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问题研发大全11篇

能源问题研发篇（1）

中图分类号：TU241文献标识码： A

一、研究背景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它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同时亦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与世界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过程中，能源安全已经上升到国家的高度，各国政府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能源政策以保障能源安全。

二、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1、太阳能

我国太阳能发展存在的问题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和太阳能热利用产业，虽然发展迅猛，但由于技术和资金等问题，其替代能源的作用仍受到限制。我国尚无成熟的核心技术，生产设备和核心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如晶硅提纯技术和设备都靠引进，光伏产业的发展处于被动地位；原材料价格上涨随着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晶体硅原材料供不应求，供需缺口日益增大，价格持续猛涨，而硅材料占整个太阳能电池成本的60%，直接导致光伏电池的成本上涨 ；太阳能热水器普及率不高由于国家对企业和研发的投入力度不够，太阳能热水器的发展远落后于希腊和以色列等国家 ；开发条件受约束太阳能受季节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较大，日照强度大的季节，太阳能产量大，而阴天或地势低的地方，太阳能产量低，这直接导致太阳能开发极不稳定。

2、风能

我国风能资源丰富，风电行业发展迅速。2000年，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为352兆瓦，2009年达到25853兆瓦，翻了70余倍。2005年，全国已建成并网风场61个，风电机组1864台。2006年，中国新增风电装机量占全球的12.1%，大部分需要从国外进口，特别是大型兆瓦级风电机组的总体设计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设计制造技术都还未掌握，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风电技术，这必然导致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并埋下质量隐患，造成风电项目在未来面临升级改造或者直接被淘汰的压力；电网结构相对薄弱风电是一种间歇性电源，而我国风电场主要分布在距负荷中心较远的地区，电网结构薄弱成为制约国内风电发展的瓶颈；海上风电开发难度大海上风电的作业受气候的影响大，投资成本高，安装维护困难，且技术复杂；上网电价有待调整在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应对其进行宏观调整，无论是政府指导定价还是以招标形式确定的上网电价，风电电价都需要确立一个具体标准；开发的不稳定性风电的发展同太阳能一样，其开发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只有在风力资源丰富的季节，风力发电量才多，这种不稳定的发电量导致电网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应加强电网对电力的调度，使其安全运行。

3、生物能

中国生物质能源的资源总量是风能和水能的3.5倍和2倍。我国目前每年可开发的生物质能资源总量大约相当于12亿吨标准煤，超过全国每年能源总消耗量的1/3。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碗在其所写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丛书中测算出，我国农作物秸秆折合热值量约为3.3亿吨标准煤，畜禽粪便产热量折合约为0.72亿吨标准煤，林业生物质热量折合为7200万吨标准煤、我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一部分科研成果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截止2007年，中国有大小生物柴油生产厂2000多家，而且各地相同项目的立项。2010年，中国年生产生物柴油约100万吨。2006至2009年，生物质能发电投资额从168亿元提高到452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30%以上，2008年和2009年我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已达到3巧万千瓦和430万千瓦，年均增长达到30%以上。

我国生物质能发展存在的问题：技术装备水平不高，产品成本高，因此对农村居民和工业用户缺乏吸引力；资源评价工作及科技研发工作不到位这主要由于国家对新兴生物质能发展的投入不足。我国生物质能的发展前景生物质能不仅能用于发电、供热，还能转变为液体燃料和生物基工业制品，在石油资源严重不足的国情下，作为替代燃料，它具有广阔的前景。

4、核能

我国核能起步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核工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核工业直接为中国的经济服务，核电成为核工业民最重要的支柱产品，中国开始建造商业核电厂。继大亚湾核电站后，我国相继完成了秦山二期、岭澳、秦山三期。截止到2005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达到854万千瓦，核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2.2%。

我国核能发展存在的问题我国核电经过30多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困扰核电发展的问题：自主能力偏低我国能够自主设计和制造30万千瓦压水核电站，具备自主设计6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的能力，但是我国核电体系技术标准大多采用国外标准，国内没有统一的设计标准；核电核心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及设计能力欠缺，我国尚未全面掌握百万千瓦级核电站设计技术；核能利用的法律法规体系相对落后，安全是核能领域最重要的问题，而核安全法规体系是对核工业体系的有力保障。

能源问题研发篇（2）

目前，我国对水能资源开发项目进行经济评价时，项目的计算期一般为几十年，那么对于计算期之后水能资源开发项目该做如何考虑?目前国际上水能资源开发项目退役工作正在逐步展开，而我国水能资源开发项目也将面临这一问题。但是，目前在大力开发我国丰富的水能资源时对退役问题考虑并不多，在对水能资源开发项目的前期可行性研究论证时，并没有从技术、经济和环境等角度考虑项目退役的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水能资源开发项目退役问题的探讨，完善水能资源开发项目的全寿命周期分析，目的是为水能资源开发项目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从而有效开发我国丰富的水能资源，推动水能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一、水能资源开发项目退役的原因

我国水能资源开发项目存在着防洪标准偏低，工程老化失修等诸多问题，形成了大量的病险水库，必须面临退役。目前，我国及国际上的水能资源开发项目退役工作也在逐步展开，从退役工作开展的角度出发，水能资源开发项目退役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大坝安全、经济效益、环境保护。

1.大坝安全因素。目前，一些水能资源开发项目带病带险运行，水库功能逐步萎缩、甚至丧失，大坝超设计寿命运行，运行风险增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已对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人身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2.经济效益因素。目前，我国许多水库大坝的服役期已达到40-50年，而且存在相当大的安全隐患，这些大坝的经济效益日益衰退，工程的运行成本及维修费用不断上升，致使工程的运行难以维持。因此，当大坝的除险加固费用远超过继续运行所发挥的效益或拆除所需的费用时就面临退役问题。

3.环境保护因素。随着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关注，全球环境意识的急剧增长，水能资源开发项目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有关部门开始从大坝建设转向水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对在役大坝也提出了十分严格的环境保护要求。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就成了那些效益日益衰退的水能资源开发项目退役的原因。

二、水能资源开发项目退役方式评价

水能资源开发项目退役是指包括项目从停止发电到完全拆除工程，恢复天然状态所做的一切工作。根据水能资源开发项目拆除程度的不同，可分为部分退役和完全退役两种。部分退役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仅退役发电设施，保留大坝和其他建筑物；另一种是部分工程设施退役，不仅退役发电设施，还要降低坝高甚至是拆除大坝等。目前对大坝是否应该退役还争论不休。究竟水能资源开发项目是不是应该退役以及如何退役，我们应该通过对大坝的退役进行分析比较评价，包括安全评价、技术经济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等，以便对工程的继续运行或退役以及选择哪种方式退役作出选择。

1.安全评价。在水能资源开发项目是否退役以及是选择部分退役还是完全退役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安全问题，要进行安全评价，即需要考虑防洪标准和溢洪道泄流能力、大坝的结构安全问题、洪水和地震及其他地质灾害导致的大坝安全问题和库区山体安全问题、大坝安全带来的人身财产安全问题和经济生活安全问题，并考虑是否可以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大坝坝体和库区的山体进行加固，否则应该选择部分退役或全部退役方案。当需要选择部分退役或全部退役问题时，大坝拆除过程中的导流安全问题、大坝拆除后因地下水位降低引起的地质灾害问题也是必须进行考虑的。

2.环境影响评价。项目退役后将面临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包括坝址区附近的生态环境恢复建设问题、库区的生态环境恢复建设问题、地下水位下降对库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地下水位上升对下游生态环境的影响、库区泥沙处理对下游生态环境的影响等。因此，在进行项目退役决策时，应充分考虑不同退役方案对环境的影响，对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对项目退役带来的环境影响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选择改善环境投资费用少、对流域环境影响小的退役方案。

3.技术经济评价。通过安全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后，无论是选择加固还是对大坝采取部分退役或全部退役方案，都应该对加固、部分退役或全部退役等方式的不同方案进行技术经济的分析、比较和评价。首先，对可以通过加固继续发挥效益的项目，应提出不同的加固方案，并对各加固方案的投资费用和加固方案带来的效益进行分析评价，选择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加固方案。当加固方案带来的效益或拆除大坝的费用小于加固方案的投资费用时，应考虑大坝的退役问题。其次，对必须选择退役的项目，应该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安全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确定大坝退役的不同方案，对各退役方案的投资费用进行估算，并对不同方案下对流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和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选择投资费用少、对流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影响小的退役方案。

通过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和技术经济评价，对不同退役方式的安全性、环境可行性、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等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将退役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进行量化并纳入到经济评价中，从而决定究竟采取哪种方式退役。

三、水能资源开发项目退役产生的问题

水能资源开发项目是一个庞大的综合项目，它的退役是一项政策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并且牵扯到很多部门和行业的利益问题，所以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水能资源开发项目退役带来的问题主要可以归纳为技术方面的问题、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和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

1.技术问题。在确定了项目退役的具体方式之后，需要考虑退役面临的技术问题，包括大坝、电厂设施、辅助设施部分或全部拆除、拆除过程中的施工导流、机械和电气设备的拆除和处理、废弃物的拆除和处理等技术问题；库区泥沙淤积问题的处理技术、泥沙下泄对下游水质和鱼类的影响的处理技术、库区地下水位降低带来的地质灾害问题的技术处理、下游地下水位上升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的技术处理等。技术问题的处理不仅存在方案的比较，还存在技术处理带来的一系列投资、费用的预算及施工计划等问题。

2.生态环境问题。大坝拆除后流域水环境将面临由水库的静态水状态回归到河流的动态水状态，这与建坝时流域水环境由河流的动态水状态变成水库的静态水状态相反，我们称之为“逆生态环境”。项目退役面临的逆生态环境问题，将给库区和下游的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大坝的拆除会破坏刚刚形成的水库生态环境的平衡，各种鱼类的生活习惯都会被打破，面临适应新环境的问题。大坝的拆除可能会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库区水位下降后，原来库区淹没的大量土地释放出来，形成大片的荒秃山地和湿地，如果不加以治理和利用，会产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库区泥沙淤积的处理问题及泥沙下泄给下游动植物和生产生活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大坝拆除对坝址区附近的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如何恢复建设问题；大坝拆除后大量原筑坝材料的堆放问题及有害物质的处理问题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好，将给流域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环境问题的处理不仅存在方案的比较，还存在环境处理带来的一系列投资、费用的预算及施工计划等问题。 转贴于

3.经济问题。一方面，项目退役对流域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先，项目的退役直接使发电效益降低或消失。其次，依托水电形成的产业链的效益丧失和减少，比如原来库区利用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和水电站提供丰富清洁无污染的水电能源相结合，积极发展形成了大批企业，而项目的退役将直接打破水能资源与矿产资源的“黄金组合”优势，导致矿产资源开发和高耗能产业失去动力来源，直接影响这些项目的效益。第三，依托库区形成的产业链的效益丧失和减少，比如大坝的拆除将对依托库区形成的渔业和农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项目的退役将严重影响当地依托库区发展的旅游业，打破当地依托库区形成的旅游业的链条，使当地旅游业失去载体；另外，项目的退役对供水、防洪、航运等的效益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项目退役本身需要巨额的投资，具体有：①对退役方案进行分析比较论证，最终选择确定退役方案的费用；②大坝、发电设施和附属设施的拆除费用；③库区泥沙处理、坝址和库区生态环境恢复的费用；④流域地质灾害处理的费用等。

能源问题研发篇（3）

1980年联合国召开的“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对新能源的定义为：以新技术和新材料为基础，使传统的可再生能源得到现代化的开发和利用，用取之不尽、周而复始的可再生能源取代资源有限、对环境有污染的化石能源，重点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潮汐能、地热能、氢能和核能。

对于目前各方面尚不成熟的新能源来说，其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新能源技术尚不成熟，成本相对较高，产业化进程受到制约

新能源离不开高新技术的支撑，但自主核心技术欠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仍然是掣肘甘肃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甘肃目前新能源多数技术和设备依靠进口，以光伏产业为例，多晶硅核心技术依然掌握在国外几家大企业手中，目前基本依赖进口；在风能领域，风电制造的关键零部件大部分也要依赖进口。另外由于风电、光伏发电具有间歇性、波动性、随机性特点，必须有规模相应的火电和水电承担调频调峰任务，目前新的调峰技术不成熟，导致了风能和光伏发电的高成本。新能源建设速度极其迅猛，而新能源技术研究开发、新能源设备关键零部件生产、新能源利用配套系统（如电网、配套火电等）的建设及服务行业却非常弱小。矛盾比较突出的是风电和光伏发电产业。如甘肃风电规模扩张迅速，电网建设却相对滞后，甘肃河西是国内输电距离最长、串联变电所最多的330千伏电网，这种电网结构的西电东送能力仅为70万千瓦左右，电网负荷不能满足大规模风电接入的要求， 2008年甘肃酒泉已经投运的46万千瓦风电装机最大发电能力只能达到65%左右。

当前，新能源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技术不成熟、成本较高、市场竞争力弱。在不考虑常规能源外部环境成本的情况下，除太阳能热水器外，绝大多数利用新能源生产的电力、热力、液体燃料产品的成本仍然高于常规能源产品，缺乏经济竞争优势，不具备完全自主商业化发展的能力。尽管在建立新能源市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由于成本相对过高以及产品自身特点等原因，目前新能源还缺乏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完善的市场环境，如电网应该如何接纳新能源电力的问题；石油企业和用户对收购使用生物液体燃料也存在疑虑；建筑开发商还经常阻挠住户使用太阳能户用热水器。

二、新能源产业存在诸多应用障碍制约

在新能源发电方面，甘肃长期以来煤电为主的局面形成了固有的电网格局，电力规划、线路输送跟不上，这导致风能、太阳能发电在基础设施方面高投入和高成本。如甘肃敦煌10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占地10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亿元，年均发电1637万千瓦时，每年运行时数不足1700小时。在成本上，煤的发电成本只有每度0. 2元-0. 3元，风能发电成本每度为0. 6元左右，而太阳能发电成本高达2元以上，高成本让风能和太阳能价格居高不下。尽管国家有相应的风能发电补贴，但仍难有市场竞争优势，实际应用困难。只有当新能源和传统能源的价格此消彼长而达到平衡时，新能源产业化才有可能实现。

三、行业金融支持力度不够，企业进入积极性不高

首先缺乏完整的激励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所给予的支持和扶持政策，体现比较明显的是风电，如对风电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有政策性补贴，包括一些上网电价的补贴等等，但是对于光伏发电等其它新能源方面，还缺少系统的支持政策。迄今为止，新能源建设项目还没有被规范纳入各级财政的预算和计划。其次，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导致融资方式较为单一，缺乏与不同经济发展层次相适应，并且能够反映股份经济本质要求的多层次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结构，缺乏为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的二板市场。

另外，我国资本市场的金融工具创新能力不强，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有着较大的差距，这就使得新能源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缺少可供选择的融资工具。再加上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种种风险的存在，会使许多对新能源行业投资的企业顾虑重重，对新能源行业的融资形成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四、甘肃深居西北内陆，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水资源短缺，将限制新能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水资源已成为很多国家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显著制约因素。风力发电需要配套火电，而火电行业又是一个耗水大户。据估计，1000万千瓦装机容量的风力发电需要配套800万千瓦的火电。此外，核电、太阳能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都离不开水。

然而，酒泉和嘉峪关水资源占有和利用状况却不容乐观。根据酒泉水文、地矿部门提供的河道径流观测和地下水调查资料，酒泉市水资源总量为35.16亿m?，其中多年平均径流量（地表水）33.2亿m?，地下水不重复量1.96亿m?，酒泉市地下水80%来自河川径流入渗，其余由祁连山径流和降雨与大气凝结水补给；现阶段可利用的水资源量为29亿m?，占水资源总量的83%。如果按人口计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按国土面积计算，则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17；耕地亩均占有量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酒泉市实际引用的地表水已达21.94亿m?，已占到地表水可利用总量的94.4%，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维持河流生态环境的极限50%，也超过我国专家提出的内陆河流域河流的合理引水比例70%；地下水年开采量达7.35亿m?，也大大超过了6.2亿m?的可开采限度，生态环境因为水资源条件的变化正承受着巨大压力。

参考文献：

[1]马继民.低碳经济背景下甘肃新能源发展思考[J].甘肃社会科学，2010，（5）.

[2]张亮.我国节能与新能源行业的金融支持问题[J].开放导报，2009（4）

能源问题研发篇（4）

一、新能源的开发现状

近几年，中国新能源的开发利用逐渐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新能源产业发展总体水平较高，产业投资逐年增加，其所占比重在各行业中也逐步上升。（1）新能源产业发展总体水平较高。2011年12月15日，国家能源局披露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十二五”发展规划目标。规划提出，到2015年，我国将努力目建立有竞争性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太阳能热利用及核电等非化石能源的开发总量将达到4.8亿吨标准煤。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理事长张基尧在工作报告中指出，2012年我国水电开发建设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1至11月份我国水电新增装机容量1028万千瓦，全年水电发电量预计将突破7000亿千瓦时大关。三峡水电站实现了32台单机容量70万千瓦机组全部投产，向家坝水电站首批两台机组也相继投产发电，标志着当今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的设计、制造、安装取得了巨大成功，行业科技创新持续加强，新能源产业总体提升。（2）新能源产业投资逐年增加。据《世界能源展望2010》预计，2010年到203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投资将达570万亿美元。目前，我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投入逐渐加大。财政部公布，2012年预拨山西、内蒙古、吉林省等20个省市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金合共85.98亿元人民币，当中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能发电分别占58.5亿元，7.23亿元及20.23亿元。（3）新能源产业占比逐步上升。2012年7月9日，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左右”的目标，明确了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根据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球565千兆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中，约四分之一的装机容量位于中国。中国的风能、太阳能以及水力发电公司主导着可再生能源行业。世界最大的15家太阳能光伏模块制造商中，有9家是中国企业，占市场的30%；世界最大的10家风力发电机制造商中，有4家是中国企业，市场的26.7%。中国新能源产业占比逐步上升。

二、我国新能源发展存在的问题

2012年，我国新能源产业的飞速发展，但相关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开发成本高、投入不足、核心技术无法突破、相关政策不完善和人才短缺。（1）开发成本高，投入不足。新能源高昂的开发价格使新能源还无法成为传统能源的替代品。《后危机时代中国新能源产业创新与发展的思考》中指出：“目前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约4元/千瓦时，上网电价约4～5元/千瓦时，是常规电价的8～10倍；常规电每千瓦装机平均成本是4000元，而风电每千安瓦的平均成本是9000元至10000元”。发改委和美国能源基金会联合预测，2005～2020年中国需要能源投资18万亿元。其中节能、新能源、环保需要7万亿元。传统能源勘探开发、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研发等方面都面临巨大资金缺口，成本居高不下，导致政府负担过重。（2）核心技术亟待突破。我国新能源难以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核心技术的支撑，由于新能源能源技术开发极为复杂，涉及设备制造、工程设计、资源评价、材料、配发和管理等多个方面，而我国掌握的新能源核心技术非常有限，技术瓶颈已经十分明显。如太阳能光伏产业中，绝大多数企业都集中在太阳能电池板的制造和组装环节上，我国光伏产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面临严重障碍。（3）相关政策及激励措施不够。我国目前存在重视投资而忽略市场的现象，相关政策跟不上产业发展。在2012年加强应用—长三角分布式能源与沿江生态建设论坛上，财政部正抓紧与各部门协商对分布式光伏发电整体补贴的盘子、价格等细节。国家出手救助光伏产业的步伐不断加快。但光伏发电电价补贴政策仍未有具体的出台时间，项目批复仍存在问题，现在基本上每个上网的项目都要经过发改委批复，这是一个瓶颈。（4）新能源产业人才短缺。现在，我国新能源人才开发体系不健全，人才储备不足限制了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解决不好必将导致产业发展动力不足。主要表现为，第一，人才建设滞后，信息统计不完善。第二，人才总数不足，后备人才严重缺乏。第三，人才严重流失。人才的严重短缺，将会制约新能源产业的长足发展。

三、加快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的朝阳产业，但其发展仍旧面临着诸多问题，为此，我们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关于加快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几条对策建议。（1）控制成本，加大技术创新投资力度。如何做好成本控制是新能源产业发展工作的重点难点。应从设计源头做起，对设计方案中的成本进行严格控制；对零星物资实行严格的限额领用制度；对采购的生产物资实行资建档分类，确立比价制度。另外，中国目前的整体技术创新水平不高，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十分突出。如在风能和太阳能领域，关键部件和核心工艺技术严重依赖于进口，新能源产业链的高端环节较为薄弱。因此，我国应尽快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力度，提高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2）完善新能源发展规划和政策。我国现已出台的新能源发展规划有《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等，部分行业和政府也针对实际情况制定了各自的发展规划。其中部级的规划中存有两个问题：一是发展目标定得偏低，如风能到2010年的发展目标为1000万千瓦，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为3000万千瓦，而事实上，1000万千瓦的目标已经于2008年实现，3000万千瓦的目标也将实现；二是在资源评价和设备制造方面缺乏具体可行的目标。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时刻关注全球的新能源现状，对我国新能源发展的规划作出适当调整和完善，力求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3）大力培养新能源产业人才。人才是强国之本，大力培养新能源产业人才尤为重要。其一，应加强相关的服务性组织的建设，以拓宽我国的新能源产业的信息交流平台。其二，我国应建立新能源人才市场，为企业提供优秀的人才，完善用人机制。其三，我国教育系统应设置新能源专业，培养基础性人才，提高我国新能源人才的总量，做好我国人才资源的储备工作。其四，提高新能源人才的待遇水平，减少人才的流失。

四、结束语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与应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特别是在能源消耗日益严重的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已刻不容缓。为此，我们针对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有价值性的研究对策。

参考文献：

[1]乔桂银.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J].生产力研究.2012（10）

[2]曹钦，陈通，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对策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2（5）

[3]郭四代，杜念，霜陈刚，我国新能源发展的驱动因素、制约原因及对策分析[J].经济导刊.2012（8）

能源问题研发篇（5）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我国的战略型新兴产业之一，在能源和环保的压力下，为加快推进汽车产业结构升级，2012年政府出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规划指出，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对于缓解能源和环境压力，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十二五”期间完成了产业化起步阶段的任务，基本建立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产业生态初步形成，在全国范围内示范作用影响巨大。进入“十三五”建设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成本过高、基础配套设施尚未完善、核心技术受限、政策漏洞等问题，我们仍肩负重任，在“十三五”期间不断改良技术、改善现状，推动市场发展，实现汽车产业的成功转化。

1 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支持政策

1.1 财政补贴

2015年重庆市出台《重庆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市级财政补贴实施细则（暂行）》。每辆新能源汽车获得16万元的补贴，共计1000辆，其他新能源汽车按照国家补贴标准1∶1给予补贴，共计2000辆。由于地方政府的补贴力度较大，部分新能源汽车企业采取非法手段获取大量补贴，市面一度出现“骗补现象”。以重庆力帆为例，其申报2015年度新能源补贴中，有1353辆车电池芯数量小于公告数量，1328辆电池单体生产企业与《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不一致。2017年2月工信部在官网上公布了因骗补而对7家车企的行政处罚书，7家车企因骗补上“黑榜”，其中重庆有2家。

1.2 个人购车优惠

就个人而言，凡购买属于我市新能源汽车优惠范围内的新能源汽车消费者，不仅能享受国家的免征车辆购置税的优惠，而且能优先获得货车通行证，相关部门将依据载货汽车限行管理规定，对应用在物流运输等行业的新能源车辆优先核发相应货车通行证。这项政策的出台有利于吸引从事快递运输及邮政的相关人员前来购买新能源汽车。

1.3 企业购车优惠

对企业而言，我市符合相关要求的企业均可享受两大优惠政策――减免增值税和减征企业所得税。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和生产关键零部件的企业提供技术转让、开发、咨询及相关服务的，免征增值税；经认定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 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

据重庆统计局统计，截止到2015年，新能源汽车在全市范围内的应用总量达到3025辆，包括客车1208辆、物流车1063辆、乘用车754辆。其中，公交车的“快速充电，定线运输”模式成为重庆首创，并被推广应用到全国近20余座城市，新能源公交车销量占全国1/3，位居榜首。2016年6月，两江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重庆）有限公司与青岛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携手成立重庆两江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重庆地区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现在，重庆两江新区已经达到了完善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平台的基本目标，主要由纯电动、混合动力以及燃料电池三大部分构成，初步形成了新能源汽车技术标准体系框架并且拥有了评价和测试新能源汽车的能力。这对全市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尽管如此，即便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但结合新能源汽车市场与消费者的未来供需，要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产业还将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1 基础设施有了长足发展

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需要建立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截至2016年12月底，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共完成充电终端项目立项269个，充电终端共4088个，其中已经建成终端1336个。在投用的充电终端中，都使用了特来电首创的电动汽车群智能充电系统。该系统具有“无桩充电、无电插头、群管群控、模块结构、主动防护、柔性充电”等特点，放在世界充电技术中，也处于领先水平。

2.2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尚不成熟

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关键零部件产业链尚未形成，核心零部件还需要大量进口，因此，新围绕新能源概念的相关产业链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重庆市依托强大的传统汽车产能，具备较强的生产能力，但还存在产品整体档次偏低、核心零部件本地化配套不强的问题。

2.3 研发投入全国领先，但国际水平落后

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尽管在全国领先，但相比国外，还有较大差距。以动力电池为例，中、日、韩三国的供应量在全球占90%以上。但我国的动力电池供应量仅仅占三国总量的20%不到，问题根源在于产业分散，研发投入不够集中。

3 促进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建议

3.1 制定和完善产业发展政策，创造良好投融资环境

立足于《国家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发挥重庆市汽车工业城市的优势，制定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借助政策优势拉拢各类汽车企业和投资商进驻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生产、销售等环节。

3.2 迅速建立行业标准和技术战略平台

政府应成立专门负责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相关部门，不断推进节能和新能源汽车标准的制定以及改进工作，重点保护以研发技术为核心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并且需要在整车制造和零件制造方面制定严格标准，成立专项组根据此标进行检验，由此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3.3 加快形成新能源汽产业链

成立专业化的汽车工业设计产业园，对本市独立自主研发的零部件企业投入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关措施鼓励企业尽量采购本地汽车的零部件产品，以便促进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4 培育和改善重庆市本土新能源汽车消费环境和商业模式

调查收费不合理现象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取消不必要的购买审批手续，简化购买流程；联合财政局出台政策降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吸引消费者购置新能源汽车；规范整车和零部件销售市场秩序，打击为牟取非法收益而造成的骗补现象，最大限度地保护新能源汽车产品和知识产权。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布局的新形势下，政府有关部门需要通过合理引导，实现产业质与量的相对平衡，在推进传统汽车持续发展的同时，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有效推进全市汽车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

参考文献

能源问题研发篇（6）

能源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最基本驱动力，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和消耗也在与日俱增，而传统化石能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引发了一系列严峻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产生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因素。2002-2007年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翻了一番，2008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这使我国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和生态压力，如何减少碳排放量成为我国发展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我国的传统能源正在逐渐枯竭，譬如煤炭人均拥有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均属于世界较低水平。这造成了我国对能源进口的依存度较高，能源安全问题逐渐突显。

对能源结构进行科学调整，开发利用新型能源是我国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有效途径。然而，原本作为我国重点开发的新型能源之一的核能，由于日本的核泄漏事件，其安全问题再一次引起了争议。太阳能、水能、地热能等新型能源由于其不稳定性和地域局限性，在发展上也受到了限制。因此，选择符合我国客观条件、适应发展需要的新型能源，成为了我国能源战略中的关键步骤，也是我国未来能源战略的发展方向。

在国家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把新能源产业列为了现阶段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而生物质能源更是被作为其中的重点来进行发展。生物质能源因其具备其它新型能源所不具备的分布广泛性、易获得性和使用安全性等优点，而成为了最佳替代能源。积极推进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将有效缓解我国的能源短缺的局面，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农业结构，加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生物质能源发展的现状

我国是农业大国，生物质资源极为丰富，品种多样，分布广泛。据农业部测算，全国每年产生的农作物秸秆约有7亿多吨，农产品加工业废弃物（包括稻壳、玉米芯、花生壳、甘蔗渣等）超过1亿吨，畜禽粪便以及农产品加工业有机废水超过30亿吨，用于生产燃料乙醇的粮食超过了500万吨。另外，我国目前有759.6万hm2的土地可用于能源农业，有6753万hm2土地可用于能源林业，有333.33万hm2可利用的海岸滩涂和大量的内陆水域，可用来培植油藻来制取生物柴油。由此可见，我国具有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的良好资源优势，而随着国家对生物质能源开发的重视，我国生物质能源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进展十分显著。

（一）沼气产业初具规模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沼气产业的发展，对沼气产业的投入力度正在不断加大，截止到2010年，仅中央对农村沼气建设的投入资金已经高达242亿元。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已建设大中型沼气工程2.26万处、养殖小区和联户沼气工程1.99万处、秸秆沼气示范工程47处，沼气产业已初具规模。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沼气的产业化发展，努力推进“户用沼气”向“产业沼气”的发展，重点扶持特大型沼气工程或者大中型沼气工程的建设，并选用先进技术进行应用试验，对沼气产业化发展中的关键技术进行进一步开发。

（二）生物乙醇产业发展较快

我国在2000年启动了燃料乙醇项目，并作为“十五”期间的重点发展项目进行规划。中央总共投入4.8亿元人民币在河南、安徽、吉林、黑龙江先后建立了四家粮食转燃料乙醇生产企业，到2007年四家企业总计产量超过了145万吨。2007年底，在广西北海合浦投资建立的以木薯为原料的燃料乙醇生产企业正式投入生产，年产燃料乙醇20万吨。这是我国正式投产的第一家以非粮作物为原料的乙醇生产企业，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了燃料乙醇生产的“非粮化”。至2008年，我国已经在全国十个省份推广使用了乙醇汽油，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燃料乙醇产业的发展。2010年，我国燃料乙醇产量已经超过了200万吨，继美国、巴西之后，位居世界第三。到2020年，预计将超过1000万吨，这将使我国的石油进口量降低10%。

（三）生物柴油发展亟待加强

我国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了生物柴油的研究和推广，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柴油紧缺问题，但是由于生物柴油的生产成本较高，对技术的要求也比较苛刻，而且我国用于生产生物柴油的原材料供应严重不足，这些外部条件成为了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没有国家的财政补贴，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目前国内每年150万吨生物柴油的产能，实际上只有30-40万吨的产量，大部分处于闲置状态。生物柴油作为我国能源替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亟待政府的大力扶持。

二、国外生物质能源发展战略

为了更好地推动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许多国家出台了相应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设立专门的科研机构和管理部门，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财税政策和扶持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这些经验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一）制定国家发展战略

2002年，美国能源部和农业部联合提出了《生物质技术路线图》，对生物质能源和生物质产品做出了长远规划，计划到2020年使生物质能源和生物质产品较2000年增加10倍，达到能源总消耗量的25%。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欧盟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发展生物质能源，并鼓励生产和使用燃料乙醇，计划到2020年运输燃料的20%将用燃料乙醇等生物燃料进行替代。巴西政府在1975年制定了全国性的生物质能源发展战略，提出要重点发展以甘蔗为原材料的燃料乙醇产业和乙醇汽油的推广。政府先后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该产业的发展，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目前巴西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燃料乙醇生产国。（二）设立专门的科研机构和管理机构

德国政府为更好地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在1993年专门成立了生物质原材料和生物质能源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专门负责全国生物质能源作物的研究和开发，以及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等。2002年，美国政府组建了“生物质项目办公室”，成立了专门的生物质技术咨询委员会，主要为生物质能源产业制定发展规划和技术路线。

（三）政策扶持

欧美国家采用政府行为来为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提供支持，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提出补贴，实施政府采购，制定优惠税收政策和对生物质能源的流通环节给予补贴等手段来扶持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通过产业化支持来加速生物质能源的技术革新和规模扩大，这些措施都有效促进了本国的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快速、高效发展。

三、促进我国生物质能源发展的政策意见

我国生物质能源发展已被列为国家发展战略，是未来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行政手段不但可以为产业发展注入动力，也可以为产业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整体发展，进行产业链整合

生物质能源的生产过程是由许多环节组成的，包括前期的技术研发，原料生产，中期的能源转换，后期的销售、使用，所有这些环节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通过对整条产业链上各参与单位的组合、协调和整体化布局，既可以提高整条产业链的生产效率，也可以使整个产业的效益达到最大化。各地方政府应该根据本地资源优势，结合实际情况，对生物质能源产业进行横向和纵向整合。横向整合是指通过提高生物质能源产业链上同类型企业的集中度，采用打造生物质能源产业园区和生物质原料生产基地的方式，来扩大产业规模。通过集群优势来降低成本，获得价格优势，从而扩大市场占有率，达到产业效益的最大化。纵向整合是指对生物质能源产业链上下游的所有参与单位进行纵向约束，使它们产生互相联动，从产品研发、原料生产、能源转换到销售都根据所制订的标准进行一体化生产，通过对生产技术、产品质量、生产规模和产品定价的控制，实现产业纵向利润最大化。通过产业链整合不仅可以壮大产业规模，还可以培植本地龙头企业和名优产品，增加企业利润，加快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促进本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

（二）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

在我国的民营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具有乡镇企业背景，它们对农村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信息优势。同时，民营企业具有灵活的经营体制和快速的市场反映能力，在新兴产业中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在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开发过程中，民营企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应该借助广大民营企业的力量来开发这一产业。但是民营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资金投入和风险控制的能力不强，这极大限制了民营企业参与生物质能源开发的热情。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到开发、生产生物质能源的产业中来。主要可以通过制定优惠的财税政策，如财政资助、税收减免、加速折旧和提供奖励等措施对参与开发的民营企业进行财税上的扶持。同时，通过建立有利的投融资机制，采用投资补贴、提供无息或贴息贷款、排污权交易与市场配额等手段，帮助民营企业获得资金支持。我国还应尽快建立起扶持生物质能源产业开发的公益基金，通过政府性资金的投资杠杆作用，给予民营企业以资金支持，降低投资风险。

（三）加大财政投入，支持技术研发

政府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投资支持公共研发部门对关键技术的研发，尽量降低企业在技术研发上的风险。通过财政拨款加大对生物质能源技术开发的资金投入，同时也可采用经济和政策手段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统筹协调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之间的联动关系，加强公共研究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鼓励“技术和利益共享”，加速关键技术的成果转换和产业化进程。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进行重点扶持，树立行业“标杆”，从而达到“以点带面”的发展效果。同时，还需建立人才资源库和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对高校开设的生物质能源有关专业进行财政扶持，为生物质能源产业提供所需人才。

（四）完善服务体系，深化市场功能

生物质能源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其市场体制还不够完善。我国目前只对个别生物质产品制定了行业标准，这导致了原料和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出现了市场混乱，甚至有很多生物质能源产品不能入市交易，这极大地限制了我国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生物质能源市场，特别是要对生物质能源产品制定详细的行业标准，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督职能，设立特别部门，专门对市场中存在的违规现象进行监管和惩处。政府还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服务职能，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咨询、调解和法律支持，以及提供信息服务，避免由市场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不公平竞争。通过建立规范、公平的市场环境来充分发挥其高效的资源配置、优胜劣汰和信息反馈功能，更好地为消费者和生产企业提供帮助，从而进一步促进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最终达到“企业—市场”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张丽峰.我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对碳排放影响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1（1）：22.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司报告.广西非粮燃料乙醇产业发展取得成效[M].中国经贸导刊，2008（11）：56.

能源问题研发篇（7）

关键词：政府规划；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可再生能源，是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并有规律地得到补充的能源，可以循环再生，不会因长期使用而减少，主要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这些能源基本上直接或间接来自太阳能，是可连续再生和永续利用的能源形式。这类能源的推广有助于缓解能源供应压力和环境污染压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主体、多个环节，同时又依赖于环境的支撑，受环境的制约，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或影响因素出现不协调，都会阻碍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顺利进行。按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总体目标的要求以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笔者拟从宏观上考量政府规划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联系。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规划是对将来一定期限内实现某个特定目的或构想的确定，科学的政府规划可以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提供明确的目标和途径，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推广，避免因为发展目标不明确而带来的浪费。政府规划是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系统中的核心部分，它对系统内部与外部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可以避免机会主义的政府规划至少应该包括三个部分：首先，应该有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而不是泛泛而谈的宏伟蓝图，应该包括细化的目标及其达成时间、具体的发展区域划分、具体的考察指标等等，由这些细化的目标构建一个整体的发展前景。其次，一个确保目标能够得以顺利实现的配套方案。为实现既定目标或构想，政府规划必须同时综合、系统地选择和提出一系列必要的配套制度和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规划实质上是为未来的大规模活动制订的行动方案。再次，应变方案。政府规划对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应该有所预料，并对可能采取的政策调整做出合理估计。

实践证明，制订这样的政府规划并不容易，而科学的政府规划将会给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和发展带来重大的积极影响。以英国为例，在1990～2003年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英国都没有逃脱机会主义的模式，直到2003年，明确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和对不确定性的研究出现在政府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白皮书中，英国的可再生能源推广才取得了重大进展，而这一进步也被英国评论界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注：CatherineMitchell，PeterConnor，RenewableEnergyPolicyintheUK1990-2003，EnergyPolicy(journal)，2004。)。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并非一件简单事宜，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先纳入系统的政府规划范畴，以避免盲目和不当。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政府规划，应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集合，大致可以划分为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规划和作为其子系统的区域规划(注：事实上，区域规划下还存在次一层或多层的政府规划(如江苏省长三角区域)，为论述的清晰，在此不论。)。我们一方面需要从整体和宏观上把握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统筹考虑国家的能源需求和大政方针，另一方面也需要同时考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系统下的区域子系统的发展特点，整体与局部相统筹，实现最优目标。

二、全国性规划：我国可再生能源国家规划的现状及检讨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制订了长期的发展目标。例如，欧盟提出到2020年风力发电将达到150吉瓦，风力发电装机占整个欧盟国家发电装机总量的15%以上。到2050年，再生能源要占整个能源比重的50%。更重要的是，各国纷纷通过可再生能源立法，把提出的目标变成强制性的指标。如，澳大利亚2001年4月通过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法》，提出了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目标政策(MRET)。该法案规定，到2010年，全国增加9500GW·h(2%)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提供相当于整个悉尼市的用电量，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产值在2010年要达到40亿澳元。总量目标的制定，对未来的市场容量和走向起到一个明确的指示作用，特别是通过立法明确表明了政府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心，投资者可以清晰地知道国家支持的重点所在，从而有利于引导投资方做出果断和正确决策[1]。

可见，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国家规划而言，明确性和强制性是确保其成效的重点所在。而我国在这一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

“九五”规划期间，原电力部明确提出到2000年我国风电装机达到100万kW的规划目标，但这一“宏伟”目标并没有得到实现，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强有力的立法保障和相关有效的配套政策。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发展缓慢和市场容量狭小的主要原因[1]。

2005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法》)在人大常委会获审议通过。该法明确提出了政府和社会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把发展可再生能源提升到了法律的高度。该法明确提出了总量目标制度，但是，在总量目标制度中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据查，2004年8月5日全国人大环资委发给各相关部门的草案征求意见稿，曾在最能体现该法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和总量目标制度中明确提出201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不低于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202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不低于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然而，这些规定却在最终审议稿中被删除了。《可再生能源法》最终还是成为一部以综合性、原则性、指导性特征为主的法律，其所确定的发展总量目标制度虽然具备了政府规划的外形，却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规定而存在先天欠缺，立法的强制性在无形中被卸去了功用。

2007年6月7日，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此规划，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争取达到16%，水电总装机达到3×108kW，风电装机目标为3000万kW，生物质发电达到3000万kW，沼气年利用总量达到4.43×1010m3，太阳能发电装机180万kW，太阳能热水器总集热面积达到3×108m2，燃料乙醇的年生产能力达到1000万t，生物柴油的年生产能力达到200万t。并且将采取以下措施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一是建立持续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特别是对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规定强制性市场份额目标；二是落实优惠电价和费用分摊政策，按照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价；三是加大财政投入和税收优惠力度，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产业体系建设等；四是建立可再生能源产业服务体系，根据需要整合现有可再生能源技术资源，完善技术和产业服务体系，加快人才培养，设立综合性的可再生能源研究开发机构[2]。虽然在目标明确性上符合政府规划的要求，也配套了相关制度和措施，但终究欠缺了法律的强制力保障。

能源问题研发篇（8）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改委分别了《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了2020年中国能源发展的具体目标：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在严峻的能源形势和环境压力下，中国将严格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特别是煤炭消费总量，优化能源结构，加快发展风电、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产业。同时在《十三五规划》中建议，进一步强调约束性指标管理，实行能源总量和强度目标双控；提出了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10年翻一番。在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目标约束下，中国如何更好地进行投资决策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经济发展与能源、科技、投资等均具有较为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赵进文、范继涛研究发现，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内在结构依从关系，当GDP增长率不超过1804%时，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1]；反之，能源消费对于经济发展同样存在较大影响。鄢琼伟、陈浩的研究表明，GDP、能源消费与中国GDP总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同时长期能源消费对GDP存在单向因果关系。[2]Kais和Sami对全球5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研究，也证实了经济和能源消费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3]科技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要素，是中国传统生产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是当前经济转型的主要任务。[4]唐未兵、傅元海研究了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具有正面作用，且这种正面作用随时间不断变化。[5]科技对经济发展同样具有区域差异。范柏乃等的研究表明，财政科技投入、R&D经费投入、R&D人员投入等因素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差异较大。[6]在当前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中国GDP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7]，对能源消耗同样具有较大影响。彭昱研究表明，政府在能源相关产业的投资能够显著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尤其在制造业中的能源相关固定资产投资，效果更为明显[8]。Luís Augusto Barbosa Cortez等的研究[9]证实了彭昱的观点，巴西政府的投资决策同样对巴西的能源消费产生了长期的影响，不同之处在于巴西的投资主要倾向于能源消费中的科技发展。上述研究主要涉及经济、能源、科技、投资等不同指标的相互关系，能够为政府投资决策提供方向性的指导，但对于能源消费、经济发展等多种目标下投资决策的实现路径并未涉及。在多种约束目?讼氯绾谓?行投资决策的研究中，Yongbin Zhu、Zheng Wang研究了碳排放预算下的经济增长和排放控制的最优路径，提出了科技发展投资的合理路径[10]；朱永彬等以研发投资为减排手段，构建了最优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强度目标约束下的最优控制模型，提出了在减排目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研发投资路径及经济平稳增长路线[11]；潘见独等通过建立二阶随机模型，研究了制造业企业面对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不确定性时的减排科技最优投资路径和最优碳排放权交易量[12]；Bosetti等在对能源技术细分的基础上，探讨了温室气体排放约束目标下的能源投资和R&D投资决策问题[13]。

多种约束目标下投资决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方面的投资决策优化问题，即针对经济、环境约束下的科技发展投资，未涉及不同种类投资间的相互替代关系，本文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约束，以科技、能源、固定资产投资等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首先构建科技发展、非化石能源生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科技发展投资、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投资决策问题，提出“十三五”期间中国能源结构约束和经济发展目标下的科技发展投资、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政府投资决策的建议。

二、模型的建立

（一）科技发展水平评价方法

由于科技水平是GDP的主要影响指标之一，也是本研究中生产函数的自变量之一，本文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历年科技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进而将评价结果T（t）标准化值应用到生产函数中。科技发展水平评价具体步骤如下：

一是科技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科技发展水平评价指标采用章穗等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14]，该体系包括科技产出、科技投入、科技对经济的影响、科技对社会的影响4类一级指标和24项二级指标。

二是利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历年科技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上述24项指标间是否存在相关性难以做出判断，本文选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获得中国科技发展水平历年评价结果，记为T（t）。

三是标准化处理，获得科技发展水平评价值。由于科技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需要对数处理，因此选用的标准化方法为：T*（t）=T（t）/min{T（t）}。

（二）生产函数构建与协整检验

三、中国科技发展与非化石能源生产的投资决策问题分析

（一）相关参数核算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模型选择2014年作为初始时刻，2020年为终端时刻，即设t0=0，tf=6。模型初始时刻和终端时刻固定，各变量均以2014年值作为初始条件，以2020年值作为终端条件，其中K（t）、I（t）、IB（t）、u（t）和v（t）根据相关约束条件确定，若无相关约束，则为终端自由变量。

在模型有关参数的测算过程中，有关价格的变量均以1978年不变价格进行处理。首先采用1995―2014年科技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进行因子分析，样本的KMO检验值为0791>07，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共获得5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378%，根据因子载荷矩阵计算各年度科技水平评价值T（t），标准化后为T*（t）。采用1995―2014年GDP数据和能源消费总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计算lnG（t）-lnT*（t）和lnE（t）。资本存量K（t）采用永续盘存法核算，有关K（t）的测算采用徐杰等人的方法[17]，其中折旧率δK=884%，1995年的资本存量为32 0649亿元（1978年不变价格），采用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计算lnK（t）。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表1显示，各项数据的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均不平稳，二阶差分平稳，即满足I（2）。

比较logL、LR、FPE、AIC、SC和HQ准则推荐结果，取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的原VAR模型滞后阶数为2，因此协整检验的滞后阶数为1，JohansenJuselius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无约束协整秩检验和极大特征根协整检验都在5%显著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同时可知均衡关系式为：

资本存量I（t）、IB（t）均采用永续盘存法核算，科技资本折旧率及资本存量采用杨林涛等人的估算方法[18]，其中科技资本折旧率为δIi=10%，科技资本存量（1995年）为4132亿元（折算为1978年价格），根据式（22）中常数值及科技水平评价值计算A（t），利用线性回归方法可获得g和g0。非化石能源产业投资考虑水电、核能、风能、太阳能、地热潮汐的年度投资情况（数据来源于《中国电力年鉴》），折旧率采用翁宏标等人的核算结果[19]中的电力行业折旧率（2000―2007年平均值，619%），利用线性回归方法可获得gB和gB0的值。消费能源全部为化石能源时经济的损失率q参考于渤等人的核算结果[20]，取q=29%。最终测算的各参数值见表3。

（二）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约束分析

在能源控制约束中，中国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作为《十三五规划》重点之一，同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控制在15%左右，在经济发展约束中，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759966亿元，1978年不变价格）翻一番，因此可以构建模型的约束条件：

四、结果分析

在中国能源消费总量48亿吨标煤的控制目标下，根据式（26）、（27）绘制的中国能源消费变化轨迹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在2015―2020年将以年均9000万吨标煤的速度增长，化石能源消费量也保持增长趋势，年均增长4846万吨标煤，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4%，2020年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408372万吨标煤，因此在煤炭消费占比大幅下降的需求形势下，中国化石能源供应仍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在2020年要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5%，根据式（26）绘制的变化轨迹见图2。由图2可知，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将从2014年的47840万吨标煤（占比112%）达到2020年的71950万吨（占比15%），因此中国非化石能源生产只有保持年均4019万吨标煤的增长或年均704%的复合增长率，才能实现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比15%的目标。

在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15%的约束下，根据式（30）绘制2015―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规模图，见图3（2014年为不变价格）。由图3可知，2015年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额应达到5181亿元（3197亿元，2014年价格），至2020年，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额度应达到7723亿元（4765亿元，2014年价格），2015―2020年应至少保持年均559亿元（345亿元，2014年价格）的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增幅，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998%。

已知的前提下，科技发展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共同影响着经济的增长水平。根据式（31）绘制的科技发展投资决策路径见图4。当2015―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保持2014年水平8023%时（a=0），中国科技发展投资应保持年均1727亿元（10654亿元，2014年价格）的增长，2020年才能达到28148亿元（173694?|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应达到794%。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提升1%，即到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要达到8623%，中国科技发展投资（a=+001）保持年均1523亿元（9397亿元，2014年价格）的增长，在2020年才能达到26926亿元（166153亿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15%；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提升2%时，中国科技发展投资（a=+002）保持年均增幅1331亿元（8213亿元，2014年价格）的增长，2020年才能达到25775亿元（159051亿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38%。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降低1%，即到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达到7423%，中国科技发展投资（a=-001）保持年均1944亿元（11993亿元，2014年价格）的增长，2020年才能达到2945亿元（181728亿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876%；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降低2%时，中国科技发展投资（a=-002）至2020年需达到3084亿元（190306亿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961%。

能源问题研发篇（9）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7）02000708

一、引言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改委分别了《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了2020年中国能源发展的具体目标：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在严峻的能源形势和环境压力下，中国将严格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特别是煤炭消费总量，优化能源结构，加快发展风电、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产业。同时在《十三五规划》中建议，进一步强调约束性指标管理，实行能源总量和强度目标双控；提出了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10年翻一番。在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目标约束下，中国如何更好地进行投资决策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经济发展与能源、科技、投资等均具有较为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赵进文、范继涛研究发现，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内在结构依从关系，当GDP增长率不超过1804%时，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1]；反之，能源消费对于经济发展同样存在较大影响。鄢琼伟、陈浩的研究表明，GDP、能源消费与中国GDP总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同时长期能源消费对GDP存在单向因果关系。[2]Kais和Sami对全球5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研究，也证实了经济和能源消费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3]科技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要素，是中国传统生产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是当前经济转型的主要任务。[4]唐未兵、傅元海研究了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具有正面作用，且这种正面作用随时间不断变化。[5]科技对经济发展同样具有区域差异。范柏乃等的研究表明，财政科技投入、R&D经费投入、R&D人员投入等因素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差异较大。[6]在当前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中国GDP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7]，对能源消耗同样具有较大影响。彭昱研究表明，政府在能源相关产业的投资能够显著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尤其在制造业中的能源相关固定资产投资，效果更为明显[8]。Luís Augusto Barbosa Cortez等的研究[9]证实了彭昱的观点，巴西政府的投资决策同样对巴西的能源消费产生了长期的影响，不同之处在于巴西的投资主要倾向于能源消费中的科技发展。上述研究主要涉及经济、能源、科技、投资等不同指标的相互关系，能够为政府投资决策提供方向性的指导，但对于能源消费、经济发展等多种目标下投资决策的实现路径并未涉及。在多种约束目讼氯绾谓行投资决策的研究中，Yongbin Zhu、Zheng Wang研究了碳排放预算下的经济增长和排放控制的最优路径，提出了科技发展投资的合理路径[10]；朱永彬等以研发投资为减排手段，构建了最优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强度目标约束下的最优控制模型，提出了在减排目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研发投资路径及经济平稳增长路线[11]；潘见独等通过建立二阶随机模型，研究了制造业企业面对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不确定性时的减排科技最优投资路径和最优碳排放权交易量[12]；Bosetti等在对能源技术细分的基础上，探讨了温室气体排放约束目标下的能源投资和R&D投资决策问题[13]。

多种约束目标下投资决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方面的投资决策优化问题，即针对经济、环境约束下的科技发展投资，未涉及不同种类投资间的相互替代关系，本文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约束，以科技、能源、固定资产投资等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首先构建科技发展、非化石能源生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科技发展投资、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投资决策问题，提出“十三五”期间中国能源结构约束和经济发展目标下的科技发展投资、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政府投资决策的建议。

二、模型的建立

（一）科技发展水平评价方法

由于科技水平是GDP的主要影响指标之一，也是本研究中生产函数的自变量之一，本文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历年科技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进而将评价结果T（t）标准化值应用到生产函数中。科技发展水平评价具体步骤如下：

一是科技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科技发展水平评价指标采用章穗等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14]，该体系包括科技产出、科技投入、科技对经济的影响、科技对社会的影响4类一级指标和24项二级指标。

二是利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历年科技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上述24项指标间是否存在相关性难以做出判断，本文选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获得中国科技发展水平历年评价结果，记为T（t）。

三是标准化处理，获得科技发展水平评价值。由于科技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需要对数处理，因此选用的标准化方法为：T*（t）=T（t）/min{T（t）}。

（二）生产函数构建与协整检验

三、中国科技发展与非化石能源生产的投资决策问题分析

（一）相关参数核算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模型选择2014年作为初始时刻，2020年为终端时刻，即设t0=0，tf=6。模型初始时刻和终端时刻固定，各变量均以2014年值作为初始条件，以2020年值作为终端条件，其中K（t）、I（t）、IB（t）、u（t）和v（t）根据相关约束条件确定，若无相关约束，则为终端自由变量。

在模型有关参数的测算过程中，有关价格的变量均以1978年不变价格进行处理。首先采用1995―2014年科技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进行因子分析，样本的KMO检验值为0791>07，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共获得5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378%，根据因子载荷矩阵计算各年度科技水平评价值T（t），标准化后为T*（t）。采用1995―2014年GDP数据和能源消费总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计算lnG（t）-lnT*（t）和lnE（t）。资本存量K（t）采用永续盘存法核算，有关K（t）的测算采用徐杰等人的方法[17]，其中折旧率δK=884%，1995年的资本存量为32 0649亿元（1978年不变价格），采用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计算lnK（t）。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表1显示，各项数据的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均不平稳，二阶差分平稳，即满足I（2）。

比较logL、LR、FPE、AIC、SC和HQ准则推荐结果，取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的原VAR模型滞后阶数为2，因此协整检验的滞后阶数为1，JohansenJuselius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无约束协整秩检验和极大特征根协整检验都在5%显著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同时可知均衡关系式为：

资本存量I（t）、IB（t）均采用永续盘存法核算，科技资本折旧率及资本存量采用杨林涛等人的估算方法[18]，其中科技资本折旧率为δIi=10%，科技资本存量（1995年）为4132亿元（折算为1978年价格），根据式（22）中常数值及科技水平评价值计算A（t），利用线性回归方法可获得g和g0。非化石能源产业投资考虑水电、核能、风能、太阳能、地热潮汐的年度投资情况（数据来源于《中国电力年鉴》），折旧率采用翁宏标等人的核算结果[19]中的电力行业折旧率（2000―2007年平均值，619%），利用线性回归方法可获得gB和gB0的值。消费能源全部为化石能源时经济的损失率q参考于渤等人的核算结果[20]，取q=29%。最终测算的各参数值见表3。

（二）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约束分析

在能源控制约束中，中国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作为《十三五规划》重点之一，同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控制在15%左右，在经济发展约束中，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759966亿元，1978年不变价格）翻一番，因此可以构建模型的约束条件：

四、结果分析

在中国能源消费总量48亿吨标煤的控制目标下，根据式（26）、（27）绘制的中国能源消费变化轨迹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在2015―2020年将以年均9000万吨标煤的速度增长，化石能源消费量也保持增长趋势，年均增长4846万吨标煤，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4%，2020年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408372万吨标煤，因此在煤炭消费占比大幅下降的需求形势下，中国化石能源供应仍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在2020年要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5%，根据式（26）绘制的变化轨迹见图2。由图2可知，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将从2014年的47840万吨标煤（占比112%）达到2020年的71950万吨（占比15%），因此中国非化石能源生产只有保持年均4019万吨标煤的增长或年均704%的复合增长率，才能实现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比15%的目标。

在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15%的约束下，根据式（30）绘制2015―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规模图，见图3（2014年为不变价格）。由图3可知，2015年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额应达到5181亿元（3197亿元，2014年价格），至2020年，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额度应达到7723亿元（4765亿元，2014年价格），2015―2020年应至少保持年均559亿元（345亿元，2014年价格）的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增幅，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998%。

已知的前提下，科技发展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共同影响着经济的增长水平。根据式（31）绘制的科技发展投资决策路径见图4。当2015―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保持2014年水平8023%时（a=0），中国科技发展投资应保持年均1727亿元（10654亿元，2014年价格）的增长，2020年才能达到28148亿元（173694|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应达到794%。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提升1%，即到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要达到8623%，中国科技发展投资（a=+001）保持年均1523亿元（9397亿元，2014年价格）的增长，在2020年才能达到26926亿元（166153亿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15%；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提升2%时，中国科技发展投资（a=+002）保持年均增幅1331亿元（8213亿元，2014年价格）的增长，2020年才能达到25775亿元（159051亿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38%。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降低1%，即到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达到7423%，中国科技发展投资（a=-001）保持年均1944亿元（11993亿元，2014年价格）的增长，2020年才能达到2945亿元（181728亿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876%；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降低2%时，中国科技发展投资（a=-002）至2020年需达到3084亿元（190306亿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961%。

在经济发展目标约束下，科技发展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具有明显的替代关系，如图5所示。适当降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同时提高科技发展投资额度；或提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同时降低科技发展投资额度，均能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科技发展投资提升具有较高的边际效用，科技发展投资的边际效用虽呈现缓慢降低趋势，但趋势并不明显，因此从中国目前较高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来看，努力提升科技发展投资，适当降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五、结论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升和科技发展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着手点，是中国“十三五”期间提出的约束目标，通过对中国科技发展、非化石能源生产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问题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为实现“十三五”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的占比目标，中国非化石能源产量应至少保持年均704%的复合增长率，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应至少保持年均998%的复合增长率。（2）若保持现有的全社会固定资产占比水平，“十三五”期间中国科技水平投资应至少保持794%以上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提高1%，科技发展投资年均复合增长率应达到715%；若将科技发展投资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提高到876%，则可以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再降低1%。（3）科技发展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具有较强的替代效应，加大科技发展投资，提升固定资本投资效率，降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同样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调整的约束目标，因此“十三五”期间中国政府在决策中应充分利用科技发展投资的替代效应，合理降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科技发展投资，使经济持续向集约式发展模式转变。

参考文献：

[1] 赵进文，范继涛.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内在依从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 2007（8）：3142.

[2] 鄢琼伟， 陈浩. GDP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7）：1319.

[3] Kais Saidi K， Sami Hammami. Economic Growt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e Dioxide Emissions： Recent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nalysis for 58 Countries[J].Quality & Quantity， 2016，50（1）：361383.

[4] 张来武. 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中国软科学，2011（11）：15.

[5] 唐未兵，傅元海. 科技投资、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集约化的动态效应――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变参数估计[J].中国软科学，2014（9）：172181.

[6] 范柏乃， 段忠贤， 江蕾.中国科技投入的经济发展效应区域差异分析[J].经济地理，2013（12）：1015.

[7] 张卫国，任燕燕，侯永建. 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经济转型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0（8）：2333.

[8] 彭昱. 政府投资对能源消耗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10（12）：3032.

[9] Luís A B C，Glucia M S， Carlos H B C， et al. An Assessment of Brazilian Government Initiatives and Policies for the Promotion of Biofuels Through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 and Private Investment Support[M].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4.

[10] Yongbin Z， Zheng W.An Optimal 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and Abatement Pathway for China Under the Carbon Emissions Budget[J].Computational Economics， 2014，44（2）：253268.

[11] 朱永彬，王铮.排放强度目标下中国最优研发及经济增长路径[J].地理研究，2014（8）：14061416.

[12] 潘见独，顾锋，张涛. 基于碳交易机制的制造业最优投资路径分析[J]. 工业工程与管理，2015（2）：96101.

[13] Bosetti V， Carraro C， Massetti E， et al. Optimal Energy Investment and R&D Strategies to Stabilize Atmospheric Greenhousegas Concentrations[J].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2009，31（2）：123137.

[14] 章穗，梅， 迟国泰. 基于熵权法的科学技术评价模型及其实证研究[J]. 管理学报，2010（1）：3442.

[15] 郑照宁， 刘德顺.中国能源资本替代的不确定性[J].运筹与管理， 2004（2）：7478.

[16] 后勇，徐福缘，程纬. 基于可再生能源替代的经济持续发展模型[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8（9）：6772.

[17] 徐杰，段万春，杨建龙.中国资本存量的重估[J].统计研究，2010（12）：7277.

[18] 杨林涛，韩兆洲，王昭颖.多视角下R&D资本化测算方法比较与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12）：90106.

[19] 翁宏耍王斌会.中国分行业资本存量的估计[J].统计与决策，2012（12）：8992.

[20] 于渤，黎永亮，迟春洁. 考虑能源耗竭、污染治理的经济持续增长内生模型[J].管理科学学报，2006（4）：1217.

能源问题研发篇（10）

能源经济学是制定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战略，国家、地区和企业能源战略的基础科学，其研究对象是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研究手段是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及方法，研究能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及现象演变过程中的规律；同时，通过解析能源科学的规律，研究认识经济学中一些趋势性规律的内在原因。它是一门新兴边缘性学科，是能源科学与经济科学交叉而形成的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应用经济学分支。这一学科的研究，对于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以及目前兴起的气象经济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早在1991年，吴德春、董继斌即编著并经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能源经济学》一书，他们认为：能源经济学是研究能源在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方式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以能源产品的生产、贮藏和利用为其物质实体，以研究能源的经济性质及其作用为立足点；《能源经济与经济发展战略》的作者蓝田方认为：能源经济学研究的是与能源有关的经济问题，其目的在于促进包括能源工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能源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工程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以与能源有关的经济问题为其研究对象的，其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包括能源工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和寻求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最佳”。 英国能源经济专家迈克尔•G•韦布和马丁•J•里基茨认为：能源经济学关注的是能源资源的配置问题，和社会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能源转换问题；英国学者里查德•艾登和米查尔•波森那认为：能源经济学所关心的是能源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其与经济活动的相关性，能源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潜在的或实在的能源短缺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美国学者菲利浦•G•莱伯认为：能源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制订能源政策，包括能源价格确定原则的科学。 研究能源与经济的关系，首先需要对能源有一个科学、全面的认识，要树立科学的能源发展观，要掌握能源的内在规律。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指出：能源问题一直是全球性问题，与世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能源的改进和更替。要实现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国际社会必须处理好能源问题。 传统上，我们习惯于将能源视为经济的一个环节，是经济体系的一个部门，对于能源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缺乏基本的认识，不能把能源和经济放在一个完整的统一框架下进行思考和研究。面对能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无论在研究解决能源问题中，还是在研究解决经济问题中，我们常常希望寻求一种类似数学公式般的单一的简单方法来认识、理解和解释能源与经济的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将能源和经济各自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来研究，把许多相互关联的复杂问题狭义化，并人为地割裂开来，因事论是，局限一隅，缺乏一种系统兼容的考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常常使我们在面对能源问题或者是经济问题时，陷入迷茫。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对于能源问题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能源供应与能源价格的关系，能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能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关系，能源对全球安全形势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能源也与每一个企业的经营，与每一个家庭的生活愈发息息相关。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日渐将能源、经济、环境、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能源经济是其中的关键节点。 第一节 能源的概念与特征 能量的由来 对于宇宙及自然界的能量究竟来自何方的认识，一直是决定人们世界观的基石。能量是怎样出现的？又是以什么方式存在和演变的？最终这些能量又将去向何方？能量的过程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是怎样影响我们社会进步和经济运行的？在研究能源经济学相关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对上述问题有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认识能量和它的内在规律，将帮助我们认识宇宙万物的一些本质性规律，这些规律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理解自然界中的诸多现象和规律，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现象的本质，以及普遍规律性的趋势。 宇宙大爆炸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德温•哈勃从硝烟弥漫的法国战场回到美国，经过战争血与火的洗礼，这位战前的篮球明星和拳

能源问题研发篇（11）

引言

“问题研究”部分是对本章知识的综合运用和拓展延伸，对本章知识的学习起辅助作用，以期帮助学生培养地理学习兴趣，形成综合思维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问题研究与本章的知识在组织和实施方式上有很大差异。问题研究部分，以章节知识为基础，给学生呈现实际问题，让学生根据给定信息和搜集的资料，分析问题，进行创造性研究，强调学生的探究兴趣和主动性。给定信息的有限性，学生认识的局限性，问题的开放性，使得学生在研究活动中困难重重，严重影响学生的探究热情和积极性。而教师以科普的形式，通过讲解相关概况的方式补充相关信息，又会对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干扰，影响学习效果。如何既能有效调动学生开展“问题研究”活动的积极性，又能有效地解决教师在活动过程中的问题，真正达到“问题研究”的目的呢？本人提出教师利用影视资源开展研究活动，并根据教学需要和学生兴趣，对“问题研究”进行分类教学，改编“问题研究”的策略。

1.利用影视资源开展教学相关理论阐释

（1）、视听教育理论 该理论提出“经验之塔”理论，在该金字塔中，教学法在金字塔中自下而上可分为实践经验法（如活动、设计），观察经验法（如电影电视、见习观摩），抽象经验法（如语言符号、视觉符号），采取的学习方式越靠下，所达到的学习效果好，即做的经验和观察的经验要比抽象的经验所产生的学习效果要更好。

（2）、媒介地理学理论 当今社会，让公众了解科学的组织结构，运作机制，结论的产生才是最有效的科普方式。很多影视节目，如BBC的纪录片，地理中国栏目，都是以一种记者亲历的方式对一些地理现象进行探究和揭示，充满趣味性和探索性，这是传统单一的口述方式很难达到的。

（3）、传播学理论 媒介是对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的延伸，把遥远的事物展现在我们面前，使人们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应用影视资源开展“问题研究”，能够让学生超越时空阻隔，通过视听，直观、生动地了解地理事物的基本概况，在“跟踪调查”过程中，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了解科学知识的始末，激发学习兴趣，并通过参与讨论，动脑、动手，从而高效地完成研究活动，达到真正的巩固、拓展、延伸、运用章节知识的目的。

因此，利用影视资源开展人教版高中地理“问题研究”活动大有益处。附表展示了必修教材每章的“问题研究”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影视资源。

2.高中地理人教版“问题研究”分类及其改编

（1）、“问题研究”的分类 人民教育出版社杨爱玲博士按照研究的设计类型，将“问题研究”分为①畅想型，②反思型，③论证型，④分析型。教材中16个活动类型按此序号标识在附表中。同一类型的“问题研究”，教师可重点讲解示范一个，其他部分由学生根据教师提供的影视资源和资料触类旁通进行学习。

（2）、“问题研究”的改编 教师也可以根据辅助教学的需要，针对学生学习水平和学习兴趣，对过难、过易和不符合学生探究热情的研究做相应的改编、更换等处理（处理意见见附表），灵活安排，适当取舍。例如，高中地理必修三第四章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探究”――《我的家乡怎样发展》，由于生源地的不一致，课堂探究的可操控性差，若改为一个具体地区，如陕北黄土高原地区如何发展，既能便于学生交流讨论，也便于教师操作和把控。再如，高中地理必修二第六章人类与地理的协调发展，这一章是对地理必修一自然地理部分和必修二人文地理部分的总结和升华，最终归结到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主题上，而书中缺乏对人地关系比较全面综合反映的案例，本章的“问题研究”是“绿色食品知多少”，这对于学生来说，过于简单，探究性和趣味性不强，故需要对此研究进行更换。

3.小结

利用影视资源开展“问题研究”，能够把综合复杂的地理事物清晰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同时通过对“问题研究”的分类和改编，能很好地辅助地理教学，帮助学生全方面地梳理人地关系，有效引导学生树立保护环境，协调人地关系的意识。因此，对“问题研究”进行归类和改编，利用影视资源实施教学是有效开展“问题研究”的重要策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