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市场学论文大全11篇

文化市场学论文篇（1）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学生就业逐步由政府分配向市场调节转变。通过市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可以调整供需关系、合理配置资源，是适应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选择。但是，目前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的机制尚不完善，学生本人、用人单位、高等院校和社会自身都存在一定矛盾，并彼此构成新的矛盾，影响了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的进程。

一、大学生：矛盾———自我定位不清，与社会要求错位；对策———调整就业观念，提高自身能力

就业市场化是指就业主体全部进入人才市场，由市场配置人才就业。各类人才均要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遵循人才市场的规律。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如果说高校毕业生从“高档商品”变为“大众商品”是市场的必然选择，那么就业层次向下延伸也成为相应的必然趋势。2002年我国有高校毕业生145万，2003年有高校毕业生212万，2004年有毕业生280万，2005年毕业生人数为340万，2006年毕业生人数为413万。与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不相适应的是，大学生就业市场尚处于培育和建设阶段，难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2006年5月，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有关负责人在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有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提问时指出：“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这需要广大毕业生尤其是家长更新就业观念，调整就业期望，在正确判断形势的前提下适度选择，以多种方式努力实现广泛就业。”可见，不管大学毕业生愿不愿意做一名“普通劳动者”，愿不愿意走向平均月薪千元左右的“普通岗位”，现实都已经摆在了面前。但是，很多大学毕业生不能正确自我定位，与社会的要求错位。他们很少考虑自己的择业期望值是否符合实际，所选职业是否符合社会需要，能否发挥自己的才能，自己是否具有适应社会就业和创业的能力。“盲目追求高工资、高职位，择业意向集中在大城市、好单位，同时又缺乏自谋职业、自主择业、自主创业的能力和勇气，结果是高不成、低不就，失去了很多就业机会。”②大学生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应采取如下对策：

1。转变就业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讲，选择职业就是选择未来，就是选择生活方式。“自主择业、双向选择”为大学生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环境，这个环境既蕴含着参与竞争的无限机遇，也意味着大学生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就业环境的挑战；既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工作的主动权，也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大学毕业生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应当明白择业的首要因素不是高收入、高地位，而是社会需求和个人发展的最佳结合。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些，把就业当作职业发展历程的起点，不要过分计较短期内的利益得失，不要与别人盲目攀比。

2。提升就业能力。大学生就业能力是学生能否获得满意职位的关键，它包括基础性能力、专业性能力和差异性能力三个方面。其中，基础能力含有人际交往能力、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应聘能力、适应能力等，相当于“产品的包装形象”，是从事任何岗位工作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专业能力包括专业知识、职业岗位所需的特殊技能等，相当于“产品的质量”，是胜任本职工作的基础所在；差异性能力包括个性化、创新性与创业性，相当于“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是在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关键所在。因此，大学生应当努力提升就业技能，成为“厚基础、宽口径、有特长、能创新”的人才。

3。勇于自主创业。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在《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中明确提出：“毕业生将愈来愈不仅仅是求职者，而首先将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如果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政府对年龄大的下岗困难群体，还需采取一些特殊措施的话，那么，具有年龄和知识优势的大学毕业生，就不应当过多地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呵护，而应当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洪流中去自主就业，乃至开拓创业。事实上，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初步给大学生提供了自主创业的社会环境，并且已有一批勇敢者亲身实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高校：矛盾———自我角色不清，与社会发展不同步；对策———明确高校职能，完善就业工作机制

在毕业生就业市场体系中，高校既是生产厂家，又是销售厂家，同时还是市场服务的主体，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学生能否就业，表面上看是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的问题，但实质上却是高等教育能否顺利步入市场、接受市场选择的问题。当前，相当一部分高等学校在专业设置、培养模式、教育理念诸多方面和市场脱节，和社会要求不同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市场需要的学生没有人培养，培养出来的学生市场不需要”的局面。即使是专业对口的学生，也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知识面窄、心理素质差、适应性弱、缺乏创新意识和实践精神的问题。因此，高校应当明确自身职能，树立“就业是高等院校办学生命线”的理念，不断完善就业工作体制。

1。改革人才培养模式。2006年5月学校部和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的《关于大学生求职与就业状况的调查报告》认为：“高校应该根据社会需求和国家长期发展目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专业设置的调整。”③这就要求高校根据市场需要和选人用人的信号确定教育目标，根据社会需求确定人才培养规格。做到培养目标和用人标准相协调，专业设置和实际需求相协调，技能训练和岗位要求相协调。在教育教学全过程中强化职业意识，全面提高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实现教育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由学历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变。

2。加大就业指导力度。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加，学生在步入就业市场时需要准备的就业知识和技能越来越丰富，需要高校向学生提供个性化、专业化、全程化的就业指导。个性化指导是在发现和尊重受指导者个性的基础上，帮助毕业生对自己的能力、兴趣、特长形成正确、客观的认识，使其选定的择业目标应当与自身状况相符合，从而在择业乃至从业、创业中处于优势地位。全程化指导就是将就业指导关口前移，使指导工作覆盖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全过程。对于低年级学生要重点讲授就业形势、就业政策，指导学生做好规划；对高年级的大学生，主要针对择业期的特点与困惑，进行技巧、心理调适等方面的指导。专业化就是通过建设一支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队伍，提高就业指导的层次和质量。

3。开拓新的就业市场。高校作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运营实体，不仅要坚持以质取胜的市场策略，提高“产品”的层次、质量，还要注意研究人才市场规律，搞好市场行情预测，努力开拓就业市场。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战略，加大对“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市场开发的力度；要抓住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大开发形成广阔就业市

场这一宝贵的历史机遇，重视开辟中西部就业基地，让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尝试开拓境外就业市场，建立境外就业基地。

三、社会：矛盾———缺乏良好的就业保障机制，舆论环境苛刻；对策———制定相关政策，多方用力，恰当引导

有不少研究者把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困难归结为高校“扩招”，进而指责高等教育的“扩招”政策。但是，通过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适龄青年无论是否进入大学，将来总要就业，劳动力供给总量并没有增减。18岁就业和22岁就业最大的不同是劳动力自身素质有了提高，更加有利于就业。2005年，我国高校的毛入学率是19%，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世界教育报告》，1994年，西方国家的高校毛入学率均已超过了30%，其中法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超过了50%④。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或普及化阶段而带来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上述情况表明，我国的大学毕业生不是真正的供大于求，而是在就业的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就业环境的系统性问题，进而制约了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化进程。

国家政策和制度限制是制约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的教育制度、人事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一些人才不适合在一些单位工作却出不去，单位真正需要的人才却可能因为没有编制而进不来。人事制度这盘棋没有走活，用人单位就无法形成正常的新陈代谢机制，整个人才市场就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机制。非公有制企业本来提供的就业岗位是最多的，但是在不规范的就业市场环境中，受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传统习惯、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非正式规则所构成的意识形态氛围的影响，企业的吸引力却最小。一些用人单位在选择大学生时存在误区，比如过分看重工作经验，过分关注文凭等。一些用人单位遮蔽岗位需求信息，造成人才市场上的信息严重不对称。更有甚者，少数媒体不能充分把握国内外人才市场的现状与趋势，追求信息的故事化与娱乐性，对大学生就业不是深切的关注与细致分析，而是把个别事件描绘成整个存在情况与发展态势，进而形成全社会的舆论压力，造成毕业生就业环境恶化。人才的脱颖而出和人力资源的开发需要一个良性的宏观环境，但这种宏观环境的形成决非人才个体和市场自发趋同就可以实现的，必须依赖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引导。因此，政府既要培育就业市场，还要调控就业市场。

文化市场学论文篇（2）

新时期舞蹈人才的培养要求舞者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精湛的舞蹈技能、良好的舞台表现力和舞曲创编能力。高质量且高效的舞蹈教学是学生舞蹈学习总体水平提升的前提保障。在当下众多高校的舞蹈院系中，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高校舞蹈教学与文化市场相脱节成为目前阻碍优秀舞蹈人才培养的主要障碍。接下来，笔者将简单罗列高校舞蹈教学与舞蹈文化市场相脱轨的几个现象。第一，在对舞蹈专业学生毕业一年后的工作单位进行走访的过程中发现，（除部分学生放弃从事专业工作外）很多文化事业单位反映学生的环境适应能力较差，其舞蹈专业水平与用人单位对人才要求的水平间存有较大的差距。第二，用人单位普遍反映学生严重缺乏舞蹈创编能力。第三，学生自身的社会经验较为薄弱，其欠缺胜任工作的能力。学生与工作的磨合期较长，不利于用人单位各项活动有序、高效的开展。

二、实现高校舞蹈教学与文化市场相结合的具体举措

（1）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提高学生舞蹈学习兴趣

良好的思想认知是支配行为正确行使的前提。学生学习质量和学习水准的优良很大程度上受到学习动机的影响。因此，在开展高校舞蹈教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应首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舞蹈学习动机，使其认识到舞蹈学习对其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性。沟通、互动、影响、感化皆可成为教师引导学生建立良好学习动机的方法举措。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开展着，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辅助者，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的影响皆是潜移默化的。因此教师应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成为其争先效仿的楷模、标杆。教师在学生学习成长的过程中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是教育者，二是益友。舞蹈学习需头脑并用，灵巧的肢体动作和较高的悟性是学好舞蹈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舞蹈学习浸透着舞者的心酸和疲惫，汗水与泪水、勤奋与坚持的交织演绎出了一支支惊艳绝伦、感人心扉的舞蹈作品。因此，在开展舞蹈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教师应将情感大量的倾注到教育教学的活动中来，情感浸入式的教学方法可以消除学生舞蹈学习过程中的消极情绪，激发学生舞蹈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其舞蹈学习兴致，增强其意志力。良好的心态和状态为学生良好学习动机的树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教师在舞蹈教学活动中，教师应把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注重对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探索能力、想象力、思维发散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教师可采用提点式、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辅助学生舞蹈创编的实现。要想提高学生舞蹈技能水平和综合舞蹈素养，教师应首先提升自己。在课下，教师可以通过网上学习或外出进修的方式不断更新已有的知识体系，丰富专业知识的存储，提高自我的教学修养，为舞蹈教学活动的高效开展，为优质舞蹈人才的培育做好充足的准备。

（2）把握舞蹈市场的需求方向，针对性的增设舞蹈教学内容

新素质教育提出，高校的人才培养需适应并满足市场对人才的基本要求。高校是培养社会性人才的地方，毕业生社会就业率指数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学校、一个专业教育教学水平的重要的指标。因此，在开展舞蹈教学活动前，教育工作者应当明确当下市场对舞蹈人才的需求方向，继而有针对性的进行舞蹈人才的培养，为社会输出综合型、高质量、可用性强的专业舞蹈人才，同时为人才适应社会发展做下良好的铺垫。工作者可采用走访、社会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当下用人单位对人才素质、技能、专业知识的基本要求。此外，教育工作者需对行业的社会发展前景及当前本行业的社会竞争力有充分的认识。针对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制定与之相对应、科学有效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调整设置新的教学内容，安排新的课堂教学流程等。现阶段，我国众多高校的舞蹈院系开设了舞台剧创编、舞蹈表演、舞蹈教育等特色专业，以此来顺应人才的多方面发展，满足当下舞蹈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舞台剧创编是高校舞蹈院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专业课程。舞蹈创编是舞蹈艺术经久不衰、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其赋予了舞蹈艺术年轻、蓬勃的生命力。真正的舞蹈艺术是不容效仿和抄袭的，创作者用灵动的肢体语言、独特的演绎方式传达出心中特有的情愫。对于高校舞蹈专业的学生来说，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舞者，舞蹈创编能力的培养是十足重要且不可忽视的。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是学生实现舞蹈创编的基础和前提。在高校舞蹈的创编教学中，教师应为学生普及创编的特性和意义。舞蹈创编实质上是舞者运用新思想支配肢体演绎出别具一格的舞蹈作品的一个过程。舞蹈艺术作为文化的一种，其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而文化创作没有国界和地域之分，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教师应引导学生将舞蹈创编建立在尊重本民族舞蹈文化的基础上，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和不断追求是学生实现舞蹈创作的根本所在。学生对民族舞蹈文化的追求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敷衍、迎合、按部就班皆不可取。在舞蹈教学活动中，教师应鼓励辅助学生努力挖掘民族舞蹈的精髓，对民族舞蹈艺术的内涵和寓意有深刻的透析，知晓其通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民族性所在。学生在进行舞蹈创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创新力，将民族元素很好的融合进去，结合自身的情感领悟，对每一个舞蹈动作都进行精心的编排，灵活的运用舞蹈技巧，赋予舞蹈艺术独有的艺术魅力。在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只有把握住民族文化才能更好的走向世界；在人才济济的社会大家庭中，只有彰显个性、演绎特色才能在舞蹈市场中站稳脚跟，得以发展；在思想文化错综交杂的今天，只有不断创新、勇于突破、敢于挑战自我的舞者才能在社会激荡的洪流中高歌向前。

文化市场学论文篇（3）

2.专业劣势分析传统财政学主要是为政府部门培养高级财税管理人才，毕业生就业主要是面向各级财税、海关、银行、企事业单位以及高校与科研机构。伴随市场化改革冲击，高校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以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为导向重新调整，当前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途径逐渐多元化，除了继续为政府财政、税务部门培养财税管理人才之外，还为海关、公检法、人大财经委、政府办公室、发改委以及新闻媒体与电台等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培养财税专门人才。当然，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就业主要是以面向市场为主：一是在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从事财税管理、税收筹划和税务等方面的实务性工作；二是在企事业单位和金融部门从事财务核算和涉税工作，减少单位生产成本与维护单位经济利益[2]。与其他财经专业相比，财政学专业学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仅处于中游位置。一些著名高校，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财政学专业也仅能达到供需平衡，而这其中除了名校学生确实受到就业单位的相对青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统计高校学生就业时，是将考上研究生的学生也统计在内，而这些重点大学财政学专业学生考研率相对较高。然而地方性高校财政学学生因自身竞争力不强，以及考研率也不高，因而其就业与其它经济类专业毕业生相比要差一些，特别是与会计、金融等热门专业相比。首先，财政学专业原先主要是对口公务员系统，毕业生有稳定的就业去向，但现在政府财税、海关与公安司法等部门对财政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较小，且岗位竞争压力大。因为公务员制度改革之前，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多数都进入到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这些部门的职工队伍得到较大的充实。虽然由于国务院各部委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近来许多单位为了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业务能力，以及提高单位工作效率和效益，需要补充大量优秀的财政专业毕业生。与之同时，当前我国财税制度设计与财政部门实践工作不断尝试与国际接轨，例如2006年我国实行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国家各级部门也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即专业的财税人才充实公务员队伍，因而进入政府公务员队伍对于财政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仍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一些地方性高校，例如，浙江财经大学的财政学专业毕业生每年有近一般进入公务员队伍。然而由于财政学专业毕业生报考公务员时，可供选择的对口职位大都是在财政局、税务局、海关以及公检法等等部门，主要是从事财政管理、税收规划和财务核算等方面的职位，由于这些单位工作稳定、收入较高，而且非常体面，因而也倍受考生青睐，几百人竞争一个职位的场景是一种常态，上岗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是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另外与之同时，财政、税务等政府部门招收公务员也并不局限于财政或税收专业，一些职位需求被会计、金融、法律和计算机等专业肢解。其次，财政学专业理论性偏强、技能劣势相对突出[3]。伴随市场化进程加快，市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创业型或小型企业明显增加，对于会计、财务管理和金融等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量大，而这其中主要是因为这些专业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具有技能性与应用性，从而也致使这些专业的学生就业率高[4]。与之相对，由于财政学专业理论性偏强，许多课程侧重于基础理论，其中一些事务性课程又主要面向政府部门，例如《政府预算与预算会计》、《国债理论与事务》等，显然与就业市场的技能型和应用型需求存在较大较大差距。因此，多数以就业为目标的学生主要将精力置于考取各种证书上，例如会计从业资格证、理财规划师等，以增加毕业时的就业砝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对本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不够，更不用说进行深入研读与延伸。而这在地方性高校更为突出，因为地方性高校学生生源质量相对较差，以就业作为其最终目标的学生占比会相对较高。再次，财政学专业在国外高校并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专业设置。在国外，一般设立共公经济学专业或政府管理等专业。因此，国内高校在财政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等方面无经验可供借鉴，主要是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这也导致一些高校在市场化改革冲击下，财政学专业仍然按照旧的思路进行，毕业生明显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另外，正因为仅有极少数毕业生能够进入公务员队伍，导致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在期望值过高与现实“专业不对口”的低层次企业现状就业使在校学生产生专业迷茫。

文化市场学论文篇（4）

所谓大学生就业市场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供求双方在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受让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这种转让与受让是完全自愿的一种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大学毕业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它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以下六大趋势:

一、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

其主要依据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将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主劳动力市场(themaryseg-ment)和次劳动力市场(thesecondarysegment)。在主劳动力市场.工作稳定、收入高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好个人升迁发展的机会多;而在次劳动力市场.则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且工作不稳定。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劳动者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在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对工作满意度低.归属感弱.工作变换次数多.但他们很难直接进入主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尽管主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者可以较容易地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但由于在两个劳动力市场所得利益的差距.且一旦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便难以再返回主劳动力市场.于是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根据这种理论.普通高校连年扩招.在使劳动者整体素质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的减少加之毕业生不愿意到次劳动力市场就业加速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失业率的上升。近6年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率统计结果预示着这一趋势。

二、应届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对降低

其基本依据是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该规律表明: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后.供需双方劳动使用权的转让过程，也就是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这种配置是通过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劳动者在向社会提供劳动的同时从社会得到相应的报酬由于工资是所有报酬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就是劳动力供需双方在劳动力买卖过程中所获得或支付的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就是劳动力供求量相等时的工资率。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这种价值规律来引导调节、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逐步达到劳动力供求的相对均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由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所决定;反之.其价格又与劳动力供求紧密相联。一般情况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较易找到所需劳动力.工资趋于下降;工资的下降.又会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减少.需求增加。而供不应求时.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工资趋于上升.工资的上升.又会使得需求减少.供给增加。一直到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时.价格相对均衡.这种运动才会逐渐停止。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正是在这一供求与价格的变动中实现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即:价格趋向于劳动力供求双方能够提供到市场上的数量相等。均衡价格决定于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的均衡数量。价格上升.引起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价格超过均衡点.亦会引起供给的相对减少。价格下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当供给不变时.需求大于供给.引起价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给.引起价格下降。当需求不变时供给大于需求.引起价格下降;供给小于需求.引起价格上升。劳动力市场正是遵循这一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利用价格信号及工资率的引导.通过社会大量的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使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及各个部门、企业之间进行配置并使这种配置尽可能地达到优化。这也正是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市场运行中最显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规律.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上该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而变化。我们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归为两大类: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根据该规律便会有以下推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增加.供给较之以往更加充分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就会下降。然而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与多数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一样高等教育毕业生比其他层次教育毕业生具有相对低的失业率相对高的工资收入以及获得高社会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三、应届毕业生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

其主要依据是筛选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两支队伍:一支为工作队伍(JobQueue)，另一支为求职者队伍(PersonQueue)。在工作队伍中，每一项工作都对劳动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对劳动者的要求越高相应地付与他们的工资收入也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学历层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获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按照该理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其毕业生数量增加，将使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的相对位置后移，其结果是使这些人的工资水平下降甚至失业。由于受教育水平是决定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相对位置的主要依据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资教育，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为了在求职者队伍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也会继续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从而使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其受教育水平都不断上升于是便有可能出现“过度教育“和文凭病”等现象。四、应届毕业生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失业分为三种:总量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其中的摩擦性失业很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且多数是求职者为获得合意职业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费尔浦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职业搜寻“理论模型假设:1.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劳动者为了获得报酬满意的工作必须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2.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一份报酬高的职业。3.劳动者不在岗位的寻找工作比在岗工作的同时寻找另一份工作更有效率。4获取有关报酬和工作岗位的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根据上述假设失业对大学生而言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投资“。现实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职业的大学生并不是为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而延长他的搜寻时间更多的情况是他一开始就有一个起码的工资.,L\理价位’‘(即期望值)当用人单位提出的报酬低于这一价位时他宁愿失业继续寻找工作并在搜寻过程中随时调整自己的心理价位。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于对社会了解不多寻找理想职业的期望值往往较高因此”摩擦性失业’‘人数有增无减。尽管这种’‘自愿失业”从理论上来讲是求职者根据其报酬期望与搜寻职业成本进行核算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是短时间的、不危及其生计的但如果这种”摩擦性失业’‘增长太快也会增大社会的不稳定性，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结构性失业的势头开始出现有报道警示:45%的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是这种结构性失业的生动写照。

五、在应届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

中国风“网2003年11月12日载文《“先就业后择业”观念弊端显现》指出，近日广州市一项调查显示，应届大学生在用人单位的”成活率“只有10%o意思是说，有九成应届毕业生背叛了东家，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快便流失了，以致一些企业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

当然面对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和择业难度加之应届毕业生对社会了解甚少很难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况且他们在求学期间已经付出不菲的经济代价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尽快落实工作单位这些客观因素让他们无暇考虑岗位是否真正适合自己、自己能在某个岗位上服务多久。同时高校为了追求就业率这块“金字招牌”也为学生的“饥不择食“推波助澜.其结果是不少学生在并不清楚单位究竟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地“先进去再说‘’。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因素致使应届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的意识增强.临时就业者比例有增长的势头。

先就业、再择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同时提醒:“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可能影响大学生的诚信形象。不少应届毕业生将用人单位作为跳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必然使用人单位感到伤心和失落，产生被欺骗和被玩弄的感觉，甚至会逼迫他们采用更加强有力的自我保护手段以约束求职者。事实上有的用人单位干脆拒用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这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决不是好兆头。一旦形成恶性循环用人单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之间“麻秆打狼—两头怕”，不仅影响高等学校和大学生的长远利益，也影响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

文化市场学论文篇（5）

森林旅游是现今生态旅游的重要方面，我国森林旅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但由于受到经营机制的限制，森林旅游业，尤其是地方性的森林旅游业发展出现了重重阻碍。本文从森林旅游资源经营权市场化，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着手，对经营权市场化过程中涉及的双方权利义务、资源定价、法律程序等问题进行了有益地探讨。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提供论文：论森林旅游资源经营权市场化的问题，以供参考。 论森林旅游资源经营权市场化的问题 自1982年我国第一处森林公园——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批准建立至今，我国共有森林公园1540处，其中国家森林公园503处。自1990年始，我国森林旅游人数每年都保持30％的高增长率。①2002年全国森林公园接待森林旅游人数达到1.1亿人次，以门票为主的直接收入37亿元，森林旅游社会综合产值达850亿元。全国已涌现出张家界、千岛湖、太白山、瓦屋山等一批旅游收入超千万、上亿元的国家森林公园，成为了带动当地旅游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② 森林旅游资源经营权指对森林旅游资源一定时期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是一种法律上的用益物权。广义的经营权可以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对已进行一定程度开发或投入的的森林（主要表现为已建成的森林公园）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可直接称为森林（或森林公园）经营权；另一种是对未来进行开发或投入的自然状态的森林（也即拟建的森林公园）旅游资源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可称为狭义的森林旅游资源经营权。但不管是广义还是狭义的经营权都是在资源国家所有下的占有权、在合同约束下资源的使用权和部分的收益权，以及受到严格限制的资源处置权的结合。 一、森林旅游资源经营权市场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从法律性质上看，森林资源是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公共资源，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森林旅游是生态旅游中最典型的一种，作为近十年来旅游业兴起的全新领域，对旅游业、林业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如开发不当，也会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从人类理性上讲，均能认识到森林旅游必须以生态和环境保护为核心，并非纯粹地追求经营利润最大化。森林旅游的受益者除游客和经营者外，还必须包括当地居民和当地经济、未来居民和未来经济，这也就是森林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的特别之处。 我国《宪法》是从物权的角度对森林资源的属性进行明确的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我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都依据宪法对森林资源的归属做出了具体规定。我国目前的森林旅游绝大多数也就是在国有林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经过了的十多年的发展，固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各种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也日益体现。 首先，由于森林旅游开发的投资大、回收慢，各级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建设和管理资金短缺，投入严重不足，已是森林公园建设和发展的最大障碍。目前我国森林公园建设尚未纳入中央和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应的基本建设投资和保护管理事业经费大多没有纳入财政预算，而林业部门自身对森林公园的投入能力也相当有限，原有的体制也无法从市场上吸收资本进入，这就造成大批森林公园设施落后，对环境的维护、历史文化遗迹的修缮保护显得力不从心，更有大量的森林资源优势不能尽快转化为强大的经济优势，这制约森林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我国森林旅游业规模化、产业化程度低，市场化水平低，多数林业部门仍然将建立森林公园、发展森林旅游作为国有林场的多种经营项目来对待。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森林公园与森林旅游规模小、分布散、精品少、知名度低、服务管理质量差，在全球森林旅游业中的竞争力低，与我国丰富的森林旅游资源优势不相称。 究其根源，最根本的就是目前我国森林旅游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我国森林公园主要是由管委会来经营和管理的，管委会作为行政单位，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无偿使用资源，没有任何风险，缺乏相应的责任感和压力。此外，森林旅游资源管理的“婆婆”众多，地方政府、林业部、旅游局、建设部都有依进行行政管理的权力。对投入少收益快的项目，大家抢着管，都要管，对要找投资、收益期长的项目，大家互相推

文化市场学论文篇（6）

传播业的结构是社会结构决定的，娱乐的泛化就是市场的深化。娱乐泛化服务于收视率或发行量，而收视率和发行量有两个作用：对内，它是产业评估的衡量指标：对外，在传媒公司跟广告商谈判的时候，它又是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所以说收视率和发行量本身就是商品，媒体的经营目标就是要让这个商品产生更大的利润，娱乐化便成为资本的扩张和积累的有效手段。新闻节目作为传媒的一个重要节目形式，不可避免地娱乐化了。

香港报业自律的困境――以香港报业评议会为个案

文章借鉴英国学者巴特勒的媒介社会学的观点，把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置身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下来研究。社会变迁体现在媒介变化上，媒介方面折射出社会变迁，媒介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报业评议会是一个绝佳的研究样本，它的成立、理念、运作模式、面临的困境等各方面都是香港社会变迁的缩影，涉及报界、学界、政府、公众、社会团体之问的角力，展现了香港丰富的媒介生态。报评会是在回归后成立的，选取香港报业评议会这个小切口来研究回归十周年来香港的传媒生态，算是一次小的回顾和总结。

文章选取了香港报业评议会作为个案来研究报界自律，首先梳理了新闻自律研究和香港报业现状，把报评会放在香港报业发展史和报业恶俗化两大背景下来研究，通过分析其面临的困境，如公众评价不高、不具广泛代表性、“有限度豁免被权”争议，投诉成效不足等问题，来折射背后香港传媒生态中报界、公众、政府、社会团体之间的博弈，再加上香港本身的地缘、政治制度、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独特性，多种角力展现了丰富的香港媒介生态，最后对报评会的前景进行展望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买方市场下的传媒生存之路

随着大众传播事业的繁荣和技术的进步，传媒市场进入了买方市场阶段，素质不断提高的受众不仅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媒介，他们的主动性和参与性也在日渐凸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媒介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传媒市场“过剩时代”的到来，注意力经济的发展，受众成了各种传媒竞相追逐的对象。为了获得受众的注意这一稀缺资源，中国传媒业的体制、观念、定位、功能、经营模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观念求主动、载体求移动、内容求心动、传受求互动成了这一阶段传媒业发展趋势的整体概括。

传媒仅仅拥有互动平台、互动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将互动作为一种理念和运作手段，作为内容生产的必备环节。只有这样，传媒才能顺应受众需求，满足他们对亲身参与的愿望，获得传者与受者的双赢。

文化市场学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J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1-0055-02

20世纪70年代，“Arts Marketing”在英美艺术界开始流行，在此之前则普遍使用“Art Business”。“Arts Marketing”作为一门学问开始被人研究是在1976年，英国人克斯・迪格写了一本书，名为《Marketing the Are》，这成为艺术市场学研究的标志性事件。

“Arts Marketing”，译为艺术市场学，也称“艺术品营销”“艺术品市场营销”。艺术市场学就是对艺术市场全面科学的研究，从学科意义上来说，艺术市场学应当成为艺术学整个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艺术市场学不是―门纯理论的思辨学科，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探寻艺术市场的性质和结构，以及艺术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从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艺术市场的规律，指定科学的经营管理政策，促进艺术市场和艺术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艺术市场学要把握以下原则：

理论和实践结合。既然是一门应用学科，艺术市场学研究要将基本理论、基本规律的研究、阐释，与艺术品交易实践，即实际的艺术商业活动结合起来。艺术市场学必须以实践为基础，通过调查和研究艺术市场现象，掌握丰富的感性材料，分析综合，形成理论的总结，要立足于实证，解决“怎样做”的命题，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丰富理论。

以发展的眼光进行整体的研究。艺术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研究艺术市场学不能脱离社会的整体环境，要从整体出发，用综合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艺术市场学的研究，不能只限于基本理论和历史的研究，要着眼发展的趋势和未来，加强预见性的研究。

多学科角度寻找特性。艺术市场学涉及了经济学、营销学、广告学、管理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法学等多门学科，它们的知识相互交叉、结合，是跨学科的。因此，研究艺术市场学要站在多学科的角度，分析它的一般原理和普遍规律，同时把握它的特殊规律性。

艺术市场学包含艺术市场史和艺术市场学史的研究、艺术品营销的管理和策略等问题、艺术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艺术市场学的原理等，其内容大致包括：1.研究各国艺术市场和艺术市场学的发展历程。2.研究艺术市场的管理。阐明市场管理的原理、性质、内容和不同经营模式的管理特点及管理方法，为经营者提高管理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参考。3.研究营销策略。阐明不同营销策略的形式、特点、存在条件、适用范围等，为经营者按自身的营销特点优化经营策略提供依据。4.研究艺术商品的属性、质量判断标准和价格形成原理和制定价格的具体方法等，为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5.研究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心理，为艺术品营销商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提供依据。6.研究市场信息和行情预测，为经营者制定市场营销、管理、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7.研究画廊、拍卖行、艺术博览会、博物馆、美术馆的经营模式，为具体的经营者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和绩效优化策略提供依据。8.研究艺术品投资和收藏。阐明投资原理、类型、性质、方法和手段，阐明艺术品鉴定的方法以及收藏的内涵、目的、途径等，为艺术品的投资和收藏提供方法的参考。

艺术市场学是了解艺术商业、艺术市场，掌握其规律性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艺术必然要面向市场，艺术家也必须走进艺术市场，了解艺术市场的基本规律，可以引导艺术家的创作，同时促使他们有效的与市场打交道。

艺术市场学是为艺术市场的提供理论指导，推动艺术市场的发展。艺术市场学研究艺术品营销、艺术市场管理和发展，这为艺术市场的运作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艺术市场健康规范的发展。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艺术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根据社会的需要，学习和掌握科学的艺术经营手段和方法，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更好的进行艺术经营和服务，推动艺术市场的发展。

艺术市场学是全面认识艺术的必要环节。以往人们的研究，只是把艺术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精神话动，因此一直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来研究，或者从审美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是不全面的。而艺术自诞生之日，便和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艺术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重性”，它既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艺术市场学的建立，促使人们摆脱为艺术而艺术或者视艺术为纯精神产品的偏狭认识，抛弃艺术家耻于言利、鄙视商业行为的不切实际的清高，全面正确的认识艺术的本质及其表现方式。

艺术市场学的研究是促进和繁荣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品进入市场，以艺术市场学作为理论指导，正确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积极开发和利用艺术资源，有利于开拓和发展艺术市场，推动经济的发展，促进和繁荣文化事业。

参考文献：

[1]《艺术市场学》[M]，章利国，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

[2]《艺术市场学概论》[M]，李万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艺术经济学导论》[M]，顾兆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文化市场学论文篇（8）

开幕式上，中国院赵塔里木副院长为论坛致词。他说，文化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我国文化艺术市场的繁荣，文化体制的改革为表演团体、演出机构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剖析音乐艺术市场现状及发展态势对未来的演艺市场能够提供理论基础和客观的研究依据。希望通过此次论坛，对文化艺术市场的发展有一个清晰透彻的分析，为我国文化艺术教育和文化产业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该院李西安教授、首都经贸大学党委书记申建军教授、西安音乐学院王平副院长、中国戏曲学院白光耀副院长、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查振科博士以及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周世斌副院长都一一致词。

文化市场学论文篇（9）

学术技术性运作的目的是在学术制度和学术市场内取得"成功"。学术运作就和成功效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最终目标仅只是取得业界的成功，即与学问真理观根本不同了。在古代儒家(儒家1)，这就是义利之辨。但是还有另一个儒家(儒家2)，所主张的是通经致用。儒家1和儒家2是本质上不同的，但二者都采用传统类别词"儒家"，在漫长历史中呈混合性存在。西方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现在从理论上均为学术功利主义"张本"，其共同策略即首先瓦解学术真理观。然而本质上，它们是诡辩派功利主义的当代新版。如果首先排除了"义利之辨"原则，本文所谈种种即属无的放矢。实用主义者认为，任何学术流派乃文化变迁中自然现象，听其自然可也，何来危机之虑？因此辨析今日人文学术理论问题首先涉及到学者选择的基本态度问题：功利还是真理？

判断今日人文理论情事，首须不拘于俗常成见和过时的权威意见，包括西方人文科学理论权威，国际汉学权威，以及各式准媒体学术权威。所有各类学术权威的作品都是我们的重要研读对象之一，但均不能作为我们对人文学术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最终根据。因为学术权威多为既定学术体制和媒体市场运作下的产物，虽然所学各有专深但均含有极大的专业之片面性和名实不符性，故不可能成为学术理论正误的当然根据。今日我们必须对人类一切重要知识成果重新进行独立的拆拼组合，以期开辟更合理，更具创造性的人文学术理论方向。于是，不拘于国内外人文学术权威之意见，反而成为我们在今日人文学术世界探索中取得深刻认知和积极创新可能的前题条件。

更为严重的是，学术市场决定论导致了学术社会实践持久的定向化，无人敢于和可能与其相违背。违背的代价将是学术追求的"失败"和学者事业的失败。个人的独立性于是被市场的决定性机制所彻底左右。不再是通过传统的政法压制的方式，而是通过市场化"制约"的方式：其主要形式为制度化和职业化。这将是学术实践中一种更加不易分清，更加无法抵制的"被决定性"关系。因为此市场决定论根基于人性中的名利本能，更可无孔不入，还可假以各种体面的名目。传统上，学术实践是求真的手段，现在则成为求利的手段。学术实践不再是个人求精神上"满足"的途径，而成为物利上"贪得"的技术工具。固然一切传统上因求真而产生的心智产物仍然是今日学术研究的对象，但其与学者相接处不再是精神目标方面而是技术工具方面。学术遗产不再是今人继续求真的基础，而成为今人据以获利的手段。精神志趣材料结果成为名利追求的工具，真理驱动话语与名利驱动目标遂奇特地混而难分。结果，一方面，我们的确"玩赏"着学术商品，另一方面此玩赏美学并非主宰我学术运作方向的力源。真正的主宰者是人文学术市场机制，也就是可有助于学人在学术市场上最终获利的学术运作方向。我们常常问当前什么"西方思潮"最流行，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最高。此种关切往往即起源于我们对西方学术市场起落行情的关切。现在想想看百年来西方哲学流派大起大落多少次，其道理，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

全球化时代是全面商业化和市场化时代，人的生存动机，目标，方式，信仰受到唯利主义的绝对支配。人类价值取向的市场定性化，成为直接间接影响一切精神活动方式(包括宗教方式；表面上宗教批判唯物质主义，实质上完全受其支配)的"总枢机"。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解释不同，这一趋向乃科技和民主发展的自然结果。但一明确事实是，人文思想和人文科学同样难以摆脱此基本框架的束缚，包括那些表面上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极力抨击的西方左翼主张。市场化是一种价值取向，人文科学是以价值问题为对象的精神活动，二者之间密切相关。但是市场化的一个显著效果就是人文科学独立性遭到严重"打压"，使其理论方向发生了"信仰"危机，这是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基本倾向。在市场化左右文化价值的今日世界，人文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早已不值一提。在学术制度和市场内各安其位的科班学者对此当然视而不见。

学派形成和学术活动均为学术求利行为的方式.实际步骤是：最初的理智性实践(求知动机)和其后的功利性运作(求利动机)。前者较多受爱智本能驱动，后者则充分受市场规律指引。较低层次上的技术性训练与较高层次上的策略性运作均有意识无意识地按照"市场决定力场"机制加以定向规划。学者个人成为市场化力场的主动适应者，这是以利代义精神取向的逻辑结果。在这个学术实践过程中当然处处仍然存在着心智"赏鉴"的精神成分，但其份量远不足以主导学人的学术选择方向。学术"品味"的心态有如文物"玩赏"的心态，但此玩赏的美学价值与其市场商业价值为两事，二者往往混在一起。结果，赏鉴的心智根源最终当然服从市场价值导向。传统的"真理话语"固然本身会引生心智兴趣，而决定此话语材料运用方式的往往为学术市场方向，也就是学术界的各种"流行"势力。几十年前人们为了"赶时髦"而追逐流行思想，今日则将思想流行视为学术市场行情的指标。

学界人际关系成为准商业化的竟争关系，党同伐异，势所必然。义理往往成为利益的口实(假仁假义)。学界竞争亦然，表面上各出理据，实则各方务求取胜，以最终得利。于是辩论为了树立和保卫学派"品牌"；学术方向的选择成为"安身立命"之资。在各种原因中，主要者为技术性考虑：改弦更张的附加成本费计算问题。今日西方人文学者不关心与其他学科的学者探讨同类论题之真伪正误，其所关心者为如何沿选定操作轨道采取有效步骤以提高其产品之市场认可机率问题，以期在"售出"产品后获得"真正最终"目的物：社会承认(其物质性方面为等级制度内的地位和市场内"品牌"的知名度)。有此目标在心，其它无关活动必须时时排除，以求学术求利方式效率的提升。(几十年前西方学者之间在私人通信中长篇讨论学术问题的习惯，今已荡然无存。今日一切思想行为必须是在社会上公开取利的行为)派别和课题选择以及表出方式，亦均须遵照此效率化原则。参加学术会议，非为"相互切磋"以求真知，而是为了追求准商业化目标："广告"，"客户"，"情报"和在本业增添成绩记录。在此格局下固然不时亦有"创新"与"革命"，但均为另类市场化运作：创造新品牌时同样须依赖同一市场规律。在市场化时代，学术上的"同志"和"诤友"遂均失其义。

全球学术市场化已使人们对人文科学的身份，构成和功能发生了重大的认同危机。为了深入探讨相关问题，首须不受现行世界学术等级制度及其规范的局限，而应采取独立的，批评的视角。权威的意见乃我们应予以认真对待的研究对象和参考根据，而非轻易信仰或加以利用的偶像工具。学术话语构造的复杂性本身不能等同于理论修辞术的精致化；学术思考不能等同于抽象化语言游戏。文本主义使学人不再关注现实以及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而只关注"博闻强记"(文本)和文本修辞术。人文学者遂易于成为脱离实际的纯文本运作者。

无论是学术制度化还是市场化，都在全球化趋势中被国际化。学术制度化成为全球一体化现象。学术的发展只能按照国际标准(全球化)加以判断和规划。而此学术制度本身的衡量标准最终仍然来自市场化机制。学术市场化的成功表现为"品牌"(学派)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知名度"判准。知名度遂成为学术成就的直接标志。从制度规范，到市场考验，再到品牌确立，形成了日渐严密的一条龙体系。在此机制内，学者成为各种技术性操作指标的贯彻者。其成功度，除了商业化炒作部分外，主要取决于个人和团体的专业技术性成就。至此，知识追求的目标不再是真理，而是功利。如今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又为此"以利代义"观从哲学上正名。社会上各种商业化成功全面引动了人的物欲本能和唯利主义，学术世界亦必被裹胁，盖因求小利者(学者)必以求大利者(商人)为榜样，不仅永远不能企及，而且在经济上永远有求于彼。试问，在此格局下，学者个人能否自外于此力势关系而别求所谓学术真理？

博士制度成为学者参与学术技术化训练的第一步。其后的等级制度内的晋升均须受同一技术性规范制约。问题是在此格局下，学术实践的价值和方向怎样判定？什么是学术的标准？结果必然是取决于在此等级制度内居"上位"者的意见，因此意见必然与各级市场价值可有效相通；居上位者的资格即为市场内学术产品认定证。学术的职业化使得读书和未来谋职计划相联系，其方向必然是学术教育市场导向的。而市场价值方向正是由成功的学术制度参与者确定的。导师也就须预先为学生规定了有利于未来就业的学习方向。学术正确与职业保障遂成一体之势。

专业刊物不仅是学派利益的工具，也是体现和实现学派市场价值和影响力的手段。刊物方向也就是学派市场竞争策略的表现和认证。论文刊载的刊物级别成为学术等级制度的标志。学术的"质量"内涵成为高度技术性的，方向固定的，而非朝向独立思想探讨的。基本方向已定，接着是在此既定框架内的技术性和策略性的改进问题。刊物及其方向已获得市场检验，而具有了体制内的"权威性"，也就是市场流通可行性。刊物于是成为学派在学术市场内运作的枢纽，主持者也就成为学术价值的立法者和裁判者。学术辩论可以发生于和鼓励于相关框架规条内，既定规条遂成为先定的价值判准。这些规条是在学界学科共同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故为"共识"，也即被视为某种"客观标准"，须为学者共同遵循。研究的"水平"也就在方向和方法上相当地受制于此类先在规范和判准。不同学派在共同市场内各占地位，学术竞争采取按机构单位模式，集体地进行。即个人须先参与单位和学派，然后以此派之"成员"身份方可取得合法资格及有效参与学术竞争游戏。如欲特立独行，即相当于不守市场"游戏规则"，因而缺乏有效"进场"资格。一方面，学术实践越来越成为制度化行为，另一方面超越市场规范和游戏规则的学术话语亦在实际上难以被理解。学者是受特定"训练"者，他们只能理解本学科内被训练的话语语法。一切思想话语越来越被制度化，学者按制度化分类学运作，心智自由度遂亦锐减。因受过严格训练者，只能按固定法则思考。在人文科学内所谓训练乃指市场运作中成功者的话语规则之贯彻，其成功性是市场内部诸个人主观话语竞争之结果，可不受客观世界检验。人文科学的无外在制约性，反而成为其主观话语规则自定性的方便条件。只要其学术话语制作受到市场内部的认可即可视为成功产品，并获得继续生产话语成品和形成话语生产集团的条件。加以人文科学的"利"是单维性的，即学术社会认可之"名"，其成本有限而易于操纵。人文学术世界遂成为"炒名"(知名度制作)的理想场地。古代寻求"真理"的心态遂被还原为按市场规则求"名"的动机。名，或"社会认可"，成为人文科学者的直接目标。所谓"成"，成其名而已。孔曰"察其所安"，现代学人实安于此市场内之成；世界如是，夫复何疑！名的知名度化，即名气的计量化，标志着名利的可操作性提升，亦有利于学术成功度的测量。学术名利目标在全面市场化时代遂成为可计量化运作的内容。

同样必须关注媒体(报刊，丛书，影视)上流行的学术意见问题。媒体所能关注的只是表层现实，而人文科学理论的对象是有其纵深面的"立体"现实。"媒体学术"是学术知名度的创造者，是将学术成就化归为知名度大小的主要市场机制。媒体市场是"知名度商品"的生产者和营销者。为了功利目的，学者不得不追逐和顺应媒体市场指标。学术的媒体知名度相当于学术商品价值的度量，也就是市场机制对学术质量和方向认可的度量。

人文科学对社会政治已越来越没有影响。一方面，社会经济的运作自成章法，不再 需要人文学术的"意见"，另一方面，人文科学朝向主观化的发展也使其对社会现实越来越缺少真知灼见。但是，人文学术实乃文化现实的核心部分，虽不能影响社会政治，却可影响文化世界。在今日世界以科技工商为主导的大格局中，文化成为高度被决定者。不再是思想影响社会，而是社会影响思想。文化遂成为科技工商社会的附庸。以哲学为首的人文科学在制度化较低的社会环境中如尚可产生某种影响，在制度化较高的社会环境中其影响则甚微，甚至于全无。此一事实的意义是双面性的：社会欠缺和拒绝古典时代曾有过的高层精神性指导；现代人文科学也并无知识能力对科技工商社会有效提供这类指导。

人文科学社会影响力的降低还与其专业化程度提升有关。人文科学专业化体现为人类知识积累的增加。而在科技工商世界绝大多数人的知识范围和工作需要均与人文科学无关。其结果是绝大多数人读不懂也不重视人文科学(以至于以为诗歌音乐影视武侠即为"人文")。与此同时，介于社会人文科学和科技工商之间的新闻学和媒体业，在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层面上，逐渐成为可对社会文化形成某种人文思想影响力的场地。民主时代中"影响"是相对于群众吸收力的概念。在古代人文学术一枝独秀，人文学术的作者和读者是少数文士"精英"，社会大众是不相干的物质性存在；作者和读者共同组成的学术世界其边界和构成是明确的。古代学术世界也就是由社会上全部知识分子组成。现代社会的主体成为科技工商，所谓社会精英主要从其产生，而科技工商精英不再是人文学术的作者和读者对象。现代学术界"文士"于是面对着一种尴尬局面：同为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文化与学术知识等级中大大低于科技工商人士。人文学术人士与科学技术人士为两类不同的知识分子。人文学者自视甚高，但致力于"无用之学"，且已失去社会读者群。无论是科技工商精英还是各界大众均非其读者或对话者，而且可能的影响之进一步降低，还因为他们的专业化和理论化的提升。此时出现了"缓冲者"：媒体和准媒体。媒体是在科技工商和人文学术之间进行沟通者。人文科学无法以其专业化语言造成社会影响，将人文科学通俗化后并予以社会应用的媒体却可以使之产生较大范围的影响。于是一方面存在着窄小的专业化的学术市场，另一方面出现了广阔的通俗化的学术文化市场。人文科学理论的通俗化转换所扩大的影响与人文科学理论本身无关。人文学者的尴尬处境和困扰心态是：如何同时达成两类彼此并非一致的功利目标：在专业学术界和在通俗文化界。

人文学术本来以专深自任，如今为了扩大影响，反须致力于通俗化。人文学者固有的困境是：专业化使其越来越脱离广大群众，而其最终目标本来是要影响社群。人文科学的理论性生产和其应用性生产之间存在着长期分裂。媒体学术往往以变形的方式填补着这一分裂，其效果却并非与人文理论原初目的一致。通俗化不一定指促使学术思想便于理解，而可兼指"有效地"灵活运用其知识，特别是理论类知识。但是适用于媒体层次上的理论话语遂提供了人文科学"走向世界"的一种假象。学者要想成为"思想家"今日必须"走向媒体"。理论话语元素于是成为媒体式运作的材料。既然对象非专门家，话语运作自由度大增(中国中文系和英美英文系遂成为当代"思想家"的主要产地)。后现代主义正象当初存在主义一样成功地成为媒体语言。在媒体市场获得知名度，影响可以陡增，还可以反过来增加学界知名度("以政养学"为其例之一)。既然以"成功"为目的，走向媒体的结果自然导致逐渐忽略学术理论"内容"本身。实用主义甚至进一步从认识论上"解放思想"，有意识地调整学术思想方向以适应媒体市场的需求，以使学术思想成为"有媒体市场"的"可消费"学术商品。人文理论于是处于两套市场化机制内：学术市场和媒体市场。前者内在地制约着学术理论的方向，后者"外在地"牵引着学术理论方向。

于是不是学术指导市场，而是学术适应市场。专业学者亦须面对另一种窘境：与准媒体学人的竞争。后者不事严肃研究而专务社会声名制造，并显然更适应于科技工商主导的功利主义环境。从技术上说，媒体学人是专业学人成果的"袭用者"。专深研究赖其得以获知于媒体和大众。于是我们又遇到实用主义所不承认的在正当的影响力和"不正当"的影响力之间的区别问题。人文科学希望有益于社会文化事业本合于儒家"兼济"之意。但如将"贡献"与"影响"混为一谈，则学术进步无从谈起。在"泯是非"的后现代主义看来二者实无区别。而且凡有影响者即可为历史留名者，岂非于愿已足，何须深析！这一倾向遂成为人文科学理论滞碍难进的另一原因。因此人文科学的科学性成效难以提升，其有待承担的社会文化职能则改由媒体式"思想家"代劳。 结果，商业化社会中人文科学的特点是：学界内部的求利倾向；制度化-市场化 机制；以及媒体中介化制约。一方面，学界产生着不易为社会大众理解的专门的理论话语，另一方面媒体式学人善于简化学科理论遂可成为学术理论的实际"代言人"。由于媒体界的人文思想同样不能对社会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所产生者仅学者声名而已。结果学术思想成为媒体人制造声名的材料。学术产品最终落实于媒体的结局，反过来影响着学术理论的方向。

在媒体界于是易于发生普遍的角色混淆：学术思想和媒体思想。梁启超以来三四十年间人文学者不少借助媒体发表学术见解，学者学有专长而热心知识传播，谁曰不宜。但如"不务正业"，专务媒体炒作以邀声名，则属哗众取宠之列。其社会性影响为一事，其对学术方向之干扰为另一事。因广大青年读者不辨良莠，惟以知名度为准。媒体以扩大读者影响为目标，而惟浅显耸听之论易于奏效。因此报章充满人人皆可为之的"议论"。其结果可带来名利收益的议论(意见)发表代替了严肃的知识探讨。媒体的通俗化自亦有其必要，但决不相关于严肃的学术探讨，深刻学术思想反而因此也就无从有效发挥其当有的社会性影响。久而久之，媒体与观察者均以为，凡能在媒体上造成影响者才是有学术价值的思想。结果，媒体式学术反而有力地排挤了严肃学术的社会舆论空间。

科技工商，娱乐文化和宗教信仰在社会力学上实属三位一体，相互支持和补充。三者均相关于全球商业化机制之运作。当代武侠小说是商人文学，其"假大空"的理念和艺术，正可满足科技工商的浅娱乐需求。"文学"和"娱乐"不是同一级的分类范畴，前者是指载体，后者是指功能。同样的问题发生在"电影"和"娱乐片"之间。文化分类学的混淆习惯却反映了商业市场化的总格局。在古代，学术思想和通俗文化各不相关，民主时代"雅俗"互通，共同纳入文化市场总体。因此其功利追求亦间接导致同一市场内的"利益冲突"：对社会人群影响力的大小。结果人文科学远远不抵通俗文化。彼此消长态势是结构性的。实际上是科技工商和通俗文化联手"击败"了人文科学。此外在西方再加上宗教。人文科学的影响力怎能与宗教势力相比？今日反对启蒙时代思想的后现代主义以为其成功是其"思想正确"之效，其实乃因其配合科技工商之效。通俗文化和宗教势力均是科技工商的副产品。后现代主义则是人文科学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其本质虽相关于学术信仰而实质上朝向于"权势"；其手段则是在人文科学内部瓦解科学理性。科技工商能够成功源于有效运作理性，而后现代思想家倡导在人文科学内部弱化理性(反对"人文科学"概念为其一)，其结果如何乃不言而喻。(两军对垒。一方强化武备，另一方弱化武备，其势自不言而喻)结果，科技工商相当于势力运作的枢纽，娱乐文化是其"副产品"之一。前者间接运作后者，以致于日趋全面地占领着文化市场和"精神市场"。"声色犬马"是科技工商生存的文化表征。科技工商通过声色犬马来支配文化市场，以至于更彻底地排挤了人文科学效应，促其"就范"，使成为不能发挥社会性影响的文化附庸。(如将人文科学贬低为吟诗作赋或使其成为"学术性古玩"之类)。

广义媒体成为科技工商时代各种文化表达的工具，以其全方位的影响力排除了人文科学影响社会文化的机会。通俗娱乐性文化的价值表现遂有效地排除了高级精神价值表现的机会。武侠小说不过是现代商业化社会精神空虚性的标志，其肤浅性和空洞性受到广大科技工商界精英不分政治倾向地一致肯定一事，恰足以反映金钱社会的精神趣味。作为娱乐品，正象歌舞体育一样，本为人生所必需，无可厚非，但其市场化"垄断"效果却导致人类总体精神水准的降低。当代武侠小说创生于文化沙漠香江，并随科技工商和娱乐文化的发展而影响日增，继而随着全球化而流行到世界各地，遂有望成为商业化时代的全球新型艺术门类，其身份实不再属"文学"，而同于日本漫画一类。(可参照我对电影分类学的分析。)

本人参与筹划2004年中国社科院"中西符号学和人文科学"国际研讨会时曾一度与德方主持人在主题定名上有所分歧。对方建议用"西方和东亚"这样的对比词，我则坚持用"中国和西方"这样的对比词。过去多年来在国际比较符号学研究活动中，我也主张"中西比较"作为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适当性，而不赞成"东亚和西方比较"这样的学术范围规定。表面上，我的主张有些民族本位，而且"东亚"明显较"中国"在地域上为广大。实际上，中西比较课题的定位涵蕴着重要的认识论革新意义：中西比较人文学术理论探讨为跨学科和跨文化学术实践的典型领域。其次，西方人对于三大学术分界的观念并不严格，以至于符号学被视为可适用于人类知识全体。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他们往往视其为一体，没有认识到二者之间加以区分的必要。对此本人以前多有论述，此处不再重复。在本文中所谈学术问题，主要针对人文学术理论，虽然许多现象为一切学术所共有。人文科学论题因由事实和价值共同组成，故复杂性大增。此外，三大学术门类具有不同的知识论特点和实用性价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方面具有经验实证主导性，另一方面具有较强经济政治影响力，其运作方式和相关学术市场构成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相比之下，人文科学在这两方面均与前二者不同，既乏客观决定机制调节其运作方向，又无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其物质性存在更为依附性的。人文科学学术市场基本上不参与真正的商业市场，故亦并不受此客观市场力量的约制而具有其存在形态的随意性，因此反更易于人为操纵而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炒作的工具和场地。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人文学术不够科学性。

百年来外语学习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功劳无限。但是在今日重新考虑中西学术前途时有必要对中国"外语文化"和中国学术前途的关系深入加以考查。特别是如果采取如今学术全球化中产生的规范来作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指南的话，外语学习将有可能成为中国学界在永远较低层次上对西方人文学术亦步亦趋的媒介和根源。为了提高自身学术竞争力，外语专业背景者必趋向于紧随西方学术市场行情和按照西方制度规范去进行国际专业合作，以期在此国际化制度内巩固自身在学术市场内的有利地位。其结果是，西方权威学术仅因此双边交流的学术市场机制即可有力地影响中国人文学术方向。因为，对中方学者来说，用外文优势直接"援引"西方学星作品将可事半功倍。语言的思想承载与表达之功能和其国际交流功能为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中文和德法文均为优秀的语言工具，可以胜任一切古典和现代精神活动表达的需要。英文只是一种方便于国际学术交流的"拐仗"，而非什么内在学术资格的凭证。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读解外语的能力比说写外语的能力重要的多。因前者相关于知识的增加，后者只相关于对外国读者的表达技能。对于知识准备要求极高极广的人文学术研究来说，如在英文读听说写上全面"过关"而因此失去大量时间来吸取实质性知识，其是否得宜是极其成问题的。但是现在不分国内外，外语条件本身被当成了学术能力指标；学术内容和技术工具混而难分。外语作为技能工具结果成为达致学术"成就"的捷径。这一社会和心理倾向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学术理论发展的走向。

实际上，今日国内外有关国学和中西比较学术的观点大多数是在现存学科制度内提出的，其观察方向高度依存于现存学术制度渠道。近年来符号学和解释学的提出，首先在于企图摆脱传统学科制度的局限，扩大和深化视野，以便能够深入考查未来中西人文学术关系。按此观点，中西比较学术研究的前途将远较西方汉学和中国国学目前所能估量的前途为广阔。中国学术的前途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和在世界主流理论层次上来重新定位，也就是在人类学术一体框架内来加以定位。此一观点与儒学的"大同观"和马克思的"国际观"在基本前提上是一致的。按此现代国学也就自然应该成为人类学术整体的一个部分。国学的现代化即国学与西学之间建立全面的可沟通性。国学走向世界，不是仅只指走向西方东亚系。国学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其既须根基于古典又须沟通于世界。如果仅在泥古的方向上"意必固我"，至多将只能沟通于国内的百分之一人口和世界的千分之一人口而已。

为了在新形势下深入把握中国人文学术的问题和其未来方向，也必须不受国外"汉学"学术方向的左右。"中国学术"是一个比"汉学"在深广度上大百倍的领域，决非是后者有能力，有条件面对和处置的。西方汉学的内在局限在于汉学系的大多数外国学生几乎不可能充分掌握中国学术语言。这种情况成为汉学难以大幅提升其学术水准的永恒技术性障碍。汉学系所承担的国际学术交流的实用性任务为另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汉学由于其西方背景而在中国学界获得某种"非相关于学术的"学术权威性，从而导致混淆了两个非常不同的学术领域的任务和功能。

中国人文学术规划是一个必须在全人类文化领域内加以重新定位的问题，是一个必须在现代全人类学术整体内加以重新整合的问题；它不应也不可能再采取学术复古主义(现代海外新儒家运动因此在认识论方向上是错误的)，它也不应朝向全盘西化方向。所谓中国人文学术，本质上应是在中国学术场地上，对全人类学术知识成果进行整合研究；中西两大人文学术传统比较研究则应为重中之重。中国学人关切的不应只是中国学术传统，中国学人应关切的是全人类的学术传统。儒家之"天下"即为今日之"世界"。今日真正的"儒家"必然是治今日全球"天下之学"者，而不是仅只治古代中国"天下之学"者。现代儒学解释学的结论之一即在于此。海外新儒家运动由于"泥解""天下"一词，欲使古代一隅之学施之于现代全世界，其旨非虚则妄。现代儒学1或仁学是指其精神方向和动机结构，不是指其在前科学时代完成的学术经典话语内容本身。我们要在古典中见仁学之精神，不是要在太空时代重新穿上儒教的长袍马褂(不久前报载台湾举行了道教诵经大会，参加者从几岁到八九十岁，数百人经声朗朗，媒体叹为盛事。此新闻如报导于二十年代，必为胡适和陈独秀所痛斥。那么究竟是胡陈落伍了呢，还是今人提升了呢？今日台湾政要多有美国博士学位，他们又一体拜神祈雨，原因何在？我的解释：全部是商业化社会的产物。重要的观察是，受当代西方教育者，其理性可能不进反退)。解释学的目的正在于防止在古典话语解读中出现此类时空混淆的误差。如仅以中国古代文史资料为学术之"天下"，不惟"泥执"，亦属违孔。"依孔违孔"为两千年封建皇朝的基本策略和乡原式儒家的图利手段，大名鼎鼎的孔子遂成为各方加以利用的工具：神话孔子，使其变质，以便可加以任意利用，包括宗教性的利用。两千年来"醇儒"贬斥最厉者为"腐儒"，孔孟批判最厉者为乡原。

一百年来国外汉学和中国国学在构成和性质方面混淆难分。二者相同处是：与中国相关之学术材料及研究。二者不同方面包括：学术的范围，环境，方法，对象，目标。首先的混淆在于"中国学"(汉学和"中国研究")范畴本身。中国学可以分为古典部分和现代部分。汉学主要指前者，中国学可以包括后者。在西方，中文学习，古典研究，现代政治历史研究，以及时事分析，四大片往往合聚一体。(政治，经济，军事的专门研究并不属于汉学和中国学范围)如果就包括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全体的"中国学术"这样一个大范围来说，中国和西方对相关研究不能相提并论。我们说中国学术比西方的"中国学术"之范围大出百倍亦不为过。况且，中国学术是指全体学域，汉学或中国学只是人文学院的一个单位。在此情况下，彼此在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目标上完全不一样。在狭义上，汉学似与国学相当，二者均以中国古典学术为对象。但是二者不仅在规模上相去甚远，而且在"方法上"差别也很大。从两方面说，国学均比汉学高出甚多，彼此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几十年来西方汉学较前大有进展，但其发展规模和势头受到两个基本限制：作为人文学术一个次要部门所受到的比其主要部门更大的限制；以及语言能力的限制。后者更是"难以克服的"。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华裔汉学家的加入当然大大增强了教师的语言和学术能力，但关键在于学生方面(讲授活动的受者方)。如果绝大多数西方学生均为中文的初学者，此一事实已可充分证明西方汉学学术水准提升的先天局限性。因为中文口语和文语之间具有极大的分离性。现代中文"文语"包括古文和清b代学术语言。学术语言中词义的"高语境关联性"要求读者大量的阅读实践才能准确把握文意，而这是西方学生极难有条件办到的。现代学术语言，特别是理论性语言，均是百年来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而且在语法语义表达上变迁迅速。西方学生甚至必须通过更多的阅读实践才能把握现代中文理论读物。这方面的困难还因为读中文的西方人大多以古典学术为专业，无须接触现代中文理论语言，锻炼机会也就更少。中文比西方语言困难的另一个证明是，西方汉学家极少有能够进行学术类中文写作者，更不用说写理论性论文了。反过来，中国学者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胜任英文学术写作。以英文写小说者亦在逐年增加。这种差异性无关于中西学者的天资，而有关于中西语言的构造。有华裔学者说，汉学家掌握中国学术的程度要高于中国学者掌握西方学术的程度，此论决非事实。实际上，中文语言的结构已内在地决定了一个不幸的前景：中西比较研究的重头戏只能由中国学者方担任主力。从理雅格以来，汉学家即须通过中国"语言助手"完成其翻译或研究工作。对于翻译理论性话语来说，困难就更大了。

五十年代胡适在美未能获汉学系聘用，海外华人咸感不平。乃因"胡适绝对有此资格。"好像华人在西方受聘教中国语言和学术为一种荣誉和资格凭证。此种见解固然片面，因为在国外所要求的国学学术程度必远低于在国内大学所要求的国学程度。但是此见解反映着一种一般性共识：在西方工作比在国内工作高人一等；以及，更为荒谬的是，用英文教学比用中文教学高人一等。其实环境不同所需技能种类(包括语言)不同，仅此而已。于是，一般向往到西方去的社会心理性原因成为一种被曲解的学术性标准。向往西方心理和崇尚英文能力竟然成为有关中国学术研究评价的根据。最近的发展表明，有关中国学术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受到各种非学术性原因的左右。非学术的动机成为学术性评价的决定因素。其结果是，中国学术现代化方向的讨论受到严重干扰。国籍，学历，职位的任何一种西方性关联遂成为人文学术水平的判准。这种"国际观"已成为人们不辨学术本末主次的原因之一。

造成上述误解的另一个原因是学科分划制度混乱。汉学界一大问题是学术角色和社会活动角色的混淆。这种由于特定历史条件而形成的非专业化特点，反而成为汉学家自认为有特殊优越性的借口。结果他们成为在学术和政治社会评论两方面均不"专业"者。汉学界在中外学术交流中担任的"中介人"角色自有其重要贡献，但此类学术交际类贡献，往往被误认为其学术性成就，从而在国内权威尊西贬中的惯习中，和在须其协助以"走向世界"的中国国学界内，产生了学术方向认知方面的干扰作用。在西方学术界，没有人会视谦虚为美德，汉学界也必充分利用此国际学术交际层面上的获自中方的特权，以伸张其学术影响力。

五四一代学人之国学素养远远超过当代国学家，而其多数均对儒教传统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五四一代学人可贵之处是其真纯的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他们的现代知识水准肯定不如今日学人，但是他们人人分得清学术研究中的对象和方法是两件事。而当代的读经主义和孔教运动人士却对此未能明确区分。学问以置疑为第一步，宗教则以信仰为第一步。五四时代的疑经和疑古都不过是反映了一代学人的求知求真的精神态度。如果以"信"代"疑"，知识何在？理性何在？又与宗教家何异？作为知识对象，儒学，佛学和神学都是多么重要的研究课题。但为了有效研究这些课题，研究者不需要首先获得现代知识论工具么？不掌握新知识工具，能够有效研究历史思想资料吗？读经主义本质上是混淆了学术中的对象和方法，以为单纯诵习旧籍即可增加认知，其态度异于五四一代一事根本上乃因其理性能力不如五四一代。理性主义精神的退化成为时代学术思潮之特征，其本质则为学术事业市场化的结果。现代儒学首须明确其有关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之区别的问题；其次应该区别儒学所含之思想史料和所含之价值信仰。儒学作为中国古典学术思想文化史，自然是重要无比的研究对象。但是关于今日对儒学的研究方法，则必须充分依靠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手段，岂能泥守旧籍而自外于二十一世纪人类知识整体？"中国符号学"认为，中国古典学术遗产均可，并均应，与现代知识方法论相结合，如音位学，语义学，文本学，类型学，叙事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大量其它现代学术。因此当前科学的古典研究必然是比较学术研究，也就必然是超出传统学术范围的研究。既然是"研究"，就不能采取"信"前于"知"的立场，否则与另类宗教何异？

五四学者的人格和治学态度，和其学术实践得失及社会实践得失，应区别看待。人们对此三方面之间的因果关联往往满足于表面化的分析，反而显示了今人理性分析能力的衰退。我们所赞许的为其理性主义精神，而非其因知识未足和经验未足而导致的各种实践差误。梁启超不断"自我超越"现象的实质即为不断寻求新知识新方法的态度。博学如梁氏而能视国学为客观研究对象，而非视之为膜拜对象，这是何等无私无我的精神气度。海外华裔学人数十年来对五四学术及精神的观察和解释是相当肤表偏颇的，此正因为他们的治学基地是汉学系之故。

严格来说在人文学术领域中人文学术和人文科学为不同之学科分类范畴，虽然学术史上二者可以混用。学术指任何时代含"学术性因素"的活动。人文科学指自然科学勃兴以来(两三百年)和社会科学出现以来(一两百年)存在的人文学术研究。人文科学范畴的出现根本上导源于自然科学的出现，直接地导源于社会科学的出现。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前者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或吸纳或排斥，但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自然科学已使得人文科学不可能使人们再象前自然科学时代那样地进行思考了，中外皆然。人文科学和传统人文学术的根本不同在于强调人文研究必须沿着"科学的"方向前进，虽然这个"科学的"(理性的)形态可以是多元的，也必须是多元的。因此当然不能象胡适一代那样把"科学"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科学。胡适一代初识现代科学(不过一二十年)，远远未能明白区分三大科学领域(自然，社会，人文)的必要，结果导致他们未能明了古典学术和现代人文科学在结构上的区别。一方面，他后悔未曾研究自然科学，另一方面却把宝贵光阴用来考据旧籍，理论上提倡向前看，实践上却一味向后看，一生轻重缓急之间实多有失当。

人文科学也有其"理论物理"，"应用物理"和"工程技术"，其对象和课题是多层次，多方位的。人文科学不同于社会活动，其课题优先顺序是多维的，不能要求其只关注媒体上单维性的时事类课题。人文科学尤其应该关注理论基础的问题，正如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如无其"理论部分"，也就无其工程技术部分。社会文化中的各种实用性课题如无基本理论部分的支持，是不能有效解决的。在课题选择问题之中，有社会性的轻重缓急，也有学术性的轻重缓急。两个权衡系列不应等同。在学术性领域，也有理论性的轻重缓急和应用性的轻重缓急之别。今日全球人文科学的理论性探讨迫切无比，又无现成章法可循。西方理论同样只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非权威性根据。当前人类学术全局的实质是：自然科学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和人文科学处于相对寄生地位。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与18世纪"启蒙时代"完全不同，也与二十世纪初"理性主义"时代基本不同。今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时代即人文理论公然宣称退出人类科学事业而自甘于赏鉴性地位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只是人类人文学术"退出科学领域"之自我矮化运动的表现之一，学术历史主义和复古主义则是同一退缩主义的另一种表现。

就近代人类思想史来说，法国启蒙时代和中国五四时代，均为人类人文理性主义实践的辉煌表现。二者的共同点之一是：对传统思想进行彻底的理性主义再检验。后来人们否定这两个启蒙时代的理由之一是，二者均曾导致社会性实践方面的的负面效果。殊不知，学人持有的理性精神和其在某方面的错误实践为两事。我们所肯定的是前者，而非后者；一个人的社会性见解水平和学术性见解水平可能南辕北辙(这类人物在当代西方大知识分子中可说比比皆是)。把一般精神信仰和具体理智运作中的效果混为一谈是不对的。后人为了批评其错误的社会性实践而对其学术性实践方向加以否定，则等于犯了另一次因果分析的错误。海外新儒家运动在认识论上的误区正在于此。他们以情蔽理，未遵行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教诲，懵然以不知为已知。殊不知：天下已变，社会已变，知识已变。新儒学运动失误的关键是忽略现代社会人文科学知识的存在，以为人文理论即是形上学话语。一则未能认真探索西方形上学传统，二则未知积极吸取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结果，在中西古典人文和现代知识理论的对话场内，新儒家所创造的现代"天道和性理形上学话语"难以发挥有效参与作用。

人文学术及其理论要不要广义的科学化和理性化，这关系到全人类人文学术思想理论的将来。当科技工商全面地坚持理性主义并"向前看"之时，人文学术却全面地坚持非理性主义或伪理性主义而"向后看"，是也非也，请君三思之。全面把握人类知识全局已成为今日学者当务之急，此任务必为集体之事业，而个人求尽其在我可也。二十世纪不过历史之一瞬。在此过度时期杰出之士所在多有，其知识贡献当然是我们继续前进的滋养之一。作为过度时期探索者，任何杰出学人都是得失参半的。辨其得失乃仁者为学求知时的应有之义。如果仅仅承继古人墓志铭传统，神化其成就，讳言其失误，岂仁者所当为？为数十年来被贬抑的学人辨诬为一事，借助其成败经验谋民族学术前进为另一事。从今日学术事业整体来说，向前积极扩充新学又远比向后颂扬旧学重要千百倍。当新学充分扩充后，旧学的时代局限性也就愈加明显，我们总体认知也才能进一步提升。我们的主要任务必然首先是要向前看地全面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我们是否知道：五四以来昔贤所完成的初步学术现代化工作，仅只是民族所需现代人文学术知识总量的百分之一呢？怀古与求新间的轻重缓急，实关乎未来学术理论发展之方向。

提倡儒学1和儒学2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指真正的义理追求，后者指各种功利主义。为此必须恢复仁学的"向真"态度，儒学1即仁学，而儒教功名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共同朝向者为学术"求利"目标。中国古典伦理态度学和西方现代知识论的有机结合，或有可能克服当代西方人文科学认识论危机。食色性也；名利亦性也。但我们不能即按食色欲求来规划高级生存方向，学术名利问题亦然。而市场化的学术导向是全面采取名利操纵机制的。如为其所制，则无从积极参与上述学术理论问题的思考。因为市场化可以使任何一种学术内容经适当操作后居于获利地位，从而使功利取向学人可始终"安于"其术。但是当代西方人文学术也已全面制度化，职业化和"市场化"。其训练，资格，方式，成就，标准，均已成一条龙的运作关系。如果片面追求"国际标准"即等于落入此学术制度化轨道而受到相关市场化机制控导。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人文科学由于可以无关于客观现实从而更易于为一种人为构造的市场机制所支配。

摆脱学术市场化局限的一个机会即仁学主体意识的重建。不是顺应科举功名制度的儒家2，而是遵循自强不息的儒家1。不是关注市场化趋势以求功利主义的因应，而是强化学术实践中的主体自主选择机能。专科学术是知识材料的生产和储积地，解释学是在知识整体系统内为具体课题重新定位的认识论策略。学术市场化已然树立了分科制度与运作规范，并使其与职业化功名目标相结合。仁学态度和网路世界的结合将有可能实现摆脱全球学术市场化垄断的独立工作基地。来自中国的伦理学和来自西方的知识技术工具的结合，遂为世界人文理论的重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没有独立的主体选择学，就不可能从功利技术层面的思考上升到动机，价值和目标层次上的思考。没有现代化的义利之辨，就不可能突破市场化的方向控制。专业化，制度化和职业化，当然是现代人文学术实践的正当渠道。它们为现代人文科学思考提供了技术性条件。但是此技术性条件本身也包含着价值性控导，从而影响着学术思考方向。前者是我们自然须依靠的，后者则是我们不能盲从的。一种解释学的辩证法大概正在于此：利用学术之技术性手段，而又不可为其所约制。人，应该是此广义技术化世界的主人。

名词简释：

符号学: 是一个兼涉范围和方式两方面的跨学科-跨文化学术重 整策略的总称；

解释学: 是一个处理不同历史语境之间对话关系的分析策略的总称；

(胡塞尔)现象学: 是在后现代主义时期重建主体伦理学机制的认识论学科；

文化市场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TM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4） 12-0000-01

一、概述

市场化，给当代文学带来了影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但是这个影响到底如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看来，不能简简单单的用一个“好”与“坏”来区分了，更多的学者愿意用“挑战”和“机遇”来说，一是显得更文艺范儿，二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失落吧，毕竟文人就是文人，让文人参与商业，就好比孔乙己为自己偷书而做的辩解一样苍白。

二、市场化让文学更贴近生活

文学，顾名思义，就是文化人搞的学问。这其中是包含了两个极具富有哲学的元素，一个是文化，一个是学问，这两个元素的评定，是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的。在以往，得到更高的层面的学者的认可，或者是顺应了政治的需要，你就是文化人。写了《半夜鸡叫》的高玉宝属于前者，写了《艳阳天》的浩然属于后者，当时的供需关系是，文化人写什么，读者读什么，当然了这得是在能出版的前提下。然而，这一切在市场化的改革中，被完全颠覆了，现在的供需关系式，读者想看什么类型的，市场上就有什么类型的，而且不仅出现了实体书，随着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电子书和能随时随地听的书也被读者热捧。而且市场上再也不是那些晦涩难懂的俄国文学小说的天下了，无论是莫言先生的《生死疲劳》还是网络小说作家刘猛的《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让文学在市场化的洗礼下，变得平民化、通俗化。

三、市场化让文学更理性

文化人永远是感性的，其作品也当然是感性的了。自从苏童的《妻妾成群》被张导“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来着实的火了一把之后，文学作品、文化人好像一夜之间就都变得理性了。所有的文化人都发现，原来感性的不能再感性的文字，也能这么直白的理性的让读者接受。一时间，类似题材的作品如雨后春笋一般的涌入了市场。市场毕竟是市场，有自己的商业规律，当理性的文学作品达到市场的饱和度之后，市场就抛弃了这些文化人。这下，文化人又不理性了，为啥市场变幻这么莫测呢。其实，这就是市场，这就是市场的运行法则。只有摸透了市场的脉搏，才能认识市场、认知市场；只有摸透了市场的运作方式，才能让市场为文化服务、为文学作品服务、为文化人服务。感性的作品，市场是需要的，理性的运作模式，市场也是需要的，但是这些都是在一个度的权衡下，所有的事物都在这个平衡点上下运作，那样的市场才是健康、稳健发展的市场，不仅仅是文化人需要这样的市场，涅重塑的文学更需要这样的市场。

四、市场让报告文学更文学

报告文学这种题材，虽说官方给的定义是介乎于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之间的，但是曾经在很长一个阶段里，其实质就像它的名字前半段一样，就是个报告，文学的特点一点都不突出。市场的发展，让这一切都改变了，尤其是信息化时代的来临，自媒体的兴盛，让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和价值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报告文学的转型过程中，人们往往以缅怀的神情谈及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和阅读的热闹景观，诸如麦天枢、钱钢、徐钢、贾鲁生等人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报告文学不仅蕴含着较为深刻的理性思考，而且浸透着浓烈的理想与激情，契合时代前进的铿锵足音。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已不可能重返那个年代了。我们必要重新审视市场化的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必须重新突出其文学价值，这样，才是市场需要的，才是读者需要的。

五、市场让中国文学更国际范儿

中国文学的国际范儿，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是因为火候儿到了。王蒙、于丹等人的讲坛，将中国文化底蕴通过电视这一传播最为广泛的平台宣传了个火热，不仅仅让大众重新面对了历史，更加深刻的将大众带入了文学这一高层次的精神境界里，关键是让国人以外的人了解了中国文学。再加上适当的包装和市场运作，中国文学也带着国际范儿走上了国际文坛的舞台，展示了其“高大上”的独有魅力，让外国人认认真真的重新认识了中国，让外国人知道了，现代的中国，也到处都是星巴克，也到处都是高楼林立，也到处都是满格的Wifi信号，如果再想找小脚老太太或者是梳着辫子的男人，只能去黑白影视作品里了。中国的文学，现在正需要这种意识形态作为推动力，海外的市场是未知的也是充满了机遇的，莫言先生的获奖，就像一把导火索一样的，把海外的目光已经吸引到了中国文学身上了，接下来，就是中国文学大展拳脚的时代了。

六、市场在抹杀文学

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不断加速，文学带给人的更多的是一种境界，一种意识形态空间，一种环境思维的逆向突破，很多时候，好的文学作品在一百个不同的读者心里有一百种不同的呈现形式，这才是经典，这才是纯文学。市面上这些作品，充其量算是堆砌在一起的文字罢了。市场化的到来，带走了文学的这种纯，带走了文学的单一，把文学无情的绑架在了经济之上，这让原本就略显孱弱的文学更加的前途未卜。但是，很遗憾，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因为现在的市场并不成熟，现在的市场自身还处在一种转型的节点上，更何况文学了。不过根据现在互联网文学的异军突起来看，这到时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如果把这个方向把握住了，也许能摆脱市场的枷锁，走出一条适合文学自己的道路来。

七、结束语

市场化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影响的争论，估计还要持续一阵子，但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必须抓住市场的脉搏去前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文化市场学论文篇（11）

    对于广大人民的理解,在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的现实面前,尽管社会各阶层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工人和农民应该是人民范畴的基础。把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贯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中,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阶级性的最好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性,是指该理论通过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并得出真理性的认识。当然,所谓真理性的认识,属于相对真理的范畴,是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的具体的、历史的正确认识。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鲜明的科学性,理由在于:第一,体现在它能够借鉴、吸收人类历史上关于市场经济理论及其他理论中优秀的文化遗产,特别是继承、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创新。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持科学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认识世界,以可靠的科学知识和历史材料为依据,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研究,寻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正确道路和发展规律。第三,最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持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为基础,紧密结合实际,不断研究和解决前进和实践的发展所提出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其能够成为永葆青春活力的科学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性的有效发挥,必须建构科学的理论体系。从应然层面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必须符合相容性和系统性原则,所谓相容性,就是该理论的逻辑范畴必须前后一贯,符合矛盾的同一律;所谓系统性,就是该理论能够运用系统、环境、要素等范畴,使其具有条理性,这样既符合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又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具体地说,科学性是阶级性的前提,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真正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才能真正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阶级性是科学性的必然结论,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真正站在广大人人民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和认识问题,才能得出符合真理性的科学结论。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充分尊重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进而达到科学性和阶级性的高度统一。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要求理论工作者准确地把握阶级性和科学性的内涵及其二者的内在关系。在当前,如何既用科学的理论批判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所谓经济学是普遍适用的超阶级论主张,又对解决社会分配中存在的两极分化等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