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论文大全11篇

社会文化论文篇（1）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习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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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论文篇（2）

2构建和谐社会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随着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执政基础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党执政的主要任务和历史使命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无论是从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还是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来看，我们都必须要把和谐社会的构建作为一项基本任务来抓。致力于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提倡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和睦相处，和谐发展，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是应对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需要。我们目前正处在21世纪头二十年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改革与矛盾并存，发展与问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我们抓住战略机遇期、顺利渡过关键期的必然选择，也是使我国现代化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其次是解决我国当前社会发展中“不和谐”现象的需要。我们应该在社会发展基本协调、稳定、和谐的前提下，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忽视一些社会发展中的诸如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和谐、城乡发展差距大、人们之间利益关系复杂，利益矛盾尖锐等问题。构建和谐社会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很好的解决途径。最后构建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关于社会和谐的真正科学论述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他们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断追求社会和谐的运动，共产主义是最高阶段的和谐社会。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大同”、“小康”就是一种社会和谐的构想，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谐理论应用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

3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异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之所以能够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结合，主要是它们之间有一些深层的契合之处，当然我们在看到二者存在的共通之处的同时还要清楚二者的区别。首先，和谐社会中的和与古代社会和的思想是有区别的和谐社会中的和强调的是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一种状态，包括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也包括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而传统文化中的和，无论是重人和，还是人与自然相和谐，都没有超越阶级的局限。和的思想只是当时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目的在于使人做封建专制制度的奴隶，在这种和谐思想的氛围下，人完全没有自由可言，更谈不上发展了。其次，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有很多共通之处，包含着和谐社会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不仅包括现代文化还包括传统文化，不仅包括西方文化还包括东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思想的结晶，蕴含着无穷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的论述相当丰富，使得它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直接的思想资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的是内省修身的人际和谐思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的是均平大同的理想社会形态；在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协和万邦、仁者无敌的思想；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的是和为贵的思想，追求的是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厚德载物的境界。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这些思想与和谐社会所提倡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很多的不谋而合之处。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必要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挖掘出来，唤醒人们久远的记忆，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发挥其应有的力量和作用。

社会文化论文篇（3）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精神的家园。党的__以来，全国上下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派作为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参政党，因其性质地位和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光荣使命。

社会服务是派的重要社会职能，是派参与社会实践、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途径。民进是由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当前形势下，如何能更好地服务文化建设，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民进的界别特点，发挥文化人才众多、智力密集的优势；需要我们创新服务机制、服务理论和服务手段；需要我们抓住服务的重点，突破服务的难点，合理安排、规划，科学组织实施，使服务工作务实、高效。

一、坚持推进方向、明确指导思想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改革开放，着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以改革促发展、促繁荣，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时，《民进章程》也明确规定：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继承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良好思想道德风尚，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发展和繁荣文化出版事业为本会的基本任务之一。

我们所有的文化服务工作都不能偏离这个总的指导方针。

二、健全服务机制、创新理论形式

（一）健全文化服务机制

社会服务是派的重要职能，它的外延很广，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服务的方方面面。随着“文化强国”口号的提出，为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原有的服务机制在现阶段已相对滞后，应做出适当的调整，保障在文化服务方面有所侧重。在人员配备、活动安排、经费补充、理论培训上加大力度和拓宽深度、广度。各地市级党派组织可设立单独的文化服务部门，研究每一年的服务方向、制定服务计划、评估服务效果，并列入年度考核内容；整合会内资源，各基层组织加强横向联系，实现资源集聚，优势互补，联合开展服务；推进载体建设，可成立文化讲师团、文化服务队等服务机构，落实服务活动，建立长效的服务平台；探索加强会内文化建设机制，活跃各项文化活动，创造文化氛围，提高会员文化素质，为文化服务提供有力支撑。诗、书、画、咏、舞等联谊会是个很好的文化建设平台，以铜陵民进为例，自成立诗书画咏联谊会以来，吸收了各项文化艺术专长的会员，制定计划，定期开展活动，在交流中开发了会员的文化热情，在联谊中文化素质得到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同时，在活动中也吸引和带动了大部分会员参与其中，增强了会内活力，提升了党派形象。

（二）创新文化服务理论

理论创新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根据民进的党派特点，根据国际、国内文化发展的现状，分析文化发展的走向、趋势，同时针对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背景，创造出符合实际的文化服务理论，并以此指导文化服务实践。

“与时俱进”、“因地制宜”是理论创新的两个重要原则。目前，世界多极化发展，文化和价值观念多元，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碰撞，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交融，我们如何能做到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壮大自己。如何能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同时又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觉，都给我们的文化服务理论提出研究的课题。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理论，我们要做到不断创新、与时俱进、适应时代。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民族众多，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在不同的地区，文化服务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如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开放程度高，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民族精神的培育应是文化建设和服务的重点；西部内陆地区，经济落后，受教育程度不高，医疗、卫生、科技等各项服务都很重要，文化服务的重点应放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上；一些民族地区，有自己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信仰，需要我们充分尊重他们的文化习惯，采取审慎的态度，提供文化服务，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求同存异，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交融。因此，因地制宜的创新服务理论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的理论，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服务实践。

（三）创新文化服务手段

民进会内文化人才众多，专业化程度高，文化服务工作一直以来开展的很好。传统的文化服务形式有文化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等，多采用培训、演出、送教、书写春联、捐赠图书等服务形式，这些都可继续保持，并不断深化。在原有基础上，可针对现代社会发展新特点，出现的新兴行业，新的社会人群，创新服务手段。

如农民工这一群体，在文化服务上所受关注就较少。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脱离了乡村，进城务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基本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精神相对贫乏，心理上也没有归属感，很多靠打牌打发无聊时光。针对他们，我们可“文化进工棚”，为他们搭建图书馆、活动室等文化平台，帮助组织农民工乐队、合唱团，培训相关人员等，提升这一群体的文化素质。

再如待业大学生这一群体，经过多年的积压，很多毕业待岗的大学生，除少部分自主创业之外，有很多应聘从事各种临时性的工作，背负沉重的经济和心理压力；还有一些 公司的白领，他们普遍有很深的职业倦怠，工作压力大，同事之间人际关系冷漠。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群体，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提供怎样的服务，是值得研究的。

在新兴行业，如文化策划、创意行业，数字出版，动漫产业等方面也大有文章可做。根据民进的文化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为行业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指导，或是会员本身就可从事这些行业。

创新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创新，我们只有不断地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把握问题的本质，建全机制、更新手段、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发挥服务的职能。

三、保持优势项目、突破薄弱环节

民进因其界别特点，在文化建设和服务领域优势明显，各种文化服务工作在人才上、智力上、项目上都可得到保证，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

与以经济类、企业界为主的党派，如民建相比较，民进会员企业界的人才较少，大都是文化教育出版类事业单位工作或管理人员，缺乏经济实力和产业实力，限制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很多会员在各行业内有名气、有水平，但由于没有相关的产业支撑，很难将文化做到产业化、规模化，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需要民进在保持界别性质的基础上，适当吸纳一定数量的企业界人才，特别是文化类非公企业的负责人，如广告、出版、影视、娱乐、印刷等方面，利用会内人才、智力优势，将成果转化，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四、立足现实所需、追求务实高效

文化服务是惠及百姓、服务民生的工程，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 把好事办到百姓心坎上。需要我们立足现实，追求实效，摒弃一切不切实际的面子和做秀行为。

社会文化论文篇（4）

一、引言

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指导性，即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八荣八耻是对我国几千年来中华传统美德的高度概括，是我国每个公民都应遵守的行为准则，是每个行业都应践行的行为依据。八荣八耻是行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二者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作用。作为同样具有广泛影响性的行政文化建设，也应以八荣八耻为理论指导，以搞好行政文化的廉政建设，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社会风气，最终达到赢得民心，加快构建和谐社会步伐的目的。

二、研究意义

（一）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道德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良性的道德建设有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步伐，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而八荣八耻是对我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高度概括，使道德尺度明晰化、具体化、条文化，使广大民众有了行为的依据，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研究八荣八耻有利于整个社会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将有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保障。

（二）有利于党风廉正建设

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进行行政文化建设要以此作为思想指导，因为党员的行为作风具有模范带头作用，关系到党的荣辱存亡。而八荣八耻则是在三个代表思想之后的再发展，为党员提供了行为的准则及精神动力，有利于党员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有利于+防止腐败，有利于形成廉洁、公正、服务大众的健康思想。

（三）有利于提高国民整体素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培育社会主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八荣八耻则对每个人的各方面都提出了总的行为准则，有利于其整体素质的提高。

（四）有利于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

八荣八耻作为广大民众的行为准则，有利于形成积极、健康、和谐的社会局面。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与外来思想发生碰撞不可避免，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时刻准备对我国进行不良、腐朽意识的渗透。而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我国国民提供了行为的依据，可以此很好地分辨、抵触各种不良的腐朽思想，从而树立正确的思维、行为习惯，为实现我国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从而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行政文化相关概念辨析

（一）行政文化的定义及特征

行政文化是相对于社区文化、乡村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而言的一种具有行政特点的文化形态，主要是指各级党政机关国家行政主体在实践行政活动中，影响甚至决定其行为的一系列行政道德、行政理念、行政规则、行政环境等各种道德现象、心理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它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共同具备和遵守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及人际关系等各种社会准则与行为规范的总称。它具有时代性、社会性、民族性、积淀性、隐蔽性、连续性、普遍性、渗透性，它是一种巨大潜在的无形力量，其影响是持久的、无所不在的。

（二）行政文化的功能

1、引导作用。即引导受众群体形成特定的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特定的行为模式。行政文化一方面通过将共同价值观向行政人员个人价值观内化，使行政组织在理念上确定一种内在的、自我控制的行为标准，规范、指导、约束着行政人员的行为。另一方面，受强有力行政文化影响和熏陶的行政人员，能够自觉地约束个人的行为，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与行政组织保持相同的取向。

2、规制作用。由于行政文化包括行政道德、行政规则等因素，因此，行政文化在道德上具有良性的引导作用，在行政规则上具有导向、规范、甚至强制执行作用。

3、保障作用。由于行政文化包括行政道德、行政规则、行政理念等既成因素，因而为行政执行、学习人员提供了可参照的模板，为其行政行为提供了底线。因此具有保障正常行政行为执行的作用。

4、辐射作用。行政文化可以通过行政主体与外界的交往，把其作风、精神面貌辐射到整个社会，对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产生重要的影响。可见行政文化作为行政主体的思维方式、目标导向、约束机制，在整个公共政策的制定、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建设措施

（一）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作为指导思想

行政文化包括行政道德、行政理念、行政规则、行政环境等。而八荣八耻显然是行政道德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高于行政道德，具有很现实的理论指导性，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产物，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的再发展，与其一脉相承，并同样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因此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用这些先进的理论指导行政文化的建设，以确保正确的行政文化建设方向，并在此基础上用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拓展政文化建设的深度性、广泛性、高质量性。

（二）严格加强行政主体道德思想建设

行政主体是行政文化的建设者，同时又受行政文化的影响，是行政文化的受众者及行政政策的执行者，其言行是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政策是否能够得到顺利落实，行政主体是否秉公行事，是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关系到政府行政目标的实现及政府形象的树立。为此必须加强行政主体的道德建设以培养行政主体高尚的道德情操，高层次的思想境界，而八荣八耻概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行政主体提供了具体的行为准则，有利于防止其思想滑坡，一心一意做好人民的公仆，避免腐败思想、行为的出现，促使其形成牢固、正确的地位观、利益观、权力观、大局观，最终为良好行政文化的形成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三）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

当今的时代是信息、知识爆炸的时代。人民大众可通过多种媒体途径获取相关所需信息。国家相关媒体应借此良机，利用其广泛的受众性，充分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积极宣传健康、和谐的道德思想，以不断使行政主体受到良好的道德思想熏陶，培养其高尚的思想情操，使其能够按照八荣八耻的要求为自己的言行躬行自省，并通过其行政行为的影响，利用其示范效应，为行政文化的发展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

（四）突出行政文化建设的伦理性

践行实践八荣八耻是一个人行为伦理性的集中体现，而伦理是道德建设的灵魂所在。突出行政文化建设的伦理性也就是要突出行政主体对道德观念感知的自觉性，使其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正义感、羞耻感，能够自发按照道德要求特别是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使其言行在生活中能够“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遵循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礼仪伦常，不腐化堕落；在工作中能够“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严于律己、秉公行事、惩恶扬善，不搞小团体主义、不徇私枉法；在学习中能够“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不断吸收新的科学知识，与时俱进、忧国忧民，并坚决反对封建愚昧落后的言行，倡导积极健康的思想言行，以为行政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超级秘书网

（五）加强行政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

《》规定，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八荣八耻是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体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要内容，是对人们言行准则的重要创新性经验总结，是党员、行政主体、广大民众武装自己头脑的重要思想武器。

因此要加强行政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并且要着重关于八荣八耻行政文化理论的相关理论研究，使其不断充实完善、内涵更加丰富，以充分发挥其对行政主体以及广大民众的言行指导作用，避免不好甚至违法乱纪的言行出现，以促进我国行政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和谐发展。

（六）树立典型的践行者

事实证明，生活中良好的典型模范具有很好的带头作用，能够激励其成为像典型、模范人物。因此应在生活、学习、工作中发现践行八荣八耻的榜样人物，并大力宣传其先进事迹，带动更多的人成为八荣八耻的忠实践行者，特别要发现行政主体、共产党员中践行八荣八耻的典型人物，以树立其行政主体、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最终通过以个体带动群体的良好效应，为积极的行政文化观念特别是八荣八耻的落实及不断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如在和平建设时期，涌现出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方永刚等众多好党员、好干部、好榜样，他们的高尚品德为其他行政人员的言行提供重要的参考坐标，是行政文化中靓丽的风景线。

五、结语

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是共产党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的再发展，是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主体言行的风向标，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指导意义。

因此要大力加强以八荣八耻为社会主义荣辱观主要内容视角下行政文化建设研究，以不断丰富、充实我国行政文化建设的内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蓬勃发展。

社会文化论文篇（5）

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在群众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和广大群众的需求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电影院等艺术文化场馆的建设还不够多。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人均文化设施建设还十分不足，在广大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群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十分落后。很多县城一个县都没有一家像样的电影院，没有一个图书馆，有的也只是图有虚名，常年不开放，甚至没有一个公园。人民群众文化活动的场所严重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

2.社会支持仍需加强

群众文化活动大多是群众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艺术形式，因其贴近群众，十分接地气，有些时候显得没有那么高雅。这就使得一些人对于这些群众文化的形式比较难以接受。举例来说，广场舞是一种十分受群众欢迎的舞蹈，很多大妈通过这种形式娱乐了身心锻炼了身体，但是广场舞却因为音乐声比较吵，引起很多人的抵制，甚至发生了一些冲突。这些都是群众文化活动不被理解和支持的例证。

3.从业人员队伍急需补充

在文化届，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将目光聚焦在高雅艺术，而对下里巴人的群众文化十分不屑。在建国初期，各个县都有歌舞团、剧团、文艺表演队，这些团体的从业人员推出了一系列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生活。但是现在剧院、剧团等文化组织已经消失，在县城和农村地区，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的队伍十分有限。一些乡镇文化站、农村文化室根本没有专人管理，很多文化馆还是老一辈的文化馆的人员，年轻人在这方面的精力投入很少。群众文化从业人员队伍急需补充新的力量。

4.群众文化经费需要提高

文化活动的开展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现如今，国家对文化的建设日益重视，很多大城市对于文化的投资也越来越多。但是在县级城市，群众文化活动的经费还严重不足。很多城市依然把发展经济放在重要的位置，而对文化的建设极为忽视。这种思想上的不重视就导致财政投入的不足，群众文化处于经费拮据的尴尬境地。

二、群众文化的发展路径

1.重视群众文化的发展

群众文化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幸福生活指数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府一定要从思想上深刻认识到群众文化发展的意义。重视群众文化的发展，采取多种渠道引导群众文化建设，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是文化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有了文化活动的场所和设施，文化活动才能够顺利进行。政府要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如建设公园、图书室、剧院、娱乐场等一些基础设施，为群众文化的开展提供保障。

3.增强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群众文化是一种接地气的文化，可能形式比较简单，也没有太强的艺术含金量。但是群众文化却是一种文化的表征，有着其自身的魅力。社会各界要对群众文化给予更多的支持，一是增强对于群众文化的理解，不能因为“小苹果”等曲目比较通俗就对其予以排斥，更不能因为广场舞比较吵就号召社会予以抵制。二是要加强对群众文化的投入。对于群众文化来说，因其发源于群众，在群众中盛行，所以决定了其艺术性稍差，文艺界的人士要加强对群众文化的指导，提升群众文化的艺术品位。

4.加强从业人员队伍建设

群众文化队伍不足，影响着群众文化的发展。因此一定要加强群众文化队伍建设。一是提高群众文化工作者的综合素质，二是吸引更多有知识有专长的人参与群众文化工作。对于群众文化来说，其发展和繁荣必须依靠文化从业者的推动，加强群众文化从业队伍建设，能够进一步促进群众文化的覆盖范围和影响空间。

5.提供群众文化经费保障

文化建设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发展群众文化，需要一定的经费保障。政府应该在财政上，加强对于群众文化建设的投入。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场馆和设施设备的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于文化作品和文化活动的投入。在经费保障上，县级城市尤其需要加强，通过提供群众文化的经费保障，促进群众文化更好的开展。

社会文化论文篇（6）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下，很多群众文化均来自群众自身的生产生活实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很多优秀的群众文化都是根据群众自身的一些经历进行改编和创作出来的，因此说社会主义社会下的群众文化植根于基层，来源于民间，而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的一大特点便是基层性和群众性。也正是由于群众文化具有这样的特点，反映了现实中很多群众文化的基本生活，才更加受到群众的欢迎，并成为国人雅俗共赏的一项艺术。

2.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参与的广泛性特点

在现实的群众文化发展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社会下的群众文化展示出参与的广泛性。首先参与的广泛性体现在，参与群众的数量和行业相对广泛，由于很多群众文化来自于民，因此，备受群众欢迎，使得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非常喜欢这种文化活动，使得现实社会中参与群众文化的人群较多；再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参与的广泛性还体现在群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会受到所在地方地域、民族和气候的客观因素的影响。在进行优秀的文化传播与演出的过程中，均会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因此说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具有参与的广泛性的特点。

3.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内容的通俗性特点

在现实的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多数的文化内容均来自于普通群众，因此，群众文化以其鲜活的生命力展示在世人面前。让群众文化经久不衰，备受国人爱戴的另一个原因便是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内容具有通俗性的特点，由于其内容通俗易懂，即使没有上过学不具备学科知识的老百姓依然能够明白其中的内容，由于是群众创造，于是其在说话内容，言语表达，内容选择上均贴近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因此通俗性是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的另一大特点。

二、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的功能分析

1.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具有反映国家意志进行整治教育的功能

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对国人具有整治教育作用，首先表现在群众文化可以有效的传递国家的意志，反映国家建设的一些主张，并利用群众文化自身备受世人喜爱，以及蕴藏丰富教育资源的特点，对国人进行必要的政治教育。再就是很多群众文化蕴藏的朴素的民族情感在里面，也是很好的教育素材，如端午节的龙舟和吃粽子便是对屈原精神文化的歌颂，无形中也倡导国人要爱国，也传递了国家的一些阶级意志。以上两点都说明了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下，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群众文化发展的一定因素，便是群众文化具有反映国家意志进行整治教育的功能，在群众文化的传递过程中也将国家的一部分主张和意志传递给更多人，有利于我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

2.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具有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消费，有利于经济发展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群众文化活动过程中，其表现出的功能和作用有很多，其中丰富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让老百姓在工作之余能够享受到自身所喜爱的文艺节目，增加老百姓的精神修养和诉求，使其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发展。再就是现实的群众文化活动过程中，在娱乐群众的同时，也能够促进消费，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群众在进行必要的群众文化活动过程中，无论是一次消费所需要的服装、道具、交通运输以及后勤保障等均需要花钱购买，即使群众文化活动过程中，仍然存有二次消费，如饮料、香烟等等，这些物质的购买必然会促进地方消费的进行，使得地方税收得以充盈，经济得以发展。

3.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文化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

在群众文化中存有一个重要的载体，其便是节日文化。由于我国古代文化相对繁荣，因此，流于后世的节日文化也非常厚重。如中秋节、元旦、农历新年、元宵节等等，每到节日都会举国欢庆，举行大型的文化活动，每家每户都沉寂在幸福和欢乐之中。这无形中推动了民族爱国心和凝聚力的扩散和宣传，有利于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

社会文化论文篇（7）

婚约彩礼早在西周时就存在于我国。依照《礼记士婚》的记载，男女双方在订婚时，男方应给付女方一笔聘金才算正式订婚。我国古代“六礼”制度中的纳征即现代彩礼的来源。在古代，女子社会地位低下，在自己的婚姻上不能当家做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婚时由于收了男方的定金即彩礼，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跟着走”。在婚姻生活中也没有自由，听从父命、夫命及子命。中共中央苏区政府在1934年4月8日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废除了聘金、聘礼及嫁妆等内容。我国1950年、1980年的《婚姻法》及2001年新修改的《婚姻法》也规定了禁止买卖婚姻、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在婚姻自主、个性自由的今天，彩礼作为旧婚姻制度的产物，极大地影响着广大青年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悖的民间习俗，虽不同于买卖婚姻，有其合理成分，但绝不可取。

(二)婚约彩礼案件定性难凸显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缺陷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已经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彩礼”规则，婚约解除早已是司空见惯，彩礼纠纷不断，而我国的法律制度却没有跟上这一形势发展的需求。我国的《婚姻法》中没有关于婚约的具体规定，彩礼纠纷的解决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于是当婚约纠纷至法院时，婚约法律问题就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状态，无法可依及各地风俗习惯的不同导致了彩礼纠纷案的“同案不同判”，严重影响着法院判决的公信力。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机制，在起着事后调整补救作用的同时，也要做到事前指引，这是法本身的要求。相关法律的缺失使得在婚约彩礼中法律的事前引导功能落空，人们没有一个统一的行为规则作指引，反过来又引发了大量的婚约纠纷。首先，婚约诉讼主体及被告的界定问题。“彩礼”一般情况下是由男方父母筹集以给女方使用的名义交付给女方父母，有的是通过媒人交付，有的是直接交付。所以，一般情况下男方的父母及男方都可以作为诉讼原告。但是，遇到男方父母去世，当事人又有一定程度的智障，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纠纷，彩礼就很难讨回。另外，被告的界定也相当复杂，因为在实际彩礼纠纷案件中，被告往往因不想退还彩礼而相互推诿。媒人只是彩礼交付的中介，一般情况下不能把媒人确定为被告，除非媒人从中渔利。其次，彩礼退还的范围问题。恋爱交往中的男女，在一起吃饭、出去游玩是常见的事。出去玩就有费用产生，如果俩人分手，算不算彩礼，可不可以要回呢?如果俩人同居却没有结婚，可不可以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何为彩礼的司法解释比较模糊，所以，关于彩礼返还的具体范围界定存在一定的难度。最后，彩礼返还的条件问题。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第十条规定了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的三种情形。但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彩礼纠纷案千差万别，仅凭最高法院一条司法解释，很难适应所有案件。

(三)婚约彩礼案件逐年递增加重了司法机关的负担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较农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他们的收入增加了，精神生活也丰富了许多，有的还在城市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于是，以前在农村订婚的就面临着退婚问题，彩礼纠纷亦随之产生。另一方面，城市高涨的房价、生存的压力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梦想难以实现，许多人选择了回乡结婚生子，潜在增加了婚约彩礼纠纷的概率。订婚是许多农民工结婚的必经阶段，高额彩礼则成为男方一大经济负担，因彩礼问题产生的纠纷也在迅速增加。不但如此，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反差使得已婚青年婚变增加，彩礼风波不断上演，因彩礼纠纷诉诸法院的案件逐年增加。据课题组成员在商丘市梁园区法院的调查显示，自2010年以来，因彩礼纠纷上诉至法院要求调解的不下300起，且每年都有增长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司法机关的负担，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四)多种形式的骗婚增加了司法机关办案的难度

一是拖婚。这种情况多产生于彩礼给付后，双方登记结婚，有共同的家庭生活，无子女生产。但女方以打工名义在外多年，回家要求离婚，这种情况的彩礼纠纷就很难处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多是女方收了男方的彩礼，不想与男方结婚却因还不起男方的高额彩礼，只好用这种方式来拖婚。二是无感情婚姻。和拖婚有相同之处，女方父母收了男方的高额彩礼，无力退还，女方虽主观上不愿意，但还是与男方结婚组建家庭。这种无感情婚姻的存在都是彩礼文化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农村比较常见。三是骗婚。女方以与男方恋爱结婚为由，收取男方的高额彩礼，在与男方生活几天后逃跑，即使男方报案，侦破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农村青年男女结婚多不领取结婚证，无法律保护，加之骗子行骗之前都是想好了逃跑和反侦察的办法。所以，造成了男方彩礼的损失，这种情况经常见诸报纸、电视等媒体。社会上的婚介所，有的也利用这种彩礼文化进行诈骗活动。即便是公安机关介入了调查，由于案件涉及较多的个人隐私问题，也很难调查清楚。

二、消除婚约彩礼现象对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影响的应对措施

(一)加大对婚约彩礼危害性的宣传力度

婚约本是中国传统婚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在敦促订婚的男女双方要好好珍惜结婚对象，以便早日完婚。彩礼也有其善意成分，是想让对方接纳自己的一种表现。在古代，送高额彩礼不但是男方家庭实力的象征，也有买娶媳妇之嫌疑，所以古代的妇女在家庭中没有发言权。从这点上讲，彩礼本身也是一定的陋习的体现，应该去除。现在社会的青年男女，在追求爱情生活的同时，却继承了彩礼这一落后的文化习俗，受地方习惯做法的影响，订婚时大要彩礼，没有彩礼好像自己就没有面子，从而给男方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当婚约发生变化时，则会发生彩礼纠纷，甚至闹到法院要求解决纠纷。此外，高额婚约彩礼已使许多有情人难成眷属，两个相亲相爱之人，由于付不起女方父母提出的彩礼而只好分手的情况时有发生。对于这种妨碍青年人爱情的“彩礼”绳索，要彻底地斩断它。所以，加大对婚约彩礼危害性的宣传刻不容缓。

(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婚约彩礼纠纷的解决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法律中并无婚约彩礼的相关规定，只有最高院2004年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对婚约彩礼问题作出了简短的规定，这也是目前我国关于婚约彩礼纠纷案判决的唯一依据。但司法解释(二)中关于“双方未办理结约登记手续的”，法院可以支持彩礼全额退还的规定就不甚明确。农村社会中，男女双方订立婚约后，不少青年男女都有同居行为，但领结婚证的人不是很多，因为大多数人判断结婚的标准是是否举行婚礼宴席而非婚姻登记行为。所以，全额返还彩礼是否有失公平还有待商榷。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中规定的后两种情形均以离婚为前提条件，且是全额返还，这样的规定与民间习惯也有不符的地方。在我国民间，订立婚约十分普遍，一旦解除婚约，会给男女双方带来物质财产、人际关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损失。加之婚约本身就是一种陋习，所以，法律支持全额返还彩礼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这种风气，甚至会造成鼓励解除婚约的不良后果。因此，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婚约彩礼相关法律制度甚有必要。第一，应明确婚约彩礼的内涵和范围。婚约是男女双方为将来缔结婚姻而作出的事先约定，它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婚约当事人不得基于婚约诉求结婚;婚约可由当事人合意解除，也可由当事人单方解除，从而敦促男女双方订立婚约时要更加谨慎，切不可草率行事。

彩礼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当今社会，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双方随时会有财物的赠与和往来，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赠送的财物不论在品种还是价值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财物种类也从一般消费品发展成为汽车、房子、手机、电脑、珠宝首饰等贵重物品。那么，这些赠予的财物能否认定为彩礼呢?男女双方在交往期间相互赠予的财物并不都是彩礼，彩礼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而在婚约存续期间给付另一方的较大数额的财物。这个财物数额的标准应当根据当地的物质生活水平、家庭的经济实力以及当地习俗来确定。一般情况下可以参照以1000元为认定标准，超过1000元的可以被纳入彩礼的范围。若在赠与财物时有明确的约定，那么就算赠予物的价值未满1000元，也可认定为彩礼。第二，确立彩礼退还要遵循的原则。一是要遵循农村的风俗习惯。彩礼文化多发生在广大农村地区，老百姓判断彩礼退还的标准“是男方原因导致联姻失败的，彩礼一般不退还，如果是女方原因导致联姻失败，则必须退还所有彩礼。”这就与现行的司法解释存在不一致。如果仅仅按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来断案，不但不符合农村习俗，还有可能导致当事人的抵触态度。所以，在彩礼纠纷案的实际审理中，不但要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也要照顾到农村地区的风俗习惯。男女双方若联姻失败，不能机械地依照“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要求女方退还彩礼来处理纠纷，还要结合农村的习俗来作出裁决。二是要照顾联姻中的无过错方。男女双方因缔结婚姻一方付给另一方数额较大的金钱和贵重物品，在联姻解散时需要退还对方。退还时要照顾无过错方的利益。如果是男方原因导致联姻失败的，彩礼退还时要照顾女方利益，不能要求女方全额退还彩礼。如果是女方过错导致联姻失败的，则要照顾男方的利益，依法退还彩礼，但退还的数量还是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避免彩礼这一陋习的滋生蔓延。

社会文化论文篇（8）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的基础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崭新形态的文化都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生根发芽、结出硕果的。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起了源头和内生性动力的作用。正是有了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成功地做到了集大成，达到了历史的高度，超越了传统文明。其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具有文化多样性、包容性。炎黄子孙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开疆拓土，继往开来，不断传承着历代的优秀文化成果。我们曾试图走过“全盘西化”，但实践证明行不通。最后，我们选择将自身放入历史的进程中，与传统巧妙地融合、依存发展，才形成先进的文化。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是因为根植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理念、和谐的思路、中庸的适度而为、以人为本位的价值观、自强不息、以和为贵、爱国精神等等，都是当今先进文化构建所不可或缺的。新时期新文化在儒家文化积淀、道家与法家等传统文化的浸润中不断生发，最终成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建设的实践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发展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自身内部的蜕变、上升，另一层是外部的供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除了从深厚的文化积淀中汲取养分，更是吸收了世界其他民族优秀的文明成果，使其更具有时代性、开放性、包容性。主席说:“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时代的呼唤下，在传统文化的厚土中应运而生。它能集大成，必然克服了传统文化成长于农业自然经济、君权至上条件下所与生俱来的弊端，剔除了传统儒学残留的封建遗毒，诸如小农意识、等级制度观念、宗法思想等。与此同时，保留、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正确的理念，如关注内在修为、自身修养、尊师重道、热忱关注国家命运、积极的处世哲学和献身精神。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实现开拓式的发展，保持时代性，既要不脱离中国内生文化这个主体，不断践行去民族文化之糟粕，取民族文化之精华，又要吸收世界各国文明的先进成果，展现包容精神、时代精神;既要关注中国国情、中国人民的思维传统，又要关注世情、时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超越是必经之路。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二者结合的契合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石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成就了自身，建设中国特色文化，要传承传统经典，更要运用先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不断丰富、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起着核心的指导作用。近代伊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经过文化的撞击、实践的检验，引领我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才得以克服自身文化的缺陷，实现了民族的复兴;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引领，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不受干扰、少走弯路。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我们能够在浩瀚的传统文化中，找到适宜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经典，是我们能够“古为今用”、不断创新的钥匙，是中国人民主体价值观塑造过程中的灵魂指引。

社会文化论文篇（9）

 

“和谐社会”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所指的“社会”，应是一个具体的发展领域，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并列。，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在八次文代会七次作代会上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这一个重大的课题的确立，要求我们的文化工作者，要努力做好这“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的工作。我们讲的和谐，不是指的一团和气，实际指的是“和衷共济”，实际上指的是团结合力的思想。在社会领域，和谐文化的社会学意义指的是不同利益需求的个人，应当为了共同的目标，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和谐文化已经融入并且体现在社会民俗民风中。要保持文化开放和文化安全的一致经济全球化是当前国际大环境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必然涉及到文化问题。 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因此，我们的文化建设必须“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

一、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确保文化发展与和谐社会发展相适应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的文化发展观也逐步发生了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文化产品和服务都是商品，文化市场是整个市场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化企业是文化市场的经营主体，不是政府的附属物；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企业、个人、政府等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是发展文化的动力。文化发展观的演变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促进了我国文化建设的繁荣。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在文化市场和文化产品的繁荣方面，还是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丰富多彩方面，没有任何时期能同现在比拟。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相比，我国文化体制的改革还大大滞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我们的文化发展观还很不适应。一些同志仍习惯用计划经济的眼光来看待和界定文化生产单位的性质，习惯用自上而下的计划管理的办法来指挥文化生产。不少政府行政部门同国有文化生产单位还处于“管”“办”不分的状态，文化产品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行政指挥。上述情况造成的结果，就是在文化生产领域内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政府大量投资的文化产品无人问津，一方面广大群众反映没有好的作品可看。与此同时，国外文化产品在国内市场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国内文化生产与受众需求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在文化发展观上有新的突破。

二、充分认清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态势

认真研究和科学判断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态势及其特征，是正确制定文化对策的基础和前提。江泽民同志在“七一” 讲话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特征的判断。无论经济全球化怎样发展，绝不可能消除文化的民族性和多元性。 正因为世界文化是多元的，相互之间就免不了发生冲突。因此，“多元”与“冲突”使当今世界文化还呈现出另一种格局和趋势，即“一体”和“融合”的趋势。，社会主义。所谓“一体”并不是说世界上已经形成了某种超越各种民族文化之上的单一文化，而是指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和相互吸收的一种趋势，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状况。其表现之一，是一种文化吸收了另一种文化，丰富了自身的内容。表现之二，是由于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吸收，形成了一种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无国界”文化。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无国界的全球网络文化。

三、认真分析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文化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加入WTO,给我国的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中国融入世界文明提供了新的环境和条件，为中华文明的传播提供了新的空间和领域。，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挑战大于机遇。首先，从总体上看!在与西方强势文化的碰撞中，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社会主义。其次，文化安全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正利用与我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向中国输出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观念，推销西方文化。，社会主义。再次，中国的文化产业也将面临冲击。，社会主义。 一是对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体制和模式的挑战， 二是对文化市场份额和文化企业的挑战。 文化产业的技术先进性与我国文化产业技术装备、人力资源准备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

总之，和谐文化是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和谐理念与和谐精神，具有多样性与主导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等基本特征。在文化建设过程中，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10-18.

[2]刘云山.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深化拓展创新宣传思想工作[J].党建.2005.(10).10

社会文化论文篇（10）

1．构形（formation）。在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威廉斯一直不满意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以及他的反映论思想。威廉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划分不仅否定了文化等因素的自主性，也否定了文化生产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与影响，更忽视了文化生产在物质生产中的地位。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文化生产还没有直接参与到经济生产中去，这种划分还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生产已成为重要的经济现象时，这种划分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了。另外，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总是把文化看成是社会物质过程的一种反映，这实际上否定了艺术活动自身的特质。在威廉斯看来，艺术活动的产物———艺术品，既是物质性的，又是想象性的。当然，威廉斯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性质，而是希冀以新的理论成果充实这一理论。在他看来，要准确说明文化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性质，在文化理论中引入“构形”概念是十分必要的。威廉斯的构形事实上就是文化的一种能动创造，这种创造不仅表现在文化内容上，而且还表现在文化形式上。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他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的“典型性”概念切入。在他看来，“典型”具有两种方式，一是作为“形象象征”或“符号象征”，二是作为某种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类别的表征性的实例。第二种方式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经常被应用的，但第一种方式却鲜有提及，它是被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并加以发展的。威廉斯认为，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十分重要，它对理解文化特别是艺术活动的独特性起着关键作用。威廉斯提出的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组织结构或塑造形式的过程，即“构形”。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以威廉斯对语言问题的分析作参照（在威廉斯看来，文化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语言的分析，只有准确理解了语言的实质，才能准确理解文化的实质与发展。因为，文化总是要借语言的形式存在与发展。换一个角度看，文化也是众多符号之一，文化发展规律自然也要符合符号共性规律）。威廉斯认为，正是沃洛希诺夫的语言理论使语言问题的研究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沃洛希诺夫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二重性”，它既跟外部世界有关，又跟符号系统的内在结构形式有关；但是符号既不等同于客观对象及其所指示或表达的事物，又不完全取决于结构形式，而是结构形式与外部关系约定俗成的结果，是一种“接合表述”（articula－tion）。这种约定俗成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个人言语活动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威廉斯认为沃洛希诺夫语言理论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是把整个语言问题放在马克思主义那种总体的理论格局当中加以重新考虑的。这使他能够把‘活动’（洪堡之后的那种唯心主义强调之所长）看做是社会活动；又把‘系统’（新的客观主义语言学之所长）看做是与这种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而不是像某些一直被人们袭用的观念那样，把二者看做是相互分离的。于是，一方面，他吸取了这些不同的传统之所长；另一方面，他又逐个使它们显露出相关的缺陷”②。在威廉斯看来，“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就是要发现文化是如何在不断构成结构或模型中发展的。不过，对待这种文化构形，必须像沃洛希诺夫对待语言符号那样，把它放在马克思主义总体理论格局中加以把握。既要看到这种文化构形对文化发展以及社会与个人发展的影响，更要看到个人活动与社关系的变化对这种文化构形发展的影响。

社会文化论文篇（11）

传播活动成为当代信息社会人们的主要活动，我国当代社会也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裂变。这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社会变革加剧，导致了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新的社会阶层正在迅速崛起和形成。正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促进了社会分化，在社会分层中，职业是社会阶层分化的核心因素。[1]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社会的文化分化也日益加剧，各个阶层在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消费方式。在社会文化分化的基础上，传播分化的问题也凸现出来。但是，究竟什么是传播分化，它的内涵和基本型态是什么，传播分化有什么具体表现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

一、传播分化的基本内涵

什么是传播分化？我们认为，所谓传播分化，是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有效应用，以及传播主体对传播资源占有的不同，从而导致的社会不同的传播主体之间的异质化，并由此产生的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传播分化具体表现为传播差距、传播区隔、传播分异等现象，以及这种传播差距、区隔、分异进一步分化和加剧的趋势。实际上，在传播分化概念中，具体包括三层涵义：其一，传播分化首先表现为作为社会存在状态的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传播现象。也就是说，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如地区、群体、文化、职业等社会阶层不同的传播差距；产生了诸如在媒介价值、媒介生态、媒介资源等领域，将传播整体系统分割为不同的次级系统的传播区隔，以及传播功能的异质性特征不断强化的传播分异现象。其二，传播分化还体现为这种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现象具有明确的加大及进一步促生新的分化的趋势。其三，传播分化引起了某些特定的社会分化，它是当代社会传播发展在社会层面的表现，并由此而引起的不同的传播主体之间的如贫富分化、阶层分化、文化分化等一系列的社会分化。

传播分化和社会分化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社会学理论中，分化常用来表述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个概念涉及到原本由一种社会体制运行的诸多社会活动分裂为由不同的社会体制来制约。分化的历史过程表征了一个社会的各部分越来越明显的专门化趋势，进而导致了该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异质性。有学者指出，分化是社会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重要动力，尽管这种现象在传统社会也存在，但是到了现代阶段，分化明显加剧，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2]显然，社会分化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十分突出，社会分化也是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重要标志。社会分化理论为我们系统研究传播分化提出了具体的理论指导，同时，传播分化也是社会分化的有机组成，不能把传播分化与社会分化割裂开来。我们关于传播分化的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现象的描述，实际上也源自于社会学研究对分化概念的界定和总结。

就传播学理论本身看，虽然没有人专门提出传播分化的概念，并专门就此进行更深层次的内涵分析。但对于这一理论问题，在传播思想的发展中其实早就有所认识，并作了不同程度的阐释。传播学研究中的“知沟理论”、“信息沟理论”可以说较早地认识到和明确提出了传播分化的问题。知沟、信息沟理论已充分认识到传播分化中的信息差距问题，为传播分化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分化现象，罗杰斯在其著作《创新的扩散》中也有所认识，他认为，在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过程中，创新的扩散一般会引起更大的社会经济差距。英国著名传播学家麦奎尔就深刻地认识到了传播和社会变迁的问题，麦奎尔认为，关于大众传播和社会中发生的其他变迁之间关系的趋向和牢固程度，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传媒是社会变迁的原因，还是结构？传媒在哪里发挥影响，它们也就在哪里引起变迁。两种主要变迁是，要么就是选择社会集中化，要么就是选择社会分化。麦奎尔认识到大众传播对传统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的控制和分化的作用。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影响深远的“公共领域”理论，其实也涉及到大众传播与社会分化的问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认识到公共领域“结构性的变化”问题，他对“公共领域”在19世纪的衰落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强调了大众传媒对公共领域的结构的分化。此外，在传播学受众研究理论中，传播分化问题也有具体的体现。[3]首先是作为社会类别的受众研究，强调受众的差异性，力图通过社会在分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社会类别来区分研究受众。其次，还有作为亚文化群体的受众研究，强调受众群体的差异性，但与社会群体的分类要素来源于社会学不同，该理论视野与文化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有着直接联系。

研究者尽管没有系统地对传播分化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深层次分析，但都从各自的理论体系和认识角度出发，涉及到了传播分化的问题，并且也都有很深刻的认识。在他们的理论中，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清晰的，这就是传播分化和社会分化之间的内在的联系和互动性，社会分化影响传播分化，而传播分化则加剧社会分化，同时又转化为社会分化的动因，这一认识为我们研究传播分化提供了逻辑的起点和理论分析的视角。

导致传播分化的动因，其实就是社会分化。反之，传播分化也促进社会分化，社会分化和传播分化具有明确的互动性。陈卫星指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传播技术的普及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中介作用，传播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网络铭文。传播手段不仅仅是生产力内部的范畴，同时也编制和构筑了生产关系，维持和加强了生产领域当中的一般状态。传播工具对社会转型产生的撞击作用在于，重新构建社会空间。”[4]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播成为社会分化的中介和载体，同时通过传播，社会空间又得以重构。因此，就其发生看，传播分化是社会转型中社会分化的结果。而就其结果看，传播分化又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必要因素，是社会发展中社会现代性的具体体现。所以，我们认为，在任何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必然产生裂变，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的价值、文化、政治、经济等都不同程度地产生各种形态的分化现象，传播分化就是这种分化中的主导形式。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当代社会，传播分化自然而然是社会分化的主要载体和催化剂。传播分化伴随着社会分化而发生，加速社会分化的进程，促成了社会分化过程中各社会阶层的形成。同时，传播分化又体现着社会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分化。从深层次看，伴随着传播分化，社会文化在其系统内部产生冲突，形成新的文化因子，促成异质文化的生成，从而导致文化分化。在此基础上，社会文化本身也向异质性转化，也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的产生。因此，传播分化实际也是社会分化的一种形式。

二、传播分化的具体形态

就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看，传播本身的快速发展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并生的。我国传媒业在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如传播差距、传播资源的非均衡发展、媒介报道的社会歧视，等等。这些传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其实都和传播分化问题有直接的关系。

传播分化的基本内涵包括现象层面的传播差距、子系统分化的传播区隔和异质性分化的传播分异。以传播差距、传播区隔、传播分异为基点，为了更明确具体地研究传播分化，我们还有必要分析传播分化的具体形态。对此问题，国内研究者大都从社会分化的角度出发，直接借用了社会分化研究取得的理论观点，主要从社会阶层分化来分析传播分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俞虹依据陆学艺等对中国社会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划分，从传播资源和传播权力的角度，将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结构划分为强势集团、中间阶层和弱势群体三大部分。围绕这三大社会群体，段京肃通过分析各社会群体对媒介的控制和使用情况指出：“在社会阶层出现了新的分化以后,媒介必须适应新出现的各个阶层的实际需求,否则媒介就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在现阶段,每一个媒介都要找到最需要自己的阶层,并尽全力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5]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社会分化尤其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对媒介需求的变化，并指出媒介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媒介本身也在促动着社会的分化，社会分化和传播分化表现为互动关系，传播分化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诸如此类的问题则是他们的研究所没有深究的地方。因此，我们不但要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更要从全方位的透视我国当代社会传播分化问题，并对其具体形态进行描述。总括起来看，传播分化在政治意识、文化观念、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下面我们主要从传播价值、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地域性差异等来描述传播分化的表现形态。具体而言，传播分化主要表现在内在分化和外在分化两个方面，并由此形成具体的形态。

（一）内在分化。所谓内在分化，主要是指传播的价值取向、文化、意识形态等内在因素产生的分化现象。它是隐性的分化，表现为潜在的变化，但对传播分化起着决定性和主导的作用。

1、价值形态分化。

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化的活动，价值取向是其基本的出发点，任何传播活动都有其目的和价值判断的立场，都包含着特定的价值观，并因此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早期的传播学者更多地倾向于传播对社会价值建构的正面作用，更强调传播的价值整合意义。如美国传播学者帕克就认为，作为整体的传播，使社会团体走向联合、一致和完整。它修正、规范了竞争，产生出道德秩序。显然，他认为正是传播从正面建构社会价值，使不同的价值走向一致。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当代社会呈现价值多元化的态势，社会发展表现为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状态。如雷洪认为，我国转型期社会分层价值观基点的转变和特征是：(1)由制度化核心意义转变为利益性核心意义；(2)由身份性意义转变为功利性意义；(3)由明显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意义转变为经济性、物质性意义；(4)国家或社会一重性意义转变为个人、群体、集团、国家多重意义；(5)单一的制度安排意义转变为市场化与制度安排双重意义；(6)简单的效用和意义转变为复杂的效用和意义。[6]从理论上看，价值多元化应该是一个转型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实。大众传播媒介的参与，使得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分化具体表现出来，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一元价值观分化为即此即彼的多元价值并存的状态。随着社会多元价值的产生，大众传播媒介也明显呈现出了价值分化的情形。不但大众媒介本身表现出价值多元化的倾向，而且人们对媒介的需求、认识、理解和判断也呈多元化的趋势。就媒介的价值取向来看，出现了各种不同价值观念并存的状态，如传统与现代、东西方、民族化等等，各种价值体系一并产生并不断强化。更为重要的是，大众传播价值观正在走向两极分化，传播正在分化出其负面的、否定性的价值形态来，基本价值变得模糊，各种相对主义观念大行其道。实际上，正是通过大众媒介的普及，传统的价值体系产生了分异，即在传统的价值的基础上，分化出了异质性因素，传播是促成这种分化的直接动因。也正因为传播分化，从而导致了人们对多元价值的认同，这其实是分化的结果，也是进一步分化的前提。当然，这种认同有肯定的、积极的一面，也有否定的、消极的认同，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在当前商业化的冲击下，我国大众传媒的道德价值权威受到挑战。大众媒介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不惜以牺牲社会的基本价值为代价，猎奇色情、宣示苦难、侵犯隐私、社会歧视等等有损于社会基本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报道，成为争夺媒介市场的手段。

2、文化形态分化。

传播分化还表现在文化形态意义上的分化。就文化层面而言，我国当代传播分化主要表现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主导文化和民族文化等形态的分化。

关于文化形态层面的传播分化，其主要决定因素是工业化和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人类的文化活动的基本特点是文化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推波助澜地影响着大众文化的形成和扩散，并且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首先表现为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在当前中国的审美文化当中，虽然存在着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三元格局，但人们不难发现，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文化形态，近二十年来发展极为迅猛，它不但在其生产和流通的规模上超过了任何其他文化，而且还在以各种‘文化暴力’方式掠夺其他文化资源。这就造成了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甚至主导文化的‘殖民化’，在这里主要是指大众文化以各种方式利用来自其他文化资源，并把这些资源最终改造成为适合于大众文化逻辑的共享性的文化。”[7]从传播分化的角度看，这段论述就很好地阐明了文化形态的分化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消费主义文化也正在兴起，大众文化随之成为文化的主流形态，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在传播分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同时，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播现代性问题日益突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和分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大众媒介促成了全球文化的蔓延，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和分化加剧，这也共同引发了主导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和分化。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传播分化的焦点。例如，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我国当代大众传媒中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形态的呈现殖民化态势，就是传播分化在文化形态分化层面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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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意识形态分化。

大众传播对意识形态的分化和整合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陈卫星指出：“媒介的意识形态作用在于对社会现实下定义，同时让公众相信社会话语的内在性质。媒介的意识形态作用还在于维持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的协调性，在对传播活动进行技术整合的同时规定传播的范围。在经济改革所推动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过程中，媒介的意识形态冲突就在于如何把总体利益和特殊利益相协调。传播意识形态是冲突和斗争的对象。”[8]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把意识形态话语具体化和现实化，在这种具体化和现实化过程中，从而实现意识形态对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的建构作用。法国学者德布雷说：“我们回想起一个政治机器（政党、俱乐部、运动）是一个传播工具，而一个传播机器（报刊、编辑、视听）是一个政治工具。”[9]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当代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大众传播对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十分突出和紧迫。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个社会利益集团都在争取自身的存在空间，新的阶层也正在形成，社会分化加剧。各社会阶层不但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也在争取文化、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主导地位。而新兴阶层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形成，主要借助于大众传播的力量。传播在意识形态层面分化的表现，阶级分化是基础，利益多元化是目的，以此形成了对大众媒介的掌握和使用，从而借以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力，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学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多元结构的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新生阶级处于上升地位，[10]显然，这些新生力量在确立自身利益地位的同时，也在通过大众传播确立自己的社会意识形态地位。这样，在我国当前大众传播中，如国家议程、民间议程、利益议程等各类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化也各有表现。

（二）外在分化。所谓外在分化，是指大众传播在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区域等外在因素产生分化，它是在内在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显性分化，表现为具体的社会现实。

1、社会结构分化。

传播分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传播区隔。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社会系统产生分化出它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的功能产生分异，也就是传播表现出的重新结构化的过程。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结构化的过程，这首先体现在功能的分化方面，而这一切的基础则是社会经济的分化。“社会分化的程度可以作为衡量社会系统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社会分化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分化是社会经济领域内的分化。”[11]显然，就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看，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经济结构呈现分化的态势。经济结构的分化，导致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促使多元利益集团的形成。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这些利益集团产生不同的政治要求，从而形成了政治结构的分化。在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社会大众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表达平台，传播结构分化便不可避免。

2、社会阶层分化。

社会阶层分化层面的传播分化，是研究者关注较多的问题，也是传播分化研究的焦点问题。传播分化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主要有：（1）收入差异。这主要表现为拥有社会传播资源的强势集团和稀缺这些资源的弱势群体的分化和对立，具体则表现为大众媒介的喉舌、工具的功能和公权功能之间的分化。例如，就当前的大众传媒发展看，研究者对农村农民受众地位弱化的关注[12]、对农民工在大众媒介中劣势地位的透视[13]、对中国弱势电视群体的分析[14]，以及分别对强势集团、中间阶层、弱势群体等三个社会构成的媒介状况构成的研究等[15]。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国当代社会因收入差异而导致的传播分化的具体现实。（2）职业差异。因社会分工的不同，社会职业的差异，社会不同的职业群体的形成，也形成了大众传播的分化。显然，大众传播媒介更多地被具有使用权力和购买能力的社会群体所掌握，从而造成了一些职业群体媒介“消音”和边缘化。（3）性别差异。传媒对社会性别观念的分化主要在于，首先，传媒对社会性别的刻板的模式化。其次，传媒传播的男权中心价值观内化对女性的分化。[16]（4）年龄差异。传播在年龄分化层面的变现，主要在于对儿童的成人化，大众传播媒体尤其是一些娱乐节目，主要着眼于成人的生活世界，从而使儿童较早地进入成人生活。

3、社会地区分化。

社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传播分化。就我国当前大众传媒发展看，突出表现为东中西部和城乡分化两个方面。首先，严重的东部和中西部的传播分化。具体表现在传媒发展水平、传媒的基础条件，以及传媒交流等方面存在着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严重分化。其次，严重的城乡传播分化。由于我国社会长期发展形成的城乡的二元结构，也导致了传播的城乡差异。具体表现在基础条件、媒介消费、信息交流等方面城乡严重分化。尤其是对于农村传播的缺位问题，国内学者们也都有所认识[17]，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大众传播的协调发展。

三、结语

传播分化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它是我国当前大众传媒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新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认识到，传播分化是传播发展中的必然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分化现象，从而使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得以均衡发展。

就大众传媒的现实发展看，传播分化的直接结果是分化所导致的传播冲突，如对这些传播冲突不加以有效的社会控制，将会进一步导致传播的不和谐和非均衡性发展。传播冲突是传播分化中的必然结果，传播分化的差距、区隔和分异，首先导致大众传播的社会结构、阶层、地区等的传播发展差距，这些传播分化的具体差距，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冲突。比如对媒介资源的掌控的差距、对媒介信息使用的差距等，就导致因媒介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对立和冲突。其次，导致传播系统在价值、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分化出子系统，现有系统和这些分化的次级系统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冲突。比如传播意识形态的多元冲突，就是比较明确的方面。其三，导致传播系统的异质性因素的产生，这些分化出的异质性因素和特征，本来就作为传播系统的对立面出现的，它自然就和系统本身产生冲突。总体来看，传播分化的冲突最终引起大众媒介的诸如价值系统、文化系统、意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等领域的非均衡发展。

当然，从理论上讲，传播分化最终会走向传播整合。但是，就现实看，任何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绝对不会主动放弃自己拥有的权力和资源，也就是说，传播分化不会靠媒介自身的内部调节来解决。由于大众传媒的性质的特殊性，即它作为社会公众意见表达的公益性和追求商业利益趋利性的双重特征，因此盲目地依靠市场力量，显然不会得到有效调节，传播分化也不会自然实现传播整合。这样，要有效实现传播的社会整合，制度控制和政策干预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在媒介发展的制度建设中，国家和政府如何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出发，充分考虑到传播差距、弱势群体、边缘化等媒介冲突因素，从而实现媒介文化对社会的真正救赎，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此来看，传播分化的社会调控就显得相当关键和重要了。[18]法国学者高龙指出：“一方面，在中国，传播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的社会转型。另一方面，传播在中国社会的重新结构中举足轻重。从维持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紧密联系这一点出发，传播是一个强化社会联系的纽带，保持了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型中的中国大众传播是处在一场危机当中，……是传播媒介在国家权威和城乡社会之间起着平衡作用。”[19]因而，为了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避免传播分化，实现传播整合，大众传播的制度建设应是我国当前媒介发展的首要任务！

注释：

[1]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3页。

[3]蔡琪：《多维视野中的受众研究》，中华传媒网，2004.3.12

[4]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8页。

[5]段京肃：《社会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6]徐晓军：《“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综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4期。

[7]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4页。

[8]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0页。

[9]RegisDebray,Coursdemediologiegenerale,Gallimard1991,p.172.转引自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6页。

[10]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11]韩明谟等：《中国社会与现代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12]陈崇山：《谁为农民说话？——农村受众地位分析》，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8.26

[13]冯恩大：《农民工：都市媒体的“集体盲区”——兼论现阶段大众传媒的角色、功能与责任》，中华传媒网，2004.8.5

[14]戴元光、陆琼琼：《弱势群体在中国电视中的“弱势”》，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MediaReports），2003年第3期。

[15]俞虹：《当代社会阶层变迁与电视传播价值取向》,传媒观察网2003.7.17

[16]姜红：《大众传媒与社会性别》，《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