中也越来越普遍。机动车行驶所排出的污染物，不仅会导致严重的城市灰霾，也会造成光化学烟雾污染，同时排出的有害物质，也会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二、基于雾霾问题的环境法治措施

在我国环境污染下，为解决雾霾污染问题而实施的环境法治措施应包括下述几方面：环境立法、环境执法与环境守法。

1、加强有关环境立法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变得越发严重，特别是雾霾问题。近年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多次出现大面积雾霾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这也使得环境污染治理逐渐受到了国家的重视。为了更好地治理环境，从根源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雾霾问题，我国正逐步加强环境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环境立法仍然有所欠缺，导致环境立法和我国环境发展现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环境立法无法满足环境治理的要求，而要想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加强环境立法，并逐步完善关于环境的法律法规，健全环境法治体系，以便确保环境治理和污染问题的处理能够有法可依，进而从根源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雾霾问题。

要想从根源上解决雾霾污染问题，从国家层面应当重视立法工作的开展，健全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污染源所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各个地区环境污染严重程度，制定符合地方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法律法规，将地方立法融入国家立法中去，以便更好地解决雾霾污染问题。事实上，由于地方政府对雾霾问题的防治主要是依靠国家相关立法，而对地方立法不够重视，以至于国家立法无法全面解决地方的环境污染，从而影响到环境污染防治的效果。在环境立法中，由于立法沟通较少，导致不同地区环境立法规定、法律等方面存在区别，无法做到全面衔接，以至于影响到环境立法的实施。针对这种现象，环境立法应做到全面统筹，全盘考虑，对不同环境部门审查、监督的范围进行明确，加强立法间的协调性，以便对环境立法进行完善。此外，对环境立法的宣传和教育也应予以重视，要加强对人们群众的普法工作，让人们认识到环境保护和环境立法的重要性，以便确保环境立法能够在雾霾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2、强化环境治理执法力度

环境治理尤其是雾霾污染问题的解决不能仅靠环境立法来解决，还应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对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法院与其他环境执法机构应依据相应的环保立法对其进行惩处，以便更好地治理环境。环境污染问题的处理效果不佳，不仅仅是因为环境立法存在不足之处，也是受环境执法力度不够的影响，人们对环境污染问题不够重视，导致环境执法缺乏一定的公信力与权威，进而影响到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究其原因，环境执法难度大是因为相关法律法规对环境污染问题缺乏硬性规定，导致环境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缺乏公信力和威慑力，以至于环境行政执法力度较弱，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由于环境行政执法机关缺乏强制执行力，无法对违法、污染企业进行强制执法，以至于污染企业对环境执法视若无睹，污染行为有恃无恐。针对这种现象，环境执法机构应加大执法力度，并且相关法律法规也应赋予环境执法机关特定强制执行权力，以便更好地震慑污染企业，从根本上解决污染源，从而更好地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雾霾问题。

3、培养环保意识，营造遵守环境法的氛围

环境法治的实施不仅要依靠环境执法机构，企业和个人也应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做到环境保护，人人有责，以便更好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部分地方政府因为过度追求财政收入，对经济效益高但造成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企业惩处较弱，只是简单的以缴纳污染罚款作为惩处手段，很难形成震慑作用，也造成了企业环境保护意识较为薄弱。针对这种现象，环境立法应对污染环境的惩处方式进行明确，提高环境污染的执行力度，促使企业或个人对自身的环境保护意识进行培养，以便使其自觉遵守环境立法的相关要求，确保雾霾问题能够从根源上得到解决。

三、结束语

雾霾污染问题是近年来我国所遇到的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针对雾霾问题，要想从根源上解决该问题，应重视环境立法、环境守法和环境执法，对环境污染和保护予以明确法律规定，提高环境行政执法部门的威慑力，提高企业或个人的环境保护意识，以便更好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参考文献】

[1] 魏宏彦.雾霾背后环境法治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6（25）.

[2] 穆治霖.应对雾霾污染的法律思考[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4（1）.

[3] 王振.依法治霾的法律理论分析[J].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2014（2）.

[4] 张杰.我国雾霾污染防治的法律浅思[J].公民与法（法学版），2014（4）.

环境污染解决方法篇（6）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环境保护，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十七大报告首提推动“生态文明”，十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报告提出要“推进绿色发展”，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至今，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无一不围绕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绿色发展进程中，用法律手段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和资源意义十分重大。目前来看，我国污染治理的环境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司法力度不断加强。刑事治理层面，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2013年6月和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污染环境犯罪实施中的问题先后两次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2013年解释》和《2016年解释》），明确了污染环境罪定罪量刑的标准，严密了环境刑事治污的法网。《2013年解释》和《2016年解释》实施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对污染环境罪的惩治力度不断加大，效果非常明显。但是，由于污染环境行为本身具有因果复杂性、后果出现迟滞性等特征，加之司法工作机制不健全，污染环境罪惩治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机制，走出污染环境罪惩治的司法困境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历年来我国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取得的成绩

自1997年刑法第388条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以来，我国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已有20年的历程。基于立法，司法机关对污染环境犯罪的惩治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7年10月至2011年5月。1997年刑法典颁布实施前，我国刑法没有将污染环境行为犯罪化，当时治理污染的手段主要是行政执法。1997年刑法第338条将污染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设置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开启了运用刑事手段治理污染的先河。1997年至2011年，刑事司法启动了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制裁，但数量不多，环境刑事司法的保护效能并未得到应有的发挥。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公布的数字，1997年刑法典颁布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每年针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生效刑事判决是个位数[1]。2002年至2011年，我国审结的环境刑事案件总数为81435件，其中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案件仅为109件[2]。第二阶段为2011年至今。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定罪标准。2011年5月对污染环境罪进行惩罚以来，环保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环境污染犯罪的数量急剧增长。尤其是《2013年解释》将“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明确以后，惩治环境污染犯罪的效果更为明显。据统计，《2013年解释》“出台以来不到半年的时间，环保部门就向公安机关移送了近300起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数量超过之前5年的总和。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247起此类案件，移送检察机关145起，达到历史新高。”[3]2013年，各级环保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706件，数量超过以往10年的总和[4]，2014年地方各级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2180件，超过2013年的3倍。[5]2015年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第一年，污染环境犯罪的数量更是急剧上升。截至2015年11月底，环保部门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共1478件①，仅广东一个省环保机关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就达到312宗，较2014年同比增长26.8%[6]。2015年，公安机关开展“清水蓝天”专项行动，共破获各类污染环境犯罪案件603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万余人，分别比2014年增长16%和42%。②2016年，环保机关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1963件，较上年上升16%。③审判层面，污染环境类犯罪审判的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2012年至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环境刑事案件42127件，其中污染环境案件达1124件。[7]2015年,全国各级法院一审判决的污染环境罪案件高达1322件。[8]2016年，全国法院共受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2072件，审结1847件，生效判决人数2944人。[9]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近些年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第一，刑事制裁污染环境罪的数量与过去年均几十件的案件量相比快速增长，且呈不断上升趋势。第二，司法解释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对刑事司法的指导效果非常显著。应该说《2013年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诠释明确具体，实施效果也非常好。但是，近年来污染环境罪又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如危险废物犯罪产业化、伪造自动监测数据问题突出，大气污染难以取证等。针对这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出台了《2016年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定罪标准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可以预测的是，随着《2016年解释》的实施，我国对污染环境罪的惩治效果会更加明显。第三，刑事制裁污染的手段启用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对于强化环境司法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我国污染环境罪惩治的司法困境

虽然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制裁污染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强，司法机关每年惩处污染环境犯罪的数额在不断增加，但是，我国每年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数量很多，根据刑法规定构成污染环境罪的案件基数也很大，但大多数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并没有进入刑事司法程序，有些案件即便进入了刑事司法程序，也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导致“司法在惩治环境污染犯罪中未能有效发挥作用”[10]，陷入了如下困境：（一）立案处罚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立案难。环保执法部门有案不移，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程序不畅，致使本该交由司法机关立案的犯罪案件难以立案。环保执法部门与司法机关分别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在跨职能衔接案件的情况下，这两类部门的衔接机制是否顺畅对于追究环境犯罪人刑事责任至关重要。[11]在环境领域“两法衔接”法规制度层面，我国已经制定了一批法规、意见、办法，包括：《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强环境保护与公安部门执法衔接配合工作的意见》，《公安机关受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等等，相应的工作机制已经比较完善。但是，很多情况下环保部门为了强化自己的行政职能，“两法衔接”没有完全落实到位：一是有案不移，以罚代刑。查处案件的人员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不愿意将犯罪案件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致使构成犯罪的案件不能立案；二是因衔接程序复杂、信息共享平台尚未建立等原因造成诉讼程序启动难。其次是处罚难。地方政府以污染环境罪立案影响经济发展为由阻止刑事立案处罚。污染环境罪有别于其他犯罪的特征之一在于其具有正负双重属性：正的方面是高污染产业可以增加GDP，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负的方面是污染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损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地方政府为了片面追求GDP，有些情况下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选择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盲目引进高污染项目。司法部门一旦对地方GDP贡献大户进行污染环境罪立案，地方政府往往会进行干预，阻止立案工作。虽然近些年来环境保护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来解决，但地方政府受之前经济发展优先政策的影响，在地方财政、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的背景下，环保部门往往有案不移，司法机关很多情况下有案不立、不诉、不审。即便审理了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判决也比较轻缓。（二）取证难。取证难是污染环境犯罪难以追究的一个关键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线索发现难。污染环境线索难以发现，致使污染环境罪案件被公安机关立案查处的数量不多。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污染环境犯罪线索来源主要有群众举报与行政机关移送两种。司法实践中，这两种渠道的线索来源都非常有限[12]。一方面，群众举报污染环境犯罪的积极性不高，直接影响案件线索。由于环境污染案件所侵犯的环境权很多情况下不具有受害人单一性和具体指向性，在不是自身一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下，很多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主动举报污染环境犯罪者很少。另一方面，污染环境违法犯罪活动的手段或方式比较隐蔽不易被发现。许多企业在环保守法上阳奉阴违，白天不排晚上排，明里不排暗里排，很难被发现。如2013年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的被告人周长德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无污水处理设备的情况下，在自家院内私自经营电渡厂，并私设暗管排放电镀产生的废水。[13]第二，第一时间取证困难。为了逃避环保机关的检查和司法部门的打击，很多工厂、企业、个人实施排污行为往往是在国家机关下班后，或者排污地点高度隐蔽，或者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执法部门很难在第一时间获取污染信息。在污染时间和空间存在两维跨度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取证认定污染行为存在一定难度。第三，准确取证难。很多企业篡改、伪造监测数据①，弄虚作假逃避环境执法检查，致使调取出来的本该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监测数据根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四，对证人取证难。污染企业很多都是家族企业，员工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或附近居民，在自身权益没有受到直接侵害的情形下没人愿意出面作证。第五，证据转化难。污染环境罪进入刑事司法程序需要证据予以支撑。证明污染行为构成犯罪的证据大多来自行政执法。虽然我国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联合了一系列文件进行衔接，但对于如何将行政执法的证据转变为刑事司法证据无特别具体的规定，行政机关移送过来的行政执法证据可否直接用于刑事司法、如何运用等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取证难的主要原因在于污染环境犯罪案件取证工作确实有其现实困难：其一，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本身比较特殊。如污染行为实施后，液体污染物往往会通过管道等排入河流、湖泊，但液体污染物在流动过程中会不断释解，气体污染物以及部分固体污染物则在排放或处置过程中会不断挥发，致使无法取证。其二，危害后果滞后出现导致无法取证。有些情况下环境污染所引起的损害大多在污染行为实施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这类案件证据的发现、固定、提取、保存比较困难。其三，环保执法证据达不到刑事司法证据的要求。目前所处理的污染环境犯罪案件大多先经过环保执法机关的前期行政执法获取证据，再移交司法机关立进行处理。但环保执法机关行政执法所获取的证据往往达不到司法机关刑事诉讼证据的要求，存在实物取证方法不科学、取证程序不规范、取证不完整等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会影响一些关键性证据的运用。其四，污染环境犯罪的证据过于专业，司法机关无法独立完成取证工作。其五，政府与公众环保意识淡薄导致取证困难。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百姓急于脱贫致富，政府急于发展经济，忽略了环境保护。虽然近些年来公众环保意识有所提升，但对于污染环境行为的谴责度仍然不高，犯罪感不强，在环保机关、司法机关要求其作证的情况下不愿出面作证。（三）鉴定难。查处污染环境罪涉及到的污染物认定、污染损害估算等专业问题需要由鉴定机构通过鉴定来解决。我国已经在法律、法规、制度层面对环境污染损害评估鉴定体系进行了初步设计：2007年7月，司法部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201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联合下文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了统一登记管理范围；2016年10月，司法部与环境保护部共同制定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办法》和《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刑事司法层面，2013年和2016年的两个司法解释对鉴定意见都进行了明确确定。《2013年解释》第11条规定：“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2016年解释》第14条在《2013年解释》的基础上进行强化：“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或者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毋庸置疑，这些规定要求各级环保部门提升对环境要素的监测能力，加快建立、完善环境损害评估鉴定体系。此外，为了解决环境污染损害鉴定问题，规范环境鉴定管理，我国相关部门还制定了操作性很强的评估鉴定专门性规章制度：2011年5月30日，环境保护部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2013年8月，环保部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2014年3月，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了《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等等。但从目前的情况看，鉴定难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鉴定种类多且标准不统一。鉴定种类有农业、渔业、海洋环境污染损害鉴定、林业环境破坏评估鉴定、危险废弃物认定等。这些鉴定技术要求不同，鉴定标准欠缺，鉴定人跨领域开展评估鉴定难度很大。第二，鉴定费用太高。有的污染物鉴定费用或环境损害评估费用动辄数十上百万元，公安机关办案经费捉襟见肘，难以支付鉴定费用。[14]第三，鉴定时间太长，技术难度太大。污染领域有些物质的鉴定直接与其他科学技术如医学、化学等密切相关，在其他科学技术无法企及的情况下，鉴定时间往往拖得很长甚至无法开展。第四，环境污染损害评估鉴定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法律法规难以在司法实务中落实：一是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制度尚不完善，环境损害评估、鉴定工作还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法规、技术标准与运行体系[15]。二是环境损害评估评估鉴定工作尚未完全走上正轨。三是我国目前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奇缺，能够胜任环境损害评估鉴定职责、提供具有权威性、公正性技术支持的鉴定机构少之又少。尽管截止2016年2月，环保部公布了环保系统内两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在全国范围内共确定了29家鉴定机构，两个司法解释增加了公安部门可以指定出具检验报告的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鉴定机构缺乏的问题，但仍然难以适应环境鉴定的市场需求。（四）因果关系认定难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其证明路径是当前污染环境罪追诉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16]司法部门在认定刑事案件的罪与非罪时必须就案件因果关系给出唯一的答案。我国司法实践认定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采用逻辑推理的证明方法，但这一证明方法在污染环境行为与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有些情况下会出现困难。目前，学界对污染类环境犯罪案件因果关系认定进行了专门探讨且提出了几个切实可行的推定证明方法①，但法律层面并未就污染环境类犯罪案件确定特别因果关系认定准则，司法部门认定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时仍然倾向于适用传统因果关系认定方法，难以解决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认定上的问题。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难的主要原因在于污染环境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本身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复杂性和特殊性具体表现在：其一，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并不像放火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传统犯罪类型那样一目了然。环境污染的污染源种类繁多、性质各异，而且在其进入环境后，污染物相互之间以及与环境之间还会发生化学或物理性的相互作用，这样形成的因果关系依一般人的生活常识和法官法律素养很难做出全面科学的判断；其二，危害结果有些情况下是多种污染因素共同造成。如河流、水域、大气的污染往往是多个污染主体的多个固定或不固定的污染源共同作用而引起，各污染源对污染结果的作用并不一致，认定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难上加难；其三，认定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具有复杂性。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往往会涉及到较为复杂的科学方法和机理，不仅需要具备相关的物理、化学、生物以及疫学、药理学等专业知识，而且需要利用必要的检测设备，以及使用符合科学要求的取证方法等。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表现在污染环境罪的因果关系具有潜在性与长期性，也即污染环境行为与结果之间往往时空隔离，呈现出长期、逐渐出现的特征，且严重受制于技术手段的发展等[17]，一些污染行为的危害后果在某个特定阶段无法预知，从而导致在对危害结果的判断上出现困难。基于此，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往往难以达到通常意义上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为了解决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认定、证明难题，有必要寻求其判定上的合理路径，以有效发挥环境刑事手段在惩治污染环境犯罪行为、保护生态环境中的应有作用。

环境污染解决方法篇（7）

环境是没有国界的，对环境的污染并不会在人为划分的疆域前止步。越界环境污染是指在一个国家内产生，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利影响的污染，从其产生之日起，国际 一直在探讨这类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随着人类对各种形式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手段及其强度不断提高，跨界污染损害事件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如何妥善解决跨界污染损害问题，成为现代国际 的热点和难点之一。

一、中俄跨界水污染事件回顾

我国幅员辽阔，周边与十几个国家相接壤。在发展 的同时，保护好边境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同周边国家在环境事务上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我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原则。2005年11月13日，我国邻近中俄边界的中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导致松花江水域污染，随后松花江污染带汇入作为中俄界河的黑龙江，对俄罗斯的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带来一定影响。假如中俄双方同意这种影响构成当前国际法上公认的跨界污染损害的话，如何妥善地解决俄方可能提出的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赔偿问题，将对今后其他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

二、基于中俄跨界水污染事件的国际法适用分析

根据国际法，跨界污染损害赔偿问题应当以和平方式解决。《联合国》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这条原则是中俄双方都必须遵守的。

用和平方式解决松花江污染跨界损害赔偿问题，可遵循的途径包括法律解决和外交解决两种途径。法律解决又有国际公法上的法律解决和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解决两种。

国际公法上的法律解决一般是在外交解决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采取的解决办法，包括司法裁判和国际仲裁。如果采用司法裁判，可能的途径是中、俄协议在国际法院进行有关国家责任和相应的国家赔偿的诉讼。如果采用国际仲裁，则可由中俄双方协议选择一个第三方国家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或者由中俄双方共同委托一个国际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国际公法上的法律解决可能导致国家赔偿。国家赔偿以国际公法上的国家责任为基础。

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解决主要是提起国际民事诉讼，即由受害者通过在中国或者俄国的法院提起国际民事诉讼，谋求民事救济的一种私法途径。国际民事诉讼可能导致国际民事赔偿。这种赔偿以国际私法上的国际民事责任为基础。

外交解决是一种回避法律责任问题的争端解决方式。它的形式主要有谈判与协商、调停、调解等。谈判和协商是当事国双方之间通过谈判和协商，互谅、互让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最为灵活、迅速和节约成本的办法。调停和调解涉及第三方调停人或调解人的参与。

本文对基于法律解决的国家赔偿、国际民事赔偿和基于外交解决的谈判与协商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谈判与协商解决是中俄双方应当采取的妥善的解决办法。

三、国际解决途径

（一）国家赔偿

公法关于国家责任的一般原则，国家不遵守国际义务即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引起该国的国家责任，其通常的后果是使受害国能够运用它按照国际公法所提供的措施和程序，迫使违法的国家履行有关义务并由于该国不履行义务所致损害而从该国取得赔偿。与跨界污染损害有关的国家赔偿必须符合这一原则。

具体到跨界河流污染上，不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已成为 国际公法上的一项基本的国际义务。根据国际公法的原理，一国违反了这个义务，就要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并进行赔偿。

然而，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所说的，“书本上的法”常常与“行动中的法”相背离。在跨界污染损害的赔偿问题上，这种背离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涉及跨界污染损害的赔偿时，各国通行的做法要么是消极回避，要么是明确拒绝适用国家责任。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首先，跨界污染损害及其赔偿问题牵涉到各国的重大的经济利益，各国一般不愿把国家责任明确化。

其次，跨界污染损害的国家责任的国际法基础并不牢固。

再次，国际社会对跨界污染损害的国家责任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关于跨界污染损害的国家责任和国家赔偿制度尚没有通过广泛的国际法律实践得到确立，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这是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国际法背景。

从条约义务看，中俄之间没有一个共同参加的有关跨界河流污染问题的多边环境条约。也就是说，对于俄国，我国并没有承担关于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的国家责任及其国家赔偿的条约义务。

此外，从政治上看，两国如果就松花江污染事件在国家责任和国家赔偿的层面上发生争端，将对中俄两国关系带来不好的影响。由此可见，选择国家赔偿来最后解决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问题，无论在国际法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对中俄双方都不利。

（二）国际民事赔偿

在发生跨界污染损害时，尽管国家责任和国家赔偿的途径难以行通，但仍有必要对跨界污染损害的受害者予以赔偿。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将国家层面的赔偿问题转移到私人层面上，也就是说，以国际私法关系上的污染者与被污染者之间的国际民事责任上的赔偿取代国际公法关系上的国家责任上的赔偿。

但跨国因素的存在也引起了跨国民事诉讼特有的问题，主要包括法院管辖权、准据法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

法院管辖权的确定是审理有关跨国民事诉讼案件的前提条件，它直接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对双方当事人利益攸关。在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的法院管辖权问题上，中俄两国的法律规定是一致的，并没有法律冲突。如果俄方就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提起民事诉讼，中俄两国的法院都有管辖权，原告可以向任何一方。

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上，中俄两国在1992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互助的条约》，两国承诺相互执行对方法院作出的判决，存在法律上的根本障碍。

跨国民事诉讼的关键在准据法。侵权行为地是各国确定侵权行为准据法的首要连接点。从我国和俄罗斯相关法律规定看，不论俄方是在本国还是在我国提讼，中俄两国的法律都有可能成为准据法。但是，我国与俄罗斯在环境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却存在巨大的差别。首先，从2002年《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5条、第6条、第11条规定看，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和公民都有权向法院就违反环境保护立法造成的环境损害，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此外，《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78条把诉讼时效定为20年，远远超过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设定的3年期限。也就是说，按俄罗斯法律，针对松花江跨界环境污染，在未来的20年之内，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受影响的州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当地居民随时可以向俄罗斯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诉讼时效如此漫长，赔偿的利益相关方如此众多，赔偿的范围和额度又如此巨大，即使能得到执行，执行的效果相对其预期目标也必将有较大差距。更重要的是，中俄双方在环境标准上差别很大，我国环境水体的硝基苯标准比俄罗斯高十多倍。而这是争议的焦点所在，因为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构成条件之一是环境损害事实的存在，而判断的标准就是国家的相关环境标准。

松花江跨界污染事件如果依照俄罗斯法律，可以认为环境损害事实是存在的。如此则我国相关责任人理应为环境侵权行为承担包括赔偿在内的法律责任。但按我国的环境标准，并不存在环境损害。如此则可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46条第2款的规定，不作环境侵权行为处理。即使俄方就此作出判决，我国也可拒绝承认和执行。但如此可能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从政治影响上看，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司法上的冲突，是不必要的，对两国都没有好处。因此，在一些涉及国际民事赔偿的关键法律问题上，中俄两国的法律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极大地削弱了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的国际民事赔偿的可行性。

（三）谈判与协商

在两国一致认可俄国受到的不利环境影响的前提下，怎样才能既对俄国受到的不利环境影响给予适当的补偿，又不引起两国间的司法争端呢？我们认为，外交解决方式中的谈判与协商是最好的选择。

谈判与协商是国际法主体为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议而进行交涉的一种方式。环境条约一般都将谈判与协商作为国际法主体之间解决争端的主要方式。

在国际关系中，外交解决的办法，特别是其中的谈判和协商的解决办法，是处理国际争端的首选办法。近年来，我国和俄国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了诸如边界划界问题等重大问题。两国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为各自的国内发展创造了和平的环境。两国都受益于这种双边谈判和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两国没有必要把松花江污染事故的环境影响扩大到影响国家间关系的的层面，也没有必要借助以第三方介入为特点的裁判、调解等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国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松花江污染跨界损害赔偿问题是较佳的解决方式。实际上，在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事件发生后不久，中俄之间就开始了频繁而有效的谈判、协商和合作。通过谈判和协商，本着睦邻友好的原则，双方互谅、互让，和平而妥善地解决松花江污染跨界损害问题，符合中俄两国的根本利益。

四、结束语

以上分析表明，在松花江污染事故这个问题上，有国家赔偿、国际民事赔偿以及外交谈判和协商三种基本的方式。但解决在国家责任层面和国际民事责任层面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基于 解决国家赔偿和国际民事赔偿的选择不是最佳的，基于外交解决的谈判与协商应是中俄双方应当采取的妥善的解决办法。作为一个现实的选择，中俄之间必然会以谈判和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

尽管以外交方式来解决跨界污染损害是很便利的选择，避免了适用国家责任和国际民事责任时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但就跨界环境污染来说，不仅仅是需要赔偿受害者和惩罚污染者。更重要的是保护环境，预防污染的发生，通过签署一个关于共享河流污染防治问题的双边协定，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常设的、双边的、以预防为主的共享河流污染防治合作机构和制度。

参考文献：

[1]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危险活动引起越界损害所造成的损失分担的法律制度第一次报告.

[2]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危险活动引起越界损害所造成的损失分担的法律制度第二次报告.

环境污染解决方法篇（8）

一、我国水污染的现状

（一）水资源的分布不均与逐渐减少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全国大小河川总长42万公里，湖泊7.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0.8。水资源总量28000亿立方米，人均2300立方米，只占世界人均拥有量的1/4，居121位，为13个贫水国之一。由于水资源在区域、季节上分配不均以及目前普遍的水污染问题使得水污染的现象更为严重了，跨行政区域的河流水污染表现尤为突出。

（二）水污染日益严重

随着人口数量的几何增长、现代工业废水的乱排乱放、城市垃圾、农村农药喷洒等等，造成本来已是极少的淡水资源加剧短缺，无法为人所用。在我国，只有不到11%的人饮用符合我国卫生标准的水。

二、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的特殊性

随着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在地理区域上的不断拓展，以水资源为代表的一些跨界环境污染表现的尤为突出。如深圳市在东江流域的龙岗区进行了在规模开发建设，严重污染了惠州市淡水河水质。导致跨行政区域水污染不同于其他水污染的因素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基于河流本身的特点

跨行政区域水污染通常涉及到两个以上行政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与管辖治理。那么在处理问题时，不少地区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缺乏全局环境意识，只考虑减轻经济发展对本地区的环境压力。

（二）有法不依，执法力度不严

尽管我国对区域之间的水资源冲突历来十分重视，在《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环保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中都有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为跨行政区域水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原则性的法律规定，也为各地方建立具体的协商和调解程序与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当前水污染的司法解决途径

（一）外国水污染的司法解决途径

外国水污染的司法解决途径主要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方面是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另一方面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称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如日本法院的调停、美国法院的ADR制度。

（二）我国水污染的司法解决途径

我国的法律没有对跨行政区域水权纠纷的解决机制作出专门规定，但是通过参照其他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相关规定，可以总结出以下四种解决途径：协商、行政裁决、行政调解、诉讼。协商是解决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的首选方法，也是人们普遍希望的和平解决途径。行政裁决是一种具有较强强制力的解决途径，但是正因为它的强制性，在具体实践中可能造成国家公权力的不适当涉入。行政调解是指行政机关以第三人的身份对争议问题进行调解，这种方式也是主要依靠当事人的自觉履行，一旦当事人反悔，协议便失效。诉讼是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判的方式解决的途径。诉讼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公正、权威的解决途径。

四、诉讼方式与ADR解决方式的比较

不可否认，ADR制度在降低高昂的诉讼成本、减少行政成本、缩短纠纷解决周期方面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相比较而言，诉讼方式具有以下一些优点：

（一）有最强的说服力，即权威性

在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案件中，多数情况是一些受害弱势群体诉大型工业工厂。这种情况下，以和解、调解或仲裁等方式是很难保证尽快将问题予以解决的，这就需要借助法律的强制力予以约束，受害方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同时这种通过诉讼所形成的判决或裁定对当事人双方都能产生强制的约束力，有助于推进环境污染问题的快速解决。

（二）标准的确定性

诉讼的审理依据是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法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与调解、和解这几种方式比较而言，它的标准显然要更固定、标准一些。诉讼解决方式的这种特点正好解决跨行政区域水污染问题中存在的主体不明确、责任分配不确定及相关单位推卸责任等问题。诉讼的审理依据是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法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与调解、和解这几种方式比较而言，它的标准显然要更固定、标准一些。

（三）终局性和强制性

纠纷的解决以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民事诉讼的强制性既表现在案件的受理上，又反映在裁判的执行上。调解、仲裁均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只要有一方不愿意选择上述方式解决争议，调解、仲裁就无从进行，民事诉讼则不同，只要原告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无论被告是否愿意，诉讼均会发生。

五、我国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诉讼解决机制的改善建议

（一）通过立法完善相关规定

适用于水事纠纷的我国环境立法主要有：《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等。《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 或者由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二）就诉讼程序本身而言，水污染纠纷常常具有复杂的原因，涉及面广，矛盾多样，仅靠目前这种单一的调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由于水污染纠纷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仅靠行政手段并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因此，应该重视运用诉讼的方法，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处理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中的作用。基于纠纷中涉及的人数众多，在实际中易采用集团诉讼和公众诉讼的方式，但我国现行立法并没有相关规定，因此在立法中应提高调处效率。

（三）此外，也要调解好与诉讼解决方式有关的其他外力因素

例如建立具体的协调机构承担跨行政区环境污染纠纷的组织协调工作。跨行政区环境污染纠纷的协调机构可以由政府领导牵头，由环保、国土、水利、渔业、农业、林业、公安等部门组成。在水污染事故中，还应当注意发挥流域管理机构在跨行政区环境污染纠纷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海明. 谈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处理[ J]. 资源调查与评价， 2006， 23 （ 3）： 67-71.

[2] 毛涛. 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 （4）

环境污染解决方法篇（9）

引言

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重，城市酸雨以及温室效应等问题所带来的后续反应已经逐渐加重，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存等都带来了很大威胁。加强对城市大气污染的问题治理就新的比较关键，这也是当前城市化发展当中比较重要的课题。通过从理论层面对城市大气污染问题的分析探究，就能有助于从理论层面为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1.城市大气污染的特征以及现状分析

1.1城市大气污染的特征体现分析

城市化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品质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大气污染问题在城市化发展中愈来愈突出。从大气污染的主要特征来看，在细菌的含量方面相对比较高。由于城市的人口相对比较密集，在绿化的面积上比较小等，这就使得大气当中有着大量细菌存在[1]。特别是在工业区的细菌量是比较大的，然后就是在城市的商场以及街道等领域的细菌含量比较高。这就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

城市大气污染的特征还体现在，总悬浮颗粒以及可吸入颗粒物的含量相对比较高。对大气污染的成分分析来看，其中在二氧化硫以及可吸入颗粒物等方面的浓度是比较高的。这些物质是对人体有着严重危害的。大气污染当中的煤烟型是比较主要的污染类型。这就和我国对煤炭资源的应用有着紧密联系，在对经济发展的同时，煤炭的使用也对大气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大气污染中的新兴城市以及大城市的大气污染是比较严重的。

1.2城市大气污染的现状分析

从当前我国的城市大气污染的现状来看，主要的污染是以煤炭污染为主。我国作为煤炭能源消耗大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当中，比较突出的就是煤炭资源的消耗。在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下，家用汽车的增多，在汽车尾气的增加下，对城市大气的污染就有了加重。而这些大气污染最为主要的源头就是煤炭资源的消耗所致[2]。再者，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大气颗粒物污染的问题相对比较严重，以及在新兴的城市污染方面有了加重。在这些层面的污染方面，就对城市大气污染的严重性有了加强。

城市大气污染重的扬尘污染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城市的迅速发展期，由于对房屋的拆迁以及施工建筑等，就造成了大量的扬尘，对城市的大气环境有了很大影响，使得整体的大气环境质量大大降低。这就不利于城市环境的保护。对于这些层面的问题就要能充分重视，并要能找到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从根本上进行有效解决。

2.城市大气污染的成因以及防治的措施探究

2.1城市大气污染的成因分析

造成当前的城市大气污染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由于人们在环境保护的意识层面没有加强，以及在环境保护执法过程中没有加强，这就使得大气污染的问题比较严重。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的只能发挥是比较重要的，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推动有着重要责任。但是一些政府为了当地经济的增加，对环境保护的问题就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对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方面没有加强，这就必然会影响城市的大气环境质量。

另外，由于在对产业结构方面没有注重优化，在对能源资源的利用方面没有合理化实施，这就造成了大气环境的污染问题愈来愈严重。工业能源的消耗方面，主要是煤炭为主，在当前的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没有充分注重能源利用的合理性，在产业结构方面没有注重优化等，这就造成了大气污染问题的出现[3]。还有就是在对大气污染的防治技术层面相对比较缺乏，这也是造成大气污染问题存在的重要因素。

2.2城市大气污染的防治的措施探究

为能有效防治城市大气污染，就要注重多方面措施的实施。笔者结合实际的情况，对大气污染的防治方法进行了探究，通过相应的方法研究，就能有助于大气污染问题的解决。

第一，加强居民的环保意识。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大气污染问题进行防治，就要能充分注重让全民的环保意识得到加强，在城市的空气质量监控能力方面不断加强。环境问题在当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愈来愈重要，加强大气空气的问题解决，就要从思想观念上进行及时性的转变。政府方面要将自身的职能充分的发挥，对大气环境保护的宣传工作妥善实施，能结合具体的大气污染问题的严重程度来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空气监测管理体系。注重对城市居民在大气环境保护层面的教育工作实施，从基础做起才能有利于保障大气污染问题的有效解决。

第二，加强法律层面的制度完善制定以及执行。大气环境的污染问题解决，要能从法律层面进行着手加强。通过法律体系的完善实施，注重城市大气污染的法律体系完善化建立，才能真正有助于大气污染问题的解决。在当前的法治化进程中，在法律方面的加强就能有效对大气污染问题得以解决[4]。这就需要按照《21世纪议程》以及《中国21世纪议程》当中的环保原则加以执行，并要充分重视对大气污染防治的法规原则加以严格的遵循。只有在这些层面得到了加强，才能真正有利于大气污染问题的解决。

第三，注重从产业结构方面科学化调整，对颗粒物的排放量最大化控制。城市大气污染问题的解决，就要能从根本上进行解决，在产业结构层面能够及时有效的调整。其中在重工业的污染源问题上就要针对性解决，对环保型以及技术型的重工业发展进行加大扶持，并对严重污染的工业发展进行整改以及关停等措施的实施，要能使得废弃污染物的排放量达到相应的标准。工业企业自身要在社会责任感方面良好树立，并能对自身的环保措施的实施有着使命感。只有在产业结构层面得到了优化调整，才能真正有利于大气污染问题的有效解决。

第四，注重城市扬尘以及机动车污染源的解决。城市大气污染的成因中，扬尘以及车辆尾气的排放是重要的污染源，这些都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着很大威胁。这就需要能够注重将城市扬尘的污染治理工作得以完善化实施。在建设工程中的施工，就要在施工中设置围挡墙，防止扬尘的大量扩散造成空气环境的污染[5]。并要在汽车尾气的排放方面加强技术的应用，注重对汽车的环保检验的工作良好实施，对不达标的车辆要采取相应的手段进行解决，在尾气排放量方面能够达到一定标准。这些方法都是对大气污染问题解决的有效措施。

第五，对大气污染问题的解决，要能在资金投入上能充足化的呈现，在环境监测的工作上能得以完善化实施，以及注重植树造林的工作实施。通过多方面的手段方法实施，就能有助于大气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解决。

3.结语

总而言之，对城市大气污染的问题解决，就要能注重多样化措施的综合性利用，在技术层面以及管理层面和政策上等，都要能和当地的环境问题相结合，针对性的解决才能有助于大气污染问题的有效解决。希望能通过此次理论研究，能为城市大气污染问题的解决起到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郑娟，郭治敏，李刚.城市大气污染的治理方法探讨[J]. 资源节约与环保. 2015（11）.

[2]王海云.城市大气污染的特征及其防治研究[J]. 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2016（03）.

[3]张越，张国峰，佟霁坤.试论城市大气污染的治理方法[J]. 科技展望. 2016（06）.

[4]乔晶晶.我国城市大气污染现状及防治措施研究[J]. 企业技术开发. 2016（02）.

环境污染解决方法篇（10）

谢勇的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刘金梅告诉记者，作为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名律师，她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接听来自全国各地的污染受害者们的咨询，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每天打电话来咨询的受害者很多，然而很多人都把服务热线看作是一种举报方式，他们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直接去与相关部门接洽，帮他们把问题解决掉。”

“他们一方面害怕受到污染企业的报复，一方面不愿意承担动辄四五年的累诉之艰。”谈到我国鲜少有受害者提起环境诉讼的现状，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京慰告诉记者，“环境污染诉讼太难了，从搜集证据、到审理，每一个环节都充满艰辛，并且胜诉判决非常少，这些情况往往会让受害者们望而却步。”

事实上，尽管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对与环境侵权相关的举证责任分配、诉讼时效等早有规定，但环境诉讼在中国依旧困难重重。

行政诉讼往往是“必经程序”

在法庭提讼，常常有一个问题深深困扰着污染受害者们，那就是：如何证明污染企业有污染行为？

3月19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判决了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研究员陈立雯广州市环保局信息公开一案，认定广州市环保局逾期答复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同时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去年六月，为了促进李坑垃圾焚烧厂的公众参与监督工作，广州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李坑垃圾焚烧厂公众监督委员会。在监督小组成立不久后，李坑垃圾焚烧厂就不断爆出垃圾焚烧不彻底，还有大量塑料袋未烧尽，管道爆裂频发等问题。”陈立雯告诉记者，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一直在做因垃圾处理不当引发的污染问题的相关调查，为了解相关信息，他们向广州市环保局申请了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相关文件的信息公开。

由于广州市环保局始终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复，陈立雯将其告上法庭。据了解，广州市环保局拒绝公开李坑垃圾焚烧厂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理由之一是：他们手中没有环评报告全本。

“作为李坑垃圾焚烧项目的直接监管者，在没有环保报告全本的情况下，他们监测数据的参照物是什么？他们如何判断监测数据是否合规？环评报告还有什么意义？”广州市环保局的拒绝理由让陈立雯很难理解。她说，诉讼只是公众推动垃圾焚烧信息公开的无奈之举，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她希望看到的是环保部门履行应有的责任，主动公开公民申请的信息。

“我国法律规定，环境侵权案件中的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需要由污染受害者加以证明。但是受害者们只能看到浓密的黑烟，闻到刺鼻的气体，他们不知道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污染物，法院也不会仅凭这些表面现象就判定被告企业有污染行为。”赵京慰告诉记者，污染受害者普遍要依靠向环保部门申请信息公开来证明被告企业存在排污行为，但这些信息环保部门往往不会轻易公开。

事实上，行政诉讼与环境诉讼之间早已形成了一种“不可说”的是伴生关系。尽管陈立雯提起这一行政诉讼的目的并非为了提起某个环境侵权诉讼，但从她的经历便可窥见污染受害者们在申请环境信息公开时的艰辛。

“几乎每一起环境诉讼都要附加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相关部门公开相关信息。”在刘金梅看来，行政诉讼已然成了环境诉讼的“必经”程序，一个案件至少会持续三到五年，这样“纠结”的诉讼往往会让受害人心力交瘁。

庭审就是一场“科学战”

实践中，许多原本愿意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受害者往往就是因为受不了这样的诉累而中途放弃。但他们却不知道，拿到监测数据仅仅只是这场维权之战的开端而已，接下来的诉讼会更加艰难。

“环保部门是公开了信息，但法律并没有规定他们要公开到什么程度，也没有规定由哪个主体对数据的准确程度负责核查，很多情况下我们拿到的数据都不超标，但企业排放的污水的色度和废气的浓度都很难让人信服这样的数据。”赵京慰告诉记者，我国目前没有对环境污染实行资质管理，尽管许多社会组织也在从事类似的监测，但他们的数据法院往往不会采信。

在他看来，环境诉讼的又一困难即在于：即便从环保部门拿到了相应的数据，有时也会派不上用场。“环境污染并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它与科技息息相关，很多情况下，环保部门都做无法面面俱到，受害者也很难证明究竟是哪一种污染物致其损害，这种污染物是否是被告企业排放。”

“一般而言，污染企业或是以自己是达标排污来辩解；或是以同一污染区内还有其他企业，污染物并非自己排放来辩解，但好在我国法律规定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企业有排污行为，且这一行为对受害者造成了影响，它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刘金梅告诉记者，环境维权如果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那么环境维权将会更加艰辛。

同时，环境污染还具有累积效应，许多因污染物带来的疾病要几年、十几年、甚至是二十几年才会病发，还有许多污染物会与其他污染物一起叠加给受害者造成损失。

实践中许多污染受害者都面临这样的困境，污染物对人体的影响都会有一定的潜伏期，并且对每个人的影响都不相同，污染受害者一般都不会直接将其所患疾病与污染企业直接画等号。

“由于无法精确测量当时当地的污染物及其浓度，专家们只能依据现有的数据进行推测，而这种推测的结论往往是一种或然性结论，这样的或然性结论往往会把庭审引向科学争论。”刘金梅告诉记者，环境损害分为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财产损害通常是指家禽、家畜、树木等动植物的疾病死亡，这样的损害因果关系通常较好鉴定；但人身损害却很难，诱发人体疾病的可能性非常多，双方往往都无法精确地证明。

很多情况下，环境诉讼都会演变为一场无休无止的科学争论：双方都会有自己的专家证人，但双方都无法还原当时的客观情况，无法对当时、当地情景下的污染物浓度进行精确测量，双方的专家证人都只能给出一个可能性的结论。

调解往往是最佳选择

事实上，正是由于污染受害者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困难，环境诉讼鲜有胜诉案例。

据刘金梅介绍，在她的环境诉讼案件中，与人身损害相关的案件几乎没有胜诉判决，与财产相关的案件则胜诉判决较多。“这是因为家禽、家畜、树木等动植物的致病、致死原因没有人体那么复杂。然而，这类案件的赔偿数额很少与实际相符，多数情况下都少得可怜。”

“我的环境诉讼多数以调解方式结案。一般来说，如果污染企业提出愿意调解，我都会建议当事人调解结案，因为环境诉讼常常会令受害者心力交瘁。”在赵京慰看来，环境诉讼往往会在鉴定上花费大量的钱财，多数情况下都会耗费三到五年的时间，而且最终不一定会得到胜诉判决，即使是胜诉了也不会拿到太多的赔偿。“倘若能与污染企业在诉讼之初就达成和解，受害者的利益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保护，也避免了后面的一系列烦恼。”

然而，并非所有的污染企业都愿意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案。

4月19日，由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等机构提起的云南曲靖铬渣环境公益诉讼案，因被告云南省陆良化工有限公司和云南省和平科技有限公司拒绝签署调解书，由法院主持的调解谈判正式宣告破裂，案件即将进入庭审程序。

这一案件的背景是2011年云南省曲靖市爆出的“6・12铬渣倾倒”特大污染事件。案件到法院后，被告向法院和原先提出了调解结案的思路，后经法庭主持，双方达成了框架性的调解协议，并于2012年底签署了调解协议书。

根据该调解协议约定，被告要承担铬渣污染场地的环境修复责任，原告定期举行联席会通过公众参与监督和跟进被告环境修复的进度，同时建立共管账户作为环境修复的资金保证等内容。

然而，法院基于调解协议制作出正式的调解书后，被告就开始找各种理拒绝到庭签署调解书。4月18日，被告正式向法院表示，拒绝签署调解书。

采访中，许多采访对象都认为，由于污染涉及的范围较广，许多企业都不希望因为给一个受害者经济赔偿而招致更多的受害者来寻求赔偿，他们往往更愿意把案件拖入漫长的诉讼之中。

刘金梅告诉记者，她的另外一讼从立案至今已经三年有余，鉴定费用高达30多万，但法院至今只开过一次庭。“这对污染受害者而言是一种煎熬，这个过程中放弃的受害者不在少数。”调解结案的方式或许无法弥补污染受害者所受到的全部损失，但它却是我国当前环境诉讼现状下的最佳选择。

环境诉讼如何可持续

事实上，许多人都认为环境诉讼困境重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公民这个渺小的个体很难与经济实力雄厚的污染企业相抗衡。他们也将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看做是环境诉讼的一个新契机，因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乐观。

3月6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就山东潍坊昌乐县五图街道部分村庄地下水遭严重污染问题向潍坊市中级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潍坊市中级法院始终以需要请示上级法院为由，没有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

据悉，在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生效前，中华环保联合会已在各地提起多起环境公益诉讼，并且基本是以胜诉结案。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案件无一不是在环保法庭审理，此次公益诉讼是中华环保联合会在普通法庭提起的第一起公益诉讼。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生态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朝霞认为，这起公益诉讼受挫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只做了原则性规定，但对于哪些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如何管辖等问题却没有规定。“没有成形的标准、细则可依，法院自然不敢轻易受理。”

环境污染解决方法篇（11）

关键词：

建筑施工；环境污染；问题

工程建筑领域在我国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全面改革的环境下，就要能注重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发展。以往由于没有注重环境问题，在当前已经付出了惨重代价，环境污染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有着严重危害，对可持续发展也有着严重阻碍。当务之急，就要能从实际出发，在建筑施工的污染环境问题层面加大解决的力度，促进环境的良好保障。通过从理论层面对施工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对促进解决实际问题就比较有利。

一、建筑施工的环境污染问题解决重要性及污染问题分析

1、建筑施工的环境污染问题解决重要性分析

工程建筑在保护环境当中有着重要的角色作用发挥，建筑活动的开展就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环境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及时性解决就比较重要。在当前的可持续发展观念的逐步深化背景下，人们对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认识也逐渐得到了加强和深化，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就要能充分注重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对施工污染环境的问题得以有效治理。将施工中的可利用资源再次利用，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1]。减少资源的浪费。在具体的施工环节，就要能充分注重在每个环节都要能得以充分重视，保障施工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只有在建筑施工的环境污染问题上得到了解决，才能真正有利于建筑行业的良好发展。

2、建筑施工的环境污染问题解分析

从建筑施工环境污染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具体的施工中还有着诸多问题存在，最为突出的就是噪音污染的问题。施工过程中在每个阶段基本都会产生施工噪音污染问题。例如在土石方的施工过程中，在推土机以及挖掘机和运输机等施工中，就必然会发出噪音。在进行打桩施工的过程中，对振捣棒的应用以及打桩机的使用等，也会不可避免的发出声音[2]。在对建筑结构进行施工过程中，对汽车泵以及混凝土搅拌车等等设备的应用，也会发出噪音。从实际的建筑施工中，人民群众对建筑施工污染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噪声污染问题，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就要能充分重视。再者，建筑施工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大气污染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具体施工中，在机械设备运行过程中，对砂石料的搅拌以及混凝土结构的剔凿等施工过程中，就比较容易产生废弃以及粉尘。然后向大气中进行扩散，在长期的施工下，就会对大气环境带来污染问题。在对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会对涂料以及腻子等应用，这些应用材料的挥发性比较浓烈，会产生一些有害气体，在向大气中进行会发，这也会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威胁。另外，建筑施工中的废水污染问题也比较突出。在具体的建筑施工过程中，对水资源的应用量比较大。通过水的应用对机械设备的清洗，以及在施工材料方面产生的废水等。有的没有进行加工处理就直接的进行排放，由于这些废水有的含有重金属以及有害物质，排出之后浸入到地下就会对土壤造成污染，也会影响人的生命安全。除此之外，建筑施工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还有是固体垃圾没有进行科学化的处理。在建筑施工后，就会产生大量的垃圾，对这些垃圾没有进行及时性全面性的处理，就会对环境带来相应的影响[3]。对于这些层面的污染问题就要针对性的解决。

二、建筑施工的环境污染问题防治措施实施

第一，加强施工的噪音污染问题的防治。在对施工中噪音问题的防治过程中，就要能注重对施工的方案加以优化，要将噪音能够最大化的降低，也可通过设置隔离带对噪音进行隔绝，这也能起到良好的隔音效果。在具体的冲击类型的施工过程中，可以通过静力压桩的方式进行施工，这就能够在噪音降低上起到保障作用[4]。对于机械设备的噪音防治，可以在施工的现场进行设置隔音防震墙。这些方法的实施都对建筑的噪音防治有着积极作用。第二，对建筑施工中的大气污染的问题进行解决。在施工中，对施工中的粉尘问题解决，就要能在施工现场进行设置一些保护措施，在防尘的处理工作上加以完善化实施。在运送过程中避免从人群密集的地方经过，在运输的路线选择方面要能优化。在施工中遇到天气比较干燥的问题，就可通过在施工现场进行洒水的方式。在对泥浆进行搅拌的时候，可通过防尘罩加以应用，这对粉尘污染的问题也能饿到有效解决。第三，建筑施工中的废水污染问题的解决要科学性。在建筑施工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就要能注重对废水处理之后再进行排放，保障废水的水质达到可排放的标准。可以通过化学絮凝剂的应用，对污染物进行沉淀，以及在有害物质上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消解。总之，只有达到废水排放的标准才能进行排放，严格的按照排放要求实施。第四，加强建筑施工中固体垃圾的处理。建筑施工中会产生诸多的垃圾，这就需要能够在具体施工中，对土方的开挖以及回填的工作实施中，避免过快以及土渣的洒落，要在工作过程中保持稳定度[5]。对固体的垃圾要进行分类处理，清洁工作要做到位。只有在这些方面得到了加强以及完善，才能有助于固体垃圾的科学化处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对建筑施工中污染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就要能充分注重方法的针对性应用。在全面改革的环境下，要能充分注重方法措施科学实施，加强施工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处理，在这一环境污染问题上得到了有效保证，才能有助于建筑施工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发展。希望能通过此次理论研究，有助于建筑施工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杨林根.浅谈建筑工程施工中环境污染问题[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25)

[2]靳全星,常跃军.建筑的环境污染与健康安全问题[J].河南科技.2013(16)

[3]张明,陈明,李新永.信息时代下建设工程施工成本控制的探讨[J].电子测试.20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