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发展大全11篇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谓是如火如荼，各个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就再一次证明了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实践意义，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指引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同时也促进我国经济制度的良好发展。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注重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与基本原理来分析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

一、《政治经济学》的对我国经济发展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与实践价值，对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价值，正是由于我国更为清楚的认识到剩余价值的内涵，我们才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制定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这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变化的理论，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进步与发展，是现代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因此，我们应该注重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建设的有效结合，通过这种方式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浅析

1.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制定经济发展计划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出于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随着时代的变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意义的内容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与探讨，将具有时代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呈现在人民大众的面前，只有这样人民大众才能对政治经济学产生兴趣，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现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制定出科学有效的经济政策，以此来促进现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十分复杂，理论性很强，甚至涉及到很多数学方面的计算，这些问题虽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是，对于现阶段而言，我们应该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针对其中实践价值比较强的内容进行研究，利用现代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

2.利用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制定经济发展策略

我们针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应用，通过系统的研究帮助我们制定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策略，这是我们做一切工作根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之中不能一味的进行学术的研究，这种单一的研究方式容易让人民大众产生疲劳，不愿意接受和应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经济问题，这对于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是十分不利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方式也不具有实践价值，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之中我们应该注重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策略，帮助我国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例如，根据剩余价值的相关理论，我们应该制定出一系列规避剩余价值或者降低剩余价值剥削的经济政策，通过这种方式促进提高我国工人的收入所得，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利用政治经济学原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尽管时生了变化，经济环境也出现很多的不同，但是，实践证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仍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经济发展之中遇到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真谛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决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为了更好的促进人们这种能力的提高，我们不仅仅要让人们更多的了解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还应该引导人们大众应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用实践的方式检验相关理论的正确性，这样可以实现政治经济的现实价值，不断的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

四、结束语

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应该科学认识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完成我国经济发展的计划设计，策略创新和问题解决，通过这种方式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前进。

参考文献：

[1]崔占峰.论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基于我国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思考[J].经济问题，2009，05：4-7.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2）

一、前言

从词源学意义上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领域的学科，它不仅研究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更关注整个社会的福利增长；而且，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和现象根本上都属于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领域，因而政治经济学本身是经济学科的更合适名称。但不幸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却往往把冠以“政治经济学”之名的经济学等于同国家干预经济学，用“国家或政府行为”来理解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窄化。正是基于这种狭隘概念的理解，产生了目前的经济学两大体系：一方面，西方主流学者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把研究对象局限于个人发财致富之术，从而用“经济学”一词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学者坚持政府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从而继承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事实上，无论是在本质上还是起源上，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包括工程和伦理两个方面，只是自边际革命以来这两方面内容才开始发生分离，从而形成了两大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之间发生了分裂，并逐渐局限于工程学内容的研究。

然而，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局限于私人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它把人的需求局限于在物质层次上，从而把人的行为从社会中孤立出来：但是，这种研究无法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无法探究资源的创造问题，也无法理解丰富多样的人类行为。特别是，随着物质生产和消费的逐渐饱和，人类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此时，人类所追求的“经济”之内涵也从物质涵义拓展为一般社会效用。在这种情况下，关注人类福利的经济学就开始出现了相应的调整，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又出现了合流的趋势，特别是出现了政治经济学“复兴”的趋势。究其原因，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社会的福利，而福利的内含本身是非常广泛的，叶坦就指出：“无论中文还是西文，‘经济’的语源都有人文的内涵，都有治国济民等政治含义蕴于其中……经济与政治以及哲学等都无法分开”。正因如此，在现代学科中，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范畴已经很难划分了，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重新以“政治经济学”来代替“经济学”。

二、现代经济学的困境及向新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自边际革命兴起，以新古典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偏盛，而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则日渐式微。究其原因，古典主义后期以来，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重新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复活和壮大。有的学者曾指出，以自然科学的模型为基础的，侧重于搜集资料、寻找相关性并推演出可验证的假设的政治科学的兴起标志着政治哲学的终结。如果说哲学在政治研究中还能发挥一点儿作用的话，它的作用仅限于分析政治话语中词语的运用，并且消除可能会阻碍政治科学之发展的含混语词。当然。由于古典主义后期经济学逐渐集中于对物质财富的研究，而这与自然科学最为接近，从而使得自然主义思维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最最明显的反映。事实上，经济学发展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理性预期等学派的兴起，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基本上已经没有哲学的遗痕。问题是，这种自然主义思维真的

能够深刻地揭示社会中发生的各种现象?研究特定内容的经济学范式能够具有长期而普遍的意义吗?赛亚·伯林指出，将政治研究强行塞入自然科学框架之中的企图扭曲并遮蔽了我们在理解政治生活时所不得不加以考虑的许多因素，而且，如果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实际上最终胜出了，这也并不代表客观性和中立性的胜利，而只是代表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化信念的胜利。显然，柏林的评论同样适合于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强调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意识形态。

其实，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福利，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就必须包含了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二是人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显然，前一个内容是寻找人类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的途径，主要集中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领域以及物质资源的配置方面，需要借鉴自然科学所积累的知识以及运用自然主义的思维；后一个内容是要探究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领域以及社会资源的配置这一问题，根本上关乎心理学和文化学的知识，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之社会偏好和行为机理。也就是说，经济学不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由此可见，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资源配置和物质福利上，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结果，没有揭示人类福利的全面内涵，也无法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变迁。所以，福山就指出，经济学名称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演变实际上反映出作为该学科核心的人类行为模型已经慢慢窄化，因此，“现在的经济理论需要做新古典经济学派反对的事：重新恢复古典经济理论中某些丰富的内涵，探究文化如何以多种重要的形式塑造人类行为的一切层面，其中当然也包括经济行为。”

当然，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这种“去伦理化”的抽象化研究也具有特定的适应性、现实性。一方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市场机制的日渐成熟，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出现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百般维护的意识形态，因此，经济学就逐渐演化为一门对社会现实中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的实证科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也逐渐隐退。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同现有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就不再考虑社会的改革问题以及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并逐渐把其研究范畴集中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分析上；于是，自边际效用学派兴起之初，经济学就将其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扭向了私人领域，并逐渐由一门主要研究国家如何增加财富的学问变成了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另一方面，当时人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物质需求，而关键或瓶颈的生产要素也是物质资本；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还

处于持续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在各种压力下进行不断的调整，从而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还不突出。正是由于自然是被动的，工具理性也是单向的，因而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的经济人就比较适用这一状况。事实上，即使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危机，解决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投资来扩大需求，这些都是停留在如何配置或创造物质资源的问题，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偏好于在系列假设前提下进行技术分析，讨论的是消费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厂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润等个人行为，而不是关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同时，在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下，主流经济学认为，通过市场机制和完全竞争能够调节经济，从而实现既定资源的有效配置。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物质资本的积累日趋饱和，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就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传统的工具理性思维越来越不相适应新的要求。一方面，随着物质资本积累的日益丰富，财富创造所需要的关键或瓶颈生产要素已逐渐从物质资本转到了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显然，这些新型的社会性资本的使用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不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基于工具理性加以任意配置，而是需要激发人力资本主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人类的需求也逐渐从物质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非经济领域。从而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显然，非物质的需求往往涉及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使得人类的需求不再是生理的而是具有较强的社会性。人们更加重视由人们互动所形成的联合理性和社会理性，而不是源于人处理自然的单向理性和个体理性。正因为随着生产要素和人类需求的转换。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开始涉及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领域，有关人类互动行为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的构建中也日益重要。这样，经济学就逐渐演化成了研究理性人如何行为的学科，这促使了博弈论和激励理论这类新学科、新工具的产生。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学重新从人对物进行配置的私人领域逐渐向涉及人与人互动关系的公共领域复归了，此时就出现了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内在要求。

其实，经济现象本身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样，其他传统的非经济领域的行为也往往是由于“经济”行为的结果。因此，韦伯说：“一方面，‘经济’现象的范围是一个易变的、无法清晰界定的范围；另一方面，一个现象的‘经济’方面当然决不仅仅是‘受经济制约的’或者仅仅是‘起经济作用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了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事实上，“典型经济的动机——即在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特性方面与那个基本事实密切相关的动机——在一种完全非物质的需求的满足与有限的外部条件的运用相联系的地方，到处都在起作用。因此，它们的力量不仅到处决定和改变满足的形式，而且也决定和改变最内在方式的文化需求的内容。受‘物质’利益支配的社会关系、制度和人群的划分的间接影响，毫无例外地扩及到所有的文化领域，直至审美情感和宗教的最细微的差别……是‘受经济制约的’。另一方面，一种历史地既定文化的所有生活现象和生活条件的总体，影响到物质需求的形成，影响到满足的方式，影响到物质利益集团的构成，影响到其权力手段的类型，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进程’……成为‘经济相关的’。”

然而，由于工程学内容和伦理学内容的分离，现代主流经济学开始片面强调抽象化研究，逐渐走上了数理的道路，最终成为一些人士的智力游戏，使经济理论与现实越来越相脱节。但作为一门具有非常强现实性的致用之学，经济学是不可能长久脱离实际的，它必须关注如何处理和应对各种经济问题。显然，这也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色，也是那些经济学大师的重要特征。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重商主义逐渐专注于经济问题的思考以及斯密开创出经济科学或经济学体系开始，西方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努力用经济理论来解决形形色色的公共政策问题，他们对那些脱离具体政策的经济学往往缺乏兴趣。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都是针对当时重商主义措施和极端乐观主义而分别进行的政策探讨，李嘉图则热衷于与马尔萨斯等人争论当时的谷物法和济贫法。正因如此，经济学发展路向在于它能否真正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当然，实际中的经济活动必然与社会关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解决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就必须充分吸收其他领域的知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就是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而经济现象本质上是公共性的，因而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的私人领域。

可见，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出清的假设条件下过分关注经济学的私人性，结果就无法解决人类社会不断重复的经济危机，为此，凯恩斯创立了的宏观经济学重新关注了财富(收入)的创造，并且重新将经济学拉回到公共领域的范畴。然而，由于凯恩斯经济学主要是源于应对特定经济萧条危机，主要靠粗放式物质资本的投入(消费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从而也无法为维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正因如此，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所引发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和60～70年代滞胀所促动的理性预期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就开始逐步向着流派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有的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主流研究路线。此时，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本身分成了几个相对争论的流派，被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异端的政治经济学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正日益重新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流派，且不说政治经济学是激进主义学术的基石，即使主流经济学家，如西蒙、布坎南、森乃至威廉姆森等都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一词仍然是经济学界的基本术语，它与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一般而言，目前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基本方向：一是以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一是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契合的新兴交叉科学。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取向及其基本特征

就西方近来盛行的“新政治经济学”而言，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斯所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它是指“一定政治与经济制度背景下的理性决策研究”，强调经济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中考虑因素的某种补充和修正，并主要体现为文化伦理等非正式制度以及法制等正式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影

响；二是布坎南等开创的公共选择学派，它将研究对象和课题集中在传统政治学的领域，如选举问题、集体决策问题、政治交易问题、政党轮替中的政治周期问题等，尤其集中在宪法制度形成的层次上，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即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研究对象的拓延。显然，这两个分支具有共同的特点：都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分析框架运用到制度和政治领域，涉及“大众之事”的运行分析。由于它们形成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范式，因而常常被冠以“新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看成是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新制度经济学派关注国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这是经济的政治分析，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公共选择学派强调经济行为对政治制度的影响，这是政治的经济分析。二者，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经济学都强调社会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并基于成本一收益框架来分析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但似乎都没有拓延到更广泛的人类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分析；同时，它们主要是将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运用到制度和政治领域，而没有分析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正因如此，经济思维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思维在此领域并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和经济互动的理论体系，甚至反而将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更加狭窄化了。例如，m.鲍曼就指出：在“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的“标题下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同法律制度产生与存在的经验条件的社会学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或只有极少关系。通常并不涉及法律制度的解释，而是涉及对其所作的评价及其功能。人们研究的是在所有参与者理性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哪些法律制度和调节是有利和有益的”。。

因此，目前西方流行的新政治经济学主要还是专注于经济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工程学内容，或者仅仅是对工程学内容的表面修正。例如，布坎南就写道：“个人，不论是独自还是集体地都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益作出决定，人们至少可以以两种身份这样做：首先，在有组织的市场中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者(或卖者)；其次，通过有组织的政治过程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者(或卖者)……经济学家，尤其是英美经济学家很少花费时间和精力解释第二种决策过程的个体行为。集体决策中的个体参与一直没有得到透彻的分析，分散的私人选择是如何结合在一起产生出‘社会’或‘集体’结果的，也一直没有得到认真而严肃的研究。”正因如此，方兴未艾的新政治经济学还处于初级的不成熟阶段，甚至还没有形成对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统一定义，更不用说对研究范畴和理论体系的一致了。例如，森就认为，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在其理论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变量并进而探究了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他们只考察了制度的效率维度而从未考虑制度的伦理维度，这导致了科斯世界所反照出来的理论图景与人类生活世界的真实情形仍然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尽管新政治经济学试图使经济学研究与现实更为贴近，但韦森却认为：“科斯世界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一样，仍然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模型”。

其实，人是政治的动物也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经济学的“政治”一词并不是传统理解的“政府管理”之义，而是指有关对大众之事的管理；同时，任何大众之事必然涉及到具体的社会关系的调整，从而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指具体社会关系中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真实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正因如此，恩格斯就曾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个历史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历史演化中观察社会规律，而离开历史思维的抽象化分析根本就无法真正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同样，按照韦伯的看法，社会学是指“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而且，这里的社会行为就是指“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为有关，并在其过程中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类行动”。。显然，就这一点而言，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对象以及思路是与社会学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事实上，早先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几乎都是社会科学各领域的通家，他们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往往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更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例如，马克思就是如此，他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甚至伦理学家和人类学家。

为此，目前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另一路径是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更全面地综合了社会、心理、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学科，从而形成一个交叉性学科，并以此来广泛分析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协调发展。冯克利就指出，在帕斯卡、斯宾诺莎、笛卡尔和康德的眼里，“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严格的学科分工，是一种十分荒谬的做法；专业化对于我们是学有所成的前提，而对他们，却是有碍于充分理解这个世界的一道樊篱，因此他们要尽力打破知识体系壁垒分明的界线”。当然，根据结合的重点不同，基于具体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也常常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如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主义经济学、伦理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等；其中，激进政治经济学或者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是这一方向的重要分支，也是涉猎最广的分支。显然，根据上面的理解，这个思路代表了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中人之行为的“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方向，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中人与人关系的根本要求，因而蕴含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和广阔前景。

然而。由于构建一个契合理论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该方向迄今为止的研究和分析还是零碎的，而且，该方向的文献主要是结构性的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统一理论体系，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观点往往缺乏微观的分析基础。因此，尽管这一方向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但却也一直处于非主流的批判者地位；而且，这种状况不仅体现在西方社会，在当前的中国，有关交叉学科方面的研究也是微乎其微。辜鸿铭在比较传统的东西方教育时曾指出，西洋人人学读书所学的目的一则日知识，再则日知识，三则日知识，而中国人人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然而，就目前经济学的现状而言似乎完全反了过来：在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强调学科的交叉和知识的广博的同时，中国却在一味盲目模仿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知识”，而将人文性的内容全然遗弃了。究其原因，在于目前的学术气氛越来越为一些肤浅的海归学者所主导，这些“海归派的经济学家大都是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模子训练出来的，并且在国外或者没有、或者有较短的教学和研究经历，因而对非主流的东西看得不多”。而且，即使国内那些控制政治经济学话语权的人士在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往往是试图借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形式，试图用数理来装扮马克思提出的理论观点以使它显得更为科学客

观。于是，就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程这样的研究课题，似乎一冠以“工程”之名就成为科学了。显然，这些做法完全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点，没有真正重视它对事物本质的关注以及探究的途径，从而不但误解了它的精髓所在，而且抹杀了它的批判性精神；相反，却形式主义地模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皮”而利用数学符号把政治经济学装扮成一门工艺学。

可见，随着对经济学理论现实性要求的出现，西方学术界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学思潮，它们各有利弊并相互补充，从而有助于更全面的经济学体系之建立。例如，布罗姆利就在反思科斯、德姆塞茨、波斯纳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社会中利益矛盾和市场效率背后的动态收入分配问题。他认为：“斯密强调的是确立具有激励性的权利的重要性，而马克思集中关注的是对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剩余的控制”。为此，他试图将斯密和马克思两者的分析结合起来，并又充分借鉴了新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程恩富和张建伟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发展作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回到“古典”去，将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失的“人的主体性”纳入到理论分析体系中来；第二，关注现实，引入交易费用，摆脱主流经济理论完全竞争的理论“乌托邦”；第三，将制度经济学注入科学性、严密性。显然，我们从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能够看到“新政治经济学”的曙光。正如程恩富和张建伟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在分析方法或理论渊源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将其作为桥梁和纽带把三者综合在一起，催生出新政治经济学。”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点就是在一个整体协作系统下探究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途径，因此它不能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单纯地研究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把提高经济效率、合理利用资源、加速经济发展都看成是人与物质间的关系。如果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认知必然是静态的，仅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无法深入到本质。

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前面指出，经济学本身就包含了工程学和伦理学两方面的内容，不但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对经济行为的分析是建立在内化了具体社会伦理的人性假设之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也早就指出，“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正因如此，早期的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本身是统一的，它们的分裂只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物质偏盛的结果，是经济学逐渐集中于物质经济的研究，特别是随着学科的分化，经济学越来越走上抽象化研究之路的结果。事实上，尽管人不是抽象的原子而是具有丰富社会性的生命体，从而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自主性，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便于对个体展开分析，片面地将人类行为的经济动机与其他行为动机分裂开来，从而将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在一个极端抽象的理性概念上分析经济现象。譬如，巴斯夏就写道：“倘若社会只是人的一种发明，而人只是一种没有生命的物质，卢梭曾说，它的感情和意志、活动和生命应该由天才的人物赋予，那就不会有政治经济学，而只能有一些数量不确定的可能的和随意的安排。”显然，正是新古典经济学把人从具体环境中抽象出来，其所设立的经济人假设变成了没有血肉的骷髅，因而“政治经济学”一词也被“经济学”所取代了。

然而，随着人类需求重新朝多元化方面发展，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一词又有了新的变化，它不再停留在新古典时期的“物质”或“金钱”的涵义上，而是进一步扩展为更为广泛的“效用”的意义。显然，追求效用问题不但与更为广泛的人类需求联系在一起，因而追求效用的“经济”行为与其他“非经济”行为是分不开的。这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无法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相分离，从而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新契合的内在动力。霍尔瓦特就写道：“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社会和政治的内容被剔除了，后来就只有纯粹的经济学了。此后不久，纯经济学日益成为与现实世界经济决策或解决实际问题无关的模型建造。只是在最近，古典的政治一经济方法和经济社会学一起，再度令西方产生兴趣”。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供求的市场交换，但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定伦理基础之上；而这种伦理包含了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情感，因为人类的理性本来就不是冷酷和不带情感的理性。因此，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确实曾基于抽象的理性对人的物质追求行为进行分析，但却越来越难以分析人类的非物质性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把人的行为重新置于具体社会关系中进行分析，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之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理论危机的日益显现以及经济学思想的日趋苍白，这种取向有加速的趋势。汪丁丁写道：“从2000年到现在，西方学者终于发现了。‘情’和‘理’本来就是一回事，本来就是互相纠缠的，根本不可能像萨缪尔森所说的那样把它们一刀切开：这边是完全的理性选择，它解决的是最大化问题；那边是完全的情感冲动，它决定的是社会福利函数……这就是今天西方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方向”。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随着主流经济学理论危机的凸显，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察觉了原先研究路线的缺陷并开始试图加以修正；特别是，随着新政治经济学以及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正在试图重新把人类的情感因素纳入以理性为基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但是，国内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却还在学那些已经被抛弃的研究路线以及具体的观点、理论，正如叶航写道的：“我们曾经跟着西方人，鹦鹉学舌地告诉大家‘人都是自私的’。但现在西方人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国内许多经济学家还在那里讲经济学不要讲道德、经济学讲道德是‘狗拿耗子’。”究其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受到西方学术霸权的冲击，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的独立思索之学术精神日益丧失，近来在海归们的鼓吹下这种学术的被殖民心态尤其严重了；结果，绝大多数青年学子总是力图照搬西方学术界发展出来的研究方式、框架和结论，而这种学问必然是滞后、缺乏活力和创新的，甚至只能是东施效颦而模仿了其中的糟粕。另一方面，要真正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之下的人之行为，就需要契合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其实，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分析思路以及具体知识的苗头，社会科学也正在走交叉和契合之路；但是，国内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大都是理工科出身，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非常贫乏，对经济学各领域的知识尚且知之不多，更不要说对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知识了。

经济学说史也告诉我们，只有具有渊博的知识，才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知社会经济现象，而且才能提出切实可

行的解决措施，古典经济学家就是如此。例如，正是由于穆勒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他才得以提出一系列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建议，这涉及到教育、福利、工会和妇女等各个领域，并关注长期分配公平等问题。哈德利就写道：“穆勒和斯密都受过哲学方面的训练，而又都对实际事务感兴趣。他们各自都把理论视为影响政治和商业活动的手段；各自在研究人们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的动机时，都发现自己的理论使自己具有了比其同事更宽广锐利的眼光。不过，斯密的眼光是预言家式的，而穆勒的眼光则是哲学历史学家式的。斯密不得不为其理论开辟道路，而穆勒面对的听众则已准备好接受其理论，把其理论看作是人类智慧的体现。自斯密时代以来，已有两代英国政治家实施了斯密的理论，这种理论已为诸如坎宁和赫斯基森、科布登和皮尔这样的人开展活动奠定了基础；在立法方面取得的无比辉煌的成就，已证明这种理论是正确的。穆勒的整个一生是在这种进步事业的拥护者当中度过的。他父亲曾是上述第一代政治家的领袖；他本人则曾经在第二代政治家开展的斗争中搏斗厮杀，与这些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光荣地联系在一起。他曾参加那场伟大的斗争，最终废除了弊端百出的政府救济制度；曾参加那场改革，使整个国家的通货具有了牢固的基础；曾参与确立自由贸易为英国的基本国策；曾参与创建了英国的殖民帝国体系，同世界古往今来的其他殖民体系相比，这一体系从原则上说更为开明，从结果上说更为仁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面对的便是被这些成就弄得眼花缭乱的读者，读者信赖穆勒一方面是由于他为取得这些成就出了一份力，而更具决定意义的理由则是，他成功地表述的那些思想成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基础，把这些政治运动纳入了一完整的社会哲学体系。”

正因如此，以斯密、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努力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结合起来，如穆勒的社会政策的思想打上了经济学家的深刻烙印，其改革建议也牢固地扎根于“市场措施”，其著作就是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而且，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可以较为充分施展个人的自由。显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现状非常类似于欧洲的古典时期：收入差距不断增大、贫困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制度依旧失范、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因此，也面临着相似的任务，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个人领域，根本上应该关注整个社会社会福利的提高，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考察人们如何最大化使用既定的资源上。而提高福利又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二是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前面主要涉及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增长，主要是生产技术问题，后者则更关系到应得权利的享有和财富的分配，涉及到社会制度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不完善下的经济发展，都不仅仅是一个私人最大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素投入问题；相反，它根本上关乎公共领域的问题，更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问题。而且，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改良和设计，都不能仅仅是基于力量来决定，任何现实社会制度都不能仅仅一个是博弈均衡，而是包含了对弱势者的关怀和社会正义的关注。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不能为社会制度的改革和设计提供有效的指导：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在个体资源既定情况下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根本不涉及到资源的创造和人际间的分配；另一方面，即使凯恩斯主义提高了依靠公共政策来促进充分就业，但这种宏观经济学仅仅建立在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上，根本没有深入剖析财富创造中的劳动有效配置以及生产的协作机理等问题。显然，现代经济学这些方面的缺失恰恰可以从古典经济学中吸取营养：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则不但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并由此展开对生产机理的深入分析，重视人类社会中的分工和协调；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也非常关注个体福利的提高，认识到即使社会财富增长了也并不意味着个体福利的改善，这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和应得权利的界定问题，这更为适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当今中国之情形。其实，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识到，即使财富增长很快但分配极不平均，那么由于社会的不和谐而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下降；这不但不是帕雷托改进，而且，即使是那些富裕阶层，其福利也会受到抑制，因为他们需要时刻提防贫困阶层的反抗。为此，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制度的改良，他们一直在为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相结合而努力；也正是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大力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最终转变到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上来。为此，笔者强烈主张，中国经济学在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和检验手段的基础之上，应该更多地借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中国经济学应该向重视公共领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学者由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很少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但这理所当然应该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由“问题意识”所促发的，如程恩富和张建伟指出的，现实总是不断地对固有经济学范式提出挑战，从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动态演进(包括范式转换)，形成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现实问题之间的叩问与解答。例如，正是由于森、迪克西特等出生于欠发达的印度，深刻了解社会各种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巨大影响，而西方经济学却越来越注重于逻辑推理方面，因而他们对越来越抽象的主流经济学的适用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譬如，森指出，基于功利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或主流福利经济学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忽略分配，假如两个状态具有相等的总福利水平，a状态下甲占了99％，而其余人分享1％，b状态下所有人平均分享总福利，那么如何评价两种状态的优劣?二是忽视权利、自由以及其他因素，因为权利、自由只是简洁地、按其对福利的影响程度而进入福利测度的，因而又如何处理“幸福的奴隶”和“不幸福的自由人”呢?为此，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重新把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对社会选择理论、福利和分配以及贫困化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再次把经济学引向了古典经济学。

随着主流的象牙塔经济学的弊端日益凸显，西方学术界的反思风气也已经逐渐兴起，当前社会科学各分支之间的交流也在逐渐增多，也有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理论开始渗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在国内，“问题意识”在经济学家群体中也产生了积极反应，甚至出现了经济学范式危机。程恩富和张建伟认为：“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对教条主义的摒弃和主体意识的

觉醒”。然而，尽管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森这种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并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学者，但由于西方学者总体上都是从它们所处的环境出发，从而没有深入探究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仍旧被西方学者所主导。迄今为止，经济学主动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交融和契合的取向还只是个开头，还局限于一些比较狭窄的范围之内，而主流经济学还在热衷于数量化的经济模型构建。特别是，国内的那些“主流”经济学者依旧为西方的主流倾向所牵引，不但没有充分重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以及当前的回归苗头，反而极端化地壮大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把西方的“主流”宣扬成“唯一”准确的方向，导致了国内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甚至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现状。事实上，正是由于国内那一群“主流”经济学家越来越狭隘和片面，从而也就不愿意花少许的精力去读一读斯密、穆勒等人的著作；相反，却片面地接受那种建立在相对健全的市场机制之上的当前主流经济学，并把它极端地应用到类似于古典主义时期的中国社会的现实中，结果就造成了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

可见，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背景，是西方社会经历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发展下的产物，因而它在提供一种成熟的市场制度运作的参照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就当前国内的现状而言，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前提是不存在的，因而其理论的解释力必然会大打折扣。事实上，由现实经济问题积累而成的经验事实是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标尺，而显然，这些经验事实至少在许多方面已经证伪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假说。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盲目地照搬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基本理论，相反，需要重新探索适合当前我国国情的经济学。一般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学必须关注儒家传统的文化伦理，要将积极理论建立在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之上；二是中国经济学还应该关注当今的国内现实问题，要关心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环境下的社会异化、分配不公、外部负差效应严重、福利畸形化等问题。为此，我们就需要充分把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契合起来，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探究当代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相结合的方式。这就需要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五、简短结语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3）

[关键词]新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伦理学；工程学

一、前言

从词源学意义上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领域的学科，它不仅研究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更关注整个社会的福利增长；而且，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和现象根本上都属于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领域，因而政治经济学本身是经济学科的更合适名称。但不幸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却往往把冠以“政治经济学”之名的经济学等于同国家干预经济学，用“国家或政府行为”来理解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窄化。正是基于这种狭隘概念的理解，产生了目前的经济学两大体系：一方面，西方主流学者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把研究对象局限于个人发财致富之术，从而用“经济学”一词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学者坚持政府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从而继承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事实上，无论是在本质上还是起源上，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包括工程和伦理两个方面，只是自边际革命以来这两方面内容才开始发生分离，从而形成了两大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之间发生了分裂，并逐渐局限于工程学内容的研究。

然而，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局限于私人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它把人的需求局限于在物质层次上，从而把人的行为从社会中孤立出来：但是，这种研究无法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无法探究资源的创造问题，也无法理解丰富多样的人类行为。特别是，随着物质生产和消费的逐渐饱和，人类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此时，人类所追求的“经济”之内涵也从物质涵义拓展为一般社会效用。在这种情况下，关注人类福利的经济学就开始出现了相应的调整，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又出现了合流的趋势，特别是出现了政治经济学“复兴”的趋势。究其原因，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社会的福利，而福利的内含本身是非常广泛的，叶坦就指出：“无论中文还是西文，‘经济’的语源都有人文的内涵，都有治国济民等政治含义蕴于其中……经济与政治以及哲学等都无法分开”。正因如此，在现代学科中，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范畴已经很难划分了，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重新以“政治经济学”来代替“经济学”。

二、现代经济学的困境及向新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自边际革命兴起，以新古典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偏盛，而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则日渐式微。究其原因，古典主义后期以来，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重新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复活和壮大。有的学者曾指出，以自然科学的模型为基础的，侧重于搜集资料、寻找相关性并推演出可验证的假设的政治科学的兴起标志着政治哲学的终结。如果说哲学在政治研究中还能发挥一点儿作用的话，它的作用仅限于分析政治话语中词语的运用，并且消除可能会阻碍政治科学之发展的含混语词。当然。由于古典主义后期经济学逐渐集中于对物质财富的研究，而这与自然科学最为接近，从而使得自然主义思维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最最明显的反映。事实上，经济学发展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理性预期等学派的兴起，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基本上已经没有哲学的遗痕。问题是，这种自然主义思维真的

能够深刻地揭示社会中发生的各种现象?研究特定内容的经济学范式能够具有长期而普遍的意义吗?赛亚·伯林指出，将政治研究强行塞入自然科学框架之中的企图扭曲并遮蔽了我们在理解政治生活时所不得不加以考虑的许多因素，而且，如果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实际上最终胜出了，这也并不代表客观性和中立性的胜利，而只是代表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化信念的胜利。显然，柏林的评论同样适合于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强调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意识形态。

其实，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福利，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就必须包含了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二是人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显然，前一个内容是寻找人类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的途径，主要集中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领域以及物质资源的配置方面，需要借鉴自然科学所积累的知识以及运用自然主义的思维；后一个内容是要探究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领域以及社会资源的配置这一问题，根本上关乎心理学和文化学的知识，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之社会偏好和行为机理。也就是说，经济学不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由此可见，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资源配置和物质福利上，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结果，没有揭示人类福利的全面内涵，也无法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变迁。所以，福山就指出，经济学名称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演变实际上反映出作为该学科核心的人类行为模型已经慢慢窄化，因此，“现在的经济理论需要做新古典经济学派反对的事：重新恢复古典经济理论中某些丰富的内涵，探究文化如何以多种重要的形式塑造人类行为的一切层面，其中当然也包括经济行为。”

当然，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这种“去伦理化”的抽象化研究也具有特定的适应性、现实性。一方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市场机制的日渐成熟，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出现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百般维护的意识形态，因此，经济学就逐渐演化为一门对社会现实中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的实证科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也逐渐隐退。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同现有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就不再考虑社会的改革问题以及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并逐渐把其研究范畴集中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分析上；于是，自边际效用学派兴起之初，经济学就将其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扭向了私人领域，并逐渐由一门主要研究国家如何增加财富的学问变成了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另一方面，当时人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物质需求，而关键或瓶颈的生产要素也是物质资本；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还

处于持续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在各种压力下进行不断的调整，从而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还不突出。正是由于自然是被动的，工具理性也是单向的，因而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的经济人就比较适用这一状况。事实上，即使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危机，解决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投资来扩大需求，这些都是停留在如何配置或创造物质资源的问题，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偏好于在系列假设前提下进行技术分析，讨论的是消费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厂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润等个人行为，而不是关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同时，在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下，主流经济学认为，通过市场机制和完全竞争能够调节经济，从而实现既定资源的有效配置。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物质资本的积累日趋饱和，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就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传统的工具理性思维越来越不相适应新的要求。一方面，随着物质资本积累的日益丰富，财富创造所需要的关键或瓶颈生产要素已逐渐从物质资本转到了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显然，这些新型的社会性资本的使用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不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基于工具理性加以任意配置，而是需要激发人力资本主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人类的需求也逐渐从物质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非经济领域。从而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显然，非物质的需求往往涉及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使得人类的需求不再是生理的而是具有较强的社会性。人们更加重视由人们互动所形成的联合理性和社会理性，而不是源于人处理自然的单向理性和个体理性。正因为随着生产要素和人类需求的转换。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开始涉及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领域，有关人类互动行为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的构建中也日益重要。这样，经济学就逐渐演化成了研究理性人如何行为的学科，这促使了博弈论和激励理论这类新学科、新工具的产生。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学重新从人对物进行配置的私人领域逐渐向涉及人与人互动关系的公共领域复归了，此时就出现了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内在要求。

其实，经济现象本身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样，其他传统的非经济领域的行为也往往是由于“经济”行为的结果。因此，韦伯说：“一方面，‘经济’现象的范围是一个易变的、无法清晰界定的范围；另一方面，一个现象的‘经济’方面当然决不仅仅是‘受经济制约的’或者仅仅是‘起经济作用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了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事实上，“典型经济的动机——即在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特性方面与那个基本事实密切相关的动机——在一种完全非物质的需求的满足与有限的外部条件的运用相联系的地方，到处都在起作用。因此，它们的力量不仅到处决定和改变满足的形式，而且也决定和改变最内在方式的文化需求的内容。受‘物质’利益支配的社会关系、制度和人群的划分的间接影响，毫无例外地扩及到所有的文化领域，直至审美情感和宗教的最细微的差别……是‘受经济制约的’。另一方面，一种历史地既定文化的所有生活现象和生活条件的总体，影响到物质需求的形成，影响到满足的方式，影响到物质利益集团的构成，影响到其权力手段的类型，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进程’……成为‘经济相关的’。”

然而，由于工程学内容和伦理学内容的分离，现代主流经济学开始片面强调抽象化研究，逐渐走上了数理的道路，最终成为一些人士的智力游戏，使经济理论与现实越来越相脱节。但作为一门具有非常强现实性的致用之学，经济学是不可能长久脱离实际的，它必须关注如何处理和应对各种经济问题。显然，这也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色，也是那些经济学大师的重要特征。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重商主义逐渐专注于经济问题的思考以及斯密开创出经济科学或经济学体系开始，西方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努力用经济理论来解决形形色色的公共政策问题，他们对那些脱离具体政策的经济学往往缺乏兴趣。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都是针对当时重商主义措施和极端乐观主义而分别进行的政策探讨，李嘉图则热衷于与马尔萨斯等人争论当时的谷物法和济贫法。正因如此，经济学发展路向在于它能否真正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当然，实际中的经济活动必然与社会关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解决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就必须充分吸收其他领域的知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就是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而经济现象本质上是公共性的，因而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的私人领域。

可见，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出清的假设条件下过分关注经济学的私人性，结果就无法解决人类社会不断重复的经济危机，为此，凯恩斯创立了的宏观经济学重新关注了财富(收入)的创造，并且重新将经济学拉回到公共领域的范畴。然而，由于凯恩斯经济学主要是源于应对特定经济萧条危机，主要靠粗放式物质资本的投入(消费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从而也无法为维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正因如此，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所引发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和60～70年代滞胀所促动的理性预期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就开始逐步向着流派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有的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主流研究路线。此时，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本身分成了几个相对争论的流派，被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异端的政治经济学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正日益重新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流派，且不说政治经济学是激进主义学术的基石，即使主流经济学家，如西蒙、布坎南、森乃至威廉姆森等都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一词仍然是经济学界的基本术语，它与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一般而言，目前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基本方向：一是以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一是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契合的新兴交叉科学。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取向及其基本特征

就西方近来盛行的“新政治经济学”而言，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斯所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它是指“一定政治与经济制度背景下的理性决策研究”，强调经济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中考虑因素的某种补充和修正，并主要体现为文化伦理等非正式制度以及法制等正式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影

响；二是布坎南等开创的公共选择学派，它将研究对象和课题集中在传统政治学的领域，如选举问题、集体决策问题、政治交易问题、政党轮替中的政治周期问题等，尤其集中在宪法制度形成的层次上，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即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研究对象的拓延。显然，这两个分支具有共同的特点：都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分析框架运用到制度和政治领域，涉及“大众之事”的运行分析。由于它们形成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范式，因而常常被冠以“新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看成是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新制度经济学派关注国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这是经济的政治分析，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公共选择学派强调经济行为对政治制度的影响，这是政治的经济分析。二者，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经济学都强调社会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并基于成本一收益框架来分析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但似乎都没有拓延到更广泛的人类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分析；同时，它们主要是将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运用到制度和政治领域，而没有分析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正因如此，经济思维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思维在此领域并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和经济互动的理论体系，甚至反而将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更加狭窄化了。例如，M.鲍曼就指出：在“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的“标题下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同法律制度产生与存在的经验条件的社会学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或只有极少关系。通常并不涉及法律制度的解释，而是涉及对其所作的评价及其功能。人们研究的是在所有参与者理性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哪些法律制度和调节是有利和有益的”。。

因此，目前西方流行的新政治经济学主要还是专注于经济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工程学内容，或者仅仅是对工程学内容的表面修正。例如，布坎南就写道：“个人，不论是独自还是集体地都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益作出决定，人们至少可以以两种身份这样做：首先，在有组织的市场中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者(或卖者)；其次，通过有组织的政治过程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者(或卖者)……经济学家，尤其是英美经济学家很少花费时间和精力解释第二种决策过程的个体行为。集体决策中的个体参与一直没有得到透彻的分析，分散的私人选择是如何结合在一起产生出‘社会’或‘集体’结果的，也一直没有得到认真而严肃的研究。”正因如此，方兴未艾的新政治经济学还处于初级的不成熟阶段，甚至还没有形成对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统一定义，更不用说对研究范畴和理论体系的一致了。例如，森就认为，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在其理论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变量并进而探究了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他们只考察了制度的效率维度而从未考虑制度的伦理维度，这导致了科斯世界所反照出来的理论图景与人类生活世界的真实情形仍然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尽管新政治经济学试图使经济学研究与现实更为贴近，但韦森却认为：“科斯世界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一样，仍然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模型”。

其实，人是政治的动物也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经济学的“政治”一词并不是传统理解的“政府管理”之义，而是指有关对大众之事的管理；同时，任何大众之事必然涉及到具体的社会关系的调整，从而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指具体社会关系中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真实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正因如此，恩格斯就曾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个历史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历史演化中观察社会规律，而离开历史思维的抽象化分析根本就无法真正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同样，按照韦伯的看法，社会学是指“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而且，这里的社会行为就是指“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为有关，并在其过程中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类行动”。。显然，就这一点而言，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对象以及思路是与社会学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事实上，早先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几乎都是社会科学各领域的通家，他们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往往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更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例如，马克思就是如此，他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甚至伦理学家和人类学家。

为此，目前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另一路径是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更全面地综合了社会、心理、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学科，从而形成一个交叉性学科，并以此来广泛分析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协调发展。冯克利就指出，在帕斯卡、斯宾诺莎、笛卡尔和康德的眼里，“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严格的学科分工，是一种十分荒谬的做法；专业化对于我们是学有所成的前提，而对他们，却是有碍于充分理解这个世界的一道樊篱，因此他们要尽力打破知识体系壁垒分明的界线”。当然，根据结合的重点不同，基于具体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也常常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如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主义经济学、伦理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等；其中，激进政治经济学或者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是这一方向的重要分支，也是涉猎最广的分支。显然，根据上面的理解，这个思路代表了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中人之行为的“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方向，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中人与人关系的根本要求，因而蕴含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和广阔前景。

然而。由于构建一个契合理论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该方向迄今为止的研究和分析还是零碎的，而且，该方向的文献主要是结构性的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统一理论体系，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观点往往缺乏微观的分析基础。因此，尽管这一方向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但却也一直处于非主流的批判者地位；而且，这种状况不仅体现在西方社会，在当前的中国，有关交叉学科方面的研究也是微乎其微。辜鸿铭在比较传统的东西方教育时曾指出，西洋人人学读书所学的目的一则日知识，再则日知识，三则日知识，而中国人人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然而，就目前经济学的现状而言似乎完全反了过来：在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强调学科的交叉和知识的广博的同时，中国却在一味盲目模仿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知识”，而将人文性的内容全然遗弃了。究其原因，在于目前的学术气氛越来越为一些肤浅的海归学者所主导，这些“海归派的经济学家大都是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模子训练出来的，并且在国外或者没有、或者有较短的教学和研究经历，因而对非主流的东西看得不多”。而且，即使国内那些控制政治经济学话语权的人士在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往往是试图借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形式，试图用数理来装扮马克思提出的理论观点以使它显得更为科学客

观。于是，就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程这样的研究课题，似乎一冠以“工程”之名就成为科学了。显然，这些做法完全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点，没有真正重视它对事物本质的关注以及探究的途径，从而不但误解了它的精髓所在，而且抹杀了它的批判性精神；相反，却形式主义地模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皮”而利用数学符号把政治经济学装扮成一门工艺学。

可见，随着对经济学理论现实性要求的出现，西方学术界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学思潮，它们各有利弊并相互补充，从而有助于更全面的经济学体系之建立。例如，布罗姆利就在反思科斯、德姆塞茨、波斯纳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社会中利益矛盾和市场效率背后的动态收入分配问题。他认为：“斯密强调的是确立具有激励性的权利的重要性，而马克思集中关注的是对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剩余的控制”。为此，他试图将斯密和马克思两者的分析结合起来，并又充分借鉴了新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程恩富和张建伟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发展作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回到“古典”去，将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失的“人的主体性”纳入到理论分析体系中来；第二，关注现实，引入交易费用，摆脱主流经济理论完全竞争的理论“乌托邦”；第三，将制度经济学注入科学性、严密性。显然，我们从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能够看到“新政治经济学”的曙光。正如程恩富和张建伟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在分析方法或理论渊源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将其作为桥梁和纽带把三者综合在一起，催生出新政治经济学。”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点就是在一个整体协作系统下探究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途径，因此它不能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单纯地研究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把提高经济效率、合理利用资源、加速经济发展都看成是人与物质间的关系。如果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认知必然是静态的，仅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无法深入到本质。

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前面指出，经济学本身就包含了工程学和伦理学两方面的内容，不但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对经济行为的分析是建立在内化了具体社会伦理的人性假设之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也早就指出，“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正因如此，早期的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本身是统一的，它们的分裂只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物质偏盛的结果，是经济学逐渐集中于物质经济的研究，特别是随着学科的分化，经济学越来越走上抽象化研究之路的结果。事实上，尽管人不是抽象的原子而是具有丰富社会性的生命体，从而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自主性，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便于对个体展开分析，片面地将人类行为的经济动机与其他行为动机分裂开来，从而将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在一个极端抽象的理性概念上分析经济现象。譬如，巴斯夏就写道：“倘若社会只是人的一种发明，而人只是一种没有生命的物质，卢梭曾说，它的感情和意志、活动和生命应该由天才的人物赋予，那就不会有政治经济学，而只能有一些数量不确定的可能的和随意的安排。”显然，正是新古典经济学把人从具体环境中抽象出来，其所设立的经济人假设变成了没有血肉的骷髅，因而“政治经济学”一词也被“经济学”所取代了。

然而，随着人类需求重新朝多元化方面发展，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一词又有了新的变化，它不再停留在新古典时期的“物质”或“金钱”的涵义上，而是进一步扩展为更为广泛的“效用”的意义。显然，追求效用问题不但与更为广泛的人类需求联系在一起，因而追求效用的“经济”行为与其他“非经济”行为是分不开的。这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无法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相分离，从而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新契合的内在动力。霍尔瓦特就写道：“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社会和政治的内容被剔除了，后来就只有纯粹的经济学了。此后不久，纯经济学日益成为与现实世界经济决策或解决实际问题无关的模型建造。只是在最近，古典的政治一经济方法和经济社会学一起，再度令西方产生兴趣”。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供求的市场交换，但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定伦理基础之上；而这种伦理包含了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情感，因为人类的理性本来就不是冷酷和不带情感的理性。因此，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确实曾基于抽象的理性对人的物质追求行为进行分析，但却越来越难以分析人类的非物质性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把人的行为重新置于具体社会关系中进行分析，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之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理论危机的日益显现以及经济学思想的日趋苍白，这种取向有加速的趋势。汪丁丁写道：“从2000年到现在，西方学者终于发现了。‘情’和‘理’本来就是一回事，本来就是互相纠缠的，根本不可能像萨缪尔森所说的那样把它们一刀切开：这边是完全的理性选择，它解决的是最大化问题；那边是完全的情感冲动，它决定的是社会福利函数……这就是今天西方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方向”。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随着主流经济学理论危机的凸显，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察觉了原先研究路线的缺陷并开始试图加以修正；特别是，随着新政治经济学以及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正在试图重新把人类的情感因素纳入以理性为基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但是，国内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却还在学那些已经被抛弃的研究路线以及具体的观点、理论，正如叶航写道的：“我们曾经跟着西方人，鹦鹉学舌地告诉大家‘人都是自私的’。但现在西方人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国内许多经济学家还在那里讲经济学不要讲道德、经济学讲道德是‘狗拿耗子’。”究其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受到西方学术霸权的冲击，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的独立思索之学术精神日益丧失，近来在海归们的鼓吹下这种学术的被殖民心态尤其严重了；结果，绝大多数青年学子总是力图照搬西方学术界发展出来的研究方式、框架和结论，而这种学问必然是滞后、缺乏活力和创新的，甚至只能是东施效颦而模仿了其中的糟粕。另一方面，要真正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之下的人之行为，就需要契合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其实，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分析思路以及具体知识的苗头，社会科学也正在走交叉和契合之路；但是，国内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大都是理工科出身，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非常贫乏，对经济学各领域的知识尚且知之不多，更不要说对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知识了。

经济学说史也告诉我们，只有具有渊博的知识，才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知社会经济现象，而且才能提出切实可

行的解决措施，古典经济学家就是如此。例如，正是由于穆勒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他才得以提出一系列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建议，这涉及到教育、福利、工会和妇女等各个领域，并关注长期分配公平等问题。哈德利就写道：“穆勒和斯密都受过哲学方面的训练，而又都对实际事务感兴趣。他们各自都把理论视为影响政治和商业活动的手段；各自在研究人们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的动机时，都发现自己的理论使自己具有了比其同事更宽广锐利的眼光。不过，斯密的眼光是预言家式的，而穆勒的眼光则是哲学历史学家式的。斯密不得不为其理论开辟道路，而穆勒面对的听众则已准备好接受其理论，把其理论看作是人类智慧的体现。自斯密时代以来，已有两代英国政治家实施了斯密的理论，这种理论已为诸如坎宁和赫斯基森、科布登和皮尔这样的人开展活动奠定了基础；在立法方面取得的无比辉煌的成就，已证明这种理论是正确的。穆勒的整个一生是在这种进步事业的拥护者当中度过的。他父亲曾是上述第一代政治家的领袖；他本人则曾经在第二代政治家开展的斗争中搏斗厮杀，与这些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光荣地联系在一起。他曾参加那场伟大的斗争，最终废除了弊端百出的政府救济制度；曾参加那场改革，使整个国家的通货具有了牢固的基础；曾参与确立自由贸易为英国的基本国策；曾参与创建了英国的殖民帝国体系，同世界古往今来的其他殖民体系相比，这一体系从原则上说更为开明，从结果上说更为仁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面对的便是被这些成就弄得眼花缭乱的读者，读者信赖穆勒一方面是由于他为取得这些成就出了一份力，而更具决定意义的理由则是，他成功地表述的那些思想成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基础，把这些政治运动纳入了一完整的社会哲学体系。”

正因如此，以斯密、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努力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结合起来，如穆勒的社会政策的思想打上了经济学家的深刻烙印，其改革建议也牢固地扎根于“市场措施”，其著作就是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而且，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可以较为充分施展个人的自由。显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现状非常类似于欧洲的古典时期：收入差距不断增大、贫困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制度依旧失范、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因此，也面临着相似的任务，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个人领域，根本上应该关注整个社会社会福利的提高，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考察人们如何最大化使用既定的资源上。而提高福利又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二是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前面主要涉及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增长，主要是生产技术问题，后者则更关系到应得权利的享有和财富的分配，涉及到社会制度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不完善下的经济发展，都不仅仅是一个私人最大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素投入问题；相反，它根本上关乎公共领域的问题，更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问题。而且，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改良和设计，都不能仅仅是基于力量来决定，任何现实社会制度都不能仅仅一个是博弈均衡，而是包含了对弱势者的关怀和社会正义的关注。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不能为社会制度的改革和设计提供有效的指导：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在个体资源既定情况下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根本不涉及到资源的创造和人际间的分配；另一方面，即使凯恩斯主义提高了依靠公共政策来促进充分就业，但这种宏观经济学仅仅建立在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上，根本没有深入剖析财富创造中的劳动有效配置以及生产的协作机理等问题。显然，现代经济学这些方面的缺失恰恰可以从古典经济学中吸取营养：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则不但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并由此展开对生产机理的深入分析，重视人类社会中的分工和协调；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也非常关注个体福利的提高，认识到即使社会财富增长了也并不意味着个体福利的改善，这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和应得权利的界定问题，这更为适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当今中国之情形。其实，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识到，即使财富增长很快但分配极不平均，那么由于社会的不和谐而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下降；这不但不是帕雷托改进，而且，即使是那些富裕阶层，其福利也会受到抑制，因为他们需要时刻提防贫困阶层的反抗。为此，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制度的改良，他们一直在为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相结合而努力；也正是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大力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最终转变到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上来。为此，笔者强烈主张，中国经济学在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和检验手段的基础之上，应该更多地借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中国经济学应该向重视公共领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学者由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很少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但这理所当然应该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由“问题意识”所促发的，如程恩富和张建伟指出的，现实总是不断地对固有经济学范式提出挑战，从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动态演进(包括范式转换)，形成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现实问题之间的叩问与解答。例如，正是由于森、迪克西特等出生于欠发达的印度，深刻了解社会各种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巨大影响，而西方经济学却越来越注重于逻辑推理方面，因而他们对越来越抽象的主流经济学的适用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譬如，森指出，基于功利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或主流福利经济学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忽略分配，假如两个状态具有相等的总福利水平，A状态下甲占了99％，而其余人分享1％，B状态下所有人平均分享总福利，那么如何评价两种状态的优劣?二是忽视权利、自由以及其他因素，因为权利、自由只是简洁地、按其对福利的影响程度而进入福利测度的，因而又如何处理“幸福的奴隶”和“不幸福的自由人”呢?为此，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重新把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对社会选择理论、福利和分配以及贫困化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再次把经济学引向了古典经济学。

随着主流的象牙塔经济学的弊端日益凸显，西方学术界的反思风气也已经逐渐兴起，当前社会科学各分支之间的交流也在逐渐增多，也有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理论开始渗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在国内，“问题意识”在经济学家群体中也产生了积极反应，甚至出现了经济学范式危机。程恩富和张建伟认为：“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对教条主义的摒弃和主体意识的

觉醒”。然而，尽管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森这种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并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学者，但由于西方学者总体上都是从它们所处的环境出发，从而没有深入探究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仍旧被西方学者所主导。迄今为止，经济学主动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交融和契合的取向还只是个开头，还局限于一些比较狭窄的范围之内，而主流经济学还在热衷于数量化的经济模型构建。特别是，国内的那些“主流”经济学者依旧为西方的主流倾向所牵引，不但没有充分重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以及当前的回归苗头，反而极端化地壮大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把西方的“主流”宣扬成“唯一”准确的方向，导致了国内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甚至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现状。事实上，正是由于国内那一群“主流”经济学家越来越狭隘和片面，从而也就不愿意花少许的精力去读一读斯密、穆勒等人的著作；相反，却片面地接受那种建立在相对健全的市场机制之上的当前主流经济学，并把它极端地应用到类似于古典主义时期的中国社会的现实中，结果就造成了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

可见，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背景，是西方社会经历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发展下的产物，因而它在提供一种成熟的市场制度运作的参照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就当前国内的现状而言，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前提是不存在的，因而其理论的解释力必然会大打折扣。事实上，由现实经济问题积累而成的经验事实是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标尺，而显然，这些经验事实至少在许多方面已经证伪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假说。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盲目地照搬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基本理论，相反，需要重新探索适合当前我国国情的经济学。一般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学必须关注儒家传统的文化伦理，要将积极理论建立在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之上；二是中国经济学还应该关注当今的国内现实问题，要关心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环境下的社会异化、分配不公、外部负差效应严重、福利畸形化等问题。为此，我们就需要充分把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契合起来，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探究当代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相结合的方式。这就需要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五、简短结语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4）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创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

在《视察河南新乡经济建设道路的讲话》中谈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是改革开放攻坚期和深水期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理论基础。可见，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无论是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面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都已经不能给予精确的解释和指导了，必须在原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

一、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所有社会主义理论的总领性理论，是社会主义的基石。列宁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包括三大部分：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学习和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增加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化理解。根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西方社会物质社会是经济生活的根源，因此在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中，市民需求需要从物质价值中进行寻找。但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既具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元素，又具有政治经济学倡导的政府调控元素。因此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二）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

当前社会，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逐渐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在经济的发展中，遇到了马克思时代没有的问题和情况。在这种环境下，寻找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寻找答案，还是对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相关理论重要补充，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道路上的重要探索。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科学性和可控制性。使我国经济始终处于平稳有序的发展中，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保护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三）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价值决定价格，西方经济学认为需求决定价格。两种理论之间的价格决定方式之争在本质上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人民基本社会价值观和世界观争论的缩影。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的政治经学，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升新时期经济形势下的商品属性本质，有助于党员干部了解商品与货币的本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助于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方略的实现。

二、中国特色政治经学创新与发展的关键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一样，在时代变迁中寻找生机，同时也需要注意对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关键关系的处理。

（一）原理与现实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基础上，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和部分内容，同时马克思又在《资本论》中系统的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工资分配理论。而上述理论也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原理和理论基础。但是，由于我国在政治体制上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决定了社会性质与马克思时代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所以我们又不能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所以我们就需要在处理好原理与现实的关系的基础上，完成经济学理论的现代化发展。将基本的经济原理与当社会经济的形式相结合，补充理论的漏洞和与现实相悖的地方。创造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指导思想。

（二）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在经济学的理论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技术方式上有着显著地不同，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层次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也存在一定的相同之处。比如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两者都主张由国家控制金融经管控工作。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寻找我国经济与西方社会经济在本质属性上的共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分析当前政治经济学对于货币、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经济学中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进化的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的经济也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所以必须处理好两者经济理论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中的关系，实现有机融合，发挥“1+1>2”的效果。

（三）正确处理研究对象与现实生产力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中，需要着重对两种关系在当前社会中的运用现状进行分析。同时，还应该看到经济制度带给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重要改变作用。认真研究生产关系的演变与生产力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性联系。结合当前我国科学技术能力与人力资源之间的矛盾，分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点和矛盾点，找出适用于我国当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态下的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影响因素。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因此，无论是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应该从社会现实经济状况出发，研究和引导经济的合理有序发展。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状决定了我国经济已经无法单独使用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指导，只能在原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寻找属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政治经济学，方可发挥出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前行。

作者：马学军 单位：山东省临沭县沭新街新党校

参考文献：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5）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历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创新、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30年。

一、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现状及课程定位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综合处(2006)提供的数字，截至2005年底，全国普通高校开设的经济学类专业16个，专业点1503个(占全部专业布点数的18.33％)，在校本专科生85.78万人(占全部本专科在校生人数的5.49％)，专任教师5.10万人(占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的5.94％)。2005年底，全国设置经济学专业的院校310个(占经济学类的20.63％)，经济学专业专任教师34234人。其中，教授2859人，副教授9854人(占经济学专任教师的37.14％)。

据西南财经大学对全国30所院校经济学专业、南开大学对4所“基地”院校的调查，各院校普遍开设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大部分院校开设“政治经济学”，部分院校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的院校开设“政治经济学(上、下)”。

按照、教育部200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的要求，原来为本科生作为思想政治课开设的“政治经济学”将不再单独开设，并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但作为财经类专业学生单独开设的“政治经济学”继续开设。据对全国30所高校经济学专业的调查，“政治经济学”课程最低1.5个学分，最高8个学分；基地院校平均6学分；财经院校平均5.2学分；理工院校平均2.4学分。

当前，《政治经济学》教材选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各院校使用的版本繁多：重点大学选用国家推荐的优秀教材、“十五”和“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基地”院校大多选用吴树青顾问、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有些院校选用的是国内知名学者编写的教材，如，卫兴华教授等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刘诗白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谷书堂教授、宋则行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魏埙教授、刘波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等。近年来，各高校教材建设和教材改革的趋势是：教学内容和质量标准趋向国际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网络化、立体化教材；教材建设、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手段、教学方式改革和“双语教学”相互配合。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的大量引进和课程开设，政治经济学教学面临严峻挑战。面对这种形势，需要进一步明确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定位。

(一)经济学类核心课定位。根据教育部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建议和推荐，经济学类核心课程一共有8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财政学、会计学和统计学。其中，政治经济学列为8门核心课之首。所谓“经济学类”主要包括经济学、金融学(含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含税收学)和统计学及近年来细化或衍生的一些新的专业(如金融工程、信息管理、网络经济学、国际文化贸易、海洋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

(二)经济学科基础理论课定位。按照国务院学位办的分类，“经济学”学科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其中理论经济学划分为6个二级学科，应用经济学分为10个二级学科。从更宽泛的角度看，“政治经济学”应是经济学16个二级学科中的基础理论课。

(三)经济学专业的“入门课”定位。在我国，尽管在高中阶段就开始讲授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础知识，但仅限于一些基本概念、名词解释。只有到大学本科阶段，学生才真正开始系统学习和把握这门课程的完整知识，而且通常是在新生入学后第一学期就开设的课程，足见该门课程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因此，对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这门课程不是“政治课”，而是专业“入门课”。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这一点是西方经济学无法比拟的)，为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广阔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成为系统研究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专业课。

二、如何处理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的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地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一些西方经济学理论开始进入政府决策的视野，西方经济学课程也随之进入高校的课堂。在这一背景下，政治经济学教学遇到严峻挑战，一些学校甚至主张减少或取消政治经济学课程，代之以西方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根据南开大学2006年对4所“基地”院校经济学专业学生的50份调查问卷，在核心课设置上，排在第一位的是西方经济学，然后是政治经济学，之后是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一，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的关系不是绝对排斥的关系。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当然也包括西方经济学中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第二，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是并列的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教学、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能否推动或带动整个经济学科的发展，主要看能否继承、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能否继续确立和巩固，主要取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主要取决于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解释和说明我国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实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当前，在处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问题上，应注意两种倾向：

(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迷信”倾向。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成为许多经济学家追逐的目标，逐渐成为一种学术标准，似乎获得诺贝尔奖就成为该领域的最高权威。目前，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人有获诺贝尔物理奖的、化学奖的，但都是美籍华人；在人文社科和经济学领域，真正的大陆学者至今尚未获得诺贝尔奖。因此，有人说，中国人可以获“奥奖”(奥林匹克竞赛奖)，但无法获得诺贝尔奖，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并由此推论说，只有学习西方经济学才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对诺贝尔奖的争论就没停止过，批评也没有停止过。对此，不能迷信“诺贝尔奖”，更不能形成“诺贝尔经济学奖迷信”倾向和潮流。从当前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有三大缺陷：一是论资排辈。据不完全统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上，论资排辈的风气较浓。二是性别歧视。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至今还没有一位女性获奖。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男性的运动。事实上，杰出女经济学家不乏其人，如英国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夫人。但她们最终未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三是意识形态标准。至今为止，不少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美国人最多。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则一个获奖者也没有。转轨国家的经济学家如果不是“转”到西方国家做研究也别想获奖。这并不是说西方经济学家高明，而是说诺贝尔经济学奖除学术标准外，还有政治标准。

(二)数学化倾向。随着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大量引进，数量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形成了学术研究的数学化导向。同时还听到一些声音，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重视数学，只有西方经济学才重视数学。在这样的导向下，年青人拼命玩数学，一些年龄偏大的教师普遍为缺乏数学功底而感到苦恼。本文认为：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重视数学方法，而且马克思本人曾经是数理分析的先驱。马克思曾说过：“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完善的地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剩余价值率、利润率、平均利润率和两大部类关系等的分析，成功地运用了数学，而且从其运用数学方法的深度和广度看，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还是马克思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个能超过马克思。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使用数学工具，而在于各自的理论基础不同。第二，任何数理分析都有假定条件或前提，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前提假定。前提假定大体有三种：一是为逻辑分析或抽象分析的需要，暂时将一些问题作为前提加以假定。二是以确定的经济关系为前提，如，西方经济学最大的前提假定是私有制，新古典经济学崇尚市场调节，并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进行分析。三是对不宜进行数理分析或数理分析不了的问题进行假定。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很多分析是第一种情况，西方经济学的绝大多数分析属于第二种，但西方经济学在很多情况下也有为某种需要而采用第三种(如，美国经济学的权威刊物《美国经济评论》要求所有论文既要有数理模型，又要有计量检验)，这就逼得许多经济学家开始不得不硬着头皮这样做，后来慢慢就形成一种学术范式。现在我国国内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数学模型的前提假定越来越多，但离现实越来越远，其分析结论的实用性令人怀疑。第三，数学工具不能滥用。之所以有许多人反映西方经济学难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数理分析过多、数学工具比较复杂。其实，不仅中国读者无法全部看懂，就连数理经济学家大师里昂剔夫等人也都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因此，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可以采用适当的数学工具，但不能滥用数学工具。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方向与思路

(一)明确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基本思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坚持改革领先、开拓创新；提高质量、注重内涵；突出特色、争创一流；服务社会、面向未来。

(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经济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是多出理论经济学人才，但为学生今后长远发展和就业着想，应兼顾增加培养“适用人才”的教学任务。总体说，要以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高水平人才为目标，明确“丰富知识、培养能力、注意素质”的培养思路，在教学改革方面下更大气力、花更大功夫。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6）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9）02-0101-03

经济危机这一热门话题被全世界所关注，这不仅因为它的范围广、破坏性大，更是因为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正确理解和分析经济危机有助于促进本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同样，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發展。

一、经济危机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危机就是指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素引发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他还曾提到，虽然简单商品生产中产生了经济危机的萌芽，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形态中，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自然灾害、瘟疫或战争等天灾人祸造成的生产不足，而不是生产的过剩。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相对过剩才成为一种经常的规律性现象，才表现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及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总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一种自然和理想的经济组织形式，因而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是偶然性的昙花一现，随着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危机的认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第二，资本主义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简单地说，就是资本家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无止境的追求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因而，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严重，全社会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再加上没有政府的干预，这就客观导致了生产出来的产品“相对过剩”，资本家的私人劳动不能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性或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金融资本高度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的特点，这种危机突出表现为虚拟经济远远脱离实体经济。大量剩余资本因实体经济衰落，制造业利润的下降，如脱缰野马般涌入金融部门。以美国为例，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金融资产流量相对GDP的比例在1952～1979年平均为0.257倍，而1980～2007年迅速增加到0.418倍。非金融公司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在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接近90%，20世纪70年代金融部门所获得的利润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5，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就达到了70%左右。金融化不断膨胀的结果必然导致资产泡沫的破裂，导致金融危机，进而引起和加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二、经济危机的影响

当代全球社会出现了各种经济乱象，如果我们回头看20世纪，或许对我们当下有所启示。20世纪是个不安全的世纪，20世纪的上半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20世纪的下半叶世界由热战转变成了冷战，而冷战中也发生了局部战争和区域冲突。这是为什么？我们从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中可以看出，西方先后两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西方各国纷纷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资本主义内生性的经济危机也随着而来，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如果不能够在本国化解，那么想要缓解危机就要从本国转移出去，帝国主义选择以战争的方式转移国内危机，因此就挑起了世界大战，掀起了瓜分世界市场的狂潮。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这些客观上都是因为自由市场不能挽救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中大规模的失业，导致失业工人和破产的中小资本家把火撒在黑人头上，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各种暴力充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有些国家选择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道路，比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自己称这是新国家主义，而美国的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罗斯福社会主义，不管什么主义他采取的都是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手段，因为私人企业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永远都会是顺应经济周期的发展，而国家干预是要用行政手段作为经济的逆周期调整，因此美国在罗斯福新政后，经济危机平稳的着陆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崛起，形成了冷战格局。冷战格局的形成，实质上也是美苏两个国家在世界上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市场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冷战还是热战，战争的背后都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每次危机都使生产倒退几年甚至几十年，为世界带来莫大的灾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不再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噩梦，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转嫁危机与反转嫁危机的矛盾；加剧了国家相互之间的争夺商品市场和输出危机的矛盾。总之，经济危机加剧了世界的各种矛盾，它是世界动乱的重要经济根源之一。

三、经济危机促进新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的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成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任何国家都不会是经济危机的“守夜者”和“局外人”，经济危机导致的后果是经济衰退，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都要对上层建筑做调整，这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的外部条件。

自2008年美国引起的次贷危机后，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发生了金融危机，直至今日，全球经济仍然没有走出低迷，通货膨胀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展，由此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经济全球化开始流行起来，自由贸易秩序受到了挑战，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更加助长了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在面对经济危机的挑战，提出了拥抱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互利共赢的主张，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在面对国际社会深刻变革和经济危机的国际环境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生态文明”的伟大战略，这些倡议和战略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政治经济学。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从国际背景看，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深层次调整之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世界经济格局面临着复杂的局势，西欧北美缓慢复苏，发展中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发展缓慢。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突破，将对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地理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影响国际格局和力量的对比，全球正处于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中，区域之间、国家之间联系愈加紧密，大国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围绕地缘政治、经贸秩序、国际规则制定等展开激烈角逐。而中国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中国因素也越来越重要。

从国内背景看，中国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的外需下降，而我国又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这从客观上导致了我们的生产出来的产品大量产品滞留，与此同时，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应当保持在85%以上才能算是健康的企业。而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11年中国全部产业的产能利用率甚至达不到65%，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客观地说，这些因素影响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改革开放至今，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为了解决民营企业的困境，为了解决国内产能过剩的危机，立足国内和国际的新局势，在遵循互利共赢的原则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着力打造经济共同体、贸易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力图与参与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一带一路”不仅是单纯的区域规划，也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布局，更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体现，它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内涵，是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践而产生的新理论。

（二）“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

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并没有人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由产能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办公厂、开拓市场、开发自然资源。过度的资源消耗、严重的环境污染，日益威胁着环境和生态的平衡，破坏着社会再生产的正常条件。基于这一点的考虑，资本主义国家将重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其中就包括中国。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接收了大量污染严重的工业产业，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成了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全的工业门类，工业总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这些都是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目前中国也是世界第一污染大国，我们向世界碳排放的贡献度最大，我们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也是世界最大。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们产能过剩的问题依然很严峻，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提出为解决中国发展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我国是一个工业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一直延续下来靠的就是生态的多样性和延续性，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问题，答案不应该从工业本身去寻找，而应该转向农业也就是乡土社会，中国的农村还保留着原生态的文明形式，环境污染没有那么严重，基础设施基本上已经全覆盖，这些因素为工人返乡，企业下乡提供了基本条件，因此，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农村经济和乡土社会的发展。

“生态文明”战略是植根于中国的国情，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践产生的伟大战略，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人與自然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不只是今天的发展理念，恩格斯早在两个世纪前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行自然规律。”深感于此，更能理解“生态文明”伟大战略的意义，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生态问题，就要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生态文明”和“一带一路”倡议运用于中国的发展实际，并对中国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两大倡议的提出和运用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同时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时代内涵。

参考文献： 

[1]王辉.“一带一路”全面优化我国发展战略环境[N].经济发展时报，2015（5）.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7）

一、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发展

1.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自己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确定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经济规律。他认为，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制定经济政策应该以经济规律为依据，确定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斯密的经济理论的特点有：首先，斯密的理论体系的核心是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只有通过国际贸易和自由竞争，各国之间的经济利益才能协调发展；其次，斯密的经济理论是立足于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各人都有谋求一己利益的本性。

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主要有：认为个人利益的总合等于社会的利益；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演绎法与抽象法；李嘉图认为使用价值虽然不能完全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建立了重要的地租理论；李嘉图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不必生产他们所需的一切产品，只需生产占优势的一些产品，然后通过国际商品交换，就能获得比较优势。

2.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主要代表人物有萨伊，马尔萨斯等人。萨伊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分配和消费等三个部分，认为一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运用于政治经济学，否认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历史性的科学性质，并提出劳动—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的三位一体公式。马尔萨斯提出了庸俗的人口理论。他认为，人口增长要无限的大于土地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他主张用战争、疾病、灾荒、饥饿、贫困和瘟疫手段“积极的抑制人口”，他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对比决定的，认为利润是商品所售卖的价格超过它在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认为地租是“自然对人类的赠予”。

3.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主要代表人物有西斯蒙第和普鲁东。他们站在小私有者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赞扬农民经济和行会手工业经济，主张保存资本主义生产，改良分配办法，使生产者不再与生产资料分离，让社会各阶级都成为小私有者和直接订货人。他们企图以此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保存私有制，达到社会的普通平等和幸福。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19世纪中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也日益明显和尖锐。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主要表现在：第一，透过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实现了变革。第二，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原理，指出了商品价值的真正来源，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第三，发现了剩余价值，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指出地租，利息，利润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第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出各种经济范畴的历史性，科学的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必然性。

三、西方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

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东方成为革命批判的武器，同时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相继出现一些部门和经济学科的同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西方也得到了推进。

1.凯恩斯主义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凯恩斯主义以有效需求理论为核心，主要强调总量分析法的重要性，把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主张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全面干预经济的政策，来消除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失业和危机。由于凯恩斯主义迎合了资本主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需要，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强烈反响，并且得到了美国的汉森、哈里斯、萨缪尔森，英国的罗宾逊、哈罗德等人的传播与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一系列分歧，使得凯恩斯学派形成两大经济学流派：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

2.货币主义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8）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领导集体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经济建设的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尽管个别经济学家试图以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但从中央决策层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看，没有过丝毫的动摇。这一点，可以从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唯物史观方法论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寻找到最有力的依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从纵向来看，实际上就是对唯物史观方法论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一、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侧重于强调生产关系的调整

建国初期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城市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村实行农业合作化、建立人民公社，变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和农业个人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1949年到1952年，国家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存在。国家利用其补充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不足，供应部分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利用其维持和吸收职工就业；利用其利润增长，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部分转变为国家积累。同时，国家通过劳动保护、价格、税收政策，对原料、市场、货源的控制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企业利润分配等，把资本主义的剥削、无政府状况和投机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利用和限制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不能解决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生产无政府状态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资本家与工人阶级间的矛盾。始于1953年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就是要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至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的99％、私营商业的82，2％实现了公私合营，城市已基本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1953年春，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其目的是通过各种互助合作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上消灭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农业合作化经过了换工联合劳动的生产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三个阶段。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合作社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由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经济组织，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并取消自留地。

然而，私人或个人所有制向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转变的历史动因不是当时城市或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理念支配下，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观选择。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其首要动因不是源于增加粮食生产、发展农业生产的客观要求，而是为避免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及雇佣劳动、高利贷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辟。毛泽东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建国后，中国农业“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苏联式集体农庄”，在党内早已达成共识。土地改革使党更相信变革生产关系的巨大作用，以为公有化程度愈高就愈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农业合作化“提前”开展，在极短期内由初级社变为高级社乃至人民公社。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追求大而全的公有制，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的前头，会造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生产关系比生产力更先进”与“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一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仍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它导致亿万农民失去经营自主权和身份自由，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农业无法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国家不得不一再调整工业生产规模，降低基本建设投资，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1953年到1978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农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52年的57元增加到1978年的133.6元，平均每年增长不到3元”。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仍有2.5亿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前侧重于追求生产力发展

1978年，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方针，从而实现近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了我国的经济总量，为今后工业反哺农业、关注民生问题及解决分配领域的矛盾打下了物质基础。然而，如果单纯追求生产力增长，把gdp等同于生产力，把它作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是片面和短视的，是不可持续的，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诸如：

第一，分配不公。在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中，劳动力是最活跃的要素。劳动力运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从事生产劳动。以gdp数字和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目的的生产方式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率，把劳动力的经济利益限制在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需求上，直接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工阶层有限的购买力之间持续加剧的矛盾，导致买卖脱节由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导致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尤其是与生活必需品的再生产比例遭到破坏。资本积累、生产扩大和增长速度建立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上，生产无限扩大的冲动与劳动阶层有限的购买力相对立，经济增长最终依靠频繁爆发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得以为继。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相对于全社会消费需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劳动阶层购买力不足导致的相对过剩。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在我国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第二，低附加值。一国竞争力不只用经济总量的规模来评价，更要用经济结构的质量来评价。成品装配加工和低端产品制造业是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这一增长模式积累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首先，在产业利润分配中，知识产权开发和品牌销售创造较高的附加值，加工装配环节靠的是低成本和价格竞争。在技术和质量均质化条件下产品无差异，价格竞争的最后结果是没有利润。跨国公司转移到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低附加值的链条，生产利润实际上大部分被外国资本和拥有专利技术的跨国公司拿走。其次，中国以高投资形成的产出，在内需有限的背景下，只能通过大量出口予以消化，一旦国外需求大幅下滑，势必造成产能过剩。如果遇到国内生产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国际战略改变，工业生产更为脆弱，企业盈利可能大幅下降，导致大量生产线乃至企业关闭，失业增加，甚至经济衰退。

第三，高消耗。中国已成为全球加工制造大国，但却以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为使产品长期保持低成本优势，生产企业在环境治理、节约资源、安全保护、产品和技术研发等方面投入不足，只强调从自然禀赋中索取，而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忽略了人的经济活动是必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进行的。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已认识到片面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模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9）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领导集体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经济建设的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尽管个别经济学家试图以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但从中央决策层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看，没有过丝毫的动摇。这一点，可以从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唯物史观方法论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寻找到最有力的依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从纵向来看，实际上就是对唯物史观方法论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一、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侧重于强调生产关系的调整

建国初期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城市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村实行农业合作化、建立，变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和农业个人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1949年到1952年，国家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存在。国家利用其补充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不足，供应部分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利用其维持和吸收职工就业；利用其利润增长，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部分转变为国家积累。同时，国家通过劳动保护、价格、税收政策，对原料、市场、货源的控制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企业利润分配等，把资本主义的剥削、无政府状况和投机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利用和限制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不能解决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生产无政府状态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资本家与工人阶级间的矛盾。始于1953年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就是要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至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的99％、私营商业的82，2％实现了公私合营，城市已基本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1953年春，全国基本完成，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其目的是通过各种互助合作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上消灭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农业合作化经过了换工联合劳动的生产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三个阶段。是在高级农业合作社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由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经济组织，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并取消自留地。

然而，私人或个人所有制向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转变的历史动因不是当时城市或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理念支配下，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观选择。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其首要动因不是源于增加粮食生产、发展农业生产的客观要求，而是为避免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及雇佣劳动、高利贷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辟。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建国后，中国农业“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苏联式集体农庄”，在党内早已达成共识。使党更相信变革生产关系的巨大作用，以为公有化程度愈高就愈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农业合作化“提前”开展，在极短期内由初级社变为高级社乃至。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追求大而全的公有制，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的前头，会造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生产关系比生产力更先进”与“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一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仍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它导致亿万农民失去经营自和身份自由，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农业无法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国家不得不一再调整工业生产规模，降低基本建设投资，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1953年到1978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农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52年的57元增加到1978年的133.6元，平均每年增长不到3元”。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仍有2.5亿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前侧重于追求生产力发展

1978年，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方针，从而实现近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了我国的经济总量，为今后工业反哺农业、关注民生问题及解决分配领域的矛盾打下了物质基础。然而，如果单纯追求生产力增长，把gdp等同于生产力，把它作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是片面和短视的，是不可持续的，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诸如：

第一，分配不公。在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中，劳动力是最活跃的要素。劳动力运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从事生产劳动。以gdp数字和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目的的生产方式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率，把劳动力的经济利益限制在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需求上，直接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工阶层有限的购买力之间持续加剧的矛盾，导致买卖脱节由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导致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尤其是与生活必需品的再生产比例遭到破坏。资本积累、生产扩大和增长速度建立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上，生产无限扩大的冲动与劳动阶层有限的购买力相对立，经济增长最终依靠频繁爆发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得以为继。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相对于全社会消费需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劳动阶层购买力不足导致的相对过剩。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在我国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第二，低附加值。一国竞争力不只用经济总量的规模来评价，更要用经济结构的质量来评价。成品装配加工和低端产品制造业是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这一增长模式积累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首先，在产业利润分配中，知识产权开发和品牌销售创造较高的附加值，加工装配环节靠的是低成本和价格竞争。在技术和质量均质化条件下产品无差异，价格竞争的最后结果是没有利润。跨国公司转移到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低附加值的链条，生产利润实际上大部分被外国资本和拥有专利技术的跨国公司拿走。其次，中国以高投资形成的产出，在内需有限的背景下，只能通过大量出口予以消化，一旦国外需求大幅下滑，势必造成产能过剩。如果遇到国内生产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国际战略改变，工业生产更为脆弱，企业盈利可能大幅下降，导致大量生产线乃至企业关闭，失业增加，甚至经济衰退。

第三，高消耗。中国已成为全球加工制造大国，但却以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为使产品长期保持低成本优势，生产企业在环境治理、节约资源、安全保护、产品和技术研发等方面投入不足，只强调从自然禀赋中索取，而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忽略了人的经济活动是必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进行的。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已认识到片面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模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10）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领导集体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经济建设的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尽管个别经济学家试图以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但从中央决策层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看，没有过丝毫的动摇。这一点，可以从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唯物史观方法论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寻找到最有力的依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从纵向来看，实际上就是对唯物史观方法论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一、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侧重于强调生产关系的调整

建国初期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城市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村实行农业合作化、建立，变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和农业个人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1949年到1952年，国家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存在。国家利用其补充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不足，供应部分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利用其维持和吸收职工就业；利用其利润增长，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部分转变为国家积累。同时，国家通过劳动保护、价格、税收政策，对原料、市场、货源的控制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企业利润分配等，把资本主义的剥削、无政府状况和投机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利用和限制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不能解决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生产无政府状态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资本家与工人阶级间的矛盾。始于1953年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就是要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至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的99％、私营商业的82，2％实现了公私合营，城市已基本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1953年春，全国基本完成，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其目的是通过各种互助合作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上消灭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农业合作化经过了换工联合劳动的生产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三个阶段。是在高级农业合作社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由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经济组织，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并取消自留地。

然而，私人或个人所有制向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转变的历史动因不是当时城市或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理念支配下，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观选择。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其首要动因不是源于增加粮食生产、发展农业生产的客观要求，而是为避免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及雇佣劳动、高利贷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辟。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建国后，中国农业“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苏联式集体农庄”，在党内早已达成共识。使党更相信变革生产关系的巨大作用，以为公有化程度愈高就愈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农业合作化“提前”开展，在极短期内由初级社变为高级社乃至。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追求大而全的公有制，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的前头，会造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生产关系比生产力更先进”与“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一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仍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它导致亿万农民失去经营自和身份自由，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农业无法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国家不得不一再调整工业生产规模，降低基本建设投资，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1953年到1978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农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52年的57元增加到1978年的133.6元，平均每年增长不到3元”。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仍有2.5亿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前侧重于追求生产力发展

1978年，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方针，从而实现近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了我国的经济总量，为今后工业反哺农业、关注民生问题及解决分配领域的矛盾打下了物质基础。然而，如果单纯追求生产力增长，把GDP等同于生产力，把它作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是片面和短视的，是不可持续的，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诸如：

第一，分配不公。在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中，劳动力是最活跃的要素。劳动力运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从事生产劳动。以GDP数字和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目的的生产方式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率，把劳动力的经济利益限制在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需求上，直接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工阶层有限的购买力之间持续加剧的矛盾，导致买卖脱节由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导致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尤其是与生活必需品的再生产比例遭到破坏。资本积累、生产扩大和增长速度建立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上，生产无限扩大的冲动与劳动阶层有限的购买力相对立，经济增长最终依靠频繁爆发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得以为继。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相对于全社会消费需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劳动阶层购买力不足导致的相对过剩。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在我国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第二，低附加值。一国竞争力不只用经济总量的规模来评价，更要用经济结构的质量来评价。成品装配加工和低端产品制造业是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这一增长模式积累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首先，在产业利润分配中，知识产权开发和品牌销售创造较高的附加值，加工装配环节靠的是低成本和价格竞争。在技术和质量均质化条件下产品无差异，价格竞争的最后结果是没有利润。跨国公司转移到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低附加值的链条，生产利润实际上大部分被外国资本和拥有专利技术的跨国公司拿走。其次，中国以高投资形成的产出，在内需有限的背景下，只能通过大量出口予以消化，一旦国外需求大幅下滑，势必造成产能过剩。如果遇到国内生产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国际战略改变，工业生产更为脆弱，企业盈利可能大幅下降，导致大量生产线乃至企业关闭，失业增加，甚至经济衰退。第三，高消耗。中国已成为全球加工制造大国，但却以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为使产品长期保持低成本优势，生产企业在环境治理、节约资源、安全保护、产品和技术研发等方面投入不足，只强调从自然禀赋中索取，而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忽略了人的经济活动是必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进行的。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已认识到片面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模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11）

1.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政治和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古希腊的色诺芬最早在他的着作《经济论》中提出了“家庭经济管理”一词,“政治经济学”一词在17世纪初也应运而生。政治经济学自从17世纪中叶以后得到了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手工工业生产的时代背景。产生了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主张自由竞争,政府不干预经济。此时,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一门专门研究政治现象和经济规律的独立学科。当西方资本主义从手工业向大规模工业过渡时,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缓解这种威胁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产生了庸俗经济学理论,并逐步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在19世纪上半叶,极力地抨击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站在小私有制的角度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病,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任何的社会发展都是伴随着生产过程,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生产关系伴随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社会生产关系包括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3.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提出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生产力应该适应生产关系。马克思主张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中研究生产关系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唯物辩证法有三大规律五大范畴,主要有矛盾对立统一规律、量变与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等具体内容。主要可以抽象出矛盾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等研究方法。

二、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与思路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攻坚时期。西方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特色体制的入侵,我们要坚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其基本原则是结合我国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原理为创新指导,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坚持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创新的基本思路应该以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创新为主,结合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两种手段,加强政治经济学向着国际化、应用化、数理化方向纵深发展。

三、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