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与环境的关系大全11篇

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1）

一、我国农村能源的现状和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能源存在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农村能源消费对生态与环境的压力大

农村能源对生态与环境的压力来自开采和使用两个方面。目前煤炭在农村能源中占有很大比例，而农村一些小煤矿的开发不当给当地造成环境破坏的情况屡屡发生。薪柴作为农村生活用能最主要的来源，目前仍占20%左右，其过度采集是导致森林植被破坏的原因之一。在使用能源方面，燃煤烧柴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和污染物，也使得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越发严重。

2.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机制仍不完善

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必须加快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建设的步伐。中国在建立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机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从政府到农民和相关企业，能源意识不强，造成了农村能源利用的低效和浪费。农村能源宏观管理体系不健全、管理混乱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有利于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多元融资机制还没有形成，农村能源建设的投入严重不足。

二、可再生能源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我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绝大部分资源分布在农村。大力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不对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我国农村商品能源地供给一直比较低，农民的很多家用电器因为电力供应不足而闲置，从而不利于各种科技信息在农村的传播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有利于提高农村能源的自供率，农村能源供应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2.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建设已成为各地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大力发展的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如沼气发酵技术作为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一种主要技术，在我国己得到较为广泛的开发利用，取得了很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沼气作为一种可再生洁净能源，不仅可以燃烧，而且可以用于照明；沼肥可以回田，增加土壤肥力；沼液可以浸种，还可以预防虫害。因而，可再生能源建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1.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存在的问题

1.1技术开发体系与服务网络尚未形成

从事农村能源工作人数少，缺少专业科技队伍，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困难，好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由于技术难以消化而难以进行实施；技术推广服务网络尚未形成，可再生能源资源一般较为分散，必须就地开发，就地使用，必须有技术服务、物资器材供应功能齐全、覆盖面广的专业服务网络。

1.2可再生能源开发尚未纳入法制管理轨道，缺乏相应的保障激励政策

农村能源机构所遵循的总体方针和相关政策、规划、计划都属于指导性质，缺乏相应的法规条例的强制作用，主管部门没有强制监督依据，其发展只能更多地取决于各方面的认识，因而发展缓慢；对可再生能源建设的战略地位缺乏足够认识，保障措施力度不够，致使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效益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农村能源产品的生产经营比较混乱，质量低劣的农村能源产品充斥市场，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对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广工程、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缺乏手段和法规依据，从而不能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影响了可再生能源事业的健康发展。

2.加快开发利用农村可再生能源的措施

我国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开发利用农村可再生能源是一项很有前景的事业。为了有效地促进可再生能源在农村的推广应用，加快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步伐，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2.1建立技术保障和服务体系

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2）

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问题的研究，近几年来国内研究成果较多，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动力及内在要素分析；二是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障碍及困境分析；三是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国际经验及启示；四是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路径及对策研究。综观上述四方面研究，虽在理论上对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等方面取得不少进展，但研究大多是定性而非定量的理论研究，较少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本文拟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动态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分析南通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环境污染三者之关系，进行南通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及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考察南通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环境污染因素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首先择取自1990年到2011年间的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发电量、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相关数据均来自各年《南通统计年鉴》）。其中将发电量作为衡量能源消耗的指标，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作为衡量环境污染的三个指标；其次将南通地区生产总值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调整；最后，为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

一般地，在分析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时，只有在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后，才可进一步进行协整分析。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发电量、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之对数值分别记为lngdp、lnny、lnfs、ln

fq、lngt。然后分别使用ADF检验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采用降阶搜索法作为ADF检验滞后期选取原则，在确保残差不相关的条件下，同时采用AIC与SC准则，选择两者最小时的滞后长度作为最佳滞后期。对于回归中是否包括常数项和线性趋势项的处理方法，一般地，在回归中首先包含常数项和线性趋势项，如果参数检验显著，应在回归模型中包含，否则应排除之。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

通过检验可知，lngdp、lnny、lnfs、lnfq、lngt均为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其一阶差分序列在10%的显著水平上为平稳序列。满足变量协整的条件，即lngdp、lnny、lnfs、lnfq、lngt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二、协整分析及检验

（一）协整检验

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关系进行中长期均衡参数估计常使用协整分析技术。Engle-Granger（EG）两步法和Johnsen和Juselius（JJ）的极大似然法是目前最常用的协整分析方法。通常对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的检验应采用Johnsen检验法（即JJ检验法）。

为减少使用JJ方法建立的VAR模型对滞后期的选择的敏感性，通常可使用AIC准则和SC准则来确定最佳滞后阶数，通过使用降阶搜索法依次验证，发现当滞后期为1时AIC和SC值最小，故可确定滞后期为1。在滞后期确定后，再对协整中是否具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进行验证，然后再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序列lngdp、lnny、lnfs、lnfq、lngt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在研究的5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对于新息变化带来的冲击，系统迟早能将之加以吸收并将系统维持于一个均衡的状态，协整方程为：

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能源消耗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67个百分点；废水排放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31个百分点；工业废气排放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减少0.71个百分点；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27个百分点。由此可知，能源消耗、废水排放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与南通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正向关系，也就是说其对南通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但废水排放与南通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负向关系。

（二）VAR模型估计

根据前面的分析，此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1，在此条件下，对VAR模型残差进行JB正态性检验、LM自关检验和White异方差检验，显示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无自相关、不存在异方差，且所有特征根根模的倒数都小于1，说明VAR模型的结构是稳定的。VAR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5个回归函数的可决系数分别达到0.957844，0.935006，0.757744，

（三）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格兰杰（1987）定理证明了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的必然联系。若一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肯定具有误差修正模型的表达式存在，也就是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M）。建立在协整理论上的误差修正模型不仅能反映不同经济序列间长期信息、又能反映短期偏离长期均衡的修正机制，是长短期结合具有高稳定性和可靠性的一种经验模型。

查看表4可发现，此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稳定性条件满足自相关性检验、异方差检验和正态性检验要求。当以lngdp为因变量时，误差修正系数为-0.151881，其为负值，表明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其反映出每年实际的南通地区生产总值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15%被修正。以lngdp为因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还反映出，lnfs的短期变动对lngdp存在正向影响，即废水排放的增长率每增加1%，南通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增加0.04%；而lnfq和lngt的短期变动对lngdp存在反向影响，工业废气排放的增长率每增加1%，南通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降低0.04%；工业固体废物排放的增长率每增加1%，南通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降低0.05%；lnny的的短期变动对lngdp影响不大。

（四）方差分解

通过将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信息相关联的部分，从而了解各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此为方差分解的核心所在。表5显示的是南通地区生产总值（lngdp）的方差分解情况，可以看出工业固体废物排放（lngt）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lngdp）的影响偏弱。而能源消费（lnny）、工业废气排放（lnfq）和废水排放（lnfs）则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其中，能源消费（lnny）和工业废气排放（lnfq）构成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lngdp）最主要的两个影响因素。

（五）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主要用于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其反映的是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为充分描述短期内的动态效应，通常可采用累积脉冲响应形式。

由图1可知，能源消费（lnny）的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lngdp）有正向影响，即会导致南通地区生产总值逐渐增加，到第7期最大达0.30，然后趋于下降，最后在第10期稳定在0.015左右。这说明能源消费（lnny）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有长期的正效应，这与前面协整方程中反映的长期均衡关系表现一致。

工业废气排放（lnfq）的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lngdp）有负向影响，其导致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在第2期后一直在—0.005和—0.019之间波动，至第10期后稳定于—0.015附近。这亦反映出工业废气排放（lnfq）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有长期的负效应，这也同前面协整方程的长期均衡关系表现一致。

当废水排放（lnfs）出现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时，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lngdp）有弱负向影响，其导致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在第3期后一直稳定于-0.01左右，至第10期后上升于-0.005附近。这与长期协整关系的结果不同。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lngt）的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lngdp）有微弱正向影响，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在第9期最高达0.008，然后至第10期下降到-0.002。

总之，可以看出上述四因素中，能源消费（lnny）和工业废气排放（lnfq）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较大，而废水排放（lnfs）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lngt）的影响很小，这与前面方差分析中的结论一致。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序列lngdp、lnny、lnfs、lnfq、lngt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下面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对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如何进行进一步验证。因只有平稳序列才可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故此处对序列lngdp、lnny、lnfs、lnfq、lngt的差分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选取滞后1至6阶。使用Eviews6.0软件将存在单向或双向因果关系的回归结果整理如表6所示。

根据表6可知：当滞后期为4、5、6阶时，在10%的显著水平上，lnfs是lngy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中长期内废水排放量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有促进作用。

当滞后期为1、4、5阶时，在10%的显著水平上，lnfq是lngy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短、中期内工业废气排放量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有促进作用。

当滞后期为4阶时，在10%的显著水平上，lngdp是ln

fs和lngt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在中期内南通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可能对南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有促进作用。

当滞后期为1至6阶时，lnny不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lngdp也不是lnny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南通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对南通能源消费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同时南通能源消费增长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的促进作用也不明显。

四、结论

通过上述对南通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的协整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南通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能源消耗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67个百分点；废水排放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31个百分点；工业废气排放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减少0.71个百分点；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27个百分点。由此可知，能源消耗、废水排放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与南通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正向关系，也就是说其对南通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但废水排放与南通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负向关系。

第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反映出，废水排放量的短期变动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存在正向影响，废水排放的增长率每增加1%，南通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增加0.04%；而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的短期变动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存在反向影响，工业废气排放的增长率每增加1%，南通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降低0.04%；工业固体废物排放的增长率每增加1%，南通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降低0.05%；能源消耗的的短期变动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影响不大。此外，误差修正系数为-0.151881，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表明每年实际的南通地区生产总值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15%被修正。

第三，通过方差分解分析，可以看出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一直较弱。而能源消费、工业废气排放和废水排放则有不断增强的趋势，且构成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最主要的三个影响因素，其中能源消费影响最大。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可以看出，能源消费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有长期的正效应，这与协整方程得到的长期均衡关系表现一致；工业废气排放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有长期的负效应，这也与协整方程得到的长期均衡关系表现一致；当废水排放出现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时，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有弱负向影响，其导致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在第3期后一直稳定于—0.01左右，至第10期后上升于-0.005附近。这与长期协整关系的结果稍有不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的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有微弱正向影响，南通地区生产总值在第9期最高达0.008，然后至第10期下降到-0.002。

总之，可以看出上述四因素中，能源消费和工业废气排放对南通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较大，而废水排放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的影响很小。

参 考 文 献

[1]苏辉.南通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协整分析[J].企业导报.2012（2）

[2]苏辉.南通工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协整分析[J].企业导报.2011（3）

[3]苏辉.南通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消费导刊.2009（12）

[4]苏辉.对提高南通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探析[J].现代商业.2009（12）

[5]周福田.基于VAR模型的青岛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2（3）

[6]谭元发.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的协整与ECM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1（4）

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3）

二、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有没有规定或体现、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能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不应该仅仅从概念、抽象思维上找答案，而应该从现实的、现行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找答案，从环境资源法的实施中找答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活动对环境资源负载能力和净化能力并没有形成过度的冲击，这时人们对环境资源的行为被认为是对其他人无关的个人自由行为，与矛盾尖锐的人与人的关系相比，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当平静，国家法律的注意力是保护与人们至关重要的政治权利、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来不及考虑通过法律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就是以往法律或法学理论较少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当今所有的环境资源法律或法规，都毫无例外地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部良好的环境资源法律应是一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关系网，应是一幅反映、描绘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关系的蓝图。 （一）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和含义 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由环境资源法所确认、规定并在环境资源法实施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概念包括如下含义： 1.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环境资源法所规定的关系 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环境资源法（包括环境资源法的各种渊源）中有明确规定或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在环境资源法中规定或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属于环境资源法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并不是所有的、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环境资源法中所规范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现实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映；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种类很多，环境资源法调整的仅仅是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小部分；正如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关系很多，法律只能调整其中一部分的道理一样。环境资源法主要调整的是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利用关系、生态关系、物质交流关系和因果关系，即因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所发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环境资源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一个重要特点。 2.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现实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有些法理学家常常把法律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理解为单纯的思想意志关系或精神关系，而不认为它是一种现实关系。法律关系当然体现或反映人或阶级的思想、意志和意识，但是如果因此而将法律关系理解为单纯的意志、思想关系则未免失之偏颇。其实，法律关系是法律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关系，是一种由法律适用或实施所引起或形成的现实关系。近年来我国法理学界开始改变对法律关系的传统看法，例如《法理学》指出：“不能仅仅看到法律关系的意志形式，而看不到其背后的物质关系。马克思坚决反对把法律关系看做是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外壳的幻想”，“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的实现形式，是法律规范的内容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得到具体地贯彻”，“是现实的、特定的法律主体所参与的具体社会关系”。[27] 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本来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一定与法律设定的“人”和“自然”相吻合，更不是经过某些法学家主观解释、加入了主观意志的法律关系。大家知道，法律是人制定的，不同法律对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物甚至人有不同的定义。例如，有的法律将人与人的关系规定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法律将人拟物化，如法律将奴隶规定为物），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而应该属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范畴；有的法律将人与 自然的关系规定为“人与人的关系”（即法律将物拟人化，如有的法律规定动物不是物、将牛马与奴隶同等对待），则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仍然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实际关系，即实际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为虚拟的关系，它不因人们的主观意识或认识而改变。例如，有人在市场上买回一条鱼，对这一现象有三种认识：一是认为这个买鱼人与那个卖鱼人的鱼发生了人与鱼之间的关系；二是认为这个买鱼人与那个卖鱼人发生了人与人的关系；三是认为这一过程同时发生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分析发现：第一种人之所以只承认发生了人与鱼的关系，是因为他想强调在这次活动中某人得到了一条鱼这种实物，人上街买鱼的目的是为了得到鱼而不是为了与某人发生关系，因而首先是人与鱼的关系，是某人看到鱼才产生了买鱼的想法并实施了买鱼的行动，所以这次买卖活动形成的是人与鱼的关系；第二种人之所以只承认发生了人与人的关系，是因为他想强调在这次活动中某人与某人发生了交易这种社会活动、想突出人的重要性，买鱼人之所以去市场首先是因为有人卖鱼，所以这种买卖活动形成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笔者认为，在这次买卖鱼的活动中，既发生了买鱼人与卖鱼人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买卖双方与鱼的关系，这次买卖活动中人与鱼和人与人这种实际关系并不因人们的不同意志、定义和人为取舍而消失；更不会因某些法学家从法理学上进行解释而可以否定。这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指出的，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另一个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28]，即“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29]. 目前，在各种环境资源法的著作和论文中，经常会发现类似于上述“买卖活动形成的是因鱼而发生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说法，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认为，环境保护法是“调整因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0] ；《环境法概要》[31] 认为环境法是“国家为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护与改善环境而制定的调整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的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自然资源法教程》[32] 认为，“自然资源法是调整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一切与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并保证各种可更新资源的恢复、繁殖和再生有关的社会关系，都是自然资源法的调整对象”；《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认为，国土法是“调整有关国土的开发、利用、治理、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33]土地法是“调整土地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4] .笔者认为，“因环境、自然资源、土地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意味着同时发生了人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前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法学博士奥？斯？科尔巴索夫于 1976年在其《生态学：政策-法》一书中提出了“生态法”的概念。其广义的理解认为，生态法是调整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内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之总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内产生的社会关系，具体是指人们在利用、保护和再生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保障生态安全方面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亦称“生态社会关系”。将俄罗斯生态法定义为俄罗斯联邦调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内产生的 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表面上看似乎是只承认环境法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但是，通过进一步地分析发现，“调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 用领域内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前提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即认为这种社会关系是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内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这实质上是承认环境法在同时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说环境法或生态法是调整“生态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前面加上一个“生态”作为限制，实质上也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结合。 3.当代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几乎都可以纳入利益关系的范畴 当代环境资源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价值关系。大自然（包括环境资源）具有多种功能和多元价值。环境资源价值是环境资源的属性和功能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包括对人的生存、发展所起的积极的促进的作用；是指环境资源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功能，即人们可以从环境资源获得的利益。大自然或环境资源之所以能够成为有价值的载体、成为人的物质利益的载体，首先是因为它本身具有某些特定的属性或性质或有用性；当然人也有对自然的需要和要求。环境资源具有价值的新价值观的确立，表明了人（价值主体、财富主体）与自然（价值客体、物质利益载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即自然对人的需要同自然满足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表明了自然环境对人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对个人、集体、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人们之所以越来越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因为这是一种利益关系、价值关系，即因为这些关系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人类的各种利益，包括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代人利益和后代人利益。正是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价值关系、利益关系，才为环境资源法采用经济政策、经济措施、市场机制、产权机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根据和支持。正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保护人与保护环境资源、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够统一起来、并行不悖。目前有的学者从“人的利益”出发认为，人类和环境法保护环境的目的只能是保护人的利益不能是保护环境，只能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不能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不仅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而且暴露了其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他们看来，保护人的利益与保护环境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命题，熊掌与鱼不能得兼。从语义学上分析，保护人与保护人的利益既有交叉也有区别；在环境保护法中常常将保护人与保护环境并列[35]，这时可以将保护人理解为保护人本身（或人体健康），将保护环境理解为保护人的利益（或环境利益），显然“人的利益”不是指人本身而是指与人有利益关系的某物或某事；在环境资源法中，保护人的利益主要指保护人的环境利益，而环境或大自然就是人的利益即环境利益的载体或物质实体，所以说保护人的（环境）利益就是指保护与人有关的自然环境；正如说保护人的（房产）利益就是保护人的房产一样。某些学者坚持环境保护法只能保护人的利益，不能保护环境，与某些持男子大丈夫主义的丈夫的认识颇为类似。在夫妻关系中，大丈夫主义者认为，维护好的夫妻关系，只能是为了保护丈夫的利益，不能说是为了保护妻子的利益，他们不仅不知道妻子就是丈夫（夫妻）利益的实体或载体，而且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把妻子仅仅当作丈夫的客体的思想。 目前不少环境资源法已经确认环境资源的价值，例如，《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年）声明，“发展和增进一般福利，创造和保持人类与自然得以在一种建设性的和谐中生存的各种条件，实现当代美国人及其了孙后代对于社会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要求，这乃是联邦政府一如既往的政策”（第1节第1条）。这说明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对这种利益关系的正当化、法定化。正当化是一定利益关系的规范化，它有两种形态，一是道德化，一是合法化（法律化）。道德化是指通过一定的社会舆论对一定的利益关系形成社会共识，将利益关系内化为习惯性权利（应有权利）与应有义务关系。合法化是指通过国家中介的作用，将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关系过程 中形成的利益关系内化为明确的权利义务规则。如果没有正当化、规范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常常会处于一种冲突状态。当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可用的或良好的环境资源总是稀缺的，而人们对环境资源的需求和欲望又总是无止境的。这就形成了环境资源的有限性与人们对环境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这种总体上看属于人与自然的矛盾，有可能转化为人与人的矛盾，即转化为人们之间尖锐的、无休止的利益之争。只有通过规范划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界限，才能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及因此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价值关系、利益关系，才为环境资源法采用经济政策、经济措施、市场机制、产权机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根据和支持。 4.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人与人的关系，也不是物与物的关系，更不是自然物、自然过程和自然规律 本文之所以强调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人与人的关系，也不是物与物的关系，是因为有些人心目中根本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他们在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总是习惯于用人与人关系或物与物关系的模式和特点去衡量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将自然现象本身和自然过程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有些人在反驳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时认为，“自然过程与物理、化学、生物过程，如台风、暴雨、生物的生长等等，不是、至少目前还不是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这些现象是按照自然规律发生、发展的，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法律可以考虑到这些情况，把它们作为法律事实，要求人们遵守自然规律，利用它为社会谋福利，但它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法律调整的对象”[3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因为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是没有意识、意志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它们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所以法律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段话本身是相当谨慎的，他仅仅说自然过程“不是、至少目前还不是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笔者可能比他更干脆，我想进一步强调指出，自然过程和自然现象“将来也不会成为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也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反对法律可以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张的错误之处是，他们将自然过程或自然现象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自然过程和自然现象“不是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这一正确结论出发，得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法律调整对象”的错误结论；他们将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这模糊概念中，得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法律调整对象”的错误结论。 我们研究的法律调整对象是指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凡是关系都是指两个方面或数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而不是仅仅指一个方面，“孤掌难鸣，一个巴掌拍不响”，单纯的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不但不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能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加入人后，才能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人与自然这两个“巴掌”结合起来，才能拍出响声。诚然，动物、植物、 环境资源或大自然是没有意识、意志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目前在大多数法律法规中也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在人与自然关系中除了自然这一方外，还有人，人是有意识、有意志、有能力的另一方，人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正是因为有人的参与，环境资源法才具备了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和条件，环境资源法是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正如法律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去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道理一样。有些学者的用 语比较混乱，他们一时说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时又说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或人的行为[37]；一时反对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时又反对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在他们的逻辑中，人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概念，自然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意思。其实，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能等同于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或自然规律，也不能等同于大自然中物与物的关系，更不是人与人的关系。由于大自然中物与物的关系（即非人物与非人物的关系），没有人的因素或人的参与，而法律的基本出发点或逻辑起点是人的行为，所以包括环境资源法在内的法律不能调整物与物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有人参加的关系，因而都可以通过法律加以调整。当然，这两种关系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双方都是人，因而大量地表现为体现双方意志或意思的双向关系，只有少部分体现单方意志或意思的单向关系（例如，有法律主体资格和行为能力的人与虽有法律主体资格但无行为能力的婴儿、白痴之间的关系，由单方面的行政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由违法者或罪犯单方面行为所引起的违法关系或刑事关系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由于有一方是人而另一方是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所以大量地表现为体现单方意志即人的意志的单向关系，只有少部分体现双方意思的双向关系（现代科学证明，某些非人动物同样具有感情和意识，它们可以与人进行身体语言和声音交流）。有些学者以法律调整的关系必须有关系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单向关系为理由，否定法律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在用人与人关系的模式和特点去要求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用错了地方；既然法律可以调整单方向的人与人的关系，为什么法律不能调整单方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类 美国学者凯尔森（H.Kelsen， 1896～1973）认为，“法律规范调整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是时间上和空间上发生的，因此，法律规范是与时间有关的。它们是在某一时间和在某一空间（土地）上有效的。所以，我们说法律规范或法律秩序的属时和属地的效力范围”；他还认为，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人的行为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因而法律规范又具有属人和属物的效力范围，“属物效力范围是指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事项。规范不仅可以因地、或因时、或因规范所拘束的人的不同，而且因它所调整的事项而不同”[38] .这段话虽然不是直接讨论法律调整对象，而且他认为法律规范可以调整人的行为和事项，但却清楚地表明了法律调整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关系。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1971年2月2日订于伊朗拉姆萨）是第一个明确承认人与自然关系重要性的国际公约，该公约序言申明：“承认人类同其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1991年）第1条规定，“以保护自然资源和个人生活方式为目标、调整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俄罗斯联邦环境立法的首要任务之一”。显然，调整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该法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环境保护法的首要任务，雄辩地说明了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对于环境法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是对某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确立、确认、鼓励、限制、改善和取消，也可以是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代替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类，包括环境资源法所要求建立、鼓励、限制、改善、取消、替换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类。分析综合有关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可以发现，当代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丰富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1.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 它包括法律规定的眼前关系和将来关系。时间关系的表现，一是法律规定的人与环境资源作用的时间，二是法律规定的不同时间或不同时期的人对环境资源的作用。反映在法律上包括对具体环 境资源法律行为的时间规定、法律的适时范围问题、时间尺度问题和时际原则问题等。例如，任何环境资源法都有一个适时范围问题，环境资源法中规定的环境行为也有一定时间尺度问题。适时范围，是指环境法规在什么时候有效，包括何时生效、何时终止效力，以及对开始生效以前的活动和事件有无效力（又称环境法的溯及力）等与时间有关的问题；这实际上意味着，法律所设定或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存续时间。 环境资源法规定的环境行为的时间尺度是其调整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的主要表现。例如，根据《逸周书？大聚篇》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 [39]这条法令实际上是对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的调整，也就是说，根据法律规定，在春天三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不能进入山林砍伐树木，而在其他时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可以进入山林砍伐树木；在入夏三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不能进入川泽张网捕鱼，而在其他时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可以进入川泽张网捕鱼。 和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环境资源法时际原则。在国际环境公法方面，主要表现为对未来世代、当今世代和过去世代的关联等方面。在适用国际环境条约时，要依照条约形成的情况对法律进行适用；对于已经通过国际法上规定的有效方法获得的权利，如果在适用时不能适应国际法的变化，就有可能消灭。“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应当服从于“情势不变”的原则，即在缔结方的协议是以缔约时存在的某种情势继续存在为前提的情况下，当该等情势发生变更时，缔约方便不再受协议义务的约束。在国内法方面，包括当代和未来世代的时际问题也很常见。目前民法对法律冲突案件的时际法已经形成完善的理论。时际问题在环境资源侵权案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特别是对数年前发生的放射性、有害物质、危险物质侵害时。由于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的特点，有的环境资源法对法律溯及力作出了具有特色的规定。如美国《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1980年制定，1986年修改）规定：即使在该法成立以前属于合法，如果事发时违反本法，也要被追究责任；即使是按当时的法律办事，如和本法相违背，也按本法处理。我国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3月1日颁布的《广东省河口滩涂管理条例》，也规定对该《条例》实施前的滩涂围垦项目有追溯力。 2.人与自然的地域关系 它包括环境资源法律规定的适地范围以及环境行为的当地关系、区域关系和整体关系。这里的适地范围，是指环境法在地域或空间的什么范围内有效，也称空间适用范围。不同级别和不同调控对象的环境法律对其适地范围有不同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3条和第46条的规定，环 境法只能调整在如下地域范围内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同上述规定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包括我国的领陆、领水、领空、底土以及延伸意义上的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是指根据我国的法律及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或者其他有关国际法，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海域，主要指中国的毗连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第2条的规定，环境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空间关系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以外的区域，在这些区域法律也调整任意排放有害废物污染我国海域的关系状态。另外，不同的环境 法律可能有不同的适用范围。一般而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环境法律，以及由国务院制定的环境行政法规，在全国领域内生效；由地方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环境法规，在其管辖范围内生效。由于环境法律所保护的环境要素可能不同，所以某些法律、法规仅适用于某些区域。例如，《水污染防治法》仅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而不适用于我国海洋的污染防治。这实际上是调整人与自然的空间关系或地域关系。 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地域关系，大量表现在对人的具体环境行为的地域限制上。最典型的是环境资源法有关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各种环境资源功能区的法律规定方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修改）第42条规定，“在依法划定的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滨风景名胜区、重要渔业水域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不得从事污染环境、破坏景观的海岸工程项目建设或者其他活动。”这就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地域、空间关系，即规定人们在上述区域内不得从事污染环境、破坏景观的海岸工程项目建设或者其他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年）的规定，国家依法划定各种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可以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参观考察等活动。这实际上是调整人与自然（即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的地域、空间关系，也就是说，通过《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将形成人与各种自然保护区及其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的各种人地关系。在没有制定《自然保护区条例》之前，人与该区域是一种人可以在该区域任意处置自然物（如任意打猎、砍伐、开垦）的关系，而在《自然保护区条例》制定和实施后，人与该区域是一种人必须保护该区域的野生生物和自然景观的新型关系。 3.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 关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许多国家的法律法规都有明确体现和规定。例如，《韩国环境政策基本法》（1990年8月1日制定，1993年6月11日修正）第24条关于“鉴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保全是人类的生存及生活的基本，因此国家和国民应努力维持、保全自然的秩序和平衡”（第24条）的规定和印度《环境保护法》（1986年）关于“环境”包括大气、水和土地以及他们“与人类和其他现存生物、植物、微生物和资产的相互关系”的规定，都体现和规定了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修改）第1条关于“为了……维护生态平衡……特制定本法”的规定，是从立法目的上体现和规定了环境法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有关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规定或要求，实际上是在调整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因为生态环境就是反映人与自然的生态联系的一个概念、一种状态。很多有关森林、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规定，都体现、规定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 4.人与自然的因果关系 关于人与自然的因果关系，是各国环境资源法普遍重视的关系。因人的开发、利用、保护、建设、整治环境资源的活动所造成的后果，往往引起自然环境资源质量和数量的变化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大多数环境资源法律法规都体现、规定了这种因果关系，环境资源法调整机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的环境行为达到良好的后果，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例如，当代环境资源法中所谓的环境污染、环境破坏或环境公害，一般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因果关系。日本环境法教授原田尚彦认为，所谓公害，“是指以事业活动及其他人为活动为原因，大气、水、安静、稳定等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乃至污染作用为其结果，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财产及其他生活环境发生损害”这一定义下进行的。[40]也就是说，环境资源法中的公害涉及人与自然这两个主要方面，公害实际上是人为活动造成了污染破坏自然环境资源的后果， 法律对环境资源污染的控制实际上是对人与自然的因果关系的调整。美国当代著名环境法教授威廉？罗杰斯（William H.Rodgers ）认为，环境法“是旨在保护这颗行星和它的居民免受损害地球及其生命支持系统的活动所产生的危害的法律。”[41]威廉？戈德伐教授（ William Geldfarb ）认为：“环境法是关于自然和人类免遭不明智的生产和发展的后果之危害的法规、行政条例、行政命令、司法判决以及公民和政府求助于这些‘法律’时所凭借的程序性规定。”[42]其实他们是在说，环境法是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法。 5.人与自然的利用关系和保护关系 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利用关系和保护关系，是指环境资源法所体现和规定的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人是利用者、保护者，环境资源是被利用对象、被保护对象。这种利用关系和保护关系，是当代环境资源法的主要内容。环境资源法是对人与自然的利用关系、保护关系的确认、设立和改变，是人们开发、利用、享受、保护、改善、建设环境资源的活动的法定化、正规化、制度化。例如，《环境保护法》第19条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海洋环境保护法》第24条规定，“开发利用海洋环境资源，应当根据海洋功能区划合理布局，不得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破坏”。通过实施上述规定，就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利用关系、保护关系。有的人认为，环境资源法过分重视和强调人与自然的利用关系，是人的功利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在作怪；环境资源法应该重视和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友好关系。其实，无论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一种利益关系、利用关系，即互相依靠、利用、促进的互利关系。现行许多法律所调整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人与人的相互利用关系，如法律规定的合同关系、买卖关系、行政关系等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用关系；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用，并不与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平等关系完全对立，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可以是平等的、友好的互惠关系。既然法律所调整的人与人的关系大都是一种利用关系，环境资源法出现大量人与自然的利用关系是不足为怪的，人对环境资源的利用关系也可以是一种互惠而平等的关系。例如，人为了享受和利用高质量的生活、休息环境而保护生 态环境和自然景观，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友好、和谐关系。 6.人与自然之间带有感情色彩的身份关系 目前，环境资源法体现、规定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带有感情色彩的身份关系不多，但有迹象表明这方面的关系正在发展。《世界自然宪章》（1982年10月2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指出：“每种生命形式都是独特的，无论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得到尊重，为了承认其他有机体的内在价值，人类必须受行为道德准则的约束”：“应尊重大自然，不得损害大自然的基本过程”。印度宪法第四部分第51条A款规定每个印度公民都有义务“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包括森林、湖泊、河流和野生动植物，并对有生命的东西怀有怜悯”。日本在1993年11月公布的《环境基本法》强调“现代以及未来的人类享受健全而又富饶的环境恩泽的同时，必须妥善地维护人类生存发展基础的环境，直至将来”。《韩国环境政策基本法》（1993年6月）在第2条（基本理念）中也强调“使现在的国民能够享受环境的恩泽，同时让后代能够继承”。在环境基本法中使用“环境恩泽”这种富于人类感情色彩的语言，可以认为间接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 具有感情色彩的身份关系。在实体法律方面，某些国家的法律已含有非人生命体的权利的规定。在美国，所有的州都有保护动物的立法，其中伊利诺斯州的《人道地照料动物的法律》（1973，Humane Care for Animals Act）是反对残酷对待动物的典型立法。该法要求动物的所有者为他的每个动物提供：足量的、质量好的、适合卫生的食物和水；充分的庇护场所和保护，使其免受恶劣天气之害；人道的照料和待遇。该法还禁止“任何人和所有者不得打、残酷对待、折磨、超载、过度劳作或用其他方式虐待任何动物”。意大利政府曾制定一项关于家养动物的法律，该法规定了动物的“权利和义务”，承认它们的“生活权利”，所有家养动物都受国家保护，那些虐待、遗弃家养动物的行为将受到谴责，所有家犬必须在6个月内登记注册、领取身份证，“以确保人和动物和睦相处以及保护公共卫生与环境”[43].澳大利亚有专门的禁止野蛮对待动物法。在诉讼法和司法实践方面，在一些国家，动物与人一样获得司法待遇。例如，美国在1973年制定的《濒危物种法》中规定任何人都可以针对物种的侵害而提起诉讼；法院基于此种诉讼还作出了胜诉的判决，其中包括以物种作为共同原告表示的诉讼；从1974年～1979年间，美国还开展了以列举河流、沼泽、海岸、树木名为原告的诉讼。[44]目前美国各地都有为动物打官司的律师和为动物当律师的专业律师组织，纽约州、德州与密西根州的律师协会成立了专门研究动物权利的委员会。国际法学家亚历山大–基斯（Alexandre Kiss，1925～）教授[45]在其《国际环境法》一书中发人深思地写道：“人们能够在法律上保护整个生物圈吗？如果人们愿意实现这种保护，最适合的法律手段是赋予生物圈以相当于法律人格的法律地位。”[46] 7.人与自然的其他关系 除了上述几种关系外，可以从不同角度对环境资源法中体现、规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其他分类。例如：人与自然的管理关系，即人是环境资源的管理者，环境资源是人的管理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是环境资源的人，环境资源是被代表对象；人与自然的直接接触关系，如环境资源法调整的人地关系（人对土地的直接作用）、人水关系（人对水体的直接作用）、人气关系（人对大气的直接作用）、人物关系（人对野生动植物的直接作用）；人与自然的间接作用关系，如环境资源法间接调整的人工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自然的隐性关系，包括因污染物积累、复合和偶然性、不确定性而产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一条环境资源法律条文只体现、规定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时，在某个环境资源法的同一条文中，可以同时规定几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江西省人大常委会1996年4月22日颁布施行）第17条规定：“风景区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布局、高度、体量、造型和色彩等，必须注重保持庐山特色，与周围景观和环境相协调。”这里体现了人工建筑物与自然环境即人与自然的地域关系、高度关系、大小关系、形态关系和色彩关系。随着对环境资源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的深入，人们还会总结归纳出其他类型的关系。 （三）调整的概念与含义 所谓调整，一般指为了达到特定目的、通过特定手段（包括工具、方法、措施、途径等）去影响、改变、协调特定对象（包括特定状态、关系、事项、工作和秩序等）。 所谓法律调整，是指通过法律制定和实施，去影响、改变、协调（包括建立、产生、确认、赋与、作用、控制、改进、改善、消灭等）特定对象（包括特定状态、关系、事项、工作和秩序等）。因此，法律调整是从法的运作方面描述法的实现、法在生活中如何起作用的一个范畴。环境资源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是指根据环境资源工作特别是环境保护活动的需要，按照社会经济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即法律规定的各种行为规则、措施和制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施加的影 响、改变和协调。简言之，环境资源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是指根据环境资源法的目的和需要，通过环境资源法的制定和实施，对人与自然关系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法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包括确认、限制、改变、禁止、鼓励、提倡某种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的调整，具有如下性质：第一，它是人类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方式、方法和手段，人类可以通过工程技术手段、物质工具设备、自我适应回避、环境道德等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种；第二，它是人类社会通过法律这种工具、手段进行的调整，属于法律调整范畴；第三，它是一种带有目的、结果并具有国家强制力和法律保障性的调整；第四，它是环境资源法的一种作用或功能，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所谓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如下含义： 1.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否定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环境资源法既能够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又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环境资源法能够同时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之所以专门论述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因为：第一，法律能够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在中国法学界已经形成共识，而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在法学界尚存在不同看法或争议；第二，环境资源法的直接、主要目的和功能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的产生、发展和健全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和恶化，而为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相应地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我们论证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没有否定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突出了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和功能。 2.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要途径是规范人的环境行为。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调整是一个动词，调整本身是一种特殊的人的行为或活动，被调整的对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行为实施者即行为主体是人。影响、决定、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力量有两个方面，一是 自然力即大自然的活动，二是人力即人的行为。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去实现，即通过控制人的行为去影响、改进、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因为：第一，自然力中的许多活动（如火山、地震、海潮、风暴等）是包括环境资源法在内的人力所无法决定和改变的，环境资源法只能遵循、适应这些自然活动，而无法改变、控制这些自然活动；第二，在自然力相对不变或平衡的情况下，与自然力相比，人力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影响要大得多，环境资源法主要通过规范人的行为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抓住了主要矛盾；第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和人的能力的增强，人力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通过控制人的行为能够很好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我们说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指环境资源法能够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没有否定自然力能够影响、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突出了环境资源法控制人的行为的作用和功能。 3.只能通过环境资源法的制定和实施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是指法的作用、功能和运行机制。环境资源立法主要解决其具有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可能性问题，即解决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体现、规定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只要法律法规规定或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意味着环境资源法有了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可能性或潜力；环境资源法的实施解决其实际调整作用问题，即解决环境资源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

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4）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这两个体现新的发展观的重要历史文件，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和体制保障，也对环境资源法制建设和环境资源法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时代赋予环境资源法的历史使命 自第一次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尝到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能源危机的苦果，而酿成这种苦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没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干了许多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的蠢事。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时期”和“十年动乱时期”，盲目推行毁林毁草开荒、围湖围海造田和打虎灭雀等征服大自然的运动，在“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唯意志论的支配下，搞什么“开荒开到山顶，种田种到湖底”和“大炼钢铁”，结果造成了植被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近几十年来，尽管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措施，退田还林还草，治沙治水治山，但由于欠账过多、积重难返、治理污染艰难和恢复生态缓慢，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恶化的趋势。实践和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谁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自然生态失衡即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的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只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永恒存在的、不断发展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前提和影响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理想目标。马克思把“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确定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作用“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思在《一八八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与自然关系总和的统一，“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人类整个进步”及“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更”，即他心目中所追求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要内容，理解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的和谐这两个方面。 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普遍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和和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于1987年4月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著名报告，同年秋天由联合国第42届大会审议并接受。该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江泽民同志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现在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中心、以环境为基础的发展，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观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与环境系统维持最和谐的关系，认为只有当人与人、人与环境和谐共处时，可持续发展才能变成现实。《我们共同的未来》在其第二章“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结论中指出：“从广义上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李瑞环同志认为：“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在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必须调整发展的模式，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他在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中国环境保护的领导者和见证人，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在香港城市大学发表演讲时将当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称为绿色革命，强调这种绿色变革“是一种从物质生产方式到政治、法律及社会文化观念的整体转变，是一种‘大转变’，需要采取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的‘大战略’”：“从政治、法律和道德上看，要把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自然的生态系统的爱护纳入到政治、法律和道德体系中，把生命和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与‘人’一样公正、公平对待的‘主体’，同自然平等相处，崇尚简朴的生活和有节制的物质消费，人类的需求不能超越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2009年8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报告》，该报告强调，中国将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发展经济为核心，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科技和体制创新为突破口，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竞争力，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持续发展。2009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强调，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和谐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发展。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共同任务。 目前，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生活和重要目标；各有关行业都在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努力，各有关学科正在努力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理论指导。环境资源法是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的法律保障，应该在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环境资源法学工作者应该为调整人与自然关系这一伟大实 践进行理论创新。因此，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伟大时代和实践对环境资源法提出的要求。 二、环境资源法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它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正确处理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环境资源法十分有效。环境资源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是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基本标志，也是环境资源法具有综合性、科学技术性和公益性的基础。环境资源法既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调整和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反映包括环境资源法在内的法的共性，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环境资源法的特性。从具体的环境资源法律关系看，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往往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关系、目的与手段关系；从总体上看，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环境资源法这一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的基本原因、发展的决定因素、长期存在的根本目的，是环境资源法的主导方面、本质方面；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是为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需要，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途径和手段。 所谓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是指作为主体的环境资源法律影响、改变、协调（包括建立、产生、确认、赋与、作用、控制、改进、改善、消灭等）特定对象（包括人、人的行为、状态、关系、事项、工作和秩序等）的活动。在这里，主体是环境资源法。环境资源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因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包括因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所发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所谓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环境资源法通过其制定和实施，影响、改变、协调（包括建立、产生、确认、赋与、作用、控制 、改进、改善、消灭等）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律调整是从法的运作方面描述法的实现、法在生活中如何起作用的一个范畴。 环境资源法律之所以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原因或理由是因为环境资源法律是人们的环境行为的行为规则。行为科学认为，行为是指人在环境的作用下有目的的活动，是人和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和表现。法律中的人是由人的一系列行为构成的，人等于他自己的一连串行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行为是法律世界中最经常、最普遍、最常见的东西，是贯穿法律运行过程的一个最具活跃性、能动性的驱动器和关键因素；法之产生、存在的初始动因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化；行为是法律控制的直接对象，是法实现其价值功能的立足点；行为是法的根本内容──权利的载体。法律规范作为人的行为规范或行为规则，其主要功能和作用是规范人的行为，即法律规范规定人应该如何行动，包括禁止什么行为、限制什么行为和鼓励什么行为。所谓人的环境行为（环境资源行为的简称），是指作用或影响环境资源的各种人的行为或活动的简称，主要指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的各种活动或行为。显然，环境资源法律中的人的法律行为都与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和结果（包括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发生联系。人们的行为既可以作用于人也可以作用于物（包括自然、环境、资源，下同）；作用于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包括形成、维持和改变等，下同）人与人的关系，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除了直接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外，还可能间接影响人与物的关系；作用于物的行为可以影响人与物的关系，直接作用于物的行为除了直接影响人与物的关系外，还可能间接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在制定、改进并实施环境资源法的前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的关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因而通过制定、改进并实施环境资源法既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能调整与此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 环境资源法律之所以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于法律的作用和功能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可以为人调整的关系这一基本性质。环境资源法律之所以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由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决定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演变是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动力，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演变到一定程度，无论当时的伦理道德或政策法律是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会要求伦理道德或政策法律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伦理道德或政策法律的调整范围是与日俱进的、也是可变的，在某个时期的伦理道德或政策法律不愿意或不能够调整的关系或对象，在另一个时期可能成为伦理道德或政策法律愿意或能够调整的关系或对象。随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危机的恶化，环境保护事业的发达，以及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的发展，当今所有的环境资源法律或法规，都毫无例外地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部良好的环境资源法律就是一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关系网，就是一幅反映、描绘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关系的蓝图。另外，法律具有调整、保护、教育、指引和评价功能，法律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法的作用或功能。随着法律的发展和演变，法律的目的、任务、作用和功能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法律具有越来越广泛的任务、作用和功能。环境资源法的作用和功能之一，就是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就是协调或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学与整个环境科学一样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都认为人可以协调或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或调整的方式、途径或工具、手段可以多种多样，而法律只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资源法既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又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还因为在环境资源工作或环境保护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你无我的关系，而是一种共存、互容、密不可分的关系，即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人为活动都可能同时产生这两种关系。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建立健全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 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12] 恩格斯在批判那种“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主义历史观时指出：“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13]“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14]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断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15]人类可以通过各种工具和方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科学技术手段和宣传教育手段等。当代人类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调整（包括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的主要任务，是 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主要表现为人类随意污染、破坏、浪费、掠夺自然环境资源）调整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主要表现为尊重、热爱、保护、改善、合理利用、可持续开发利用自然环境资源）。环境资源法学主要研究通过法律手段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即法律调整机制。 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机制，是指由环境资源法律调整主体、调整对象、调整行为（包括调整方法和调整过程）结合起来的整个系统的内部结构、内在联系和运作方式的统一，主要指环境资源法律对其调整对象实施影响、实现其调整功能的运作机理和运作方式。环境资源法律调整机制包括环境资源法律调整方法、调整对象、调整要素和调整过程等内容。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方法是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调整机制是各种调整方法的集合或整合，是对各种调整方法运作的动态反映、系统控制。 随着当代环境资源法学的兴起，环境资源法正在形成其富有特色的调整方法和调整机制（简称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机制）。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狭义上仅指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所特有的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即生态化调整机制。广义上是指环境资源法律部门所采用的各种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包括其他法律或法律部门所采用的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以及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所特有的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 环境资源法律部门是指调整因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各种法律渊源的总和。环境资源法律部门包括环境资源专门法或专门法律规范，以及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有关的其他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简称环境资源法专门法）是环境资源法这一新兴的独立的法律部门的主体部分。环境资源专门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是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专门机制、主要机制、核心机制。与环境资源专门法相比较而言，其他法律或法律部门则处于次要地位，他们有关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规范数量较少、较分散、较单一。研究阐明并建立健全环境资源法的特有的调整方法和调整机制即生态化调整方法和调整机制，是环境资源法学理论研究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生态化”是原苏联学者创用的一个词，原意是将生态学原则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之中，用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问题，根据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环境资源法调整机制特别是生态化调整机制，是区别于传统法律调整机制的、具有特色的、环境资源法所特有的调整机制。它是对传统法律目的、法律价值、法律调整方法、法律关系、法律主体、法律客体、法律原则和法律责任的绿化或生态化。它以环境正义、环境公平、环境民主、环境效益、环境安全和生态秩序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以明确主体人和客体自然之间的法定关系、赋予人和非人物种的特定法律地位为特色途径，主要采用环境治理（environmental governance）方式（强调政府行政组织、营利性企业组织和非政府非营利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 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组织之间的合作、协调和结合，提倡环境民主和公众参与），达到保护人和保护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资源和可持发展经济、社会，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目的。生态化调整机制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根据人与自然关系的特点，而由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新创立的调整方法和机制；二是根据人与自然关系的特点以及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需要，而由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将其他法律部门的传统调整方法和机制予以绿化或生态化（指用生态观点、环境观点进行改造、完善），而新创立的调整方法和机制。运用生态化方法，目前环境资源法已经形成一整套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或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具体来讲主要是：环境资源调查（监测、监视、勘查、普查、抽查等）机制，包括环境资源调查、监测、监视、勘查、普查、抽查等制度；环境资源信息显示（报告、统计、公告、牌示等）机制，包括环境资源信息收集、统计、报告、公告等制度；环境资源问题预防机制（包括环境影响评价、规划、功能分区和预警），包括环境资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环境资源功能分区和其他预防预警等制度；环境资源行为机制（对环境资源行为的禁止、许可、行政要求、行为规范等），包括对环境资源行为的禁止、许可、行政要求等制度；环境资源整治、补救机制，包括环境资源治理、恢复、补救、补偿制度；环境资源行为激励和责任追究机制，包括各种激励制度、奖励制度、惩罚制度以及追究环境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环境资源刑事责任的法律责任制度；环境资源行为监督管理机制，包括议会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环境资源公众参与制度等。 各国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的实践证明，环境资源法不仅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可以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环境资源工作和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的出发，研究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是当代环境资源法学的主要任务。为此，必须打破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不能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陈旧观点。人文社会科学应该与自然环境这一基础相协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学研究中的综合，是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通过对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的综合研究，恩格斯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即：“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16] 站在综合自然和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高度，马克思指出了今后科学发展的趋势，即：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7]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等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中国环境报》，1996年7月20日第一版。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等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李瑞环：《关于我国绿化的几个问 题》（1999年6月25日），登于《环境工作通讯》1999年8月15日第8期。 新华社北京2001年7月1日电。 曲格平：《从斯德哥尔摩到约翰内斯堡的发展道路》，《中国环境报》2009年11月1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1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56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5）

（一）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和含义

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由环境资源法所确认、规定并在环境资源法实施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概念包括如下含义：

1.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环境资源法所规定的关系

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环境资源法（包括环境资源法的各种渊源）中有明确规定或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在环境资源法中规定或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属于环境资源法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并不是所有的、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环境资源法中所规范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现实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映；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种类很多，环境资源法调整的仅仅是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小部分；正如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关系很多，法律只能调整其中一部分的道理一样。环境资源法主要调整的是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利用关系、生态关系、物质交流关系和因果关系，即因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所发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环境资源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一个重要特点。

2.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现实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有些法理学家常常把法律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理解为单纯的思想意志关系或精神关系，而不认为它是一种现实关系。法律关系当然体现或反映人或阶级的思想、意志和意识，但是如果因此而将法律关系理解为单纯的意志、思想关系则未免失之偏颇。其实，法律关系是法律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关系，是一种由法律适用或实施所引起或形成的现实关系。近年来我国法理学界开始改变对法律关系的传统看法，例如《法理学》指出：“不能仅仅看到法律关系的意志形式，而看不到其背后的物质关系。马克思坚决反对把法律关系看做是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外壳的幻想”，“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的实现形式，是法律规范的内容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得到具体地贯彻”，“是现实的、特定的法律主体所参与的具体社会关系”。[27]

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本来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一定与法律设定的“人”和“自然”相吻合，更不是经过某些法学家主观解释、加入了主观意志的法律关系。大家知道，法律是人制定的，不同法律对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物甚至人有不同的定义。例如，有的法律将人与人的关系规定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法律将人拟物化，如法律将奴隶规定为物），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而应该属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范畴；有的法律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规定为“人与人的关系”（即法律将物拟人化，如有的法律规定动物不是物、将牛马与奴隶同等对待），则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仍然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实际关系，即实际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为虚拟的关系，它不因人们的主观意识或认识而改变。例如，有人在市场上买回一条鱼，对这一现象有三种认识：一是认为这个买鱼人与那个卖鱼人的鱼发生了人与鱼之间的关系；二是认为这个买鱼人与那个卖鱼人发生了人与人的关系；三是认为这一过程同时发生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分析发现：第一种人之所以只承认发生了人与鱼的关系，是因为他想强调在这次活动中某人得到了一条鱼这种实物，人上街买鱼的目的是为了得到鱼而不是为了与某人发生关系，因而首先是人与鱼的关系，是某人看到鱼才产生了买鱼的想法并实施了买鱼的行动，所以这次买卖活动形成的是人与鱼的关系；第二种人之所以只承认发生了人与人的关系，是因为他想强调在这次活动中某人与某人发生了交易这种社会活动、想突出人的重要性，买鱼人之所以去市场首先是因为有人卖鱼，所以这种买卖活动形成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笔者认为，在这次买卖鱼的活动中，既发生了买鱼人与卖鱼人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买卖双方与鱼的关系，这次买卖活动中人与鱼和人与人这种实际关系并不因人们的不同意志、定义和人为取舍而消失；更不会因某些法学家从法理学上进行解释而可以否定。这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指出的，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另一个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28]，即“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29].

目前，在各种环境资源法的著作和论文中，经常会发现类似于上述“买卖活动形成的是因鱼而发生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说法，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认为，环境保护法是“调整因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0] ；《环境法概要》[31] 认为环境法是“国家为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护与改善环境而制定的调整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的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自然资源法教程》[32] 认为，“自然资源法是调整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一切与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并保证各种可更新资源的恢复、繁殖和再生有关的社会关系，都是自然资源法的调整对象”；《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认为，国土法是“调整有关国土的开发、利用、治理、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33]土地法是“调整土地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4] .笔者认为，“因环境、自然资源、土地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意味着同时发生了人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前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法学博士奥？斯？科尔巴索夫于 1976年在其《生态学：政策-法》一书中提出了“生态法”的概念。其广义的理解认为，生态法是调整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内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之总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内产生的社会关系，具体是指人们在利用、保护和再生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保障生态安全方面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亦称“生态社会关系”。将俄罗斯生态法定义为俄罗斯联邦调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内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表面上看似乎是只承认环境法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但是，通过进一步地分析发现，“调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内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前提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即认为这种社会关系是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内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这实质上是承认环境法在同时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说环境法或生态法是调整“生态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前面加上一个“生态”作为限制，实质上也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结合。

3.当代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几乎都可以纳入利益关系的范畴

当代环境资源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价值关系。大自然（包括环境资源）具有多种功能和多元价值。环境资源价值是环境资源的属性和功能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包括对人的生存、发展所起的积极的促进的作用；是指环境资源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功能，即人们可以从环境资源获得的利益。大自然或环境资源之所以能够成为有价值的载体、成为人的物质利益的载体，首先是因为它本身具有某些特定的属性或性质或有用性；当然人也有对自然的需要和要求。环境资源具有价值的新价值观的确立，表明了人（价值主体、财富主体）与自然（价值客体、物质利益载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即自然对人的需要同自然满足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表明了自然环境对人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对个人、集体、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人们之所以越来越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因为这是一种利益关系、价值关系，即因为这些关系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人类的各种利益，包括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代人利益和后代人利益。正是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价值关系、利益关系，才为环境资源法采用经济政策、经济措施、市场机制、产权机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根据和支持。正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保护人与保护环境资源、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够统一起来、并行不悖。目前有的学者从“人的利益”出发认为，人类和环境法保护环境的目的只能是保护人的利益不能是保护环境，只能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不能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不仅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而且暴露了其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他们看来，保护人的利益与保护环境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命题，熊掌与鱼不能得兼。从语义学上分析，保护人与保护人的利益既有交叉也有区别；在环境保护法中常常将保护人与保护环境并列[35]，这时可以将保护人理解为保护人本身（或人体健康），将保护环境理解为保护人的利益（或环境利益），显然“人的利益”不是指人本身而是指与人有利益关系的某物或某事；在环境资源法中，保护人的利益主要指保护人的环境利益，而环境或大自然就是人的利益即环境利益的载体或物质实体，所以说保护人的（环境）利益就是指保护与人有关的自然环境；正如说保护人的（房产）利益就是保护人的房产一样。某些学者坚持环境保护法只能保护人的利益，不能保护环境，与某些持男子大丈夫主义的丈夫的认识颇为类似。在夫妻关系中，大丈夫主义者认为，维护好的夫妻关系，只能是为了保护丈夫的利益，不能说是为了保护妻子的利益，他们不仅不知道妻子就是丈夫（夫妻）利益的实体或载体，而且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把妻子仅仅当作丈夫的客体的思想。

目前不少环境资源法已经确认环境资源的价值，例如，《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年）声明，“发展和增进一般福利，创造和保持人类与自然得以在一种建设性的和谐中生存的各种条件，实现当代美国人及其了孙后代对于社会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要求，这乃是联邦政府一如既往的政策”（第1节第1条）。这说明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对这种利益关系的正当化、法定化。正当化是一定利益关系的规范化，它有两种形态，一是道德化，一是合法化（法律化）。道德化是指通过一定的社会舆论对一定的利益关系形成社会共识，将利益关系内化为习惯性权利（应有权利）与应有义务关系。合法化是指通过国家中介的作用，将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关系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关系内化为明确的权利义务规则。如果没有正当化、规范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常常会处于一种冲突状态。当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可用的或良好的环境资源总是稀缺的，而人们对环境资源的需求和欲望又总是无止境的。这就形成了环境资源的有限性与人们对环境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这种总体上看属于人与自然的矛盾，有可能转化为人与人的矛盾，即转化为人们之间尖锐的、无休止的利益之争。只有通过规范划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界限，才能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及因此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价值关系、利益关系，才为环境资源法采用经济政策、经济措施、市场机制、产权机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根据和支持。

4.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人与人的关系，也不是物与物的关系，更不是自然物、自然过程和自然规律

本文之所以强调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人与人的关系，也不是物与物的关系，是因为有些人心目中根本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他们在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总是习惯于用人与人关系或物与物关系的模式和特点去衡量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将自然现象本身和自然过程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有些人在反驳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时认为，“自然过程与物理、化学、生物过程，如台风、暴雨、生物的生长等等，不是、至少目前还不是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这些现象是按照自然规律发生、发展的，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法律可以考虑到这些情况，把它们作为法律事实，要求人们遵守自然规律，利用它为社会谋福利，但它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法律调整的对象”[3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因为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是没有意识、意志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它们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所以法律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段话本身是相当谨慎的，他仅仅说自然过程“不是、至少目前还不是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笔者可能比他更干脆，我想进一步强调指出，自然过程和自然现象“将来也不会成为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也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反对法律可以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张的错误之处是，他们将自然过程或自然现象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自然过程和自然现象“不是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这一正确结论出发，得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法律调整对象”的错误结论；他们将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这模糊概念中，得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法律调整对象”的错误结论。

我们研究的法律调整对象是指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凡是关系都是指两个方面或数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而不是仅仅指一个方面，“孤掌难鸣，一个巴掌拍不响”，单纯的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不但不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能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加入人后，才能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人与自然这两个“巴掌”结合起来，才能拍出响声。诚然，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是没有意识、意志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目前在大多数法律法规中也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在人与自然关系中除了自然这一方外，还有人，人是有意识、有意志、有能力的另一方，人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正是因为有人的参与，环境资源法才具备了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和条件，环境资源法是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正如法律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去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道理一样。有些学者的用语比较混乱，他们一时说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时又说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或人的行为[37]；一时反对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时又反对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在他们的逻辑中，人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概念，自然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意思。其实，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能等同于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或自然规律，也不能等同于大自然中物与物的关系，更不是人与人的关系。由于大自然中物与物的关系（即非人物与非人物的关系），没有人的因素或人的参与，而法律的基本出发点或逻辑起点是人的行为，所以包括环境资源法在内的法律不能调整物与物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有人参加的关系，因而都可以通过法律加以调整。当然，这两种关系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双方都是人，因而大量地表现为体现双方意志或意思的双向关系，只有少部分体现单方意志或意思的单向关系（例如，有法律主体资格和行为能力的人与虽有法律主体资格但无行为能力的婴儿、白痴之间的关系，由单方面的行政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由违法者或罪犯单方面行为所引起的违法关系或刑事关系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由于有一方是人而另一方是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所以大量地表现为体现单方意志即人的意志的单向关系，只有少部分体现双方意思的双向关系（现代科学证明，某些非人动物同样具有感情和意识，它们可以与人进行身体语言和声音交流）。有些学者以法律调整的关系必须有关系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单向关系为理由，否定法律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在用人与人关系的模式和特点去要求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用错了地方；既然法律可以调整单方向的人与人的关系，为什么法律不能调整单方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类

美国学者凯尔森（H.Kelsen， 1896～1973）认为，“法律规范调整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是时间上和空间上发生的，因此，法律规范是与时间有关的。它们是在某一时间和在某一空间（土地）上有效的。所以，我们说法律规范或法律秩序的属时和属地的效力范围”；他还认为，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人的行为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因而法律规范又具有属人和属物的效力范围，“属物效力范围是指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事项。规范不仅可以因地、或因时、或因规范所拘束的人的不同，而且因它所调整的事项而不同”[38] .这段话虽然不是直接讨论法律调整对象，而且他认为法律规范可以调整人的行为和事项，但却清楚地表明了法律调整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关系。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1971年2月2日订于伊朗拉姆萨）是第一个明确承认人与自然关系重要性的国际公约，该公约序言申明：“承认人类同其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1991年）第1条规定，“以保护自然资源和个人生活方式为目标、调整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俄罗斯联邦环境立法的首要任务之一”。显然，调整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该法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环境保护法的首要任务，雄辩地说明了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对于环境法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是对某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确立、确认、鼓励、限制、改善和取消，也可以是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代替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类，包括环境资源法所要求建立、鼓励、限制、改善、取消、替换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类。分析综合有关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可以发现，当代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丰富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1.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

它包括法律规定的眼前关系和将来关系。时间关系的表现，一是法律规定的人与环境资源作用的时间，二是法律规定的不同时间或不同时期的人对环境资源的作用。反映在法律上包括对具体环境资源法律行为的时间规定、法律的适时范围问题、时间尺度问题和时际原则问题等。例如，任何环境资源法都有一个适时范围问题，环境资源法中规定的环境行为也有一定时间尺度问题。适时范围，是指环境法规在什么时候有效，包括何时生效、何时终止效力，以及对开始生效以前的活动和事件有无效力（又称环境法的溯及力）等与时间有关的问题；这实际上意味着，法律所设定或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存续时间。

环境资源法规定的环境行为的时间尺度是其调整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的主要表现。例如，根据《逸周书？大聚篇》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 [39]这条法令实际上是对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的调整，也就是说，根据法律规定，在春天三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不能进入山林砍伐树木，而在其他时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可以进入山林砍伐树木；在入夏三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不能进入川泽张网捕鱼，而在其他时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可以进入川泽张网捕鱼。

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6）

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在十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中，有关“资源”、“环境”、“生态”的表述同以往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等相关文献的表述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以往的相关文献有时不提“生态”，只将 “资源”与“环境”连在一起称为“资源环境”或“环境资源”，有时不提“资源”，只将“生态”与“环境”连在一起称为“生态环境”，而从未把“资源”、“环境”、“生态”三者同时分开并列表述；十报告则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同一个部分中多处明确把“资源”、“环境”、“生态”三者同时分开并列表述。譬如：

在阐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时，十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其中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就是明确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

在阐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时，十报告提出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项重点任务。其中的“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也是明确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

在阐述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时，十报告明确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其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也是明确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

在阐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国策方针时，十报告明确指出：“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其中的“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虽然没有出现“资源”、“环境”、“生态”字样，也是分别对应于“资源”、“环境”、“生态”的，因而实际上也是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

此外，在阐述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时，十报告明确要求：“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其中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实际上也是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

如此等等。

在笔者看来，十报告这样明确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是迄今为止在我们党和国家的相关文献中对于资源、环境、生态关系的最全面、最完整的正确表达，其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文字表达上不同于以往一些相关文献的变化，而是在更深层次上反映出我们党对于人与自然功能关系的深刻认识和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准确把握。同样，人们对于十报告这样明确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认识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上，而是要站在正确认识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和重点任务的高度，以及正确认识报告体现的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高度去理解和把握。

二

必须指出的是，笔者特别强调上述十报告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正确性，并不仅仅因为这种表述出自十报告，更是因为这种表述符合生态学原理。

从生态学的观点看，资源、环境、生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三大自然要素，分别体现着人与自然的不同功能关系。

其中，所谓“资源”，泛指“自然资源”，对于一个特定的国家来说，它具体指的是在该国领土和可控大陆架范围内所有自然形成的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以被开发利用以提高人们生活福利水平和生存能力，并具有某种“稀缺性”的实物资源的总称。通常分为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主要是森林）资源、水资源（仅指淡水）和海洋资源五大类。

所谓“环境”，泛指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环境”，特指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前者称为“原生环境”，后者称为“次生环境”。环境有两个明显区别的部分：物理环境（包括温度、可利用水、风速、土壤酸度等）和生物环境，后者构成其他有机体对于有机体施加的任何影响，包括竞争、捕食、寄生和合作。从人类与自然的功能关系看，环境是客体，人类是主体，人类与环境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所谓“生态”，泛指“自然生态系统”，指一定空间范围内，生物群落与其所处的环境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任何一个自然生态系统都由生物群落和非生物环境两大部分组成。其中，生物群落处于核心地位，它代表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物质和能量流动强度以及外貌景观等。非生物环境既是生命活动的空间条件，也是生物群落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自然生态系统包括：地球表面的陆生生态系统、水生生态系统和地球表面以上的大气系统。

这就告诉我们，资源、环境、生态是分别体现自然对于人类不同功能的三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

从哲学上讲，资源、环境、生态之间这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正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反映。

这里所说的“对立”，指的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区别，主要指它们强调和体现的自然对于人类的功能不同。其中，资源强调的是实体功能，体现为自然对于人类实体的直接有用性；环境强调的是客体的“受纳功能”和“服务功能”，体现为接受并容纳生产和消费所排放的无用副产品和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生存繁衍提供栖息地等直接与间接有用性；生态强调的是主体（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状态及主体与客体（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协同进化功能，体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选择、相互制约的“有机联系”和“协同进化”。

这里所说的“统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它们都统一于自然这个整体，都是自然对于人类功能关系的体现。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从人类福利的角度来定义的，都是能为人类提高福利水平发挥作用的自然要素，因而都属于人与自然的功能关系的范畴。离开了人与自然的功能关系，就没有资源、环境、生态可言。

二是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因为，资源、环境、生态的区分从本质上说是功能的区分，而不是对特定的自然物质实体的区分，不是把自然存在的要素硬性地区分为资源、环境、生态。换句话说，资源、环境、生态作为自然对于人类功能的体现是自然界所兼有的，也是同一自然介质所兼有的。以森林为例，我们不能认为这片森林具有为人类提供木材和其它林副产品等资源功能，那片森林具有净化空气、美化环境、容纳废弃物、减低噪声和提供生存游憩空间等环境功能，还有一片森林具有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保护野生动植物、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而应认为同一片森林同时兼有资源功能、环境功能、生态功能。一旦人们为了获取木材和其它林副产品而大规模砍伐森林，则不但其资源功能遭受破坏，其环境功能和生态功能也必将遭受相应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破坏资源就是破坏环境、破坏生态，保护资源就是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十报告做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的论断，其道理就在这里。

三是指它们之间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这里说的转化，主要指资源、环境、生态在人与自然的功能关系中的地位的转变。就是说，它们在人与自然功能关系中的地位会随着人类社会不同的时空条件而发生变化。还以森林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处于大规模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社会对木材的需求凸显，森林的资源功能被摆在第一位，木材生产成为当时林业建设压倒一切的任务。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人们又意识到“生态需求已经成为社会对森林的第一需求”，国家也相应做出了“林业建设由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转变”的战略调整，森林的生态功能也取代资源功能而成为了首要功能。

在笔者看来，十报告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并做出“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判断和“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等重点任务的部署，正是上述资源、环境、生态相互关系的体现，也可以说是生态学原理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正确运用和发展。

三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此前人们对于“资源”、“环境”、“生态”的科学涵义及其相互关系往往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其主要表现是将“生态”与“环境”混为一谈，即将“生态”混同于“环境”。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自然生态系统”属于“环境”的范畴，是“环境”的一部分；“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属于“环境保护”的范畴，是“环境保护”的一部分。如此等等。

人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种将“生态”与“环境”混为一谈的情况在学术理论界和实际生活中都时有发生。

有资料显示，在学术理论界，这一情况起初是由某知名学者在五届全国人大讨论《宪法》（草案）时的发言引起的。当时，针对草案中“保护生态平衡”的提法，该学者认为，“保护生态平衡”不够确切，建议改为“保护生态环境”。从此，“生态环境”成为一个将“生态”与“环境”联结在一起的新名词。

本来，在该学者提出“生态环境”这个新名词后，如果将其视为联合词组，即将其理解为“生态、环境”或“生态与环境”也是可以说得通的。但随后的情况却是：在我国一些官方文件和新闻出版物中广为流传的“生态环境”一词，往往被误用或误认为偏正词组的“生态环境”，亦即“生态的环境”，这就把生态与环境的关系弄混淆了。譬如：

2003年，在我国的一个对外文件白皮书中就曾出现过作为偏正词组的“生态环境”一词，在译成德文时，就曾经遭到德国人的质疑。

后来，有些学者又在学术论文中主张将“生态环境”一词的含义“归总为‘环境’”，在这些学者看来，“生态环境”的准确表达是“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是“广义环境的一部分”，因而按照这一逻辑，也就可以将“生态环境”归总为“环境”。

此外，在研究分析20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全球性资源、环境、生态危机时，更有许多学者把“生态危机”包含于或归结于“环境危机”，因而在文字表述上只将其称为“环境危机”，而忽略自然生态系统出现的“生态危机”。

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受这种把“生态”与“环境”混为一谈的模糊认识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也常常把有关自然生态系统的事项混同于有关环境保护的事项。譬如：

在设立全面涵盖资源、环境、生态相关职能的“委员会”一类的机构时，只标明“资源和环境”字样而省略“生态”字样，致使人们误认为其中的“环境”已经把“生态”包含在内。

在区分政府内设机构的职能时，常常将诸如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乃至天然林的恢复与保护等属于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管理职能混同于污染防治等属于环境保护的管理职能，致使一些干部群众对于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缺乏准确的把握，给相关部门的依法行政和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带来很大的不便。

在召开全面涵盖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相关工作的会议时，只标明“人口、资源与环境”字样而省略“生态”字样，实际上也是误将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工作混同于环境保护工作，致使承担自然生态系统保护职能的部门无权参加这类会议或者无权在会上发言；

在探索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过程中，只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损失的因素纳入其中，而将生态因素混同于环境因素，或者将生态因素归入环境因素，致使生态效益、生态价值、生态补偿在该核算体系中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令人高兴的是，十报告在谈及“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时，已经明确要求“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其中的“生态效益”、“生态价值”和“生态补偿”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生态”因素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对照本文前述将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十报告和报告所依据的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们不难看出，所有这些只讲资源、环境而不讲生态，或者将生态与环境混为一谈的模糊认识和不当做法，都是同上述十报告的精神不相符合的，也是不符合生态学原理的。事实上，十报告对资源、环境、生态的全面、正确、完整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现实中这些模糊认识和不当做法的有力澄清与矫正。因此，笔者有理由期盼并相信随着全国范围内学习贯彻十热潮的深入开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这些模糊认识和不当做法将有望逐步得到澄清和改变。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毕竟人类的思维习惯是很难改变的。由于某些习惯思维的惯性作用，人们也很难设想这些模糊认识和不当做法会随着十的召开而很快改变，弄不好还可能在一定时期继续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因此，笔者认为，尽管十报告已经做出了不同于这些模糊认识和不当做法的明确表述，人们对此问题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仍应引起适当的注意。

四

我们如此强调正确认识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是因为真正弄清这三者的联系与区别，对于贯彻落实十精神、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正确认识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有助于人们准确把握生态文明的科学涵义，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主要体现是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以资源、环境、生态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良好的社会。我们从人与自然的功能关系上正确认识资源、环境、生态的联系和区别，就能更加自觉地把资源、环境、生态并列为人类生存繁衍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自然要素”，同时给予高度重视，进而更加自觉地搞好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更加自觉地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为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良好的社会做出贡献。

第二，正确认识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如上所述，根据生态学原理，资源、环境、生态体现着人与自然的不同功能关系。而且，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人们对于资源、环境、生态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就会懂得资源、环境、生态的状态如何事关人类社会的资源安全、环境安全和生态安全，进而懂得资源丰富、环境优美、生态良好是人与自然的功能关系和谐的标志，“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则是人与自然的功能关系恶化的体现；就会懂得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上述“严峻形势”已经不是仅仅涉及资源、环境、生态中某个单方面、局部性的一般问题，而是全面涉及资源、环境、生态的全方位、整体性的严重问题。这对于全面增强人们对于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忧患意识，大力增强人们积极应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促使人们自觉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列，无疑有着重要作用。

第三，正确认识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有助于人们全面落实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过去，由于人们对资源、环境、生态的联系和区别存在种种模糊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文明建设任务的全面落实。正确认识了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就为全面落实十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促使人们更加自觉和努力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重点任务。譬如，懂得了资源、环境、生态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三个关键词，就会把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保护这三项任务都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予以推进，并通过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宣传教育为这三项任务的落实提供重要保障，再不会只重视其中的一项或两项任务而忽视其他任务；懂得了资源、环境、生态的联系和区别，特别是懂得了生态和环境的联系与区别，就会在思想上切实加深对十报告关于“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这一指示的认识并将这一指示落到实处，而不会再将生态系统保护混同于或归结于环境保护；懂得了资源、环境、生态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就会切实提高对十报告关于“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科学论断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从而更加自觉地把十报告关于“全面促进资源节约”的重要部署落到实处，进而从资源节约入手，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为全面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3.姜春云主编：拯救地球生物圈——论人类文明转型，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

4.〔英〕A.麦肯齐等著，孙儒泳等译：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美〕K.A.沃科特 J.C.戈尔登等著：生态系统——平衡与管理的科学，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丁圣彦主编：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戈峰主编：现代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8.曹克瑜：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理论、核算框架与实现途径研究，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9.黄秉维：陆地系统科学与地理综合研究——黄秉维院士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邵青还：“生态环境”在德国有争议，中国绿色时报2003年4月9日

11.钱正英、沈国舫、刘昌明：建议逐步改正“生态环境建设”一词的提法，工程院院士建议（中国工程院政策研究室编）2005年第7期（总第93期）

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7）

2007年，广东佛山大规模的建筑陶瓷产业（下文简称建陶产业）转移引起了业界与学界的关注：随着佛山建陶企业的发展和扩张，产能不断提高，而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也更加突出，即建陶产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凸现。目前，我国建陶产业的最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实现产业、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协调。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是使建陶产品的生产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尽可能降低资源投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把对环境的危害限制在社会可容忍的范围内的生产发展，实现资源――产业发展――环境的三系统协调发展。建陶产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需要借助系统学的分析工具才能较全面地揭示可持续发展内涵。

本文尝试结合建陶产业及其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构建陶瓷产业可持续发展系统框架，并基于该框架对各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解析，以期有助于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及推进对策措施的选择。

一、建筑陶瓷产业可持续发展系统解构

建陶产业具有“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污染密集产业特性。建陶产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与环境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与否。建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要围绕建陶产业本身、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而展开的，这是建陶产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鉴于其污染密集产业特性，其中环境的保护是难点与关键，环境保护需要重点解决的是降低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

图1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系统框架

1.建陶产业子系统。建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体现在建陶产业自身系统的可持续性。见图1，图中建陶产业子系统不仅包括建陶产业本身，还包括关联产业系统，事实上这里的建陶产业是大产业概念。因为，只有建陶产业链上各个关联环节的企业实现了可持续，整个产业才可能实现可持续性。作为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建陶产业，除原料的耗竭外，其生产过程能耗高，还带来了环境污染的副作用。这种负面影响使建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更为迫切，且更为困难。一方面是产业生存发展需要资源投入，但产生环境污染；另一方面是可持续发展要求尽可能降低投入、减少污染，实现经济、产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建陶产业的持续性发展就直接表现为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含能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如何寻求新的可替代资源（含能源）、如何降低环境污染、如何延长建陶企业的生命周期。这既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持、也需要企业观念的转变和管理的完善，更需要社会经济子系统、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形成建陶产业与资源、环境之间的良性补偿互动机制。

2.建陶产业与社会经济子系统。建陶产业与居民生活和国民经济体系密切相关：从居民生活来说，装修材料中的地砖、面砖、卫生洁具等都来自建陶产业；从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房地产业、建筑业来说，建陶产业为它们提供所需的墙面砖、瓦等材料。中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住房需求和房地产业投资呈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新能源、建材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经济发展一方面给建陶产业带来了发展契机，也为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源的再生、环境的保障提供了科学技术和物质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也通过经济系统和关联产业子系统直接和间接导致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带来资源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下降的后果。

3.建陶产业和资源环境子系统。建陶产业的生产一方面需要从资源环境子系统中获取资源（含能源）投入生产，降低资源承载力；另一方面生产过程的产生的废物会给资源环境子系统带来污染，降低环境承载力。从传统经济学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分析可以看出：长期来看，生产可能性边界会左下移，即使是相同的环境质量，经济产出都将下降；或者反过来说，相同的经济产出需要更多的环境投入。这也解释了建陶产业子系统和资源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因此，建陶产业的发展程度受到环境和资源承载力水平的制约，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夺取一旦超过一定的允许阈值，不仅使资源环境超负荷，也会缩小建陶产业的生存发展空间，这不利于建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4.各系统目标的矛盾统一。在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和子系统中，不同系统的发展目标有差异。对于和会经济子系统而言，发展的目标是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建陶产业子系统而言，发展目标是建陶及关联企业的发展壮大，经济利益的增加；对于资源环境系统而言，发展目标是各子系统共同实现的，主要为企业投入产出率的上升、新能源和替代资源的开发利用，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环境承载力的增强。社会经济子系统和建陶产业子系统发展目标的实现会给资源环境系统带来副作用，以牺牲资源环境承载力来实现目标。而资源环境系统的发展目标是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保障和提升。因此各系统的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矛盾。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就是要实现三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从而达到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的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

二、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因果关系

为了更好地了解建陶产业与经济子系统、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关系，从中找出影响和制约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下面我们将通过建陶产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图来反映三系统之间的关系。

图2 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之产业―经济―资源环境因果关系图

见图2，图中表示出以下因果关系：

1.社会经济发展推动建陶关联产业和建陶产业发展，关联产业的发展与建陶产品的需求之间正向关联，同时社会经济发展还会带动全社会各领域对建陶产品的需求增加，引起建陶产品的短缺，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2.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建陶产品的需求增加，一方面建陶产业上、中、下游各环节投资加大，实现建陶产品供给，从而减少建陶产品短缺，满足需求；另一方面加大对建陶产品的进口，也引起建陶产品短缺的减少，满足需求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3.建陶产业投资的增加使得建陶产业的生产能力增加，生产能力增加后将直接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增加，影响经济的发展。

4.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后，降低资源和环境容量，从而降低资源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5.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降低将制约建陶产业的生存发展空间，最后导致建陶产业发展受限，进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达到的基本目标是在经济允许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既满足社会经济和建陶产业协调发展，又必须考虑环境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的机制。因此，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必须考虑以下关键点：

一是，建陶产业的短缺总量＝建陶供给总量＋建陶进口量－建陶需求总量－建陶出口总量－替代产品的开发利用。这个数值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或者恰好等于零（供求均衡，偶然情况）。这个数值如果为负，说明供不应求，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消费者的福利，这就需要加大对建陶产业的投资；另一方面，如果建陶产业的短缺为正数，说明供过于求，则应该考虑减少对建陶产业的投资。

二是，鉴于建陶产业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污染密集产业特性，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难点和关键是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问题。这可以通过资源和环境承载力来监控建陶产业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同时应该注意，可持续发展不是在问题严重后再推进，而应该在经济运行的每个环节、每个领域的持续性推进的过程，可以通过推进技术创新来降低能耗和污染，也可以通过政府管制来限制建陶产业的发展，不过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当然，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不是固化的，从短期来看，这种承载力有限，但从长期来看，它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提升而提升。不过产业发展对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负面影响与承载力的上升速度总是不平衡的，因此，应该在当代就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预防机制，以逐步实现产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三、小结

从上文的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系统解构及因果关系解析来看，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建陶产业本身、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鉴于其污染密集产业特性，其中环境的保护（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降低）是难点与关键。而对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因果关系的解析我们认为：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达到的基本目标是在经济允许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既满足社会经济和建陶产业协调发展，又必须考虑环境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的机制。因此，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必须考虑以下关键：一是，市场的供求平衡；二是环境的保护。

建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是对资源长期合理高效开发的发展，是企业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协调进步的发展，是为国民经济、地方经济持续做贡献的发展，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发展。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寻求合适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预防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辅以一系列经济政策、法律法规予以支撑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与研究。

参考文献：

[1]丹尼斯.米都斯著,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和活动[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3]赵建军:可持续发展理论形成的背景透视[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18(1)

[4]张坤民:可持续发展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

[5]Mac Neill J. Stralegies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merican 1989, 261

[6]牛文元:持续发展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

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8）

中图分类号：F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1-0118-07

当代社会的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各个法律部门以及不同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构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理论与实践的挑战。在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现实挑战的法律体系中，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处于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其基本社会功能在于调整和规范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建立社会中的当代人与当代人、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生态秩序。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是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一个基本理论与实践范畴，它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不断成熟的标志，又是推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整体化、系统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法律话语。笔者以系统论方法为基础，对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涉及的法律部门划分标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系统认知功能，以及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系统内部结构等几个基本问题进行分析、检视和梳理。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系统论方法

“系统”(system)的英文一词源自于古希腊文，其原意指由部分组成的整体。现代自然与社会科学中的系统，则是指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或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在法律理论与实践中，法律体系实质上就是法律系统，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部有效法律规范组合成不同的法律部门，并进而以法律部门为基础形成的法律规范的有机统一体。法律体系是法律发展与演变的整体化、系统化的产物，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法律体系是由法律部门所组成的一国现行法律规范的系统结构；其二，法律部门之间，法律部门与法律规范之间，以及法律部门内部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具有特定逻辑结构和系统功能的有机整体。法律部门的法律体系属于国家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它位于国家法律体系的下一层级，是由特定法律部门的有效法律规范或法律规范性文件共同构成的一个具有目的统一性、结构关联性、逻辑自洽性和功能协调性的法律子系统。

系统论(system Thinking)是以系统的整体观、统一观和协调观为核心的科学认识理论和理性思维方法，它强调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等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根据系统论创始人路德维希・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t-talanffy)的观点，任何系统不是各个要素(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整体功能具有各个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系统论不仅是认识和描述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而且为人类理性思维的科学方法开拓了新的路径，它为应对和解决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复杂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描述和理解的方法。

纵观人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轨迹，勒内・笛卡尔倡导的实证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开创并奠定了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将所研究的客观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并抽象出其中最基本的要素，然后再通过要素、部分的性质去认识、描述和理解客观事物。这种方法着眼于客观事物的部分或要素，崇尚经验分析的归纳方法以及单项的因果决定论，其缺陷在于，它难以全面、准确地认识、描述和理解客观事物的整体及其部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人类对自然客观世界复杂性认识的加深，以及社会现象的日益复杂化，人类需要更多地运用整体、系统的思想和方法来认识、描述和理解自然和社会问题，以系统为核心的系统论思想和方法因而应运而生。

法律体系的系统论方法是指自觉地运用系统论的整体主义科学理论和方法对法律系统及其子系统进行分析、研究和建构。作为法律的系统论方法和整体性思维方式，将系统论方法运用到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分析、研究和建构之中，就是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作为一个系统，从该系统的要素与要素之间、系统与要素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关系中综合地分析、研究和建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以达到公平、有效地解决和应对当代社会所面临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问题的目的。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环境法形成和发展的早期阶段，学者们就敏锐地意识到，环境法律体系是影响到环境法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并提出把各种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分析、综合研究。学者们认为，只有研究整个环境法律体系，才能使环境法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从而推动环境法的发展。尽管当时的环境法学者们对于环境法体系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自觉意识，但是，受苏联法学思想和理论中僵化的法律教条主义的限制，这种法律体系研究在当时并没有采用真正意义上的系统论方法，而且，相关的法律部门的划分也仅仅以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或者调整方法为标准和依据。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同的时空特征。西方发达国家自产业革命以来数百年间，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呈现出渐进演变的历时性特征，其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演变也因而具有渐进的历史演进特点。相比而言，中国的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则明显地呈现出各种问题之间相互牵制、彼此纠葛的共时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三四十年时间内，各种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以爆炸式的方式集中地爆发。与此同时，除了地方层面、国家层面的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之外，日益突出的区域性的、全球性的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同样对于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制构成了挑战。由于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制形成和发展的这种特殊历史背景，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形成和发展因而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应对性和建构性特征，并呈现出明显的法律借鉴与法律移植的印记。随着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理论和实践的迅猛发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涉及的领域和范围迅速扩大，法律规范性文件和法律规范也急剧增加。当前，自觉地运用系统论方法对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进行分析、研究和建构，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已经日益凸显。

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实践系统论

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社会日益呈现复杂化的特征，因实践功能的区别社会分化为不同的系统，其中，法律是现代社会功能分化所形成的一个社会子系统，它通过调节自身规范结构来实现对社会的调整。按照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可以被视作一种自组织的社会系统，它作为国家法律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经历着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轨迹。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

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并有机地结合而共同形成系统结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具有特定的系统功能，其系统整体功能大于各个要素的功能之和。运用系统论方法分析和研究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根本目的在于，在系统论的整体观、统一观和协调观的指导下，确立系统各个要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确定要素与系统整体相互间的关系、优化系统内部的结构并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从而保障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保护人体健康，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目标的实现。

在中国传统法学理论的视野下，没有独立的法律部门地位，也就无所谓以法律部门为基础的部门法体系④。换言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形成的前提在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理论，法律部门的独立地位是由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或调整方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调整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成为其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基本标志。现实中，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涉及到几乎所有的法律领域，在很多情况下，其法律关系不仅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所调整，而且同时为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等其他法律部门所调整。就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本身而言，其涉及的领域和范围广泛、调整的社会关系复杂、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内容多样、法律调整的方法和手段灵活，如果在理论上简单地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或调整方法作为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既难以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部门进行齐整的划分，也无法保持其内在逻辑的自洽性和涵盖范围的周延性。因此，有学者认为，如何更有利于法制建设和现实问题的解决，更有利于理论研究和法律适用为判准，不仅调整对象、调整手段等客观因素为部门划分的考虑因素，法律目的、价值功能、社会需求这样的主观因素也应被纳入考量范围。笔者赞同此种观点，对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这个新兴的法律部门，需要在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方面破除理论意义上的教条主义束缚并改变单一划分标准的做法，采用更加开放、务实和灵活的实践意义上的法律部门划分标准。

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的自然过程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是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生态系统具有保持或恢复自身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的系统整体的自我调节能力，生物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相对平衡的独立运转的开放系统。由于自然生态系统存在的整体性、关联性特点，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所造成的各种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因而具有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关系，这种特点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系统整合及其体系化发展奠定了自然基础。因此，尽管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涉及范围广泛、涵盖领域庞杂，但是，由于担负着应对和解决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的共同社会实践使命，各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之间及其法律规范之间并非是孤立、分割的，而是具有内在的目的一致性和实践统一性。

当代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以可持续发展为其共同的法律价值追求及其统一的立法目的，它形成了全面应对和解决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的专门性法律领域和实践性法律部门。确保空气、水、土壤等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的健康和安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良性循环，以及维护当代和未来世代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环境与生态的可持续性，是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基本法律价值和目标。与传统部门法立足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法律理念不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以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为其价值观和法律理念，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并最终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无疑构成了社会法律系统中应对和解决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的一个特殊的法律子系统。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的时间要比其他一些法律部门晚得多。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率先出现了大气、水、海洋、固体废物、土壤、核放射等污染防治方面的专门立法，以及土地、水资源、森林、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等方面的专项立法，从而推动了现代法治意义上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产生和发展。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形成的初期阶段，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并不是一个突出问题，随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数量的急剧扩大及其彼此之间有机联系的增强，特别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综合法、环境基本法或环境法典的制定，使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的系统化、体系化发展成为一种必然要求和理性选择，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也日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律理论与实践问题，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产生于现实社会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实践的客观需要，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性文件和法律规范的大量涌现及其体系化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基于这个前提，笔者认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部门及其体系应当建立在法律社会实践的客观需要的基础之上，而不应当建立在抽象的、模糊的、甚至矛盾的法律理论上的调整对象的划分标准的基础之上。因此，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实践系统论出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研究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认可和接受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而且，更在于自觉地运用系统论方法来构筑一个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协调和相互补充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有机整体。事实上，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作为国家法律系统下一层级的一个独立的法律子系统，除了需要考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调整对象的因素之外，还需要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立法目的的统一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法律原则的共通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法律规范的关联性等多重因素。这些因素同样应当成为判别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独立法律部门地位的标准和依据，而不是仅仅以调整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作为其判别唯一的标准和依据。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将这些因素都作为判别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独立法律部门的依据和标准，但是，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法律部门地位及其法律体系，归根结底还是要以环境与资源保护社会法律实践的客观需要为基本出发点和根本依据。

确定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所涵盖的实践领域和范围，是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的前提。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是指由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制约，旨在调整因环境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改善及其管理的法律规范和其他法律渊源所组成的系统。随着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所涵盖的领域和范围在实践中不断扩大，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实践系统论的角度出发，笔者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界定为：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实践及其形成的法律部门为基础，由

特定国家有关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以及预防、减少与应对自然灾害的有效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所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根据这个定义，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所涵盖的实践领域和范围不仅包括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还包括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法律领域，以及新兴的预防、减少与应对自然灾害的法律领域。

三、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系统认知功能

系统论方法作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分析、研究和建构的基本方法，它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系统认知功能。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运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系统论方法，可以将分散而庞杂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分门别类、有目的地整合成为系统化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从而提高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理性认识以及对其法律秩序的整体把握。中国环境法学者在环境法形成的早期阶段已经意识到：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秩序离不开体系思想，体系化是推动法制建设的需要；是否存在健全的环境法律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文件及其法律规范都已经变得极为庞大。由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是在一个分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关政策制定过程的组织与执行的法律规定的统一性的缺乏进一步使分散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变得复杂。法律数量多、法律规定内容重复，数量庞大和凌乱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使其难以被清晰地把握。法学体系化研究有助于客观及实际的工作；它也成为借助那些――透过体系才清楚显现的――脉络关联以发现新知的根源，因此也是法律秩序继续发展的基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能够促使其法律规范以一种整体、有序、系统的法律形态，面对现实社会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实践需要，并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立法及其实施提供有效的立法参照和实施依据。

其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系统论方法有助于明确其法律规范涵盖的领域和范围，从而促使其形成一个目的一致、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功能协调的法律规范系统结构。中国环境法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大环境法”和“小环境法”两种不同的主张。持“大环境法”观点的学者认为，环境法的概念应当是广义的，它是指污染防治、资源保护以及开发利用自然等涉及环境要素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环境保护法(狭义)、资源法、土地法、森林法、水污染防治法、水法等；持“小环境法”观点的学者则认为，环境法是指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只包括资源法、土地法等法中有关资源保护的内容。目前，尽管学界对于“大环境法”的观点已基本形成共识，但是，如何统合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所涉及的不同领域和范围，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法律整体，仍然是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理论和实践部门需要关注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三，通过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系统分析和研究，有助于提高对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的认知水平，推动立法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首次环境法体系学术研讨会上，环境法学者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只有建立健全环境法律体系，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科学合理的环境立法规划，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环境立法工作，提高环境立法的效果，方便环境法的适用，以及对环境法作出科学的解释。通过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系统论方法，可以识别其法律规范的缺陷和空白，确认其结构性问题之所在，以及指导法律解释和法律规范的适用等。例如，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目前的一个缺陷就是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的缺失，无论是选择制定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还是未来制定环境法典，都离不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分析和研究。法典化作为法律体系化的最高形式，根据欧洲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法典化是使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获得部门化、体系化发展的一种积极选择。它能够更为集中、系统地反映或表现立法者、决策者、者的意志、利益和政策，也便于社会公众更集中、更系统地了解、理解和遵守现行法律制度。法典总则的制定，能够将分散规定于不同环境法律中的属于环境法律共通的部分，统一起来予以规定，从而精简相关的法律条文；法典分则的制定，通过将环境法律集中编纂在一起的方式，可以使人们对环境法的组成部分形成清晰的了解。

其四，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系统分析和研究，有利于明确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部门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关系，以及确立其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既是中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法律子系统，明确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及其与其他部门法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是构筑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制屏障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四、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系统内部结构检视

法律始终处于一个致力解决新问题并试图将旧问题处理得更好的动态过程之中。在这个动态过程之中，法律体系内部法律规范结构的调整、完善和优化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系统论的视野出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应当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在系统总体方面，贯穿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各个领域、各个部分、各个要素之中的共同的法律概念、法律价值、法律目的、法律原则等，共同构成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系统内在统一结构的基础；在系统纵向关系方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性文件、法律规范具有等级关系和从属关系，低层次的法律规则是高层次的法律目的、法律原则的具体展开，它们共同构成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系统纵向结构；在系统横向关系方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则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系统横向结构。

当前，以系统论方法为基础，客观地分析、检视和梳理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发现其结构、要素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求调整、完善和优化其内部法律规范结构的法律进路和途径，是构筑目的一致、层次分明、结构有序、功能协调的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前提。具体地，以系统论方法为基础分析、检视和梳理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可以分别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体系和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体系两个不同的角度入手。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体系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体系是以相关法律规范作为系统的构成要素，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根据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的性质及其涵盖领域的不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体系可以分为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律规范、污染防治法律规范、自然资源保护法律规范、自然保护法律规范以及自然灾害预防与应对法律规范等不同法律规范构成的五个子体系。

其一，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律规范子体系。该子体系包含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目的、法律原则、国家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政策、宏观行政监督管

理体制、基本法律权利与义务、基本法律制度、基本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其二，污染防治法律规范子体系。该子体系由针对各种污染因子和环境要素污染防治，并以环境污染防治和公害控制、保护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为目的的法律规范构成。它主要由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海洋污染防治、噪音防治、放射性污染防治、有毒有害化学物污染防治、电磁波辐射污染防治、光污染防治等方面的法律规范构成。

其三，自然资源保护法律规范子体系。该子体系主要由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为目的的法律规范构成，它以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为宗旨，囊括了各种不同类别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律规范，包括水、土地、海洋、矿产资源、森林、草原、渔业、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能源与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其四，自然生态保护法律规范子体系。该子体系的法律目的在于以保障和促进生态环境及其功能的保护，其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涉及的自然生态环境要素包括野生动植物、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自然与文化遗产、自然景观，以及土地沙漠化防治、水土保持、转基因生物体控制等方面。

其五，自然灾害预防、减少与应对法律规范子体系。在传统意义上，自然灾害因其发生的自然属性及其不可预见性、不可避免性和不可抗拒性，而没有被纳入到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所涵盖的法律调整范畴。但是，随着当代法律观念和意识的进步，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的威胁，各国普遍认识到，通过有效预警、适度干预和积极救助等法律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和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和生态环境破坏。目前，自然灾害的预防、减少与应对的社会行动，已经逐步成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一个重要内容。自然灾害法律规范子体系主要包括防灾与减灾、自然灾害的应急与救助、防洪与抗旱、地震、气象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二)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体系

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体系是以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作为系统的构成部分，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国家立法机构在法律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法律部门的体系化建构通常是通过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制定与颁行为基础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体系就是按照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级而构成的法律效力层级分明、结构有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相对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体系，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体系通过对环境与资源保护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层级化、类型化和序列化，使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结构更为直接、更为明了。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宪法》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条款为依据，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以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为依托，以环境与资源保护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法律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体系。

1　宪法中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条款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它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位阶。宪法中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规定对于一个国家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宪法》规定了自然资源权属体制、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国家职责等方面的内容，从而确立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宪法依据。

2　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立法

在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立法方面，各个国家采取了环境基本法、环境政策法或环境法典总则等不同的立法体例，其主要内容均是规定国家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总体目标与总括性法律目的、国家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政策、宏观环境与资源保护行政监督管理体制、基本法律原则、基本法律制度、基本权利与义务、主要法律措施等方面的内容。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立法的法律地位和效力位于宪法之下，但高于其他的一般综合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单项法律。在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立法方面，中国目前还处于空缺状态，这是未来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需要关注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3　综合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中国1979年通过了《环境保护法(试行)》，并于1989年正式颁布《环境保护法》。虽然一些学者将《环境保护法》作为中国的环境基本法，但严格意义上讲，它只是一部具有一定综合性的污染防治法，而不是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体系中的基本法。根据中国《立法法》的规定，《环境保护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全国人大通过的，其法律等级只是一般法而不是基本法。同时，受到立法时的时代观念和客观条件限制，《环境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及其基本内容停留在污染防治的法律层面，并不能总括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各个范围和不同领域，因此，它在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体系中只是一部综合性的污染防治法律。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环境法制实践向纵深的推进，近年来，中国已经制定或者正在起草一些新的综合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如2008年颁布的《循环经济法》，以及正在起草的《能源法》等，这些环境与资源保护综合性立法扩大了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此外，综合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还应当包括《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具有综合性、基础性地位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

4　环境与资源保护单项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单项法是指针对环境污染的防治，生态环境要素的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以及自然灾害预防、减少和应对的单项立法。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体系中，在环境污染防治方面，颁布了《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在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颁布了《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水法》《土地管理法》《海域使用管理法》《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石油法》《煤炭法》《电力法》等；在自然生态保护方面，颁布了《防沙治沙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在自然灾害预防、减少和应对方面，颁布了《防洪法》《防灾减灾法》《气象法》《防震减灾法》等。目前，需要在立法中予以考虑的单项法主要包括《原子能法》《生物安全法》《危险化学品管理法》等。

5　环境与资源保护行政法规

环境与资源保护行政法规是指由国务院依照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依据法定程序颁布的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环境与资源保护行政法律文件。国务院颁布的环境与资源保护行政法规数量非常多，几乎涵盖了环境与资源保护行政法律监督的所有领域和范围。

6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的法律解释

针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漏洞、空白、模糊、不确定等法律适用问题，法律授权的机构可以依据法定程序作出法律解释。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的法律解释主要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对适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的立法解释，以及国家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对适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的司法解释。国家立法机关立法解释的法律效力等同于法律，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对司法活动具有法律约束力。

7　国家环境与资源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环境与资源保护行政规章

国家环境与资源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环境与资源保护行政规章在现实中大量存在，虽然这些部门性行政规章主要是针对相关行政机构内部行政行为的规范，属于准法律规范性文件，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规章仍然可能对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

8　地方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规与规章

环境与资源保护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地方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规与规章已经成为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国家立法的一个重要补充。

参考文献：

[1]陈研明，全国环境法体系学术讨论会综述[J]，武汉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2)：128-129.

[2]贡塔・托依布纳，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M]，张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14.

[3]蔡守秋，环境资源法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4]徐祥民，巩固，关于环境法体系问题的几点思考[J]，法学

论坛,2009(2)：23-30.

[5]金瑞林，汪劲，20世纪环境法学研究述评[M]，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3：64.

[6]夏凌，国外环境立法模式的变迁及中国的路径选择[J]，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9(1)：246-255.

[7]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

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9）

资源型城市是指：其主要功能或重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矿产品或初级加工产品等资源型产品的一类城市。一般来说，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大都会经历开发建设一中兴鼎盛一经济衰退一产业调整一繁荣发展这样一个过程。林业资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如果合理地在林木生长量与采伐量问建立一种平衡关系，保证森林生态系统的安全与稳定，林业资源就可成为一种永续利用资源，从而使得林业资源型城市与其他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存在着差异性。

1.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机制

1.1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的构成

从系统的构成要素来看，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子系统是由人口、经济和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复合而成。人口是林业资源型城市的主体。城市内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关系到整个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城市内人口数量过多，质量过低，会给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从而阻碍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发展。社会经济是林业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核心内容。经济良性发展能改善社会就业，促进社会的稳定；社会的稳定发展以及科学教育的发展又反作用于经济的增长。相反，落后的科技水平会制约经济发展，过低的经济增长率会影响社会进步。

林业资源型城市的主导资源为森林资源，所以其资源环境子系统由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两部分构成。森林资源和区域内生态环境是林业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森林资源的存在，特别是天然林的存在是维护陆地生态平衡并且是改善区域环境的最重要因素。生态环境的改善会促进区域内林业资源的再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经济增长和社会良性发展为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提供资金和制度保障。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各子系统间的相互关系（见图1）。

1.2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机制分析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上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协同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关联关系。我们把林业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两个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之间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定义为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

在整个林业资源型城市系统中，森林资源是其社会存在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也就意味着森林资源总量及质量支撑或者限制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提升会对森林资源及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反过来，森林资源总量减少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反作用于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分别表现为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要求和对森林资源恢复的要求，其最终结果是促进森林资源再生和生态环境的改善。这样一来，通过压力——承载——反馈之间的互动就形成了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

1.3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目标

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作用的总体目标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区域内构建产业结构合理、生态功能高效、林业资源良性循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耦合关系为标志；以改善生态环境为主体，实现森林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在森林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生态效益的同时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和民生质量的全面提高，最终实现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10）

第二部分论述了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文章认为，目前已经初步形成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一体化理论的主要特点是：一体化研究和调控的主要对象是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主要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一体化理论是一门正在发展的交叉、边缘学科；一体化理论是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学研究中的综合，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综合研究，即从人口、环境、资源问题，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综合研究、分析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现象，促进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健康发展。文章论述了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第一，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关系的协调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也是21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问题；第二，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是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关系，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关系”的需要。文章认为，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方面看，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调控的理论，已成为推动当代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向着更加科学、综合、完整的体系发展的理论指南和动力。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的内容。

第三部分提出了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的途径和措施。文章认为：首先应该通过宪法和国家发展计划，确定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控制的目标、原则和基本政策，即：将“实现人口、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目标；将“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国策；将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关系，促使人口、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实行一整套体现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原则。文章建议制定一整套有利于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和控制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包括：第一，提倡进一步解放思想，建立健全有利于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科研体制，在人口、环境、资源研究方面实行创新；第二，以可持续发展为总体战略，大力推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管理方式，这是将人口、环境与资源工作结合起来，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结合起来的基本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第三，制定和实施对人口、环境、资源实施一体化控制的各种计划，认为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和跨学科、跨部门性，只有通过各种计划才能实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制定并实施有利于一体化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国土规划、人口规划、环境规划、各种资源能源规划等专门规划，是这项系统工程的龙头和中心环节；第四，综合采取其他各种手段和措施，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宣传教育，加大投入，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工作的管理和法制。

本文所谓“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主要在如下几种意义上使用：第一，是指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组成的综合体；第二，是指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形成的综合关系；第三，是指由人口、环境、资源这三方面工作所形成的系统工程；第四，是指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调控（或一体化控制），即对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全盘考虑和统筹安排；第四，是指人口学、环境学、资源学的综合，即指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既可以表示一种思想、一个观念、一门学问，又可以表示一个目标、一种实践、一项工程。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将上述几种意义的一体化概括为或简称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

“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中的一体化，又称综合化，英文是integration（名词）。英文中的integral（形容词）、integration（名词）、integrate（动词）、integrative（形容词）等词，在不同的中文翻译中有“结合、综合、整体、整合、一体化”等不同译法。例如，“环境与发展的结合、综合、整合或一体化”、“人与环境的结合关系、综合关系或一体化关系”，到底哪种译法准确、流行，一时很难确定。

主席在1997年3月8日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结合起来全盘考虑，统筹安排，努力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资源，切实保护好 环境，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他在1999年3月13日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的重要性，把这件事关中华民族生存的大事作为紧迫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人口、资源环境这三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领导，协调好有关部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搞好这项系统工程 .”[2]笔者认为，要做到“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结合起来全盘考虑，统筹安排”、“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必须从思想上认清人口、环境、资源的内在关系，从理论上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从实践上完善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调控；唯有如此，才能协调好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搞好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系统工程，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

一、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回顾历史，人口、环境、资源三者关系的失控和失衡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最严重的失误；面对现实，“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是当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展望未来，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和控制是2 1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课题。对于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共同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认识自身和自然的经验的总结

在人类社会初期，人类自身生产较慢，人类对自然的冲击较少，人与自然比较和谐。到公元元年时，世界人口约3亿，直到18世纪中叶才增至8亿，人口翻一番用了1500年，如果保持这样的速度，要到公元3250年才能达到16亿。 产业革命以来人类在改造自然、提高自己和发展经济方面建树了辉煌业绩，人口从1750年的8亿到1900年增加到17亿，即只用150年就翻了一番。从1950年的25亿到 1987年的50亿，只用37年世界人口又翻了一番。估计到2000年世界人口将达63亿。也就是说，在第一个1000年，世界人口稳定在3亿左右；而在第2 个1000年，人口增加了60亿。一些国家由于对人口、环境、资源与发展的关系处理不当，采用“高生育、高生产、高消费”的发展模式，以超出环境资源承受力的方式进行人类自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不适当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结果造成了严重的人口膨胀、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走了“先盲目生育后计划生育，先污染破坏后保护治理”的弯路。面对这三大问题，各国分别制定了人口政策、环境政策和资源政策及有关法律，建立了管理人口控制、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的机构和队伍，形成人口控制工作、环境保护工作和资源管理工作这在大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但是，初期的这三项工作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人口工作与环境资源工作相脱节，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二是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相脱节，即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相脱节。从总体上看，各国的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大都经历了“从分别考虑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到综合考虑人口、环境、资源问题”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不少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将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分属几乎是互不相关的政府部门管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改善环境资源一直属于不同的行业或专业，他们大都尝过“人口、环境、资源工作三股道，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与保护、改善环境资源各自为政”的苦果。这两个致命的弱点使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深层次的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据经济学家罗伯特？ 里佩托（Robert Repetto）计算，如果世界人口按目前每年16.7%的增长率继续递增，到2667年地球的陆地将挤满人，即使将南极用来安置人，它也只能为7年内增长的人口勉强给个站脚的地方；据罗马俱乐部1971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和一些环境资源学家的估计数字，如果世界按目前每年排放的废物和消耗的资源量的增长率继续下去，到2667年地球的陆地将堆满垃圾和废物、耗尽许多重要资源，人与废物、人与资源的矛盾将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面对严重的综合症，人们转而思考“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以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为转机，人们开始认识人口、环境、资源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重要意义。这一次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申明：“人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塑造者”，“人口的自然增长不断地给环境保护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为了在自然界里获得自由，人类必须运用知识在同自然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较好的环境。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利益，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包括空气、水、土地、植物和动物，特别是自然生态系统中有代表性的标本，必须通过周密计划或适当管理加以保护”。《内罗毕宣言》（1982年5月纪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十周年特别会议第13次会议通过）指出：“环境、发展、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紧密而复杂的相互关系，以及人口的不断增加特别在城市地区内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已为人们所广泛认识。只有采取一种综合的并在区域内做到统一的办法，强调这种相互关系，才能实现于环境无害和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1987年4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即《我们共同的未来》[3]，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理论。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签署、通过了一揽子体现“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原则”观点的文件。其中被称为“地球”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指出：“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的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其中《21世纪议程》是一个全面考虑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等活动的国际政策文件，它充分论述了人口、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4].例如该《议程》第5 章强调，“查明人口过程、自然资源及生命支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加强将人口、环境与发展综合起来的研究方案”，“将环境关注与人口问题结合起来”，“综合的可持续发展方案应该将关于人口趋势和因素的行动与满足有关人口需要的资源管理活动及发展目标密切结合起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目前不少国家已经制定涉及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综合性规划、行动方案甚至法律，人们开始从学科专业、计划管理和政策立法等方面将人口、环境、资源工作联系起来，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结合起来。

在处理人与环境资源的关系的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为了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环境资源，建立人与环境的良好秩序，各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部门、行业、专业、学科和活动必须相互配合，必须打破原有的部门、行业、专业、学科界限，在人口、环境、资源领域实行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的综合性行动。这种认识反映到政府政策、规划、管理和立法上，就是开始出现综合考虑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综合性较强的政策、规划、管理部门和法律。

（二）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既是以往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对今后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环境大国和资源大国，也是 一个存在人口膨胀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紧缺问题的国家。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和资源紧缺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而是名副其实的“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并且这种深层次的“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振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中国在处理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也曾走过一段弯路。在一个时期曾片面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宣扬违反自然规律的唯意志论、采取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个别地区甚至实行过“先污染、后治理”、滥砍滥垦滥捕、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发展经济的政策，结果使得一些地方造成“人越生越多越穷越垦（指盲目开发自然资源），地越垦越坏（指环境资源破坏）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有关部门和专家虽然也有过将人口、环境、资源工作联系起来，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治理结合起来的想法，但国家并没有将其作为指导原则，也没有从国家计划、政策、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上将它们结合起来。面对接踵而至、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人们开始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分别制定了有关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政策和法律，但结果是防不胜防、治不断根、有小改而无大变。进一步实践和研究发现，原来这些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人口、环境和资源问题绞结在一团的综合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计划生育和国土环境资源工作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的重要性，党中央和国务院开始综合考虑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治理等问题。1981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建委关于开展国土整治工作的报告》（1981年8月），这是我国第一个全面、系统考虑环境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治理的相互关系，并将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部级政策文件。该报告尖锐指出，建国以来，由于在国土整治方面“缺乏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国土资源和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的情况相当严重”，“资源的考察和开发、利用，多是由各部门分散进行，缺乏统一协调，既有重复劳动和空白，又对综合利用考虑不够”。该报告认为，“国土整治应当包括考察、开发、利用、治理、保护这些相互关联的五个方面的工作”。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后，国务院于1994年3月通过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中国21世纪议程》。该《议程》不仅强调“突出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协调。通过法规约束、政策引导和调控，推进经济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5] ，而且初步阐述了有关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政策。例如，该《议程》的第1 章指出：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继而威胁着全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人类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第1页）。第2章指出：中国将长期面临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和尖锐矛盾（第7页）；加强政府对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作用，实行综合性决策、管理和监督（第6页）；制定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和采取重大行动，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第7页）。第7章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问题作了较多的论述，强调在规划和决策等各个方面充分考虑人口因素，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第14章“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指出：“目前，中国在一些重要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方面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资源管理体制上分散，缺乏协调一致的管理机制和机构”：“为了确保有限自然资源能够满足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的要求，中国必须执行‘保护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增殖并问题重’的方和‘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的政策，依靠科技进步挖掘资源潜力，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有效配置资源，坚持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的道路。”[6] 在《森林法》（1984年）、《矿产资源法》（1986年）、《土地管理法》（1986年）、《水法》（1988年）、《水土保持法》（1991年）等资源法律和《环境保护法》（1989年）、《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制定，1996年修改）等环境保护法律中，分别规定了将开发、发展、合理利用、增殖、保护、防治、改善、建设、管理等环境资源活动结合起来的目标或原则。

（三）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是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主要特点，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的实质是三者关系的失调和失衡

目前，许多国家对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和资源紧缺问题的种种努力之所以收效不大，并且有进一步发展蔓延的趋势；人口危机、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这三个问题之所以多年来得不到有效控制和根本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人口、环境、资源这三个貌自分离的问题，实质上已经发展成为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问题”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成分。孤立地对待这三问题，看不到这三个问题的内在联系，看不到综合症，是无法解决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对这种综合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综合症”的成因和实质则是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关系的失调和失衡。例如，一些国家希望通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和途径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但人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最大特征是尽量满足人类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这就是尽量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生活，结果这种人口政策越实施，环境和资源危机就越严重。一些国家想控制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日益增长的人口及提高生活标准的需要又要求增加生产、发展经济，而增加生产、发展经济的需要又要求加大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和频率，结果又削弱了环境保护的努力。一些国家想充分发挥本国自然资源的优势，通过充分开发利用资源强国富民，满足人口数量和质量增加的需求，但对自然资源的高强度高频率开发，却加剧了本来就很严重的环境法律和生态破坏问题。

二、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

经过许多人的长期研究，目前已经初步形成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这就是对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进行调控的理论，即有关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相应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论。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方面看，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调控的理论，已成为推动当代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向着更加科学、综合、完整的体系发展的理论指南和动力。

（一）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的内容

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内容即研究对象，概括地说是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及其相关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与这一综合体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具体地说主要包括如下几个领域：

  第一，人口、环境、资源的基本理论。主要研究：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的理论基础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环境、资源的理论以及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与人口、环境、资源有关的其他理论；人口、环境、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人口、环境、资源的发展史（涉及人口、环境、资源问题产生的原因、发展过程和解决方法，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发展过程和特点）；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的构成、性质和特点、地位和作用；调控人口、环境、资源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实行人口、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方法等。

第二，对中国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研究。主要研究中国的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相互关系，中国的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相互关系，中国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综合体的政策和法律，中国调控人口、环境、资源综合体的原则、途径、方法和制度。

第三，对外国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比较研究。主要研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印度、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 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各国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与中国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比较。

第四，对国际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各种有关国际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公约、条约和协定，国际人口、环境、资源领域的组织机构、会议和其他活动。

除上述几个方面外，还研究与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密切相关的其他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及其有关理论、政策和法律，如环境与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等。

（二）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的特点

第一，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和调控的主要对象是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主要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 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独特性质，是区分一体化研究与分割式研究的主要特征，它最集中、扼要地提示了当代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理论的根本特征。

在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中，按照排列组合公式存在着人与环境、人与资源、环境与资源这三种关系；按照传统的关系论，表面上看，这三种关系可以归纳为两种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环境、人与资源）、物与物（环境与资源）的关系；但进一步分析，在人与物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后面，还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谈到这3种关系，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物与物的自然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马、恩认为：人的发展或人的生命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自然关系即物与物的关系，“凡是有某种（社会）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社会）关系都是为我（指为人）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社会）关系’，而且根本没有‘（社会）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它物的（自然）关系不是作为（社会）关系存在的”[7] .同时马、恩指出：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另一个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8] ，即“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9] . 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简称一体 化研究，从狭义上讲是研究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及其相关问题的学科，从广义上讲是研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及其相关问题的学科，主要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是一门正在发展的交叉、边缘学科

对上述3种关系，相应地存在三种理论，或者说全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可以抽象地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以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为主的理论；二是以研究自然体与自然体的关系为主的理论；三是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的理论。按照学科分类的传统标准，研究自然关系（包括自然体、自然现象和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关系）的科学属于自然技术科学，研究社会关系（包括社会人、社会现象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这种简单的分类方法有很大的机械性、局限性：第一，它显然没有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或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第二，实际上某些自然技术科学也研究一些社会关系，某些社会科学也研究一些自然关系，对于那些既研究自然关系、又研究社会关系、还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科学不知道属于什么科学？于是有人提出，以研究自然关系为主的学科属于自然技术科学，以研究社会关系为主的学科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以研究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主的科学属于交叉科学（又称边缘科学、综合科学和自然社会科学）。 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具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特点。这是一门随着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的日趋严重，计划生育、环境保护、资源管理活动的日益加强，以及人口法、环境保护法和自然资源法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古代或很早以前就有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就有人口控制、保护环境、管理资源等活动、思想甚至法规，但那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对人口、环境、资源问题进行一体化研究，更谈不上进行一体化的控制。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是以“人口、环境、资源综合体”或“人与自然”系统为对象，而研究其发生和发展、调节和控制以及改造和利用的交叉科学；或者说，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有人称为环境规律）的科学。一体化研究要求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既从宏观上又从微观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其研究成果只能是综合人口学、环境学、资源学的产物。因此， 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既与自然科学有关，也与人文社会科学有关。各门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合并越来越多，交叉、边缘、综合性学科的不断出现，这是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无限性、多样化和客观物质世界相互联系性和统一性的必然结果。如果将这种一体化研究发展为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则更能突出一体化研究的特点和效益。

第三，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是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学研究中的综合，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包括主流法学在内的传统的社会科学只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即只研究社会、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传统的自然科学只研究物与物的关系，即只研究自然、自然现象和物体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反对这种将社会与自然、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技术科学对立起来、分割开来的作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刻地指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只知道思想。”[10] 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即唯心主义奉行“人主宰自然”的信条，将唯物主义归于主张“自然是人的主宰”的观点的行列，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感兴趣，他们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排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研究。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一文中曾专门批判如下观点：“科学的定律与其说是外部世界的事实，不如说是人心的产物”，“凡是把自然界说成人的主宰（sovereign）的诗人和唯物主义者，都过于容易忘记：使他们惊叹的自然现象的秩序和复杂性，最低限度也像人本身的记忆和思想一样，是人的认识能力的产物”，“人是自然规律的创造者”，“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这一说法要比自然界把规律给予人这一相反的说法有意义得多”[11] .马克思主义认为，包括哲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种思维、意识和知识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12].人们把自然环境问题分为两类，一是第一类环境问题，即由自然现象和自然灾难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如火山、地震所引起的环境问题；二是第二类环境问题，即由人类不适当的开发活动、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质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这两种自然环境问题或自然环境的变化都会对人类的思想意识观念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更重视由人为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环境问题或自然环境变化。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13] 也就是说，包括当 代环境法学在内的人的思想和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的不当活动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破坏，而不单纯是原始状态的自然界本身，包括人口学、环境学和资源学在内的当代人类的智力只能按照如何学会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即如何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不屑于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家曾多次提出批评，他们在批判当时德国的青年黑格尔学派时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4] 通过对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的综合研究，恩格斯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即：“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15] 站在综合自然和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高度，马克思指出了今后科学发展的趋势，即：“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6] 这些观点对于促进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交叉与综合，对于建立和完善既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又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人口、环境、资源学一体化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指导作用。

第四，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综合研究，即从人口、环境、资源问题，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综合研究、分析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现象，促进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健康发展。

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特别注意吸收相关学科的科研成果，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研究内容进行综合分析；注意掌握和运用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加强这一新兴学科的科学性；注意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对人口、环境、资源理论和实践，实行开放式的研究。一体化研究区别于传统的分割式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体化研究不是对人口、环境和资源进行独立地、分散地研究，不是仅仅研究其中的一种因素，而是将人口、环境、资源联系起来做为一个综合体进行综合研究。

（三）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关系的协调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也是21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问题。如何认识、解释和掌握人与自然（包括环境和资源）的关系，一直是人类思想意识和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无论是古今还是中外的哲学理论、法学理论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席1997年11月1日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早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人的这些发明创造，体现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科学精神与道德思想相结合的理性光彩。”[17].在西方，自然法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孟德斯鸠（公元1689～1755年），是运用接近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典型人物，他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对人性、民族性和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或民族的素质、习俗与气候、土壤、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有关，甚至认为这种作用具有决定性。在50年代，我国学术界曾就自然对人类的作用问题进行过讨论，1959年出的论文集曾刊登前苏联学者转引马克思说的“不是有着坚强的植物的热带气候，而是温带气候才是资本主义的老家”[18] 这一名言。后来，包括法学界在内的我国学术界曾企图全面否定上述观点，将其打入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实这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的自身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 [19] 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重要作用的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地理学界、哲学界和法学界开始肯定或重视这种观点。在1990年代，《中国环境报》曾专门刊登一些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翻案的文章，指出地理环境对该区域社会或民族国家的发展的影响是不以人的主观众意志为转移的、长期的因素，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现代科学证明，人体通过新陈代谢和周围环境即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物质的基本单元是化学元素，人体各种化学元素的平均含量与地球地壳中各种化学元素的含量相适应，例如人体血液中的60多种化学元素和地壳中这些元素的含量有明显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自然或地理环境对人的素质和人类发展的决定作用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先定的、长远的、内在的影响，自然的进化产生蛋白质和有机物，蛋白质的进化最终产生人，人体通过新陈代谢和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周围环境为人体提供的物质决定着人的特征和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20]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条件的长期影响和作用，在不同的地区便产生了不同肤色和特征的民族和人种。事实证明：英国的岛国的地理环境是英国受大陆影响较少而形成一个独立法系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之所以最早产生民族、国家与法律，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分别位于富饶的黄河流域、恒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

第二，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是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关系，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关系”的需要。目前在中国，广泛开展的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活动已经形成一门计划生育工作或人口工作，对人口问题和人口控制的研究已经形成人口学；广泛开展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活动已经形成一门环境保护工作，对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的研究已经形成环境科学；广泛开展的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已经形成一个资源开发利用行业或资源管理工作，对资源问题和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已经形成资源学（包括土地学、林学、矿产学、水利学等）。但是，以往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分散研究，还远没有形成以人口、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即人口、环境、资源的综合体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一体化研究。这种分散式研究，在科学发展的一定阶段甚至在将来，或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分散式研究也具有某些弊病，主要缺陷是：容易产生片面性、局部性，没有综合性、整体性，容易助长行业倾向；没有研究人口、环境、资源之间的内在关系。在1997年3月8日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计划生育工作和环境保护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计划生育工作抓得不好，人口增长控制不住，造成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就难以提高；如果环境保护工作抓得不好，环境受到污染或者破坏，就会直接影响人民身体健康，影响生存条件，甚至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21]他在1999年3月13日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跨世纪发展目标，必须始终注意处理好经济建设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污染严重，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因素。”[22]

人口、环境、资源之所以可以结合起来进行一体化研究，是因为在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口、环境、资源已经成为一个人与自然的综合体，这一综合体有其产生、发展和存在的特定原因， 研究人口、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的学科正在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职业领域，这一职业已经形成其特定的目的和任务。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综合的、一体化的研究，是当代包括科学（自然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成就。要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必须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实践证明，关于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的理论，抓住的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一，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矛盾，因而是对人口、环境、资源工作起长期作用、总体作用的理论。运用关于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的理论，能够准确地解释人口、环境和资源的问题和现象，能够指导科学地制定人口、环境、资源的政策和法律，能够指导人口、环境和资源工作的实践，从而成为人口、环境和资源法制建设的理论指南。

三、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的途径和措施

（一）通过宪法和国家发展计划确定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控制的目标、原则和基本政策

首先应该通过国家根本大法即国家宪法，并通过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确定如下目标、国策和原则：

第一，将“实现人口、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目标。

第二，将“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国策。

第三，将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关系，促使人口、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实行一整套体现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原则。其中“人口、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原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思想的体现：“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原则”，是正确处理环境资源活动与经济、社会活动的指导原则：“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相结合的原则”，是正确处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动与保护、改善活动关系的指导原则：“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是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的指导原则，是有关如何运用各种方法、措施、途径、手段的原则：“人口、环境、资源责任原则”，是建立人口、环境、资源工作责任制的指导原则：“公众参与和民主原则”，是正确处理在人口、环境、资源工作中政府机关与非政府组织、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相互关系的指导原则。

（二）制定一整套有利于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和控制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第一，提倡进一步解放思想，建立健全有利于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科研体制，在人口、环境、资源研究方面实行创新。必须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传统的自然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进行改造，特别是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以住的人口学、环境学、资源学进行改造。应该改革现有的人口、环境、资源研究各自为政的科研机制，采取措施鼓励和促进自然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联合，特别是实行人口学、环境学和资源学的联合；鼓励从人口学、环境学、资源学等学科出发对人口、环境、资源问题进行一体化研究；鼓励原有的人口、环境、资源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之间的联合研究；对在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以奖励，而不是哪个学科谁都不管。应该改革现有科研管理体制，成立综合考虑人口、环境、资源关系的科研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综合性的人口、环境、资源研究会或联合会，从科研管理机制方面促进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对涉及人口、环境、资源关系的重大课题，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人口、环境、资源领域的研究人员联合攻关、共同研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该确定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综合性研究、跨学科研究、一体化研究的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学科。

第二，以可持续发展为总体战略，大力推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管理方式。实行可持续的生产、消费和管理方式，是将人口、环境与资源工作结合起来，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结合起来的基本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可持续的生产、消费和管理方式，是统筹考虑、综合协调人口、环境与资源工作及开发、利用、保护、治理环境资源等各种活动的方式。对人口环境资源的可持续生产，主要是指有计划地、着重提高人口自身素质和人口生活质量的人口生产，指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综合开发、利用，对环境无害的开发、利用”；对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消费，主要是指“减少环境压力、减少对地球有限资源的依赖、减少资源浪费的”的消费、“与地球承载力相适应的、重在提高人口生活质量的”消费、“合理、综合、节约利用自然资源的”消费；对人口环境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主要是指“综合的、协调的、注意综合效益的”的管理。要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健全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人口、环境、资源实行一体化控制的体制。

第三，制定和实施对人口、环境、资源实施一体化控制的各种计划。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和跨学科、跨部门性，只有通过各种计划才能实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制定并实施有利于一体化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国土规划、人口规划、环境规划、各种资源能源规划、科技规划、教育规划等专门规划，是这项系统工程的龙头和中心环节。这些规划应该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问题，对人口、环境、资源工作进行综合平衡，对国土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治理作出合理安排，制定和执行有利于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宏观调控政策。

第四，综合采取其他各种手段和措施，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宣传教育，加大投入，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工作的管理和法制。

要加强环有关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法制、管理、宣传、教育、科学、技术等各项工作，充分发挥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宣传教育、道德力量和经济手段的作用，通过行政的、经济的、技术的、法律的、教育的手段等各种手段，提高人们的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意识、道德观念、科学技术水平、法制观念和控制一体化的能力，综合防治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

应充分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技术、环境无害技术、节能技术、废物综合利用技术，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高效、低耗、无废、少废、节水、节能的新技术、新工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工业、能源、农业、林业和环保产品生产体系，实现资源能源的可持续生产和消费。

国内外的经验证明，切实可行的经济手段，特别是各种价值工具，是推动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控制的有力武器。首先要增加资金投入，确保对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控制的财源。综合运用 税费、信贷、利润、价格等价值工具，大力采用经济手段，制定并实施有利于一体化的人口经济政策、环境经济政策和有偿利用自然资源的政策，可以从经济利益和市场机制方面鼓励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对环境资源的合理、综合利用，促进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结合和“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的结合”。

加强管理和法制。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的基本途径，是制定并实施体现一体化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即通过有关环境立法、守法、执法活动来贯彻一体化。只有建立健全环境政策体系、环境法规体系和环境资源管理制度体系，才规范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工作，规范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的各种活动，保障这些活动的结合。一体化控制应该体现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技术政策、行政管理政策等各个方面，任何具体政策不得与一体化相抵触，为此应建立健全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的各种责任制度和监督管理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一体化控制的统一领导，切实对本辖区的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负起责任。一体化控制目标的完成情况应作为评定政府工作成绩的依据之一，并向同级人民政府代表大会和上一级政府报告。市长、县长在任期内要要向上级政府签定责任书。对政府行政首长和有关部门的公务员进行考核时，应该考核其履行一体化控制责任的工作或政绩。单位负责人，如厂长、经理等，作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单位领导，负有一体化的责任，厂长任期内实行的目标责任制应有一体化的内容。企业的改组、改制、破产、兼并不得放弃和削弱原企业应该承担的一体化责任。事业单位应建立健全一体化的规章制度和责任制度，将一体化工作纳入本单位的业务经营活动范围。 承包经营土地、企业和其它承包经营活动，应同时承包有关一体化任务，承包经营合同应有一体化的内容，承包者必须对其承包活动承担一体化责任。

为了最有效地实现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治理等活动的结合，在开发每种环境资源时，都应坚持综合考察、综合评估、综合开发、综合利用、综合治理的方针。在一个行政区或自然区，应该对该区域内的所有自然资源进行综合考虑。所谓区域综合开发整治，是指在行政区或开发区的环境资源工作中实行综合考察、综合评价、综合开发、综合利用、综合治理、综合建设和综合管理，综合运用行政、经济、科学技术、宣传教育、法制等各种方式和手段开展环境资源工作。实践证明，实行区域综合开发整治是将四种活动结合起来的好办法。

参考文献

[1] 《环境工作通讯》1997年第6期《 总书记在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1997年3月8日。

[2] 在1999年3月13日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环境工作通讯》1999年第4期《 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举行》。

[3] Our Common Future ，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

[4] 国家环境保护局译《21世纪议程》，第59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5] 《中国21世纪议程》第7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

[6] 《中国21世纪议程》第107至108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

[7]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3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 列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161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2]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7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4]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5]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1997年11月3日中国教育报“。

[18] P.M.卡博著的论文“自然与人的相互关系是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对象”，登于《人口地理与城市地理》（论文集），前苏联P.M.卡博等著，杨吾扬等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19]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11）

可持续发展对中国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健康快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并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尤其在环境资源领域，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与有效实施体系。本文将着重探讨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环境资源相关法律保障的问题。

一、可持续发展产生的背景及基本内涵

（一）可持续发展产生的背景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以牺牲环境、不计其数开发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严重的破坏了环境资源，使世界环境公害事件不断频发，并且已经危及到了人类的生存、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人类已经到了不得不认真反思人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种种弊端也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即传统发展方式必须改变。在此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理论逐渐形成。1980年国际自然与资源保护联盟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中，第一次出现了可持续发展一词，并在1980年联合国大会上首次使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明确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寻求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和欲望，而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和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全新的发展观，第一次将人类的发展与环境资源的保护相结合，给人类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战略，它不同于传统的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为特点的发展方式，更不是那种停止发展的“零发展方式”。它强调以人类的环境资源为基础，在现有资源所能负担的范围内和环境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实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环境得到切实保护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可持续发展有三个特点：第一，可持续发展强调公平，即发展在满足当代人需求时，也公平的满足后代人对发展的需求。第二，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的质量，在实现保护环境资源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发展为目标。它将环境资源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从多角度诠释环境资源保护和发展问题，它认为实现环境资源保护和发展，需要从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决策机制等社会诸多方面去推动，它同时认为可持续发展原则要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中，落实到国家战略之中。第三，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方式的转变，推行集约型、生态型发展方式。使环境资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相结合，实现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协调。

二、对可持续发展保障的法律分析

当前环境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是在人们缺乏环境资源保护意识，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来的，然而面对现在严重的环境资源问题，这些法律法规通常束手无策，暴露出许多问题和不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环境资源法制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构建。1973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问题规定》，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1979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使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步伐加快，多种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面世。现行《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它公害。”这一规定为国家保护环境资源和环境立法活动奠定了宪法基础。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这为保护自然资源提供了宪法根据。《环境保护法》和《宪法》中关于环境资源保护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关于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立法的不足。同时也为制定相关的环境单行法提供重要的参照。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在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市场主体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资源保护，再加上我国环境资源立法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使得完善我国环境资源法律体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相对滞后。例如《环境资源保护法》作为环境领域的基本法，未能全面的涵盖环境资源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未能全面涵盖资源保护等基本领域，污染防治法色彩浓，很少涉及到社会的环境侵害规制问题；多原则性规范，且与实施性规范相互交织，难以发挥有效调整作用；地方性环境资源相关法规缺乏长期规划，更多的专注于对当地当时有经济价值的资源保护或者专注于末端污染控制问题，未体现环境资源保护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第二，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多作为政府政策且与相关法律存在矛盾。可持续发展战略尚未成为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未明确把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环境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只是简单的规定了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以及保护自然资源等原则。但是，我国制定的环境与发展应采取的10大对策都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这也显示我国的环境资源的法律和环境资源的政策之间的矛盾。第三，当前环境立法方面已经基本形成法制框架但其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它重实体规定，忽视程序规范，环境资源相关的部门法林立，而地方立法不足。第四，我国环境资源立法不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相当一部分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前制定的，更多体现计划经济时代中的忽视环境资源保护，追求高消耗、盲目发展经济的环境资源法律规定，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要求。第五，我国环境资源保护的相关部门权限不清。现行的法律、法规未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权限，而仅规定自然资源专管部门的职责与权限。这种立法突出的显现出环境主管部门和自然资源专管部门之间权责不清。许多类似情况实质上是法出多门，重视地方法规和规章而轻视法律，这表现了我国环境资源法律体系的一个缺陷。

三、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与实施体系

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与实施体系是动静结合的体系。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是静态体系，即可持续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加以确认和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实施体系是动态体系，即可持续发展如何实施，怎样实现。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将无从谈起。

（一）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

1.修改现行《宪法》

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在相关环境保护法中加以确立，而且应该在国家根本大法中体现。因为《宪法》是综合性、全面性的法律，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领域，而可持续发展是综合性、复杂性的过程，它必与国家生活的多方面联系，因此应该在《宪法》中增加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2.修改《环境资源保护法》

我国《环境资源保护法》没有可持续发展内容，应加以修改并作为指导思想，以适应保护环境与资源的需要。同时，《环境资源保护法》许多规定是对环境资源的污染防治而很少对原则性问题加以规定，这就与《环境资源保护法》的综合性目标相违背，更突显了实施法的目标，因此有必要对环境资源保护法进行修改。

3.修改与环境资源有关的法律法规，以适应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例如，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应体现国际公约的要求，提升对污染排放的控制标准，又要充分体现污染者治理的环境资源保护原则。当前，经济全球化，环境资源问题已远远超出了某一个国家的控制范围，由此带来的利益与矛盾问题也突显，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与国际接轨，适应国际法律规定，否则由环境资源问题而引起的矛盾将很难解决。

（二）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实施体系

1.加强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宣传教育作用

普法的对象首先是领导干部，同时也要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要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报到可持续发展执法中的重大违法案件，以实际司法行动扩大影响，提高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环境资源保护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和守法自觉性。

2.吸取国外先进经验

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才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学习借鉴世界先进市场经济主体在建设环境资源法律体系中的经验，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通过法律移植转化为国内法律，不断完善我国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

3.改善可持续发展的行政执法

我国国家行政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种管理活动。无论是可持续发展中的环境行政管理还是资源管理，行政执法都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手段。很长一段时间来，对于可持续发展主要方面即环境与资源管理方面，我国政府部门的环境和资源管理职能与行业管理职能一体化，这对于行政执法有很大的弊端，尤其在市场经济下与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不相适应。因此要有效地发挥行政执法的作用，必须从整个环境资源法律体系考虑。

4.健全环境资源投入保障机制

环境资源保护属于社会公益事业，也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必须坚持以国家投入为主体，鼓励地方、集体、个人积极参与，形成多渠道、多形式、多方位的多元化投资机制。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收益”的原则，鼓励全社会各种投资主体通过各种形式向环境资源建设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