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发表云网!为您提供杂志订阅、期刊投稿咨询服务!

经济发展的红线大全11篇

时间:2024-04-02 15:57:42

经济发展的红线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1)

在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做好耕地保护工作是重心,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好土地的生态功能,为人类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如何做好土地生态功能的保护,其中生态红线划定是关键,加强生态用地保护,提升我国土地资源环境承载力,完善我国现有土地利用分类,并对天然林、湿地以及草场等做好开发工作。严格划定生态红线,保护永久基本农田,节约集约用地,缓解我国现有的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一、土地资源与环境、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一)土地资源与环境的关系

站在整个空间结构来分析,土地是综合了地球中自然环境、社会历史以及社会经济,自然环境主要指的是动植物、水文、气候、地貌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对人类的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更对我国进行土地规划有了限制。土地是整个环境的自然产物,甚至在人类还没有出现前,土地资源就已经存在了,土地资源本身就是环境资源的一种。在生态的角度上,土地是由土壤、水文、岩石以及地貌等共同构成的一个系统。土地的生态性质也是其自身和环境共同展出出来的特质,环境作为土地利用的一项关键因素,也就意味着土地资源与生态保护之间密不可分。

(二)土地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1、土地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土地利用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行为,把土地作为一种应用对象,利用土地自身独有的特质,满足人类的需求,为人类提供经济活动的可能。这一过程也是人类与土地进行物质、价值、信息相互交换的过程。土地利用的途径一般是进行广度的扩展和深层的挖掘,通过这两种途径能够更好的满足人类对环境资源的需求。土地利用过程中会涉及到对生态环境的利用,由于其强度和方式的不同,给予生态环境的改变也会有所不同,人类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势必会影响土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给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2、土地利用决定环境的质量。土地资源与环境之间具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人类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势必会增加土地资源环境承载力,会涉及到环境的影响,例如,地球上的耕地并现有的城市建筑所取代,给土地的利用性质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让土地的功能日渐复杂化,加剧了土地资源环境承载力,影响了整个环境的质量。

二、进行土地资源生态红线划定的必要性

土地资源生态红线的划定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土地除了拥有土壤、气候、水文、地貌以及生物等自然要素外,更是与人类日常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是人类居住、栖息的基础和重要保障。在当前社会中,土地资源已经不仅仅是简单自然的经济综合体了,而是转变成为了拥有巨额价值的社会资产。我国土地资源表现出了极大的财富价值,进行土地开发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冲动,但是由于我国部分地区对于土地资源缺乏合理有效的利用,造成土地的过度开发、无序开采,使得我国土地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土地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

土地是自然给予人类的资产,土地资源不仅仅属于现在的我们,更属于后代,想要实现土地资源的长期持续发展,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余量的土地资源,就必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生态红线的划定,并不是意味着生态红线区域内受保护的土地资源不能够为其所在地的居民提供经济价值。而是说一个区域独有的土地利用格局,更好的展示出了该区域生态系统自身独有的生物和物理属性。整个区域社会经济格局也在充分展示着这一区域本身的生态系统自身的结构特点。尽管说生态红线的划定作为一种生态红利,会让当地的居民失去部分发展机会,但是也让其利用绿色产业赢得了更好的发展机会。重要的是实现了我国生态保护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共赢。利用生态红线的划定为我国构建了一个可续有序的生活、生产及生态空间布局,更为我国生态系统以及生态环境脆弱区制定出了该区域合理的管理策略,并对土地资源的开发进行明确的限制,推动了今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动了我国整个经济的长期稳步前进。

三、土地资源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

针对当前我国土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现状,进行生态红线划定是对土地资源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进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是,需要对现有土地资源的状况进行基础综合的调查,并全面考虑现在以及未来人类对土地资源开发的需求,在针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要求,制定出更为严格的程序并进行科学的管理。

在对我国现有土地资源进行生态红线划定时,要坚持好三项原则,首先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生态环境的安全在多种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国土安全和人身财产,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是影响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在进行土地资源生态红线划定时,需要全方位的考虑我国现有生态系统的健康,对于那些需要严格保护的土地资源必须纳入到生态保护红线的范围内。

其次就是要突出生态红线的强制性。一旦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进行必须严格执行,对红线范围内的土地进行其开发的限制,土地自身具有的资本潜力和投资价值,吸引着人类进行土地资源的开发,加重了土地资源自身环境承载力。所以必须严格按照现有的程度进行生态红线的划定,并给予生态红线较强的法律效力,让所以想要进行保护土地资源开发者都望而却步。

最后就是要兼顾生态系统的社会性。自然生态系统是一种自然资源也是一种社会财产,进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对人类社会系统势必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需要我们结合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和社会经济功能,做到既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同时也满足人类的需求。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同步。

四、结束语

十报告中提出,要讲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整个社会建设的重心,将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相融合,确保环境保护制度。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两者本身一个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土地资源生态红线划定尤为必要。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2)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0-0020-06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的生活健康,这已经成为大家的一种共识。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显示中国大约有22%的疾病与环境相关,大气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与健康损失占GDP的7%左右。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对社会生态环境治理的认知逐渐转变。人类逐渐意识到不能一味地向自然索取,需要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生态保护红线就是底线,是继我国提出耕地红线后,第二次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红线”。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制定的《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中显示我国是世界上生态脆弱区分布面积最大国家之一,约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每年自然灾害给8大生态脆弱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2 000多亿元,生态环境问题在生态脆弱区比较突出。而生态脆弱区环境恶化对我国区域生态管理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解决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进行生态环境管理机制创新,首次提出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环境治理国策。生态保护红线在广东等一些省市的实际运用都取得较好成效。因此,探讨生态脆弱区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研究,寻找实现机制,对解决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问题,实现中国梦、建设美丽中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共荣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生态保护红线渊源与内涵

(一)生态保护红线的渊源

国外最初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的研究是从生态风险开始的,由于20世纪70年代所倡导的“零风险”环境管理政策逐渐暴露出弱点,学界不得不重新思考新的环境策略,“风险管理”观点逐渐被引入环境管理政策中,形成一种全新的环境策略。全球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关乎人类生存安全的生态问题频频出现,生态安全研究呼之欲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会在1987年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随后Myers[1](1989)、Mathews[2](1989)等学者拓展生态安全的范畴。1991年8月,美国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围之内,随后联合国、英国、北约、德国等国家和组织先后发表同类报告,这标志生态安全正式进入公共政策领域。国外没有专门研究生态保护红线的文献,但从生态安全最低评价标准、自然生态保护、生态保护协议等方面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的影子。例如,1997年美国农业部提出保护性缓冲带,这与生态保护红线有类似功效。国内研究基本是遵循国外研究脉络,我国对生态安全研究最初是从自然科学视角展开的,之后呈现多元化研究状态,其中涉及到国家安全、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研究(曲格平[3],2002;王如松、欧阳志云[4],2007;逯元堂、吴舜泽、王金南等[5],2006)。随着社会发展,生态安全难以满足现行环境管理的发展要求,生态保护红线随之提出。高吉喜教授首先在学界倡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2005年广东颁布《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纲要》正式应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三线调控区,随后深圳市、陕西省、国家海洋局等部门也相继提出应用方案,取得较好成效。2011年国务院首次以规范性文件形式提出生态保护红线概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再次提出生态保护红线。饶胜等[6](2012)系统阐述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内涵、特征以及划分类型等。王灿发、汪钦辉[7](2014)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我国在环境保护上的制度创新,已经进入国家政策层面,在2014年4月的《环境保护法》修改中进入法律层面,形成法律制度。此外,部分学者从不同方面对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方法进行研究(顾仲阳[8],2013;高吉喜[9],2013;王金南等[10],2013),2014年环保部印发《国家生态保护红线技术指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定义、类型及特征、技术流程与方法等进行研究,标志着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研究的兴起。

(二)生态保护红线的内涵

生态保护红线在我国研究较晚,而在国外英文文献中还未有该说法,主要是以生态功能基准线、生态警械线等概念交叉运用。这说明生态保护红线概念尚未统一,较为零乱。纵观现有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生态安全与生态风险视角。曹明德(2014)认为生态保护红线是为了保障国家生态系统安全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并制定出的最低限度的综合生态风险标准体系[11]。

第二种观点是国土边界线视角。王金南等(2014)认为生态保护红线就是维护国家或者地区生态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依据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连贯性的保护性需求,而划定要保护的区域[12];江苏省在2013年《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中定义生态保护红线是对维护国家与区域生态安全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需要严加管制与维护的国土空间边界线。

第三种观点是最小空间区域与数量限值视角。环保部(2014)颁发的《全国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指南》(简称《指南》)定义,生态保护红线即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具有关键作用,在提升生态功能、改善环境质量、促进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必须严格保护的最小空间范围与最高或最低数量限值;郑华、欧阳志云(2014)认为生态保护红线是对维护国家与区域的生态安全,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提升生态功能、保障生态产品与服务持续性供给,而需要实施严格保护的最小空间范围[13]。

上述的第一、二种观点主要是从生态层面设置生态保护红线的内容,而第三种观点则主要从生态与经济层面来阐述生态保护红线的内涵。生态保护红线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维护生态安全的“生命线”、维护公众健康的“保障线”、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警戒线”,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统一。笔者认为:生态保护红线是提升国家与区域生态资本存量,维护生态安全,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功能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统一而需实施保护的最小空间区域与国土边界线。

二、生态保护红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分析

生态文明主要是依据中国国情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2007年正式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2012年党的“十”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突出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继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在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改革,强化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其改革的重点内容。

(一)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的根本与保障

生态保护红线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之后,又一上升国家安全战略上的“红线”,体现出我国复杂生态环境管理形势下管理体制变革的结果。生态保护红线是维持最低生态资本存量,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障民众健康,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小生态用地与环境空间的底线。我国目前生态赤字大、生态风险较高、生态环境问题较为凸显,生态脆弱区面积持续增大,已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只有规划好生态保护红线,加大保护力度,才能尽快扭转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趋势,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生态条件。实现生态保护红线的思想观念转变,关键在于超越传统生态观,正确认识生态环境管理复杂形势,以国际化战略眼光看待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文明目的就是要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更为舒适、更为幸福,这需要人们积极参与到生态保护红线的实施中来才能实现。为此,要在全社会中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的意识,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逐渐提高民众的生态文明意识。因此,只有通过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与实施来不断提升生态资本存量,降低生态风险水平,提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促进生态文明建设顺利实现。从这种观点而言,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与保障。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保护红线的实施前提与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是国家治理变革的新发展,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理论的补充与提升,同时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保障。生态文明是在人类持续改造物质世界的同时,还要积极处理改造生态环境中的一些不良现象,优化人与自然关系,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机制,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全新的变革,涉及构建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与消费理念,以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以及自然规律为前提来引导人们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文明建设引导生态保护环境的全方位变革,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明确提出加强改革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后,社会变革趋势愈加明显。顺应生态文明建设而引起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政府责任考核方式以及生态环境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变革正是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实施的基础。生态文明建设为生态保护红线的实施厘清人与自然、政府与市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扫清了政策障碍因素。生态保护红线是要维持生态资本存量持续稳定,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的统一,需要稳定社会舆论支持与法律、政策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为生态保护红线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因此,可以说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与基础。

三、生态脆弱区的环境建设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一)生态脆弱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必要性

生态脆弱区又称为生态交错区,是从一种生态景观向另外一种生态景观进行过渡的界面区域。我国是世界上生态脆弱区面积最大、脆弱性最强、脆弱类型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统计显示,大约有60%以上的国土面积为生态脆弱区。我国生态脆弱区大多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比较明显、经济落后、贫困人员较多,与此同时,环境监管最为薄弱。生态脆弱区面临草地退化严重,土地沙漠化面积较大,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每年生态脆弱区由于各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2 000多亿元。大多数生态脆弱区气候较为干旱,水资源普遍短缺,生物多样性逐渐减少,资源环境矛盾比较突出。尽管我国在不断加强生态脆弱区的生态保护力度,提高生态建设投资金额,但是生态环境压力仍然突出,这些与当地民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淡薄、消费观念陈旧、生产方式落后离不开的。因此,加强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实施,提升生态环境监管执行水平,改善生态脆弱区民生,促进生态脆弱区经济持续发展,有利于维持生态环境的稳步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二)生态保护红线的实践经验

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资源约束压力加大、生态保护区域重叠且保护不力、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未能协同发展催生生态保护红线的社会实践步伐。2011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要在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以及海洋生态敏感区域等建立生态保护红线。为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的顺利实施,国家保护局自2012年起着手《全国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指南》的编写,于2014年2月正式颁发。国家海洋局2012年印发《关于建立渤海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将渤海海洋保护区、重要滨海湿地、重要河口、特殊保护海岛和沙源保护海域、重要砂质岸线、自然景观与文化历史遗迹、重要旅游区和重要渔业海域等区域划定为海洋生态红线区,并进一步细分为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依据生态特点和管理需求,分区分类制定红线管控措施。[14] 2013年7月国家林业局为落实“十”精神,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定《国家林业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其中列出生态保护红线行动的重要内容,划定了林地和森林、湿地、荒漠植被以及物种4条基本生态保护红线,设定最低保护面积数量,禁止各类自然保护区进行开发。

生态保护红线的实践除了在一些部委得到实现,同时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开展区域实践活动。2005年2月广东省首先在《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纲要》中提出生态红线问题,以三大战略为依托,逐渐形成稳定的生态环境安全局面,逐步完善循环经济体系,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2013年6月江苏省公布《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其中明确了生态红线区域要达到全省总面积的20%以上,通过实施有效的区域划分以及分类分级管理方式来保障重要生态功能区与主要物种不受到损害,进而提升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15]陕西省在2014年4月划定森林、湿地、物种三大生态红线,规定全省森林覆盖面率不低于45%、湿地面积不少于460万亩、自然保护区面积不低于国土面积的5%,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工程,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的责任考核机制。

四、生态脆弱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设的困境

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与实施能提升生态脆弱区域生态安全与生态风险管控能力,增进生态资本存量,提高民众生态健康水平,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实施得到长足发展,但也面临挑战。

(一)思想认识不统一

党中央政府高度关注生态环境建设,从2011年中央正式规范性文件中首次提出生态红线概念,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全面提出生态保护红线建设,并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充分体现高层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生态保护红线得到中央各部委的高度重视,环保局、林业局、海洋局、国土资源部相继开展各部门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其中环保部编制完成《全国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并在2014年初步完成省级层面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历史经验显示,我国目前各类生态保护区面积并不比西方国家的要少,有些甚至还要多,但是却没有得到严格保护,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究其原委,在于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思想认识较低,生态绩效考核缺位,中央与地方经济博弈明显,致使生态保护红线在基层实施举步维艰。

(二)缺乏统一协调机制

生态保护红线不仅是一个生态环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管理协调问题。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容易与不同部门以及现有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之间产生冲突。第一,部委协调不统一。自提出生态保护红线以来,国家环保局、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国土资源部等部委相继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由于缺乏统一管理,造成边界责任不清晰,各自为政,相互冲突,以致后期出现多头监管等问题。第二,政策制度不融合。我国生态环境政策制度较多,有自然保护区、主体生态功能区、部级风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等。各类保护区的总体面积都很大,存在与生态保护红线多重交叉空间问题,政策相互抵触,从而容易使得生态环境保护效率低下。第三,区域协调不顺畅。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区与非划定区、划定区内各区域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如何协调各博弈主体,这需要统一协调机制与制度安排。

(三)缺乏统一监管机制

当前,我国生态管理职能部门的划分还是以环境要素为主要依据,形成水利、环保、林业、海洋、国土资源、农业、畜牧业等多部门管理的局面,生态环境管理的整体性与自然生态服务保护的系统性被人为分割,难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作为生态保护红线的主要实施部门―环保部门并非中央垂直管理单位,而是分级隶属各级人民政府,造成上级环保部门对下级环保部门无约束作用,这容易使得地方政府为了一时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忽略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地方各级环保部门往往会受到地方政府限制而无法有效监督,使得生态保护红线逐渐失去原有功能与作用。

五、生态脆弱区生态保护红线的制度创新路径

生态保护红线是维持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最低保护线。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与实施需要相关政策与制度来保驾护航,建立长效机制,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热情,才能使得生态保护红线真正“落地生根”。

(一)生态保护红线差异化管理与监控机制

我国生态脆弱区面积较大,由于地理位置与区域影响,各生态脆弱区存在功能差异性,与此同时,生态安全时常变动,这需要实施差异化管理与动态监控管理,以便生态保护红线的顺利实施。

第一,生态保护红线的差异化管理制度。由于区域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存在差异性,因而就需要开展差异性管制措施。依据生态脆弱区内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区的差异性,制定与之相匹配的管制标准,实行差异化管理。例如江苏省在《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中提出一级与二级管控区,例如一级禁止开发,二级无损开发,实施严格的差异化管理措施。

第二,生态保护红线的动态监测制度。要及时了解与掌控我国生态脆弱区生态安全变化情况,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就需要建立一个动态管理平台。各部委所开展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需要及时更新,便于及时实行有效管理。建立生态风险变化的监测机制,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区的生态安全管理调整提供决策依据。[16]

(二)生态保护红线民众参与机制

生态脆弱区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与实施并非政府与少数人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献计献策,共同完成。公众作为生态保护红线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应有对应的机制,引导民众积极参与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与保护工作,需要设置全方位的公众参与机制。要针对在生态保护红线与生态脆弱区内的开发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节的公众参与机制建设。与此同时,为了提升生态脆弱区民众参与环境保护评价的能力,增强环境保护认识力度,就需要政府部门强化对公众环境保护、生态风险以及生态安全等方面的知识宣传工作,提升民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形成全方位的生态保护红线存在感,参与到生态脆弱区内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与保护,提高民众监管生态保护红线的实施能力,正确认识到生态脆弱区生态保护红线的功效。

(三)生态保护红线越线责任追究机制

生态脆弱区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就是“高压线”,不能越雷池一步,这需要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政策内涵,构建生态保护红线损害终身追究制度,进一步在法律上明晰各利益相关主体的责任与义务,对于违反义务而造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区域内环境损害行为追究应有责任。尤其是那些盲目决策而造成重要损失的责任人要追究终身责任。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生态脆弱区内生态保护红线违反者的处罚力度,让违背者付出沉重代价,使得生态保护线真正成为“高压线”。第一,对生态保护红线的越线者实施严格民事责任。超越生态保护红线所进行的各类生态损害,违背者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承担“停止侵害”与“恢复原状”的法律责任。第二,对生态保护红线的越线者实施行政处罚。增大越线侵权的行政处罚力度,严厉打击越线行为,赋予环境保护相关部门执法权,便于行政处罚得以更好落实。第三,对生态保护红线的越线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最后防线。开展环境刑事责任追究机制主要在于警示,预防避免出现大规模环境灾难。越线责任追究机制是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法律保障,选择合理法律责任关系生态保护红线实施与价值实现。

(四)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绩效考核机制

生态脆弱区生态保护红线在划定以后,各级政府就需要来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的各项工作,要将生态保护红线的落实程度纳入生态脆弱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以及评价体系中来,并要作为衡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标纳入考核与评价范围,以此来作为政府部门的生态绩效考核。需要建立差异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绩效考核制度,例如重要生态功能区与非重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区与非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区,要运用差别化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考核标准。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区的绩效考核重点在于评价区域内环境承载力的提升、生态环境的改变、生态破坏的恢复、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提升等方面的绩效,增大生态环境保护投资、生态效益、生态损失等指标在体现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中的权重,使得这些指标成为生态脆弱区政府绩效考核的主要指标,结合绿色GDP考核评价体系来共同决定地方政府的生态绩效水平。

(五)生态保护红线的部门利益协调机制

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不是单一部门的事情,这往往涉及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从而就会导致各个部门为了自身利益而相互斗争,进而影响到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实施。不同主管部门具有不同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标准与准则,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利益关系也将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带来很大的压力。例如在生态脆弱区实施生态保护红线规划就必须要同国土部门的土地利用规划来进行相互结合,在试点中就出现过环保部门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而到了当地实地考察就马上发觉这个地区要进行开发利用了,与此同时,这块地还是法定的土地规划用地,已经得到有关政府的批准,生态保护红线用地就要变为经济开发用地,这里面存在的矛盾非常尖锐。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最终还是要由地方政府来进行管理,因此协调中央与地方、环保部门与地方之间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3)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是从一次次事故中得出的血的教训,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把这条红线深深刻画在头脑中,坚决落实到行动上,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的势头。

这条红线是一条生命线。坚守这条红线,就要敬畏生命,生命至上。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尊重生命,爱护生命,是最基本的社会伦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底线。坚守这条红线,就是尊重生命,尊重人民。天地之间,人的生命最宝贵,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人民的幸福,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坚持科学发展、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没有一点代价,但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我们要的是人民得实惠的发展,不要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发展;我们要的是人民更幸福的发展,不要损害健康损害生命的发展。

这条红线是一条高压线。坚守这条红线,就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再多的GDP,再大的政绩,也无法弥补事故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坚守这条红线,就要摆正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搞建设,谋发展,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对人民有利,人民生命安全有没有保障。发展为了人民,发展必须安全,不能以任何借口放松安全生产。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健康发展,事关社会稳定,事关党和政府形象。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这条红线是一条责任线。坚守这条红线,就要高度负责,严防死守。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党和政府的责任。责重山岳。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状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防范重特大事故的发生。防患于未然,在预防上下更大功夫。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将安全防线建立在企业基层一线。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第一线,到事故多发地、易发地,彻查隐患,及时处理。要针对发现的问题,完善安全生产措施,严格监督考核,加强安全监管。只有思想认识上坚定到位、制度保证上严密周全、技术支撑上科学先进、监督检查上严格细致,才能将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我们要时刻绷紧这条红线,松不得,碰不得。各地区、各部门要将安全生产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去把握,把安全生产与科学发展相结合,与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相结合,与落实为民务实的要求相结合,树立发展经济是政绩、安全生产也是政绩的理念,同心协力,转变作风,狠抓落实,推动我国安全生产状况实现明显好转。﹙转载自2013年6月15日《人民日报》)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4)

“三千年历史看西安,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翻开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既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城市。也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作为与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并列的中国革命五大圣地之一。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积极发展上海的红色旅游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培育上海城市精神、推动上海经济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上海发展红色旅游的优势

1 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一部英勇壮烈的革命斗争史留给上海众多珍贵红色历史遗址、遗迹。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有近60处红色旅游景点。其中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龙华烈士陵园、宋庆龄陵园等景点都属于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按照《2005―2010年上海市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的划定:

红色纪念馆10个――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四大会址纪念馆、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周公馆)等。

名人故居7个――旧居、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故居、宋庆龄故居、鲁迅纪念馆、韬奋纪念馆、李白烈士故居。

烈士陵园14个――龙华烈士陵园、宋庆龄陵园、高桥烈士陵园、川沙烈士陵园、闵行烈士陵园、宝山烈士陵园、嘉定区革命烈士陵园、松江区烈士陵园等。

革命遗址遗迹9个――五卅惨案烈士流血处、三山会馆、地下少先队群雕、迎接上海解放纪念群雕、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旧址、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纪念碑等。

另外,还有鲁迅墓、太平天国烈士墓及广场、海军上海博览馆、上海历史博物馆、“好八连”展览馆、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塔、上海百年风云大型花岗石等一系列的红色旅游景点。

2 便捷、通达的交通网络。目前,上海已构建出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和立体化交通网络,在全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也为上海的红色旅游产业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

航空交通方面:上海拥有虹桥机场(国内航线和国际定点航线)和浦东国际机场(国内和国际航线)共2座机场,是全国唯一拥有2个国际机场的城市。

铁路交通方面:沪宁、沪杭线通往全国各地,市区内现有上海站、上海南站2个客运站。2007年起新增多条和谐号动车组列车往返于北京、南京、无锡、苏州、杭州、温州、南昌等地,高时速的列车真正拉近城市距离,带动上海旅游产业的发展。

公路交通方面:312、318和320条国道从上海始发走向西部。204国道通过上海串起中国南北海岸线上的颗颗明珠。沪宁、沪杭、沪嘉浏、沪青平4条高速公路连接邻省各主要城市。

3 重要的国际地位,雄厚的经济实力。上海是中国大陆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第三产业在上海的经济占了极高比重,其中最主要的产业包括金融业、房地产业、保险业以及运输业等。在这个土地面积仅占全国0.06%、人口占全国1%的城市里,完成的财政收入占全国的八分之一。上海已经成为全中国纳税率最高的城市,上海历来上交的税款达中国国内总税款的一半。今日的上海,是中国重要的科技、贸易、金融和信息中心,已确立了国际化大都市、全球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的地位。专家预测上海会成为未来的全球城市,国际主流媒体更将上海形容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典范”。上海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加强红色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4 优越的旅游产业发展基础。上海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城市,除了较为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上海还拥有丰富的都市、古色和民俗旅游资源。发挥都市地区红色旅游开发的特点,将各种旅游资源充分整合起来,能够极大推动上海红色旅游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相继建成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功能性建筑,例如浦西的新天地、浦东的东方明珠、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世博园区等。成为上海的旅游新景观。上海人仍保留着许多传统习俗,既喜庆祥和又繁琐排场,在这个现代化大都市里,地方性民俗节日为现代生活节奏频添了不少传统的喜庆,也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游客参与。目前,上海旅游企业发展规模庞大,据2005年统计,上海各类星级宾馆酒店有457家,其中5星级宾馆20家,四星级27家,三星级118家。至于民营私企酒店餐厅更是星罗棋布达2600多家,旅行社500多家。预计到2010年,上海饭店规模将扩大近一倍,床位总数将有望增加至40万张。

二、上海红色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深度不够。部分红色旅游景点处于守业、维护状态,旅游产品开发比较粗浅,生动性、体验性和参与性不足,未注重革命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陈列内容简单陈旧。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无法对参观者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同时,“行、游、住、食、购、娱”的配套服务体系还没完全成形。一些景点接待设施不完善,缺少足够的停车场所和直达的交通线路,对大规模团队游客缺乏接待能力。

2 各种旅游资源整合力度不够。上海各红色旅游景点分属各地区、系统管辖。由于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和推进部门,造成景点各自为政,缺乏联动。同时,没有将红色旅游资源与丰富的都市、古色和民俗旅游资源整合,形成特色的旅游线路。

3 红色旅游相对都市旅游发展滞后。谈到上海的旅游。游客往往首先锁定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历史文化悠久的海派建筑及琳琅满目的商品等,都市旅游成为上海旅游的主打产品。而红色旅游的热度不及都市旅游,其功能局限在爱国主义教育上,往往是单位、团体和学校开展思想教育活动场所,只有为数不多的游客会首选前往参观游览。

三、上海发展红色旅游的对策

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充分利用、合理开发红色旅游资源,把这些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以旅游产业带动和促进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本文针对上海红色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

1 充分整合各种旅游资源,深度开发红色景点。上海凭借其国际化大都市的特有地位和优势,在对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上,要走高精路线,整合一切优质资源,围绕“红色之源”的主题,加强红色旅游景点及相关基础和配套设施建设,对上海市内红色旅游经典景点和重点产品进行整体开发、设计和包装,应用高科技手段,丰富展示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动静结合地展示红色文物和革命旧址蕴涵的革命精神和历史文化,增加生动性、直观性、娱乐性和可感知性,达到寓教于乐、寓教于现代休闲旅游之中,

打造精品旅游项目,以塑造上海红色旅游的整体形象。相对革命老区而言,都市地区的红色旅游开发拥有其自身特点,例如,中共一大会址、左联纪念馆和龙华烈士陵园都处在闹市中心。对这类景点开发要充分利用其地理位置优势,与周边商业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形成一个以红色旅游项目为主题的旅游商业社区,让旅客在游、娱、餐、购活动中体味红色文化。此外,可以充分整合上海异质旅游资源。按红色旅游和都市旅游相结合的设计思路,将沉甸甸的历史和现代化进程有机结合,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果,使得游客能真正了解上海的历史文化底蕴,读懂上海的昨天、今天,共同展望上海明天。目前,上海培育形成了“开天辟地”旅游区、“英烈丰碑”旅游区、“文化先驱”旅游区、“伟人风范”旅游区、“走向未来”旅游区5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但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仍要以“深度开发,打造精品”为目标,做细做精上海红色旅游的开发和利用工作。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5)

一、引言

从1863年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伦敦地铁建成开始,地铁以运量大、速度快、安全便捷、准点舒适等突出优势,而深受世界各地城市居民的欢迎,成为全球公共交通发展的趋势。同时,地铁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城市经济实力、人们生活水平及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用地紧张已成为困扰城市发展问题的突出矛盾。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提升地铁对城市交通的分担率,将有效缓解交通压力,改善城市空气、噪音污染和用地紧张局面。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统计,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共有36座城市获准修建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累计19座城市建成投入运营城市轨道线路87条,运营里程达2539公里,其中地铁里程2074公里,占总里程的81.7%。当前,在中国大地兴起的地铁建设热潮集中体现了老百姓和各级领导对城市交通等问题的高度关注。

纵观世界地铁发展历史,地铁交通的建设在节约土地和能源、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城市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大力推进地铁交通系统的建设为我国城市化开辟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21世纪,中国将迎来地铁交通建设快速发展的“地铁经济时代”,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铁市场。本文针对地铁交通的建设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讨论。

二、“地铁红利”的概念

众所周知,地铁是地下铁道的简称,它是一种独立的有轨交通系统。作为一种快捷安全、风雨无阻的公益通工具,地铁不仅能大幅缩短两地之间的时空距离,还会改变城市的商业布局,促进沿线地区地产、物业的发展,所到之处形成“地铁经济带”,为提高城市化率创造条件,从而有力带动周边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因地铁交通的建设而产生的城市化福利被新闻媒体亲切地称之为“地铁红利”。地铁经济是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产生的一种经济形态,而“地铁红利”则反映为地铁经济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利好现象。

所谓地铁经济,就是依托地铁交通的建设发展,使其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地铁红利”,简单地说就是由地铁经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综合的部分。根据功能需求,地铁经济分为地铁内部经济、外部经济以及衍生经济。

地铁的内部经济是指由地铁建设的投入和产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该经济效益直接反映在地铁票务、地铁广告、商铺租金等收入构成的营业收入上,与地铁各部门息息相关。地铁的外部经济是指地铁对外部相关部门和区域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该经济效益往往表现为地铁沿线区域房地产升值、楼市火热等方面,因此它不一定反映在地铁部门。地铁的衍生经济是指与外部的相关部门和区域以某种方式合作,将外部经济的经济效益体现在地铁部门,使之成为地铁部门的衍生产品。简单地说,地铁经济就是通过特定方式使地铁的外部经济内部化,从而带来宏观的经济效应。

三、地铁建设给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地铁红利”

自1969年我国第一条地铁线路――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通车至今的40多年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已发展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

(一)交通“红利”:快捷便民的同时有效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以每年约1%的速度增长,每年有1300万左右人口从农村转入城市,城市公众交通压力日趋繁重。

与城市传统公众交通工具相比,地铁交通具备以下优势:一是运载能力巨大,是地面公共汽车的7~10倍;二是速度优势明显,地铁运行速度是一般公共汽车的2~4倍,大大节省了乘客的出行时间;三是准时准点,地铁运行于地下独立轨道,不与其他交通系统重叠、交叉,行车过程中极少受到交通干扰;四是安全性高,与公共汽车等其他地面交通相比,地铁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要小很多;五是不占据陆地空间,节省土地,有效缓解拥堵路况。此外,地铁由电力驱动运行,每公里的能量损耗只有地面交通的15%~40%,而噪音和空气污染等负面影响则仅为地面交通工具的6%~10%。因此,地铁还有低耗能、低污染的突出优点,对城市发展而言,地铁交通的建设还带有一种环境“红利”。

(二)商业“红利”:改变城市商业结构,促进商业快速发展

地铁沿线和枢纽站大多是城市交通节点集中区域,哪里有地铁,哪里就有人流。随着区域人口的增加,商业资源便会逐渐围绕这些站点和枢纽集聚,形成所在城市的新商业中心。地铁交通的建设不仅改变了城市地面商业结构,还给城市增添了许多地下商业场所,使城市的商业形态更加丰富。地铁站点内的各类商场逐渐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潮流地,美食、购物、娱乐一应俱全。上至地面商业区,下至地下商场,这两种商业模式构成了新的商业结构,而依托地铁轨道的延伸和交界,这些围绕地铁而兴起的商业结构通常相互辐射、有机串联,形成更大的商业辐射区。以拥有无锡地铁“最长站线商业开发区间”之称的“三东区间”为例,该区间坐拥城市中心,西邻地铁1、2号线换乘站三阳广场站,东邻2号线东林广场站,全长428米。有效连接两大地铁站点的同时,它还是崇安寺地块商业开发的延伸。“三东区间”建成后,地下二层为地铁运行轨道,而地下一层则开发为地下商业街区,届时位于无锡市中心繁华商业地段的“三东区间”将以穿梭于区间下的地铁为“躯干”,紧邻的两大地铁站的各出入口充当“血管”,连接地面周边各商圈和地下商业街区,而地铁带来的巨大人流则通过“血管”为地上、地下商业区不断“输血供氧”,从而形成立体式商业系统。而在这个过程中,地面周边的各大商圈之间及地面商圈与地下商业街之间,依托地铁的运载和核心枢纽功能,有效联动,形成更大的商业辐射区域,使无锡市中心的繁荣商业得以强化并持续。

(三)经济“红利”: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

在我国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说法:“地铁一通,房子卖空”。从地铁交通的规划、建设再至通车,地铁沿线周边的地价、房价和租金往往跟着攀升。地铁交通体系四通八达,大大提高了城市各区位的可达性和便利性,从而赋予了“地铁房”良好的投资价值,这是地铁驱动周边楼市旺盛的关键因素。据相关资料显示,北京地铁5号线仅立水桥商圈,方圆三公里内住宅面积多达1500万平米左右,而居住人口近百万;香港地铁开通后,地铁周边物业平均升值50%左右,沙田地铁站出口房租比过街的沙田广场房租高出近两倍。可见,由于城市地铁交通带来的出行方便,人们更愿意在地铁沿线各站点附近置业或租房。这些聚集在地铁沿线周边的居民,将为附近的商圈起到有力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地铁交通的建设主要依靠当地政府雄厚的财政投入。一条地铁的造价非常昂贵,每公里的投入一般需4.5亿~6亿元。相关研究显示,政府对大运量的地铁交通和城市轨道交通的投入可以带来社会经济效益5~8倍的产出。以重庆市为例,其轨道交通的建设投资对城市GDP的直接贡献为2.63倍,即每投资1亿元可新增2.63亿元GDP,并提供8466个就业岗位,综合贡献率高达6.2倍。这主要因为从地铁交通的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营,将涉及装修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基建、采矿业、钢铁、水泥、通讯及广告等多个相关产业,地铁的投资建设大幅了推动了这些相关行业发展和创收。同时,地铁沿线的房地产热则进一步给机械制造、采矿业、钢铁等行业带来丰厚利润和广阔市场。

(四)文化“红利”:民生工程传递人文关怀,提升城市魅力

地铁是一种城市公益通工具,体现着“现代人与城市”的人文关系。它是为民服务的出行工具,不仅快捷便民,而且舒适安全,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涵。同时,修建地铁带动了一定规模的相关产业发展,从规划设计到开工建设,再到运营、管理和维护,将向社会提供大量的相关就业岗位,进一步体现了民生工程的本质。修建地铁也是城市化水平和综合实力的象征。在城市地铁交通建设的过程中,通常会引致新闻媒体的大面积跟踪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所以,地铁交通的建设使城市的形象魅力和知名度获得显著提升。而城市形象和知名度的提升对招商引资、人才引进、旅游发展等均大有裨益,为城市凝聚了宝贵的无形资产。这种因地铁交通建设而形成的城市文化品牌效应,无疑对城市的消费增长和商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地铁红利”的跨城延伸探寻

地铁交通是双向型服务的城市基础建设,既为城市居民的出行提供安全快捷的绿色通道,同时也为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不过,地铁只为一城服务的局限正渐渐被打破。

2010年11月3日,珠江三角洲城际快速轨道交通广州到佛山段首通段开通,成为我国第一条跨市地铁线路。广佛地铁线全长32公里,于2012年全线通车,广州到佛山全程只需要39分钟。广佛地铁线的开通无疑使珠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圈实现同城化迈出重要一步。

2013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条跨省市地铁线路――上海地铁11号线北段延伸工程(上海安亭站―江苏昆山花桥站)开通试运营。该线路的通车使“昆山生活,上海工作”的生活模式成为可能。据媒体报道,在昆山―上海地铁开通后,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均已规划轻轨线路直接与上海地铁相连。“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也提上日程。

从地铁广佛线到沪昆线,再到未来逐步建成的“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和“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原本只服务于单个城市的地铁已跨城而出,与相邻城市贯穿连通,为实现“地铁都市圈”创造重要基础。而地铁交通所具有的灵活性、便捷性和实惠性等独特优势,相较于城际公交和高铁,更能快速和有效地带动周围商圈的发展,把“地铁红利”由点及面,惠及整个都市经济圈。

建设城际地铁,将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及邻近的卫星城市之间的交通变得更为快捷。在有效缓解中心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同时,城际地铁交通的便捷和实惠还将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才选择在邻近的卫星城市置业生活,从而拉动卫星城市的经济、商业发展。同时,卫星城市开通地铁后,将大大提高当地居民的交通条件和生活质量。卫星城市也将获得地铁经济带来的一系列“地铁红利”:建筑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链发展;商圈的发展和消费增长等。“地铁都市圈”的建立将缩小区域间差异,促进经济都市圈的均衡发展,有效增强区域竞争力和辐射力,带动都市圈整体GDP增长。

参考文献:

[1]邹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04).

[2]马超群,王玉萍,陈宽民.城市轨道交通效益的产生与作用机理分析[J].铁道运输与经济,2006(07).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6)

(一)红色文化旅游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

2011年3月,在湖南调研时明确指出: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由此可见,红色旅游景点不仅仅是旅游场所,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利用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资源优势,发展红色旅游,是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形式。红色旅游寓教于游、寓游于教,是革命传统教育方式的创新,是贴近历史和生活的大课堂,是新形势下人文精神的回归[1]。红色文化旅游的开发,有利于弘扬爱国主义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二)红色文化旅游是推动旅游产业繁荣的新活力

旅游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从往年的旅游发展状况统计来看,红色文化旅游在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方面都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发展势头良好,增长强劲。随着经济、社会效益及政治影响驱动,红色文化旅游持续升温,成为旅游业的一个新亮点,给旅游市场的多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红色文化旅游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红色文化作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振地方文化、发展未来文化和经济的宝贵资源。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这一发展趋势下,红色文化旅游之于社会的作用表现为一种“绿色生产力”。红色文化旅游开发有利于促进文化消费、扩大就业,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重庆红岩联线旅游开发现状概述

重庆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留下了大量文化遗迹。重庆历来重视对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形成了“红岩联线”等一系列红色旅游产品。“红岩联线”是以抗战历史为主线的纪念性博物馆,是全国首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百家红色旅游景区。“红岩联线”将歌乐山烈士陵园、新华社旧址、红岩革命博物馆等景点景区进行有效整合,以红岩革命博物馆、新华社旧址、歌乐山烈士陵园为核心,串联市内其他旅游景区,形成精品旅游线路;最后是充分依托区域内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红岩图书、红岩影像、红岩纪念品、红岩村住宿等红岩系列旅游产品,逐步形成吃住行游购娱的一条龙服务,形成产业要素集聚[2]。 但“红岩联线”的旅游开发还存在公众参与度不高、旅游场域红色文化内涵缺失、品牌传播影响力不足等问题,对旅游品牌塑造和旅游吸引力产生了不良影响。

三、关于重庆红色文化旅游开发策略的思考――以红岩联线为例

(一)依托公众参与的红色文化旅游保护开发

景区周边居民是红色文化保护开发的依靠力量。“红岩联线”拥有15个主要展览陈列馆,分布在重庆渝中区和沙坪坝区,其中“渣滓洞”和“白公馆”等热门景点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交通不够便利,虽然有景区观光车可以让游客方便进入各景区,但仍不能满足游客需求。周边居民提供的吃、住、行等服务是对景区配套服务的补充,对游客的旅游体验也有很大影响。然而过去的旅游开发中忽视了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影响了旅游的吸引力。因此,在旅游开发决策过程中,增加居民的决策权力,改变政府作为唯一决策主体的地位,通过这种方式来体现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的公平原则,即“多方参与、多方保护、多方受益”的思想[3],居民可以发挥红色文化旅游保护开发的积极性,使红色文化旅游健康有序发展。

(二)红色文化与旅游场域深度融合的可持续开发

红色文化是红色旅游的核心和灵魂,不仅仅是遗留下来的先进思想精髓,也应成为重振地方文化,发展未来文化和经济的一种资源。通过发展红色文化旅游,增加区域收益的同时也加速红色文化体系的形成;而通过挖掘、塑造独特的红色文化内涵可以增强红色旅游的吸引力,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所以,在红色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应该大力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场域的融合互动。红岩联线景区的灵魂是“红岩精神”,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重挖掘“红岩精神”的文化内涵,开发出更多的旅游创新体验产品,突出发展文化旅游,充分激活与释放红色文化的经济价值,使之成为促进地方文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7)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1.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做重要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思想。“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1]古丝绸之路横跨亚欧大陆,绵延7 000多公里,途经多个国家,为东西方文化经济的交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珍珠。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弘扬“古丝绸之路”伟大精神的基础上提出的,是指在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形成的一个新型的特定的经济发展区域,将东边亚太经济圈与西边欧洲经济圈连成一体,形成“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她为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提供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促进中国东部、西部均衡发展;提高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区域合作水平和层次,实现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各种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为我国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文化经济、政治国防、民族宗教大环境。

2.红古绿旅游资源。经过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一个地区或多或少拥有一定的旅游资源,这些旅游资源是发展当地旅游业的前提和基础,“旅游资源是指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能够激发人们的旅游动机并产生旅游活动的各种因素的综合。”[2]这些能激发人产生旅游动机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性、审美性、地域性和季节性等特征。本文将旅游资源分为红色旅游资源、古色旅游资源和绿色旅游资源三类。

红色旅游资源包括革命纪念馆、纪念地、革命遗址遗迹、文物、书画图片等实物资源,还包括革命精神,革命歌曲、红色戏曲舞蹈等非物质资源。而红色旅游就是以这些资源为载体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学习革命历史知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旅游活动。汉中地区是川陕革命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见表一)。

古色旅游资源也就是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包括历史纪念馆、博物馆、纪念地、古街古镇、历史遗址遗迹、文物、书画图片等实物资源,还包括地域历史文化精神,民俗文化传统、戏曲舞蹈等非物质资源。汉中建城2 300多年,有着丰富的两汉三国文化,其古色旅游资源众多(见表一)。

绿色旅游资源也就是自然山水旅游资源,包括各类公园、山川、河流湖泊、珍稀动植物等。汉中处于秦巴山区地带,汉江、嘉陵江等河流纵横,珍惜动植物种类繁多,绿色旅游资源更是千姿百态(见表一)。

3.红古绿旅游资源整合。当前,旅游业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各地区为了提高本地旅游业竞争力,开拓旅游市场,做大做强其旅游业品牌,实现本区域旅游业持续、健康、快速一体化发展,促进当地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纷纷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旅游资源整合。“旅游资源整合是旅游资源的管理者和经营者根据区域旅游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旅游市场供求情况,借助法律、行政、经济和技术等手段,把各种相关资源要素组合成为具有统一功能的整体,从而实现区域旅游资源市场价值最大化和综合效益最大化的过程。”[3]那么红古绿旅游资源整合就是旅游资源的管理者和经营者根据区域旅游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旅游市场供求情况,为了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和基础设施,利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技术等手段,克服各种制约因素,把红古绿旅游资源相关要素进行系统化的调整、重组、优化,组合成为具有统一功能的整体,提高区域旅游资源的利用率,实现区域旅游资源市场价值最大化和综合效益最大化的过程。其实质就是提高资源有效配置,优势互补,构建一个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旅游地域综合体,最终实现地域大旅游格局。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汉中红古绿旅游资源整合的价值与意义

1.汉中主要的红古绿旅游资源(表一)。

2.汉中旅游业存在的不足。汉中十一个县区中有十个是革命老区县或是有老区乡镇的县,绝大部分是革命老区,整体上属于欠发达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发展资金缺乏、交通条件落后,虽然有着以两汉三国为代表的灿烂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秦巴山水为代表的自然文化旅游资源、川陕革命根据地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旅游业有了可喜的发展,但还存在许多不足。一是旅游业市场占有率、旅游品牌知名度与其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不匹配,需要下大力气整合发展、做大做强汉中旅游品牌。二是旅游产品单一,红古绿旅游条块分割,展示形式初级,文化内涵挖掘不深、层次不高。三是基础设施配套较差,特别是交通设施滞后,进入景区安全性、便捷性有待提高。四是旅游产品?_发不足,旅游景点景区规模较小,尤其是以革命遗址遗迹为载体的红色旅游开发不足,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力度不够,致使产业链较短,导致游客“慕名而来、失望而归”。五是管理体制上各自为政,阻碍着统一协调规范的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六是宣传力量分散,宣传效率不高,推介效果有待提高。

3.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汉中旅游发展的战略机遇。汉中与丝绸之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汉中是“汉家发祥地”,刘邦以此为基地建立了大汉王朝,汉中也是丝绸之路开拓者张骞的故乡,开拓奋进的汉王朝创建了中外交流的古丝绸之路,百折不挠的汉中男儿张骞为古丝绸之路的昌盛勇敢拓荒。汉中是古丝绸之路贸易商品的重要产地,汉中自古以来就盛产丝绸、茶叶,唐宋时期汉中是茶马互市。汉中张骞墓作为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标志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丝路精神深深扎根在古老的天汉大地之上,汉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丝路源点城市。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尤其是对汉中这样欠发达的西部城市,在追赶超越的关键时期急需转型升级。而实施融入“一带一路”加快建设丝路源点城市战略,大力实施全域旅游工程,加快自然山水、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红色文化为特色的旅游产业的整合力度,以现代服务业为突破口和增长点,优化产业结构,是历史给汉中提供的机遇,更是给汉中大旅游业发展提供的机遇。

4.汉中红古绿旅游资源整合的目的与价值。立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大环境下,抓住机遇采取各种科学可行的手段与方法,不断弥补汉中旅游产业不足,将红色旅游资源、绿色生态旅游资源、古色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三者有机结合,科学实现资源整合,形成以绿色自然山水为骨架、以古色人文历史为血肉、以红色精神为灵魂的汉中大旅游格局,丰富了汉中旅游产品内容,优化了汉中旅游结构,提升了汉中旅游形象,促进了汉中旅游品牌做大做强。以旅游业的发展拉动第三产业发展、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切实增加老区居民收入、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最终实现大旅游产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的根本目的。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汉中红古绿旅游资源整合路径与方式

1.管理体制整合。为了使红古绿旅游资源的整合能顺利有序进行,最终形成汉中大旅游格局,首要就是进行管理体制的整合,要打破汉中十一个县区行政壁垒和条块分割,纠正过去“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管理桎梏,适应市场化改革,创新管理体制,建立汉中旅游管理委员会,使各类旅游相关管理主体组成为一个合作配合、协调统一的综合机构,全面管理全市各类旅游资源和所有景区,使旅游经济生产要素可以跨现有的行政区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游客提供优质旅游产品,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旅游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2.规划整合。抓住丝绸经济带建设机遇,邀请熟悉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高水平旅游规划团队,结合汉中历史地理实际制定包含红古绿旅游资源的汉中全域、全要素整体旅游规划。同时,树立全市整体旅游规划权威,使其处于规划统帅地位,要求各类别的旅游规划、各县区的旅游规划均从属于全市整体规划,坚决杜绝县区间低层次重复建设、不同类型的旅游项目间恶性竞争现象发生,为实现汉中地域内的各类旅游资源互补、客源互通、市场共享做好基础性工作。

3.线路整合。旅游线路整合的重要前提就是交通整合。高铁、高速、机场的建成和开通,改善了汉中交通条件,极大地方便了外地游客来汉中旅游,提高了汉中旅游吸引力。汉中盆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在诞生了迷人的旅游资源外,也产生了令人生畏的交通环境,怎样整合域内交通成为汉中旅游发展的强约束。设立旅游交通专项资金,加快建设通往重点景区的旅游干线,同时科学建设旅游支线,形成网格化的交通线路,使尽可能多的景区景点连成一体。在通村公路的基础上,优先改善有旅游资源的通村公路,特别是有红色旅游资源的通村公路,因为革命遗址遗迹往往存在于交通条件落后的村镇。在交通整合的基础上,以主题突出、优势互补、特色鲜明为原则,科学设计和推荐旅游线路,使红古绿各类景区珍珠般串在一起,成为一体化的旅游线路,使游客在同一条线路上感受到多类型的旅游产品,增强旅游内容的丰富性和历史厚度。实现多条特色旅游线路由线到面的发展,最终构成网格化的空间旅游格局,从而使游客在天汉大地上能方便快捷安全高效地体验秦巴山水文化、品味两汉三国历史文化、感悟川陕苏区红色文化。

4.推介整合。旅游宣传口号是一个地方旅游形象的标志,成为扩大知晓度、吸引游客的重要符号。要整合汉中已有的各类宣传口号,进行经典概括,推出能全面反映汉中旅游特色的旅游口号,比如将全市“两汉三国?真美汉中”、城固的“张骞故里?神奇桔乡”、洋县的“华阳山水?国宝家园”、镇巴的“红军之乡?苗民之乡?民歌之乡”等,整合为“丝路之源?川陕苏区?山水汉中”、“两汉三国?红色沃土?真美汉中”等一体化口号,形成品牌效应,为汉中旅游增辉。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融合汉中美丽自然山水、传奇人文历史、感人红色故事为一体的文艺作品,摄制成电视剧、电影、广告宣传片等,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宣传汉中旅游资源,吸引游客。

打好张骞故里品牌,积极参加、参与丝绸之路旅游部长会议、丝路国际艺术节、电影节、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丝绸之路网络平台国际大会等相关活动,促使陕西理工大学加入西安交通大学倡导建立的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并在陕西理工大学建立张骞研究院,认真对接西安大秦岭专项旅游产品线路,使汉中旅游融入大西安旅游,为汉中旅游发展助推。实行汉中旅游年票,选择一批知名度相对较高、游客流量一般、开发潜力较大的景区实行旅游年票,购买了年票的游客可全年不限次数进行游览,推动全民休闲旅游,提升年票所包含景区的人气和知名度,促进景区深度开发。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8)

红色旅游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瞻仰革命圣地的热潮,但当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旅游活动。8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旅游迅速崛起。革命圣地、纪念地凭借多年来一直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条件,也开始发展旅游业。这个阶段也被认为是红色旅游的真正起步阶段。90年代中后期,抗战胜利50周年、建国50周年、建党80周年等重大纪念活动为红色旅游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加强宣传报道,举办内容丰富的纪念活动,红色旅游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接待高峰。2004年2月,沪、京、赣等7省市共同签署了《郑州宣言》, 提出了“打造红色旅游品牌,推动红色旅游大潮”口号,拉开了红色旅游热潮的序幕。国家旅游局也将2005年定为“红色旅游年”。至今,全国已建成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30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100个红色旅游景点景区,200个第一批、第二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二)温州市平阳县发展红色旅游现状

自2005年2月温州浙南(平阳)抗日根据地被列入国家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以来,平阳县抢抓机遇,创新方式,精心组织,红色旅游逐年升温,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红色旅游业综合效益日益显现,有力带动了老区效益农业和餐饮、文化娱乐等服务业的长足发展,为平阳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09年4月,温州浙南平阳革命根据地旧址群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二、平阳红色旅游景点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系

(一)旅游开发对区域发展的推动作用

1.推动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旅游业的发展,把旅游资源的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的产业优势,激活了第三产业,拉动了社会需求,改善了投资环境,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2012年1-6月,平阳县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游客累计超过11.39万人次,同比增长14.47%;实现旅游总收入达6834万元,同比增长27.2%,带动该县西部山区经济的全方面发展。随着红色旅游的发展,当地乡村休闲观光农业和农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山门镇的马蹄笋、早香茶、无污染瓜果蔬菜等特色农产品得到进一步开发,凤卧镇的长寿面、番薯粉丝、糯米红酒等产销两旺,当地的大棚种植、特种养殖、花木苗圃等高效生态农业基地不断做大做强,农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取得了显著的效益。

2.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红色旅游业综合效益日益显现,有力带动了老区效益农业和餐饮、文化娱乐等服务业的长足发展,为平阳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推动区域人民收入的增加。一方面,当地居民通过开餐馆、旅馆及卖纪念品等方式增加收入,实现了脱贫致富;另一方面,红色旅游景点的开发促进当地农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二)区域发展对旅游开发发展的推动作用

1.促进交通设施的便利。平阳县自发展红色旅游以来,已有凤卧凤林至冠尖至玉青岩,山门挺进师纪念园至大屯村,及山门马头岗村至凤卧凤林村红色旅游公路3条路线建成通车。西部红色旅游交通网也正在建设中,共有水头至凤卧红色旅游专用道路、平阳县南雁至顺溪(及青街支线)红色旅游专用通道等7条公路正在施工中,基本构成了景区内各主要景点环线旅游线路。

2.促进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善。目前,景区内的停车场、供水供电、排水排污、绿化等项目已基本完成。星级酒店、旅行社已发展到20余家,县城住宿类饭店、餐馆增加到400余家,上规模、上档次的酒吧、茶馆、咖啡厅等大型休闲娱乐设施以及各类歌舞厅、演艺厅、大型旅游购物超市发展迅速。

3.促进当地旅游市场的发展空间。为了加强对红色旅游工作的领导,理顺管理体制,县政府专门发文成立了平阳县红色旅游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专门成立了平阳县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管理处,加强对红色景区建设的指导、协调和管理,红色景点所在乡镇也成立相应工作机构,上下合力,加快推进旅游软、硬件建设,不断改善红色旅游发展环境。

4.促进当地环境卫生的整治工作。为了积极开展红色旅游景区及环境的整治工作,坚决打击景区内制革污染和生产、生活直排污染行为,做好山门、凤卧等乡(镇)街道、路段的环境卫生工作,落实长效管理机制,不断提高景区环境美誉度。通过景区环境综合治理,大大改善了景区内外环境面貌。

三、发展红色旅游业的问题探究

(一)景点形式单调

目前,红色旅游景点表现手法陈旧,内容单薄,体验性项目不足,不能吸引广大游客重复游览。根据1000份针对不同红色旅游景区游客的调查问卷显示,有将近90%的答卷者表示不会选择故地重游,除却特殊情况。而在问卷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现有的游客中绝大多数是由单位组织参加的,自主组织参观红色旅游景点的游客几乎为零。这个结果的产生,红色旅游景点形式单调占很大一部分原因,而人们对于红色旅游景点的固有思维也是阻碍它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二)整体景区基础设施相对滞后

红色旅游景点以其在历史中扮演的特殊意义,通常具有多山、偏僻、隐蔽的特点,自然情况下,经济相对落后,基础设施相对滞后,这对发展当地红色旅游业需要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提出了挑战。平阳县红色旅游景区也不例外,其虽位于部级风景名胜景区雁荡山景区范围内,但景区内的道路交通、停车场、旅游公厕和排水、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仍相当落后,与当前旅游发展的需要极不适应。

(三)“红”、“蓝”、“绿”等旅游资源整合不够

红色旅游景点多为山清水秀之地,自然风景优美,人文景观丰富,坐拥“红”、“蓝”、“绿”等旅游资源。纵观平阳县,其不仅拥有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南麂列岛、部级风景名胜区南雁荡山,而且还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但由于整体设计的缺乏及资金、技术的制约,各景区之间的交通设施落后,“红”、“蓝”、“绿”等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和整合,难以形成综合性的成熟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无法有效通过其他旅游的开发带动红色旅游发展,起到快速促进西部老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

(四)宣传力度不够、宣传方向不到位

目前,除却一些耳熟能详的红色旅游景点为大众熟知,其余多数为大众所陌生,造成这种信息上不对称的原因,宣传力度不够、宣传方向不到位难逃其咎。以平阳县为例,其作为浙江省一大会址和一系列的知名红色景点,同时坐拥风景名胜、生物圈保护区两大优势资源;其区域大农林产业正处于积极发展的态势。目前,平阳旅游的宣传主要放在市内报刊上,宣传方向偏差导致宣传效果差强人意。当今是一个需要品牌和自我代言的时代,选择适合的宣传方式不仅有助于景点的推广,更有助于形成自身的品牌特色,对促进红色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要实现红色旅游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分级负责,整合资源,务求实效,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红色旅游发展规划,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既要搞好红色旅游景区自身的规划、开发和建设,还要重视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的开发和建设,把它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完成,为发展红色旅游创造良好的内外部条件。

(一)政府宏观调控,科学规划红色旅游业的发展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处理好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的平衡关系,实现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并存。旅游业的综合性决定了旅游规划必定是一种跨行业、跨地区、跨年度的中长期计划。旅游规划实际上就是以旅游发展为中心,对资源、人力、财力等进行合理的配置。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产生经济发展的轻重缓急,起前滞后的情况;也必然会产生宏观利益、整体利益、局部利益、产业利益的矛盾冲突。所以,规划必须在政府主导下,按照科学的原则合理进行。政府只有从大局着眼,宏观调控,监督实施,才能保证取得最佳利益。

(二)综合开发旅游产品,进行多种旅游形式的结合

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要注意红、绿、蓝、古等各色旅游资源相结合,注意参与性、趣味性、冒险性、体验性等多种旅游形式相结合,变红色旅游区单一的观光型旅游产品结构为以生态观光、休闲度假等为主流的产品结构,加强红色体验,以产生持续的旅游吸引力。

(三)抓住旅游热点,带动温点和冷点,提高旅游产品的综合效益

为了促进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实现各种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在设计红色旅游线路时应该主动抓住旅游热点区域大做文章,充分发挥热点产品的辐射力,激活旅游温点和冷点,吸引旅游者的注意力,同时也可以避免旅游热点人满为患,影响整条旅游线路的通畅。

(四)分析市场走向,创新红色旅游线路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9)

中国中部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六省,它地处中国内陆腹地,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东部沿海地区是指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10个省、直辖市,包括海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北京、天津、河北。这些地区是目前相对发达的地区。我国三大经济圈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汇集于此。加强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红色旅游的区域协作,整合东中部地区的红色旅游资源,既可以进一步发挥东部地区资金、信息、管理、人才和技术的优势,又可以为中部地区带来更多的资金流、信息流、客流量,提升中部地区的红色旅游发展速度,提高旅游经济收入,造福百姓,改善群众生活水平,缩小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红色旅游区域协作的基础

战争年代里,中国历经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给这两个地区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在国家确定的十二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中,有六个都在东中部地区,占50%。他们分别是:1、以韶山、井冈山和瑞金为中心的“湘赣闽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革命摇篮,领袖故里”;2、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冀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人民胜利,国旗飘扬”;3、以上海为中心的“沪浙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开天辟地,党的创立”;4、以皖南、苏北、鲁西南为主的“鲁苏皖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东进序曲,决战淮海”;5、以鄂豫皖交界地域为中心的“大别山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千里跃进,将军故乡”;6、以山西、河北为主的“太行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太行硝烟,胜利曙光”。

在国家确定的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中,穿越东中部地区的有19条,占63%。他们分别是:1、北京-遵化-乐亭-天津线;2、北京-保定-西柏坡线;3、上海-嘉兴-平阳线;4、南京-镇江-句容-常熟线;5、泰州-盐城-淮安-徐州线;6、南昌-吉安-井冈山线;7、赣州-瑞金-于都-会昌-长汀-上杭-古田线;8、井冈山-永新-茶陵-株洲线;9、韶山-宁乡-平江线;10、海口-文昌-琼海-五指山线;21、张家界-桑植-永顺-吉首-铜仁线;11、黄山-婺源-上饶-弋阳-武夷山线;13、黄山-绩溪-旌德-泾县-宣城-芜湖线;14、济南-济宁-枣庄-临沂-连云港线;15、武汉-麻城-红安-新县-信阳线;16、合肥-六安-金寨-霍山-岳西-安庆线;17、太原-大同-灵丘-涞源-易县-涿州线;18、石家庄-西柏坡-涉县-长治-晋城;19、沈阳-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线。另据统计,在国家确定的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中有79个分别在于中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红色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性,集中度、知名度都相对较高,这为两大区域红色旅游协作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中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还有其各具特色的绿色、古色、民俗、海洋、现代都市旅游资源。绿色旅游资源中,全国首批66家通过5a级旅游景区名单中有40家汇集在东中部地区,约占76%,其中属于东部地区的有27个,属中部地区的有13个。绿色旅游资源中最著名的山水有黄山、庐山、泰山、衡山、武当山、五台山、太行山、大别山、三清山、龙虎山、九华山、武夷山、张家界、鄱阳湖、洞庭湖、太湖、西湖、东湖、千岛湖、黄河壶口瀑布等。古色旅游资源中最著名的有北京的故宫、圆明园、长城八达岭、承德避暑山庄、曲阜孔府、太原晋祠、大同云冈石窟、嵩山少林寺、开封清明上河园、洛阳龙门石窟、江南三大名楼、湖南岳麓书院、合肥三国古战场逍遥津、绍兴禹陵、宁波天一阁、苏州拙政园等;民俗旅游资源中最著名的有闽粤赣三省的客家围屋、土家苗家风情等;现代都市旅游资源中最著名的有北京奥运村、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珠海特区、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闽东南城市群等;海洋旅游资源中最著名的有青岛海滨旅游胜地、秦皇岛北戴河、三亚的天涯海角、厦门鼓浪屿、深圳海上世界、浙江的舟山群岛等。这一系列特色鲜明的旅游资源适应了红色旅游多样化发展的需求,为开展区域合作,延长红色旅游消费链提供了可靠的产品支持。

二、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红色旅游区域协作的瓶颈

(一)两大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红色旅游发展的失衡。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借助已有的经济、技术、交通、通讯等优势,又加上政策优势,经济迅速发展,而中部地区身处内陆,改革开放步子晚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导致红色旅游基础没施建设的失衡、红色旅游客源流向的失衡、红色旅游消费水平的失衡等。

(二)交通状况不一致导致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失衡。从总体上看,贯穿两大区域的京九、京广、浙赣铁路线,京珠高速公路,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海运,畅通的长江、黄河水上交通以及四通八达的航空运输系统为东、中部的交通往来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是,中部地区某些具有高价值的红色旅游资源因所处地理位置比较偏远,交通欠发达,这就使得这些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带了一定困难。例如:上海的“中共一大旧址”和瑞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旧址”、苏南常熟的沙家浜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系列红色景点都具有极高的红色旅游价值,但因两地的经济状况不同,其交通等基础设施也有极大的差距。在选择上,人们可能更愿意选择交通便利的上海、常熟,而不是瑞金、浏阳或铜鼓。不同的交通状况,可能会给不同的地区带来不同的客源市场,因此,会造成某些红色旅游景点红的更红,而某些红色旅游景点遭受冷落,最终使中部落后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呈现不平衡性。

(三)市场意识强弱不同,人员素质高低不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几十个大中型城市,经济开发程度极高,市场与国际市场完全接轨,他们有着强烈的市场意识,也有着极为丰富的人力资源,旅游管理和旅游服务的人才素质都堪称全国一流。与此相反,中部地区除武汉、长沙、南昌、合肥、郑州、太原等省会城市等城市以外,绝大多数地区是欠发达的革命老区。老区人民的市场意识相对淡薄,红色旅游产业化、市场化与发达地区相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以江西省为例,该省分布有老区乡镇的县市共81个,所辖乡镇共1684个,其中老区乡镇为1374个,占75%,老区人口占全省人口总数的55.5%。在偏远山区、湖滨地区、库区等缺粮少地的贫困户达上百万人,文盲、半文盲仍有数百万人。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那里的人们信息长期闭塞、市场意识非常落后。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工资待遇较低,造成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失,因此,中部地区拥有的各类旅游从业人员较少,在业人员总体学历水平、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偏低,受过正规旅游业务培训的人员的比例则更少,尤其是专业红色旅游资源规划人才及管理人员紧缺,这种状况严重地制约着当地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

(四)协作倚重政府,导致旅游企业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政府是区域协作的重要主体。没有政府的介入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协作就会失去必要的条件和基础,但只有政府参与而没有旅游企业参与,协作难以深入持久。当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红色旅游已有的区域协作,大多停留在地区旅游行政管理层面上,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和手段。旅游企业角色边缘化和定位模糊,导致旅游企业对参与红色旅游区域协作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传统体制与地方保护主义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在高度集中的传统旅游管理体制下,旅游资源被条块划分,地方利益被前置,雷同的旅游项目在区域内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旅游资源和国家财力、人力资源的极度浪费。例如,1986年江西在万载县城率先建立了“湘鄂赣革命纪念馆”,后来湖北在阳新县城也建立了“湘鄂赣边鄂东南革命烈士纪念馆”,1998年,湖南的平江县又建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类似的情况还有“红军长征始发地”之争导致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这种对区域性红色旅游资源进行分割使用的行为,造成了红色旅游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使区域红色旅游产品缺乏整体特色,难以形成竞争的合力。

三、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红色旅游区域协作的策略

(一)搭建信息平台,促进两大区域红色旅游信息的交流与共享。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跨越的空间特别广,因此,信息平台在协作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各地区可透过信息技术共同构建区域旅游营销网络和旅游电子商务服务平台,进行红色旅游信息的交流与协作,使各地区的信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有效传递,引导旅游企业采用成熟的信息管理系统提升经营水平,引导宾馆饭店、旅行社的信息管理系统的行业共享。同时,也可借助这一信息平台进行宣传,扩大两大区域红色旅游的知名度。

(二)充分发挥各自的区位优势,实现共赢局面。区域旅游协作是由不同利益主体构成的合作型系统,各利益主体是在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接受合作,如何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将是区域旅游协作的中心问题。为此,必须形成体现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利益兼顾和适当补偿原则的区域利益协调协作机制,避免旅游市场的盲目、过度竞争。一方面,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应以更加积极、更加真诚的姿态主动出击,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寻求投资和合作,积极争取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建立区域协商制度,共同规划、开发和利用红色旅游资源。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企业在中部地区开发和利用红色旅游资源时,要正确处理好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做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和红色文化遗产,切实做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要通过多吸纳当地人就业,使当地居民尽可能多地获益,推动旅游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协作区域中较发达的一方可通过低息或无息贷款、政府援助等途径支援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培训,实现旅游利益均衡的目的。另外,国家应在宏观旅游产业政策和重大项目建设方面适当倾斜,帮助中部欠发达地区发展红色旅游。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10)

中国中部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六省,它地处中国内陆腹地,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东部沿海地区是指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10个省、直辖市,包括海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北京、天津、河北。这些地区是目前相对发达的地区。我国三大经济圈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汇集于此。加强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红色旅游的区域协作,整合东中部地区的红色旅游资源,既可以进一步发挥东部地区资金、信息、管理、人才和技术的优势,又可以为中部地区带来更多的资金流、信息流、客流量,提升中部地区的红色旅游发展速度,提高旅游经济收入,造福百姓,改善群众生活水平,缩小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wWw.133229.cOm

一、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红色旅游区域协作的基础

战争年代里,中国历经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给这两个地区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在国家确定的十二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中,有六个都在东中部地区,占50%。他们分别是:1、以韶山、井冈山和瑞金为中心的“湘赣闽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革命摇篮,领袖故里”;2、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冀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人民胜利,国旗飘扬”;3、以上海为中心的“沪浙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开天辟地,党的创立”;4、以皖南、苏北、鲁西南为主的“鲁苏皖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东进序曲,决战淮海”;5、以鄂豫皖交界地域为中心的“大别山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千里跃进,将军故乡”;6、以山西、河北为主的“太行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太行硝烟,胜利曙光”。

在国家确定的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中,穿越东中部地区的有19条,占63%。他们分别是:1、北京-遵化-乐亭-天津线;2、北京-保定-西柏坡线;3、上海-嘉兴-平阳线;4、南京-镇江-句容-常熟线;5、泰州-盐城-淮安-徐州线;6、南昌-吉安-井冈山线;7、赣州-瑞金-于都-会昌-长汀-上杭-古田线;8、井冈山-永新-茶陵-株洲线;9、韶山-宁乡-平江线;10、海口-文昌-琼海-五指山线;21、张家界-桑植-永顺-吉首-铜仁线;11、黄山-婺源-上饶-弋阳-武夷山线;13、黄山-绩溪-旌德-泾县-宣城-芜湖线;14、济南-济宁-枣庄-临沂-连云港线;15、武汉-麻城-红安-新县-信阳线;16、合肥-六安-金寨-霍山-岳西-安庆线;17、太原-大同-灵丘-涞源-易县-涿州线;18、石家庄-西柏坡-涉县-长治-晋城;19、沈阳-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线。另据统计,在国家确定的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中有79个分别在于中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红色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性,集中度、知名度都相对较高,这为两大区域红色旅游协作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中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还有其各具特色的绿色、古色、民俗、海洋、现代都市旅游资源。绿色旅游资源中,全国首批66家通过5a级旅游景区名单中有40家汇集在东中部地区,约占76%,其中属于东部地区的有27个,属中部地区的有13个。绿色旅游资源中最著名的山水有黄山、庐山、泰山、衡山、武当山、五台山、太行山、大别山、三清山、龙虎山、九华山、武夷山、张家界、鄱阳湖、洞庭湖、太湖、西湖、东湖、千岛湖、黄河壶口瀑布等。古色旅游资源中最著名的有北京的故宫、圆明园、长城八达岭、承德避暑山庄、曲阜孔府、太原晋祠、大同云冈石窟、嵩山少林寺、开封清明上河园、洛阳龙门石窟、江南三大名楼、湖南岳麓书院、合肥三国古战场逍遥津、绍兴禹陵、宁波天一阁、苏州拙政园等;民俗旅游资源中最著名的有闽粤赣三省的客家围屋、土家苗家风情等;现代都市旅游资源中最著名的有北京奥运村、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珠海特区、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闽东南城市群等;海洋旅游资源中最著名的有青岛海滨旅游胜地、秦皇岛北戴河、三亚的天涯海角、厦门鼓浪屿、深圳海上世界、浙江的舟山群岛等。这一系列特色鲜明的旅游资源适应了红色旅游多样化发展的需求,为开展区域合作,延长红色旅游消费链提供了可靠的产品支持。

二、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红色旅游区域协作的瓶颈

(一)两大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红色旅游发展的失衡。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借助已有的经济、技术、交通、通讯等优势,又加上政策优势,经济迅速发展,而中部地区身处内陆,改革开放步子晚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导致红色旅游基础没施建设的失衡、红色旅游客源流向的失衡、红色旅游消费水平的失衡等。

(二)交通状况不一致导致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失衡。从总体上看,贯穿两大区域的京九、京广、浙赣铁路线,京珠高速公路,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海运,畅通的长江、黄河水上交通以及四通八达的航空运输系统为东、中部的交通往来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是,中部地区某些具有高价值的红色旅游资源因所处地理位置比较偏远,交通欠发达,这就使得这些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带了一定困难。例如:上海的“中共一大旧址”和瑞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旧址”、苏南常熟的沙家浜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系列红色景点都具有极高的红色旅游价值,但因两地的经济状况不同,其交通等基础设施也有极大的差距。在选择上,人们可能更愿意选择交通便利的上海、常熟,而不是瑞金、浏阳或铜鼓。不同的交通状况,可能会给不同的地区带来不同的客源市场,因此,会造成某些红色旅游景点红的更红,而某些红色旅游景点遭受冷落,最终使中部落后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呈现不平衡性。

(三)市场意识强弱不同,人员素质高低不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几十个大中型城市,经济开发程度极高,市场与国际市场完全接轨,他们有着强烈的市场意识,也有着极为丰富的人力资源,旅游管理和旅游服务的人才素质都堪称全国一流。与此相反,中部地区除武汉、长沙、南昌、合肥、郑州、太原等省会城市等城市以外,绝大多数地区是欠发达的革命老区。老区人民的市场意识相对淡薄,红色旅游产业化、市场化与发达地区相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以江西省为例,该省分布有老区乡镇的县市共81个,所辖乡镇共1684个,其中老区乡镇为1374个,占75%,老区人口占全省人口总数的55.5%。在偏远山区、湖滨地区、库区等缺粮少地的贫困户达上百万人,文盲、半文盲仍有数百万人。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那里的人们信息长期闭塞、市场意识非常落后。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工资待遇较低,造成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失,因此,中部地区拥有的各类旅游从业人员较少,在业人员总体学历水平、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偏低,受过正规旅游业务培训的人员的比例则更少,尤其是专业红色旅游资源规划人才及管理人员紧缺,这种状况严重地制约着当地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

(四)协作倚重政府,导致旅游企业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政府是区域协作的重要主体。没有政府的介入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协作就会失去必要的条件和基础,但只有政府参与而没有旅游企业参与,协作难以深入持久。当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红色旅游已有的区域协作,大多停留在地区旅游行政管理层面上,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和手段。旅游企业角色边缘化和定位模糊,导致旅游企业对参与红色旅游区域协作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传统体制与地方保护主义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在高度集中的传统旅游管理体制下,旅游资源被条块划分,地方利益被前置,雷同的旅游项目在区域内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旅游资源和国家财力、人力资源的极度浪费。例如,1986年江西在万载县城率先建立了“湘鄂赣革命纪念馆”,后来湖北在阳新县城也建立了“湘鄂赣边鄂东南革命烈士纪念馆”,1998年,湖南的平江县又建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类似的情况还有“红军长征始发地”之争导致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这种对区域性红色旅游资源进行分割使用的行为,造成了红色旅游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使区域红色旅游产品缺乏整体特色,难以形成竞争的合力。

三、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红色旅游区域协作的策略

(一)搭建信息平台,促进两大区域红色旅游信息的交流与共享。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跨越的空间特别广,因此,信息平台在协作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各地区可透过信息技术共同构建区域旅游营销网络和旅游电子商务服务平台,进行红色旅游信息的交流与协作,使各地区的信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有效传递,引导旅游企业采用成熟的信息管理系统提升经营水平,引导宾馆饭店、旅行社的信息管理系统的行业共享。同时,也可借助这一信息平台进行宣传,扩大两大区域红色旅游的知名度。

(二)充分发挥各自的区位优势,实现共赢局面。区域旅游协作是由不同利益主体构成的合作型系统,各利益主体是在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接受合作,如何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将是区域旅游协作的中心问题。为此,必须形成体现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利益兼顾和适当补偿原则的区域利益协调协作机制,避免旅游市场的盲目、过度竞争。一方面,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应以更加积极、更加真诚的姿态主动出击,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寻求投资和合作,积极争取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建立区域协商制度,共同规划、开发和利用红色旅游资源。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企业在中部地区开发和利用红色旅游资源时,要正确处理好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做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和红色文化遗产,切实做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要通过多吸纳当地人就业,使当地居民尽可能多地获益,推动旅游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协作区域中较发达的一方可通过低息或无息贷款、政府援助等途径支援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培训,实现旅游利益均衡的目的。另外,国家应在宏观旅游产业政策和重大项目建设方面适当倾斜,帮助中部欠发达地区发展红色旅游。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11)

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首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提出生态红线的概念。

2013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我国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强调要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明确提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作为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最重要、最优先的任务[2]。

一、生态红线的内涵

生态红线也称生态功能红线或生态保护红线,它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又一条保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生命线,是指对维护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具有关键作用,在重要生态功能区、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的最小生态保护空间。

二、生态红线遵循原则

第一,生态性原则。生态红线是国家和区域生态保护的重要地区,其具有珍稀濒危性、难以复制及不可替代性等特征,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第二,分类性原则。生态红线划分属一项系统工程,不同区域范围,生态红线的功能与类型有异。第三,现实性原则。生态红线划定应基于我国现有各类生态保护地空间分布现状,结合主体功能区特点,充分考虑当地实际,与受保护对象、经济支撑能力和当前监管能力相适应。第四,动态性原则。即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需要,生态红线需作相应调整,以及时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三、生态红线的意义

(一)遏制生态环境退化形势。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导致中国资源环境形势日益严峻。随着资源约束压力持续增大,我国当前环境污染仍在加重,生态系统退化依然。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其目的关键在于实施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促进资源与能源的高效利用,加大中国生态关键地区的保护力度,改善生态系统功能和环境质量状况,缓解社会化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和不利影响。

(二)优化国家生态安全格局。2014年,环保部印发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指南》成为我国首个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纲领性技术指导文件。

依据《指南》,生态红线可划分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三条。而划定生态红线的意义在于为重要生态服务保护、人居环境保障和生物多样性保育,进一步优化生态安全格局,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支持能力,保障国家安全。

(三)创新生态保护管理体制。党的十报告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从“加强”到“加快”,体现中央对于资源环境领域的形势变化作出新的判断和部署。

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现状不理想,原因在于其管理体制上存在某些问题。解决或纠正体制上的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调整、优化的层面,必须依靠深化“改革”的途径。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内在要求,一是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强化环境监管和保护;二是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严格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四、生态红线的制度保障措施

(一)生态红线的科学划定。筑牢生态红线,必须依靠科学的生态红线划定。红线划定要遵循适度与科学原则,所划区域过大或过小都将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平衡,导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背道而驰。

因此,借用科学的区域生态调查方法,例如以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相结合的“3S”信息处理技术,通过图斑与属性数据处理分析,全面掌握区域的生态环境,统筹兼顾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最终确立最需要保护的重要生态服务功能区、脆弱区及敏感区。

(二)生态红线保护的机制创新。生态红线有利于维护国家和地区国土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落实和完成“在发展中求保护、从保护中谋发展”的辩证统一。因此,筑牢生态红线,必须在完善现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实施强有力生态红线监管制度之下,创新生态红线保护机制。

(1)国家层面:强化认识,写入宪法。2011年,我国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的实施,首次以规范性文件提出生态红线的概念,但真正认识并落实好生态红线的保护,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必须出台为其保障、开路,逐步把生态红线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中,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丰富对生态红线的认识,努力通过法律形式将生态红线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宪法,使其成为一项人人皆知的基本国策。

(2)社会层面: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生态红线的落实还必须完善国家层面的宏观监督机制及地方层面的配套政策。借鉴国家土地开发动态监测及管理制度,综合运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以及各种类型生态监测网络的定位监测,对生态红线划定的面积、范围、主要生态服务功能以及人类干扰活动进行动态监测,把相关的监测结果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需要引导公众广泛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环境管理是指管理环境的行为,是政府的职能,由于环境问题的广泛性和社会性,自然少不了公众行为的直接配合。一方面除了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和引导,另一方面还要依赖公众“自下而上”的参与。

(3)政策层面:政府主导,市场协作。生态红线作为生态的“高压线”,不可逾雷池一步,在生态红线范围内要严格控制范围内的人类活动,禁止破坏原有生态系统的主要结构、功能和生态服务,减少红线区域对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要把生态的压力转变为发展的动力,使居民自觉维护生态红线。

在社会生产中,环境就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对总量合理把握和严格控制的前提下,将环境交还给市场进行分配,提高环境的产出效率,实现以“效率”促“保护”。建立和培育环境市场,推进环境纳入市场经济体制之中,一方面是建立保护环境有回报,损害环境损失更大的经济利益引导机制,另一方面是运用市场机制保护环境,建立反映污染治理成本、环境外溢成本的收费机制,积极创新各种生态红线保护利益补偿,协调好红线内外区域的利益平衡,个体与公共的利益平衡。

总之,我国生态发展形势异常严峻,生态红线问题上处理得好与坏将直接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健康与否。要实现生态文明,从源头上我们必须要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发展趋势,以生态红线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为重要突破点,以红线为实践,关键在执行,正确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平衡关系,准确落实“在发展中求保护、从保护中谋发展”,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生态与人相互间的统一与协调一致。(作者单位:中共黔西南州委党校法学教研部)

参考文献:

[1]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N].人民日报,2013-5-25(1).

[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